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统体育篇1
论文摘要：通过对东南沿海一个侨乡村落中具有百年历史武馆的实地调查，探析村落传统体育的内涵、特征、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等问题。村落传统体育是在农耕文化传统背景下，由村落民众共同创造的一种村落乡土文化资源形态，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聚群(族)性、草根性、规约性等特征。村落传统体育在历史上曾发挥整合村落秩序、教化村民、娱乐、凝聚民众以及社区认同等社会价值；新时期的村落传统体育，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将在承传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合区域性传统体育资源、提高国民整体的体质健康、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中发挥更大社会价值。
2004年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2005年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启动申报工作，全国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热潮，由此带动了村落传统体育的复兴。村落传统体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表现为村落生活的“附属物”，譬如民俗活动中的娱乐、祭祀、庙会、庆典等，与村落传统习俗生活混为一体，因而长期得不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对它的研究一度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借助当前非物质文化热潮流，村落传统体育也开始引起社会体育学术界的关注，近两年来对村落传统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当今农村体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村落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在传承我国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村落传统体育是村落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村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可以成为村落认同和识别的标记。那么，村落传统体育在村落社会历史发展中曾发挥了什么社会功能?在当今以奥林匹克体育理念为主导的现代体育世界里，村落传统体育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在新农村建设中又能发挥什么作用?本文拟以村落为视角，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对福建厦门侨乡新垵村落百年武术馆“新江武术馆”的调查研究，探讨村落传统体育的社会价值问题。
一、村落传统体育的内涵
村落传统体育是指在农耕文明背景下，产生于农村自然的经济地理空间聚落，发展于周而复始民俗活动的文化空间中，以娱乐、休闲、健康为目的，由村民世代实践相承至今的非生产劳动性身体运动的体育生活方式和体育习俗。它是村落群体共同创造和享用的生活方式，是在村落历史长河中沿袭、继承、发展和变化的；它对维系村落社会的文化传统、凝聚村落共同体的认同、促进村落群体的团结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村落是农村地域上一个实际存在的最稳定的空间聚落，是农村社会传承文化和发挥功能的社会有机体。村落传统体育是农村传统文化的载体，它在文化传承和历史发展中曾发挥了积极作用。村落社会在历经数千年的农耕经济生活，形成了“以家庭群体为背景，以伦理道德本位为核心的封建农业性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村落世世代代广大农民的价值取向和在这个价值取向指导下所创造出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传统文化。村落传统体育就是在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下所创造的一种村落文化生活形态，它反映了村民们深层意识中家族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乡土关系观等价值观念体系，以及在这种价值体系影响下所形成的村落传统体育固有的地域性、聚群(族)性、草根性、规约性等特性。
二、村落传统体育的特征
村落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由于受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社会环境等多方面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形成了村落传统体育所具有的地域性、草根性、聚族性、规约性等特征。
(一)地域性
村落传统体育的存在与发展，是与一定地域内自然环境、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人的生存方式融为一体的，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文化共同体的一种整体文化形态。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错综复杂，不同自然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衍生了村落传统体育带有鲜明的区域性技术风格、素质特点、民族品格、体育文化特征。如我国传统武术自古就有南北派之分，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之说。“南拳”衍生流传于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丘陵地带的南方传统武术流派，以短打精悍、出手凶猛、贴身短打、以快制胜的特点闻名于世，福建五祖拳就是地方南拳的一大派系；“北拳”衍生流传于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平原地带的北方传统武术流派，以舒展大方、窜奔跳跃、长于腿法的特点闻名，如查拳、通背拳就是北方传统拳系。因此，南拳素有“拳打卧牛之地”，北拳素有“拳打四方”的说法。而“月悬于小桥之上，竹林间，短桥寸劲，阔幅沉马，迅疾紧凑，此乃南派武术的特点；日出于泰山之巅，空旷间，大开大合，蹿纵跳跃，舒展大方，这是北派武术的特点”。这不仅形象比喻南北两派的武术风格特点，也概括了南北两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地域性特征。
(二)草根性
村落传统体育的草根性是针对以西方竞技体育为主流的现代体育而言，村落传统体育是建立在原始农耕文明基础上，根植于乡村的土壤，长于乡村的土壤，充满着乡土气息，它没有经过西方竞技体育或现代体育规范或体育文化精英加工改造的，是世代沿袭的、简单淳朴的传统体育生活习俗的原生态体育，它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和独立性。如依托在民俗活动中的民俗体育项目龙舟竞渡、龙狮竞斗、西北腰鼓等都带有浓烈的草根文化。即使这些带有地方色彩的体育项目，随移民移植到异国他乡，也仍然能保留原生态文化特征，如旅居海外华人，每逢春节或庆典活动，都有舞龙舞狮表演。又如随福建、广东等汉族移民带人台湾，并在台湾传播的民俗体育项目“阵头”：宋江阵、八家阵、龙狮阵等，每年在台湾的神诞祭奠庙会、庆典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表演项目。这些在异国他乡再现故乡的民俗体育表现技艺，就是一种草根文化情结的表现。
(三)聚群(族)性
村落社会成员大部分是由有血缘、亲缘、族缘、地缘关系组合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群体，有共同的民俗心理意识和文化习俗，并共同创造简单淳朴、丰富多样、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传统体育，其参与传播、承袭的主体是村落广大群体。如流传于闽台两地乡村传统武术“宋江阵”，是以排八卦阵法结合传统武术套路演练的一种团练形式，在阵法演练中需要24人或32人或48人，在锣鼓配乐下，集体配合排演大小八卦阵式，阵式变化奇奥，场面极为壮观。村落传统体育项目还有“聚族性”特征，村落武馆在历史上不少是宗氏家族的一个防御自治组织，队员以族人为主，武功只传族人不外传。福建漳州石美沙坂村武术馆“耀德堂”宋江阵，至今仍然沿袭只传陈姓，不传外姓的传统。又如闽南的扒龙舟、舞龙、拍胸舞、大鼓凉伞等等村落民俗体育队伍都是以村落为主的群体项目。因此，群体性、聚族性、民俗性是村落传统体育主要特征。
(四)规约性
村落传统体育活动都有经过相互协议规定下来的共同遵守的条款。村落传统体育的规约性，有些是口头约定不成文法的习俗惯例，有些是约法三章的组织管理条约，均对民间体育组织成员有约束作用。譬如，民国时期，民间开设许多武馆，既授拳又行医，并取堂号定堂规堂训。这些规约既约定了村落传统体育的游戏规则，也对人格品质提出来了严格的要求，如厦门新j安五祖鹤阳拳门规是“修身修性谦为本，学法学艺一气成”。这种提倡以德育人，身心修炼，以礼、仁、义、忠、信、节等道德秉性来规约其门徒的门规，在当今我国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礼诚信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又如村落武馆舞狮队在年节狮队出阵时若与相邻村落的狮队相遇，出于尊重和礼节，应相互息鼓偃旗而过，不得明目张胆击鼓示威挑斗。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约，就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潜规则。它就象没有条文的“法律”一样，对其组织成员的行为都有“法律效应”。这种规约体现了村落传统体育的品格特征。
三、村落传统体育的价值
(一)村落传统体育的历史价值
在历史上，村落传统体育曾作为宗族社会统治阶级推行礼乐教化族人的工具，宗族社会的统治阶级为维护和稳定宗族现存的社会关系，规范族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规范化，往往利用村落传统体育的娱乐、教化功能，达到转移宗族社会的阶级矛盾视线，维护对宗族社会统治的目的。它通过岁时年节、宗族祭祀等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组织村落传统体育表演活动，以体现族落的团聚、太平、欢乐、祥和的气氛。这种体育活动，不仅起到了调节族人的社会关系，稳定宗族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也将村落的传统体育习俗、体育传统文化传播给所有族人，教化族人应讲秩序、循规矩、重节制，应循规蹈矩地按照它们行事，可以说，村落传统体育活动也是宗族统治阶级统治和教化族人的组成部分。有些村落传统体育组织是宗族社会自治的武装组织，它为维护村落的治安、维护宗权、族产，争夺自然资源等服务。这种宗族自治武装组织在南方村落大宗族社会中普遍存在。
福建厦门海沧新垵村是我国武术之乡，“五祖鹤阳拳”是新垵村传统体育项目，在新垵村流传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新垵人历代习武的传统至今仍然很好的延续着，历史上在新垵村落里曾有六个武馆传授武术，由海外华侨创办的侨乡学堂也开设乡村武术课，可见乡村武术在新垵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新江国术武术馆”是现在新垵村“新江武术馆”的前身，它是新垵村落邱氏宗族里的一个社稷乡村武术组织，在历史上它为维护村落宗族社会生活稳定、保护宗族族产、教化族民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新垵村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侨乡村落，是厦门的第二大自然村，在明清时期新垵邱姓就出现过3个武举人，村落武风盛行，“弄狮顾社里，练拳顾自己”是新垵村自古以来流传的说法，因此，新垵人尚武好斗也闻名一方。邱姓在新垵村落是个大姓家族，在19世纪末，新垵邱氏已成为一个宗族力量比较显赫的共同体，在新垵占有主导地位。邱氏宗族结构完整，有“五派、九房、四角头”之分，清末民初，在村落四个角头有六个由各房头武师掌门的武馆传授武功。由于各房头在繁衍生息中的不均衡，形成各房头势力实力不等，及至经常出现以强凌弱现象，各房头武馆为维护自己的权益经常发生拼馆，宗族内部矛盾加剧。又因清末民初政局动荡，社会治安紊乱，流氓地痞、盗匪盛行，相邻村落为争夺土地和水利等自然资源经常出现武力拼社。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邱氏宗族族长特聘请五祖拳宗师蔡玉鸣的关门弟子沈扬德在新垵村传授传统武术，收纳村落有志青年数百人练武，并组织各角头武馆比武斗雄，征服收纳各角头武馆掌门人，统一了新垵各角头的六个武馆，并创建“新江国术馆”，取堂号“鹤阳馆”，立“馆规”“堂训”，成为邱氏宗族的自治武装组织。国术馆对族人免费传授武功，训练团防自卫队，承担巡逻看守、维护村里治安等职责。同时，在宗族海外华侨创办的侨乡学堂内也开设乡村武术课，传授五祖拳。至此，族内各房械斗事件大大减少，族内矛盾有所缓解。在宗族大事庆典上或岁时年节本地区迎神赛会上，新江国术馆的“舞狮”、“宋江阵”表演是不可或缺的内容，成为护神壮威、娱乐族人、展示宗族势力、凝聚族人的教化工具。其馆费和活动经费均由邱氏宗族组织机构“诒谷堂”祠堂“公项”提供，可见乡村武术在新垵社会生活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从新江国术馆创建过程案例，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新江国术馆是以邱氏家庭为主体的一个宗族社会组织，是符合中国农村社会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念，正是在这个价值观指导下促使村落武术得到整合。这也是新江武术馆历经百年至今仍在延续的文化因素所在。二是从邱氏宗族族长聘请外姓武林高手，通过比武斗雄形式统一了村落六个武馆，免费训练族人强身学艺；在宗族侨乡学堂开设乡村武术课，教化族人子弟；在岁时年节迎神赛会或宗族大事庆典上的表演，娱乐族人，展示宗族势力等事象的背后都隐含着村落传统体育在整合村落社会秩序，教化村落成员的社会行为，娱乐凝聚族人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这也是村落传统体育在村落社会中存在的价值。
