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遗产的价值篇1
关键词：价值特色自然遗产旅游资源遗产保护适度开发可持续旅游
保护工作作为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工作的第一要务，一方面是由于每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都有其各自的独特性、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而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美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因而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成为众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大力发展旅游业，导致了人类的过度活动，这就有可能会造成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另外，不少地方为吸引更多的游客，追求更高的票房价值，因此在遗产地制造大量假古建、人工景点和服务设施，导致对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的破坏更为严重。因此，如何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开发和谐地统一起来，使之步入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便成为一个世界性命题。
一、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价值、自然资源及旅游资源
1.价值特色
亿万年前，武陵源是一片大海，通过大自然不停地搬运、雕琢，变幻出今日武陵源砂岩峰林峡谷的地貌。这里遍地奇花异草，苍松翠柏；奇峰异石，突兀耸立；溪绕云谷，绝壁生烟。武陵源的自然价值和浓郁的原始野性，将人们征服。武陵源更以其具有奇峰、怪石、幽谷、秀水、溶洞这“五绝”闻名于世。
2.自然遗产
（1）地质地貌具有突出的价值。（2）地貌景观奇特多姿。（3）生态系统较为完整。（4）珍奇的地质遗迹景观。（5）气候景观多姿多彩。
3.旅游资源
武陵源有异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中以“峰奇、谷幽、水秀、林深、洞奥”为主要风景特色。景区内有形态万千，如刀削斧劈的石峰3103座，有长达2000米以上的沟谷32条，总长约85公里，有清澈明静，纤尘不染的大小溪流800多条。有中国最典型的巨大溶洞，现已探明大溶洞、落水洞40个，最著名的黄龙洞为整个东南亚地区岩溶景观的缩影。境内森林覆盖率为74.75%，保存着两处原始次森林，为我国重要的古老孑遗生物的生长地区。有木本植物比整个欧洲拥有的树木种类还多一倍以上，高等植物3000余种。首批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种子植物有35种。药用植物有黄连、芍药、天麻、杜仲、党参等700多种。有猕猴、大鲵、华南虎、云豹、灵猫等难以尽数的野生动物，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有40种之多。这里居住着白族、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民族风情浓郁深厚，有原始粗犷的茅古斯，优美奇特的哭嫁歌，热情奔放的摆手舞，精巧细致的土家织锦，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神秘莫测的巫术和硬气功无不令人称奇。
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开发的几点建议
1.政府成立保护机构。由政府的相关部门成立文化遗产保护部门，可以以群众推选代表组成文保协会实行监督保护区的管理，针对古建保护与修复、资金投人的情况加以指导，定期核实文保规划的落实情况，若发现问题，应及时协商解决，并定期向镇民公布景区近况，形成良好的保护与发展机制。
2.制定保护规划。科学的保护规划，既是遗产保护的决策依据，也是保护工作实施的法律依据。聘请规划专家指导，制定较为完善的规划目标，站在保护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从保护独具特色的原始状态的优美风景环境出发，对武陵源世界遗产的保护原则、目标、内容进行详细规划。
3.摸清保护区资源，建立基础档案。应在全镇范围内，深入调查，并登记建档，调查内容应包括名称、位置、年代、面积、材料、价值特色、历次修复情况、产权归属、保护责任者等，实行挂牌保护。同时对建筑遗址的保护修复建设情况在公示栏中公示。
4.适度开发，实现可持续利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冲突。对于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实行积极有效的保护方式，通过积极的保护可保持文化遗产的延续。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重对文化遗产进行适度的开发，通过适度开发，又可较好地推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武陵源对于文化遗产坚持积极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消极的保守性保护，坚持适度开发，而不是闭锁式欣赏。在现实条件下，发展旅游业是开发文化遗产经济学价值，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优先选择方式之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虽然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尚待研究解决，但是归根结底，文化遗产重点在保护，没有永久性的保护，便没有可持续利用。
三、结语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历史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飞速变化更加加剧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只有从更本质的层面上去理解文化遗产，在更深入而宏大的体系上去保护文化遗产，把遗产保护与整个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才得以找到更本源的理论认识、更长远的战略规划和更有效的保护方法。
参考文献：
[1]《文化遗产报告》顾军苑利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自然文化遗产管理―中外理论与实践》郑玉歆郑易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徐嵩龄张晓明张建刚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张晓郑玉歆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自然遗产的价值篇2
“申遗”，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指《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①的缔约国，以某一地区的特殊历史遗产价值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提出申请，以期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行为。“申遗”的行为，既是一个国家保护自身独特历史遗产价值的国家行为，也是一个国家作为基本国际法主体与另一个重要国际法主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之间，基于人类遗产普遍价值保护而形成的国际法律行为。某种意义上，“申遗”既是一个冲突点，也是一个联接点，反映了当今国际法发展中，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博弈。因此，我国大运河“申遗”，首先必须明确应遵循的国际法理念。
(一)基于国家主义的大运河“申遗”的国家行为
中国申报大运河为世界遗产的行为，在国际法上，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国家主义的国家行为。国家主义是近代兴起的一种国际政治学说，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以实现国家的为最高目标，倡导国家至上的信念。国家主义在近代被引入国际法领域后，形成了以全球为参照系的，以调整国家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以国家中心主义为原则的传统国际法律体系。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肯定国家主义的国际体系，它奠定了国家主义的国际法基础，使国家主义具有了国际法的意义。此后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以及雅尔塔体系，都重申并贯穿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主义原则。在因“申遗”而形成的国际法律关系中，世界遗产的申报主体即“申遗”国家，其“申遗”行为，一般均从国家利益出发，通过“申遗”的国际平台，彰示本国文化遗产蕴含着的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像力，凸显着本国人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并致力于将本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上升至全人类文明的瑰宝的地位。同时，“申遗”国家亦试图通过申遗，寻求成为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中的一员，以便获取国际性的援助与支持，更好地保护本国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联结民族情感纽带，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
对于中国或中国政府而言，包括大运河在内的诸多“申遗”行动，最初驱动力，即来源于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保护。对内，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待文化遗产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是作为我们国家的文化战略，“申遗”不是目的，而是以“申遗”促保护，是若干有效保护手段中的一种;对外，以国家的名义，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华文化，代表中华历史，代表中华各类有价值的遗产，去国际社会，争取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应有的地位，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关注与荣誉，并依照国际公约，寻求国际组织的技术及经济方面的有效协助，寻求整个国际社会的最高层次的保护。因此，许多国家的“申遗”行动直接由政府主管负责，目前，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是国家文物局，报送世界遗产申报项目，须报请国务院批准。
事实上，在国家主义本位思想的引导下，在国家行为性质的判断下，我国大运河的“申遗”行动已经不自觉地被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一方面，我国政府对于大运河“申遗”做出基于国家利益的判断后，必将对其在国际社会产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潜在效应，做总体评价。而最终决定大运河“申遗”，则是国家进行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权衡、“申遗”行为的国家投资与国际社会回报的权衡后，利用国际法为国家利益护航的行为。另一方面，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代表本国及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正当性，才真正能够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外代表本国进行“申遗”，因而遗产所在地的地方利益必须被置于国家总体利益之下，即纳入由政府通盘全局，地方协作配合的统筹计划中。
(二)基于世界主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体系
在“申遗”形成的国际法律关系中，除了申报主体的“申遗”国家外，另一法律主体，是指“申遗”的审批主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申遗”国家的国家主义立场相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所建立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更多是基于世界主义的立场。世界主义，在当代表现为全球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世界上最大最权威的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虽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产物，但作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伦理与理想主义国际法理念相结合的产物，联合国具有丰富的世界主义内涵，甚至逐渐出现了某些超国家的特征。表现在对待人类共同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上，树立“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②采取统一保护的国际集体行动的理念。具体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则是由联合国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牵头，将所有国家自有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历史遗产，纳入到国际法的视野中，从超国家的人类社会角度，建立起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体系。世界主义包含着全球意识，但并不止于全球意识，它还指向社会实践，并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整合。在民族国家的决策中，对狭隘国家利益的忠诚越来越松弛，而且正在被对全球利益的忠诚取而代之。③上世纪后半叶，全球主义已逐渐被国际法所吸收，并成为许多重要的国际条约的立法思想。
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不仅给人类的居住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对人类文化的遗存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破坏;同时，因年久腐变等，许多对记载人类社会发展重要信息以及对人类环境生态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遭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害或毁失。为了使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保障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考虑到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于1972年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促使整个国际社会负起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责任。自此，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申遗”行动开始，缔约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可由缔约国申报，经世界遗产中心组织权威专家考察、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初步审议，最后经公约缔约国大会投票通过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④从而获得国际保护。因此，当大运河“申遗”时，它尽管源动力和行动力可能均出自于国家主义，但是，一旦其“申遗”行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相联接，而不得不面对国际法律关系时，如何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为坐标，确立自己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价值，则是国际社会判断其是否具备世界遗产条件的重要标准，也是国际社会是否认可与接纳其进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关键，故而，大运河“申遗”若要具备理性的判断力及成功的生命力，则必须同时尊奉世界主义的思维。
(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在“申遗”中的冲突与妥协
由前述两点可知，在因“申遗”而形成的国际法律关系中，综合了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立场，从而使相互冲突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国际法理念得以在“申遗”中妥协，也是近年来国际法体系中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博弈的结果: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又不否认国际社会中存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一方面，毋庸置疑，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处理。该主导性表现为:首先，国家利益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因。在人类包括对于文化遗存的各种利益需要中，国家利益需要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利益需要，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权衡，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的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构成各国对外关系的轴心，并由此导致了国际舞台上的各种事件与关系，诸如国家决定加入国际组织建立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及向国际组织申报世界遗产的行为。其次，国家是行为能力最强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它拥有足够的手段去履行国际法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不能想象，一个离开各缔约国与各“申遗”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究竟具有何种实际意义。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相互依存性增加，文化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得以交流与传播，全球文化景观不断出现。同时，生产方式与日常消费的趋同化反映出不同文化模式和传统的相互接纳，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显示出双向作用与复杂互动。于是，人们在要求超越国家概念，开始从人类整体考虑问题，承认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性，进而产生了与全球文化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建立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实践。
