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财政政策篇1
一、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依据
1.保持经济增长目标,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首先,扩大投资需求是启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而扩大投资需求的举措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支持。扩大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环保及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目前普遍存在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仍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基础设施拥有水平方面,我国的许多指标都低于世界平均值。因此,加大财政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成为当前经济特别是财政工作关注的焦点。虽然财政扩张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但主要通过财政扩张形成的社会基础设施也可以为经济长期发展提供优良资产,从而降低扩张的风险程度。
其次,积极启动消费需求,依赖于政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目前城乡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民和乡镇企业承担的税费过重,农民收入连续数年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二是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处于改革的关键阶段,养老、医疗等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增加居民个人的负担数额,居民对远期消费的预期存在一定顾虑。因此,要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适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到位增强居民远期消费的安全感。
再次,高居不下的失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需要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失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解决,内需扩大就将遇到障碍。只有相对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才有可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特殊需要。
2.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的任务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产业结构失衡,农业基础仍然薄弱。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虽有所好转,但与经济社会成长的要求相比,仍然供给不足。通讯、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和海洋科学等高科技产业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也对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课题。
工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主要问题是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不协调,加工工业低水平重复,一些基础性第三产业(如邮电、通讯)和新兴第三产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技等)发育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更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主要障碍,消除障碍应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进行内涵式结构调整,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全社会科技投入总量不足、总体水平偏低的情况下,政府应弥补这一缺口,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直接增加政府投入资金的同时,应从税收、信贷和其它政策方面配合产业政策给予大力扶持。
3.缓解国企困难状况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旧体制与新体制交替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国有企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从法律上讲,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有商业银行,它们的债务债权最终都由一个主体——国家财政来承担。因此,财政是消除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核心所在。实际上,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与财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拨改贷”后,财政不再对新建企业投资,国有企业唯有靠借贷来发展自己。长期以来,过重的税负及名目繁多的摊派和其它费用导致企业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国家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双重财税政策使国有企业处于竞争的劣势。企业职能和财政职能的错位更是拖累了企业,养老、医疗保险等本应由财政或全社会承担的负担却由国有企业来承担。虽然,这是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问题,但在社会保障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有责任通过国有资产减持、社会保障基金设立等方式与国有企业共同承担责任,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4.配合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我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中央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以其特有的竞争机制,将经济资源配置到需要的行业和地区,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无序,缓解冲突,缩短转轨和转型过程,保证平稳、顺利地实现市场化改革目标。目前由于失业问题显性化,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历史的欠账需要归还,所以财政部门必须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保证退休人员的生活稳定,保证病人所需的医疗费用,保证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同时,在物价持续走低的形势下,农产品收购的任务迅速增大,收购、储运所需的财政支持迅速增长。此外,提高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深度,也需
要国家财政给予更多的财力支持。5.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基础的原因,我国经济发展的东、西部之间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自然地理优势和科技文化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显着成就,进一步加大了与西部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国家适时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和内陆地区开放的同时,增加了对西部和内陆地区的公共投入,以改变我国东、西部长期以来存在和正不断加大的差距。事实上,解决东、西部经济和社会>文秘站: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投资,为此,适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应当是必要的和连续数年所必不可少的。
二、继续实行适度财政扩张政策的具体措施:
1.继续扩大公共支出
财政支出重点:一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要求。为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衣食需要,必须在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上,加大对农业包括水利事业的投入,通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水平的提高,增强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以保证国民经济基础环节和发展潜力得以持续,国家各项宏观政策如粮食、水利和环境保护政策得以落实。二是用于科技教育的支出。科教投入的增加是科教兴国的需要,是经济科技含量、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资源发展的客观要求,切实保证科教投入是经济持续增长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不竭源泉。三是用于国企改革的支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完成向真正经济实体的过渡,需要一个转轨时间,而转轨过程中国家有必要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之际,才是我国经济全面焕发活力之时。各级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加强财政监管,优化支出结构。
2.适当调整税收政策和制度
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于重点投向进行适当的税收优惠,规范各种行政性收费,实行费改税。商品税政策的调整应以增值税为重点,尤其是对设备更新快、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行业和产品品质、成本和设备投入差异较大的能源、矿产企业,有必要加快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对主要用于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消费税则可考虑部分税目的减免问题,如对农用柴油、军用柴油、生产用(包括工程用、矿山用、建筑用)汽车轮胎、农用汽车轮胎(如农用拖拉机、收割机等和公共汽车轮胎)等,实行消费税减免或定期减免,应是有利于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
各种税收优惠可结合《当前我国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予以实施。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应成为税收优惠的主要方面,对研究开发、设计等费用实行税收抵扣。当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将新产品投入大规模生产时,政府应采取加速折旧或建立技术准备金方式在计税前予以扣除,并对新产品给予税收减免。
加快费改税进程,以减轻企业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取消各种乱收费,确需保留的可以降低收费标准或相关项目归并,属税收性质和具有税收功能的收费应尽快并入税收。
3.稳定公债发行,强化财政投融资
1998年以来,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利用银行利率下调、银行和社会闲置资金较多、国家筹资成本较低的有利时机,连年大规模发行公债作为扩大公共投资和内需的基本措施,业已起到实际效果。但连续数年大规模的公债发行,也必然会有偿债高峰期的到来,政府财政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偿债高峰。所以,今后一段时期保持公债发行规模稳定,将是一种必然的政策选择。同时,可考虑发行针对保险公司、社会养老金的专项国债,专门用于国内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可考虑增发外债,增强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必要时还可考虑让一部分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由中央发行一定规模的、用于长期建设投资、投资项目由地方设立和管理、到期由地方归还的地方公债。另外,在国企改革的‘抓大放小’中,变现一部分国企的股份来从事公共工程及基础设施等的投入,其余可作为国家资本金注入企业用于企业设备更新及技术改造,或注入社会保障基金。
近几年,财政收入中的两个比重明显提高,财政收支增长幅度明显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每年增长一千多亿元,收入增长的良性机制已基本形成,国家财政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明显提高。加之配合公债政策,可保证政府拥有充足的财力在近期内甚至较长时期内实行适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在用好公债政策的同时,还要关注其它政策方面,特别是财政投融资、利用财政资金的有偿使用机制等,既用活一部分财政资金,又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适度扩张财政政策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一)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现阶段的客观选择
在我国现阶段或一个较长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由中国改革和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我国还存在着通货膨胀回升的潜在危险。我国正面临着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财政困难、国企困难、农业基础薄弱以及潜在的固定资产投资冲动都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从我国经济发展客观实际来看,1996年底实现“软着陆”后,国民经济沿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轨道运行,执行政策要注意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不能陷入“膨胀一紧缩—再膨胀一再紧缩”的怪圈。因此,对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应持谨慎态度。
其次,放松货币政策在当前对启动经济作用不大。商业银行本身追求盈利最大化,不会把资金投放到一些资金回收期长、盈利少、但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行业上,因此对于改善经济结构的作用受到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限制。此外,下调利率虽对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经过多次下调的利率其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已十分有限,而且,在经营目标的左右下,企业和银行贷款的动机都不会特别重视利率的小幅变动,所以,降息在我国已有的经济机制下,其刺激货币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
再次,通货膨胀政策无助于失业问题的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我国的就业问题既有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隐性失业显性化问题,也有特殊人口政策带来的长期后果,这种失业现象无法通过放松银根来得到彻底解决。改革和转轨时期的根本问题是稳定发展问题。只有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能够稳定、持续发展,才能创造出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货币稳定一经济增长一充分就业的良性循环。同时,如果通过放松银根来刺激经济增长,那么其带来的通货膨胀,也必然给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带来困难,反过来,又会要求国家提供新的社会保障增量来维持平衡。
最后,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求货币供应在各个不同时期应当表现出弹性。如经济增速正常或偏冷,而物价涨幅较低时,可以进行适时适量的增加,以配合财政政策刺激国内有效需求,而这种“微调”主要指阶段性的适度松动,这与总体上较紧的货币政策并不矛盾。
(二)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涉及到方方面面,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予以特别重视和考虑。
1.通过规范财政收支提高两个比重
经过连续几年财政收入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总量调整,目前国家财政的预算收入已占GDpl5%,如果
加上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财政部分,财政总规模占GDp比重应当在25%—30%之间,政府财力总规模并不小。所谓“小”和应继续提高两个比重的说法,主要是指财政集中在预算内的收支和集中在中央财政的收支较小。同时,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要求、还是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要求看,继续大幅度增加税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无助于财政扩张的效果。因此,当前之急应是统一财政,整顿财税秩序;扭转非财政部门越权行使政府职能参与分配的现象;严格规范收费项目和收费权限,并通过立法将必要的收费逐步改为正规的地方税收;清理整顿各种基金、周转金及其它财政体外循环的游离资金,并通过整章建制,使之纳入严格的、科学化、规范化的财政管理与监督之下。最后应通过改革,彻底解决财政包揽过多和应管未管、以及管理方式不当的问题,使财政的职、责、权相对应。2.完善金融调控
