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关键篇1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贯彻“农业三法”
——给农民“发钱”重要还是健全法制重要？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梁剑兵
还没有来得急看完《中国农民调查》的一半，我悲哀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既为我那勤劳、淳朴、善良、温驯却饱受乡村恶霸欺凌的农民兄弟而悲痛，更为那软弱无力的、被视为敝履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农业法》等“农业三法”在农村不被尊重和实施的遭遇而痛心疾首。
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我将我也许不太正确的一些想法拉杂的写在下面，供大家随意评判和参考吧。
一、三农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是什么？
解决任何问题的先决条件，是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找到问题之所以产生的病根，然后对症下药，方可有效。单就表面现象来看，"三农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民的贫困、农村的凋敝和农业的衰退问题，因此，如何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似乎就成为大家公认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比如，某官员就振振有辞的说：“在当前，促进农民增收是有效解决农村其他问题的关键。” （见中国农业信息网2004-02-09文章《中央财经办副主任陈锡文解析“中央一号文件”》）
那么好，按照该官员的逻辑，我们不妨做如下的假设：
假设一：国家今年出钱，直接把钱发给农民吧。不多发，每户发1000元好了，全国农民共两亿六千万户，发给他们两千六百亿元人民币吧。这在中国其实不是什么难事情，把全国950万辆公务用车停下来，每年可以节省三千亿元人民币，除了发给农民的以外，还剩下四百亿元，拿这些钱打一场收复台湾的战争也够用了。
这样一来，《中国农村调查》里面反映出来的三农问题就能够解决吗？
地球人都知道：解决不了。（理由也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少了那就多发点吧，加一倍，每户发2000元，共发五千二百亿。这好象多了点，但也不太难，“停完轮子停筷子”，全年禁止公款吃喝，可以节省一千五百亿，加上“停轮子”节省的三千亿，共可以筹集四千五百亿，不够的七百亿，让四亿多城市人口每人捐献一百多元就解决了。
这样，三农问题就能够解决吗？还是解决不了。
如果谁说“发钱”就能解决三农问题，我就发给他一元钱人民币的“最差幻想小说奖”。
假设二、既然农民经济负担太重，我们就免除我们农民兄弟的所有经济负担吧。
根据中央权威部门的调查表明，近年来，九亿农民每年对国家的经济负担总数是1200亿元（包括农业各种税、“五统筹”和“三提留”）。我们就恨恨心、咬咬牙，一下子免农民负担三年，共免除三千六百亿元好了。如果国家因此发生财政困难，也好解决，只需要“停下筷子”，三年可以节省财政支出四千五百亿，不但可以解决财政困难，还多出来九百亿元，我们可以拿这九百亿去美国采购十条航空母舰回来以增强我国军队的战斗力。
这样，三农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吗？
谁说这样就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我就发给他一毛钱人民币的“最佳傻瓜奖”。
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难发现，解决“三农问题”单依靠钱是根本不行的。三农问题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给农民发多少钱”的财政问题或者经济问题，就好象发高烧的本质不等于感冒一样。
那么，三农问题的本质在哪里？
我认为，三农问题的本质，可以有由浅入深的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横行乡村的土豪恶霸的侵害，却无法得到保护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农民调查》中所反映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痛彻全国人民心肺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要命的是，损害农民民主权利、土地资源权利、矿产资源权利和获得生活基本费用权利的，恰好就是应该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社会公权利组织，比如乡镇政府、比如村委会。有时候也包括农民“自己”，比如盲目建工厂和兴办公用事业等等……
第二个层面，是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二元化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城市和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以牺牲农民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农产品利益和劳动力资源等重大利益为代价的。农民兄弟的这种无私的奉献，换来了我国经济的初步腾飞和城市社会生活的基本小康，却也换来了农村社会的贫困和凋敝。
第三个层面，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所造成的“劣等公民歧视”问题。目前的中国社会，按照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同，已经大体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层或者“公民等级”：
第一等级是官员公民，大约占我国公民总数的不到3%，但是，从经济上看，他们每年在经济上的“职务消费”，单从“公务车”和“公款吃喝”两个方面来计算，每年就要花去四千五百亿元人民币之多，这笔钱大体上相当于我国十年农业税收的总和！从政治和文化上看，他们拥有最多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其他的利益就不说了（比如腐败、灰色收入等等）……
第二等级是拥有正式“城镇户口”的城市公民，大约占我国公民总数的26%到27%，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十几年来城市和工业经济改革的受益者，有比农民更多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实在不济的，还有国家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在保护着他们。以上两个等级的公民，总数大约占30%，却拥有大约80%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利益。
而最受歧视的，是第三等级的公民，也就是我们的农民兄弟，他们占我国公民总数的70%，却只得到大约20%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利益。例如，199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1：2.47；到了200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622元，城镇居民为8500元，差距已急剧扩大为1：3.24.而以生产粮食为业的“纯农户”则更惨，根据国家统计，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为1268元，但自1998年到2003年，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已连续6年低于这一水平。（以上数据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资料）。另外，正如网友“一语成谶”在他的文章《中国农民最后的出路——土地制度改革》（见扬州日报。茶坊 [yzxr.xilubbs.com]）中所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作为资源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近郊。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正在中国换版上演，不少地区正在以”外资吃人“、”企业吃人“的方式大肆圈地。房屋被拆毁，土地被征用，土地使用权被永久性地剥夺，农民在丧失土地的过程中，仅得到了最低廉的补偿。几乎没有人担忧，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未来将如何生存，几乎没有人考虑，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应当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也盼望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事与愿违，不少经济较发达地区又纷纷出台政策，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请注意，这些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还农民一个公平，给他们平等的身份，而是觊觎农民手中的那点可怜的生活资料和生存基础——土地！尽管一直以来土地给农民带来的只是温饱、只是城乡日益拉大的差距，但对于土地的模糊预期和朴实情感，他们却有着传统的期盼和执着。于是，逐步觉醒的农民并不为所动，更多的农民执著地坚守着自己的土地，保持着农民的身份。“
我觉得，除了上述经济和财产问题外，更要命的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在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广受歧视。比如：假设每一百万个城市选民可以选举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那么，每八百万个农村选民才可以选举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这几乎是要表明农民的政治权利只相当于市民的八分之一，也就是说，八个农民的选举权利才抵的上一个市民的选举权利！！！再比如，流浪到城市的打工农民，已经占到我国建筑业的80%，制造业的60%，服务业的50%，（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记者招待会报道）已经成为“新兴的工人阶级”，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歧视性待遇却比比皆是：暂住证制度让他们无法在自己的祖国具有起码的居住自由；预防犯罪的各地国家机关把他们看做潜在的犯罪群体；他们的血汗工资被残酷的老板克扣，竟然连起诉和要求劳动仲裁的程序性权利都没有。
