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篇1
一、贯彻上级会议精神，继续开展流动人口清理验证工作。
通过参加上级有关流动人口会议以及上阶段我镇清理验证工作分析、总结，我镇党委、政府对流动人口工作高度重视，认识到做好我镇流动人口清查验证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把这次流动人口清查验证工作作为这段时间的中心工作，纳入镇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集中镇计生办全体工作人员、镇驻片干部、各村委成员、经济社长，对照省XX年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清查验证活动检查调查工作方案，以18-49周岁育龄妇女为清理对象，在全镇范围内的出租屋、窝棚、厂矿等重点地段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清理验证活动，针对我镇育龄妇女持证率、查环查孕率低等问题，我镇采取带B超下乡，一人一登记的方法，对每一个育龄妇女都进行B超检查，然后进行登记入册，对持有《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进行即场验证、审证，对持有过期证及无证人员即场填写办证申请表，为其办理《临时婚育证明》，对在清查中发现政策外怀孕的对象坚决给予落实人流或引产补救措施；对未落实避孕节育措施人员经医院检查身体适宜的给予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因身体或其它原因暂时不能结扎、上环的对象给予派发避孕套进行避孕；对无持证人员、当年四术及出生人员及时进行信息反馈；通过这次清查验证活动，对我镇流动人口己婚育龄妇女建卡立册、持证率、验证率、查环查孕率有一定的提高，减少流动人口在我镇的计划外出生，提高了我镇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水平，进一步完善我镇的流动人口管理，为我镇下一阶段流动人口管理奠定一定的基础。同时，这次清查验证活动也反映出我镇前阶段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中的簿弱环节，漏登记、无证人员和无查环查孕人员较为突出，个别用工单位及出租屋业主抱有事不关己的态度管理混乱。为此，我镇决定召开用工单位及出租屋主会议，签定责任状，明确责任，要求用工单位及出租屋主配备一位人员进行流动人口管理，每月上交流动人口月报表，同时安排B超下乡查环查孕，提高查环查孕率，通过各项措施，全面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水平。
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得到落实。
1、配强计生队伍：计生办原有工作人员18人，考虑到计生工作任务重，工作难度大，计生办人手不足的因素，我镇党委、政府从其他部门调任了2位同志到计生办，大大地壮大了计生工作队伍，确保人员到位。
2、增加投入：由于计生工作的特殊性，需要经常下乡，加班加点，为了使到大家能在清理验证活动中保持积极性，更好地完成有关任务，党委、政府加大财力投入，今年共投入近15万元用以支付加班费及其他福利待遇；在清查流动人口活动和落实节育措施，都离不开车辆的使用，因此，党委、政府经研究决定，在原来计生专用车破损情况下更换一辆车辆给计生办使用，再根据工作实际情况，最近再增加一辆车辆给计生办专用，确保了车辆到位。
3、加大对流动人口的宣传力度：宣传教育工作是计划生育“三为主”的首要工程，我镇要在计生宣传教育方面加大投入，不定时在市场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咨询活动，充分利用镇有线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宣传车、广告牌、标语和横幅等，对流动人口政策进行宣传，同时，我镇花费15000元加印了流动人口宣传手册，派发到厂矿、出租屋业主、流动人口手中，对他们宣传流动人口免费办证、验证、查环查孕等优惠政策，明确企业主和出租屋主的责任，不断改变流动人口的婚育观念，力求做到“人人晓政策、个个守规定”的良好局面，真正做到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四同”管理。
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我相信也有信心我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一定会迈上新的台阶。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篇2
关键词：统计制度；城镇化率；职工工资；城乡统筹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农村建设中人力资本培育、流动和宏观调控”(2007BSH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乐东(1959－ )，男，河南新安人，河南财经学院统计学系副主任、河南财经学院省情研究所所长、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国民经济核算和人口问题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C8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6－0083－04
收稿日期：2008－06－08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统计制度几经改革，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1)统计调查体系的改革。改革开放前，我国统计调查主要以全面统计报表为主，这种体制的主要缺陷是，各类统计数据在层层上报的过程中，极易受人为因素干扰，从而影响统计数据质量。改革开放后，定期统计报表减少，专门调查增加，逐步形成了以普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辅以必要的统计报表的资料调查搜集系统。人口普查(每10年1次)，工业普查(每10年1次)，农业普查(每10年1次)，基本单位普查，第三产业普查，经济普查(2005年第1次，以后将每10年1次)，构成最主要的普查内容，而抽样调查则被广泛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的各个方面。(2)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经济活动状况进行科学核算的一套制度规范。在上世纪，国际上形成、并经联合国推荐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两套，一是Sna(即asystemofna-tionalaccounts的简称)，二是mpS即(thesvstemofmaterialproductBalances的简称)。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采用mpS核算国民经济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结果，90年代以后逐步放弃mpS，继而采用Sna核算整个国民经济。这是我国统计核算史上一次革命，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统计方法和统计内容的科学性与全面性，而且深刻影响了统计工作者的思想意识，使整个统计向国际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但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的GDp被低估，例如世界银行曾在未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修改并公布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把中国GDp上调34.3％。也有人认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被夸大(Rawski，2001)。不过，事实证明，国外这些基于中国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争论，是不公平的，但它却向中国人敲响了关于统计数据质量的警钟。(3)统计质量向国际标准靠拢。2002年4月15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通用系统(GeneralDataDisseminationSystem，简称GDDS)，标志着中国的统计数据在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这对世界通过数字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发展与中国的有关往来。起到了积极作用。(4)GDp核算数据的动态修订。关于GDp的动态修订问题，笔者曾提出过类似建议(赵乐东，2007)。目前中国公布的GDp数据改变了几十年的老规矩，不再是“一锤定音”，而是要经过几次调整。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对正式公布过的GDp数据进行修订是2005年根据2004年经济普查结果作出的。GDp数据的动态修订虽然给部分使用者带来了某些不便，但却使统计数据向客观实际逼近了一步。
尽管如此，中国的统计制度中仍然存在中一些问题。笔者已经就观察到的此类问题中的一部分进行了研究(赵乐东，2007)，本文主要就下列问题作些讨论。
一、城市(镇)化进程统计问题
城镇化进程是通过不同年份的城镇化率显示的。城镇化问题是近20年来中国理论界乃至各级政府都非常关心的问题，甚至于对此问题的关心程度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渗透到“政绩”与“发展”的理念之中。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6年全国城镇化率为43.9％，河南城镇化率32.47％。同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49.2％(同一口径的中国数据为41.3％)。中国和世界存在较大距离，中国的城镇化率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河南省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既是客观事实，也是人们议论与关心的热门话题。问题是，任何统计指标的计算都有一个统计范围和统计口径问题，离开这一关键问题不谈，而草率地拿统计数字进行直接比较，将无从得出严谨而科学的结论来，城镇化率的统计也不例外。什么是城镇化率或城市化率?如何计算城镇(市)化率?这些问题学术界有过很多解释和研究。例如肖万春(2006)认为，不应该只用单一的人口数字计算城镇化水平，而要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来反映，城镇化率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指标；梁普明(2003)用城镇化率和一个经过复杂计算的综合调整系数来判断城镇化水平。本文将不加区分地使用城镇化率和城镇化水平这两个概念，因为这里关心的只是统计的口径、范围问题。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指标解释”栏目中，找不到对城镇化率的解释，可能是因为这个指标太简单、太大众化而无需解释吧。但是人们在计算这个指标时，实际上是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镇)人口与该国或地区的总人口对比得到的，通常人们也这样来理解所谓的城镇化水平。上面所引用的中国和世界的城镇化率也是按照这种思路计算出来的。
2008年8月，笔者在豫西山区农村调查时了解到，那里的农民早在几年前就莫名其妙地被有关方面登记为“城镇人口”，他们中有些人甚至祖祖辈辈一直居住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深山里。当国家有关农村合作医疗新办法开始在农村实施，这些“城里人”可能享受不到农村人的优惠时，他们方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什么把我们算成城镇人口!这使我立即想到了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问题”，这也使我们有理由怀疑目前河南乃至全国城镇化率的可信度。因为统计出了问题。
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认为要准确统计城镇化率，必须考虑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城、镇、乡的划分标准；第二，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和范围；第三，我国大量存在的流动人口的统计问题。
首先，关于城、镇和乡村的划分标准。为了科学、真实地反映我国现阶段城乡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准确评价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国家统计局(1999，2006)制定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规定》指出：“城镇是指在我国市镇建制和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经本规定划定的区域。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其中城区包括“(一)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
委员会地域；(二)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居民委员会地域和村民委员会地域”，镇区包括“(一)镇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二)镇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村民委员会地域；(三)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场、林场等特殊区域”，而且“特殊区域”作为镇区统计的条件是：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同时，从事非农业生产人员达到70％以上。“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其他区域。”由此可见，凡非国家专设市镇建制的区域和规定的特殊区域一律只能统计为乡村而不能统计为城镇。按照这个规定理解，全国绝大多数的乡政府所在地是不能划入城镇的。但事实上，在一些地区不仅乡政府所在地的居民被统计成了“城镇居民”，而且不在乡政府所在地的部分山区居民也有了“城镇户口”，统计的范围被人为扩大。用这样的数据算出的城镇化率是不合实际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关于城镇人口的统计范围和口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城镇人口的多少和城镇化率的高低。本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居住在城镇的登记为城镇人口，居住在乡村的登记为乡村人口。但我国有我国的国情。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分治，将公民分别登记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改革开放后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行政桎梏被逐步打破，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并长期在城镇居住(居住5年以上甚至10年以上的已经很多)，但他们始终没有取得城镇户口，因此他们还不能叫做城镇人口，这就产生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统计标准问题：居民按常住地原则登记或按户籍地原则登记。从城镇化的本源意义讲，应该按居民的常住地计算城镇和乡村人口，统计实际中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我国，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和城镇原居人口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是极不相同的，他们在就业“准入”、工资待遇、政治待遇、劳动保险、社会保障、子女就学和个人发展等方面，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他们被称为“外来人口”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用统计学的术语讲，被称为“外来人口”的城镇居住者和城镇居民属于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他们不能形成一个“统计总体”，因而不能计算出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城镇人口总数”，当然也就不能计算出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城镇化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目前计算和公布的城镇化率其实是一个“假数”。那么，按户籍地原则如何?结果不仅是城镇化率降低，而且从经济学来看，这部分人口中有些同户籍地的联系远不如同常住地的联系紧密。这就产生了下面的问题。
第三，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的“常住”问题。2000年“五普”时人口的常住标准在时间上定为“半年以上”，而在此之前常住的时间以“一年以上”为标准。从人口统计的准确性角度看，“常住”的时间标准定的长则优，短则劣；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镇，因此，常住时间定的长，则城镇人口少，短则多。目前按半年常住时间统计城镇人口，实际上人为地多计算了城镇人口，夸大了城镇化率。
二、劳动力就业统计问题
这里，从国家统计制度和城乡统计实践两个方面分别讨论。
先说统计制度。在国际劳动力就业统计中，一般使用三类基本指标：就业、失业和待业。可分别计算就业人数和就业率、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待业人数和待业率等反映就业状态的具体指标。在这三类指标中，就业是最主要的，而失业则是最受关注的，尤其是失业率指标一直是人们观察一国或地区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识别指标。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2002)的解释，在业人口(就业人口)是指15周岁及15周岁以上人口中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口；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
从上述指标及其解释中可以看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事实上将农村全部15周岁及15周岁以上人口中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口，统计为就业人口，二是失业和待业人口只统计城镇(未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除外，现在这部分人可能很多)的，不统计乡村的。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劳动就业统计制度事实上只是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统计制度，农村不存在所谓就业、待业或失业问题。但这并非事实。在上世纪50年代，已有大批农民进城打工，实际原因就是农村人多地少，存在比较严重的季节性失业。后来，国家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禁锢在农村。这虽然减轻了城镇市场供应和就业的压力，但却造成了农村大量隐性失业。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而农村的各项经济活动并未因此而受影响，也就是说，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如果仍然被禁锢在农村，他们仍将被统计为“就业人口”，而事实上他们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内处于失业或者半失业状态。由于农村劳动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田”(家庭承包的土地30年不变，加上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实际上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没有自己的责任田)，所以人们认为农民春夏秋冬都可以从事“有经营收入”的劳动，因而都应该视为“就业”。如果按照实际劳动时间计算，我国的失业人口就要多得多，失业率业也将高得多。目前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就是失业劳动力。现在，国家在许多方面实行城乡统筹，而且由于人口的自由流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至少在部分行业是如此)，因此，改革全国劳动力就业统计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待业和失业统计标准就应该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再说城乡劳动力就业统计实践。由于“城镇人口”的统计数字可能存在问题，因此乡村人口也不准确，进而按“有问题”的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为基数统计的城镇和乡村就业人口也可能出现问题。以下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个主要年份城乡就业统计情况：
由上表可以发现：(1)从1978年～2005年的27年间，金国人口每年增加1277.7万，全国就业人口每年增加1321.2万，即平均来说每年增加的就业人口比增加的总人口多43.5万，换句话说，全国不仅每年增加的人口都能就业，而且还可以解决43.5万历史遗留的就业问题。从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年龄这两方面因素考虑，由于产业规模扩大，劳动力需要量增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或某几年的时间内，增加的就业人口大于同期增加的总人口是可能的，但是27年来平均每年都是如此，就会令人生疑，因为就我国几十年来的情况看，一代人口的成长只需20年～25年。因此令人生疑的或者是全国的人口统计数字，或者是全国的就业统计数字(这里不考虑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就业因素)。(2)城镇人口每年增加1443.2万，而每年增加的城镇就业人口只有653.3万，换句话说，城镇每年增加的人口中有789.9万未就业，与全国情况相比，反差巨大。虽然全国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城镇登记失业
