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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6:01:34

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篇1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学基础责任主体弱势群体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随着立法活动的推进,伴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不断勃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农民的组织建设问题,特别是农村市场主体的建设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市场主体的新兴力量,并将逐步成为农村市场主体的主体力量。它较好地解决了户营经济走向市场问题,成为改变单个农业生产者和大市场之间进行不对等交易状况的重要组织体,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破解“三农”难题方面正发挥着一种独特经济组织形式的巨大作用。研究中,我们发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相关制度安排中存在很多契合点,需要我们加以明辨、利用和规范,以更好地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组织作用,从而使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相关制度安排更加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和适应性。

一、必要的明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再认识

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了解不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责任进行相应的诠释,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涵的把握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是同类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广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广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除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外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解看,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狭义理解的有过窄、不准确之嫌;最广义理解的则界定过于宽泛,将乡镇村经济组织等不属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包括进来,显然是错误的;广义理解的亦有同最广义理解的一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中的最基础性工作之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与立法中相关制度安排的契合问题研究,仍需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的明确开始。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界定,首先,要明确其实质应是合作社,定义要明确合作组织的特点。实践中可借鉴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Co-operativealliance,简称iCa)和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简称iLo)对合作社的定义。其次,要考虑其经济性。很显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经济合作组织,而非政治合作组织,更非文化合作组织。其经济性特征决定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再次,界定其定义时要把握其“约定共营合作经济”、“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等特征。最后,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尝试着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如下定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有五:一是一个合作组织;二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三是依法自愿联合,体现平等和退社自由;四是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五是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

(二)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有人称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最早产生于上世纪的德国和美国。早在1920年,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德国公司法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盈利为目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的传统企业理论的修正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理论支撑主要是基于企业公民(corporatecitizenship)说、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理论等主要理论观点,其概念是根据企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政府权威日益衰弱、社会自主治理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必然要求社会各个部分都相应地承担各自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运行中的责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其一是“二元最大利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且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其二是“特定社会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其三是“法律责任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及其机关的成员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不利后果为表现。其四是“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等等学说在从某些层面勾画出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二元最大利益说”在对传统股东至上主义观念进行修正的同时,过于强化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这必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动力的匮乏和发展目标的盲失,从而反过来实现不了对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的增进,更不用说是可持续增进了。“特定社会义务说”看似有道理,但定义中“社会义务”涵义的宽泛和“某方面”界定的模糊使得定义空泛而无用。“法律责任说”则抹杀了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差异性,使社会责任法律化的步伐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走入“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成为谬误”的泥潭。“社会利益义务说”尽管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但其“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的界定仍属空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准确地对企业社会责任下一个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企业社会责任应是一个既具有相对固定内涵,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不能随便下定义,也许下不了确切定义的发展性概念,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其内涵和边界必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而发展。学术同仁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一次界定,都是在为接近其概念内涵的真理而努力。

(三)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理解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无疑是重要的,但把握其性质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形式角度看,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一种责任。独立责任说承认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之外还存在对立的一面责任——社会责任。独立责任说较好地展现了针对传统企业责任观点的不足而提出用新责任弥补其不足的现实构想,较好地体现了企业责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观。正如乔治•斯蒂纳(Georgea•Steiner)和约翰•斯蒂纳(JohnF•Steiner)在《企业、政府与社会》一书中所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它还会继续下去。”[9]在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初期,独立责任说对唤起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无疑是重要的、有作用的。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独立责任说唤起人们注意的必要性开始下降,社会责任中如何促进企业切实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逐步上升为更重要的主题。独立责任说的最大缺陷是不能系统完整地理解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割裂开来看问题。表现为从内容上将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对立起来,从对象上把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分离并可能走向对立(独立责任认为:经济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社会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二是混合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的混合体。混合责任说认为社会责任只是相对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其责任本质仍分别属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如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经济责任,相对于企业而言是经济责任,相对与企业组织组成的社会而言就成了社会责任。混合责任说的严重不足是明显的,将社会责任看作是对象置换与内容相加,其本身就否定了人们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智慧创造,使人感到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是连“新瓶装老酒”还不如的“旧盆装老酒”。三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对社会承担的全面的综合责任。该学说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阿基?B?卡罗(archieBCarroll)提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的期望。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用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即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综合责任说的形象说明。它认为:在三个同心责任圈中,最里圈是企业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中间一圈是企业在执行这种经济职能时对社会价值和优先权的变化能够承担的一个持积极态度的责任;最外圈是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企业责任。综合责任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社会责任的思路。事实上,其与独立责任说的差别只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没有回答“社会责任是什么”的本质问题。

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内容本质角度看,概括起来亦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新是法律责任说;二是新道德责任说;三是公益责任说。从现阶段来看,将社会责任本质定义于法律责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管是旧法律责任也好,还是新法律责任也好,法理学的社会责任应有其本质的内核,与法律责任应有本质的区别,其与法律责任内核的融合尚欠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新道德责任说似乎满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客观现实,但其没有看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有加快对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趋势。如果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把握时,没有看到这一点,也终将决定其所得结论是短命的,乃至是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时,用道德、法律、市场机制规范企业行为的必然结果,是“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学理念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法律对利益机制进行平衡协调与平衡公平与效率价值实现的结果。企业单纯在守法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无法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市场机制的缺陷、道德自律性的不足、法律本身的局限,使得全面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社会给出超越传统责任的新责任安排。公益责任是否是一种新的责任安排呢?我们尚需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就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现实性来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在谋求自身有机体生存发展的同时,履行为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而协助政府、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或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改善社会的责任,确应是一种企业责任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益的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责任主体分析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学者们均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企业不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具有法人人格的重要的法主体,是承载伦理义务的伦理主体。就企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社会学基础、法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等不同方面,学者们展开了颇有见底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对其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基础作必要的探讨。

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集中地反映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学特征和表现上。与企业不同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典型的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的是农民成员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的“社员的集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农民成员谋取利益,但又不直接作为经济利益的承担者,更多地是以一个体现成员利益的媒介存在,对于农民成员而言,其利益的实现体现一定的财产权益的获得,但更多地表现为成员从组织中获得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出合作经济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穷人的联合体。”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就是在为社会弱势者提供联合的组织体,通过这样的组织体运行,为成员提供与社会强势者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chdallSocietyofequitallepioneers)的诞生就是“穷人联合”的经典体现。由此看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特征与其社会责任存在很多的契合点。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学基础

平衡协调利益。法是调整利益的,利益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人类社会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客观需要,社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每一个社会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在历史的早期,个人利益被作为一种绝对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终地推崇和保护。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边沁也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每个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最大利益。”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加上以庞德、耶林等为重要代表提出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利益包括并高于个人利益”,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社会利益理论的崛起为法律或国家限制个人自由、干预个体行为创造了理论基础,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及过分追求导致的社会问题被人们越来越重视,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能推卸的责任。社会利益观念的勃兴与企业责任的提出是一脉相承,其平衡协调个人与社会利益,将个体对利益的追求置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上进行评价,最后实现对个体利益可持续最大化追求,已成为社会责任发展和相关立法活动展开的基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强化的组织成员的合作自由与平等是平衡协调利益的现实写照和最好地运用。

平衡公平与效率。公平和效率都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来实现公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降低成本,运用确定的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率。从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产生起,公平原则就是架构合作组织一切制度的首要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公平为生存基础,以追求公平为已任,不得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其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对形式意义上和实际意义上的公平、组织内公平与组织外公平的合理追求。在强化公平价值的同时,作为一类合作经济组织仍希望通过对效率的提高为增加组织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作贡献,使合作经济组织在更广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用更多的财富实现可持续均衡分配,从而真正实现公平。在我国,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是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为实现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效率的增加、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提供了较好地组织体。公平与效率兼顾,促公平发展,促效率提高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理念。法理念的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勃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个人本位”思想到“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兼顾的思想,是人类个体、组织、社会等关系进行科学思考和实践发展的结果。人们逐步认识到对个体自由的保护与实现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个人自由适当限制。个体让渡部分自由和权利给组织和社会,可以使个体在更好的环境、更广的空间里有更大、更好、更高的自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念的要求,农民成员通过对个人部分权利转移给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的协调与妥协,实现自身的利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些制度安排很好地体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兼顾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追求农民社员个人利益和公众福祉的平衡。

除此之外,国家职能观念的转变、正义与义务观念的拓展、社会伦理和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承担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条件。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注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相对人问题中企业对谁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可能象债权债务关系那样有相对应的特定责任权利人,人们只能将企业社会的相对人先虚化为“社会”后,漠然地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社会整体”。责任相对人问题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中会经常遇到。笔者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一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相对人应是与社会利益的享受主体一致,一般是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侵权行为人,应向相对的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承担责任。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仍是表现对社会责任相对人的虚化。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源于社会责任本质的未确定性,源于还没有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制化,没有建立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法律机制。如果我们用法律规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用法律赋予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监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权利,明确谁来代表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并依法确定了其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监督的程序和救济的途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感到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的虚化。

企业责任研究必须解决责任的归属问题。韩国商法学教授李哲松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是董事;国内学者则认为,董事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主体,企业、控股股东等都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合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与企业有重大差异性的经济组织,其社会责任主体是谁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和称谓多种多样,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各种类型合作社、“公司+农户”、“经纪人+农户”等。事实上,这些称谓中有的属于农民兴办的企业,有的属于经营形式而非组织形式,有的属于供销社、信用合作社等特殊组织形式,他们均不是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法人型农民联合体。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看,该法重点规范的应是符合合作社特点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由其自身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如其以自己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第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由于立法滞后,我国尚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其社会责任应由其开办者、管理者和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相应责任。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的责任应是有限责任,不能象合伙组织那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作为责任主体。这些人员未尽其职责,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违义务,应先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前述内容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由这些成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周边环境造成损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理事、监事等未尽职责的成员应承担取消其职务等人身责任,特定条件下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合理的归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演绎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不断的创新发展之中。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更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追寻世界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脚步,结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实际,仍可以归结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最紧密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的社会责任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对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承担部分对职工的福利、教育、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义务。可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尽社会责任时,最紧密的社会责任就是对合作经济组织职工的责任。职工与合作经济组织有着直接利益关系,职工利益理应得到优先保护。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应尽的社会责任主要有:(1)建立健全职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活动的各项制度,使职工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能因为是合作经济组织而忽视职工作为生产经营管理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创造条件。(2)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并随社会发展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3)积极改善劳动条件,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不断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积极预防职业病,不断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能力。(4)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组织文化,尊重职工,努力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最普遍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享有者,其权益的维护应是社会永恒的主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或服务,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其影响远远大于工业产品。如假种子会使农民颗粒无收,假化肥会使农作物生长困难、土地肥力下降,进而影响环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最优先的考量就是为其提供优质的农产品或满意的社会服务,通过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直接或间接保护消费者。与此同时,还不得欺诈消费者,不得谋取暴利,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或接受自己的服务等。

