农业合作社的含义篇1
所谓“三农问题”的体制转型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要求和任务，必然会体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创制;其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体制在这些创制中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三农问题”自身将失去意义。指出这个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将有助于更加正确地运用科学发展观，使学术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具有更为贴近和合理的真实关联。由此，本文先集中阐明提出这个转型的根据和真实含义，然后分别说明转型的若干主要内容，包括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创制、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民生统筹以及乡村治理等。显然，这些阐释和分析包括许多内容，我不过是针对这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包括指出它们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三农问题”的失去意义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整体的农村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体制转型的阶段，其基本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里的“整体”就是所谓的“三农”，“发展”则是指这三个方面问题朝着预期愿望的变化情况，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应该是针对今后这方面发展的性质和形态而言的。因此，如何理解“三农问题”的真实含义和变化情况，是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不对的，或者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命题。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人们几乎都是在简约指称的意义上使用“问题”这个词，实际意思不过是指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工作，表示这个工作很难以及这方面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负担。事实上，“三农问题”的真实含义在于，这三个“农”，尤其是“农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它不是可以被对象性加以“解决”的，只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情况而失去意义。其二，把“三农”并列起来作为某种复合概念是不对的，因为农业和农村都是农民的对象，如果有什么对象性问题需要解决，实施解决的最终主体恰恰是农民本身，而不是农民问题被什么办法解决了[1]。由于理解的不同或歧义，就容易模糊制度在其规范性和针对性之间的联结，或者说减弱制度的实效，由此带来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过，如果只把“三农”作为一个方便的指称，那就的确没有必要对其成立与否的合理性做细致的理论辨析，而且在实际做法中，即使不是分别对待这三个“农”，至少也是有其政策规范和工作针对的侧重区别的。比如，相对说来，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关注的是“农民”，旨在提高农民的收入;2005年1号文件关注的是“农业”，旨在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1号文件的主题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对体制转型的说明既是针对指称意义上的“三农问题”整体内容，也包括农村、农业、农民各自的变化，而“三农问题”的失去意义则是这种转型和变化的逻辑结果。
孙津：中国“三农问题”的体制转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4期首先，就农村来说，体制转型的性质和内容就在于新农村的“新”。不难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要求中的“农村”不可能指仅仅与农业和农民相区别的自然空间概念，而是某种社会发展的文明形态。所以，文件把这个要求归纳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但是，从时间上讲，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就讲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从要求上讲，那二十个字的内容更是现代社会普遍愿望达到的文明形态。因此，要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致流于一句空洞的口号，就必须理解并以行动赋予它区别于前次做法以及不同于普遍愿望的特定含义。简括地说，这个含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体制，而从任务目标来讲，则是在农村发展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创制。
作为发展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改革开放前后有着明显的政治理念延续，这就是使农民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问题在于，政社合一的体制以及各种运动方式局限或延阻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建设者的利益增进变得极为困难。责任制的问题后面要专门讨论，这里仅限于指出，作为农村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责任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潜能已释放殆尽，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必须要求，就是创制能够进一步、甚至是再一次促进生产力解放的制度体系。同样，上述二十个字所说的建设内容是要由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强的物质基础来支撑的，但是，如何实现这些建设内容，尤其是如何保证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仍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制。一方面，与这些内容方面的建设相适应的各种制度仍有待建立和健全;另一方面，这些建设内容本身就包括或者就是制度的创制，比如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
其次，农业方面的体制转型主要是农业经济的范畴延扩以及相应的制度创制。无论什么样的文明形态，经济发展都是其最基本的能力支撑和实际内容，因此从现代化进程的实际状况来讲，新农村所要求的农业必然是某种现代农业，所以中央2005年1号文件才会提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为了强调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或纠正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已经出现的误导和偏向，中央在2007年初又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任务是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关于现代农业的制度问题后面再专门讨论，这里只是指出，发展现代农业不仅要求相应的体制转型，而且建立健全能够促进和保证这个发展的运作机制和功能规范就是制度本身的创制，其核心内容是提供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和实施产业结构的调整机制。
第三，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民本身的转型。农民本身的转型方向，就是使农民本身不再成为问题。就此而言，正确认识“农民本身就是问题”这个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农民本身转型的必然性及其作为“三农问题”体制转型关键因素和核心工作的合理性，而且直接表明了所谓“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以及“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等说法的真实含义。
无论整体的“三农”还是每一个“农”，它们本身作为“问题”的性质含义是从社会学角度讲的，即某个事物或现象自身的内在矛盾具有影响全社会现状发生根本变化的意义和作用。因此，“农民本身就是问题”的主要含义就在于，作为某个群体(或阶级)存在的农民的自身内在矛盾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的整体发展。简括地说，这个内在矛盾就体现为农民在其概念生成和真实行为中的身份转变。这个转变在时间上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转为自觉的革命主体。中国革命的核心任务是推翻封建的土地私有制，然而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动员大多数人愿意并且实施对这个制度的推翻。于是，同处于土地私有制这个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大部分人(即包括贫农、下中农、中农甚至上中农等在内的“农民”)就必须被剥离出来，从而作为革命主体去反对和打倒这个结构中的少部分人(即地主和富农)。其二是转为创新的建设主体。革命的实际成果、甚至革命得以成功的保证都是实现平均地权，但是，土地私有制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相悖，而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又不能自己革自己的命，所以就有了合作化，从而使农民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责任制仍处于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因为责任制既不能保证作为建设主体的农民个体能够、并且以规范的形式实现对公有制(即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经济)的真实占有，也没能使这种占有能够实现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和农民利益持续增进的一致性。
由上可以看出，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要求和基本保证都是一系列制度创制，所以说是体制转型;另一方面，根据转型的目标设计，农民作为这个转型的主体其“自身就是问题”的性质将随着转型的实施和实现失去意义，而农村和农业即使存在问题，也只是主体需要，并可以解决的对象性工作，所以整体的“三农问题”也就失去意义了。
2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既定的目标方向，而其内容则要由具体的建设来充实和实现。整体说来，这个建设所涉及的工作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三农问题”，所以，新农村的“新”就体现为“三农问题”正在进入一个体制转型的新阶段。换句话说，体制转型就是农村综合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也是一次总体性的体制转型。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以下从四个方面讨论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
2.1责任制与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创制
作为农村现行的基本制度，责任制的规范功能包括三个主要领域，即政治、经济和社会。从制度的实际作用来讲，很难将这三个领域分开来，不过还是可以就其针对或侧重作区别说明。相对说来，政治上指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以土地所有为核心内容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上指的是土地产权与其经营权相分离的运作制度，实际上是对平均地权实施某种形式和程度的负责的机制;通过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的规范，责任制实际上成为农村社会形态在制度层面的基本维系和联结，也就是说，只有直接或间接地经由责任制允许或转换，农村社会的各种形态才能够具有其真实的空间。因此，从现行的基本制度来讲，总体性转型或者说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责任制基础上的体制创制;而从土地所有制在上述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领域的制度意义和作用来讲，这个任务的核心内容，就是新型土地生产关系的创制。
事实上，既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是由体制直接安排的，因为我国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但是，由于农民生存、生产、生活的特殊性，就由体制为所有农民划出一部分土地，并规定他们只能以集体的名义来占有。这个特殊性所体现的是某种同一性关系，即土地同时是农民生存环境、生产资料和生活条件的统一体。不难看出，至少从逻辑上讲，责任制的产权和经营权分离，实际上是进一步悬置了这个集体名义，而农业税的废止则使土地成为依生产方式而变化的公共用地。因此，这方面转型的基本含义就在于，创制一种能够为政治(所有制性质)和经济(生产和经营获益)建立机制联结的土地生产关系。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延续了土地生产资料的公有性质，但是，它在以平均地权作为实施经营权的资格的基础上，改变了责任制的形式结构，即不是把产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而是将平均地权的资格直接作为土地占有的形式，从而使农民成为土地利用(包括土地的增值、交易、转让、合作等)的真实主体，或者说以个体农民真实地占有他们公共所有的土地的方式落实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基本制度，新型土地生产关系的具体建构仍需要进一步探讨[2，3]。
2.2粮食经济与现代农业
在新中国近60年的建设历程中，有一半时间是粮食短缺的紧张阶段，因此农业经济实际上就是为着粮食增长的经济，“以粮为纲”也才是客观条件所允许的合理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粮食经济的投入和政策扶持，从对种粮采取各种补贴政策直至完全取消了农业税。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900亿kg以上，根据规划，2007年要进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引导农民合理安排种植结构，提高复种指数，种足种好粮食作物，力争粮食面积稳定在10亿hm2以上;同时着力提高粮食单产，力争单产增长1%以上。这再次表明，粮食经济始终都是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农村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对这个成就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粮食经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也逐渐产生和突出了两个主要的新问题。一个是农民能否、以及怎样靠粮食经济来保证收入的持续增加;另一个就是如何对待国家的粮食安全。事实上，正是粮食经济的关键作用，农业才被看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人多耕地资源又有限的大国来讲，这个基础的真实含义其实是指一个由众多吃饭人口组成的公分母，分母越大，分值就越小。即使在今天，粮食产量的取得不仅要靠一系列针对性的相关政策扶持，而且既不能等同于粮食持续增长的牢固基础，也不能替代高质量供需平衡意义上的粮食安全。