人口也有700万左右，但由于全国平均来说每年增加的人口都是就业的，因此，城镇增加人口中未就业部分只能在农村就业数据中去观察。(3)27年来，农村就业人口每年增加661.3万，这好像可以解释城镇增加人口中未就业部分的去向，但是，同期农村总人口减少4470万，平均每年减少165.6万人。特别是自1995年来的10年间，农村人口减少11403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140万人。虽然农村就业人口也是减少的，但没有总人口减少的多。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口和就业统计数字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可能正是源于城乡就业统计制度的不完善：一方面，有些农村人口被登记成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减少，城镇人口增加)，而城镇就业人口统计却没有考虑他们，因而产生城镇总人口增加和就业人口增加之间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农村被登记为城镇人口的人，依然算作是农村就业人口，造成农村就业人口增加。
因此，我国现在的劳动就业统计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三、劳动工资统计(职工平均工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成份出现多元化，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伙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成份越来越大。与此相应，居民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职工”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员工”概念的使用却越来越普遍。虽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人们日常的研究中并未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在国家统计制度中，由于对工资统计的需要，仍然使用职工的概念和对“职工工资”的统计。国家统计局今年(2008)7月数据称，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296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0％。这一结论引来全国范围的激烈争论，人们普遍认为工资的实际增长没有这么多，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工资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即使不考虑全国范围内物价的大幅上涨)。总之，人们认为，统计数据高估了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程度。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除了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诸如数据来源、群体收入差别等因素外，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统计学上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被混淆了，或者实践上没有很好地界定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统计总体”。根据统计学原理，要计算一个总量指标，进而计算与此相关的平均指标或相对指标，必须首先确定统计的总体。国内绝大多数的统计学教科书对统计总体这个概念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解释，如对我国统计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科书》(1984)认为，“凡是客观存在的，在统一性质基础上结合起来的许多个别事物的整体，就是统计总体”；我国著名统计学家钱伯海等(1992)也认为，“统计总体就是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所需要研究事物的全体，它是由客观存在的、具有共同性质的多个单位构成的整体”。这里所特别强调的是构成总体的个别事物要具有“同质性”，即个体在所观察研究的主要方面性质相同。如果将“城镇职工”作为一个总体研究其平均工资，就必须弄清楚两个重要概念：职工和工资。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职工是“指在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其他经济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不包括返聘的离退休人员、民办教师、在国有经济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人员”，而职工工资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工资总额的计算原则应以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以及其他根据有关规定支付的工资，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按国家规定列入计征奖金税项目的，还是未列入计征奖金税项目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包括在工资总额内”。这种解释看似十分清楚，但却忽视了几个重要的社会现实：第一，目前全国范围内广泛而大量存在的来自农村的流动劳动力的“身份问题”。过去，公有经济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单位用工情况比较简单，“职工”的概念包括固定工、合同工和临时工等，人口流动少，因而城镇职工在统计口径和范围上是易理解和操作的。现在的国民经济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非公有经济的规模和比重都越来越大，用工单位情况极为复杂，加之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整个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一些人经常处于流动状态，怎样将他们统计为“城镇职工”，目前的统计制度并没有给予具体的说明。因此，“城镇职工”这个总体在范围上是含混不清的。第二，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虽然一定时间内在城镇就业，但是他们与“真正的城镇职工”存在巨大差别(已如前述)，如果将其作为构成“城镇职工”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进行统计，那么，这个总体的“同质性”就是有问题的。第三，目前在我国许多企业的管理层都实行“年薪制”，他们1年的薪酬，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甚至数千万，他们1人1年的薪酬收入是一般职工收入的几十倍、几百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和普通职工已经属于i生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将他们和其他职工放在一起计算平均工资，违背了统计学关于总体的同质性原则，平均的结果掩盖了职工收入方面存在的本质差别，主要表现为抬高了城镇职工工资的平均数，这不仅给人一不真实感，更主要的是这一结果混淆了性质不同的问题。
四、简要的结论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篇3
关键词:乡镇;计划生育;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R16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0(C)-0023-01
一、基层乡镇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流动人口非法生育是基层乡镇人口计生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乡镇劳动力转移工程的实施,乡镇的流动人口数量日益增多,而流动人口大多处于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所占比重大,文化素质偏低,法制意识淡薄。由于流动人口分布广、流动性大、人员组成复杂,居住地点、从业处所和人口计生信息变化快等因素,致使流动人口计生管理与服务工作底子难摸清、孕情难掌握、措施难落实、处理难到位[1]。
(二)基层乡镇计生干部的各种待遇和工作积极性需要进一步提高。计划生育是国策,是一项系统工程,大量的工作要靠基层乡镇计生干部来完成。由于基层乡镇计生干部在没有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执行权和有力的行政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导致基层乡镇计生队伍人员工作压力大、任务重。同时由于政治经济等待遇偏低,基层乡镇计生干部工作积极性相对不高,工作效率不明显。
(三)基层乡镇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目标责任不清,行政执法难落实。基层乡镇干部处在人口计生管理第一线,是最能准确了解情况,也最能及时发现问题的。但是目前有的基层乡镇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抓好人口计生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复杂性,单纯从“考核过关”的角度抓人口计生工作,缺乏明确的目标责任,责任不清,任务不明,人口计生服务工作不到位,计生行政执法工作难落实,造成人口计生工作被动落后。
二、做好基层乡镇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对策性建议
(一)要大力加强人口计生宣传教育,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要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普及人口计生、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科学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促进群众婚育观念的根本转变。非法生育事实的发生多数与村、乡两级干部上门开展针对性宣传和服务不够有很大的关联性[2],如基层干部能改变泛泛宣传为针对性上门宣传和服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非法生育行为。建议基层乡镇相关部门排练人口计生内容的戏剧、小品、舞蹈,创作诗歌等作品,举办书法、绘画、摄影等文艺展览,大力宣传新型生育文化;基层乡镇利用广播电视开办专题栏目,制作宣传片,播放公益广告,同时大力宣传人口计生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先进人物;基层乡镇充分发挥村(居)民委员会和人口计生协的优势,把婚育新风进万家创建活动与评选文明家庭、文明社区、文明村庄、星级文明户相结合。
(二)要基层领导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明确目标。基层乡镇两级领导抓人口计生工作要思路明确,认识到位,坚持把人口计生管理与服务工作纳入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建立“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工作机制,并实行科学有效的经常性工作制度[3]。领导亲自解决难题,协调政策措施,抓检查、监督、考核、兑现奖惩,规范管理与服务的机制。实行目标管理,层层建立责任制,逐级签订责任书,并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基层乡镇要建立财政专款保障制度,确保流动人口的人口计生宣传和管理经费,积极兑现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镇计生服务站环境,保证避孕药具及节育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正常开展。
(三)要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健全和完善流动人口信息管理平台。一是要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管理体制,建立政府与人口计生、公安、工商、卫生、财政、教育、民政等有关部门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责任制度,把“一票否决”制度引入部门人口计生管理职责,根据施行的目标管理考核方案,严格兑现奖惩。二是要建立户籍流动人口申请办理计划生育婚育证明制度,将流入人口视同常住人口,纳入经常性计生管理和服务范围。三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流动人口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多地区性信息资源共享,加强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其中育龄妇女的跟踪管理。
(四)多渠道采取措施提高基层乡镇计生干部的待遇和积极性。基层乡镇计生干部是基层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先锋和骨干。离开了基层乡镇计生干部的配合,人口计生工作就好比鱼离开了水。所以既要加强基层乡镇计生干部的国策意识教育,强化对人口计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督促其切实担负起人口计生工作责任人的责任,又要对基层乡镇计生干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工作上支持,充分调动基层乡镇计生干部的积极性,努力提高他们的各种待遇。对严格遵守规定、工作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对违反制度的,坚决按规定处罚,做到奖惩兑现,赏罚分明,对实绩突出的干部一律优先提拔重用。
结束语:基层乡镇人口计生工作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新工作机制,明确目标,强化责任,建立科学、统一、高效的基层人口计生工作管理和服务体系,提高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服务等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湖南省怀化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参考文献:
[1]米国庆.新时期我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实践与思考[J].人口研究,2004(05):156―157.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篇4
（1.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广东广州510600；2.学术研究杂志社，广东广州510050）
摘 要：区别于以往研究，文章从非线性的角度去解释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以城乡恩格尔系数比表示）变化的关系并进行实证发现，从长期来看，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表现为n型曲线关系，即随着人口城镇化发展，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将呈先下降再上升然后下降的走势。这说明市场有其自发的调节器，随着我国城乡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如户藉、社保、教育等）越来越少，某一阶段城镇化集聚效应显著所带来的城乡消费差距拉大，会引起下一阶段拥挤效应的制约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同时，虽然人口城镇化在带来集聚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拥挤效应，但总体来说它无疑是促进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总体提高，只是在速度上有所差别。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恩格尔系数；n型曲线关系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059－05
收稿日期：2015-04-3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社区环境、产业特性与涉农家族企业创业研究》（712020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超，广西柳州人，理学博士，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张超，广东高州人，管理学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杂志社编辑、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和农业经济。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渐退出及市场经济发展、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也由被压制转为松动、放开，进而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城镇化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也即人口城镇化。自1978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由17.92%上升到52.57%，相当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速度惊人。那么，在这场快速的人口城镇化过程中，作为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否都得到了提升？城乡消费差距是扩大了抑或缩小了？关于第一个问题，几乎所有学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如付波航、方齐云等（2013）利用中国29个省份1989-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表明，城镇化水平与我国居民消费率呈正向关系，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居民消费率就增加0.04%，城镇化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消费习惯和扩展消费领域等途径间接地提高了总体消费水平。[1]
而关于第二个问题，学界却一直存在争论。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城镇化发展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曾令华（2001)从理论角度解释这种差距的形成：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后，与土地完全脱离联系，其消费完全实现商品化，城镇居民的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城镇居民的消费环境比农村居民要优越，城镇居民的消费领域比农村居民要宽广，消费城镇化使得需求获得倍数扩张的能力。[2]曾国安、胡晶晶（2008）对我国1978年以来城乡居民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又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水平也呈现长期扩大趋势。[3]蒋南平、王向南等（2011）实证发现我国城镇化过程显著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但总体上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4]石贝贝、王金营（2014）认为我国城镇化引起的人口流动集聚效应带动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更快地提高。[5]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人口城镇化发展不会扩大城乡消费差距。陆铭、陈钊（2004）从侧面证明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6]姜凌、高文玲（2013）认为我国可以通过有效地加快城镇化发展、引导农民改变消费方式来促进消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7]廖直东、宗振利（2014）研究表明，收入不确定性对乡城移民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8]
从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来看，如果纯粹探讨线性关系，确实在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的城乡消费差距在有些阶段是扩大的（正相关），在有些阶段却是缩小的（负相关），或者有时整体来看是无影响的（不相关）。然而，这些不同的结论恰好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变化的关系有可能是非线性的，之前学者的研究结论可能过于片面了。因此，本文尝试从非线性的角度去解释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变化的长期关系，并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消费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我们将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差异来反映城乡消费差距。
二、理论机制分析
