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讨会的会议方案篇1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以下简称“中阿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中国贸促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部级、国际性综合博览会。自2010年以来，中阿博览会（原中阿经贸论坛）已在宁夏成功举办了五届，在国际、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2015年9月11日举行的“中阿卫生合作论坛”是第五届“中阿博览会”的6个子论坛之一，它由论坛开幕式及主旨演讲、卫生合作研讨会、学术交流大会、健康产业博览会暨健康产业论坛四大板块组成。其中，学术交流大会板块共举办4场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分别是：中阿传染病防控研讨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学术交流大会、眼科国际高峰会议和传统医学国际交流会议。
宁夏疾控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作为“中阿传染病防控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首次参与了大型国际会议的筹备与承办。工作期间，相关科室形成了大量的文字、图片等资料。如何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做好重大会议专题档的收集，真实反映会议全貌，并为今后类似活动的举办提供参考与借鉴，成为今后中心档案工作者面临的一项新任务。
一、疾控工作重大会议的特点
1.会议目标特定性。疾控工作重大会议是真实反映疾病预防制工作进展、管理、科研与民生项目的一面镜子，会议目的性强，意义重大，任务目标一致，因此它所形成的档案具有很强的特定性或专一性。
2.资料产生阶段性。疾控机构是依据年度工作计划和相关工作指令来举办重大的工作会议，因此会议资料的产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在某个时期文件会集中产出。
3.人员组成临时性。对于重大的疾控工作会议而言，会议筹备工作往往需要几个部门联合承办，其工作人员多由卫计委下属不同单位的职员或疾控机构内部的不同员工临时出任。
二、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资料收集情况
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旨在为来自我国、世界卫生组织和阿拉伯国家的传染病防控专家们搭起切磋、交流的国际平台，共同探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前沿和发展趋势及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其会议材料的收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文书资料：研讨会筹备期间形成的请示、批复、函及通知等有关文件资料；会议结束后形成的各种相关工作总结。
2.工作资料：研讨会筹备过程中制定的各种工作方案、接待方案、工作任务分解细则；研讨会实施方案、工作手册、会务指南、日程安排（中、英、阿文）、会议报到册、开幕式主持词、嘉宾致辞以及研讨会筹备、举办过程中形成或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等。
3.嘉?e及授课专家资料，包括嘉宾及授课专家的中英文个人简介、ppt课件（中、英、阿文）、交流资料等。
4.音像资料：研讨会筹备、举办期间形成的照片、录音、录像。
5.财务资料：研讨会筹备、举办期间产生的会务经费预决算报表、会务费支出明细表、凭证、账簿及其他核算资料。
6.电子资料，包括电子照片、电子文档、光盘等。
7.其他需要收集的资料，如：会场效果图、会场背景墙、工作人员信息、主要领导、专家、嘉宾行程安排、会务接待车辆安排等。
三、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资料收集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
经过多方努力，“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圆满举办，资料收集工作也如期完成，但档案资料收集的硬伤也凸显了出来。
1.档案部门对重大会议的参与度为零。中心作为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在落实工作任务时，从未提及档案部门的职责，最后的资料整理工作，也由别的科室负责。
2.研讨会材料归档不齐。由于中心的档案部门从未制定过《重大会议专题文件资料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而我中心的上级主管部门――自治区卫生计生委也没有相应的文件，只是在会议结束后，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疾控处（研讨会的另一承办部门）印发的《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总结工作安排》一文中列出要求上报的资料，但从档案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份工作安排缺失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如：主流媒体的报道资料、重要的工作信息与电子邮件、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等。
3.文件、资料保管分散。中心多个部门参与了本次研讨会的筹备，因此筹备工作中形成的许多文件、音像或有价值的实物资料，都散落在不同科室的个人手中，造成重大会议资料收集难度较大。同时，由于这些科室在筹备过程中更侧重于工作任务本身，因而很容易忽略对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产生材料收集不完整的现象。
4.档案工作者专业技能低。在研讨会筹备与后会资料整理期间，中心没有专职档案人员参与此项工作，而各科室参与筹备工作的人员，因没有接受过档案知识专业培训，所以专业技能较低。
四、加强重大工作会议专题档案资料收集与管理的方法
1.档案管理及时介入。与疾控工作有关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或其他重大工作会议具有显明的工作特征和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长期以来，由于疏于档案工作的领导与管理，重大会议专题档案的完整性得不到保证，今后再次筹备重大疾控工作会议时，会议的主办方或承办方，应在第一时间向各自的档案部门进行通报，并将档案部门列为筹备工作成员之一，全程参与会议各项工作，加强对重大会议专题档案的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工作，以保证相关资料收集的完整性与及时性，不断丰富馆藏内容。
2.完善制度，明确职责。档案部门应顺应时代的发展与工作需求，不断健全和完善档案管理制度，除了制定《疾控工作重大会议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为档案的收集和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之外，在重大会议筹备期间，还应明确各部门相关责任人，充分考虑各部门的工作特点，细化资料收集工作的时间节点，做到职责明确，分工合理。同时，档案部门还应落实档案接收流程，完善档案工作网络。
3.专业培训，提升素养。档案部门应对专（兼）职档案员进行档案业务实操培训，观摩自治区和银川市档案馆的馆藏资料，听专家全面讲解文件材料收集、整理的方法与技术，不断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强化档案责任意识。此外，在日常工作中，中心档案室还可聘请专家进行档案工作的监督、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整改。
关于研讨会的会议方案篇2
一、关于《教育学院事业发展规划》（讨论稿）
会议对《教育学院事业发展规划》（讨论稿）进行了研究。会议决定，会后由杨德军同志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报学院教代会讨论。
二、关于《教育学院教师、职工工作量考核办法》（讨论稿）
会议对《教育学院教职工工作量考核办法》（讨论稿）进行了研究。会议决定，会后由杨德军同志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报学院教代会讨论。
三、关于《教育学院教职工校内工资分配办法》（讨论稿）
会议对《教育学院教职工校内工资分配办法》（讨论稿）进行了研究。会议决定，会后由杨德军同志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报学院教代会讨论。
四、关于《教育学院学习实践活动整改方案》
会议讨论了《教育学院学习实践活动整改方案》，会议要求会后进一步修改整改方案。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督查督办、确保落实，切实解决学院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要求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提高破解难题能力，推进学院各项事业科学发展。
五、办公用房搬迁工作
***同志根据学校对二级学院办公用房的调整方案，提出了我院搬迁具体方案，会议对此方案进行了研究。
会议要求：1、搬迁工作由***同志牵头，杨明同志协助完成。2、办公区域相对集中。3、保证教授、博士办公用房。4、统筹落实好学院南区、北区教师休息室的设备配置。5、搬迁中尽量避免大型改造，已经发生的改造费用由杨明同志负责与学校协商解决。6、确保搬迁过程中财产安全，谨防丢失。7、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完成搬迁工作。
六、非教学人员岗位分工
教育学院主任科员及以下非教学人员岗位聘任工作已经完成，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竞聘的岗位各司其职；何忠同志、杨明同志负责工勤岗位人员的工作分工；马永刚同志负责协调辅导员工作分工；杨德军同志负责协调办公室人员工作分工；汪家宝同志负责协调教科办工作，建议谌晓莉同志牵头教科办工作，在体育系抽调一名教师、地理系抽调一名实验技术人员协助系领导开展日常工作。
七、暑期安全稳定工作
会议要求：1、由杨明同志牵头，放假前组织一次安全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重点防控。2、暑期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保证通信畅通。对重点区域（如实验室、体育场馆等）每天至少巡查一次。对于突发事件，及时向带班领导报告，必要时应向学校相关部门报告。
八、暑期及新学期开学前主要工作
会议对学院暑期及新学期开学前的教学安排、新专业申报、年度责任目标中期检查工作、科研工作年度责任目标中期检查工作、新生报到、学生寝室安排、学生自联实习点、创收、教代会筹备等各类工作进行了认真梳理，明确了各项工作的牵头领导，提出了各项工作的针对性要求。
九、暑期干部学习务虚会事宜
定于2009年7月中旬召开干部学习务虚会。参会人员为院领导、系副主任、教师教育中心副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三办”主任。会议讨论通过了会议议题。
关于研讨会的会议方案篇3
会上双方讨论了工作小组第六次会议纪要的执行情况，听取了有关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2005～2009年工作大纲实施情况。双方交换了有关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2011～2015年工作大纲的建议。双方指出两国档案部门之间直接合作的重要性并准备全力支持这样的合作，商定继续筹备《中苏关系文献汇编》(1949～1955)第二册；2011年举办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档案工作》的研讨会；并于2011年4月下旬在中国苏州市举办工作小组第八次会议。
作为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第七次会议的重要内容，双方于8月23日共同举办了有关档案立法问题的研讨会，中俄档案专家就双方在档案立法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做了专题报告并进行了讨论。
一直以来，中俄双方一直在稳步推进两国在档案领域的合作。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于2003年9月在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2007年更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成立。在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框架内成立“中俄档案工作小组”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两国档案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该工作小组由中俄双方工作人员组成，两国档案部门领导人分别担任工作小组中俄方组长。按照工作小组工作条例，工作小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轮流在中俄两国举办，会上制定合作计划，总结工作进展。到目前为止，中俄双方共举办了七次工作小组会议。小组会议曾先后在我国的北京、青岛和大连举办。
2004年，在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双方研究并通过了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2004～2009年工作大纲。大纲在组织工作，互办文献展览，共同出版文献汇编，举办国际会议、研讨会、交流档案出版物和互换专家，以及互相支持到对方国家查找档案等几个方面对双方的工作做了协调统一规划。
关于研讨会的会议方案篇4
一、明确专职委员的工作职责和权力，为做好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2012年大化县检察院党组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加强与县委组织部门联系，设置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1名，从曾担任党组成员、副检长、检委会委员十多年，具备良好政治业务索质、法律政策水平高、议事能力强的同志任专职委员。同时规定检委会专职委员的主要职责：一是分管本院检委会办事机构工作；二是当好检察长的参谋和助手，协助检察长管理、协调有关检委会工作的事务；三是对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进行实体审查和提出讨论的事项进行审查把关提出意见和建议，供检察长和委员讨论时参考决定。在规定专职委员职责的同时，也赋予专职委员一定权力：一方而对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和事项是否符合上会要求，案件的处理方法方式等问题有建议，另一方而对专职委员从政治上、生活上给予尊重和关心，在安排、传阅上级检察机关文件、工作用车、福利待遇等方而享受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的相应待遇。由于院党组重视，职责明确、措施到位，专职委员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检察业务权威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为做好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坚持检委会集体学习制度，提升检委会议案决策能力