(三)最直接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言,投资者和债权人是与其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就投资者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经济组织,体现很好的人合性,其投资者的数量和份额受到很大是限制。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各种农业股份合作制组织的产生,使合作经济组织从经典走向现代。资金的介入使缺资金的农村有了新的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投资者的重视,必将成为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合作组织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让投资者享有应有的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的权利,实现“合作民主”,为其行使权利创造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尽其忠实和努力的职责,为投资者尽可能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保证合作经济组织资产保值与增值,确保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当然,我们应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特点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应受到限制。

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债权人而言,合作经济组织应尽可能做一个“信用人”。其对债权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有:及时准确地向债权人通报组织信息,做到不编造、不隐瞒;诚实守信,不滥用组织人格,按期主动偿还债务,使债权人及时实现债权,为债权人提供借贷安全保证。保证债权人的利息实现,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是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构建和谐信用农村社会的需要,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尽的社会义务。

(四)最重要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会的社会责任

合理承担社会运行成本是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尽的责任,是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社会中基本组织形式和基础层次,理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内容。对社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环境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慈善事业,乃至对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所应尽的责任。

环境问题是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人类发展的大事,需要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付诸行动。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使人类平等地享有优良环境带来的好处,人类就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生态良知,恪尽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现实生活中,强势群体有能力避免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却有可能转嫁环境恶化的责任。弱势群体要么根本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要么有相应的责任意识却无避免环境恶化后果的能力。对此,我们决不能任凭其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弱势者的联合,理应主动承担法律以外的一系列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如合理利用资源,防止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破坏所进行的掠夺性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切实提高职工和组织成员的环保意识等等。

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篇2

内容提要: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尚存物权流转说和债权流转说的争议。由于物权流转说无法保证入股农户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权和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最大化,实践中大多数规范性文件以债权流转说为立法基础。但是,债权流转说却面临着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等传统商法理论的诘问。因此,需要对债权流转说进行修正和补充,即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这样不仅可以协调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冲突,为农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奠定基础,而且还有助于正确认识合作社的产权性质,丰富并完善合作社社员的责任形态。

法律性质的准确定位是具体法律制度设计的前提和基础。从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的双重维度梳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之争议与迷失,并给予合理的定位,必要的修正、补充和解析,不仅可以为克服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立法迷失和制度缺陷“对症下药”,而且可以为正确理解合作社的产权性质、完善合作社的责任形态“问诊把脉”。

一、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主要学术观点的检索

(一)物权流转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

物权流转说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转让、互换、抵押一样,为发生物权变动后果的流转”,[1]“对于作为人社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在入社后原来的土地使用权人就不再享有土地使用权,而由合作社享有土地使用权”[2]128“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其实质便意味着农民丧失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该项用益物权实际上被让渡给了公司,成为公司可以占有、支配和收益的财产权利”。[3]股份化的本质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入股使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原承包人转移给公司或合作社,成为法人的独立财产和责任财产。

持此说或反对债权流转说的理由主要有:(1)法人享有独立财产权。“无论以何种形式出资,其财产权必须转移到公司名下,使公司对这些财产享有全部法人财产权,其中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所有权,而股东则只能享有对其相应出资或股份的股权。”[4]即只有出资的财产发生物权变动,合作社法人才能取得独立于出资人的有处分权的法人财产,并以此作为责任财产或破产财产独立承担责任。(2)避免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以具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入股公司的,出资入股的标的必须是所有权、用益物权等绝对权,并且必须实际转移相应的物权,以实物财产租赁的形式入股公司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否则构成虚假出资”。[5]即使入股时将出资财产转移给企业法人不构成虚假出资,而企业法人终止或合作社社员退社时取回入股的土地,又不能以其他财产承担合作社的亏损,也必然构成抽逃出资。(3)维护物权的支配性。物权是支配性权利,既然《物权法》已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用益物权,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人就应当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方式自由处分;否则,就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属性的否定或限制。

(二)债权流转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支配

债权流转说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和出租一样,是设定债权的流转方式”;[6]“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一种直接经营土地的权利(如农地经营权),同时使农地经营权自由流动,便可实现土地直接利用权的商品化”,[7]109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实质是农户保留承包权,仅以经营权入股。“将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融资担保在民法物权改革思路中对交换价值的支配转换到对使用价值的支配”,[8]使入股农民在保留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仅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性土地使用权入股。

持此说或反对物权流转说的主要理由是:(1)避免农民失地失去土地的社会保障。《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7条,曾规定承包方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进行股份制经营。但考虑到“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涉及到入股成立的公司破产后,农户可能失去承包经营的土地,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法律委员会建议不做规定”。[9]“更何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在农民生活保障方面仍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7]109(2)让农民名正言顺地享有入股土地的增值收益。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土地使用权入股,“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是社员(原承包农户)的财产而不是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因此,农地入股的社员不仅是农地增值收益的当然权利人,而且还有权请求适时调高出资额、提高盈余分配比例”,[8]由此可以给予以土地入股的农民倾斜性保护,促进农民基于土地的财产性收入的最大化和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3)可以促进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自愿选择。在皖北调研时,镇政府官员曾告诉笔者:“农民特别是50岁以上的长者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深厚情感,他们宁愿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100年,也不愿意转让或者被征用”。所以,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性使用权入股,比支配交换价值的物权性使用权入股,更能维系农民与土地的情感,更容易获得农民的支持,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

(三)对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评析

物权流转说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私权属性,主张彻底物权化。尽管物权流转说的主张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公共利益并非视而不见,但是其开出的三个“药方”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或和谐社会的构建疗效甚微。“药方”一,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弥合农民入股的失地风险。“药方”二,“应参照转让条件设定以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条件,要求入股农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固定的非农收入来源”。[5]但问题是,如果等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或者等到农户有稳定的非农收入再允许土地入股,岂不坐失良机,不能最大程度地增加农民收入,而贻误改革进程?“药方”三,“由出资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予以购回,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愿意或无力购回的,则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购回”。[10]如此一来,且不问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资额购回,还是以购回时的市场价值购回,恐怕最大的缺陷恰恰是无力购回的贫困户面临更大的失地风险,难免“雪上加霜”,无助于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法是客观反映不同利益并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然而,物权流转说在协调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却顾此失彼,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债权流转说虽然可以让农户分享土地增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维护并强化农民基于土地的社会保障权,有利于实质公平正义与和谐的整体利益的实现,但是却面临着传统商法中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诘问,以及仅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入股的社员如何承担责任的质疑—是以货币和其他财产置换土地出资,还是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呢?而且“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这种选择的存在,不仅说明上述债权流转说不必然导致入股土地因合作社终止而当然退回,还对合作社债权人和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都极为不公平。例如,如果土地入股的社员退社或者合作社终止时,土地入股的期限刚好届满,且合作社经营亏损,按照这种选择岂不意味着土地入股的社员可以取回入股土地或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无须对合作社的债权人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势必导致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为土地入股的社员承担垫付责任,或者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二、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立法迷失:不同规范

性文件的梳理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揭示了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制度供给的效率和质量,造成了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而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和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又反映了立法的迷失和制度的缺陷。

(一)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

《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家庭承包地入股法律性质的专门规定,但是都给出了禁止支配交换价值的农地抵押的理由—“如果允许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则当债权到期,债务人又无力履行债务,从而实现抵押权时,会使农民丧失土地,势必重演历史上农村两极分化,出现大批无地少地农民的社会问题”,[11]显而易见,《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应当不会支持可能导致农民失地的物权流转说。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亦无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直接规定。但是,能否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采纳了物权流转说呢?当然不能。毕竟,土地入股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出资,否则2007年重庆的“土地新政”就不会引起全国的轰动,就不会被认为是土地的第三次革命。重庆市、浙江省也没有必要分别出台《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江苏省2010年1月1日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安徽省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更没有必要单独设置土地入股的专门条款。与全国性法律法规关于土地入股法律性质规定的缺位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第19条规定:“承包方之间可以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发展农业合作生产,但股份合作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很明显,这些规定都是直接以土地入股的债权流转说为立法基础的。

(二)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

除湖南、北京2010年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以外,江苏、黑龙江、辽宁、山东、安徽2010年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或《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以及重庆、浙江、天津2009年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均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定。与全国性规范文件基本反对物权流转说不同,地方性规范文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界定则存在较大的分歧。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将地方性规范文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性质的界定,大致归为以下模式:

1、可以推定为物权流转说的山东、浙江模式。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均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与实物、知识产权一样的非货币财产出资。而2009年浙江省和天津市工商局与农业厅联合公布的同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则清楚地规定:“章程和出资清单应明确记载成员出资总额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的数额与比例”,即土地出资应当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成为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同时,山东、辽宁、浙江和天津的上述文件又都没有类似于“合作社终止时,应当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因此,根据习惯性思维逻辑可以推定其采纳了物权流转说。

2、由物权流转说转向债权流转说的重庆模式。2007年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应当选择注册资本分期到位的方式申请公司登记,在登记前应当完善财产权转移手续;以所分配的利润或者其他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置换其已出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机关应予支持”,这明显体现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表明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契合了物权流转说。然而,2009年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和重庆市工商局联合的《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却删掉了上述规定,也没有明确要求土地出资额必须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重庆市《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只规定:“章程和出资清单中应明确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的数额和比例”。)只是规定“合作社终止时,应当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似乎重庆市的立法实践开始转向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流转说。

3、直接反映债权流转说的江苏、黑龙江模式。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农民可以以承包地的经营权作为主要出资方式,设立相应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农民可以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作价出资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而无论是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出资还是以承包地的收益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出资,都只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支配,入股农民仍然保留支配交换价值的承包权,契合了债权流转说。

4、无法准确判断物权流转说还是债权流转说的安徽模式。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第11条只规定:“农民可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得损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却没有“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也不能辨别土地出资额是否与实物、知识产权出资一样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是否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变动,无法准确判定。

(三)立法实践的制度性缺陷

无论是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还是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或探索,都可谓是立法迷失的反映。而立法迷失又造成了制度性缺陷。例如,采纳物权流转说的山东、浙江模式,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人股土地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必然导致入股农民难以享受土地增值收益,而合作社破产时又会失地失去生活保障,与土地入股增进、保护农民利益的初衷不符;而采纳债权流转说的江苏、黑龙江模式以及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又难以合理解释物权流转说对债权流转说的诘问和质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退回或取回承包地的社员如何对合作社的债权人承担责任”等关键问题也没有做出任何规定。毕竟,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必然面临着传统商法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的诘问;如果计入,不仅会导致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界限不清,而且会因为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而被疑为“入股土地只能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却不能作为合作社破产财产,背离法人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责任的本质属性”。

