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当村官的利与弊篇1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困境；对策
当前，国家、高校不断鼓励大学生踊跃投身基层、服务农村，积极报考“大学生村官”。这不仅对大学生本人是一种难得的锻炼机会，更对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是在新背景下、新时期内的一种长远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方针。然而，在我们前期的调研中发现“大学生村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与困惑。解决目前大学生村官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出路问题，不仅关系到政策的贯策落实，也关系到大学生村官本人的前途与发展，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良性发展。同时，也只有改善当前政策中存在的不足，才能真正实现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才能让更多的大学生投身基层、服务基层，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一、大学生村官面临的困境
1.角色定位尴尬
大学生村官身份不清晰，非官非农，导致大学生村官从本质上而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官”。据笔者对某县市调研，有33%的乡镇负责人认为大学生村官是新农村建设的后备力量，是未来发展的基石。但同时也有32%的人认为他们只是一种流于形式的一种“社会产物”。那么，大学生村官到底是什么？从调查可以看出，有不少的乡镇负责人对这个定位存在一种误解，和中央政策的出发点相差甚远，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或许这也是造成村官目前存在诸多困难的一个因素。
2.发展空间受限
很多村官选聘到农村后，实际上难有用武之地，从当初的踌躇满志到最后逐渐丧失工作热情和理想。由于很多大学生刚刚走出校门，对农村的事情知之甚少，缺乏实践工作经验，而且往往眼高手低，心浮心躁，不愿意屈身向农村广大群众虚心学习，导致实际能力难以正常发挥。
3.出路成最大障碍
据笔者调研结果显示，对于大学生村官目前存在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对他们的出路问题的关注，其次是身份问题和福利待遇，而大学生村官对自身出路问题的关注度达到80%，可见，大学生村官的出路问题已成为政府、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二、解决大学生村官出路的对策
1.放宽政策，实行市、区自主招考
由于目前公务员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门槛越来越高，出现了“入口宽、出口窄”的现象，导致大学生村官面对考公务员这条路时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然而，为了鼓励更多的大学生村官留在农村，继续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并且更好地解决大学生村官出路问题，就需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引导。采取市、区自主招考一方面有利于本市、区内部人员结构的优化、新鲜血液的补充和外来人才的引进；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增加大学生村官出路的选择。
具体做法：乡镇府根据自身岗位需求，以书面形式向当地组织部进行申请，由当地组织部以及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由县级组织部统一向市级组织部进行申报，市级组织部审核通过后，统一向本市区大学生村官公布招考信息。然后由大学生村官自愿申报，组织审查，市级政府部门统一招考，择优录取，根据自愿申报岗位和组织协调来分配录取者的岗位。
这种模式的可行点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村官因为考不上国家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而带来的心理压力，拓宽了大学生村官的出路；补充了乡镇一级政府的人才缺口，合理地优化了乡镇府的人员结构；有效避免了目前乡镇府严重存在的“青黄不接”的现状。它不仅使优秀的大学生继续留在了农村，同时也为大学生村官以一种正式的身份留在农村出谋划策。
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它限制了外地大学生村官的自主选择权，特别是在异乡任职的大学生村官失去了公平、公正的参考权。
2.组织考核，地方推荐，破格提升优秀大学生村官
提出该模式的原因：对于一些大学生村官，他们在基层大有作为，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受到当地群众的大力拥护，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优秀人才，但是，因为某些因素限制他们无法考上公务员或者无法选择更好的出路。为了留住这一部分人才，并且充实基层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干部素质，就需要政府给予政策上的引导和倾斜。
具体做法：当地组织部对连续任职5年以上且任职期间无违纪行为的当地大学生村官进行业绩考核，考核内容包含政府评估和群众评价等，经地方政府推荐并通过组织考核，公示无异议的可适当直接安排到乡政府任职。
该模式的可行点在于：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那些优秀大学生村官因某些因素而无法选择其他出路时所造成的人才流失。同时，也能够使某些优秀的大学生村官通过政策支持继续留在农村、服务三农。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该模式的弊端在于：硬性标准难以确定，公开化、透明度不强等。
3.政府引导，政策优惠，特岗特招，引导大学生村官向事业单位流动
提出该模式的原因：大学生村官通过基层的锻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更加适应、熟悉基层工作，而对基层事业单位来说，这些村官的加入无疑是注入新鲜血液，它不仅拓宽了村官的出路问题，也使这些通过基层磨练、具有一定基层工作经验的人才弥补了基层事业单位的人才缺口，对整个基层工作的良性发展无疑是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
具体做法：当地人事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统筹规划，每年从基层事业单位中划出几个岗位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定向招聘，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该模式的可行点在于：它不仅拓宽了大学生村官的出路，也解决了大学生村官的出路问题，更为基层事业单位注入了新的活力。
该模式的弊端在于：选择面较窄，灵活性不强。
4.统筹规划，多方协调，政府推荐，引导大学生村官向企业流动
提出该模式的原因：和将村官引导到事业单位一样，大学生村官通过基层的锻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大学生更加吃苦耐劳。而对企业来说，这些村官的加入无疑是注入新鲜血液，它不仅拓宽了村官的出路，也使这些通过基层磨练，具有一定基层工作经验的人才弥补了企业单位的人才缺口，对整个企业的良性发展无疑是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
具体做法：政府根据对村官的业绩考核，对于优秀的大学生村官，政府可与当地企业协调，向企业推荐这些优秀村官。
该模式的可行点在于：它不仅拓宽了大学生村官的出路，也解决了大学生村官的出路问题，更为企业单位注入了新的活力。
该模式的弊端在于：硬性指标不明显，操作性不强，以及村官所学专业与企业提供岗位的不对口等。
5.设立专项创业扶助资金，成立创业指导小组，大力扶助大学生村官创业
提出该模式的原因：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引导高校、社会人才向农村流动，以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同时，要想大学生村官真正在农村扎住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村官通过政府的大力扶助，充分发挥自身的才智和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带领村民自主创业，开辟一条自主致富之路。因此，政府对村官创业的扶助不仅有利于村官自身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
具体做法：政府协调组织部和财政局以及相关部门，设立大学生村官专项创业资金用以扶助村官创业。同时当地组织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成立专门的村官创业技术指导小组。而大学生村官有创业项目的可以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通过审核的，政府可以给予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该模式的可行点在于：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对于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发展农村区域经济具有很好地推助作用。
该模式的弊端在于：牵涉面广，协调难度大，并且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限制。
6.协调相关农林院校，扩大优惠政策
提出该模式的原因：继续深造是大学生村官任职期满后的一条重要出路，然而面对工作和学习的双重压力，大学生村官往往因为工作的原因，造成学习时间受到很大的占用。因此，在考研时，加5分的优惠政策实际上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具体做法：中组部牵头，协调有关农林院校，大学生村官在通过统一的研究生考试后，在录取时这些农林院校能够适当地扩大优惠政策或定向招收大学生村官。
大学生当村官的利与弊篇2
论文摘要:在晚清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曾国藩曾在京任职期间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考察。他从自然灾害、国用不足、兵伍不精、银价太昂、盗贼猖狂、冤狱过多等方面分析了民间疾苦，进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从京官曾国藩眼中的农村社会问题入手，就其关注农村社会问题原因、途径、认识及解决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使曾国藩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曾国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物，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他整顿政风，倡导学习西方，举办洋务，开启了“同治中兴”，加之他又是儒学大家，因此备受学者关注.当今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除了一些专著问世之外.对其进行的专题方面的研究也不在少数。这些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曾国藩的洋务、理学、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而关于曾国藩在京任职时期对中国农村社会问题认识的研究则甚少，即使有些研究有所涉及，也是极其简略。因此，本文试对曾国藩在担任京官时期提出的农村社会问题做一些梳理，以期对曾国藩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曾国藩关注农村社会问题的原因
曾国藩与当时其他封建官僚相比较，更加重视农村社会，关心农民疾苦，体察民情。对于所发现的农村社会问题，总是努力解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他之所以这样关注农村社会问题.是有一定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农村社会问题异常严重.曾国藩所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机制弊端丛生，社会矛盾严重激化，问题比比皆是。国库空虚;兵伍多而不精;军费和官僚傣禄与日俱增;官吏腐败，贪污成风，致使遭运、盐业、河工等国家本应便民的政策成一了病民扰民的弊政，无怪乎孙中山认为“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贵钱贱，使得农民生活更加贫困.而为了摆脱这种窘境，清政府饮鸿止渴，千方百训增加赋税，这使得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正所谓祸不单行。在这一时期，自然灾害也是频繁发生.这些灾害中，水旱灾害出现次数多、危害也最大。据统计，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间(1840-1911)，我国共计发生水灾236次，旱灾140次。仅就直隶为例，1840-1852年间，受水旱灾害的总县数大约是539或546个。此外还有一旱灾、震灾、虫灾、风灾的侵扰。
以上所述的种种人祸天灾，使得农村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形下，生活无依的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统计，1836-1845年中，民变次数为246次。这直接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身居高位的曾国藩深知农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是这种危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国家当务之急便是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清廷的统治。
第二个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影响。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作世家。曾氏家族祖籍衡阳，清顺治年间，曾孟学一家才迁居湘乡。曾氏家族累世务农，曾国藩家中堂屋神完两侧挂有一幅对联口:“奉祖宗一住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曾国藩也替父亲曾麟书书写过一幅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求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事实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也体现了他对这种文化传统的重视，他给后辈的家书中说道:“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正是由于曾氏家族的半耕半读的文化传统，使曾国藩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农耕思想教育，同时亲身经历的农耕实践也使得他了解了农村，看到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对其以后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刘铁铭先生所说的:“曾族的耕读家规是造就曾国藩成才之始道。”
第三个原因是曾国藩较为顺利的仕途经历的影响。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曾国藩先后担任过礼、兵、吏、工、刑各部侍郎。这一经历使得他自然萌发了澄清天下之志。这在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他曾在家书中说过，“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弱救民饥之责”，“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并且要求自己一心以国事为重。也正是因为如此仕途和志向的激励，使得他不像其他的封建官僚那样剥削压榨农民，而是关心农民疾苦、体察民情。仕途的顺利也使得他萌生了报效皇恩志向，而报效皇恩则首先表现在协助朝廷解决社会问题。
二、曾国藩关注农村问题的途径
曾国藩对农村社会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有利于其采取得当的措施解决问题。他之所以会有如此清楚地认识，则应归功于他关注农村问题的途径。
自幼在农村生活的这一经历是其了解农村问题的一个途径。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荷塘白杨坪(今双峰荷叶)，当时的湘乡是湖南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县，地形险峻，相对贫困，并且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曾族尽管到了曾国藩父亲这一代，已数代为地主，但是私产并不多，而且经常需要借钱，就连曾国藩任官以后还不时借钱救急.这样的生活磨砺使曾国藩更容易发现农村存在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是其关注农村问题的最早的途径。
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通信是曾国藩关注农村问题的另一条途径。曾国藩经常和家人及朋友通信，相互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农村问题的信息。
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过:“八月十四日发第九号信，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号，欣悉一切。……左光八为吾乡巨盗，……左光八一起，想尚非巨伙人会者流。然我境办之，亦不可过激而生变。”在另一封中对家人提及的乡中劝捐补亏空之事作了回复，“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并且对此事弊端做了详细说明。当然，与朋友的通信也传达了此类信息。这可以从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写给陈源衰的信中看出:
“今岁三汉两湖并离奇灾，……金陵城中几成洪湖，死者日以千计。……来书称长沙饥民情状，令人枪恻。”而后在给黄廷攒的信中也提供了证据:“去岁出都后，奉到手书，……嗣又奉踢函，优戚之中，尚践在都临别夙诺。寄到槽务积弊及银价苦昂，思所以平之之法。”由此看来，与家人和朋友的通信也是其了解农村的一条重要途径。
中央五部的任职是其关注农村社会问题的第三条途径。曾国藩是晚清“第一名臣”，早期的仕途便非常顺利，自中进士后十年七迁，遍兼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这更利于他了解到农村社会问题。这可以从他在京任职时期的一些经历可以看出。在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领同乡京官具摺谢恩，为上年水灾借给籽种”。咸丰元年九月初一日，“领同乡京官具摺谢恩，为水灾州县豁免钱粮”。
三、曾国藩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及解决方案
曾国藩通过以上三种主要途径对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归类。
首先，他认为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和水灾是农村社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他在奏稿《请设坛祈雨疏》中提到:“本年人春以后，雨泽较稀……近来京带地方，晴多雨少，粮价渐增。”在《议汰兵疏》中也指出了水旱灾害的危害，“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早，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架数百万以娠救之”。水旱灾害使农民歉收，损失巨大，不得不依靠国家娠济。然而，此时的国家娠济体系已经走向了崩溃。
其次，他在《议汰兵疏》中还提到了当时天下的两大患，“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这两大患对下层人民造成了极大负担。“国用不足”，政府必定会增加赋税，而正如他所说的:“欲于岁人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人民深受其害.“兵伍不精”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从康熙朝开始，国家增兵过多，但是军队战斗力却急剧下降。这不仅使得国库空虚，而且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匾乏，极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第三，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提到了另二条具体的问题。“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即银价过于昂贵致使农民难以缴纳钱粮。“二曰盗贼太重，良民难安也”，盗贼横行，官吏、差役并不关心调查，致使良民无安稳之日.“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这些都是造成民间疾苦的原因。
他不仅明确地指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方案，以期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
其一，是对水灾和旱灾的解决方案。对于水灾主张通过修建堤坝疏浚河道来解决。而对于早情，在当时情况下，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上书祈请皇帝救令各衙门“敬谨设坛，诚求膏雨”，这种做法虽属迷信，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关心民间疾苦。
其二，他在《议汰兵疏》中对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也提出了解决措施。这些措施总的来说就是“汰兵”。他特别指出汰兵并不是一步完成，而是逐次裁减，以免发生叛乱。汰兵省下来的费用则“另行封存，专备救荒之款，永塞开捐之路”。这与他所认为的“养兵为民也，备荒亦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相符。
其三，是对银价、盗贼、冤狱问题的解决措施。针对银价，他专门上了《平银价疏》。在奏稿中，他提到了六种方法，即:“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也”、“京外兵晌，皆宜放钱也”、“部库人项，亦可收钱也”、‘他丁正项，分县收钱也”、“外省用项，分别放钱也”和“量减铜运，以昂钱价也”。针对盗贼多、冤狱多的农村社会问题，他上书皇帝建议“申谕外省，严伤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即从中央到基层加强官员队伍建设，整顿吏治。