2012年伊始，大化县检察院按照全国检察机关检察委员会工作会议精神的要求，结合本院检察委员会工作实际，实行检察委员会集体学习制度，进一步提升检察委员会委员的政策、法律、业务水平，提高检察委员会民主科学决策的能力。一是结合办案，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高检院的规范性文件或工作指导性意见及检察长指定的其他学习内容，确保检委会委员对疑难案件和问题的处理判断真正做到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实践指导。二是重点抓好议案学习，对于上会讨论议案，安排专门人员审查井将要上会讨论的案件和材料提前发送给检委会委员，以便在学习和讨论案件时能全面掌握学习内容，有效抓住学习重点，发表有针对性的意见。三是在每次召开检委会时，要求每位委员都要独立地发表自己真实的见解，这就要求每位委员要熟练地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增强检委会委员学习的自觉性。四是检委会委员开展集中专题学习，提升议案能力和决策水平。如2012年6月20日下午，田华云检察长主持召开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第七届检察委员会第2次集体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兰国良副检察长作了“审查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的专题讲座。会上大家达成了以共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强化证据意识，保证刑事案件办理质量。认真吸取有的地方发生刑讯逼供行为、出现冤假错案的教训，坚持依照法定程序、通过合法手段收集、固定证据，确保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都有相关的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都有相关的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都已通过法定程序审查属实，努力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
三、发挥检委会专职委员作用，提升检委会决议质量和水平
2012年以来，大化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亲自审查侦监部门、公诉部门提交检委会讨论的议案材料31件，经提交检察长决定，共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19次，讨论案件31件，全部执结。对于这些议案，专职委员都在会前进行了审查把关，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由于注重检委会专职委员的作用，检委会讨论决定所提起的公诉案件，法院均作有罪判决。在工作中，专职委员主要抓好如下工作：
1、认真做好案件实体审查，履行决策参谋职责。专职委员在案件做出最终决定前，通过审查法律文书.调阅案件材料、了解承办人及走访有关人员等方法，对提请讨论的案件材料是否符合提请程序和议案标准进行把关，提出处理意见和对其他方而进行评估后，才能提交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为检察长和检委会提供决策参考意见。这样既保证了办案质量又提升丁办案效率。
2、理顺议案程序，切实提高检委会的议事水平和工作效果。对于提交讨论的案件和事项，专职委员将讨论的材料和相关法律法规提前3至5日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发送给检委会委员审阅，让各位委员事前充分、全面地了解案性，作好发表意见的准备。专职委员在检委会召开前进行材料实体审查，将案件的焦点、疑点、难点问题提炼出来，并形成倾向性处理意见供检委会讨论参考，同时负责对有关问题作说明和解释，让检委会委员充分了解案情，提高议事议案质量。
四、充分发扬民主，议案程序规范
检察委员会是在检察长主持下的检察机关议事决策机构，检察委员会制度是一种集体决策、集体领导的制度，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问题，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部门拟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或者事项，应当集体讨论，由部门负责人提出明确意见，经主管副检察长审批，报经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审查并提出审查的意见，由检察长决定是否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委员会会议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全面听取承办部门的汇报，主管副检察长可以对有关情况进行说明。对讨论案件时，由案件承办检察官和承办部门负责人汇报案件来源、当事参与人情况、诉讼过程、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提出明确意见及法律依据。
2、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发表个人意见，一般按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委员，担任领导职务的委员的顺序依次发言，必要时可以请有关列席人员发表意见。主持人在其他委员发表意见前，不得对议题的处理或定性做表态或提示性发言，主持人最后发表意见。委员发言时，可以就案件的事实及证据向承办人提问，承办人应如实回答委员的提问，委员应对所讨论的议题提出明确的意见。
3、检察委员会过半数委员意见一致的即应作出决定。委员意见分歧较人的，应当再讨论。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委员意见的，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五、规范检委会办公室工作流程，确保检委会机构高效运行
检委会办公室承担会议记录、编写会议纪要及会议材料归档等工作，但不管事情轻重，还是简单复杂，都要求工作做到认真细致、程序规范。如在做会议记录时，都尽可能把各位委员发表的意见，详细记录下来，尤其是各位委员有关案件定性的意见和犯罪构成的分析，以及与其观点不同的分岐意见等关键性的问题都尽量记录准确详细。待检委会委员审阅、核实有关会议记录签名确认后，会议记录员再将检委会形成的档案资料包括会议提案审批表、提请报告、会议通知、会议记录及决议、会议纪要及执行情况反馈表等所有材料整理归档，有效地规范了检委会的档案工作。大化县检察每次检委会会议结束后，检委办公室立即将检委会出的决定交由承办部门执行，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督促和检查，对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及时向检察长和检委会反馈，以促进检委会决议得到及时有效正确执行，提高检委会决策的权威。
六、做好检察业务调研工作，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关于研讨会的会议方案篇5
一、青州市法院审判委员会基本情况：
1、青州法院现有委员17人，对审委人数有单数要求。
2、青州法院审委全部为院庭领导，单设了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层单位，设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
3、最近三年来青州法院每年召开20次会议以上（分别为2002年21次；2003年23次；今年至10月份18次），共讨论议题102个，其中刑事26件，民事45件，行政21件，执行10件，国家赔偿0件。02年共开会21次，讨论案件33件，其中刑事11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5.1%；民商事15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行政7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2%；执行3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03年共开会23次，讨论案件35件，其中刑事16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4.85%；民商事18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1%；行政8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06%；执行4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3%；04年共开会18次，讨论案件34件，其中刑事9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3.2%；民商事13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3%；行政6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31%；执行3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12%；
4、在本院办理案件中比例为0.57%，案外议题2件，讨论并通过了审委会工作制度和审委办职责。
5、审委会已开展了编纂案例工作，已编辑发行《审判案例精析》一书（约15万字），正在编辑《青州市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选》（2004卷），已送审。
6、案件提交具体标准以疑难重大为主，由分管院长把关。
7、只有分管院长按规定提交审委会。
8、审委会召开时间固定在双周的周五，由院长主持，实际人数必须过半，不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列席。
9、审委会讨论议题须经过半数以上委员同意形成决议，形成会议纪要。文字材料入档。刑事裁判文书不写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其他均写明。
10、在讨论法律适用的同时，有时也讨论事实和证据。
11、规定了回避制度，以自行回避为主，辅之以事后惩戒制度。
12、审委会的决定都得到了贯彻执行。由审委办进行监督。
13、设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该机构为院中层部门，无隶属机构，人员为中层干部，副科级审判员，法律大本学历，二级法官。
青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
（一）整理审判委员会会务；
（二）组织业务庭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审判工作情况，分析审判工作形势；
（三）根据审判委员会决定或会议主持人的指示，组织有关人员对有关案件提出参考性处理意见；对审判委员会就案件和有关事项作出的决议进行督办；
（四）组织整理典型案例；
（五）承担审判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审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理下列日常事务：
（一）审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有关事项的材料；
（二）办理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有关事项的登记和排期；
（三）通知审判委员会委员及有关人员出席、列席会议。
14、审委会实行错案追究制度。按表决结果正确与否承担责任。
15、未设立审委会的专业分会。
二、取消审判委员会之设想
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上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步伐的加快，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也暴露出很多的弊端，主要表现在：
一、审委会的设立有“行政化”因素，组成不科学。
在实践中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大都是院长、副院长、庭长等领导干部，审判委员会委员往往与行政职务挂钩，大凡是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可取得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由于行政色彩较浓，使一些有学术专长，但行政级别不高的同志难以被吸收到这个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中来。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大都有行政职务，因自身的行政事务较多，难以拿出较多的精力，研究讨论审判工作中重大问题，甚至在召开审判委员会时，经常有请假缺席现象，即使勉强到会，对研究问题不深不细，对研究案件不深不透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审委会人员组成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质量，也大大影响了审判委员会在法院内部的威信和声誉。
二、审委会的存在使审级、合议庭、独任审判流于现式。
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由于审委会的存在，审委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并且必须以合议庭的名义发出，更有甚者是审委会先定下调子，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审委会作为案件的实际裁判者，却从不在裁判文书上署名，让持不同意见的合议庭法官以自己的名义去制作反映审委会意见的裁判文书，并承担不排除被错案追究可能的案件责任，不仅对法
官过于苛刻和不公，对当事人也未免不负责任。
三、现行审委会的运行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造成“审”“判”分离，很难得到公正裁判
审判委员会超越合议庭之上的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加深了法官和合议庭对审判委员会的依赖心理。为了逃避错案责任追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越来越多，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法官之上无法官”，由于法官在疑难复杂案件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裁判权，很难使业务素质适应司法改革的要求。各业务庭审理的案件稍有难处，便借故推给审委会，这样就造成审委会的案件积压成堆，再加上院长、副院长们的行政事务繁杂，更难保证由审委会讨论研究的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从而使审委会效率很低，这项职能也常常被法官们利用来达到既可推行自己意见又可推卸自己责任的目的，汇报法官为使审委会成员赞成自己的意见，常常有意无意的带有某种倾向性，没有直接临审案件的审委会委员对案件事实的茫然，专业知识的欠缺、大量待定案件的压力以及不必对案件结果承担个人责任的安全感，很容易被利用来作为推行己见的挡箭牌。前不久，多家媒体报道了福建省周宁县一少女被人后，经其父母反复做思想工作，方才到该县公安局报案。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陈长春以找该少女了解案情、核实证据为由，在办公室里再次了她。案发后，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起福建省公安厅和宁德市委督办的重大案件，一审法院以陈长春犯罪、妨害作证罪仅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该判决结果还是经过该院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和把关而出炉的。后虽经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陈长春有期徒刑12年，承办该案的原一审法院刑庭庭长阮金钟也被刑事拘留，依法受到了追究。但是，这起典型的法官枉法裁判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职能的反思，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审判委员会的存在、组成及其功能；再次使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的存与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四、现行审委会的存在和运行，与我国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不相适应。