保证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快职能转换,提高管理水平,理顺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把商业银行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在目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下,银行要减少并逐步消除政策性和社会性职能,真正树立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坏帐呆账,加强金融工具的创新,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快资金周转,配合货币政策,达到控制调控基础货币、实现适度从紧货币的目的。
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尤其重要。要支持企业战略性改组,加速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地发展,而不是时涨时落。应认识到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对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对转换经济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在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有时甚至是较为严重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资本市场10多年风风雨雨的发展,也不会有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的大好局面。
大力发展住房等个人消费信贷。各商业银行从扩大自身业务发展角度考虑,应该积极探索和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需求与生产需求协调、同步发展。同时,探索和积极发展个人金融服务的各个领域。
3.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作
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制定上,应相互协调,可考虑组成一个主要由这两部门的若干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参加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一个议事机构,定期举行例会,例会议案只具有专家建议性质,对两部门或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或预算管理委员会起指导作用,而不具有强制性。其次,尽快建立财政投融资体系,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再次,在国债政策上应体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国债,有利于协调各自的政策。目前上市流通国债总量偏少,银行利率也非市场利率。财政和央行要对国债发行量、国债利率、品种和发行方式进行协商,财政应优先考虑中央银行在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时对国债的期限结构、无券化程度、利率水平的要求。最后,财政、货币政策应从城乡消费结构的调整上增加需求。
4.宏观调控的实现还依赖于微观基础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速度效应所造成的经济效应结构、产业结构失调,往往使财政、信贷资金投入产生扭曲的不良后果,演化出一种“高速度一高投入一低效益一更高投入需求”的恶性循环。财政、货币政策都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四、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讨论
财政部部长项怀诚5月9日在上海指出,中国政府将积极主动地调整财政政策,深化财政改革,转变财政职能,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项部长的讲话传递了一个有关中国政府将积极主动地调整财政政策的重要信息,引起理论界和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2009年,我国已经连续第五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一项过渡性的政策措施,财政扩张有利于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率,有利于增加需求、增加就业,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此,五年中,仅建设性国债就发行和计划发行6600亿元,中央政府背上了较重的债务负担,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高达50%,债务余额占GDp16.3%,财政赤字2009年将超过3000亿元。我国财政政策的风险在逐步增大已是不争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是肯定的。但“淡出”的时机和方式却是一个需要十分慎重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笔者以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现实选择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经济运行完成由“低谷”到成长的转折。第二,公共支出对经济的拉动已经起到对私人部门的“带动”作用。第三,社会总需求出现稳定的增长态势。而目前我国经济尚未具备上述基本条件。
首先,从经济运行状况看,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济下滑趋势虽然在1999年到达“底部”,2000年开始出现回升,但由于“911事件”的打击和国际经济状况的影响,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重新下滑,这表明经济运行总态势需要对“底部”进行重新检验。换言之,2009年和2009年将是考验经济运行曲线的关键两年。因而这两年应当是“拭目以待”的两年,而非转换财政政策方向的有利时机。
其次,公共部门支出对私人部门的“带动”效应不明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然在起伏不定之中,企业和个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例没有明显改进。积极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慎重对待运用方向的转换。比较恰当的是在继续保持财政扩张的同时,适当调整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主要着力于公共部门本身的支出的同时,加强对私人部门投资政策的调整和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引导,只有私人部门投资有了真正的增加和投资动力,我国经济的能动性恢复才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当前的财政政策篇2
[关键词]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取向
一、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从国际角度看,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各主要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已开始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黄金时期,经济增长减速、就业压力加大与贸易保护抬头使世界各国步入“多事之秋”。根据imF在10月份的最新国际经济展望,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07年的5%降到3.9%,2009年进一步降到3%。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长-0.3%,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率是-1.43%,个人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企业设备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与美国相似,欧盟经济前景堪忧,日本经济也是内忧外患,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俄罗斯2008年12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正式登记的失业人数达130万人,实际失业人数可能高达460万人,而且拖欠工资现象也很严重。综合来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以及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结构性失衡,全球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各主要经济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被大为挤压。客观地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大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任何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都不可能置身其外。
从国内角度看,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等,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口企业困难、制造业产能过剩致使经济发展减速、失业率上升,加之近十年来形成的主要经济增长点(楼市、车市)形势也不容乐观,迫切需要政府与市场积极主动应对,共克时艰。
一个经济体如何以及何时走出危机或困境,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财政政策要是否针对经济结构中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二是自身“机体”的综合素质。应该说,与十年前相比,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国有银行体系改革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初步建成等,为我们成功应对此次危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财政政策的诠释
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财政政策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收入、支出、预算平衡和国家债务等各个方面。因此,财政政策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和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功能的正常发挥,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的适当运用。财政政策运用得当,就可以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财政政策运用失当,也会引起经济的失衡和波动。
宏观财政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的政策和紧缩性政策两类。前者实施的背景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后者实施的背景则是总需求过旺。理论上说,无论是扩张的还是紧缩的财政政策,都是为促进总供求平衡和经济稳定发展服务的,因此,它们也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背景下采取的特定政策。究其主要性质看,应该与扩张性政策属于同一类型。也就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
三、我国财政政策取向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各级政府和政策制定者能够对当前我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大环境的急剧变化进行清醒的判断,即对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已经部分消失”有充分认识。在政策决策时,应具备国际视野,又要立足于我国实际,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的不同需要,充分发挥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各项调控目标。积极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背景是发达国家,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还没有进入准发达国家的行列,简言之,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决策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1.美国何时能走出危机
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美国数十次金融危机纵向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经济周期微波化,经济周期波动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加强、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就业结构的高级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经济预测能力的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生产的全球化以及成熟的政府政策等因素,使得许多传统的金融和经济风险被淡化与减弱。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整体的资本化、金融化与反危机能力因金融危机而逐步得到增强。基于此,金融危机不可能一直恶化下去但也很难走出“V”型反转之路,最大的可能是“L”型曲线,底部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美国寻找到下一个新“泡沫”的时间长短。从美国当前的现实状况来看,房地产市场难以在短期内复苏,新能源、生物产业的鼎盛也尚需时日。这时,比较理性的选择是“以时间换空间”,在趋于狭窄的发展空间中可能发生的国际博弈与全方位竞争势必会愈演愈烈,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竞争压力也更趋强烈,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2.积极财政政策要有长远打算
1998年2月,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到2004年,我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7年间,除减税、收入分配、非税收入等政策调控以外,中央财政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和各方面配套资金等逾2万亿元。主要投向农林水利和生态建设、交通通信、城市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农网改造,以及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兼顾了城乡、区域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比较妥当地处理了短期困难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我们面临的考验比上一轮金融危机更严重,出口、消费与企业投资都受到明显削弱,培育与发展除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之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究竟要实行多久,恐怕不是两三年的事,我们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3.我国财政的回旋余地有多大
当前,全社会都在热议“4万亿元投资”之事,除此之外还有扩大消费与促进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所有政策的核心无非是减收增支。财政收入首先要保吃饭与稳定,其次才是建设与发展。从名义上看,我们仍具备一定的发展空间,财政风险也处于可控状态之中,但从现实进一步深入考察,已存在的基层财政困难、多种变相的地方政府负债以及其他隐性的资金缺口等因素,缩小了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空间。我们必须跳出常规思维,求变图新。要点在于:一是将现有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务求取得实效;二是千方百计地撬动社会资本;三是大力挖掘潜在财源,壮大财政基础;四是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与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五是谨慎对待地方政府发债问题,绝对不能一哄而上。
4.全面准确地理解财政政策的内涵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财政就是“收收支支”,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财政观。实际上,财政是治国理政的基础,“收收支支”只是外在表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包含着财政要素,其行为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最终的财政绩效。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大理财观,即政府财政管理每个机构与个人都有责任,而且要借助法律与制度予以贯彻和落实,并基于此实现业务管理创新与财政的良性循环。如果不具备这一视野或理念,很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或损失。
综合上述四方面考虑,面对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应有长期准备与长远打算,对于由此给财政带来的压力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让政府有效发挥作用,让各部门各单位有效发挥作用,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是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之所在。
四、当前形势下的财政政策取向分析
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与我们不期而遇。世界经济增速的减缓、下降、倒退,国外市场的急剧萎缩,使我国出口贸易的强劲势头难以为继,这些衰退状况已经非常现实地告诉中国人:“战略机遇期”已经部分成为过去,中国可以借助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也基本走到了终点。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际影响,也有国内因素,是综合因素叠加的结果。因此,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杠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势在必行。
