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篇1
关键词：财产保险；利益范围；利益界定
中图分类号：DF43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0-000-01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产生于财产的不同关系，保险利益的界定在保险实务中非常关键，是保险法的灵魂。保险利益对保险合同能否依法履行，被保险人是否能够享受保险金请求权非常关键。
一、保险利益的概念
保险利益，又称可报利益，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参保标的物享有法定的经济利益。保险利益是存在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参保标的物之间的经济联系，它是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由保险公司获取的利益，体现了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参保标的物所享有的法律上认可的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参保标的物遭受风险事故时而享有的赔偿权利。当参保标的物发生保险责任事故，被保险人不得获取保险利益限度之外的额外利益。
二、财产保险利益的界定
（一）从财产保险利益的特征界定
1.合法性
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的合法性特征，一种观点认为财产保险利益是存在于实体法上的权利，因此只有合法享有投保财产的人才能享受到财产保险利益；另种观点认为财产保险利益不仅局限于实体法上的权利，还要尊重事实，要包括事实经济利益关系。在财产的权利发生变动的时候，第一种观点下，很多利益难以投保，因此第二种观点较被认同。
2.经济性
财产保险的本质就是当投保财产遭受经济损失时，被保险人能够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站在法律角度讲，物权、债权等被法律认可的各种利益都属于财产保险的利益范畴，都可以用金钱衡量计算。假如发生的损失难以用金钱衡量，比方精神损失，则不属于财产保险的利益范围。
3.可确定性
在某种程度上，财产保险利益是可确定的，财产保险利益并非被被保险人的主观想法，是存在于特定现实基础上的，在现实基础上可计算确定将来可实现的经济利益。因此，对财产保险利益的确定要以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而非个人的主管判断。
（二）从财产保险利益的类型界定
1.现有利益
根据不同的产生方式，财产保险现有利益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产生在法定权利基础之上，比如担保物权利益、所有权利益等；第二种，产生于合同关系基础之上，如固定资产的承租人因租赁合同所享有的对租赁固定资产享有的利益；第三种，产生在特定事实基础之上，如基于无因管理这一事实基础上，财产管理人对所管理的财产享有的利益。
2.期待利益
期待利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需要满足特殊条件方可成为既定的财产保险利益：首先，期待利益应存在于现有利益的基础之上，具有事实上的合同基础或者法律依据；其次，可实现的可能性较高，比如财产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财产所享有的利益就属于典型的期待利益。
3.责任利益
责任人对承担的责任享有财产保险利益，当责任发生后，会引起责任人收入的减少或者支出的增加，这也属于经济上的损失。责任利益通常分为法定责任利益与合同责任利益两种。法定责任利益包括不当得利、侵权责任及其他原因造成的赔偿责任利益，当签订保险合同时，赔偿金额要以责任人需承担的赔偿金额为限，严禁超额赔偿情况出现，对于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合同责任利益是指当意外发生后，合同义务没有按照约定履行，责任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赔偿限额以实际经济损失计算，不赔偿继续履行或者其他责任承担形式。
（三）从实践中备受争议的情形界定
1.物权
物权中对夫妻共同财产、合伙人、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财产保险利益与否争议较大，对共有物，这些共有人都享有相应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当共有物遭受保险事故，所有共有人都会遭受经济损失。因此，通常认为所有共有人对共有物都享有财产保险权益。
2.债权
债权人享有对债权的财产保险利益。债权是具有确定性的合法经济利益，当债务人履行约定时，债权人会获得经济利益；相反，当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会遭受经济损失。债权人应该享有的经济利益是其获得财产保险赔偿的依据，债权人不会因为保险事故而享受到额外的经济收益，因此不存在道德风险。
3.股权
股东对股权应该享有财产保险利益。股东因对公司投资，所以享有公司的资产收益权，当公司破产倒闭时，股东也享有法定的剩余财产分配权，这表明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的权利符合财产保险利益的合法性特征。当一家公司的财产受到损失时，公司会遭受直接的经济损失，但是股东的投资收益等权利也会蒙受损失，这表明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所享有的权利符合财产保险利益的经济性特征。股东对公司的财产分配权及投资收益权数额是依据股份数确定的，因此说明股东享有的预期收益是可确定的，这表明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所享有的权利符合财产保险利益的可确定性特征。
4.占有
占有人对占有物品是否享有财产保险利益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不同占有情况：如果占有人是合法占有，其对占有物一定享有财产保险利益；如果是占有人非法占有，情况比较复杂，如果是善意占有，即占有人并不了解自己的占有是非法的，或者因取得实效而造成非法占有，当占有物损毁时，善意占有人遭受经济损失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因此法律上要保护善意占有人对所占有物品的财产保险利益；如果是恶意占有，如因盗窃而形成的占有，则占有人没有对占有物品的财险保险利益。
5.保管
保管人对所保管的物品享有合法的财产保险利益。保管人和被保险人因签订的保管合同，将产生法律认可并受法律保护的债权债务关系；合同规定的保管期间内，如果因为保管不善致使所保管的物品损坏，除无偿保管外，保管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保管人可证明自己无重大过失的情况除外。因财产保险具有的填补损害功能，保管人应对所保管的物品进行投保，以降低意外发生时自己的经济损失。
三、结语
对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界定在财产保险实务中非常关键，为有效解决实践纠纷，还需要对财产利益备受争议的几种情况进行明确界定。
参考文献：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篇2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财税支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风险保障的重要性。而农业保险的“三高”(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亏损率)特征决定了没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就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2007年以来在全国6个省区试点推行、现全国有近九成省份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补贴型保险。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在保费方面的补贴支出，并通过大面积的普及推广，将可能出现的农业生产风险部分转移到保险经营主体和未受灾农户，从而既达到保障农业生产的目的，又适当减轻政府巨额救灾支出压力。在这种保险模式下，能否调动农户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的积极性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不能搞起来、能不能搞好的关键。各地试点表明，保证并尽量提高政府的保费补贴支出对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以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顺利实施仍是值得探究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的障碍分析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减轻了农民付费的成本，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缓解了以往农业保险“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但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一些客观障碍仍存在，影响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1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使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综合赔付率居高不下。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频率大，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广，其赔付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财产保险。以许多国家的经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综合赔付率(即赔偿与收入保费之比)一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1982～2004年只有6年赔付率低于1。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其赔付率经常达到2以上，甚至更多，均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能够完全覆盖灾害赔偿和管理费用。另外农业风险由于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使大面积范围内的保险对象同时发生灾害事故，遭受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起赔付额以致亏损严重。
2农业保险经营高成本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农业保险业务不仅风险高，而且经营工作开展难：一是定损理赔难。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难以准确估计其损失；被保险人四处分散，标的分布四面八方，一旦受损，现场勘查定损、赔付兑现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时间的要求紧迫，加之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是增加了理赔工作的难度。二是保费厘定难。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极不规则，各地在受灾频率、程度及灾害种类上各不相同，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使得保险经营主体对种养业等具体项目的损失进行费率厘定需要有专业的评估。这些困难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目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在20％～30％之间，农险业务的经营成本更高，但部分试点地区政府认可的经营成本都在15％以下，有的甚至低至8％。而且由于农险业务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不允许承办者有利润，这样很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不利于农险工作的持续良性开展。
3农业保险中委托方与受托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态度由过去的大力发展变为谨慎从事。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农业保险的委托关系中，农业生产单位作为委托方处于信息优势方，作为方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往往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加上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很大，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也很严重，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二、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政策探讨
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由政策扶持。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水平较低，在税收上除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免征收营业税外，并没有推出新的优惠政策，而且对保险企业经营管理费用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从而使政府引导保险经营者积极主动开展农业保险的引导作用大打折扣。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1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所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农业保险业务高成本、高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难以获得一定收益水平，所以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所承担的税负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到农业保险的经营领域。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的是美国，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向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他方面的负担。日本政府财政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力度很大的税收优惠，《法人税法》中将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纳入公益法人的范围，只对由收益事业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日本《农业灾害补偿法》中除规定农业保险的所得税率为22％，营业税率为5％～6.5％之外，免除征收其他一切赋税。适当的优惠税收政策也是我国大力倡导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措施。根据现行税法，除免征种养两业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以营业税为计征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因营业税免征而免征，同时对农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外，并无其他财税优惠政策。针对这种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一是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农业险产品也免征营业税，特别是将营业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务。二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增大保险费的返还比例，提高其对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三是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甚至可规定对经营政策性种养两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可以将其全部盈余作为农业保险特殊风险准备金提留出来，用作其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以增强其抵御农业保险风险的能力。
