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的影响篇1
以感知价值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用户移动支付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感知易用性、有用性、便利性对用户的感知价值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感知推荐服务对感知价值的影响不明显，说明商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推荐服务的质量；感知风险对用户感知价值产生负向影响，用户感知价值对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非常显著。
关键词：
移动支付；感知价值；感知推荐服务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8-0179-03
1引言
近年来，移动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以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得到大力发展，随着人们的移动终端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量普及，使电子商务进入到移动电子商务时代，其中以移动支付为代表新生力量利用电子钱包、支付软件、二维码扫描等应用，开启移动电子商务的新篇章。
Gartner数据研究预测，2014年全球移动支付交易额将达到3252亿美元，与2013年的2354亿美元相比，增长38%。数据显示，移动支付的发展速度很快，尽管如此，但其金额仅占电子支付金额的8.97%，要在电子支付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还需要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同时反映出不少用户对移动支付持观望态度，还存在不少阻碍因素。
近几年关于移动支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感知易用性、有用性、感知娱乐性等影响因素，本研究将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探索当前新出现的影响因素，综合以往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对模型的实证分析，总结出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影响移动支付，进而为推广移动支付业务的营销提供策略。
2相关理论综述
Fishbein&ajzen（1975）提出的理理论（tRa）用以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和决策过程。认为用户态度与主观准则决定用户行为意愿，而根据用户的行为意愿一定程度上推断出用户的行为。Fishbein在该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pB），该理论认为，除了态度和主观准则，还有感知行为控制决定用户行为意愿的因素。Davis（1989）在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技术接受模型（tam），该模型认为，用户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意愿由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Hee-woongKim，HockChuanChan（2007）提出了移动互联网的感知价值模型（Vam），实证结果显示，用户的感知价值决定着用户是否接受使用移动互联网，其他影响因素都是通过感知价值影响用户的行为。Vam模型与以前的研究模型对比发现，Vam模型比tam模型更能解释用户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意愿与行为。
3理论模型与假设
3.1价值感知模型
本文以Vam为基础，综合前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模型。ByoungsooKim（2011）认为感知利得包含感知有用性、形象价值、感知娱乐性，感知利得的三个维度中，感知有用性影响最大，移动支付的随时随地支付的特点决定着用户是否使用移动支付；张安伟（2012）认为感知利得包含移动性、方式多样性、个性化服务，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支付的个性化服务对用户感知价值的影响最大。本研究的感知利得由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便利性，感知推荐服务四个影响因素构成。Kim、Hee-woong（2007）在研究中指出，感知利失主要指用户在使用技术过程中感知的复杂性与感知费用风险。本论文模型如图1所示。
3.2研究假设的提出
移动支付的出现是货币支付形式的巨大创新。用户采取移动支付方式进行交易，不仅可以减少排队等候所耗时间、短时间完成交易，提高宝贵时间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可以使用户减少携带现金与银行卡，减少因携带现在或银行卡而发生的不安全事件。该支付方式所带来的的快速、高效显然能够提升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Kim&Chan（2007）在研究用户对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意愿时发现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感知价值。因此，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H1：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用户的感知价值。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端应用越来越追求用户的使用体验，客户端的功能设计在满足快捷支付的前提下，变得越来越简洁易懂，操作越来越流畅，与此同时，用户在初次使用的过程中易于学习与掌握。良好的用户体验提升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易用性，感知易用性从某种程度上影响感知价值。Kim、Chan&Gupta（2007）在研究用户对移动互联网使用意愿时，发现用户感知易用性对感知价值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易用性越高，越正向影响感知价值。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支付，摆脱了时间、地理位置的束缚，特别是基于位置技术的发展，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与距离自己最近的商家取得联系，大大缩短了商品抵达用户的时间。商家基于除了可以依靠LBS平台提供优惠折扣外，还可以张贴于发放含二维码的海报来吸引用户，用户只要简单地利用手机软件便可以完成交易。张安伟在对移动支付的研究中发现移动支付的移动特性正向影响用户的感知价值，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便利性越高，越正向影响感知价值。
由于移动支付具有移动性，商家利用用户的移动设备应用软件所提供的位置或者消费信息，分析用户行为和偏好得出用户所需要的消费信息，对不同人群进行移动推荐服务。移动推荐服务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商家的推广成本，同时满足了不同用户的消费需求。贺振宇（2010）就用户对移动互联网广告的使用态度进行了研究，发现互联网广告的精确度、用户体验影响着用户的使用意愿。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用户感知推荐服务正向影响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
mitchell、Sweeney&Soutar&Johnson（1999）等研究者将用户在交易过程中的感知风险引入感知价值模型中，研究结果均发现用户的感知风险负向影响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Yee&San、Chang&tseng（2013）等研究者在实证研究中分析了感知风险与感知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降低用户的感知风险，可增加用户的感知价值，结果还显示，财务风险与安全风险是感知风险的主要构成因素。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风险负向影响用户的感知价值。
mitchell、Snoj&Korda&mumel（2004）等学者研究发现，用户对商品与服务的感知价值越高，选择购买的意愿就越强。白琳、Kim&Chan&Gupta（2007）、Flint&Blocker&Boutin（2011）在研究顾客忠诚、满意与感知价值的关系后指出，用户的满意固然影响用户的忠诚，但感知价值最终驱动用户忠诚，可作为忠诚的预测器，并且顾客忠诚等同于用户积极的行为倾向，结果表明感知价值对行为倾向的影响显著。因此，本研究得出如下假设：
H6：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直接正向影响用户的使用意愿。
4实证研究
4.1调查问卷和回收情况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便利性、感知风险、感知移动推荐服务、感知价值。
以往研究者针对移动支付用户使用意愿的研究，研究对象往往集中在大学的在读学生，刚刚参加工作的年青人，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北京在校大学生（18-25）与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26-34），工作一段时间的青年人（35-45）与工作时间较长的中年人。在北京市高校发放200份，回收120份，在以前的工作单位与朋友的公司发放300份，回收175份，一共回收调查问卷295份，回收的问卷中含有11份不合格的问卷，共28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6.3%。本研究采用SpSS17.0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4.2信度和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的一致性系数（a系数）来检测调查问卷的信度，a系数用于分析每个因素中的度量问题的维度是否相同或相似，当量表的a系数值高于0.7时，代表该调查问卷的量表有很高的信度。信度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如图2所示，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便利性、风险对用户使用移动支付业务具有积极的作用，感知推荐服务尽管有显著性，但是不明显。因此，H1，H2，H3，H5，H6是成立的，H4不成立，其中，除了感知有用性对感知价值的影响强烈外，用户的感知便利性对感知价值的影响很大，模型中感知价值对用户使用意愿的解释系数高达0.82，验证了本研究所采用的Vam模型进行移动支付研究是很有效的。
5研究结论与启示
5.1研究结论
（1）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便利性与感知推荐服务对感知价值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其中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在以往的研究中被证明过，在此再次证明，感知有用性对感知价值的影响最大。此外感知推荐服务对感知价值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推荐服务对移动支付业务的影响还不是很显著，虽然被广泛运用，但是部分用户还不太接受推荐服务。
（2）感知风险对感知价值产生负向的影响，说明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感知风险仍然是影响用户使用移动支付的重要因素。其中隐私风险、财务风险和安全风险是阻碍用户采用该业务的主要考量对象。
（3）感知价值对用户移动支付使用意愿的解释度系数高达0.82，说明Vam模型比tam模型更能解释用户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意愿与行为，用户对移动互联网的感知价值比移动互联网本身的使用价值更能影响用户的使用意愿与行为。
5.2研究启示
（1）提升移动支付体验。
从本研究可以看出，移动支付只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其有用性、易用性、便利性对用户影响越来越大，移动支付业务本身的特点注定受到市场的认可。传统金融自身存在很大不足，例如人们到银行办理业务总需长时间排队等待，办理时手续繁冗等。显然传统银行不能坐视不管，除了推荐客户端以外，还需银联推出银联钱包，银联钱包除了给用户良好的用户体验，还需集中力量向用户推出优惠，让用户感受到真实的优惠，才可能争取一定的移动支付市场份额。
（2）认真分析用户数据进行精确营销。
由于移动支付具有移动性，商家利用用户的移动设备应用软件所提供的位置或者消费信息，分析用户行为和偏好得出用户所需要的消费信息，对不同人群进行移动推荐服务。移动推荐服务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商家的推广成本，同时满足了不同用户的消费需求。
（3）构建o2o闭环支付环境。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商家都愿意将支付方式保留在自身系统内，目前市场广泛认可的是o2o商业运营模式，该模式通过线上的营销、宣传、推广，将用户引导线下消费体验，实现交易，并根据线下用户消费体验的反馈，将该部分用户引到线上交流、体验，形成一个闭环的支付环境。实现该模式一个主要的途经是通过二维码扫描，采取二维码支付方式，目前除了微信、支付宝等互联网公司推出该支付功能以外，各大传统商业银行也应积极布局二维码支付。
参考文献
[1]Fishbeinm，ajzeni.Belief，attitude，intentionandbehavior：anintroductiontotheoryandresearch[m].addison-wesley，1975.