对此，《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提出对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特别保护，世界遗产必须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这里所谓的突出普遍价值，是所申报的世界遗产必备的标准，指该遗产的文化和或自然价值之罕见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大意义。因此，该项遗产的永久性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至高的重要性。可见，此规定深受全球主义之影响。同时，公约还规定，缔约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权利与责任。该国将为此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必要时利用所能获得的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财政、艺术、科学及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缔约国在充分尊重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所在国的，并不使国家立法规定的财产权受到损害的同时，承认这类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合作予以保护。可见，公约又从国家主义出发，充分考虑了国家的利益。因此，如何在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间寻找到平衡点，实乃大运河能否成功“申遗”的关键。当我们进行大运河“申遗”时，必须在尊重大运河对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充分展现大运河对于整个世界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并以公约确认的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来阐述大运河无论在人类文明史，或者世界科技史，或者非物质文化发展史上，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与价值，重点强调其“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二、不断褪新的国际法理念与世界遗产价值判断标准的演进
(一)“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理念与世界遗产的性质判断
大运河“申遗”，首先必须对世界遗产的性质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世界遗产的概念与类型。如前所述，世界主义对当今国际法的影响颇大，其中，“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人类整体利益，在诸如海洋法、环境法以及世界遗产保护立法方面，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彰显，而“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在这些领域的直接表现即是“人类共同财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人类共同遗产”等概念的提出。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及《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中，世界遗产是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人类共同财富。将世界遗产定位为“人类共同财富”，其核心内容是形成了世界遗产的“共同分享”和“共同保护”，它包含观念层面和法律层面两方面的内容。观念层面强调世界遗产的“共同分享”，是指遗产不论归属如何，它不仅是所在国的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彰显每一项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其整体或部分的损失都将严重削弱人类共同的记忆，因此保护文物是每个国家共同的责任。法律层面则强调世界遗产的“共同保护”，是指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以国际法所规定的遗产保护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为制度支撑的世界遗产保护法律机制与规则体系。正因如此，如今许多国家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数量视为本国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贡献和影响的指针，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种体现。让人类共同财富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保护，已成为许多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初衷。
(二)价值多元化趋势不断影响着世界遗产的价值判断标准
在旧有的观念中，我们总习惯于强调自己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惯以文物的标准来衡量文化遗产。对于自然遗产，我们则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过去风景名胜的概念。并且，我们在文化遗产价值判断体系中，往往囿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的命题。然而，当今国际法对于遗产价值的认定，已提高到整个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高度，国际社会已逐渐认可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化底蕴的“人类共通价值体系”。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基本框架及方法，都建立在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基础上，⑤即，世界遗产都在以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在国际社会的范围内，关注全球性的主题，为实现和平，为保障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保障持续发展，传递着具有代表性的具象性的信息。与此相适应，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的价值判断更偏重于以全球的视野，从人与自然的联接点、社会文化与自然景观的和谐共处等方面，甚至从人类文化政治价值方面，以社会角度和实际操作角度来进行选择。因此，对于遗产价值的认识，我们须具备足够的高度与广度，更多针对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史的共性问题来评判某遗产的价值，以比较分析的态度放眼世界，以摆脱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局限来确立民族文化遗产的世界性价值。
近年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已逐渐形成共识，文物价值只是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部分，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风景美学价值，而应越来越多地向“自然与人类的交流与对话”倾斜，从孤立的片面的历史文化观、风景美学观走出来，凸显演进的、有联系的、完整的文化景观和自然系统网络，与此同时，遗产保护价值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遗产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⑥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大运河“申遗”应接受庐山“申遗”的经验和教训。当年庐山申遗时，我国偏重风景优美和悠久的文化积淀的价值观，而忽略了庐山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那众多的外国样式的别墅群落。中国“申遗”时所介绍庐山的图册，内容也大都以风景为主，涉及外国式别墅很少。但出乎我们预料的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却认为正是这些别墅证明了那个时期当地的中外交流，甚至成为这种交流的唯一证明。因此，我们“申遗”时对大运河价值进行挖掘时，除了关注其悠久的历史价值、特色的区域人文价值以及自然风光的美学价值外，还应着重于世界遗产委员会关注的“对话与交流”的文化价值，强调大运河不仅是沟通中国南北的水上通道，而且还是连接世界的大通道，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重要联接点与交流通道，具有世界意义和全人类交流的价值。
(三)不断丰富的世界遗产概念对“申遗”具有指向性作用
“申遗”所指的“世界遗产”，虽然在相关国际条约中具有特定的概念，以及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提名及遗产委员会审批遵循的标准，但近年来随着世界遗产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化，以及人们对世界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申遗”类型随之不断增加，世界遗产的概念亦随之不断更新，从而使世界遗产的申请与审批的关注点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及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可知，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
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双重遗产、文化景观以及非物质遗产等5大类，并对各类遗产的标准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唯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CouncilonmonumentsandSites，iComoS)亦于1999年通过的《关于文化旅游的国际》提出，“遗产，是一个包括了自然和文化环境的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它包括景观、历史地段和建筑环境，如收藏品、过去或正在进行中的文化活动、知识和生活经验等。”然而，近年来，在国际社会日渐强调与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情况下，世界遗产的外延不断被拓展，内涵也越加丰富，不断被注入新的诠释，与此相应的新型世界遗产类型不断出现并被国际条约所认可与确定。如“文化景观”因其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1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强调人类活动形态与自然景观的复合，而使这一概念逐渐被国际社会所鼓励与关注，并于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
自然遗产的价值篇3
摘要：风景名胜区是全人类的瑰宝,对其研究、鉴定、保护、保存，并传之世世代代，永续利用，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要特别注意风景区的价值性质与定位、功能与保护、规划与建设、管理立法与监测、效益、科教等问题。
关键字：风景名胜区；功能；保护；价值
我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风景区)主要有以下特点：①风景(名胜)区的基础、主体是具有自然科学或自然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②与自然有精神理念联系的文化或人文景观融于自然景观之中，不是相加，更不是强加于自然之上的人为物体。③风景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与大自然精神文化与科教活动需求，即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④范围较大，资源丰富而集中，是包括地上——水圈、生物圈和气圈、地下——岩石圈、洞穴和日、月、星空等各种景观要素有机结合的地域空间综合体。
1、风景区的价值、性质与定位
风景区的价值，主要指有关自然科学、自然美学和历史文化等价值。三者，前两者必居其一，后者不一定都具备。
自然科学价值，主要指从地质、地理、水文、生物、生态等科学的角度，或从生物多样性、特殊生态系统及濒危物种栖息地等角度来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其价值如是部级的，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或国家自然文化遗产，如果是世界级的，为世界自然遗产或自然文化遗产。同理，从自然美学的角度看，亦作类似的评价。我国传统的名山大川，其美学价值较重视如形式美——雄、奇、险、秀、幽、奥、旷等形象，还有色彩美、动态美、音响美等等。历史文化价值，则包括从历史、考古、民族、宗教、建筑、艺术等角度评价其历史文化价值的级别。传统的名山风景建筑、构筑物，均以尊重自然、天人合一、“与天地精神往来”等理念而融于自然。如帝王之封禅、道家之“道法自然”、儒家之“乐山”“乐水”，佛教之深山净土和不杀生等教义以及普遍崇信的风水观念和神秘观念等，形成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朴素的生态环境观，在此理念指导下，又形成以自然为主，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名山文化。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非常珍贵的有着自然文化双重价值的遗产。
自然科学价值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没有国界，全世界有统一的标准。自然美也是客观存在，而审美主体却有主观性和民族性，但总地看来也是大同小异。把传统的山水审美与现代的科学美、生态美融为一体，不断提高审美水平，亦是必然趋势。文化是主观创造的，必然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尤其是环境文化、山水文化，应该继承和发展，保存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性和地方性，这正是《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所要求的，而不是去抄袭外地、外国的文化景观，改造、取代风景区的地方、民族文化原作。对自然文化遗产来说，照抄外来文化景观不仅没有什么新的价值，而且是破坏遗产证据。
价值是确定风景区遗产地的品位、级别及其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风景区是国宝，是无价之宝，它不仅是珍贵的物质财富，而且更具有难以用金钱计算的精神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价值体系。所以风景区自然文化资源也可以说是一种物质形态的精神文化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不可取代、永续利用的资源。它不仅直接满足人与大自然精神文化和科教活动需求，而且间接地产生风景区外乃至整个国家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对于这样一份价值很高的遗产，如何定性、定位是极重要的。
从历史上看，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帝王封禅泰山、颁旨保护天下名山、“禁樵采”、“禁渔猎”之事实。自古儒者，乐山乐水以比德；道者，视为仙境求得道；佛者，视为净土以修行；文人学士视为求美求真之灵境；百姓视为风水宝地以求福。可见名山大川是寄自然于各种精神文化活动之胜境，从皇帝到老百姓各有所求，都可享受。它的定位，比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还要高。
世界进入工业时代，产生于美国的国家公园，经100多年的国家公园运动，现已遍及全球各国，足见其生命力。美国国家公园是经国会通过、由总统批准、并立法保护、通过国家管理。国会中有国家公园委员会，总统有国家公园顾问，民间有国家公园保护组织。他们认为国家公园是“国家最完美的象征”、“爱国主义激情的胜地”、“生态实验室”、“环境教育课堂”，是美国引以为荣的创造物。有一位美国政治家说，“如果说美国对于世界文明发展作过什么贡献的话，恐怕最大的就是设立国家公园的创见了。”可见，国家公园是保护性的以精神文化科教功能为主的社会公益事业，它在法律和国家形象中的定位也很高。
我国国家风景区是在名山大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且多数风景区早在唐宋时代已是名山了。它与国际上国家公园接轨是为满足现代人与大自然精神文化活动，从感性基础上向理性发展的需求。由国务院批准公布，“属国家所有，任何单位部门，不得出让或变相出让。”我国国家风景名胜区是国土景观的精华、壮丽河山的缩影，是国土资源中价值、品位最高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国宝，其中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就是全人类的瑰宝。这应当是国家风景区的定性和定位，可是还没有落实在国家的立
法、决策和实践中。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把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定位于旅游资源，造成性质、品位错位，导致错位开发，破坏风景区、遗产地的价值。旅游资源是部门、行业和专业的概念及称谓，不是游览地的本质属性。从国家和政府或遗产科学出发，应以本质属性给予定位，如泰山、黄山，它们的本质属性就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而不是旅游资源。这是由泰山、黄山的价值、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它们有多种价值、多种功能，游览只是其功能之一，而且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
的，风景区遗产地是保护性的以精神文化功能为主并象征国家形象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两者的性质、品位价值不同，如果定位错误，必然导致破坏性的错位开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风景区的功能与保护
风景区的功能，主要是指人与大自然精神联系的种种形式及其发展和演进。也就是人们利用风景区价值的方式，如因风景区的科学价值而相应产生科研和科教功能，因美学价值而产生审美、游览功能，因历史文化价值而产生考古的、研究历史的功能。由于多种价值的交叉感悟，而激发爱国情怀和山水文化创作的灵感等等。
功能是发展变化的，也是因人而异的，从泰山的摩崖石刻中可看到不同时代、不同素养的登山者，各有心灵上的
追求：帝王封禅；百姓求福；僧人修行；羽士求仙；隐士避世；君子“洗心”、“涤虑”；雅士“超然尘表”；文人审美；学
者求知；画家“师法自然”；诗人寻求灵感；而“志欲小天下，特来登泰山”的志士仁人，则以“直上危巅休怯险，登
天毕竟要雄才”的气慨，“登高壮观天地间”，“张志气、拓胸襟”，悟“国家柱石”、“民族精神”以及“稳如泰山”、“重如泰山”等等。这就是人们通过登泰山，体验泰山“精神”，而得到心灵上的感悟和满足。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于名山大川中的独特的山水文化和山水精神，各种不同名山胜水，各有不同的文化积淀和精神意蕴。
风景区的功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有的功能随着封建帝制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如封禅祭祀、隐居读书等。有的功能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产生，如上世纪初，地质学家发现了泰山古生物地层，这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为泰山发展科研、科教功能写下了新的篇章。还有许多功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如游览、审美、创作体验等等。