人口城镇化既是伴随着一个地区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动过程，也是一个地区人口从农村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在城镇化的人口集聚过程中，有两种效应会发生。一是集聚效应(李超、匡耀求，2013)。[9]大量人口在城市这样一个小的地理空间集聚，产生的经济效果就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促进分工与合作，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知识积累和外溢效应，提高生产效率。这意味着从农村迁移进城镇的人们将能以比之前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高的收入，收入增长加快。同时，由于人口集聚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城市中发展起来大型集市、超市、批发市场和众多物流企业，共同的交易市场与批量的采购降低了众多消费品（包括食品）的价格，使得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相对降低。二是拥挤效应（肖文、王平，2011）。[10]城市的空间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大量人口在此集聚产生了拥挤。为了争夺资源或高的收入，城镇居民之间会展开剧烈的竞争，竞争使得原来的一些超额收益逐渐趋零，也使得原来的一些高收入趋向于正常收入。同时，对于城镇居民来说，他们的收入在集聚效应下可以增长很快，但过大的收入差距总会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去竞争这种高收入，由此收入增长的速度会减缓。与此相反，农村居民的收入则由于竞争的减少及由此实现的土地规模经营和就业机会增加而带来收入增长加快。另外，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产生了巨大的住房需求和商业用地需求，这导致城市物业租金水平上升，商品的销售成本增加，引起物价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最终使得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相对上升。一般来说，在人口城镇化的早期阶段，集聚效应会大于拥挤效应，而在人口城镇化的中后期阶段，拥挤效应会大于集聚效应。人口城镇化产生的两种效应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集聚效应使得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快于农村居民，而拥挤效应则使得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慢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消费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它表示一个家庭收入中用于食物的消费支出金额在总消费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一个家庭的消费水平越高，其用于购买生存性食品的支出比例就会越低，用于购买其他享受性商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会就会越高，恩格尔系数就会越小。因此，如果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差异来看，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89年，小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这一阶段我国处于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工业基础和城镇发展基础极差的条件下，改革和发展的突破口只能在农村和农业，而农业发展起来后其所带来的大量贸易机会及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靠近农村的小城镇蓬勃发展。特别是80年代初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进而推动小城镇加速发展，出现大量乡镇企业吸引农村转移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形成第一次“民工潮”。这个时期我国的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并不快，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89年的26.21%，年均仅提高0.75个百分点。究其原因，是因为靠近农村的小城镇发展使得很多农民是离土不离乡地就业，大量农民享受了小城镇集聚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但他们并不是城镇的常住人口①，而大城市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比较缓慢。农村居民的收入在这个时期的增长速度稍快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89年的601.5元，增长了350%；而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1989年的1375.7元，增长300%。另外，在消费方面，小城镇的发展使得农产品贸易变得非常繁荣，大的农产品集市和批发中心逐渐形成，供给的增加和物流成本的降低都使得食品价格相对下降，这给在小城镇就业的农民和在附近生活的农民带来食品支出的降低。总之，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大于拥挤效应，而由于小城镇化发展及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就业环境，集聚效应所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很大程度上被农村人口所占有，所以出现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的现象。
第二阶段为1990-2004年，人口城镇化发展使得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农村居民。这一阶段是我国实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央释放了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明确信号，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合法性保护。自此，出现了城市化背景下的第二次“民工潮”。第二次“民工潮”和第一次不一样，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而不是小城镇，由于路途遥远很多农民常年在此打工，成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因此，这个时期的人口城镇化发展非常快，城镇化率由1989年的26.21%上升到2004年的41.76%，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人口城镇化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集聚效应，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在这个时期远快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9年的1375.7元增加到2004年的9421.6元，增长了585%；而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从1989年的601.5元增加到2004年的2936.4元，仅增长388%。另外，在消费方面，集合运输、仓储、装卸、加工、整理、配送、信息等方面供应链的现代物流业发展，以及大型超级市场、农贸批发市场的建设，加上城市建设早期的土地物业租金水平仍较低，使得大中城市的总体食品价格相对于农村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总之，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大于拥挤效应，所以出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农村居民的现象。
第三阶段为2005-2012年，人口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在这一阶段，我国高校规模扩招后的大批农村毕业大学生开始进城工作，并迅速成为城市的常住居民。自1999年教育部扩招开始，当年的招生人数达到51.32万人，增长速度为47.4%，2000-2003年，每年的扩招幅度都达到20%左右。2004年后是大量大学毕业生进入城镇就业市场的阶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城镇化率由2004年的41.76%上升到2012年的52.57%，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大批农村毕业大学生在短期内涌入城市带来的结果就是激烈的就业竞争，城镇化的拥挤效应明显，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减缓。与此相反，随着许多加工企业由高成本的发达地区向低成本的欠发达地区迁移，农村及农村周边小城镇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在这个时期的增长速度稍快于城镇居民，以2004年为起点，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2年增加到24564.7元，增长了160.7%；而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2012年增加到7916.6元，增长了169.6%。另外，在消费方面，随着福利分房的终结以及住房市场化改革，人口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居住消费需求在这一阶段得到快速释放，房地产价格和地租翻倍上涨，城市食品销售成本提高，价格上升。这样一来，相对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更快地增长。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拥挤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所以出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的现象。
综合来说，1978-1989年和1990-2004年这两个阶段是我国人口城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都大于拥挤效应，但由于1978-1989年的小城镇化发展及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就业环境，其集聚效应所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很大程度上被农村人口所占有，所以出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的现象；而在1990-2004年则正常地体现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农村居民。2005-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城镇化带来的拥挤效应大于集聚效应，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如果以城乡恩格尔系数的比值（即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以下简称城乡恩格尔系数比）来衡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差异，则当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时，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增大，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当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农村居民时，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减小，城乡消费差距扩大。因此，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将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然后下降的走势，即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表现为n型曲线关系（如图1）。在下文中，我们将设定回归模型对这种n型曲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回归模型设定
理论分析部分表明，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的影响下，人口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有重要影响，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表现为n型曲线关系。因此，我们把人口城镇化率设为影响城乡恩格尔系数比的一个重要自变量，考虑到在恩格尔定律中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主要受收入水平影响，我们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也纳为自变量，并据此建立回归模型。由于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我们把人口城镇化率变量的二次项和三次项都加进回归模型，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c为常数，u是随机误差，Y表示城乡恩格尔系数比，Z表示城乡居民收入比，X表示人口城镇化率，参数β1、β2和β3分别表示人口城镇化率（X）的一次、二次和三次项的系数。对于不同的βi，模型具有不同的意义。具体来说，当β3＞0、β2＜0、β1＞0时，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当β3＜0、β2＞0、β1＜0时，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倒n型曲线关系；当β3=0、β2＞0、β1＜0时，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当β3=0、β2＜0、β1＞0时，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β3=β2=0、β1≠0时，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线性关系。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在《2013中国统计年鉴》上有我国从1978年至2012年共35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恩格尔系数及城镇化率数据，这为本文实证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方便。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用年鉴中的指标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用年鉴中的指标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表示。从整体来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前者由1978年的57.5降到2012年的36.2，后者则由67.7降到39.3，说明两者的消费水平都在提高。但是从相对水平来说，城乡恩格尔系数比由1978年的0.85上升为2012年的0.92，城乡消费差距相对缩小，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一直缩小，而是经历了先缩小再扩大然后缩小的过程。相反，城乡居民收入比则是总体呈扩大趋势，由1978年的2.57上升为2012年的3.10，这说明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并不能完全解释恩格尔系数变化。人口城镇化率的总体趋势也是上升，由1978年的0.18上升为2012年的0.53，但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速度有较大差别，前期速度较慢，中后期不断加快。（由于篇幅所限，具体表格可向作者索取）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更好检验假设，根据方程（1），我们设计了4个回归模型，因变量都为城乡恩格尔系数比（Y），回归结果见表1。在模型1中，以城乡居民收入比（Z）为解释变量，发现其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但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adj-R2只为0.501072，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只能解释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的50%左右，还存在其他变量对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有重要影响。在模型2中，我们加入了人口城镇化率（X）作为解释变量，但发现其一次项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也没有提高多少，这说明人口城镇化率对城乡恩格尔系数比的线性影响不明显。在模型3中，我们单独以人口城镇化率（X）的一次、二次、三次项作为解释变量，发现它们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且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adj-R2达到0.672878，这说明人口城镇化率对城乡恩格尔系数比有非线性影响，且能够解释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的67%左右，比城乡居民收入的解释力还强，且由于β3＞0、β2＜0、β1＞0，说明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散点图如图2所示。
在模型4中，我们模型2的基础上再加进人口城镇化率（X）的二次、三次项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所有变量均在至少5%的显著水平通过了t检验，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adj-R2也提高到了0.747187，这说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与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城乡居民收入比与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变量能够解释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变化的75%左右。另外，从回归系数来看，人口城镇化率（X）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三次项系数为正，即β3＞0、β2＜0、β1＞0，这说明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市场有其自发调节器，人口城镇化发展并不会使得我国城乡消费差距一直扩大。在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方向是不一样的。人口城镇化所带来的集聚与拥挤两种效应其实质上是市场竞争机制下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高收益在引起要素流入的同时也带来了竞争。随着我国城乡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如户藉、社保、教育等）越来越少，市场自发的竞争机制也越来越发挥作用，某一阶段集聚效应显著所带来的城乡消费差距拉大，会引起下一阶段拥挤效应的制约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第二，人口城镇化依然是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最大动力机制。虽然人口城镇化在带来集聚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拥挤效应，但总体来说它无疑是促进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总体提高，只是在速度上有所差别。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如房价居高不下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造成负面影响，但是这并不能抺杀其积极的一面，很多农转非的迁移者其实在农村也有房子，他们进城买房本来就是消费水平提高的体现。
参考文献
[1]付波航，方齐云，宋德勇.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1）.
[2]曾令华.我国现阶段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城镇化[J].经济学动态，2001，(3).
[3]曾国安，胡晶晶.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其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J].经济评论，2008，（1）.
[4]蒋南平，王向南，朱琛.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启动——基于地级城市分城乡的数据[J].当代经济研究，2011，（3）.
[5]石贝贝，王金营.人口发展变化对区域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级区域的数据[J].人口研究，2014，（1）.
[6]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
[7]姜凌，高文玲.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我国31个省(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投资研究，2013，（1）.
[8]廖直东，宗振利.收入不确定性、乡城移民消费行为与城镇化消费效应——基于微观数据的审视[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4）.