1.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扩大政府投资,对冲经济“发动机”的减速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供给与需求并重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克林顿签署了削减赤字的法案,在减少政府开支的同时,增加了对交通、通讯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拨巨款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同时增加研发经费,扶持高技术企业。我国需进一步加快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能够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从而更大程度发挥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吸纳从沿海回流的民工,同时为中西部地区吸引沿海的产业转移和未来自身的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我国具备后发优势,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巨大的空间,在经济“发动机”面临减速的情况下,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扩大政府投资,完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很明智的选择。
2.下大决心改善投资环境,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市场活力
拉动经济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撬动社会资本、带动银行贷款、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困难时期,社会资本缺乏信心,银行贷款畏惧风险,市场活力缩藏起来。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虽然也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不是治本之策,根本所在是项目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投资环境的易生长性。私人投资者在市场中选择项目面临的风险很多,部分是个人的,还有部分是准公共或公共的,如何避免那些不完全是个人的投资风险,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放宽社会资本投资限制,规范相关税费管理,简化行政管控,改善与强化政府服务,优化投资环境,从根本上吸引与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起更大的市场活力。
3.实施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与延长产业链条的财税政策,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和关键技术行业
通过结构性的财税政策,引导国内重要行业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与产业链延长,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通过增加科研投入,实现重大科学技术与关键机器设备的自主研发,重视并推动我国农业、粮食、生物等关键行业的研发与生产。除在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外,还要鼓励企业加大职工技术培训投入,允许更多的职工培训费在税前成本列支;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对新能源、新材料、突破性环保技术等研发加大优惠力度;鼓励与奖励国内企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与控制力;将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中的研发投入,纳入允许抵扣的范围内,鼓励现代服务业升级;细化出口产品的税则分项,根据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给予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支持出口结构升级。
4.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正确引导与促进国内消费
此次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要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必须建立在现实的购买力基础之上,虚拟的购买力必然催生出虚假的繁荣,最终会适得其反。从促进消费角度看,应提高企业职工劳务报酬的税前列支标准,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所得,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公共医疗、教育的财政支出,推动与扩大国内消费;继续降低房地产市场虚高价格、降低部分交易环节税收,促进住宅消费回升;调整相关税费政策,鼓励经济型、小排量汽车消费;积极倡导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等等。
5.稳妥有序地转换出口结构及外向型发展战略
出口结构的优化需要坚持以企业和市场为出口结构调整的主体,政府可借助“市场倒逼”机制,给企业和市场适当加以引导,使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形成合力。在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群体性经营困难与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政府有责任予以干预与救助。
6.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反对泛市场化
我国的房地产物业税尚未开征,很多资源以市场化的形式运营管理,没有被市场化的资源行业的社会分红比重不高,垄断性的公共服务所固有的潜在财政性收入在大量流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实力,也使得社会不和谐因素逐渐累加。总之,我们应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大力挖掘潜在财源,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物资基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益化。
7.在财政领域实现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建立以公平、均富为导向的利民强国的财政体制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财与势不能号令一切。发挥财与势的最大效应,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公平、均富的体制,由此酿成的民众心态必然是和谐、平稳的,在富贵面前不骄纵奢侈而能自享其乐,在贫苦面前不怨天尤人而能泰然处之。这种“同心同德”所具有的威力是难以用经济数据来衡量的,尤其是在危机到来之时,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基本面的稳定,而不致被冲垮。事实上,这种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以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既实现经济兴盛,又实现文化繁荣,既会生产,又懂生活,能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8.对企业和居民的减税让利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趋向
从目前的情况看,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企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减税让利已是必然。除了进一步提高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以外,从2009年开始,增值税将由生产型转型消费型,据财政部测算,此项改革财政预计将减收超过1200亿元,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对于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企业尤其是工业品制造业企业,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此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对于刺激内需具有积极的作用。
9.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促进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和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
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贴标准,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支持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工作,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实施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支持逐步提高并落实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促进企业全面落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监管。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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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经济走入新转型期.中国税务,2009年第2期
[3]张一:从历史经验探讨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的选择.中国经贸导刊,2008年第24期
[4]沈滔: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选择.经济理论研究
当前的财政政策篇3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当前的财政政策篇4
关键词:iS-Lm模型;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乘数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93-03
当前,中央政府为应对日益加深的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及时将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同时推出了总值达4万亿人民币的拉动内需政府投资计划,这其中还不包括各地方政府适时推出的地方投资计划。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实施这样大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必将刺激社会的私人投资、私人消费,增加有效需求,使经济在短期内回到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而按照货币主义的观点,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竞争性、对抗性的关系,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市场利率的上升,挤出部分私人投资和消费,从而不能起到预期应有的效果。那么,这次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投资扩张能否带来预期的效果,社会需求能否恢复到危机前的高涨状态,国民经济能否保证8%以上的增长速度?短期看,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与财政政策效果紧密关联,而财政政策效果的大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货币政策配合优化的程度及其挤出效应的大小。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分析我国现阶段积极财政政策产生挤出效应的可能性,并结合现阶段特殊的经济形势和具体国情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
1.挤出效应的作用机理
我们抛开两个学派的理论之争,从大家熟知的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出发,推导财政政策产生挤出效应的基本过程,以理解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为了分析的简便,不妨设想一个线性的iS-Lm模型。
在简单的iS-Lm模型中,iS曲线由一个消费函数、一个投资函数以及一个收入支出等式组成。在三部门经济中,当商品市场均衡,即收入等于计划支出时,如果政府同时征收定量税与比例税时,则iS可写成:
y=11-β+βt(a+e+g-βt0+βtR)-d1-β+βtr
令t0=0,tR=0,有y=11-β+βt(a+e+g)-d1-β+βtr(1)
现在转向货币市场,Lm曲线由货币的真实需求和货币供给均衡推导得到。真实的货币余额需求随着真实收入水平提高与利率的降低而增加,即L=Lt(Y)+Ls(r)=kY-hr。根据货币市场均衡条件,即货币供给等于真实货币余额需求,推导得到Lm曲线:
r=khY-mh(2)
将方程(2)代入(1)式,得:
y=h(a+e)h(1-β+βt)+dk+hgh(1-β+βt)+dk
+dmh(1-β+βt)+dk(3)
上式实际上就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国民收入表达式。
对方程(1)的G求一阶导数,得财政政策乘数为:
dYdG=11-β(1-t)(4)
(4)式是不考虑财政政策对货币市场的影响时,财政支出扩张政策带来的效应,显然这是高估了财政政策的效果,因为它没有考虑财政政策实施后货币市场的变化会反作用于国民收入;对方程(3)求G的一阶导数得,财政政策乘数:
dYdG=hh(1-β+βt)+dk(5)
这是考虑了货币市场反应后的财政支出政策效果,(4)、(5)两式的差即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货币市场的货币需求量增加,利率因而提高,高利率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抑制作用,从而使国民收入增长幅度减少。挤出效应的幅度大小取决于(5)式中四个参数值的大小,其中最主要取决于h,k,即货币真实余额需求对收入和利率的敏感程度。
显然,给定β,t,d,k时,h值越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越敏感,kh越小,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的效果就越大,反之亦然;另外,k越大,kh越大,Lm曲线越陡,财政政策乘数越小,政策效果越小,反之亦然。正常情况下,Lm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正斜率曲线,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必然有一部分被挤出效应所抵消,这是一种常态的情况也是分析的关键。
2.当前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可能性
经济学界对于我国财政政策是否存在挤出效应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学者倾向认为,在我国由于经济运行体制和环境与西方经济学分析的作用机制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而中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和政府支出的公共性是支持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不明显的主要依据。尤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显著,更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据。
但是,考虑到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不可相提并论,加之政府投资效益的低下(存在盲目投资、重复投资、权力寻租等问题),中国民间投资的困境,利率市场化倾向,汇率制度的逐渐放开等因素,我国为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确实存在传统iS-Lm模型分析的直接挤出效应,更可能由于我国独有的金融体制、财政体制、国民消费倾向、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制度等特殊性,存在间接挤占民间投资机会的“泛挤出效应”可能性,表现在:
2.1利率市场化趋向将引起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挤出效应日益明显
虽然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基准利率主要由中央银行制定和管制,但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有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革、各股份制银行纷纷发展壮大、外资银行进入人民币市场业务、国家对于民间融资借贷的放松管制和合理引导,利率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到目前为止,在同业拆借市场、证券市场以及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国债招标发行方法中利率的确定已经市场化。这样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发行的国债规模及利率水平肯定会影响到同业拆借市场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水平,影响到私人的投资成本,影响民间投资规模。同时,相对于1997年之后的企业融资状况,目前企业的融资手段往往更加分散,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贷款,尤其是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大大拓宽至银行贷款之外,如金融租赁、典当融资、票据贴现融资等,尤其是近几年兴起的私募基金,这些融资手段具有更加敏感的投资回报率的变动性,一旦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经济形势出现扭转趋势,各证券市场产品的投资回报率就会水涨船高,当然企业融资方式的利率将以更大的幅度增加(通常除银行贷款之外的其他融资手段,由于出借人承担了更大的风险,索要的回报率也会更加高),企业的投资能力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尤其是对于目前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