三、土地入股法律性质之定位与解析:对债权流转说质疑的反驳

从理论上看,债权流转说既能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化又能避免农民失地,可以在保障农民增收的同时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兼顾效率与公平。从实践中看,债权流转说也得到了一定的采信。但问题是,沿着“债权流转说”指明的方向以土地承包的经营权或收益权入股,“物权流转说”质疑“债权流转说”的理由,能否成立?债权流转说是否真的违反传统商法的基本原理?其实,只要辨析或纠正“物权流转说”的一些误解,只要对债权流转说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借鉴法国劳务出资的规制措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12]就可以协调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冲突,化解传统商法理论对债权流转说的诘问和质疑,为农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奠定基础。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不仅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性质是债权性流转而非物权性流转,而且可以为社员退回入股土地并享受土地增值收益提供名正言顺的法理根据;“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不仅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而且可以避免利益协调中的顾此失彼,即不是“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而是由土地入股的社员以现金或其他财产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亏损,避免对合作社债权人和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都极为不公平的现象发生。

(一)“出资行为发生物权变动”之辩

有人认为“出资行为是物权行为,出资行为这一物权行为是导致物权变动的原因之一”。[13]其实,该主张应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不能绝对化片面理解。因为:(1)“在大多数国家的合作社法中都规定社员可以将一些动产的所有权投入合作社,也可以将其具有债权性质的使用权投入合作社”。[2]143(2)劳务具有专属性,与作为其载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以劳务出资不可能发生物权变动,但仍有些国家允许劳务出资。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6.21节e款规定“在劳务提供完毕之前,公司可以将股票暂存他处或限制该股票的转让,直至劳务提供完毕”;[14]1982年修改的《法国民法典》第1843-2条第2款规定,“以技艺形式的出资不计入公司资本的构成。但此种出资计作有权参加分享利润和净资产,并承担损失的股份”。[15]。显然,在特殊情况下,出资行为并不发生物权变动。允许不发生物权变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主要是遵循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即‘入社自由’,鼓励更多人到合作社中来,在出资方式上灵活多样,会使成员摆脱疑虑,特别是合作社初创时期,人们对合作社的经营原则、活动宗旨、发展前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这一规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2]143

(二)“法人财产独立与法人地位”之辩

其一,有学者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的观点提出,“既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由成员出资等构成,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出资总额的观点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法人制度原理,法人的独立财产是法人拥有的、独立于其创立人或成员的财产;拥有独立的财产也是法人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根据之一。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财产,那么,这样的‘法人’还是法人吗?”[10]经过仔细分析,这样的质疑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2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六)成员的出资方式、出资额”的规定,社员可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由约定出资方式、出资数额,包括出资额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而只有约定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的社员出资才能构成合作社的责任财产。这样的理解既遵循了合作社的“入社自由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2条赋予的章程自治,又不违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由成员出资等构成”之规定。否则,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必须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并成为合作社当然责任财产,那么合作社终止或社员退社时,还能退回入股土地吗?凭什么退回?毕竟按照上述学者的逻辑,无论是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9条“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还是入股土地由“出资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予以购回”,都违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社员出资应作为合作社责任财产”的规定。

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最低出资总额的限制,只要社员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外还有其他财产出资,都不会影响合作社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更不会影响其法人的成立。何况有学者已经指出,“法人与股东的有限责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德国合作社法赋予了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也允许章程约定社员是承担有限责任还是保证责任、无限责任”。[2]21-24。也就是说,如果出资人的出资成为法人的独立财产,是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的话,那么其出资(如人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计入合作社的出资总额不能成为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该出资人(土地入股者)就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无限责任;而无论社员承担保证责任还是无限责任都不应当影响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是,考虑到土地入股者责任的可预测性及其人社的积极性,我国应当采取保证责任为宜—土地入股者对合作社的亏损在退回土地的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三)“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之辩

正如《公司法》中的注册资本一样,合作社在登记机关登记并公示的出资总额可以视为出资财产转化为法人财产的标志。如果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或经营权出资,并将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而当合作社终止或社员退社时又可以取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合作社不能享有该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性的支配权,其法人财产很可能“缩水”,的确难逃“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之嫌。但是,如果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明确立法,那么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无须也不可能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当“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户”时,也就谈不上“虚假出资”,更谈不上“抽逃出资”。相反会因为土地入股者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而增加合作社法人的偿债能力。毕竟,法人的独立人格并不拒绝他人为其承担责任。

(四)“违反物权支配性”之辩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当然具有物权的支配性,既可以支配其使用价值也可以支配其交换价值。但是,“我国农村土地从来就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承包土地权利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财产权利;仅以民法上界定过的民事权利为参照,而忽视土地承包经营权设计时赋予农村土地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将其生硬地纳入现行民法框架的研究,这是不恰当的”。[16]如果仅仅支配其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入股方式有效流转—不仅能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又能使土地承包权人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促进农民权益的最大化,为什么非要冒着失地风险将农地入股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支配交换价值的物权性流转呢?毕竟,“法律关系应当从它们所植根于的物质的生活状况加以解释”,[17]103而不能仅仅追求法律自身逻辑的完美演绎。法律应当在准确揭示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及其冲突的基础上,基于分配正义和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作出取舍和协调。因为“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相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7]324。否则,正如“古往今来的自然法传统都倾向的这样一种立场,即一个完全丧失或基本丧失正义的规范制度不配被称为‘法律’”,[17]332起码不是良法。

四、结束语:土地入股法律性质之辩的启示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其所引发的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现行规范性文件是以物权流转说还是以债权流转说作为立法基础的迷失,以及“土地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赢余和净资产、分担亏损的依据”对债权流转说的修正和补充,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1)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之争,实际上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从权利性质、法律结构进行内部的法律规范分析,二是从政治、社会、伦理等方面进行外部的法律政策分析。但是考虑到:“物权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不是一种纯法学的研究,可能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特别是它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目前,物权法研究侧重于物权制度规范的研究,对于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且研究仍然是纯法律规范分析,而从政治目标、从中国国情分析设计者较少。这是我国物权法研究长期滞后于改革开放实践,物权法研究没有什么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18]显而易见,债权流转说比物权流转说更有现实性和解释力。(2)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秉承“以农民权益最大化为核心内容的整体利益协调发展”的立法理念,恪守“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立法原则,兼顾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中的私益与公益、效率与安全。(3)应当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社员有限责任的单一责任形态,使“社员出资方式(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合作社产权性质—社员责任形式”协调一致,即以现金、实物等财产出资,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出资的财产发生物权变动并成为合作社独立的法人财产,社员以出资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物权变动,不能成为合作社独立的法人财产,土地入股的社员对合作社的亏损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注释:

[1]房绍坤.物权法用益物权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4.

[2]屈茂辉,等.合作社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

[3]李东侠,郝磊.土地承包经权入股公司问题的法律分析[j].法律适用,2009,(4):24-27.

[4]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2.

[5]宋志红.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性质辨析[j].法学杂志,2010,(5).

[6]马新彦,李国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物权法思考[j].法商研究,2005,(5):112-118.

[7]李昌麒.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高海,欧阳仁根.农地承包经营权权利属性的跨越与流转障碍的克服—以民法用益物权向经济法权利的跨越为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9]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c]//.王宗非.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188.

[10]文杰,李显冬.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思考[j].法学杂志,2010,(4).

[11]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解与参考立法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32.

[12]刘红,高海.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与合作社破产的法律冲突与协调[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7):60-62.

[13]黄凤龙.浅谈出资行为的法律性质[eb/ol].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ld=43887,2009-11-12.

[14]左传卫.股东出资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44.

[15]法国公司法规范[m].李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

[16]刘俊.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讨[j].现代法学,2007,(2):170-178.

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篇3

关键词:农业;企业;社会责任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农业企业提出的在经济、法律、道德以及慈善等方面的期望。所以,可以将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及慈善责任等四个方面。经济责任是企业以生产或提供社会所需商品与服务为主要目标,注重用公平价格实施交易,不仅能体现出农产品的具体价值,而且也考虑到了企业的实际利润。法律责任是农业企业在法律法规的制约下实施活动。伦理责任需要农业企业的各项活动符合伦理要求,有责任做正确与正义、公平之事,伦理责任发展至一定阶段就会升华为法律责任。慈善责任主要是自愿的,并没有道德上或者伦理上的要求。笔者认为,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是合理地让农业企业承担起执行公共政策的成本。

1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基于传统理论的企业唯一目标是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且实现企业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鉴于上个世纪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出现,这一观点渐渐出现了变化,企业不但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还要切实维护社会公益,即企业目标从一元化往多元化发展。自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出现以来,对其界定始终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者高度关注企业在实现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的经济增长和效率之整体要求;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对各类企业责任的相互比较,来把握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之内涵。笔者认同美国佐治亚大学卡罗尔教授对企业社会责任所作出的界定,即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指企业对于包括股东等在内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具体包括了经济、法律、伦理以及慈善等方面的责任。

2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是其作为企业公民一定要承担的对利益相关方的经济、法律、慈善以及伦理道德等多个方面的义务,并非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其唯一目标,也不是以股东为其唯一服务对象的,而是将利益相关方利益作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任务。一是经济责任。这是农业企业首先应履行的责任。利润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缺少了利润,企业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因而农业企业要持续不断地改良自身产品,提高自身的利润空间,从而为股东带来更加多的效益,提高企业职工的工资待遇,这样一来企业才能将更多价值反馈给广大消费者。二是法律责任。农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相当一部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所以更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确保所提品的质量。三是道德伦理责任。农业企业并只是遵守法律即可,还应承担超出法律责任以外的道德伦理上的责任。目前的法律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些不道德行为尚未被写入法律法规条文中。同时,法律还具有相当大的滞后性,法律上会有一些漏洞甚至尚未涉及的真空地带。四是慈善责任。这纯属企业自愿行为,其生存无法离开社会这一大环境。企业在自身取得发展后可以适当地拿出部分利润用在社会慈善上,这对企业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

3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对于其自身竞争力的影响

3.1农业企业的行业示范性与先导性是提升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无形资产

鉴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实施,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凸显。企业的社会责任运动已经发展为一种潮流。承担起社会责任能够让企业能够得到独特的无形资源以及可持续竞争力之根源。农业企业和农业联系最为紧密,农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农村建设状况等。农业企业所具有的基础性以及行业引发性,就能决定本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业示范性以及先导性,从而让农业企业能够具有很好的企业形象,从而对提高自身竞争力产生巨大的作用。如今,有研究证明农业企业积极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不仅能够实现企业回报社会之目的,而且还符合农业企业发展的长期利益,从而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3.2农业企业的脆弱性与非人为性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

