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理论篇1
一、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和逐步形成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有两个重大理论贡献。一是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全国上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关注和认同，成为与全面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齐名的战略目标。二是提出了社会建设这个重要的新概念，适应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把正在进行的各项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建设，作了一个明晰的概括，明确叫做社会建设，从而使上述诸方面工作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理论上有了依据，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未来建设的前景也更加清楚。所以，社会建设的提出，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变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新格局。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明确把社会建设单辟一节，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为四位一体。
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来看，前者是战略目标，后者是重要手段，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通过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建设来实现。
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与社会建设中的社会，虽然是同一个词，但含义不同。“社会”是一个多义词，有三种含义：一是大社会概念，即国家整体。二是二分法，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经济发展之外的领域都归为社会发展。通常讲的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这个“社会”就是二分法的，是中社会概念。三是专属意义上的社会，是小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并论的社会，如四位一体中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是大社会，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是小社会，是第三种含义的社会。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个事实本身既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客观实际，也反映了我们对于这种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有了新的概括，有了突破性的新的认识。最早把我国的建设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是同志在1941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那时的中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是大海，农民占90%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未来作构想，勾勒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谋划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时，还常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为架构。1982年，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时，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从此以后的五年计划，都冠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还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三位一体的布局，但在讲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指出要达到“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加进了社会更加和谐一项。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国家总体上已经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这种转型对于经济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生产力极大提高，经济结构深刻变化，要求社会结构变化与之相协调；经济高速发展，要求社会事业发展与之相配合；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要求社会安定有序。所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的新概念，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十七大则进一步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几年来，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正在逐步形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项新的理论成就。
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社会建设的内涵很广，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实体建设，诸如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环境建设等；二是制度建设，诸如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社会实体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制度建设则使社会更加有序与和谐。
从社会建设丰富的内涵看，十六届四中全会不仅是提出了社会建设这个新概念，而且是提出了社会建设新理论。随着实践的深入，社会建设理论将逐步完善，也会像经济建设理论、政治建设理论、文化建设理论一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
一个国家，最重要最基本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两个结构要协调，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现在，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从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结构转变为工业化中期的经济结构。*年的经济结构是：第一产业占11.7%，第二产业占48.9%，第三产业占39.4%。但是我国的社会结构还是工业化初期的结构。*年我国的城乡结构是56.1：43.9；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占42.6%，非农就业的劳力占57.4%，其中，第二产业劳力占25.2%，第三产业劳力占32.2%。社会结构中的核心结构是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中标志性指标是社会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层）的比重。据调查分析，*年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约占22%，离工业化国家应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差距还很大。总体分析，当今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构，而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存在着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矛盾，这是产生诸多经济社会矛盾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对此，要继续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政策，构建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相协调的社会结构。
（二）社会流动机制建设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已经从一个基本封闭的社会转变为基本开放的社会，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社会流动频率加快，亿万群众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涌现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自由职业者、农民工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产业工人、科技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社会阶层的队伍极大地扩大了，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缩小了。整个国家正在形成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以后致性规则为主现代社会流动机制也正在形成。但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就业、人事等体制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还在限制着社会流动的顺畅进行，致使该扩大的阶层（如社会中间阶层）大不起来，该缩小的阶层（如农业劳动者阶层）小不下去，阻止社会结构的正向演化。所以，通过改革和创新，构建社会流动新体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三）社会组织建设
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社会成员都分属于这样那样的社会组织，许多人同时是多个社会组织的成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指出：“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是指社会民间组织、社团组织。这类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国家比较发达，发挥着社会公益服务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功能，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不足。
因为各种原因，我国现在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还比较少。据统计，到*年9月底，全国共有社会团体17.48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5.14万个个，基金会1057个，共计32.73万个。每万人不到2.5个（美国为52个，法国为110个，阿根廷为25个），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精神，培育和支持各类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的发展。
（四）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
统筹协调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机制，应包含三方面：一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阶层、群体、个人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拓宽民意民求的表达渠道，使社情民意能够畅通上达。要改革创新领导干部和上级机关向下作调研的方式和惯例，使领导干部和上级机关能及时、正确了解真实的下情和民间疾苦。二是要建立新形势下的劳资之间、干群之间、阶层之间、群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协商机制。因种种原因，我国目前的劳资关系还不和谐，工人处于弱势地位，已占产业工人阶层多数的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基本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引发出较多社会矛盾。历史经验表明，应建立政府、资方、劳方三方代表平等对话协商的机制，要有谈判对话的平台，工人、农民工要有组织和代表。三是要建立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排查调处的工作制度。大中城市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密切关注本地各主要阶层、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关系的变化状况，做出分析和判断，及时采取政策和措施，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
（五）社会事业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般把教育、卫生、科研、文化、艺术、体育机构称为社会事业单位，与经济领域的企业单位并称为企事业单位。社会事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关系到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福祉和前途。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面对的是全体民众，所以在国外也称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教、文、卫、体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使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党的十七大专门做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决策，非常正确，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要求，也有利于调整社会结构，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目前，社会事业建设方面欠账较多，同客观需求差距较大，要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精神，一定要把社会建设工作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上，推进社会事业建设要像经济建设一样，必须进行社会事业体制的改革。