2.2经济危机背景下,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滑落,边际消费倾向有滑落趋势,进一步阻碍了财政政策发挥乘数效应
边际消费倾向越小,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就越小。政府支出的扩大,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很难充分达到拉动消费者增加消费的预期。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数据,从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消费者预期指数、满意指数、信心指数都呈下降趋势,见表1。
表12007.9-2008.10消费者预期指数、满意指数、信心指数
日期消费者预期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
2007.0999.692.996.92007.1099.292.496.5
2007.1198.792.096.02007.1299.593.196.9
2008.0198.691.295.62008.0296.890.594.3
2008.0397.190.794.52008.0496.690.194.0
2008.0597.090.294.32008.0696.590.694.1
2008.0796.990.894.52008.0896.090.293.7
2008.0995.690.093.42008.1094.289.892.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显然,在这样的消费者信心不足的大环境下,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在短期迅速刺激私人消费,拉动国民收入提高方面的收效可能不会很明显。同时,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到目前的阶段,医疗体制改革、养老体制改革迟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子女的教育经费又在逐年增加,这些现实都意味着人们对未来消费的预期上升,决策的结果是减少现期的消费,边际消费倾向由此下降,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2.3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在投资机会方面的挤出
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增强,尤其在现阶段的经济危机期,银行更加关注资金的安全性,此时,面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出于安全的考虑,银行更愿意以政府债券的形式而非贷款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将由于银行的惜贷而更加缺乏投资资金。其次在现阶段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决策时间较短,尤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投资项目有限或者说是准备不足,这很可能造成地方政府抢项目的状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私人资本准备投资的项目。
2.4政府投资的低效率
政府投资先天低效,大量的政府支出涉及的主体不仅有中央政府,还包括省、地市、县级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造成财政支出权责不统一,投资项目审查不力,仓促上马建设,甚至边建边审。同时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程序化操作还会引发不可避免的寻租行为以及责任主体缺位。另外目前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较长,投资回报率也较低,对于复苏国民经济作用时间较长。
2.5企业供给方面的制约,使财政政策的结果有可能是价格上涨而不是产出的增加
由于我国的企业还大多处于发展的阶段,企业和企业家潜力和活力不足,很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投资需求上升,使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面对超额的需求,厂商试图扩大产量来满足需求,但最终由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最后只能以价格上升而告终,一直等到超额需求消失价格上涨才会停止。
3.应对挤出效应的措施建议
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无论是传统意义的挤出效应还是符合我国特殊国情的“泛挤出效应”,都可能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如不考虑货币市场,只考虑开放的产品市场,则财政支出乘数为KG=dYdG=11-β+y。从2000―2006年的宏观数据看,我国的财政支出乘数一直在下滑,见表2。
表2我国宏观经济乘数理论数值
年份β值γ值乘数值20000.520.191.4920010.330.181.17
20020.300.201.1020030.270.251.0220040.290.291.00
20050.260.290.9720060.270.290.99
资料来源: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宏观经济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上表中,GDp数值为支出法计算的数值;边际进口倾向受国家政策和汇率变化等因素影响而变化非常剧烈,故在计算乘数值时γ值取平均进口倾向。具体计算方法为:边际消费倾向=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增量/同期GDp的增量;边际进口倾向=当年进口的增量/同期GDp的增量;平均进口倾向=当年进口总额/同期GDp的总额。
毫无疑问,这次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得这种下滑趋势更加严峻。因为边际消费倾向β的降低会使乘数效应减小,而全球金融危机只可能使得我国的边际进口倾向增大,其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使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幅度降低,从而使得财政政策的效果受到“挤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减小”的双重减弱,如何化解这种潜在的冲击应该是各项财政政策努力的方向。
第一,重视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要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降低名义利率应对挤出,尤其在当前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下降的趋势下,更要适时地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控制利率上涨。央行应及时根据货币市场供求情况调整利率,从长期看,尊重利率的内生性,继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第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对商业银行的政策引导使其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同时放宽对民营企业投资的限制,逐步开放对民营资本投资领域的限制,减少企业间的制度性歧视。同时,增加对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政策性支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面对政府支出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时能够及时增加产出。配合适当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充分调动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第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范围。要进一步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范围。中央政府要逐步从那些已经基本能够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投资领域退出,集中资金用于必须由中央政府承担的投资任务。即使在基础设施领域,也要尽量引进市场机制,吸引各类社会投资者参与。同时加强对政府投资资金的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的审计,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注重财政投资的量化分析,实现财政资金的精细化,化解财政风险,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
第四,尽快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完善养老体制,减轻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增加其当期消费的欲望,使国内市场的需求尽快被发掘出来。同时继续配合教育体制、住房体制等关系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要使4万亿扩大内需的计划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挥最大的作用,关键之处在于货币政策的配合,使利率能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使企业和私人的投资成本逐步降低,同时,也采取改善民生、促进国内消费的措施,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消费、投资两大经济拉动器,推进国民经济尽快走出经济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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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财政政策篇5
摘要：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特殊功能，本文首先从两方面论述了基础理论模型，这两个方面分别是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区制识别、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然后从识别作用区制和基于FtpL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分析两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政策。
关键词：财政政策；通货膨胀；实证研究
1.基础理论模型
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是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研究宏观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对实现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稳定物价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政策在F区制下的作用是控制通货膨胀而在m区制下的作用是盯住实际债务。货币政策在F区制下的作用是维持债务价值而在m区制下的作用是盯住利率。Sargent利用货币主义算式说明了在实行财政政策的过程中通过铸币税来影响价格水平。在2001年，woodford以FtpL为基础提出了治理通货膨胀的建议。2011年，Leeper认为铸币税不再是唯一财政政策影响价格水平的途径，货币发行量对价格水平也能产生影响，他指出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发行过度也不再是唯一一个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的途径。
1.1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区制识别
根据Leeper的观点，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在F区制下是主导作用，在m区制下是辅助作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现值给出他的基础模型，如下：
Bt+1Rt=tt-zt+Bt+mt+1-mt（1）
其中，Rt表示第t期的名义利率，Bt表示当期政府名义债务量，Zt表示政府转移支付，tt表示税收收入，mt表示当期基础货币名义存量。公式（1）表示政府债务由新发行的债务、政府收支差额和基础货币发行量偿还。
从实际值考虑政府跨期预算约束，则有：
Bt+1+mt+1pt=tt-ztpt+Rt1+Rtmt+Btpt（2）
其中，pt为实际价格水平，tt-ztpt为政府基本盈余实际值dt，Rt1+Rtmt+Btpt表示铸币税贴现值，他是由发现新债务和增发货币得到的，可用λtbt表示。由此得到：Bt+1+mt+1pt=λtbt+dt（3）
由此的一般均衡方程为：bt=∫∞t=0λtdt*dt（4）
其中，公式（4）是pVBC（政府预算约束现值），可用来检验财政政是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在2009年，Leeper和Daving认为政府预算约束现值是均衡条件，党pVBV不成立时，财政局和中央银行可以对政策做出选择使pVBC成立。如果公式（4）中的dt增加，那么下期的bt就会减少。如果dt的增加会造成下期的bt增加，则央行可通过调整货币供给量实现pVBC。
1.2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
1981年，Sargent和wallace将通货膨胀和财政政策的关系动态化，他们指出在F区制下，贴现价值由财政赤字的多少决定，由于借债允许政府对铸币税的分配可以跨期，也就是说通货膨胀、铸币税和财政赤字同期不一定相关。在2000年，Sargent和Ljungqvist提出了通货膨胀和财政政策在小型开放经济体中的一般均衡模型。在FtpL下，假定货币存量通过影响交易成本从而影响宏观经济。此时政府对通货膨胀和名义货币需求的影响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进行。模型如下。
其中家庭贴现消费效用函数是：∫∞0βtuctdt（5）
ct表示t期家庭消费量，β表示主观贴现率，μ（……）是严格的凹函数，指t期贴现效用方程。
每一期，家庭的支付税收tt，补贴收入zt，初始财富为yt，通过持有货币或持有无风险债券Bt来转移税后净收入或消费，在此情况下，家庭的预算约束为：ct+Bt+1pt+tt=yt+zt+Rt-1Btpt（6）
家庭持有货币需求为：mt+1pt=mdct，1Rt（1+πt）（7）md随着Rt和πt的增加而减少，随着ct的增加而增加。
政府可通过印制钞票、发行债券和征税来弥补财政指出，其中公式（4）就表示政府预算约束。将（7）代入公式（4），得到的经济一般均衡关系为：π1+π=pd+bR-1/Rm（8）
得到通货膨胀和财政政策间的长期均衡关系。m与π反向相关，当π上升时，通货膨胀税金减小。此时意味着财政政策使价格趋于稳定性的效果更强。
2.实证检验分析
2.1识别作用区制
首先选取变量并检验数据。我们选取bt和dt作为变量。从《中国财政年鉴》中选取1982-2011年的年度数据。首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简阳，这是为了避免为回归问题。通过检验显示bt和dt都是非平稳的。然后对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再检验单位根，现实其都是平稳序列。其次，以VaR方法的协整关系为依据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bt和dt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关系一成不变，只是表示他们不能无限偏离均衡关系。
为了识别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作用区制转换时点，我们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如下：
bt=0.696+dg1t*dt+μt（9）
[7.455][9.019]
（0.000）（0.000）
dg1t=1.889+1.003*dg1t-1+vt（10）
[185.000]
（0.000）
圆括号内的数为相应参数的概率值，方括号内的数为相应参数的t值。可看出，参数估计结果显著，模型的整体估计结果较好。dg1描述的是dt对bt的时变影响，请看图1.
由图1可以看出dg1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变化效应，这说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起到了区制转移作用，时点为1997年。在1982-1996年间，dg1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检验，我们选取两个时间段的年度数据（即1982-1996、1997-2011的数据）对bt和dt设定修正模型，在设定协整检验中，SC准则、aiC信息准则的最小值都指向了第四种模型以及等级1。选择有趋势较为明显的一项，设定滞后阶数为1，从而得到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
图2政府债务对实际财政基本盈余的脉冲反应模式
由图2可看出，从1982-1996年，任何一期dt的增加都会导致其下一期中的bt减少，这是李嘉图政策的典型信号。而从1997-2011年，任何一期dt的增加都会导致其下一期中的bt增加。
由以上两种检验方法可以得出1997-2011年为F区制，1982-1996为m区制。
2.2基于FtpL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分析
首先选取数据并对其进行处理。我们选取的数据为1997-2011年季度的数据，将其作为样本区间并采取SVaR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此区间是中央银行实行被动型货币政策和自主型货币政策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反应一定会出现FtpL，但是FtpL不一定会有这个时期的反应。
St1指实际政府财政基本盈余，对数据的处理我们采取全样本长度非对称Bp滤波，然后得到新的变量是st1_bp1，通过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出的结果显示数据序列是平稳的；mt代表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实际增长率，利用同样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也会得到新的变量是mt_bp1，而且同样利用单位根进行检验得出的结果同样显示出数据序列是平稳的；pi1表示实际通货膨胀率，Cpi基月期是1997年的第一季度，基数是100.