[9]李超，匡耀求.人口集聚过程中的我国房价收入比[J].学术研究，2013，（2）.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篇5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模式路径
国内关于农村城镇化研究文献综述
郭书田等（1990）曾提出“城市化通常是指人口向城市或城市地带集中，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集中”。这一过程集中表现为城镇数目的增加、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充；（2006）通过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内涵的定义提出：“城市化是指随着产业经济向城镇的集中而发生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
吴英杰（2009）研究城市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各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机制。提出“城市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双向互动作用的要素和理论分析框架”，全面刻画城市土地动态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李琳、张竟竟（2010）在对城镇化与农村土地制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双向分析的基础上，对河南省城镇化与农村土地流转现状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破解土地问题的首要问题是保护农民利益，提倡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础，在确保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土地的合理流转。
曾天雄等（2010）以长江三角洲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为研究对象，通过与我国三个典型城市群的对比，总结出长株潭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动力、来源和规模具有地方特点。提出城镇化过程中应该以流动人口的管理为重点，建立合理的流动管理机制，同时指出流动人口的管理应该“因地制宜”。
城镇化模式与路径
（一）中小城市模式
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捷克、匈牙利等国都是走的中小城市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城市的劳动力主要来源于周围农村，是由农业逐步转到纺织业，再由纺织业转到机械工业，城镇化过程大致花了几百年时间。
在我国，中小城市模式的代表是广东省，其发展特点是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实现了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群的快速崛起。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的主要特征是推进中小城市群的建设。由大城市广州、深圳以及大中城市佛山、东莞、惠州、中山等组成的城市群，成为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这里虽然也有镇，但已经成为城市的一个基层单位。有些镇只是一个行政区划而已，其实质上已是一个中小城市。
（二）城市圈模式
工业后发国家选择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加速工业化进程。如日本，就是在急速发展的工业化背景下，全国劳动力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大城市，通过城市圈的发展模式快速实现其城镇化。日本重工业化时期的东京、大坂、名古屋、福冈四大城市圈，占国土面积只有12%，但其1960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到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的70%。直到现在，日本GDp的近八成仍然集中在这四大城市圈。
在我国，都市圈模式的代表是江苏省的苏南中心城市圈，其发展特点是递进式的发展进程，城市建设由粗放式发展逐步转向集约式发展。这一进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小城镇建设阶段，即城镇化阶段；中小城市建设阶段；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发展阶段；建设都市圈。传统的小城镇以步行为半径，一般以自行车为半径，大城市、特大城市以汽车为半径，而都市圈则以高速公路、轻轨、地铁为半径，以现代通讯技术为信息联络的主要手段。
唐山市农村城镇化现状
（一）城镇化水平较低
表1是2009年唐山市各个县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反映出2009年唐山市各县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为唐海县，城镇化率达到了58.88%，而城镇化率最低的滦县，城镇化水平仅为40.35%；其次，唐山市具有竞争力的大城镇不多，主要是中小城镇。从唐山市的城镇规模来看，唐山市的各个县市中，人口大多数在50-60万之间，而超过60万的大中城市相对较少；再次，唐山市各县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普遍低于唐山市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依据唐山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以城镇人口衡量的唐山市城镇化率达到了53.42%，而各个县市的城镇化率，除了唐海县外，均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种情况将使唐山市在未来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严峻挑战。
（二）产业结构不协调
产业结构状况代表着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良好的产业结构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唐山市经济发展都是以重工业发展为主，忽略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唐山市现阶段的产业发展中，除第一产业的比重有所下降外，二、三产业的比重上升趋势缓慢，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发展更为缓慢，这严重制约着唐山市城镇化的顺利推进。第三产业的产值由1990年的309861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12504073万元，增长幅度较大。但是相对于总产值的增长，唐山市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没有显著提升。唐山市的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变化较大，1990年唐山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为25.44%，1991年增长到33.93%，但在1991年之后，唐山市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出现了徘徊发展的趋势。截止到2009年，唐山市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2.79%，比1991年低了1.14%。
（三）农村城镇化总体水平低
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关系看，以非农人口衡量的唐山市城市化发展水平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根据2008年国家的《中国城市化率报告》中的数据，2008年全国以及河北省以非农人口衡量的城市化率分别为33.28%和30.95%，同时期唐山的城市化率达到了33.51%，分别高于全国及河北省0.23个百分点和2.56个百分点。但是从河北省整体发展情况来看，2008年石家庄市和秦皇岛市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41.21%和42.01%，远高于唐山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初步估算，农业经过结构调整、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现有乡村劳动力资源近50%都需要转移出来，这将给唐山农村城镇化提供持续不竭的动力。
唐山市农村城镇化路径选择
（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结束，农村中心城镇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一旦确定后，就很难再改变。一是中小城镇的规划要充分考虑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人口规模等因素，针对自身实际做好小城镇规划。要优先发展农村中心城镇，因为这些城镇区位较优、实力较强，对周边农村和乡镇具有较大吸引幅射能力。发挥其在农村地区的流通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和社会服务中心的作用。二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在城镇规划中要把工业、商业、教育以及非农产业作为建设重点，合理设置生活、文化娱乐等区域，形成清晰明确的空间结构和合理的功能分区。三是要坚持分类指导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根据城镇不同的定位、类型、自然以及人文背景，发展工业型、商贸型、交通型、城郊型、旅游型等具有各种特色风格的城镇，形成具有独特区域功能的专业中心城镇。
（二）培植乡镇企业、培育产业集群
工业化与城镇化具有密切联系。一般来说，城镇化是由工业化来推进的，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城镇化的过程；但另一方面，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对工业化也有反作用。城镇化如能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则会推动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否则，就会延缓甚至阻碍工业化进程。这就要求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同步地推进城镇化。
一是要围绕地方优势资源，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农村经济，发展乡镇工业走城镇化道路必须结合唐山市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比较充裕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才能在顺利实现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可以拓宽农民就业门路，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分流和就地转化，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在农村，以资源型产品为纽带，以特色产业为抓手，逐步实现“一镇一品”专业化。鼓励具有地方特色产品的乡镇企业走向集聚，向上下游延长价值链，促进专业分工协作体系的完善，形成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乡镇产业集群。如迁安、迁西等地的特色旅游和依托工业的就地城镇化。
二是采取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发展农业经济主要表现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将分散于农户手中的土地等固定资产以股份方式集中，按照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模式，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低成本、高效率优势，并通过采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设备，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农民作为股东可以享受生产所带来的产品以及红利分配；同时作为工人也从事生产，领取劳动报酬。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的生产经营状况直接与作为工人的农民自身工作效率、责任心等密切相关，而农民的收入、生活的来源又依赖于产业化经营实体，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乐亭、滦南等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三）土地要素的合理流转
一是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先从政策上然后再从法律上明确，农民对承包地和宅基地拥有长久的使用权。所谓“长久使用权”，是指除了重大自然灾害和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因素，农民应拥有宅基地和承包地的永久使用权。这种长久使用权今后可自愿、平等、有偿转让，其他投资者可放心地投入。二是要清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确有必要保留的建设用地，应明确为全村居民或全组居民共同所有，其余的应该复垦为农田。三是由县及县以上政府统一制定城乡发展和建设规划，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在农用土地上建的房屋必须有面积、高度、样式的限制，必须落实国土、环保、农业、建设等部门特别是个人的完全责任。四是在符合国家规划和计划的前提下，农村土地转变为城镇建设性用地，要采取市场交易方式确定价格。同时，为克服大城市近郊区农民的土地和边远地区的巨大价差，农村土地市场化出让的收入中，必须有一定比例上交社保基金。五是分步实施土地市场开放。在考虑合理的组团、功能分区的前提下，依照集约和节约的原则，开放农村土地交易市场。
（四）保障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农村城镇化目的是要使农民和市民享受同等公共物品服务，农村公共物品包括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前者指农村基层政权服务、计划生育、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后者包括农村道路、农村能源、电力、人畜饮水、农村职业教育等。长期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固然有总量供给不足等方面原因，但从本质上讲，政府应当承担更多责任。因此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是城乡统筹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王梦奎.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J].管理世界，2004（4）
2.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J].南京社会科学，2007（9）
3.刘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问题和趋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3）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篇6
镇内有多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镇西有著名的法学鼻祖皋陶墓和西周东城都遗址，镇南有龙盘卧伏的龙穴山，镇北有如诗如画的白鹭洲公园等，均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全镇总面积150.4平方公里，现辖26个村，1个街道，总人口6.8万人，耕地面积7.5万亩，XX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76亿元，实现财政收入201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
近年来，**镇人民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凝心聚力，加快发展。在农业方面，以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为突破口着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全面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培育龙头企业发站能人大户，现拥有各类示范园44个。兴皖科技园、金土地科普示范园、天业种鹅、双墩生态农业示范园、骏达鸵鸟、天润乳业、和平牛蛙、金峰梅花鹿、大汉盆景呈星星燎原之势，沿淠生态农业示范园建设正在抓紧实施。
该镇在抓住科技兴农这个牛鼻子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和个私经济。通过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建立工业园，筑巢引凤，XX年全镇私营企业营销收入达2.5亿元。目前，已形成了精工齿轮、凯旋汽运、鑫隆改装、人伟板鸭、中联房地产、建筑建材等支柱企业和近千个个私私营大户。
以长途货运为主的汽车运输业是该镇个私经济的一大特色。凯旋、安凯、金安、富强四大汽车运输公司，挂户车辆达XX多台，总资产超两亿元，在苏、浙、鄂、粤、闽等省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货运半径达1500公里，年运输营业额达1.8亿元以上。在汽车运输业的带动下，**镇的汽车改装、汽车贸易、汽车配件、货运信息服务、按揭保险服务等相继兴起，并带动了房地产、餐饮、住宿、洗车、加油、汽车修配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党的xx届三中全会以后，镇党委、政府认真贯彻实施“小城镇、大战略”指导方针，按照**市东城区的框架和建设标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做到“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管理一个法、建设一盘棋”。为改造旧镇区、建设新镇区。采用“拓路带房、房地生财、聚财建镇”和出让开发权的有效办法，使集镇面貌焕然一新，现在集镇建成区面积由1992年的0.31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3.6平方公里，人口由0.7万人发展到2.3万人。
集镇基础设施完善，功能齐全，主要街道全部实现水泥化，供水、供电、供气、供奶、信息、绿化等基础设施配套，程控电话、有线电视进入寻常人家。集镇还建有大型停车场3处，宾馆、饭店、休闲中心等生活娱乐设施多处，新兴的卫星集镇框架已基本形成。XX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3.4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12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1800元。