（六）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社会的稳定器、安全网。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仿照苏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进行改革。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城镇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的需要，逐步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制。党的十六大以后，在农村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说，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基金不足，社会统筹层次低，城乡差距大，地区间差距也大，这与经济发展和广大居民的迫切需求还不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生活基本生活”的目标，这个任务很艰巨。如何建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标准合理，运行健全，管理有效，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维护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保证国家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亟需抓紧解决的问题。
（七）社区建设
这里讲的社区，主要是指基层政权、基层组织治理形式。解体以后，公社改为乡镇，大队变为行政村，生产队变为村民小组，三级治理的组织架构未变。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民主选择、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少地区搞得有声有色。现在基层组织治理问题主要是在城区。目前像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市以下设区、县，区、县以下设街道、乡镇，街道以下设居民委员会，也称社区委员会（上海把街道称为社区，居委会称小区）。有较多大中城市，因为各种原因，在城区中有很多城中村，街道办事处以下，既有居委会也有村民委员会。像深圳、东莞等城市，实有居民已超过1000万人了，但相应的基层组织还未建立起来。
全国*多个县（市）政府所在地，在上世纪80年代一般只有几千人，多则也只有上万人、几万人，多数是通过城关镇，同管理农村一样管理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有很多县（市）城区，已形成几万人、十几万人乃至二十万、三十多万人的规模了，但是基层的组织建设、社区建设都没有相应建起来，很多还是通过城关镇兼管，还是农村式的管理。这也是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的主要原因，这种状况亟需改变，要通过社区建设，把城市基层组织建设完善起来。
（八）社会安全体制建设
国家要长治久安，人民要安居乐业，必须要搞好社会安全体制建设。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社会矛盾，现代工业社会是开放的多元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社会矛盾更多、更复杂。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权益、化解社会矛盾、预防惩治犯罪、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是社会安全体制的主要任务。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安全体系，创造了诸如群防群治、专群结合、综合治理等做法，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在实现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现阶段，单靠增加警力、多安装摄像头等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社会利益矛盾凸显、社会冲突多发的背景下，如何做好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权益的工作，特别是要在完成这个新任务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设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安全体制，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
（九）社会管理机制建设
社会建设理论篇2
关键词：社会管理；智慧社区；科学构想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120-02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同时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科学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城市化建设的加快，智慧城市的理念开始兴起，相应的，智慧社区的理念也开始兴起，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城市信息化的进程。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我国各地开始广泛地推广和应用起来。虽然智慧社区已经在外国有了多年的发展历史，但是由于其本身仍然属于一个较为新颖的领域，所以对于智慧社区的建设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本文主要对智慧社区的建设进行研究分析，做如下蟾妗
一、智慧社区的特征分析
智慧社区是社区不断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社区管理开始步入智能管理时代，是社区管理甚至是社会管理的跨越式发展。智慧社区的出现不仅能够使居民享受到更加优质的社区服务，还能够进一步促进城市化建设，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笔者主要从三个角度对于智慧社区的特征进行概述分析。
（一）智慧社区的社会治理特征
智慧社区的创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区内各个主体之间的和谐运行，而社区主体主要包括有社区普通居民、社区内服务人员和组织、社区管理人员和组织等，这些主体之间通过智慧社区的建立可以实现围绕社区服务的一种和谐状态。在智慧社区的运行当中，社区的管理组织对其他主体实现社区管理，维持社区内的社会治理，同时管理组织也是社区的服务人员，为社区的和谐共处提供帮助。
（二）智慧社区的信息化特征
智慧社区与传统社区管理不同之处就在于，智慧社区是一种基于现代化信息技术的社区管理系统，其包含信息化承载平台，是一种信息技术的应用集合。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再加上人们对于社区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逐渐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社区管理，开始要求更加方便、舒适的社区管理形式。智慧社区拥有的高度信息化的传输功能满足了这一需求，信息化技术开始广泛地走入社区管理。目前来说，由于信息化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更新，智慧社区的信息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智慧社区在发展当中更加注重社区内对于人们生活的管理的信息化改革，从而实现人与社区的互动，使居民获得更加良好的社区服务。
（三）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体现
智慧社区的建设是城市智慧化的表现形式，也是智慧城市的缩影，城市就像一个集合体，只有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实现了智慧化，城市才能够真正地实现智慧化。智慧社区是城市智慧化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的追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城市体系已经逐渐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一种智慧化城市正在完善和建设当中。智慧社区的建设可以推进智慧城市的进程，除了智慧社区，同时智慧交通、智慧校园、智慧医院等一系列的智慧化建设需要进行逐步的完善和改革，从而通过各项智慧化建设来最终实现智慧城市这一目标。
二、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当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智慧社区在我国兴起，许多城市在建设当中都开始引入智慧社区的理念，加上学术界对于智慧社区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智慧社区建设近些年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同时我国对于智慧社区的理论研究也更加深入。但是，智慧社区在我国的发展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智慧社区的进一步发展。
（一）概念不明确，没有统一的系统建设规划
由于智慧社区是一种近些年出现的新理念，这种管理理念在国内外都还尚未完全成熟起来，仍然处于一种发展的阶段。对于智慧社区，政府、社区、居民等都对其有着不同的认知，许多城市在进行智慧社区的推进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智慧社区的理念理解并不透彻，甚至许多城市都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智慧社区的建设。这就导致我国许多城市在进行智慧社区的建设当中缺乏统一的规划，甚至对于智慧社区的理解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所建设的智慧社区自然是不够完善，其内部结构以及相关体系难以形成规范化，对于其他智慧社区的建设也难以形成参考意义，这就导致了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智慧社区的特殊现象。
（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近些年，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不断加快，但是由于我国国土面积辽阔，经济发展并不均匀，许多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城市化建设水平也不高。而这些城市当中的社区建设相对比较滞后，对于智慧社区建设的必要的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社区有线无线网络等覆盖尚未完全。另外，我国对于智慧社区的建设管理也比较落后，尚未形成规范化的智慧社区管理，智慧社区建设没有相关标准的约束与指导，同时也没有相关的评价标准。因此，导致智慧社区建设的必要条件相对缺乏，建设难度大，信息共享难度大，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也不够密切，许多所谓的“智慧社区”难以实现真正的“智慧管理”。信息化程度不高导致我国的智慧社区建设当中缺乏社区服务平台的建设，导致社区服务能力下降，难以实现智慧社区的功能。
（三）缺乏相关专业人才
智慧社区是一种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社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方面的人才越来越重视，我国不断加强这方面的人才培养，许多高效开设了相关专业，各种培训机构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智慧社区建设所需的人才不仅包括信息化技术人才，还包括智慧社区的建设人才、管理人才以及服务性人才，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的智慧社区仍然缺乏许多关键性人才，尤其是随着智慧社区的建设，相关人员对于智慧社区的核心技术缺乏经验，以及管理人员的管理经验不足都导致了智慧社区的进一步建设受到阻碍。
三、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科学构想
（一）强化智慧社区的标准化建设
智慧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建设类型，并不是仅仅引m几个口号、几种设计就能够实现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的。应当明确智慧社区的建设理念，制定相关的标准，要在政府的统一建设框架下对智慧社区进行规划，指导智慧社区的建设。因此，各级政府应当对智慧社区进行统一的框架规划，明确社区建设的工作方案，确定建设目标和任务，对各个部门所负责的任务以及所需承担的义务进行统一规划落实，从而实现对于智慧社区建设的指导。应当加强智慧社区建设当中各级部门之间的协作性，建立科学的合作机制，同时应当充分考虑智慧社区的信息化特征，建立信息化共享平台，打破传统的“信息孤岛”现象，加强智慧社区之间的合作交流。
（二）强化智慧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智慧社区建设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对于社区内信息化技术的建设完善，针对目前存在的社区内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问题，应当综合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实现对于社区信息化的优化升级，建立社区间的信息共享服务平台，从而为社区内的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社区服务。大力推进社区内信息技术建设，为智慧社区的建设提供技术基础支持。要加强社区内无线网络、有线网络、局域网、物联网等多种网络信息建设，使社区能够得到全面的网络覆盖。大力推进新技术在社区建设中的应用，例如现代化的信息采集技术、无线定位技术等。
（三）强化智慧社区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联系
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建设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须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基础和总方向。因此，智慧社区的建设应当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总框架下实现对于社区居民的服务，社区内的各种建设都应当满足智慧城市建设的需求，例如社区的安防体系应当以智慧城市安防体系的建设为标准，进行现代化监控设备的安装与分布。同时，应当建立标准化的智慧医疗体系，要对社区居民进行统计，建立起智慧社区居民医疗管理体系，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打造居民医疗数据库，实现社区的智慧医疗体系。智慧社区的建设应当紧扣城市建设的主题，从而最终实现智慧城市的发展。
四、结语
智慧社区建设作为近些年来社会管理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我国的社会管理建设以及城市化建设当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对于提升社区管理以及社区居民服务体验具有重要的作用。智慧社区的发展虽然遇到了许多问题，但是随着其理念不断完善，管理技术不断成熟，智慧社区必将在未来的城市化建设当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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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理论篇3
[论文摘要]当代人学理论建设,要求在学理层次上全面论说“以人为本”的建设人本身的求解思路,强调社会发展以人而不是以物为中心的建设人本身的目标导向。逐步达到以人为本,追求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统一和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的统一和谐,自由全面的发展与外部约束的统一和谐,物质与精神的,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和谐。