其次是建立模型，包含st1_bp1，mt_bp1，pi1三个变量。实证分析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短期和长期影响，得到的SVaR模型如下：
Cyt=a1yt-1+…+apyt-p+Bεi（11）
其中C，ai（i=1，…p）和B是三阶方阵，yt=（st1bp1，mtbp1，pi1），ε=（εst，εmt，εpt）是白噪声序列，假设条件为各冲击相互独立。
简化公式（11），得到yt=dtyt-1+…+dpyt-p+μt（12）
最后得到的结构冲击长期效应公式为：D=φC-1B
首先做短期效应分析，其中pil对同期的mt_bp1几乎无影响，而mt_bpl对同期的st1_bpl也几乎无影响。脉冲响应结果显示，pil在stl_bpl冲击后，前四期增强，随后反应减弱。而pil对mt_bpl的短期冲击无反应。同时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货币供给增长率有不显著的微小的正向冲击，这表明货币供给增长率受财政政策的影响较小。
其次做长期效应分析。按照与检验区制相同的步骤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非李嘉图区制下，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政策，而辅助原因是货币政策。同时发现实际政府财政盈余对货币供给的冲击较小，说明货币超发不是通货膨胀效应的唯一途径。而且发现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长期和短期，长期是一个交替过程，而短期的影响为正。这说明财政政策在长期内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得出通货膨胀受财政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影响不同，由此得知通货膨胀也受财政政策结构的影响，但是其影响的路径更加复杂。
3.治理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
3.1调整预算方针，变赤字财政为平衡财政
应贯彻“收入政策从严，支出政策从紧，预算平衡”方针。首先大力组织收入，消除收入流失“死角”，加强对税收的征收以及管理工作，从而增加财政的总收入，其次要严格控制支出的增长速度，对某些没有必要支出的项目进行削减甚至消除。第三不得做赤字预算，而要以收支平衡作为指导方针努力消除赤字，最终达到预算平衡，减少财政赤字并最终走出向银行增发钞票的行为，从而消除通货膨胀。
3.2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在税收和财政政策上产业倾斜
要在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给予扶植和鼓励那些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重大的产业部门。使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贯彻有所倾斜的方针，通过运用财政手段，加速某些对国民经济有利的产业部门的法，同时限制与国家政策相违背或准备淘汰的落后产业的发展，逐步协调产业结构，使其走向合理。例如，当前我国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在十中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对环保产业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而对污染型的产业进行限制，使地方经济结构朝着国家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污染较为严重的企业要大力征收税费以及环境保护费等。对于那些对优化环境的产业要减少征收的税费，以慢慢引导地方产业走向低碳化和环保化。
3.3改进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政企分开，逐渐完善企业的经营体制，规范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保证企业产值、企业收入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逐步完善目前企业承包责任制，使国家与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逐步规范化，改变新增收入首先流向企业的状况，走向税收和利润分流的模式。要求企业除正常缴纳正常流转税等外，还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其公司类型将企业的税后利润在企业与国家之间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分配。通过采取税收和利润分方向流动的方法对国家和企业都有好处，对国家而言可以提高国民收入中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对企业而言，可以确保其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加强完善其经营管理机制，同时也会鼓励他们扩大生产规模，最终提高总体经济效益。
3.4加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
在稳定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的基础上，改变目前所存在的财力分散以及资金使用效益较低的状况，从而完善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而改变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现有体制。强化中央财政对全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扭转资金使用效益低下、财力分散的局面。首先要使地方财政利益实现稳定，鼓励当地政府发展本地经济，但是也要改变现存的地方与中央财政分配关系，逐步提高财政总收入中中央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从体制方面来讲，要最终实现税收分开的体制，在各个地方建立其财政的独立税种体系，从而使地方政府所支配的收入与其所承担的责任相协调。
4.小结
财政政策主导的政策区制下使得货币政策失去了控制通胀的能力。根据本文的实证结论可知这是由于目前我国的政策区制正处于F区制，中国在控制通货膨胀时应借助财政政策的供给，控制公债和支持，而不仅仅是稳定物价。
参考文献
[1]董秀良，帅雯君.中国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3，30（3）：43-50.
当前的财政政策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成因，就业影响；对策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成因分析
1.美联储连续降息的失误决策。事件的导因是美国“9・11”事件及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为了减少这些事件对美国经济冲击，防止美国经济衰退而采取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贷款买房又无需担保、无需首付，且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对一般个人家庭来说，低利率和房产价格一路飙升，编织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资住房成为巨大的诱惑，于是大量居民进入房贷市场。
2.住房贷款过度宽松的政策。货币政策的宽松，使得住房贷款公司及商业银行制造各种各样的住房按揭利率产品，让一些还款能力不高的次级信用的贷款人进入房地产市场，然后将这些次级贷款证券化及衍生化。美国次贷的消费者以房产作抵押，房产的价格决定了抵押品的价值。如果房价一直攀升，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誉和还贷能力。但是如果房价下跌，抵押品贬值，同一套房子能从银行贷出的钱就减少。如果贷款利率被提高，次贷使浮动利率也随着上升，需要偿还的钱大大增加。次贷贷款人本来就是低收入者，还不上贷款，只好放弃房产权。贷款机构收不回贷款，只能收回贷款人的房产，可收回的房产不仅卖不掉，还不断贬值缩水，于是出现亏损，甚至资金都流转不起来了。金融创新工具的风险及危机就会越来越大。
3.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比例过大。美国绝大多数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地方性的商业银行也涉足按揭贷款。这些机构的资金实力并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资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贷款上对其资金周转构成严重的压力。一些具有“金融创新”工具的金融机构，便将这些信贷资产打包并以此为担保，用于发行可流通的债券。给出相当诱人的固定收益，再卖出去。许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投资于这些债券。这样，抵押贷款企业有了源源不断的融资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长的新的次贷；投资机构获得较高的收益。投资机构的现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风险也得到了分摊。但事物都有两方面，金融创新制度带来利益共享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风险放大效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外界力量一推，只要第一张骨牌倒掉，其它骨牌就会全部倒掉。
4.金融机构过多痴迷于证券市场。由于美国证券市场非常发达，许多美国人和美国的金融机构都将相当多的资产投入证券市场力图投机或融资，将自己的命运与股市等证券市场的涨落牢牢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实力不强的金融机构放松警惕在证券市场游弋时，市场的跌落就会给它们带来致命的灾难。特别是，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因素很多，对很多因素都很敏感。一旦某一因素突然爆发引起人们的恐慌，就会大量抛售证券，造成证券市场的跌宕，从而使金融机构的资产大大缩水，甚至资不抵债，就会重创整个社会的经济。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大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实况。据测算，我国目前在城镇要求就业的，包括当年新增城镇劳动力和上一年结转下来未能就业的有2400万人，而每年提供城镇就业岗位只有1200多万个，再加上每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大约800万人，劳动就业的供需缺口依然十分庞大。受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据统计，大约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也随之而更加严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
1.供需严重失衡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10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三、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1.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2.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当前的财政政策篇7
关键词：财政补贴；农业补贴；黄箱补贴；绿箱补贴
作者简介：文小才(1970－)，男，河南开封人，财政部科研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为农村财政研究。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128－04 收稿日期：2007－03－07
一、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演变
财政对农业给予有效补贴，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旨在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财政补贴支农，就是指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方式支持“三农”发展。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制定实施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制度、国家财力和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4年)是现行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94年～2002年)，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发展时期。财政补贴支农逐步增加，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从2004年起，国家财政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不断加大对部分地区种粮农民的良种和购置农机补贴力度。财政部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6.8亿元，均占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良种补贴资金40.7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6亿元，分别比2005增加2亿元和3亿元。
我国还将继续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这一补贴制度是财政部去年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综合考虑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因素，针对种粮农民农业生产资料增支而新增的综合直补。200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25亿元对种粮农民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综合直补，使7.28亿种粮农民直接受益。这是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对减轻因柴油、化肥等农资价格变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稳定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二、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存在的问题
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经过多年的演变、调整和发展，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还存在以下问题：
1．财政补贴支农总量偏小，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与发达国家比，目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水平不高，补贴总量根本达不到wto《农业协定》中“黄箱补贴”允许的8.5％的水平，并且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补贴数量虽不断增加，但年度间不均衡，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补贴支农投入不足、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按照wto《农业协定》我国可利用的支农补贴分为以下几方面：黄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提供直接支持的，必须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根据wto黄箱政策规定，我国今后每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量不能超过480亿元人民币，而现有补贴大约平均每年仅276亿元人民币，离480亿元尚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即所谓的“绿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不直接提供支持的，不必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我国绿箱补贴量较多但结构不尽合理。如我国每年平均支出1514.2亿元人民币，主要对农业提供的“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所占比重较小，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
2．各地方补贴标准和办法混乱。我国的补贴数额随意性很大，省际间补贴标准差距过大。由于各省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不同，以及核定包干基数的因素与应补贴的粮食种植而积的差异，各省粮食补贴标准差距较大。例如，江苏省补贴水平较高，水稻亩均补贴20元；山西省补贴水平较低，玉米亩均补贴5元。省际间人均粮食直接补贴金额也相差较大，四川省享受直补的农民人均补贴8元，辽宁省人均25.66元。我国各省补贴的依据也不一样。如粮食直补依据的确定，按照补贴是否与当期粮食播种面积及价格挂钩分为两种情况：(1)不与当期播种面积和价格挂钩，即不管市场上粮价的高低，不管当期是否种粮都按前几期的计税面积或者计税常产给予农民补贴，这种补贴实质上就是固定补贴；(2)与当期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即按农民实际种粮面积，向农民兑付粮食直接补贴。这种形式属于与面积挂钩而不与价格挂钩的半挂钩补贴。