我国法院系统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改革和完善审判方式正是为了有利于保证裁判正确，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法官素质，加强法院队伍的廉政建设。而审委会的活动则是不公开的，而且是不经过庭审的，所以是与改革和完善的庭审方式不相适应的。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就曾指出：“今年改革重点是：改变长期存在的审判工作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具有审判工作特点，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的法院管理机制。”在司法过程中，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良好的效果，充分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这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实行错案追究制的鼓噪下，由于各级法院对错案的判断标准不统一，且有扩大范围、层层加重的倾向，从而给法官造成相当的压力，使得改革以来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案件本来已逐渐减少的趋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一些法官一旦遇到有点疑问的案件或新型的案件，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或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请示主管副院长乃至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意性、任意性强，合议庭、独任庭往往对案件不能作出独立的、最终的裁判，造成所谓“审”与“判”的分割，这本身就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环节、降低了诉讼效率。
五、现行审委会忽略对审判工作和总结经验的讨论。
由于审委会主要将精力放在讨论个案上，而无暇讨论审判工作的其它问题和总结审判经验。在不少法院，审委会一般只讨论具体案件，没有研究审判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总结审判经验，就削弱了审委会的其它职能。
三、关于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专业咨询委员会的设想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司法环境下的产物，在职业法官素质较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它所要求并推动的司法制度的突破性变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发展，以及司法现代化要求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更加民主、科学、公正、公开，更加规范和完备，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与这些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了。
我们设想设立专业化的咨询案件委员会。
一、可由原审判委员会委员改任，针对不同专业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行研讨，总结该类案件的审判经验，确立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裁判基调，指导该类案件的直接审判，为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提供业务咨询，最后仍由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自由裁量，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恰当地作出裁判，自负其责。切实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具有“暗箱操作”之嫌的这种违背现代司法理念审判工作机制的问题。
二、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细化，案件类型和分工更加具体明确，审判工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而每一名审判人员包括领导干部更不可能样样通，因此分专业设立咨询委员会是可行的。我们认为应设立刑事、民商、行政三个专门委员会。
三、咨询委员会应当由法官当中素质较高的人员担任，要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本身应当是该法院法学方面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单纯的审判职务，并不是一种行政职务，更不是一种待遇，不应当与职级挂钩。只要符合法官专家的条件，就可以吸收到咨询委员会中来。反之，虽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但并不具备研究、讨论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则不应予以吸收，以保证法官专家咨询意见的科学性。
四、咨询委员会是只提供咨询性意见的机构，不具备实体审判权。其主要职责是根据案情，提供法律适用的参考性意见，法官和合议庭可以执行，但不是必须执行。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咨询意见不承担责任，裁判结果被证明错误的仍由法官和合议庭承担责任。
五、委员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自由地作出其认识合理的解释，不受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影响，因为真理有时就在少数人手中掌握。对委员的
不同咨询意见，由法官进行取舍。
以上设想如能成立，就既能代行了审委会职责又舍弃了审委会的弊病。
关于研讨会的会议方案篇6
二、学习时间
定于2019年9月13日起，安排一周时间读书学习。其中，13日至15日个人自学，16日至18日集中学习；13-17日撰写发言提纲；18日集中开展研讨交流发言，19日个人自学。
三、参加范围
领导班子及全体党员
三、日程安排
（一）集中学习
1.2019年9月16日班子集中学习会
会议地点：局三楼会议室
参会人：
主持人：
会议议程：
8:30-10:00 学习讨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方案》(初稿)（领学人:）
10:00—12：00讨论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安排表
15:00-18:00 研究讨论班子个人调研课题
2.2019年9月17日班子集中学习会
会议地点：局三楼会议室
参会人：主持人：会议议程：
8:30-9:30学习《重要论述摘编》之关于整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方面突出问题的重要论述（领学: ）
9:30-10:00学习《重要论述摘编》之关于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方面突出问题的重要论述（领学: ）
10:30-12:00 集中自学
15:00-18:00 开展学习讨论，交流思想
3.2019年9月18日班子扩大学习研讨会议程
会议地点：局5楼会议室
参会人：县指导组、全体党员及学习积极分子
主持人：
会议议程：
8:00-8:20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方案》（领学:）
8:20-9：00上党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学人：）
9:00-9：20先进典型教育——*先进典型事迹学习（领学：）
9:20-9：30警示教育—学习通报2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15:00-16:00党小组学习—《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之关于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突出问题的重要论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突出问题的重要论述
8.16:00-18:00个人集中自学
(二)撰写发言提纲
9月13日至17日，班子成员围绕“明初心、守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学习研讨专题，自己撰写发言提纲。
(三) 研讨交流发言
关于研讨会的会议方案篇7
有关审判主体制度的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强化合议庭的职能有关审判主体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基本任务，强化合议庭职能的问题已提出多年，但司法实践中，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一些地方，合议庭的职权被非法剥夺；有的地方，合议庭的职权受到庭长、院长、庭务会、审判委员会的严重挤压；有的地方合议庭的职能曾一度得到强化，但不久又被削弱。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论证，从操作层面进行深入的对策研讨，才能使这一至关重要的改变措施落到实处。
强化合议庭职能的根据及必要性
首先，强化合议庭的职能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强化合议庭的职能是我国审判主体制度所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由此可见，在我国，基本的审判主体是合议庭，而不是独任法官，更不是其他个人和组织(这种制度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具有合理性)；合议庭是我国最基本的审判组织形式，也是主要的审判主体。
强化合议庭的职能是独立审判原则所决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法院的独立审判最终必须通过审判主体的独立来实现，审判主体如果没有独立性，法院的独立就是一句空话。要实现审判独立，就必须强化合议庭的职能。
强化合议庭的职能是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所决定的。在我国，除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不开庭审理以外，原则上实行开庭审理，即是说，直接言词原则是我国诉讼法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审判必须具有的“听讼”性质所决定的。这一原则客观上要求强化合议庭的职能。
强化合议庭的职能也是“审”与“判”的内在关联性所决定的。审理权与裁判权应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只审不判或只判不审都不符合审判工作的内在规律。要实现审理权与裁判权的统一，必须强化合议庭的职能。
其次，强化合议庭的职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合议庭职能的弱化、其他主体对合议庭审判权的侵蚀，所造成的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审判人员责任心的削弱或丧失、非理性意见对裁判结果的支配以及违法审判责任无法追究等现象，已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甚至成为司法腐败的渊薮。
合议庭独立裁判权的丧失、审判权的分散以及多个裁判主体的重复劳动，使案件不能及时审结，从而降低了审判效率，加大了诉讼成本，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
可见，强化合议庭的职能不仅天经地义，而且势在必行。
强化合议庭职能的基本路径由于合议庭的职能受着强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桎梏，受到来自外部的、内部的各种权力的挤压和侵蚀，要强化合议庭的职能，必须破除观念桎梏，束缚侵权之手，理顺各种关系，从而为其职能的强化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一)必须破除将法院独立审判同审判组织和法官独立审判对立起来的观念将法院独立同审判组织独立和法官独立对立起来的观念，在事实上成了强化合议庭职能的最大思想障碍，也成为有关主体侵犯合议庭职权的堂而皇之的根据。要强化合议庭的职能，必须确立审判组织独立和法官独立的观念。审判组织独立和法官独立的根据在于：同西方的司法独立并不排除法官独立一样，中国的审判独立亦不排除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审判独立必须通过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独立而实现，没有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就没有审判的独立；司法公正不仅需要法院的独立，而且需要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
(二)必须理顺合议庭同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理顺合议庭与院长、庭长的关系。现实中，庭长、院长对审判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的职责往往被浓缩或异化为对案件的把关权和对裁判文书的审核签发权。这种做法，事实上将庭长、院长的管理、监督权变成了不具有正当程序的审批权，变成了个人凌驾于审判组织之上的法外特权。这种做法，不仅容易造成审判职责不清，影响司法效率，而且成为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一个源头。要理顺合议庭同庭长、院长的关系，必须逐步取消庭长、院长的审核签发权或审查把关权，限制院长、庭长对合议庭的组织管理权。院长、庭长对合议庭的组织、管理权应主要体现在：对合议庭形成的组织；对合议庭在审判过程中的帮助和指导；对有关关系的协调。为了防止院长、庭长利用这种组织管理关系进行非法干预，有必要设定以下规则；合议庭一经依法组成，