2提供经营业务费用补贴。国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在这方面的补贴也高达50％～60％。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政府应为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其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特别提出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到操作中，应遵循分级负担、区别对待的原则，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承担；对商业保险公司则根据其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按保费收入的10％～20％左右向其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对于比较偏远、农户保险意识薄弱、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比较困难的地区，政府财政适当加大补贴，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比较多，大面积干早、洪水、台风等风险事故往往会给直接保险人带来超过责任准备金数十倍的损失，从而导致经营机构破产。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务稳定，提高其经营农险的积极性，需要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可考虑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可来源于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应通过适当机制筹措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基金，例如从保户缴纳的保费中列支部分资金共同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用于弥补保险公司巨灾之年的亏损，借以平衡农业保险的经营。根据实践经验数据，一般以保费收入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比较合适。就全国而言，如果巨灾风险基金只提供60％的财政支持，在70％参保情况下，则每年需要财政预算安排5～6亿元。
4创新农业保险支持机制——以险养险。在提高保险公司积极性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大多数地区在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时都会提出“以险养险”这一措施，并把它当作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以险养险”是一种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中部分商业保险险种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并通过这些险种的收益来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方法。从上海等地的实践经验看，把以政府资源配置为主的保险与农险捆绑式结合，是弥补农险亏损的重要途径。为保证这一做法的顺利实施，在推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通过多少商业性财产和人身保险项目养得起农险。第二，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保险业务的盈亏如何核定。第三，在“以险养险”中如何维护商业保险市场的平衡性和公平性。只有上述三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险养险”才能真正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强力助推器”。
三、政策支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要与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农业保险过高的赔付率与过高的管理成本，需要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但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补贴力度的情况下，农业保险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相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使政府陷入沉重的财政负担。如美国，1980～1999年政府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总成本是150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政府给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就达22.4亿美元，其中保费补贴13.53亿美元。以此为教训，在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对农民的保费补贴和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费用补贴水平及税收减免优惠的力度一定要考虑国家的财力，既要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又不能给财政带来太大压力。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篇3
关键词：农村社会基本养老；政府责任；市场改革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从2002年到2006年，年均递增20％，2006年达到3.9万亿元)，但由于经济转轨时间较短，政府的主要任务仍着力于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还没有作为重点全面推进。因此，在我国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提出了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目标，但重点仍放在继续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做实个人账户扩大试点的工作之上；对于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也只是将农民工作为试点，提出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的基本思路。所以，由点到面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再由基本养老保障转变到补充养老保障，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在由点到面推进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阶段，由于基本养老保障自身固有的属性，政府的责任和角色如何确定，将成为下一步政策改革和推进成败的关键。因此，本文重新界定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公共产品特性，以此来认识政府承担责任的必要性并明确责任边界和政府责任特征，以避免盲目推进基本养老保障市场化改革，保证政府主导原则在当前实践中的有效贯彻。
一、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公共产品特性
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主要是一种区域性公共产品，即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私人不愿提供的社会产品。根据在消费过程中的不同性质，公共产品又可区分为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从性质和影响看，应属于纯公共产品，但当前又是一种接近于纯公共产品的准公共产品。为便于分析，本文将纯公共产品特性和准公共产品特性看成是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公共产品的两个组成部分。
(一)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的纯公共产品属性
1 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公共产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效用由大家共同享有而不可分割。从直接效用来看，满足生存需要的基本养老保障具有维护社会安定的强大外部效应，一旦生产出来就会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同时，老有所养是一项基本的社会道德。在这样良好的社会氛围下，人人讲爱心，社会关系将变得更为融洽与和谐。因此，不仅个人而且整个社会都受益于养老保障效应。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公共产品效用具有联合消费的特点，所以养老保障具有了公共品的特征。从间接效用来看，通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有效供给，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带来的这种效用具有明显的外溢性特征和良好的社会收益，人人应该能够得到享受，而不是仅供少数人占有。
2 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的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指，在技术上没有办法把未付款之人排除在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之外。也就是说，不论人们是否为之付款，都能从公共产品中得到利益。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公共产品的这种非排他性主要体现于其公平性特征。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保障是政府提供给全民的公共产品，全体国民都应当平等享受，而不论他们的社会状况和身份地位如何。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显然，这里所指的公民，不仅包括城镇居民，也包括农民。现在农民被排斥在整个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剥夺和歧视农民的社会政策使然，是对农村劳动者的不公平待遇。这样，农民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事业中的职责也没有得到体现。
非排他性还体现了利益对等原则。从农民的角度看，他们上缴各种税费，直接为国家财政做出了贡献，还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间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且这种积累仍在继续。按照利益对等原则，政府以财政资金向社会提供服务及公共产品，这些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应当包括所有向政府上缴税费的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作为政府向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农民应该是养老保障的主体，而不能被排除在外。
3 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的强制性。公共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面向整个社会供应，整个社会的成员共同享用其效用，社会成员一般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被动接受。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的强制性首先由基本社会养老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效应所决定。如果部分社会成员不参加养老保障或逃避缴费义务，就存在一定的负外部效应，即当这些老年人年老贫困时，其养老成本要由社会或其他人承担。虽然有关当事人可以通过谈判和协商自愿达成一项交易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但在实践中这种交易成本是巨大的，因为人人都需要养老，只要一方不愿协商或达不成一致意见，交易就不能成功。此时，就需要政府介入制定交易规则，以公共管理的方式规范当事人的行为以节约交易成本。
其次，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强制性还受到农村养老保障的绩优品特性和局部市场供给失效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障的“绩优”主要指其带来的经济效能，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农村社会福利再分配功能；可以诱致农村有效需求；能够推动农村资本市场形成；具有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功能(唐振龙，2006)。然而一种产品的绩优特征不一定被人们所充分认识。绩优品就是消费者对消费品的效用评价低于该产品应有的效用评价的一种产品。消费者若未能充分认识到产品为其带来的利益，就会对产品的评价过低。若任由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购买，市场提供的绩优品数量就会低于资源配置的最佳水平，造成效率损失。这就需要政府对绩优品进行公共管制，强制性地要求消费者增加购买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典型的绩优品。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产品，政府必须以强制性和权威性将农民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来，使其由个人有限理性向社会理性转化。
局部市场供给失效是指养老社会保障的某些具体方面由市场提供引起的效率损失，政府需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以弥补市场机制调节的失灵。比如养老社会商业保险市场失效现象。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信息的传递速度都要落后得多，被保险人与提供保险者之间的
“不对称的信息结构”更为突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市场失效更为严重。因此，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只能以政府或其他的共有单位为主体进行(尚长风，2004)。
4 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的非竞争性。该属性又称为消费的共同性。这意味着个人使用或享用某一物品时并不阻止他人使用或享用。尽管它被一个人使用了，其他人依然可以使用，而且质不改变，量不减少。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非排他性，提供了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平等机会；另一方面，这种公共产品产生的经济效能及其溢出效应，不仅使大家共同参与时公共产品效用没有减少，反而会增加。从长期来看，随着国家实力增强、支持力度加大、农民变富、购买能力增强，农民享有产品的效用和福利也将逐步加大。
(二)现阶段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准公共产品特性
相对纯公共产品的四个特性而言，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的准公共产品特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私人产品特征上。这个特征表现在排他性和竞争性两个方面。