企业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消耗起主要作用,而农业企业也是如此。所以,企业成为了社会公众一致批评的对象,并逐步开始抵制消费一些非环保性产品。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运用立法手段来制约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就农业企业而言,农业企业在生产中所用原材料质量之优劣会影响到产品质量之高低,而作为原材料的农产品质量高低往往取决于其成长的环境。农业企业所具有的这一自然依赖性造成了农业企业在社会责任上具有脆弱性以及非人为性。农业企业一旦置身于度外,不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农业企业在生产中对于环境所造成的污染就肯定会影响到原材料质量,进而影响到所生产产品之质量,而产品质量一旦降低,还会导致消费者对于企业产品产生不信任感,所以农业企业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一定要全面承担起社会责任。

3.3农业企业的物质薄弱性决定其提高竞争力具有困难性

和别的行业比较起来,农业企业所具有的盈利状况受到环境等外在因素影响更加大,造成农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具备物质薄弱性之特点,这就需要农业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要从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以及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着手提升核心竞争力,从而加大了提高竞争力的难度。一家富有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必然会在劳动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具备强大的竞争力。通过了Sa8000的农业企业通常就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能够更好地提升职工满意度。通过进行Sa8000认证,能够推动农业企业建立新型企业文化,让企业管理者持续提升社会责任意识,让企业文化蕴藏着的深刻内涵更加具体化与形象化,促进本企业的健康发展。

3.4农业企业的相似性与易评价性、可比较性能间接提升其竞争力

农业产业和其他行业比较起来,产品同质性更为显著,这就让农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具备了相似性与易评价性、可比较性。恰好是该特性让企业是不是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承担多少社会责任更易为广大消费者们所察觉。对承担社会责任的那部分农业企业,在消费者们的心目中就能树立起积极向上的形象,让企业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市场当中处于优势地位,产生更强的竞争力。

4落实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措施

4.1切实提升农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我国农业企业大多为农民企业家,其职工也绝大多数是农村闲散劳动力,总体文化素质不高,也就更难接受社会责任观念。一些农业企业负责人对法律的认识浅薄,以至于在无知状况下违反了法律。在其看来,只要能遵法守法就已不错。一旦超出了法律要求之外再要求其捐助社会,他们就无法接受。虽然我们无法刻意去指责,但可通过社会责任方面的宣传教育,逐渐使其理解与接受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加自觉地履行农业企业的社会责任。

4.2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国家可运用立法的形式把企业社会责任列入到法律法规范围之中。如此一来,农业企业在法律的制约下不得不履行。比如,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国家必须健全与经济水平相互适应的社保制度。同时,还有大量法律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相对应规定。比如,在劳动标准上有《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环境保护上有《环境保护法》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规定;在职业安全卫生上有《安全生产法》与《矿山安全法》等规定;在消费者权益上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中涉及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企业所得税法》等。

4.3开展农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

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可定期或者不定期地组织农业企业实施社会责任评价活动。可以邀请相关农业企业的社会责任专家学者去设计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调查问卷,并由相关部门开展问卷调查,其后再依据问卷调查数据加以整理与分析,并提出评估分析报告。通过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调查,可以为农业企业提供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帮助农业企业进行对照检查,发现本企业在实施社会责任中的优势和劣势,并且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不断提升本企业的社会责任。

4.4注重社会舆论监督

要运用企业职工、消费者、农户以及有关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方的监督,对农业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追究法律上的责任。对农业企业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应当进行言论上的谴责。对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农业企业进行高度的赞扬,同时对违伦理道德的企业也应当告知公众。对那些违法经营的农业企业,应当做到发现一家就查处一家,绝不能手软,以防止其死灰复燃。对虽然违反伦理道德但又缺乏法律依据的农业企业,要进行耐心教育,促使其主动地放弃这种行为。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业企业积极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能提高市场竞争力,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为此,帮助农业企业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通过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社会责任评价,注重舆论监督,让农业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并积极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岳颂.农业产业化与企业的社会责任[J].北方经贸2007(3).

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篇4

根据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内容的不同,社会责任分为如下4类:经济责任是企业承担其他责任的基础,企业作为营利组织,保证农产品质量,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以及获取利润是其本质,否则企业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6]。法律责任是企业承担其他责任的前提,法律具有强制性,企业作为社会主体必须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进行一切经营活动。由于农产品与人类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加之近期环境问题凸显,环境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企业承担其他责任通常具有较强的自觉性和自愿性,这种社会责任的承担通常会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如承担捐赠责任、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等。

1.1社会责任对品牌营销战略的影响

消费者响应是社会责任与品牌发展的中间变量,即社会责任活动通过消费者响应这一中间变量影响品牌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高支持的消费者倾向于认可具有社会责任的公司,并表现出较强的购买意向和较高的品牌评价[7]。可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除了满足自我认知的需求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消费者积极、强烈的响应,从而为品牌的发展奠定基础。品牌营销战略的目的是实现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对品牌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长期性、累积性的过程。承担法律责任是企业作为一个合法经济主体进行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1)品牌初创期。注重产品品质,主要履行经济责任;获得消费者认同,为建立广泛社会基础和创建强大生命力品牌奠定基础。2)品牌成长期。在承担更多经济责任的基础上,承担环境责任;获得消费者赞同,扩大品牌知名度,提升品牌影响力。3)品牌成熟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活动,履行社会捐赠责任;提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品牌的影响结果是建立在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支持的基础上。但是,社会责任活动与消费者响应之间并不是完全正相关。社会责任活动和企业主营业务之间的关联度影响着消费者的响应情况。当企业从事的社会责任活动领域仅局限于企业业务相关时,消费者会认为企业从事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其业务活动的负外部性,或者获取更高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责任促进品牌发展的效果则会大打折扣。反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范围较广,或者与企业业务关联度较低时,如进行扶贫支教等公益性活动,在消费者看来,企业更具诚意,是出于真心关注社会公益,有利于品牌的发展[9]。消费者响应情况同样与社会责任的履行时机有关。在特定的社会事件发生后,企业越能在有效的时间内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越容易得到消费者强烈、积极的响应,从而为品牌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10]。

1.2品牌营销战略对社会责任的影响

当前市场竞争激烈,社会责任日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展开经营,以增加新的竞争优势,加之品牌营销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划,具有时间、内容上的持续性,这些必然促进企业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品牌营销战略不仅注重营销的可持续性,又强调营销的战术性,这要求企业根据内部环境的变化制定营销策略。营销策略在特定的环境下制定和实施,有助于落实社会责任,丰富社会责任的内容。以农夫山泉“一分钱”的品牌营销战略为例,2001年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2002年启动“阳光工程”;2004年第三届“一分钱”行动与雅典奥运会同行,支持中国体育;2006年“饮水思源”,与宋庆龄基金会共同成立助学基金,感恩水源地人民为保护水源做出的贡献。农夫山泉的“一分钱”品牌营销战略以“一分钱”为主线,具体实施措施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在时间上、内容上具有持续性,这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去探寻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及内容,同时也正是这一品牌营销战略使得农夫山泉在激烈的“水战”中独领。

2基于社会责任制定农产品品牌营销战略

2.1目标市场决策

目标市场在消费特征或消费行为中具有某种共同特点,这种共同点会在他们做出购买意向时产生影响。选择目标市场可以使企业的品牌营销战略更具有针对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市场营销的大环境下,企业应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进行目标市场决策。目标市场决策的过程是企业分析消费市场需求的过程,也是企业明确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法律责任是企业进行一切经营活动的基础,企业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上,满足目标市场对农产品品质和信息的需求是企业应承担的经济责任。企业在将农产品提供给目标市场时应确保其质量,维护目标市场的安全,这是企业承担经济责任的根本。据2007年搜狐网的“企业公众形象与和谐消费大型网络调查分析报告”显示,58.7%消费者对企业生产出有安全隐患的产品表示理解,但必须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准确、清晰、充分的产品信息是对目标市场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的尊重。这些经济责任是企业无论选定何种目标市场都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进行市场细分后,社会责任的内容也随之不断丰富,满足目标市场对品牌附加值的需求是针对特定目标市场才需要承担的经济责任。现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消费市场对品牌附加值有了较高层次的需求。品牌附加值是联系目标市场和品牌的情感因素,也是目标市场形成品牌忠诚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消费者在购买蘑菇酱时,不仅会关注其口感,而且会考虑其营养价值。满足目标市场对品牌附加值的需求,有利于企业提升产品销量,获取利润,为企业承担其他责任提供了保障。不同文化层次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认知水平不同,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程度不同。在文化层次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消费者对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责任和慈善责任的关注度较高,支付溢价的意愿较高,品牌转换意向也较低;在收入水平上,4万元以上年收入的消费者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愿意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支付溢价,品牌转换意向较低,而3万以下年收入的消费者则不愿意为此支付溢价[12]。因此,企业在目标市场决策时,应充分考虑这一潜在心理。对农产品品质、信息及品牌附加值的需求,对环境责任和社会捐赠责任的需求共同构成目标市场的消费需求。满足目标市场的消费需求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品牌营销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企业在明确消费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选择目标市场,为进行市场定位决策奠定基础。

2.2市场定位决策

农产品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准确的市场定位有利于形成农产品形象的差异化,而且市场定位贯穿品牌发展的始终,是品牌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市场定位是在分析目标市场的心理和竞争品牌市场定位的基础上作出的以差异化手段寻求目标市场认同的决策行为。

2.2.1目标市场心理

进入21世纪,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纷纷要求企业每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民间还涌现出专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Sa8000虽是民间标准,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承认和应用。有关调查显示,有84%的消费者认为,如果价格与质量不相上下,他们会愿意选择与某项公益事业相关的产品;消费者认为,购买履行了社会责任公司的产品,间接支持了社会公益事业,同时也是对这些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付出的一种补偿和认可。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品牌更易于被消费者所接受,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更高[13]。对消费市场需求的分析可知,消费者具有社会责任心理,并且这种心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强。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心理主要表现在购买、使用、保存和弃用消费品的过程中体会到对社会责任的良好感受,因此基于社会责任的市场定位可以从迎合目标市场这一心理需求出发,在农产品研发、生产、推广等过程中某一或若干具体环节体现对社会责任的重视和承担。