中国的山水文化精神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农耕文明时代中国山水文化精神的特有价值。吸取其精华，使其延续和发扬，并吸收现代国际共识的国家公园主要功能，综合形成科研、教育、游览、启智及创作山水文化体验等现代功能。尤其是科教功能，它是发展国家风景区功能的基础，没有科研，就不能鉴定风景区遗产地的价值，更不知道如何保护和利用；有了科研成果，才能向管理者和广大游客传播遗产知识，为规划建设提供依据等等。现在，国家风景名胜区与国家公园在与科学接轨
上存在很大差距，科教功能需要赶上。
风景区功能的发展，保护是前提，无论是古代名山，还是国外国家公园，今天的风景区无一例外，原因是经济功能与精神文化功能的矛盾，不可能在同一空间内解决。好比天安门广场，是升国旗、瞻仰、参观、游览等社会公益性的精神文化活动的场所，不允许在广场上建旅馆、开餐馆、在中轴线上空架索道、坐缆车观光。如要吃、住、购、娱，请到前门、王府井、西单等等商业区去。这就是功能分区的常识。
名山、风景区、国家公园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不同阶段所产生的。由于物质利益的驱动、无时无刻都有人有意无意地破坏其精神功能，尤其是缺乏文明素养的决策者和开发商。因此，风景区遗产地始终都要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发展。历史上也有不少名山，因为没有保护好，改变了性质，成为普通经济山地而销声匿迹了。
古今中外，保护风景遗产，就是限制、禁止其经济开发，发展其精神文化功能。如古代的“天下名山”，从作为经济开发对象的普通山岳中分离出来，保护起来，专为精神文化活动场所。在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名山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社会性保护体系，如帝王下诏：“凡五岳及名山皆禁樵采”(《大唐六典·尚书工部卷》)。具体到一座山，如“天台山中避封内四十里，为禽兽草木生长之福庭，禁断采捕者”(唐睿宗《复建桐柏观数》)。文人从欣赏、歌颂山水去保护名山(规划设计名山建设)，批评破坏行为；宗教保护其仙山佛国境界；百姓以风水宝地、宗教意识保护名山大川。除了战争、动乱年代，名山一般都
能得到有效保护。
各国的国家公园都是以立法《国家公园法》严格保护。世界遗产，更是以全世界的力量，以“公约”形式共同保护。各签约国都庄严承诺要“竭尽全力”，做好世界遗产的“鉴定、保护、保存、传播，并传承后代”的工作。保护的标准是保护保存好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之世代传承，永续利用。
所谓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是遗产的“原作”。对自然遗产——大自然的“杰作”来说，主要包括地质、地貌、水文、生物、生态环境的原生性及其自然关系中全部或大部分有关的相互依赖的有机系统。如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不仅要保护好石英砂岩峰林地质地貌及其地区土壤、植被、水文景观的真实性，还要保护好与其成因相关的周围地质地理环境的完整性。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是指保护保存反映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原作”，包括其设计、建材、施工及环境等方面都符合真实状况，还包括保护其遗产的法规和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其完整性主要指文化遗产本身的系统性及其相关环境风貌的完整性，如清东陵，包括整个皇陵建筑群的地表地下整体格局及其周围风水环境的完整性，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陵区曾建了不少旅游服务设施，破坏了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后来按《公约》要求，拆除了，恢复了清东陵的原作风貌，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保护必须立法，无法就难以有效地保护。如果以保护性的精神文化功能为主的国家风景区的立法滞后于经济开发性的立法，后患无穷。现在风景区的错位，超载开发，以及由此造成的“三化”现象，都是套用经济开发区法规的结果。
因此，建议国家立法保护风景区遗产地正是当务之急。
3、风景区的规划与建设
规划的要旨是在风景区科学理论和相关法规的指导下，落实和解决风景区遗产地的保护和利用问题。规划的基本原理是以风景遗产资源的综合调查、鉴定、评价为基础，并以相关的法规为依据，根据资源类型、价值和功能的空间分布，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在保护风景区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分区保护利用，并使之可持续发展。
功能分区是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因资源的特点、类型、价值不同及其空间分布不同，可分为大分区和小分区。所谓大分区，即指在风景区内外，主要解决区内外的不同功能，即区内以精神文化和科教功能为主，区外以经济功能为主。区外依托附近原有城镇，新建旅游镇或设施齐全、高度现代化的旅游城，作为旅游服务基地，作为由“旅”转“游”的“旅游码头”，其规模大小，视风景区大小而定。少数大的，个别特大风景区，因区内原有历史城镇，自然可成为旅游服务基地，但因处在风景区内，产业结构、城市景观风貌应体现地方文化的延续和风景环境的协调。风景区内的小分区，有多种分法，综观国内外分区方法，我国风景区宜分5个区为宜：
(1)生态保育区：面积较大，生态科学价值高，只对科学工作者开放(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对游人开放。
(2)特殊景观区：美学价值、科学价值高，对游人开放，可建步游道、解释系统、观景点(选择适当景位、以自然山石为主)，个别可建得体的亭台厕所等，游时游程较长的可建小型茶饮点，但不建餐馆、住宿设施和机械交通。
(3)文化遗产保存区：历史文化价值高，供参观游览，按文物保护法利用，可建防火、文保、卫生等设施。在不影响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下，有的古建筑可用来展示风景区历史文化价值。有的价值一般的老建筑，可设置茶室、休息。本区不能兴建营业性设施。
(4)服务区(游憩区)：在大风景区内，除以上3区外，如环境容量允许，可选择交通、供水、供电较方便，景观影响较小的地方，建过夜服务区—游憩区。有的国家称宿营地，有的称山庄，有的称接待站，其性质是体验性。服务区的规模、建筑高度、密度、体量、材料、色彩等都要与景观、地方文化协调。美国研究认为“必需的公园内宿营地应根据自然景观来设计和操作，豪华宾馆无疑是不合适的”(Ronalda·Foresta，1986)。防止商业化和城市化。本区与区外的旅游服务基地性质不同，严防错位。
(5)一般控制区：除以上4区以外，皆属一般控制区。本区内一般多有数量不等的农田、村落，或从事其他产业如林、牧、渔业等产区。本区应限制发展，居民出而不进，限制影响和破坏景观的产业，发展与景观协调的产业，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如改粗放农业为精细农业、生态农业，山坡地改成果木园并与旅游业结合发展。禁止伐木和扩大用地的开发。随着国家城镇化计划的发展，逐步引导居民迁居区外的旅游城镇，发展经济。少数大、特大风景区，视具体情况而定，有的暂时迁不了的，有的长期共生的，对于村落民居建设高度，应体现地方民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形成现代田园风光。有的可设置家居宾馆，不过更多的家庭宾馆应在区外发展。
此外，风景区的应有保护地带，其范围大小，视地理环境条件而定，如上游上风不准建污染的工业企业，四周要防止破坏植被和对地形的开发，以免造成环境污染和视觉污染。
风景区规划，应始终贯彻限量开发利用的原则，尽可能减少对原生自然景观的干扰和破坏。功能分区解决了错位开发的问题，而超载开发必须以生态环境容量和视觉容量加以限制和纠正。我国风景区不但存在普遍的错位开发，而且也存在严重的超载开发，国外把“人满为患”视为破坏景观生态的严重现象，国家公园中的重要景区、景点，采取限量游览，如韩国智异山国立公园中的古塔，一天只准许400人参观。但对我国风景区遗产地来说，“人满为患”已习以为常，更严重的是“屋满为患”，风景区内，甚至在核心区(生态保育区、文化遗产区、特殊景观区)内，大兴土木，如泰山架索道、建岱顶闹市，武陵源建观光电车、电梯，黄山建豪华宾馆饭店、高坝水库等等，把具有世界级价值的自然遗产、自然文化遗产的核心区，改造成为灯红酒绿、吃喝玩乐的山区小集镇。“人满为患”，踏坏了草、灌木，还有恢复的可能。“屋满为患”，则工程所到之处，彻底破坏岩石、地形、土壤、植被，并造成视觉污染和精神损害。因此，限制利用，首先应严格限制风景区遗产地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减少服务设施是减少观光客的有效办法。限制的标准就是不影响风景区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就是保存大自然和祖先的原作。
规划还应修复被错位、超载开发所破坏的“污点”，“残迹”。比起现代地学和生态学对国家公园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要求，我国农业时代的名山开发度，就已相当高了，而近几十年来的过度开发，非整治疏解不可了。
有人形容风景区遭破坏状况是有些地方决策者与开发商违规开发，造成“先上车，后补票”、“先建设，后规划”、“先
破坏，后整治”现象。这也反映了规划与建设脱节，地方决策者无法无规的行为。总规—详规—设计—建设，这是实现总体规划的程序，“管理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因此，必须健全规划设计和审批的程序，来纠正错位、超载开发的错误导向，整治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对风景区遗产地的破坏性开发，尽可能恢复原作的自然度、美感度和灵感度，这是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
风景区详规与项目设计，都应严格选择景观空间的位置—景位，做到“点缀得宜，不掩其胜”(徐霞客)。任何设计都应融于自然，不夺自然之胜。尽可能不破坏自然，少干扰自然。防止规划设计者迁就甲方，或本身误用城市设计手段误导“三化”。
要利用风景区自然遗产地，无疑要开发建设。为了明确风景区建设不同于一般城乡开发建设，更不同于经济开发区的建设，需要明确风景区开发建设的概念，以免在实践中产生误导。风景区自然遗产地的开发建设可分为有形开发建设(或称硬开发建设)和无形开发建设(软开发建设)。所谓硬开发建设，是指一切人工的有形物质形态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开发建设；软开发建设是指对风景区遗产地所蕴含的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通过深入研究体验，并不断发现新的价值，提高认识水平和审美水平。根据不同功能区而言，硬开发建设有禁止的，有限制的，有控制的。
总之，风景区硬开发的总量要小，小到为游人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国外这种规定很严。这些有限的硬开发建设在定位定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并以小散、藏的形式融于自然。软开发建设，是没有止境的，因为人对自然的研究认识，对山水审美，以及管理人员、游人对风景区价值的认识，以及素养的提高，都是无止境的。硬开发以尽量减少对风景区遗产地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影响和破坏为原则，而软开发则以不断提高对其价值的认识，达到可持续利用和发展为目标。在当前普遍存在错位(包括软硬开发的错位)、超载开发的状况下，加强软开发建设，整治错位、超载的硬开发建设，是当务之急。建议政府下令，不准在风景保护区内招商引资。
4、风景区的管理、立法与监察
管理是贯彻实施上述各项内容，保护利用好风景区遗产地的关键。现在管理权关键在地方政府，中央有关部门只管“业务”。由于体制不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导致目前管理上较为混乱的局面。国家风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科技含量很高，价值很高，是国家和全人类的瑰宝。地方政府管理有一定局限性，再加上被眼前经济利益所驱动，法制不全，决策靠领导人说了算。有的地方领导认识水平高，管理很好；有的领导水平低，无知加武断，管理就很糟；有的这届领导管理好，换了一届就遭了。现在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这样的管理，很难使风景区安全健康地可持续发展，很难实现对《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庄严承诺：“竭尽全力”，做好“鉴定、保护、保存、传播、并传之后代”的工作，很难贯彻国务院关于风景区管理的方针：“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风景资源及其土地是国家所有，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出让或变相出让。”有些地方政府违背国家法规，把风景资源与土地及其设施出让、拍卖、上市。何以置之不理呢？
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都是国家立法，国家直接管理，地方政府相应管理其地区级遗产，形成国家公园(包括世界遗产)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法律系统。如韩国只有20个国立公园，国家直接管理，中央一级管理机构就有67人，负责人由总统任命。我国有151个部级风景区，可只有1个风景处，这惟一的风景处只有3个人办公。
因此，建议成立国家遗产管理局，直属国务院，直接管辖部级和世界级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及自然文化遗产，地方政府相应管理地区级遗产。国宝要由国家管，代表国家的地位、形象和权力。只有这样，才是名符其实。如果一时成立不了国家遗产管理局，建议建设部把现在的风景处提升为风景管理司，提高其管理地位和权威性，也有利于与国际上国家公园体制接轨。先把世界自然遗产或自然文化遗产直接管理，取得经验再直接管辖国家风景区。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国宝的命运。
国家也要投入管理、保护、科教等经费。151个国家风景区，每年只投1000万元，平均每个风景区只有6万多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韩国(与浙江省面积、人口差不多)20个国立公园，每年的投入相当于6亿人民币，美国2001年投入国家公园的经费是43亿美元。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就借口国家不给钱，“以景养景”，“靠山吃山”，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大兴土木，进行错位开发和超载开发。于是借“文化旅游”搞“神文化”、“鬼文化”，如桂林有一处唐代就已开发的科学美学价值很高的溶洞，塑起“天上玉皇”、“地府鬼神”；有的借“生态旅游”，由旅游公司接管自然保护区，将保护区管理人员“扫地出门”，进而大兴土木建宾馆、饭店于保护之核心区。还有不少人造的旅游资源(名符其实的)、主题公园，错位入建风景区，造成自然文
化遗产地的严重破坏等等。至于架索道、建豪华宾馆、、商业城等等经营性项目，都是在“以景养景”，“靠山吃山”的借口下建的。然而，这些项目多数不是“靠山人”，或“景中人”建的，而是政府部门、外地、海外公司招来的。结果是毁景牟利，经济外流。本地富起来的只有小摊、小店、小旅馆及相应的服务行业等。地方政府应合理组织当地居民按功能分区经营服务业，使他们更好地富起来。“以景养景”，“靠山吃山”先决条件要保护好景，定好经营设施的区位、景位，即“内景外商”、“内名外利”。功能分区、协调发展，才是正道，政府应从区外的商业利税收入中，返回部分给风景区作管理保护费用。这是世界国家公园的普遍做法。政府做不到这点，那么，管理部门靠收门票来“养景”、“吃饭”是无可非议的、合情合理
的。因为收门票不破坏景观，一旦国家增加投入，门票随时可减可免，毫不损害风景遗产。而有的地方政府利用门票当摇钱树，不断提高票价，那就不合理了。
现在，国家、舆论和百姓都关注风景区的保护问题。不少风景区开始整治，有的认真治本，如九寨沟下决心彻底拆除沟内7000多床位的错位开发，恢复九寨沟的原始风貌。但有的只整治百姓的小商、小摊、建筑，而不治核心区的“三化”，如泰山违规工程中天门索道、岱顶商城，黄山不治核心区北海、西海城市化，武陵源不治张家界核心风景区的锣鼓塔街、旅游电车、观光电梯等等。还有的多数只治民间小商摊，而不治部门宾馆、饭店、培训中心等等。凡此种种说明管理权在地方政府局限性很大，管不住大于他们的条条系统和利益集团。同样说明，没有法是不行的。古代保护名山有皇法，现代国外有国家公园法，唯独我们《风景名胜区暂行管理条例》，“暂行”了十八年还不立法。保护性的法律滞后，欲行破坏牟利者，就拿经济开发的法规错位套用于风景区遗产地，后患无穷！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对世界遗产要实行定期监察和反应性监察，一旦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轻则批评整治，重则列入《世界遗产濒危名录》，如不采取措施恢复原作风貌，就要被《世界遗产名录》取消。监察机构有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此外广大人民和各种媒体都有保护和监察国家遗产和人类遗产保护状况的义务。我们还没有监察机构，群众组织也没有监察的权利。监察是保护风景区遗产地的重要手段，它对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提高全社会保护利用好风景遗产意识，都有重要意义，这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手段，我们应当学习。尤其在管理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相关法规和风景遗产科学进行保护。
5、科教兴风景名胜事业
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学问，是无疆界的，无所谓“国情”，风景遗产事业的科技含量很高，应当吸收世界上先进的世界遗产和国家公园科学，来保护和利用好我们的遗产。如果没有科教作基础，那就无法鉴定风景区遗产地区的价值，也不知保护什么，利用什么，建设什么，开发也就成了决策者主观意志的强加。由于缺乏风景遗产科学知识，几十年来，风景区遗产地，在“抓革命”时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在抓生产时，就去开山取石、伐木毁林；抓旅游开发时，就大兴土木、盖宾馆、架索道、造“鬼文化”，建“三化”的“吃喝玩乐综合体”。结果，风景区自然度、美感度、灵感度急剧下降。大自然历经几亿、几十亿年所记录的史册，祖先用几百、几千、几万年所创造的杰作，被改造、降格为任何地方都可建造的商业性的大众游乐园。
如今，应更好地发挥名山风景区科教功能，鼓励人们到世界或国家独一无二的“天然博物馆”、“生态实验室”、“历
史文化博物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和环境教育课堂”研究、学习、游览和体验，而不是让无知决策者和毁景牟利的利益集团把“一流大学”——人类瑰宝，改造成惟利是图的“吃喝玩乐综合体”。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户外游憩活动必然要发展，除了风景区自然遗产地的功能之一——高品位的游览以外，更需要寻找价值一般、环境较好、自然度较高的非风景区遗产地，创建各种类型的现代户外游憩区，如主题公园、游乐园、度假区、休闲地、山地机械运动游乐园等等，以满足不同层次群体对户外游憩活动的需求，以分散国家风景区和世界遗产地的压力，建立户外休闲游憩系统，这是大有可为的、必需的事业，其数量与容量应大于风景区遗产地。这好比中小学的数量与学生
数必然大于大学一样。进而有效地制止那些破坏风景遗产、毁景牟利、降格使用的行为。坚持高品位资源高利用原则。韩国公立公园画册上有一标题很好，“韩国公立公园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里只邀请热爱大自然的客人。”美国npFF的研究则认为，“容许国家公园被用于商业目的的旅游，是对一种国家公园的独特、绝妙财富的浪费，并且所有这类旅游都应被制止。”我们的国家风景区世界遗产地，为开发商业性旅游，架索道，盖豪华宾馆，建观光电车、电梯、火车、滑道、等等设施，不惜破坏地形、生态、文物，破坏国家和世界独一无二的“自然博物馆”和“一流大学”，再去“打造”、“包装”成一个没有文化的吃喝玩乐的山区旅游城。这是违背《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也是与现代国家公园科学和功能背道而驰的。