呜呼！！！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某农村干部语录）
综上所述，以上这三个层次的本质问题结合起来，就使“三农问题”从单纯的和一般的经济与财政问题跳出来，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城乡发展不均衡矛盾。农民、农村、农业，好象是年迈多病的父母，她的身体被长年的劳作和为城市儿女的幸福“输血”而大伤元气了，无奈的跟在城市以及第一等级与第二等级公民的后面，忍辱负重、步履蹒跚……
二、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几天来，我在网络上阅读了许多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和资料。也许是长期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职业敏感所致吧，我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在为三农问题奔走呼号的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价值和作用！更有甚者，为解决三农问题，有些地区和部门竟然以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政策”公然为农民免税，从而形成对法制的直接破坏。
目前，这两部法典，加上《农村土地承包法》，基本上构成了我国农业法律制度的“三驾马车”。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一部法典，该法典主要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组成、选举、村民权利、村民会议的召集和村民议事权等规定，是关系到九亿农民的民主权利和自治权利的重要法典。尤其是，该法典第19条明文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又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早在1993年7月2日就已经颁布。后来，2002年1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又颁布了修订后的农业法。
修订后的农业法全文约1.3万字，共13章99条，分为总则、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与加工、粮食安全、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经济发展、执法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这部法律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引人注目的是，这部法典专设第九章规定农民权益保护的保护问题，用了从第六十七条到第七十八条共计12个法律条文来规定如何保护农民权益问题。为了表明该法典的重要性，我谨将这12个法律条文原封不动的复制如下，供大家阅看和分析：（内系法条原文）
「第六十七条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费的项目、范围和标准应当公布。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收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罚款处罚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罚款，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摊派。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以任何方式要求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的，属于摊派。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任何方式的摊派。
第六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所属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集资。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在农村进行任何形式的达标、升级、验收活动。
第六十九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承担纳税义务。税务机关及代扣、代收税款的单位应当依法征税，不得违法摊派税款及以其他违法方法征税。
第七十条 农村义务教育除按国务院规定收取的费用外，不得向农民和学生收取其他费用。禁止任何机关或者单位通过农村中小学校向农民收费。
第七十一条 国家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保护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给予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用。
第七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过程中，不得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干涉农民自主安排的生产经营项目，不得强迫农民购买指定的生产资料或者按指定的渠道销售农产品。
第七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或者兴办公益事业，需要向其成员（村民）筹资筹劳的，应当经成员（村民）会议或者成员（村民）代表会议过半数通过后，方可进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筹资筹劳的，不得超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上限控制标准，禁止强行以资代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对涉及农民利益的重要事项，应当向农民公开，并定期公布财务账目，接受农民的监督。
第七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文化、保险等有偿服务，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迫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接受服务。
第七十五条 农产品收购单位在收购农产品时，不得压级压价，不得在支付的价款中扣缴任何费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扣、代收税款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农产品收购单位与农产品销售者因农产品的质量等级发生争议的，可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农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检验。
第七十六条 农业生产资料使用者因生产资料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该生产资料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货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
第七十七条 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和提出合法要求的权利，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出的合理要求，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给予答复。
第七十八条 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农民权益的，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主管机关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经我统计，上述法律条文大约1400个汉字，使用了十个“任何”以及22个“必须”、“不得”和“应当”等字样规定了严禁侵犯农民各项合法权益的“刚性法律规范”，其法网之严密、规范之明确、语气之严厉，在其他法律中都是罕见的。
但是，很遗憾、非常遗憾的是，这样三部应该对保护农民利益起巨大作用的国家法典，竟然好象被大家遗忘的一干二净！！！
不相信吗？请看：
一、在《中国农民调查》全文中，没有一处文字提到这三部法典中的任何一部。该文章的两位作者，为了中国农民的利益呕心沥血，想尽了一切办法，惟独没有想到依靠法律！！！
二、在新浪网组织的两次《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农村领导和部级专家学者与网友聊天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过这三部法典中的任何一部。
三、在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全文中，也没有一处文字提到这三部法典中的任何一部。
四、2004年2月9日，在有关国家机关所组织的正式的新闻会上，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和任何一个记者提起过这三部法典中的任何一部。
五、在我几天来看过的数十篇关于解决“三农”的文章中，我只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某位专门研究三农问题的研究员提起过其中的一部法典，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遗憾的是，他竟然搞错了该法典的名称，将这部保障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法典的名字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看来，该先生也是个“有文化的法盲”。