XX年**镇被确定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XX年7月被命名为**省首批“文明小城镇”，同时还是**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镇
二、**镇小城镇建设存在的问题
**小城镇建设能如此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得益于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二、三产业迅速扩张，在看到成绩的同时，**镇小城镇建设，也存在一些的问题，突出表现在：
1、由于详细规划和各专业规划编制不到位，致使在规划实施过程中缺乏操作性强的规划依据，造成一些不符合城市规划的建设出现。集镇总体规划方案没有组织技术评审，规划起点较低，没有体现地方特色，而且，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还存在随意改变规划的现象。
2、城镇人口3万人，小城镇建设规模较小，布局比较分散，产业发展缓慢，经济集聚功能较差，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城市化气息淡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其效益也难发挥。这是当前城镇化的最大难题。供水、供电、卫生、绿化等基础设施跟不上，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不高，影响了德隆乡城镇化的进程。
3、城镇建设管理存在不少问题。城镇规划与交通、土地、水利、生态环保等规划衔接不上、规划水平低，执行也不好。土地、街容街貌、道路交通、社会治安、以及流动人口管理未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综合管理体系。环境卫生管理缺乏专门的机构，城管人员编制和经费不到位。
4、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已成为困扰我乡城建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由于设施不配套，功能不齐全，阻碍了城镇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由于投入过少、机制不活，导致问题有：一是道路与公共交通设施落后交通量的增长。二是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污水处理率、垃圾无害化处于初始阶段，环境污染还比较重;三是城市基础建设多元化投融机制未完全形成，资金来源困难，投入不足。
5、信息闭塞，人口外流严重。经济发展较慢，建设资金缺乏。轻壮年人口大部分涌向县城或县外务工、经商、办企业，很少有人愿意在乡镇投资，人气不足，财气不旺，集镇建设形不成规模。
6、城镇建设管理力度不够，重建轻管的现象存在。一方面由于人员少，队伍力量不足，监管不到位。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没有规划适当住宅小区让城郊农民建房，没有引导农民集中连片建设新村，使城郊农民随意自建住房、杂乱无章。至今没有配备正规科班出身乡村规划建设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也没有建立或完善建设管理制度，没有严格依法办理建设项目规划审批手续。随意变更规划、不按规划建设的现象。
三、小城镇建设建议与措施
1、完善城镇规划体系，加快规划编制力度。抓好县域城镇体系和县城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搞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镇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环境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等的协调衔接工作。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要严把规划设计单位资质关，搞好组织和审定工作。争取到XX年基本完成县城区及各乡镇的总体规划修编和审批工作。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条件，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高起点编制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专业规划扩好工业、商贸、住宅、文化等小区详规，近期建设规划和重要景观设计，提高城镇建设水平。
2、合理调整乡村布局。按照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要求，加快制定和实施县乡行政区划调整方案，争取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有计划地逐步把生活和生产条件较差的村、边远村及存在严重地质灾害隐患的村的农户集中到城镇落户。
3、合理安排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在确保全县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保证国家和区、市、县重点建设项目用地的前提下，尽量满足小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并且妥善处理进城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保留进城务工或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培育壮大城镇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引导农民依法进行土地的合理流转。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集约化和利用效益。集中使用农民住宅用地指标，逐步对分散的农民居民点进行搬迁改造、退宅还田。对原宅基地已复垦的农户，经县级政府批准，允许在小城镇异地另行安排宅基地建设。
4、鼓励农民进城入城定居。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按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登记制度，凡在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进城镇经商为工的农民，持经劳动部门审签的两年以上聘用合同或居住满两年的暂住证等可到迁入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进城镇农民其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享有集镇居民同等待遇，接收学校不得收取借读费。
5、大力发展工业经济。根据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积极发展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循环经济，形成产业优势支撑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培育壮大乡镇民营经济，优化乡镇工业布局，大力发展工业小区，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集中连片发展，小城镇内各类工业企业原则上都应进入工业小区发展，并享受政府制定下发关于工业园区建设的各种优惠政策，开设“绿色通道”服务增强工业小区对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吸引，以小区的产业集聚带动人口、市场等要素集聚。
6、突出抓好特色经济。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比较优势，抓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围绕烟叶、肉牛、肉猪、能繁母猪、桑蚕、蔬菜及花卉苗木等重点特色产业，发展地方特色经济，打响特色产业品牌，形成产业规模和竞争优势，促进农民增收，壮大小城镇实力。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科研单位”五位一体要求，发展以循环经济模式为主体的生态效益型农产品加工业，集中资源优势，扶持能发挥产业优势、具有一定规模和绿色食品。推进农业园区建设，把农业园区建设成为具有科技成果转化等多种功能的现代化农业载体。
7、加快繁荣第三产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大力发展小城镇服务产业。主要发展以商贸、物流、交通等第三产业，发展商贸流通业，按照现代流通发展要求，规划建设小城镇商业网点，搞好各种专业市场和集贸市场建设，大力开展边贸活动，鼓励县乡商贸流通企业到小城镇发展连锁超市、物流配送、餐饮旅馆、农副产品批发等经营活动;发展各种社会服务业、信息服务、搞好能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市场中介组织，通过壮大中介组织，促进农产品流通，拓展农产品市场，增强小城镇对生产要素的集聚能力;充分挖掘小城镇的生态、自然景观、人文等旅游资源，发展休闲度假旅游、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和民俗文化旅游。
8、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县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补助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扶持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对需进行过境公路改造的乡镇，由地方负责组织实施，交通部门给予技术支持和资金补助，优先解决镇域内过境公路路面硬化和占路为市的问题;加强饮用水及其水源地的保护，改造和完善乡镇供水设施，对在收取的水资源费，除按规定上缴国家外，其余全部留乡用于水资源规划、保护及相关水利设施建设。
9、积极争创文明城镇。以创建文明县城、文明村活动为载体，不断创新城镇规划、建设、街容街貌、道路交通、社会治安、流动人口等管理水平。结合城乡清洁工程开展生态型文明城镇创建活动着力塑造整洁优美、秩序良好的城镇形象，风气端正、工作高效的单位形象，文明礼貌、精神振奋的居民形象和道路畅通、安全舒适的交通形象，形成由点到面、连线成片、全面推进的城镇发展格局，实现城镇面貌美化、居民素质优化、管理服务规范化、基础设施配套化的目标。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篇7
关键词:贫困山区；人居环境；调查报告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基本情况
大福镇位于安化县东南部山区，邻桃江、宁乡两县，总面积350k㎡,总人口10万人，辖48个行政村、3个社区居委会，是安化县内较大的建制镇之一。
该镇境内以山地为主，群峰叠嶂，沟壑纵横，其中海拔1000m以上高山2座，资水主要支流之一沂溪河发源于该镇桂岩山，流经全镇，有水库18座。据《大福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规划文本》，全镇土地总面积31642.61公顷，其中农用地27884.31公顷，建设用地997.64公顷，未利用地2760.84公顷。又据《大福镇林业发展现状与规划》文本，全镇林业用地面积24257.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76%，其中生态公益林13463.6公顷，历年来完成退耕还林2006.1公顷，活木总蓄积量41.5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58.77%。
该镇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2010年全镇完成粮食播种面积3.7万亩，可望实现粮食总产2.1万吨。土地流转政策激活农民创业热情，返乡农民已创办1万亩药材种植基地。养殖产业化形成规模。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社组织运作良好。工业以矿产品开发、烟花爆竹制作、竹木产品加工为主。城镇建设发展较快，目前已形成以大福坪南北两区为中心，以东山、新桥、木孔、文河4个小集镇为副中心的城镇格局，大福镇区已成为我县东南部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县际边境贸易中心、沂溪河流域物流中心。劳务经济强势发展。2009年，全镇完成GDp12.11亿元。
二、改善人居环境的措施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公路交通方面，有长高公路（长塘镇至高明乡，其中大福镇至高明公路段40km已完成路面硬化）、仙大公路（仙溪至大福镇，已硬化）、大白公路（大福镇至桃江县松木塘，已硬化）、新沩公路（新桥至宁乡沩山佛文化风景区，已硬化）、东巷公路（东山至宁乡巷子口，已立项暂未完成路面硬化）等主要公路，完成通村公路硬化230km。通讯网络方面，电信、移动、联通网络覆盖全镇90%以上城乡居民户，其中移动基站14座，联通基站6座。广播电视已实现“村村通”目标，正规划开通数字传输信号。城区服务方面，大福镇南北两区已建成4条共3800m商业街，大福市场有商品住宅108套，镇区各类商业门面200个，较大型商场15个，家电、服装、建材、维修、日常生活用品服务业齐全，传统“早市”独具特色。大福自来水厂已完成在已建穿孔旋流反应斜管沉淀池、重力式无阀滤池的基础上，新建清水池、加压泵站、供水管网等工程，日供水规模为2500立方米/日，2020年以前不会形成新的供水缺口。已建成110千伏变电站，并新建城区供电变压增容器。教科文卫方面，有部级重点职业中专，县骨伤科医院、市防治站、省、市示范中小学各1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村级卫生室建设达标。
（二）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大福镇东山、新桥等地地质多为花岗岩风化地。历年来植被稀少，为生态脆弱区，也是沂溪河流域水土流失的源头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省、市、县各级立项投资对沂溪河上游进行了以封山育林为主要措施的综合治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2002年至2005年，全镇共完成退耕还林30091亩，封山育林30万亩。大福镇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年平均气温16.20C，年平均无霜期274天，年均降水量1687.7mm，年均相对湿度81%，土壤肥沃，土层厚度适中。植被类型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处于泛北极植物区中国森林植物亚区的华中过渡地带，植物种类繁多，树种资源丰富。生态林业建设的成果，逐步造就了大福镇绿色环保的人居环境，特别是偏僻山村，森林茂盛，空气质量好，山泉水资源丰富，很适宜人居。
（三）逐步提高城镇化率
近年来，大福镇从减少农民、提高城镇化率入手破解农业、农村、农民难题，努力降低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的门槛，努力实现城镇扩容提质，不断完善城区基础设施，增强城镇服务功能，极大地激活了农民进城安居的热情。特别是大福坪南区1000m商业街建成后，镇内许多务工致富的农民，在“乡土情结”的驱动下，放弃了在大中城市购房的计划，回到大福镇区购置商品房和商业门面，带动许多农民努力成为“街上人”。
围绕城镇建设和提高城镇化率，大福镇在稳定农业经济这一块的同时，千方百计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招商引资，开发当地资源，巩固当地传统产业。
从“乡里人”到“街上人”，从“红薯苞谷蔸根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的乡村生活方式到现代都市文明生活方式，这里有人居环境的进步。
三、人居环境问题
（一）人口膨胀
该镇镇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素质亟待提高。虽然多年来坚持不懈抓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但作为一个10万人口的大镇，每年的人口出生仍然在500人左右，即每年增加一个规模不大的行政村的人口。人口剧增是优化人居环境的最大“瓶颈”，且短期内仍然无法打破这一“瓶颈”。太多的人口拥挤在这条并不很大的山沟沟里，致使资源紧张、交通、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很难到位，改善人居环境遇到史无前例的最大难题。
（二）垃圾成灾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日渐成为当地政府最头痛、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以大福镇城区为例，镇政府把城区环卫这一任务交给村镇建设管理站，建设站作为政府的下属部门，只能服从政府安排。但建设站作为“人、财、物、事”四权都“下放”的部门，人员工资尚且都得不到保证，每年巨额环卫费用从何而来，就成为一个大问题。目前该镇城区聘请了8名环卫工人，投入30万元在城郊建了1个垃圾填埋场，先后投资15万元买过2台环卫车辆，每年环卫开支需要30万元以上，而每年向城区单位和个人收取的环卫有偿服务费用最多也只能收10万元。由于经费短缺，城区环卫问题很难解决。
农村环境卫生状况更糟。东山小集镇的生活垃圾就倒在沂溪河里；木孔小集镇的生活垃圾在江口街上堆成了一座山；新桥小集镇虽然租用了1块填埋垃圾的场地，但因经费短缺，环卫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各村村民的生活垃圾，有的倒在房前屋后，有的倒在村里的小河里，有的直接倾倒到沂溪河。现在，从城区到乡村，除了看到墨绿的群山，通畅的水泥路，以及一栋又一栋漂亮的乡间别墅，同时随处可见的是，一堆堆臭不可闻的垃圾，以及一群群疯狂飞舞的苍蝇。
生活垃圾成灾的问题不解决掉，城乡居民人居环境就得不到改善。
（三）河水污染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篇8
本文提及的就地村镇化，是指在农村人口适度集中居住的基础上，实现新村镇经济社会融合、基础设施到位、基本公共服务健全，让大部分没有在城市扎下根的农民，无需远离自己的家乡，就能享受到和城镇同等的发展成果。
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一直以来，都有农村即将消失、农民即将终结、农业生产方式即将消灭的声音。但这不符合基本的中国国情，也不是世界上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民不会消失
中国庞大的农民数量，决定了城乡二元结构会长期存在。据人口专家测算，生育政策调整中等方案条件下，2030～2050年中国人口将稳定在15亿人左右。如果在目前的快速推进城镇化的条件下，由2012年底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2.57%（实际上户籍人口城镇化仅为35.29%）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2030年时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80%左右。以此作为中等估计，我们有三个城镇化模拟方案，并将每个方案模拟出的农村人口数量和其他国家的总人口数量作对比：
（1）保守：城镇化率70%（仍有4.5亿农村人口）
（2）中等：城镇化率80%（仍有3亿农村人口）
（3）乐观：城镇化率90%（仍有1.5亿农村人口）
也就是说，保守方案下，我们还有相当于整个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中等方案下，我们还有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乐观方案下，也仍然有相当于整个日本和加拿大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到2100年，中等方案下的中国人口规模也在13亿人左右，大量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
