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消费税的特点篇1
【关键词】消费型增值税;安全费;维简费;分期收款销售业务
一、涉及煤炭企业的几点财税业务
(一)消费型增值税中涉及煤炭企业的主要内容
2009年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允许纳税人新购入的机器设备所支付的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但不动产、在建工程不予抵扣其所含进项税额。
对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而言,既有购进设备增加抵扣进项税额的有利因素,但同时也有众多“不动产”业务存在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税率恢复升高等不利方面。煤炭企业“不动产”业务发生频繁,涉及的进项税抵扣存在一定争议;税率变化上,煤炭增值税税率由13%恢复到17%。
(二)安全费、煤矿维简费会计政策的变化以及涉税问题
根据财政部财建〔2004〕119号和〔2005〕168号文件,安全费是指煤炭生产企业按原煤实际产量从成本中提取,专门用于煤矿安全生产设施投入的资金;煤矿维简费是指煤炭生产企业从成本中提取,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金。
1.安全费、维简费会计政策的变化
安全费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从2004年开始实行,提取时借记成本费用、贷记负债,使用时未形成资产的减少对应负债,形成资产的,在结转资产的同时将对应负债转入折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以下简称讲解2008),提取时减少利润分配增加盈余公积,使用时按照常规资产或费用业务处理,同时增加利润分配减少盈余公积;2009年,提取时增加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使用时未形成资产的直接减少所有者权益,形成资产的,在结转资产的同时将对应所有者权益转入折旧。
维简费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根据原煤炭部成本核算办法,提取时计入成本费用和负债,使用时未形成资产减少对应负债,形成资产的,在结转资产的同时2004年以前是将对应负债转入所有者权益,2004年以后是将对应负债转入累计折旧;2008年以后,维简费与安全生产费政策变化趋同。
2.安全费、维简费涉税问题
对于安全费涉及的企业所得税问题,财会月刊2009.11《安全生产费会计核算的变化及其对损益和所得税的影响》一文,提出了三种处理方法,并认为第二种方法更符合规定,即“按国家标准规定计提时不直接在税前扣除,待实际发生时,据实税前扣除,形成资产的,按照税法规定计提折旧或摊销”。
(三)税法与新准则对分期收款销售业务规定的差异
税法规定采取分期收款销售业务的,纳税义务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日期;讲解2008“收入”中规定,分期收款销售业务确认收入的时间是企业将商品交付给购货方时,满足收入确认其他条件的应当一次确认收入,不得按照合同约定收款期确认收入。
二、几点财税业务的分析
(一)消费型增值税对煤炭企业的税负
1.煤炭企业“不动产”涉及进项税额的抵扣存在风险。增值税条例中规定,固定资产中的不动产不能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中,销售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9〕113号文件“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规定,对增值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称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按照《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14885-1994)进行了明确,代码前两位为“02”的房屋和“03”的构筑物,以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备和配套措施的进项税额不得在销项税额中抵扣。
依据上述规定,煤炭企业部分主要生产支出所包含的进项税额均不得抵扣。例如“巷道035326”,规定没有考虑煤炭企业的基本生产特点,也不符合煤炭企业的基本现状和通常的税务业务处理做法。同样属于资源性企业的采油、采气专用井的资产编码均包括在编码“2551”内。煤炭企业矿井巷道可以分为开拓巷道、准备巷道和回采巷道。开拓巷道是为全矿井、一个开采水平或阶段服务的巷道,属于资本性支出,记入巷道资产卡片;准备巷道和回采巷道一般短于一年或服务于一个生产周期,记入当期成本费用。但是,煤炭企业井下所使用的轨道,巷道支护使用的水泥、锚杆、锚锁等支出,也具备不动产及其附属设备和配套措施的基本特征,转型改革前一般纳入材料管理,并抵扣其所含进项税额。
增值税转型改革后,煤炭巷道及其维护支出中包含的进项税额的抵扣存在一定争议,主要是在对不动产的认定方面。受地下作业环境特点的影响,煤炭企业对“不动产”巷道及其支护支出是随着生产的不断深入推进而持续增加的,对“不动产”的附属设备和配套措施(如排水、通风、通讯等)是确保井下安全生产作业的必备支出,绝不同于一般地面企业不动产及附属设备和配套措施支出相对较少或非必须支出的特点。
目前,在实务处理方面存在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延续增值税转型改革前的做法,即开拓巷道等所包含的进项税额不抵扣,但其后续日常维护支出、准备和回采巷道作为安全生产的一部分,所包含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另一种是对纳入不动产范围的资产及相关费用支出所包含的进项税额均不予抵扣。
2.煤炭企业销售税率恢复升高4%。根据财税[2008]171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煤炭销售税率从13%恢复到17%,对煤炭销售税负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
(二)安全费、煤矿维简费政策的演变过程和涉税
1.安全费、维简费政策的演变过程
2008年以前,安全费用提取时,根据产量借记“制造费用”等,贷记“长期应付款”;使用时,未形成资产的,借记“长期应付款”,贷记“银行存款”等;形成资产的,借记“固定资产”等,贷记“银行存款”等,同时将使用的安全费用作借记“长期应付款”,贷记“累计折旧”等。
维简费,在2004年以前根据原煤炭部成本核算办法,提取时根据产量借记“制造费用”等,贷记“维简及井巷费”,使用维简费用时,未形成固定资产的,借记“维简及井巷费”,贷记“银行存款”等;形成资产的,借记“固定资产”等,贷记“银行存款”等,同时将使用的维简费用结转,2004年以前作借记“维简及井巷费”,贷记“资本公积”。2004年以后,提取时借记“制造费用”等,贷记“长期应付款”,使用未形成固定资产的,借记“长期应付款”,贷记“银行存款”等;形成资产的在结转资产的同时作借记“长期应付款”,贷记“累计折旧”。
2008年以后,讲解2008“固定资产”中规定:企业提取安全费用以及具有类似性质的各项费用,借记“利润分配――提取专项储备”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专项储备”科目。使用时,属于资本性支出的作借记“固定资产”等,贷记“银行存款”等,按照规定提取折旧计入有关成本费用;属于费用性支出的作借记“管理费用”等,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使用安全费、维简费应当按照实际使用金额在所有者权益内部进行结转,借记“盈余公积――专项储备”科目,贷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但结转金额以专项储备余额冲减至零为限。
2009年《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简称“准则解释”)对讲解2008会计处理进行了调整,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应当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同时记入所有者权益项下的“专项储备”科目。使用时,属于费用性支出的,直接冲减专项储备;形成资产的,在确认为资产的同时,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备,并确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企业提取的维简费和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费用,比照上述规定处理。
讲解2008和准则解释与2004年处理准则解释规定相比,提取时的贷方科目从权益改为负债,使用完毕从权益或负债均转增累计折旧。
2.安全费、维简费涉税分析
安全费、维简费主要涉及的是企业所得税方面的问题。目前,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细则虽未具体规定安全生产费的处理事宜,但是根据其扣除项目的原则和范围规定,应该可以明确的是,上述“一、2(2)”第二种处理方法是唯一符合税法规定的方法。新疆新地税发〔2008〕69号《关于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费用、煤炭生产安全费用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规定,按标准提取的煤炭生产安全费用不得直接在所得税前扣除,实际发生上述支出的,费用化支出据实税前扣除,资本化支出按照税法规定进行折旧或摊销。
税务部门主要是为了避免许多煤炭企业利用国家安全生产费政策规定,计提了安全生产费而同时又大量节余的现状,但规定据实列支且形成资产的按照税法计提折旧或摊销,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安全投入产生不利影响。
(三)分期收款销售业务
增值税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纳税义务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讲解2008“收入”中规定,在分期收款销售商品销售方式下,企业将商品交付给购货方,通常表明与商品所有权有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购货方,在满足收入确认的其他条件时,应当一次确认收入。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强调的只是一个结算时点,与风险和报酬的转移没有关系,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入。
一般大型企业有大量的长期销售合同采取实际意义上的分期收款销售,企业可以合理利用税法规定与准则规定的差异,准确界定纳税申报缴纳时间。
讲解2008与1998年准则相比,改变了收入确认时点,原准则规定企业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款日期分期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新准则规定发出商品如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应当及时确认收入,与结算的收款日期无关。企业核算分期收款销售货物的分录由以往的借记“分期收款发出商品”,贷记“库存商品”,同时根据约定收款日期作借记“银行存款”等,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金――应缴增值税(销项)”,在讲解2008调整为借记“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金――应缴增值税(销项)”,并结转相应成本。
三、相关观点及建议
(一)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整体提高了煤炭企业税负
以购销含税100万元为例,购进机器设备转型改革前的进项抵扣额为0,实现销售销项税额为11.50万元;转型改革后的进项抵扣为14.53万元(100-100/1.17),实现销售销项税额也为14.53万元。转型改革前的税负为应缴增值税11.50万元,转型改革后为0。
从上述分析来看,似乎转型改革后煤炭企业的税负较改革前有大幅度的下降,其实则不然。一般情况下,企业购进设备属于资本性支出,具有非经常性的特点,而且其中机器设备的比例相对是比较低的;销项税率的恢复,则从根本上全面提高了增值税销售税负,具有经常性特点。
因此,针对上述“二、1(1)”的两种处理方法,笔者认为煤炭企业第一种方法更符合煤炭企业生产特点,同时也请相关税务部门能够进一步明确该税务处理。
(二)安全费、煤矿维简费财税政策修改建议
笔者以为,根据安全费、维简费的法定义务性质,以及企业权益资产变动敏感性较高的特点,建议会计核算应恢复使用2004年业务处理方式。提取安全费、维简费时,在成本费用和长期应付款等负债科目中核算。使用安全费、维简费时,资本化支出通过货币资金、固定资产等资产类科目核算,使用完毕根据资产额一次性结转安全生产费或维简费至累计折旧科目,该资产以后期间不计提折旧;费用化支出通过减少长期应付款等负债科目和货币资金核算。
税务处理方面,建议税务部门规定,企业在按照标准计提安全生产费、维简费时,税务处理方面均不予税前扣除,只有在实际使用时,不论是资本性支出还是费用性支出,均允许全额税前扣除。即,资本性支出不必按税法规定折旧年限计提折旧实现税前扣除,以符合国家安全生产费政策,强制加大企业安全投入的政策初衷,鼓励高危行业切实加大安全投入和设备升级改造力度,持续有效保障和改善安全生产环境。
(三)分期收款销售业务的会计和税务处理办法建议
企业发生分期收款发出商品业务,有三种会计、税务业务处理办法:
第一种是在发出商品时作借记“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营业收入”、“应交税金――应缴增值税(销项)”,并在当期进行纳税申报缴纳;
第二种是在发出商品时做借记“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营业收入”(不含税),不确认应缴增值税额,在企业实际收到购货方货款时,根据货款计算实际应申报缴纳的增值税额;
第三种是企业作借记“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营业收入”、“应交税金――应缴增值税(销项)”,并结转相应产品成本,但在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时予以剔除,在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时间即合同约定收款日期进行申报缴纳。
这三种做法中,第一种由于简便易行,目前得到普遍采用,后两种可能产生的问题是企业核算的收入与当期应缴增值税不配比,会计核算收入和销售发票开具存在时间性差异等。笔者认为,这三种处理办法中,后两种较第一种有利于企业,但就整体而言,采取第三种处理办法更符合目前准则和税法的具体规定,并可以为企业带来纳税金额的时间性收益。