非有法定事由或正当理由不得改变；合议庭的审判活动应当依法运作，院长、庭长的指导不得违反法定程序；院长、庭长对案件的裁判意见对合议庭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其次，要理顺合议庭与庭务会的关系。现实中，庭务会不仅讨论研究庭内的行政事务，还讨论案件，而且庭务会的意见事实上凌驾于合议庭的意见之上。这种做法，不仅与现存法律规范相悖，而且流弊滋甚。要理顺合议庭与庭务会的关系，必须取消庭务会讨论研究案件的权力，庭务会原则上只就庭内行政事务进行讨论和研究，不讨论和研究案件。合议庭认为需要就有关法律问题征求意见的，可请求庭长召集有关内行或专家参加的研讨会，研讨会的结论对合议庭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第三，要理顺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院长的提交权必须基于合议庭的提请权；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原则上应只限于法律问题；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应当允许合议庭全体成员列席；审判委员会的主持人应当最后发表意见，不得因不同意多数人意见而决定“以后再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应当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讨论结论经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对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但合议庭如有异议可提请审判委员会复议。
(三)必须对相关主体的职权和职责进行合理定位不对相关主体的职权和职责进行合理的定位，合议庭的职权即使得到强化也会出现反复。
关于庭长与院长的职权与职责的定位问题，可以考虑如下方案：庭长与院长的主要职责是作为法官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并担任审判长，通过主审案件发挥示范、指导作用；赋予庭长、院长以提请复议权，发挥其管理和监督作用；赋予庭长与院长的在判后的审判监督权，即认为裁判确有错误，即可依照法定程序发动再审程序；赋予庭长或院长对庭内或院内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权。
关于庭务会的职权与职责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则上，庭务会只能就庭内的行政事务作出决定，受合议庭之请求，庭务会可以就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但庭务会的意见仅供合议庭参考，不能将庭务会的意见凌驾于合议庭之上。
关于审判委员会的职权与职责问题，目前有如下几种主张：一是认为应当废除审判委员会(理由是现时审判委员会制度具有审判脱离、暗箱操作、破坏回避制度、议事不规范、难保审判质量、降低合议庭成员的责任心、不利于提高法官素质、无法追究错案责任等弊端，而且审判委员会所具有的人员组成的非专业性、讨论方式的间接性、秘密性是无法克服的弱点)；二是主张分解现时的审判委员会(即各个法院建立数个专业审判委员会，专业审判委员会由各个审判业务庭的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分别讨论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中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院长或副院长按其专长和分工分别参加各专业委员会并主持会议)，三是保留审判委员会，但应改变其职能(即逐步取消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裁判职能，强化其总结审判经验、审判监督和指导、行政管理职能，增加审判工作的咨询职能)；四是认为审判委员会应当保留，但应限制其职权范围(即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职权)；五是认定审判委员会应当保留，且保留现有的职权范围，但应完善相关制度(有的建议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参加或旁听庭审的制度)。笔者认为，目前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总的说来还是利大于弊，而且这些弊端并非不可疗救，故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审判委员会还应当保留。但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应当有所限制，原则上应当限于疑难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此外，审判委员会还应具有总结审判经验、研究审判工作对策、决定法律要求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事项等职能，最高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还应当讨论通过司法解释的职能)；另一方面，应当完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制度(包括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制度、任期制度、回避制度、合议庭成员报告制度、保密制度、例会制度、议事表决制度、议事记录签字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其办事机构的工作制度等)。
合议庭正确行使职权的条件与保障要强化合议庭的职权，必须造条件，确保合议庭能够正确地行使职权。
必须尽快提高法官的素质。现有法官的整体素质问题是强化合议庭职能的最大制约因素。不尽快提高法官素质，权力即使下放也会收回。要尽快提高法官素质，必须同时采取以下措施：改革法官选任渠道，严格法官选任的资格和条件；改进法官选任程序和方法，强化竞争和激励机制；对现有法官(包括助审法官)进行科学分类，以淘汰现有的不合格的法官；建立科学的法官培训制度，对现有法官实行定期强制脱产培训；加强和完善法官交流和轮岗制度，同时注意法官职业的专业化；完善法官伦理规则，建立法官高度自律的机制；等等。
必须进一步完善有关合议庭的制度。有关合议庭的制度是否健全，是合议庭能否公正地履行其职责的重要条件。从目前的情况看，应当完善以下制度：一是合议庭的组成制度；二是合议庭开庭时的分工合作制度；三是评议制度；四是有关审判长、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的职权和职责的制度；等等。此外，为弥补目前法官素质偏低的情况，在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之后，可以考虑由五至七名法官组成的大合议庭承担本审判业务庭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
必须尽快建立证据规则和法律适用规则。建立完善的证据规则和法律适用规则，是合议庭正确行使职权的重要保障，也是防止法官滥用审判权的重要措施。没有完善的证据规则和法律适用规则，就无法检验法官是否滥用职权，也无法判断合议庭是否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证明规则包括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法庭质证规则、认证规则、证明标准规则、调查取证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各种证据材料的效力规则等等。法律适用规则包括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规则、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规则、冲突规范的选择适用规则、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规则、法律漏洞的填补规则、适用法律的逻辑规则等等。
关于研讨会的会议方案篇8
[摘要]：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审判组织司法改革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总结审判经验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理性的探讨。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历史溯源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法院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1932年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县以上裁判部组织裁判委员会。该裁判委员会即是审判委员会的雏形。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中，司法主管机关初步提出了法院组织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政府通过了《法院暂行条例》，该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两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庭长及审判员组成。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形式。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审判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法定制度开始运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在选择与建构时受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法制建设百废待兴，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上较低，有必要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再次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与指导，法院体系结构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比如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就与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前苏联的审判制度则强调执政党对审判的干预和具体指导，强调集体智慧，这些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可能。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缺陷（一）理论层面的缺陷1、有违程序正义（1）与公开审判的要求相违背。公开审判意味着法官的审理活动向当事人公开，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秘密进行，当事人不允许在场，更谈不上公民的旁听与新闻媒介的监督了，这种“开会式审判”整个过程难逃“暗箱操作”之嫌，这与审判公开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2）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指“凡是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而审判委员会委员不亲历庭审，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不阅卷，仅仅是根据承办人的汇报和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断，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3）与回避制度相违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审判委员会委员纳入了应执行回避制度的审判人员之列。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秘密且不定期进行的，法院并不告知当事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有哪些人参加讨论，故当事人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回避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2、有违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一方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的干涉，它体现了司法独立的外在属性。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领导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但“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使得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庭、合议庭之间存在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审判独立构成了侵犯。3、现行立法对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行缺乏统一、具体的规范对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仅简略地规定，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会议，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会议。却没有就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条件、任期、组成人数等作进一步的规定。同时，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规定过于原则，致使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运行程序存在很大缺陷，随意性、任意性较大。（二）实践层面的缺陷1、人员构成的缺陷。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与行政职务挂钩，多是由院长、副院长、业务庭负责人组成，甚至包括法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纪检书记等人员，行政化色彩很浓，专业性不强。审判委员会委员有时成了一种行政待遇或荣誉称号，不担任领导职务而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一个审判人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庭长或主任职务，其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一般就不复存在。本来审判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审判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而法院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们往往政治素质、行政管理能力较强，业务水平并不一定高，将重大疑难案件交与他们讨论决定，难以保证案件的裁判质量，也有损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违审判委员会设立的初衷。2、不利于发挥法官们的主观能动性。