六、某些城市（如杭州市）和有些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为解决三农问题，已经制定政策和提出建议，公开规定或者要求取消农业税，表明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纳税是国家宪法所规定的，也是国家农业法所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开始使用非法的政策和规定为农民减轻负担了。必须声明的是，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反对废除农业税，而是说，在国家没有修改农业法之前，任何地区和部门都不得擅自颁布废除农业税的部门、地区法规或者规章，因为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破坏法制的行为，只会更进一步的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制大业的毁坏！
三农问题的关键篇2
一、农村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
我县农村小康建设，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十几年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小康村建设为基点，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到乡和村组开展抓建小康村、小康乡镇工作，发展主导产业，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两高—优”农业和乡镇企业，着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
但是应当看到，我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很低，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程度比较低。二是全县农村人口比重比较大，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还有42％的人口在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三是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2003年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741元。四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乡（镇）之间、农户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性很大，有些乡（镇）的农民收入很高，有些乡（镇）的农民收入较低。全县还有特困户72户226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五是城市与农村发展差距在逐步拉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村的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更是大大落后于城市。
由此可见，我县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县这个全局来说举足轻重。在我县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稳定的解决温饱，不断加快跨进小康“门槛”的基础上，今后的20年，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由小康到宽裕型小康，进而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二、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根本
在绝大多数农民已经实现温饱，农产品供给保持基本平衡以后，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就成为农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都有赖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有赖于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新阶段保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途径，也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根本措施。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农业发展由主要受资源的约束变为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出现了农产品卖难，价格低迷，结构雷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新问题。这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客观反映，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的反映。所以，必须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尽快由满足温饱需求向满足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转变，把农业增长的基点转到质量效益上来，由农产品品种质量结构单一，向优质化和多样化转变，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新的来源。
首先，选准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全面升级。遵循广开思路、广辟渠道、多种经营、突出特色、搞活经济、提高效益的原则，根据县委、县人民政府提出的“13341”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资源优势，尽快形成优势产区和产业带；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实现农产品由产量型向质量型、专用型和高附加值型、高回报率型发展；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农村就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是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要求的全局性调整，对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积极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规模化发展。加快退耕还林步伐，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节水农业，把优势农产品和优势区域做大做强，尽快提高主产区农民收入水平。尤其要以果业、畜牧业产业化为突破口，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培植和硕农业的名优品牌，增强我县农业生产的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积极发展优质化专用无公害农产品，全面调整农产品品种结构，努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满足市场优质化、多样化的需求。这是全面提升农业素质和效益的关键，也是适应国内市场需求变化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今后，要在提高农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大力发展适销对路优质专用农产品生产，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大力调整种养业结构，加快发展畜牧业，按照“限制山区、发展农区、以大换小、以草定畜、禁牧轮作”的方针，积极鼓励引导农牧民发展肉（奶）牛、牦牛、肉驴、骆驼及“两小”养殖，把发展畜牧业作为我县农业的又一大支柱产业，更广泛合理的利用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的良性循环。
第四、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努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近年来我县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很快，对带动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起了重要作用。今后，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应放在积极发展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上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上来。按照多层次、多样化的原则，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既要面向城市市场，又要注意满足农民要求；既要发展大规模的加工业，又要发展具有地方风味和特色产品的小企业。使农产品加工业真正成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农村工业化主导产业之一。
三、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龙头企业发展，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近几年，我县农业产业化得到快速发展，态势良好。特别在果品、粮油、肉类、棉花、鸡蛋、蔬菜、食用菌、奶业等产业中，出现了一批产加销、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的“龙型”经营组织。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情况下，有效吸纳先进生产要素、与农户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把科学技术和市场信息传递到农村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经营的好形式。