当代人学理论,为探究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性本质提供了纵深依据。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和境遇,而人学理论的焦点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即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世界是“为我”的,所以归根到底是人本身的建设问题,这恰恰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性本质直接同一。
“建设人本身”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性所在。追求社会和谐与人的自我发展完善,始终是哲学的一种人学境界。
一、历史上的思想家对人的阐释
自古以来,哲学的发展一直与人的问题连在一起,中外各派哲学家都以某种方式关涉到人。古希腊人很早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等哲学命题。尽管当时人学还不可能成为哲学的直接主题,当时的哲人们更多探求的是构筑现实世界的“最后一块砖瓦”,“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但却蕴藏着深沉的人学动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颂扬人的人道主义潮流,人性论和知识论渐渐成为哲学家们不可分割的研究主题。
进入近代之后,康德在哲学上实现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人是目的”是康德的三大道德律令之一。康德把人的主体性置于突出位置,这一点正是众多当代西方哲学家人论、人学基本观点的思想渊源。在17、18世纪的欧美各主要国家,人的问题研究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所谓“人类解放”、“天赋人权”等,成了启蒙学者们激励自己、唤醒民众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由此,人类进入了认识社会、认识自身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以宏大的哲学观和辩证法所阐释的人的劳动本质问题、人的自由问题以及人的生存方式(即需要、劳动和享受三个环节),尽管被注入了唯心论的性质,但仍具深刻的启示,以至使之在哲学上成为当时先进国家的“同时代人”的表征。
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费尔巴哈,则以第一个明确提出“人本学”理论著称。但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关于人的解读,虽然在理论形式上是抽象的,其实际内容却并不是一切人,就是说,并不是完全而真实意义上的人,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是明显的。比如,古希腊的人论并未把社会最底层的人即奴隶包括进去;启蒙思想家们高喊的“人”,虽然被标榜为“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但说到底也只是以资产者为其“生活原型”的。所以马克思对这种抽象“人论”的实质揭露说:“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这就道出了问题的全部实质。
二、现代西方哲学对人的解读
社会建设理论篇4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探索，则是由肩负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开此先河。提出社会建设理论，对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充分发掘各行各业共产党员的潜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做好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又要做好与社会建设相衔接相协调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势互补。
胡锦涛总书记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观点，积极开展社会建设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要“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创新建设思路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与教训的借鉴；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认真领会总书记的这段话，就会感到其中寓意十分深刻：首先，社会建设理论是一个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更为宏观的概念，其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社会建设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探索，则是由肩负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开此先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其次，提出社会建设理论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然而，和谐社会建设，并未穷尽我国社会建设的创新思路，恰恰相反，它为我国的社会建设理论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再次，社会建设理论为我国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社会体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体制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社会建设这一创新理论成果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强调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要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在更高层次上发展，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建设理论。
二、历练执政能力
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为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充分挖掘各行各业共产党员的潜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有助于提高各级党组织协调各方面工作的能力。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理论，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使我们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完善；同时，为党提高执政能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为调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为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了贯彻党的社会建设方针，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统筹全局、宏观指导和科学领导的作用，要经常分析社会建设状况，及时了解涉及和谐社会建设方方面面的情况，不断深化对和谐社会建设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认真研究和解决社会建设中重大和突出的问题。二是有助于提高党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能力。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开阔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理论视野和实践环境，提高了党关注社会建设，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解决党自身存在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党为民、务实、清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党的任务更加繁重，从事的建设领域更为宽广，全党同志必须更加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增强了党在完成四位一体的建设任务的过程中更加关注自身的建设，建立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科学机制，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三是有助于提高密切联系群众、增强感召力的能力。社会建设理论，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带动群众搞好社会建设。全体党员只有充分发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才能在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业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对于我们党在整个社会弘扬正气，从而提高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四是有助于民族创新意识、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必将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国人民学习新本领、新知识的能力，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努力适应工作环境扩大、工作任务加重的新形势，努力学习，勇于实践。这种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丰富和发展社会建设理论的过程。可以相信，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在社会建设理论的指导下，创新理论一定会不断出现，创新成果一定会大量涌现，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
三、完善建设措施
胡锦涛总书记不仅提出了社会建设理论，而且还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开展社会建设，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采取的措施：一是提出采取十项措施做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工作。这些措施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既要做好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又要做好与社会建设相衔接相协调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而且强调“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全面、协调、快速、健康发展。二是要注意四个建设领域的差异。社会建设，侧重于社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优化。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全面推进这个新领域的工作，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领域；还要注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逐步认识了这些建设领域的特点，不断深化认识其发展规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社会建设领域则不同，在以往的建设中虽然也积累了经验，但作为一个新领域进行全面建设，必然要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既不能用抓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来抓社会建设，又不能只顾抓社会建设忽视了其他三个领域的建设，更不能忽视与它们的协调。正确的方法是：积极认识和努力把握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同时要注意其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联系和协调，使四位一体的建设事业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三是要注意抓好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要把社会建设任务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生活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同基层民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还要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社会建设目标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提高社会建设和管理水平，而且要不断地检查社会建设目标的执行情况，以便进一步改进。四是要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高效的社会建设机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从建立社会建设机制方面思考和解决问题，这种机制的基本点是：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迅速快捷地反馈各种社会信息，了解社会建设的薄弱环节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四、优化社会管理