风景区遗产地呼唤科学与教育，传承中华民族的山水文明与山水精神，尽快结束错位的功利开发对风景区遗产地的破坏威胁，恢复壮丽河山的庄严和美丽，让世世代代都有享受的权利。
6、风景区的效益
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既是物质财富，更是物质形态的精神文化财富。这是一种不可再生，不可取代的无价之宝，是古代文明的产物和见证。保护和利用好遗产，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对所在地区和国家来说，都是无比的荣耀！它是激发爱国主义精神的圣地，启发心灵感应的源泉，陶冶情操的净境，探索自然规律的本底，凡此种种都是无划师pLanneRS法用金钱计算的。
这种不可再生、无法打造、搬不走的国宝，吸引着全国和全世界热爱大自然、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包括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和旅游者。它们留下不尽的财源。对于风景区经济，我们要全面看，不能光在风景区内计算经济效益，其实它的经济效益更多地在区外，所以要全面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前，九寨沟的价值未被发现，它的经济产业就是林场伐木及几个自给自足的小村寨的农牧业生产，根本不存在因九寨沟内的精神文化功能的发展而连环产生沟外、国内和国际经济效益。风景区遗产地经济效益的大小，直接取决于风景遗产的价值及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价值越大，吸引力越大。破坏遗产，价值下降，吸引力也随之下降。看不到风景区内外价值的互动、转换作用，功能错位，必然破坏风景的价值，效益自然下降。九寨沟原规划规定“沟内游、沟外住”原则，但开发者以沟内经济利益驱动，进行错位开发——沟内游，沟内住，结果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视觉污染，给游客造成很大的精神损害，国内外专家、游客纷纷提出批评，后来把旅游服务设施拆迁到沟外，还九寨沟原始风貌，如果不改，后果非常危险，一旦自然科学、自然美学价值丧失，还有什么吸引力，还有什么经济效益呢？
风景区自然文化遗产地，作为种质资源库、环境教育课堂和地区生态平衡的本底，对扩大和改善地区乃至国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是难以估量的。
可见，保护和利用好风景区遗产地，为地区、为国家、为世世代代带来巨大的文明、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风景区遗产地是源，各种效益是流，只有保护好源泉，才能长流不息，水到渠成，反之，则两败俱伤，悔之莫及。
7、结语
自然遗产的价值篇4
在美学理论中，美具有丰富的内涵，黑格尔在《美学》中就把美分为自然美和艺术美。对于自然遗产和美丽中国来说，它们的美主要体现为自然美，具体来说，自然遗产和美丽中国的美学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造化美。大自然具有神奇的力量，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地球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化，造就了无数神奇的自然景观和地理现象，反过来说，自然景观的形成也需要复杂的地质地理条件和漫长的时间，自然遗产更是大自然的杰作，自然遗产的美也是大自然运动的结果，只有造化的神奇力量，才能创造出绝妙的自然景观，如此绝妙的美，正所谓“造化钟神秀”。中国九项世界自然遗产都有绝妙的自然现象，体现出罕见的自然美，符合《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准则》第三条的要求，反过来说，正是造化的力量，九寨沟、黄龙、武陵源、三江并流才具有如此绝妙的自然美，如武陵源自然景观的形成原因，“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内，大致经历了武陵一雪峰、印支、燕山、喜山及新构造运动。武陵—雪峰运动奠定了本区基底构造。印支运动塑造了本区的基本构造地貌格架，而喜山及新构造运动是形成武陵源奇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景观的最基本的内在因素之一。构成砂岩峰林地貌的地层主要由远古生界中、上泥盆统云台观组和黄家墩组构成，地层显示滨海相碎屑岩类特点。岩石质纯、层厚，底状平缓，垂直节理发育，岩石出露于向斜轮廓，反映出砂岩峰林地貌景观形成的特殊地质构造环境和基本条件。而外力地质活动作用的流水侵蚀和重力崩坍及其生物的生化作用和物理风化作用，则是塑造武陵源地貌景观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因此，它的形成是在特定的地质环境中由于内外地质重力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⑥九寨沟也是大自然的杰作，正如评价所说，“九寨沟是大自然的杰作，是人类风景美学法则的最高境界”。⑦又如国家自然遗产预备名录中的施秉云台山具有独特白云岩景观和喀斯特地貌，是大自然地质运动创造的绝妙现象，据科学研究发现，施秉喀斯特最早在五亿七千万年前，雪峰运动使江南古陆上升，促成施秉喀斯特第一次发育，四亿多年前的加里东运动，施秉地质地貌受到强烈的喀斯特化作用，一亿九千万年前印支运动，贵州开始隆起为陆地，六千五百万年前燕山运动使贵州进一步隆升，并发生了最强烈的褶皱断裂，促进喀斯特地貌进一步发育，施秉喀斯特正是经历了这样一系列的发育过程，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喀斯特地质地貌。中国的九项世界自然遗产是美丽中国的重要表现，也是美丽中国的美学追求目标，世界遗产是大自然的结晶，美丽中国一方面依赖于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也要发挥中国人的能动因素，有效地保护大自然。第二，生态美。《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准则》对自然遗产地的整体环境具有明确的要求，“必须具有相当充分的地域面积，能够自我维持生态平衡，必须具有维护物种延续的生态系统”，⑧这些标准为自然遗产地的生态美提出了要求，中国的世界遗产地也都达到了这些条件，如“九寨沟湖泊众多，植被多样，生态系统完整，为各种野生动物栖居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⑨又如施秉云台山“植被覆盖程度较好，陡崖森林景观发育，热带—亚热带白云岩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保存得比较完好，生物多样性也比较丰富”，⑩也符合生态美的要求。美丽中国不仅要求保护自然遗产地的生态美，它更要求保护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带的生态美，生态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生态美不仅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实现中国梦的要求。美丽中国倡导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统一，社会发展不是片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而是工业化与生态美的同步发展，是人与环境的统一。第三，人地和谐。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华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自然遗产的“人地和谐论”，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演化。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地，黄龙和武陵源体现了“人地和谐”的关系，如“武陵源的田园风光秀美和谐。绿树四合，翠竹依依，村宅点缀其间，令人陶醉。”云台山周围居民以苗族为主，独特的苗族风情与奇异的自然风光相得益彰。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一样，都可以说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在根本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中国古典“天人合一”思想的追求，其具体内涵也是对“人地和谐”的追求。总之，自然遗产和美丽中国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造化美体现的是宇宙与环境的关系，生态美体现的是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地和谐体现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天地人和是自然遗产和美丽中国最重要的美学内涵。
二、自然遗产与美丽中国的共同价值
自然遗产与美丽中国拥有共同的美学价值。自然遗产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如有学者把世界自然遗产的价值概括为“环境价值、旅游价值、审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科学研究和教育价值、经济价值等七个评价指标”，可见美学价值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总体来说，“自然景观的美学价值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一种体现”，与此相应的是，美丽中国也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其中美学价值是美丽中国的重要价值。具体来说，自然遗产和美丽中国的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影响人的审美方式和生存方式。第一，自然遗产和美丽中国影响人的审美方式，它们可以使人在生活中产生审美愉悦，激发审美思维，产生审美享受，使人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在世界自然遗产自然美审美中，人靠直觉于瞬间感受到了世界自然遗产自然美，同时得到了感官满足并唤起心理的喜悦的审美感受”，如九寨沟以湖为美，黄龙以水美，武陵源以峰为美，这些自然景观都能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觉，又如“施秉-镇远喀斯特集雄、奇、险、俊、秀等于一身，从不同角度看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美丽中国追求环境美，它可以促进人在和谐的环境中产生审美愉悦和审美思维，促进人充分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人在欣赏自然遗产或者美丽中国的审美活动中，想象能力被自然界的美所触发，使人不仅感到身心愉悦，还可以想象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古人所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第二，自然遗产和美丽中国影响人的生存方式。古往今来，审美生存可以说是人类对生存方式的终极追求，中国古代对桃花源理想的向往，体现的也是人类对审美生存方式的追求。现代哲学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提出“人诗意地栖居”，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诗意栖居”作为人类对生存方式的追求，“根据栖居之本质来思人们所谓的人之生存”。
自然遗产的价值篇5
>>从企业利益相关者角度谈品牌的双向价值西汉帝陵汉阳陵陪葬墓出土玉器赏析从博弈的角度分析会计准则制定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立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我国成人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分析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价值增值的形成和分享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探讨大学财政的利益相关者分析mBo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股票回购价值分析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当代价值及启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当代价值企业相关者利益与企业价值的契合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视角的企业价值创造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价值管理研究传统行政文化的当代价值分析文化自信的当代价值分析喀斯特山区土地流转的当代价值分析从设计学的角度看黎族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西汉帝陵蕴含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是西安和咸阳两个城市丰厚历史积淀的一部分，两地都设置了西汉帝陵的专门管理机构。
西汉帝陵中有两处位于西安市，分别为霸陵和杜陵，归属于西安市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直属于西安市文物局，《西安市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西安市文物局：。级别为处级，职能为保护和管理遗址和陵墓、对遗址和陵区内文物进行征集整理以及陈列和保管文物藏品、宣传组织群众对遗址和陵区进行保护等。杜陵所在的长安区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对杜陵遗址进行保护性的开发，2013年又将杜陵列为发展的重点区域，以其代表的文化产业作为优势产业，作为长安区城市和生态建设的重点进行发展。而霸陵所在的灞桥区的“十二五”规划中并没有相关的文化遗产保护信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目前霸陵的陪葬区内建设有一处霸陵墓园新区，对霸陵影响很大。开发一处公墓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其建设所在地是霸陵的陪葬墓区，这就有些不妥。首先公墓的建设重新改造了陪葬墓区的环境和地貌，对地下遗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公墓距离霸陵主陵区非常近，站在霸陵上面很容易就可以看见一片白花花的公墓，墓园中更修建了高达24米的滴水观音造像，使得周围环境景观等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这样一个墓园可以修建在霸陵的陪葬墓区内，明显与政府监管不力有关。政府在项目审批过程中对霸陵的价值缺乏充分认识，仅仅为了政绩等原因忽视了遗产的价值，产生了这一短视行为。
位于咸阳市的九座帝陵，归秦汉新城管理。秦汉新城管辖范围包括渭城区的正阳、窑店、渭城、周陵镇福银高速以南的区域，秦都区的双照镇，兴平市茂陵的周边区域，泾阳县的高庄镇（部分），总面积302.2平方公里，其中包括遗址保护区面积104平方公里。秦汉新城的发展定位是要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秦汉历史文化集中彰显区，这一定位使得秦汉新城需要以汉文化的代表――西汉帝陵作为区域内的文化标志。其规划目标为在西汉帝陵遗址区内设立秦汉历史文化集聚展示区及文化产业推广基地，建设博物馆、生态文化遗址公园和文化创意旅游产业集中区，从西汉帝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入手，最大限度发挥其价值。
从整体的角度对西汉九座帝陵进行规划，是基于认识到西汉帝陵当代价值基础的结果。作为整体保护，不但可以缓解目前各个帝陵保护力量不均匀、保护措施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同时也可以整合旅游资源，形成产业集群，强强联合。这样的一种规划，如北京的明十三陵也有类似的方法，目前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目前北京昌平区对明十三陵的管理即采用设立特区的方法，由特区办事处全权处理景区内部事宜。《明十三陵“归堆儿”管理“世遗”进行整体保护》，人民网：。这一模式对西汉帝陵的管理很有借鉴意义，在管理过程中可以设置西汉九陵保护特区，采取类似封闭管理的模式对帝陵进行保护。而目前秦汉新城的规划范围中，并没有将九座帝陵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全部纳入其中，武帝茂陵以及成帝延陵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依然有部分位于秦汉新城规划范围以外。这就使得在后期的管理中依然会出现目前已存在的遗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跨地区管理不便的问题。
为了保障西汉帝陵的当代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与发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还需要针对西汉帝陵目前的状态，参考其他文化遗产专项法律法规，制定《西汉帝陵保护管理办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指导和规范与西汉帝陵相关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多头管理、权责不清容易造成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等工作之间产生矛盾，影响发展。陕西省政府可以利用西咸新区内的秦汉新城，专门设立帝陵特区管委会，统筹兼顾区内与文物保护相关的遗产保护、环境保护、林业、公安、交通、旅游、民政、市政、公路、水利、城管监察等各个部门的协调工作，从宏观的角度考虑各个帝陵的长远发展。
秦汉新城目前负责文化遗产保护的管理机构是都市农业和文物旅游局。《都市农业和文物旅游局》，秦汉新城官网：http：///system/2012/04/18/051301938.shtml。从其管辖范围中可以看出，秦汉新城目前的工作对遗产保护特别是西汉帝陵的专项遗产保护投入不多，倾向性不强。为了加强西汉帝陵这一大遗址的保护，还是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西汉帝陵特区范围内的各陵下可设专门管理处，负责各陵的具体工作。帝陵特区作为主要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特区，还可以将保护范围内的其他不同时期的文化遗产也纳入到保护的体系中去，按照《西安宣言》的思想，不仅保护西汉帝陵本体，也将其几千年来的周边环境变迁与历史发展全部纳入其中，共同保护，协调发展。
2.参与遗产经营的企业与西汉帝陵
从参与到遗产经营中的企业角度看，西汉帝陵所能够带来的经济价值是这类企业最重视的一点。文化遗产是旅游业发展的资源之一，这是文化遗产利用的主要方式。由于文化遗产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深入认知，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增长。同时遗产旅游还会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娱乐等相关产业同步发展，形成产业链条，进而取得丰厚的经济收入。刘世锦：《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3～44页。虽然这类企业对遗产进行的经营与开发会对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起到促进和引导作用，但是由于文化遗产具有非人工再造性，张晓：《自然文化遗产的内涵与资源特殊性》，张晓、郑玉歆主编：《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页。过度的商业旅游开发必然会损害到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对遗产保护造成一定的干扰。