因此，要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一是要大力开发支柱产业，建设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农产品商品基地，为产业化提供较好的基础条件。二是把培育龙头企业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突破口。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的有关文件精神，重点培育集高科技、新技术、科研与生产、良种与良法、推广与服务于一体的一批规模大、起点高、辐射能力强，在国际国内市场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致富，促进企业发展，实现双赢。三是围绕“龙型”经济，积极推进科技进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把整个“龙型”经济建立在高科技的基础上，使新技术、新成果渗透到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去。四是要抓好产前产后服务，为农民提供种子、饲料、生产资料、技术指导、科技服务、卫生防疫等各项服务。
四、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空间，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需要。目前，农民收入之所以上不去，最根本的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壁垒分明，城市化严重滞后造成的。如果继续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拴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民就根本富裕不起来，农村小康社会就难以实现。实践证明，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要繁荣农村必须推进城镇化建设。因此，必须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推进城镇化步伐，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小城镇转移，逐步减少农民，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均的资源占有量，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
农民收入问题说到底是就业问题。所以，要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注重发挥小城镇增加农民就业和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要以县城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建制镇为重点，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合理集聚，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健全小城镇的居住服务、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功能，增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正确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到城镇就业。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应取消所有歧视性限制政策，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
五、在稳定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体制创新，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力保证
体制不改，机制不活，是束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一些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出现了走形变样现象，一些地方违背民意，侵害农民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抓发展，又要抓改革，要多把功夫用在农业之外，从体制、机制、政策的落实上扫除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积极性的各种因素。坚持市场改革取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力发展培育和造就一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形成先发性体制优势和所有制结构优势。
要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自治州、县委的规定，长期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强化农户的市场地位，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既是农业生产的特殊规律决定的，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决定的，完全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必须长期坚持。现在农户是市场主体，家庭经营是双层经营的基础层次，制度创新必须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这是保证农村改革坚持市场取向的根本问题。当然，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是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发展趋势。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的利益，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家庭承包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通过公司+农户，包括龙头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农产，行业协会+农户等形式，实现千家万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三农问题的关键篇3
1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三农问题包涵很多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农民尤其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小生产者为了维护和改善各自的生产及生活条件，在自愿互助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遵守合作社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联合从事特定经济活动所组成的企业组织形式。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人民公社制的大规模替代，我国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组织方式已经发生了显著转变。政府强制推进的集体化经营快速让位于农民自发推动的家庭化经营，这种转变有效回避了人民公社制内生的激励一监督困难等低效率问题，并依托组织创新而释放了农业的生产潜力，这从我国农产品的产出规模和结构等数据中可以得到证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筹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做出的战略决策，是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举措。党的十七大再次从战略高度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全面部署，并明确要求“加大政策支农惠农力度”。
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点
针对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策，笔者结合安徽省六安市实际情况，对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到目前为止，全市共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将近600个，成员数14万个，带动农户40万户左右，其中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近300个，合作社的主要特点有：
1、兴办主体呈现多元化。一是能人大户牵头兴办。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兴办。三是涉农部门技术人员牵头兴办。四是基地带动兴办。五是项目扶持兴办。
2、合作突出特色主导产业。合作社产业领域集中，主要分布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优质大宗农产品和地方特色农产品。如优质粮油、特种水产、茶叶、板栗、蔬菜等。
3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与成效
农民专业合作社既不同于松散型经济服务组织，也不同于企业和行业协会，它直接介入到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的全过程，较好地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难点问题，既能发挥家庭经营制度的优点，又能克服家庭经营规模小、与市场脱节等不足，符合当前和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安徽省六安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较快，势头较好，近年来成效显著。