3．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补贴成本高。关于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涉及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和银行等部门，因政出多门，协调困难，交易成本高，时滞长，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使得农业补贴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另外，因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载体，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如粮食补贴中，山东省每亩补贴的工作成本为1元。河北省在今年粮食直补工作中，县、乡、村三级共抽调2万多人，每人用了近60个工作日。一般一个乡镇的直接支出费用为2万～3万元(不含人工)，直补工作成本约占直补资金的10％。一些省粮食风险基金按季均衡拨付和分两次发放直补款，既不方便农民，也增加了工作量和成本。另一方面，一些省按照当年实际播种面积进行补贴，在核实面积时需要三次张榜公布核实，工作量很大。另外，有些地方实施良种补贴政策时，多数农户已备足种子，给良种推广带来一定难度。
4．补贴方式及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1)对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目标的短期化。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化、补贴方式模糊等现象，影响了补贴效果的发挥。财政直接用于农业的补贴政策一般与当时中央
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相挂钩，成为政策的配套措施。但是，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财政的直接补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2)补贴重点欠明确，某些方面补贴力度不够强。就补贴领域而言，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集中在粮棉产品，虽然已开始有选择地补贴某些优质品种，但还不够普及、稳定；对投入品的补贴几乎涉及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诸多方面，而且很少分地区和人群；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的力度有限；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同样面临金融支持乏力的难题，这些均反映出补贴重点不够合理、明确。从补贴力度来看，在一般政府服务中，对农民培训的支出比例很低，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其中没有或很少有补贴，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农业技术推广补贴力度不大，进展迟缓；市场营销服务未明确给予补贴性支持，呈现短缺态势；检验服务因补贴资金缺口大，比较落后，难以满足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出口及国内生产的需要。在国内粮食援助上，一方面补贴资金欠缺，另一方面粮食库存积压严重。(3)忽视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农业保险业务出现全面萎缩，农业缺乏防灾补损的支持。在近年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农业危害程度不断加重，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也给国家财政造成较大的压力，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用于灾后重建。(4)农业出口贸易补贴不足，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开始显现，使财政、信贷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面临较大难题。由于财政和银行信贷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补贴中占用大量的资金，难以有充足资金用于补贴农产品的出口，使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放大。
三、完善我国财政农业补贴应遵循的原则
农业补贴制度在我国起步时间不长，经验不多，效果虽显著但不可自满，还需加以完善。完善中应把握好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清晰。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大家感到需“补”、需“贴”的地方很多，因此在执行目前出台的少数农业补贴政策中，有意无意加入了过多的附着功能，使得补贴的目标混杂起来。同时实行直补办法后，农民拿到钱之后，也不清楚或者并不在意政府补贴的具体政策意向，从而使补贴的政策威力打了“折扣”。所以，为了使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出效力，从政策制定者这方面讲，应注意使各项补贴政策的目标指向更加清晰，从政策推行者这方面讲，应注意加大对农民群众的宣传力度，使补贴政策信号能够迅速准确地传到千家万户。
2．受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应当是农业补贴的直接受益者，政府部门和其他中间环节在实施农业补贴过程中只能间接受益。但农民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基层实施国家补贴政策的“人”、“经营人”，总会有个别人自觉不自觉地“讨”农民的“便宜”，他们在事实上是“反”补贴的力量，因为他们的行为在实质上损害着农业补贴。所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要加大监督机制的建设，使“跑、冒、滴、漏”降低到最低限度。
3．整合统一。世界上并不存在功能齐备的农业补贴，必须设计出各类不同功效的补贴制度，对农业农民实施全面完整的保护。在实施补贴中，应注意区分各类补贴各自不同的功能和效用，让各类补贴配合使用，起到综合效用，也起到放大各单项补贴功效的作用。现在各项补贴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掌管，容易出现各唱各的调的现象。努力整合各类补贴使之产生“共振”，当是我们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的应有之义。
4．操作简便。多年实践证明，最可行的办法不一定是“好”政策，而是简便易行的政策。因为有些“好”政策实施成本过高，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好”政策偏于复杂，不易为基层准确把握，基层往往会简单化操作，使那些复杂的“好”政策产生出了“坏结果”。当然，很多简便易行的政策，缺点肯定不少、漏洞在所难免，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简便易行的好处是在执行中不容易走样，容易取得政策效应最大化的效果。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也必须朝“操作简便”的方向努力。
四、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目标选择
1．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目标不是体现在地区、部门、企业利益上，而是体现在农民利益上。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就是通过财政的补贴资金让农民直接或间接受益，不断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2．稳定农产品市场，保证粮食等特殊农产品购销政策的畅通。结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市场的特点，财政对农产品市场补贴的重点目标宜放在收购环节上。对这一环节的补贴，不是再对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而是对粮食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正常损耗的补贴。因为现行的国有粮食企业购销资金实行封闭运行，并实现了粮食的顺价销售，不允许、也不可能会出现新的经营亏损。
3．提高农民增收能力。农民收入水平低是当前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但直接以撒胡椒式的给予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是授之于鱼，不能够长久；又由于受我国的财政实力的不足和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像欧美等国那样的大量的财政补贴也是不现实的。如在美国种植棉花的农场主3.5万美元的年均收入中，补贴约占三分之一。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自主增收能力是我国农业财政补贴的应有之义。
4．保护农业环境，改善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财政补贴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也就不能促进其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农村生态的良好，全国生态就难以达到良好。
五、当前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改进措施
(一)改善农业补贴管理，保护农民利益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法规，使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成为一项长期和稳定的制度。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性、补贴方式模糊性、补贴对象和补贴数额的随意性等，使补贴效果难以集中体现和发挥出来。为此，有必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规，使之成为支持、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制度。从法律上明确对农业的补贴数量，把对农业的支持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美国把支持农业的资金投入公众化、固定化并写入农业法中的做法对我国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对农业的投资数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建立农业补贴综合管理体制。应强化农业部的职能，或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农业补贴的部级单位或部级的监管部门，整合财政补贴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集中、高效、协调财政农业补贴，解决目前农业补贴多头管理，以及在使用中的“跑、冒、滴、漏”的问题。
3．成立全国农作物专业协会，保护农民的补贴利益。国外经验表明，成立专业性农民协会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和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借鉴国际成功做法，建立小麦、大米、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的全
国性农民专业协会，加强行业服务，规范交易行为，调解或仲裁有关贸易纠纷，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保护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
(二)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1．切实改变过去财政补贴过多直接投入生产建设领域的做法，探索建立“政府出资，市场运作”新型财政资金运作模式，加快将财政资金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来，史多地依法、依规采用补助、贴息、奖励、保险、物资援助、风险补偿、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支持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把钱用到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通过财政补贴，建立对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通过贴息、担保、政策优惠等方式，引导并刺激银行信贷资金、外资、民资工商资本投入农业，提高农业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对目前的财政补贴资金扶持对象、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政策进行清理，减少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体制，通过贴息、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规费减免等方式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民的投资积极性，进一步明确凡是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都可以平等享受财政资金的扶持，从而引导社会资金的广泛投入，丰富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方式。
3．积极推行财政对农户直接补贴公示制度。对补贴农户的粮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对种粮农户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补贴资金进行全方位公示，发挥了广大农民直接监督的作用，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4．改变对教育的补贴方式。如安徽省今年在农村及农村教育的财政体制上将明确三点：对面向农民的补助及支持，通过计算机存档管理、银行卡发放等方式，保证中间不会出现截流、挪用；改变对教育的补贴方式，变过去对教育部门和学校进行补助为直接对农民学生家长补助，建立一套规范的投入机制；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起消化农村债务的长效机制，调查债务状况、规模及成因，逐步帮助解决农村债务这一难题。
5．保护价政策和农民直接收入补贴同时应用。保护价政策和农民收入直接补贴并不是相悖的，按照wto协议，我国的“黄箱政策”的实施余地还很大。当然，保护价政策的实施要结合市场行情，当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政府对不足的差价部分给予补贴；相反，则不予补贴。市场价由中央政府在粮食收获季节结束后的一定时期内，根据主产区批发市场行情检测结果予以公布，保护价粮食可由多家有资质的大型粮食企业与农民签订产销合同按市场价收购，保护价与市场价的差价部分政府按照不超过合同规定的实际销售量给予补贴。由农民依据产销合同和法定的销售单据到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网点、乡财政所或税务所领取现金。
(三)在补贴对象上实现从全面补贴向重点选择的转变
限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国力，在总体上不可能采用美国模式，在现阶段期望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进而实行全面补贴是不现实的。理性合理的选择是突出重点、顺序推进，即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补贴到关键区域和重点品种上，以强化其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1．重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仓储建设和出口补贴，缓解农产品的过剩问题。国家实行粮食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加，而国家对粮食的消化和转化又很有限，这就必然造成过剩局面。对过剩粮食的处理办法目前只有两种：扩大仓容，增加出口。扩大仓储容量是当前解决粮食过剩的主要办法。要建设容量为500亿公斤的粮食储备库，依靠地方财政的力量是不现实的，只有依靠中央财政和农业发展银行的力量。在扩大仓容的同时，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是非常必要的，按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规定，至少在今后5年内也是可行的。增加出口，不仅能有效解决国内农产品过剩问题，而且有利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周转，减轻仓储压力，减少保管费用和损失。目前，国内粮食仓储的保管费用为每公斤每年0.11元，占用资金5000多亿元。如果将保管费用用于补贴出口，即使用两年的保管费，即每公斤0.22元，也是合算的，能有效地减轻粮食过剩的压力。