曾国藩善于发现当时农村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这足以体现出其关心农民疾苦、以民为本的经世本色，无愧于一个日益成熟的政治家。
四、对其以后政治实践的影响
曾国藩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阅历使其看到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对其后来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充实了他的理学思想。譬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自如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突出理学的经世功能。《请设坛祈雨疏》和《备陈民间疾苦疏》两疏也均从侧面反映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因此，李洪波在《曾国藩其人》中评价他不仅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在当时，他独树一帜，形成了理学经世的思想，为后来“为学之术有四”(即:“曰义理，曰考察，曰辞章，曰经济”)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大学生当村官的利与弊篇3
[关键词]农村;直接选举;基层民主建设
实施依法治国的发展战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的奋斗目标。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自1988年在部分地区试行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直接选举已遍及全国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1998年11月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又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法制化实施阶段。
一、实施直接选举的动因和必然性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间接地为实施直接选举孕育了适宜的土壤。农村经济改革及其与直接选举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实施直接选举奠定了先决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未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农民只是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这项改革促成了农村经济的空前发展。农民把这项改革形象地概括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表明,从根本性质上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同土地承包前是一样的,但利益分配的先后次序却有了改变,土地承包前,分配权掌握在公社和生产队手中;土地承包后,分配权转移到了农民手中。这种变化,一方面使农村基层干部充当起了向农民收粮、收钱的角色;另一方面,不合理的摊派、负担、集资成了农村社会问题的热点。广大农民普遍要求负担要合理;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强烈要求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增加透明度。土地承包制相对稳定后,农民进一步要求通过选举自己认为满意的村官,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因此,土地承包后农村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客观上起到了动员农民参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为直接选举奠定了基础。
第二,农村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为实施直接选举提供了便利条件。农村经济改革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出现了分化:由早先的个体户到后来的私营企业主,还有的亦农亦工身兼双重或多重职业。尽管他们在农村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足以说明改革后的农村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在此过程中,农民的流动性大为增加,敢于出县、出省外出打工的人数逐年增加。这部分“能人”一般见多识广,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急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是他们的普遍心理,因此,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情也高。同时,广播、电视等传媒更多的信息,不仅知道相邻乃至千里之外的农村的变化,而且知道中央有关农村的各项政策。只要积极引导,农村直接选举就能逐步实施。
第三,农村的政治基础发生了变化,广大农民政治权利事实上的平等为实施直接选举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在农村改革初期,所有农民都成为社员,实现了真正的政治平等,沿袭已久的家庭成分不再代代相传,以往的贫下中农不再是农村基层政权理所当然的领导者,农村中的“脱产干部”也必须经营自己的责任田。广大农民的公民权利实现了事实上的平等,并且得到了国家法律的肯定和保护。普遍农民有权利对村干部提出质疑和批评,“民告官”的诉讼案件也日益增多。这在客观上要求村干部“给村民一个明白,给自己留一个清白”,相应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质内容也就提出了议事日程上来。
因此,农村直接选举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是农村经济改革所引发的农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与中央制定和贯彻落实加快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相关政策二者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农村直接选举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
我国的现代化离不了广大农村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现代花进程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又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从农村改革20年的发展历程看,民主政治建设搞好了,农村会出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生活幸福的局面;反之,整个农村会呈现发展缓慢,治安恶化、村民怨声载道的态势。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的工作,新时期农村出现的新变化无一不是党的政策积极引导的结果。同样,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只能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下,才能健康发展。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主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四个方面。其中民主选举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源头”,只有民主选举搞好了,其它三方面才有可能搞好。农村选举实行的是直接选举,因为选举前不指定侯选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行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在此基础上,每个侯选人公布其治村方案,发表竞选演说,村民最终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村委会组成人员,得票最多者当选村委会主任,因为是差额选举,实现了真正的民主选举。由于村干部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在村民中有较高的威信,他们也非常珍重村民的信任,也很想在任期内做出成绩,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能较好地贯彻和体现民主的作风,也能使党对农村的各项政策得到较好的落实。
当前,农村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村干部能否做到廉洁奉公,尽管村干部在竞选中大都对村民作过保证,但村民对村干部上任后能否兑现其诺言仍有怀疑,能否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就是关键。从目前看,民主选举搞得好的地方,一般都成立了独立于村委会之外的理财小组,实施对村干部的财务监督,实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工作的发展。
民主政治从来就不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它与参与民主政治建设者的利益有直接的联系,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广大农民对直接选举不闻不问已不大可能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没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直接选举和民主政治建设已成为我国民主进程中的一块试验田和培训基地。所以,农村直接选举在法制化轨道上的顺利开展,对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巨大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三、当前农村直接选举中存在的问题
迄今为止,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任何形式的选举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选举中的违规操作也经常发生。我国广大农民从总体上看,文化层次较低,封建意识的影响相当严重,缺乏民主的传统和习惯,民主意识和民主知识在短期内也难以迅速地培养和提高,而我国农村实施直接选举只有十多年的时间,使得农村直接选举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弊端,这应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出现的弊端主要有:
(一)个别农村地区存在贿选和村干部“伴大款”的问题。贿选最大的恶果就是使选举失去公正,不公正的选举只有所谓民主的形式而没有民主的其实内涵;村干部伴大款则命名中央对农村的政策不能得到委地贯彻落实,也使村民在政策面前失去了公平,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央自上而下开展“三讲”教育,要求村干部在工作中必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即使是农村基层干部,也应体现出“三个代表”的正气和作风,对不讲政治、不很好地贯彻中央的政策,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村干部必须依法进行撤换。
(二)个别农村的村民“乐于”选贪官出任村干部。这种选举看似村民“自觉自愿”,实则出于无奈。村民在解释为何选贪官时说“假如民管不了官,谁在这个位置上都一样,既然已经喂饱了,就这幺喂下去,总比把瘦的重新喂饱省心”。这话虽然难听,但说明这些地区的民主监督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村民理财小组没有建立成员建立但不起作用,选贪官是“民管不了官”的一种副作用,这要求我们在民主选举的基础和前提下,认认真真地搞好民主监督。
(三)个别农村的村民自愿选“坏鬼”出任村官。为什幺明知是“坏鬼”,还要选呢?主要是村集体对外交往中属于集体的债权历经数年一直难以收回,部分村民往往指责原来的村干部“无能”,干脆选那些横行乡里的胆大妄为者出任村官,试图通过个别“坏鬼”粗野而非法的行为,获取眼前的利益。这种选举,从长远看,成了这些地区治安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这也说明,农村直接选举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四)个别农村地区的选举多家族势力或准宗教势力甚至是恶势力的操纵。闭塞的村庄,常常是封建刑残余思想盛行的温床,光宗耀祖的思想使村干部成了家庭势力的工具,有些打着宗教旗号的恶势力,常常祸及四邻,独霸一方。在这种势力的下,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况且,封建思想与宗教意识从本质上是与现代民主对立的。所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民主选举的顺利实施是必不可少的。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所列举的弊端只是近年来农村选举中出现的个别现象,相对于实施直接选举所带来的成果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对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绝不能小觑。任其发展将会断送我国基民主政治建设的前程。
四、对策与结论
尽管民主政治建设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学术界对“民主”的解释也多种多样,但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不妨把民主归结为“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即,民主政治就是公民对权力的产生、运转和发展趋势乃至结果起到决定作用。
大学生当村官的利与弊篇4
2010年8月5日我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协助书记做好日常工作以及文字材料工作，在近半年的时间里，通过组织部门的关心培养以及实际工作的参与与学习，静下心思工作，拜农民群众为老师，以优秀同事为榜样，使自己逐渐走向成熟，现将我近半年的工作简要汇报如下：
一、了解本村村情村貌
我村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故乡，位于黄州区东大门，交通十分便利，全村现有人口1290人（其中农业人口1150人）下辖四个村民小组，版图2.48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为1420亩（其中水田660亩、水产养殖460亩、林地180亩，旱地120亩）村里有企业三家，主要是棉纺织企业，但由于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效益都不太好，还有一家竹制板厂企业，亟待招商引资开发盘活。
二、为民办事，与民连心
曾记得我刚来陈策楼村时，正适逢搞农业水稻保险，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性强且面宽量大，落实上有一定的难度，很多村民对政策不理解，为了及时完成任务，让村民接受政策配合工作，在8月酷暑的天气里我与村主任一起深入到各组各户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讲明利弊关系，引导他们提高认识转变意识，自觉主动投身于该项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工作终于打开了局面，不仅在短短的十天内完成了上级交待的任务，而且我村的农田水稻保险参保率在前镇名列前茅。
最后又陪同保险公司人员深入到各田间地头进行田亩损失实地核算，理赔费是上个月发下来的，农民领到这笔钱时，参保时的疑虑彻底打销了，并表示明年还要继续投保，这项工作虽然辛苦，我认为还是值得。
三、利用所学专长，尽其所能
我镇选举工作从9月底一直到11月6日正式选举，时间长，而其中要做的工作非常多。选举间的程序有：成立选委会、成立选举监委会、选民登记、推选村民代表、“海推”、正式选举、另行选举（因为我村村主任和财经委员二职位票数示过半，必须另行选举）这其中很多事都很敏感，稍有处置不当，便矛盾四起，斗争坚锐。
我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村，可以说村宗族房头势力、派系斗争非常激烈，区里、镇里都非常重视我村的班子问题。我利用自己所学的法律专长，认真学习选举法，和选委会成员一起贯彻落实，严格按照其程序来，深入到分派我所在的组家家户户投票，坚决制止少数人哄抢选票、徇私舞弊的现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最后我村的“海推”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95%以上的老百姓都认为这次海选是历来搞得最公平的，最后我村的这种模式被镇其他很多村所效仿。
我国的法治之路还很长，村民的法律意识是逐步提高的，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很多事合理但不合法，只能慢慢的让他们接受，比如说我村在选举中一部分村民坚决提出选举村委会班子成员时，要从每组产生（我们村是4个小组）而不是从全村整个大范围里选，他们说的似乎也很有道理，每个组要一个干部嘛，当时争吵非常激烈、矛盾一触即发，但这严重违反了《选举法》，他们是站在部分、小团体的利益上，没有站在村整体利益上，把所在组选的干部好像当成了自家的干部一样，对于这种情况我和选委会成员经过耐心的解释后坚决予以制止。
四、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今年由于受四川“广元柑桔虫害”的影响，柑桔销路不畅，而我村却是产柑桔的大村，很多农户的柑桔卖不出去，对此，我作为一名村官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在这期间我利用私人关系帮我村张正旺家脱销了几千斤柑桔，虽然数量不大，但毕竟还是尽我力为百姓做了一点点事，张本人至今见了我都非常感谢。
五、抓住机遇，多渠道锤炼自己
利用省、市、区对我村“农家书屋”点的支持，组建了我村农家书屋，我担任其管理员，负责图书的分类、整理与借阅。下村后镇里也经常安排我到办公室和档案室，这要求镇村两头跑，我自觉服从安排，在主动、严谨、高效上下功夫，抓住机遇，多渠道锤炼自我，不断锻炼自己的文字写作、办事能力，半年来我利用村、镇两头工作的很好便利，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真正把村和镇联系了起来，很好的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当然以上的工作离不开领导的关心，同事的配合，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工作中也有很多缺点：比如想事过于简单，缺乏理性思考，经验不足，农业知识匮乏等等。
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我时刻告诫自己要始终把工作摆在首位，把百姓致富奔小康作为头等大事，勤勤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办事，坚定信念，积极向上，开拓进取，攻坚破难，努力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
感悟体会：
1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农村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想使自己工作有发展与创新，要不断坚持学习各种政策和先进经验，只有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才能做好新时期新农村的带头人。
2应培养五种基本能力：把关定向能力、知农务农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口头宣传鼓动能力、调查研究能力。
3农村工作不能躲避，应当直接面对：“百姓之事无小事”，躲是躲不开的，人家今天没有找到你，明天还是要找你的，我曾听一村干部说“以前我小的时候非常怕村干部，但当我当了村干部后非常怕群众”此话不无道理，躲避只会让百姓的怨气更深，只有直面给人答复给人解决才能了事。。 1
与本篇【村主任助理年度述职工作总结】内容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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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为村干部要“谨开口，慢开言”：可能你一句不经意的话，在百姓听来却不是如此，应该管好自己的嘴，少说、多听、多做、多想。
【2】
与本篇【村主任助理年度述职工作总结】内容有关的：
大学生当村官的利与弊篇5
现代税制的特点很多，其本质无非两条：一是消除"身份性贡赋"色彩，实行公民权利平等基础上的非身份性税法，无论是所得税、资产税、遗产税等等都应有一定之规。对公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所得税，而所得税率累进制和低所得免税线是现代社会的通例。但按这个原则，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几乎不应成为征税对象。而按现行税费改革政策，改革后农业税加特产税两项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仍达15%以上，与市民的所得税义务相比仍具有"倒累进"的、身份性的色彩。北大卢锋先生提出"农民免税论"，认为第一农民收入很多达不到所得税起征点，第二当前农业状况已使土地从"资本"变成了社会保障手段，不能成为资本税的对象。他的说法或许过于理想化，但却是合乎逻辑的。我们现在或许还做不到这一点，但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只要现存税制不能在统一的累进税率面前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就不能说我们的税改已经"治本"了。