简述消费税的特点篇2
全国高职会计技能大赛从2012年到2015年已举办了四届。研究历年的国赛样题，不仅仅是为了在国赛中取得成绩，更是为了更好地提高业务水平。
一、国赛样题的特点
每年赛前都会一套样题。从公布的这些样题来看，可以看出国赛样题具有以下特点：
(一)国赛样题具有高防真性，试题之间连接性强
国赛样题所有业务均是以原始凭证的方式提供，具有高仿真性。样题基于一个企业一个月的完整业务，分成本计算、出纳岗位、总账会计岗位和会计主管岗位四个岗位，各岗位各司其职完成业务处理。业务之间的连贯性非常强，总账会计完成材料采购，成本完成入库、出库及成本的核算，其中若有一个数据出错，就会造成后面与之相关的数据全部错误。
(二)手工赛题每年都会涉及几个难点
从近四年的样题来看，每年的试题都会有几个难点。2012年样题中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8年之前购入的固定资产，增值税按4%的征收率计算并减半征收，学生若不熟悉减半征收的增值税额的业务处理就会出现问题。2013年试题中第一题就是冲销上月末暂估入库的原材料，在以后各题中与之相关的是原材料入库以及材料成本差异的计算，引起学生疑问的是冲销上月暂估入库的材料到底是否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的计划成本中。2014年样题中白酒生产企业消费税的复合计税也是对学生的考验。在教学过程中，税法和财务会计各自作为一门课程，由不同的教师讲授。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难以兼顾税法与账务处理的连贯性，造成学生计算税与会计处理衔接不好。2015年样题中有两处难点：其一是基础信息的故意迷惑，其二则是委托加工收回物资当期准予抵扣消费税的计算。期初的初始资料给了两份，一份是主管岗位编制报表的基本信息，另一份是处理当月业务的基础信息，学生在赛场上稍微不注意就会出现信息使用错误。委托加工收回物资当期准予抵扣消税费的计算由于税法中表述的模糊和在教学过程中的简化，造成了疑义，在紧张的赛场中造成学生难以正确解答。
二、2015年国赛样题中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当期准予抵扣消费税的计算分析
(一)2015年样题中当期准予抵扣消费税的计算
2015年国赛样题中涉及两种委托加工物资，且其收回入库时的单位成本不同，委托加工物资的消费税是以材料成本与加工费之和为基础算出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出来的，因此每种产品的消费税与其成本所占比例有关但与其数量所占比例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在计算本期准予抵扣税款时仅依据发出数量占总数量的比例计算可抵扣消费税并不合适。在样题中答案中采用了以期末结存收回委托加工物资的实际成本为基础计算期末结存的消费税额，进而计算出本期可抵扣的消费税额，但这一做法引起了争议。
(二)引起争议的原因
1)税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时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时行条例实施细则》中都没有具体规定委托加工应税消费税当期准予抵扣税额的计算，只提到了“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委托方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所纳税款准予按规定抵扣”。2)注册会计师教材中阐述。最能体现实效性与实务性的注册会计师教材《税法》中是这样写的：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化妆品为原料生产的化妆品准予从应纳消费税税额中按生产领用数量计算扣除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额。对准予扣除的消费税税款给出计算公式：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初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当期收回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末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虽然给出了公式，但在相关知识的例题都是仅涉及一种委托加工物资，且直接给出领用比例，这样计算可抵扣的消费税就比较简单了。3)课堂教学中的讲解。教学过程中讲到委托加工物资当期扣除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时都是只涉及一种委托加工物资，且直接给出本期领用数量比例，则期初库存与当期收回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之和乘以本期领用数量比例即可计算出本期准予抵扣的消费税额。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税法还是课堂教学更多是从理论出发，而国赛样题来自于实际业务，这就出现了理论与实际如何结合的问题，也向教师提出在教学中不能仅仅关注理论，还要用实践来充实理论，提高理论应用水平。
三、依据发生额特性编制科目汇总表
对于损益类科目，在期末结转计入本年利润，其借贷方发生额在期末相等，所以编制科目汇总表时损益类科目计算出较大的一方，就可以填写另一方发生额。对于本年利润科目，由于是在年末结转，所以本年利润科目12月发生额也具有同样特性。在国赛样题中本年利润科目一般期初有余额，为了考查学生年末提取盈公积，所以期初余额(11月末余额)为贷方余额，本期发生额也为贷方余额。本年利润本期发生额(12月份)贷方发生额为结转来的收入收益类科目余额。
设本年利润科目期初贷方余额为a，本期转入的收入收益为X，本期转入的费用损失为Y，X与Y的差额为会计利润总额，再加上纳税调增的B(或调减)，则(X-Y+B)的25%将作为所得税费用，[X-Y-(X-Y+B)*25%]将成为本月的净利润(假设为净利润)，则[a+X-Y-(X-Y+B)*25%]为本年净利润，年末从其借方转出。因此本年利润借方发生额为(a+X)，贷方发生额合计为X，因此本年利润借方发生额合计是贷方发生额加上期初余额，与计算的所得税费用等无关。理解这个关系后，只要本年利润贷方发生计算正确(在比赛中，销售的业务比较少，只有两三笔，学生都能做对)，那么本年利润的借方发生额就能填写正确，减少了错误，在赛场上可以作为按部就班计算结果的检验。
本年利润科目
本年利润发生额的这些特点是与本年利润科目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也可以说是由会计期末结转的特性决定，本年利润年末结转计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明细户，结转之后无余额，所以本年利润有贷方余额，则借方发生额肯定是期初借方余额加借方本期发生额。
简述消费税的特点篇3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具领先特征、也最复杂的税收体系。尽管美国税收体系的复杂性已经给美国经济主体造成了众多额外负担和遵从成本，但其税制设计理念和思想及其众多具体规定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借鉴的。本文试图从企业税的角度进行中美两国税制对比，期望借此对完善与优化我国企业税制提供一些思考和帮助。
二、中美企业税制比较
1.税收范围和结构比较。
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低税率、宽税基、少优惠的指导思想，在纳税事项的范围上采取的是单列举法，除明确不予征税的事项外，一切收入都要征税，非左即右，覆盖面无限。美国税收中与企业有关的税种主要是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特殊行为消费税、资源税、关税等，其中社会保障税相当于我国的社会保险，特殊行为消费税相当于我国的销售税。美国企业税与我国企业税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没有设置增值税，这是采用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最大缺陷，导致税制复杂、重复征税严重等，这一缺陷美国政府早已意识到，但迫于改革资金成本和社会成本巨大而迟迟没有推出。与美国相比，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本着简化税制、促进公平的原则，逐步建成了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复税模式。在纳税事项的范围规定方面，我国采取的是双列举法，既列举征税项目，又列举免税项目，目的是为了更加明确范围，但实际上由于列举项目的有限性，反而给执行者和遵从者以权力寻租和偷税、漏税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在税种设置上，我国税收中与企业相关的税收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企业资源税、关税等。与美国相比，我国没有设置社会保障税，但企业负担和代扣代缴的社保基金与其性质相似；单设了增值税以避免企业在生产和流通环节重复征税，管理和遵从成本也较低。
2.税制结构与企业税收的地位比较。
美国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的税制，企业所得税所占比重较轻。2010年，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障税之和占税收收入总额的82%，而公司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只有9%。如果算上州和地方的税收，公司所得税占全美国税收总额的比重只有4.6%。与个人税收相比，企业税收在美国整体税制中的地位较低且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与美国不同，我国采用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结构。2013年我国税收总额为11.05万亿元，其中流转税（含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收入总额为5.69万亿元，占比51.5%，企业所得税占比20%，其他税（主要包括财产税、资源税和特定行为税，大部分通过企业征收）占比22%，与企业相关的税收在我国整体税收中的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占比是美国的2倍以上，且近几年有进一步扩大趋势；中国的消费税占比是美国的特殊行为消费税的近3倍。总之，美国的税收主要来自于个人，占比超过62%，企业贡献较小；而中国的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占比超过90%，个人贡献较小。
3.中美企业所得税基本内涵比较。
企业所得税是中美税制中真正可比的企业税负，其比较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1）历史演进及名义税率比较。二战后，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一直维持在52%的高位。随着肯尼迪减税方案的提出，国会于1964年批准将该税率降至46%。1986年里根政府将企业所得税率大幅下调到34%。目前美国实行从15%到35%的八级累进税制，最高边际税率为35%。中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通过上收企业利润方式实现税收功能的。1980年针对三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法出台：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为30%，但可以享受“两减三免”优惠政策；外商独资企业实行从20%到50%的五级累进，实行若干减免优惠政策后实际的税率为15%~30%。1983年，我国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了“利改税”的改革：国有企业的税率定为55%；集体企业实行从10%到55%的八级累进税制。此后，不同所有制企业所得税率不同，内外资企业“内高外低”的局面维持了20多年。1994年，我国统一了三资企业的所得税率至33%。2008年，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终于统一为25%，小微企业优惠5%至20%，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优惠税率。由此可见，对企业所得减税是一种历史潮流，中美两国的企业所得税都经历了由高到低的减税过程，目前美国的最高名义边际税率（35%）高于中国的最高名义税率（25%）十个百分点。
（2）征收税基及减免政策比较。中美企业所得税的税基均是企业收入减去直接成本，都允许对企业的某些经济行为进行减免或抵扣，但两国对扣除项的折旧处理上有较大不同，美国允许企业加速折旧扣除，而中国仅允许企业进行直线折旧扣除。此外，两国允许抵免的范围有较大差异。有些项两国均允许抵免，如针对小微企业、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企业研发费用、控制污染和节能环保设备的费用等。但各具特色的差别化抵免项占比更多，其中美国特色的抵免项有：公司雇佣人员达到“目标”人数，可享受税收抵免；1936年前建造的历史建筑和非居民建筑的重要修复费用；出口销售公司；经济贫困的地区企业；跨国公司（集团）；美国境内制造企业等。而中国特色的抵免项有：持有超过12个月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农、林、牧、渔业项目、国家重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安置残疾人员等的工资；高新技术企业优惠10%；民族自治地区企业等。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上述抵免项的设置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政策目标。美国政府高度关注就业，对雇佣人员多、出口、制造和贫困地区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扶持都是保就业的重要举措；对跨国公司和企业研发费用的税收优惠直接造就了全球数量最多的世界500强企业；对环境和历史建筑进行保护的优惠政策反映了其可持续发展的执政理念。而中国政府非常强调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优惠，具有很强的“国家主导建设”的特色；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反映了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导向；对民族自治地区和残疾人进行税收倾斜则更多地出于国家安全和稳定的考虑。