如同我们不能说美国、日本、加拿大不存在一样，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不存在。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未来50年内，仍将有巨量的人口长期在农村工作和生活。农村不可能消失，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可能消失。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让这部分人口和其他人一起，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分享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
小规模农业仍将长期存在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家庭经营将长期作为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如果中国一直保持18亿亩耕地，50年后，即使中国只有1.5亿农民，人均耕地也只能达到12亩，折合0.8公顷，这只是与日本、韩国类似的典型东亚小农经济的规模，远远达不到美国农业人口人均2000亩（306英亩）的平均规模，只是相当于它的1/155。
除了简单的人口统计学估计，中国的地理地形也使得小规模经营更为合适。中国只有12%的国土面积适宜耕作，“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地形，以及水、热、光等农业资源条件的极不均衡，都导致了大规模、标准化农业在大部分中国国土上难以实行。广大丘陵地区农业、稻作农业、蔬果及牧渔业，多数只适合小规模耕作。另外，由于中国小农家庭兼业化程度高，可以承受比大型农场更低的利润率。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经营仍将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流。中国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单位，都远远达不到美国每个农场平均2550亩（420英亩，或170公顷）的规模，有280倍的差距。
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维系，农业家庭经营将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农村人口“就地村镇化”，是当前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一个必要补充。
由恶性二元到良性二元
传统城乡关系：抽取之手
中国的农村一直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抽取。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要素在行政指令下大量流出，以支持“城市偏向性”的赶超战略。在农村调研中，笔者曾看到一些老屋还贴着这样的老对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横批“劳动光荣”。这是抽取性二元结构的典型写照。进入市场经济后，由于前期发展受遏和政府支持不足，农村已然处于弱势，在城乡边际报酬存在巨大差距的压力下，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大量流出农村，市场力量的兴起，取代了过去看得见的行政抽取之手，置换为看不见的市场抽取之手。从行政抽取到市场抽取，城乡关系如同武侠小说中的吸星大法一般，源源不断地将农村基本生产要素抽取出来，这是一种恶性的二元结构。
传统的恶性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两极分化。城市偏向性的行政和市场双重抽取，客观上使得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获得高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虽然从2002年39.09%，快速提升到2012年的52.57%，平均每年增加1.35%。然而，双重抽取客观上也导致村庄凋敝，很多农村只剩下“386199部队”（38代指妇女，61代指小孩，99代指老人）、“2511部队”（二百五和光棍汉）留守农村的新描述。农村在双重抽取下，日益空洞化，农村教育、文化、资源环境等问题，都日益严重。
新型城乡关系：帮助之手
暂且不说农村基本要素不可能一直保持廉价且大量的供给，即使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未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必要“弃恶从善”，由抽取型、极化型的恶性二元结构，转变为反哺的、公平贸易的良性二元结构。
实际上，政府自新世纪开局以来，已决定开始向农村伸出帮助之手，实施反哺农村的战略。2006年两会上，中央高层已经宣布应该开始“清还对农村的欠债”。党的十报告中，也多次提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确定了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可以预见，抽取型的恶性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向反哺型的良性城乡二元结构。
在此基础上，农村人口的就地村镇化战略，借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契机，接续上届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契合本届政府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政府反哺农村提供有力抓手，让农村恢复自生能力，让城乡要素公平合理地交换，转向多层次城市生态下的城乡良性二元结构。
新型城镇化、城市生态与逆城市化潮流
城镇化与城市生态的国际经验
城镇化有两个国际经验，就是多元城市生态，和逆城镇化潮流的兴起。城镇化不是单向的向城市流动，而是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对流联动，存在一个“城市化-逆城市化”的循环链，人口的净流量动态地塑造了城市和农村的规模，促成多元城市生态。总结欧洲各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差别城市化”模型，反映城乡人口随时间的联动过程。图1显示了不同规模的城市和村镇间人口对流的结果。图中，纵轴代表人口净流入量，横轴代表时间。1、2、3分别代表大城镇、中等城镇、小城（村）镇。U代表城市化的人口集中阶段，C代表逆城市化的人口去集中化阶段，pR代表总人口开始的逆向流动（大城市总人口净流出）的时间点。大、中、小城（村）镇的人口数量是动态关联的，大城市会经历人口集中加速、人口集中减速、人口净流出的循环，与此关联，中小城（村）镇也经历人口净流出加速、人口净流出减速、人口净流入的循环。
一种普遍的现象是，新建成的城市郊区的建筑风格，只暂时性地反映了一代人的独特价值观，当郊区土地完全建好，交通开始拥堵，很多原本吸引老一代人的城市价值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人们会在更偏远但又快捷的农村地区找新的居住点，远郊小镇和农村受到青睐。这样，更偏远的小村镇得到建设并聚集人气，城市化逐渐波及全国每一个村镇。从城市化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因素，主要是土地治理、土地价格和土地的充足程度。此外，另一些“软因素”，包括大众对城镇环境和风景的态度，对其可达性、移动距离、安全、绿化、服务、保健的评价，也会造成城市化的阶段变化。
中国的逆城镇化潮流
按常住人口算，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人口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工作和生活的潮流，未来可能增长很快。目前至少有四股逆城镇化的“返乡”人群，加入了“新上山下乡运动”：
一是大学生下乡，以大学生返乡创业和大学生村官为主，据统计，2011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数量超过21万，到2015年，中国的大学生村官数量将达到40万人，覆盖2/3的行政村，到2020年将达到60万人，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加上下乡支农、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等，会有200万人以上的大学生，加入逆城镇化的洪流。
二是在城市有正式工作和住房的退休人员。无论是“叶落归根”，还是“衣锦还乡”，或是“退隐田园”，越来越多的城市人退休后回到农村养老，正在改变农村的文化与基础设施面貌。
三是都市农夫，周间白领周末绿领。周间工作繁忙，节奏紧张甚至压抑，在周末和节假日到城郊农村休闲，甚至常年租地，这种一周内的候鸟迁徙，拉近了城乡距离，也带来了经营农业，发挥农业多功能性的新理念，提供了新商机。
四是返乡农民工。当农民工迈入中老年，在城市已无就业优势时，多数会回乡务农和养老。同时，也有不少农民工结束长时期的异地打工生活，回农村创业或兼业经营。
四类群体中，农民工群体是数量最多，未来可能增长非常快的回乡人群，很可能扭转农村人口净流出的局面，转变为农村人口净流入。据调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能够外出的基本已全部外出。在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基本不会增多的情况下，基本可以从现有异地农民工的流向上，判断农民工的将来的“降落地点”，不用考虑农村劳动力进一步流出。
按照当前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未来中年农民工人数将会迅速增多，假设40～50岁为农民工结束异地就业的终结时间，那么这部分人群在今后十年会持续增多，到2020年出现一个大幅度跃增，2030年后，“终结异地”的人数才会开始出现下降。农民工中年返乡后，农村将逐渐积累出庞大的中老年“沉淀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地区常住人口中，50岁以上人口为1.83亿，占农村总人口的27.6%，40岁以上人口为2.96亿，占44.6%。也就是说，有2～3亿的中老年农村常住人口，在未来20年内基本不具备城镇化的意愿和能力。除了中老年农民工外，2.6亿的农村在城务工人员，已有大量人员在农村已建好新式房舍，目前是春节回乡居住，城乡两栖，形成新民居的巨大存量，也为将来结束两栖生活，定居乡村，做了提前预备。面对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进不了城市，回不了家乡”的窘态，乡村的根，也为他们提供从身体，到心灵上的依归和慰藉。
逆城市化潮流的出现，使得一个新型的城乡交换关系可以预期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讨论城镇化可能要去除一些假问题，面对一些真问题，这样才能讨论出真正的出路。就地村镇化不仅是多元城市生态的必然要求，也是逆城镇化潮流的必然体现，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城乡良性互动的一大举措。
就地村镇化与三层次城镇化统计口径
在逆城镇化人群的心目中，城市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对于他们，城市已然没有吸引力，或者没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强行将他们“化”到城市，纵使能获得暂时的高城市化率，但就业机会、生活保障、精神追求的残缺，都会让城市出现从物质和精神上的“贫民窟”。推动就地村镇化，实现城乡人口顺畅对流，既能让农村更像农村，也能让城市更像城市。新型城镇化有了就地村镇化作为补充，才有了多元城市生态，才是高质量的城镇化，才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多元城市生态中的就地村镇化
既然我们可以预期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我们就要设想一个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小村镇同时并存的城市生态。如同自然生态有大树、灌木和小草，金融生态有大银行、中小银行和社区金融及非正式金融一样，城市也会有大城市和数量庞大的小村镇同时存在的基本生态。至少在50～100年内，小村镇不会消失，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基本事实，不能只考虑“化”，只考虑一元的安排，而是要考虑二元的安排。
就城镇化本身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农业要消失了，农村不存在了，所以要消灭农村、消灭农民，无视农村事实上存在250多万个自然村，60多万个行政村，4万多个乡镇的基本事实，一味地在城镇化中强调城镇这一元，无视农村另外一元。
建立三层次城镇化统计口径
既然新型城镇化要求的城市生态，应该是一个大、中、小城镇和村镇并存的城镇体系，无论是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看，都有必要建立健全城镇化统计体系。
国外城镇化成功的国家，都较早地健全了城镇统计体系，所用标准存在差异，但大多是以人口聚集程度为标准，少数以住房聚集程度为标准。例如，从1910年开始，美国国家统计局就开始使用如下统计标准：2500人及以上人口集聚区，就算作城市地区，不论是城、村、自治区，只要达到标准就被计入城市地区人口。据此，美国人口的城市化率在1920年超过了50%。日本规定当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4000人，或一个区域总人口大于5000人，这样的地区就叫做人口集聚区，加总占全日本总人口60%，甚至被叫村的地方也可能有城镇人口。在法国，住房聚集地区人口超过2000人是城市，而在葡萄牙是10000人。
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土地等自然资源稀缺，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中期，应该建立“人口+功能”的多口径城镇统计体系。目前按照行政等级区划，将城镇常住6个月及以上作为城镇人口的统计标准，大有可供改进的空间。新型城镇统计体系一方面不仅要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人口的聚集和分布特征，还要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的质量问题。所以，在人口方面，需要依照人口规模或密度，建立多口径城镇化统计标准，将符合标准的新村镇、农村社区、大城市郊区农村等，纳入宽口径的城镇人口统计范围。另一方面，不论是村镇、城镇还是城市，核心是能提供居民合意的功能，如经济自生能力、职业发展机会、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客观地看，从最小的城镇单位到最大的城镇单位，城镇功能的数量和完备程度必定逐渐增加。所以，规定一个城镇必备的基本功能，将符合标准的人口聚集区纳入城镇统计范围，将更好地反映就地村镇化的质量，丰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基于调研和对农村的认识，我们仿照货币供应量m0、m1、m2的指标，提出三层次城镇化的狭义与广义指标，既考虑多元城市生态，与城镇化不同层面的基本事实，又便于国际比较。这样，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可以有三个指标：
（1）户籍城镇化指标（U0），是过去一直采用的指标，2012年达到35.29%；
（2）常住人口城镇化指标（U1），是狭义指标，也是现在通用的指标，2012年达到52.57%；
（3）计入村镇的广义城镇化指标（U2），村镇的规模可以商议，如果依照法国标准的2000人，或美国标准的2500人，中国约有一半的村庄，已经可以视为城镇化了。伴随适度集中居住实践在各地的不断扩展，未来可能有超过70%的村庄，可以视为广义城镇化统计指标中的村镇。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考虑就地村镇化的基本现实，中国已经实现了比较高的城镇化率，广义城镇化率可能已经达到80%，甚至接近90%了。
当纳入就地村镇化后，新型城镇化才会走出传统的以资为本、以地为本的造城运动，转向政府提倡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主要是不再努力推动数字上的“农转非”，而是对既有的人口集聚区铺设基本公共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至少不再简单地将医院、学校、邮政、银行等基本网点撤并，而是进一步走向均等化。考虑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与2005年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无缝对接，考虑到大量农村已经达到适度规模集中的基本事实，三层次统计口径的提出，会使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有一个大的，实质性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口集聚的边界几乎从未与行政区划的边界契合，一个行政区划内的人口聚集的分布差异也可以很大，所以未来不仅需要城镇人口总数的统计，还需要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等高科技统计手段，绘制人口分布地图，以便更精细客观地反映城镇人口集中情况。
二元金融的可能安排
当然，城镇化不仅是统计口径的转换，还要涉及到人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甚至包括信息、媒体、社会交往，交通、运输、网络使用等方面的转换。在良性二元制度安排下，对农村采取国民待遇、公平贸易，自然就会有均等化、普惠化的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农村才会有所作为，生活在农村的人才有盼头。
六只拦路虎与两部门垂直合作
过去的二元金融制度，是抽取型的。正式金融部门对农村的服务，一定程度上是口号支农，是盆景金融，不是行动支农，无法起到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实质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金融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实际主力军。
导致正式金融部门无法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作用的有六只拦路虎：一是信息不对称。作为农村外部人的金融机构，很难了解农村熟人社会内部的信息。二是抵押物缺乏。在不了解信息的情况下，要求设置抵押物，作为第二还款来源。但农村的抵押物不被金融机构或现行体制接受。三是非生产性借贷。农村大量的借贷需求是在住房、婚丧嫁娶、治病、子女教育方面，这种广泛的资金需求不是直接用于生产，没有未来的现金流还款。四是特质性成本与风险。农村天然的聚落状态是地广人稀，跟城市的聚集效应很不一样，还有农村面临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都很大。承担市场风险的主体都是小农户，具有生存性的刚性需求，而城市里面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生产性的弹性需求。五是组织极度不对等。银行和企业可以形成近似对等的交易关系，可以有“费厄波赖”（公平贸易，Fairplay），当然，中小企业和银行的交易地位也不对等，所以融资困难。而农业、农村和农民，更加难以和金融机构形成对等的交易关系。六是关系型融资。农民要从涉农金融机构得到贷款，要走关系，一定要认识人，我们学术的名词叫寻租，广西的农民告诉我，他们叫侧面成本。