二是现代税制更重要的基础是纳税人权利--义务统一原则。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可以说是近代化变革的最重要起点。当年英法等国最早的国会并不是基于什么民主的政治理念、而纯粹就是因国王必须就征税问题与"纳税大户"（后来随民主的发展而演变为一切对国家有义务的公民之代表）协商而产生的。也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形成的纳税人认同，使现代国家拥有比传统国家更强的征税合法性和更大的实际征税能力。纳税问题的实质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它表面上是个财政概念实际上却是个政治范畴。本次税改在社区公益收费问题上提出"一事一议"、村民自治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点。但在"皇粮国税"问题上与上述标准距离还很大。归根结底，税制改革的"治本"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两点都以城乡公民一视同仁为原则，不涉及什么"工业反哺农业"、国家"保护"农民扶助农村的问题。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样号称实行自由经济反对欧洲型福利体制的国家，农民都是公民中受到特殊保护的一个群体，而且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由于交易费用高、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离散性供给和消费弹性小于供给弹性导致的"蛛网震荡"等原因，在形式权利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中农民也会处于弱势，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照顾。但中国农民面临的从来不是争取照顾的问题（在农民人口比重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恐怕也难以照顾）而是减少歧视的问题，不求"反哺"但求少取，不求"保护"但求准入，"形式权利一视同仁"这种在发达国家招致农民抗议的状况，对中国农民来说已是梦寐以求了。
第二，就技术层面而言，本次税费改革要注意的除了我以前谈过的"黄宗羲定律"陷阱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百分率税则"的可行性问题。我国历史上所谓的什一而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都是时人对税收总量的大致估计，实际操作起来由于国家没有能力核实农户的产量、收入，一般都只有按"硬指标"（丁、口、户、地亩）定额征收，顶多粗略地再把丁、亩等划个"三等九则、""五等版薄"，这种划分与农户收入的实际变化也很难相关。而且由于乡村吏治不好，这种划等工作还容易被扭曲产生更大的问题。所以历史上就存在着"五等户、""九则丁"逐渐被淡化、被更划一的标准所取代的趋势。因此当时一旦改革税制，为避免征税失控通常都采用绝对量控制的办法。如晚唐"两税法"便规定以大历年间实征额为限，清代地丁合一的原则是以康熙末年定额为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而本次税费改革的"两个7.5%"都是相对性指标，在当前"农民纯收入"统计极不准确、"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情况下，没有绝对量控制只有相对性指标恐怕是不管什么用的。
2、与上述相关的是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征税问题。我国目前所谓农民负担问题，其实主要是务农户、尤其是种粮（或其他大宗主要农产品）户的负担问题。象苏南浙江那些"乡镇企业"高度发达地区乃至城郊、城内级差地租高收益地区农民是不大有这种问题的。本次税改规定的基本税种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实际征收又多是按人口、田亩数计算，这就使负担集中在务农、种粮之民身上的状况更严重。目前在安徽、福建等地的试点中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国历来税制的老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活动、尤其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缺少规范的薄记、营业额申报与核实等手段，古代的税收就常有"逼民趋末"的问题。清代有些地方为了使经商户承担一些负担，曾劝告乃至强制商户置办田产，免得"万金之子身无寸土，则终岁于国家不输一钱"。这当然不是根本办法。
应该说中国历代王朝均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在税法上也从没有优待商人而苛待农民的动机。但传统社会的条件下始终不能形成一种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制度。所以一方面朝廷时常在工商领域实行不合理的勒索、垄断、禁锢制度，阻碍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却在基本税制上一直沿袭了不利于农民的"倒累进税"传统。形成汉儒所谓"今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富贵矣（秦按：实际上是有权贵背景的商人富贵矣，对于平民商人而言，那时的抑商政策可不是闹着玩的），今法律贵农人，而农人贫贱矣"的局面。尤其是宋明以来我国赋税征收的主体由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倒累进"之弊不仅使农民负担重于市民，农民之中，种粮农民又重于务工商的"农民"，而务工商"农民"的负担又重于纯粹的"食租者"。如今许多明星城市扩张所及，地价骤升，像深圳罗湖区许多"农民"仅仅由于区位而暴富，他们已经既不务农也不务工商，许多人只知、包二奶，税收对其毫无调节作用。当然，决不是任何情况下地价飙升都使农民受益，更常见的是由于地权暧昧，地价一升土地就被收走，有权的"征"地"卖"给有钱的，区位收益同样流入私（尽管不是农民）囊。当年马克思主张通过土地国有取消绝对地租并把级差地租收归国有，然而如今相反，在不承认土地私有制的我国，绝对地租（现实中可理解为农耕户的土地负担）之高造成许多地方农民弃耕、土地抛荒严重，而高额级差地租（现实中主要是土地的区位升值或其他非投入性升值带来的受益）尽入私囊又造成垄断性食利者暴富、"炒地皮"和"卖地财政"盛行。反不如一些土地私有制国家用高额累进所得税调节级差地租更公平。
在面向城乡全体公民的现代所得税制暂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百分之几"的相对标准意义不大，按人按亩的定额计证又有"倒累进"之弊，怎么办？根本的出路还是上述的治本之策。但从技术角度讲，也不是没有改良余地。在保留国家最终征地权的情况下，改"地亩税"为"地价税"而地价税率实行累进制，也许是个办法。地价实行"自报公议"，"自报"有利益制约：高报地价，征税吃亏，低报地价，征地吃亏，农民
自会选择最有利于己的报法。而土地税总额按地价分摊，无论怎么报，总额反正不变，国家利益也得以保障。同时"地价"概念取代自然形态的"地亩"概念，也为进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条件。第三，目前税费改革不能孤立进行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因而税改同时伴之以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共识。撤乡并镇、精简机构、村务民主、一事一议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社区公共事务改革与国家-公民关系改革并不是一回事。我国目前乡村基层机构多，人员多，开支大的确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但这与许多农村社区结构涣散、公共事务瘫痪、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是并存的。改革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组织是"（生产）队为基础"，那时的"队"与农村传统自然村落-小共同体大致相当，即所谓"村队一体"，社区公共职能相当发达（体制之弊是另一回事）。改革后"队"基本虚化，由原生产队改成的"村民小组"往往形同虚设，而由原生产大队改成的"行政村"成了乡村组织的新基础，机构、权力均大为膨胀，特别是（在土地经营下放到户的同时）土地控制权由生产队上收到"行政村"后尤然。然而"行政村"并非乡土人际关系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只是国家基于管理需要划定的，社区公共职能薄弱而"国家经纪"色彩浓厚。除了部分乡企发达、村级经济活跃的富裕地区外，广大纯农区乡村的"行政村"权力基本上是单纯的"国家政权末梢"。其职能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替上头"要粮要钱要命"，而社区公益职能很差（由于缺乏社区公信力，有时应上级号召搞的社区公共工程也被看成对上邀宠而增加农民负担之举）。然而，国家在法理上又不承认其为基层政权，而是将其规定为村民自治组织并由农民供养。这种"给国家办事而国家不养，由村民养活而无益于村"的状态导致村级组织处境尴尬，干群矛盾严重，村干部"两头不落好"之余往往更趋向于自谋其利，成为既敷衍国家也脱离村民的消极利益阶层。
近年来的村级民主对促进民主意识有很大意义，但并未根本解决"政权末梢"与"社区自治"的职能冲突问题。而纯就村治来说，在既非自然村落和熟人共同体、又非适当行政区划的"行政村"，以"国家民主"的标准程序建立一个既是自治组织又是政权末梢、职能相互冲突的机构，未必是最佳选择。我认为未来的乡村组织模式应当是：
在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改变如今的涣散状态，发展村民自治，标准民主程序固然好，但熟人共同体的传统组织形式（如宗族等）只要组织成本低、社区治理有效而农民又接受，外人不必强行改变。自治组织不吃"官饭"，对村民负责，其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供养乃至公益费用，均以村民同意为原则，外部规定的"百分之几"标准意义不大。民主国家不能以上面的意志指派自治者，同时也不必过于在乎下面产生自治者的程序是否"标准"，只要以法治保证这些组织不侵犯人权即可。例如宗族议事会可以处理族内一般公共事务，但决不可私设公堂，侵犯族人基本公民权，也不许对外组织械斗。--其实这些限制与"族"不"族"的并无逻辑联系，即使"规范民主"产生的组织，也不能以"多数决定"为理由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现代民主制度当然不可能以血缘组织为基础，但同样也不可能以强制取消血缘组织为基础，否则秦代法家的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就成了最激进的民主政策了。现代民主要制止的只是"族权"对人权的侵害，但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族权"比其他形式的公共权力更邪恶，而只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任何形式的公共权力的滥用都应该防止。现代社会应当明确"群己权界"：个人领域通行自由原则，无论血缘还是非血缘的、民主还是专制的公共权力都不应当侵害这种自由。而公共领域通行民主原则或曰多数决定原则，即社区公共事务取决于社区多数（无论这多数是否有血缘上的联系）或受权于多数的人，国家公共事务取决于国民多数或国民多数选出的人。只要落实了这些原则，所谓村民自治会助长宗族倾向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
在自然村之外取消"行政村"，而把乡划小一些（这与目前存村并乡的思路不同），乡级机构应是民主国家政权末梢，不是自治组织；是派出机构，不是组织庞大的一级政府；"乡官"是事务官而不是政务官，实行公务员制而不是选举制，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不是由农民供养。尤其教育这一块国家要切实负起《义务教育法》规定的责任，不能让农民来"养教育"--后者正是形成如今"农民负担问题"的原因之一。至于"七所八站"这类专业机构或农业服务部门，或者实行企业化，向市场求生存，竞争中谋发展。或者作为需要补贴的公共事业单位由财政实行垂直拨款（即与所谓"乡级财政"脱钩），不能让农民承担补贴责任。在上述原则下，数量减少的"乡官"吃"皇粮"，办国事，由政府考核任用，过去引起争议的"乡级选举"问题不复存在。农民在这一级的民利主要是自由结社等公民权利，通过农会等组织保有与政府谈判的能力。
而民主选举应当是县及县以上各级政权的产生基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这里就不细谈了。简而言之，自然村自治，行政村取消，乡上农会对公务员，县上搞选举政权。以实现传统与现代化、农民民利与国家行政能力的结合。
第四，近年来财政收入上"强干弱支"的政策取向值得反思。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一直有呼吁我国强化"国家汲取能力"的声音，它主张实行财政集权、提高两个比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发展转移支付，这在当时"诸侯经济"发达、中央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有其合理性。即使今天，省级经济中仍然有"诸侯"现象，中央与省的关系上适度集中可能还是合理的。但这些年来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县乡村三级财政的困难日益加剧，中央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去年中央财政增收2000亿，而多数县工资都难以发出，村财政负债数十万、乡财政负债上百万的比比皆是。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农民负担问题的恶化不能说与此无关。
"强干弱支"主张者喜欢强调国际上"两个比率"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高，现在比过去高。以此证明我们应该提高这两个比率，尤其是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比率。他们还说世界上许多统一国家的解体乃至我国历史上各代王朝末世的大乱都是由于这一比率下降导致的。我以为这是太过轻率的说法。欧洲许多民族在前近代处于领主割据状态，无所谓"中央财政"，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与近代化进程同步形成的，说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央财政力量的成长或许可以成立。但倒过来说统一国家的解体就是由于"中央汲取能力"不够，已是很难服人。
而古来就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帝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是否低于现代国家大有疑问（的确有来源于国外汉学界的说法，以史籍中记载的"正供钱粮"为据，说传统中国的农民负担比前近代欧洲农民轻得多，但如前所述，杂派远高于"正供"在古代中国是常见现象，所以这个说法不可信），"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则一般都高于现代国家，尤其在历代王朝末世除少数例外（例如东汉晚期的确是朝廷"汲取能力"萎缩、"官负人债数十亿万"的时代）,倒一般都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很高的时期，正是在朝廷横征暴敛不仅使百姓遭殃，连地方也对中央失去耐性的情况下发生了王朝崩溃和社会爆炸。
以明代为例，明中叶政治相对最清明的弘治年间全国征收夏税秋粮米麦共计26799.3万石，其中"起运"（上缴中央户部）1503.4万石，占56%；"存留"（地方政府支配）1176.4万石，仅占44%。1此后中央所占比重一直有上升趋势。万历六年全国夏税秋粮共2663.8万石，其中
起运1528.7万石，占57.4%；存留1135.1万石，仅占42.6%。2这个"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已经比绝大多数现达国家高出不少了。到明末"三饷加派"风起，这些加派都属于中央财政，从而使中央收入在全国财政盘子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大幅升高，用黄宗羲的话说，达到"天下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而解运京师者十之九"3的地步。试问当今哪个发达国家中央财政的比重能高到如此程度？而明朝也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崩溃了。清代财政的中央集权程度更甚于明。清廷初建时为了安定人心，除总体上标榜轻徭薄赋外，还规定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与地方应各拿50%，即所谓"顺治初年，钱粮起、存相半"。4但实际上中央所拿远远超过此数。在清前期和平时代的康熙二十四年、雍正二年与乾隆十八年，全国各征收地丁钱粮2819万两、3028万两和3013.3万两，其中起运部分分别占77.82%、76.79%、78.77%。5到清中叶嘉庆年间，全国地丁钱粮正供加耗羡总数中起运部分增至81.56%，而清廷由此转向衰败。延至清末，这个比率更上升到光绪年间的85.65%，6--这与黄宗羲所讲的明末情况如出一辙--而清廷也就走向灭亡了。
民国在抗战前，中央财政收入主要靠关盐统三税，田赋则划归各省财政，田赋附加一般划归县财政支配。抗战爆发后，政府首先采取的一个财政措施就是把田赋收入收归中央财政，并加强了中央对国统区田赋之外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汲取"力度，为此任用大批素质不良人员扩充乡村政权末梢。这虽然有战时经济可以理解的原因，但它对政权与地方、与民间、尤其是与农民关系的加速恶化，实有重要作用。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发动农民诉苦时，农民绝大部分的控诉通常并非冲着地租剥削，而是冲着的苛捐杂税、拉丁派款和乡村保甲人员的为非作歹。
当然，以上统计都是就合法财政收入而言，如果考虑到非法横征，则中央政府在全国财源中拿走的不太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比重。其实即使合法财政收入百分之百都被"起运"了，有权可用的地方官也不会饿死，甚至可能不会比以前少拿。但这在绝对量上决不意味着中央拿的没有那么多，而只意味着地方上拿的远不止那么些。换言之，这更表明农民实际负担因"强干弱枝"而增加的程度常常超出中央政府的预想。可以相信历代统治者无论贤暴明昏，大概都不至于故意虐民取乐，拿自己的江山社稷开玩笑，他们通常只是认为朝廷多拿一点，地方少拿一点，百姓总的负担不会增加多少--很可能他们听到的汇报也是这样。然而常识告诉我们，朝廷的"汲取"本身需要支付成本。皇上不可能派千千万万的钦差直接面对民众，朝廷的收入终归是要由地方机构来征收的。而地方机构与朝廷一样作为利益单位也有"经济人"属性，趋向于在权力所受到的制约边界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朝廷征收的越多，越需要更多的"国家经纪人"，或授予地方上更多的"国家经纪"权，而在纳税人权利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更为强化的国家经纪权也更能实现自身的最大化利益。朝廷既然把正式赋税乃至耗羡之类的合法加派都几乎"起运"一空，就很难不对地方上那些经纪人的另行"创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之弊愈演愈烈。
因此"起运"虽非"横征"的根本原因，但"存留"不足在许多情况下的确促成了"横征"的泛滥。明清时代许多有识之论谈到了这一点：
"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俸无所出，何以惩官之贪？……食无所资，何以禁吏之蠹？"7
"存留款项尽行裁减，由是州县掣肘，贪墨无忌，私派公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于此。"8
"存留钱粮原留为地方之用，裁一分则少一分，地方官事不容己，不得不又派之民间，且不肖有司因以为利，是又重增无限之苦累矣。"9
起运太多存留不足，还导致借款上缴、挪移他费、转圈财政、弄虚作假等混乱现象。清初户部尚书就曾报告说：起运太多，"势必欲挪移供应"。10就连康熙皇帝也看到：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导致"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因而挪移正项，此乃亏空之大根源也"。他指出，当时名义财政收入很高而实际可用财力却不足的所谓"亏空"现象，官吏贪污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奇怪的是："地方有清正之督抚，而所属官员亏空更多，则又何说？"康熙认为原因就在于这些"清正"官员办理"起运"太积极，以至于借款上缴、挪移他费，形成转圈财政即帐面收入甚多而实际财力匮乏的大弊，他强调此弊对财政的危害有甚于贪污。11平心而论，我们现在不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吗？
我们的一些论者在鼓吹强干弱支时往往大谈发达国家如何如何，罗斯福如何如何，他们忘记了人家的政府职能、约束机制和运行环境都大异于我们，说句逆耳的话：在我们的体制条件下一味"强干弱支"，很可能学到的不是罗斯福，而是崇祯帝。当然我也不主张无限制地搞财政分权。无论罗斯福还是撒切尔都有许多基本的制度前提，在我们现有体制条件下，靠"强干弱枝"来搞"福利国家"和靠诸侯经济来搞"自由市场"都是无法成功的。也许我们到了摆脱单纯从财政上争论"集权"还是"分权"的时候了。
注释：
1.邹泉：《古今经世格要》卷六，《食货格》
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75页引张学颜：《万历会计录》
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4.乾隆《江南通志》卷六八
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424-425页。
6.同上，426-427页。
7.顺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户部尚书车克题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陆陇其：《切问斋文抄》卷十六，《灵寿条陈时务》
9.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大学生当村官的利与弊篇6
【内容提要】宋代商人在发挥调剂余缺功能的同时，还存在严重的投机行为。宋代粮商的投机行为，多见于三个领域：一是向官府贩粜军需粮草过程中，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诈取官府钱物；二是在城市粮食贸易中投机取巧，从城市居民和城郊农民身上攫取暴利；三是乡村中的地主家庭，趁粮食短缺之机，残酷地压榨农民。这些投机活动，既暴露了宋代粮商惟利是图、为富不仁的丑恶嘴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商人的投机性。
【英文摘要】themerchantsseized every chance to gain advantage bytrickery，aswellasfunctioned as the regulator of marketsuppliesinthe Song Dynasty. Grain merchants speculatedmainlyinthreeways.thefirstwasgettingmoneybyfraud intheprocessofsellingarmyprovisionstothegovernment. thesecondwastakingadvantagefrom the citizens and peasantslivingintheoutskirts.the third was that the landlordsexploitedpeasantsbytakingadvantageofgrainshortage. allthese activities exposed the grain merchants’ natuve ofprofits before-everythingandbeing-wealthy-but-unmerciful，andshowedtheanicentmerchants’characteristicofspeculation.