2.2.2竞争品牌定位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在进行市场定位时不仅要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社会责任心理,也要对竞争品牌基于社会责任的市场定位进行分析,以便更准确、有效地体现产品的差异化。在当今社会中,基于社会责任的品牌营销战略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的趋势,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和方式俨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在进行市场定位前,企业应了解竞争品牌的社会责任承担情况,建立清晰的结构框架,在此基础上寻找契机,发掘、抢夺市场中有利位置,为品牌的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2.3农产品品牌营销策略

2.3.1基于经济责任的营销策略

在品牌初创期,企业主要以承担经济责任进行农产品品牌营销,此时企业营销的目的是通过差异化手段形成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品质以及品牌附加值的需求。在此阶段,纵观各农产品企业的品牌营销策略,其立足点主要是农产品的本质要素,如将质量、原产地、原生态等作为营销诉求点。通过塑造“特产”形象形成区域品牌则是最好的例子。区域品牌能充分体现农产品的区域特色和文化价值,如的冬虫夏草、宁夏的枸杞、新疆的葡萄等,在消费者看来,塞上草原往往是原生态的代名词,来自新疆、宁夏、的产品往往带有异域风情,风味独特,正是这些独特的产地优势赋予其天然、纯净、健康、营养的形象,形成了最富特色的品牌优势。可见,区域品牌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进而影响购买行为[14]。

2.3.2基于环境责任的营销策略

在农产品消费市场,绿色消费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从小的方面来说,绿色消费是消费者从保护健康和个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对绿色产品的消费;从大的方面来说,其是消费者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在消费中倾向于消费那些清洁型无公害产品的消费方式[15]。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绿色营销策略应运而生。绿色营销是指企业将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三者统一起来,在产品研发、生产、消费过程中注重资源的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营销强调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满足了目标市场的社会责任心理,使得品牌在情感上容易获得目标市场赞同,为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空间。以湖北本地品牌“新农牛肉”为例,其以“新生活、新健康”为营销理念,在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等环节注重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满足了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心理,即使新农牛肉的价格高于普通牛肉的情况下,该品牌仍能获得消费者积极、强烈的赞同。蒙牛乳业为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2008年1月,投资4500万元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畜禽类生物质能沼气发电厂,该发电厂日处理鲜牛粪500t,日生产沼气12000m3,年发电量1×107kw•h,年减排温室气体约2.5万tCo2当量。除此之外,蒙牛乳业也高度关注节能减排与循环经济,投入资金累计超过4亿元。蒙牛乳业建设了国内领先的万吨级污水处理厂,先进的多介质过滤器每小时能生产软化水500m3、纯净水60m3,处理后的水达到国家一级排放标准,注入改造的缘河,经过沉淀分离后可直接用于农业灌溉和企业生产。蒙牛乳业这一以承担环境责任为基础的营销策略使蒙牛品牌获得了较好的口碑,并赢得了市场竞争优势,同时也奠定了其在奶业竞争中的龙头地位。

2.3.3基于捐赠责任的营销策略

纵观国内外企业进行的慈善捐赠活动,慈善捐赠活动的目的如下[16]:企业从成为“好公民”的角度出发,将进行慈善活动作为一项公共义务;为博取社会公众的好感,捐助员工、客户或社区领导所青睐的慈善事业。这两类慈善捐赠活动倾向于社会效益,忽略了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益。有些企业担心因慈善活动与品牌相关会引起消费者反感,从而主要以前两类为目的进行慈善活动。尽管从人文主义观念出发,企业应承担捐赠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应放弃对利润的追求。换句话说,企业可以进行以前两类为目的的慈善捐赠活动,但是应将承担捐赠责任融入农产品品牌营销战略,在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达到双赢,即所谓的战略性捐赠。企业在开展慈善捐赠行为的实践中,应进行全方位分析,把慈善捐赠行为和品牌塑造结合起来。如将捐助社区和顺应社会需求作为主要捐赠区域,这种捐赠有益于改善企业与社区关系,提升企业形象,进而增加捐赠收益;选择与自身核心市场相关的产品捐赠,这种捐赠使慈善与自身产品、慈善与产品宣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捐赠成本,同时也是树立品牌良好形象的契机[17]。以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捐赠食用油为例,其向“免费午餐”基金捐赠了价值百万元的金鼎食用油,严防劣质油流向学校餐桌,这一举措是对劣质油的宣战,体现自身品牌对质量的重视;又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承担了慈善责任,为品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在此次捐赠中,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用自身产品进行捐赠降低了捐赠成本,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配合了金鼎食用油品牌的营销战略。对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建立捐赠制度,设立捐赠机构对慈善捐赠行为实行项目化运作,可以保障捐赠资金有稳定的来源,并从根本上保障企业捐赠的可持续性,并建立支持品牌发展的价值观,提高捐赠的效益。

2.4建立评价考核体系

针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情况,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评价考核体系。该评价考核体系主要是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和产生的经济效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考评内容见表。企业可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制定具体的评价内容及指标,以年度为单位进行考评。在农产品品牌营销战略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是为了获得消费者的支持,促进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履行相关社会责任对品牌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调查消费者对品牌的口碑以及购买行为来衡量,有时候也可以通过农产品的销量变化来体现。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必然要考虑相关成本。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是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必然要承担的责任,其成本也主要是企业日常经营成本。但一般而言,环境责任成本和社会捐赠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额外成本,企业应对此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便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获得消费者积极、强烈的响应。如企业的捐赠成本涉及的不仅仅是捐赠财物本身的价值,在捐赠前的决策过程、执行中的管理过程、捐赠后的事后评估过程等都会产生很多成本[20],除此之外,对慈善捐赠行为实行项目化运作的企业还要承担捐赠部门所发生的成本。而捐赠成本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最终会体现在消费者对品牌的口碑以及购买行为上,在特定的时间内,企业可以通过产品销量的变化进行分析。

3小结

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篇5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障政府职能

现代社会中,市场机制的失灵是难以避免的。为克服市场机制下收入分配的缺陷以体现社会公平,政府要介入到某些领域并发挥其特定职能。社会养老保障产品内在规定性天然的要求政府作为最后责任人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但政府在这一领域的作用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全能的,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也可能带来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损失。因此,政府需要在社会养老保障领域发挥适当作用是勿庸置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入分析影响政府职能定位的因素和明确政府介入应遵循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

1影响政府职能定位的因素

政府的作用机制和职能边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以及不同的社会保障具体产品供给中,其作用机制和职能边界不同。

(1)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从纵向的时间序列分析,在自由放任时期,政府是作为“必要的恶”而存在的,政府越小越好,政府干预越少越好;随着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以英国为代表,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政府全面深度介入社会保障领域的福利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又再次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到对“小政府”的讨论上,主张建立“有限政府”的呼声高涨。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政府职能边界和政府角色定位都处于变迁的过程之中。

(2)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从横向的国际比较分析,各国政府对本国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和对社会保障领域的介入程度具有鲜明的国情特征。比如瑞典,由于其建立福利国家为国民提供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政府不但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予以强有力的监督,而且直接管理和运营社会保障事业,为社会保障投入巨额的财政资金,其社会保障制度更多的体现了社会公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家庭的保障功能。而相比较而言,虽然新加坡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居民有较高的收入水平,但是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家庭和个人承担着重要的保障功能,因此,政府在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只承担极为有限的财政补贴责任。

(3)受社会保障具体产品的内在规定性的影响。从社会保障具体产品的供给分析,不同的社会保障产品政府介入的程度不同。从总体上来看,社会保障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内在规定性,要求政府作为最后的责任主体承担保障责任。就我国而言,社会救助具有纯公共产品的性质,而社会保险由于个人承担相应责任的要求,只能定位为准公共产品。同时要说明的是,同一称谓的社会保障产品由于各国政府的运作机制的不同,其具体性质也不尽相同。例如,养老保险在智利,由于其采用基金公司作为运作主体,并由个人承担主要责任,其养老保障产品在更大程度上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瑞典的养老保障产品则更接近于纯公共产品。

2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障的现状

农民工是一个兼具农民身份和工人工作性质的特殊群体,他们已经完成了职业转变,但还未完成身份转变。他们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持农村户口,但在城市或乡镇企业工作;二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放弃农村土地承包权,但以打工为主要谋生手段。

长期以来,农民工是作为城市中的一个边缘群体而存在。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地位上的尴尬以及主流文化的排挤,他们一直被排除在城市养老保障体系之外,同时也游离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之外。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目前我国农民工的参保率不足40%,农民工养老保险的退保和拒绝参保现象也非常严重。由此可见,现行地方性农民工养老保障办法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不足之处表现在:①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在各地范围内政策不统一,且各地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有效的法规政策指导;②由于各地政策的不统一,农民工个人账户基本上不可转移,而农民工又是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群体,由此,二者产生了极大的矛盾;③现行的政策中与现行农村养老保险体系衔接问题设计的不够好,这给劳动力在全国的流动带来了极大的阻力;④责任承担方面,现行办法中,农民工保险基金的统筹部分完全由企业支付,其最终来源还是农民工的工资,政府只承担管理责任。而对于城镇职工,政府不仅承担管理责任,还起到财政兜底的作用。

3政府责任和政府责任能力分析

3.1政府介入农民工养老保障领域的必要性———政府责任分析

(1)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看,政府是最基本的正义主体,它代表着主流的价值取向。公民社会要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应当得到保障,而不应该仅仅是城市居民和正规就业者的利益得到保障。政府为了民工建立起一套既符合他们实际又易被他们接受的社会保险制度,是解决农民工身份转换、维护其正当权利的必要措施。

(2)我国公共产品在供给过程中对其本质属性的偏离导致农民工群体被边缘化,既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不愿回到农村社区,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尴尬境地,导致农民工个人风险不断增加,单个风险的累积演变成社会风险,必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必须促使公共产品的供给回归公平,让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市场在这一领域是失灵的,市场无法通过其内在机制自发形成有效涵盖农民工群体的养老保障体系。

①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来看,在市场条件下,农民工实现自我保障困难重重。首先,农民工年老之后依靠土地实现自我养老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因为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其生活习惯和心理预期都发生了变化,他们是否愿意回乡养老还是未知的;即使农民工愿意回乡养老,这种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这会使得农村本已紧张的人地关系进一步恶化,阻碍了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进程,不利于农业实现现代化。其次,农民工实现自我养老的经济基础是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和资源,由于农民工务工收入有限且不稳定,加上个人的短视行为,靠个人储蓄实现养老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再次,大多数农民工目前还不具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能力,并且在思想上对这一养老方式也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②从农民工家庭的角度来看,市场也是失灵的。随着中国社会整体步入老龄化,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同样严峻,家庭纵向结构也日益趋向“4-2”、“4-2-1”,再加上城乡异地对农民工家庭成员关系密切程度的影响,通过单纯的家庭养老也是不够的。