1 一定的排他性。按照目前政府、集体和个人的经济能力，一般会采取政府和集体为主体、个人共同参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组织结构。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会减少“搭便车”现象。但是，养老保障支出只要形成个人可支配性收入，个人在自利原则的驱动下就会有确立私有产权的需求，希望确立一种养老保障制度使其产权不受他人侵犯，从而消费上具有排他性的特点(刘江军，2006)。而且，按照税收公平原则，即根据收益多少(即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水平)缴纳税负，在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交多保多，交少保少。对于某些养老保障项目和一般人群，不交者还可能被排斥在保障范围之外。
2 一定的竞争性和拥挤性。在社会用于养老保障的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增加某个人的养老保障消费，就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因此具有消费上的竞争性；另一方面，在当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或集体免费提供一些养老保障项目，过多的需求者会出现拥堵现象，影响农民对这些保障项目的享用。
二、政府责任确定和政府责任特征
(一)政府责任确定
1 政府责任的主导原则。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纯公共产品特性是其本质属性，而它的准公共产品特性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个条件就是政府现有财力的约束。当政府财力足够宽裕时，现存两个相关准公共产品特性将会逐渐消失，这和补充养老保险固有的准公共产品特性是不相同的。可见，一定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并不始终伴随在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左右。因此，我们不能以此为动因而加大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的市场化改革力度。从长远看，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应坚持政府主导原则，由政府承担主要供给责任；在当前财力有限前提下，由政府和集体为主体、个人共同参与来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政策价值取向可从2007年教育部所属6所师范高校免收学费的政策窥见一斑)。并且，当居民个人的经济能力能够满足基本养老保险要求时，也不能盲目引人基本养老保险私有化、确立私人所有权、强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这是由基本养老保险的公共产品特性所决定的。否则，将受到基本养老保险绩优品特性和局部市场供给失效的影响，引起市场失效，带来较大的负外部效应(盛洪，2003)。
2 政府责任边界、目标。在以国家和集体为主体来提供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的大前提下，政府提供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责任边界又如何确定呢?我们认为，坚持政府主导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陈树文指出，政府责任边界的上限应当定位在保险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下限应该是与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2003)。下限隐含这样的含义，就是在财力不足以保险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政府为此还应当作出最大的努力，而不能责任不到位甚至无作为。把上限定位在保险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是由养老保险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的。补充养老保险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具有保险水平高的特点，更倾向于一种私人产品，应该选择由市场提供。否则，会造成养老保险运行的交易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下降，社会福利效应随之降低。因此，我国政府在不能实现上限目标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农村社会基本养老制度改革目标构建如下：以满足农民老年基本生活需求为基本目的，在养老金筹集模式上坚持国家和集体为主、个人为辅的原则，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家庭养老和社区互助为辅助、逐渐与农村从业者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整合的社会养老制度模式。
3 政府主导原则的实证。由于城乡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具有相同的公共产品特性，在当前农村养老相关数据缺失和空白的条件下，上述结论可以由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数据初步加以推断和证明。
在下文的证明中，我们首先作出如下假设：政府的主导地位是相对家庭个人支配能力而言的。如果政府财力比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应该并有能力提供较多的养老保险基金，那么政府便处于主导地位。政府主导地位由政府财政支持力(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低来反映)对提供养老保险基金的综合影响力来体现。综合影响力大小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力和家庭人均可支配能力(收入)两者对比得到。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结果，pearson相关系数及单尾检验值显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正向相关，且在0.01上相关水平显著。回归模型描述表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0
回归模型意义。pGDp与因变量之间存在高度正向相关，表示随着经济发展，人均GDp提高，政府部门有更强的财力支持基本养老保险，并可加大基金投入。变量pJZS与因变量之间存在负向弱相关，可能存在两个方面含义或两类家庭：一是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力也较为有限(两者高度正相关，相关值为0.887)。为降低风险，维护家庭可持续发展，保险基金的缴纳变得相对较多，这种情况在我国大部分家庭特别是农村较为突出；二是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自我抵抗风险能力增强，政府支持力度也相应加大，家庭会减少保险基金投入(这种情况可能会和准公共产品相反，即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家庭会增加购买。从这个角度相对而言，基本养老保险这个纯公共产品更像吉芬物品)，由政府买单。
政府主导地位推断。由相关系数a=0.860和b=0.199可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提高1元，可以使保险基金增加0.86；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提高／减少1元，将使保险基金减少／增加0.2。前者是后者的4倍多，明显高于后
者，表明政府财政支持相对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素对人均养老保险基金数额的边际效用更大。同时，又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量pGDp大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量pJZS(就全国平均而言，2003年的pGDp／pJZS=6.25)，综合相关系数和增长量比率两个因素，2003年政府财政提高的综合影响力是家庭的24倍，政府作用明显强于家庭，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中显然应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全国的农村家庭纯收入不足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农民对提供养老保险基金的综合影响力明显要弱于城镇家庭。由此推断，政府在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中更应居于主导地位。
(二)政府责任特征
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职责边界。政府尽管在农村基本养老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履行责任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域都一成不变。政府责任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动态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和层次性特征。这三个特征客观上要求政府责任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其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相机抉择，从而保证政府主导原则在当前实践中的有效贯彻。
1 政府责任的动态性特征。政府责任的动态性从时间序列角度表明，政府责任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内容和重点不尽相同。上述政府责任的目标主要是站在政府现有财力角度而加以取舍的。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政府要承担相应责任、履行相应义务。无论是否引入市场化改革，政府作为市场的合作伙伴和重要互补，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职责，只是在不同的财政状况下，政府功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现阶段，我国政府应该是一个财政主要支持者、组织引导者、政策支持者、立法支持者和监管支持者的多重角色的扮演者。这就是说，我国政府的职责包括五个方面的功能，即政府需要从立法、组织、财政、政策、监管五个方面同时着力，逐步建立系统、完善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这五项职责中，主要财政支持者的作用当前尤为重要。而当我国实现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之后，政府的功能角色将由主要财政支持者向最终财政支持者转变；政府为促进和保障农村养老的市场化，其监督、立法等职能也将日益增强。即使在养老保障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政府也承担着最终财政支持者和市场监管者的责任，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政府责任的区域性特征。政府责任的区域性特征是指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大小不同。通过上文政府主导原则的实证，我们可以推测，不同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农民人均纯收入Ri和农村社会基本养老基金分别存在正、负相关关系。综合考虑pGDp、Ri两方面因素，政府综合影响力决定的政府主导地位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因此，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也应有所不同。一类地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有较强的地方财政实力和需求，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本养老的财政支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二类地区，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有一定地方政府扶持能力和需求，可鼓励地方政府加大对农村基本养老的财政支持。这包括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重庆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篇4
什么是遗产税？简单点来说，就是针对财产所有人去世以后遗留下来的财产而征收的一种税。它最早起源于欧洲，近代的遗产税始于荷兰，此后，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也相继开征了遗产税。
最近在深圳提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中，就出现了试证遗产税的建议。这一建议提出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关注。遗产税要来了吗？众专家表示，目前，我国遗产税开征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开征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国的遗产税草案设计最低税率为10％，最高税率为50%。如果遗产税真来了，将让国内的富豪们能留给后代的财富大打折扣。因此，如何合理避税也成为一门学问。所谓合理避税，是指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以合法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纳税人减少缴纳税款的经济行为。这在国外非常普遍。
尽管遗产税的提议，距离真正实施尚有时日，但这却触动了不少富人的神经，他们已经在考虑如何合理的避税了。除了买寿险，把资金转移到境外或是以子女的名义购置房产，都成为他们合理规避遗产税的途径。《投资与理财》总结了国外在遗产税上合理避税的“三板斧”。
板斧一 以孩子名义购置房产
近年来，一些高档楼盘的买主当中，有不少房主居然是几岁大的儿童，最小的竟只有几个月大。据悉，这些房产都是小孩的父母以子女的名义购买的。
一位以自己儿子的名义，购买了一套价值100多万元别墅的商界人士曾私下里表示，适当的时候，他还会考虑继续以儿子的名义购买一些房产，一是房产从长远看有着保值增值的作用，二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将来遗产税征收的数目。
业内人士认为，为孩子购置房产的最佳时间是10岁至16岁。这个年龄段，孩子具有法律行为能力，18岁后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买卖房产。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法律就保护谁拥有物权。
不过，父母在房产证上写孩子的名字，也会导致一些风险，比如孩子不懂事，随意卖出房产，或孩子被人利诱，卖出房产等。为了防止这一点，父母可以选择在交付房款时留下付款凭证，并和孩子签订协议，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收回房产。孩子在10岁以前是没有行为能力的，这个时候如果父母和孩子签协议，也就是和孩子的监护人签协议，最终变成了父母和自己签一份协议，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板斧二 购买人寿保险产品
在国外，许多富豪大量购买保险，并不是出于生活保障的目的，而是为了规避遗产税。国外不少保险产品专门设置了避税功能，许多终身寿险产品包含有身故受益功能，这一部分是不用交税的。王永庆、李嘉诚都是超级富豪，甚至已经富裕到可以自己开保险公司了，但他们都买了高额的人寿保险。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不纳入遗产，除了保险本身确定的受益人，任何人无权分割，所以一些富豪会选择通过购买保险，将自己的财产冷冻起来，并逐渐追加和组合。
一般而言，通过购买保险产品来达到避税的目的有两种方式：一是父母为自己投保，二是父母为小孩投保。比如10岁的张某父母有10 0 0万元资产，若张某父母想把财产留给孩子继承，又想规避缴纳高额的遗产税，可以在子女未成年的时候，父母作投保人，子女为被保险人，投保保险公司的生存保险。这样满期时，保险金给付将归于子女，即为子女自有财产。或是投保以父母为被保险人而指定孩子为受益人的终身寿险，这样，在父母万一意外身故后，子女就可以得到完整的保险金。