据新垵村老前辈说，抗日战争期初期，新江国术馆在沈扬德的带领下，曾参加厦门市武术界举行的抗日救国武术表演募捐集款义演支援东北抗日联军。1938年5月厦门沦陷，沈扬德被迫出洋，国民党厦门市党部被迫从厦门岛内退出，进驻海沧，新垵已成为事实上的抗日前线，地方政府加强了海沧的管辖和控制力度，在海沧区实行严厉的联保自治，新垵村组织了“守望队”，加强对村民的武装保护和生产生活的保障，新垵村落又再次掀起练武的高潮，乡村传统武术得到了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原本靠南洋侨汇为生的新垵人，由于战乱与南洋联系完全隔离，侨汇资源断绝，新垵从一个靠侨汇而生的侨乡社会不得不自食其力转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耕社会，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垵为了谋生，沈扬德几位得意门生到闽南一带开设武术馆，收徒教拳，养家糊口，新垵各角头武馆又各自重新收徒授拳，村落的传统武术活动再次进入了兴盛时期。新江国术馆自清末民初创馆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行全国性的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后武馆关闭，新垵乡村武术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新垵村有志青年仍在邱姓老拳师们的带领下分散在村里的各角落习武练拳。
进入21世纪，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新江村武术馆在乡村武术精英的共同努力下，开始复振新江武术，组织参加国际性、全国性的传统武术大赛，加强与海外同门武术的交流。2007年5月，新垵“五祖鹤阳拳”作为乡土文化资源的表现形态，在海沧区政府、村委会、乡村武术精英的“共谋”下，申报入选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月，关闭20多年的新江武术馆重新挂牌复馆，9月又上榜福建省“非遗”名录。新江武术馆历经百年历史的演变后，在新垵乡村武术精英与村委会的共同努力下，在地方政府官员的认可和支持下，基本完成了新江武术馆的再造，新江武术馆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村落传统体育的时代价值
近百年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日益昌盛，村落传统体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和变革时期，一些古老而有生命力的村落传统体育则被赋予了丰富的时代价值内涵。
1．融合区域传统体育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价值。区域性村落传统体育已成为认祖归宗，实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大业的纽带。如目前在台湾日益大力推广的民俗体育，是随大陆移民传播到台湾后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变异而成的一种地域性文化特征的民间体育，它与祖国大陆的民俗体育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闽台两岸的民间传统体育习俗，无论从民俗体育社团所敬拜的神灵和举行仪式，还是从民俗体育的内容、表演形式、使用器械，以及动作术语等均与闽南村落传统体育相一致。台湾民间传统体育的根源是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台湾许多专家学者和民间体育社团纷纷来闽寻根认祖，两岸体育的双向交流日益频繁，“从1992—2005年两岸体育双向交流人数统计，台湾来祖国大陆体育交流的人数从1796人次上升到24899人次，祖国大陆赴台湾体育交流的人数从16人次上升到6734人次。”
现在，福建五祖拳是台湾区域拳种的一大流派。五祖拳早年随泉州、漳州、厦门等闽南移民或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将士或被国民党抓壮丁带到台湾。改革开放以后，台湾民间武术社团经常到厦、漳、泉寻根认祖，两岸五祖拳的交流也很频繁。新垵村作为厦门传统武术保存较好的村落，近几年台湾民间武术社团曾多次到新垵进行田野调查，新垵武术馆与台湾民间武术社团也多次互访交流，新垵也将作为闽台两地民间传统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两岸民间社团的进一步交流。闽台两岸民俗体育所具有的同根同祖、同民俗心理、同民俗意识形态以及所具有的强大的亲和力、凝聚力的功能，彰显出促进两岸体育事业的大融合，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价值。
乡村传统体育篇2
关键词：乡村文化；乡村教育；乡村孩子
教育与文化本出自一家，教育承担着传承文化的功能。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在人类活动的三大领域(经济、政治、文化)中，“文化是与自然和线条相对应的概念，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符号体系、知识技术体系、行为习惯体系、价值规范体系、信仰宗教体系是文化的重要内容。”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教育自身是文化活动，它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传递文化与构成文化本体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它在社会文化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教育与文化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教育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己任；文化则通过教育得以传承和创新，从而推动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文化是教育之根，研究文化及其发展是把握教育及其文化关系的关键所在。而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本源同此，但又更为具体且有特色。
一、什么是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
乡村文化是在中国传统式乡村中经过长时期历练与凝结的约定俗成的一种思想与风俗。也有学者称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所滋生出来的特定的情态、理念与精神气质。乡村文化是以农立国的中国的文化之花，在田园乡村的原野上摇曳了几千年。而乡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保存最完整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具有地域性、民俗性、多样性等特征，同时也是一种休闲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文化。
卢梭认为，“大自然所希望的是儿童变成成人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主张让15岁之前的儿童在远离城市的乡村环境下自然的生长，“归于自然”的教育、远离喧嚣城市社会的教育，才有利于保持人的善良天性。只因社会的文明，特别是城市的文明，才使人性扭曲、罪恶丛生。他反对用襁褓去束缚婴儿。按照卢梭的意见，如果以成年人的偏见对儿童的发展加以干涉，剥夺儿童应有的自然权利，那会破坏自然的法则，打乱自然的次序，结果从根本上毁坏了儿童。因而，卢梭强烈反对传统的、违背儿童天性的古典形式教育，主张教育应“返归自然”和“顺应自然”，主张儿童生活学习在乡村之地。
二、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的现状
社会在发展，城市在进步，毫无疑问，城市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在经济上处于弱者的乡村文化逐渐隐退。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与乡村，外来与本土，先进与落后相互撞击相互融合，城市文化在进步，乡村文化在虚化。乡村文化逐渐游离于社会中，徘徊中无声的哭泣。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社会可以说处于一种劣势和被动的地位，为作为现代化代表的城市的繁荣，乡村社会贡献了自己最优秀的智力支援，最强壮的劳动力，甚至包括青春也献给了城市的享乐。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经济力量导致乡村文化变迁，乡村教育进入困境
在与城市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乡村的被动与劣势在进一步扩大，差距也在扩大，正因为如此，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地边缘化。城市发展，乡村被动跟随其后。经济的发展取向是城市的价值取向，乡村教育过多地受到城市教育外在价值取向的影响。同时，经济的发展导致利益的驱动几乎成为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的最高主宰。其次，“城乡分割，对立矛盾的二元体制”认为加剧了城乡的二元割离，城乡被普遍解读为“富与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二元价值对立模式，传统乡村文明已然被排斥于“现代文明”视野之外。因为乡村文化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不出来，所以导致在教育层面上，城市的价值倾向也严重排斥了乡村教育中教育民俗的原有地位。
（二）乡村人口结构发生转变
城市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标志，乡村中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只剩下中老年与儿童。接受着比较现代思想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赚钱，使得乡村中人口呈现弱势化。人口结构的改变，新的生活方式对乡村农民造成生活的震荡，乡村的精英层次逐步流出，乡村出现空心化。乡村文化价值逐渐被瓦解。受不到父母完全教养的孩子只能依靠在学校接受教育来学习。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到健全的具有乡村底蕴的亲情文化的滋养。
（三）父母对孩子期望因素
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的发展，逐利成为人们的共识，于是收入水平比较低，没有固定工作的家长对孩子期望很大，希望孩子能跳出“农”门。在乡村中，父母大部分处于中低文化程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砸锅卖铁也要孩子上学”“好好学习，以后走出这个地方”力图让孩子改变与自己不同的生存现状。但无意识当中会让孩子对生养自己的家园产生逃避与疏离，会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家乡产生自卑情绪。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觉得“念不念书无所谓”“孩子愿学就学，不学拉倒”“念三年学不如当三年兵”“读书花钱不如打工赚钱”“知识不如做事”。这些都反映了金钱魅力与教育的无力，无形中扭曲了孩子的价值观与情感。
乡村传统体育篇3