随着对西汉帝陵价值的深入认知以及外部宣传等，其经济价值也在随之增长。西汉帝陵作为一处大型的文化资源，具有稀缺性和唯一性，其地处城郊，依托西安、咸阳两个城市，交通、住宿等各方面都非常便利，本身就是极好的旅游资源。目前除茂陵、阳陵及杜陵建造博物馆收取门票，杜陵周边已经进行农家乐的开发外，其余各陵均没有在遗产旅游方面进行系统的开发，具有巨大的旅游发展潜力。2014年春节黄金周，咸阳全市累计接待游客12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5亿元，其中唐乾陵累计接待游客1.99万人次，门票收入121.43万元人民币；茂陵累计接待游客1.31万人次，门票收入18.73万元；阳陵累计接待游客0.31万人次，门票收入12.64万元。咸阳市政务信息办：《咸阳春节累计接待游客120万人次综合收入4.5亿元》，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shaanxi，/0/1/9/42/167741.htm。2010年十一黄金周，咸阳全市共接待游客124.1万人次，门票收入1592万元人民币，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12亿元人民币。其中乾陵景区接待游客7.25万人次，茂陵景区2.54万人次，汉阳陵博物苑3.3万人次。咸阳市政府信息中心：《我市国庆黄金周接待游客过百万综合收入六亿多》，咸阳市政府网站：http：///xyxw/jjxy/35044.htm。春节期间景区按照淡季售卖门票，茂陵门票价格25元/人次，阳陵门票价格65元/人次；十一黄金周是旅游旺季，茂陵门票价格46元/人次，阳陵门票价格90元/人次。《咸阳景点门票价格及联系电话》，咸阳市政府网站：http：///zhysj/zjxy/jtlh/139598.htm。从上面两个旅游黄金周的收入可以看出，茂陵和阳陵在门票收入方面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在同类型的历史文化旅游景点中脱颖而出，也因此成为咸阳市重点建设的旅游景点。如果可以将十一座帝陵整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开发，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教育、娱乐、购物等多个方面的项目，使游客可以更深入感受西汉帝陵的独特魅力，将会产生更高的经济价值。
文化产业发展方面，西汉帝陵目前仅部分帝陵有一些旅游纪念品，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文创产品的开发可以借鉴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开发与之有关的多种文创产品，使文化商品化，尽可能保护文化遗产本体，打造完整的旅游产业链，通过弘扬西汉帝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达到发挥其经济价值的目的。也可参照北京明十三陵将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区内各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特区管委会可以将包括税收以及旅游收入等在内的经济收入进行重新分配，分配标准应参照帝陵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在特区内部形成良性循环的“生产性保护”，使遗产可以利用自身的价值保护自己，达到西汉帝陵与遗产地之间的平衡。当然对于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发挥，还是要在文物承载力接受范围内进行，确保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与可持续性，坚持文化遗产保护的十六字方针，合理开发，避免过度。
3.研究者与西汉帝陵
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学者是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推动者。在众多利益相关者中，学者对于遗产的保护事业的推动相较于其他势力更加主动和努力。文化遗产是珍贵的研究材料。不仅局限于史学界，西汉帝陵还可以作为社会学、建筑学、美学等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西汉帝陵作为汉代最高等级的墓葬，其历史价值是历史和考古方面的专家研究者最为重视的方面，也是最致力保存的部分。西汉帝陵是整个西汉时期方方面面的缩影，其所包含的珍贵历史信息值得每一个秦汉历史研究者与考古工作者重视。2010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了《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介绍了2001年7月-2005年10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汉帝陵（除汉阳陵）进行考古调查的研究成果。书中不仅有地面调查、平面测绘的成果，还首次公布了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元帝渭陵、汉成帝延陵、汉哀帝义陵、汉平帝康陵及钩弋夫人云陵的考古钻探资料。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除了历史方面，西汉帝陵也是艺术史、科技史等等方面学者研究的对象。西汉帝陵及其陪葬墓中发现的陶俑、雕塑等都是西汉时期艺术史的重要代表，鸟瞰帝陵群更可以看作是优美的大地艺术。西汉帝陵所代表的是西汉时期科技发展的高超成果，多项发现证实甚至改写了中国种植业、冶铁等方面的历史，在科技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其出土文物的保护，更使文物保护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西汉帝陵作为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可以作为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具有民族精神凝聚力等等方面的新功能，值得社会科学相关方面研究者研究。这样的群体所追求的是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对遗产的认知最为科学、全面和客观。为了保证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后代传承，他们会极力呼吁各方力量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而不是商业开发与盈利。
4.当地居民与西汉帝陵
从当地居民的角度讲，西汉帝陵是与其共同生活的文化遗产。遗产保护的实际中，遗产地的居民是利益主体，同时也可能是管理者、经营者，更有可能变成遗产的破坏者和毁灭者。遗产地的居民大部分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西汉帝陵进行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就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同时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遗产地居民可以借此增加就业机会，或者将房屋出租、进行经营活动等，这都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并且在进行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对周边环境和基础设施等进行的整治改造也同时会对遗产地居民的生活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不仅如此，文化遗产的高知名度还会为遗产地居民带来自豪感。但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管理未达到居民的利益要求、地方政府的引导和调控未能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遗产地居民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和短视等原因，常常会对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不过一旦居民认识到能够从遗产保护中获益，就会自发自觉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遵守遗产地保护的要求。
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需要建立有效的分配补偿机制，寻找遗产地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点，以此来平衡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所造成的居民的损失，使其感受到遗产保护带来的利益。因此，在对遗产进行保护与规划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地原住民的利益，才能形成各方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和利益分配中的模式，保证遗产保护事业顺利发展。
以长陵为例，长陵包括陵园区、陵邑区和陪葬墓区三个部分，地跨一区一县，大部分属于咸阳市渭城区，陪葬墓区东北角有一小部分（位于费家新庄和樊家堡）属于泾阳县范围。保护范围内共有16个村，数量众多。主陵区南部为三义村，部分垣墙和西南角被村落叠压。陵园北边的陵邑区由南向北依次有马家堡、怡魏村、朱家乡、彭王村、孙家圪老5个村，均在保护范围之内，且村落规模较大。陵邑区东侧的陪葬墓区由南向北依次有北刘村、徐唐村、南支、史村岭上、上狼家沟、徐家寨、东史村、西史村、费家新庄和樊家堡10个村。其中北刘村、徐唐村、西史村3个村部分位于保护范围之内，其他7个村全部位于陪葬墓区保护范围之内。在行政区划上，目前长陵的管理归属于咸阳市渭城区，但陪葬墓区东北角小部分是属于咸阳市泾阳县管辖。遗址区内居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种植业，以经济林种植为主。
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虽然受到遗址区内的管理规定的限制，但其部分活动仍能对遗址本体造成一定的破坏。作为一处大型的土遗址，西汉帝陵具体的地下埋藏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探查，居民在这里耕地、施肥，修建道路，改扩建住宅，用土取土，修建坟墓等活动都有可能对地下埋藏的遗址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威胁。尤其是修坟的现象，在长陵、渭陵、延陵、平陵、康陵均有发现，以延陵最为严重，周边现代坟墓可达到数千座之多，有些甚至已经修到延陵的帝陵封土脚下，对帝陵的完整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遗址区内及附近的电厂、砖厂以及上游排放污水的高干渠等，也对空气、土壤、水质等都有一定污染。可是禁止某些生产生活活动，比如让村内的砖厂等企业停止运营，村民的就业和经济来源就会受到一定影响。居民搬迁则会使其丧失原有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给居民的生活带来相当程度的不便。并且中国法律目前对遗产地原住民权利保障方面也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王诗：《我国法律在原住民权利保护方面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消费导刊》2010年第7期。这样一来，遗产地原住民为了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只得被迫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
在西汉帝陵的旅游开发能够保证遗产保护与保护区内居民生活平衡的最佳情况下，将如此数量的村落和居民全部迁出遗产区显然是不必要的。遗址区内的居民虽然不像历史街区的居民那样确切属于遗产的一部分，但是其与遗产共生多年，本来就已经成为遗产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历史上，西汉帝陵周边守卫帝陵的陵邑也居住有大量居民。像汉陵这样的区域，本身居民与遗产之间关系基础比较良好，当地居民对遗产保护工作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比如2014年3月咸阳警方破获鲁元公主墓被盗案就是在村民反映和提供线索的基础上进行调查的。《咸阳民警守候盗洞俩月破获汉高祖长女墓被盗案》，西安新闻网：http：///content/2014-03/17/content_2867672.htm。对于遗产地居民的迁出问题，应该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仅将切实危害到遗产安全的居民迁出安置，对其他居民的生产生活要进行正向引导。在西汉帝陵进行旅游开发之后，地方政府可以加强对遗产地居民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居民的教育水平和从业技能，将重心由现有的第一产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遏制由于农业灌溉取土等原因对遗址造成的破坏，尽可能达到遗产保护与居民生产生活的平衡。
目前西汉帝陵中，茂陵和阳陵作为博物馆形式的旅游景点已被开发，杜陵目前是免费的遗址公园，其余几处帝陵并没有进行系统的保护与开发，管理也并不严格，甚至是有心无力。因此西汉帝陵遗产地居民和遗产保护之间的冲突目前所见还比较少。不过，殷墟遗址近期出现的遗产地居民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冲突，很值得警惕。《河南殷墟遭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破坏：私搭乱建呈蔓延之势》，新华网：http：///local/2014-02/25/c_119497445.htm。一方面世界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一方面殷墟范围内村民面临生活困境，二者的矛盾造成了法律与民生的严重对峙。
在遗产规划的经济收益和产业链条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居民会因为自身利益受到伤害而对遗产产生破坏行为，以达到满足自身利益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当地居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要为文化遗产保护做出巨大牺牲，国家应仿照生态补偿机制，设立文物保护补偿机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定专有用地和赔偿法律，保障居民生活。例如由国家设立文化遗产保护补偿基金等，以弥补各村因保护西汉帝陵而承受的部分经济损失。政府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与居民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和提供多种方案，帮助当地居民在分析现实情况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在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前提下，对村民提供长期帮助与协助，在经济补偿之外采取多种补偿方式。比如长陵邑区域内怡魏村村民反映当地上学难，可以在解决子女入学方面给予特殊帮助，以补偿村民为遗产保护所作出的贡献等。考古工作也应该加快进展，尽可能探明地下遗存的具体情况，同时遵循规划中的限建规定，使西汉帝陵各村的生产及建设行为可以在远离地下遗存的范围内进行。这样可以使遗产地居民有选择余地和长期保障，减少居民生产生活负担。村民一旦认识到遗产保护可以为自身带来比之前还要大的益处，自然而然就会认识到遗产对他们的价值。
四、总结
自然遗产的价值篇6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遗产；分类；工程性；与运河关系；申遗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1-27(4)
作者简介：陈国民淮安市楚州区桃花垠纪念地管理局 副研究馆员
我国政府正在认真准备大运河世界遗产的申报准备工作，力争使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对大运河遗产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沿线省份正在制定本省的保护规划。目前及将来一段时间，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具体问题。①面对世界遗产委员会“遗产运河”、“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系列遗产”等新的遗产概念，确定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类型。②大运河春秋以降，在我国中东部，是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若干经济文化区域的水路交通大动脉，尽管“”期间文物损毁很多，但仍存巨量的遗产，怎样对它们进行分层(类)、编目?③对大运河这样整体连贯性很强的遗产怎样进行阐释、展陈?④如何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确定概念的外延，防止其范围被无限制的扩大。⑤在大运河申遗中如何调动沿岸城市积极性，避免过于为了遗产归属而争执。对这些问题回答的前提是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分类。笔者在此对两种分类方法进行辨析，并着力提倡张廷皓的分类方法，同时略加变动。
一、按文化遗产和运河的关系亲疏进行分类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健认为，根据运河文化遗产的定义，运河文化就是运河的流动性及所带来的交流，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所积淀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他按文化遗产和运河的关系亲疏，将运河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划分为核心区、重心区和影响辐射区，据所处位置把遗产划分为核心遗产、关联遗产和连带遗产。核心区――核心遗产：大运河自身及与河道、航运(漕运)、水利等直接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的遗址遗迹有航道、水道网络、桥梁、船闸、堤坝、圩堰、驳岸、纤道、水柜、码头、仓库、船厂、航标灯塔、碑刻、船舶及漕运、盐运、治运管理机构、关榷、皇帝行宫、御码头等。非物质的有名人事迹、诗文字画、航运及河工治水技术、漕运传说、故事、说唱、戏曲、船工号子、水上习俗、地名等。这类遗产应是紧贴运河沿岸，与运河“零距离”。重心区――关联遗产：大运河沿岸城乡与运河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古城、镇、村落、桥梁、古树、园林、民居、名宅、碑刻、庙宇、古墓、会馆、商行、市场、工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口述文化资料、实物文化资料等。这类遗产的空间范围应是运河沿岸城乡范围之内。第三层次，影响辐射区――连带遗产：大运河沿线城市范围内的文化遗产，如名胜古迹、历史文物、考古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戏剧、小说、传说、工艺、民俗等。这类遗产的空间范围应主要在现代行政区划所包括的运河城市市域范围内。
这种分类方法中几个关键词应当是：与运河的关系、空间范围、位置、距离。笔者将这些词意进一步明确：分类是从与运河的关系，而不是从与运河文化的关系出发：位置、距离都是与运河相对而言。实质是按照遗产所在位置与运河的距离这种几何关系，由近到远，分成核心区、重心区、影响辐射区，进而将遗产分为核心遗产、关联遗产、连带遗产。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难以将核心遗产中的漕运传说、故事、说唱、戏曲与关联遗产、连带遗产中的非物质遗产科学区分。另外，上述的第三层次中，相当一部分与大运河几乎没有关系。例如，淮安青莲岗遗址是考古遗址，但真的说不出几千年前的它与在它后面的大运河有什么必然联系。如果是因为在运河边的淮安城而将其划入，那么，诸如此类的考古遗址在运河沿岸周边城市确实太多了。这种分类法带来了大运河文化遗产范围无限扩大的趋势，另外由于这种分类法其逻辑性不很强，类与类之间的界限不清。还有由于此种分类考虑到了行政区划，在实际操作中会无意中强化沿线城市对遗产归属的争议。如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运河申遗的整体出发，作为整体成为一项遗产时，就不应该按城市将其拆解。例如，某皇帝数下江南，我们应将这方面沿线城市的所有传说，整体打包成一个遗产项目，而不要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项同名遗产。
二、根据各组成部分与大运河遗产工程性的“亲疏远近”将大运河遗产分成三类