一名保险业人士告诉记者，无论是购买房产，还是购买保险，共同的一点就是将个人资产分散。他表示，按国际惯例，购买养老保险时，当投保人与受益人为同一人时，可免征所得税。而且按照我国现行法律，任何保险金所得都是免税的。
板斧三 设立遗产信托基金
乔布斯去世时，留下了83亿美元的遗产，其中大部分资金都放在一个信托项目中。遗产信托在美国十分普遍，它是一种基于财产传承的理财工具。如迈克尔·杰克逊的遗嘱声明中，就将全部财产交付一个信托基金管理，他的母亲凯瑟琳·杰克逊和他的3名子女为遗产受益人。使用遗嘱信托基金，可避免争议，防止挥霍，并由于在事前做了信托投资安排，更可使财产保值、增值，符合家族利益。
鉴于市场的不透明和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此类产品，但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已经出现。而信托作为一种比较稳健的投资模式，也已经逐渐被认可和接受。
另外，规避遗产税的途径还有一种就是将收入转移境外，以离岸信托基金等特别方式来规避遗产税。
离岸信托是指在离岸属地成立的信托，在操作上与信托类似，但因为特定的属地对信托的定义或法条有相对宽松或特别的政策，受益人的利益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
聚焦各国遗产税
美国：最高税率50%
遗产税制属于总遗产税制，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18%，最高税率为50%。后者适用于遗产额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包括其个人在世界各地的所有资产。遗产额在60万美元以下者免征遗产税。非居民只需将在美国本土内的资产支付遗产税，最低税率为6%，最高税率为30%。
日本：最高税率70%
采取继承税制，即根据各个继承者继承遗产数额的多少课税，是典型的分遗产税制。对居民而言，不论其继承的遗产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都要对其遗产征税；对非居民，仅就其在日本继承的遗产承担纳税义务。日本继承税税率共分13个档次，从10%到 70%。
意大利：亲疏关系决定税率
实行混合遗产税制的国家。其征税方法是先按遗产总额征收遗产税，然后再按不同亲属关系，征收比例不一的继承税。纳税人分为两类：一类是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另一类是继承人或受赠人。对第一类纳税人统一采用第一种累进税率，对第二类纳税人则根据其与死者的亲疏关系，采用不同累进税率。
英国：遗产税率40%
英国居民在世界各地的所有资产都要付遗产税，而非英籍人士只有在英国国内拥有的资产才需要支付遗产税。目前的遗产税率是40%。
德国：最高税率50%
分级遗产税制，实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从7％到50％不等。现德国的遗产税和赠与税都开征，且适用同一税率。免税规定：死亡人或赠与人的配偶享有基本免税额250000马克和额外免税额250000马克。每一个子女可免税90000马克，每一个孙子女免税额为50000马克。丧葬管理费用和死亡人债务允许扣除。慈善公益捐赠全额免税。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篇5
一、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特征
本文中小企业的界定是按企业的资产总额、销售额划分，这两者都在5000万元以下的是小企业，5000万元至5亿元的为中型企业。中小企业的生产活动表现为商品的制造、销售和提供服务，但本质是企业资金的运动和资金的增值，在此过程中，也会面临财务风险，并且由于其财务活动管理上的困难以及自身内部组织的特点，其面临的财务风险有其独特性。
（一）中小企业外部融资风险大 在直接融资上，现行的上市额度管理机制决定了中小企业很难争取到股票上市的机会；在发行企业债券上，因发行额度小也难以获得；中小企业由于本身资金有限，信誉度低等原因也难以满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所以中小企业要获得外部资金，需要担保，或者以并不富有的资产进行抵押，使得外部融资风险相当的大。
（二）中小企业更多依赖内源融资 在融资渠道的选择上，比大企业更多地依赖内源融资。中小企业一般建立的时间较短，缺乏外源融资所需的信用记录和合格的财务报表，信用保证能力差，难以得到外部投资者和银行的信任，因此，只能主要依靠业主的出资和企业的内部积累来滚动发展。在外源融资方式上，中小企业更加依赖债务融资，在债务融资中又主要依赖来自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贷款，中小企业的债务融资表现出规模小、频率高和更加依赖流动性强的短期贷款的特征。
（三）长期投资比率低下 中小企业由于内部资金相对紧张，外源融资大部分是短期融资，很少有长期闲置资金投资于其他企业的股权和债权，经济灵活性也要求其资产具备更强的流动性以应付不测之需，因此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金融负债比率高，自有资金比率低；短期金融负债占总负债和销售额的比率较高，长期投资比率十分低下。
（四）营运资金管理水平低，资本结构不合理 中小企业资金使用缺少计划，经营急需资金捉襟见肘，容易陷入财务困境，同时，中小企业负债比例较高，对未来经营与财务的影响大，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较大；中小企业对日常现金缺乏管理，流失、浪费严重，存货积压，存在大量应收账款，偿还到期流动负债的风险较大，三角债务复杂。
（五）中小企业财务风险成因复杂 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造成的损失有很大一部分源于企业现金流管理上的缺陷；加之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经营的单一性，规模的有限性，组织结构简单，资金来源有限，使得中小企业对财务风险尚未充分的认识与关注，因而，中小企业的财务风险的形成更加容易，并且形成原因复杂，从而引发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更大。
二、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现金流特征及财务风险控制方式
根据伊查克.爱迪斯教授的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生命周期分为九个时期，归纳为以下五个阶段：创业阶段（孕育期、婴儿期），发展阶段（学步期、青春期），成熟阶段（盛年期、贵族期），衰退阶段（撒冷期、官僚期），死亡阶段（死亡期），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五个阶段中现金流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不同的现金流状况对企业的财务风险的影响机理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本文正是根据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现金流特征，针对性的提出了中小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策略。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篇6
根据保险法的基本原理，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只能承保尚未发生的、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保险不予承保。因此，保险事故必须是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发生的：且在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更准确地说，保险事故发生应是一种可能性，即不确定性。因此，可保风险须具备纯粹性、偶然性和非普遍性三要件。
在保证保险中，对被保险人来说，保险风险是其自身对债务的不能履行，这一风险符合可保风险要件。
第一，风险的纯粹性指这种风险是一种只会给当事人带来灾害和损失的危险，完全无利可图，没有任何投机性。表面上看，债务人履行不能时其没有完成对债权人的给付，从利益上说不但没有损失还会因为债权人合同的履行而有所收益，不符合纯粹性的特征。其实，当债务人履行不能时将面临债权人的责任追究，这一责任风险正是保证保险被保险人所面临的风险，显然这一风险对被保险人来说是一种损失而无利可图，符合纯粹风险的特征。
第二，风险的偶然性是指该风险是一种偶发的随机现象，具有难以准确预测的偶然性。人们既不知道风险是否一定发生，也不知道一旦风险发生，它是否会造成损失以及损失到底有多大。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具体到保证保险合同．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事故，是投保人不履行债务，而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主要是由投保人主观方面决定的，不符合关于保险事故必须是客观的、不确定事故的保险法原理。其实，在保证保险中，导致债务人履行不能的原因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客观原因所致，即有投保人经济状况恶化、或遭受意外而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显然，这种原因导致的风险不管是被保险人自己还是保险公司都是无法在投保前准确预测的；第二类是主观原因所致，正如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一小部分人从借贷或投保之初，就没有打算还款或履行义务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投保人似乎在投保之时对于保险风险是否发生就早有预见，不符合风险偶然性的特征。在笔者看来，这种情况其实可以看做是被保险人主观上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况，对于保险人来说，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仍具有难以预测的偶然性特征，普通财产保险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如有些投保人为取得保险金在投保时已决定投保后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第三，风险的非普遍性主要是指所保风险不能使大多数的保险对象同时遭受损失。这一条件要求损失的发生具有分散性，从而实现集合多数人力量互助共济的保险功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履行不能责任风险的情况虽然不是个别情况，但并不表明众多被保险人的履行不能会同时发生，保证保险把履行不能风险作为其承保风险，符合保险风险的非普遍性特征。
因此，在保证保险中所存在的风险中，虽有一部分是投保人的主观风险，但并不影响其可保风险的存在。三、保证保险体现了风险分摊的特征
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的过程，既是风险的集合过程，又是风险的分散过程。众多投保人将其所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又将少数人发生的风险损失分摊给全部投保人，也就是通过保险的补偿行为分摊损失，将结合的风险予以分散转移。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在保证保险巾，保险人对债权人赔付后，有权向投保人即债务人进行追偿。这样，投保人的投保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尽管保险人代为其履行债务，但由于保险人仍可以向投保人追偿，所以保险人的损失并没有任何减免。由此看来，保证保险如果作为一种保险产品来说，其缺乏合理性，也缺乏社会意义。
对此，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其保险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交易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信贷消费保证保险中，如果没有保险人所提供的保险，银行一般不会对贷款人发放贷款，贷款人也就无法进行消费活动，因而往往由于保险这一环节的缺失会导致整个交易过程的终止，可见保证保险的社会经济作用不可低估。
保证保险作为保险的一个险种．与其他财产保险一样，其功能在于采用大数法则及概率学说，通过收取保险费的方式。集众多投保人之力来分散风险，化解风险。保险费中包含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及合理的利润．更重要的是理论上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应能够满足保险金的支出，所以，保险人在保险活动中本身并没有承担实际的风险，只不过是把不确定的风险收集以后再分散给投保人，其实，是投保人在给自己保险。保证担保则与此不同。作为债的担保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保障主债权的顺利实现，保证人并没有把大量债务人所存在的风险进行集中和分散，而只是利用自己的实力和信誉凭一己之力为债权人提供保障。
三、保证保险的费率可以确定
保险是建立在众人协力、互助共济基础之上的，保险人之所以能够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是因为众多投保人预先缴纳保险费，集腋成裘地形成了庞大的保险基金。可见，从保险技术上来说，合理分摊风险是保险的基础要素，而保险费的合理计算又成了合理分摊风险的前提。
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保证保险中的损失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因而费率是建立在经验判断基础之上的。实践中，保证保险的保险费是通过保证人收集和研究单个被保证人的相关信息．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接受的判断。正是在此意义上，保证保险的保险费的实质，是被保证人因使用保险人的信誉而支付的一种手续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一方面，经验判断并非不可以作为拟定保险费的依据。一般来说．一项新的保险业务开展之初，往往会出现保险费拟定不合理的情况。但随着该保险业务的成熟，保险公司根据往年保险费的收支情况对保险费率作出调整，使保险费率逐步趋于合理，这一点是与保险公司的经验判断离不开的。另一方面，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承保的判断也并不违反保险的特征，相反正是保险业务具体环节的体现。就是在普通财产保险或人身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也是对保险业务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承保的判断，而对符合条件的收取保险费，并非手续费。例如．在企业财产保险承保之前，保险公司会对该企业的财产风险状况派专业的核保人员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该宗业务是否承保和承保的具体费率。
可以看出，虽然保证保险与普通财产保险具有较大的差异，但保证保险也具备保险所必须的三要素，保证保险的性质应当归于保险。
尽管保证保险和担保这两种制度一样，都具有保障债权的功能，都是对特定人提供保障和补偿，保险的对象与担保的对象也可能发生重合，但它们的目的不同、手段不同、本质特征也不同，是两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保证保险合同是一个独立合同，保险人承担的是保险责任，保证保险法律关系也应纳入《保险法》进行调整。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篇7
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巨灾风险基金
长期以来，在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中有一种倾向，即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停滞的原因在于没有找到适宜的模式。故而，在实践中将不少精力投向对农业保险模式的研究和试点，试图在没有政府有力支持下，寻找到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模式，以推动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途径行不通。而从2004年以来开始试点的黑龙江阳光模式、吉林安华模式、上海安信模式以及浙江共保体模式，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成效，不在于各模式本身的优越性，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有明确的财政补贴安排。多年实践和国际经验反复证实：政府财政支持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基本保障。