乡村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梁漱溟认为，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建设理论》，2006）。乡村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存在的许多合理的传统文化因素，对乡村生产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罗建河、韩迎春，2007）。乡村传统文化氛围对道德意识、风俗习惯、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在我国乡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乡村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节庆、禁忌、游艺、歌舞以及民间口头文学等都能通过榜样、言教和舆论等方式对人进行品德教育，另外，对祖先的崇拜等仪式也会对人的人伦教育起到良好的作用。随着我国乡村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乡村人口迅速向城镇转移，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这也使乡村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乡村传统文化呈现碎片化趋势，乡村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消失，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与文化重构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当我国乡村同时面对传统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时，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将难以实现。因此，延缓乡村的解体，倡导眷恋乡土、重视亲情、恪守乡规民约、勤俭质朴的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实现社会和谐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于当下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不仅有利于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需要重新认识与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
2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内容
我国对于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区分不同层面的保护，至少应在非物质层面与物质层面开展保护。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的总和，是乡村社会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总汇，影响和支配着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乡村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非物质形态的（比如，乡规民约、民间故事与传说、乡村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乡土农事活动等），而乡村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物质形态的（比如，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乡土服饰等）。在非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又分为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思想层面包括：乡村生活的独特价值、乡规民约、宗族组织与文化、孝文化、民歌与民谣、民间故事与传说等；行为层面包括：农耕方式、乡土农事活动、民间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传统节庆活动等。在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包括：乡村自然风貌、乡村传统聚落、乡村历史建筑、不同地域的传统乡村服饰和民族服饰等。
3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思路
3.1寻求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与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协调
从经济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关系复杂。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出于满足生存之需，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消费越来越受到重视，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济价值逐渐展示出来，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之间维系一种互促关系就成为可能。从生态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挖掘这些智慧有助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实现乡村绿色发展。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在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多重作用，对于美丽乡村建设意义重大。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但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背景之下，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促关系，能实现在乡村经济发展中保护与传承、在保护与传承中促进发展。
3.2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模式
比较与借鉴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验，吸收国内不同地域保护与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科学规律、利益平衡杠杆、有效发展路径和政府承担的角色以及干预的手段等，归纳总结出保护与传承我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新模式。具体可以通过选择典型乡村开展案例分析，深入了解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新型模式，以促进我国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3.3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机制
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地加以研究。在探寻保护与传承的新型模式的基础上，还要针对多重目标构建多重机制，并进一步确立政策支持体系和具体政府建议。针对乡村传统文化破碎化和主体性逐渐消失的现状，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认同的重建机制；针对城市文化等外来文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要构建乡村文化自信的培育机制；以维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的互促关系为目标，要构建以乡村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机制；针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会逐渐被周边村镇效仿并分享经济利益的现实，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的地域共享机制；针对政府在引导我国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要构建政府在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机制。
3.4提出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政策建议
乡村传统体育篇4
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传统中国乡村，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乡村更多的是充满温情和诗意的祥和。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职思其居”“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我们就能感受到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因而“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有人对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作过统计，发现乡村多于城市。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
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制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在城市安置家眷。这种单向流动，在民国时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为担忧，而为乡村重建作过呼吁。到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乡村的命运便急剧直下。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都变成了城市人。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失去“灵魂”之后，八亿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变为流民，游荡入城。
当然，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虽然近代出现的新型知识群体和有理想的革命者，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面临自己最后归宿选择时，原来的“革命理想”却被“享乐主义”所取代。“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抛弃，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失了“根”的记忆;工业文明追求效益与利益的观念，冲刷了传统学人曾有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精神。于此，我不得不礼敬中国传统的乡绅，磬折于他们“归根”的壮举与高尚精神!“叶落归根”，归根则成肥料，不归根则成垃圾。他们不愿意作不归之叶，被人作为垃圾扫掉，而是要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他们明白，他们的价值已不在职所，而在乡土!
(选自《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有删节)
1.下列关于乡绅在乡村文化中的影响的叙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乡绅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地了解。
B.乡绅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乡村后辈学子奋发向上，使乡村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人才大循环。
C.乡绅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指导和提升了乡村文化，增强了乡村的凝聚力。
D.乡绅在乡村承担着文化传承、教化民众的责任，是乡村的文化领袖，引领一方的社会发展。
2.下列关于中国乡村的变化叙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现代乡村虽有传统的延续，却没有了乡村的风雅，乡绅群体在乡村的消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B.中国乡村曾经是人才生长的沃壤，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的功能。
C.传统的中国乡村，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都充满了温情和诗意的祥和。
D.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中的优秀人才逐渐流向城市，乡村也逐渐变成文化沙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与古代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之类的门楣题字的风雅相比，现代新农村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之类的精美匾额显得肤浅庸俗，功利色彩很浓。
B.“叶落归根”曾经是宦游他乡的游子颠扑不破的信念，但随着乡绅群体向城市的流动，这一观念在现代乡村已经荡然无存。
乡村传统体育篇5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乡村教育；文化困境；乡土文化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9-0029-02