（3）实际税率和税收负担比较。虽然美国的名义企业所得税率较高（35%），但实际的企业所得税率较低，2009年美国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只有12.1%（wikipedia），不到最高名义税率的一半，美国1947年~2011年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率见图1和图2。2011年，中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为22.7%，外资企业为20.46%，与最高名义税率相差不大。中国企业所得税占GDp的比大大高于美国，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综上，美国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不到名义税率的50%，而中国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接近名义税率的90%。中国企业所得税占GDp的比是美国的2倍~3倍。
（4）征税管辖权比较。美国对企业所得实行所得来源管辖权、居民管辖权和公民管辖权三权并用，而中国仅对前两种实行管辖。因此美国政府将美国公司全球所得和外国公司美国所得都纳入征收范围，对公司注册地和公司实际经营管理地均予强调；而中国政府将居民企业全球所得和非居民企业中国所得纳入征收范围，侧重强调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地。双方的实际差别在于：美国公司在中国注册的公司在中国完税后仍需向美国交税，但在中国缴税部分可以抵免；而中国公司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在美国完税后无需向中国交税。
4.税收征管成效比较。
经过近百年的演变，美国的税收征管体制已经相当完善。首先，税收管理普遍实行纳税申报制度，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和信息化程度比较高。其次，税务审计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高。由于美国律师、会计师数量足够多且专业化程度高，一般企业和居民都是通过这些社会性组织进行申报和纳税。第三，美国税务部门采取的是典型的“执法服务型”体制，高度的以法治税，以法治税是税收的本质要求，美国政府对一些企业违反税法事项开出巨额罚单的案例屡见不鲜，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个人来说，一旦发生税收违法被罚事件，轻者损失巨大，重者倒闭破产，违法成本极高。与美国相比，我国的税收征管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税收执法不严和管理手段相对落后等弱点，企业违法成本较低，企业有意、无意的偷、漏税情况时有发生。
三、进一步推进我国企业税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1.适度降低我国企业实际税收负担、放水养鱼。
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可能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2000年~2002年以及2007年~2009年两段时间内，美国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均大幅下降，而这两次税率急将都立刻带动企业的利润的急升，最终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不降反升。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的理论，目前美国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应该处于最优税率附近。中国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是美国的2倍左右，尽管两国的国情差距较大，具有不同的最优税率，但美国的实例给我们以很好的启发：中国企业目前超过20%的实际税率是否有可能过高？如果确实如此，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的实际税率就有可能给企业减负的同时增加政府的税收，实现典型的帕累托改进。
2.分步推进，优化税种。
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当前国情和实际的，一是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较快，但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加上居民的纳税意识淡薄，如推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无法保证充足的税收；二是所得税征收管理比较复杂，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以商品流转为主体进行从价征收简单明了，无论是对生产、流通环节还是最终消费者来说，都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美国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决定了其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体系。这种情况下，照搬美国的经验显然并不明智。从充分发挥政府、企业、个人等市场经济参与各方的积极性，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我国税制结构的现实优化应该由间接税为主向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过渡，实现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搭配，简化公平、低税轻负。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我们可以看出，1994年四大流转税曾占到了税收收入的72.9%，之后占比逐年下降，2013年该比例降为51.5%。下一步可通过优化合并税种进一步降低该比例，具体的改革建议如下：
（1）营业税优化。目前，美国税制设置中没有营业税。营业税是我国流转税中仅次于增值税的税种，2013年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6%。如果国家能增加其他的直接税税源（如房产税等）而相应降低间接税的比例，取消或降低营业税应是首要选择。而营业税优化的具体路径有二：一是合并营业税和增值税。我国自2012年1月开始在上海试行7个行业营业税改增值税，2013年8月扩充到全国范围，并扩大行业试点，目前交通运输业已经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下一步将在建筑业推行增值税。从理论上讲，营业税改增值税后，营业税占比应该有明显下降，增值税占比应有明显上升。但根据上述图4，近年来营业税和增值税总的占比呈明显下降趋势，但营业税占比并无降低，反而是增值税占比在逐步降低，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效果并未显现。二是借鉴美国销售税的设置方式，变营业税为销售税，对于生产终端消费品的生产企业可将税收的征收时间从生产环节延后到销售环节。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可以通过延迟收税为企业减负，此外营业税是对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征税，而销售税是对销售出去的产品征税，显然前者的税基大于后者。
（2）增值税优化。一是要推动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允许企业对所有外购货物都能实行凭票抵扣，提高企业对固定资产和新兴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二是适度提高地方在央地增值税分配中的分享比例，更好地匹配事权与财权。
（3）消费税优化。如上说述，我国消费税占全部税收的比例是美国的近3倍。而如果从消费税与国民总收入的比来看，美国2007年的比例为0.6%，而中国为7.5%。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消费税征收范围更宽：美国的特殊行为消费税仅对汽柴油、烟酒、航空机票、轮胎、卡车等征税；而中国除上述科目外，还对小汽车、摩托车、高档手表、珠宝、化妆品征收消费税。两国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将大部分奢侈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反应了我国对奢侈品消费的政策引导。目前，我国对化妆品的消费税率为30%，对汽车的消费税率为1%~40%，对高档手表的税率为20%。但任何政策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财富积累阶段，通过对包括小汽车在内的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鼓励国民更多地储蓄而不是高消费，并将储蓄资金更多地投入国家建设，确实起到了人民财富积累和国家整体发展的效果。但新时期，国民经济需要更多的消费拉动，同时国民积累也具备了一定的消费实力。当前，小汽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对于各种高档商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如适度缩小消费税的征收范围、降低部分奢侈品的消费税率，就很有可能大幅增加这方面的消费，在扩大消费的同时，消费税总额不一定降低，还有可能增加。事实上，由于国内的高税率，中国国内的许多奢侈品潜在消费转向海外，2012年我国海外的奢侈品消费达到1836亿元。
3.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做到以法治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均衡。
简述消费税的特点篇4
关键词：消费需求；税收政策；不足；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1
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十多年来，中国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总体效果欠佳，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至今仍未建立。要保持消费需求不断增长，需要建立持续不断的保持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能力的长期的有效机制予以保证。而税收政策作为其实现长效机制中的重要工具，如何在扩大消费需求中的发挥作用，是我国当前税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一、税收政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现状
税收是作用于微观主体的直接工具并影响居民的具体消费行为。近年来，我国为扩大消费需求，采取了一系列税收政策：
1.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为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费用扣除额提高到3500元，税率及级距由原来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同时级距有所提高，税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调。
2.实施了全面的“营改增”
2016年5月1日，实施全面“营改增”后，避免了重复征税，在一定程度了促进了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拉动就业的增长，最终会影响居民收入的增加，进而扩大居民的消费水平。
3.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企业发展，增加居民就业
我国相继出台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从而扩大居民的就业机会，达到增加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扩大消费。如：企业所得税法的加计扣除、加速折旧；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个人购买1.6L以下排量的小汽车，车购税减半；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优惠等等，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居民的消费。
这一系列的税收政策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的收入，刺激了消费需求，但由于优惠面窄、力度不强、政策贯彻不够深入等原因，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仍然存在。
二、税收政策扩大消费需求的不足所在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这是由于消费具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特点决定的，即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近年来，从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来看，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比重长期偏低。税收政策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其功能发挥不足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所在。
第一，我国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流转税使得商品的税负最终转嫁给消费者，相应提高了商品的价格，不仅不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而且从深层次上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且增值税对大部分生活必需品没有区别对待，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必需品支出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会下降，导致增值税的累退性，从而不利于收入的分配和消费的扩大。