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农业灾害风险十分复杂，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千亿元，因此，人们对于公共财政到底应该如何支持农业保险，所需财政资金的总规模有多大，国家财政是否具备相应能力等问题一直存在很多疑问和担心。以下，通过对财政支持农业保险原则和四个重要途径的分析测算，表明当前落实我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政策的条件已经成熟，能力基本具备。
一、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原则
农业保险的特点和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表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将是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历史过程。因此财政资金支持农业保险发展，应遵循以下四项原则：
(一)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
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气候差异大，农业生产条件复杂，开展农业保险时间短、险种少、规模小、经验不足，不宜短期内全面铺开。应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先试点，后推广。同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有限，难以对所有农产品实行高额财政补贴，必须量力而行。
(二)基本保障的原则
若提供高保障的农业保险，对收入较低的农民来说，难以承担高额保费；对保险人来说经营风险大，不利于持续发展；对国家来说，加大财政补贴额度，财力有限。可能产生“农民保不起，保险人赔不起，国家补不起”的问题。我国现阶段开展农业保险，要确定一个使农民能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又有能力补贴的保障水平。
(三)可保风险的原则
农业风险按产生的原因可分为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自然风险是自然力的不规则变化产生的风险，包括旱、涝、风、雹等气象灾害风险和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人为风险包括社会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技术风险等。人为风险和大面积毁灭性的自然灾害风险是不可保风险，农业保险只能承保自然风险中的一部分气象灾害风险。财政补贴的应主要是可保风险。
(四)保障粮食安全的原则
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农业保险可解除农民惧怕种粮高风险的后顾之忧，使其敢于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技术含量、增加资金投入，从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应全国统筹，重点投入到粮食主产区，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向农户提供保费补贴
由农业经营和农业保险特征决定，对于多数农业保险险种来说，并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商业化农业保险市场。农户的有效需求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农业保险的低收益、甚至负收益也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因此，财政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首要着力点是提供保费补贴。保费补贴属直接补贴，农民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单时，只交纳保险单上列明由农民自身承担的保费部分，财政补贴部分由国家财政替农民直接交纳。当前，我国保费补贴的优先顺序应遵循“先粮食作物、后经济作物；先种植业、后养殖业；先粮食主产区、后全国推广”的基本路径。
(一)补贴的农业保险标的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保险标的是所承保的所有标的集合，包括与种植业和养殖业财产本身及与其有关的利益和责任，如农作物、林木、各种饲养动物等。根据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财力，确定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标的应坚持基本保障、量力而行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原则，根据以上补贴顺序，当前可重点考虑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类作物提供保费补贴。然后再逐步扩展到棉花、奶牛、生猪和肉牛等标的。
(二)确定保险金额
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农民投保能力和财政补贴能力，在短期内，农业保险的保障金额以立足维持农民基本再生产能力为基础，保险金额以直接物化成本为依据较为适宜，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对农业保险补贴比例和金额。表1是我国部分农作物全国平均投入直接物化成本。
(三)确定保险费率
农作物保险费率是以保险责任计算的损失率为依据，不同的保险责任有不同的损失率。黑龙江垦区在经营10年的基础上，测算出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种作物的损失率。见表2。
在没有更好的数据来源前提下，可以在黑龙江农垦10年积累的风险损失数据的基础上，考虑我国地区风险的差异性，设定10%的误差范围，大体推测出全国平均风险损失率。见表3。
保费费率的确定是以损失率为基础，但农业保险损失可控性差，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也会时有发生，为规避这些风险，在制定保险条款时，都采取绝对免赔率来进行控制。因此，四种主要农作物的费率确定，一般可采取按损失率扣除30%的绝对免赔率为保费费率。见表4。
在测算出保费率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保险金额与保费率的关系，计算出各主要农作物的亩均保费。再以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保险标的，根据这些作物在我国5年(2000年—2004年)中平均播种面积，计算出全国主要作物的保费总规模。见表5。
考虑到重点保障粮食安全原则，可以先考虑在粮食主产区试点。如果我们将粮食主产区界定为：2000年—2004年平均粮食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省份，则测算得到的粮食主产区稻谷、小麦、玉米和豆类保费规模如表6所示。
(四)财政保费补贴标准和规模
确定农业保险补贴难点是没有测算财政补贴的数据，而要取得较准确全面的依据，必须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农业保险实践积累。本文在以上数据测算的基础上，假设全国所有稻谷、小麦、玉米和豆类都参保，即参保率为100%的情况下(见表7)，若以保费率上限为准收取保费，并且财政补贴综合比例达到50%，则财政总补贴规模为88.27亿元，如果按30%的低补贴比例，财政补贴规模达到52.96亿元。如果以保费率下限为准收取保费，则财政综合比例为50%和30%时，总补贴规模分别为72.22亿元和43.33亿元。
如果我们只考虑粮食主产区，参保率100%情况下(见表8)，若以保费率上限为准收取保费，假设财政补贴综合比例达到50%，则财政总补贴规模为77.99亿元，假设按30%的低补贴比例，财政补贴规模为46.80亿元。假设以保费率下限为准收取保费，则财政综合比例为50%和30%时，总补贴规模分别为63.81亿元和38.29亿元。
然而，全部参保是不可能的。乐观假设有70%的作物面积参保，如果以50%补贴比例进行财政综合补贴，则全国年财政补贴规模为50.55-61.79亿元；如果以30%的低补贴比例进行，则全国年财政补贴规模为30.33-37.07亿元。而如果只考虑粮食主产区，相应补贴规模分别为44.67-54.59亿元和26.8-32.76亿元。
为了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积极性，同时适当减轻中央财政的支出压力，中央和地方之间还可以进一步对这一补贴规模按比例分担(区别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则需要中央政府直接拿出的年度补贴规模将进一步缩减。
三、向保险公司提供管理费补贴
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以及农业经营的分散性，风险勘查的复杂性，使得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偏高，难以获取正常经营利润。财政对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是国际上许多国家的做法。补贴数量一般根据其农险业务保费规模确定，具体补贴比例各国差别较大，高的达到25%-35%(如美国)，低的为5%—7%(如部分相互制保险公司)，甚至不提供(如西班牙)。考虑到我国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既要调动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发挥其自身能动性，建议采取就低的补贴方案，以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5%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
四、扩大税收优惠力度
在实施保费补贴的同时，对农业保险提供税收优惠也是国际通用的做法，而且许多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我国现行税制规定，农业保险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这对促进农业保险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仅界定在种养两业，范围偏窄。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的外延在不断扩大，种养两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持续下降，所以应该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大农业保险的服务范围。因为从农业保险受益的并不只是农民，而是整个社会。由农业保险的特性决定，其税收待遇不能等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其他涉农企业。
参照国际经验和我国现行对涉农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考虑在现行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免征种养两业的保险所得税。对除种养两业外的其他农险业务，包括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营业税可参照对农信社优惠税率[财税(2004)35号]，按3%征收；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险业务则免征[财税(2001)118号]。当前，将涉农保险合同等同一般财产保险合同，印花税适用0.1%的税率，与我国总体支农补农政策不相适应。可考虑暂不征收印花税，或者先征后返还，返还的税金用于充实风险基金；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合并以后，可以按15%的优惠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五、支持建立巨灾风险基金
从各国的经验看，大范围、高强度的地震、洪水、海啸等巨灾保险不同于一般农业政策性保险，是任何一种一般政策性农业保险无法解决的。一旦发生农业巨灾损失，往往吞噬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严重地冲击农业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危及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化解农业巨灾风险，并非农业保险公司自身力所能及的，也不是单纯通过再保险安排就能解决的。因此，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中央级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由中央、地方提供财政支持，积累巨灾风险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增强其抵抗巨灾风险的能力，将是维系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一)筹集巨灾准备金的渠道
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的来源是多渠道的，主要包括：
1.政府财政预算拨款。国家根据农业保险公司年度经营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予以补贴，提高巨灾风险的偿付能力。
根据实践经验数据，一般以保费收入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比较合适。就全国而言，如果巨灾风险基金全部由财政拨款形成，100%参保情况下，则每年需财政预算安排14.44-17.65亿元；如果70%参保情况下，需要预算安排10.11-12.36亿元(见表9)。为了便于调动保险公司的主动性，如果财政选择对巨灾风险基金只提供60%的财政支持，则在100%参保和70%参保情况下，需要财政预算安排的巨灾风险基金分别为：8.67-10.59亿元，6.07-7.41亿元。
如果只考虑粮食主产区，按10%提供巨灾基金预算，在100%参保情况下，每年需要财政预算安排12.76-15.6亿元；在70%参保情况下，则需预算安排8.93-10.92亿元(见表10)。如果只提供60%的巨灾基金支持，则在100%和70%参保情况下，需要预算安排分别仅为：7.66-9.36亿元，5.36-6.55亿元。
2.国家粮食风险基金。国家为防止国内粮食短缺，用来平抑粮食市场价格而储备的风险基金，可以在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补贴巨灾风险基金。这种存量调整如果实行，则对增量的财政预算要求会更低。
3.从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可以发行一定数量的巨灾风险基金债券，采取融资的方式引进资金，或者从世界银行获取支农“软贷款”。
(二)巨灾风险基金的使用范围
巨灾风险基金主要用于农业保险公司抗击重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保险损失，补偿农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部分，提高被保险人生产自救能力。
农业巨灾风险基金，除了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公司提供补偿外，还可用于其他方面：一是巨灾风险的预防。比如通过兴修水利设施来预防洪涝和干旱的发生，通过疫苗注射来预防禽畜传染病的发生和扩散。二是支持设立农业灾情研究机构，分析和研究我国农业灾害发生规律，以便建立农业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农业风险管理，同时为国家制定农业保险政策，构建有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六、结论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篇8
[关键词]应急财产征用补偿；突发公共事件；公共财政
[中图分类号]D922.1；D9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2-0046-02
1应急财产征用补偿的含义和特征
应急财产征用补偿工作属于行政征用补偿范畴，相对于其他行政征用补偿（如土地征用补偿）来讲，尚属于比较新的领域。它主要是对被征用应急的财产造成的损耗以及被征用期间对财产所有者（个人或组织）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的一定补偿。
1.1应急财产征用补偿的含义和范围