张延皓认为，由技术要素集成的人类伟大运河工程，可以说是中国大运河最显著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可将中国大运河遗产分成运河工程遗产和由运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遗产两大类。运河工程遗产包括大运河技术要素和大运河建造的非技术要素。大运河技术要素是指建造大运河并保证其功能发挥的各种技术元素。大运河建造的非技术要素是指自然、经济、政治、人文等主客观环境构成的工程边界条件，是为实现大运河工程目标而设置的。比如浅铺、兵堡、河道总督府及钞关、仓储设施、船场、漕政管理机构等。这是确定大运河工程文化价值的重要标尺。大运河工程的衍生遗产是大运河的产物，与大运河有着必然或者偶然的因果关系。如因大运河工程而兴盛繁荣的城镇聚落、产业行业，因大运河工程而建造的祭祀性建筑，因大运河工程造就的自然景观、工程化地貌。见证由大运河工程引发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见证了大运河历史，有些还长久地影响着运河沿线的历史进程。
这种分类方法的关键词是工程性或技术价值，按照遗产所具有的工程价值(或对运河发挥自然及社会功能的影响程度)进行分类，吸收了第一种分类方法的优点，克服了第一种分类方法的缺点，但存在运河工程遗产类别数量特多的缺点。笔者在张廷皓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议把大运河文化遗产分为三类：
即大运河工程遗产、大运河工程相关性遗产、大运河衍生性遗产。
其中，大运河工程遗产与大运河本身及工程技术价值紧密相连，大运河工程相关性遗产是为大运河工程或为大运河发挥运河自然及社会功能而服务的，大运河衍生遗产则是见证大运河历史的。显见，广义地说，这是从大运河遗产所含工程技术价值的多少来衡量的。
当然，类以下还要再分，大运河工程遗产按照地区一朝代一水利作用往下分，大运河工程相关性遗产按照地区一朝代一服务途径(河道管理、漕运管理、船舶、财政、仓储等)往下分，大运河衍生遗产则先按地区，然后按城镇、行业、祭祀、地貌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再进行细分。
三、大运河遗产分类与申遗：工程性是确定大运河文化遗产类型关键所在
近20年来，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概念，主要有文化景观、遗产运河、系列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强调遗产中人类和自然相联系的要素，遗产运河强调作为遗产的运河的技术价值，系列遗产强调不同遗产的同质性，文化线路则强调交通线路的文化交流价值。虽然，一些专家认为，将中国大运河套用这些概念的定义和标准，都会带来不尽如人意的遗憾。但要申报世界遗产，就必须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文件来办。由于文化景观是与生物多样性关联在一起，这样，大运河与它无缘。但大运河显然同时符合遗产运河、系列遗产、文化线路的条件，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找一个最符合的形式，所谓最符合，一是最符合哪一个概念就按照那个概念申报，一是按照哪个概念报容易通过就照哪个概念报。
2009年6月22日至30日，第33届世遗大会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召开，在系列申报上的新信息是，尽管系列申报有较多的遗产点可能构成一种对遗产价值的强烈表述，但同时也增加申报的复杂性和难度，特别是当专业咨询机构对每一个构成这一申报的遗产点进行价值评估、真实性、完整性评估和比较分析的时候，可能由于一个或几个遗产点的问题，而影响整个申报工作。如果大运河申遗是按照系列遗产申报，由于大运河遗产中遗产数量极多，我们从中选取10至50个作为系列申报，若此系列中的个别价值评估不过关，会给整个申报拖后腿。因此，我国不能在大运河申遗上搞系列申报。
另外，在这次大会上，还反映一个信息，人们已不仅仅把景观环境作为遗产的外部背景，而是将遗产的文化价值、遗产地的精神延伸到景观环境当中，景观环境已经成为遗产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遗产完整性的重要内容。大运河全长1782公里，南至杭州、北达北京，把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时间不长，周边已有不少“运河小区”之类与申遗不符的区段，要把此类环境完全恢复，难度大，三、四年内清除不容易做到。从这点看，由于遗产运河强调运河的技术价值，像清口运河渡黄、高家堰“蓄清敌黄”、宿迁淮安段“束水攻沙”等，诸如此类许许多多，同已经成为世界遗产的一些运河相比，其工程技术价值远在其上。
田忌赛马，以长克短。凭借大运河极具工程技术价值的明显优势，按照“遗产运河”概念去申报世界遗产，应该说是明智之举。根据各组成部分与大运河遗产工程性的“亲疏远近”，将大运河遗产分类，自然是最符合申遗要求的。
四、从大运河遗产工程性出发有利于整体连贯地阐释、展示大运河文化遗产
京杭大运河历史之长、流域之广，所包含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多毋庸重述，如何将这些遗产更好地展现给参观者，如何通过展示更深刻地体现运河的伟大价值，这是专家学者一直思考的问题。一些人提出“整体连贯地展示大运河文化遗产”，“建设综合性的运河文化博物馆”的主张，笔者大为赞同。
自然遗产的价值篇7
关键词:工业遗产;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估
abstract:assessmentofthetourismvalueofindustrialheritageisthebasisofmakingdevelopmentstrategyofindustrialheritagetourism.throughanalyzingthedomesticandforeignsituationofprotectionandthetourismdevelopmentofindustrialheritage,thearticleelaboratesbasicprinciplesoftourismvalueassessmentofindustrialheritageandbuildstheevaluationindexsystemfortourismvalueofindustrialheritage.theseevaluationindexesaremadeupof4higherindexesand14specificindexes.basedonthis,andcombiningtheorywithchinesepractice,thearticlebringsforwardnewtacticsofindustrialheritagetourismdevelopment.
keywords:industrialheritage;industrialheritagetourism;valueevaluation
近几年,围绕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成为有关方面热议的话题。www.133229.co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工业遗产的界定是:工业遗产不仅包括磨房和工厂,而且包含由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效益和工程意义上的成就,如工业市镇、运河、铁路、桥梁以及运输和动力工程的其他载体。[1]一般来说,工业遗产可大致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理解:广义的工业遗产包括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业、加工业、采矿业等年代相对久远的遗址,甚至还包括一些史前时期的大型水利工程和矿冶遗址;狭义的工业遗产是指工业革命后的工业遗存,在中国主要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留下的各类工业遗存。[2]中国自开埠以来,国外资本工业兴建的近代工厂、洋务派官员以及民族资本家兴办的中国民族工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都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工业遗产,它们构成了中国工业遗产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传统工业或迁离城市,或“关、停、并、转”,留下了很多工业旧址、附属设施、机器设备等工业遗存。[3]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这些工业遗存面临着许多问题:是作为工业遗产加以保护还是作为废弃遗物而拆除?如何保护?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怎样?等等,已经摆在政府、企业与学术界的面前。[4]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ih)于2003年7月发表的《下塔吉尔宪章》指出:工业遗产不仅拥有社会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而且还具有审美价值和稀缺性,并建议,政府应该通过促进工业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来积极阐释工业遗址的意义和价值。[5]在西方,遗产旅游(heritagetourism)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说法,其含义与我国的历史文化和文物古迹的旅游观光相当。[6]因此,工业遗产旅游(industrialheritagetourism)应该属于文化遗产旅游和工业旅游的范畴。
对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欧美国家开展的比较早。英国从工业考古到工业遗产的保护,再把工业遗产作为旅游吸引物,开创了工业遗产旅游的先河。[7]近些年在我国国内也有了一些成功的范例。有学者曾将这些工业遗产开发利用方式归纳为:主题博物馆模式、公共休憩空间模式、创意产业园区模式、与购物旅游相结合的综合开发模式、工业博览与商务旅游开发模式等。[6][8]实践证明,把工业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开发,不但是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那些寻找转型和再生之路的老工业区及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出路。然而也必须看到,工业遗产旅游是一种从工业考古、工业遗产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形式,人们对工业遗产的旅游价值还存在许多片面和模糊的认识。事实上,不是历史上所有的工业资源都属于工业遗产,也不是所有的工业遗产都具有旅游开发价值。在我国,认定的工业遗产应是在不同时期某一领域领先发展、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富有中国特色的工业遗存。[9]进行旅游开发的工业遗产除了需具备一般工业遗产所共有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技术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具备足够的市场价值和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及休闲娱乐功能。科学判定工业遗产的旅游价值是搞好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必要前提,建立有效的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价体系也自然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一、工业遗产旅游价值的评估原则
(一)旅游市场导向原则
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开发必须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挖掘旅游资源潜力,开发出能满足市场需要,具有竞争优势,富有特色的旅游产品。汲取我国生态旅游开发的教训,必须防止工业遗产旅游被泛化和滥化的做法。在有些人的眼里工业遗产可能就是些废铜烂铁,是破旧的厂房和荒芜的世界;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工业遗产可能就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因此,本文认为,进行工业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估,首先要分析其旅游市场价值,研究其客源市场区位特点、市场需求规模、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以及工业遗产地与客源地之间的交通联系等特征。在本文的评估体系设计中,从供求两个方面分析工业遗产所具有的旅游价值,力求提高对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指导作用。
(二)综合性与主导性结合原则
工业遗产是个复杂的体系,曾经长期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能,涉及工业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科技、艺术等诸多因素。[10]在对工业遗产价值评估时,必须做到综合分析,选取的价值因子应能够全面反映其主要的价值属性。同时,影响工业遗产旅游价值的因素很多,也不可能一一选取,还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注意突出对旅游需求有直接意义的,具有代表性的价值因子。本文在突出工业遗产市场区位价值的基础上,从历史文化价值、科学技术价值和旅游审美价值三个角度对工业遗产的旅游价值进行评估,力求从供给上集中体现工业遗产价值的旅游属性。
(三)整体性原则
工业遗产的旅游开发是要将工业遗产形成过程中的所凝聚的全部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甚至审美和情感等信息转化为旅游资源,通过对旅游活动的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的设计,形成旅游核心吸引力和具体的旅游产品,以达到愉悦旅游者身心,丰富其旅游体验的目的。旅游者高质量的旅游生活来自于对旅游过程的完整体验,工业遗产旅游价值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工业遗产本身,还与所在城市、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社会秩序、政治人文等要素密切相关,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旅游资源的组合特点等形成联系,从整体上把握好这些特性,对科学保护和利用好工业遗产,发挥其独特的旅游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四)等级系统原则
工业遗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从规模等级上可以有工业遗产景观带、工业遗产城市、工业遗产地段、工业遗产构筑物和可移动的工业遗产设施设备等内容。不同等级的工业遗产有着不同的旅游价值,其旅游开发方向及重点领域也不同。如,工业遗产城市的评价要注重形象指标的设计,工业遗产地段的旅游价值要突出旅游环境的整体性,而对于工业遗产构筑物的评价更强调其自身的历史文化、科技及审美等方面的价值。工业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价必须贯彻系统原则,依据不同等级系统的工业遗产特点,尽可能设计不同的评价指标,以科学反应工业遗产旅游价值的实质。
二、工业遗产旅游价值的评估体系
(一)工业遗产旅游价值的评估系统
本文依据上述评价原则,并以工业遗产地(工业遗产地段及其构筑物)为评价对象,设计了由4个大类指标和16个类型指标所构成的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的具体涵义做了必要的解释,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二)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不同于其他文化遗产,更与现代城市主题公园、自然遗迹等形成明显差别。工业遗产的旅游开发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是一项系统工程。针对工业遗产的旅游价值体系,结合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实际,本文认为,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工作必须首先要找准市场,根据市场需要,挖掘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潜力。突出工业遗产旅游特色,并通过整体开发和联合开发等途径,提升工业遗产旅游的竞争力。
1.找准市场
工业遗产旅游不是简单地将“工业遗产”与“观光旅游”相组合,而是把早期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人工场所、建筑和景观等工业遗产与旅游发展诸要素有机结合,使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得到身心的愉悦与放松。[11]作为旅游资源的工业遗产具有特殊的吸引向性,而且不同的工业遗产其吸引向性也不同。比如,从旅游消费者的年龄结构上说,参加工业遗产旅游的包括藏有怀旧情结的中老年人,有追求时尚、热衷于浪漫艺术生活的青年人,也有为感悟工业文明魅力,丰富文化知识而旅游的少年儿童。不同的工业遗产地所体现的旅游市场价值不同,进行旅游开发首先要分析整个旅游市场的需求特点,在细化市场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市场定位,开发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并通过有效的营销方式,提高市场竞争力。
2.突出特色
特色是旅游资源的灵魂,突出特色是旅游开发的生命线,这一点对于分布广泛,在规划布局、建筑风格和景观特征上有着较高雷同性的工业遗产来说更是如此。工业遗产饱含着大量的有价值的历史记忆和工业生产、建筑、美学及其他人文信息,是城市个性的一个有力的注解。历史城市的魅力少不了重要历史建筑的支撑,工业城市的魅力也少不了独特的工业建筑及其景观的支撑,但它们要与时代特色相结合才能长盛不衰。为体现工业遗产旅游的独特性,必须深入发掘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在众多工业遗产旅游价值中找到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价值因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旅游产品的创新设计和营销推广。工业遗产旅游发展较早,也较为成熟的欧美国家的经验就是有力的明证。
3.整体开发
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同城市建设及整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工业建筑遗产也是历史建筑,是延续城市文化的载体。[12]只有作为延续城市文化的历史建筑,工业遗产才可能生存下去,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解决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之间矛盾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改变对工业遗产的价值理念,运用整体思路解决部分问题,通过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专项规划并将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同时把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同城市建设、文化教育、社区发展、环境整治和解决居民就业等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业遗产的综合价值优势,以提升工业遗产保护的水准和效力。
4.注重联合
工业遗产旅游既是文化遗产旅游的组成部分,又是工业旅游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与其他旅游资源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关系。单一的工业遗产旅游项目很难形成规模优势和轰动效应,必须通过联合,将其镶嵌在区域旅游系统之中,通过联合市场开发、资源互补和组合包装旅游线路,打造区域旅游的整体优势。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工业遗产景观带的旅游开发,组成跨区域的工业遗产旅游项目,如“大运河沿岸工业遗产旅游带”、东北“哈大铁路沿线工业遗产旅游带”等。各工业遗产城市也要本着区域联合、整体协调的思想,积极打造具有差别意义的工业遗产旅游城市形象,通过与其他城市的联合开发,在差异中找寻优势,在互补中求得发展。
参考文献:
[1]田燕,林志宏,黄焕.工业遗产研究走向何方——从世界遗产中心收录之近代工业遗产谈起[j].国际城市规划,2008(2):50-54.