第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在收入再分配上发挥不足。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以工资薪金税为主，其他所得由于信息不对称难以征收，从而导致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偏小；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征收，未综合考虑个人取得的所得和所用的配比，导致一部分人税收负担过重。
第三，我国财产税体系的不健全，弱化其调节功能。我国只对个人从事房屋出租的房产征收房产税，且由于这部分收入的不透明，从而导致税收的流失。另外，2011年我国在上海、重庆试点开征房产税，并未全面实施。还有我国并未对遗产和赠与征税。因此，财产税的缺失，不仅弱化了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功能，也扩大了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建议
1.加快流转税改革，完善流转税体系
首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已全面实施，这不是简单的税种变化，一方面是避免营业税重复征税、不能抵扣、不能退税的弊端，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另一方面是从价内税改成价外税，形成了增值税的进项和销项的抵扣关系，在深层次上影响产业结构。其次，适当降低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增值税的累退性，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最后，为减轻个体经营者的税收负担，可适当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
2.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
首先，财政、税务、银行等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对个人收入监管力度，创造条件尽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分类与综合征收过渡，并加大对非劳动所得和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力度，不仅能扩大个人所得税的规模，而且也能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其次，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在目前费用扣除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照顾力度，将用于教育、医疗、住房、抚养等方面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从而降低其税收负担，增加其实际可支配的收入，进而提高消费能力并扩大消费需求。
3.完善财产税体系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住房、汽车的消费已向中等收入群体扩散。因此在发挥税收政策引导消费的前提下，应加快我国房产税和车辆购置税的改革。同时，应在条件成熟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一方面可以使财富集中的趋势得以减缓，另一方面可转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倡导勤劳致富的新风尚，从而使高收入群体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得到有效降低。
综上所述，扩大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的焦点是发挥其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但也有其局限性，应将政府的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相互配合，发挥其合力作用，才能更好地扩大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郭平，洪源.税收政策刺激我国消费需求有效增长的作用机理及对策研究[J].湖湘论坛，2009，06.
[2]王华.促进消费需求扩大的财税政策取向[J].税务研究，2012，11.
[3]邹蓉.税收政策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路径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12，02.
简述消费税的特点篇5
关键词：消费税特征征税范围存在问题合理范围。
消费税征税范围的宽窄，不仅关系着消费税调节的深度、广度和实施成效，更反映着政府税收政策的取向及其指导思想，目前我国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依然存在有待探讨的问题。
1消费税的特征。
消费税作为流转税的一种，除了同其他流转税一样具有调节经济与组织收入职能外，还具有独特的特征：
第一，消费税具有政策调节灵活性和征税范围选择性的特点。对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税可以调节产业结构、引导生产和消费。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均把增值税作为普遍征收的税种，而把消费税作为重要的调节宏观经济的税种，只对部分商品或消费进行征收。征收多是依据各国自身实际情况，选取部分产品征收消费税，并且随时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适时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
第二，消费税的税率设置与征收方式都极其灵活。税率可根据消费品的不同种类、档次或者消费品中某一物质成分的含量，以及消费品的市场供求状况、价格水平、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等情况，对消费品制定不同的税率。征收方式可以选择从量计征或从价计征的不同方法。因而不同税目的税负水平弹性很大，调节目的十分明显，这种调节目的也更容易被纳税人所感知。
第三，消费税具有税源集中、征税简便的特点。税源集中使得消费税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具有特殊意义，而征收方便又可以进一步降低征税成本、保障税收收入的征收。因此，消费税在调节消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方面，能够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四，消费税还具有征税环节单一，税负可以转嫁特点。消费税只在消费品生产、流通或消费的某一环节一次征收，而不是在消费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实行多次征收。消费税无论在哪个环节征税，也不管实行价内征收还是价外征收，最终消费税负担将由消费者承担。
2当前我国消费税征税范围还不尽合理。
当前，我国消费税征收范围还不尽合理，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将少数生产资料与某些生活必需品纳入了征税范围。一些产品，例如酒精、汽车轮胎等均属于生产资料，对其课税，会影响生产发展，减少财政收入，起到逆向调节的作用；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一些消费品（如黄酒、化妆品、护肤护发品等）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或常用品，对其课税，有可能限制人们对必需品的消费，这不符合我国的税收原则。
二是没有将一些高档消费品列入征税范围。弥补增值税累退性的弊病，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是消费税调节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对一些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对超前消费没有抑制作用，这不仅会减少财政收入，还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要通过税收实现社会公平，就要通过对高收入阶层消费的产品征收消费税来解决，但我国目前消费税税目覆盖面相对较窄，对于一些高档产品还尚未开征消费税，且消费行为也尚未涉及。与国外开征消费税的国家相比，我国开征消费税的种类偏少，且多是发展潜力有限的企业。因此，消费税必须要开辟新的征税品目，拓宽征收范围、扩大税基，才能有效发挥出作为流转税在收入规模调控中的作用。
3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的方向。
正确确定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当前要做的是对税目进行微调：一是从长远分析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调整方向，从量上看，应当是逐步拓宽，以不断满足宏观调控和财政收入的双重需求。通过今年的调整，我国消费税法确定的征税项目虽经扩充，但仍然过窄。国际上将消费税按课征范围可分为三种类型：（l）有限型消费税。这种消费税征税范围比较狭窄，征税项目约为10～15种主要限于一些传统的消费品，如烟草制品、酒精饮料、石油制品、机动车辆、游艇、糖、盐、软饮料、钟表、首饰、化妆品、香水等。（2）中间型消费税。这种消费税的征税范围相对要宽一些，征税项目约在15—30种之间。除了有限型消费税所涉及的品目外，把一些消费广泛的消费品，如纺织品、皮革、皮毛制品、鞋、药品、牛奶、和谷物制品、咖啡、可可、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摄影器材、打火机等也纳入征税范围。（3）延伸型消费税。
这种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比前两种更大，征税项目在30种以上。除了上述两种类型所涉及的品目外，把一些生产资料也纳入征税范围。我国介于有限型和中间型之间，根据我国消费税征收现状，其征税范围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调整的趋势应当是增加对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有重要意义的项目，而减少一些作为一般生活消费品的项目。
4我国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调整建议。
我国消费税在确定征税范围时，应对目前消费税税目进行增减调整，同时逐步扩大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征税范围。
4.1增减消费税税目。
取消对部分消费品的征税。首先，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在过去被认为是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的商品，现在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如护肤护发品中的花露水、发乳等。建议取消对这些消费品的征税。其次，对于消费税税目设计中为平衡财政收入而征收消费税的，属于生产资料性质的产品建议取消征收。
4.2适当扩大征税范围。从目前我国的国情看，消费税法的征税项目可以增加到20-30个，收入比重增加到占流转税收入的20%左右。应选择一些税基宽广、消费普遍，且课税后不会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消费品进行课税。例如：其他矿物油类、高档家用电器、裘皮制品、装饰材料等。另外还可以选择娱乐业项目如歌舞厅、卡拉oK、保龄球、高尔夫球、台球、游艺等，以及特殊服务业如桑拿、按摩等征收消费税。
4.3逐步扩大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征税范围。
可以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及排氟、氯、氢等开征消费税，对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垃圾污染开征环保税。将一些不可回收、不可再利用物品（如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一次性用品（如一次性筷子）、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如含汞和镉的电池），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同时逐步提高这些物品的税率。这不仅在经济上和道义上公平合理，而且还可以促使企业和个人积极采取防止或处理污染的设备，提高产品的价格，抑制这些产生污染的产品的消费。将水资源、森林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也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节约和保护意识。
结语：与消费税历史悠久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税功能仍显不足，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的征税范围还不尽合理，因此，应针对消费税征税范围的存在的问题，对该税种的征税范围进行合理设置。
简述消费税的特点篇6
【关键词】“营改增”；税负；纳税人；消费者
“营改增”自试点以来，有关“营改增”是减税还是增税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税率是衡量税负的主要标志，“营改增”的税率选择无疑便成了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李星、刘红艺（2012）研究认为，在增值税“扩围”改革过程中从低适用现行增值税税率，可以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谭郁森、朱为群（2013）从增值税中性的角度提出，在“营改增”过程中，强调地区和行业差异，增加更多档次的低税率，势必会大大增加税制的复杂性，影响增值税中性优势作用的充分发挥。他们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出我国增值税税率为12%是较为合理的，并提出了过渡期相应的过渡措施。在既有的研究中，很少学者就“营改增”的不同税率选择对相关纳税人及最终消费者的税负影响进行研究。本文分析了“营改增”试点行业的属性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增值税的抵扣制度，来探讨“营改增”的不同税率选择对相关纳税人及最终消费者的税负影响，进而提出税率改进的建议。