由于应急财产征用补偿多是应对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所以，首先要界定下突发公共事件的含义。突发公共事件，它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重大生态环境破坏，影响或威胁本地区甚至全国经济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局面的，有重大社会影响，涉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突发公共事件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涉及范围也相当广泛。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大致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因此，应急财产征用补偿工作范围主要就是围绕这四大类突发事件展开的。
具体的讲，应急财产征用补偿，是指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如果行政紧急权利的行使给相对人造成侵害或增加负担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相对人的请求或依职权防止和补偿这种侵害或负担，以保护、救济相对人的权益。被征用的物资、场所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物资、场所被征用或者被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应急财产的征用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征用、财力征用、物资征用、医疗卫生征用、交通运输征用、人员防护征用、通信与信息征用、现场救援与工程抢险装备保障征用等。因此，补偿的范围就是与其所发生的征用相对应的。
1.2应急财产征用补偿的特征
所有的突发事件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难以准确预测。人们都知道可能发生地震，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发生，却是难以准确预测的；二是难以有效的防御。因为突发事件一般容易超出人们的防御思维，在防御方法的选择上，防御力度的准备上，防御效果的预测上，都对现实生产力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人们在应对上感到极大的困难；三是难以彻底根除。在一定时期内，不同种类的突发事件可能交替出现，也可能同类突发事件在不等的间隔时间内连续出现，这表明突发事件是难以彻底根除的。
正是由于突发事件的以上特征，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应急财产征用补偿工作也相应地具有了以下特征：
第一，紧急性。由于事件的突发性，使得决策时间比较短，需要较快的对突发事件做出应对。而事件的危害多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财产安全、社会政治稳定，所以，应急财产的征用工作通常比较紧急。
第二，程序性。虽然应急财产的征用工作具有紧急性，但它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在征用时，享有征用权的主体只能是各级人民政府或政府授权的处置突发事件领导组，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征用权。在补偿时，也要遵守补偿的管理程序。
第三，有偿性。由于被紧急征用的应急物资在社会中是由某些个人或集体所拥有的，它们具有特定的权属，所以，在征用之后，要对其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补偿。
第四，临时性。由于征用的物资多是那些平时无法储备或不易储备，但在紧急状态下却又大量急需的生活、生产和救灾等物资，对这些物资的征用多是为应对突发事件的临时性征用，并不具有长期性。
2应急财产征用补偿与公共财政的关系
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中，消除突发事件对社会的危害是公众的共同愿望，但是为此需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这些资源的耗费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私人成本，因为无法在市场中找到承担这种耗费的私人主体。因此，在消除突发事件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成本就必须由政府来承担，也只有政府承担，才能有效地进行及时的防御和加快消除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危害，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所以，应对突发事件，化解社会风险就成为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
2.1应急财产征用补偿只能通过公共财政得以解决
首先，应对突发事件，是无法通过市场途径加以解决的。尽管保险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但其面对公共突发事件的管理有着致命的缺陷：一是保险机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因此没有外部性的领域才是保险市场关注的领域，一旦所属领域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往往会造成市场供给的不充分。二是保险是分散风险、互助共济的一种机制，是需要投保人支付一定保费的。但是对于弱势群体和弱势产业而言，他们支付保费的能力比较差，往往无力支付高额保费，那么其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需要只能由政府财政予以解决。
其次，从本质上说，政府的应急管理属于公共产品。它涉及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关系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外在表现就是成本由财政支付。财政作为掌管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重要部门，应当通过完善制度，调整支出结构，整合资源的方式，以保证突发事件管理准备和救援工作资金。
2.2公共财政在应急财产征用补偿工作中的作用
政府作为参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的主力军，无论在资金、人员的投入，还是在应急事件的组织、指挥、协调、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当社会发生各种突发事件时，需要政府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相关部门协同工作。而财政作为一种掌握最高效、最直接的资源，连接上下、制约全局的职能系统，在公共突发应急体系中有着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2.2.1财政的资源效用
财政资金是政府非常重要的资源。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是公共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应急体系的保障。而财政资金是“保障中的保障”，它能及时、迅速地补充物资储备，是应急体系中人力、物力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条款指出，每年按照财政支出额的适当比例安排政府预备费，主要作为公共财政应急储备资金。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六条明确指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防治突发事件相关科学研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有关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备，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两者从法律层面上赋予了财政在应急体系中首先应承担的职责。
2.2.2财政的职能作用
财政是政府重要的职能部门，联结和制约着其他部门。当发生公共突发事件时，政府的一些政策通过财政职能得以迅速贯彻执行。
第一，能够有效的整合资源。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后，财政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门预算结构，削减部门支出预算，集中财力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经县市“应急委”批准后启动应急专项资金，必要时动用公共财政应急储备资金。能够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形成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合力。
第二，具有杠杆调节的作用。对造成全局性影响的突发公共事件，政府可采取包括地方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优惠（减免）等财政收支政策措施；对局部性突发公共事件，可采取部分财政支出政策或资金快速拨付等措施。
第三，能够有效的发挥监管评估的作用。财政会同审计部门对应急物资储备与使用、应急保证资金的使用与效果进行及时的跟踪管理，通过评价其使用的成效，可以防止挤占挪用和腐败行为，并据此调整资金投入的力度、方向和范围，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
3建立应急财产征用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紧急征用单位和个人财产是保障及时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必要措施，这是近年来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等应急实践的经验总结。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已赋予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征用单位和个人财产的权利。
由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自然灾害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对应急征用的财产（包括物资、设备、交通工具、设施、场地等）及时合理地进行补偿，是非常必要的。建立科学的应急财产征用补偿制度，合理、规范的实施应急财产征用补偿，对于充分调动单位、个人和社会各界的积极主动性，增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虽然提出了应急财产征用补偿的一些处理办法，但是规范、统一、科学、合理的带有全局性的管理制度还尚未建立，补偿的原则、方式、标准、负担方式及补偿工作的管理程序、职责分工和监督机制均待明确。这些工作的滞后引起了社会公众对应急财产征用补偿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担忧，甚至开始质疑补偿结果。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非常有必要建立应急财产征用补偿制度，以规范和推动应急财产征用补偿工作的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苏明，刘彦博.我国加强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财政保障机制研究[J].经济管理与研究，2008（4）.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篇9
一、地震灾害的概述
(一)全球地震的变化趋势
从全球历史上有记载的地震发生次数和地震的强度数据分析，目前大地震越来越多，地震频率越来越高。从1970年1月1日到2011年6月9日最近四十多年的记录数据(见表1)看，世界上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共21499次，6级以上4347次，7级以上616次，8级以上41次，9级以上1次②。从表1、图1和图2的数据看，以十年为一个统计区间，全球地震活动存在着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地震发生次数越来越多，二是地震强度越来越大。根据最近四十年的地震数据统计分析归纳得出以下规律:发生6级以上地震的次数每10年增加100次左右;6级以上地震平均每年约发生100次以上，7级以上地震平均每年发生10次左右，8级以上地震差不多每年要发生一次。由此可见，全球发生地震已经不是小概率事件，地震风险如何防范、地震损失如何补偿是很多国家不得不面临的课题。地震灾害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在2009年对全球近二十年来的各种自然灾害的数据进行统计，包括暴风、地震、洪水及其他自然灾害，分别从事件发生的次数、造成人身死亡的数量和经济损失等角度来比较(如图3所示)。
(二)我国地震活动规律及地震带的分布
地震灾害具有多发性、突发性、发生的瞬时性、破坏的选择性和损失巨大性。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和烈度是突发的、非线性的，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地震在几秒到几分钟之间的极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地球表面的财产和生命造成巨大损失。长时间的资料分析表明，地震活动是时间分布的准周期性。强震活动是强、弱相间，波浪起伏地发展，即相对沉静的平静期和相对频繁的活跃期交替出现，地震活动的这种规律性是与地震带区域内能量的积累和释放有关。一个地震活跃期或平静期的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年至十几年。地震活跃期与平静期交替出现，周而复始，构成一个延续不断的地震时间分布序列。我国地震从公元前2300年以来就呈现出在一年四季以及不同年份间的活跃期与稳定期交替的规律，且在时间轴上的分布也显示出显著的不均匀性。最近一个多世纪来，中国大陆这个地震系统已经经历了1895年～1906年、1920年～1934年、1946年～1955年、1966年～1976年、1988年～2000年五个地震活跃期，其中7级以上地震活动显示出几十年的活跃和平静交替出现的幕式活动(阶段性而非严格的周期性)韵律，如图4所示，现阶段我国大陆地震活动仍处于活跃期。我国是个地震多发国家，地震活动频发区域主要分布在新疆、华北、西南和台湾，总体归纳为五个区域的23条地震带上。五个区域分别为:西北区域，主要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宁夏、天山南北麓;华北区域，主要在太行山两侧、汾渭河谷、阴山———燕山一带、山东中部和渤海湾;西南区域，主要是、四川西部和云南中西部;东南沿海区域，包括广东北面和福建的沿海地区;台湾省及其附近海域。地震造成的灾害损失程度受经济状况、人口密度、特别是建筑物抗震状况的影响。由地震导致的滑坡、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我国地貌阶地的转化地带，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其次是西北地区，东部丘陵地区也有一定的分布。
(三)地震风险链性特征
地震灾害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其造成的损失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现象，表现出链性特征，即以主发致灾因子为诱因，形成灾害链(如图5所示)。由于地震灾害链的存在，很难准确估计和测算地震灾害发生后对人类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地震保险所承保的风险不可能覆盖到灾害链的每一个环节。
二、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对地震风险的承保管控
(一)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对地震风险的认识