乡土文化的传承，乡村学校教育具有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比拟的作用。可是，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使得原来的由彼此默契和信任构成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但这样一个看起来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转型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
一、社会转型期乡村文化的衰落
文化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对于长期生活在乡村的青少年来讲，乡村文化就是他们生活的场景，是他们找到生存自信和生命价值的源泉。具体而言，乡土文化具有如下功能。其一具有人格教育功能。它能帮助个体认识自我、了解乡土、发展健全的乡土观念并获得积极的乡土认同。其二具有生活教育功能。乡土教育可以丰富儿童的生活经验，充实儿童的生活技能。其三具有道德教育功能。学校可用乡土文化来实现道德教化，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和生存价值观，保存传统文化的精髓。
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整个农村社会，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乡村文化的虚无化和乡村文化的城市化。乡村社会当有的文化特质和精神面貌渐行渐远。在社会转型期，从根本上动摇乡村文化的当属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以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和贫困文化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文化。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并伴随着强烈的示范效应。这些文化以城市生活为蓝本，以图像化的标志引导着广大乡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将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同时，这样的文化也在解构着乡村文化，强化着乡村人、特别是乡村青少年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而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
随着乡村文化的衰落，很多乡村青少年逐渐失去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和精神寄托，不再喜欢民间故事和地域风情，转而沉溺于网络、电子游戏、色情影视和图书等。其结果是通过十几年的没有本土文化的农村教育，培养出的多是“文化边缘人”，他们向往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又不甘于现状。
二、乡村学校教育的文化困境
面对着代表主流形态的城市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真正让乡村少年脱离了乡村生活，并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非此即彼的文化困境。
1.乡村学校布局的文化困境
自2001年起，我国进行了以撤并中小学为主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高中向城市集中，初中向城镇集中，小学向乡镇集中，教学点向行政村集中。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我国农村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天消失56所农村小学”[1]。许多儿童不得不从小就开始离开村庄，到城镇学习，这虽然整合了农村教育资源，但也同时在无形中加剧了乡村儿童的文化离农倾向，让学生从时间上进一步脱离了乡村文化生活。
2.乡村学校教育内容和目标的文化困境
从组织功能到教育内容再到教育目标，当前的乡村学校城市化现象非常严重，已经慢慢失去了乡土特色，教学内容反映的多是带有城市取向的知识和信息。
有学者对人教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至九年级下册进行分析后发现，在选文上，能基本反映乡村文化的篇目只有7篇，占4.1%；而直接阐述乡村文化或以乡村文化为主题设计的探究活动几乎没有，在表达与交流中亲近自然的主题也只占6%[2]。乡村学校虽然身处乡村，但在教育内容、课程资源等方面脱离乡村生活和乡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困境。
当前基础教育的文化偏向不仅表现在城市或乡村课程内容的绝对数量上，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城市生活的价值取向，即教育目标上。城市代表着现代生活，代表着现代化，而农村则更多地与历史、传统和自然相关，代表着过时的文化。这种文化偏向是以牺牲本土文化传承为代价的，乡村教育并没有向农村孩子传授在农村环境下生存发展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种田不如老子，养鸡不如嫂子”，同时，也没有为他们在城镇和城市中立足提供劳动知识和生产技能。
3.乡村教师的文化困境
处在转型阶段的农村社会，乡村文化精英大都已经逃离乡土，有着浓厚乡土文化情结和丰富民俗经验的教师也
大都一个个老去，不再具有权威性，新生代的年青教师无疑在农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是，在漫长的师范教育过程中，我国多数年青乡村教师是在“离农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城市教育，但最后却大多又无奈地回归到乡村。他们普遍具有“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乡村教师居于乡村，却一直想逃离乡村，对城市充满着向往，他们不愿参与乡村事务，不跟乡村人交流，对乡土人情缺乏了解，对乡土文化选择漠视。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乡村教师不自觉地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既是播撒城市文明的激情满怀的‘传教士’，又是远离城市的‘失落天使’”[3]。可见，乡村年青教师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危机。
4.乡村教育评价标准的文化困境
阿普尔说过，“知识本身并不产生问题，但由于进入学校的知识往往被认为是给定的和中性的，所以社会各阶层之间、各学校和儿童之间可以进行比较”[4]。在一定程度上，该理论可以为我国的教育评价制度能够长期存在作注脚。长期以来，我国的考试制度没有明确地区分城市和乡村，大家基本上都在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在城市文化成为主流形态、并霸占教育话语权的今天，考试内容明显向城市倾斜，忽视了地方知识和乡土知识。有学者曾经对我国1992～2001年高考作文题进行分析得知，“文化的偏向首先表现在城市考生对考试的内容更加了解，反映城市生活的内容多，反映农村生活的极少；语言、文字的要求非常规范，完全排斥口语的、乡土的和不规范的东西”[5]。相较于城市孩子，“城市取向”的教育评价标准对缺乏城市生活经验和综合素质教育的乡村孩子是不公平的。
三、走出文化困境的出路
1.乡村学校要主动融入乡村社会
在乡村文化日益荒漠化的今天，重建乡村文化秩序，增强乡村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除了要加强村民组织建设、乡村图书馆建设、传统乡村文化形式的发掘和引导外，乡村学校要自觉扮演乡村文化的堡垒角色，承担起引导人们获得正确价值观的重任。学校要主动开放校门，融入乡村社会，与乡村世界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利用图书馆、教室、运动场和现有师资为乡村服务，开展技术培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和新风尚，培养乡村文化精英。在重视人情的乡土社会，乡村文化精英能凝聚本土文化资源，能激活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想象，这对于培养乡村少年正确的文化价值观至关重要。
2.加大课程内容中乡土文化的渗透力度
乡村教育有别于城市教育。应该充分利用各地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优势育人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要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尽量填补由于乡村文化衰落而导致的乡村少年精神的空白。要立足于“回归乡土”，重建和弘扬乡村文化，重新树立乡村少年的文化自尊心和乡土意识，使他们自觉摒弃文化进化论，不再将城市文化当做现代化的唯一标杆。对此，乡村学校应该在实际操作中，因地制宜地设置一些与乡村文化有关的教育活动和研究专题，如地方戏调查、方言调查、民间故事的搜集与整理等，积极引导师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体验乡村文化，加强与所在地区的联系，让乡村少年了解乡土文化，认同乡土文化。
3.构建以乡村文化作为指标的乡村教师绩效考核机制
要改变乡村文化衰落的现象，营造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知识精英的代表无疑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作为政府，不能仅仅要求乡村教师扎根基层，全身心地热爱乡土，这种要求对乡村教师显然有失公平。应构建以乡村文化作为指标的乡村教师绩效考核机制，从物质层面加以保障，从制度层面引导乡村教师适应和认同本土文化。此外还要创造条件让乡村教师走出课堂，走进村落，走向田间地头，使他们不仅生活在学生中，而且还要生活在村落中，充分发挥乡村教师在乡土文化传播、发展和创新中的作用。要结合当地情况，将乡村文化更好地融入评价内容中。在考察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考察教师能否让学生获得发展的同时，是否热爱乡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教师的身份应该是乡土文化身体力行的参与者和建构者，而不是“边缘人”或“局外人”。
4.建立基本质量标准和监督机制，将乡土文化纳入考核范围
在乡村文化明显处于弱势的今天，为了确保乡村教育获得与城市教育同等的质量，有必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质量标准和监督机制。这样就能从制度的层面对乡村学校教育由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造成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使得所有学生，不管是乡村学生、城市学生，还是打工者子弟都能在条件大体相当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政策和制度的贯彻者和协调者，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乡村学校教育回归乡土文化，“不能简单地让乡村学校承担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就业教育，还要承担本土文化教育”[6]，这对农村学校来讲是不公平的，因为当前并没有将乡土文化列为考核内容。“在未来的考核评价中，可以通过突出课程目标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再结合一定的文化语境，考查学生的语感、知识及文化积累，以期将乡村文化更好地融入评价内容中，使它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7]。因此，对政府来说，要加强文化教育体制改革，改革评价考核机制，鼓励乡村学校教育与乡土文化紧密联系起来，以培养乡村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感。
正如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开满了花的树，它有很多伸向未来的枝丫。面对代表现代化潮流的城市文化和日趋没落的乡村文化，乡村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应该是一个理性挑选和加工整合的过程，不能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它。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标识，一个乡村有一个乡村的符号，每一所学校周围的乡土文化都蕴藏着丰富的育人资源，只要我们悉心整合开发，一定能让孩子们得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雷辉.民进中央：应明确农村学校撤并底线[n].南方日报，2012-03-13.
[2]马长安.新教材建设中的乡村文化作者[J].语文研究，2007（7）.
[3]高小强.乡村教师的文化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09（20）.
[4]厉以贤.西方教育社会文选[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92：26.
[5]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52.