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易使法官产生依赖感，特别是在目前错案追究制的重压下，法官们一旦遇到疑难复杂问题，首先想到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分析研究，这种“矛盾上交”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审判委员会穷于应付各种个案的讨论，而且导致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削弱，从而影响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议庭职能的发挥，在反正要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心理影响下，合议庭成员讨论案件不深、不细、不透的现象较为突出，使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一定程度上成了合议庭评议案件工作的重复和延伸。3、审判委员会定案的案件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审判责任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接受，因而由此产生的错案责任，合议庭成员不应承担。而审判委员会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出现错案表面上是人人负责，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这就使得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成为“人人无责”的一项司法活动，这是法治国家所不能容忍的现象。实践中，有的案件承办人想偏袒一方当事人，又怕承担责任，甚至故意将案件推向审判委员会，然后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汇报诱导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已有利的决定，从而假借集体决定之名推卸自己的责任。4、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质量不高。一是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非专业性不能保证案件质量。二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繁多，审判委员会委员不可能是“万事通”，要求他们对每个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意见，实在勉为其难，在讨论到自己不熟悉的案件类型时，往往是冷眼旁观，人云亦云。三是“重大、疑难”案件缺乏统一的标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为数不少，这就决定了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为每一件案件花费太多时间。而委员们一般是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事务繁忙，开会前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研究案情和相关法律，更何况有些案件是听说要开会临时“插班”的，事先并没有把汇报材料发给各委员，这样委员们要在几十分钟内吃透案情和相关法律、法理，作出裁判，实在是不易的事，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5、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缺乏必要的规程，效率不高。如开会时缺乏科学规范的汇报、讨论、表决的具体规程，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间杂着作一些评论甚至开一些玩笑，缺乏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应有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讨论案件的效率。再如，对案件汇报材料没有具体的格式规定，有的汇报太简略，甚至未涉及案件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等内容，有的汇报又太哆嗦，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有的属于适用法律有疑难，有的则是案件事实尚未彻底查清，以致审判委员会讨论时无的放矢，降低了工作效率。还有，实践中一件两件案件一般不会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往往要案件凑到一定数量才开会，加之审判委员会常常因领导分身无术等原因推迟开会时间，致使案件积压、拖延，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6、职能单一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该规定来看，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上述三个方面。但实践中，目前审判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精力主要集中在对个案的讨论上，而在加强宏观调研、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方面显得不足。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近两年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会议，除一次讨论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和一次讨论对当年度各个发回重审案件要不要追究承办人错案责任以外，其余均是就个案进行的讨论。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鉴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成为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法院系统十余年以来的审判方式改革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可行性：庭审方式已由过去的纠问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诉辩式，庭审过程日益规范化，法官驾驭庭审能力增强；合议庭功能不断强化，当庭宣判的案件增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减少；法官素质逐步提高，等。至于如何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理论界尚无统一的看法。从总体上看，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取消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应予以废除；二是保留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体制下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应予保留；三是调和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虽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但经过改革和完善，在当前和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仍然具有现实合理性。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取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或者改变其性质。但就目前而言，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不现实的。首先，它涉及到《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因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上述法律明文规定的，在这些法律未作修改之前，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违法，而上述法律的修改并非易事。其次，实践中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毕竟只是少数，审判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近两年共审结各类案件8979件，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仅57件。再次，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集思广益，正确处理案件，有利于排除当事人干扰，防止司法不公，有利于统一一个管辖区域的执法标准，等等。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在谈到今年的改革思路时，仅是讲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可见其尚无废除这一制度的意图。因此，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其存废问题。目前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核心是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去行政化”，实现向“司法化”的回归。包括：（一）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为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应合理界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可采取列举式的方式予以规定，具体而言，仅限于讨论、决定合议庭审理的下列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1、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争议较大的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新类型案件或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案件；4、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或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5、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6、拟判决死刑（包括死缓）、缓刑、宣告无罪的案件；7、拟作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的行政案件；8、需要确认为违法审判的案件；9、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对一般性案件，审判委员会应不予受理，以此增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独立审判的责任感，减少审判委员会不必要的工作。（二）严格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资格。审判委员会作为一个总结审判经验和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机构，其成员的任职资格理应比一般法官要高。具体而言，一是要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抛弃以行政级别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做法；二是要提高门槛，从资深法官中选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少具备法律本科学历、从事若干年（如5-10年）审判工作、发表有一定数量的调研文章的审判员才有资格进入审判委员会；三是实行竞争上岗制，通过公开公平的考核，优胜劣汰，保证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水平，并促使审判委员会委员在一定条件下合理流动。（三）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程，使审判委员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1、明确负责审判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专门机构。一般为法院研究室，未设立研究室的由办公室负责。职责包括：确定审判委员会开会时间，提前通知各委员；负责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台帐的整理工作；编发部门提交的业务指导性意见和典型案例；完成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事务，等。2、定期召开审判委员会。不论案件多少，规定每月的哪一天召开审判委员会，避免不定期开会造成的案件堆积。3、明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条件和程序。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承办人应填写申请表，经所在庭庭长和分管院长同意并签字后，连同案件的案情报告一起送研究室（办公室）。案情报告应包括案件基本情况、审理经过、案情、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及论证依据等。对缺少上述内容的报告，研究室（办公室）可不予接受。研究室（办公室）应在会议若干天之前将案件的案情报告送各委员阅看。对于开会时临时送来的案件或开会前一两天才送来的案件，因不能保证委员们事先有充分的时间分析思考，一般应不予“插班”。4、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如审判委员会委员超过半数时，方可开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须获得全体委员的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审判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员、其他与会人员，应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漏讨论情况。（四）落实回避制度。由于审判委员会在审判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度十分必要。回避包括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若遇法定回避情形，审判委员会委员应主动要求回避。合议庭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将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告知当事人，并告知其申请回避的权利。一般委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五）建立公开署名制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须将各委员的讨论意见记录在案，由各委员签字后存档。另一方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应注明，并附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以做到审判公开、责任分明。（六）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考核机制。委员们出席会议、发表意见、意见正误等情况都应进行考核。