社会建设理论篇5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深层理论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标志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这一重大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更深的层次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个理论的形成有着它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源泉，它不仅建构了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体系，而且包含着形成这些内容的方法论体系，换言之，它既深刻分析了现实的客观情况，又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既告诉我们如何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告诉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小康社会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理论和实践上的源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主观臆造的，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探索的必然结论，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方面，它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把共产主义分成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但马克思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因实践上的局限尚不能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的具体阶段展开论述。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他说:“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这也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实际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产生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t17(}③显然，列宁已经在这里将社会主义社会分成了两个阶段，即“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还指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社会主义，比从理论上构想社会主义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毫无疑问，列宁留下的这个最困难的问题，在中国则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回答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建成后，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第一阶段裕要更长的时间。‑t27}y6)毛泽东同志这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思想为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81年6月邓小平同志主持草拟的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指出这一阶段的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框架内，邓小平还提出了“小康社会”理论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多侧面、多视角地论述了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使之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标志就是江泽民同志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江泽民同志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的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到2010年、建党10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发展目标，即新的“三步走”战略。在新世纪到来不久的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终于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强调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出发，越来越具体地阐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它不是简单的理论构想，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深刻、越来越丰富的。
另一方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根据中国国情而提出的带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小康”一词，不源于西方，而源于中国，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没有“小康”一词，在经典的经济学或社会学论著中，也不会将“小康”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来阐述、来运用。“小康”一词流传于中国民间社会，是中国老百姓对一种已达温饱但不富裕的安乐生活状态的描述，甚至可以形象化地描述为每餐几菜几汤。这一概念被邓小平引用，最易为中国老百姓感知，也最能激发中国老百姓的热情。这一词语甚至用英文很难翻译，通常译为“welloff’”或"comfortable"，表示“好了”，即“小康”是一种“好了”的状态、“舒适”的状态。而且，邓小平使用“小康”一词，非常巧妙地借用了中国传统儒学词汇来译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众所周知，小康思想和大同思想，同时出现在《礼记·礼运》篇中，指出的是社会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儒家认为社会发展阶段可以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其中“升平世”和“太平世”就相当于“小康”和“大同”的阶段，是两种前后相继的理想社会。孙中山先生就曾借用“小康”一词来描述“革命”成功后的社会，毛泽东同志曾借用“大同”一词来描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见邓小平借用“小康”一词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很好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同时，这个理论是对中国国情的客观反映。江泽民同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中国国情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加深了对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国情的分析。在十六大报告中，他说:“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据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00[37(}s)随后，他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分析了我们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现实依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势发展而与时俱进的产物，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正是“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理论较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它鲜明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在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全面、系统的内容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正确判断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它是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而得出来的，是一条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路线;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集中概括。下面我们就以这条基本路线中的关键词语为着眼点，简要阐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墓础上，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新论断。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特征是“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同时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最终的决定力量。但邓小平的“中心论”，不是“一点论”，而是“重点论”。他曾一再强调，我们既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观念，他在总结我国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时，就鲜明指出，“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3](p80)这个发展的观念是一个全面的观念，紧紧抓住了发展的实质性要求，始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又系统地把握了发展的丰富内容，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3](p8)0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描述小康社会的状态时，用了六个“更加”，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m，[3](p9)其中“经济更加发展”居于第一位，但又应兼顾其他五个重要方面。
2.在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论断。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辨证发展的两价重要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坚持改革开放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两个基本点”的认识更加深人、更加准确。先看“坚持改革开放”。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放要达到的水平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改革的深人和开放的扩大，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利于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总结十三年基本经验时，其中一条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伊始，旧的思想要打破，新的思想要确立，新旧事物相互激荡，极容易影响社会稳定。为了保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在和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政治大背景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性意义在于保证共和国的旗帜不倒、颜色不变。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时，重视和落实该原则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意义重大。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总结十三年基本经验时，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3.在坚持“三位一体”奋斗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论断。基本路线中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富强、民主、文明”是“三位”，“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体”。首先看“三位”，显然“富强、民主、文明”分别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对应，从而保证了理论思维上的逻辑一致性。仅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毕竟精神文明不能涵盖政治文明的全部内容，尽管其中也包含政治文明的因素。所以，江泽民同志在论述“德治”与“法治”的基本关系时就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川(勿)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提出的三大文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三位”的逻辑一致性，可以看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再看“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提出时就带着中国特色。邓小平论述小康社会时，就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作过比较。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sl(})}，0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fsl(}0)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小康社会”构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毫无疑问也存在着中西比较的内涵，虽然没有说超过，但为了中华民族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包括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上，都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
当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绝不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否定，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框架下，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作出了一些新的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与时俱进的方法论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为分析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体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同任何理论的形成一样，之所以形成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理论，还有着自身的方法论体系。只有以这个方法论体系为指导，才能正确分析和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顺利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作为方法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既有思考问题的基本观点，又有着评价问题的基本立场。撇开众多具体方法不谈，我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必须善于运用辩证发展和普遍联系的系统分析方法。这三个“必须”是形成和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同时，从这三个“必须”，我们也可以看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正确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间题，以其为指导，党才领导人民经受各种考验，排除各种干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它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而这些基本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此，我们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统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灵魂和主线，作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动力，作为衡量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是否取得成绩的重要标准。不能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能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说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偏离了方向，也取不到成效;反之，则说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纳人了正确的轨道，最终能够实现各项奋斗目标，完成各项任务。