[2]单霁翔.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n].中国文物报,2006-06-02(1).
[3]董茜.从衰落走向再生——旧工业建筑遗产的开发利用[j].城市问题,2007(10):44-46.
[4]阙维民.国际工业遗产的保护与管理[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523-534.
[5]张金山.国外工业遗产旅游的经验借鉴[j].中国旅游报,2006-05-29(7).
[6]李蕾蕾.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j].世界地理研究,2002(3):58-65
[7]文可馨.城市工业遗产能否成为“旅游大餐”[n].中国旅游报,2006-12-13(11).
[8]叶瀛舟,厉双燕.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经验及其借鉴[j].上海城市规划,2007(3):50-53.
[9]冯立.关于工业遗产研究与保护的若干问题[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8.
[10]刘伯英,李匡.工业遗产的构成与价值评价方法[j].建筑创作,2006(9):24-30.
自然遗产的价值篇8
关键词：文化线路；保护；规划
abstract:thethesisanalyzesthe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contentsandvalueof“culturalroute”.onthisbasis,itputsforwardthestandardandconceptabouttheplanningoftheprotectionof“culturalroute”,namely,(i)determinationoftheobjectiveandvalue;(ii)frameworkofthecontentsofplanning；(iii)protectioncontrolmeasuresoftheplanning.
Keywords:culturalroute；protection；planning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7-10（4）
作者简介：王景慧国家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一、文化线路的概念
2008年10月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文化线路”的定义最初是在1994年“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上被正式提出的，当时将文化线路称为“遗产线路”（heritageroutes）。
1998年，iComoS在西班牙特内里弗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CiiC）。2002年马德里CiiC科学会议明确了文化线路作为一项特殊的文化遗产，消除了文化线路与文化景观的概念混淆。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操作指南》的修订稿中加入了文化线路的内容，将其与文化景观、历史城镇、运河遗产共同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特殊类别。2005年在西安召开的iComoS第十五届大会将“文化线路”列为讨论议题。2007年制定了《文化线路国际》的草案。
此前，许多国家正在积极研究独立申报文化线路类遗产的方式和策略，若干跨国的大型文化线路，如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SilkRoad），纵穿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的“印加皇家道路”正在研究。
《文化线路》认为，“文化线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发展的一个成果，这一新概念显示出对文化遗产认识观念的演变，它将概括文化遗产涉及自然、文化和历史环境几方面的关系。为此，《》指出，将文化线路看成一个新的概念并不与文化遗产现有类型，如历史遗址、城镇、文化景观和工业遗产等相矛盾，它们可能存在于特定的文化线路之内。文化线路只是将这些范畴包括在一个联合系统中，提升它们的意义。这样，“文化线路”的概念需要通过新的方法来理解，它是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认为，文化线路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名类，也是认识文化遗产价值的一种方法，同时，它必然会促进保护规划方法的更新与发展。
“文化线路”的定义也规定：它要反映人们在物资、思想、知识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交流要在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上都有所体现；它要集中在一个动态的历史、文化系统之中。
从《文化线路》看，“文化线路”有三个特点：
1．通过不同地区、民族间的人和物资的交流，反映了文化的交流。
2．经历了历史上的较长期的演变和积累，反映出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影响，而且形成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
3．“文化线路”的遗产资源极其丰富和多样，包括了诸如古迹、考古遗存、历史城镇、地方性建筑、非物质遗产、工业和技术遗产、公共工程、文化和自然景观、运输工具等多种内容，所以它们的研究和管理就需要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并且不断丰富历史、文化、技术和艺术知识。
按我的理解，文化线路内容应当包括三个方面：
1．自然要素，它产生于自然或文化的背景中，并对其产生影响，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丰富多彩的新的文化因素。
2．物质要素，包括交流线路的本身，还包括与线路功能相关的其他物质遗产。包括海关、要塞、货栈、旅馆、医院、市场、码头、桥梁，交通工具或其他设施，以及与生产贸易有关的诸如城镇中心、文化景观、圣地、礼拜和祈祷场所等。
3．非物质的要素，文化的重大交流不仅通过物质的、有形的东西来体现，还可以通过精神和传统来体现，它们见证了这条线路沿线的民众交流和对话。非物质遗产是理解文化线路遗产价值的基础，物质要素必须要与其他非物质特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文化线路的价值呢？
文化线路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它的意义，它的整体价值大于各个部分价值之和。这个特性极大地影响到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各处遗产单独评估，它们的突出普遍价值可能并不显著，若以其线路作为纽带从整体上分析就会发现其价值和意义。
文化线路与周围环境密切相关，它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线路的走向，影响线路的发展，因而文化线路的不同部分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与特色，这造就了文化线路的丰富和多样。
文化线路的非物质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地段的物质遗存没有得到切实保存，仍可以通过非物质因素来证明它的存在，这些地段也就构成了文化线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对于仍在使用的文化线路，应保持其动态功能，这就需要合理对待加入其中新的元素，对这些维持、延续功能的新元素要用新的观念来判定它的遗产价值。
二、文化线路的保护规划
“文化线路”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因此，保护对象的确认、保护措施的把握、管理制度的制定均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存在差别。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规划标准，对于包含很长距离的文化线路来说，要依据的实际情况，制定全线路（跨地区）的整体保护规划，也可能需要制订分地段的保护规划，还可能需要分专业的专项规划。
“文化线路”的保护不应是孤立地保存每一项遗存，而应重在它们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在文化体系、历史链条中去认识它的价值，找到相应保护的措施，提出保护、利用、展示的方案。这种类型的保护规划对城市规划来说显然是一种吸引人的挑战，可以调动城市规划体系中各层次的规划技术和特长，创造一种新的综合规划方法。
第一，保护对象的确定和价值认定。
要按“文化线路”的概念重新审视和挖掘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以此来确定保护的对象。如“丝绸之路”正在以“文化线路”的名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批确定了48个点为申报对象。我想为确保申报成功，首批少而精也是必要的，但作为完整的“丝绸之路”文化线路，需保护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它应该包括：起讫点及沿途重要城市的遗产，如汉长安城遗址、唐长安宫殿遗址、河西走廊上的城址（交河、高昌、楼兰）以及各种城乡建筑遗存；沿线的各色陵墓；防卫设施，如长城、烽燧、城堡；交通设施，如道路、驿站、客舍、马房；宗教建筑，如佛教寺庙、伊斯兰教清真寺、石窟寺等；历史性的自然景观，反映丝绸之路文化的历史文学作品的意境环境。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有历史意义的自然景观，有很多是文学作品，至今脍炙人口，它描述的如火焰山、戈壁滩、胡杨林等虽然是自然景观，却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可称是历史性自然景观，它们是文化线路的背景环境，也应在保护之列。
丝绸之路的非物质遗存也十分丰富，它和物质遗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可以帮助认识物质遗存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显示物质遗存之间的联系。比如沿丝绸之路传播来的音乐、饮食、服装、文字和宗教等文化习俗，证实了其间的文化交流；描绘丝绸之路的文学作品、传说、故事都可以寻找到它们的物质载体。
又如“大运河”，它也在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各个时代的文物古迹虽完好程度不一，但放在“大运河”的体系之中就显出重要的整体价值，为此，需保护的内容也应有多个方面，按照国家文物局组织制定的《大运河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大运河遗产包括，水利工程：河道、水源、水利工程设施、航运工程设施、运河管理机构；与运河相关文献档案；与运河相关遗存：各类文物古迹运河城镇和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与景观环境。
分析大运河文化遗产，我们可以看出，这类遗产不是横向各个遗产要素的组合，而是纵向各个要素的叠加，“文化线路”是多层次的复合型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文化遗产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即本底的层次，是自然环境，包括山体、河湖水网，是运河形成的环境；第二层次是运河工程，包括人工河道、水坝、船闸、纤道、桥梁、码头，是运河遗产的基础；第三层次是城乡建筑，包括寺庙、衙署、官邸、仓库、集市及城乡居民点，与第二层次一起共同构成运河遗产的本体；第四层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节庆及其文化场所，也应包括运输及造船方面的传统工艺（见右图）。它们叠加升华，提升了各个要素的价值，形成了内涵深邃、丰富多彩的“文化线路”型文化遗产。
第二，保护规划内容框架主要包括：
（1）整体层次的保护措施，制定整体保护的原则和要求；
（2）遗产本体的保护，划定保护区和必要的缓冲区；
（3）展示与可持续利用；
（4）环境保护，污染治理；
（5）生态及其自然景观的保护；
（6）沿途工程设施的规划建议；
（7）区域规划、城乡规划的指导意见；
（8）有关文化线路的整体管理规定。
《文化线路》专门提到“文化线路”历史环境，《》说，自然或城市、乡村的环境，使文化线路具有独特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要素，这对文化线路的理解、保护和利用非常重要。对文化线路的保护和修缮，需要对其周围环境的历史、自然和文化特征有深入的了解。任何必要的干预都必须尊重其特征，不能扭曲传统的自然或文化景观。以此原则划定缓冲区，以保证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些，也特别需要我们在规划中予以落实。
第三，保护规划的保护控制措施。
保护措施需要有现行法律、法规、规范的依据，对不同类型的遗产要与相应的法规相呼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符合“文物保护单位”条件应按“文物保护单位”的方法予以保护的，按《文物保护法》的要求，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办法》为依据，提出保护要求和措施。
对适合以“历史建筑”的名义进行保护的，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管理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要求，提出指令性的管理措施。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历史文化街区各种建筑分类保护的规定中有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
历史性城镇、历史文化街区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为依据，提出保护要求和措施，这方面的规划方法已比较成熟，可以纳入城市或村镇规划，实施规划管理。
城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方法已有所提及，主要是保护其文化场所。在这些地区的展示规划中，要用城市设计的方法很好地组织历史元素和现代功能，既保护好文化遗产又在城镇的现代生活中发挥作用。
全线范围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涉及文化线路的历史环境，要特别予以关注，要按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方法提出要求，城乡规划区以内的，纳入有关地域的城市或村镇规划，实施规划管理。
全线范围的非文物线段及原有或新建工程设施，按区域规划、城市规划方法提出指导性建议。区域规划的内容本来就包括有城镇布局、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保护等几个方面，城市规划的编制办法也规定要在规划区范围内划出“已经建设区、适宜建设区、有条件地可建区、禁止建设区”。这些都是“文化线路”保护规划可资利用的指导或控制措施。
自然遗产的价值篇9
[关键词]税法；公平价值；效率价值；非稳定性
“对税收目标的判断选择实际反映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物质利益、终极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争议。其中效率价值优先无疑是代表了工具理论优先、物质利益优先、功利主义优先。平等价值优先则是提倡价值理论优先、伦理原则优先、终极价值优先。”这就决定了在税收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会对税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有不同的偏好。20世纪末期以来，最适课税理论越来越成为各国优化和完善其税制结构的理论依据。最适课税理论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促使各国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尽力构建经济合理的税制体系。本文旨在理论上厘清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具体分析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以期对我国税法的理论建设和现实立法有所裨益。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理论考辨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渊源
税法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指国家以立法形式设置和征收某种税能否满足公平或效率需求，其体现了立法者所追求的价值。历史上，税法公平、效率价值多以税收基本原则的面目出现。威廉·配弟在其《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平”、“简便”和“节省”等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随后，尤斯蒂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18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19世纪后期，阿道夫·瓦格纳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到20世纪，经过萨缪尔森等对其进一步阐述，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税法价值表述，如平等、公平、中性、经济等。尽管其总结归纳的名目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包括“公平”和“效率”两个基本原则，或者将“公平”和“效率”作为税法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可见，公平、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的核心，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税法都必须具备其中之一，才能称之为合理的、正当的税法。
(二)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概述
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由税法作为法律范畴的特性和其固有职能决定的”。公平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和最高价值目标，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包括两种公平：一是横向公平，指对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同等征税，这种公平也被称为税法的形式正义原则；二是纵向公平，指对不等经济地位的人实行差别待遇，抑制经济地位高的而照顾经济地位低的，不同支付能力的人不等纳税，收入多的人税负重，收入少的税负轻。爱泼斯坦认为“可以用税收来重新分配财富”，所谓税法的纵向公平就是“分配正义”，即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实行不同的干预才算得上是公平。
税法的效率价值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由此看来，其包括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由于行政效率属于行政法学研究的范围，故本文不予考察，本文只考察税法的经济效率，即税收法律制度应为促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中性税收制度，税收的课征应当尽可能避免对经济造成额外负担。
(三)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
1、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原因。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所以具有非稳定性，主要是因为税法功能位阶秩序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必须根据具体的税种和具体的社会背景才能最后确定。这就导致税法的价值体系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稳定性而处于相应的不确定的位阶上，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税种的情形来把握。胡泊曼指出：“各种价值不仅有不同的‘高低阶层’，其于个案中是否应被优先考量，亦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一种‘较高’价值可能必须对另一‘较低’价值让步，假使后者关涉一种基本生活需要，而假使不为前述退让，此生活需要即不能满足的话。”
2、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矛盾的统一体。税法的公平价值在于保障国家对个人财富在公民之间的平等分配，但这种对平等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达到在所有分配上的绝对平等，因为绝对平等将导致个人能动性的丧失，社会会因此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在社会分配中保持一定的张力是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需要税法的效率价值予以保证；同时，税法追求效率价值也只能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全面发展。事实上，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在多数情况下有利于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反过来，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也与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并行不悖。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基本财富的平等分配，同时也意味着个人拥有更多的利用自身权利的能力。
3、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在我国税法中的表现。一方面，从具体的税种可以看出其不稳定性。如在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等财产税中，其价值体现为再分配的公平价值；而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印花税等流转税和行为税中，更侧重于税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非稳定性还表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态势下对税法的适当调整。主要表现在贯彻国家的某项特定的政策，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始于1983年，在控制自筹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自1998年以来，我国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与此相适应，1999年下半年我国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自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二、ca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实证研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