[2]DavisFD.perceivedusefulness，perceivedeaseofuse，anduseracceptanceofinformationtechnology[J].miSquarterly，1989：319-340.
[3]kim，Hee-woong，HockChuanChan，andSumeetGupta.Value-basedadoptionofmobileinternet：anempiricalinvestigation.[J].DecisionSupportSystems，2007，43（1）：111-126.
[4]YeeJ，SannC.Consumers'perceivedquality，perceivedvalueandperceivedrisktowardspurchasedecisiononautomobile[J].americanJournalofeconomicsandBusinessadministration，2011，3（1）：47.
[5]ByoungsooKim&Jungsukoh.thedifferenceofdeterminantsofacceptanceandcontinuanceofmobiledataservices；avalueperspective[J].expertSystemswithapplication，2011，38.
[6]张安伟，吴俊.基于产业链视角的移动支付主导力量研究[J].中国电信业，2011，（09）.
[7]SteenkampJBem.Conceptualmodelofthequalityperceptionprocess[J].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1990，21（4）：309-333.
[8]贺振宇.影响用户接受移动位置服务的关键因素分析[D].北京邮电大学，2010.〖ZK）〗
[9]SweeneyJC，SoutarGn，JohnsonLw.theroleofperceivedriskinthequality-valuerelationship：astudyinaretailenvironment[J].Journalofretailing，1999，75（1）：77-105.
[10]mitchellVw.Consumerperceivedrisk：conceptualisationsandmodels[J].europeanJournalofmarketing，1999，33（1/2）：163-195.
[11]ChangeC，tsengYF.Researchnote：e-storeimage，perceivedvalueandperceivedrisk[J].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2013，66（7）：864-870.
[12]SnojB，Kordaap，mumelD.therelationshipsamongperceivedquality，perceivedriskandperceivedproductvalue[J].Journalofproduct&Brandmanagement，2004，13（3）：156-167.
移动支付的影响篇2
相比日韩欧美等移动支付相对普及的地区，我国的移动支付现阶段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移动支付将会融入人们的生活，哪些因素影响消费者选择使用移动支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
移动支付；感知价值；模型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4-0177-01
1移动支付现状
与传统电子商务比较，移动电子商务在2007年已经被纳入了中国“国家电子商务十一五计划”核心示范项目中。除此之外，2009年1月，中国工信部分别给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发放了3G牌照；2013年12月，中国工信部分别给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发放了4G牌照。这些使得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预示着移动支付在良好发展前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消息，截至2012年12月，中国互联网网络支付的用户已经达到2.21亿，占据8.8亿互联网用户的40%，但使用移动支付的用户数只有0.57亿，占移动互联网用户4.89亿用户的10%。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新兴的支付方式，已经吸引了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目光。但是，相比日韩欧美等移动支付相对普及的地区，我国的移动支付现阶段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
在研究移动支付采纳行为中的研究有一部分了，大多数模型都是应用了tam理论和和UtaUt理论。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研究中，主要有施华康（2006）对移动支付采纳实证研究、邓朝华（2009）分析我国手机用户采纳移动银行服务的态度和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杨水清（2011）的基于跨渠道的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研究；在UtaUt模型的研究中，主要有陈华平（2006）、曹媛媛等（2009）的关于移动支付使用者使用意向与使用行为的实证研究。而在当前的研究中，学者大多重点从技术感知的角度去解释在移动环境下用户采纳行为，如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移动性等。但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里面就被认为，消费者的心理和创新意识和社会影响因素对用户采纳行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2概念模型
2.1感知价值与采纳意愿的关系假设
感知价值是个体在自己认知基础上对某个选择的总体评估，基于这种评估，个体选择其行为。移动支付中用户的感知价值是指移动支付用户基于其所得与损失的综合感知对移动支付效用所做的总体评价。感知利得表示能够满足用户的某种需求、便利等，而感知利失则可以包括如经济成本、各种风险等。郑称德（2012）的感知价值和个人特质对用户移动购物采纳意图的影响研究，杨永清等（2012）的移动互联网用户采纳中都得出感知价值对用户采纳有正向作用。因此，本文得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用户感知价值显著影响用户的采纳意愿。
2.2感知有用性与感知价值的关系假设
移动支付是对货币形式进行一次变革。移动支付是对用户可以快速的完成支付活动，使得用户免去了携带现金、银行卡的不便、同时可以减少用户因为支付所需排队等候的时间，实现资源更加有效率的分配和利用。因此，移动支付快速、高效的功能能增强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感知有用性是tam中核心的变量之一，对用户感知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Kim&Chan（2005）对移动互联网的研究中发现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影响感知价值。
因此，本文得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感知有用性会直接正向影响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
2.3感知易用性与感知价值的关系假设
感知易用性也是tam的一个变量，感知易用性一般指用户在某项系统的早期认为使用它容易程度，如果用户觉得某系统很容易使用，则可增加用户的使用意愿。BlomqvistK.theRole（2008）、杨永清等（2012）的移动互联网用户采纳中提出易用性正向影响用户感知价值。
因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3：感知易用性会直接正向影响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
2.4社会影响与感知价值的关系假设
Ravald（1996）提出了顾客价值不仅包括核心产品和附加服务，维持关系而做出的努力也应该属于顾客价值，因为，企业可以发展良好的顾客关系创造价值。Kloter（1996）认为社会影响是感知价值的一部分；陈华平（2006）、曹媛媛（2009）、杨永清（2012）等对移动支付的研究中都表明社会影响正向影响感知价值。
因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4：社会影响会直接正向影响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
2.5感知成本与感知价值的关系假设
Zeithaml（l998）&Lee（l999）指出感知成本是感知利失。在用户对移动支付进行价值评估的时候，考虑成本是必不可少，包括了一切为使用移动支付而所需要的费用。金皓瑜、王全胜（2002）发现感知成本通过感知价值显著影响虚拟灰色市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杨永清（2012）发现在移动互联网下感知成本对感知价值有负向影响。
因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5：感知成本会直接正向影响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
2.6感知风险与感知价值
wood&Scheer（1996）认为感知风险是为获得某产品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之一；Broydrick（1998）发现如果降低风险能够使得顾客的感知价值提升；agarwal（2001）在其实证研究中证明了感知风险与感知价值的关系，顾客感受到的感知风险越小，其感知价值会有相应提高。杨永清（2012）的研究也证明感知风险对感知价值有负向作用。
因此，本研究得出如下假设：
H6：感知风险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有负面影响。
2.7个体创新的关系假设
根据iDt理论，由于用户个人接受创新意愿的程度不同，所以采纳创新的时间和积极性不同，按照这个把用户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和落伍者。创新意识是指消费者个人对创新产品或服务的使用采纳意愿。在对创新意识的研究中认为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方面有两部分：一部分认为用户的创新意识会直接对其是否采纳产生影响；另一部分认为创新意识只是在里面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在已有的研究中，杨水清（2012）、杨永清（2012）等都证明了个体创新和采纳意愿之间的密切关系。
因此，本研究得出如下假设：
H7a：用户创新意识正向调节用户感知价值与采纳意愿之间的关系。
H7b：用户创新意识对移动支付的用户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
基于前文的研究假设，提出概念模型，如下图：
参考文献
[1]邓朝华，鲁耀斌，张金隆.tam、可靠性和使用能力对用户采纳移动银行服务的影响[J].管理评论，2009，（1）：59-66.
[2]黄浩，刘鲁，王建军.基于tam的移动内容服务采纳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8，（06）：42-47.
[3]杨水清，鲁耀斌，曹玉枝.基于跨渠道的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研究[J].科研管理，2011，（10）：79-88.
[4]朱阁，敖山，戴建华等.手机移动支付的价值接受度模型及实证[J].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报，2011，（1）：42-48.