乡村传统体育篇6
关键词：城乡统筹发展；教育；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的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均衡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具体要求，并将“统筹城乡发展”置于首位。党的十七大又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内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我们从多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石。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今天，教育也就成为全部工作的基础，而且这一点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解决城乡统筹问题，教育是切入口，它涉及人的发展，包括观念的更新、素质的提高以及由此带动的生产力其他要素的发展，对于根本改变农村的经济社会面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教育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应该具有并发挥其基础作用、引领作用、推动作用、保障作用。
一、教育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具有基础作用
城乡统筹发展的总目标是打破城乡分割体制，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城乡和谐社会，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基础在城乡经济统筹，关键在城乡人才统筹，重点在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而这些都需要教育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与人才基础。
(一)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从根本上讲，实现城乡统筹，应筑基在农村人口整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上、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上。因此，在城乡统筹发展中，通过实施城乡教育均衡互动的发展战略，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协调发展，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首先是开发人力资源。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在农村，教育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统筹城乡教育的发展，提高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实现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通过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其次是提供知识贡献。研究表明，推动未来社会发展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和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是人的素质。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代替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知识的获取要靠教育，因此教育是建设未来的重要手段，是使社会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教育能够为广大城乡劳动者及时更新必要的知识，提供知识贡献。
(二)为城乡统筹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的各类专门人才。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着力提高农民的素质。教育则在其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第一，教育是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载体。通过教育，培养各级各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完成潜在形式的生产力向现实的生产力转化，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为城乡统筹发展奠定人才基础。第二，教育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把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较快地培养训练成为以智力和技能劳动为主的人，进而把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和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问题，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第三，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阵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新的竞争优势，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的竞争优势的获取在于人才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主阵地。通过教育，把传授基础知识、技能和培养创造思维、创新意识结合起来，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创新人才。
二、教育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文化是实践的引领。教育是培养公民和谐理念的手段，是传播和谐文化的渠道。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教育能发挥其引领作用。
(一)在思想观念培育上的先行性
一是促进观念更新。任何一项改革和试验，都需要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城乡统筹发展更需要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改革试验时期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大胆解放思想、树立全新观念。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通过国民教育能为城乡统筹发展营造舆论氛围、推进思想解放、促进观念更新。
二是促进思想认同。国民教育作为一个相对完善的系统，其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认识水平，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也有直接的影响和塑造作用。一方面，教育能够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人的思想认识水平。通过教育，强化国民共同体对城乡统筹发展的信念的认同、心理的认同、行为的认同。其核心和关键在于提高国民的思想认同度。通过思想观念的先行和引领，提高劳动者自我发展的思想意识和能力水平，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和有效地参与城乡统筹发展，从根本上确保城乡统筹发展的顺利进行。
(二)在城乡文化融合上的引领性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重点，而文化的融合又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文化不但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也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习惯等要素都是影响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其深层次的核心是实现城乡文化的统筹。教育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础，城乡文化的统筹需要教育的引领与导向。第一，传播先进文化。教育的首要功能是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通过教育，维护城乡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将先进文化传播到城乡各地，尤其是农村。第二，实现城乡文化的融合与传承。通过教育这一纽带，可以将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联结起来，并相互吸收文化营养，实现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平稳磨合、传承与融合。第三，引领文化方向。只有通过教育，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形成城乡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和环境，才能引导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方向和社会优良风气的形成。
三、教育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具有推动作用
城乡统筹发展就是要改变当前农业基础薄弱地位，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教育在其中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一)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表明，劳动力文化教育水平是制约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思维相对开阔，越易于掌握新工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越易于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具有更强的自信和更高的收入预期和社会预期以及更多的创新意识和探险精神，越易于实现转移。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越难实现转移就业。文化层次越高，劳动技能越强，发展潜力越大，劳动报酬也越高，农民转变为市民也就越快。职业教育作为与农民自身素质基础最符合、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联系最直接的教育方式，已成为农民素质提高、向城市化转移就业的重要途径。因此，职业教育已成为提高劳动力技能、技术和智力的重要手段，是农民向市民过渡的“传送带”。
(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在城乡统筹中，通过充分发挥高校的科研与科技优势，将高校的人才优势转化为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的智力资源，将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加快农业发展步伐的强大生产力，将高校的先进思想文化转化为培育广大农民崭新人文精神的先导力量，从而促进农村科技进步，推进农村现代化，进而有效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改变产业结构，尤其是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教育不仅有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会促进和拉动农业、工业与建筑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促进经济结构中就业结构、城乡经济结构等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优化。通过教育推动就业结构的调整，可以改变原有的城乡经济结构，使之趋于合理，以此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再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农民数量；另一方面，使部分农民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促进从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四、教育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具有保障作用
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就要促进社会公平，以保障城乡统筹目标的实现。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对此具有保障作用。受教育者的权利平等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通过实施教育公平，使城乡居民子女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从而促进城乡权利平等。
(一)促进城乡社会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当今社会，教育具有改变人的命运的价值，因而教育公平不仅关涉到当下个体合法权利的实现，而且影响着个体潜在利益的获得；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和子孙后代，因而教育公平不仅体现着当下社会正义普遍实现的程度，而且关系着社会全体成员对未来社会的基本信念和主要期待。通过办人民满意教育，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可以为城乡统筹发展奠定社会公平的基础。
(二)促进城乡权利平等
统筹城乡教育公平发展，使城乡公民有一个公平的发展前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在现代社会，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精英教育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权。体现教育公平，是制定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的首要价值取向。一是建立适应城乡统筹要求的教育制度，即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基本制度。从制度上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机会均等，重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保障受教育者的权利和机会。二是实行教育政策的重点倾斜。通过加大对农村教育的帮扶力度，关注弱势群体、外来流动人员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接受教育问题，赋予农民工及其子女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权。通过统筹城乡教育，从政策和制度上促进受教育者的权利平等，进而有力推动从整体上实现城乡权利平等。
乡村传统体育篇7
[关键词]乡村学校；少年宫；课余时间；教育教学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的数量逐年增加，家庭教育的空缺造成留守儿童的德育缺失严重。而乡村少年宫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有机整合在一起，为农村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一、建设乡村学校特色少年宫的重要意义
农村中小学的德育主要受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局限和约束，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部分农村中小学学生是留守儿童，缺少来自父母的关爱和教育。第二，很多农村学校仍没有改变传统的应试教学理念，只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德育。第三，学校的教育独立出来，没有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进行有机统一和整合。
随着乡村少年宫的组织和建设，少年宫对中小学生德育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开展少年宫的活动对农村中小学生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具体如下：
1.建设特色乡村少年宫，保障学生的全面发展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这是国家明确提出的教育方针，旨在强调德育对中小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特色乡村少年宫的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德智体美全方面发展为目标，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健康有益的校园文化活动当载体，给中小学生的德育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2.建设特色乡村少年宫，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相关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的课余生活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中，一般就是看电视、打扫卫生、做作业等，有些学生甚至痴迷网络游戏，这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乡村少年宫开放的时间一般是每天放学后和周末，少年宫将学生聚集在一起，开设美术、音乐、书法、绘画等常规的艺术课供学生开拓思维，还开设一些有地域特色的、适宜学生进行的运动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放学无人管理、沉迷于游戏等问题，使学生在集体中发现并表现自己的长处，丰富课余生活，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打造有特色的乡村学校少年宫
1.彰显地域和民族特色
乡村少年宫活动要以当地具体情况为基础，开展活动要彰显各地区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将活动与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结合。在开展活动时，要多增加一些民族文化内容，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提高他们对文化传统的认同。
乡村少年宫在开展特色活动时，要对当地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彰显乡村地域特色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的正能量传递给学生，不但能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还可以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
2.突出时代特点
乡村学校少年宫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积极创新，通过以下几方面开展活动：第一，开展一些类似“家乡美”“祖国明天更美好”的主题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中小学生良好习惯和品质的养成，更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第二，开展“讲经典故事、颂人物传奇”等活动，让学生在品读经典故事、传唱经典歌曲、歌颂传奇人物的同时，了解祖国和家乡的历史文化，养成爱祖国、爱家乡的良好品质。
各乡村少年宫之间要建立区域信息网，加强优质信息的共享。另外，各少年宫之间可以定期组织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活动，吸取别人的长处，弥补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不断提升少年宫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扩大其影响力。
3.强化内部管理
要保证农村学生享有和城市同龄学生同样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资源，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健康的发展，就需要为学生提供一个开发思维的场所，特色乡村学校少年宫正好填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白。管理者要明确乡村少年宫的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强化管理队伍的思想和素质。在乡村少年宫的项目建设中，各乡镇、各乡村地区的少年宫建设组织者和领导者要联合起来，由宣传部门带头，文民办主抓工作的重点，相关部门联合行动。各位领导者要精诚合作，将整个乡村少年宫体系进行有效组织，统筹乡村少年宫各方面的发展，共同打造特色乡村少年宫。
4.实现资源整合
首先，乡村少年宫以学校为平台和依托，就要将学校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充分调动学校在职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在乡村少年宫建设和发展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可以根据每个教师的工作能力和特长，将他们安排到不同的活动区，担任指导教师等职务，解决少年宫师资的问题。其次，还可以邀请城市少年宫中一些优秀的指导教师、辅导员和当地的一些知识渊博的老艺人、先进骨干到乡村少年宫授课。乡村少年宫教师要积极学习优秀指导教师和辅导员的授课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授课能力。最后，乡村少年宫还可以通过招募志愿者的方式强化指导教师队伍，招募的志愿者要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较强的责任心。要从多种渠道挖掘人才，从而建立起一支高素质、敢创新、有经验的指导教师队伍，促进特色乡村少年宫的发展。
5.满足学生兴趣
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兴趣是推动其学习的主要动力，能够激励他们主动学习和创造。因此，乡村少年宫在开展活动时，要充分考虑中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兴趣所在，根据其身心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符合其兴趣的活动。相关教师和工作人员要对活动的内容进行精心设计，活动内容既要符合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又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让学生在具体的活动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拓展思维方式，实现乡村中小学生健康而全面发展。
特色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是提高中小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对一些留守儿童来说，更能对其课余时间进行有效管理，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学生课余活动少的情况，多种形式的课余活动也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加强了农村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参考文献
[1]张俊.打造特色乡村学校少年宫浅探[J].中国校外教育，2013，（1）：548.
乡村传统体育篇8
关键词：群众体育；乡村节庆体育；体育资源
中图分类号：G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1-0032-03
Difficultsituationofruralfestivesportsactivitiesand
explorationoftheirdevelopment
tianBao-shan
（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Hen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Luoyang471003，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ruralfestivesportsactivitieshasgoneintosuchadifficultsituationasinsufficienthumanresources,lackoffundsandexhaustivenessofprojectresources.Forhowtofindawayoutofsuchadifficultsituation,thesuccessfulexperiencesofFuluGuangxiandneihuangHenanareworthyofourreferral.Forincreasingthepowerforthedevelopmentofruralfestivesports,weshouldfollowtheirdevelopmentmechanisms,perfectstimulationmeasures,exertpositivecontributionsofcollegestudentsandexternalworkers,whereaspayattentiontofindingmoreprojectresources,correctlyhandlinginterestrelationsbetweenvariousparties,andaddingvitalitytothedevelopmentoffestivesports.