2．注重对农业保险业务亏损的补贴，强化农业保险防灾补损职能，健全农业风险补偿机制。农业保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风险大且难以控制，赔付率高，经营保险业务普遍存在亏损问题，以至许多商业保险企业限制开办或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的全面开展，首先，需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由政府直接开办或政府委托的保险机构开办，经营亏损由财政补贴。这项补贴肯定比财政直接用于救灾支出少得多。不仅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分摊风险损失，而且能极大地减轻财政的救灾支出压力。其次，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
3．重视农业生态补贴。改革粮食流通补贴制度，将一部分粮食流通补贴转用于对粮农的直接补贴。逐步扩大退耕范围，加大对退耕还林、还草、还水等投入，改善生态环境，所以退耕还林资金要大幅度增加。同时，中韩、中日、中越渔业协定实施后，我国渔民要撤出传统作业区域，为了减少实施海洋专属经济区制度给地方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财政从2004年起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实施渔船报废制度与渔民转产转业。要启用农业结构调整补贴措施，按照农业规划和资源条件，逐步按区域化、专业化来进行农业生产，对不适合当地优势的应进行结构调整，如北方地区减少和停止水稻生产等，可给予结构调整补助。
当前的财政政策篇8
关键词：财政监督；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8-0171-02
财政监督是国家进行经济监督的重要手段，主要对财政资金运行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及对财政分配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监察，确保财政资金得以合理利用。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需要不断完善监督体制，加大监督力度，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财政监督职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在财政监督的立法、财政监督职能的认识以及财政监督的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思考并提出优化对策。
一、当前我国财政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监督立法滞后
作为一种经济监督，财政监督应当做到依法行政。虽然我国在财政立法方面相继颁布了《预算法》、《会计法》、《税收征管法》等财政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都针对特定领域，并没有对财政监督进行完整详尽的规定，其对财政监督大多限于原则性、完善性规定，难以适应经济监督的要求。就目前而言，我国财政监督立法相对滞后，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地对财政监督职能、内容和手段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的财政监督法律法规，财政监督缺乏独立完整的法律保障。在财政监督的过程中，各级财政部门仍只能依据《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和《财政检查工作规则》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展开工作。立法的缺失在客观上导致了财政监督的依据不足、地位不高，严重影响了财政监督的权威性，难以保证财政监督的成效。
（二）对财政监督职能的认识不够
对财政监督职能的认识直接关系到财政监督执行的效率和效果。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财政监督仅是一种增收节支、整顿经济秩序的特殊手段，是一种事后惩罚性监督，只有触犯到财政规章制度才会受到处罚，割裂了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之间的联系，将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混为一谈，忽视了在财政管理活动中开展财政监督的重要性，使得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相互脱节。在财政监督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重分配、轻监督，重收入监督、轻支出监督，重外部监督、轻内部监督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经济分配秩序混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在这些错误观念的影响下，当前的财政监督更多地停留在行为监督层次，财政监督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难以充分实现财政监督的职能。
（三）财政监督对外协调机制不完善
我国现行的经济监督体系是由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稽查监督、社会监督等共同构成，以监督社会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行。理论上，这些监督部门是平行的，平行的主体应当分工明确，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充分保证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共同维护经济秩序。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监督主体职责虽各有侧重，但法律上并未严格界定各自的职责边界，职能上仍存在大量重复、缺失的现象。究其原因，是未能理顺财政监督与其他经济监督的关系，职责划分不明确，缺乏沟通交流，难以实现资源信息的共享，各主体的检查计划无法衔接，存在大量监督盲点，不仅增加财政监督的成本，还影响财政监督的效率。
（四）财政监督方法单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财政监督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传统的监督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受制于财政监督职责权限及监督力量等因素，我国财政监督的监督领域过窄，监督方法过于单一，仍然以直接检查为主。在实务过程中，财政监督主要依赖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统一部署，缺乏自主性和协调性，停留在对预算单位财政性资金收支状况的监督检查上，偏重对财政收入的检查，忽视对财政支出的检查；侧重于财政分配结果的监督，对财政资金的分配过程及使用的监督相对较少；主要以突击性、专项性检查为主，忽视对日常经济活动的监督；重集中性和非连续性的事后监督，轻事前、事中监督。现行单一的财政监督方法极大地制约了财政监督的力度，难以全面发挥财政监督的职能，更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环境。
二、优化我国财政监督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法律体系是财政部门依法行政的首要环节。为进一步提升财政监督的法律地位，应尽快出台财政监督法，以法律的形式对财政监督的具体职能、范围、手段等作出明确规定，发挥财政监督的法律强制力，使财政监督有法可依。同时，制定相应的财政管理、监督各环节的行政法规及实施细则，增加法律手段的使用频率，减少对行政手段的依赖，减少暗箱操作现象，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改变现行法规零碎、无针对性、无系统性的缺陷，真正把财政监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较为系统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二）正确认识财政监督的职能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应该提高对财政监督职能的认识，创新财政监督理念，有效融合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财政监督作为财政职能的一个分支，寓于财政管理之中，有效的财政管理需要高效的财政监督保驾护航。一方面，从其监督的内容来看，财政监督作为一种约束机制，主要对财政资金的收支活动进行监督，是财政的自我约束和监督；但另一方面，从监督的范围看，它又不仅仅局限于财政内容，它是国家通过财政部门运用财政手段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自身资金活动实行的一种广泛而深入的管理行为，是政府对整个国民经济实施的宏观监控。所以，在实践中要进一步凸显财政监督的管理特色。财政监督仅仅是一种手段，通过监督改进和加强财政管理才是最终目的。
（三）理顺财政监督与其他经济监督的关系
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稽查监督、社会监督等共同构成了现行的经济监督体系。首先，为了更好地发挥该体系的功能，必须明确划分各监督部门的职责权限，合理分工，避免职能上的重复导致执行过程中互相推诿扯皮，影响监督效率。财政部门应协同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等部门，有效协调、相互配合，通过年度工作会议等方式实现信息共享，调整各自的监督检查计划，明确责任范围，提高监督的效率和效果。其次，财政监督部门要协调好财政内部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合理分配职责权限，建立起财政内部的监督与再监督机制，形成高层次、多角度的宏观财政监督体系，行使财政综合监督的职能，保证社会经济的运行和稳定增长。
当前的财政政策篇9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财政改革
近年来，随着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不断加强，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预算管理体制和收入、支出管理方式。但是，目前的财务管理，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就此作如下论述。
一、存在的问题
（一）体制方面的问题
1.专项资金的管理。专项资金是指定用途、专款专用、单纯核算的预算资金。对某些预算支出进行专项核算，有利于保证专项任务的完成，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目前，专项资金管理在体制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大了财政负担，削弱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2.预算外资金的管理。首先是冲击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预算外资金是从财政预算资金中分离出来的，但在分流收入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分流财政支出，于是出现了原由财政供给的项目照样供养的状况。这不论从财政资金供需平衡理论还是从实践看，都必然导致预算内资金紧，预算外资金松的问题。
其次是导致分配主体多元化和社会分配不公，诱发腐败。预算外资金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对地方和部门的放权让利行为。对各部门放权，使得本来掌握在财政部门手中的分配权力纷纷下放到各主管部门。在利益机制和攀比效应的诱惑下，一些部门竭力寻找预算外的财源，“三乱”行为进一步蔓延。第三是加剧了部门保护和条条分割，不利于政企分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部门单位的既得利益。一些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要考虑如何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收取，怎样保证这块资金的完整和规模扩大，因此会加大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加剧部门保护和地方保护，致使政企分开难度较大，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二）制度不健全
1.专项资金的管理。一是把关不严，供应范围过宽。由于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在核拨专项资金前，项目缺乏必要的论证，使得资金和应办的项目脱节，从而在各级财政的预算、决算中，几乎所有的支出科目都列有专项经费，使用范围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缺少“度”的限定。二是资金分配存在严重的随意性。“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的情况，带有普遍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施行，同时，也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以可乘之机。
2.往来款项的管理。据调查，现在行政事业单位往来款项账面余额占流动资产50%以上，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呆账、坏账。主要表现在采购财产物资商品的预付货款因不及时清算或贷款担保硬性扣回形成呆坏账。单位购车、买设备或其他物品，汇给商家的钱多，购物金额少，因结算不及时，产生债务纠纷，无法收回形成呆账。个别单位违规为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由于借款人不能到期清偿而承担连带责任被银行硬性将款项扣回，单位求偿未果形成呆账，而直接责任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
3.年终清理结算和财务结账。年度终了，对全部会计核算进行清理结算和账务结账是编报年度决算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单位决算报表准确、真实、完整的一项基础工作。突出表现在：单位财务没有及时清理结算，往来款项往往由于跨年度责任不清，而形成呆账坏账。
（三）制度执行不力
1.对资金的管理。一是职工借用公款没有及时催收形成呆账；二是对有偿资金不及时清算形成坏账。
2.对原始票据的管理。近年来，对原始凭证的管理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原始票据记载的内容、信息失真，甚至出现了“假冒伪劣”的数据。要想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源头抓起，加强原始票据的管理。
3.应缴款项的管理。实际工作中，单位的应激款项管理不够规范，使用上比较混乱，使其大部分游离于财政监督之外，乱支乱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腐败行为的发生。
4.年终清理结算和财务结账。一是会计部门和财产管理部门没有按有关规定，对各项物资进行清理盘点，致使盘盈、盘亏资产不能及时查明原因，按规定作出处理，调整财务，从而导致账实不符。二是没有按规定进行年终结账。检查中发现部分单位没有按新财务制度的规定，将收入支出账户的余额全部转入“结余”账户，而是仍沿用旧的账务处理方法，将本年度结余虚列支出转入存款，造成本年度内收支不实。
（四）资产管理有漏洞
财产物资处理不及时结算形成呆坏账。有的单位把闲置的设备物资作价划给企业、其他单位，或把库存物资以赊销形式出售，事后不及时清理、结算，长期挂在应收款账户上，日久形成呆账。为了有效地制止行政事业单位往来款项的不规范行为，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财政部门必须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往来款项及资产的管理监督。
二、对策和建议
（一）体制改革方面
1.实行分类管理。目前，财政专项资金在财政资金中占有一定比例，涉及项目较多，必须实行“分类管理，专款专用，统一决算”的管理模式。分类管理，即根据专业资金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类别，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
2.严格履行借款合同并重申不准职工借支的规定。今后行政事业单位之间，一般不应发生借款业务，特殊情况需要借款的，应履行借款合同，依法借贷。同时财政部门应重申不准职工借用公款。还要进一步明确：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资金都归政府所有，由政府财政部门统一支配。
3.明确预算外资金的性质，彻底打破两权不变的格局。国务院《决策》已明确指出：“预算外资金是财政性资金，不是部门和单位自有资金，必须纳入财政管理。”这充分揭示了预算外资金的性质，是一种依托国家政权、以政府为分配主体的财政性资金，突破了过去“两权”不变的格局，重新把所有权归还国家，管理权归还财政。这就使扩大财政收入规模，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成为可能。
4.取消单位收入过渡户，确保预算外资金全额上缴财政专户。对预算外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是搞好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前提。取消各单位收入过渡户是保证预算外资金全额上缴财政专户最有效的办法。