1、在农户之间架起了桥梁，促进了农业生产要素组合，解决了目前村集体“统”不了，国家“包”不了，单家独户“办”不了的事情，促进了标准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竞争力。
2、在龙头企业和农民之间架起了桥梁，形成了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为主的经营模式，完善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解决了合同履约率低的问题，促进了规模化经营，增加了农民收入。
3、在政府、企业和农民之间架起了桥梁，提高了组织化程度，顺应了市场需求，促进了结构调整，维护了农民利益。四、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2008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视察时进一步指出：“未来一项重要的土地流转形式将是发展农民合作社。”农民土地专业合作社发展正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于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民土地专业合作社来说，发展过程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深入研究和探讨。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是农民土地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对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有许多新亮点、新思路、新突破、新举措。
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几年的成效和国外“三农工作”的经验看，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新形势下农村经营体制的新发展，激发了农民的内在活力，为农业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那么十七届三中全又进一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十七届三中全会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在财政、金融、税收、贷款、农业综合开发等方面必将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安徽省六安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三农问题的关键篇4
记者：近一段时间来，您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较深入的关注。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您是从哪一种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陆学艺：我认为，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应当密切注意当前中国的所谓三农问题。应该说，三农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近一段时间来，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有了高度的重视，有很多具体的政策措施。通过政府各个方面的努力，包括各项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保护措施，加上今年的风调雨顺，我们今年的农业问题还是形势很好。但我认为，三农中的另两“农”：农村与农民的问题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现实。而农民、农村问题近来更多地表现在土地问题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想可以说，土地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我有一个数据：就拿农民的群体上访来看，2001年以来，每年增幅都有17%，几乎比咱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快了一倍。而其中最主要的基本都是土地问题引发的。我想，就当前的社会稳定现实状况来说，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政府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同时，能把这件事管下来，那么我们的社会问题就解决了70%多。
今年中央出台了很多好政策，一个是停止征地了，第二，给农民补贴。在我们江浙那边，一亩地补二三十块钱，因为那边的地少。东北的地，一亩地能补到460块。农民增收5%，粮食增产的数据最近也快出来了。应该说，农业问题的解决取得很大的突破。但我想，现在我们重视三农问题，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农业问题，粮食以及农副产品的供应问题。但事实上，三农问题就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问题，三农问题都解决了，经济总量就会较为顺利快速发展。反过来，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村问题不解决，农业就不能良好发展，农业问题也可能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
但现在的问题是，农民的失地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尽管中央提出说，这半年不许征地，但是下面的许多干部出于一些考虑，对此并不积极。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但是干部说，我上项目怎么办？我们的地方经济要发展，怎么办？仍然拿农民的土地开刀，实际上，以地生财，就是夺农民的地。在有些地方，我们的有些官员出于各种目的，和开发商联合起来，剥夺农民土地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
记者：土地是中国农民的根。这一点我们党其实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但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用地和发展无疑成为了一对尖锐的矛盾。您又怎么看这一点？
陆学艺：这的确是一个矛盾。三农问题是影响现在社会稳定的很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又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方面。我们应该从土地制度方面来考虑这一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保持长治久安的办法。版权所有
三农问题的关键篇5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三农问题的关键篇6
关键词:南充;“三农”问题;小城镇发展;城乡统筹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062-02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棘手问题,也是四川省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四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焦点在丘陵,其根本出路也只能在丘陵地区的农村。四川丘陵地区的“三农”问题由来已久,解决起来更为头疼。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川丘陵地区的贫穷就是农村的贫穷,四川丘陵地区的落后就是农村的落后。南充市属于典型的四川丘陵地区,本文以南充市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
1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南充“三农”问题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引入,南充的“三农”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尖锐。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前,“三农”问题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产量问题,或者说是粮食安全问题的话,那么现在“三农”问题则有了本质的变化,已经演变成一个以农民收入、农村市场消费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即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他问题要么由这三个问题引致,要么与其紧密相联,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更提升了解决的难度。
现阶段,南充“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愈来愈大的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论“三农”,必须跳出“三农”看“三农”,从南充城乡经济发展全局的角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制约“三农”发展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因此,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到全市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部署,把农村社会事业放到全市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统筹协调,把农民放到全市人民共同富裕中统筹安排,就成为解决南充“三农”问题的关键。