一、“营改增”试点范围特点分析
目前“营改增”试点范围为交通运输业与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交通运输业与现代服务业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制造业的关系非常密切，其所提供的服务绝大部分都不是居民直接消费，而是由生产性企业购买，服务产生的价值将通过价值链传递到最终消费品上。由于流转税的税负转嫁特性，虽然最终消费者不是纳税义务人，但其却是流转税的最终税负人。因此，交通运输业与现代服务业在流转过程中被征收的税收，最终也通过流转链条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
二、税负指标选择与基本假设
（一）税负指标选择
衡量税收负担的指标有很多，宏观的有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国民收入税负率等，微观的有总产值税负率、增加值税负率、净产值税负率等。本文在研究分析时采用增加值税负率指标。
增加值税负率=增值税税额÷企业增加值
根据增值税的原理，商品价值由C+V+m组成，增值税是对商品中的V+m进行征税。流转税具有转嫁性，选择该指标有利于分析商品或服务在每一环节增加值的实际税负。当然这些税负最终由消费者来承担。
（二）基本假设
实际生活中的商品与服务流通环节比较多，本文为了方便分析，作如下假设：假设1，把整个服务与生产活动简化为三个环节，分别代表服务、生产、零售环节，且三个环节连续；假设2，把服务提供环节看作整个生产过程的起点，对服务提供环节中的一般纳税人的进项扣除简化为零，也就是如果前面环节有税款，则全部体现在本环节；假设3，为了便于分析，此处假设所有环节增值额为100，每个环节的销售价等于商品的进价加上本环节所承担的增值税；假设4，每个环节抽象为只经过一个纳税人；假设5，因原营业税纳税人“营改增”后的小规模纳税人对链条的状态影响较小，所以本文不研究原营业税纳税人“营改增”后的小规模纳税人情况，且其也只有一个3%征收率，研究它对本文的意义不大，故分析时只考虑原营业税纳税人“营改增”后为一般纳税人（以下都称为“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的情况；假设6，假设各环节不存在免税情况，也不存在其他不能抵扣情况；假设7，生产环节与零售环节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两类，并假设一般纳税人从一般纳税人进货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从小规模纳税人进货不可以抵扣。生产环节与零售环节一般纳税人的税率为17%，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为3%。
基于上述假设，可以得出以下四种流转过程：
（1）“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生产环节一般纳税人零售环节一般纳税人消费者
（2）“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生产环节小规模纳税人零售环节一般纳税人消费者
（3）“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生产环节一般纳税人零售环节小规模纳税人消费者
（4）“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生产环节小规模纳税人零售环节小规模纳税人消费者
三、税负率计算
以下基于上述四种流转过程对各自的税负情况及最终消费者整体税负进行列表计算。在进行税率比较时，选择“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的税率为6%、10%、17%三种情况（选择其他税率分析结果类似）。
（一）生产环节为一般纳税人，零售环节为一般纳税人的计算结果（见表1）
（二）生产环节为小规模纳税人，零售环节为一般纳税人的计算结果（见表2）
（三）生产环节为一般纳税人，零售环节为小规模纳税人的计算结果（见表3）
（四）生产环节为小规模纳税人，零售环节为小规模纳税人的计算结果（见表4）
四、“营改增”税率选择对相关纳税人及最终消费者整体税负的影响分析
（一）对“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影响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对“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也就是其自身影响来说，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其自身税负不断加重。
（二）对生产环节纳税人的税负影响
从表1、表2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营改增”税率选择对生产环节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影响结果是相反的，即随着“营改增”税率的不断提高，其下一生产环节一般纳税人的税负率不断下降，而其下一环节的生产者如是小规模纳税人，则随着“营改增”税率的不断提高，其税负不断升高。
（三）对零售环节纳税人的税负影响
从表1的结果看，如零售环节一般纳税人从一般纳税人处进货，则“营改增”的税率选择对其没有影响；从表2的结果看，如零售环节一般纳税人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进货，则随着税率的提高，其税负将不断提高；从表3的结果看，零售环节小规模纳税人从一般纳税人处进货，则其“营改增”的税率选择对其税负没有影响；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零售环节小规模纳税人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进货，随着“营改增”税率的不断提高，其税负也不断提高。
（四）对最终消费者的税负影响
从表1、表3的结果看，只要生产环节为一般纳税人，不管零售环节为哪类纳税人，最终消费者的税负都不会因为“营改增”税率的改变而改变；从表2、表4的结果看，只要生产环节为小规模纳税人，最终消费者的税负都会随着“营改增”税率的提升而不断加重。
五、“营改增”税率选择建议
各行业所承担税负的轻重将直接影响各行业的切身利益，而税率必然是影响各行业税负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营改增”的过程中，如何合理选择税率，将直接影响“营改增”的顺利推进。针对“营改增”的税率选择，本文给出如下建议：
一是从最终消费者税负的角度看，在不增加最终消费者负担的前提下，“营改增”的税率应选择低税率。
二是从平衡各方现有利益的角度看，“营改增”的税率宜选择与改革前税负相同或略有下降的税率，以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
三是从增值税中性的角度来看，增值税宜采用单一税率的形式，但从“营改增”的实际来看，目前立刻统一会造成税负上升企业的反对，因而增值税税率宜适度下降并逐步过渡到统一税率。对此谭郁森、朱为群（2013）已提出了较为可行的过渡期做法。
四是综合上述分析情况，在短期内，价格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也可以说税负的转嫁不可能一下完全转嫁给链条上的下一环节，各方利益博弈可能非常激烈，因而当前税率选择应尽可能与行业改革前相一致，以便于“营改增”的顺利推进。但从长期看，税负会通过价格传递给最终消费者，前面环节受税率选择的影响较小，特别是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为了不扭曲经济，宜逐步过渡到统一税率，以充分发挥增值税中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简述消费税的特点篇7
2016年4月14-15日通过2天的培训，我对营改增相关文件和实例做了一些思考，形成以下学习笔记希望和同行共同学习。
一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意义：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下达全面实施营改增的‘总攻令’，确保营改增5月1日如期落地，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文件，全面规定了营改增方案内容。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前期试点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覆盖面更广，意义更大。
二、营改增的计税：1、增值税税率：有17%、13%.11%、6%、0%.17%适用于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11%适用于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6%适用于现代服务（除了有限动产租赁），0%适用于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研发及设计服务，小规模的纳税人适用于3%的征收率。
2、增值税的计税方法，包括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一般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一般纳税人发生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行为，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但一经选择，36个月内不得变更。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3、纳税人资格认定：一般纳税人条件的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具体登记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建筑安装业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试点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年应税销售额标准为500万元（含本数）。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可以对年应税销售额标准进行调整。
三、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均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属于个人消费不得进项抵扣。（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以及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四）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以及该不动产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五）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在建工程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六）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以上六重情况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都不能从进项税额中抵扣。
四、建筑业营改增政策：1、老项目的界定：建筑工程老项目是指：（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注明的合同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前的建筑工程项目；（2）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前的建筑工程项目。
2、进项税额的特殊规定：（1）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试点纳税人，2016年5月1日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或者2016年5月1日后取得的不动产在建工程，其进项税额应自取得之日起分2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年抵扣比例为60%,第二年抵扣比例为40%. 取得不动产包括以直接购买、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入股、自建以及抵债等各种形式取得不动产，不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2）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向贷款方支付的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投融资顾问费、手续费、咨询费等费用，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3）单位职工出差要有车票、住宿费，车票不用抵扣，住宿费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从进项税额中抵扣。
简述消费税的特点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税制结构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切人点和现实途径是促进“五个统筹”，而促进“五个统筹”的重要抓手是完善现行税制。
一、税制不合理、不完善是非科学发展与不和谐的矛盾焦点