移动支付的影响篇3
近几个月以来，市场内充斥着新品、活动、投资和收购的信息，其中主要诉求体现在更廉价、更便利的收费标准，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增强私密性和安全性。最终谁将成为这场数字移动支付影响战的最大赢家呢？
《福布斯观察》与appinions公司合作，专门针对那些对数字移动支付生态系统发挥影响力的个人及公司展开研究。应用appinions公司平台，已研究了从2013年12月6日到2014年3月7日期间的近20亿条数据，包括新闻、博客、论坛以及各种社交媒体上的数据。其中，大约2.25亿条信息被视为具有影响力，进而对提出这些看法的个人与实体，分别计算其各自的影响力分值。该项研究记录了这些影响力分值，列出排名前十位的高管和前十位的公司，以及各种相关的市场对比图，涉及移动技术、金融、无线设备制造商等不同领域。
我们的分析证实，2014年以来，与移动支付相关的具有影响力的信息量呈显著增长态势。自从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宣布他们对移动支付充满极大的兴趣以后，整个市场的反应速度较之过去几乎出现双倍增长。移动支付市场的一个独特属性在过去3个月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包括金融机构、零售商、无线运营商、传统与移动支付服务商以及设备制造商，都在积极开展颇具影响力的激烈讨论，并在新兴公司或传统公司之间分享了他们具有影响力的意见。
移动支付的影响篇4
论文关键词：移动支付；计划行为理论；移动终端；产业价值链；应用模式
0引言
移动支付对于国人已不是一个新概念了，早在2000年初便得到移动运营商的大力推广。但当时技术、政策、商业模式都处在萌芽阶段，并没有条件投入大规模商用，只是尝试性的测试，小范围内试运行，且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几年过去了，国内的移动支付依然是不温不火地发展。而欧美，特别是日韩的移动支付已发展地如火如荼。移动支付是否能推广关键在消费者手里。因此研究消费者如何评价这几年的国内移动支付技术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很重要。
1潜在的巨大国内市场
1．1巨大的手机用户群体
gsm协会于2008年4月16日在网上的最新调查报告称，全球已有超过30亿的手机用户数量。
gsm协会指出全球最大的gsm市场在中国，手机用户数量己达5亿9000万，并且每月增加700多万新用户，对这第3个10亿的贡献为14％，毫无疑问2008年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必将突破6亿。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1．2巨大的银行卡持有量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地方金融十一次论坛上，中国银联总裁许罗德介绍，到2007年9月底，中国银行卡发卡量超过13亿张，发卡机构达到183家。可见银行卡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而手机与银行卡合二为一也成为一个大趋势。
2引进计划行为理论剖析移动支付遇到的瓶颈
2．1计划行为理论(tpb)
根据tpb理论，人的行为模式受到3项内在因素影响：
(1)个人行为态度：个人对自己行为可能出现的结果的一种看法和观点。
(2)主观规范：对他人的标准化行为模式的主观性感知。
(3)知觉行为控制：对于促进或阻碍行为效果的相关因素的认知。计划行为理论模式图如图1所示。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向的3个主要变量，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支持越大、知觉行为控制越强，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2．2建立移动支付tpb模型
计划行为理论是从信息加工的理论、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个体行为一般决策过程的理论。由于移动支付是一种个体理，它不但受到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外界的客观环境等条件相关。所以本论文根据tpb理论，从个人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来分析影响移动支付的行为，如图2所示。
2．2．1影响移动支付的内部因素分析
tpb认为个人的行为意向是预测行为的最佳变量。在实际控制条件充分的情况下，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对于移动支付而言，个人想要使用移动支付的意向越强，代表他越可能从事该行为。
(1)移动支付的态度倾向
个人进行移动支付的态度倾向是个体对执行该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估。例如，用户在面对新的支付方式时，首先要先主观判断要不要更换手机，安全性如何，支付程序是否复杂，若不使用以后消费是否会不方便。这就涉及到移动支付中消费者比较关心的安全问题和成本问题。
安全是制约移动支付发展的关键因素。资金安全永远是银行考虑的第一要素，也是影响消费者体验的首要障碍。目前，我国手机支付实现技术主要有基于短信、wap、brew等技术，由技术原因造成的数据传输中的加密性和数据的实时性、完整性不够，使得支付面临安全隐患。手机由于携带的随身性，其丢失和损坏造成个人信息泄密的概率较高，这也是手机支付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forresterresearch调查公司做过一份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认为信用卡安全是最大的问题。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手机支付的成本过高，支付程序繁琐。这也是消费者比较关心的一方面。成本包括直接交易成本和使用支付服务的固定成本，还有技术上基础设施的成本(例如用户可能需要购买新的移动电话)。而新的支付系统需要新的硬件设备来支持这是必需的。
支付程序繁琐一方面是由移动支付的产业链分工不明确，产业链效率低造成的。手机支付是个复杂的产业链，涉及银行、信用卡组织、移动运营商、手机终端厂商、手机支付平台提供商、商业机构、内容和服务提供商、用户等多个环节，需要各个环节的联合启动推进产业发展。从而造成产业链协作效率低下。无论对于运营商还是银行来讲，做手机支付都需要重新对自有的网络进行技术改造，并提供相应的额外服务。而对于银联来讲，受制于自身的体制限制，业务创新和市场反应能力也相对较差。
(2)移动支付的主观规范
移动支付的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策是否使用该服务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它反映的是重要他人或团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移动支付的一方：年轻人喜欢追求时尚，易于接受新事物，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移动运营商应该注重推广用户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移动支付的另一方：商家。如果商家不支持移动支付方式，当客户要求使用移动支付时，商家也会面对社会压力和需求压力。
(3)移动支付的知觉行为控制
移动支付的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知到执行移动支付难易程度，它反映的是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个人认为自己承担起移动支付带来的成本压力，或者是移动支付的资源或机会越多时，则他对执行该行为的控制知觉越强。移动支付的资源是指移动支付工具越来越电子化和移动化。移动电话、网络、信息技术通常会加速移动支付的发展。使用移动支付的机会有很多，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坐公交车刷卡，在商场买东西刷信用卡等。越来越多的场合都会用到移动支付。而此时消费者就会比较容易接受移动支付。
2．2．2影响移动支付的外部因素分析
影响移动支付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人自身的因素和政策环境的因素。本节以tpb理论的外部变量为基础，来分析影响移动支付的主要外部因素。具体包括：
(1)用户年龄：据中国信息产业部于2008年1月28日的最新统计显示，截止2007年末，中国手机普及率已达41．6％。而据“2007中国首届城市移动信息化创新论坛”上公布的数据，目前我过城市移动电话普及率为93％。而在年轻人当中这一数据更高。所以移动支付的用户群还是集中在20—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也更容易接受新事物。
(2)受教育程度：由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报告称，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获得就业和高薪的可能性越大脚。而这也直接关系到他们接受和使用移动支付的程度。
(3)使用手机或网络的技巧：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多功能手机，包括听音乐，手机上网，拍照等。而老年人只局限在打电话或发短信等简单的功能。
(4)政策环境因素：目前我国的信用体系不够健全。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信用缺失的现象普遍存在。信用作为一个文化问题，它的培养是需要一个很长周期的，需要一个真正完善和深入人心的漫长过程。根据调查显示，国内的手机用户中有超过90％的曾经收到过欺诈短信，更有半数以上的用户对通过手机进行支付的安全性抱有怀疑态度。
3移动支付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根据以上的分析，一下就手机终端的改造，支付的安全问题，支付的程序方面提出3个解决方案：
3．1手机终端的低成本改造方案
移动运营商和手机厂商定制合作是日本手机市场的通行法则。这一模式目前已相继被包括中国移动在内的运营商所借鉴。目前，主要的移动设备制造商，诺基亚、索尼一爱立信、西门子、摩托罗拉等提出了各自的移动支付解决方案。同时移动支付应用也对移动终端提出了特殊的功能要求。图3就提出了一种移动支付手机终端改造方案。
rf_id(radi0frequencyidentiifcation)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可以同时识别多个标签，操作快捷方便。此技术已上公交卡业务上广泛应用。
在手机主板上嵌入rfid模块，只需对手机做些小的改动，就可以实现此功能。ic卡嵌在手机背壳上，ic卡是独立的，该卡既可以接受rfid读写模块的操作，又可以接受商户终端的操作。rfid读写模块主要作用是修改ic卡上的金额，比如用户消费或充值时。ic卡的独立性保证了ic卡发行方的利益和积极性。
3．2安全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安全问题是最大的隐患之一。安全包括数据的完整性、用户身份的认证、验证、数据的保密性、交易的不可抵赖性。具体讲就是消费者认为，数据从手机向销售点读卡机传送过程中，无论其传递途径是移动网络、红外线技术或是蓝牙这类无线网络，都有极大的可能被拦截“。此外，手机被盗或丢失同样也带来安全隐患。我们就其中一个重要的交易环节来说明。手机支付过程如图4所示。
此交易过程有几个关键点：敏感数据从手机向读卡机传送，携带银行账号及支付密码的数据向银行或第三方传送及其返回过程都存在着安全隐患。
解决方案：要制定更高的技术安全规范。我们可以借鉴韩国sk电信公司的monet业务方案，当使用支付业务时，设置个人认证号码(pin)、账户密码和保安卡等，采用三重安全防卫。保安卡的功能类似副卡，一旦手机丢失或被盗就可以使用副卡。而当用户输入密码时，若超过规定次数，就自动锁住，避免用户手机丢失时他人的恶意盗用。
3．3成本、过程繁琐问题及解决方案
造成支付繁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支付产业链涉及众多角色。用户使用支付业务时要通过各方验证，输入各种验证信息，这导致了支付过程的繁杂和效率低下。本论文提出了一种优化的手机支付应用模式。如图5所示。
此种模式是采用银行与运营商合作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对银行而言，其机会与挑战就在于将其现有的服务连接到移动装置上去。银行拥有以现金、信用卡及支票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并在重要的相关服务中占据着垄断性地位。而在中国移动运营商是不可能绕开银行系统而自立门户，主管用户账户的鉴定、清算等敏感业务的。
目前在日韩用卡支付已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电视购物、网络购物、移动购物等日益成为流行的消费及购物方式，这导致了传统的银行业务不足以满足消费者对消费自由度、便利以及节约时间的需求。国内的银行应有危机意识，要重视消费者的需求。
对移动网络运营商而言，应尽快开发出能增加消费者使用量及建立忠诚度的业务，而只靠移动运营商来开展移动业务是不会一帆风顺的，而很可能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个领域银行拥有移动运营商所缺少的东西：现有支付体系的入口、精确的信用管理技巧以及消费者在进行支付时所信任的品牌名称。
移动支付的影响篇5
关键词：转移支付；教育支出；粘蝇纸效应
中图分类号：G63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8-0035-05
转移支付制度是教育财政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探究转移支付对县级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有利于建立健全规范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对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和均衡配置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不同影响效果、不同层次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影响、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对于教育经费均衡配置的作用等四个方面。