Keywords:masssports；ruralfestivesports；sportsresources
乡村节庆体育活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活跃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倡导科学生活方式、树立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实地调研情况看，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经济发展滞后，以及项目资源衰竭等问题。如何充分认识这些问题，是寻求解决问题对策的关键。
1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困境
1.1活动主体动力的衰减
1)涌动的打工潮。
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使我国城乡在生产水平、劳动收入和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农业经济效益低下而婚姻、教育、养老等经济支出压力却日益增大，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青壮年农民不断向城市流动。涌动的打工潮使乡村成了“386199部队”(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九•九老人节(重阳节))部队，缺乏活力。“在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乃至文化冲击下的农业社会，无数青年人从农村流出，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中坚，然而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地方农民文化的根基。我们不知道未来农民的认同在何处，因为地方文化传统就包含在其中”[1]。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由于知识、精力等的限制难以组织节庆体育活动，而回来过节的外出务工人员，因需要在短时间内走亲访友再加上缺乏利益诱导，难以热衷体育节庆活动的组织参与。在这种缺乏青壮年认同的社会背景下，节庆体育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2)教育模式和时尚的转变。
年轻人是节庆体育活动组织和参与的中坚力量。当前农村社会，教育已成为青年改变命运的首要选择。由于交通、安全等因素，乡村青年通常住校读书并接受学校的封闭式管理，即使节庆时间回家，也要抽出相当多的时间闭门读书，参与传统节庆体育活动机会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网游、网聊等成了年轻人的时尚生活追求，他们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度过了大部分的休闲时间，并且乐此不彼。客观上节庆体育活动的减少和主观上年轻人时尚追求的改变，使年轻人在传统节庆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越来越少，他们也不再热衷于节庆的体育活动，使节庆体育陷入后续动力不足的困境。
3)青年择友方式的改变。
在过去相对封闭的乡村，节庆活动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挑选心上人的好机会。体育竞技给了青年男子显示智慧和力量、充分表现自我、获取姑娘青睐的机会。现在，人们生活观念逐渐开放，男女交往方式增多。青年男女在城市打工过程中，与心仪的对象相识相恋的情况日渐增多，乡村节庆体育活动不再是青年择偶的主要时机之一，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下降。
1.2活动经费无着落
1)传统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
新中国成立前，传统的乡村节庆活动往往有自己的组织和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有些地方是在特定的时期由组织在圩场收税，例如解放前广西梅林花炮会在农历12月由会里的2~3位老人在赶圩日到圩场上为放花炮乐捐收钱[3]。有的地方则用募得的钱买地出租，收地租作为活动经费；有的地方，由于传统的乡村节庆活动有宗教成分，由庙产提供支持。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和之后，乡村民间组织已经没有了固定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之前，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往往由生产队集体出资组织；改革开放之后，有集体经济、集体山林、土地等的乡村仍然由集体出资组织活动，而那些没有集体经济收入的乡村，就只能依靠大家捐款和外出集资，使得节庆的体育活动的开展存在很多困难。
2)乡村经济落后阻碍活动的开展。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举办节庆体育活动的成本日益高涨。在低消费和贫困艰苦的计划经济环境中，人们靠相互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不计报酬，所需物资也是统筹提供。转入市场经济以后，村民的经济意识增强，参加活动时经常要求报酬。如广西富禄花炮节，以前的筹备工作人们都是尽义务的，现在组织表演队伍要付钱，出来做工要给误工费；另外，以前节庆活动是不负责接待嘉宾的，现在要接待嘉宾，这都需要一大笔开支。除了这些外，村民对接待亲朋好友的负担也觉得非常重[3]。乡村经济困难使农村对节庆体育的热衷程度有所下降。
3)基层政府经济支持有限。
政府对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关注和支持程度直接影响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在国家税费制度改革和农民减负政策实施之后，基层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集体经济收入，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往往入不敷出。对多数的基层政府而言，由于经济拮据，无力对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给予更多的实质帮助。另一方面，如果节庆活动组织不力，还可能出现各种安全隐患，也给基层政府领导增添了诸多顾虑，使当地政府部门对某些节庆体育活动热情不高。一位主管文化体育工作的副乡长的话代表了一部分从政者的矛盾心态；“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对丰富乡村精神文化固然有重要作用，但谁来掏钱和组织这些节庆体育活动，万一出了事，又由谁来为安全责任买单。这些问题很头疼。”
1.3矛盾的休闲需求与传统项目的衰竭
项目的新颖性、趣味性和参与性是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吸引村民参与的动力之一。在“时尚文化”盛行的氛围中，扭秧歌、敲盘鼓等人们借以祈愿人寿年丰的节庆体育项目已少见年轻人的参与。休闲需求变化是导致乡村节庆体育部分项目在青年人中不受欢迎的社会动因。当代年轻人不再能够轻松理解并品味节庆体育活动所表现的形式和蕴含的意义。对传统节庆体育项目重新兴起的呼唤和对活动形式、内涵无法解读的矛盾，给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2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一些成功经验
1)规定女孩回村参加节庆活动。
面对节庆期间村中无人的情况，西双版纳泼水节提供了这样的经验：“泼水节期间，在西双版纳村寨见到的那些艳妆女孩有许多是因为本村立下了规矩，不管平时外出多远，泼水节期间都要回家与父母团聚，并且参加村上的庆祝和对外联谊活动，为本地文化出一份力。所以，如今平时在傣族村寨里很少见到未婚年轻女性，一到泼水节，便开始蜂飞蝶涌，争妍斗艳，小伙子们的青春活力也被充分地调动起来”[2]。由于家乡旅游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傣族地区外出打工者在回流。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制度，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外出人员回家参与节庆体育活动，宣传乡村文化，是解决参与者数据量减少，促进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有效办法。
2)发挥回乡大学生的作用。
活动的运作理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层次、规模和影响力。接受多年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掌握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积累了组织策划、包装宣传等丰富的活动经验，同时体育运动的意识也较强，这些都能够给农村节庆体育活动带来新的运作理念，促进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大学生与外界联系较为广泛，回乡参加节庆体育活动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理念，有利于吸收外地好的理念和方法发展节庆体育活动[4]。如节假日回乡大学生和村委会，一起筹办大理村春节村民运动会。通过对运动会进行包装招商等方式筹集活动资金，借助媒体宣传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借助外出返乡人员的积极贡献。
外出人员经过城市文化、生活的耳濡目染，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言行举止等许多方面受到了洗礼，返乡后他们这种变化给农村的生产、生活带来新的气息，注入了新活力。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这些外出发展的人仍然与原来所在的乡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家乡公益活动需要帮助时，他们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帮助乡亲。在调查中，这些人主要由于成就感、荣誉感和责任感而帮助自己的乡亲，看重的是以此获得的社会声誉。不管怎样，外出返乡人员对于乡村是一笔可以利用的财富。此外，这些人自身经济条件较好，能够直接推动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并且有能力组织和带领更多的群众去参加节庆体育活动。
4)广开经费渠道。
经济资源直接决定着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状况，如何发挥多方优势筹集活动资金是节庆体育活动开展的关键问题。在经费的筹集方面，河南内黄县大理村每年一度的“春节村民运动会”给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以发展体育运动、推进全民建设事业，抵制、封建迷信等不良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为理由向行政部门申请经费；以举办“春节村民运动会”可以吸引媒体关注，提高村集体企业及其产品知名度，促进企业经济效益为由要求村办企业给以赞助；并向运动会期间的商业摊点收取摊位费；抓住人们年关祈福求平安、庆团圆乐喜庆的心态，组建老年秧歌队通过挨家挨户的义演向村民乐捐筹集经费；通过组织村民集体购买商家年货换取商家的赞助支持。总之，经费筹集涉及到了政府、企业、村民及其他众多单位和个人，在人员的安排上根据个人社会关系的特点进行重点分工，并且给予一定的经济报酬调动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保证了活动资金的顺利筹集[5]。
5)立足乡土，因地制宜。
节庆体育项目设置是否合理关系到节庆体育活动开展的成败。满足乡村居民的心理需要、符合村落社区的实际条件、充分活跃节庆氛围是项目设置考虑的前提。河南内黄县大理村“春节村民运动会”在项目设置上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人群的需要，突出了传统民俗性、娱乐参与性、节庆性、经济性等特点，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从传统民俗性角度设置了花样秧歌赛、板鞋赛、花样腰鼓赛等；从娱乐参与性角度设置了百米背媳妇、袋鼠跳等项目；从节庆性角度设置了团体花样秧歌赛、腰鼓赛等；从经济性角度设置了板鞋、拔河、环村跑等。从总体上看，这些项目不需要复杂的技术，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娱乐性，受到了村民的热烈欢迎[5]。同时，一些邻村的村民也被吸引来观看。由此可见，“春节村民运动会”的项目设置直接关系到参赛人员的和观众数量的多少，以及热烈、隆重的程度。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eB/oL].(2008-01-08)省略.