【关键词】宋代/粮商/粮食投机
SongDynasty/merchantgrain/grainspeculation
宋代商品经济固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毕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商品交换和流通领域，不等价交换极为普遍，奸商贪贾到处都有。与其他各种商贾相比，宋代粮商的投机性最厉害。南宋李之彦在《东谷所见》一书“谋利”条中讲：
最是不仁之甚者，粜籴一节。聚钱运本，乘粒米狼戾之时，贱价以籴。翘首企足，俟青黄不接之时，贵价以粜。其籴也，多方折挫以取赢；其粜也，杂糠秕而亏斗斛。天生百谷，以存活一世，而谋利之徒，不欲其丰而幸其歉，不喜其饱而愿其饥。
李之彦将他们称为“最是不仁之甚者”；有的官员将其特别恶劣者定为“不义户”（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谯殿撰墓志铭》。），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对宋机商的典型代表——粮商的投机性进行一番剖析，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宋代商人的真实面目。
一 向官府贩粜军需粮草中的投机行为
诚然，宋代官府在市籴军需粮草过程中，存在强迫摊派、不支钱、少付款等问题，对一般民户危害很大。学者们对此论述比较多。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粜卖者不乏奸诈之徒，不正当手段也很多。
早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九月，允许商旅向京师官仓入中粮食的诏令中规定：“所有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并不得入中斛斗、及与人请求折纳。违者，许人陈告，主吏处死，本官除名贬配。仍委御史台科察。其所中斛斗，不许（计）多少，并支与告事人充赏。主吏自能陈告，并免罪，亦依告事人例施行。其监纳朝臣、使臣，不得受人嘱托纳中斛斗，违者并除名贬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2之3。）“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属于宋代的官僚地主家庭，有权有势。这道诏令禁止他们入中粮食，规定可谓十分严密。至于禁止的原因，诏令并未明说，当时人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即在此前的入中过程中，这批人凭借权势，损公肥私。禁令颁布后，官吏家庭可以假手他人，很难查处。更何况，在京师之外的其它地区入中，后来虽然也有部分限制，但范围不大。这样，官僚地主家庭公开或暗中入中粮草，并无大碍。此类禁令，只不过证明这批人不正当行为太突出罢了。
粮商向官府贩运粮草中的投机活动，主要有四种手段和方式。
1 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十月，权三司使公事范雍说：“天下和籴和买夏秋粮草，虽逐处开场，多被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外面添钱收买。候过时，乘官中急市，即添价却将籴买者中卖。”（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0；《文献通考》卷21。）原来，宋朝官府向民间收买物品时，实行“时估”制度，每旬由官府召集当地行会商人共同评议决定收购价格。（注：参见魏天安：《宋代的科配和时估》，《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置场收购粮草，也是如此。官府收购价，有时高于市价。但有的时候，粮食“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却不是为官府着想，节省收购资金，而是设计多赚官钱。官府籴场定价低，绝大多数贩运者当然不会卖给他们。而另一部分资本雄厚的粮商却在外面加价截留，收籴囤积。等到官府籴场完不成收购任务，无法向上级交差时，必然会加价收籴。奸商趁机将囤积之粮抛出，坐取暴利。粮商这种奸诈手段，也用于官府收购常平仓米。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在奏札中揭露得更加清楚：
又有官吏不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弊。当收成之初，农夫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籴入官。是以农夫粜谷止得贱价，官中籴谷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4，《乞趁时收籴常平斛斗白札子》。）
实际上，籴场官吏查清当地市价本非难事，不过投足之劳。他们之所以会“不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恐怕是官商串通一气的结果。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正月，户部尚书曾怀等人说：
访闻从来委官置场和籴米斛，多是被牙侩、公吏与中卖之人通同作弊，比之市直高抬价例，赢落官钱。所委官恬不省察。（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41之6。）
十分明显，这种抬高官价、损公肥商现象，是官商勾结的结果，是人为造就的，北宋与南宋都存在。
同时，自然灾害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供求关系紧迫，也为粮商邀取厚利提供了很多可乘之机。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上奏中说：“（在河北）每年客人虽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须待体探年岁丰俭、及伺候官中价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间，方始猛来入中。”（注：《欧阳修全集·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展便籴斛斗限》。）元丰二年（1079）三月，提举河北籴便粮草王子渊说：“籴缘边军储，皆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注：《长编》卷297，元丰二年三月丁丑。）宋神宗时宋军新开拓的熙河路，地理偏远，粮草供应非常困难。“置场和籴，则猾民得以乘时要价以困公上”，“常患客旅邀价”（注：《长编》卷270，卷383。）。宋徽宗时，陕西“西边拓地，增筑州军城寨，添屯军马，急于年计，添价籴买。兼并巨商蓄谷待价”（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70，《李复论钱钞法疏》。）。
农民难于储藏和官府粮款不能及时拨下，也为奸商囤积居奇创造了条件。元丰七年七月陕西转运使说：“延州秋稼丰稔，民户不能蓄积以待价，必为射利之人乘时贱取，闭籴以待官场之急。”（注：《长编》卷347，元丰七年七月丙寅。）宋代农民丰收后急于粜粮换钱是普遍现象，因此，延州的情形是带有普遍性的。另据陈师道记述：“先君在冀州，主和籴。商车合而钱竭，故常闭籴。居者操其权，贱售而须厚价。由是商者不行，官费数倍。”（注：陈师道：《后山居士集》卷19，《先君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图宋刻本。）可知外地粮商贩运粮食到籴场后，如遇官府收购款用尽，则进退两难。本地粮商却压价收购，等待籴场价高时抛售。客商吃亏，官费数倍，本地奸商坐收暴利。
2 掺杂使假，诈骗官钱 宋仁宗天圣元年九月，“诏诸路籴场以滥恶高估入官，许人陈告，百石者全给，百石以上予半，余皆没官”（注：《长编》卷101，天圣元年九月丁亥。）。由此反映出，在此之前的收籴中质次价高问题已相当严重。此后直到南宋时期，仍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天圣三年范雍说：粮商不仅设计操纵籴场粮价，高价“中卖”，并且“多方拌和均减，致粮草怯弱，又枉费官钱不少”（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0。）。天圣五年正月，“上封者言：体量得河北诸州军每年和籴便籴斛斗万数不少，官中估价不低，从来被诸色行人等将米粟两色入糠及bǐ＠②谷，用温水拌和。入中在仓敖，及一二年间，便有陈次黑弱”（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3。）。奸商夹杂掺假活动能够屡屡得逞，“监官因循信容专斗及诸色人作弊”（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1。），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肆行贿。熙宁七年（1073）三月，权三司使曾布、判司农寺吕惠卿说：“臣等出使河北，看详边储，仰给便籴，自来措置无术，胥吏专斗，厚取贿赂。”（注：《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乙卯。）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籴场官吏自己就是奸商，与民间商人沆瀣一气，公开地或隐蔽地大做投机生意。天圣七年二月六日，臣僚上言：
诸州军逐年夏秋例各置场和籴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须。其中亦有所定物价高大，所入粮草位弱。察其弊源，盖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有月俸余剩、或籴买粗弱斛斗中籴，是以互相容隐。不惟亏损官钱，兼且仓库守支易为损恶。以至军人请得陈次口食，或形嗟怨之语。乞严止绝。如今后尚敢辄将职田、月俸及粗弱粮草假立他人姓名中纳入官者，许诸色人告。（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5。）
后来的情况更加严重。据宋徽宗时的一道诏令中说：
陕西籴买帅司及州县城寨等处官吏，如敢缘籴事循私意，公受请托，乞取钱物；僭换变转，故损籴价；诡名借本，停塌入官；强籴搅拌，低估赢略，计会中纳，放债克除。若抑勒军兵，贱买交旁；复用转敖，搭带大量；不上亦（赤）历，诈作客人中官，及在任者冒法入纳，并以监守自盗论。挟私邀阻，鼓惑扇摇者，以违制论。（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8。）
可见，官吏本身就是最大的投机商。他们循私舞弊，花样繁多，手段极其卑鄙。南宋时期，故态依然。从淳熙六年正月户部尚书曾怀等人的奏言看，由于“牙侩、公吏与中卖之人通用作弊”，不仅“高抬价例赢落官钱”，而且“或籴湿恶米斛，不耐久贮，因而腐烂，失陷官物”（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这些丑恶行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政治之腐败和官吏之卑污。
3 钻政策空子，高价出卖 宋朝政府收购军需粮草，主要用钱与物支付价钱，此外还有官告、度牒等。实物主要是茶、盐、布帛、矾、香药、象牙等。宋朝政府支付价钱，有时专用现钱，有时专用实物，有时钱物搭配兼用。一般说来，用现钱支付，一目了然，买卖双方都比较容易看清价格高低，也有利于中小商人入中粮草。专用实物或钱物搭配，买卖双方都不易确切掌握价格高低，官府的“加抬”、“加饶”、“虚估”往往偏高；中小商人资本有限，很难去远处支取茶盐等物进行长途贩运，只好将支取凭证卖掉，或者不再直接向官府入中；官府籴场开出的凭证过多，远远超过实物拥有量，凭证也不易出卖，中小商人更难以直接入中粮草了。由于宋朝政府的政策存在许多漏洞，对中小商人不利，豪商巨贾却有机可乘，大获厚利。据宋人记载：
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入况趋焉……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钱，得券则转鬻於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以救之，然不能无弊。（注：《长篇》卷100，天圣元年正月壬午。）
庆历八年，河北路“沿边始废见钱入中，而以茶、盐、香药、见钱作四税；近里州郡，即依康定二年敕作三税。由是便籴州军积滞文钞至多，商贾不行，又为富室贱价收蓄，转取厚利，以至谷价增贵，米斗七百，甚至千钱”（注：韩琦：《安阳集·家传》卷4。）。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对宋神宗、文彦博、吴充说：
茶法本亦不善，须挟见钱、香药等乃能售。盖见钱、香药等已足办边籴，而茶乃更为贾人之累，以此小贾不能入中，惟大贾能之；惟大贾始能，则边籴之权制於大贾，此所以籴价常高，而官重费也。（注：《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戊辰。）
大商人操纵边籴之权，掠取高价，主要是宋朝政策造成的。这种情况，北宋、南宋都有，北宋时期最为严重。
4 利用承包之机，中饱私囊 宋朝政府收购军需粮草，有时采用委托民间商人承包的方式，预贷粮款，由他们收购。像北宋时种世衡在陕北青涧城、熙河路的“结籴”、南宋张景荣兄弟为总领所收籴粮食等，都属于这种承包方式。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弊病之一，是有关的官吏“或与射利之民相为表里，贷以公帑，使营私利。取贵价于官，而以贱价籴之于民。专收其赢，利不及众”（注：《系年要录》卷100，绍兴六年四月丙辰。）。当以官告、度牒等折价收购粮草时，也存在如下弊端：州县官员“容纵合干人并揽纳人于劝籴人户处乞取、辄受请托，入中伪揽（烂）湿恶不堪米斛”（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16。）。
有得者必有失者。宋朝政府长期投入巨额钱物收购军需粮草，粮商从中得到厚利是确凿无疑的。然而从上面的考察来看，并不是所有粮商都得利丰厚。得利丰厚者主要是那些官吏家庭及与之勾结的大粮商，一般粮商获利较少。能否获得暴利，往往取决于能否大搞粮食投机。而能否大搞粮食投机，又往往取决于宋朝政策是否有疏漏和官商是否串通一气。
二 城市粮食贸易中的投机商
军需粮草的收购供应，是国家大事，粮商的投机行为尚且如此严重，那么，在一般的城市粮食贸易中，针对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粮食投机，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城市的粮食投机者，主要是米铺户、长途贩运商（包括地主）、米牙人。受害者主要是城市普通居民和城郊农民。