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委员出席会议情况应纳入岗位目标管理；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承办法官汇报不全造成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因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错误意见造成的，追究发表错误意见委员的责任。（七）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审判委员会要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审理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这一精神已为审判委员会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应仅仅局限于个案讨论，而应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具体包括：总结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管理的经验；总结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的审判经验；分析讨论错案，总结经验教训，编辑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学习研究其他法院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院实际提出审判工作的改进措施和意见，等。（八）可尝试设立专业委员会。鉴于法律分类日益细化，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才，可以考虑设立分工不同的专业审判委员会，如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委员会。这些专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决定本专业的案件，总结本专业案件的审判经验，以适应审判专业化的需要，保障审判委员会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结语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一些配套性改革，包括实现审判独立、提高法官素质、健全法官职业保障、完善审判责任制度等，不予以同步推进的话，审判委员会改革则很难推进，更难以取得实际成效。
关于研讨会的会议方案篇9
一、“重大事项”确定中存在的制度困境
什么是重大事项？怎样确定重大事项？一直是地方人大在实际操作中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2]。人大行使决定权的客体是重大事项，但宪法法律和有关法规对重大事项的范围没有作出全面、具体的界定和说明，列举的重大事项也过于原则、笼统。我国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的重大事项。”地方组织法在第八条和第四十四条分别列举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其中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表述完全一致，均为：“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虽然地方组织法将宪法中关于重大事项的规定细化为政治、经济、教育等九个方面，但对重大事项的规定仍然过于笼统、宽泛、原则，从而给实际的界定带来相当大的难度，最终导致了职权行使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同时，“重大事项”议题确定程序缺失。程序是指从事某种行为、作出某种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议会政治很重要的一条原则是程序，程序设计规范、合理可以充分保障政治民主的施行。目前，法律只是笼统地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但对运作程序没有任何可操作的规定，致使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感觉到行使这一职权无章可循。一个完备的重大事项决定和执行的程序体系，应该包括议题确定程序、讨论决定程序、落实执行程序和监督检查程序四个层面。从现有的相关地方法规来看，讨论决定程序、落实执行程序和监督检查程序等三个层面基本上都是按照本级人大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议案建议督办规定办理，或者在此基础上作一些补充规定。传统上对议题确定程序大多关注不多，程序设计缺失，从而造成议题启动的困难和争议，直接影响着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运作。比如，重大事项议题如何选取，确定重大事项的方式方法有哪些，决定程序如何启动，对应依法提请人大决定而未提请擅自决定的单位和个人纠正的措施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具体实践中长期困扰的难题。重大事项议题确定操作缺乏程序性的规定，实践中难以把握和操作，从而使人大与政府在重大事项的决定和管理中行权范围、责任划分不明确，现实操作中容易产生“争权”或“越权”之嫌[3]。
有学者认为，“一些地方人大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进展缓慢，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概念上打转转，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对‘重大事项’的如何定义上，以致很难走出认识上的误区。”[4]“如果在法规中通过列举而使‘重大事项’过分具体，则无疑会导致‘重大事项’的固定化，反而使地方人大常委会束手束脚，不利于‘促进’职权的行使”[5]。对此，笔者不予认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是一个民主、科学决策的过程，必须有一个健全的制度和严格的程序作为保障。实践中，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明确列举的重大事项，如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等都行使了议决权，而对法律未列明的重大事项则较少行使议决权。像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那些关系全局的、长远的和人民群众关注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方面工作，这些本属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的重大事项，往往却“无权”去决定。要么是“一府两院”自作主张，直接决定，要么就是政府与党委联合发文决定。造成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数量少、涉及面窄、不能到位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对“重大事项”界定不清、操作程序缺失。推进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有效行使，关键在于破解制度瓶颈制约，将“重大事项”确定纳入规范化、程序化轨道。
二、“重大事项”界定的具体化和明晰化
“重大事项决定权”一词并非法律用语，而是出自领导人的讲话。有研究指出，早在上世纪50年代，、、董必武等就明确提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1980年4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第一次座谈会，彭真在《关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讲话中，第一次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权概括为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等四个方面。尽管之后的1982年宪法没有作此归类，但由于“四权”的表述简明概括，因而被普遍接受，成为表述人大职权的通行说法[6]。彭真同志所说的重大事项是事关“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是本行政区域内事关全局，有根本性、长远性以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全民性的重要事情和问题。事关全局是指事关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稳定、经济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根本的长远的事项；根本性是对事物的发展和局势的变化起关键作用的事项；长远性是指需要逐步实施，涉及时空跨度较长的事项；全民性是指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是群众关心的事项。事关全局、根本性、长远性和全民性，是重大事项的基本属性和特征，也是判断某个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的标准。如果某个事项同时兼具这四种属性和特征，那它就是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所指向的重大事项，否则就不是。
事实上，“重大事项”一词是一个程度性和相对性概念，其内容是不确定的，它会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随着群众关心的重点的转移而变化，从而导致“重大事项”在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其涵义不一样，内容不确定，这就涉及到重大事项的界定问题。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重大事项界定的主体，拥有重大事项界定权。当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对某个具体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发生争议时，其他国家机关应当服从人大的意见[7]。重大事项界定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立法规定（包括没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制定规章制度），对重大事项的本质、性质、范围、种类和具体事项作出规定。二是自行裁定，在实际工作中对法律和规章未能尽列的具体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进行裁定。由于重大事项具有广泛性、层级性、区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对各行政区域内的一些特殊事项无法作出统一的法律规定，只能靠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确定，但自行裁定必须服从于法律和规章规定，并接受上级人大的监督。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通过建章立制的形式，将重大事项具体化、明晰化和标准化。当然，要详细列举重大事项的范围是有困难的，但应按照界定重大事项范围的原则，尽量细化、量化重大事项的范围、内容、规模和标准。比如“一府两院”的哪些具体事项应当提请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经济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重点工程与项目、重要的政府性投资等），资金、规模达到什么程度才算“重大”，涉及群众普遍关心的城市规划、标志性建筑及街道命名该不该报人大批准，等等。界定时应采取原则规定、具体列举和兜底条款等相结合的方式和办法，对重大事项进行认定或作出规定。原则规定，就是以定义方式，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对重大事项进行概括规定，明确重大事项的本质含义或者性质特征。具体列举，是指将宪法和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事项及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重大事项一一进行列举。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律法规中列出更多需要、也应该由人大议决的重大事项[8]。凡是能够列举的都应该予以明确规定，只有对难尽事项才通过概括性规定予以包举。所谓兜底条款，主要是根据重大事项不可尽列的特点，为了防止法律的不周延以及社会情势的变迁而采用的一项技术，一般在重大事项列举之后规定“法律、法规规定或本级人大常委会认为需要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兜底条款规定的是指对未列明的具体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进行自行裁定的对象，从而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留有余地和空间。
示例一：2006年9月13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草案）》。《规定》明确了重大事项的范围包括：本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事项；由市级财政资金投资，并对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资源保护有较大影响的重大建设项目；本市环境和资源保护、历史遗产保护的重大事项；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及重点专项规划的制定、执行和变更；本市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民族、民政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本市公用事业、社会保障、住房、交通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情况；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与外国地方政府缔结友好城市；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等11项内容。这些规定比较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抓住了政府财经和政府机构设置这样一些核心和关键问题，很值得借鉴。《规定》还明确，对于法律法规规定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重大事项，应当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违反该规定而擅自作出决定的，市人大常委会要责令限期改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9]。