[2]李志清.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与意义――桂北侗乡抢花炮的表达[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6：5，160.
[3]李志清.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与意义(四)[J].体育科研，2007，28(1)：4-5.
乡村传统体育篇9
关键词：新农村；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精神文明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于前段时间对新农村文化建设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调研发现，当前农村文化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公共文化经费投入总体不足，中央地方投入比例不合理；财政投入城乡和区域比例失衡；公共文化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反文化现象突出；农村文化消费结构比较单一；村、社区没有充分履行文化供给功能。如果要谈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无非就是处理好几个关系，如“送”与“建”的关系、政府办文化与农民办文化的关系、发展文化事业与发展文化产业的关系和满足需求与提高素质的关系。如果换个思维方式，从战略的层面思考新农村文化建设，如城乡文化的交流路径、农村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外延等问题，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因为，只有在发展战略上有较为清晰的认识，那么针对现实问题和把握宏观走向而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可能就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确立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动关系
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是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对整个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划分。这种区分只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传统意义上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城市文化的发展水平即意味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水平。不言而喻，农村文化是不断受到城市文化冲击与改造并最终被取代的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构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动关系，是发展新农村文化的战略问题之一。而要实现两者的互动，必须重视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必须树立新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和谐共生的观念
传统的现代化观点把城市文化取代农村文化作为最终目标与终极模式，换言之，这种观点更多地强调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内在冲突与彼此对抗的矛盾性。然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理念却对传统的城乡文化模式提出了新挑战，对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道路关照下的城乡文化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它强调了城乡文化间应该建立起一种和潜共生的新型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农村文化指的是新农村文化，即是以先进文化为趋向，着重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同时也坚持从农民的现实素质出发，注重运用农村现有的文化资源，即在坚持农村文化特色的基础上的文化再造。
一方面，城乡文化之间是和谐共存，相互协调的关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新战略，统筹城乡发展是其核心要素之一。文化具有强大的认同功能，要建立协调的城乡关系就必然要求建立和谐、协调的新型城乡文化关系。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是从区域文化角度对民族文化的划分，城乡文化各有其特定的建设主体，满足不同群体的精神需要，也体现了不同的内在特点，在新的发展战略中更应该强调彼此的差异性、互补性与层次性，而不是替代性与融合性。
另一方面，城乡文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城市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载体，代表了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成果与前进方向。必须坚持城市文化的主流地位，注重发挥城市文化的辐射与示范作用，先进文化建设主要指的也应该是建设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在不丧失自身基调的前提下更应该从城市文化中获取现代价值观念与意识，努力在知识水平、道德素质、公民意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更契合现代化的要求。在中国，农村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城市文化的发展并不以排斥农村文化为前提与终极目标，相反，是对农村文化的宽容与借鉴。
（二）必须建立城乡文化互动的新机制
新型城乡文化关系的形成有赖于建立城乡文化互动的新机制。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以空前规模扩大，这为两种文化的交融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城乡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是为农村文化注入现代文明的新因素，城市文化包容了民主、科学、法治、公平竞争等现代价值观，是新因素的主要承载者。城乡文化互动新机制必须着眼于以下两点：一是城市文化把发展农村文化纳入自身范畴，为农村文化培植新因素。二是农村文化接受城市文化的幅射，接受与植入新因素。
一方面，城市文化掌握了最主要的公共文化资源与公共话语权，在这一背景下城乡文化如何互动？所谓“电视进入了村，节目不姓农”，以及对于“三下乡”、“五下乡”的争议实际上就是上述问题的突出反映。症结在于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不够，公共话语对于农村发展关注不足。根本出路在于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传媒、文化场馆、图书出版等等向农村市场的覆盖，完善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网络，同时还要特别注重传播的内容、质量与针对性，加强“三下乡”等活动的长效性、制度化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农村流动人口这支庞大队伍己成为城乡文化互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他们是一道特别的文化景观，是一支特殊的文化建设大军。因此，城市文化建设必须把农村流动人口文化建设纳入总体规划，使他们成为现代文明的使者，而不是城市文明的流浪者。
另一方面，农村文化建设必须有目的、有组织的主动接受城市文化的幅射与牵引，从而广泛地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广大的县城是区域中心，既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又承载着丰富的城市文化内涵，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应该把县域文化的建设问题纳入到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去，树立打造县域文化枢纽，建设小城镇文化中心的战略思想，把县域文化发展成为城乡互动的中介，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示范中心与指导中心。
三、实现优秀传统文化、新农村文化与现代文化三者的有机结合
农村文化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是一个民族发展不能割断之根，是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新农村文化结合起来，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战略问题。
从历史发展来看，农村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生相伴，荣衰共享。所谓传统文化指的是漫长的前现代社会人类文明成果的总汇，也可以说是非工业化时代所积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农耕是其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可见，农业文明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文化就是传统文化。农村文化是传统文化存续的主要空间，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农村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传统文化的成熟程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农业文明色彩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浓郁。因此，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新农村文化建设有先天有利的条件。
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发与利用民间文化资源，既是发展新农村文化的迫切需要，更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长远需要，必须把发展新农村文化纳入到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文化的大战略中去考量。近年来，有观点认为“农村文化是沙漠”，意思是说没有生长的基础和可资利用的资源。从现状看，农村文化建设确实存在大量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一些人“富了钱袋，穷了脑袋”；一些发达地区由于文化建设的滞后，现象滋长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败坏社会风气，最终经济严重滑坡；由于文化设施不足，不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黄赌毒泛滥，引发大量社会不稳定现象等等。但是，上述问题并不能证明农村文化就不能大有可为，暴露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漠视、误解甚至排斥的负面认识，反映的是我们对于重视开发利用身边的文化资源，进而调动广大农民文化建设积极性的严重不足。文化是传承的，开发与利用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对于新农村文化建设来说既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如和文化、孝文化、节俭文化、爱乡文化、尊师重教、睦邻乡里的文化以及长期积累而成的乡规村约，等等都是建设新农村文化可大力开拓的宝贵资源。
现代化进程包涵了工业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发展，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评价指标是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农民占据了中国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因素之一，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能力的提高和进步同样需要农村文化的繁荣。历史上中国的农村长期与城市相隔绝，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使农民形成了一种狭隘的观念，效率意识低下，主体意识、革新意识、民主意识淡薄。通过农村的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引导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竞争中增强效率意识，在民主进程中提高自己的民主法制意识，以平等身份参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农村与城市差别的重要体现就是农村文化的落后所导致的农民生活方式一直以来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讲卫生的意识淡薄，农村娱乐庸俗，、封建迷信、丧葬奢华等不良生活习惯在农村盛行，通过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发展繁荣健康、积极向上的现代文化，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落后和愚昧状况，促使农民追求现代化的文明的生活方式。
同时，新农村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文化事业，还包括文化产业。积极构建以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为中心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新机制，同样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在建设新农村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吸收和引进社会资金，完善公共文化建设网络，以及着眼于发动广大农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以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之外，另一方面要立足于发挥各地民间文化的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构建弘扬传统文化的新机制。
四、构建新农村大文化体系
新农村建设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过程，其对于文化建设提出的中心要求就是如何培养现代农民，重构农民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而要实现这些要求，必须建立以教育为先导，以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及社会改造为重点，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立体化体系。
首先，相对于千头万绪的其他农村文化的建设来说，农村教育应该起着先导的作用。具体来说，现今必须做好以下两件事情：一方面，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尽快普及政府主导的义务教育。另一方面，稳步推进农村社会教育，这是培训和教育农民的重大任务。要通过广泛的社会教育，让更多农民了解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懂得如何规划与建设新农村。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公民教育，法制教育，卫生教育，文化艺术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与职业素质，增进现代意识，培养时代观念，充实精神生活。
其次，注重社会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移风易俗、卫生防疫、以及体育健身等活动。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塑造来说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即是对于这种环境建设要求的高度概括。要营造这样一个积极向上、有利于新型农民生长发展的良好环境，就必须广泛地开展科普宣传、移风易俗、卫生防疫、以及体育健身等活动。这样，才能把农村教育的理论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才能让各项文化建设的设想落实到实处。社会改造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力，必须把文化建设与文化实践结合起来，通过文化建设的实践来扎实推进、检验文化建设的理论与一些认知。
最后，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润泽村民精神家园。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就会人心涣散、迷失方向，人们也会无所适从。我们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的基础上，要确立主导、谋求共识，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和时展要求的有机结合，实现民族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用好文化的钥匙，以文化人、润物无声。教育引导村民善于学习、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掌握现代文化知识，传播现代文明理念，摒弃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针对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文化活动要凸显农村改革发展的主旋律，突出中国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用文化的力量将农民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不断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
总之，当前我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文化建设力度不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必须根据当地的条件、环境，采取不同的有力措施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弘扬农村文化生活中的积极成果，消除其腐朽、落后的文化糟粕，以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胜利完成。
参考文献：
[1]陈始发：新农村文化发展战略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06/04
[2]陈明：论农民公民意识教育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贡献，探索，2010/02
[3]孙斐娟：进入现代世界的农民文化命运与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文化认同再造，社会主义研究，2009/06
[4]冯晓阳：农村文化的现状及发展对策――基于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之间，理论月刊，2010/12
作者简介：县祥（1982-），甘肃天水人，博士，经济师，管理咨询师，研究方向：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企业战略管理。
乡村传统体育篇10
关键词：文化冲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G4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2-0088-03