一、政府间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影响效应的研究
1.政府间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产生“粘蝇纸效应”的研究
Fisher和papke在对教育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研究综述中，发现大部分研究认为存在粘蝇纸效应。例如，Duncombe，william和iohnYinger对纽约631个学区的定量研究发现，地方自有收入增加1美元，教育支出大约增加10美分，而转移支付增加1美元，教育支出增加33美分。Hines和thaler研究发现，当地方自有收入增加1美元时，教育支出增加5美分到10美分，但当政府转移支付增加1美元时，教育支出增加25至100美分，并且大部分研究都处于较高值。
国内学者对政府间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产生“粘硬纸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成刚等对江西1994-2001年县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地方自有收入，上级转移支付对县级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大，县级政府更倾向于把支出上级的转移支付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在“粘蝇纸效应”。
2.政府间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产生“激励效应”的研究
不少研究发现，教育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产生了“激励效应”。例如，adam对纽约学区1976-1977年的研究发现，生均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美元，生均教育经费增加1.7美元。Blacketa1.对特拉华州的23个学区的1970-1973年的汇总数据研究发现，转移支付每增加1美元，教育支出增加1.06美元，这一结果与Bowman对西弗吉尼亚州的55个县的学区的研究结果一致。Vincent和adams分别对科罗拉多州的学区的1973和1975的数据和明尼苏达州1972和1976的截面数据研究也证明了转移支付的确会对教育支出产生“激励效应”。
3.政府间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产生“激励一替代效应”的研究
许多早期的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资助不仅是替代性的而且是激励性的。例如，pidot用1963年美国81个大城市的数据发现，教育补助每增加1美元，城市总的教育支出会增加32美分。Bishop对新英格兰地区6个州的1400个市镇的研究也发现，在其中的5个州，州政府的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都有非常强的显著影响，回归系数在0.39到0.8之间。
国内曾明等对江西2005年县级数据的定量研究发现，人均财力性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县级教育支出平均增加0.20元，尽管县级教育总支出有所增加，但转移支付减少了县本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产生了激励一替代效应。曾明等学者通过对广东省2005年县级数据的定量研究发现。转移支付显著地刺激了县级财政对教育投入，产生了激励一替代效应。
事实上，当许多上级政府对地方增加转移支付时，基本意图就是增加地方可支配收入，帮助地方政府应对不断增长的支出负担。当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被用于代替或减少地方收入时，它实际上承担了救济或帮助的作用。
4.政府间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产生“替代效应”的研究
相关文献综述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产生“纯替代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麦克马洪（mcmahon）用1955-1956年美国各州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教育经费支出产生了替代效应。
5.政府间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产生“稀释效应”的研究
个别研究发现，政府问转移支付对县级教育支出不仅产生了替代效应，也产生了挤出效应。miner对美国23个州的1127个学区的定量研究发现，生均教育支出与转移支付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呈负相关，产生了“稀释效应”。张欢等对中国中部某省1999年的109个县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教育经费和县级财政统计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县级财政获得上级转移支付大幅增加的同时，教育经费占全县财政支出的比例反而下降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出现“挤出效应”。曾明等通过对2007年全国各省财政与教育截面数据的定量分析发现，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各地获得的转移支付使政府自身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下降。
二、不同层次转移支付的教育支出效应研究
1.州政府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效应的研究
一些学者分析了州政府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影响。例如，Gmbb和michelson发现马塞诸塞州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1美元，学区支出增加0.26美元，其余部分用于地方减税，而专项转移支付效果完全是激励性的，每增加1美元的收入，学区支出将增加1.21美元。Vincent和adams发现科罗拉多州和明尼苏达州每增加1美元，两个州学区教育支出的增加量在1.07和1.90美元之间变化。不过，park和kCaroll根据密歇根州学区支出行为的分析，得出州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影响都很小，但专项转移支付的效果要优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每获得1美元的州一般资助，学区教育总支出只增加6美分：每获得1美元的州专项转移支付，只增加32美分。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州政府每增加1美元的教育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教育经费会增加0.26美元到1.21美元。不同类型的州政府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效应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一般性州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具有“激励一替代效应”，而且都处于较高值。大部分州专项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具有完全激励效应，州专项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效应优于州一般性转移支付。
2.联邦政府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效应的研究
除了对州政府转移支付的研究，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了联邦政府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影响。例如，Gordon对titlei联邦资助的效果进行了动态的评估，认为短期内该资助存在显著的粘蝇纸效应，即激励效果显著，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会进行一定的应对，这种激励效应不再显著。Felstein的研究发现，titlei联邦资助对一个学区的教育支出既有替代效果，也有激励效果，每增加1美元的tidei联邦资助，学区教育支出增加0.72美元，相同的结果也出现在Craig和inman的研究中（73美分）。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发现：联邦政府每增加1美元的教育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教育经费会增加70美分到1美元。联邦政府的配套转移支付很少有此证据，因为联邦政府很少在教育上使用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在一些州，联邦政府补助减少了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助。因此，联邦政府的配套转移支付没有州政府的那么具有激励效应。大部分对税收返还和不受限制的一次性总付的补助的研究发现，25%―43%的税收返还会用于消费，假设地方政府将其中的20%一25%用于当地学校，那么5%―10%的税收返还用于教育。
三、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效应的研究
一般来说，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具有激励一替代效应，而专项教育转移支付对一些学区是激励一替代效应。对另一些学区是纯激励效应，专项教育转移支付每增加1美元，总教育支出会增加将近1美元或高于1美元。adams对纽约学区1976-1977年的定量研究发现，生均一般性转移支付每增加1美元，生均教育支出增加0.59元，而生均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美元，生均教育支出增加1.7美元。park和Carroll对密歇根州的451个学区的研究发现。生均一般性转移支付每增加1美元，生均教育支出增加0.06美元，而生均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美元，生均教育支出增加0.32美元。
总体来看，专项教育转移支付会直接刺激教育支出，有时增加的教育支出数量甚至超过了转移支付的数量，这可能是由于专项转移支付需要更多的配套要求，以便接受转移支付的政府更倾向于提供更多的配套资金。专项转移支付比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具有激励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专项转移支付的特殊要求使地方政府很难把资金用于其他地方。另外一种解释是专项拨款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可以少花费的专门项目，如果没有专项拨款的话，则什么也没有。但税收返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属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无意于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也不会对各公共物品的提供的相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起的作用完全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效应。因此，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最不可能对地方政府支出产生激励效应的一类转移支付。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县域间教育经费均衡配置影响的研究
转移支付设计之初的目的之一即平衡各地公共服务水平，上述大部分研究集中于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总量的影响，转移支付是否促进公共支出的均衡分配较少谈及，不过一部分研究分析了中国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财力均衡的影响。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转移支付的横向平衡研究意义重大，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是教育政策的重要议题。
Huang和Chen对中国中央对省的转移支付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均等化效应不够显著。只有少数的几项研究关注了省以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均衡效果。尹恒等也认为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不仅没有起到均等县级财力的作用，反而拉大了财力差异，特别是在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造成了近一半的县级财力差异；专项补助和税收返还是造成转移支付非均等性的最重要因素，而明确定位在缩小财力差异的因素法转移支付并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高立采用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对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的影响差异分析发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都表现出一定的非均等性，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对不平等的贡献更高。其中，中央税收返还和省以下财力性转移支付各自表现出较强的非均等化效应。