(4)在中国现行的条件下,也不存在一个第三方非营利组织能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构建和提供养老保障制度。

可见,市场失灵的存在构成了政府在农民工养老保障领域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政府在条件和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介入农民工养老保障领域是必要和合理的。

3.2政府介入农民工养老保障领域的可行性——政府责任能力分析

(1)从经济资源的角度分析,2004年我国GDp达到13.65万亿元,财政收入2.63万亿元,这意味着政府手中掌握了一定量的可用于再分配的资源。而且,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政府的财权和财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使中央政府有能力集中手中的资源举办一些较大规模的公共项目。

(2)从社会资源的角度分析,自SaRS开始,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程度都提高了,同时,能够面向农民工进行分配的社会资源随着这种关注程度的提高也增加了。

(3)政府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农民工养老保障体系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虽然我国GDp已经跨上了新台阶,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但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中都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需要国家投入和扶持的领域很多,那么应当怎样协调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呢?笔者认为,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具有强烈正外部性的领域,对于推进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发展农民工养老保障体系,既顺应了中国城镇化的大潮,又是解决当前中国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切入点。

可见,政府已经具备了在一定限度内承担农民工养老责任的能力,政府责任能力的具备构成了政府介入农民工养老保障领域的充分条件。这里所说的一定限度内承担农民工养老责任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政府虽然拥有了较大规模的经济资源可供分配,但对于完全承担1.2亿农民工群体的养老保险依旧力不从心;其二,从经济效率和道德风险防范的角度考虑,为避免个体逃避个人责任,失去制度激励机制,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农民群体突发性逃离农村社区的“井喷”现象,农民工群体也应对自身的老年生活负有责任。因此,在具体承担农民工养老责任时,政府和农民工都应当作为责任主体存在,作为责任主体的政府只承担有限责任。

4政府职能定位的具体政策建议

4.1构建新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城乡二元结构,在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中,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有以下三种方案可供选择:①把农民工纳入到城镇社会养老保障体系;②另立炉灶,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③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构建方式,即建立适合于农民工群体的新的养老保障体系。

4.2由中央政府作为责任主体承担农民工的政府责任

笔者认为,应由中央政府面向农民工群体承担政府责任,而地方政府面向农民群体承担其在养老保障中的经济责任。这样划分有以下优点:

(1)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大,而以土地为依托的农民群体流动性则相对小很多。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权威性,使得它能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农民工养老保障体系,有利于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而地方政府的区域固定性与农民群体的区域稳定性是相适应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责任范围的划分与农民工和农民群体的特点是相适应的。

(2)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责任对象,有利于双方明确各自的责任范围,也缓解了完全由一方主体独立承担两个群体养老责任的经济压力。

(3)地方政府仅承担农民群体的养老责任,可以对地方政府产生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即通过鼓励和扶持农村劳动力的输出,主动促进农民绝对量的减少,来减少自身所承担的养老责任,而这种政府行为在宏观上与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

5.3建立全国联网的个人永久性账户

由中央政府对参保个人配备相应的资金支持吸引农民工参保,为其建立全国联网的永久性账户,采用完全积累模式管理基金,既便于农民工对这一制度的理解,也便于农民工养老保险账户的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节省不必要的手续。

同时,结合土地换保障,适当扶持农民工的就业和参保工作。对放弃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账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出让土地使用权所置换的保障资金,直接进入农民工的个人账户,既增加农民工社会保险个人账户的积累,又可促进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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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J].西北人口,2003(1)

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篇6

一、上半年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认真贯彻《农村土地承包法》,继续做好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工作。

今年上半年全县共签订非平均承包合同29份,合同的鉴证率、到户率达到了100%。全县继续开展了农村土地流转调查摸底、登记、备案,流转合同的签订、鉴证工作。同时,建立健全了土地流转管理制度,规范了土地流转程序,妥善化解了土地流转纠纷。全县共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45份,流转面积309亩,涉及农户50户。

(二)强化监督,村级财务审计质量明显提高

今年上半年,全县共审计完成62个行政村的农村财务及村级补助资金的审计工作,审计资金总额为11492万元,查出违法违纪金额108万元。对审计查出的问题依法进行了纠正和处理并建立标准农村审计档案62个。同时,认真做好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工作。审计完成了15个涉农站、办、所、校的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审计资金总额136万元。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了处理和纠正,防止了农民负担反弹,促进了农村和谐发展。

(三)完善制度,村级财务公开日趋规范

我们在年初制定并下发了《*族自治县二00九年农村财务公开工作方案》。各乡镇按照县局的工作部署,结合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财务公开工作方案。全县77个行政村在财务公开工作中都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设立了固定的财务公开栏、意见箱。各村对于经常性财务收支等项目都按月或按季进行了公开,对于常规性的村级财务管理半年公开一次,对重大事项及时进行了公开,公开率达100%。

(四)加大督查,落实政策,农民负担工作常抓不懈。

根据省、市加强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要求。年初制定了《*族自治县2009年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并下发到各乡镇及涉农部门,明确了各部门及乡镇政府的工作职责,落实了各项工作任务。为更好的发挥监测点和义务监督员的作用,今年我们对农民负担监测点、监测点联系人、农民负担义务监督员进行了重新落实和完善。全县共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监测点24个,农民义务监督员192名。同时,实行农民负担义务监督员信函联系制度。对农民反映出的问题由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农民群众。

(五)改善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稳步推进

截止目前,全县已有2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县工商局登记、注册,现有注册社员220人,其中农户213人。注册资本达196万元。带动农户1400余户。为推动、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根据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培训计划安排,由市农委、市财政局和市工商局联合举办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班今年5月份在*县开班。我县组织了26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财务管理人员及各乡镇农经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过程中我们认真的学习了《农民合作社基本原理和实践》、《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与会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与管理》等相关内容。通过培训,为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有序的发展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精心组织,农业保险工作圆满完成

今年全县参加农业保险农户数为9630户,占全县农户总户数的89%;参保面积45667亩,占二轮土地承包面积的76%,其中:玉米参保面积23301亩;水稻参保面积3262亩;大豆参保面积19104亩。保费总额790263元,其中收取农民保费158053元。与去年相比较各项工作任务均超额完成。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突出表现在承包户私下流转、口头协议流转,签书面合同条款也不规范,内容过于简单,对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承租土地地上物处置、有关赔偿措施等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多数乡镇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匮乏,土地流转的供求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沟通。

三、下半年工作按排

(一)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证工作。

(二)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工作

(三)抓好农村集体资产拍卖、租赁、承包金和土地补偿费的管理。

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篇7

一、下半年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认真贯彻《农村土地承包法》继续做好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工作。

合同的鉴证率、户率达到100%全县继续开展了农村土地流转调查摸底、登记、备案,今年下半年全县共签订非平均承包合同29份。流转合同的签订、鉴证工作。同时,建立健全了土地流转管理制度,规范了土地流转程序,妥善化解了土地流转纠纷。全县共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45份,流转面积309亩,涉及农户50户。

二)强化监督。

全县共审计完成62个行政村的农村财务及村级补助资金的审计工作,今年下半年。审计资金总额为11492万元,查出违法违纪金额108万元。对审计查出的问题依法进行了纠正和处理并建立标准农村审计档案62个。同时,认真做好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工作。审计完成了15个涉农站、办、所、校的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审计资金总额136万元。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了处理和纠正,防止了农民负担反弹,促进了农村和谐发展。

三)完善制度。

结合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年初制定并下发了朝鲜族自治县年农村财务公开工作方案》各乡镇按照县局的工作部署。制定了相应的财务公开工作方案。全县77个行政村在财务公开工作中都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设立了固定的财务公开栏、意见箱。各村对于经常性财务收支等项目都按月或按季进行了公开,对于常规性的村级财务管理半年公开一次,对重大事项及时进行了公开,公开率达100%

四)加大督查。农民负担工作常抓不懈。

明确了各部门及乡镇政府的工作职责,根据省、市加强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要求。年初制定了朝鲜族自治县年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并下发到各乡镇及涉农部门。落实了各项工作任务。为更好的发挥监测点和义务监督员的作用,今年我对农民负担监测点、监测点联系人、农民负担义务监督员进行了重新落实和完善。全县共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监测点24个,农民义务监督员192名。同时,实行农民负担义务监督员信函联系制度。对农民反映出的问题由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农民群众。

五)改善服务。

全县已有2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县工商局登记、注册,截止目前。现有注册社员220人,其中农户213人。注册资本达196万元。带动农户1400余户。为推动、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根据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培训计划安排,由市农委、市财政局和市工商局联合举办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班今年5月份在靖宇县开班。县组织了26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财务管理人员及各乡镇农经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过程中我认真的学习了农民合作社基本原理和实践》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与会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与管理》等相关内容。通过培训,为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有序的发展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精心组织。

占全县农户总户数的89%;参保面积45667亩,今年全县参加农业保险农户数为9630户。占二轮土地承包面积的76%,其中:玉米参保面积23301亩;水稻参保面积3262亩;大豆参保面积19104亩。保费总额790263元,其中收取农民保费158053元。与去年相比较各项工作任务均超额完成。

二、工作中存在问题

签书面合同条款也不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突出表现在承包户私下流转、口头协议流转。内容过于简单,对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承租土地地上物处置、有关赔偿措施等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多数乡镇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匮乏,土地流转的供求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沟通。

三、下半年工作按排

一)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证工作。

二)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工作

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篇8

前言: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农业机械市场越来越壮大,农业机械在农民的作业使用中越加频繁,是农民致富的一大亮点.农业机械化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状况,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农业事故,农机事故成为影响农民生活和生产的不稳定因素,我国重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为此还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本文对农机事故的相关法律学问题进行一下研究。

一、农机事故的概念和分类

我国最新的关于农机事故的法律文件是《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本法条所称的农业机械事故是“指在农业机械作业或操作过程中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事件”。《农业部农业拖拉机及驾驶员安全监理》规定中的第8条:“拖拉机在作业、停放过程中发生碰撞、碾压、翻车、落水、火灾等造成人畜伤亡或机具损坏的,统称为农机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5款规定:“交通事故,是指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根据以上几条法规的规定,可以知道,农机事故是指农业机械在运输的途中、田间作业、停放等活动中,因为驾驶人员的错误操作或者是因外力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机具损坏或者其他财产损失事件。

根据每次发生事故的死亡受伤人数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农机事故有四种程度,分别是:特别重大农机事故、重大农机事故、较大农机事故和一般农机事故。一般发生的事故程度超过一般农机事故,在案件的处理上就必须和省级的人民政府农业机械中的主管部门与市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两方面共同处理。双方分别派各自的人员参加,力求公正公平。