社会建设理论篇6
关键词：信用社会建设 理论建设 理论创新
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形成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制度，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但现有的理论研究中，或者只看到社会经济生活中诚信缺失的表面现象，或者只注重对具体信用制度和行为规范的设计，缺乏从社会理论体系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打造诚信社会，必须从理论建设的层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以此达到洞观症结、标本兼治的目的。
一、理论滞后——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本原因
单从表面上看，目前社会生活中的信用缺失，是市场经济的趋利本质和缺乏社会规范所致。而深入思考就不难发现：理论滞后是社会信用丢失的思想根源，社会诚信缺失是理论空缺的必然表现。换言之，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理论要求不适应现实社会生活需要，导致道德生活与经济生活相脱节，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分离，难以对现实社会生活以有效的导向和规范。
人们的活动和行为，都要受到思想意识的支配和驱使。在社会生活中，任何利益存在都必须以道德存在为基础，否则这种利益或者就不能够存在，或者成为不道德的行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是以社会和集体的形式进行的，每个劳动者都是联合劳动中的一员，必须无条件服从于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这与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规范是一致的。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个人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人”，必然要提出自己的个人的利益要求。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道德也必须体现出这种利益要求，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和联系，在观念形态上，保证社会生活的健康有序发展。然而长期以来，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仍停留在纯粹计划经济的年代，缺乏对个人利益的正确反映，体现不出已经变化了的现实生活的内容和要求。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必然造成劳动者的两难选择，形成社会信用缺失的内在根源和外在条件：在经济生活中，允许个人利益存在，在道德生活中，却没有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现实生活需要，又促使人们必须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就必然造成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两张皮”，说的做不到，做的不能说，使劳动者失去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权利，找不到获取个人利益的正确途径和手段，只能以眼前的现实利益为追求，以功利主义作为行为准则。而社会的道德准则，既难以对这种现象以科学导向，更难以进行有效规范。由此使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得不到遏制和纠正，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无序和失范，制假售假、偷税漏税、经济欺诈、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屡见不鲜，进而引发社会市场主体之间的诚信失却和信用危机。
社会的信用缺失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领域，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渗透到社会的管理机关，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其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打着集体主义的旗号，以计划经济的手段去实现个人利益’，“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等屡禁不止，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现象滋生泛滥。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导向，不仅难以对此进行惩戒和规范，而且为其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庇护和借口。社会信用制度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反过来成为信用缺失的制造者和实施者，导致社会管理权力嬗变，对社会信用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社会诚信危机和信用失却，虽然表现形式各异，实施主体不同，根源都在于理论建设的滞后和空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问题，是建设信用社会所必须首先解决的基本问题。
二、理论创新——构建信用社会的基础工程
建设信用社会，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必然大力实施理论创新，尽快实现社会生活中道德规范与实践要求的统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统一，为信用社会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我们所建设的信用社会，是社会主义的信用社会，在表现形式和本质内涵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内容和规定。因此信用社会建设的理论创新，不能脱离开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仅仅表现为一般信用社会建设的要求。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正确回答“四个如何”的要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思想上、理论上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发展进程，而“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使社会主义信用社会建设始终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
信用社会建设离不开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然而，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没有对于传统理论认识的发展和突破，信用制度建设就失去了必要的遵循，制度创新同样成为不可能。例如，法律规定是社会规范中最具强制性的力量，但如果失去道德支撑，社会法律不仅难以得到科学制定，制定出来也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作保障，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保证信用社会的建设和运行。
建设社会主义信用社会，应当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应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建设的做法和经验。但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思想体系基础上，与社会主义信用社会建设有着根本不同。缺乏科学的态度，简单照抄照搬，必然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只有通过理论创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相一致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体系，才能够做到事半功倍，达到建设社会主义信用社会的目的。
三、实事求是——信用社会建设理论创新的准则
社会主义信用社会建设的理论创新，涉及到许多热点、难点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理论的勇气，敢于触及复杂和敏感问题，尤其应在以下四个问题的研究上实现突破。
社会建设理论篇7
探索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来巩固和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之路，首先必须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要求被罗干同志分别概括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本质要求、价值追求、重要使命和根本保证。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这五项要求，有助于广大党员自觉融入社会主义发展大局，有助于提高他们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同时也是完善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作为理论根据，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总结得来的科学理念，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也保证了我们党前进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当代中国法治经验的理论升华和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决定着当代中国法治观念、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的属性，是探索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强大精神动力和理论源泉。近年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逐渐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伴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与实践表现出了重大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开放性和发展性的统一。
首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绝不是封闭的、静止的，更不是僵化的、不变的，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产生开始就伴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因此，它不是简单孤立的存在，而是深具开放性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也将更有时代性，更具规律性，更富创造性，它不断借鉴与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可以说，正是这种广泛吸收、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特性，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其次，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看做一个动态的存在，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发展性。随着我国社会全面进步，要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符合，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更深入，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还应认识到我国法治建设的特殊性，由此我们必将得出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全新的认识和看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发展性说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优势，它不仅把握着时代的脉搏，而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进而才能始终站在时展和世界潮流的前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必然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的形成建立在我党丰富的革命和改革经验基础之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历时三十多年，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借鉴西方国家法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最终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科学理论结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认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促使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也使得我党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不断提高。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发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政党脱离群众，腐化堕落，没有正确的执政理念。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从反面警示我们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还具有实践性。任何理论都从实践中来，在实践中检验真伪，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同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来源于我国法治实践，也必须在法治实践中检验，并最终引领法治实践、评价法治实践、指导法治实践。