2小城镇建设是统筹南充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载体
当前,南充市“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核心在于城镇化滞后,而推进城镇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和纽带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当城市化水平低于30%时,城市文明基本在“围城”里,农村远离文明;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城市文明普及率呈加速增长趋势;当城市化水平达到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达70%;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达到100%,即基本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南充2009年的城镇化水平仅为35.8%,相比之下,南充城镇化发展任务艰巨,通过南充城镇化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但其空间和潜力却无可限量。
据相关部门调查分析,农村人口每减少1个百分点,农村人均就增收200元;城市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因此,只有缩小农村,才能富裕农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有关专家认为,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的要求,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会有大幅度的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南充“三农”问题的解决,其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数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更加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到2020年,南充市将有近200万农民(按城镇化水平45-50%算)转化为城镇居民,而到那时,仅仅依靠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扩大中心城市的规模,显然是不现实的。面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中人口、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只能落户小城镇。正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因此,南充只有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发展县域经济,才能较顺利地完成这项任务。从这种意义上说,发展小城镇是统筹南充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破解南充“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3加快小城镇建设是破解南充“三农”难题的突破口
小城镇既是吸纳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辐射的地区,也是具有一定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经济是南充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小城镇不仅是南充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方向,还是解决南充“三农”难题的重要突破口。
南充地处川中丘陵,交通不便,很多小城镇一度既无“城”之规模,又无“市”之兴旺,“闲时进镇,忙时进村”的自然经济色彩浓厚的生产模式广泛存在,小城镇规模普遍偏小,功能不全,人口集聚能力偏低,对破解“三农”问题的作用十分有限。
近年来,南充把小城镇建设与“三农”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作为推进南充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取得了较明显效果,初步形成了县城辐射小城镇,小城镇带动农村,城乡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3.1抓规划,超前谋划,注重特色
规划是前提,规划是龙头。南充小城镇建设始终强调抓好规划这个龙头,立足于现有的县和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避免遍地开花,合理确定小城镇的规模和数量,突出规划的龙头地位和先导作用。一是坚持小城镇规划的先行性,对小城镇的发展方向、总体布局和功能分区进行科学定位;二是突出小城镇规划的特色性,强调要有鲜明的个性并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三是维护规划的权威性,规划一经确定,就要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更改。
3.2抓建设,完善功能,打造精品
南充在小城镇建设上既要求量的发展,更重质的突破,力求提升小城镇档次。一是夯实基础,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注重配套,优化环境,增强小城镇的吸纳能力,形成产业集群,促使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如顺庆区潆溪镇兴建的“三国源”,南部县伏虎镇修的公园和广场,仪陇新政镇兴办的工贸园区等。三是提高品位,注重选择不同的建筑风格,体现地方特色和现代气息,塑造不同的品牌和形象。
3.3抓产业,多业并举,发展至上
产业是支撑,是农民能长期在小城镇安居乐业的基础。南充根据本地实际,具体做到了“五个结合”,形成了五种模式。一是小城镇建设与工业发展结合,走“以工兴镇”的路子。潆溪、小龙、龙门、七里、定水、新政等试点镇,大力招商引资,创建工业园区,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力就业问题,又促进了地方财政增长,拉动经济发展。二是小城镇建设与农业产业化结合,走“以农强镇”的路子。河舒、双龙、义兴等试点镇,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保鲜、加工、运输业、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促进了农民增收。河舒镇近年来大力发展“锦橙100号”,年产量达2000多吨,销售收入870多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993年的338.29元增加到2386元。丰足的水果资源还吸引了10多户农民在镇上购房专门跑水果运输和加工,并招引了4家外来业主搞房地产开发。三是小城镇建设与商贸发展结合,走“以商活镇”的路子。伏虎、老观、建兴、小桥、李渡等试点镇,通过兴建各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日杂百货商场,极大地刺激了农村消费,促进了地方发展。伏虎镇近年来已兴建大型农贸市场3个,集市贸易十分活跃。四是小城镇建设与交通发展结合,走“以交通旺镇”的路子。对于地理优势突出,铁路、公路、水运发达,容易形成物流、人流、信息流的小城镇可发挥交通优势,建设交通主导型小城镇。五是小城镇建设与旅游业发展结合,走“以旅富镇”的路子。江南、马鞍、西兴、木老等镇,充分利用本镇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业和农家乐,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木老镇通过举办“桃花节”和发展农家乐,每年吸引游客数十万,农民收入颇丰。
3.4抓管理,以人为本,提升形象
小城镇建设的过程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三农”问题的主体是人,小城镇发展的关键也在人。为此,南充一方面加强对城镇居民的教育管理,提高居民的城镇意识、文明意识和现代意识,真正让农民洗脚进城镇,洗脑作市民;另一方面,加强对小城镇社会治安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大力治理小城镇的脏乱差现象,确保小城镇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3.5抓市场,以市兴镇,合理配置资源
小城镇的发展要以人口集中为前提,以市场发展为条件。“以人兴市、以市兴镇、以镇促市”,已成为小城镇建设与小城镇市场联结的重要条件。发展南充农村市场经济,必须大力培育农村市场体系,推行“农工贸、贸工商、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国际市场。小城镇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信息的中心,具有一定吸引力和辐射力,它既是农副产品的交换中心和集散地,又是工业品流通的最后环节。因此,南充小城镇的发展必须与市场建设相结合,要按商品流通规律以及小城镇的位置、交通条件,积极扩建、改建、新建各类市场,使区域性综合市场形成规模,上等级、上水平、发挥中心市场作用。
总之,加强小城镇建设实质就是使农业转变为工业,农民转变为市民,农村转变为城市,是南充破解“三农”难题,走出“三农”困境的突破口。南充小城镇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三农”问题,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推进城镇化为目标,逐步实现“以城促农,以城助农,以城带农”的小城镇新局面。
参考文献
[1]Hoy,Caroline.SmalltownChina[J].Geography,2002,(7).
[2]ZhangXue-ying.ancienttownontheLoessplateau[J].Chinatoday,2005,(2).
[3]张桂香.加强小城镇建设走出“三农”问题困境[J].生产力研究,2004,(3).
[4]王申堂.解决“三农”问题与小城镇建设[J].理论探索,2005,(2).
[5]黄慧芳.破解“三农”难题的战略举措:加快小城镇建设[J].农村经济,2005,(6).