二、农机事故的责任划分原则

农机事故的责任划分原则,分为两种,一种是过错原则,一种是无过错原则.过错原则一般通常是当事人在主观的意识上有着犯错的行为,需要承担后果和责任。过错责任有着几方面的特点:第一,在案件中,责任承担的基本条件是当事人是否有过错的行为,没有过错行为就不用承担责任,相反,如果当事人在主观上有着过错的行为,就必须承担起责任.第二,没有过错就没有承担责任的理由.第三,根据事实证据第一原则,受害人在请求致害人承担责任时,应该有明确的对方过错证据,致害人应该就自己没有主观过错提供证据如果致害人不能明确的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一般会认定他是过错一方,需要承担责任.但是事故过程一般复杂,应该重分证据.第四,过错程度和承担责任一致原则.根据划分的过错范围和大小,来决定每个人承担的责任大小。

无过错原则是指在决定责任承当的时候,不根据当事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而是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于后果是否有影响。就是说:当事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当事人必须承担责任.无过错原则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致害人主观上有没有过错不影响承担责任的划分.第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不是全部的责任.致害人如果能够证明出现的损坏后果是对方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是受害人的不当行为造成的,可以减轻致害人的责任.责任的主要确定有受害人受到的损失为主。第三,无过错原则是过错原则的辅助原则,由于特定的法律场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第四,致害人主观上没有为自己辩护的责任,但是有无过错不负举证的责任。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根据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第27条:一,“因为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农机事故的,该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二,“因双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农机事故的,根据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农机事故过错,属于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四,“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的事故,他方无责任”。

由于农机作业的特殊性,农机驾驶人员的素质普遍低下,农业作业条件复杂,因此,农机事故发生的频率非常高。在事故的责任划分中,根据相关的原则和法律规定,过错原则一般用于农机与农机之间的事故,无过错原则一般用于农机与人之间发生的事故。

三、农机事故法律责任的关系

农机事故法律责任有三种法律责任,一是民事责任,二是刑事责任。三是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同时承担行政违法责任。在三种法律责任中,承担责任最重的就是刑事责任,一般来说也是对社会危害最大的违法,事故当事人需要吊销驾驶证或者是一定期限内不可以从事驾驶职业。民事责任是几乎每个农机事故都存在的法律责任。农机事故常常有一定的财产损失和一定的人身伤害赔偿。不同的农机事故赔偿的金额不同,需要根据事故的大小和双方当事人共同调节行政责任和比较常见的法律责任。违法者必须吊扣驾驶证,一般在六个月以下。农机事故的三种责任必须相辅相成,不可以重视民事责任,轻视刑事责任。法律责任的承担是因为农机事故会给社会造成危害,农机事故相关当事人的责任是要追究的,有着很强的法制性和强制性。严格意义上说,对于社会和人身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就必须承担多大的责任,无论是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尤其是在处理一些案件时,由于一些农民不知道法律,常常自己私下解决,不通过相关部门,监管部门必须做到自己的职责。

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篇9

今年的农业保险工作大会,按照自治区和市要求,要在月日前完成种植业保险保单的签订工作,本来在天前就应该召开这次会,由于我参加自治区举办的为期天的“十二五规划培训班”学习,所以会开的比较晚,向大家表示抱歉。好在农牧业局和财险公司在几天前已经同镇打过招呼,提前做了一些安排,镇也正在积极落实。刚才,政府办包银山主任宣读了《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施方案》,农牧业局、财险公司也做了相关政策解释和说明,几位已经讲的已很明确。下面,我就年农业保险工作再强调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农业保险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尽管我农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加强,但农牧业的防灾抗灾能力仍然较弱,长时间的旱灾、小范围的雹灾还经常发生。开展农业保险,就等于为全农业生产者系上了一道“安全带”。二是开展农业保险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客观需要。近年来,我一直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已经基本建立起包括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农村低保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与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同步。开展农业保险,建立市场化的新型防灾减灾机制,变部分灾后救助为事前参保资助,变财政补贴为保险投入,可以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支撑,有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三是开展农业保险有利于构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开展农业保险,使农户以较少的投入获得稳定的经济保障,“花小钱、保大安”,能够保障农业预期收益的实现,促进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几年来开展农业保险工作,我农牧民已经有了很强的意识,参保的积极性也显著提高,农牧民群众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二、扎实抓好推进农业保险工作的关键环节

一要努力扩大农业保险参保面。根据上级要求,今年全区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主要是玉米、小麦、大豆、马铃薯和葵花,对于我来说,主要还是以玉米为主,今年全以玉米为主的种植业保险参保面积比去年增加15万亩,达到75万亩,另外,还要开展温室大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方面,主要是能繁母猪和奶牛两项,要做到应保尽保。各镇、各有关部门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使农牧民充分了解农业保险的开办形式、赔偿标准、责任范围及相关的参保信息,把参加农业保险变为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内在要求和自觉行动。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把推进农业保险的范围尽可能扩大到每一个村组和农牧户。

二要坚持规范运作。要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科学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力求使条款合理、简明、易行。要统一操作流程,在人员培训、单证填制、登记造册、保费收缴、赔付金发放、档案管理等各个环节制定并实行严格的操作规程,保证不发生任何疏漏。要完善损失理赔机制,对于符合保险条款规定的损失,如实定损,及时赔付,让广大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农业保险带来的实惠。要加强对农业保险资金的管理,对农业保费收入和大灾风险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单独建帐,独立核算,封闭运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三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各镇必须切实承担起责任。要充分吸引基层干部和农技农经人员的参与,特别是要注意发挥镇村干部熟悉情况、贴近群众的优势,依托他们的力量宣传政策、反映民意、沟通信息,共同做好动员参保、查勘核灾和定损理赔工作。对农业保险的服务人员,要加强农业知识、相关政策和保险实务等方面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自治区今年下发了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施方案》,内容很多,共计有70多页,保险条款、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与保险费、赔偿比例等都很明确,如有需要的,可以让办公室复印一份。

三、切实加强对推进农业保险工作的领导

一要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各镇要把推进农业保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切实加大领导力度,真正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工作,及时帮助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明确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形成主要领导重点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配合抓的工作格局。

二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农业保险说到底是一种政策性保险,财政补贴资金种植业占总保费的90%以上,其中国家财政补贴40%,自治区财政补贴40%,市和财政共同承担10%,农户承担10%。奶牛保险保费由国家财政补贴30%,自治区财政补贴45%,市和财政共同承担10%,农牧户承担15%。市及应承担的种植业和奶牛保费补贴比例,我们和左中、后、奈曼四个县与市财政按7:3分担,其他县按9:1分担,相比较而言,我们财政减轻了一些压力。能繁母猪保险保费国家财政补贴50%,自治区财政补贴20%,市和财政各补贴10%,农户承担10%。温室大棚自治区财政补贴40%,市和财政共同承担30%,市与财政承担的温室大棚保费补贴比例按2:8分担,农户承担30%。财政要保证补贴匹配资金的及时足额到位。

三要合力推进。农牧业局要积极履行职责,充分发挥牵头协调作用,负责好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加大对农业保险的宣传。财政部门要做好农业保险专项资金的拨付和及时向上结转财政补贴资金工作。气象部门要定期报送气候趋势和气象资料,提供灾害气象证明。参与保险工作的两个保险公司要把办好农业保险作为服务大局、服务“三农”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农险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提高农险业务的拓展能力和服务水平。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抓好种植业保险的保单签订工作,各镇一定要克服一下困难,必保在月10日前完成种植业保险保单签订工作。

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篇1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反作用。农村经营管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应用,其基本任务是调整优化农业和农村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促进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显得更为重要。

新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选择的是生产力改造和生产关系改造相结合的路子。生产力改造主要是以推进农业科学技术应用,提高农业产量和改进农产品品质。生产关系改造中,通过制度和机制创新,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当代经济学家吴敬连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制度也是生产力。

农村经营管理涉及面很广,从现阶段来看,主要是四大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管理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村一级。下面我分四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管理

(一)我国农村土地的基本制度: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家庭承包制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解放初期的就是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后通过农业合作制,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使土地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从而奠定了我国农村土地的基本制度。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家庭承包制是农业生产特点决定的,不仅适应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以后也适应。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从2003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

(二)农村土地承包法:二种承包方式和四种解决纠纷途径

1、两种承包方式:家庭承包、其他形式的承包。

(1)家庭承包方式:

承包双方当事人分别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本组织的农户。承包的客体是耕地、草地和山林。承包原则是以家庭为单位,户户平等承包。县级以上政府发放承包经营权证确认。

在土地承包期内,法律规定三个“不得”,二个“可以”:

不得收回。但三种情况除外:一是全家迁入大中城市,转为非农户口的;二是全家人死亡的,可以收回其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但山林也不能收回。三是农民自愿要求交回承包地的,但要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一旦发包方同意收回,承包方在本轮承包期内不得要求再承包。

不得调整。但自然灾害等原因引起人地矛盾的可以调整。

不得变更。不能因承办人、负责人变动或集体经济组织合并(分立)而变更或解除。

可以流转。土地流转的原则是:依法、自愿、有偿。

可以继承和分割。一是指承包收益可以继承。二是承包经营权根据不同的土地享受继承权:耕地和草地不能继承承包经营权;山林可以继承承包经营权。分割是指家庭发生变化时承包经营权作为家庭财产权进行分割。

(2)其他方式的承包,也称专业承包

双方当事人是村集体组织和个人与组织。本组织内的人有优先权,承包给组织外的人要经本集体2/3的人或代表同意,报乡镇政府批准,并对承包人进行资信调查。承包客体是四荒资源和茶园、果园、水面等。承包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承包收益和承包经营权都可经以继承直到期满。

2、四种解决土地承包纠纷的途径

一是双方当事人协商,自己解决;

二是请求村委会、乡镇政府调解;

三是申请土地承包仲裁机构仲裁;

四是向法院。

(三)我省土地承包和流转的基本情况

(四)当前土地承包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是二轮承包留有尾巴。9%的村没完成,其中2.5%的村没开展二轮承包。

二是承包权证发放和变更突出。

三是妇女的土地承包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在一些地方受到损害。

四是定销户、外来户的土地承包权难以解决。

五是一些地方依然保留“两田制”。

六是土地流转不够规范,主要表现为违反自愿原则。

七是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保障不力。征前不尊重承包农户意见,补偿时费用低,补偿标准不一。

八是征用补偿费分配比较乱。

九是被征地农民的基本保障水平低。

十是土地整理中引发的问题也较多。立项前不听农民意见,整理后土质变差,整理后没将承包权落实到农户。

根据以上存在的问题,近几年来,省委、省政府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积极稳妥地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今年全省开展全面完善土地二轮承包工作。总的原则是:在二轮承包基础上进行完善,不是打乱重搞承包。主要内容有:没有实行承包的村开展承包工作,权证没发到户的发到户,证地不符的作相应变更。