示例二：1996年4月，江苏省镇江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范围的暂行规定》。经过一年的试行，又于1997年8月通过了《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2003年9月，市人大常委会又对“规定”作了进一步修订。修订后的“规定”明确了10个方面的重大事项须经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除了定性的事项外，特别规定了一个方面定量的事项，即需要地方财政拨款和预算外筹资，总额占市本级财政当年预算收入十分之一以上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应经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规定”出台后，使市人大常委会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职权有了相对明确的范围，有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制度，也使人大常委会与市委、“一府两院”在重大事项决定方面的职责相对明确，对规范和保障人大常委会行使决定权具有重要意义[10]。
三、建立完善“重大事项”确定程序
制度化的程序是贯穿所有国家机构运作过程的基本要素。重大事项确定程序是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运作的基础性步骤。地方人大对法律和规章未列明的具体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依靠经验判断加以确定的，也亟需建立重大事项确定程序，以减少自行裁定的随意性。重大事项确定程序主要包括信息沟通衔接程序、重大事项议案提出程序、重大事项议案审查程序等。
（一）信息沟通。地方人大沟通衔接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人大与“一府两院”之间（包括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的领导之间，或是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与政府相关部门、“两院”之间）的沟通。沟通衔接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定性、权威性和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二是一定时间段（一般为一年）内，政府拟开展的重点工作或正在开展的重点工作的进展情况；三是一定时间段（一般为一年）内，人大拟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计划安排；四是政府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的执行进展情况[11]。当前，地方人大与“一府两院”之间缺乏沟通，尤其是“一府两院”对人大职权缺乏基本了解。要建立严格的沟通衔接制度，明确活动程序、参与人员和时间要求，通过沟通，推进双方对重大事项提请、决定和执行工作的了解，为进入正式程序打好基础。
另一个层面是地方人大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地方人大在界定地方人大重大事项范围过程中，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为公众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在安排年度工作要点、确定决定议题之前，要借鉴监督法关于监督议题来源的规定，扩大重大事项决定议题的来源。充分发扬民主，采取实地调查、座谈会、问卷调查、下基层走访等多种形式，集思广益，广泛收集各方面意见。要重视某一个时期内公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传媒反映的社会热点问题，重视代表议案建议，将公众、代表议案建议中反映较为普遍的重大问题作为议题的重要来源，使决定议题的选择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二）议案提出。重大事项议案的提出程序，具体到操作中，必须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提出主体。按照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六条，提出重大事项议案的主体有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一府两院”、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以及一定数量（县级为3人，其他为5人）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目前，在现有体制下，地方人大重大事项议题的来源渠道不广，大部分是同级党委确定，提出重大事项议题的主体单一，主要是“一府两院”以及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要突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委员联名提出决定议题的主体地位，扩大人大代表在提出重大事项决定议题上的民利。“重大事项”往往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是民众非常关注的问题。人大代表相对而言与选民的联系更为密切，选民也有更加便利的渠道向人大代表表达意见。因此，可以考虑在本级人大代表一定数量（或一定比例）联名的情况下，赋予其提议案权[12]。要充分运用监督成果，将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报告中发现的重大问题作为决定议题的重要来源。
示例三：近年来，山东省寿光市人大常委会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在按照法律规定认真做好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作出决议的同时，更加注重重大事项议题来源的多元化（见下表）。
寿光市人大常委会每年都选取事关全市发展大局的人大代表议案作出决定。2008年，寿光市圣城代表团15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规划建设城区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的议案》，人代会结束后，市人大常委会成立议案调查组，对该议案涉及内容进行了深入调查，后常委会作出了《关于规划建设东城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的决定》。在2009年《环保法》执法检查中，检查组发现小清河及其支流塌河、织女河污染严重，为此，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加大小清河整治力度的决定》，就完善环保基础设施、抓好污染源控制、加强环保执法和开展区域综合治理提出了要求[13]。
二是提出时间。法定主体拟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决议或者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重大事项的议题，一般应当在每年年初向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经主任会议确定后，列入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现确定每年或每届需要讨论的若干重大事项，这样便于各方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法定主体如果在工作中认为需要调整提请或报告时间的，应提早向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说明，经主任会议确定后再予调整。未列入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一府两院”临时提出的，由主任会议确定[14]。
三是内容要求。重大事项议案内容应包括：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及有关资料；重大事项的决策方案及说明；有关的统计数据、调查分析等资料；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依据；在实施与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人大常委会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材料[15]。
（三）议案论证。有关重大事项的议案，一般由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主任会议决定前应先由相关的常委会办事机构对提出的重大事项进行审查，提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意见。对法律法规未具体列明的事项，以及“一府两院”最容易出问题而又事关重大从而最需要人大进行监督制约的事项，同样由相关的常委会办事机构进行论证，提出是否认定为重大事项的意见。在审查论证方式上，除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之外，还应建立重大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这里的重大事项公示制度是指在审查一些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议案的过程中，可将除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以外的重大事项的有关情况，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站、新闻会等形式向社会公示，广泛征求意见。重大事项听证制度是指在公示后的调查阶段，人大常委会及相关工作机构以听证会的形式收集信息、听取意见。通过对有关事项是否属于“重大事项”进行公示和听证，使人大代表和群众意志得以确立，保障“重大事项”的权威性。为防止“重大事项议案论证”流于形式，应就重大事项议案审查论证程序中的“组织调查研究”和“落实公示和听证制度”制定具体规定和实施流程，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示例四：201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分别对重大事项议案与报告的提出主体、提出程序、签署方式、列入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的方式、重大事项议案与报告的主要内容等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为规范提出重大事项议案作了制度化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重大事项前，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委托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就该重大事项组织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并将调研报告或者收集的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时参阅。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有关重大事项的议案、报告等，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民意的，或者存在较大争议的，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可以举行听证会或者专家论证会。听证会或者专家论证会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16]
四、结语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指出，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事项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当前，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闲置、虚化现象突出，这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律地位和在权力机关职权体系中的地位很不相称。重大事项决定权从应然走向实然，需要不断加强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重大事项，其衡量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认定，把“重大事项”的模糊涵义具体化、明晰化。同时，地方人大要结合本地实际，尽快修订完善关于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建立健全一系列相配套的实施制度和运作程序，从而使决定权的行使既更加规范又有利于实际操作。这样，才能防止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被滥用和利用，才能推进地方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注释：
[1]陈书友：《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虚置现象须扭转》，载《人大研究》2004年第8期。
[2][5]高志宏：《关于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之“重大事项”的判断》，载《理论月刊》2009年第4期。
[3][11][14][15]唐宇荧：《论构建重大事项决定和执行中地方人大与政府和谐关系的程序规制》，载《人大研究》2010年第10期。
[4]陈军、纪荣荣：《关于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若干思考》，载《人大研究》2000年第12期。
[6]钟丽娟：《什么是重大事项决定权》，载《学习时报》2013年4月29日第5版。
[7][8]崔建华：《如何界定重大事项》，载《人大研究》2006年第10期。
[9]杨华云等：《北京人大拟订草案，11种重大事项须报人大决议》，搜狐新闻网2006年9月14日。
[10]温小卫、纪东：《地方人大常委会决定重大事项的演变与发展》，载《人民与权力》2009年第12期。
[12]冯健鹏：《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程序机制》，载《人大研究》2011年第11期。
[13]刘效国等：《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实践和思考》，中国人大网2011年7月7日。
关于研讨会的会议方案篇10
一、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民主决策机制的科学内涵
从党政领导班子的决策角度来说，民主决策机制主要是指用于规范党政领导班子决策行为，通过预定的程序、规则和方式，确保决策能广泛吸取各方意见、集中各方智慧、符合本地区实际、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它主要是由制度设计、程序设定、规则设立、机构设置有机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从其含义来看，民主决策机制主要包括决策制度、决策规则、决策程序和决策机构四个要素。决策制度是民主决策机制的核心内容。民主决策机制大量的内容体现为制度形式，并通过制度来规范和保障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行。作为要素的制度主要有：调查研究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民主集中制，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等。决策规则是民主决策机制的重要内容，是制度运作的相关规定和实施细则。规则通过对决策的范围、主体、原则、纪律、方式、方法等作出具体规定，使制度得到进一步细化，为制度的具体化、操作化提供有力的支持。作为要素的规则主要有：议事规则、表决规则、工作规则等。决策程序必须经过一系列相互衔接、环环相扣而又相互作用的环节和步骤。这些环节和步骤是民主决策机制必不可少的关节点，起着坚实的支点作用，哪个关节被省略、简化或颠倒，都将造成程序要素的不完整和缺失，最终导致机制的功能受损。作为要素的程序至少有六个前后相继的环节和步骤：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深入调研、形成预案，咨询论证、综合评估，集体研究、会议决定，组织动员、决策实施，监督反馈、修正完善。决策机构是民主决策机制的载体，制度、规则、程序的要素都要依托机构这个载体才能运作，机构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作为要素的机构主要有：决断机构，如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班子；决策辅助机构，如调研机构、咨询机构、论证评估机构等。