如果单靠粮食出售就能够赚钱，农民的生活也就没有问题了，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一方面，农业的自然经济形态以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的刚性局限，使得土地的农业产出无法支撑农民的收入增加，甚至难以摆脱贫困;另一方面，随着整个经济运作的市场化转型，不仅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降低、务农成本日益加大，而且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拉大。因此，真正的出路是彻底转变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事实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任务规定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必然就会要求大大延伸和扩展农业经济的含义。但是，不仅由于粮食安全的必需，更因为多数耕地仍然是用来生产粮食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需要多数农民来从事这种生产，所以相对以粮食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制度来讲，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在于如何处理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的大农业经济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换句话说，有没有粮食吃以及是否够吃，与吃什么粮食以及怎样运作粮食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所反映的问题实质，就是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大农业经济的转型。
这个转型同样需要制度的创制，或者说由此逐步形成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其内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经济结构本身，也就是某种大农业概念，它所涉及的制度创制主要是农业的工业化问题。其二是所谓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保证农民可以享有现代农业经济从生产到最终消费完整链环上每个环节的利润，尤其是增值利润。
2.3道义关注与民生统筹
事实上，之所以会提出所谓“三农问题”并引起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道义的原因。一方面，人们关注“三农问题”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整体现代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又对农民普遍抱有同情弱势的心态。尽管从道理上讲，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农民不仅成为这个发展的建设主体而且也是其利益的享有者，“三农问题”将逐步失去意义，但是，道义关切毕竟不能替代相对弱势一方本身的富强。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要的、也必然会产生的一项工作，就是建立对农民生存、生计和生活进行整合协调的民生统筹制度。就像上面说到的土地与中国农民的特殊关系一样，生存、生计和生活也是农民各民生要素方面的统一体，不过从转型的角度讲，这方面的制度创制至少包括三项内容，即农民与土地关系、就业形式以及社会保障。
从形态的角度讲，农民生存的最直接因素就是他与土地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上面讨论的生产关系，不过无论哪种所有制，中国农民生存形态的改变都是和土地利用的选择可能紧密联系的。的确，越来越多的农民劳动力或农村人口从土地耕作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然而恰恰是这个趋势表明，在土地利用的选择方面亟需创制相应的制度和运作机制，其主要问题，在于农民如何从土地中退出。看起来，退出土地不仅是断了农民的后路，更是放弃了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但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这种占有资格来实施所有权的让渡、交易、转换，甚至受益。从生计的角度讲，农民就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工资，所以长期以来农民务农不被看作是一种就业形式。这方面创制的主要内容一是如何提高务农就业的质量，另一则是如何保证农民在选择其他就业形式方面的平等权利。从生活的角度讲，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种社会保障。这方面的讨论很多，不过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农村和城市待遇的一致，而是如何创制适合农村特性(比如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同一性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
2.4城乡统筹中的乡村治理
体制转型的直接目的是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加合理有效的制度体系，因此，体制转型并不仅仅是某种发展的需要，更是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功能实施，即是说，方方面面的创制同时也就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但是，农村发展不可能离开它与城市的关系，包括农村自己的城镇化，因此，统筹协调城乡发展应该是农村体制转型的题中之义。就治理来讲，之所以说“乡村”而不是“农村”，主要是为了突出对于作为与城市相区别的某种社会形态进行治理的性质特征，而且也是为了尽量避免把三个“农”混在一起可能造成的误解。同样，城乡统筹本身也是一个多层面和综合性的工作，比如至少包括身份及相应权利的主体统筹、以经济活动为主导的要素统筹、以及以空间形态为载体的区域统筹等，并不仅仅指制度层面的协调。不过，就这个统筹机制对乡村治理的作用针对来讲，可以从公共产品供给、村民自治、税费改革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比较突出的方面来分析其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
首先，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乡村治理需要的物质基础或条件要由农村自己的发展来解决，然而从公正的角度讲，农村这方面最大的弱势就在于缺乏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如何在公正的前提下，帮助农村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是城乡统筹在为乡村治理提供物质支撑方面最需要的制度创制。其次，村民自治当然包含农村政治民主的含义，但是，这个制度本身的作用是为乡村共同体提供一个与外界打交道的经纪职能。从乡村来讲，这方面最主要的创制是如何设置并真实形成乡村共同体利益代表和经纪相同一的自治主体;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讲，则是如何使这个自治主体真正具有与城市进行谈判和合作的平等权利。第三，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目的一直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减免税费本身并不必然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甚至也不必然具有公正性。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针对乡村财政严重不足以及税费职能从乡村治理中悬置起来或剥离出去的状况，从城乡统筹的意义上进行新型的税费制度创制。第四，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是乡村和城市共同的任务，因此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讲，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制度创制至少要达到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能够与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协调一致，另一是能够预防和制止城市扩张对乡村利益的侵占。
仅从上述四个方面就不难看出，用城乡统筹的原则来进行乡村治理不仅仅指城乡的公正互助，还包括某些普遍性的因素或改革需求。比如财政体制的改革。乡村治理需要钱，但是现在的财政制度导致乡村以及地方政府的事权远远大于财权，而且中央税收的比重仍在加大。20世纪90年代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重约为34∶66;21世纪初就变成了52∶48;2006年更是达到了55∶45。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不仅只能维持吃饭财政，而且靠卖地支撑GDp的趋势也有增无减。又比如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或成为服务型政府。如果政府职能转变只是一个整体的导向，而GDp增长仍是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那么既要挣钱又要服务的职能取向矛盾就无法解决，依法行政、监督法治、服务和调节经济以及保障公正和公平等作为也就愈加困难。事实上，地方政府即使是卖地，前期的土地整理费用大多也只能靠贷款，加上政绩考核的经济指标压力，致使每届政府都希望多借债，还债的责任感几乎被磨灭。
农业合作社的含义篇2
关键词：农民、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宪法概念、规范变迁
从法律逻辑上来看，农民的宪法地位似乎应毋庸议。一则，我国现行宪法序言和总纲关于国体、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主体的内容暗含了农民的政治地位；二则，体现农民法律地位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诸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农民是人，是公民，自然是基本权利主体。两者结合，似乎农民的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具有统一性。实则不然。一方面政治与法律、规范与事实的互为纠结使问题并非如法律逻辑那样清晰、明朗，他方面比较宪法史也不乏关于一部分自然人长期没有获得完整的宪法人格，不具有公民资格，不享有平等保护的例证。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我国文本载明的宪法概念进行规范阅读，结合理论、比较法和现实，获致对农民宪法地位的整体认识。
一、双重属性与不对称
在我国，农民的宪法地位具有双重属性，且两重属性之间呈不对称状态。所谓双重属性，是指农民既具有政治地位，也具有法律地位。所谓不对称，是指农民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之间具有落差。www.133229.com造成这一状况的既有规范因素，也有事实原因。规范因素是因为宪法具有双重性，即政治性和法律性，政治意义上“人民”概念和法律意义上“公民”概念并非总是重叠；事实原因是我国长期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需要。农民宪法地位的双重属性与落差也反映出理想与现实、政治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
在宪法史上，并非所有社会群体的宪法地位都具有一致性。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只有政治地位而无法律地位，或者享有不完全的法律地位；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只有法律地位而无政治地位；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既无政治地位，也无法律地位。这是因为，宪法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政治与法律的不一致性决定了“人民”和“公民”两个宪法概念在规范内涵上的差异。当今社会，不管一国实行何种制度，宪法的政治性使各国宪法都将“主权在民”或者“权力属于人民”作为宪法原则，[①]宪法也被视为全民意志或者人民意志的产物。借助“主权在民”理念催生的现代宪法，无人敢于公然宣称将一部分社会群体排斥在人民之外，宪法须依赖“我们人民”这样堂而皇之的政治宣示奠定其合法性。但是，政治上的宣示并不等于法律上的权利，宪法上的人民并不必然就是法律上的公民。由是之故，某种意义上，一部宪法史也是逐渐缩小社会排斥范围的历史，而部分社会群体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之错落的种种形态，也构成了宪法社会排斥史的规范写照。
历史上，最为明显地只有政治地位而不具有法律地位或者不完全法律地位的社会群体是黑人和妇女。[②]其中黑人宪法地位的变迁史既对美国宪法序言所宣称的、且被美国人长久引以为傲的“wethepeople”形成巨大讽刺，也折射出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美国宪法通篇甚至对黑人未置一词，但宪法直接涉及奴隶制的条款有五条，间接涉及的有十多项条款，其中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关于奴隶制的妥协条款有三条。这就是五分之三条款（thethree-fifthsclause）、奴隶贸易条款（theslavetradeclause）和逃奴条款（thefugitiveslaveclause）。五分之三条款出现在美国宪法第1条。该条规定国会的权力，其中第2款（3）规定：“众议院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合众国所辖各州人口之多寡，分配于各州，此项人口数目（包括所有自由人及五分之三非自由人并包括服役期内之人，但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不算。）人口统计应于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三年内及此后每十年，依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实行之。”其中的“五分之三非自由人”指的就是黑人。奴隶贸易条款是指美国宪法第一条第9款，该款（1）规定：“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应当准予入境之人，其迁徙或入境时，在1808年前，国会不得禁止之。但对于其入境，得课以每人不超过10元的税金。”如果仅从字面来看，这里并无任何黑人或者奴隶之字眼，不了解美国历史和美国宪法的人甚至不能从中看出这是一条关于黑奴买卖的规定。实际的情形是，该条的“准予入境之人”指的是黑人，“准予入境”是指奴隶贸易。翻译成白话，该条可表述为：现有任何一州可以自由从事奴隶贸易。在1808年之前，国会不得制止奴隶贸易。但对于奴隶贸易，每人须收取低于10元的税金。逃奴条款出现在第4条。该条是关于州与州及联邦之间关系的内容。第4条第2款（3）规定：“凡根据一州的法律应在该州服兵役或劳役者逃往他州时，不得因该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结束其该项兵役和劳役，而应因服役州的要求将其人交还。”此处也没有出现任何黑人或者奴隶制字眼，而是“服兵役”或“劳役者”，其中“劳役者”就是奴隶。用直白的语言叙述，该条的意思是这样的：一州逃往他州的奴隶，他州必须负责交还。从五分之三、奴隶贸易和逃奴条款的内容来看，制宪之时的美国黑人不具备完整法律人格，只相当于五分之三的人，他们是奴隶，也是财产。