三农问题的关键篇7
一、农村教育：中原经济区建设中“三农”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早在19世纪，经济学家就将人力资源即教育看成是经济发展的资本。他们认为在所有的投资中，对人的投资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日本和印度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巨大差距并不是土地是否适合于耕作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印度情况要好得多，印度也不吝啬对灌溉设施的投资。在考虑到所有因素后，事实是，日本耕作者把有用的知识运用于生产方面的技能比印度的耕作者高得多。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充裕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快于其他国家，正是人力资源的差异才导致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只有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源，经济才能获得持续的增长，并最终实现经济腾飞。而人力资源的积累的途径主要依靠教育。人力资源的特性在于它具有自我增值性，尤其在人力资源积累的初期，对于人力资源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表现为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初始人力资本后,人力资本在生产活动中使用时,通过经验的积累和对已有知识的运用熟练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因此，只有将农村基础教育抓好，人力资源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并不充裕，怎样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呢？笔者认为，只有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到农村，通过向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倾斜，借助农村这个宽阔的平台，才能培养出各行各业需要的专门人才。农村教育对农村总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农村经济要发展首先在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靠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以此来适应农业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二靠农民一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以便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农业产业中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农村发展离不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意味着从事农业的农民具有较高的科学素质，以便于应用和操作机械化生产。另外，非农产业对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也有较高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我国农业与非农产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劳动者的素质成为竞争中的核心。目前我国农民的科学素质不高，已成为我国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非农产业转移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忙时回到农村，闲时到城市打工，而是让他们离开土地、离开农村、离开传统农业，加入到非农产业中。我国许多的劳动者之所以出现从城市回流农村，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本身受教育程度较差，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工作要求。非农产业对于劳动者素质要求较高，但其回报通常也要高于农业，因而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者通常能获得较高的待遇。同时，教育还能提高劳动者在非农产业中的参与度。因此，只有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真正转移。农村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关键作用。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时代，城市开始反哺农村，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为提高农民收入，各种优惠政策、补贴不断出现，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三农”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言：“要补贴只有多数人补贴少数人，要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补贴不起，到最后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再最后一定增发货币，那就通货膨胀了。用财政补贴没有办法真正解决贫穷的问题。”确实如此，对于人口庞大的农村来讲，各种补贴均摊到每一个人身上时，再大的数目也是微小的。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城市现代化，可行之路就在减少农民数量。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认为：“全部历史以及当前的全部经验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最基本的资源是人而不是自然提供的。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从人头脑中产生的。”人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教育则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所以教育就成为农村剩余劳动者转移的关键。农村教育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发展农村教育不仅能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还能将农村人口的压力转化成人力资源优势，为我国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所以，必须将农村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二、当前中原经济区农村教育发展现状的理性分析
农村教育不仅指农村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还包括农业教育、农民教育等一系列旨在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培训和教育活动。一方面，中原经济区农村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各级政府对于农村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中央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同时，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国家还实施了资助上学等一系列教育补贴政策，农村义务教育成为教育史上的里程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我国实行学费全免，而且对于在校生还实行生活补贴，有效地减轻了学生的负担，调动了学生上学的积极性，真正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政策转变。另外，我国农村扫盲活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青壮年文盲的比例进一步降低；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硕果累累。近年来，随着农民进城务工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民只有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惠及民生的活动相继开展，培训累计达数亿人次。另一方面，虽然中原经济区农村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轻视农村教育的观念依然存在。对于农村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不能积极主动给予其应有的关注。其次，“重量轻质”的现象更为普遍。一些政府部门和学校为完成“两基”任务，采用“对策”，蒙混过关，严重地阻碍了农村教育的普及。这些问题充分说明，我们的政府和学校还未认识到农村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此外，农村培训受益者有限。从数量上来看，培训的人次还不足农民总人数的一半，远未达到国家的要求；从效果上来看，许多农民反映，培训的内容“不实用”、“学到的只是一些皮毛”、培训的“时间太长”等，农民参加培训学习的兴趣不高，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最后，农村教育经费严重缺乏。农村教育经费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农村教育发展的条件和教育质量，农村教育的教育设施、师资等无法适应现代教学要求。
三、扎实发展农村教育，促进中原经济区“三农”问题的解决
（一）对农村教育应给予正确的定位和足够的重视。农村教育是解决中原经济区“三农”问题的基础，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全局性和指导性的作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此，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尤其是政府部门更应在思想上给予高度重视，抛弃旧的、错误的思想观念和认识，积极将农村教育纳入政府发展规划之中，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充分运用各种资源、调动各种力量，积极开展农村教育工作；明确落实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立法部门要尽快建立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和农村教育发展纲要，使农村教育有法可依；在农村地区加强宣传教育，使农民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能自觉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
（二）加大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形成常态。农村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同时又是必须开发的“重地”。目前我国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现状与我国经济发展极不成比例，政府对农村教育经费拨款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和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为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加大财政支教力度。首先，政府部门要加大农村教育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将农村教育经费列入政府财政的重中之重，为农村教育的发展要“不惜花重金”。同时，还应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降低学习成本，使更多的农民学得起、乐意学。其次，加强对农村教育经费的监管力度，做到专款专用，确保教育经费切实用到为教育服务上来，对于那些挪用、侵占、贪污教育经费的违法乱纪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再次，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拓宽经费筹集渠道，支持农村教育发展。如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社会捐资助学、企业用工培训等。最后，大胆创新，综合利用各种力量，支持农村教育发展，提高农民素质。只有农民教育发展了，农民文化素质提高了，农村人才培养起来了，农村的经济才能得到发展，农民才能富裕，“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三农问题的关键篇8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词频分析法；高频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2001302