二、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改革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的有益探索
我省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主要抓了以下几个环节：
1.在议题提出环节，拓宽渠道，广开言路。议题的提出，是决策民主化的重要前提。我省各级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在重要问题、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中，十分重视议题反映的民意，对许多事关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事关群众生活中的迫切问题、事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其决策议题的提出基本上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渠道反映出来的。比如，南平市委、市政府就解决“三农”问题，向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征求解决“三农”问题的议案；请一些派、无党派人士和离退休老干部对“三农”问题提出思路看法；请许多身处基层一线的干部、党员群众反映“三农”问题。此外，还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信息专报关注“三农”问题。广泛吸收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形成了在全国颇具影响的“南平机制”。
2．在预案谋划环节，深入调研，多方论证。预案谋划是对议题提出的发展，是一个由调研论证、预案准备、酝酿讨论组成的决策环节。近年来，我省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在决策过程中，大多能针对提出的议题，组织人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广泛的咨询论证，以确保预案提出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调研论证为例，在决策过程中，普遍坚持实行决策预案调研论证制度。在对问卷中题为“在研究决策重大事项前，是否有开展深入的调研论证”的回答中，认为“有”的占30.6%、认为“大部分有”的占52.3%、认为“大部分没有”的占15.4%、认为“没有”的占1.7%。
3．在方案确定环节，集体研究，会议决定。方案确定就是在多个预案中经过研究，确定一个最佳的方案，它是民主决策的关键环节，也是决策是否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体现。调研中大家反映，我省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在对重要问题、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中，大多能坚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行，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坚持集体研究，对多个决策预案进行筛选，从而确定一个最佳决策方案。譬如，龙岩市新罗区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每家企业的改革方案都是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提出多个决策议案，提交会议集体研究决定后实施。2003年以来，该区共改制企业53家，置换职工6467人，较好地维护了职工的民益。
4．在方案实施环节，跟踪反馈，及时纠错。在决策形成后，我省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普遍重视贯彻执行，并在决策执行过程中，注重掌握信息反馈，及时修正和完善决策。调研中了解到，许多地方都经常性地组织督查组，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的记者等对上级和本级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重要部署、重点工程等贯彻落实情况，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解决情况进行督促跟踪检查。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探索，我省改革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党政领导班子的民主决策意识不断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不断提高。从调查问卷情况看，在回答“对现行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决策运行机制的总体印象”中，回答“完善”的占6.3％，回答“基本完善”的占45.3％，回答“需要完善”的占47.2％。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普遍建立了有利于民主决策的相关制度，基本形成了实行民主决策的规则、程序，初步完善了服务民主决策的组织体系等方面。
虽然我省在推进民主决策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各地的探索和实践侧重于决策制度、决策方法等方面，从机制需要的各个部分或环节之间能够相互作用的内在要求看，仍然存在着不健全和不完善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群众、专家参与决策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从问卷调查情况看，在回答“当前影响专家或群众参与民主决策的主要原因”时，认为“缺乏制度保障”的占42.6％，认为“渠道不够畅通”的占33.5%，认为“民主参与意识不强”的占16.2%，认为“决策议题不够透明”的占7.7%。一把手在决策中的责权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从调查问卷情况看，当问及“当前有些地方在民主决策时仍出现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现象的主要原因”时，有63.2％的人回答“一把手权责不明确”；有13.4％的人认为“一把手民主意识淡薄”；有19.5％的人认为“过分强调一把手负责制”；有4.1％的人回答“监督制约不够到位”。一些民主决策程序不够周密、规范。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对民主决策程序规定得比较笼统，缺少细化的标准化的内容，容易变通和简化。实际操作中，表面上看好像每一个重大事项决策都能按照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和政府工作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但实际上只是做表面文章。此外，不少制度系统性不够、操作性不强，评价监督体系不够完善等。民主决策机制存在的不健全不完善，对推进民主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产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有些一把手独断专行，决策随意性较大，决策失误时有发生，部分决策难以反映民意需求，决策失误得不到追究等。
三、坚持改革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不断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从近年来各地的探索和实践看，当前，改革和完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民主决策机制，要着眼于完善决策制度、规则和程序，充分考虑决策过程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衔接、相互作用，并通过各个子机制的有效建立，形成完善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从而确保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现。
1.建立健全信息收集机制。正确的决策离不开全面准确的信息。建立健全信息收集机制，是确保民主决策的前提。信息收集要坚持调查研究制度。在决策信息收集时，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调研活动要紧紧围绕决策议题展开。在调研中，要充分听取广大党员群众和下级党委政府的意见，集思广益，使调研结论实事求是、清晰明确、可信度高。信息收集必须开阔视野、广泛涉猎。凡是对决策有启迪、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包括各种有用的情报、资料、数据、知识及经验的信息，都应当及时、准确、充分、系统地收集。既要广泛收集，又要突出目的性。拓宽信息收集的各种方式途径。建立健全社情民意调查网络，加强体制内民意反馈渠道建设，创设有效的社情民意反映平台。建立信息收集责任制，注重第一手材料、最前沿信息，对各种编假造假应有一整套预防、发现和惩处的制度。
2.建立健全决策方案咨询论证机制。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决策方案的咨询论证机制，这是确保民主决策的重要步骤。（1）建立专家咨询论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是扩大决策咨询面，提高决策科学化的必然要求。对重大事项决策、重大工程项目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提交专家咨询论证。（2）实行决策方案社会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除的决策之外，应当全过程公开，听取群众的建议和接受社会的监督。在社会公示制度方面，要以法规或制度的形式明确社会公示的范围和原则；确定负责社会公示的具体部门和监察部门；规定社会公示具体程序；把握公示的内容；明确社会公示的方式。（3）建立多种方案的比较制度。“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多种方案的比较是民主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因此，重大决策应当请有不同背景的咨询机构或专家参与咨询论证，提出多个决策方案；决策时应当有两种以上的方案可供选择，不提出多个方案不决策。对不同决策方案的利弊应当公正客观地进行分析评估，条件许可时还应组织由各种机构和专业人士参加的论证会，使决策论证建立在有所比较鉴别的基础之上。
3.建立健全决策方案讨论确定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方案讨论确定机制是确保民主决策的重点。要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重要问题、重大事项的决策制度，切实解决和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等问题，做到择优确定决策方案。（1）明确决策方案的议事范围。就地方党委班子而言，其决策方案的议事范围主要有：制定贯彻落实上级党委的指示和本级党代会决议、决定的措施；本地区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改革方案和重大资金的筹集与使用等事项；本地区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事项；本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的重要部署，以及政法、群团、武装工作等需要党委班子决策、决定的事项；干部任免事项，包括讨论决定本级党委管理的干部任免，推荐后备干部的建议人选和需要提交依法选举或任命的人选。就地方政府班子而言，其决策方案的议事范围主要有：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本地区财政预算；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事务；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大型项目等重大事项。（2）规范决策方案讨论确定的规则。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在对决策方案进行讨论确定时，应做到：按照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方案讨论确定的规范程序。在讨论确定前，要把经过咨询论证的二至三套预选方案的详细材料提前送到与会人员，确保与会人员有足够的时间了解情况、深入思考和充分讨论；在讨论确定中，与会人员对决策事项意见比较一致时可进行投票表决，对主要问题的意见分歧较大时，应暂缓表决，会后继续修改完善、沟通协商，并待下次会议讨论时表决。（3）改进决策的表决方式。调研中，有些地方反映，要改变表决时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表决方式。在政府重大决策中，主要领导否定多数人意见做出的决定，应当在记录别予以注明；有的还提出，在传统的口头、举手、无记名投票和记名投票等表决方式中，实行无记名投票和记名投票效果最佳，其中，在干部人事问题上，应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4）建立讨论确定情况记录备案制度。党政领导班子讨论决定事项，应当如实记录各种意见和主要理由，对于表决的结果应有严格的统计，并将表决结果和表决方式记录在案。
4.建立健全决策纠错改正机制。建立健全决策纠错改正机制是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关键。在民主决策过程中，除了对民主决策前、民主决策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外，重要的是要对决策后方案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要通过决策方案实施过程的跟踪、反馈等途径，及时修改、完善决策方案，确保民主决策更加客观实际，决策方案实施收到更多实效。比如，实行决策方案执行过程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会议讨论确定的决策方案，要在适当的范围内分层次进行公示。实施决策执行跟踪反馈制度，重点跟踪决策是否不折不扣执行、是否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是否需要对决策进行调整修正，等等。建立决策实施过程的社会评价机制。对党政领导班子而言，对自身决策实施情况的评估，不仅要收集党政系统内的信息反馈，而且要视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对自身决策的反映，并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反馈，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中的失误。一方面，要改进人大、政协的决策评价机制。另一方面，要引入公众评价机制，必须以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评价决策成效的根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