六只拦路虎的存在，使得正式金融机构在涉农金融服务上难有作为。我们仅就关注最多的信贷服务来说，有不同的统计口径，最低的统计口径说农民的信贷覆盖度达到15%，最高的是30%左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已经是很好的了，但还不足三成。那么，其他的信贷需求由谁来满足呢？非正式部门。
非正式部门之所以能扮演重要角色，与非正式机制能够解决或缓解上面提及的六只拦路虎的问题有关。对于非正式部门而言，有些问题是不存在的，包括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的问题，因为农村的非正式部门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抵押物的替代形式，比如签个字，请个人做保这就可以了，一些口头的契约都算数，这对于正式部门来说，是不可能的。正式部门从制度上无法接受的抵押物，如农机具、农房、劳动力等，在农村的非正式交易中，都可以被接受。
所以一定要考虑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在城乡二元金融的新的配比关系。正式金融机构虽然不差钱，就是流动性过剩，但他们宁可让资金在体系内空转，也不愿转贷给非正式部门。因此，需要在打通制度障碍，在正式和非正式部门之间建立一个转贷平台，可以把它叫做两部门垂直合作，实际上就是批发转零售的合作机制。正式部门多余的资金，应该通过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小贷公司，以及一些其他的能够深入到农村社区的非正式和半正式组织，转贷到农村地区。这样，即解决了城市部门的流动性过剩，又解决了农村部门的流动性不足。正式和非正式垂直合作的转贷平台，这样可以缓解流动性悖论。
借助资源资本化发展内生金融
解决农村的融资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外部的力量，还需要发挥农村的内生金融作用。农村不缺乏资金，也不缺乏人才，只是在现行的吸星大法式的城乡交换过程中被吸走了。如果是有一个好的机制，把农村的资金、人才，包括土地，都能够充分利用起来，就可以形成资金洼地、人才高地、信用高地的配比。比如，农村现在的土地，资产价值正在凸显。因为农村的许多要素都在资源资本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定价和再定价，农村中原来不计价值或计价过低的土地、劳动力、社会资本、人文环境与自然风光等，都在不断的定价和再定价过程中，显示其价值。这是农村和城市平等交换，公平交易的底气。比如，过去农村的土地，没有价格，因为不给定价权，现在的价格越来越凸显，当土地流转、土地征收、土地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进行时，土地在不断被定价，在定价和再定价过程当中，产生了新的信用和抵押物。土地既可以拿来抵押，又可以拿来经营。比如不少大城市的城中村，保留了集体经济，通过经营土地，形成村社经济，社区占有土地资源并主导土地资源的资本化，就可以创造很多与城市对等交换的机会。再比如，过去的劳动力不计算价格，或者价格比较低，现在伴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大潮，劳动力价格已经成为在乡务农的影子价格，劳动力价值越来越凸显。这是发挥内生金融，发挥农村涉农机构转贷平台的基础。
在二元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有不少一元化的思想在作祟。比如关于农村的非正式金融，有一种非常主流的言论，是让它走向正规化。银监会2009年推出了三年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规划，全国要在2011年底铺设1294家新型金融机构，但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看起来新型金融机构的数量是很多的，但是与全国的村庄数量和乡镇数量对比的话，是杯水车薪，金融生态没有本质性的改变。691家机构，只相当于全国4.4万个乡镇机构的1.57%，目前吸收的存款，只相当于全国金融业吸收存款的500多分之一。机构数量不少，但只是一个盆景金融，不能解决本质性问题。
反而，新型金融机构累积了很多风险，现在很多拿到牌照的新型金融机构半死不活，因为无法从外部融到资金，内部就这点钱不够转的。笔者调查过一些乡和村级的机构，一个月只开业一天就够了，但是还要养活那么多的人员，正规化后，还要有专门的办公场地，防弹玻璃、摄像头等都要具备，单位成本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新型金融机构的方向，可能不是正规化，而应该走向社区化和合法化，降低成本，并真正为社区服务。
此外，社区金融应该考虑登记制（准则制），而非核准制（计划准入制），就像两口子结婚，符合条件，登记就可以了。但是越出村社（熟人）的范围，一定要采取核准制，以防止风险外溢。在熟人社会中，我们使用结论洞理论，里面有信任半径。任何人之间有信任半径的。越出这个半径后，信任链条就断裂了。只要限定在社区内，就应该给它合法的地位，就可以避免金融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篇9
年，以党的十七大和中央《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精神为指导，全面加强我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文秘杂烩网极探索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新机制，服务新方法，考核新手段。紧紧围绕惠民计生、和谐计生、文明计生，夯实基础抓规范，打造亮点抓示范，优质服务抓模范。切实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作用，计生队伍的骨干作用，基层组织的自治作用，综治部门的职能作用，不断提升人口计生工作的总体水平，努力争创计划生育工作优质服务县。
二、主要目标
抓实以长效为主的避孕节育。县、乡两级计生服务站要以“四定”定岗、定责、定任务、定奖惩）为主要抓手，4严明责任、量化规范。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定以绩效工资为核心内容的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县、乡技术服务人员必需持证上岗。每年组织不少于2次的业务资格考资料来源于试和培训，达不到上岗资格的待岗培训（或自学）一个月，之后经考核仍不达标的取消执业资格，退回人事劳动部门另行安顿。对在岗人员，通过绩效工资调动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供优质服务，推进各项避孕节育措施的落实。强化县、乡计生服务站技术服务的同时，同步推进药具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培训服务以及计生行政服务工作。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和中央《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精神为指导，年。全面加强我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文秘杂烩网极探索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新机制，服务新方法，考核新手段。紧紧围绕惠民计生、和谐计生、文明计生，夯实基础抓规范，打造亮点抓示范，优质服务抓模范。切实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作用，计生队伍的骨干作用，基层组织的自治作用，综治部门的职能作用，不时提升人口计生工作的总体水平，努力争创计划生育工作优质服务县。
二、主要目标
1人口出生率控制在14.95‰以内；
2符合政策生育率达到85%以上；
3出生统计求实率达到95%以上；
4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率达到87%以上；
5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
6出生人口性别比坚持在正常范围；
7各项计生工作指标达到省、市规范要求。
三、工作重点
（一）认真学习宣传党的十七大和中央《决定》精神。
统一全县人口计生系统各级干部的思想，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中央《决定》精神是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全县人口计生系统的一项中心任务。要用十七大和中央《决定》精神。不时增强做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做到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做其事、见其效，用实际行动推进各项工作。要学以致用，紧紧围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创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举措，积极探索做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好抓手。每一个计生干部都要做到熟悉《决定》精神实质，会解释、能应用。上半年，县人口计生局要对全县计生干部组织一次中央《决定》精神理论考试，考试结果书面通报全县。
（二）以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为目标。
1强化计、卫合作。整合技术服务资源，拓宽服务领域，实现优质服务的前提。县计生部门要探索通过与医疗机构的合作，实现“规范化、规范化”工作运行机制，实行院、站“一体化”管理。通过整合资源提高技术服务水平，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乡级计生服务站也要因地制宜推进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水平。
2加强中心站建设。加大投入力度，今年月底前完成基础设施和相关技术服务设备配套建设任务。9月底前，龙湾镇、朱各庄镇、大营镇要达到昝岗镇“一街、二园、六中心”建设规范，并能依托中心站自主开展普查、避孕节育手术、生殖健康、孕期保健等惯例活动；县技术站和昝岗镇联合探索育龄妇女孕期有偿保健服务工作，为推进基层优质服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依靠自身技术服务水平提高辐射能力。
3推进县、乡计生服务站“一体化”管理模式。统筹安排技术服务力量和人员结构，有效解决乡级计生服务站技术力量缺乏和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技术人员双向流动管理方法由县人口计生局组织制定并会同乡（镇）共同组织实施。通过科学整合服务资源，统筹安排技术力量，努力使县、乡计生服务站尽快“活起来、富起来”切实发挥好计生服务站的作用，提高计生服务效能。
（三）以“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为载体，扎实开展“双文明”建设活动
“双文明”建设活动是推进农村生育文化建设，营造依法生育氛围，引导群众树立文明生育观念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年要借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中央《决定》精神的东风，在搞好婚育新风进万家常规宣传活动的同时，制定出台“双文明”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双文明”评选标准和相关要求，大力推进“双文明”建设活动。各乡（镇）要结合中央《决定》宣传和“双文明”建设活动，全面加强村级计生宣传阵地建设。全县223个村做到村村有人口文化大院、计生知识长廊、宣传展室和计生宣传一条街等。宣传形式要多样化，宣传内容要规范化，突出特色，贴近实际，注重实际效果。年内创建生育文明村30个，生育文明户5515个，分别比去年提高50%和%（创建标准见计育领字9号文）。各乡（镇）创建的婚育文明村必须要成为计生工作的样板村，年底县将对“双文明”创建活动组织检查验收。
（四）改革社会抚养费征管机制，依法推进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
制定出台《县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使用实施细则（试用）》，借鉴“安新征收模式”，大力推进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一是建立征管新机制，成立社会抚养费征收机构，组建征收专职队伍。从县人口计生局、各乡（镇）计生办、县法院、县纪检监察局抽调专门人员，组建好专职征收队伍。二是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确保新机制健康运行。三是选择条件具备的乡、村先行试点，成熟后再向全县推开。为积极稳妥地推进征管机制的改革，采取试点与委托征收相结合的模式，逐步扩大县集中征收的村数。凡是县确定集中征收的村，各乡（镇）要积极配合，保证集中征收工作顺利推进。凡是确定集中征收的村，由所属乡（镇）计生办据实申报该村规定时限内的政策外出生和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并立即停止委托征收行为。县纪检监察、财政、审计部门将对县计生局、各乡（镇）社会抚养费征管用情况进行联合检查，对违反规定要求，擅自征收甚至弄虚作假、不配合集中征收工作的，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五）协调联动，综合治理，下大力抓好性别比治理、流动人口管理、城镇违法生育治理工作
按照“党政负责、部门配合、综合治理”工作机制，落实“三定一考”工作模式，抓好以下“三项工作”的综合治理。一是抓好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真正把“关爱女孩行动”落到实处。计生与妇联、团委、教育局等部门要组织好计生家庭的贫困女学生扶助活动，今年计划从计生事业费中拿出2-3万元资助这些贫困女生。严厉打击“两非”和查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通过卫生、药监、公安等有关部门相互配合，齐资料来源于抓共管，综合治理，切实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势头，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正常范围。实行举证奖励制度，每查实一例举证，奖励乡（镇）计生办3000元。向社会公布“两非”举报电话，实行有奖举报，一经查实，奖励首报人1000元。奖金从“两非”案件的罚款中列支。同时，将举证“两非”案件作为考核乡镇计生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确保每个乡（镇）全年举证“两非”案达到一件以上。
县人口计生局要会同卫生、药监等有关部门加强调研，积极创新综合治理性别比的工作方法和举措，通过大力宣传和“两非”案件的查处，有效震慑“两非”行为，把出生人口性别比稳定在正常水平。二是继续完善“以房管人”和“以企管人”相结合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新模式。发挥信息平台的作用，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监测和分析，按照“管用、有效”的原则，推进工作规范化运作。同时向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州镇、各庄镇大力推广。建立切实可行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机制，各乡镇、村都要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组织建设，彻底解决漏登、漏管问题。乡（镇）要设立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明确专职人员。流动人口较多的村或企业要有专职管理人员，并建立流动人口协会，逐步实现“属地化管理、居民化服务”的目标，力争使全县流入人口建档和服务率都达到90%以上。三是继续组织开展好城镇违法生育治理活动。对城镇违法生育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确保社会抚养费征收，党政纪处分和长效节育措施落实“三到位”。开展城镇职工计划生育普查服务活动。由县人口计生局制定城镇职工普查服务工作方案，并会同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六）认真开展“阳光行政、便民维权”活动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人口计生委“关于开展计划生育依法行政、便民维权活动”的工作要求，突出抓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落实。畅通监督渠道，创新工作机制，转变工作作风，优化工作环境，加强业务培训，开展岗位练兵，提升计生队伍依法行政能力和优质服务水平。县、乡都要设立计划生育公开栏，公示政策法规、审批程序、审批事项、办结时限、收费标准、负责人员以及行风热线电话，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努力实现“职责履行到位、权利保障到位、程序知情到位、接受监督到位；依法办事，文明执法，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的工作目标。全面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便民维权活动，实现阳光行政，切实维护群众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张岗乡年内要完成新建计生服务站的扫尾工程，实现集中服务和“一站式”办公。
（七）严格转化标准，落实分包责任，切实做好计生后进村转化工作
根据计生后进村转化标准，落实县、乡党委政府领导联系后进村制度确保领导到位、措施到位，全面落实后进村分包转化责任制。加大对计生后进村转化督导力度和调查解剖力度，努力推进后进转化工作。要实实在在抓几个反面典型，尤其是对领导不重视，责任不落实，目标完不成的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制度，确保我县后进村转化率达到90%以上，促进全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均衡发展。
（八）全面落实计生奖励政策，不断完善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加快推进“惠民计生”、“和谐计生”建设
继续完善“以县级奖励扶助为主体，乡（镇）、村和县直部门相配合，全社会参与”的一体化奖励机制，逐步完善“少生奖励、困难救助、服务免费、政策优先、贫困扶持、养老保障”的利益导向体系，认真贯彻落实“惠民计生”政策。根据省、市人口计生委普惠性政策的出台情况，整合完善现有的奖励优惠政策，做好我县的普惠性政策与奖励优惠政策的有效衔接工作。兑现各项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认真落实农村18周岁以下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家庭夫妻每人每月元的奖金，兑现农村主动放弃二胎生育指标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家庭夫妻双方各元的一次性奖励。确保县级奖扶到位率达到0%。各乡（镇）、村，特别是有条件的乡（镇）、村也要把奖励扶助作为推动“惠民计生”、“和谐计生”的重要手段，有针对性地制定好本乡（镇）、村的奖励扶助办法，并抓好落实。同时，积极动员企业、资料来源于名人、富人参与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和贫困救助。县将把此项工作作为各乡（镇）创新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年终考核时予以加分。认真落实农村独生子女中高考加分政策。协调有关部门依据《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制定好本系统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并抓好落实。确保各项政策不折不扣的惠及每个计生家庭。抓好“少生快富”工程，积极开展“关爱女孩”困难救助等活动。发挥我县民营企业多的优势，在民营企业相对集中的乡（镇）抓好民营企业对农村计生家庭“一帮一”试点，探索企业参与计生家庭救助和“少生快富”工程的新路子。要加大奖励扶助宣传，扩大奖励扶助的影响力，把利益导向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四、保障措施