1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他们对农业、农村和土地相对不熟悉，渴望进入、融入现代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是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才被使用，但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早在2005年学术界就已经开始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发表了大量的著作。为了呈现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热点及其趋势，本为运用了文献计量学的词频分析方法，对2005—2012年核心期刊中凡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在梳理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讨论。
2研究方法和过程
2.1研究方法
词是文献中承载学术概念的最小单位。词频的波动与社会现象、情报现象之间具有内在的关系，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情报现象必然引起相应的词频波动现象。关键词、主题词是用来表示文献全体内容的核心信息词汇，所以，通过统计这些核心信息词汇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该内容在所属研究领域中的比重，而词频分析法正是利用关键词的这一作用，用科学的、精确的量化信息帮助我们掌握一个问题在某个领域，一段时期内的研究发展过程的概貌。
2.2研究过程
2.2.1文献的选取
本文研究的样本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的核心期刊，检索控制条件为2005年至2012年间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题的文献（由于2005前没有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题的文献，故研究时间从2005年起），收集到具有关键词的全部文献共计625篇，然后提取出这些文献的关键词，并按年份进行分类存储，制作表格，以关键词的频数为依据进行分析和研究，然后根据关键词的词频高低找出这八年来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所在，并为后续的探讨奠定基础。
2.2.2关键词的确定
鉴于同一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本文对关键词进行了同义词的处理，如将“城市融合”与“城市适应”合并为“城市融入”，“就业”与“工作”合并为“就业”，“社会排斥”与“社会歧视”合并为“社会排斥”等，最后获得关键词共计2678个，最后本文选择词频大于等于8次的关键词作为高频词进入关键词表。
3结果分析与讨论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尤数从2009年到2011年的增幅最大，2010年文献的增长率高达428%，2011年文献的增长率为152%。究其缘由，我们可以发现这是因为政府长期以来都着眼于应对“三农”问题带来的传统挑战，而直到2010年才开始正视“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由此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热，如表1所示从2010年开始相关文献数量出现猛增。
3.2高频关键词
统计每个关键词在各年度出现的频数，并合计每个关键词在这八年时间内出现的总频次，选取总频次大于等于10的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进入表2（由于2005年的关键词未有一个进入高频词行列，所以未能在表2中体现）。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出2005—2012年期间，市民化、教育培训、就业、城市融入、社会保障出现的频数最高，均超过20次以上。“市民化”成了近三年来学者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他们的就业，而就业又与他们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密不可分，所以教育培训又成了当务之急，只有当他们自身的素质得到提升后才能更好的解决就业问题，才能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所以这几个主题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3.3近期的研究热点
若想判断研究发展重点的变化，就要看关键词的频数
变化；若要判断研究热点的变迁，就要看关键词增长率的变化。本文所使用的计算关键词增长率的方法是：用当年的频次减去上一年的频次除以上一年的频次再乘以100%，具
如果某个关键词在上一年中没有出现，则增长率的算法如下：增长率=当年出现频次100%。通过该算法算出各关键词在各年度的增长率，再分析各关键词在各年度的词频和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趋势，把呈现出增长趋势的关键词及其在各年度的增长率编辑成表3。
表32005-2012年呈增长趋势的关键词及其在各年度的增长率
年度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07增2008增2009增2010增2011增2012增
城市融入1111724250%0%0%600%243%4%
就业1112830-100%1100%155%7%
大众媒业311300%267%
市民化223193215200%0%50%533%68%-53%
社会认同1112115100%0%0%100%450%-55%
对策17912100%-100%700%29%33%
教育培训3183450300%-67%700%325%47%
身份认同2162200%-100%100%500%-67%
流动性15388100%400%-40%167%0%
政治参与1186100%-100%100%700%-25%
特征1111154-100%100%0%0%1400%-73%
3.3.1研究热点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对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探讨最早起于2006年，随后几年虽然对此问题有进一步的研究，但数量微乎其微，直到2011年才成为研究热点，增长率高达1400%，从最开始简单比较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异同，到结合时代背景的变迁进一步探讨其发展演变的趋势，在世人面前生动立体地勾勒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崭新形象。市民化作为关键词到2007年才被首次提出，从2009年50%的增长率发展到2010年的533%，说明它已成为我国“三农”改革进程中的焦点话题。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作为市民化的重要内容，从2007年开始就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到2011年才成为研究的热点，但在2012年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趋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众媒介，在2011年才受到关注，2012年增长迅速，这是因为大众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众媒介所塑造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会对市民化进程产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首次出现在2008年，其内容涉及到文艺教育，公民教育，远程教育，继续教育，创业教育，教育模式，职业培训等方面。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全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关注，教育培训将涉及更广泛的研究内容，这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奠定了文化基础。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形成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原因是：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最迫切的大事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所独有的特性。
3.3.2尚待改进的研究
就业作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问题，在201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直到2010年其增长率突然高达1100%，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但很多文献只着眼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就业特征等问题的探讨，还仅仅停留于对表象的空洞描述，并未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很多对策建议也缺乏理论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从2009年开始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越来越多，研究者从各方面深入分析了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缺失的原因，但对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提出改进的框架，而没有列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则和程序。这些问题都值得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并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完善。
4结束语
本文在统计2005—2012年核心期刊中所有涉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文献的基础上，运用词频的统计分析方法，提炼出12个高频关键词，发现市民化、城市认同、社会融入，特征等问题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随着政府及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就业、社会保障、政治参与、价值观、媒介接触等问题逐步受到重视。从总体上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了紧跟时代步伐，既响应了国家方针政策的号召，又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从整体态势上讲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也存在着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过于表面化、空泛、流于形式，并未触及到问题的根基。
参考文献
[1]徐志达.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走向制度化[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29.
三农问题的关键篇9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农业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主权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
1、沈亚军：略
2、郑庆昌宋国林王东炎：略
三农问题的关键篇10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wto与“三农”》；《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年第3期
2、郑庆昌宋国林王东炎《透视“科技特派员”制度——农村科技推广体系转变与破解“三农”》；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