每当城市粮食短缺时，米铺户肯定趁机涨价。如宋宁宗时，湖北干旱，据知汉阳军的黄干说：“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除能自食者约千家，尚有二千家皆是贫乏籴食之人。米铺户乘此贵粜，日增米价，以困贫民。”（注：《勉斋集》卷30，《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在正常年景，这些人也惯于耍枰杆以取不义之财。例如，“衢州江山县峡口市山下祝大郎，富而不仁，其用斛斗权衡，巨细不一。”（注：《夷坚志补》卷7，《祝家潭》。）平江府常熟县直塘镇“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的张五三，不仅诈骗外地粮商钱财，而且“常所用斗，大小各不同，凡十有三等”（注：《夷坚志补》卷7，《直塘风暴》。）。那些贪鄙之僧，也谙于此道。饶州城“沙棠庵一僧，正据案间阅算簿书，雷挟下而诛之，腰断为二，背上朱刻痕如小斗者十数。此庵素富，度僧七八员，一意牟利。所震者尤贪，专用升斗为轻重，大入小出，故婴天诛”（注：《夷坚志补》卷25，《鄱阳雷震》。）。城镇坐贾乘米缺之际公开涨价，大斗入小斗出则是变相地暗中涨价。还有一种办法是垄断城市市场，大肆涨价。江宁（建康）府的粮商即是如此。早在北宋仁宗时，知江宁府王随就说过：“民所以饥者，由兼并闭籴以邀高价耳。”（注：《长编》卷101。《宋史》卷311，《王随传》。）南宋时，该城居民大增，粮商垄断以图暴利的情况更厉害：“垄断之民每岁乘时闭籴要利。”（注：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岳珂语。）这种情形，决不是古都金陵一城独有，当为大中城市之常态。他们要寻找的机会，首先就是灾荒之年。宋哲宗时苏轼上奏札中说：“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所蓄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注：《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12，《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长编》卷482作“日夜祝词”。）饥荒年份不仅能把贱价收积之粮高价抛售，而且还能干其它投机活动。宋神宗熙宁六年秋至次年春，全国普遍干旱，不少河北逃荒贫民拥入京城开封，宋政府多次下令开仓赈粜。四月乙亥，“又诏三司以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于乾明寺米场听民赊请，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零粜与贫民。无与停贩之家，立许人告捕法”（注：《长编》卷251、252。）。三月份，开封市场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文，此时官场赈粜上等粳米每斗只有百文，并且是赊粜，可以延期付款。此前官府赈粜之价也是非常优惠的。诏令中严禁赊粜给“停贩之家”，反映出以前低价赈粜之米有些落入粮商之手。宋哲宗时，仍有官员揭露说，两浙灾伤州县赈粜之米，“多为贩夫、公吏相结冒籴”（注：《长编》卷464，元祐六年八月乙卯。）。连赈粜之米都不放过，粮商们的投机倒把活动可谓无孔不入、丑态毕露了。
从外地向城市贩运粮食的长途贩运商和地主，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投机的机会。其常见手段有二。一是在粮食中掺杂使假。宋宁宗“庆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晚，饶（州）城大雷震。城下一客舟载米三百石，客子贪恶无状，皆以水拌湿，仍杂糠壳夹和，将载往下江取厚息”（注：《夷坚志补》卷25，《鄱阳雷震》。）。在灾荒年份，官府于县城置场组织赈粜时，“上户却将湿恶粗糙米谷赴场出粜，有误民间食用”（注：《晦庵别集》卷7，《措置行下各场关防上户用湿恶糙米》。）。二是价低时不来不粜，俟有机会赶来高价出粜。开宝五年（972）七月，陈从信对赵光义说：“今（开封）市中米贵，官乃定价斗钱七十，商贾闻之，以其不获利，无敢载至京师者。虽富人储物，亦隐匿不粜，是以米益贵，而贫民将忧其馁殍也。”（注：《长编》卷13，开宝五年七月甲申。）熙宁十年赵抃知越州时，遇荒年米缺价高，他深知粮商惯于投机，“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增米价，抃独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于是诸州米商辐辏，米价更低”（注：《涑水记闻》卷14，《太平治迹统类》卷12。）早贩运者得利，晚贩运者投机不成反倒失利。贩运商一般自己没有仓库储蓄粮食，但也想尽招数囤积居奇。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权两浙路转运副使沈诜上奏中说：“两浙州县，亦多饥疫……今来米价已高。若罢赈粜，窃虑翔踊。唯是在市之米辐凑，庶几其直日平。探闻商贩之家，多有积米藏寄碓坊、质当库户，犹欲待价。”（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8之22。）在其它地区，贩运商每逢灾荒也会这样干。另据袁燮记载：“金陵军民杂处，舟车辐凑。米麦薪炭＠④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须者，悉资客贩。（宋宁宗时）商贾逆知旧会将废，人所不惜，骤增物价，以术笼之。米麦一旦绝市，旧会无所售。”（注：袁燮：《絜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旧会子并非真的废除没有用处，只不过按时更换而已。因更换烦费等缘故，换界前夕再次贬值。而那些粮商等却乘机“骤增物价，以术笼之”，狠捞一把。
在实际生活中，投机商不会把上述两种投机手段刻意分开，而往往是既囤积居奇，又掺杂使假。如“乐平明口人许德和，闻城下米麦价高，令干仆董德押一船出粜。既至，而价复增，德用沙砾拌和以与人，每一石又赢五升。不数日货尽，载钱回”（注：《夷坚丁志》卷19，《许德和麦》。）。
米牙人本来多为城市奸诈之徒，又有垄断城市市场的优越条件，他们进行粮食投机也就屡见不鲜了。
米牙人的粮食投机，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常见的低价籴入，高价卖出，具体手段是大斗进，小斗出，掺杂使假。他们敲诈的目标，首先是外地客商。刘克庄记载说，在福建泉州，“奸驵射利，尽揽客舟于家”（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宝学彦尚书神道碑》。）。宋政府于绍兴元年六月所下的诏令中也说：
浙西州县米价翔贵。虽有南船载到濒海诸州，多被米牙人邀阻，用大斗低价量籴私停，高价出粜。（注：《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02。）
米牙人瞄准的目标，还有进城粜粮的乡村农民。朱熹指出：
诸县乡村人户搬米入市出粜，多被米牙人兜揽拘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抬价值，用小升斗出粜，赢落厚利。遂致细民艰食，情实切害。合行约束。（注：《晦庵别集》卷6，《约束米牙不得兜揽搬米入市等事》。）
从中还可以看出，城市米牙人利用其地头蛇的优势，蛮横拦截货源，强行低价收购。当然，其盘剥目标和受害者还有城市普通居民。
米牙人的第二种也是其特有的做法，是强行插手别人的粜籴活动，多抽手续费。诚然，外地客商到一个陌生城市贩卖粮食，尤其是大规模的粜卖，确实有需要中介人斡旋、协助之处。但城市米牙人却不管你是否需要、是否情愿，总想一概插手其间，借以抽取牙钱，并且不厌其多。朱熹说：“寻常客人粜米，必经由牙人方敢粜，常被邀阻，多抽牙钱，是致不肯住粜。合严立榜赏上约，许从民旅之便，情愿交易，庶得牙人不敢骚扰。”（注：《晦庵别集》卷6，《措置赈恤粜籴事件》。）朱子制定了明确的告发、惩治办法，是鉴于当地灾荒，急需鼓励外地客商贩米进来。一般情况下，官吏对此类现象习以为常，严令禁止者很少。
三是骗买官府平价赈粜之粮。徐宁孙在《赈济三策》中说：“粜卖米斛，本谓接济艰食之民。今访闻州县，却是在市牙侩与有力强猾之徒，借请（原作倩）人力，假为烂缕之服，与卖所合干人通同搀夺，不及乡村无食之民。”（注：《救荒活民书》卷下。）宋代各地官府，每逢荒灾都在城市设法平价卖粮，牙人这种狡诈恶劣的投机倒把行为，估计是带有普遍性的。
总之，在宋代城市粮食买卖活动中，不论是米铺户还是长途贩运商、米牙人，都有严重的投机行为。同时，三者内部又互为投机对象，尔虞我诈，损人利己。但是，最终受害的则是广大的城市普通消费者。另外，城市郊区的农民，进城籴粮而食者也很多。朱熹曾指出：“近城乡民，全籍将些小系税之物入城货卖，办籴口食。”（注：《晦庵别集》卷6，《晓示乡民物货减饶市税》。）他们无疑也是一批受害者。
三 乡村粮食投机之猖獗
城市商人的粮食投机确很严重，但比起乡村地主家庭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两宋时期，粮食投机最为丧心病狂的，是乡村中的地主之家；受害最深的，是广大乡村中的小农家庭。如“黄州村民闾丘十五者，富于田亩，多积米谷，每幸凶年，即闭廪腾价，细民苦之”（注：《夷坚志补》卷3，《闾丘十五》。）。
乡村的粮食投机之所以最猖獗，主要是因为广泛存在这种客观条件。大多数农民比较贫困，为应付各种官私急需而不得不贱价粜粮，难以待价而沽。南宋思想家陆九渊说：“今农民皆贫，当收获时，多不复能藏，亟须粜易以给他用，以解逋责。使无以籴之，则价必甚贱，而粟泄于米商之舟与富民之廪，来岁必重困矣。”（注：《陆九渊集》卷8，《与陈教授书》。）到青黄不接和耕种季节，为应付生产生活急需而又不得不高价籴粮。北宋思想家李觏对此已有切实描述。（注：《李觏集》卷16，《富国策第六》。）地主家庭本来收租很多，又乘贱收购，竭力囤积，伺机而发，务求暴利。
每遇水旱灾荒，其投机活动便达到高潮，其卑鄙无耻也暴露无遗。绍兴二十七年（1157）九月，殿中侍御史王guī＠⑦说：“每岁禾稼未登，或小有水旱，民力艰食，富人闭籴以规厚利。”（注：《系年要录》卷177，绍兴二十七年九月丙子。）所谓闭籴，就是暂停粜卖，等待时机，当粮价一涨再涨时方才抛售。“饶州富民段二十八，绍兴丁卯（1147），岁大饥，流民满道，段积谷数仓，闭不肯粜。一日，方与家人评论物斛低昂。”（注：《救荒活民书》卷下。）真德秀说：“富民观望，争事闭籴。商贾窥伺，愈索高价。”（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6。）他们大多欲壑难填，贪得无厌，并不在乎贫民们的饥饱死活。真德秀在《浦城劝粜》一诗中写到：
阳和二月春，草木皆生意。
那知田野间，斯人极憔悴。
殷勤问由来，父老各长喟。
富室不怜贫，千仓尽封闭。
只图价日高，弗念民已弊。
去年值饥荒，自分无噍类。
………………………………
岂期新春来，米谷更翔贵。
况又绝市无，纵有湿且碎。
何由充饥肠，何由饱孥累？
恨不死荒年，免复见忧畏！（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
地主之家只顾攫取暴利，哄抬物价，并趁粮食奇缺之际把又湿又碎的劣米高价抛售。抚州临川县官府督促赈粜时，“叶十九官人（家）为奴仆夹杂鹿（粗？）谷，每斗粜百单五”（注：黄震：《黄氏日抄》卷78，《委周知县发廪第二榜》。）。地主之家“多有坐视火客、佃户狼狈失业，恬不介意”（注：《晦庵集》卷99，《约束粜米及劫掠榜》。），不肯救济。更有甚者，“乐安县康十六官人、周九十官人两宅，米最多，而独不粜。为其邻甲、火佃者，多饿死”（注：《黄氏日抄》卷78。）。这种逢荒不赈、见死不救的地主，并非乐安县独有。陆九渊说：金溪县“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所谓客庄，亦多侨寄官户，平时不能赡恤其农者也。当春夏缺米时，皆四出告籴于他乡之富民，极可怜也。”（注：《陆九渊集》卷8，《与陈教授书》。）黄震说：
富家大室，不惠乡井而反祸乡井，闭籴长价，放债吞并，田连阡陌。（注：《黄氏日抄》卷80，《引放词状榜》。）
地主之家对自己的邻里乡亲和佃户尚且见死不救，对待他乡之人就更不会有仁慈可言。对邻里乡亲见死不救，是为了乘灾荒之机兼并其田产。“富者乘时高价取赢，反遂其吞并之计。”（注：《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41。）粮食投机，成为地主兼并穷人田产的一种手段。
地主家庭闭籴待价，是为获取最高价钱。“价脱不高，廪终不发。”（注：范浚：《香溪集》卷15，《议钱》。）他们大致采用三种做法。一是唯高价是求，若外地价高而本地价低，便设法卖到外地，本地农民即使饥不可耐、饿殍遍野亦不管不问。黄干在江西看到：由于干旱欠收，“承积年饥馑，无终岁仓箱之积。富商巨室，乐于兴贩，利于高价。多方禁遏，人免艰食。忽闻其将有远行，乡落米价为之顿增”（注：《勉斋集》卷27，《申江西提刑辞差兼节干》。）。遇到灾荒，有些地方官员往往禁增米价、封锁粮食外运渠道。富商巨室力图运至外地价高之处。即使外运不成，消息传开后，本地粮价也会被他们哄抬上去。大灾之年，多是如此。南宋末期，据黄震说：“本州（抚州）今岁（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米贵，民多饿死……寄居前谷城县尉饶立，积米累巨万而性吝啬。”可能是嫌本地米价偏低，“遂一粒不贷，唯深其扃鐍，以待客贩”。并且还贿赂官员，“纵容仓干搬贩出界”（注：《黄氏日抄》卷75。）。一般说来，城市居民货币储藏量要大大高于乡村农民，城市粮价也因此要明显高于乡村。所以，即使荒年饥岁，有些财迷心窍的地主也不顾农民死活和官府封锁，一心要把粮食贩卖出去。其二，进行高利借贷和赊粜，牟取厚息。地主“多是春间将米谷等先放下户，秋冬随例收息”（注：《晦庵别集》卷7，《再谕上户借贷米谷事》。）。“贫者输倍称之息”（注：《宋大诏令集》卷198，《禁约民取富人谷麦贷息不得输倍诏》。）。遇灾荒年份，地主又把高息借贷改行高息赊卖。乾道三年（1167）八月，“诏诸路州县约束人户，应今年生放借贷米谷，只备本色交还，取利不过五分，不得作米钱算息。以臣僚言：临安府诸县及浙西州军旧来冬春之间，民户缺食，多诣富家借贷。每借一斗，限至秋成交还，加数升，或至一倍。自近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则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农民终岁勤动，止望有秋。旧逋宿欠，索者盈门，岂不重困？”（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8之5。）从中可知，很多贫穷的农民因无钱籴粮，不得不接受地主非常苛刻的条件赊籴粮食。南宋政府的约束令，只是针对“今年”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干涉。北宋政府即曾下令干涉，但不过限制其过高的价息而已，对赊粜本身并不禁止。其三，就地伺机贵粜。当上述两种手法都不宜再用时，便行此策。但是，他们大都不肯随便出售，而是一拖再拖、一等再等，寻取暴利。咸淳七年，根据黄震的耳闻目睹，江西抚州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贵官大室，固多出粜（指听从官府劝谕，及时赈粜）；乃闻间有利在增价，密售客贩，反不恤邻人之告急者；又有尚欲待价，未肯出粜，忍不思取数之已多者。”“凡仰籴之人，非其宗族，则其亲戚；非其亲戚，则其故旧；非其故旧，则其奴佃；非其奴佃，则其乡邻。”实际上，“固多出粜”，是黄震在到达抚州之前所写《四月初一日中途预发劝粜榜》的客气、劝谕之辞，后两种情况才是多数。根据他到抚州后十余天的不全面的调查，仅乐安一县就有“三十余家官、民户之蓄米者”闭籴不粜，等待更高米价。他多次散发榜文，摆事实，讲道理，反复劝谕，均不见效。于是，他仿效黄干的作法，派知县、官兵亲自到地主之家，强行开仓赈粜。并扣押一拒不从命的官僚地主饶氏。乐安县一周姓地主，“尤不可劝。提督黄省元代之哀痛，至誓天食素者两月，而周宅不恤也，至反申县诬其骚扰”（注：此处所述抚州的情形，均见于《黄氏日抄》卷78。）。抚州农民对地主的囤积居奇、残忍无道行为恨之入骨。临川县地主张曾十翁“至为人镂榜咒骂骂：‘落地狱，担铁枷。’”抚州的情形，可见宋代乡村地主粮食投机之一斑。随着官僚地主日益增多，这种投机日趋严重，到南宋后期已是利令智昏、登峰造极了。
当然，宋代地主中也有富而布仁、荒年赈粜、救济贫乏者。可惜这种人太少了。
两宋时期，其他的商品交换领域和商人的投机活动也不罕见，但粮食买卖领域和粮商的投机活动则是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乃至整个古代商业和商人的一些真实状况。当人们慨叹人心不古时，究竟对古代人的真实行为和道德水准又有多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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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原字为秕的繁体字
大学生当村官的利与弊篇7
关键词：基层社会；乡村；危机；20世纪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130-0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疯狂侵略、掠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以及连续多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致使中国农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村土地荒芜，饿殍遍地，农民流离失所，讨饭要饭；抗捐抗税、抢米暴动此起彼伏，农村经济凋敝，农民苦不堪言。1925年四川、贵州、湖南等省发生。“黔省现有六十县地方发生饥荒，千万人民势必成饿殍……而统计本年农民死于饥饿者，已达三十万，死于疫疠者也有二十万人。”据1927年农民部的统计，全国游民当时约有两千万。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田中忠夫曾对江苏、安徽、山东、直隶、浙江等省的农民离村作过估计，他认为在上述省份中，大约有4.6％的农民离村。1920年中国生计调查会的调查，全国游民阶层所从事的不正当行业有数百种，主要有土匪、娼妓、乞丐、盗贼等。农民生活急剧恶化，乡村社会日益破产。