美国宪法之所以措辞如此含蓄隐晦却又选择默许奴隶制度的存在，实乃是理想让位于现实、法律让位于政治的结果，既是出于迫不得已，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虚伪性，还是一种妥协。一方面，蓄奴制度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存在。1789年制宪之时，13州中有7个州是蓄奴州；[③]出席制宪会议的55位代表中，有9人是种植园主，有15人是奴隶主；[④]作为制宪者之一、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就是蓄奴者；另一个虽然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但却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也是美国开国之父的杰弗逊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蓄奴者。另一方面，制宪者熟悉自然权利理论，深知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意味着什么，让《独立宣言》中“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庄严文字依然激荡于胸的他们在宪法中公然写出“奴隶”或者“奴隶制”是不可能的。制宪者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对现实予以默认，但又心存不甘。他们既要默认这一与自己理想相悖的制度，又不愿直陈其事，只能选择这样一种春秋笔法。制宪者面对现实的无力、尴尬乃至虚伪还充分表现在对宪法原文是否应包含《权利法案》，以及对1787年宪法原文的批准上。作为制宪会议代表之一的平克尼将军就曾道出了其中的隐衷。他在1787说服南卡罗来纳州宪法批准会议上的辩论道：“对于本州的成员而言，另外一个反对插入权利法案的理由极为重要。这样的权利法案通常以宣称人人生而自由为开始。现在，我们（固然）应以极糟糕的恩惠宣称这一点，（但）当我们财产的大部分是由人组成的时候，谁实际上生而为奴呢？”[⑤]这里既表现出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永恒紧张，也显示出宪法的政治性和受历史条件决定的特点，即宪法本身并不能抵御那些明显具有违宪内容的条款，作为政治决断，宪法内容受制于事实，是当时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也是妥协的结果。
更有甚者，如果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美国黑人既无政治地位，也无法律地位。在1857年的德雷特·斯格特诉桑弗特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否认美国宪法中“人民”与“公民”的区别，来拒绝给予斯格特以自由人和美国公民的身份。首席法官塔尼在阐释裁决理由时指出了“公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说，美国人民和美国公民两者是同义词，两者皆指“在我们的共和政体中……有权通过代议的方式参与政府的‘主权人民’”。宪法制定时，联邦没有公民，宪法批准后，联邦内各州的公民在宪法生效时转化为联邦公民，但在宪法批准时黑人不是各州的公民，因而他们也没有能够转化为联邦公民。州可以在联邦成立后，将本州的黑人变成本州的公民，但不能将黑人变成联邦公民。所以，黑人不是美国联邦公民，不能享有美国公民的一切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也无权到联邦法院告状。塔尼还特别认为，殖民地的领袖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并没有将作为财产的黑人包括在他们所指的“所有人”的概念中，黑人的公民地位和权利问题，“根本就没有被制宪者们放在心上”[⑥]。他认为，制宪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使用的语言的意义，也清楚其他人会怎样理解他们使用的语言的涵义；他们知道任何文明社会都不会将黑人种族包括在内，也知道黑人种族将根据公意总是被排除在文明政府和文明国家之外而注定要成为奴隶的”[⑦]既然黑人既不是人，也不是公民，那么黑人的宪法地位是什么呢？塔尼认为黑人应定为介于外国人和公民的地位。所谓公民，他们必须效忠美国；所谓外国人，他们不能享有美国公民的权利。这就是说，美国黑人既不属于人民的范围，也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法律地位。
另外一个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不完全对称的例子是美国妇女。妇女在美国属于自然人，理论上属于人民，具有公民资格；从美国1787年宪法的条文和字面含义上，也看不出有关美国妇女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差异的内容。但在实际上生活中，美国妇女长期只享有宪法规定的私人权利，不享有政治权利。所谓私人权利，是指妇女可以与成年自由人一样签署契约、买卖房屋等；她们也有人身安全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享有宪法规定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但是，妇女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享有政治权，即没有投票权，不得参加陪审团，不得担任公职，不得服兵役。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参加陪审团和服兵役不仅仅是公民义务，而是公民权利，即具备公民身份资格的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只享有完全公民资格的人才享有的权利，而非仅仅是自然人的权利。妇女是自然人，但她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陪审团和服兵役是公民权利，也是政治权利，妇女自然不享有这些只有公民才享有的权利。这一状况直到1920年美国宪法通过第19条修正案之后才予以改善。[⑧]这里应引起注意的是，自然人在政治社会里具有双重身份，私身份和公身份。私身份有权从事私人行为免于国家干预，公身份则以公民资格参与公共生活。只有具有完整的公民资格的人才同时具有两种权利。正因为此，美国政治学家阿克曼提出了“私人公民”这一概念，[⑨]其意在于把自然人的“私”的一面与“公”的一面统合起来。严格而言，这一概念只存在于一个实质上教育和财富基本同质，形式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里。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妇女之间在实质和形式上不存在任何差别，或者差别不大，个人既享有私人意义上的宪法基本权，也参与公共生活。如此，“私人公民”的概念才能成立，个人的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才能实现完全统一。
只有法律地位而无政治地位的典型例证是外国人。宪法在宣称人民是国家主人，宪法是人民意志之时，并没有将外国人包括在内。这是因为，国家概念所包含的主权、领土（疆域）和人民中的“人民”是指主权国家疆域之内的人民，主权国家概念将外国人排斥在人民范围之外，宪法宣示的人民不包括外国人。因而，不管是在一国旅游、短期居留还是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只要不具有住在国的国籍，就不是本国人，不是公民。除此之外，外国人不具有政治地位还表现在他们不享有选举权、没有资格担任公职等问题上。虽然外国人在居住国没有政治地位，但他们拥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享有某些基本权利而不是全部，如人身自由、财产保护等，因为外国人是自然人，很多国家宪法基本权利的主体是“人”，“人”既包括本国公民，也包括外国人。目前，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外国人在居住国享有的权利范围呈逐渐扩大之势，可以享有某些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等。但是，总体上，外国人不享有政治地位，只享有法律地位。
我国文革时期的宪法现实提供了一部分人不具有政治地位但却享有不完全法律地位的例证。那时，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在政治上被称为“反动派”或“反动分子”，被排斥在人民的范围之外。他们是公民，但被剥夺政治权利，不享有宪法基本权。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主导我国政治现实的是毛泽东的敌友区分理论。在此概念之下，人民和公民的概念不一，范围不同。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⑩]所谓朋友，在国内指的是人民；所谓敌人，指包括国内外的“反动派”和“坏分子”。属于朋友范围内的，是人民，也是公民；国内的“反动派”和“坏分子”的，不属于人民的范围，虽然他们是公民。敌友区分处于宪法理论中政治决断论的核心。政治斗争中区分敌友并非毛泽东独此一家，德国宪法学家施密特的政治决断论中就包含了政治行为和动机中敌友的基本划分。因极端依赖事实，决断理论被批评为是不受自身之外任何事情束缚的结果，也是政治观念中的虚无主义。[11]但是，与任何宪法理论家相比，施密特都显示出他对权力真实运行状态的非凡洞察力，因而政治决断理论恰恰是建立在对政治事实的清晰认知之上。虽然这种宪法理论因极端依赖事实而缺少一种评价和规范的尺度，决断论被批评者认为缺乏关于决断的形而上学，即关于决断的正当性基础，然而很多情况下，政治的强权事实状态使规范显得卑微，评价因此变得无力。毛泽东政治上的敌友区分论与其宪法观显示出内在一致性，即强调宪法对事实的承认。他在1940年2月20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公民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12]可见，毛泽东的宪法理论更多属于实质主义宪法观，与政治决断论有某种契合。
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在1949年6月2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因而，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农民阶级作为人民而存在。这是由农民阶级在建国前的革命史中所处的地位而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仅是政权的基础，还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体。这是因为，中国革命不仅在夺取政权阶段需要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农民阶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化发展落后且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需要农业和农民阶级的支持。因而，在建国后的不同时期，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一直属于人民的范围，在政治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农民的法律地位却不似其政治地位那样清晰、明朗。虽然农民是公民，也不像“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那样不享有政治权利，但个体和法律意义上的农民并不享有作为公民的全部基本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建国后我国所处的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给予城乡分治二元体制以历史正当性。欲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对外突破封锁，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内实行自我剥夺的高积累经济发展模式，即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农村，以农业生产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始资本。在此情形下，伴随户籍管理制度，国家对城市和农村实行不同的政策。前者，户籍制度意在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农业产生；后者，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劳动和生活保障制度，农民的生活不在国家保障之列，目的是减少支出，保障积累。两者结合，既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受到了很大限制，农民只能从事与土地有关的农业产生，也限制了农民享有附加在城镇居民户籍和工人身份上的住房、就业、退休、劳保、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权利。这是造成我国宪法上农民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落差的历史和事实原因。
二、规范表现
享有政治地位的农民作为阶级而存在，享有法律地位的农民作为个体而存在，结合宪法典不同结构的法律地位和规范属性，农民的政治地位须依赖对序言和总纲的识别，农民的法律地位依赖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诸条款的解释。其中以下几个宪法概念构成理解农民宪法地位的关键，即人民、农民和劳动者。
（一）农民的政治地位
农民的政治地位首先体现为宪法序言和总纲中“人民”这一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因为，从宪法规范地位和效力来看，序言和总纲既具有宣示性质，也属于政策指导和原则，带有政治性。从宪法理论上讲，政治行为中的“敌友”具有随机性，不断变化，取决于行动和革命的要求，作为“朋友”的“人民”也因其政治性而不确定，随革命性质和阶段任务的变化而变化。我国革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各个阶段的任务并不相同，“朋友”的范围处于变化中，宪法中“人民”的概念也不断发展。
“人民”这一宪法概念表述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统一战线和政权性质的内容中。建国后，虽然“人民”概念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每一阶段的“人民”都将农民阶级包括在内。这四个阶段分别是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2004年宪法修正案。1975年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日子，这部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此时人民的范围是工农兵。总纲第14条规定：“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变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阶级斗争”是指具有政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解放军，对另一部分人即地、富、反、坏、右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压制、排斥和打击。虽然“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活动”是政治称谓而非法律语言，但它们也有其独特的规范内涵，指一部分政治上的异己，即从事反对正统政治行为的那些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中的前三种人有特指。“坏分子”虽然非严格的法律语言，但此处的“坏”也有特指。何谓“坏”？“坏”既有政治含义，也有道德含义，还有法律含义。政治含义上的“坏”是指反对现行制度或者反政府，俗称之“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也；道德意义上的“坏”是指品行恶劣；法律逻辑上的“坏”则是指违反法律。现实生活中，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们没有政治地位，但有一定的法律地位，所谓“生活出路”即为享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其他坏分子”即俗指的坏蛋、右派等。至于“坏蛋”在法律上是指哪些人，则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确定，通常是指那些思想反动有具体破坏行动的人。“右派”是指那些思想右倾的人。