（一）切实加强领导，创造优良政策环境
继续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机制，坚决执行“一票否决”。要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和中央《决定》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切实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县委、政府和各乡（镇）党委、政府每年专题研究计生工作分别不少于四次。各乡（镇）对涉及人口计生事业的重要工作，要随时研究，及时向县委、政府报告。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调控手段，创造有利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政策环境。
（二）加强基层队伍和组织建设，把好第一道防线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队伍待遇的落实。着力解决好计生干部职工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待遇问题，提高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一手抓队伍管理。制定出台《县计生队伍管理办法》，月底前，全县计生系统全部落实以“四定”（定岗位、定职责、定任务、定奖惩）为核心的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要结合正在进行的农村“两委”换届工作，建强农村“两委”班子和计生专干、小组长队伍。在村“两委”换届中，凡是违背计生政策的，一律不得提名为村“两委”干部，更不得担任计生干部。村“两委”换届后，计生干部队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乡（镇）要积极探索育龄妇女小组长薪酬和工作挂钩的机制，奖优罚懒，有条件的乡（镇）可适当增加小组长待遇。
（三）严格考核，落实奖惩
采取日常工作检查考核和年终综合考核相结合的方法，科学评价各乡镇和管理部门工作开展情况，依据考核情况进行综合排位，并依据考核办法兑现奖惩。日常工作检查考核情况每季度向县分管领导书面汇报一次，必要时向全县通报检查考核情况。全年各乡（镇）综合考核排位情况在考核结束后一个月内书面呈报县委、县政府，落实奖惩。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篇10
根据《国务院关于20*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24号）、《中共*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乡镇机构改革的试行意见》（*委办〔20*〕31号）和《中共*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乡镇机构改革试点的补充意见》（*委办发电〔20*〕17号）精神，结合BC市乡镇机构改革试点的做法和全市实际情况，现就我市乡镇机构改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关要求，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创新乡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合理调整乡镇布局，完善乡镇机构设置，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减轻财政和农民负担，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构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市场取向、开拓创新的原则。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遵循市场规律，推进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2、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紧密结合我市实际，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要求，合理确定乡镇区划布局和机构设置，精简人员编制，优化人员结构，提高行政效率，减轻财政负担。
3、坚持稳妥有序、确保稳定的原则。坚持改革、发展、稳定并重，既积极推进改革，又充分考虑乡镇现状，正确审视各方面的承受力，积极化解各类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4、坚持依法行政、规范管理的原则。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逐步转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规范乡镇事权，健全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群众监督，实现乡镇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二、乡镇机构改革的重点
（一）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1、切实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切实把乡镇政府工作重点从直接抓具体事务转移到对农户和各类经济主体进行政策宣传、示范引导、提供服务、营造发展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上来。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结合农业税及其附加免征后的实际，确定乡镇政府主要职能为落实政策、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加强管理、提供服务，即：宣传、落实好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稳定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加强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提高、培育村民委员会自治能力；制定乡镇经济发展规划，营造发展环境，推广农业技术，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引导农民进行科学化、现代化农业生产，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加强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和管理，建立、健全各种应急机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加强乡村规划、教育、科技、文化、卫生、计划生育等社会管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素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各类协会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发展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和集体公益事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公共产品，提供科技信息和社会救济、救助服务，及时向上级党委、政府反映社情民意，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
2、依法界定县、乡事权和职能。进一步明确县（市、区）政府和乡镇政府的事权和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特别是直接与乡镇工作联系密切的部门要转变职能、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探索建立与乡镇政府职能相适应的考核指标体系，坚决取消各种脱离实际的“升级达标”活动，为乡镇党委、政府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营造环境，把乡镇政府的工作重心引导到为农民办实事、抓服务上来。
（二）调整乡镇布局
1、适度调整乡镇布局。按照省上要求，平原和丘陵地区县（市、区）政府驻地镇和部级、省级重点镇的管辖人口一般要达到5万人左右；人口密度500人左右/平方公里、经济较发达、交通较便利的平原和丘陵地区乡镇的管辖人口一般要达到3万人左右；人口密度200人左右/平方公里、经济欠发达、交通较差的盆周地区（含深丘地区）乡镇的管辖人口一般要达到1万人左右。我市除阆中市已完成乡镇布局调整工作外，其余县（区）都要参照上述标准并结合本地实际，对乡镇行政区划进行适度调整。对人口少、面积小、基础设施差、边界相邻、场镇共享、经济实力弱及长期无人流、物流、信息流和集贸市场的乡镇，原则上予以撤并；三区所属的与城区连片的乡镇，可撤销乡镇，改设为街道办事处。
2、理顺管理体制。县乡之间设置的办事处和片区工委、管委会、督导室等中间层次的机构一律撤销，已经撤销的，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办事效率。今后一律不得在县与乡镇，乡镇与村之间设置中间机构。
3、适度调整村（社区）建制。各县（市、区）可根据群众意愿，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推进村（社区）、组的优化整合。
（三）重新确定乡镇机构和编制
1、综合设置行政机构。
乡镇内设机构要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政府职能，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综合设置。乡镇综合办事机构原则上不超过3个：党政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财政所）、社会事务办公室（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管辖人口1万人左右的乡镇设置综合办事机构2个：党政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经济和社会事务办公室（财政所、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
街道办事处可增设一个社区管理办公室。乡镇人大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日常工作，由党政办或配备专兼职人员承担。乡镇设立人民武装部。乡镇一律不设行政执法机构。
2、重新核定乡镇行政编制。
以县（市、区）为单位，在省上核定的编制总额内确定乡镇行政编制。原则上每个乡镇机关行政编制基数核定为12名，在此基础上，管辖人口4万人以内的部分每2000人增核编制1名，4万人至7万人之间的部分每3000人增核编制1名，7万人至11万人之间的部分每4000人增核编制1名，11万人以上的部分每5000人增核编制1名，最多不超过50名。街道办事处的行政编制在省上核定的乡镇行政编制总额内，按人口规模相近乡镇的行政编制标准从严核定。乡镇机关行政编制在2001年省委、省政府核定的总量基础上只减不增。乡镇机关要严格按照核定的行政编制定岗定员，建立机构编制管理证（卡）制度，实行编制实名制管理，并对外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乡镇机关工勤人员按不超过行政编制10%核定人员控制数，人员实行聘用制，参照《*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进行管理。
3、重新核定领导职数。
严格按规定配备乡镇领导干部，保持乡镇领导班子相对稳定。乡镇领导职数不能超过7名，其中正职2名，副职3至5名；1万人以下的乡镇核定领导职数5名，其中正职2名，副职3名。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乡镇领导班子可实行兼职和交叉任职。其中党委书记可兼任人大主席，人武部部长可兼任副乡镇长，原则上政府班子党员副职可任党委委员。乡镇党委除兼任政府正职的副书记外，只设1名专职副书记，不设专职副乡级党委委员。
（四）积极推进乡镇事业单位改革。
乡镇事业单位原承担的行政执法职能统一由县级主管部门行使，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小城镇规划和建设等行政管理职能交由乡镇人民政府承担。要合理划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实行分类管理。要强化公益功能，不断探索公益性职能的有效实现形式，确保公益性事业投入不减少，其经费主要由财政保障。要促进经营的自我发展能力，实行市场化运作。
乡镇事业单位承担的公益性职能主要包括：农牧业生产中关键技术和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动物疫病及农业灾害的监测、预报和防治；农作物苗情监测和农牧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检测、检疫和强制性检验；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投入品使用监测；农业公共信息和培训教育服务；林业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小型水利工程及病害水库的整治；水土保持的预防及水土流失的治理；水资源管理和防汛抗旱；农机安全检查和事故的预防、报告及处理；组织农机进行抗灾抢险和跨区域农机作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和退休人员社会保险金的发放、管理；制定年度农村公益性文化项目实施计划；发展农村广播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娱体育活动和宣传教育活动；计划生育宣传咨询、技术服务、人员培训和药具发放。
条件成熟的县（市、区）可在市机构编制部门的指导下进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为改革探索经验。暂不进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县（市、区），其撤销乡镇的事业单位先整体并入合并后的乡镇。各地要在20*年市编委审批的乡镇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核定的编制的基础上，严格控制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和人员增长，超编人员要逐步分流，确保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人员只减不增。乡镇原则上不再新设事业机构。
（五）搞好人员分流。
乡镇机关公务员通过提前退休、离职退养和调剂交流、下派到村任职等多种途径予以分流。符合《公务员法》规定条件、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提前退休的乡镇公务员，按国家规定的工资项目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的工作年限计发退休费。乡镇机关公务员辞去公职的，一次性发给相当于本人3年基本工资的生活补助。工作年限满25年或男满50周岁、女满45周岁，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本人申请，经批准后可实行离职退养，不占行政编制，离职退养期间的待遇按本人基本工资70%至95%的标准发放。离职退养期间计算连续工龄，无违法违纪行为的可按规定调整档案工资。
乡镇机关工勤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分流，参照《*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事业单位未聘人员分流安置意见》、《*省乡镇事业单位人员分流指导意见》（*委办〔20*〕30号）执行。
三、组织实施
（一）工作步骤。
按照确保稳定、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促进发展的要求，乡镇机构改革工作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
1、调查研究阶段。各县（区）对辖区内乡镇的情况要进行全面调查，摸清现状，做到心中有数。为制定乡镇机构改革方案做好准备。
2、制定方案阶段。各县（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沿革、群众意见、机构编制只减不增和确保社会稳定等因素，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优化方案和乡镇机构改革方案。
3、方案报批阶段。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各县（区）的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由市民政局审核后报市政府，经市政府审议后报省政府审批。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含每个乡镇核定的编制数、领导职数等），经县（区）党委、政府审定后，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批。
4、组织实施阶段。各县（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和乡镇行政机构设置、领导职数核定、编制重新核定、人员公示落实到岗，在7月底前完成，为乡镇换届做好准备。
（二）具体要求。
1、加强领导。深化乡镇机构改革涉及到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情况复杂，改革性强，市上成立乡镇机构改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各县（区）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将此项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有序推进。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层层落实责任，健全工作机制。
2、分工负责。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纪检监察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乡镇机构改革的监督检查；党委组织部门要做好领导干部的调整配备和安置工作；机构编制部门要全面掌握改革进度，及时总结经验，认真做好乡镇机构设置和编制的重新核定工作；人事部门要做好国家公务员竞争上岗、事业单位人员竞聘上岗工作；民政部门要做好乡镇布局调整工作和村组合并的相关工作；财政部门要加快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落实公益性事业经费和人员分流经费，切实做好乡镇的清产核资、债权债务划转、化解及财务衔接工作，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不流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研究制定乡镇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审计部门要做好乡镇资产、债权债务和离任乡镇主要领导经济责任的审计工作；各涉农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要顾全大局，全力支持和配合乡镇机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