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集中体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推行某种形式的乡里制度，此制度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向乡村渗透的标志，然而，从整体上看这一制度未能改变传统社会的自治状态。其缘由主要归结于传统的皇权受技术层面上的限制而无力将其权力的触角直接延展到乡村社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治理史乃是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市外地区的历史。但是，除在赋税上的妥协外，帝国政府向城市外地区扩张的努力只有短暂的成功，基于其自身的统辖力有限，不可能长期成功。这是由统辖的涣散性(extensitat)所决定的，这种涣散性表现为现职的官吏很少，这决定于国家的财政情况，它反过来又决定财政收入。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实施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因此，在专制王权无法达到的革根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务的运作必然倚重于自身的自治功能。事实上，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传统社会逐渐形成了其特定的自治组织，自我管理方式、社区伦理与纽带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这一系列内容构成了传统社会固有的“自治资源”。其中，乡村自治组织主要包括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和以宗教为纽带的庙社组织，如氏族组织与村庙组织，氏族长老、缙绅等乡村精英负责管理乡村自治的各项事务，基本上不受官府的干涉13i。
清末民国年间，中国开启了以“地方自治”为主要目标的基层社会整合步伐，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然而从基层社会的实际效能来看。“地方自治建设”实质上只是基层政权的官僚化过程而非真正意义的“民主自治”，它不仅极大地忽视了传统固有的自治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本土资源”。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任何政府或官方在乡村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必定是有害。低水平的乡村社会中存在如此大庞大的省、县官僚机构，这并不能称为地方自治，而恰恰是它的反面――。”地方自治的“官僚化”给基层社会的“痞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进而埋下了乡村社会动荡的种子。“村制大坏，于今益甚。各县之官对待村长照旧庇护，不加、严惩，则必大失民心，而于国家之危安大有关系也，此为当时之大弊政。”加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权更替频繁，中央权力式微，军阀割据混战，新文化运动和对传统文化、家族观念等的持续冲击，导致了乡村社会内生的自治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原有的自治状态被打破，加剧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动荡。整个乡村社会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紊乱的社会政治加速了乡村的衰败。
清末以来的新教育运动无论是模仿日本，还是参照美国，均以模仿甚至抄袭西方工业社会的教育制度为其特征。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种从异国他乡移植过来的新教育体制在中国实施后，出现了许多弊端。陶行知在当时就看出了这些弊端：“中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习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欧美国家的现代教育血液输入到中国乡村社会肌体内，产生了排异反应，导致了当时乡村社会的文化危机，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教育几尽瘫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社会的教育和城市相比相差甚远。中等以上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城市，乡村的孩童小学毕业后很难进入中等学校学习，农村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数庞大，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更少。广大民众对学校教育仍持有怀疑的态度，新教育在乡村社会很难推行，私塾还有一定的市场。尽管国家在用强制手段把欧美的近代教育模式嵌入乡村社会，欲在与工业文明尚无多大瓜葛的乡土社会塑造一套与近代社会合拍的新文化系统。然而，外在的强制力量还无法把传统的教育与乡土社会分离开来，私塾等旧的教育模式在乡土社会中以其独有的隐性方式顽强地存活。
在乡土社会中，私塾在国家的强力下仍得以生存的动力源自草根社会民众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感固与传统的习惯性不无关联，但更应归功于旧式教育与乡村文化经过长期的磨合而形成的和谐共融性。换言之，旧式教育模式所富涵的许多乡土文化认同的有价值的文化因子使其不失去存在的依据，与外来的新式教育模式相较，在乡土文化的土壤中极具适应性。新式教育虽然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推行，但在具体的时空中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乡土文化的气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新式教育的内容和模式与乡村实际不符。对此时人有深切的体会：“现在的农村小学课程，太觉深泛，不切实际生活，应教的不较，不教的反而去死教。”隧有论者感叹道：“村民认为(学校教材)不若四书五经有用，非四书五经适合于学校教材，实为学校取材不适合于当地情形。”
二是新式的乡村教育与乡村需求相背离。“小学毕业生，在社会上办事，每不能游刃有余，甚至家庭社会常用之便条帐簿不能做。”此论述虽不能完全反应当时乡村教育的实际教学效果，但至少从某种程度折射出了当时乡村新式教育的实际效果与乡村需求的背离。关于当时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背离，费孝通也有所论及：“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一是他们并没有利用新的知识去改良传统社会，一是产生了一批寄生性的‘团阀’阶层，既不能从生产中去获取生活，只有用权势去获取财富了。从这方面说，现在这种教育不但没有做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点像‘采矿’，损失了乡土社会。”
大学生当村官的利与弊篇8
关键词：近代山陕地区水权管理
山陕两地地处半干旱地区，兴渠引水灌溉历史悠久，伴随引水灌溉水利管理组织与管理体系逐渐成型，写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敦煌文书《水部式》是具体记载基层水利组织与管理的最早传世文献，这部文献通过陕西关中地区白渠、蓝田新开渠等水渠记述了基层水利组织的构成、职能，为我们研究灌渠管理提供了珍贵史料。时至近代随着人口增殖与土地拓展，水利灌溉的地位不断提升，水利管理也从单纯灌渠层面影响到乡村社会。近年这些问题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如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行龙《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明清以来洪洞水案与乡村社会》等①。同样以山陕地区水利为研究主题，本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基层水利管理体系。围绕基层水利管理本文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入清以来至民国300多年的时段内，但个别互有沿承关系的事例也会溯及稍早一些时代。近300年山西、陕西沿汾河、泾河、渭河流域的水利灌溉系统虽然存在官渠、民渠两种类型，但无论哪种类型水利管理原则却有很大相似性，审读各类渠册、水规发现水利工程的规模不同，基层水利管理的层级也有所差异，一般工程规模大，管理层级就多；工程规模小，管理层级就少，但无论水利工程规模如何，渠长都是基层管理体系中的核心。本文旨在通过渠长的产生、职能，解析基层水利管理体系，并通过这一研究透视乡村社会的运作形式。
以渠长为核心的基层管理体系在山陕地区有长远的历史，从敦煌文书《水部式》我们看到陕西关中一带水利灌溉系统中无论主渠还是支渠均设有渠长，渠长之下置斗门长。这样的人员配备不仅见于《水部式》，《新唐书·百官志》也明确记载：“京畿有渠长、斗门长。②”由于唐代关中水渠多为官渠，因此由民间派出的渠长、斗门之上官方设有堰丞1人，其官序为从九品下③，堰丞——渠长——斗门长构成了基层水利组织的基本框架。以这一框架为基础确立了各类执事人员的职能范围，其中“诸渠长及斗门长主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职能在于监督灌溉区域的行水时限，是维护基层水资源分配原则的具体执行者；渠长、斗门长之上的政府官员更侧重于灌区整体管理与监督，如州、县两级官员定期巡行灌区，检视新设斗门的位置、有无水资源浪费以及渠道之间是否遵循分水原则等，在协调灌区各处水权利益、避免纠纷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灌区用水得当与否被“年终录为功过”，成为地方官考核内容之一；渠长、斗门长之下沿渠设有巡渠人员，“若渠、堰破坏，即用随近人修理。④《水部式》记述的虽然是官渠管理规程，但其中所包括的主要环节与水权意识应是历代基层水资源管理的基本模式与运行原则，这样的模式与原则是在水资源短缺的环境背景下维护灌区各部分利益的制度保证，因此不但在当时具有时效，也是后代确立水利管理规程的基本准则。
①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行龙：《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载《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
③《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
④“伯2507号”《水部式》，载郑炳秫《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一、山陕地区基层水利管理体系的层级与渠长的地位
近代山西、陕西水利系统中渠长仍然是最重要的管理者，来自于山陕各条灌渠的渠册、水规是我们认识基层水利管理系统的基本材料，通过各类渠册以及水利志书的记载，我们发现虽然灌渠因规模不同，管理层级也不完全一致，但渠长处于灌渠管理系统的核心地位始终没变。经行山西洪洞、赵城、临汾3县的通利渠干渠全长100余里，其管理层级基本分为三层，根据光绪《通利渠渠册》所载：“三县额设督渠长一人，总理合渠启闭陡口大小一切事件。由渠源以至渠尾，统归督渠长管理，兼管催中五村各项摊派。”督渠长之外“临汾县额设接水渠长一人，帮同督渠长管理临汾县各村一切事件，兼督下五村各项摊派”。“洪洞县额设治水渠长一人，管理渠源、坐口、治水一切事宜，兼督催上五村各项摊派”。“赵城县额设兴工渠长一人，管理辛村以上各村兴工，摊资大小一切事件，兼巡查上三村陡口”。渠长之下“上
三、五各等村距渠口甚近，往返较便，故每村额设沟首一名，兼理其事；中
五、下五各等村距渠口较远，一人不能兼顾，故每村额设沟首二名，共任其事”。沟首的职能“专司办理该村一切事务，并随同渠长在渠口襄办各事”。《通利渠渠册》所记载的三个管理层级各自的责任十分清楚，督渠长作为第一层管理者责任在于全渠，同时又侧重于对陡口启闭的监督；赵城、洪洞、临汾3县渠长责任在于本县境内渠道流程的管理；隶属于两层渠长之下的为沟首，职能为协助渠长监督水程以及各项杂物，其管理空间为本村渠务。由于通利渠是3县联合开凿的水渠，因此三层管理实际就是渠道行经地区三层行政空间的水权分割，督渠长的职能重于协调、监督，渠长、沟首在实行监督的同时，更侧重于维护本县、本村的水权利益。沟首下面还设有巡水，其职能主要在于对各家水程的监督与水渠工程的检视。
山西境内像通利渠这样跨县水渠并不多，其它流程较短的水渠，不存在县际水权协调、监督的任务，渠务管理系统仅存渠长与沟首两级，即渠长充当督渠长协调、监督的职能，沟首主要充当本村水权的维护者。南霍渠修凿于唐代，以霍泉为水源，浇灌洪洞境内13村，《南霍渠册》收录的金天眷年间水利碑碑文载，以霍泉为水源的北霍渠、南霍渠“各立渠长一员”，渠长之下各村设有沟头，其职能与通利渠沟首相同。《清泉渠渠例》录明天启年间“水册序”载：“其掌例之人曰渠长、曰渠司、曰巡水。”《清水渠渠册》载此渠主要行经李卫村境内，而“李卫村者古地名也，其村东堡门上书‘永凝’二字，因而村名有东西永凝之称，社事有东西永凝之分焉”。“每年李卫村两社，各佥举渠长一人，一正一副。东正西副，西正则东副”。清水渠属以南北霍渠溢漏之水为水源的小渠，在洪洞境内只浇灌李卫村地亩，故其设立的东西两渠长，与通利渠沟首职能接近。清涧渠位于洪洞县城关附近，据其《渠册》所载“其值年渠长着西关、南关两社递年签举，如西关人轮应正长，其副渠长举南关人充膺；南关人应轮正渠长，则举西关人充副渠长。”显然清涧渠西关、南关两渠长的职能性质与清水渠李卫村东西两渠长接近，均属于村一级水权利益的维护者。见于《洪洞县水利志补》所载，时至清末民初洪洞县境内用于灌溉的水渠约40余条，这些水渠大小不一，大渠往往存有干渠、支渠之分，因此在干渠设立渠长的同时，支渠也设有渠长，由于各自管理的空间范围不同，其间控制的水资源权限也不同，干渠渠长重于放、收水时间与整个灌区的协调，支渠渠长则是几个村落或一个村落水权的代表者①。
以晋祠泉水为水源的晋水是山西境内另一处重要灌渠，“晋水源出晋祠”，“一源分为二渎，北渎一派名海清北河，南渎分为三派：曰鸿雁南河，曰鸳鸯中河，曰陆堡河”。这里所载的“四河而分之为五”实际是五条灌渠，五条灌区之上，晋祠泉源所经3村，被称为总河，设总渠长1名，“经管南北总河灌田事，监管晋水全河事务，其职能与洪洞县通利渠所设督渠长相近。总河之下每渠“各设渠长以统辖之，又设渠甲以分理之”。其中北河设渠长6名，北河灌区中花塔村所设渠长“曰都渠长，为北河之首”，其余渠长均由灌区内各个村落推举人选。南渎中南河设渠长5名，王郭村渠长“曰经制渠长，为南河之首”，其余仍由各村所推。此外中河设立渠长1名，陆堡河设立渠长两名②。以上各条水渠流程与灌区大小均不同，北河、南河为大渠，都设有类似于支渠渠长一职的“都渠长”或“经制渠长”，“都渠长”与“经制渠长”之下所设渠长的职能与洪洞通利渠沟首类似，均为一村水权的维护者。中河、陆堡河因流程短，没有再设类似支渠长这样的职位，两河所设渠长均为一村水权利益的代表者。晋水四河五渠的管理系统与洪洞县通利渠相近，即形成总渠长——支渠长——渠长三级管理体系，每一级管理体系都是一层水权利益的代表。渠长之下所设水甲与通利渠设在沟首下面的巡水是一致的，他们的职能不在于控制水权，而重于监督各户的用水以及渠道管理。