“思想反动”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具体破坏行动是指哪些在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这些人不享有政治权利，但有一部分法律权利，可以参加劳动，获取报酬，即有“生活出路”。严格而言，法律只惩罚行动，不惩罚思想，现代法治理论和实践均不承认“思想犯”或者“腹诽罪”，但文革时期那些“思想反动”或者有“反动思想”的人是逃不掉的。1978年宪法扩大了人民的范围，但措辞较为含糊暧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人民的主体，其他阶级则是“团结”的对象。这部宪法在序言中规定：“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1982年宪法扩大了人民的范围，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2004年第19条修正案规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2004年宪法修正案使我国“人民”这一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再次发生变迁，人民的范围空前扩大，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除了“人民”可以体现农民的政治地位之外，宪法序言和总纲使用的“农民”和“劳动者”也可以标示出农民的政治地位，这两个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也是指作为阶级而非个体的农民。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规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的“农民”是将农民作为阶级对待的，这一意义上的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体。前述第19条修正案阐述的是统一战线，也是政权基础，此处的“劳动者”包括农民阶级。总纲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该条规定的是我国的国体，“工农联盟”中“农”非个体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指作为阶级的农民，以表明农民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组成成分。第2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该条确立了“主权在民”这一宪法原则，以及人民作为国家主人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不管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上，表明农民阶级都是“人民”的一员。此外，宪法序言大量和多处使用了“人民”一词。考察上下文，这些地方的“人民”一词也将农民作为阶级包括在内。
总纲有5处使用了“劳动者”，一处使用了“农民”一词。总纲第8条规定：“……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后该条经过多次修正）。第14条规定：“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第17条第2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由它的全体劳动者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第19条第3款规定：“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义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材。”从各条款“劳动者”所处的上下文可以看出，“劳动者”既与一般意义上指称的含义有重叠之处，也有其独特的规范内涵。按照一般的定义，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能力、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公民。[13]如果按照这一定义，农民应在劳动者的范围之内。但是，总纲的“劳动者”未必具备普遍意义上的劳动者内涵，农民不一定被包括在其中。依据条文的上下文，各条款的“劳动者”含义各不相同。其中第8条、第11条中的“劳动者”包含农民；第14条、第17条和第19条则不包含农民。由于“总纲”的规范属性不同于宪法正文，它更多地属于政策条款，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须等待法律明确，因而第8条和第11条“劳动者”的规范含义虽然包括农民，但其独特的规范属性又使包含农民在内的“劳动者”处于不确定状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民”、“人民”和“劳动者”的规范内涵所包括的农民是作为阶级的存在。无论从形式上序言和总纲的法律地位和规范效力方面，还是从实质上各条款的内容来看，这几个宪法概念所标示的都是作为阶级的农民的政治地位。
（二）农民的法律地位
作为阶级的存在不等同于作为个体的价值，政治地位也不必然等同于法律地位。农民的法律地位依赖于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阅读。所谓法律地位，指农民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具体法律关系是指宪法关系，农民在宪法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其法律地位的表现。宪法关系中的农民不再作为阶级而存在，而是一个个体，即公民。理论和法律上，只有当一个人被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时，才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如果只是作为某一群体的组成成分，则属于被社会排斥的对象，意味着他们远非是一个受到尊敬的个体。这就需要考察农民在我国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具体包括基本权主体和基本权内容。
在探讨农民是否作为基本权利主体时，首要的问题是定义农民的概念。谁是农民？农民的标准如何界定？是按户籍？还是按其所从事的职业？如果按户籍，则一部分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公民可算作是农民；如果按职业，则既有一部分已经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具有农业户口的公民不能算做农民，也有一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公民可算做农民。一方面，我们国家对农民的统计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根据户籍制度，我国现有农民约九亿人。这九亿人中有一部分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的成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14]有的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为私营企业主，有的是村镇的管理者，有的是村镇的教育工作者等等。另一方面，一些国有农场直接从事与土地有关的农业劳动的公民，他们是工人而非户籍意义上的农民；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下岗工人转而去农村或者农场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这两部分人都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在此，本文将前述两种标准结合起来定义农民，农民是指那些拥有农村户口并直接从事与土地有关的农业生产劳动以及以农业生产劳动所得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此外，农民还包括从事非农业生产但属于农业户口的牧民、渔民等。
从基本权利的主体来看，按照标题，我国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所标明的基本权利主体是公民，但各条款的主体不尽相同，除“公民”外，还有人、劳动者，以及妇女、儿童、母亲、华侨等。这里忽略后几种不计，主要分析前三种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看农民是否包括在基本权利主体范围内。就第一种情况而言，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制“人”的权利，农民是人，属于基本权利主体。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除少数几个条款外，大部分主语是“公民”，农民是公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属于基本权利主体。就第三种情况而言，宪法第43条休息权的主体是劳动者，但此处的“劳动者”是否包括农民并不确定。如果按照文意即字面解释方法，“劳动者”包含农民；如果按照目的论即制宪者的立法目的解释，结合城乡分立及“劳动”和“休息”的规范含义，“劳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参加体力或者脑力劳动，而是获得有报酬的工作，“休息”也非一般意义上的闲暇，而是享受国家法定假日、最低工时和带薪假期，则此处的“劳动者”就不包括农民。
从基本权利的内容来看，农民并非不享有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全部，而只是部分，其中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权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保护，出现较大缺失的是社会权。包括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自由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住宅权，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监督权，科研和文学艺术创作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在一般意义上并不排斥农民。将农民排斥在外的主要是一些社会权条款，包括第42条的劳动权，第43条的休息权，第44条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第45条的物质帮助权。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无论此处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还是“劳动者”，从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物质帮助权的权利内容来看，农民不享有这些基本权。
劳动权是指有权利取得有保障的工作以及按其劳动数量质量发给之报酬，具体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劳动结社权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该条的主体虽然是“公民”，但根据劳动权的规范内容，农民显然不享有劳动权。休息权指享有最低工时、给薪休假和带薪公共假日。[15]该条规定的主体是“劳动者”，农民虽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但并不包含在宪法规范含义上的劳动者之列，因而并不享有我国宪法规定的休息权。退休人员社会保障权的主体是“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农民既不属于这一范围，自然不享有其权利内容。物质帮助权指公民在失去工作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社会扶养和救济的权利、在失业之时享受生活保障的权利，具体包括住房权、食物权、衣着权、健康和医疗权、受教育权。该条的主体虽然也是“公民”，但根据物质帮助权的规范内容，农民显然也不享有这一意义上的物质帮助权。
农民虽然享有普遍意义上的自由权，但由于诸基本权利之间的竞合，对农民一项基本权的贬损也会影响另一基本权的享有。例如，自由权中的平等作为一项原则须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予以贯彻，由于城乡差别待遇，平等原则并未及于一切领域，农民在前述社会权方面的缺失即为不平等原则没有完全落实所致，因而农民并不享有普遍和完全意义上的平等权。又如，政治权利既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也包括担任公职，农民报考公务员受到限制，也是政治权利和平等权位完全落实的表现。结社自由也如此，结社不仅包括政治性结社，还包括经济性结社，农民无法为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进行联合，也意味着不享有结社自由和平等权。人格尊严权体现在许多领域，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别待遇，既违反宪法平等原则，也侵犯农民的人格尊严权。受教育权的实现经常与生活状况有关，由于贫困和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农民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权难以实现。此外，农民的一些基本权往往因公共利益，诸如社会稳定、城市化、工业化等受到侵犯和限制。例如，监督权中的提出意见权即信访因社会稳定而受到限制，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经常以公共利益之名被征收或者征用，不给予公平补偿或者延迟补偿。环境权虽然没有写进“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不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而是规定在总纲第26条，[16]作为国家的政策指导原则，但环境关涉个体的生命安全、健康、居住和生存条件、农业生产利益等，现实生活中因片面追求工业化损害环境的例子比比皆是，农村和农民是环境遭到破坏的主要受害者。这些都在实际上侵害了农民基本权。
我国不同时期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表明，农民的宪法地位具有双重性，且双重属性之间呈不对称状态：作为阶级的农民的政治地位高，作为个体和公民的农民的法律地位低。宪法的这一规范事实揭示出三方面问题：一是暴露出政治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说明政治不等于法律，规范不等于实存；二是提供了宪法依赖于客观事实的例证，证明宪法的政治性不容忽视，诚如毛泽东所言，宪法只是对事实的承认和肯定，而非创制规范；三是与世界上其他宪法一样，我国宪法同样具有社会排斥性的一面。
三、变迁规范缓合紧张
政治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并非完全不可以缓和，宪法的社会排斥性也不必然具有规范正当性，因而有必要在法规范层面，通过解释赋予相关宪法概念以新的规范内涵，并完善农民基本权保障，提升农民的法律地位，一定程度上缩小双重属性之间的距离。
赋予相关宪法概念以新的规范内涵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我国社会现实变化为规范变迁提供了客观条件。随着社会发展，取消城乡二元体制、与该体制相适应的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户籍之上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包括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差别待遇势在必行。目前，我国已经有部分省市取消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方式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目前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也将改变为农业工人。在此情形下，那种将“劳动者”区分为从事产业化劳动的工人和从事家庭农业生产的农民失去其必要。另一方面，具有历史正当性的宪法内容并不必然具有规范正当性，一如不能从“是”中推出“应当”。美国宪法关于黑人法律地位的修正案条款也证明了这一点。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国会和各州于1865年和1868年分别通过和批准了第13条和14条修正案。第13条修正案规定取消奴隶制和强制劳役，第14条修正案确立了黑人的联邦公民和州公民的身份资格，以及平等保护原则。饶有趣味的是，在取消奴隶制和劳役的第13条修正案中，修宪者不再效仿制宪者顾左右而言他，而是直接使用了“奴隶制”（slavery）一词，这与制宪之时措辞的含蓄隐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既从侧面说明宪法原文保留奴隶制是制宪者对事实的默认，也说明历史合理性不能成为规范合理性的借口和理由，当历史和事实发生变化之时，需要通过一定方式进行规范变迁。一定方式既可以是修宪，也可以是宪法解释。美国选择修改宪法赋予黑人新的宪法地位，包括获得完整的宪法人格、取得公民权、不得作为奴隶、享有选举权、获得平等保护等。根据我国的情况，因宪法中“人”、“公民”和“劳动者”含义较为明确，可以通过宪法解释赋予这些宪法概念以新的内涵，完成规范变迁。