当前，我国非科学发展的表现与不和谐的因素很多，导致这一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税制不合理是非科学发展与不和谐的矛盾焦点之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是直接或间接政府主导型，因而有许多问题的矛头直指政府也就不可避免。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在政绩考核的外在压力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内在动力驱使下，地方政府把综合考核指标体系简化为单纯的GDp增长，纷纷选择粗放增长模式，不顾资源支撑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大上项目，上大项目，这是导致非科学和不和谐发展的根本原因。基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的科学论断，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改善上述压力与动力。如，2006年6月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其核心思想是改善外在压力，抑制地方政府单纯GDp冲动，引导科学发展，关注民生。当前，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有效改善内在动力，而完善税制结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前提。
二、税制结构与“五个统筹”要求不相符合的几个方面问题
(一)与“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在促进城镇化方面的作用不大。如何在税收上吸引、保障农民走出农村、促进城镇化，现行税制则是空白。
(二)与“统筹区域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第一，现行税制刚性太强，地方税制结构不完全符合区域特点。现行税制刚性太强，地方人大没有适当的税收立法权。因此，地方税种“一刀切”不能适应各地税基特点，不能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第二，生产型增值税导致不同区域的实际税负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行业在生产型增值税条件下税负不同，同时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行业在我国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区域性，从而导致我国不同区域的实际税负不同。我国的轻工、食品等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资源开采、重型工业等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中西部地区的实际税负比较重，不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
(三)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社会进步的源泉在于效率的提高，也在于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则在于公平性的提高和保障公平手段的不断完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公平性的提高。这其中，完善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机制是其重要手段。完整的收入分配税收调节机制需要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协调配置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而我国这些税种却不完善。从国际经验看，这几个税种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都会破坏调节机制的完整性。
个人所得税目前实行以分类和综合结合、分类为主的征收制度，加之在具体操作中不顾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和纳税能力，不仅没有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促进公平的作用，反而呈逆向调节态势。如，存款利息所得税，无论存款人贫富与否、存款多少，都一律适用20%的税率。消费税的首要功能是调节收入分配，其次才是增加财政收入，税收重点应是富裕阶层的消费。但现行消费税却面向生产配置，许多高档奢侈品的消费，如高尔夫球场、高级会员俱乐部、高级夜总会等，没有纳入税收范围，仅有的几个税目的税率明显呈逆向调节作用。财产税是对个人收入转化为财产时采取的基本调节手段。目前财产税适用单一比例税率，并且没有区分占有财产的多少及其质量。这就不能促进社会公平性的提高。遗产和赠与税的缺失是我国税制结构的一个缺憾。遗产税可在几乎不伤害效率的情况下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是世界公认的“良税”。遗产和赠与税缺失不仅使税收在赠与环节上没有调节作用，而且破坏了税收调节链条的完整性，使其整体调节功能下降。此外，社会保障税缺失也是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长期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加速推进，社会保障的预期开支很大。从中期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包括国企彻底脱离“办社会”功能等，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矛盾和震动，需要社会保障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短期看，近年来下岗失业人数较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压力较大，未来几年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产生压力，急需发挥社会保障的“稳定器”和“剂”作用。目前，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及管理方式等还存在诸多弊端。如，筹资方法政出多门，方式不规范，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使用效率低下，甚至挪用、挤占、浪费社保基金。面对上述问题，首要的是要建设一个规范、持续、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征收渠道，即开征社会保障税。另外，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应培养农民的纳税意识，为人口的城镇化作铺垫。同时，为使社会保障体系能尽快、尽可能广的覆盖到更大范围的人们，对农民征收较低税率的社会保障税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
(四)与“统筹人与自然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统筹人与自然发展”，要求税制具备两个系统：一是促进资源节约、合理利用系统；二是生态环境保护系统。现行税制在这两方面的调节机制和功能基本是缺失的。从第一个方面看。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似乎具备调控资源节约、合理利用的功能。但资源税调节范围狭窄，仅对矿产资源征收，其它诸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都不在调节范围之内。此外，对矿产资源调节点放在级差收益上，而不是促进资源合理开发、节约使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上；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由于和土地增值税搭配不当，导致实际运行中不能充分发挥调节土地资源利用的作用，甚至功能丧失。由于土地增值税税率偏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税率偏低，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政府批租的一级土地市场价格偏低，二级土地市场价格偏高，使市场行为人会尽可能争取占用耕地和购买政府出让的第一手土地。二是两种税率高低不同所形成的利差，使持有多余土地者会闲置、囤积土地，抑制土地正常流转。另外，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驱使地方政府搞卖地生财的“一锤子买卖”，“只管今年吃肉，不顾明年喝汤”，短期行为严重。从第二个方面看，现行税制是空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调节主要是靠收费来实现。“以费代税”不仅作用有限，而且极大地挤压了税收空间，使税收在政府能支配的财政收入中仅占60%左右，其它的则游离于预算外，无人监督。
(五)与“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要求不相符的
问题。一是内外资纳税人适用税制仍不够统一。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解决了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的差别。但内外资纳税人仍分别适用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税制不统
一、不简化，没有充分体现对外开放新环境、新阶段的国民待遇要求。二是关税不能及时地根据发展形势进行调整。一方面，在当前我国流动性严重过剩的背景下，对外资普遍优惠收税的历史依据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我国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产品出口数量大、增长快。如，2006年我国钢材出口4301万吨，比2005年增长109．6%，成为全球钢铁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关税结构及税率不能依据发展形势进行调整，导致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更重要的是加大了国内节能减排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在今年一季度主要高耗能行业增长过快、高能耗产品增加过多、主要产能过剩行业增幅加快、部分落后产能死灰复燃的形势下，关税是把住进出口环节的重要一环。否则，势必加大今年和以后节能减排工作的压力。
三、改善税制结构的政策建议完善税制结构的总体构想是“取消一批、改善一批、增加一批”，为财税调控功能的改善和加强提供良好的基础，促进“五个统筹”发展。
(一)取消一批。一是按照“简税基”的要求，取消和简并一些税种。取消原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使其合并形成新的统一的物业税；取消原有的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使其合并形成新的统一的车船使用税。二是适时调整关税，取消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如，钢铁产品中的板材和棒线材属于低端产品，但却占我国钢铁出口总量的70%还多。对此类产品要尽快取消出口退税甚至加征出口关税，不能留较长的政策调整过渡期，防止或减少突击出口。
(二)改善一批。一是完善增值税，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与扩展。推进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并把增值税征收扩展到服务环节和服务行业。二是完善消费税，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高消费和收入分配的功能，同时提倡节约资源。从范围和税率两方面着手，把非消费品和百姓日常生活消费品从征收范围中剔除，同时将高档消费品特别是不利于资源节约利用的一些消费品和奢侈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同时对其实行高税率。三是完善个人所得税，逐步实现综合个人所得税制，按率计征。目前，需维持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但在征收过程中，要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和纳税能力，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必需部分要实行税前扣除，减少其逆向调节的负面影响。四是完善资源税，发挥其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的功效。首先，把资源税与资源的合理开发、养护、恢复等挂钩，根据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成本、生态补偿的价值等因素，确定或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其次，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除煤矿瓦斯外，将尚未纳入资源税范围的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等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最后，调整有关土地资源利用方面的税收制度，适度提高城市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的税率，特别要把土地出让金由一次性收取改为按年征税，遏制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迫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无法“落地”。同时，改为按年征收后，土地一次使用成本下降，为防止土地超短期出让套利投机行为，要对其利得实行高额累进征税。
(三)增加一批。一是增加社会保障税。现在看，把原来社会保险筹资方式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已成熟。社会保障税需合理设定税目和税率，规范收取、管理和使用，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主要资金来源。二是增加遗产和赠与税。遗产税虽然是世界公认的“良税”，但在我国目前阶段开征会遇到困难。需在全社会大力加强纳税意识、纳税义务和纳税权利的宣传教育的同时，适时开征此税。三是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税。主要包括两方面：对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征税和对产生较大环境影响的商品征税。一要结合费改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等)、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的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二要征收燃油税、碳税、化肥税、农药税等生态税。