以上所举洪洞县诸渠以及晋水四河五渠均为民渠，或充其量属于官督民办性质，与这些水渠不同，流经陕西省泾阳、三原、高陵、醴泉4县的龙洞渠则为官办水渠，由于这样的原因，龙洞渠设管理专局，设立主任1人，总管全渠事务，管理局之下4县均设龙洞渠水利局，此外各县另举渠绅2人，与管理局主任共同维持渠务。龙洞渠灌区不只有官渠，也存有民渠，“民渠管理制度，如泾阳之水老、值月利夫，三原之堵长等悉仍其旧”③。从龙洞渠的管理体系来看，官渠、民渠实行的管理系统显然不同，官渠在实行现代管理前提下，与渠绅的参与结合，实现官民交融的组织形式；民渠则仍然维持民间自有的管理系统。龙洞渠灌区只是官渠管理方式的一种形式，由李仪祉先生组织修凿的泾惠渠也具有官渠性质，修渠经费多数来源于社会捐助，工程由渭北引泾工程处及渭北水利工程处联合承担。1932年水渠修竣之后，其管理体系与龙洞渠官民交融的管理形式不同，采取分层次差异管理，即属于水渠的较高管理层次归为官方，较低管理层次仍维持民间管理系统。对此1941年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编印的《泾惠渠概况》有这样的记载，泾惠渠进水闸位于张家山拦河坝，节制水量的操纵闸则位于位置稍下的二龙王庙，这一关键位置由水利局技术人员驻二龙王庙从事管理，此外在派遣技术人员前往各处传授农田用水事宜的同时，将全渠划分为若干段，每段设水老人1名，一水老人辖斗口若干，每斗设斗夫1人；一斗夫管辖范围内有村庄若干，每村设渠保1人。全渠共有水老人70人，斗夫320余人，渠保1750余人，统由受益农民互相推选，并由管理处指挥监督，协助各管理处办理民间用水与农渠分水事宜④。
以上所举陕西泾阳等县两处官渠管理方式表明，无论官民交融，还是分层次差异性管理，民间力量始终显示着重要作用。究其原因，恐怕要归结为受水农户既是水利事业的最终受益者，也是水权分割中利益的直接相关者，正是这样的原因一些灌渠的水册将受水农户称为“利户”⑤。“利户”的概念直白地显示了水权分割结果与受水农户切身利益的相关关系，在中国北方缺水地区的自然背景下，维护水权就等于获得了生存权与发展权，由于“利户”分散且量大，渠长、水老人等自然就成为“利户”利益的代表者，虽然渠长、水老人等会在水权分割中获得自身希图的利益，但就整体上他们是一方水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的水权空间范围或是一条支渠、或是一个村落，无论发生自然灾害，还是水事纠纷，他们都有义务组织“利户”，协调纠纷，甚至上书官衙、冲陷于武力械斗之中。由于这样的原因渠长、水老人等，自然成为官、民渠任何一种灌渠类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①以上诸渠册均引自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
②[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1《河例》二。
③白尔恒、[法]蓝克利等编：《沟洫佚闻杂录》，第50—52页，刘屏山：《清峪河各渠记事簿》之《龙洞渠管理局泾、原、高、醴四县水利通章》，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④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泾惠渠概况》，1941年(油印)，第2—3页。
⑤白尔恒、[法]蓝克利等编：《沟洫佚闻杂录》，第7—48页，刘丝如：《刘氏家藏高门通渠水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
二、渠长在基层水利管理体系中的职能
渠长、水老人等水利系统的基层管理者主要职能在于监督水口、水程以及上下用水区域是否符合渠规，其中水口的开启、关闭意味着本灌区用水时刻的开始与结束；水程关系到每一个用水“利户”的直接利益；上下用水区域对于渠规的遵守程度则影响到本灌区的用水量。由于这些环节直接关系到灌渠浇灌功能的实现与“利户”水权保障，因此渠长所承担的监督、维护职能就显得十分重要。
渠长、水老人这些职能不仅使他们成为官、民渠任何一种灌渠类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时刻置身于各类诉讼与纠纷之中。载于《洪洞县水利志补》的《副霍渠渠册》中记述了民国二年副霍渠掌例王义与刘玉瑞兴讼案，此案源于灌区内湾里村大户刘玉瑞等于渠道上游打堰截水，造成灌区大部分水地无水可浇，几成旱地，掌例王义代表灌区农户刘玉瑞，经洪洞县裁断，令其“边浇地，边拆霸”。与刘玉瑞案相似，渠长出面交涉由截流引发的诉讼不断见载于各渠水册。截流之外大户夺水也是涉及灌区水权的重要水事纠纷，渠长作为灌区水权的代表者出面协调，并将其告送官衙几乎成为必须履行的职责。《连子渠渠册》所录顺治二年“水利碑记”载有连子渠生员程四哲、渠长郑国命状告范村大户左承诏恃强率众，堵塞渠道，抢夺连子渠泉源一案。《广平渠渠册》载乾隆三十六年梁家庄大户马致恭等“横筑截垫，霸水坏渠，害及万姓”，由经总渠长王荣先将其控告于官之事。由于水权直接关联到农户的生存权，因此因盗水而引起的纠纷常演发为械斗，而在械斗中渠长等职自然成为本灌区的领袖并卷入其中。《沃阳渠渠册》记述了道光二十二年洪洞县一桩水事讼案的始末，案中范村渠长被承罪夺命。此案缘起于古县、董村、李堡3村值天旱之际私淘新渠，盗范村北泉之水，范村掌例范兴隆等与古县3村理论，遭遇斗殴，误伤古县村1人，被洪洞县判死罪。由于范兴隆罪由维护本村水权、代众受过所起，故范村农户聚议，此后范氏后人永为掌例，传于后辈，不许更改，且每年祭祀之日，范氏后人必至首席，以表范村百姓谢范兴隆承案定罪之功①。由水事纠纷引发至械斗，是中国北方缺水地带争夺水权的极端形式，在械斗中渠长、沟首等基层水利管理者往往需要冲锋在前，1998年笔者与法国远东学院蓝克利(ChristianLamouroux)、魏丕信(pierre-étiennewill)教授前往陕西泾阳等县考察冶峪河流域灌渠时，位于冶峪河下游仙里渠灌区内铁李村一位名为李镛的老人曾是当年的渠长，据他回忆几乎年年月月都有水事纠纷，每逢械斗时渠长等被百姓称为“管水的”，都要带头走到前面，并在械斗中起核心作用。
三、推举渠长的社会运作方式与水权维护
渠长、水老人等在基层水权分割中的作用，一方面导致他们成为灌区水权的代表，另一方面也为他们独揽水权，称霸地方提供了方便，这样的事例屡见于各类水册、志书。《晋祠志》所录《申明水利禁例公移碑文》、《水利禁例移文碑》两通碑记述了明弘治年间晋水北渠渠长张宏秀卖水于晋王府一事。事情缘于“渠长张宏秀因遭人命”急需打点，于是投至晋王府门下，并将北渠“军
三、民三”分水旧规中三分夜水献于晋王府，此后晋祠北渠灌区农田失去了夜间灌水的权利，以至于出现旱季水不足用之忧②。类似于张宏秀这样把持灌区水权而称虐于乡里的渠长、水甲不仅一例，《晋祠志》所录《晋水碑文》记述南河渠长王杰士“把持需索，无弊不作”、“越界强霸晋祠稻田水利”的劣行就属此例③。渠长、水老人等基层水利管理者一方面承担着维护灌区水权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会利用水权获得营私渔利的机会，为了防止渠长等因水营利、无端生衅，山、陕两地对于渠长、水老人的人选作出各种规定：
①以上诸渠册均引自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
②[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0《河例》一。
③[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2《河例》三。
1．关于渠长等职的人品、家境的规定
《洪洞县水利志补》所录《通利渠渠册》规定：“选举渠长务择文字算法粗能通晓，尤须家道殷实、人品端正、干练耐劳、素孚乡望者，方准合渠举充。不须一村擅自作主，致有滥保之弊。”《南霍渠渠册》规定：“各村沟头，所管上中水户，轮流充当。毋得雇觅狡猾，(若)以下水户应当，罚白米五斗。”渠长“随村庄于上户每年选补平和信实之人，充本沟头勾当”。《晋祠志·河例》规定：“各村士庶会同公举，择田多而善良者充应。”晋水总渠长“岁以惊蛰前，值年乡约会同阖镇绅耆秉公议举，择田多公正之农。至身无寸垄者，非但不得充应渠长，即水甲亦不准冒充”。
上述对于渠长等基层水利管理者人选的规定主要强调这样几个方面：①渠长人选出于中、上“利户”。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近代山陕地区地理环境与水权保障系统》一文中已作了详细论述，其核心在于修渠之初上户通过高于其它“利户”的预付资本，为自己赢得了大水股的地位，这些田亩多、水田数额大的上户在水权分割中占有的优势，使他们具备了渠系水权代表者的资格与掌控水利管理的社会基础。②渠长人选出于中、上户中的公正、善良人士。这一条规定意在防范大户擅权、侵夺民利。大户充任渠长虽然成为定规，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与自身拥有的社会影响将公共资源变为己有，又是不得不防的事。事实上无论山西、还是陕西大户利用渠长一职侵夺民利，演化为水蠹的事例在各类记载中屡见不鲜。这样的事例提醒大家，渠长的人品不仅关系到整条渠道的水资源分配，而且也影响到“利户”的权益，因此善良、公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此外由于水权涉及到诸多层面的利益，因此水权之争不仅存于灌渠内部，也时常发生在灌渠与灌渠之间，面对水事纠纷“利户”既希望保障灌区利益，也不愿频繁卷入械斗之中，此刻渠长的办事能力与持重程度往往决定事态的发展，稳重、善良的渠长会在纠纷中息事宁人，刁健之徒反而会无端生事、祸及“利户”。
在上述渠长人选的基本规定之外，晋水灌区自雍正年问王杰士盗取晋祠水之后，对于渠长等职的人选又推出新的条例，即：“渠头、水甲宜选良民也。查旧日渠甲半属生监上役，有犯河规猝难究处，且力能挟制乡愚，动辄聚众，深为未便。嗣后身有护符者，不许充应。①”这条规定所及的“生监上役”、“身有护符者”应指身有功名的乡绅，这些人员若被充应渠长等职，则在水权之外又多了一层社会关系网与保护伞，为其营私渔利提供了方便，因此凡是“身有护符者”一般不作为渠长人选。由于这一规定对于保全“利户”的权益有重要意义，故被各地水渠基层管理系统所接受。1933年《陕西省水利协会组织大纲》规定：“分会设立会长(习惯称堰长、渠董或水老)一人，当选资格为：年高有德，在该会区域内有相当土地，以农为业者；熟悉当地水利情形者；非现任官吏暨军人；未受褫夺公权之处分者。②”其中“现任官吏暨军人”不得充任渠首、水老的规定有着与“身有护符者”相似的内涵。
2．关于渠长任期的规定
《洪洞县水利志补》录《涧渠渠册》规定：“本渠渠长二人、沟头三人、巡水三人，一年一更。”《普润渠渠册》规定：“每年各村公举有德行乡民一人，充为渠长。”《均益渠渠册》规定：“每年掌例按册内夫头名次一位轮膺。”《晋祠志·河例》规定：“各河渠甲一岁一更，不得历久充当。”晋水总渠长“中、南、北三堡轮流充应，周而复始，不得连应”。从目前所看到的山、陕一带渠册记载，多数地方采取一年一次更换渠长制度。轮番更换渠长既是防范水蠹擅权营私的举措，同时也是上、中户间平衡水资源管理权的办法。
①[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2《河例》三，录《晋水碑文》。
②白尔恒、[法]蓝克利等编：《沟洫佚闻杂录》，第135—137页，刘屏山：《清峪河各渠记事簿》之《陕西省水利协会组织大纲》，中华书局2003年版。
少数灌区渠长任期较长，或固定出自某一家族，如《晋祠志·河例》就有这样的记载，晋水北河设渠长6名，其中“花塔村一名曰都渠长，为北河之首，张氏轮流充应。”中河渠长1名，由“长巷村张氏轮流充应，他姓不得干涉”等。渠长任期长必然会将家族势力与水权交融到一起，遗患于地方。《晋祠志》所载雍正年间侵夺晋祠水利的晋水南河渠长王杰士，竟然充任渠长长达16年，俨然成为地方一霸。王杰士盗水一案之后，晋水灌区“利户”意识到每年一换渠长的必要，于是在《晋水碑文》中作出这样的规定：“渠头、水甲宜按年更换也，查旧日渠甲世代相传，历年不换，甚至身无寸垄犹恃祖遗霸充。嗣后以地多者充渠长，次者充水甲，每年一换。”同样的事例不仅仅发生在晋水灌区，太原县引汾灌区也有类似的情况，雍正七年太原县知县龚新巡视境内汾河灌区时发现，辖内“汾水二十七渠皆不能无弊，惟县东河其弊犹甚，实亚于晋祠南河也”。探寻东河之弊的原因，原来这段水渠“名七段，实灌八村。管事者一十五家，总渠长段姓，世传不替”。段姓渠长世传不替得益于其祖，“此渠从前屡淤屡浚，至明崇祯年间渠复淤。有段姓以生员而为总渠长者，倡议重浚。于是段姓董其众姓助其成，并重修河神庙，私立石庙中，从此总渠长即为段姓世传之物”。太原县将段姓渠长劣迹与前述南河渠长王杰士并论，可见两者有其相同之处。面对渠长世传不替带来的恶果，太原县知县龚新令“将总渠长按年轮应”列为水规，以绝弊端①。时至民国时期，渠长由一户垄断的现象仍然不少，1998年我与法兰西远东学院蓝克利、魏丕信教授在陕西泾阳县等地考察，走访了部分当地水利工作者与当年的渠长、水老人，获得了很有价值的访谈资料，其中泾阳县水利局白尔恒讲到：冶峪河灌区“渠长多是乡绅，任期很长，有的长达几十年。”
一姓长期专权，不仅威胁到下户的利益，更多的则是大户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民间基层水利系统能够长期稳定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水利系统中存在由大户共同维护的利益圈，这样的利益圈是通过轮流更换渠长，即将水资源控制权均衡地分配于各大户之间而实现的，一旦这个利益圈失衡，建构在水权分割基础上的水利系统必然会出现不稳定现象，以致于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因此轮流更换渠长不仅仅是断绝水蠹营私的问题，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水利系统的稳定。
3．关于渠长等职所属地域的规定
《洪洞县水利志补》所录《南霍渠渠册》规定：“渠长下三村充当。”《清泉渠渠册》规定：“逐年保举渠长、渠司，则于下、中二节夫头内，选保平素行止正直无私、深知水利、人皆敬佩者充当。”《长润渠渠册》规定：“渠长系下三村勾当。”对于渠长人选的限定地域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无论被称为下三村，还是下、中二节，这些村落均位于灌区的下游，由此看来灌区下游是推选渠长人选的限定区域。渠长人选主要限定在灌区下游的习惯，也可见于陕西关中地区，同样在1998年赴泾阳考察中，泾阳县水利局白尔恒提到冶峪河灌区历来有由下游出任渠长的惯例。泾阳县龙泉乡苏家村七旬老人苏世廉述及50多年前旧事，也讲到冶峪河灌区内仙里渠渠长由最下游的村落铁李村出任，而我们与铁李村七旬老人李镛的访谈中，也证明苏世廉老人所讲的不误。
渠长人选来自灌区下游是保障水资源合理分割的重要举措。由于水渠的行水方向由上游流向下游，对于上游“利户”水从门前过，而下游“利户”却要受制于上游，因此渠长监督整个灌区水资源合理分割的重点在上游而不在下游，特别是天旱少水的年份，上游出于保障自身利益的需要，无视水规，逾越水程，截流用水是经常发生的水案，如若渠长仍由上游出任，那么对于水资源合理分割的监督权与自身利益需求两者结合，必然导致整个灌区失衡，引发数不清的事端。从灌区的整个利益看，渠长、水老人来自下游村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上下游的水事纠纷，进而保证灌区利益持续发挥。
渠长出自下游的规定往往实行于流程长的大渠，对于流程短的小渠，渠长人选地域有多种变通。《清水渠渠册》记述了清水渠灌区所在李卫村分为东西永宁两社，两社范围不大，谈不上上下游之别，因此渠册规定：“每年李卫村两社，各佥举渠长一人，一正一副。东正西副，西正则东副”互相牵制。同样的事例在《清涧渠渠册》中也可看到，清涧渠位于洪洞县城关附近，据其《渠册》所载“其值年渠长着西关、南关两社递年签举，如西关人轮应正长，其副渠长举南关人充膺；南关人应轮正渠长，则举西关人充副渠长。至巡水夫头，亦分上下游两节派拨，上节地内巡夫，着下节地户充膺；下节地内巡夫，着上节地户充膺。”山、陕一带类似清水渠、清涧渠这样流程较短、面积较小的灌区，对于渠长人选地域采取了与大渠不同的规则。如果说大渠渠长一职是立足于下游——这一被动者的利益，侧重于对于上游的监督，并协调整个灌区水权的话，那么与清水渠等相类似的小渠，则因上下游不甚分明，采取了共同监督、共同管理的形式，通过来自不同空间正副渠长的轮流出任，保障了整个灌区的水资源分割。