首要的问题是确立宪法中“劳动者”以新的规范内涵，应抛弃那种不将农民纳入“劳动者”范围的目的论解释方法，而选择体系解释方法和文意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蕴涵着统一农民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的契机。既然序言和总纲中的“人民”、“人民民主专政”、“统一战线”、”“劳动者”都包含农民阶级，“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人”和“公民”也包含了农民，因而将三部分内容联系起来解释，可以赋予“劳动者”以新的规范内涵，将农民纳入“劳动者”的范围，使享有基本权利的农民个体的法律地位与序言和总纲叙明的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一致起来。文意解释更为便捷。按照文意解释方法，我国现行宪法中“人”、“公民”和“劳动者”等宪法概念的内涵无不包括农民。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其中人权中的“人”是指一切人，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农民是中国公民，在“人”的概念之内。其他基本权利条款的主体是“公民”，“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农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也是中国公民，应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第43条“劳动者”的字面含义包括一切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并获得报酬的中国公民，农民从事体力劳动，属于“劳动者”。此外，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农民是中国公民，应受平等法律保护，在一切领域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待遇或者有合理根据的差别待遇。国际人权文件也提供了将农民纳入“劳动者”之列的规范依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分别用“everyonewhoworks”和“workers”来表示“劳动者”，“workers”的文意同时包含着“工作着的人”和“工人”两层意思，包括从事制造业生产的产业工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工人。虽然《世界人权宣言》不是国际条约，但是，作为普遍人权宣言，其条款具有宣示意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条约，我国已批准了该条约，其条款和内容对我国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尽管由于各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不相同，各国户籍制度也不一致，该词的规范内涵与我国宪法“劳动者”有一定的差异，但在文意义上，此处的“劳动者”无法将从事集体和个体经营的农民排除在外。
在将农民纳入“劳动者”规范内涵的过程中，还须明确“劳动者”中“劳动”一词的“工作”含义，从而确立农民是劳动者一部分，享有劳动者享有的一切基本权的法律观点。这是因为，宪法和法律的所有语言有特指，“劳动者”中的“劳动”也有特定的规范含义。英文的劳动一词是work，劳动者一词为worker，work和worker即为工作和工人，说明劳动者就是工作着的人。所谓工作，并非仅仅指在工人在企业从事的劳动，农业生产劳动和城镇职工所从事的劳动一样属于“工作”。与“工作”相关的还有报酬，即工资。“工资”并非劳动报酬的唯一形式，农民的劳动报酬主要依靠农业生产所得进入市场交换而获得。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除一些国有大型农场之外，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基本上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大部分农业生产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劳动报酬也非以工资方式支付，目前部分农村地区的产业化经营占总体比例并不高，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使农民的收入直接与其劳动情况挂钩，收入形式并非像城镇职工那样以“工资”形式获得。“工资”是直接对应“工作”而言的，农民收入和所得不以工资报酬形式出现，并不能说明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劳动不是工作；相反，农业生产劳动是全社会所有工种中的一种，农民收入不以“工资”形式出现不能作为否认农民生产劳动工作性质的理由。
这样，除序言和总纲中“劳动者”的含义不予改变之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劳动者”这一宪法概念应将农民包括在内。因为序言因带有政治性，其宣示品格涉及国家性质和政权基础，“劳动者”一词的规范内涵既不应予改变，也无改变的必要。总纲属于政策条款，“劳动者”的含义在上下文中较为明确，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待立法明确，亦无改变之必要。这就是说，农民是人，是公民，是劳动者，属于基本权利主体，享有宪法规定的所有基本权。
除了明确“劳动者”这一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之外，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还须完善基本权保障体系，使农民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由于农民基本权保护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社会基本权方面，社会权属于立法裁量，其规范内容需立法进一步明确，以为实践中的权利实施提供具体标准，因而既需要修改旧法，也需要制定新法。目前，一方面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劳动法规旨在保护城镇职工劳动者的劳动权[17]，农民作为劳动者并未包括在其中，另一方面，国家也无专门针对保护农民劳动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劳动法》第3条在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的权利的同时，第2条规定适用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这一限定将本文所指的作为公民和劳动者的农民排除在该法适用范围之外，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针对这一问题，或者制定关于农民劳动权保护的专门法律，或者扩充现有劳动法律体系的适用范围。前一种立法例可选择在我国目前正在起草的《农民权益保护法》中纳入相关内容，后一种立法例可选择修改《劳动法》，将农民列入保护范围。虽然在表面上农民劳动没有与任何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但是农民和国家之间属于劳动关系。“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全是自己的”是农民与国家之间劳动关系的真实反映，“剩余全是自己的”是作为劳动报酬给予农民的。所以，国家可以被理解为广义上的“用人单位”，农民是与国家这个“用人单位”形成一定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保护。
从这些权利的规范内涵来看，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产业化，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物质保障权相比，农民社会权保障有其特殊性，因而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全部属于立法问题，行政机关亦须制定相关的农业政策，以为农民基本权实现确立具体的实施标准。就劳动权而言，农民取得报酬的权利与粮食价格有关，国家根据情况采取价格补贴的方式提高粮食价格可保证农民收入；[18]国家也可以采取降低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农用产品价格来保证农民收入。这就需要根据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和有效措施予以保证。依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方式，农民劳动权应重点保障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和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等。从长远来看，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产业化经营管理，是谋取农民获致普遍意义上的劳动权的长久之计。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国家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以及农业科技化与工业化等的支持。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生产为农民生活带来了更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农业生产对气候和自然环境有着较高的依赖性，自然灾害和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远高于工业企业，因而对比城市居民，农民的物质帮助权尤其重要。鉴于我国目前农民工作的特点，农民休息权虽然与一般意义上的休息权有区别，但国家也应完善各种休息设施，帮助农民实现休息权。就农民的社会保障权而言，农民虽然不属于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也应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因而立法应该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农民应对疾病、伤残、生育、年老、死亡、失业、灾害和其它风险的能力。社会保障权事关农民生存，是农民的基本权利，只有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开展农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计划，才能真正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实现宪法中人、公民与劳动者三个宪法概念之间的统一。
此外，立法应力争在一切领域贯彻平等原则，实现平等保护。农民报考公务员应根据情况逐渐放宽乃至取消限制，开通信访管道方便农民提出建议和意见，实现农民作为公民担任公职的政治权利，以及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参与。为保证农民通过合法渠道表达意志，争取利益，应增强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创造条件促成农民结社权的实现。[19]实践中土地征收、征用应充分考虑农民利益和生活，在公共利益和个人自由之间保持平衡。国家也应加强环境保护以利于农业生产，提升而非破坏农村生态和农民的生活环境，保障农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权利。事关人格尊严、国民素质与民族未来，实现义务教育免费也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结语
理想与现实、法律与政治、规范与事实之间有一种永恒的紧张。但是，这种紧张不能作为让理想永远臣服于现实、法律永远依附于政治、规范永远让位于事实的借口。理想固然与现实有距离，但可以努力使现实接近理想；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治，但政治可以形成法律；规范固然有其滞后性，但可以通过一定方式贴近事实。在此，惟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敲响农民身份与命运的希望之钟，也祈祷宪法不仅是理想，也是现实；不仅是政治宣示，也是法律文件；不仅是规范，也能成为事实，以赋予农民完整的宪法人格，落实平等保护，缩小社会排斥，实现农民宪法地位政治性和法律性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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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主权”或者“主权在民”是一个重要的宪法原则，构成深刻理解宪法理论、宪法实施和司法裁判的基础。该原则既奠定了政权的合法性，也为各种权力设立了界限，以防止权力滥用或者超越法定权限。《人权宣言》承认这一原则，在第3条规定：“全部主权的源泉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任何团体或者个人都不得行使不是明确地来自国民的权力。”美国宪法在序言中以“我们美国人民”这一宣称提供制宪的正当性基础。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主权作为宪法原则还是司法裁判的法理和宪法依据，美国法官在多个判例中阐述人民主权这一原理，并将之作为裁决的根据。实际上，我国宪法理论对“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及其价值挖掘得不是太深，而是太不够了。只是宪法学者在阐述该原则时，应注意与政治学原理作出区别，着重其在构成国家政权基础即国家权力的来源与归属、权力界限、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等方面的价值，并且尤其需要注意司法裁决过程中法官对这一原则的司法阐释。作者注。
[②]1787年美国宪法以“我们人民”开头，宣告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只是，这些神圣的字眼很难与具体的现实划上严格的等号。1787年宪法中宣告的“我们人民”能够代表美国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皮鞭下的黑人奴隶吗？它能够代表那些“活该被消灭的”印第安人吗？它能够代表作为美国人口另一半的女性吗？汪庆华：《宪法与人民：布鲁斯·阿克曼的二元主义宪政理论》，中国宪政网，2006年9月16日。
[③]这七个州是：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康涅狄格、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纽约和罗得岛。这些州已经宣布废除或即将宣布废除本州的奴隶制。另外六个州则拒绝取消奴隶制。这六个州是特拉华、佐治亚、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④]参见任东来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⑤]anotherreasonweightedparticularly，withthemembersfromthisstate，againsttheinsertionofabillofrights。suchbillsgenerallybeginwithdeclarationthatallmenarebynaturebornfree。now，weshouldmakethatdeclarationwithaverybadgrace，whenalargepartofourpropertyconsistsinmenwhoareactuallybornslaves？seethebillofrights，p294.