全球地震破坏度急速递增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地震频发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使得人员伤亡和损失价值越来越大。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地震灾害损失最大的地区之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全球最大的5个城市都在中国，这些城市面临的风险增加，但抵挡灾害的能力十分弱小，且我国在建核电站全球最多，由地震引发的核辐射的威胁逐步成为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风险。地震保险是指当被保险人的人身或财产因地震风险造成的损失，由保险人予以补偿或给付的一种保险。1996年以前，我国财产保险基本覆盖地震灾害。后来鉴于很多国家将地震风险剔除商业承保范围，而将其列入特殊风险，通过政策性风险机制来处理地震保险，因此，从1996年开始我国保险公司不再承保地震灾害。但到2001年8月中国保监会颁发《企业财产保险扩展地震责任指导原则》后，文件规定地震险可以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承保，部分财产保险公司进行了一些地震保险产品设计和经营管理的探索，但是地震保险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十分有限。一是因为财产保险公司承保地震巨灾风险时，需要具备很强的技术条件。首先是软件技术，包括地理信息系统环境和设备、风险模型的建立、图像开发技术、损失模型的建立、数据库设计和管理技术、概率分析技术、数据集成等技术;其次需要地形、地质、建筑抗震等级、财产账册、历史损失等数据上的支持。这些技术的引进和开发，数据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两三家财产保险公司购买了地震损失模型，其数据库的建立与管理、地震概率分析才刚刚起步，大部分财产保险公司对这些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可以说还没有纳入管理日程。二是因为我国还缺乏一套完整合理的地震保险法律体系和地震保险制度，而这对保险公司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地震常造成大面积范围内同类或相似风险载体的严重损失，这样，每一次事故的发生通常会使许多受害的被保险人同时向保险人求偿，形成“风险累积”。因为风险累积，巨灾发生时，同一区域内大量风险单位的标的同时出险，个体损失出险概率的相互独立性失去作用，不满足精算原理中的个体随机变量损失发生概率的正态分布函数关系。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地震巨灾风险的概率函数服从稳定分布。用稳定分布的特征函数分析我国地震风险损失分布，分析结果为地震风险损失分布具有明显的右偏、厚尾、长尾特性。且实证数据表明:地震真实的损失赔偿分布与稳定分布特征函数的图形非常相似，右偏、厚尾、长尾特性分布明显(如图6所示)。厚尾分布的尾部风险易造成费差风险，考虑不周会严重影响商业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有时甚至会导致资本金不十分充足的保险公司立即破产，这正是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对地震风险认识和谨慎承保的理论依据。根据损失的稳定性特性分布图图6可知，地震巨灾引起的个体保单损失(或赔偿)和再保险中的分出保单与分入保单都满足共同单调性。当个体风险属于同一分布族时，由共同单调性的个体风险组成的聚合风险模型的风险最大，相应的保险价格最高。这反映了与一般性保险业务相比，保险公司承保巨灾风险和再保险公司分保巨灾风险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我国财产保险公司为了控制地震巨灾引发系统性风险，财产保险总公司在实务操作的承保政策中对财产险扩展承保地震责任时进行了严格的限额规定，即以省份或保险公司的分公司为地域单位，所有财产险的险种扩展地震责任不得超过其总公司规定的年度累计自留额。比如某财产险公司的各分公司地震风险年度累计自留限额标准为:上海分公司为25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广东、江苏、浙江、深圳分公司为20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北京分公司为15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山东、天津、福建、厦门分公司为10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其他分公司为6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二)地震保险的市场需求与供给的矛盾
目前在我国保险市场上，地震风险在寿险产品中基本上属于可保风险，而在财险产品中大多属于除外责任。本文重点讨论地震财产保险，财产险公司能承保地震的险种主要包括:个人意外伤害险、个人意外医疗险、学平险、旅游意外险、工程险、以及部分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等。中国的财产保险公司在地震保险方面的经验非常有限，对地震损失的保险覆盖率目前尚不到1%。一般来说，地震财产保险的市场需求不是很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覆盖地震风险的财产保险产品费率相对较高，同时由于缺乏制度保证，对保险人的地震保障不够信任，当被保险人收入不是很好时，被保险人总是选择风险自担。另一方面投保人保险意识淡薄导致的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最终表现在与地震相关的财产保险产品的投保率较低。人们虽然普遍认为地震损失非常严重，但潜意识认为地震风险发生的概率较低，因而存在侥幸心理，群众投保商业险的意愿不强，不愿意支付地震保险的保费。但自从我国汶川地震后，社会的地震风险意识明显增强。巨大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地震保险的刺激效应，唤醒了政府和公众对地震保险的重视，企业和个人投保地震财产保险的愿意增强，需要运用保险的手段来有效地规避风险，因此地震保险的市场需求明显增加。但财产险公司提供地震财产保险扩展责任的供给严重不足，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有:我国还没有借鉴国际上的巨灾保险机制，政府对地震保险的总体管理和协调尚未启动，地震保险的法律层面还在研究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有待改进。地震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突发性和破坏性，而且分布广、频率高、损失大，属于典型的巨灾风险;财产保险公司对地震的承保能力非常有限，而且费率的制定权也受再保险的影响，这些都抑制了保险公司提供地震财产保险产品的积极性。虽然可以作为附加险进行购买，但由于一旦投保人购买该附加险后，财产保险公司可能面临较高的赔付，所以财产保险公司一般不愿将列为附加险的地震保险向投保人进行推荐;即使客户强烈要求购买，也不愿意主动销售，从而给出相对较高的费率，通过提高费率而减少地震财产保险的供给。我国地震保险的需求在不断扩大，而由于地震造成的损失程度大，保险公司往往很难独立承担，造成地震保险的财产保险产品供给较少，形成了我国地震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保险市场中“市场失灵”的国际惯例，主要原因是缺失地震保险的立法。目前我国地震风险管理的法律体系大体由两部基本法和六部条例或法规构成①。客观地讲，我国有关地震风险管理的基本法还十分粗略，而条例法规的内容不少又缺乏可操作性，有关地震保险的法律基本上是空白。因此，化解地震财产保险的供需矛盾、扩大保险在地震巨灾中的积极作用，主要还得依靠我国地震保险法律的制定和保险制度的建立。
(三)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对地震风险的控制思路
在我国地震保险制度成立前，财产保险公司是企业和个人地震财产保险的承保主体，由于灾害损失的不确定性，其条款、费率的厘定难以按大数法则等基本原理操作，而巨额损失赔偿责任完全由商业性的保险公司承担，目前政府并不承担，因此任何一家财产保险公司乃至整个保险行业都不可能单独承受地震保险风险。为确保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稳健和业务发展，那么财产保险公司如何控制地震风险呢?
1．地震风险一旦发生，往往损失惨重，因此保险公司为保障巨灾发生后能够及时提供经济补偿，通常需建立较多的地震风险准备金，以保障财产保险公司地震灾害的赔付能力。
2．地震保险费率的控制。在地震保险费率结构中，其费率厘定包括地震风险的纯风险费率和保险公司必要的经营服务费用成本(不包含利润)，就得到地震风险的保险费率。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住宅地震保险的费率厘定，在基本保障费率的基础上可以适当考虑国家费税和保险公司利润边际收益等因素。利用地震模型，立足于可以数量化的全国历史地震目录、活动断裂走向分布，地震烈度衰减关系和震害预测矩阵，在全国2862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几何中心多层砖房的净费率基础上，根据各省的经济发展状况、房屋密度和抗地震等级，并经计算机编程后的大量数据运算得出全国3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震风险纯费率(如表2所示)。由于此类建筑是占我国70%份额的主体建筑，对这些结论的归纳分析，应能基本反应我国的地震保险损失和费率水平的真实情况。每个净费率的计算具有实证性的地震危险性分析和震害预测作为支撑，其宏观特征又和国内外的经验判断大体一致，因而这些地震风险纯费率也就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财产保险公司在承保地震风险时应与客户诚信沟通，需采取地区差异化的费率政策，在参考表2基础上制定出地震风险的合理费率标准，而不是当前市场上流行的免费赠送或不太合理的收费标准。
3．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目前扩展地震责任的业务主要体现为大项目业务及集团业务，将地震保险作为附加险承保，通常没有保险层级的设置，也没有最高赔偿限额①。地震发生时一旦企业财产出现全损，保险公司需赔偿全部损失。而国外比较通用的做法是规定一个最高赔偿限额②，因此，为了有效控制地震风险，财产保险公司一般要求设立较高的免赔额。
4．我国财产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方式分散地震风险。分散地震风险通常有三种方式:单个风险单位的临时分保或购买超赔合同、财产险非水溢额合同、非水超赔部分的巨灾超赔合同。购买地震超赔合同将会使财产保险公司有更大的承保能力和更强的竞争力。财产保险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对扩展地震责任的需求，地震超赔合同既可总公司打包购买，也可以由分公司按地区进行购买，限定每一地区地震超赔承保限额，从而节约费用。对购买地震超赔合同的费用，当由总公司支付时，也可根据年度内各分公司扩展地震责任情况，按照谁受益，谁付费原则，进行比例分摊，未使用或使用不足部分由总公司承担。财产保险公司承保地震保险之后，将根据各自的承保能力和风险偏好，设计出自己的再保险风险分配方案，做好风险分散措施，图7是财产保险公司对地震风险进行再保险合同安排的通用思路。
5．我国财产保险公司根据购买地震超赔合同情况调整承保政策。如果保险公司准备购买地震超赔合同，建议按地震活动主要分布的五个区域进行购买。购买的额度既要考虑公司目前已经扩展的地震风险，又要考虑今后业务发展需要可能扩展的地震风险来设计合同。安排完地震超赔合同后，调整承保政策的地震承保限额或根据业务发展情况由总公司核保人在分公司间调剂使用。保险公司如果不考虑追加购买地震超赔合同，从经营稳健和风险管控角度考虑，应对当前的地震风险承保政策进行重新评估。有些财产保险公司由于缺乏地震保险经验，制定承保政策时也没有相应的标准，是基于要对地震风险进行管理这样一种需求，简单地根据地震保险业务需求量制定了地震风险累积管理份额。这种地震风险管理不科学，相当于没有对地震风险进行管理，非常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
6．为了合理控制财产险地震风险，财产保险公司可以提出差异化的费率条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结构、不同建筑时期、不同地基和不同抗震强度的建筑物，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有差别。比如地基折扣，建筑物地基的好坏与地震灾害损失大小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保险公司在承保建筑物地震保险时，对地基坚固的，在核定费率时，多给予一定的折扣。除了上述条件的费率差别外，有些保险公司根据地震的物理原理制定了建筑物高度折扣优惠制度。由于地震总表现为纵波和横波两种形式，而建筑物的损失主要与地震横波的波长、振幅和频率有关。一般建筑物高度与地震横波波长及损失的大小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保险公司在承保建筑物地震保险时，对较矮的建筑物在核定费率时也可以给予一定的折扣。
7．我国部分保险公司正在尝试推出以地震作为主险的保险产品。主险地震保险条款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如下方面:标的由于地震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引起的火灾、毁坏、埋没和流失等损失以及为防止事故扩大而采取紧急避难措施造成的损失，保险人支付赔款，但以下损失为除外责任:(1)被保险人的故意、严重过失或违反法令行为造成的损失;(2)保险标的丢失或被盗的损失;(3)战争、内乱、武装叛变、事变、暴动造成的损失;(4)核燃料物质的辐射线、爆炸性和有毒特性造成的事故。一般对地震发生之日起经过10日后发生的损失不予赔偿。
三、结论与建议
经过上述分析，总结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1．通过全球地震数据归纳推理得出全球地震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大地震次数增多，地震强度越来越大;且由于经济的发展，单次地震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绝对值不断在扩大，同时由于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核辐射)可能非常严重。
2．总结了我国地震活动规律和地震带的分布特征;探讨了地震灾害形成的灾害链，分析指出地震保险所承保的风险不可能覆盖到灾害链的每一个环节。地震风险损失可以使用稳定分布的特征函数进行分析，且地震风险损失赔偿分布具有明显的右偏、厚尾、长尾特性。3．地震巨灾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财产保险公司如果管理不善将面临破产的命运，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对地震风险的管控越来越严，使得地震保险市场存在需求与供给的矛盾，这种“市场失灵”是保险市场本身难已解决的，需要政府参与支持，政府通过立法出台和完善我国地震保险制度。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篇10
（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安徽阜阳236041）
摘要：税收政策与一国财政和金融密切相关,税收政策的调节不仅影响到保险业的发展，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保险业，特别是财产保险业,保费收入飞快增长,几乎以数倍于GDp增速的速度发展，保险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同时旧税制在时间上暴露出很大的局限性,旧有的税收政策已经不能适应财产保险业的发展,本文着重分析财产保险所得税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产保险；企业所得税；准备金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1-0106-02
1引言
财产保险,是以各种财产物资和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以补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为基本目的的一种社会化经济补偿制度.税收制度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自身的优化对保险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旧税制在时间上暴露出很大的局限性,旧有的税收政策已经不能适应财产保险业的发展,税制改革迫在眉睫.在此着重探讨我国财产保险的所得税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并给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2我国财产保险所得税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2008年我国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税率为25%,但实际上我国财产保险业所得税税负还是比较重,其税制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税收征管和分享体制不均衡
我国保险企业所得税通常实行公司总部所在地汇总缴纳、分支机构就地预缴并受当地税务机关管理检查的模式.这种管辖体制使得税务部门在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过程中,征收和管理极差分离.使得地方税务机关并不重视税收征管,造成税收管理的疏忽,地方税务机关玩忽职守、对税源监督不利从而造成税款流失的问题.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地方政府不再分享外资保险公司所得税,保险企业所得税集中上缴中央国库,地方政府没有税收分享,其利益减少,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对保险企业经济发展的关注,不利于保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和长期发展.