四、政策执行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新税制结构可能影响财税收人问题。新税制结构中，有的可能导致收入增多，有的可能导致收入减少。投资驱动型的增值税占我国税收总量的近40%，其改革对财税收入的影响首当其冲。一方面，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可能导致中央及一些地方的财税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民生领域的改革会使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面临较大压力，政府收入应能基本满足当期支出需要。对此，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从增值税内部看。一是考虑对某些重点行业，如石油开采等，确定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仍按生产型增值税征收，或在过渡期内实行存量不变、增量抵扣的措施。二是在总结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先在中部地区推行而不急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第二，从增值税外部、财税内部看。生产型增值税改革可以和新税种、新税率的调整统筹配套，整体推进。这样可减小税改导致的财政收入压力。第三，从财税外部、宏观经济看。增值税转型具有普遍的减税效应，属于经济扩张政策。在目前的投资和宏观经济增长背景下，特别是在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之际，增值税转型宜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二)一些新税种的推进次序问题。一些新税种的开征或一些税种原有征收方式的改革会面临不少困难。因此，不得不考虑推进次序，即先易后难、步步推进。如，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向综合过渡是一个长期过程，因为综合课税需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个人收入完全货币化、具备有效的个人收入汇总工具和便利的个人收入核查手段。此外，纳税人的意识也是影响征税成本和效率的重要因素。这些都需较长时间才能完善。因此，目前应以分类制为主。又如遗产和赠与税，由于社会环境还不太成熟，一齐推出可能遭遇较大的阻力和变相阻力。因此，可考虑先开征遗产税，择机推出赠与税。再如社会保障税，长期目标是为所有城乡劳动者提供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基本保障所需资金，但近期可能不能覆盖到农民，征税对象范围宜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和力度随之逐渐扩大。
简述消费税的特点篇9
一、理论上规范的税费关系及判断标准税改费的理论基础，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基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研究税收与收费之间的关系离不开价格作为参照。从理论上，规范的价、费、税三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制度安排和选择问题，即采取何种制度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里对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对社会产品产权制度的选择。社会所提供的满足人们各种消费欲望的社会产品，按消费特征的不同，可分为私人品、公共品和准公共品。规范的价、费、税关系正是通过对社会产品分类而体现的。
第一，私人品实行价格制度。私人品消费的排他性是与私人品所有权密切相关的，而私人品所有权正是构成市场交易契约的微观基础。由于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权具有排他性，因而欲取得对方的使用价值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正是由于这种排他性，所有权可以转让，因而可通过交易方式来互通有无；正是由于产权的拥有可带来相应的收益，因而交易应按等价交换来进行。
第二，公共品实行税收制度。公共品生产的边际成本为零，即增加一个人的消费并不会引起边际成本的增加，同时它的生产具有巨大的外部效应，一旦生产出来将惠及社会全体成员，这是由公共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引起的。这就意味着在公共品消费中免不了存在“免费搭车”现象，而要界定和排除这种现象的成本是相当高的。为了筹集公共品的生产资金，必须主要通过税收筹措，即社会成员在拥有无偿享受公共品消费的权利的同时，也负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从理论上看，由政府通过税收来筹集公共品生产资金，通过公共支出来提供各种公共品，可有效地抑制“免费搭车”行为，化解公共消费与私人产权的矛盾，使可能产生的补偿性内在化和可能发生的交易成本降低，从而有利于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三，准公共品实行收费制度。准公共品消费具有局部公共性和局部排他性的特点，表明准公共品具有局部的受益性，也表明对准公共品产权的界定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是较小的，然而若超过一定的界限，则交易成本将十分高昂。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准公共品消费特性将其受益范围规定在一个社区区间。社区可以被看作成一定规模的集体，其产权的所有权相对社区内部成员来看与集体产权相类似，相对于外部成员来看则与私人产权相类似，社区产权的构造具有内部的集体性和外部的私人性。在这种安排下，社区组织要维持运营，有赖于两方面的补偿，一方面，在社区内部每个成员均无例外地向组织缴纳一定的近似于捐税的费用；另一方面在社区组织内部通过向其他社区以外的成员提供服务收取近似于价格的补偿。由此可见，构造社区组织之时，就已蕴含了收费机制。通过人类千百年的探索、比较和选择，分别对私人品、公共品和准公共品采取了私人产权、集体产权和社区产权，并相应的形成了价格、税收和收费三种经济补偿和运作方式，这些理论已被验证为是行之有效的，能够使人类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和最佳配置。
按照上述原理，如何运用税费的判断标准通常有：（1）利益原则标准。政府征收一种税或费时应考虑有两个根本原则，一是偿付能力原则；二是利益原则。一般征税是建立在支付能力基础上的，如所得税税额就是建立在有支付能力基础上的。而征费则是建立在利益原则基础之上的。所以，如果所征的费，是建立在有支付能力基础上的，都应改为税。（2）收入与支付之间的联系如何。一种征收，如果是建立在利益原则基础上，但征收的收入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则应征收税而不是费；反之，如果征收的收入只用于交纳者（即部分社会成员），则应征收费而不是税。（3）政府花费这笔收入是用于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如果收费支持的是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那么，这时的收费就具有税收的性质。所以确定一项收费项目的性质时，应看它支持的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4）政府所提供的物品或劳务在私人部门是否有同样的物品或劳务。如果收费提供物品或劳务项目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作为政府要么取消同样的服务，要么把它私有化。这时，政府应考虑把那些公共产品或劳务服务转化为价格管理，而不是转化为税。（5）征收成本标准。几乎所有国家都对部分本应收费的项目征税，如道路使用费，本应由道路使用者交，但如果在每一个道路上设卡收费则成本很大。所以，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它放在燃油税中征收，如美国是放在燃料的消费税中征收的。这就是“费改税”时应考虑的成本标准。（6）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标准。我国目前许多收费是地方政府的临时性行为，是不规范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同时又没有相应的税收立法权，因此，只有依靠收费来解决支出需求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简单地把费改税，而是通过赋予地方适当的立法权，使其有自己的收入来源，既可以把一些收费改为收税，也可以根据上述的判断标准，把有的税改为费。
综上所述，同税收一样，收费是政府收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税收相比，政府收费的主要经济原理不仅仅是筹集财政收入，而且还在于提高经济效率。在很多人看来，政府对传统上免费提供的服务（如大多数公园）进行收费，或者对传统上低于成本价提供的服务（如道路）提高价格都可能被公众看作“牟取收入”，更不用说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了。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政府对提供的某些准公共产品（例如道路）采取适当的收费政策，虽然有些直接从一些未收费或低收费的公共服务中受益的人有意见，但是大多数人是赞成的。公民应接受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收费政策，这些政策将使稀缺的公共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从而使得政府提高了利用资源的效率。最大限度地提高稀缺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必要的和必需的，它可以尽可能多地为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这种有效性在贫穷国家特别重要。
二、政府收费的定价原理及管理原则多数西方国家遵循的收费标准或原则是成本恢复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确定收费水平。
一是边际成本定价方法。财务核算中所指的成本是在特定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可用货币衡量的支出，包括工资、租金、实物、交通、供给等，它反映了某特定时期的真实财务支出。进行过这种核算的人都知道，将成本分配到特定的活动中去是很困难的。虽然如此，财务人员还是研究出各种成本核算方法来处理共同成本或间接费用并收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在边际成本定价方法中提及的经济成本不是会计成本，而是机会成本，即投入用作了其它目的时的受益值。比如一个森林公园不仅仅包括记载在账本上实物设施和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国家把它用于其它用途（如采伐或开发房地产）时的价值。边际成本定价原则的有效应用需要对社会或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于提供一项特定服务中的另一项服务时，估算边际成本，需要确定由这种扩展产生的所有追加成本。例如，交通拥挤会提高社会成本，但是很难将等待成本换算成货币价值，而为了确定收费的价格则又必须把它们加到其它相关成本中。因此，即使在理论上衡量边际成本也是非常困难的。由于估算政府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需要许多信息，而这些信息又很难全部得到，因此，很难把提供服务所需的成本弥补回来，故而在实践中这种方法用得不多。
二是平均成本定价方法。实际上，许多服务成本是按照平均成本方法确定的。平均成本所需的信息少得多，这样定价，总可以把所需要的成本弥补回来。但这种方法也有问题，比如，平均成本定价方法估算提供特定服务的总财务成本，然后除以单位数量，得到合适的使用费价格。但结果是缺乏效率。因为，如果产出增大成本降低，定价过高，产出就会下落到社会需求水平之下；如果产出增大成本增大，定价过低，该种服务会过度需求，资源配置将发生紊乱。只有在单位成本是常量时，即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是相等的时候，平均成本定价才是有效的。此外，用平均成本定价需要估计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这是比较困难的。比如一个公园，原来是免费的，或者是名义价格大大低于真实价格，此时公园的游客最多，保证其开放和正常运营时必须发生的财务成本，可以较容易地估算出来；但是如果用这个成本除以此时游客人数，从而确定收费价格，显然不可能涵盖所有成本，而用实际成本作为定价依据势必提高价格；如果价格上涨了，那么使用公园的人数肯定会减少。这就是说，用平均成本价格来涵盖运营成本，不仅需要使用者了解人数变化时单位成本如何变化的信息，而且需要了解价格变化时人数如何变化。这种信息不容易得到，即使可以得到，据此而定的价格不太可能带来有效的资源配置。
三是可变定价方法，也称高峰低谷定价法。这种方法通常用于公用事业的定价。例如，电力在夏天用得多，这时可以把价格定得高些；而春天用得少，这时可以把价格定得低些；再如，公园或国家自然保护区，可以节假日对入园者定价高些，而在平时定价低些；还如，交通运输，在旅行高峰期定价高些，对非高峰期的旅行者打折是有意义的。这种定价对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解决因鼓励额外消费而带来的拥挤和瓶颈问题有着特殊的作用。
在对收费管理上，国际上通过长期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则，oecd把这些原则概括为9条：（1）收取一种费，必须有法律授权。（2）开征费之前，必须向费的承担人宣传为什么要收取此费，类似于开征某种税之前的宣传。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尽量减少对实施这项政策的反对者。（3）开征前确定好征收成本，收费的全部成本应让所有的交费者明白，具有透明度。（4）征收系统应尽可能地方便交费人。（5）必须对收费的政府行政部门进行监督，包括审计监督、社会监督。（6）开征费以后，应尽可能地允许收费的实体有对该费的使用权利。（7）收费率可以用边际成本法或平均成本法来确定。（8）开征费时，应考虑公平因素。比如某项收费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服务对象是低收入者，则征费率应定得低些，以体现公平原则。（9）如果开征费，应考虑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比较中性的问题。实际上，这9条原则其实主要包括了收费的法制基础、收费的事前听证原则、透明原则、方便交费人原则、监督原则、谁付费谁受益原则、成本收回原则、公平原则等。