二、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巩固和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党的作风建设息息相关，两者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包含了法治内在的品质、价值等元素，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把以人为本、尊重人权、崇尚善治、重视和谐、民主平等、积极守法、主动履责、权力制约、惩恶扬善等诸多内容都归入其中。倡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可以有效地保障党在作风上的纯洁性，从而在我们党内形成一种崇尚法治的氛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成需要这样的法治氛围，正如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中所指出的，“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这种法治氛围的营造同样可以改善党风政风、党的形象，这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法治氛围与党风建设是紧密相连的，法治氛围的营造本身就是党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要保持在作风上的纯洁性，就必然需要在党内形成这样一种法治氛围。这种氛围的营造有助于广大党员在潜移默化中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思考各种难题，自觉运用法治手段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也只有在这种法治氛围中才能最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党的作风建设之巩固和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人本精神，改进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彻底的人民性，它的存在以“人”为基础，它的运行以“人”为目的，因而内含人本精神。毋庸置疑，“人民群众永远是我们党的生存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无法生存；人民群众永远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事无成。”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党的作风纯洁，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来推动历史前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以人为本”，发扬人本精神，对于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而言，首先是要更加注重为人民服务。卡多佐说：“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福利。”在现代社会，法律被归结为权力的来源和根据。权力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予，因此法律的最终目的也可以被认为是谋求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福利。权力的本质在于服务而不在于控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应该自觉抵制的工作作风，逐步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形成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使我们党成为“服务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也是党的十对我们党未来发展的深切期待。建设服务型政党，要求建立健全旨在为人民服务的各项规章制度，如维护群众权益制度、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制度、定期接访制度等各项制度，还要深切关注人民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大力增进人民群众的各种福祉和利益，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人本精神，有利于服务型政党的建设，从而对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大有裨益。
（二）发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民主精神，转变党员干部的领导作风民主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遍价值。俞可平教授认为，民主和法治被看做一个硬币的两面。确实，缺少了民主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因此，民主精神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主有代议民主和协商民主之分，在我国，代议制民主集中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协商民主在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提倡所有公民就共同关注的国家事务在非建制的公共领域中广泛交流意见，在哈贝马斯看来，由这种协商程序得来的语内行动力是政党合法性的终极源泉。协商民主的核心之一是公众参与，这也是近代程序法治中的核心内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本质上也是协商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代议民主还是协商民主，对转变党的领导作风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我党作出决策的前提是必须认真倾听群众呼声，为广大群众参与决策提供便利的渠道，这也有效避免了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领导方式。党的十报告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表明首先应该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党的建设中来，参与到党员培养中来，参与到干部推荐选拔中来，参与到监督评价党员干部中来，参与到党的作风建设的各个方面，做党的作风建设的支持者、参与者、监督者。总而言之，发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民主精神对于转变党的领导作风至关重要，它为党的领导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民主监督。
社会建设理论篇8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国家决定加速推进农业发展。在1956年召开的第一节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师范章程》，章程中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至此“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提法应运而生。在这次会议上，邓颖超在讲话中指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规”。（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6月24日第5版）。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公开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
1960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共中央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决议的提出，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作提到了新的高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一时期，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人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初步成效。党和政府充分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高瞻远瞩的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将新农村建设包含在了小康社会的整体规划当中。在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中共中央就提出要“建设一个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环境优美，生活富裕，文化发达的新农村。”其中“文化发达的新农村”体现出党和政府对新农村建设认识上的深入。
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开放20年来农村工作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刻总结，并结合时展的需要，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同时，此次会议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规定进行了说明，界此，特色新农村的建设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地上广泛地开展了起来。
在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会议对新农村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未来农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要求。总的来看，十六届五中全会为新农村的建设划定了一个具体标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6年3月14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经十届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纲要将新农村建设独立成篇，并强调了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培养新型农民、深化农村改革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
2007年10月，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1年3月16日，新华社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指出要“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这表明，新时期党和政府对新农村建设事业始终牢牢抓住，没有放松。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始终将新农村建设工作放在发展的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未来城乡一体化建设作了重要部署，强调“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这说明，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国家将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着力破除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种种障碍，从而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结合党在不同时期的农村工作路线，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世情、国情如何变迁，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取消农业税、加大新农村建设投入、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扶农惠农政策相继出台，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广大农村地区的各项事业将会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并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时期，党对农村建设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建设新农村。中国的城乡差距一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建国初期，农业、农民为了我国的城市建设、工业发展作了很大牺牲，这是我们始终铭记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一直很缓慢。现阶段，城乡的差距已十分明显，这对于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如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也更加尖锐地摆到了党和政府面前。为实现新时期农村的快速发展，中央决定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施行，将会加快农村发展速度，显著缩小城乡差距。同时，针对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央则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即：多增加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少一些对农村的税赋，进而盘活农村经济。此政策的出台，将使农村的发展变为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总之，无论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还是多予、少取、放活的发展策略，其根本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促进农民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要求建设新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城市居民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各项福利待遇基本完善。正如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一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我国城市居民安居乐业，正享受着改革发展的成果。但是，与城市的高度发达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的各项事业建设都呈现出滞后的局面。近些年来，虽然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一定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上仍处于弱势。例如：很难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很难享受到高水平医疗服务、很难享受到社会福利待遇等等。这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成为让农民充分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当然，这里所讲的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指为农村修路，为农民建房，而是侧重于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的资金投入力度，让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因此，新农村建设对于促进社会资源均衡分配及实现社会公平意义重大。