2.2成本不能完全扣除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扣除费用、工资薪金和各项支出时,险企手续费和佣金支出税前不能完全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企业发生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手续费和佣金支出,不超过规定计算限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财产保险企业按当年全部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金等后余额的15%计算限额.
佣金就是保险公司支付给保险营销员的一部分成本.包括展业成本和营销员劳务报酬.展业成本不作为公司税前列支的项目,由营销员承担.营销员是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是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展业成本并未从应税成本中扣除.
2.3准备金计提的相关规定不完善
一般财产保险承保期限为一年,其收取保费的时间并不一定和会计年度（1月1日到12月31日）规定的第一天是一样的,其取得保费的时间可以是一年中的任何一天,所以财产保险计算的年度就是收取保费的这一天到次年对应的一天.所以保险计提的数额、时间和归属,都将影响财产险公司当期的盈利.收取保费时间和税款核算年度的不一样,也给财产险公司税前列支准备金造成一定的麻烦,年度会计结账时,保费收入已经全部被确认,但实际上还有一些保险责任未到期,所以税法上允许财产保险公司提取一定的准备金.
当前我国关于准备金的税前列支还有很多不足,主要体现在：
2.3.1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扣除问题
财产险企业经营的性质区别于一般企业,它是属于负债经营,业务收入在先,成本支出在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是财产险公司发生的实际成本,也不是其利润的一部分,而是未赚保费的部分,因而在征税时应以已赚保费（已赚保费=保费收入-分出保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为税基,而不是以实际保费为税基来计征所得税.
2.3.2未决赔款责任准备金的扣除问题
税法上对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计提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容易造成财产险公司低估准备金而使公司利润虚高,使得公司超额纳税,加重公司负担.
同时税法对iBnR的计提也存在不合理之处,首先,以实际赔款支出为税基有失妥当.在实践中,财产险公司为了追求短期利润,通常在一年最后一个季度以人为压案或异常延迟立案的手段少记赔付支出,造成iBnR税基较少.其次,8%的计提比例显然偏低.根据2007年各家财产险公司财务报表计算,未决赔款准款准备金占赔款支出的比例非常高,几乎达60%以上,甚至有些数倍于赔款支出,8%的iBnR的提取比例根本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准备金计提的需要,所以需要改进.
2.3.3理赔费用准备金和保费不足准备金在税法上存在漏洞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为已经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费用（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而提取的准备金.补提保费不足准备金是为了更加合理的确定财产险公司的实际利润,并更加有效的填补了未来的风险损失.
这两种准备金在税法上存在漏洞,税法没有确定这两种准备金在税前是否应该扣除问题.在国内有两种观点：第一,不允许税前扣除.本着税法优先原则,一切以税法规定为主,税法上并未规定理赔费用准备金和保费不足准备金应该是税前扣除,所以主张不能税前扣除.第二,可以税前扣除.理赔费用准备金和保费不足准备金是未决赔款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组成部分,符合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所以这两种应当税前扣除.因此,由于税法上规定的偏差和漏洞,造成不同财产险公司对同一问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使得财产险公司在以后纳税年度可能会遭遇到税务风险,不利于财产险公司的长远发展.
2.3.4巨灾准备金的提取比例不合理
巨灾准备金的提取比例很低,甚至有些险种还不能提取巨灾准备金,对巨灾保险缺乏税收优惠.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尤其是近几年来,08年的汶川地震、09年玉树地震以及几乎每年都发生的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水、雪灾等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010年我国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达到5340亿元,保险索赔款额仅约为150亿美元,保险赔款率非常之低.
3我国财产保险所得税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3.1根本原因
政府职能问题,政府间财权事权关系不稳定.我国政府间财权和事权一致存在相分离的问题,中央政府掌握大部分财权,而大部分事权却集中在地方政府,税收是组织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并未明确界定政府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因此中央政府掌握了税收的财权,而地方政府只享受税收征管权,没有利益共享,这就造成了财产险税收征管和分享机制的不平衡.
3.2直接原因
第一,财产险公司手续费支出和佣金支出的特殊性是造成财产险税前成本费用不能完全扣除的主要原因,在财产险业中,手续费和佣金支出占了很大的比重,佣金支出是按点提,跟业务提成很相似,不同险种提取的比例不同,有4%、8%、16%不等,所以财产险业的佣金支出是比较高的,因此规定手续费和佣金支出税前只是按一定的比例扣除.
第二,准备金计提的问题.不同的扣除方法计算出的准备金的计提金额是不同的；准备金计提的时间与会计、税法上确定的时间的不同,使得最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也是不同的.
4对我国财产保险所得税改革的政策研究
4.1严格税收征管
对于因为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称所导致的税收征管和分享不均衡的问题,要求明确政府间税收收入权,保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相统一,一方面,适当的增加地方政府财产险征税权,规范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另一方面,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府间的财力转移,实现政府间财产险税收利益均等化.
4.2调整成本扣除标准
佣金包括展业成本和营销员劳务报酬,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佣金成本税前只能扣除一定的比例,主要是因为保险营销员的佣金很高,但是佣金中的展业成本不能作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项目是不合理的,保险营销员是保险公司开展新业务的主要成员,现实情况下,展业成本是要保险营销员自己承担的,这一方面加重了营销员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挫伤营销员的积极性,即不利于财产险公司拓展新业务,又不利于财险业的长期发展,所以在此建议将展业成本纳入公司的营业成本,作为公司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
4.3充分列支准备金
现行的税法规定财产保险公司提取各类准备金,并允许税前扣除,巨灾风险责任准备金一般在税后利润提取.
4.3.1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提
首先,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应以已赚保费为税基,合理确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应税范围.其次,关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方法,财产险公司可以采用1/24法或1/365法,我们在提取在提取准备金前先比较在这两种方法下的提取准备金的大小,取大者,因为提取的准备金越多,其税前扣除就越大,缴纳的所得税就越小.
4.3.2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计提
建议税法允许按精算方法提取的未决赔款准备金税前据实扣除,这样我们才能根据科学有效的方法提取出与财产险公司实际需要相符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数额,避免财产险公司超额纳税.
4.3.3完善理赔费用准备金和保费不足准备金
根据理赔费用准备进和保费不足准备金税法上存在的问题,建议尽快明确和完善税法上关于理赔费用准备金和保费不足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政策,规范财产险公司的管理经营.
4.3.4给予巨灾风险责任准备金一定的税收优惠
建议允许保险公司在税前利润按一定的比例提取巨灾风险责任准备金,并对承保巨灾保险的险种免征税收,如地震险、洪水险.这样一方面分担了财政负担,一方面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减轻财产险公司承担风险的损失,并鼓励更过的保险公司参与到巨灾险的承保中,这是一项有利于国计民生,并体现综合国力的措施.
4.3.5根据赔付情况提取准备金
目前我国财产险公司赔付率还是比较高的,赔款支出随着保费收入的增加也在逐年增长,针对这一情况,税法有必要根据保险公司赔付的实际情况,将准备金的提取调整在赔付率比较高的年度,以满足保险公司发展的需要.
4.4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和预防性支出
在充分列支准备金的基础上,提高保险保障基金和预防性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提升财产险公司预防风险事故的能力,保证其长期健康有序发展.对财产险的一些符合政策支持、非营利性的险种的保险保障基金不计入公司总所得纳税,如火险、洪水险、抵押保证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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