[⑥]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⑦]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
[⑧]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或各州不得因性别关系取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其实，新泽西州早在1776年宣告美国从英王统治下独立出的前两天就通过了一部授予所有合格居民，包括男人、女人和自由黑人的选举权，并规定了一个适度的财产资格要求。妇女在1776年至1797年间偶尔有权投票，直到1807年之前，她们都有相当多的投票次数。此后，一些妇女选民被指控在选举中就一个法院的任职问题弄虚作假，导致1807年两院立法机构又通过了一个法令，取消了妇女和黑人的投票权，只允许“自由白种男性公民”投票。参见[美]j·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⑨]参见汪庆华：《宪法与人民：布鲁斯·阿克曼的二元主义宪政理论》，中国宪政网，2006年9月16日。作者认为，阿克曼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区分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彻底个人主义的公民和古典共和主义眼中的完全献身于政治的公民。
[⑩]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11]参见洛维特：《施米特的政治决断论》，载刘小枫选编：《施密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4、42页。
[1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93页。
[13]劳动者的条件是：①在劳动年龄范围（中国劳动年龄男子一般为16—60周岁，女子为16—55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和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种的工人，最高年龄男子为55周岁，女子为45周岁）之内，具有一定体力和智力的人。②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③具有劳动权的公民。④有相应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在我国的实际工作中，未达劳动年龄已经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已经超过劳动年龄仍然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均被统计为劳动者。参见贾湛：《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兵器工业出版社1990，第529页。
[14]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目前，官方统计的农民工有1亿，占全国工人总数3.5亿不到三分之一。民间统计的农民工为2.5亿。参见何海宁：《2.5亿农民工养老保险应立法》，载《南方周末》2005年2月24日第22版。
[15]苏联1936年宪法规定的休息权的保证是：“工人及职员工作时间规定为八小时，从事劳动条件困难之职业者工作时间缩减为七小时至六小时，劳动条件特别困难车间中工作时间缩减为四小时；规定工人及职员每年保留原薪之休假；广泛设立疗养所，休养所及俱乐部提供劳动者享用”。波兰1952宪法给予休息权的保证是第59条（二）：“对于工人、职员休息权的保证是：根据法律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方法缩短工作时间；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大量缩短工作时间，以法律规定休假日；一年一度地保留原薪的休假。”第59条（三）规定休息的组织、旅行、疗养所、体育设备、文化宫、俱乐部、阅览室、公园及其他供休息处所的发展，造成城乡日益广大的劳动人民健康和文化娱乐的可能条件。
[16]我国宪法总纲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17]这些法规包括：《关于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1998]10号）》，《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失业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发[2000]8号）》等。
农业合作社的含义篇3
关键词：高等农业院校社会主义新农村关系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是农村综合变革又一新的起点。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涵盖农业、教育、资源、环境、人口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系统工程，是我党针对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与高校尤其是高等农业院校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如何整合高等农业院校的知识优势，以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高等农业院校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高等农业院校与社会主义新农村之间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始终不渝的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发展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放在首要位置，通过推进农业教育普遍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通过发展农业科技，提升农业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持续发展动力，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这是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的关键。
首先，高等农业院校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农业人才的基地。我国具有极其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城市每年新吸收农民工约在四五百万，每年有农村高考入学的学生也多达二三百万，他们毕业后绝大数都留在城市工作。也就是说，每年通过各种渠道，农村向城市输送的劳动力就多达六百万，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高等农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横跨教育、农业，具有很强的行业针对性和发展的特殊性，担负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的双重使命。高等农业院校多年来培养了大批农业专业科技人才，为我国的农业科技做出了重大贡献。大批的农业院校毕业生在农业管理、生产、科技和教育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独立建制的高等农业院校已成为发展科学文化和培养高素质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农业专门人才的基地。
其次，高等农业院校是农业科学知识创新、基础研究和国家关键技术攻坚的主力。高等农业院校是知识生产的源头，其多学科的环境，有利于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形成。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在经过高度分化之后又呈现出高度综合的态势，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明显，而新知识的增长点就出现在这些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上。另外，高等农业院校具有良好的科学研究的基础，先进的科学研究设施，这是知识生产必需的物质条件。借助现代化的实验手段和比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图书情报资源，通过教师和科研人员，甚至包括学生创造性的劳动，可以产生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无形的新科学知识和成果。高等农业院校在知识的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除了在知识的创新与传播中发挥作用外，还通过参与建立高新技术园区、释放基地等方式把学校中的新科技成果推广到农村中去，使之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
再次，高等农业院校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高等农业院校参与知识传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形成新学科、创新知识和创新技术。是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生力军，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多层次、多形式进行产学研相结合，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技术保障。
最后，高等农业院校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它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决策思考；高等农业教育系统产出的科研成果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高等农业院校的要求
（一）牢固树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思想观念
高等农业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业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和输送源，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树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思想观念，增强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意识和主动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自觉性，要按照农村经济结构性调整、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要求，对高等农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进行认真改革，为农村经济发展培养素质高、能力强、懂科技、善经营、能从事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新型生产、加工、营销、管理人才，所以高等农业院校在这项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业合作社的含义篇4
秸秆发电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利用可再生资源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战略举措。
一、背景
孝义市以玉米和小麦生产为主，2010年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48.8万亩，种植小麦11.6万亩、玉米24.58万亩、小杂粮10.5万亩、瓜菜2.12万亩。根据农作物主产物与秸秆的比例测算，我市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全年常生生产各类农作物秸秆总量为21.17万吨，其中小麦秸秆生产量为3.2万吨、玉米秸秆生产量为15.68万吨、谷子、高粱、豆类、薯类等其它农作物秸秆量为2.29万吨。
我市在开发秸秆能源发电方面有巨大的潜力，但还处于探索阶段，面临不少的阻力，我们必须以积极的姿态面对，有序推进和开发秸秆发电。
二、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分析。生物质发电使生物秸秆变为发电能源，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笔者调查，孝义市可年产小麦、玉米、小杂粮等农作物秸秆20多万吨，约相当于10万吨标煤。这样减少了原煤消耗量，降低了化石能源的消耗。农民把农作物主产品出售后，还可把秸秆卖给秸秆发电厂，增加收入。同时，秸秆燃烧后的底灰、炭灰返还到土地里，又可降低农民施肥成本。
2、生态效益分析。可以减少孝义市农村露天焚烧农作物秸杆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可以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大气污染。
3、社会效益分析。实施秸秆发电项目，使农民腾出更多的时间、资金用于其他劳动或生产，从而促进农村第三
产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秸秆综合利用率低。利用不合理和浪费现象严重，秸秆还存在田间直接焚烧现象，根据调查，目前我市有5％的秸秆被农民在田间直接焚烧掉，焚烧秸秆严重污染环境，影响交通，破坏土壤结构，将土壤表层的有机质燃烧掉。降低了土壤有机质含量。
2、秸秆综合利用未形成规模优势。秸秆综合利用还处在初级阶段，规模小，较零散，不集中，利用单一，未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秸秆发电技术还未能转化利用。用于畜禽饲料的也主要是一些零星散户养殖的牛和羊，并且供饲的秸秆中不经处理直接饲喂的占80％以上，这些利用附加值较高的秸秆利用率低，生产水平不高。
总之，目前我市秸秆综合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秸秆发电还处于空白状态，利用较单一，未能形成规模化、产业化，亟待秸秆发电这一技术转化为应用。
四、保障措施
1、加大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力度。孝义市发展改革局、财政局、农业局等部门，密切配合、同力合作，把秸秆发电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政策上加以扶持，拿出一定的比例扶持发展秸秆发电项目。
2、强化配套服务。
农业合作社的含义篇5
2004年下发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被人们称为“高含金量”的一号文件提出了“少取、多予、放活”六字方针；2005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要求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下发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全面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方面工作；2007年下发的《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2008年下发的《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加大“三农”投入力度；继续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村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农村体制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大对于农村的各个方面的投入；2009年下发的《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文件重点突出农业发展与促进农民增收；到2012年下发的《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连续第7次锁定“三农”.也表现出党中央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
一系列的农村新政策使得农村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一系列直补政策实现了农业连续6年增产增收，农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的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国内的经济的发展。最近在广州等地出现的“民工荒”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展示出了中国农村的新变化，农民年年背井离乡的奔赴外地之后，国家的惠农政策让他们认识到在农村也可以有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变化和气象。
农村发展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人才，农村发展亟待人才支持，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中，93.8％的人把城市作为首选的工作地点，不足7％的人首选愿意回到县城、城镇或农村工作。一方面说明农村的条件依然很差，国家应该给与更大更多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大学生对于农村的发展没有很深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应该加强引导，引导大家看到农村所存在的机遇。
农民一直就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农民的生活状况关系着中国的社会稳定。在现在生产建设时代，农业也是工业、服务业等的基础和支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点和重点都在“三农”。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问题还很突出，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三农问题是关系国家国计民生的大事，占国家3/4的农民能
农业合作社的含义篇6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生态农业；沼气建设；新农村建设规划设计；接轨
一、生态农业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实践证明，农业兴才能百业兴，农民富才能全民富，农村稳才能全面稳。“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战略部署。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它既包括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包括生活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既包括村容村貌环境整治，也包括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等等，涵盖了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各个方面，它是一个全面、综合和科学的范畴，是一个城乡互动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而生态农业作为“生态化的农业体系”，从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角度出发，以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为目标，其基本理论和特点顺应了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战略的要求，是我国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径[1]。
二、沼气发酵装置在生态农业中的地位
沼气发酵装置是食物链型生态农业循环链条上的枢纽，促进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沼气建设综合开发利用顺应了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战略的要求，符合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
（一）沼气发酵装置是食物链型生态农业循环链条上的枢纽，为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奠定了基础。