五、小结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政府间转移支付与教育支出的确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同的研究因样本、数据类型和统计分析方法的不同，研究结论也有所不同。对于同一样本，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得出的系数是不同的，而且参数估计也会因采用不同的统计模型而有所不同。对于同一政府层级、采用相同的模型，对于不同的时间点，截面数据的分析结果也有所不同。转移支付对教育经费的影响也会因不同的政府单位（城市、县、学区）而有所不同。这些研究结果的不同反映了转移支付对教育经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存在的一些概念和统计方法问题，这提示我们应谨慎地解读研究结果。
第二，转移支付数据的非随机分布使得州政府转移支付的实证研究系数不一定真正反映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实际平均反映。州政府转移支付不是随机分布的，它们是按照一些特殊的公式，为了均等化教育服务的提供而常常偏重于贫困地区。如果贫困地区比富裕地区有较高的偏好使用州政府转移支付，得出的系数会高估样本地区的平均反映，反之亦然。
第三，大部分有关教育经费的实证研究采用的都是截面数据，这些研究分析的都是地方政府某一时间点的支出行为。截面数据在分析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时是恰当的，但是无法分析政府在某一时间段的支出行为。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时间点的截面数据的分析经常产生显著的不同。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可能处于预算非均衡的状态。因此，依靠某一年的研究结果来预测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反映可能具有误导性。对于两个年份之间不受限制的州一般转移支付变化的研究，比对两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分别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更高的偏好。对于专项转移支付，偏好则较低。
第四，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因地方政府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具体是积极反应还是没反应完全取决于接受转移支付的地方政府的自身特征。adam发现纽约州城区的学区在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时，没有城郊学区那么高的偏好：但城郊地区将更多的个人收入用于教育。这些发现表明，地方政府的个体特征限制影响着地方政府对州政府转移支付的反应。对于某一地区行为的统计分析可能与某一具体地区的行为完全不一致。在联邦财政下，州和地方政府的差异是设计公共服务补助计划的一个难点。因为，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政府单元，他们的财政模式和支出行为如此复杂，因此很难准确预测某一特定政府对某一给定补助的反应。
第五，从转移支付提供的政策制定者来看，在对某一经验研究的结论解读时，不仅应关注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平均反应，还要关注反应的差异。Cohn发现，对于转移支付每增加1美元，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平均会增加36美分。但是，地方政府的反应具有较大的差异。州政府转移支付的标准差是0.21，处于第16个百分位的政府只将每美元中的15美分用于教育，而处于84分位的政府则是57美分。对于考虑将转移支付给某一地方政府以实现某个教育支出水平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两种反应明显具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政策制定者可能想调查某一特定群体的地方政府的反应而不是所有地方政府的平均的反应。例如：titlei补助，是针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偿教育的。政策制定者会更多的关注具有较高比例来自低收入家庭的贫困地区对此的反应，而不是具有较低比例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富裕地区或者所有地区的平均反应。
移动支付的影响篇6
1.1移动电子商务
移动移动电子商务(m-Commerce)是由电子商务(e-Commerce)的概念衍生出来的。基于对我国移动商务的应用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来说，可以将移动商务定义为通过连接公共和专用网络，使用移动终端来实现各种活动，包括经营、管理、交易、娱乐等。概括地说，移动电子商务是指通过手机、个人数字助理（pDa）和掌上电脑等手持移动终端进行的商务活动。与传统通过电脑（台式pC、笔记本电脑）平台开展的电子商务相比，拥有更为广泛的用户基础，因此具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相对于传统的电子商务，移动电子商务增加了移动性和终端的多样性，无线系统允许用户访问移动网络覆盖范围内任何地方的服务，通过对话交谈和文本文件直接沟通。由于移动电子电话手持设备的广泛使用。使其将比个人计算机具有更广泛的用户基础。移动电子商务具有移动性、个性化和方便性等特点。
1.2移动电子商务提供的服务
因特网、移动通信技术和其它技术的完善组合创造了移动电子商务，但真正推动市场发展的却是多样的服务。目前，移动电子商务主要提供以下服务：
（1）银行业务。移动电子商务使用户能随时随地在网上安全地进行个人财务管理，进一步完善因特网银行体系。用户可以使用其移动终端核查账目、支付账单、进行转账以及接收付款通知等。
（2）交易。移动电子商务具有即时性，因此非常适合股票交易等应用。移动设备可用于接收实时财务新闻和信息，也可确认订单并安全地在线管理股票交易。
（3）订票。通过因特网预订机票、车票或入场券已经发展成为一项主要业务，其规模还在继续扩大。移动电子商务使用户能在票价优惠或航班取消时立即得到通知，还可随时支付票款或在旅行途中临时更改航班或车次。借助移动设备，用户可以浏览电影剪辑、阅读评论，然后订购邻近电影院的电影票。
（4）购物。借助移动电子商务，用户能够通过移动通信设备进行网上购物，如订购鲜花、礼物、食品或快餐等。传统购物也可通过移动电子商务得到改进，例如用户可以使用无线电子钱包等具有安全支付功能的移动设备，在商店里或自动售货机上购物。
（5）娱乐。移动电子商务将带来一系列娱乐服务。用户不仅可以利用移动设备收听音乐，还可以订购、下载特定的曲目，而且可以在网上与朋友们玩交互式游戏，还可以参加快速、安全的等活动。
（6）无线医疗。这种服务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形下，向专业医务人员提供关键的医疗信息。医疗产业十分适合移动电子商务的开展。在紧急情况下，救护车可以作为治疗的场所，而借助无线技术，救护车可以在行驶中同医疗中心和病人家属建立快速、实时的数据交换，这对每一秒钟都很宝贵的紧急情况来说至关重要。无线医疗使病人、医生、保险公司都可以获益，也会愿意为这项服务付费。
（7）移动应用服务。一些行业需要经常派遣工程师或工人到现场作业。在这些行业中，移动应用服务提供商（maSp）将有开展业务的巨大空间。移动应用服务提供商结合定位服务技术、短消息服务、无线应用协议（wap）技术以及呼叫中心技术，为用户提供及时的服务，提高用户的工作效率。过去，现场工作人员在完成一项任务后，需要回到总部等待下一项任务。现在，现场工作人员直接用他们的手持通信设备接受工作任务，并根据所在的位置、交通的状况以及任务的紧急程度，自动安排各项工作，使用户得到更加满意的服务。
2移动电子商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
2.1移动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1）安全性是影响移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问题。移动电子商务虽然诞生于电子商务，但是其通过移动终端上网的特性决定了它存在和普通电子商务不同的安全性。在探讨移动安全的特性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移动终端本身的安全性。只有当移动电子商务赖以依存的移动终端安全了，才可能进一步谈其它的移动安全问题。如今用于上网的移动终端主要有手提电脑、手机、pDa等等，保障这些设备本身的安全以及在使用这些设备时遵循安全操作规范进行操作是移动电子商务安全保障的一个前提。当设备安全的前提得以保证后，我们就需要保证移动电子商务在应用中的安全。
（2）完善的支付模式是影响移动电子商务的首要因素。这里所讲到的支付模式实际上就是针对手机支付方式，消费者只要拥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理财或交易，这就是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但是。由于手机支付本身存在瓶颈在加上诸多因素的影响，手机支付模式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所以手机支付将会继续困扰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
中国整个电子商务产业已经发展到了比较务实的、赢利的阶段，但是涉及到在实施和操作的层面，还遇到支付、信用认证等实际问题。电子商务对其他行业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流通业，流通业面临着提高效率的问题而配套设施的建设需要长期过程；由此可见，影响手机支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电信业和金融业的融合问题、以运营商为主的代收货款模式问题以及诚信问题等。
当然移动电子商务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移动电子商务人才匮乏；移动通信的技术限制；移动业务经营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企业信息化水平较低等。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2.2移动电子商务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1）移动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法。针对移动的特性，可通过Vpn来解决移动上网中的安全问题。Vpn——虚拟专用网就是在公用的internet网络上通过隧道协议建立起安全的私有网络。它可以满足以下三个安全的需要：①认证，确认信息源；②信息保密性，传输的信息是加密的；③数据完整性，确认数据没有被篡改。只有当我们达到了这三点要求，才有可能保证移动电子商务在交易过程中的安全。
（2）移动电子商务的支付模式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国移动电子商务支付模式应该走中国特色之路。其实，小额支付和微支付是一种十分典型的移动电子商务。因为手机支付适合渴了买瓶饮料、100元电影票等这些小支付，而这种模式银行又不太愿意去做。
运营商做电子商务已经是跨行业经营，而这是信息化的必然产物。因为信息化中的电子作为支付手段必然渗透到各个领域，而其中对普通消费者有利的模式是以运营商为主体的小额支付。当然，这需要银行对运营商的支付做一定的监管，比如要求每天进行电子汇兑、电子结账等，假如这些核对弄清楚的话，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机支付应该作为一个突破口，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去协调。
移动支付的影响篇7
存在的问题
但随着移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井喷式”的移动支付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诈骗和盗取账号等技术手段，对用户的“电子账户”虎视眈眈。比如，针对nFC技术的“闪付”，利用特制的读卡器隔着厚厚的钱包和衣服也能读取闪付卡数据。这些风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从技术标准方面来看，移动支付在不同行业的应用场景下，存在不同的技术标准，例如金融行业标准、交通行业标准和社保行业标准等，不同的技术标准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大大增加了移动支付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成本。支付协议与网络大数据融合程度不高。交易中的信任表示和度量、信任模型、与安全支付决策和相关协议机制的联动等研究有待加强和深化。从安全威胁角度考虑，移动支付业务主要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于支付操作时所处的操作环境和程序运行环境，以及支付过程中的信息数据传输与存储环境，而其中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和各类app所面临的威胁较为显著。一方面是移动终端安全漏洞，这是对移动支付的安全最大的威胁，非法分子利用移动终端操作系统自身的漏洞，可以在不破坏app数字签名的情况下，偷窥账号密码等；移动终端应用软件app作为第三方应用，它的开发者和开发过程并没有相关部门进行监管，如果app中存在病毒，那么这些病毒能够未经允许私自下载软件并安装，窃取银行账号和密码等。从信息安全形势来看，移动支付所面临的风险隐蔽性强、针对性高、手段专业且影响面广，一般用户很难发现和应对。相反，一些具备专业技能的不法之徒，可以有针对性地组合多种攻击手段，锁定受害人并窃取敏感信息，进而威胁受害人账户资金安全，同时还有可能针对支付后台系统和数据库进行渗透攻击，从而一次性获得海量的用户数据，造成更大范围的影响。因此，急需加固移动支付安全防护体系，打击支付违法犯罪行为，强化用户安全意识教育，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资金与信息安全。从法律监管层面来看，目前我国出台的移动支付相关法律文件大多属于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有限，法律体系尚未健全。移动支付发展速度迅速，法律法规的更新速度远远比不上其发展速度。