5.逐步实行票款分离制度，从源头上堵塞漏洞，防范腐败。实行票款分离制度，就是实行“立项、收费、支出、稽查”诸权分离机制，执法单位有权开票，无权收费，开票多少与其正常经费不相挂钩。行政事业单位应缴款项及非财政拨付取得的各项资金，必须严格按规定上缴，实行“票款分离”、“收支两条线”管理，使其统一纳入单位综合财务收支计划，统筹安排。这样，使应缴款项由暗处摆到明处，有利于控制不合理支出，同时也为财务检查、审计工作提供便利，为清理整顿行政事业单位非法收入奠定基础，更有利于加强财务管理，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建章立制，严格执行
1.加强财务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支出约束机制。一是综合性的管理制度，如加强经费管理制度、财务人员岗位职责等。二是单项的管理制度，如加强办公费、电话费、邮资费等管理制度。三是相关性的管理制度，如接待制度、车辆管理制度等。这样，从单位内建立起有效的支出约束机制，做到有章可循，并且严格按制度办事，以堵塞漏洞，节约资金，防止经费支出中的“跑、冒、滴、漏”，最大限度地提高各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2.强化开支计划性，合理安排项目经费。首先确保人员经费开支，其次保证必要的办公经费需要，然后再按照轻重缓急安排其他项目的开支。计划制定后，还必须严格执行，防止前紧后松，保证计划的有效性。
3.严格经费支出管理，杜绝挥霍浪费现象。第一，建立严格的经费开支审批制度。对于每项开支，都必须严格按规定的权限审批后方可报销。第二，制定严格的经费开支报销程序。每一笔开支都必须取得合法有效的票据，并附有关批件，由经办人员负责签字，财务人员审核，领导审批后才能予以报销。第三，统筹安排使用各项经费。第四，加强经费开支的事前监督。第五，健全单位财产物资的管理。
4.对原始票据报销传递程序的管理。一是由经济业务发生的经手人、科室负责人先审核签字，说明此经济业务确实发生；二是由分管各单位经手人根据要求填好报销单，送财务人就原始凭证是否符合财务制度，是否符合开支范围等进行审核。
5.对原始票据的源头管理。一是要逐步完善管理制度，明确有关部门的职责范围；二是对确需使用普通票据的单位、个体组织备查；三是有关职能部门应尽其职，加大执法力度，对原始票据实行稽查制度。
6.规范年终清理结算和财务结账。为保证单位进行清理结算和财务决算报表准确、真实、完整，年终清理结算和结账应做到：（1）单位内部必须建立严格的内部财物管理制度，责任到人，建立健全账簿记录，做好会计基础数据的建档立制工作。（2）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于年终结账前，对单位的各种暂存、暂付、借入、借出的往来款项，需严格按照“严格控制、及时清理”的原则，分类清理。同时，将应当转作各项收入或各项支出的往来款项，及时转入各有关账户，编入本年决算。
（三）加强监督，责任到人
1.改革资金的分配方式，加强监督检查。
2.开展财务活动分析，提高经费管理水平。
3.加大对应收、应付款项的清理力度。根据单位账面反映出的往来款项余额，要有单位负责人组织会计人员和相关责任人，查清债权发生的时间和事由，取出原会计处理的原始凭证，与债务人对账，发出催款通知书，责令其限期归还。一时难以收清的，可签订还款计划，分期归还。
4.查处应收账款业务处理中的不正之风和违规行为。
5.依法确认坏账损失并及时核销。财政部门要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会计信息真实性负责的态度，完善对坏账损失的审批处理程序。
（四）提高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
当前的财政政策篇10
关键词：分税制；财权；事权；财力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5－0027－02
到200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30年，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自1994年1月1日开始也实行了14年；毋庸置疑，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为了缓解我国当时的财政困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屡创新高，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元。但目前分税制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思路。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到了关键时刻，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这为继续完善我国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建国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演进历程
自从建国以来，我国在财政体制的变革中进行了不断探索；从总体来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建国初期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严重，工人大量失业，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采取了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该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中央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中央政府统一制定所有收支项目管理办法，一切开支标准也同样由中央政府统一决定。地方政府组织的财政收入要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地方政府所需的相关支出全部由中央财政另行拨付。因此，该体制也被称为“收支两条线”。
（二）分类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实行了三个时期，包括“一五”计划时期、“二五”计划时期的第一年（1958年）和“六五”计划时期。为了完成“一五”计划确定的任务，即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以及确定我国农业、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必然要求变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为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在1954年实行了“统一领导、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侧重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即是所说的“分类分成”财政体制。
（三）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为了克服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的一些不利方面，我国自1959年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该体制的实行大致包括1959年至1967年、1969年至1970年、1976年至1979年和1986年至1990年。总额分成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全国财政收入有一定比例的增长。
（四）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分类分成和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弊端不断出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于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二、对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评价
为了解决中央财政当时的困难状况，增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提高“两个比重”，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于1993年开始了分税制改革的试点，并在1994年开始在全国推行。
（一）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含义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税制，是指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与财力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征，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并辅之以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总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划分；二是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三是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四是预算编制与资金调度。
（二）当前分税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应该说，1994年推行分税制改革是一大进步，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两个比重”的迅速提高。但我们却曲解了西方国家的分税制，把“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变成为中国分税制的基本原则，从而扭曲了分税制，在改革中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1.财政管理体制层次过多
我国目前仍在实行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体制和与之配套的财政体制，过多的财政级次分割了政府间财政能力，使各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与权力、责任安排难以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并进一步加大了纳税人对政府的监督难度。
2.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财政体系中，四种主要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均有自身的缺陷。首先，税收返还的设计并不是根据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差异，与行使事权所必须的财力无关，且这种转移支付形式保护了既得利益，与建设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体制相背离；其次，一般目的转移支付的测算基础并不科学、合理，实现不了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再次，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很小，起不到太大的调节作用；最后，专项拨款名目太多，很多专项拨款并不具有专项的目的，这种转移支付资金数额的决定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3.税收征管成本过高
税收征管成本指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过程中自身消耗的各项费用。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有关数据测算，1994年国税、地税分征分管体制实行后，税收征管成本比以前明显提高。1993年，我国的税收征收成本率约为3.12%，从1994年开始上升，1996年征收成本率约为4.73%，其后持续增长到5%～6%。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成本一般都在1%左右。
三、探讨解决分税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策略
面对分税制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以贾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应继续推进分税制改革，在分税制的改革进程中解决面临的困难；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继续推行分税制改革。
（一）减少财政管理层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来说，分税制的大国家，就是三个层级左右，比如说实行联邦制的美国，还有实行单一制的英国；既有单一制特征，又有地方自治特征的日本也是三个层级。从我国目前省以下财政体制看，五级政府、五级财政造成基层财政困难、主体税种缺乏、难以进一步推进分税制改革等问题，应首先简化财政管理级次，这样做会使财政级次与政府级次出现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的不对应，但从长远看是应该最终对应起来的。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省、市、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县市同级，乡财县管；简化财政级次之后，乡级政府随着事权的大量减少，一般应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市级政府由于其事权与财权同县级政府趋于一致，也需要改变原来的上下级关系，成为平级政府。同时，要做好精减政府人员工作，使财政供养人口同扁平化后的政府级次相适应，减轻财政负担。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仅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题中之义，也是公共财政框架下调节地区差异、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规范和健全、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基层财政的公共服务水平，必须在改革、创新的基础上，重点加大以“因素法”为主要方式与手段的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力度，尽快构建与分税制体制相适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在确保中央财政财力分配主导地位和调控能力有效发挥的基础上，强化中央财政的再分配功能。另一方面，要在提高转移支付总量和增加转移支付规模的基础上，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和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三）改革税收征管体制，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从长远看，国税和地税应合并，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分税制，回到分税制改革之前的状态，而是按照国际经验对分税制的完善。目前，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创新的道路，这就是浙江省、上海市的经验。即将国税局和地税局合成一个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税收仍然划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分别征管。但要避免操之过急，在实践中稳步推进，不搞一刀切；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推进此项改革的进程，尤其要避免简单合并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并且做好相关配套改革。
四、结束语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一定要按照“财力和事权相一致”的方向完善我国的分税制体制，财力和财权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财权只是中央的行政形式划分，没有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而财力考虑到了我国二元经济的发展状况，正视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因此，在分税制改革进程中，要正确处理财权、财力和事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央有效控制的前提下，给予地方必要税种立法权、税率变动权限等，在中央给予地方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可以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给予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横向转移支付，以真正达到“财力和事权的一致”。
参考文献：
[1]赵云旗.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贾康，傅志华，阎坤，李明.关于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若干认识[J].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4，（23）.
[3]楼继伟.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中国财政，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