沼气以农作物废弃物、人畜粪便和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上的废弃物为原料，在沼气发酵系统内经厌氧发酵而制取。沼气发酵装置产物为沼气、沼渣和沼液。其中，沼气燃烧释放的热能是植物经光和作用固定的太阳能，沼气燃烧释放的Co2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养料；沼渣、沼液作为有机肥富含具有n、p、K、na等及其他微量元素的有机物、腐植酸，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植物生长过程中从土壤中吸收的矿物质元素。据有关部门测试，人畜粪便经沼气池厌氧发酵后，全氮保存率达114%（敞口堆沤肥全氮保存率仅为68%），其中氨态氮增加20%以上，磷钾没有明显的损失的。沼渣、沼液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B族维生素、各种水解酶、抗生素和某些植物激素等生物活性物质，是优质的饲料添加剂，以沼液做饲料添加剂可加快动物体内肝糖、肌糖的积存，减少发病率，提高饲料转化率，提高畜禽质量，缩短出栏时间[2]。显然，沼气发酵装置是生态农业循环链条上的枢纽，沼气发酵装置不仅实现了农产品废弃物中的能量有效流转，而且是构建种植业内废弃物与植物生长肥料需求之间、种植业与养殖业及养殖业内部食物链型物质循环的生态模型的枢纽，不仅提高能量的转换率和资源利用率，而且有效的防止农业废弃物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
（二）沼气的开发利用实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经济效益。
首先，沼气一方面为农村提供了炊事、取暖和照明等所用热能，免去了农民购买煤或液化气等其它燃料的费用。据研究，农村建起一口8m3的沼气池，常年养3头猪，就可解决4口之家的日常生活用能需要。每年可为农户节约电费120元、燃煤费600~800元左右。秸秆沼气发酵比直接燃烧能量利用效率提高0.2---0.9倍，1t秸秆可产沼气1500m3，折合标准煤750kg，相当于汽油1970kg，可发电1875kw.h。1个15m3的沼气池，la所产沼气的能量可代替薪柴5000kg[3]。另一方面沼气能为果、蔬和仓储粮食害虫均提供一个缺氧的环境，降低了新鲜果蔬的呼吸消耗和氧化速度，抑制了仓储粮食害虫的发生，有利于果、蔬储运中的保鲜和市场调剂和粮食损耗。其次，沼液和沼渣作为优质有机肥、作饲料添加剂使用，既减少了农民购买化肥和饲料的支出，也提高了产量和品质。再次，沼液在厌氧环境下，发酵物质的氧化还原电位较低，还原性物质较多，与害虫接触后，有生理夺氧和去脂的作用；沼液中还含有吲哚乙酸、赤霉素和较高溶量的氨和铵盐，通常含量可达0.2～0.3％，有抑制大多数病菌生长的功能。沼液不仅是一种有效而有洁净的“杀虫剂”，还是防止植物真菌病害的抑菌剂。实验证明，植物表面喷施沼液对果树红黄蜘蛛的杀灭率为95%，矢尖晰为92%，蚜虫为93%，清虫为99%以上，沼液配合农药防治害虫效果更佳；沼液根外追肥可有效抑制植物真菌菌病害发生；沼液浸种水稻育秧，使水稻的发芽率、成秧率、千粒重和产量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4]。由此可见，沼气、沼渣和沼液的综合利用为农民节约了开支、减少损耗、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使农民增收、生活宽裕、农业发展，经济效益的增长成为可能。
（三）沼气发酵系统是实现村容整洁的“垃圾处理器”、是乡风文明的助推剂，改善居住环境、村容村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
农户建设沼气装置后，秸秆、猪圈和厕所的粪便被直接冲洗入沼气池，没有粪臭污染、消除了蚊虫蝇蛾及病原生物滋生地及秸秆堆放的零乱和不洁，实现了村民生活环境的清洁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所以，沼气是村容整洁的无害化“垃圾处理器”。农民用上沼气后，减少了上山砍柴、割草之劳，日常炊事也不再受烟薰火燎之苦，既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约了时间，又整洁了环境，提高了村民生活质量，让村民有了学习技术、交流经验的时间，有了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的心理需求和愿望、有助于推乡风文明建设，为村民产生参与民主管理意识创造了条件。
三、沼气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设计接轨是发挥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提。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全面、综合的、科学的系统工程，需要在立足区域生态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从选准产业发展方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村庄布局，建设与管理，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完善村级民主管理等方面全面规划设计。而沼气建设只有与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设计接轨才能发挥好其在生态农业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转的枢纽作用，实现保护环境、整洁村容、改善村民生活、农民增收、助推乡风文明建设以及管理民主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沼气建设与农村产业化发展接轨
我国地域辽阔，农村自然条件千差万别，适宜种植的作物种类和养殖的畜禽都有所不同，产业发展有区别。所以，沼气建设首先要与当地优势产业相结合，建设与产业化种植或养殖产生的废弃物处理规模相当的、专门的作物秸秆沼气池、畜禽粪便沼气池或混合沼气池，进行沼气的生产和沼渣沼液的后续经营。其次，根据当地村民的种植、养殖及生活习惯，建设适宜的户用沼气池，既保证常年有足够的发酵原料供应，又能基本满足农户能源需求。再次，根据家庭具体情况，构建沼气与种植、养殖有机结合的户用沼气组合模式。第四，培育沼气产业。随着农村家庭养殖户和家畜养殖量的减少，以及非农生产村民的出现，致使部分村民因为缺少发酵原料和人力而不愿建户用沼气，采用自建冲水厕所或渗井厕所的办法，将粪便直接冲入河流或排入渗入地下深层等方式处理粪便。这样既浪费了生物能资源又污染了水源。培育专门的沼气服务机构，农村户用沼气的正常使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容整洁、水资源保护，农村废弃物最大限度的生物能量流转和物质循环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沼气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村庄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接轨。
基础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的标志之一。我国农村居民住宅缺乏整体规划性，或太过分散，或太过拥挤，致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么投入成本过高、要么加大建设难度，以致于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如缺少上、下水道或电及通讯网络等，严重影响村民生活质量。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村民分散居住，不利于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耕作的推进；对村民就医、儿童上学、村民参加文化活动等带来诸多不便。所以，将传统农宅风格与生态文明的现代建筑理念结合起来，推进村庄居民点集中布局成为新农村规划设计建设整体实施的着力点。在新农村建设的村庄布局规划中如何做到沼气建设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接轨呢？第一，至少能做到村民所建户用沼气池与厨、圈、厕有合理的布局安排，消除安全隐患；其次，村民集中居住的空间布局要方便沼气池排渣用的吸粪车，甚至消防车的出行，第三，因为洗涤用品对甲烷菌有抑制作用，为防止沼气池变成不产气的“死池”，一定要有排除含有洗涤剂等有害物质的污水通道；第四，种植、养殖大户沼气池的建设应远离民居消除安全隐患。
（三）沼气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事业接轨
教育、科技、医药、文化、体育、治安等公共事业是新农村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教育、科技、医药、文化、体育、治安等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质量和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更关系到社会公平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我国社会事业重点建设的部分。沼气建设不仅考虑村民的炊事取暖和照明，也应该与学校、医院及科技文化、体育活动中心等公共事业的规划设计建设接轨，实现环境清洁、粪便的无害处理及热水供应、取暖、照明的配套建设。
四、结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而发展生态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沼气发酵装置是实现农业生态系统中废弃物物质循环和能量流转的关键环节，沼气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设计接轨，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基本目标的有力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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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含义篇7
1.1水安全定义的研究进展2000年3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的主题是：水的安全，从洞察到行动。世界各国给予水安全以高度的关注。全世界140多个国家首脑或部长和3000名科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宣言中提到水安全的含义是：确保淡水、海岸和相关的生态系统受到保护并得到改善，确保可持续性发展和政治稳定性得以提高，确保人人都能够得到并有能力支付足够的安全用水以过上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并且确保易受伤害人群能够得到保护以避免遭受与水有关的灾害威胁，但常规模式不是我们的选择。同时，该宣言还明确提出了实现水安全面临的挑战为满足基本需要、保证食物供应、保护生态环境、共享水资源、控制灾害、赋予水以价值、合理管理水资源等7大方面[1]。可见，水安全定义内容丰富，既包括水资源的利用，也包括水环境保护和水灾害控制，同时涉及经济、政治、生态以及可持续性等层面。早在1998年，洪阳等[5]就以水危机为出发点，定义水安全。他们认为水安全的内涵是：由于人类不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活动，使得水体弱化或丧失正常功能，不能维持其社会与经济价值，进而危及人类对水的基本需要。其广义可指地球上所有生命都能可持续地获得维持或改善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用水。对人类系统而言，水安全就是人人获得满足其基本生理或生活需要的用水量；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水安全就是社会经济系统获得能维持其可持续发展的用水量；对环境子系统而言，水安全就是环境系统获得能维持或改善环境质量的用水量。并且认为水安全的作用层面有3个：个人生理或生活的基本需要；社会、政局的安定；经济的持续发展。当今世界面临的水安全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水资源匮乏、水质污染以及水环境恶化。以后还是洪阳[6]进一步丰富了水安全的内涵，认为水安全的内涵包括自然型水安全，如干旱、洪涝、河流改道等，以及人为型水安全，如水量短缺、水质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污染、水环境破坏。同时指出，其外延指的是由水安全引发的其它安全，如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等。韩宇平等[7]更强调水安全的动态属性。将水安全理解为，在现在或将来，由于自然的水文循环波动或人类对水循环平衡的不合理改变，或是二者的耦合，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区域水状况发生对人类不利的演进，并正在或将要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表现为干旱、洪涝、水量短缺、水质污染、水环境破坏等等方面；并由此可能引发粮食减产、社会不稳、经济下滑及地区冲突等等。成建国等[4]比前人更进步的一点是赋予水安全以人文属性。认为水安全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人人都有获得安全用水的设施和经济条件，所获得的水满足清洁和健康的要求，满足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同时可使自然环境得到妥善保护。水安全的内涵包括3个方面：一是水安全的自然属性，即产生水安全问题的直接因子是自然界水的质、量和时
空分布特性；二是水安全的社会经济属性，即水安全问题的承受体是人类及其活动所在的社会与各种资源的集合；三是水安全的人文属性，即安全载体对安全因子的感受，就是人群在安全因子作用到安全载体时的安全感。具体说就是水安全和水资源系统的丰枯等属性有关，和人类社会的脆弱性有关，和人群心理上对水安全保障的期望水平、对所处环境的水资源特性认识以及自身的承载能力等有关。水安全的外延指的是由水安全引发的社会经济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以及这些系统下面的子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下的粮食安全、政治稳定等。并指出水安全是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灾害的综合效应。由此可以看出，水资源安全和水环境安全是水安全的子集。而陈绍金[3]则给出了更为概括的定义，认为水安全就是一个地区（或国家）可承受涉水灾害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并确保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没有强调水环境安全。1.2水资源安全定义的研究进展2000年3月，还是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上，把水资源安全理解为“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足够安全的水”[2]。贾绍凤等[2]对这一概念作了具体的解释，认为水资源安全实际上涉及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几个层次；水资源经济安全强调水资源能够支持经济的发展，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可以提供水量和水质保障，二是供水价格要适中；水资源安全的实质是水资源供给能否满足合理的水资源需求。郭安军等[8]把水资源安全的水质和水量分了先后层次。认为水资源安全的内涵包括水质的安全和水量的安全两个方面。从水资源安全预警机制的角度看，水资源安全的概念分为3个层次：（1）水质的安全这是水资源安全概念中第一个层次，主要包括地表水质的安全和地下水质的安全；（2）基于水供给和水需求基础之上的水量安全；（3）基于可持续利用基础之上的水量安全，指在一定的水储备条件下，为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每年水的利用率不能超过其贴现率。郑通汉[9]提出了广义和狭义水资源安全定义，认为广义的水资源安全是指国家利益不因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质污染、水环境破坏等造成严重损失；水资源的自然循环过程和系统不受破坏或严重威胁；水资源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状态。狭义的水资源安全，是指在不超出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水资源的供给能够在保证质和量的基础上满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夏军等[10]把生态用水作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水资源安全利用的前提，认为水资源安全是指，在满足生态用水前提下，以可承受的价格，为居民生活和工业、农业、服务业生产提供符合水质要求的供水。1.3水环境安全的研究进展与水安全和水资源安全相比，水环境安全的定义还要年轻。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少见。曾畅云等[11]定义水环境安全为：水体保持一定的水量、安全的水质条件以维护其正常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保障水中生物的有效生存，周围环境处于良好状态，使水环境系统功能可持续正常发挥，同时能较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使人类自身和人类群际关系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
2水安全、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概念辨析
总结前人对水安全、水资源安全和水环境安全定义的研究进展，可以看出，水安全定义的范围更为宽泛，水资源安全和水环境安全是水安全的子集。水资源安全是以水为资源的角度讨论水安全；而水环境安全更强调以水体为载体，从环境的角度讨论水安全。同时，水安全问题涉及水危机，即与水有关的水灾害。水安全是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灾害的综合效应。
3农业水资源安全的定义及其内涵与外延
农业合作社的含义篇8
一、农民合作社的意义
农民合作社在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推广应用新技术，维护农民权益，增强农产品竟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加快了农业先进技术推广应用步伐。通过合作社结合自身生产的需要，直接与农业、科技等部门联系合作，举办科学技术培训和科技示范活动，提高了成员科技水平。
2、促进了农民增收。通过合作社统一供应生产资料、统一组织农产品销售，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中间环节提高销售价格，实现了农民增收。
3、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合作社架起了农户与市场、农户与龙头企业连接的桥梁和纽带，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
4、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合作社通过“产加销”有机结合，在产品的质量、成本、营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农产品的转化增值，提高了产品的市场况争力。
二、我镇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
自2009年国发〔2009〕4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以后，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自发加入到专业合作社中来。我镇先后成立了二十多个农村专业合作社，会员600多户.同时上级部门也积极为农民开展培训、管理、指导、销售等服务。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利于解决影响农民增收的四大难题。
1、有利于解决现代农业资金需求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通过农民与龙头企业的联姻找到投资渠道，解决农业投资资金需求问题。
2、是有利于改变农业弱势地位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可以取得较好的规模效益，从而可以大大提高农业效益。规模化生产、科学化种植（良种推广、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产业链拉长（加工增值、储运降耗等）、品牌化销售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农业全过程利润。
3、是有利于解决分配中的农民利益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通过农民与企业的联姻，将农民利益与企业利益连接在一起，通过合理的分配方式保证农民和村集体利益。
4、是有利于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下，政府提供农业技术服务可以直接到专业合作社，而合作社则通过统一经营、统一服务或农业示范等方式直接将农技服务送到户头、田头。
四、农民合作社在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发展不平衡。
1、有的基层干部对发展农民合作社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合作社是乡镇村领导为了完成任务或争取政策支持而强行组织“催生”出来的。
（二）内部管理不规范，决策不够民主。
1、是规章制度不健全，分配制度不完善，导致利益分配不明确；2、是有的合作社对一些重大事项和活动没有通过成员大会讨论.3、是社员合作意识不强，只享受权利，不愿履行义务.