第三，夯实农业主体地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求建设新农村。近年来，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在为城市的建设贡献力量的同时，丰厚的报酬也使其经济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可以说，进城务工成为农民迅速致富的捷径。但是，农民进城务工也确实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以及社会治安问题等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造成了农业从业人员的断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来农业的发展。众所周知，粮食产量的逐年增长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而培养更多的新型农民无疑是农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在农民大批进城务工的背景下，要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根本途径就是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只有农村发展了、城乡差距小了，更多的人才才会留在农村，这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建设新农村。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立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让十几亿人口过上小康生活。“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新要求使得新农村的建设成为小康社会建设的重头戏。的确，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农民人数众多，如果抛开农村的发展而去谈小康社会的建设，那么这样的小康会是不公平、不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小康。因此，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三、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方针，既是新时期国家对农村建设提出的目标，也是对未来农村发展提出的要求。这二十字总方针，不仅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角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作了诠释，而且为新时期农村建设工作提供了总体思路。
第一，发展新产业，提高农民收入。建设新农村，促进农民增收是关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势头依旧迅猛，通胀率仍持续高位运行。为提高农民收入，保护农民利益，国家连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加大对农业物资的财政补贴力度。这些举措对农民的增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当前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民的增收仅仅依靠政策的扶持是不够的，只有将各项惠农政策与农村新产业的开发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推动新农村建设。因此，加快发展农村新产业、打牢农民的持续增收渠道，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
第二，建设新型村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应坚持从各地区实际情况出发，统筹规划、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突出地方特色，弘扬传统文化，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使农村建设得到合理规划。
第三，努力培育新型农民。应加强对农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推进农业科技推广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努力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规、讲文明的新型农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新农村建设工作，最重要的一环莫过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农民。农民的精神面貌、综合素质、关乎新农村建设事业的成败。因此，对农民的教育要努力做到以下四点：（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2）开展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3）加快农村文化建设步伐，提升农民人文素养。（4）开展计算机网络培训班，利用互联网丰富信息激发农民主动学习能力。
第四，树立农村新风尚。要加强和完善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创造和谐发展环境，倡导新风尚。在新农村建设中，应着重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农民群众摒弃陋习，破除封建迷信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达到新农村建设对软环境提出的新要求。
社会建设理论篇9
【关键词】领导干部社会管理能力提升和谐社会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新时期河北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研究”（课题编号：201103184），2010年度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同行·同步’模式的改革与实践”（课题编号：104075），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2011年度教改重点项目“参与式教学模式下的《纲要》课改革研究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乔长水，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领导干部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我们党专门研究社会发展的一次会议。《决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等，它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管理的高度重视。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社会各项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动，与此同时，利益格局进一步调整，人们的观念意识发生深刻变化，改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使得各方面利益出现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人们的个人利益不能再被忽视，大众的独立意识和参与精神也日益高涨。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变得十分繁重，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还不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一、加强协调能力建设，提高化解矛盾的效果
党的十六大就已把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作为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面临的执政环境越来越复杂，局面越来越复杂，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尽管这些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但能否有效解决这类矛盾，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考验。而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对日益复杂的执政环境缺乏相应的认识，在这方面的能力还不够强。目前，在经济方面，由于人们的利益日益分化，致使一些部门之间、城乡之间、低收入阶层和新富裕阶层之间的矛盾突出。在政治方面，现有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有些领导干部经受不住考验，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分不清是非。有的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甚至不择手段争权夺利”。在思想文化方面，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影响有所增强，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使社会精神生活日趋多样化，从而使指导思想一元化受到挑战。在社会生活方面，法律规范与社会行为规则没有得到普遍的遵守，一些人道德意识下降，唯利是图。为此，领导干部应该正确认识到，现阶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积极弘扬先进思想文化，确保社会稳定团结，使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能心情舒畅，安居乐业。还要加强社会的整合能力建设，转变作风，洁身自好，不断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水平和实际能力。对于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反应强烈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必须迎难而上，综合运用多种措施，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提高民主执政能力，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
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元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得到加强，社会呈现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的趋势。人们的思想多元化，能够从多种角度去观察周围的世界，还由于人们在社会上扮演不同的角色，从而对社会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选择，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对同样的事物存在不同的看法。与此同时，随着教育的极大普及，人们的文化素养得到普遍的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显著提高。这些因素都使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成为必要和可能。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要提倡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政治条件，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保证。”我们党已经长期处于执政地位，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民主意识不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薄弱，甚至某些干部出现了严重的，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道而驰。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应该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积极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做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要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一定的机制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对新的社会阶层，要“将他们吸纳到社会主义民主的体制之中，并成为党民主执政的重要依靠力量”，从而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目标。
三、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营造法治的社会氛围
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对社会主义法治化、民主化进程，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一些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水平不高，缺乏依法行政的观念，不时出现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执法违法、徇私枉法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多，权力自身的特点是主要原因，“任何权力都有其本身运行的规律——没有有效规范、控制、制约下的权力总是容易自我膨胀、滥用、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要想对权力进行约束，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人类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法律知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做到知法守法、依法办事。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严格执法、一切事务依照法律的规定办，按照规定的程序办，不徇私枉法。只有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法治素质和强烈的依法行政意识，才能使各项事业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四、加强自身素质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首长个人负责制的推行，使得领导干部的工作自主性不断增强。对自己主管的事务和资源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决定权和支配权，而在行使权力时受到的约束却明显减弱。近年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不断出现，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同时，干部的更新频率加快，流动性加大，这种不稳定使一些干部的短期行为和偏离轨道的行为有所增加，腐败行为就在其中。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干部在精神上失去支撑点。一方面对原有的理想信念动摇，另一方面对现实社会的实际感到迷茫。反腐倡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思想上加强防腐机制的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的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防腐拒变的能力。坚定“执政为民”、“为政以德”的执政意识，用“吾日三省吾身”的方法，不断调整心态，努力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艰苦奋斗，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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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理论篇10