二是改革征地办法。征地实行“综合区片价”,提高补偿标准。

三是加快保障换土地步伐,改变传统的货币安置法。

二、关于减轻农民负担

(一)农民负担轻重关系到社会稳定

农民负担古来有之。历史上什么时候农民负担轻了,社会就稳定,社会生产力就向前发展;什么时候农民负担加重了,社会就动荡,社会生产力就遭到破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无不跟农民负担沉重紧密相关。因此,历史上许多朝代都纷纷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农民负担。

(二)减轻农民负担是党向农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我们党重视减轻农民负担,最早从延安开始。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了全面的,取消了封建土地地租。50年代以后又长期稳定农业税税率,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80年代中期以后放开农产品购销实行市场调节。这些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尽管这样,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农民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建国初期,国家为了实现工业化,需要从农业积累资金来解决工业化建设的资本积累,主要办法是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实现。由于“统购统销”是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直接扣除的,尽管农民负担也较重,但农民没有感觉到,因此矛盾并不尖锐。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农民负担从农民身上直接扣除,使相关矛盾开始突出出来,特别是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各种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等,农民意见更大,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农民对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收缴税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农民“主动缴”到干部“上门缴”,再到“抵制缴”,个别地方甚至还出动警力,组织小分队“强制缴”,一些农民被迫走上绝路,出现恶性案件和严重。进入90年代,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一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每年中央都要发文件,制定有关政策,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落实。

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规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清理收费项目,对向农民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基金进行清理,清理后公布。规定出台各类收费的权限。

二是对村提留、乡统筹进行规范,规定以村为单位上限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后来又出台了“一定三年不变”,规定不得超过1997年的预算额。农村两工不得高于30工。

三是制定农民负担纪律,实行“八个不准”。

四是强化领导责任制,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加强组织领导。

五是加大违法违纪案件查处力度。中央已经连续4年对恶性案件进行通报。

(三)农民负担重产生的根本原因:城乡二元经济

产生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脱离农村实际,目标过高,急于求成。表现形式是各类达标升级活动过多。二是在分配关系上,存在忽视农村的现象,事权和财权不配套,农村义务教育、优抚、计划生育、村干部补助、乡村道路建设向农民统筹和提留。三是在管理体制上不相适应,基层供养人员过多,许多部门将人员工资发放建立在向农民收费的基础上。四是部门利益作怪,采取奇招怪法从农民身上掏钱。五是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这些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农民不能享受“国民待遇”。

(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公共财政,给农民“国民待遇”

几年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有力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它只是对乱收费起到抑制作用。这样,农村税费改革就作为一项历史任务被来了。

减调改稳:减就是实行三个取消。取消乡统筹费等面向农民征收的政府性收费和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就是调整农业特产税。今年开始除烟叶外全面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改就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名称从原来的村提留改为村公益事业资金,征收标准不超过原村提留水平。稳就是稳定农业税。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又规定减免种植粮油作物土地的农业税,宁波市、杭州和台州市区全部免征农业税。

合理负担:税费改革以后,农民承担一金一工:一金指村公益事业资金,用于干部补助、五保户和村管理费支出。一工指村内通过“一事一议”进行筹劳。

转移支付:税费改革取消收费项目减少的财政等收入,由省级财政转移支付。

配套改革:主要是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等。

到目前止,我省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基本全部到位。理论测算,全省农民负担可从改革前的32.54亿元,人均92元,下降到11.95亿元,农民人均负担34元,下降63%。实际运行比测算的减负幅度还要大。

总之,减轻农民负担是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得到了农民的拥护,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

(五)切实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1、农民负担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从理论上说,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政策真正到位还有一个过程。二是改革中的一些制度还留有反弹的缺口。

从实际来看,现在农民负担出现新的趋势:由行政事业性乱收费向经营服务性乱收费转变,由全面、人人负担向局部负担转变,由村以上乱收费为主向村级收费转变。此外,农村事业发展导致支出呈钢性增长,很可能在一些地区和干部中出现习惯性的眼睛向下__违规地要农民集资配套。

从思想认识上看,目前一些干部有一种乐观的情绪,认为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民负担已经没有了。

因此,中央领导也非常担心,担心目前的税费改革进入历史上的“黄定羲定律”--反弹。

2、突破“黄宗羲定律”的措施

(1)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原则,给农民一个国民待遇。

(2)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满足农村事业发展的需要。

(3)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制度。

一是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中央要求,凡因农民负担引起的恶性案件,都要追究县(市、区)、乡镇党政一把手的责任。

二是部门责任制。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部门责任制的考核内容,各有关涉农收费部门都要将上年的减负工作向同级农负办书面汇报。

三是收费公示制。收费单位建立公示栏,村里树立公示牌,向农户发放公示手册。公示收费依据、标准、执收单位、执收对象等。

四是农村订阅报刊限额制。

(4)加强村公益事业资金管理。一是全体村民负担。包括农户向集体缴纳的大田承包款。二是村公益事业资金由村收取,用统一的发票。三是标准为不超过原有村提留的水平。四是按村民认可的办法收取。五是坚持“量入为出”、专款专用。用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村管理经费和其他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村一级取消招待费。

(5)加强村内“一事一议”筹劳管理。从今年开始,全省取消了向农民收取劳动积累和义务工。村级用工实行村内“一事一议”制度。标准是每个劳力不得超过3工,不得强制以资代劳。

(6)明查暗访加强监督。

三、关于村级集体经济和财务管理

(一)村级集体经济:村级组织运转和农村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也显著增强。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为*亿元,平均每村为*万元,年经济收入在*万元以上的村达到了*个,占总村数的*%,主要集中在城郊。年收入不足万元的村还有很多,约占25%,主要集中在山区,有些连村干部报酬也难解决,严重影响了村级事业的发展。

(二)村级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措施。

长期以来,村级财务管理体制实行村财村管,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不少地方出现了财务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村干部贪污挪用,集体资金被挥霍、浪费、侵吞,村级债务负担日趋严重的情况,因村级财务问题而引起的上访事件也居高不下,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村级集体资产财务管理存在“乱了清,清了乱”的现象。目前村级财务管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制。村级会计委托制是我省实践经验的总结,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会议,并下发文件,要求到年底全省各乡镇全面实行会计委托制。

村级委托制是对传统农村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质是将原来的事后监督变为事前监督。村级会计委托制的内容:一是自愿委托:由村经济合作社与乡镇签订委托记账协议;二是三权不变:村级集体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不变;三是实行五统一化:财务实行统一制度、统一审核、统一记账、统一公开、统一建档,电算化则是通过开发软件,对村级财务实行计算机管理,提高效率,保证委托制的科学性。

2、村级财务公开。

3、村级财务审计。省政府颁布了规章《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办法》。这是政府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办法》规定,以下三种情况需进行审计:村干部届满或离任、群众认为村级组织违反财务规则、当地政府认为需审计的事项。我省各地一般实行三年一轮审制度。村级审计属于政府审计。

(三)村经济合作社的股份制改造。

这主要集中在城市郊区,这些地方村集体收入一般都较多。目前全省已实行改制的村有*多个。其实质是将村级资产量化到人。主要做法:一是清产核资,摸清底子。二是将村里人员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三是合理设置股权。一般设三种股:人口股,凡是改制时户口在村的人均有一股;积累股,按劳动年龄段在村的年份折算;现金股,按村民自愿缴纳的资金折算;集体股,指集体保留一部分股份。四是成立经营班子负责资产经营,每年根据经营状况按股分红。

(四)探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路子。

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通知》,了以下措施:

一是盘活集体资产,开展资本经营。通过拍卖、出租、入股等办法,开发“四荒”资源。

二是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土地整理,获取土地整理折抵建设用地指标。

三是依法经营集体土地资产,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可留10-15%作为安置人员留用地,用于发展二、三产业。

四是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经济实体。

五是加大对经济薄弱村的扶持。从去年开始,省委、省政府连续5年每年安排*万元用于村干部补助。

四、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合作社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一条共国经验

合作社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从最早产生至今有150多年历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大体上80%的农民参加了不同的合作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民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力量,它是促进世界各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并支撑其继续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二)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点

近几年来,我省将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特点有:

1、在合作方式上,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

2、在经营内容上,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3、在组织管理上,实行自愿结合,民主办社。

4、在办社宗旨上,对内以公平为宗旨,对外以效率为目标。

5、在利益分配上,让社员收入达到最大化。

(三)我省培育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做法

一是宣传发动,统一认识。省农业厅在全省开展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情况调查,召开了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研讨会。2002年底,又召开了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经验交流会。从起,浙江省委、省政府连续四年将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专题进行研究。

二是典型引路,搞好示范。全省确立了100家省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全省共有各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200多家。

三是多部门牵头,多形式培育。牵头的单位和部门有:基层农技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大户、基层供销社、村经济合作社。

四是制订政策,促进发展。一是财政资金扶持。从开始,省政府每年拔出经费用于省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二是允许工商登记。三是税收优惠。四是加强培训。组织了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知识培训班,还组织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到国外考察,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五是统一指导,加强规范。首先是明确由省农业厅统一指导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改变了过去多部门指导的现象。其次是明确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条件。其三规定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原则。其四是制订示范章程。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一是实施农业标准化的主体,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平。

二是实施农产品营销和名牌战略的主体,大大增强了农产品的销售能力。

三是培训农民的主体,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水平。

四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主体,提高了对农民的带动力。

五是实施政府农业补助的主体。通过合作社对农民进行直接和间接的补助。

通过以上五个主体地位的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上起到了以下三座“桥梁”作用:

第一、在农户之间架起桥梁,促进了农业生产要素组合,解决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目前农村社区合作社“统”不了、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包”不了、单家独户“办”不了的事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二、在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之间架起桥梁,完善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解决了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农产品购销合同签约率和履约率低的问题,提高了对农民的带动力。

第三、在政府、企业、农民和其他组织之间架起桥梁,有效地打破了行业分割,实现了产供销、科工贸结合,提高了整个行业的市场综合竞争力,促进了产业的升级。

(五)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思想统一难。

2、无法可依,确认难。

3、内部缺乏规范,经营管理难。

4、税收政策制约多,发展壮大难。

针对以上问题,培育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应采取以下对策:

(1)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工作来抓。在坚持农村家庭承包制前提下,实行专业合作制,来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

(2)树立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支持农民的观念。

(3)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立法步伐,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的基本条件、原则、程序等。

(4)政府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