如前所述，税法以“收入再分配功能”为核心的“公平价值”和以“经济运行的效率”的“效率价值”不是并行的关系，而是有先后顺序和强弱之分。即“公平价值”是一种“强价值”或“普遍价值”，是税法追求的终极价值；“效率价值”是一种“弱价值”或“片面价值”，是税法在一定经济形势下的权宜价值。两种价值的位阶也并非永恒不变，它会随着具体税种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而变化。在这方面，美国遗产税法的历史发展可以说是立法者在税法“公平”和“效率”价值之间反复博弈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21世纪以前的美国遗产税法以公平价值为首要目标
现行美国遗产税法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外部战争和内部的动荡不安时期，立法者们希望通过平等性、公平的价值来谋求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因此设立了旨在对世袭财产进行再分配的继承和赠与征税的遗产税法体系。应该说，其体系的设置、税率结构和纳税义务人等的规定都符合了税法之公平正义要求。
1、它实行的是三位一体的总遗产税制，体现了公平价值。所谓三位一体税制是指在税种体系中，遗产税与赠与税是合并统一征收的，并适用同一税率；而隔代转移税，作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一个补充税种，主要是防止遗产隔代转移以逃避应交遗产税的行为而开征的。隔代转移税的实质就是对财产的转移在每一代都征一次遗产税，以达到与不隔代赠与结果保持一致的目的。这样，不仅对公民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行为进行了再分配，也有效地避免了财产的直接和间接转移中的不公平分配问题，从体系上体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2、它规定的义务人纳税的原则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美国实行的是总遗产税制，即遗产税和隔代遗产税就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价值课税，以遗嘱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为纳税义务人；同样，赠与税是就赠与人所赠的财产的价值课税，以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这种对纳税义务人的规定符合公平价值的要求。因为这样规定决定了作为调节社会成员财产差距的遗产税有必要将接受者作为纳税义务人，从而减少由于家庭出生所造成的市场体系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偶然性基础，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3、它确定的累进税率贯彻了公平价值。(1)累进税率有利于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2)累进税率结构的设置是所得税制的有效补充。首先，美国遗产税实行的17级超额累进税率，弥补了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其次，美国遗产税是对美国个人所得税不予计征的应税所得项目、所得扣除项目和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的补充征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资本收益转移时的征收(美国税法对个人所得的资本收益都采取了低于其他所得税的税率)。因此，作为所得税有效补充的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是税法之公平价值的必然要求。
4、它有利于慈善捐赠行为产生，实现了公平价值。对1982年死者遗产税申报与他们1981年的联邦所得税申报和其继承人1981年的纳税申报的比较研究表明，遗产税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税税率与慈善捐赠行为呈正比关系，即税率越高，慈善捐赠行为发生率越高；二是死亡时的慈善捐赠与遗产税的边际税率联系紧密；三是遗产税对慈善赠与的抵免也鼓励了死亡时和生前的慈善捐赠行为。因此，美国遗产税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现了税法的公平价值。
(二)美国最近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体现了税法效率价值趋向
1、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经济背景。事实上，布什2001年的减税方案和他就任总统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2001年布什就任时，适逢美国经济从历史最长的巅峰跌落，面对这种经济情况，供给学派得以广泛推行。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自由放任政策。他们充分肯定了减税对刺激生产的作用，强调税法的效率价值。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为刺激经济复苏，布什以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每年都推出一个减税计划。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连任竞选中，布什仍反复强调要将他推出的一些减税措施永久化，其中当然包括对联邦遗产税的减免。
2、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内容。过去200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遗产税曾三次开征，三次废止。1916年，政府第四次开征遗产税，延续至今。是保留还是再次废止?美国两大政党各执一词，争论不断。2001年7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大规模减税方案，有关遗产税部分规定从法案生效日起，逐步递减，2001年为55％，2003年为49％，2004年为48％，2005年为47％，2006年为46％，2007年为45％。遗产税将在2010年停止征收一年，但同时又加了一条“夕阳条款”似的补充规定：到2011年重新回到2001年的征税水平。2002年7月，美国第107届国会第二次又提出了删去保留条款、永久取消遗产税的议案，该议案经众议院通过后，参议院进行了表决，参议院表决的结果是54:44，没有达到事先达成的须66票多数通过的协议要求。美国取消联邦遗产税制之争反映了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的两种思潮，也是美国百余年来税收立法思想的两个极端——自由竞争和社会公平哪个更重要?
3、支持取消遗产税的理由。支持者认为遗产税阻碍了自由竞争，不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其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就财政收入角度看，遗产税是小税种。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这一税种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如1999～2003年，遗产税的税收总额只占到国内国民收入(gdp)的0.29％左右。二是遗产税打击了人们对投资、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人们为了逃避遗产税和赠与税，不是减少投资、工作和储蓄，就是增加即期消费。三是遗产税的征收成本较高。以1998年为例，遗产税收入为230亿美元，而征税成本是480亿美元，征税成本高于税收收入多达250亿美元。
可见，由于现今美国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使得税法之效率价值超越公平价值成为美国税法价值的主旨，体现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位阶的不稳定性。
(三)小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税法的公平价值向效率价值转移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美国遗产税今后的发展将遭遇税法公平价值的强烈对抗。主要表现在：首先，现在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很大。而取消对大量集中的财富和权力的一种公平、效率价值约束的遗产税，将扩大富人和普通美国公民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的鸿沟，只能使美国的富人得利，而进一步损害那些人不敷出的穷人的利益。其次，现行的遗产税法对鼓励慈善捐赠行为起着积极作用，废除遗产税将使富人向公益事业捐赠的一大动力消减。最后，取消联邦遗产税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如将去除目前联邦税法中累进水平最高的税收手段，损害非盈利集团的利益，甚至会抑止储蓄、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而且废除联邦遗产税还将造成所得税资本收益的征收漏洞，并将使所得税制度下的避税行为增加，减少财政收入。总之，税法之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正是在这种博弈中寻求平衡点，达到税法的健全和良好状态。
三、税法公平、效率价值非稳定性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初步看到了税法之公平、效率价值具有的不稳定性。重要的是我们应将税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从对规则体系的演绎说明和对原则含义的归纳总结的层次，进一步深入到对价值系统的建构的更高水平。具体来讲，要在立法中恢复税法的价值取向的本来面目，以公平、效率价值为追求的目标，结合国情，针对具体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税种，充分考虑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不稳定性。
(一)新一轮税改是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内在要求
1、企业所得税内外并轨体现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2008年1月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是对我国原来分立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修订后的结果。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律从分立到今天的并轨，反映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原来我国内外企业分离的所得税法是由立法之际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决定的。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吸引外资，推出很多对外企有利的税收优惠政策，意在吸引大量外资，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这种在特定时期，优先考虑税法的效率价值的立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加速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今天的经济环境和过去相比已大相径庭，税负不公也是造成多年来内资企业偷税漏税、假合资、空壳企业等现象层出不穷的诱因；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原来的税制违背了世贸组织的中性原则，也不符合世贸组织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的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税法的公平价值必然应该取代效率价值，引导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立法的前进和发展的方向。
2、增值税转型也要发挥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现行增值税法出台的宏观背景是治理通货膨胀，抑制投资过热。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新项目的固定资产不予抵扣，加大了投资者的税负支出。但是，继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逐步显现，通货紧缩形势严峻。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出成为政府的唯一选择，每年发行1500亿左右的国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砝码。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应将效率价值放置于首要位置的增值税与当时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一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而我们的增值税法却对投资课以重税，这与税法之效率价值所追求的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应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是南辕北辙的，相差甚远。因此，在新一轮的税改中，现行的增值税法结构，必须做根本性调整。在坚持市场经济税收原则的前提下，要把税收政策取向，从治理通货膨胀、对投资征重税这个方向扭转过来，以税法的效率价值作为衡量其优劣的尺度和标准，从而实现增值税的经济调控功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遗产税是否开征应充分考虑税法之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
仅就税法的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本身而言，不可断然言我国的遗产税立法应选择何种公平、效率价值。笔者根据前面对公平、效率价值及其非稳定性的探讨，以及对中国具体国情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税法效率价值应缓征遗产税。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致富者都是创业者，其拥有的财富基本上是以经营性财产为主，按照国际惯例，这部分财产应予以一定的抵扣，因此我国私人财富的拥有量难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此外，开征遗产税会抑制储蓄，长期来看，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下降，鼓励富人进行生活性消费，这不符合我国现在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目标；再有，开征遗产税可能还会带来资金外流等负面影响。因此，在我国正处于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时期，此时提出再分配财富的公平价值为时尚早。
自然遗产的价值篇10
关键词怀安窑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316-（2014）06-0005-1
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别强调指出：“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部门应尽的职责。
怀安“土窑”起源于原始社会有巢氏，经奴隶社会，人们在依山傍水、背风向阳的地方就地取材、用黄土建造土窑，至今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土窑起源于原始社会天然洞窑，后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转变成人工用黄土构建窑洞：其构建特别，不用砖石木料，先以黄土成泥，再以形事辋式之模型，拓就泥坯，干透然后依接后墙，度于左右，板筑窑壁两堵，再以车辋式之泥坯，依次由左向右，即可成半圆城门洞式之土窑焉。高约一丈，门窑俱备，光线亦足，负款不过十元即其造就一屋。在乡次贫者，多所居焉。以其冬暖夏凉价廉而工省也。所畏者，阴雨不睛，多有浸塌之患矣。
通过对怀安窑洞的现状调查，我们不难发现怀安窑洞因其取材的缺陷、工程问题的复杂、工匠的减少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年久失修的窑洞民居面临着消失的命运，张家口市将其列入第一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名单对其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仅仅停留于此就足够了吗？显然是不够的。
文化遗产正在减少并存在消亡的可能性，怎样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更好的为社会服务，笔者认为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1、利用文化遗产宣传教育、开发旅游。目前物质文化遗产流失严重，因此现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展览和宣传作用。另一个目的就是在宣传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又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2传承文化遗产，服务现代生产生活。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使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绽放人类智慧光芒。3、不能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保护者则应当针对开发者的工作给出有效建议，以便开发工作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4、要允许遗产的自然发展但不能人为干预其发展。对此遗产工作者要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不能过度的干预。但是文化遗产的自然发展也要尊重自然归律，不能人为的“拔苗助长”加速其变化，防止“邦子演员穿上歌剧演出服”的闹剧重演。5、通过科学记录的方式保护遗产的现状并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许多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生产力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和农村，当今在这些地方正发生着快速的社会变革。在社会变革中人们思考的往往不是如何保护文化遗产，而是如何摆脱落后文化的束缚。当他们有朝一日过上他们盼望的“幸福生活”时，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传统文化已经消逝，一些与时展“不适应”的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亡。面对这种情况遗产工作者不可能人为的阻碍社会变革，让遗产的传承人选择他们不愿接受的生活。我们应该做的是积极的通过多媒体的科学记录方式保护对于遗产记忆，通过收集与遗产有关的作品、工具保护遗产的现状，并通过改善传承人生活状态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防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于遗产的滥用。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日趋突出，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文化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前提，开发利用则是保护的一种方式。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开发在当前的客观现实下，应相互依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开发价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市场交易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
因为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包涵了历史文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并且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这决定了文化遗产的稀缺性。这两者共同确定了文化遗产的特殊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即收藏时间越久越有价值。正因为文化遗产所具有特殊的经济价值，使得它可以成为用于市场交易的商品。。
旅游资源是一个景区的核心，景区吸引力大小取决于它是否有旅游资源及旅游资源的多少。而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种潜在的旅游资源，可以供游客观赏、学习，具有巨大的开发潜价值。“因为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又是一种历史文化遗存，表现形式与流传方式多样，这些特征使得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将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关键是考量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吸引力。如果文化遗产具有独特性、艺术性、民族性和区域性等特点，就能够对人们产生一定的吸引作用，具备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要求。比如，云南省的许多地方就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旅游产业；山东省潍坊的风筝节也吸引着国内外大量游客”等，这些将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成为旅游资源，增加了当地收入。
基于文化遗产的这两大特点，要想使张家口文物和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长足的发展，我们要立身现实，立身自身的发展优势，对于各类文物有周全的保护以及合理的利用方案。
窑洞不仅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形式，更是一种孕育了张家口坝下浓重的民俗民情、体现了人地和谐发展观的文化形式；作为张家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需要深度开发的重要人文旅游资源。在此基础之上，张家口其它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样要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本课题是张家口市社科联项目，项目号：2013070――以怀安窑洞的建筑文化特色、风格研究为例，探析张家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开发利用的结题成果。
是河北省教育厅项目号SZ132052普通高校建筑学教育与地域宗教旅游资源发展的关系探析项目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