发展对策
移动支付的影响篇8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般性转移支付；标准支出；纵向转移支付模式
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总额增长很快，1994年为2389.09亿元，2008年增长到2.294561万亿元。在这10多年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直是我国学者理论探讨的热点问题。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转移支付目标、转移支付模式和方式、转移支付效果实证检验以及转移支付方案设计等四个方面。本文将在理清已有文献思路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目标主要有四个：均等化、矫正辖区间外溢效应、增强国家政治控制力和完成中央委托地方事务(王元，2009)。其中均等化目标是最主要的，也是国内学者探讨的重点。均等化准确地说应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有两个方面需要明确：一是确定需要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范围；二是确定均等化程度。
关于需要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范围，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将政府提供的全部公共服务纳入；二是只将基本公共服务纳入。李金珊等(2008)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动态概念，会随着时间、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渡到“一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进入“最终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内学者在早期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刘溶沧，1996)，但对公共服务的范围并未强调，随着探讨的深入，逐步认识到公共服务的范围应该有所限定，所以之后的文献主要是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朱玲，1997)，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也正式确定了“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因此，国内学术探讨的重点落在了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的具体范围上。
国内学者对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的具体范围存在争议。刘尚希(2007)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与低层次消费需要有直接关联的；二是人们无差异的消费需求。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随时间、地点变化，当前主要为教育、医疗和住房。马国贤(2007)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指那些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相关的，由政府提供，并由政府财力切实加以保障的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诸项目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重要经济和社会意义的公共服务。安体富等(2007)将国内有关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表述总结为三种观点：一是指直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二是指纯公共服务；三是指一定发展阶段上最低范围的公共服务。但他本人并不认同其中的任何一种观点，而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指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纯公共服务。许多文献还用例举的方式表达了我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
关于均等化程度，马国贤(2007)将各国的做法总结为人均财力均等化、公共服务标准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公平等三种基本模式。中国财政学会课题组(2007)认为，均等化目标初级阶段是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级阶段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高级阶段是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并提出了五种运行模式：财政收入能力均等化模式、财政支出均等化模式、人口均等化模式、财政收支均等化模式、有限的财政收入能力一支出需求均衡模式。安体富等(2007)则将其总结为三种标准：最低标准、平均标准、结果均等，并认为这三个标准是一个动态过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一开始首先是低水平的保底，然后提高到中等水平，最后的目标是实现结果均等。
笔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均等化程度的确定是一个动态过程，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基本公共服务应只包括那些影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项目，并采纳较低标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不断拓宽，标准也不断提高；当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时，基本公共服务最终可拓展为包括所有公共服务，并采纳结果平均标准。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基本公共服务各个项目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即在同一时点上，有的项目采用最低标准，而另外一些项目可能采用结果公平。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国家可控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将全部公共服务纳入均等化范围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范围应该有所限制，并且不同的公共服务项目均等化程度应该有所差异。当前我国真正意义上以均等化为目标的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因此，我们可以从《2008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找出我国在实践中执行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均等化程度。在计算标准支出时，该《办法》选取的项目主要有：行政、公检法、教育、文体广、卫生、农业、林业、城市维护、基本建设、离退休、村级管理和其它支出，这可理解为均等化目标下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在计算每个项目支出标准时，采用的是全国平均支出水平标准，这正是均等化目标下的均等化程度。笔者认为，我国实践中的做法虽然简便易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将林业、离退休作为单独项目列出，但环保、社会保障和科技等重要项目却未单独列出；所有项目都采用全国平均水平标准，没有根据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项目确定等。
笔者认为，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均等化程度。第一，明确中央政府可用于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总额。从理论上讲，公共品和私人品有一个最优组合，据此可计算出政府应控制的资源，然后按中央掌握财政收入的比重计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再减去中央本级支出和其它目标的转移支付，剩下部分就是可用于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总额。在实践中可以利用gdp和宏观税率计算政府控制的资源。第二，在转移支付总额约束下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均等化程度。各项公共服务对人们的影响不同，对那些影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公共服务应优先提供，其次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后为影响人们享受需要的。从程度上讲，影响人们起点公平的公共服务都应达到较高水平，而其它方面的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可采用较低水平。
根据上面思路，笔者对我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出判定。
二、我国转移支付模式和方式的选择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模式只有两种：纵向转移支付和横
向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纵向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解决由于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的不对称所造成的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的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不对称的问题；横向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解决由于各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能力差异以及提供相同的公共服务所存在的成本差异而造成的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均衡问题(刘溶沧等，2002)。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财政能力强的地区既可能直接向财政能力弱的地区横向转移支付，也可能在财政收入初次分配时中央政府获得较大部分，使得财政能力强的地区已通过中央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向财政能力弱的地区转移支付。因此，实践中世界上主要有两种转移支付模式：单一纵向模式和纵横交错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单一纵向模式在操作上比较简便易行，完全以上级政府作主导，但是，强制性色彩较浓，透明度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纵横交错模式在中央政府的主持下，对部分转移支付的实施吸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且由作出贡献的地方政府按依法计算的结果向接受援助的地方政府直接划拨财政资金，增加了地区之间相互支援的友谊色彩，使作出贡献的地区产生一种荣誉感，对接受援助的地区也会产生鞭策效果(李杰刚，1995)。国内学者对我国应采纳的模式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单一纵向模式(钟晓敏，1997)，有的主张纵横交错模式(刘溶沧，1996)，还有的主张纵向为主、纵横交错模式(安体富，2007)。
笔者认为，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权(基本上在50％以上)，而事权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基本上在70％以上)，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转移支付模式应以纵向为主。当然，现有转移支付后，我国各地区财力还相当悬殊，所以，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也有必要，但应以具体项目的帮扶为主。
关于转移支付的方式组合，刘溶沧(1996)将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三类，并认为我国应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专项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性转移支付作补充。安体富(2007)将我国的转移支付划分为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其它转移支付四类，主张我国应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王元(2009)将我国的转移支付划分为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并认为一般转移支付用于实现均等化目标，而矫正辖区间外溢效应、增强国家政治控制力和完成中央委托地方事务等目标则主要由专项转移支付来完成，所以，我国应采取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并重。王雍君等(2002)主张建立以均等化转移支付为主，以专项拨款为辅的体系。