1．清除影响和制约社会管理创新的各种障碍
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欲和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在创新社会管理上不可避免地形成诸多不应有的人为阻力。检察院可以采取以下三项措施来清除障碍:一是不断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力度，将阻碍社会管理创新的腐败分子绳之以法，以清除隐匿于社会管理机体中的毒瘤。2011年以来某县检察院共立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56案81人，有效地遏制了职务犯罪的发生，为该县营造了一个清廉高效的发展环境。二是以执法办案中发现的问题为切入点，积极发挥检察建议在参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2011年以来发出检察建议48件，对在履职中发现的一些部门管理漏洞认真分析，形成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检察建议，纳入有关部门的管理。三是对政府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进行现场监督及跟踪巡访，从机制、制度、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及时提出意见建议，并督促其整改落实。
2．防范处置因司法不公引发的突出社会矛盾
公平正义的失衡和司法人员道德的失范极易引起公众的不满，特别是在通信、网络技术发达的当今社会，因有关部门执法不公、不严而引起的事件更易受到人们关注和炒作，进而演变成。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和需求。只有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才能杜绝因司法不公而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整个社会的发展环境才能得到净化。
3．营造促进社会管理有序运行的良好治安环境
首先，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创造良好法治环境。2011年以来，某县检察院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刑事犯罪案件177案252人，提起公诉354案470人，批捕、准确率均达100%;次之，认真落实检察环节各项综合治理措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重点抓好违法犯罪多发人群、网吧等重点人群、行业的管理，进一步健全社会治安防控网络。第三，积极开展法律宣传。通过赠送法制宣传资料、举办法制讲座、开展法律服务等多种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的目的。
4．加强帮教管理感化挽救工作凝聚社会正能量
一是积极协调法院、司法、公安等部门，加强对被依法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裁定假释等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的矫正，积极参加社区矫正工作，对监外执行罪犯进行考察，及时发现纠正存在的问题。2011年以来，某县检察院将监外执行罪犯全部纳入微机管理，实现了对监外执行罪犯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二是积极参与青少年群体的教育保护工作，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机制，成立未成年人犯罪专案组，强化案后回访帮教，跟踪未成年犯的改造情况及改造效果，以上法制课、成立帮教对子等形式，开展法制宣传进校园等活动，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三是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安置政策，帮助解决刑释解教人员就业、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
5．开展工作创新为促进社会管理增添动力
一是积极探索“检调对接”，对当事人有和解意愿、案件具备和解条件的，积极引导、促成当事人和解。同时，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执行和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实现工作合力的最大集结。二是积极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安排专人开展日常检察动态与网络舆情监测，及时收集涉检舆情，快速发现网上有害信息，正确引导网上舆论，有效制止各种网上炒作等损害检察机关形象的公共事件发生。三是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加强信息交流，畅通发现渠道，促进相关部门认真履职。
6．推动社会管理制度机制建设不断健全完善
结合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问题，特别是针对承担社会事务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发生的失职渎职犯罪案件，因社会事务公共管理部门管理问题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等，定期提出关于完善社会管理制度的年度综合报告，促进社会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三年来，在县检察机关推动下，县政府及各部门共制订、完善有关社会管理制度23项、健全机制9项，增强了社会管理的针对性、实效性。
二、检察机关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1．两法衔接缺乏有效支撑
实现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实践中，部分行政执法部门中仍存在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问题，直接影响社会管理法治化推进，必须从制度层面给予大力支撑，建立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无逢衔接，加快建设信息共享平台，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2．职能发挥缺乏统一整合
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涉及反贪、反渎、民行、预防、刑检、宣传等多项业务部门。但目前各业务部门在履行职责时缺乏有效沟通，难以形成整体合力，工作力度不强。如发送检察建议，就存在各部门各行其是，缺乏整体性、统一性考虑的问题。机关内部缺乏一个有效整合各项业务，统筹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专业部门或机构。
3．办案效能未能充分发挥
虽然检察机关每年都要查处大批职务犯罪案件，但从近几年案件统计数字可以发现案件数量是呈上升趋势的。为什么案件会越查越多，排除党和国家对查办职务犯罪工作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等因素之外，查办案件所应有的警示、教育、预防等办案效果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4．源头问题没能及时得以梳理
要善于把握促进社会管理的源头性、苗头性问题。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善于密切联系群众、与基层接触广泛的传统优势，对一些具有普遍性、区域性的社会管理问题深入研究、系统梳理，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从源头上促进党委政府重大公共政策不断完善，努力消除不稳定因素，减少不稳定事件的发生。
三、检察机关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途径
2013年1月，对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的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必须更加注重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保障作用，更加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社会管理难题，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
1．提高认识，准确把握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检察工作与推进社会管理相辅相成，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检察工作也是社会管理工作。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社会管理本源于政府职能，检察机关源于宪法的授权体现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就是正确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为社会管理提供充分司法保障。人民检察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立足点、切入点在于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既不能游离于社会管理工作之外，又不能越俎代庖于行政事务之中，主要是依据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定位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以党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为统领，围绕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崭新目标，以卓有成效的法律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为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服务。
2．立足源头，最大限度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参考
检察机关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关于加强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积极参与到重点工作中去。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指导实践，以法治目光审视社会管理体系构建，通过法治方式促进管理创新。着眼服务社会建设大局，结合执法办案和履行各项检察职能，对普遍性、区域性的社会管理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向党委政府提出对策性建议，对重大建设项目及重大公共政策的调整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促进重大公共政策完善，从源头上减少不稳定因素的发生;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五进两服务大走访活动”等，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的民生诉求，积极向党委和政府建言献策，协助党委和政府把住政策源头;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完善内部制约监督，完善社会管理和服务。
3．严格履职，充分发挥执法办案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推动作用
检察机关要有效履行批捕、、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诉讼监督等职责，切实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者、捍卫者的重任。一是着力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快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及时监督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问题，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惩戒作用，严肃查办和积极预防国家工作人员在产业转型升级、公共资源出让、国有资产管理、城镇化建设等过程中，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促使公职人员依法履职、审慎用权;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摆上更加突出位置，广泛进行预防宣传，营造廉政建设的良好氛围，促进行政权力依法规范行使。二是努力促进执法办案效果的最优化。以法律眼冷静观察社会事务，洞悉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利益与矛盾，消除矛盾双方的对立，尤其是要深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腐败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宁。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把握宽严适用的范围和标准，积极推进量刑建议、刑事和解、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等工作，减少社会对抗，维护社会稳定。
4．积极参与，大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一是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对社会矛盾和影响稳定的因素及时进行排查，提出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二是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入开展对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对排查出来的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等犯罪案件，适时介入侦查，依法快捕快诉;三是突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配合有关部门构建社区防控网、街面防控网、卡口防控网、内部单位防控网、农村防控网为主体的五大防控网络，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提高社会管理控制能力;四是加强对三类重点人群的教育管理，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功能。
5．夯实基础，提升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