（三）科技含量低，产品竞争力弱。我镇农民专业合作社所生产的产品科技含量低，品质不高，外向型市场竞争力弱。1、是农产品精深加工少，附加值低，降低了经济效益。2、是科技投入不够，大多数专业合作社停留在养殖、种植等生产环节，而对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和产品的精深加工技术投入很少。
五、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目前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合作社在一段时间新鲜和期待之中渐渐地冷却下来，因为他们要生存，他们首先面临的是发展问题。我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如何不断壮大合作社，推动合作社发展再上新台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合作社发展要靠品牌赢得市场
品牌是产品走向市场、占领市场、立足于市场的根本。品牌就是经济效益，品牌就是社会信誉。品牌在赢得了社会信誉之后，带来的便是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合作社发展要靠信誉带动农户
合作社要靠信誉才能真正带动起农户的积极性。农户依托合作社能够增收，合作社依托农户能够不断壮大实力，二者互为依托，相互信赖，才能实现互惠互利。
（三）、加强指导监督，推动合作社健康发展。
农业合作社的含义篇9
农业机械英语属于科技英语的范畴，不但具有科技英语的共性特点，又有其独特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根据农业机械英语词汇和语法特点，举例阐述了专业术语、名词化结构、被动句以及复杂长句的翻译方法，有助于农机工作者进行文献资料的英汉翻译，从而加大农业机械的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农业机械；英语；特点；翻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国内农机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国际间的农机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国内大型农机企业不断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加大技术改造和换代升级力度，推进我国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的提高。然而，语言障碍给很多专业人员带来了巨大困扰，因此对农业机械英语翻译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对于提高农机专业人员素质、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建设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农业机械英语属于科技英语的范畴，因此和其他科技英语之间有其共性的特征，但是也具备其特殊的行业特点。
1词汇特点
1.1专业词汇多
农业机械英语专业性极强，其专业词汇是用来表达该领域的定义、概念，描述其特有现象、实验过程及物质特性的词汇。农业机械专业英语词汇含义狭窄，严谨规范，意义单纯，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一般只有本领域内的专业人员才能理解。例如：conveybelt（传送带）、flutedfeed（外槽轮排种器）、V-belt（三角带）及Y-joint（叉形接头）等。
1.2词汇借用多
农机英语中某些专业术语是通过借用普通英语词汇来表达的。一些表示动物和日常用品词汇在普通英语中早已存在，只不过意思不同，借用后就使得普通英语词汇在农机英语中成为具有特定含义和习惯用法的专业词汇。如：表示动物的词汇pig（猪）—金属或锭块、dog（狗）—止动爪、cat（猫）—履带拖拉机、monkey（猴子）—活动扳手；表示日常用品的词汇coat（外衣）—镀层、cap（帽子）—轴承盖及cup（杯子）—轴套等。
1.3派生词多
派生词是指在词根的基础上加词缀（包括前缀和后缀）构成的，每个词缀都有其固定的意义，可与不同的词根组成无数新词，在农机英语词汇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superhard（超硬的）是由前缀super-（超越，超级）+hard（硬的）构成的；mechanical（机械的）是由mechanic（机械匠）+后缀-al（与…有关的）构成的。
1.4缩略词多
同其他科技英语一样，农机英语中也有一部分专业术语常用缩略语形式表达，将较长单词取其首字母或主干构成与原词同义的短单词，或将组成词汇短语的各个单词首字母拼接成一个大写字母的字符串，既简洁又规范。例如：aGV-automaticGuidedVehicle（自动送料车）、iCen-gine-internalcombustionengine（内燃机）等。
1.5合成词多
农机英语中专业技术合成词较多，合成词是由两个或多个单词组成的，其组成面比较广，通常构成复合名词、复合形容词或复合动词等。例如：breakdown（断裂）、oil-proof（耐油的）、all-in-service（维修）、gearbox（齿轮箱）及furrowopener（开沟器）等。
2语法特点
农业机械英语作为科技英语的一种，其语法同样表现出其他科技英语的特征。
2.1大量使用常用句型
在农机英语中经常使用若干特定句型，从而形成农机英语区别于普通英语的标志。如常用itis+形容词/名词that…句型、被动态结构句型、分词短语结构句型和省略句结构句型。例如：itisevidentthatawelllubricatedbearingturnsmoreeasilythanadryone.译为：显然，好的轴承比不的轴承容易转动。
2.2大量使用复杂长句
为了表达一个复杂的概念，使之逻辑严密，结构紧凑，农机英语中往往使用许多结构复杂的长句，这些长句含有很多修饰成分和限定成分。
2.3大量使用被动句
农机英语中的谓语至少有1/3的是被动语态。这是因为农机专业英语文章侧重于叙述推理，强调客观准确。第一、二人称使用过多会造成主观臆断的印象，因此，尽量使用第三人称叙述，用被动语态。如：attentionmustbepaidtotheworkingtemperatureofthemachine.译为：应当注意机器的工作温度。
2.4大量使用名词结构
农机英语属于科技性的文章，要求行文简洁、表达客观、内容确切、信息量大和强调存在的事实，而非某一行为，文中包含很多抽象概念如定义、原理和结论等，为使这些定义和概念表达更加准确和严密，农机英语中大量使用名词化结构，
3翻译方法
3.1专业术语的翻译
专业术语的翻译方法可以采用意译法、音译法、半音半意法和形译法等。意译法就是直接将专业术语的源语含义翻译成汉语。如：potatoharvester（马铃薯收割机）。音译法是将英语专业词语翻译成汉语拼音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如：engine（引擎）、combine（康拜因）。半音半意法，是音译与意译的结合，如：logiccircuit（逻辑电路）。形译就是将描述形象的英文字母译为字型或概念内涵相近的汉字。如：V-belt（三角带）、t-bend（三通接头）。
3.2名词化结构的翻译
农机英语中大量使用名词化结构，在将名词化结构翻译成汉语时，一般采用转性译法、增词译法、重复译法和具体化译法等方法。如：Farmtractorsarebigusersofdieselpower.译为：农用拖拉机也大多以柴油机为动力。
3.3复杂长句的翻译
农机英语中长句翻译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长句的翻译一般需要综合运用翻译技巧。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拆句和改变顺序的方法，分析句法，找出主干成分，再具体分析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修饰关系，结合专业知识，确定句子的全部涵义，运用相关技巧，按照汉语表达方式，正确译出原句意思。如：tomeetexhaustgasvolumerequirementsofmostdieselengines，thegasvolumethatthesingle-pipeeSCpcantreatshouldbein-creased.译为：为满足大多数柴油机排气流量的要求，必须扩大单管静电旋风捕集器所能处理的排气流量。
3.4被动语态的翻译
农机英语中大量使用被动句，但是由于汉语的动词不具备英语动词那样的形态变化，因而主要依靠词汇手段以及句式来表示被动语态。所以在翻译时，可以将被动句翻译成汉语的被动句和主动句，通过借助词汇手段来表达被动，如用“被”、“受到”、“由”、“为”、“遭到”、“给”或“让”等词引出使动者。由于汉语中使用被动句较少，更多译为主动句。如：aimingatthecharacteristicsofharvestingmachinerydesign，thewholestructureofdesignandevaluationexpertsystemofsugarcanecombinehar-vesterisconstructed.译为：针对收获机械特点，构建了甘蔗收获机械设计与评价专家系统总体结构。
4结束语
总之，农业机械英语的翻译专业性较强，译者不仅要精通英语，还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在实际翻译中，只有将翻译技巧和方法合理、灵活地运用，才能准确、通顺地表达原文的思想。
作者：周建民单位：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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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含义篇10
一、高度重视。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已经从过去主要保障数量供应进入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新阶段，进场交易农产品的质量事关批发市场的声誉，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已成为批发市场创立和扩大品牌影响、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农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加强质量安全监管，以保证城乡居民消费到“放心”农产品。今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销售的农产品有不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消费者可以向农产品批发市场索赔。各农产品批发市场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与批发市场自身发展统一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环节的质量监管。
二、健全机制。农产品批发市场要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要求，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与制度，以保证履行所承担的法律义务。各批发市场要明确一名负责人分管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并确定一名业务联系人，负责向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情况。有条件的市场要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和经过培训的检测技术人员，确保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查检测工作的条件；暂时没有条件的市场要委托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进场开展抽查检测工作，务必将法律规定的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落到实处。各市场要制定和完善包括采样登记、检测流程与规范、结果与归档、超标农产品处理与报告等工作制度，保证抽查检测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不断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
三、突出重点。当前，进入批发市场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整体状况是好的，但由于多方面原因，个别农产品还时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要严格贯彻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重点抽查检测含有下列情形的农产品，并禁止其销售。一是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其他化学物质的农产品；二是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三是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四是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技术规范的农产品；五是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