国内学者对财政转移支付各种形式的统计分析是按大类展开的，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税收返还等照顾地方既得利益的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增长较快，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如2007年各类形式的总额和所占比重分别为：两税返还3214.8亿元(18.6％)，所得税返还906.3亿元(5.2％)，财力性转移支付7017.2亿元(40.5％)，专项转移支付6186.9亿元(35.7％)(孙开，2009)。但按大类统计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转移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王雍军(2006)认为，我国现有转移支付形式中真正以均等化为目标的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由于需要地方配套和中央管理能力问题而具有逆向均等化效果；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有违均等化本意；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三奖一补”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是不确定的。另外，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的一般转移支付也不能保证地方政府用于提供本辖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所以有学者指出，转移支付的重点对象应是管辖乡村行政的县乡政府和生活在乡村的低收入人群(朱玲，1999)；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对象应该明确规定为县级辖区，至少应该主要针对县级辖区，尤其是贫困县(王雍君等，2002)。
笔者认为，我国现有转移支付方式中，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目标并不相符，理应取消。当然，在改革中为减少阻力，可以在财权划分中给予补偿，比如共享税给予地方更大比例、开征新的地方税种等。专项转移支付应完善度量指标，减少资金分配自由度。一般性转移支付最为正规，应当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转移支付方式。总之，转移支付方式选择应根据转移支付目标而定。
三、我国转移支付效果问题
我国转移支付已有15年的实践，国内学者利用我国实际的转移支付数据检验了转移支付与经济收敛、地方财政努力的关系以及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具体检验方法和结论如表4所示。
可见，大多数实证检验表明我国的转移支付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在我国现有转移支付方式中，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效果不佳；转移支付考虑的因素不太合理等。
四、转移支付方案设计问题
大多数学者主张根据各地区的财政缺口来分配转移支付额，这里主要有三个关键点。(1)确定可用于各目标的转移支付资金额。从已有文献来看，很少有学者进行详细探讨，笔者的主张已在上文中提出，在此不再重复。(2)确定各地区的标准收入。国内学者提出的具体方案中，许多采用相关替代指标来推算，但笔者赞同《2008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中的估算方法，即采用按税种分别计算方法，这样既准确又切实可行。(3)确定各地区的标准支出，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大多是将我国财政支出分成几个类别，设定权数，再分类别选取指标计算。笔者主张根据转移支付目标，接应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及其应达到的服务水平来计算标准支出。具体为：对于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标准支出=∑(某项公共服务总量×该项公共服务单位成本)。其中公共服务总量不能简单地由人均公共服务数量与人口总量的乘积得到，因为大多数公共服务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非竞争性，所以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总量与人口总量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比例关系。公共服务总量不仅与人口总量相关，还受人口密度的影响；公共服务单位成本也受多个因素影响，如气候、地貌等自然环境因素，国土面积，经济发展程度等。对于矫正辖区间外溢效应目标的转移支付，需要找出影响外溢效应大小的因素，比如，农林水事务可选取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等指标，科技可选取专利数量和科技人员等指标。对于增强国家政治控制力目标的转移支付，则需要明确国家照顾的利益群体，如少数民族可选取人口、面积等指标，落后地区可选取人口、人均收入等指标。
[参考文献]
[1]安体富，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现状、问题和改革建议[j]，财政研究,2007，(1)：2-5
[2]安体富，任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问题与对策[j]财贸经济,2007,(8)：48-55
[3]安体富，任强，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地区差别视角的量化分析[j]财贸经济,2008，(6)：79-82
[4]曹俊文，罗良清，转移支付的财政均等化效果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6，(1)：43-45
[5]高培勇，杨之刚，夏杰长，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前沿(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6]黄解宇，常云昆，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模型分析[j]财经研究，2005，(8)：111—123
[7]贾康，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应积极推进但不能急于求成[j]审计与理财，2007，(7)：5-6
[8]江新昶，转移支付、地区发展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财贸经济,2007，(6)：50-57
移动支付的影响篇9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般性转移支付；标准支出；纵向转移支付模式
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总额增长很快，1994年为2389.09亿元，2008年增长到2.294561万亿元。在这10多年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直是我国学者理论探讨的热点问题。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转移支付目标、转移支付模式和方式、转移支付效果实证检验以及转移支付方案设计等四个方面。本文将在理清已有文献思路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目标主要有四个：均等化、矫正辖区间外溢效应、增强国家政治控制力和完成中央委托地方事务(王元，2009)。其中均等化目标是最主要的，也是国内学者探讨的重点。均等化准确地说应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有两个方面需要明确：一是确定需要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范围；二是确定均等化程度。
关于需要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范围，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将政府提供的全部公共服务纳入；二是只将基本公共服务纳入。李金珊等(2008)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动态概念，会随着时间、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渡到“一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进入“最终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内学者在早期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刘溶沧，1996)，但对公共服务的范围并未强调，随着探讨的深入，逐步认识到公共服务的范围应该有所限定，所以之后的文献主要是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朱玲，1997)，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也正式确定了“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因此，国内学术探讨的重点落在了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的具体范围上。
国内学者对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的具体范围存在争议。刘尚希(2007)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与低层次消费需要有直接关联的；二是人们无差异的消费需求。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随时间、地点变化，当前主要为教育、医疗和住房。马国贤(2007)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指那些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相关的，由政府提供，并由政府财力切实加以保障的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诸项目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重要经济和社会意义的公共服务。安体富等(2007)将国内有关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表述总结为三种观点：一是指直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二是指纯公共服务；三是指一定发展阶段上最低范围的公共服务。但他本人并不认同其中的任何一种观点，而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指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纯公共服务。许多文献还用例举的方式表达了我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
关于均等化程度，马国贤(2007)将各国的做法总结为人均财力均等化、公共服务标准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公平等三种基本模式。中国财政学会课题组(2007)认为，均等化目标初级阶段是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级阶段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高级阶段是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并提出了五种运行模式：财政收入能力均等化模式、财政支出均等化模式、人口均等化模式、财政收支均等化模式、有限的财政收入能力一支出需求均衡模式。安体富等(2007)则将其总结为三种标准：最低标准、平均标准、结果均等，并认为这三个标准是一个动态过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一开始首先是低水平的保底，然后提高到中等水平，最后的目标是实现结果均等。
笔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均等化程度的确定是一个动态过程，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基本公共服务应只包括那些影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项目，并采纳较低标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不断拓宽，标准也不断提高；当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时，基本公共服务最终可拓展为包括所有公共服务，并采纳结果平均标准。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基本公共服务各个项目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即在同一时点上，有的项目采用最低标准，而另外一些项目可能采用结果公平。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国家可控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将全部公共服务纳入均等化范围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范围应该有所限制，并且不同的公共服务项目均等化程度应该有所差异。当前我国真正意义上以均等化为目标的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因此，我们可以从《2008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找出我国在实践中执行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均等化程度。在计算标准支出时，该《办法》选取的项目主要有：行政、公检法、教育、文体广、卫生、农业、林业、城市维护、基本建设、离退休、村级管理和其它支出，这可理解为均等化目标下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在计算每个项目支出标准时，采用的是全国平均支出水平标准，这正是均等化目标下的均等化程度。笔者认为，我国实践中的做法虽然简便易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将林业、离退休作为单独项目列出，但环保、社会保障和科技等重要项目却未单独列出；所有项目都采用全国平均水平标准，没有根据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项目确定等。