①《汾河灌区志》，第223页，录《太原县东河碑文》，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在山陕地区各灌渠的管理体系中，渠长所占的地位最为重要，渠长不仅位于管理系统的核心，而且也在乡村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渠长出于大户的人选规定，将水权与基层社会的精英合为一体，使水利组织不仅仅停留在水资源分配的层面上，灌渠所经地区水利组织的力量往往获得与基层政权等同的威信，在乡村占有重要一席。
四、渠长工值的来源与形式
渠长虽然多数出自中上户，但他们对于灌区的管理并不是无偿的，一般渠长在保全作为“利户”应有的利益外，往往还会得到好处，以充工值。《洪洞县水利志补》与《晋祠志》这两部重要水利文献清楚地记述了关于渠长工值的规定。洪洞县《通利渠渠册》规定：“由合渠优免值年有渠长之村分夫十二名，每夫作钱四千五百文，就近尽数交给渠长，作为津贴渠长并雇觅巡水夫之抵款。”《晋源渠条例》规定：“本渠渠长等口食，向在本夫名下摊钱供给。”《陈珍渠渠册》规定：“每年掌例各优免一夫。”《涧渠渠册》规定：“本渠渠长赏水地各二十亩，免其本年夫役。本渠渠甲头有督催之劳，赏水地各十亩，免其本年夫役。”《晋祠志》所录《晋水碑文》载：“每年派定工食，渠长六两，水甲三两，锹夫五钱，按所灌地亩照数公捐。”从《洪洞县水利志补》与《晋祠志》两部重要山西水利志书所载，两地渠长工值的规定虽然略有出入，但基本原则大致相同，即通过夫役折算为银钱以津贴形式偿付渠长，其中只有涧渠在免去渠长、渠甲本年夫役的同时，另外可分别将20亩或10亩旱地转为水地。与山西采取的渠长工值规定不同，陕西关中地区则实行另一套工值偿付方式。陕西泾阳县冶峪河灌区《高门通渠水册》规定：“每月初一日子时起水，从下面浇灌而至于上，二十九日亥时禁止，若遇大月三十日之水，通渠渠长分用以作工食香钱。①”我们在1998年对泾阳县等地考察访谈中也获得了同样的内容，泾阳县水利局白尔恒与高门渠灌区高行述老人均忆及当年行水期为30天，一般将第三十天作为渠长工食。可见关中一带渠长工值的偿付形式为以水代钱的办法，灌区第三十天水程归为渠长自行处理，可用来浇灌自己的土地，也可卖于缺水农户，进而获得相应的报酬。若进一步分析两地渠长工值偿付形式的差异，其原因恐怕与两地的气候条件以及水资源状况相关，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多数地方年降雨量在400mm左右或不足400mm，属于半干旱地区，现有资源尚不能满足“利户”的需要，更不可能作为工值偿付给渠长，只能采取津贴形式。与山西不同，陕西关中地区年降雨量可达600mm左右，为半湿润地区，水资源相对山西比较丰裕，故在保障“利户”灌田的前提下，可以在30天水程内留出l天偿付渠长工值。
大学生当村官的利与弊篇9
90年前的免费教育
和同时代那些在民国政坛上走马灯式的军阀不同，由于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他得以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理论以及有充分的时间来实施。
阎氏自称奉行“公道主义”。1921年6月21日，阎氏在督军府进山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二十四人会议商讨山西改革问题。史称“进山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延续到1923年10月才结束。经过两年多的商讨，阎锡山推出了他的“公道主义”，概而言之：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具体方针是：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阎锡山主张：“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公道主义”带有浓郁的儒家“德治”色彩。阎氏践行其“公道主义”的方式，亦和古代一些儒家循吏的做法相似。古代被史籍称赞的循吏所做的不外乎：兴学、重农、正风俗。阎锡山治理山西所做的是这种循吏所为在山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升级版”。
阎氏在三晋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不遗余力地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当然囿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所实行的只能是低水平的免费义务教育：“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1925年，陶行知实地调查后，如此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村政自治
阎氏做的第二件大事是社会治理层面的，即推行他的“村本政治”，在全省搞“村政自治”。阎锡山大力兴办教育，其目的之一就是更好地实施“村政自治”。他曾说过：“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曾到过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盛情款待，阎对泰戈尔不无自得地介绍自己的治理主张：“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
从1922年开始，“村本政治”在山西全省推行。基本内容包括：设立编村，每一编村管百户人家，每村设村长、村副和村公所;村以下设闾、邻组织，以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另设村级组织息讼会、监察会和村民会议，并成立由适龄男丁组成的保卫团;制订村禁约（阎氏将其称为“村宪法”）规范村政。村长和村副由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村内居民年在二十岁以上者，均得参与村民会议，如村中习惯以每户出一人亦可。”
阎氏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大力兴办实业。实业包括传统的农业，如大修水利，植树种桑;也包括新兴的工矿业、交通业和商业。如阎氏主政期间，修建了横贯山西南北、长达800公里的同蒲铁路;开采煤矿、铁矿;建造了太原兵工厂、太原钢铁厂等一系列大型重工厂和众多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厂。
阎锡山是一个异数
和传统的儒士一样，阎锡山是主张“官师合一”的，自认为有教化百姓的责任。他一生主张“中的哲学”，即做好人，行中道。
当然，也有人认为阎锡山治晋的思想与实践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山西需要的是社会构造的改变，但阎锡山没有这种愿望。他只想利用外国的技术、思想，改进山西的经济，保持自己的势力。……所实行的改革，已在60年前曾国藩的自强运动中被采用过，根本不能彻底解决当时的弊端。”
1960年，阎锡山病逝于台湾，葬于阳明山。此时，他所主张的“公道主义”“中道文化”，在三晋大地已成为被批评被扫除的“反动思想”。
在宋以后的中国，阎锡山是一个异数。一个本地人统治一个省近四十年，只有在民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任何大一统的王朝或政权绝无可能。明清两代王朝为了维护统治，严格地推行流官和回避制度。士人出仕后不能在本省做官，在某地为官数年后刚对当地政情、民情有所了解，要么升迁要么调到另一个地方。而阎锡山这个有着儒家情怀的统治者，能在近四十年的时间内，在人口一千多万面积近1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期间数次被战争打断）。明清两代那些有抱负的大官包括张居正、王阳明、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大臣，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山西是阎锡山的故乡，本地人治本地事，无论在前现代的熟人社会，还是现代的工商业社会，利大于弊，更有利于造福于本地。但最高统治者不放心，为了统治的需要宁愿牺牲地方老百姓的福祉。
大学生当村官的利与弊篇10
【关键词】官榷制；买扑制度；特许酒户制
纵观中国古代的酒政史，统治阶级对酒的生产和销售政策有三种：禁酒、榷酒和税酒。榷酒类似于现在的酒类专卖政策。学者们公认中国古代榷酒制度是从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二月，由桑弘羊倡导实行。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于建隆二年“班……货造酒曲律”，这是北宋政府统一管理酒、曲的最初尝试。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南北没有统一，北宋政府对各地的酒类产销没有进行统一管理。陈傅良说：“国初诸路未尽禁酒”[1]，指的就是当时的情况。淳化五年，太宗“诏征天下酒榷”[2]，景德四年宋真宗“令计司将榷酤之法立为永式”[3]。
一、官榷制
宋初承唐末五代之法，有的地方实行榷曲制。官设“曲院”，酒户从曲院买曲酿酒，官府垄断造曲，而不禁民酿酒出售，此为榷曲。既禁民造曲，又禁酿酒出售，由官设“酒务”造曲酿酒，酒户只能从酒务批发酒零售，实施官榷法，被称为榷酒。
北宋政府于成立之初，便在各州、府县城中设立酒务，专管酿酒、卖酒。县下设数量不等的坊场，即酒坊酒场，酿卖各种酒类同时还兼收各辖区的酒税。北宋四京均设曲院，以垄断造曲来控制民营酒业从中取利，规模以东京开封府为最大。东京都曲院年课额在四十万贯左右，其他曲院的规模相对要小，年课税额也少，如南京应天府曲院年课额只有“三万余贯”[4]。“先是诸州官榷酒酤，官物不足以充用，多赋予民，兹为烦扰。”[5]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在官营酒业之初就已经弊端丛生了。朝廷虽有禁令，但此类事件还是常有发生。酿酒时，常有“酝齐不良，酒多薄”[6]，就是用偷工减料，压低成本，提高利润，使得酒的味道变淡。所以官府下令：“诸州，军酒务委监官亲视兵匠，尽料酝酿，其有酸败不任酤者，官吏悉均偿之”。[7]酒酿好后，销售中最为严重的是强制抑配问题，“至课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
政和二年（1112年），江浙发运副使董正尉看到“润州都酒务累年亏欠，因监管李邈乞添置比较务，连岁每年（增）务钱二万余贯，累被赏典。”便奏请：“欲望本路将杭州都酒务分作三处，更置比较务二所，不消增添官吏、兵匠，所贵易于检查，可以增羡，少助岁（钱）。如蒙施行，其本路州军并乞添置比较务。”[8]朝廷同意。
二、买扑制度
宋代的买扑制度也称为扑买等。结合宋代买扑的历史进程来看，宋代买扑是指特定的人群自愿通过经济手段方式，向宋代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钱物后，从政府手中买断一定时限、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某些经济领域的独占权经营权或某些经济领域的产权，再与政府分担役法分担役法困难或优化财政收支的同时并分利双赢的经济现象。买扑这种形式不是从宋代开始的，但是从宋代开始广泛使用。
1、北宋买扑制度的分类，纵观北宋的买扑经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城镇酒务的承包买扑。如南京应天府，天禧三年（1019年）以前，“酒曲课利，元（原）是百姓五户买扑，最高年额三万余贯。趁办不前，已两户破竭尽家产，只勒三户管认，累诉三司。”[9]
（2）酒曲场务的买扑。宋代对于一些偏僻的地区，官府的酒曲场务也卖给民户经营，否则，这些酒店恐怕难以维持最基本的收支平衡。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三月诏：“诸处酒曲场务止得约造一年，合使酒曲交与后界。如于一年外多造，并即纳官。若将不堪使用酒曲交与后界者，并仰毁弃，仍堪罪以闻。……至是，因小民买扑场务有启幸而兴讼者，开封府引是敕以闻，故申明之。”[10]
（3）坊场主要是指县以下地区的酒坊、酒场，或者称为场务、场店。宋代买扑坊场是在五代十国主要是吴越地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数量很大，每县有几所至几十所不等，有的地处偏僻，所谓“乡村道店有场务处”，总计“两浙坊场有一千三百三十四所”[11]，而“天下坊场三万一千余处”[12]。
2、北宋买扑制度的特点
（1）普遍化。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全面榷酒开始不久，官营的腐败就相当严重了。朝廷知其弊，使下诏，把酒务、坊场大批卖扑与民。但是由于官营弊端严重、买扑经营一直在曲折发展着，到熙宁五年二月，才下诏“遍卖天下酒场”，出现前所未有的酒业买扑经营局面。它在宋代榷酒体系中占居着重要的位置，有间接专卖的属性。其经营方式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竞争规律，而能在当时酒业经营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2）形式多样化。由于形式所迫，朝廷放宽政策，允许多种类型买扑经营的并存，增加了经营的灵活性，这也是官府商品经济意识有所加强的结果。这个特点在南宋更加明显。
（3）实封投状。尽管官府利用商人的侥幸投机心理，乘机抬高课额，但其“拆封日取价高者给之”的做法，毕竟对竞争者是一视同仁的，这办法已接近于近代的投标租赁。在宋代出现这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并近似近代社会才有的这种做法，也着实令人寻味不已。这反映出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水平。
三、特许酒户制
宋代实行榷酒制度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攫取高额酒利，为了保障官府独享酒利，国家规定法律分严格的榷酒禁地，在禁地内禁限一切民户私酿和沽卖酒曲，若有违犯者皆“等第科罪”。酒户在宋代有两类。一类是用官曲酿酒沽卖的酒户。他们主要居住在榷曲区，以诸酒户为代表：另一类是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税课而获得酿卖权的店铺人家。他们的分布比较广泛，即官酒销售之外的广大地区，亦即禁地之外的地区。前一种酒户，北宋东京当时有“正店七十二户”，他们一般是有较多资本的大酒户，可以雇工酿造，设店出卖。他们拥有的脚店至少不下三千户，他们一般是中小酒家，不从事酒的生产，一般只作为官酒务和大酒户的分销店。诸京酒户一般都是通过以下几种办法从都曲院获得所用酒曲：一是酒户向曲院申请曲数，由“卖曲官、监管两称平卖，不得亏损官司”；二是酒户可以赊请酒曲，但必须以家业为抵当，而且还要三五户连坐，给以期限，当月可以赊购来年卖曲，旧钱偿还清了“方称新曲”。三是所欠曲钱，即使卖产也必须偿还。
再看榷酒地区的酒户，端拱二年五月诏：“应两京及诸道府，民开酒肆输课者，自来东京去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去城二十里，即不说去县镇远近，今后必去县城十里外。”这些于禁地之外开酒肆而输课的人也被称作“乡村酒户”。虽然乡村酒户是向官府交纳一定岁课而取得酿卖权的店铺人家，但是官府对他们有严格的规定：“诸酒户知情放酒入禁地贩卖者”，“罪止杖一百。”[13]这说明酒户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检举的义务。
注释：
[1]《宋史》卷一《太祖纪》
[2]《历代制度详说》卷六《酒禁》
[3]《宋代诏令集》卷一八三《榷酤不得增课诏》
[4]《宋会要辑稿》食货19之1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上海古籍影印版，第200页
[6]《宋史。食货志下七》
[7][10].[11]《宋会要辑稿》食货20之5
[8]《宋会要辑稿》食货20之12
[9]《宋会要辑稿》食货20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