在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文化没能坚守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衰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包含了制度性的‘权利’（rights）和心理性的‘认同’（identity）两个组成要素”[1]，它既是个人认同的身份，又是制度赋予的身份，也是社会认可的身份，是个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体现在其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上。
1.作为教师的专业身份
在过去相对静止的社会中，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较慢，乡村教师凭着自己上学期间所学的知识尚能应付日常的教育教学。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课程改革的实施，乡村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多数农村学校，自然环境恶劣、信息闭塞、工作压力大，乡村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对于教书育人的信心不足，出现了“懒教”和“厌教”的现象。于是，很多家长不再相信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里学习，乡村教师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专业发展困境。
2.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乡村教师除了具有教师的身份以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是乡村社会中唯一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谓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就是指乡村教师代表的文化性和公共性。除了教书育人，他们还应具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可是，当前的乡村教师却严重缺乏这种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应有的文化担当，面对着代表主流形态的城市文化，逐渐迷失自我，陷入尴尬的文化困境中。“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2]。作为身处乡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们公共精神在日益狭窄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的挤压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压抑下，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甚至已经丧失了文化想象力和价值认同的能力。
3.作为乡村人的社会身份
我国多数的年轻乡村教师是在“离农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城市教育，最后大多是无奈地回归到乡村中去的。他们普遍具有“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乡村教师居于乡村，却一直想逃离乡村，对城市充满着向往，他们不愿参与乡村事务，不跟乡村人交流，对乡土人情缺乏了解，对乡土文化选择漠视。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乡村教师不自觉地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梁漱溟曾经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是办不好的。”[3]
4.作为世俗人的个体身份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其中就包括个体的自我认同，即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主动体认。与公务员和城市教师相比，乡村教师在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等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成为了生活中的贫穷者和农村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有学者经过调研发现，“95.7%的乡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其中91%的30岁以下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3.2%的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不满意’；1.1%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一般满意’”[4]。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教师承担着沉重的生活和工作的双重负担，在“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道德旗子指挥下，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中最忠实的“安贫乐道”的守卫者。
二、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结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制度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乡村教师身份的形塑；所谓建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自我价值和地位的主动确认和选择。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是文化认同危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乡村教师的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物态文化的冲突
物态文化以知识观为主要表征。对于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来讲，彻底转变知识观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由于知识观的错位，或者是知识类型的相互冲突，许多乡村教师陷入了文化困境，出现了专业身份的焦虑和迷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面临的难题是，到底选择普世知识（城市知识）还是地方知识；是选择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知识；是选择专家知识还是个体知识；是选择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两难选择。运行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的“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基本上是在政策的指引下，根据教育专家的指导，面向城市进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不再适用，对这样新的知识观又比较陌生，很多乡村教师因此茫然不知所措。以小见大，这反映的是一个共性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在起点阶段与知识的转型同步，这种知识观的脱节就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的地方知识、个体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严重缺失。
2.行为文化的冲突
在一个相对稳定静止的社会中，大家彼此相互了解。可以说，一个村落就是一个世界，基本上能自给自足，村与村之间来往并不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彼此信任是凝集乡土人情世故的通行证。伴随着行为文化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原来由彼此默契和信任构成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看似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变迁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作为生活在乡间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最能感受到由于乡土文化的破坏所带来的文化阵痛和价值观的迷失。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教师是乡村中的熟人。如今年长的教师已慢慢老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教师以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他们已不再熟悉乡土社会，不再熟悉乡土人情。他们除了上课的时候接触乡村的孩子以外，不再与乡村社会发生任何联系。
3.制度文化的冲突
从现实情况看，对乡村教师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制度文化。它突出表现为国家为了加强对乡村教育和教师的影响而推行的政策、管理体制等国家权力因素。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就与国家权力下沉和上移的矛盾密不可分。在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政”，我国的乡村社会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乡绅而不是皇帝是乡土社会的主宰。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乡村学校越来越成为“村落中的国家”[5]。国家从资格认证、任免、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等各个方面将乡村教师纳入国家的权力体系中，乡村教师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体系，并渐渐在制度上与乡村社会疏离。不过，最近十几年，在国家权力不断下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权力不断上移的现象。这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在管理体制上，将乡村学校管理从以村为主上移到以县为主，这从经费等方面确实能保障乡村教育的运行。不过，由于权力的上移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乡村学校出现管理空白，比如县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城镇学校上，无暇顾及乡村学校，尤其是乡村小学。同时，村里对学校也不承担管理责任。其二，国家为了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撤点并校”。民进中央在2012年召开的“两会”期间提交的提案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农村的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天消失56所农村小学”[6]。优点姑且不论，“撤点并校”的不为人知的危害就是加速了农村的解体和乡土文化的凋零，并切割了文化与乡土之间的联系。作为乡土文化最后的守夜人，乡村教师面临的只是一个资源日益枯竭的文化图景。
4.观念文化的冲突
从根本上动摇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当属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以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和贫困文化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在乡村教师身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并伴随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它们都以城市生活为蓝本，以图像化的标志引导着广大乡村教师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将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了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同时也在解构着乡村文化，强化了乡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而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就如一群自我放逐的“文化边缘人”，一个个地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向往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又不甘于现状。
三、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
我们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冲破文化冲突的羁绊，立足于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完善教师身份制度建设，从“他者”建构和自我建构入手，重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信心。对乡村教师来讲，他者建构指的是制度保障和课程安排；自我建构指的是个体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动体认。
1.加大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制度建设
立足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进行城乡统一的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加强县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工资方面对长期工作在乡村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让乡村教师能“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和教师身份认同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
乡村教师应该立足于“回归乡土”，重建和弘扬乡村文化，自觉摒弃文化进化论，重新树立文化自尊心和乡土自觉意识，不再将城市文化当做现代化的唯一标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不同的，乡土需求与城市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乡村教育自然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优势将其变为育人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填补由于乡村文化衰落而导致的乡村少年精神的空白。“营造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需要真正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的境遇的教师”[7]。同时要改革目前的教师考核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乡村文化有机地融入评价内容之中，考察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考察教师能否让学生获得发展的同时热爱乡土文化。在此过程当中，乡村教师应该是乡土文化身体力行的知情者和参与者，而不是“边缘人”和“局外人”。
3.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
教师的个人实践性知识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是教师以其个人的信念、情意、态度等来统整他所有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依照实际情境为导向的知识。“它存在于教师以往的经验中，存在于教师现时的身心中，存在于未来的计划和行动中。个人实践知识贯穿于教师的实践过程”[8]。它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主体性、实践性和情感性。对此，应该鼓励乡村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增强乡村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意识。教师在学习和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能适时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机的融合。“关注教师个人基于教育情境和生活史的实践性知识，强调教师个人的专业自主选择性，则正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确认”[9]。因此，乡村教师实现身份认同，就必须对个人实践性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关注知识的实践性、个体性和建构性，关注知识产生的具体情境和价值取向的涉入。
4.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
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要求作为知识分子身份或者文化人身份的乡村教师具备一定的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具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济世情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不但要了解教书育人的专业领域的事情，而且还要关心专业领域以外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问题，要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怎样才算好……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乡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10]。据此，乡村教师应该积极地走出课堂，融入乡村，参与改造乡村生活，利用校园、教室、图书馆和运动场等现有资源为乡村服务，进行技术培训，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在乡村文化日益荒漠化的今天，乡村教师可以凝聚本土文化资源，重建乡村文化秩序，帮助树立乡村文化的权威格局。这对于营造乡村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激活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想象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曲正伟.教师的“身份”与“身份认同”[J]. 教育发展研究，2007（4）：34-38.
[2]许纪霖.知识分子论丛（第一辑）[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58.
[3]马千帆.梁漱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98.
[4]李金奇.农村教师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其思考[J]. 教育研究，2011（11）：34-38.
[5]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
[6]雷辉.民进中央：应明确农村学校撤并底线[n]. 南方日报，2012-03-13（04）.
[7]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J]. 书屋，2006（10）：45-49.
[8]郭晓燕.职前教师实践性知识获取路径探析[J]. 基础教育研 究，2011（8）：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