笔者认为，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均等化程度。第一，明确中央政府可用于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总额。从理论上讲，公共品和私人品有一个最优组合，据此可计算出政府应控制的资源，然后按中央掌握财政收入的比重计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再减去中央本级支出和其它目标的转移支付，剩下部分就是可用于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总额。在实践中可以利用GDp和宏观税率计算政府控制的资源。第二，在转移支付总额约束下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均等化程度。各项公共服务对人们的影响不同，对那些影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公共服务应优先提供，其次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后为影响人们享受需要的。从程度上讲，影响人们起点公平的公共服务都应达到较高水平，而其它方面的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可采用较低水平。
根据上面思路，笔者对我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出判定。
二、我国转移支付模式和方式的选择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模式只有两种：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纵向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解决由于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的不对称所造成的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的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不对称的问题；横向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解决由于各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能力差异以及提供相同的公共服务所存在的成本差异而造成的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均衡问题(刘溶沧等，2002)。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财政能力强的地区既可能直接向财政能力弱的地区横向转移支付，也可能在财政收入初次分配时中央政府获得较大部分，使得财政能力强的地区已通过中央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向财政能力弱的地区转移支付。因此，实践中世界上主要有两种转移支付模式：单一纵向模式和纵横交错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单一纵向模式在操作上比较简便易行，完全以上级政府作主导，但是，强制性色彩较浓，透明度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纵横交错模式在中央政府的主持下，对部分转移支付的实施吸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且由作出贡献的地方政府按依法计算的结果向接受援助的地方政府直接划拨财政资金，增加了地区之间相互支援的友谊色彩，使作出贡献的地区产生一种荣誉感，对接受援助的地区也会产生鞭策效果(李杰刚，1995)。国内学者对我国应采纳的模式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单一纵向模式(钟晓敏，1997)，有的主张纵横交错模式(刘溶沧，1996)，还有的主张纵向为主、纵横交错模式(安体富，2007)。
笔者认为，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权(基本上在50％以上)，而事权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基本上在70％以上)，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转移支付模式应以纵向为主。当然，现有转移支付后，我国各地区财力还相当悬殊，所以，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也有必要，但应以具体项目的帮扶为主。
关于转移支付的方式组合，刘溶沧(1996)将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三类，并认为我国应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专项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性转移支付作补充。安体富(2007)将我国的转移支付划分为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其它转移支付四类，主张我国应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王元(2009)将我国的转移支付划分为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并认为一般转移支付用于实现均等化目标，而矫正辖区间外溢效应、增强国家政治控制力和完成中央委托地方事务等目标则主要由专项转移支付来完成，所以，我国应采取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并重。王雍君等(2002)主张建立以均等化转移支付为主，以专项拨款为辅的体系。
国内学者对财政转移支付各种形式的统计分析是按大类展开的，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税收返还等照顾地方既得利益的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增长较快，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如2007年各类形式的总额和所占比重分别为：两税返还3214.8亿元(18.6％)，所得税返还906.3亿元(5.2％)，财力性转移支付7017.2亿元(40.5％)，专项转移支付6186.9亿元(35.7％)(孙开，2009)。但按大类统计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转移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王雍军(2006)认为，我国现有转移支付形式中真正以均等化为目标的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由于需要地方配套和中央管理能力问题而具有逆向均等化效果；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有违均等化本意；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三奖一补”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是不确定的。另外，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的一般转移支付也不能保证地方政府用于提供本辖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所以有学者指出，转移支付的重点对象应是管辖乡村行政的县乡政府和生活在乡村的低收入人群(朱玲，1999)；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对象应该明确规定为县级辖区，至少应该主要针对县级辖区，尤其是贫困县(王雍君等，2002)。
笔者认为，我国现有转移支付方式中，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目标并不相符，理应取消。当然，在改革中为减少阻力，可以在财权划分中给予补偿，比如共享税给予地方更大比例、开征新的地方税种等。专项转移支付应完善度量指标，减少资金分配自由度。一般性转移支付最为正规，应当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转移支付方式。总之，转移支付方式选择应根据转移支付目标而定。
三、我国转移支付效果问题
我国转移支付已有15年的实践，国内学者利用我国实际的转移支付数据检验了转移支付与经济收敛、地方财政努力的关系以及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具体检验方法和结论如表4所示。
可见，大多数实证检验表明我国的转移支付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在我国现有转移支付方式中，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效果不佳；转移支付考虑的因素不太合理等。
移动支付的影响篇10
与年初还仅有少数行业巨头小心翼翼试水的景况不同，不仅最初试水者已全面发力，原先持观望态度的也都争先恐后跳了进去：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各种非传统金融行业的企业大举进犯……短短几个月，“移动支付”的舞台已变得异常拥挤了。
千亿移动支付市场前景广阔
移动支付也称手机支付，就是允许用户使用移动终端（通常是手机）对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账务支付的一种服务方式。单位或个人通过移动设备、互联网或者近距离传感直接或间接向银行金融机构发送支付指令产生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行为，从而实现移动支付功能。移动支付将终端设备、互联网、应用提供商以及金融机构相融合，为用户提供货币支付、缴费等金融业务。
据《第三方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二季度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1224亿元，与一季度相比增长76.6%。其中支付宝、拉卡拉、财付通占据市场交易额规模的前三位，市场份额分别为57.3%、21.2%%和5.7%。另据相关统计显示，到2015年中国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将达到7123亿元人民币。
近几年随着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原有的短信支付方式占比逐渐下降，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型移动支付如手机钱包客户端、应用内支付、手机刷卡器、二维码支付、nFC近场支付等新型的移动支付方式发展迅速，代表未来移动支付发展的主要方向。
行业巨头各出绝招纷至沓来
移动支付的推广，目前以电信运营商的手机钱包和第三方支付公司的移动端app为代表，涵盖了远、近场的手机支付解决方案。
手机钱包方面，中国移动无疑是目前移动支付领域中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从去年底开始，中国移动先后与多家银行以及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等企业合作，推出了“手机钱包”。
第三方支付公司的移动端app方面，近期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腾讯在微信5.0版本中加入了支付功能，通过腾讯旗下的财付通打通了微信端的支付渠道。目前，微信支付的应用包括公众号支付、二维码支付和移动应用支付等。尽管目前微信支付还难以与支付宝等第三方移动支付匹敌，对整个移动支付的市场影响不大，但结合微信服务号（近期招商银行已推出“微信银行”），考虑到微信的数亿用户和堪称“逆天”的“扫一扫”功能，未来的前景不可小觑。
另一家拥有庞大用户资源的社交平台新浪微博先于微信其“微博钱包”移动客户端，进军移动支付领域。客户端功能目前覆盖了付款、存取款、转账、缴费、充值等功能，未来还将实现银行快捷支付、刷卡、nFC支付、信用卡还款、交通罚款以及电影票购买等。
无论是微信支付还是微博支付，推出后都会被拿来与支付宝做比较，足见支付宝仍然是目前这一领域的领跑者。
安全技术面临考验亟待提升
不过从国内移动支付业务的增长情况来看仍面临着多种挑战，其中安全是移动支付的首要问题。独立市场调研公司tnS近期的调查结果显示，93%的中国消费者表示，支付是否安全是影响其考虑使用移动支付服务的重要因素。信息的机密性、真实性、支付终端（手机）的安全性、移动支付各环节的法律保障健全性，也成为移动支付能否快速推广的重要考量，需要产业链各方联手，共同提高移动支付的安全性。
对政府部门来说，为促进移动支付的健康发展，应加强对其监管。央行新《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虽然将线上支付纳入了监管体系，但未明确提及移动支付，应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防范和打击潜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要出面对产业链上各方利益进行协调，促进相关商业模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