三、我国规费形式的历史必然性应该说，我国的政府收入体制形成过程是伴随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而进行的。税、费、利都曾在某一历史时期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国政府收入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改革前政府收入统一于预算之内，主要由企业缴纳的税收和利润两部分收入构成。改革后，随着外资进入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广泛地运用了税收形式，使税收逐步成为向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经营单位与个人筹集政府收入的主要形式。其次，在预算内以税为主取得政府收入的同时，基于仅仅依赖税收收入难以保障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事业日益扩大的财力需要，各级政府又运用收费形式来筹集部分政府收入，这就形成了现行的预算内以税收为主、预算外以收费为主、税费并存的政府收入结构。这种政府性体制是在我国经济处于转轨阶段，经济体制仍在改革过程中随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逐步形成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本身即具有过渡性。因此，对它的形成及所发挥的作用应以历史发展的观点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
第一，应当承认现行的政府收入体制的确是一种非定型的政府收入体制，存在着不规范性、不稳定性，甚至有某些不合理性。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历史的过渡阶段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些年来，我国经济能持续发展，社会能保持安定，是与收费能为各级政府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分不开的。
其次，肯定现行政府收入体制的作用，决不是要掩盖现行体制中，特别是政府收费行为中所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只有实事求是地找出问题来，才能把深化政府收入体制的改革推向前进。现在笼统地提出“费改税”，或把费的问题统统归结为部门经济、区域经济的产物的观点是值得商磋的。目前世界各国筹集政府收入的方式，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般都采取以税收为主，辅之收费的政府收入体制。我国政府收入体制的问题并不在于运用了税费这两种形式，而是在运用这两种形式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税小费大，主辅移位；另一个是运用收费的形式，却未能把收费纳入法治化管理和预算管理的轨道。这是问题的症状所在。“税小”（指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有费越位的影响，但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就是因“费大”而造成的。“税小”首先要从税的自身来找税收“缺位”的原因。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税是持否定态度的。当时沿用了税的名称，但否定了税的实质，所谓税只不过是公有制企业积累上缴的转换形式。这就使征税机关及全社会的纳税意识都受到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征税新机制是在改革开放后随外资的进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公有制经济放宽管理后才逐步健全起来的，特别是1994年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对工商税制做了全面改革，就税制本身而言，与国际上一些主要国家的税制已大体接近。主要的税种除遗产税未开征外，征税范围不比国外窄，主体税种如增值税规定的税率也并不比国外低。
但是为什么我国实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大大低于国外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税收自身，从税收发展进程分析，税收改革还没有到位。一是公布的税收政策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的漏洞；二是税制上的漏洞，包括税制结构不合理的漏洞；三是纳税意识重建工作没有完全跟上，纳税遵从率低所产生的漏洞；四是征管工作滞后于税制建设，税收控管能力与现实需要脱节所产生的漏洞；五是税收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以行政干预税收执法所产生的漏洞等。这些都需要依靠深化税制改革来解决。
“费大”，不应当包括政府合理又合法的收费，如政府提供准公共商品（劳务）所收的费、政府凭所有权收取的费等。“费大”应当是指那些“越位”的收费，它搅乱了分配关系，加重了经济单位和缴费人的负担，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坏了政府形象，削弱了税基，给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以可乘之机，如此等等。对此，显然绝不是“费改税”所能解决的。而对另一部分收费，如政府的行政性开支、基础建设、公用事业建设、教育经费等，本应从税收中得以解决，而不应当税外再收费，但是建立税收新秩序，解决税收“缺位”需要有一个过程。这部分收费在一个历史阶段中，为了解决政府在过渡时期出现的暂时性的财政困难，保障经济高速度发展和政府行为有序进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后，仍然还将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对此，仅仅企望“费改税”似乎太简单了一点。
四、费的比重提高——值得注意的国际趋势从一般的情况而言，在世界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中，预算内的税收是政府主要筹资方式和调节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手段；同时，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决定开征一些规费，即政府对居民或法人提供特定服务时收取的手续费或工本费（在全部政府收入中只占很小部分）。地方政府在提供区域的或社区的某些公共服务项目时，还可按“使用者付费”原则向接受服务者收取一定数量的使用费，如高速公路、地铁的收费，污水或垃圾处理的收费等（也要经过法定程序收费条款，此类收入有时可占地方政府收入不小的比重）。而且，在近一二十年，扩大“使用者付费”范围成为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流行趋势，被认为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正税、规费、使用费收入都应反映在政府预算收入中。当然，在预算中可形成与某些资金对应的相对独立的部分，有时还貌似“预算外”，但政府总体预算的“完整性”是始终不可动摇的，即不允许将政府资金由政府部门和单位自收自支、分散掌握，而不反映到政府收支总账上。同时，企业也可以有“收费”，但这属商业行为，与政府财力运作系统无关。上述情况是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通例。
收费和“使用者付费”的收入也占近1/3.当然，美国城市政府间具体情况的差别有时是相当大的，但一般而言，城市政府收入中“费”的比重明显高于州政府的同一指标（贾康，1999）。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出的1998年财政年度预算包括10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对这个减税计划所导致的税收收入损失，大部分可以通过查堵税收漏洞和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收费而产生的收入增加来弥补。例如，联邦航空局每年都无偿地为航空公司提供许多服务，据估计，在5年计划期间里，通过向航空公司为其获得的政府服务进行收费，可以使政府收入增加300多亿美元。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在收费管理上的政策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收费增加收入来源。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收费收入占gdp或收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上升。（2）费的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扩大了提供服务的范围；地方政府想收更多的费，更大程度地满足服务的需要；有的国家把有些税改为费，如英国把过去对废物处理的征税改为收费。（3）各种收费的统一化。（4）很多社会服务转变为私有化，政府主要通过规定收费的上限、确定收费的总量以及总量分配的方法进行管理。（5）把有些小的收费合并为一项大的收费。（6）为社会服务的收费是主要方面。
1985-1995年间，欧盟15个成员国中收费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最高的国家的是奥地利，将近14%（1995年），大多数国家低于8%.除了4个国家（奥地利、西班牙、英国、葡萄牙）之外，其他11个成员国10年间收费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都是增加的。欧盟之外的oecd国家，瑞典收费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最高，1995年达15%以上。（乔吉尔·布拉希，1999）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中，新加坡收费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最高，1995年将近20%，收费收入占gdp和占税收收入的比重，1995年比1985年增长了约1倍。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的支出需求增长；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用税收的形式满足支出需求，不愿意开征新的税种，不愿意提高税率。所以，当支出需求扩大时，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收费。（徐铿，1999）
简述消费税的特点篇10
【关键词】增值税改革国际比较借鉴
一、中国增值税的主要内容
我国的增值税历经多次改良和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试点，于2009年消费型增值税开始在全国推广。现行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一般纳税人标准税率为17%，出口货物税率为零，生产生活必需品类适用13%的低税率；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为3%。除此之外，对于一般纳税人，收购免税农产品可以按照买价的13%扣除；废旧物资回收企业可以按照10%的扣除率扣除；运输费用可以按照7%的扣除率扣除。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仅限新增加的动产类固定资产。
二、实行增值税较成功国家增值税类型选择的实践
1、法国
增值税早在1954年问世于法国，从流转税改革而来，其增值税几乎涵盖了商品或劳务的生产、销售的所有经营活动和所有经济领域（包括农、工、商、建筑、服务等行业）的所有应税交易行为。实行消费性增值税，有多档税率结构：标准税率（19.6%）、低税率（5.5%）、特别税率（2.0%）和零税率。法国的成功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征管制度，免税范围十分严格。
2、德国
于1968年正式推行增值税制。德国实行全面型增值税，纳税人为从事商品销售和提供劳务的企业主以及从事进动的任何人。实行三档税率制：标准税率(普通税率)，适用于一般交易和商品的进口；减低税率(特殊税率)，适用于家养动物、鱼、肉、奶、茶、水果、植物、谷物、自来水、文化用品等46种特种物品;零税率，适用于商品出口。
3、英国
于1973年将购买税和特别就业税调整合并为增值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纳税人为从事商品销售和提供劳务的企业主以及从事进动的任何人。实行三档税率制：标准税率(普通税率)17.5％、低税率（特殊税率）5％和零税率。免税分不可抵扣的免税（只免销项税金）和可以抵扣的免税（零税率）两种。零税率主要适用于食物、水、书籍等商品和劳务及所有出口商品和劳务。
4、韩国
1977年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凡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进口货物的都要缴纳增值税（包括农业生产者）。纳税方式有两种：一是一般纳税（类似于我国一般纳税人），二是简化纳税和特别纳税（针对个体经营商按照流转额征收，类似于我国的小规模纳税人），都实行10%的单一税率。增值税免税范围较宽，为简化征管主要针对税源零散流动性强的项目，如医生、律师等私人劳务。征管方式较先进，主要依赖计算机，较早建立纳税登记制度。
5、东盟
东盟10国中征收增值税的有6个：（1）新加坡的消费税（实为增值税）为货物和劳务税，是对进口货物和所有在新加坡提供货物和劳务服务征税，应纳税额＝销项税－进项税，税率为7%，出口商品和劳务适用零税率。（2）菲律宾的增值税适用于提供服务、进口商品、销售、易货贸易、调换、租赁货物或者资产，自2006年2月1日起税率为12%。增值税税务登记的标准为年销售额150万菲律宾比索以上。（3）泰国从1992年起实施增值税，1999年将普通税率由10%下调为7%。纳税人包括生产厂家、服务行业、批发商、零售商以及进出口公司，应纳税额＝销项税－进项税。（4）印度尼西亚用增值税方案（包括增值税和奢侈品消费税）取代了销售税，是成功的典型，它对所有商品征收增值税、奢侈品消费税和进口关税。标准税率为10%；建筑服务企业税率为4%，信使服务和旅行社等服务业税率为1%。年营业额高于6亿印尼盾的企业必须登记缴纳增值税。（5）越南对商品和服务的增值额课征增值税，纳税人包括在越南设立的本国和外国的所有经营机构。从2004年起，增值税税率分别为0.5%和10%（标准税率），此外还有许多税收减免措施。（6）柬埔寨的增值税纳税人为在境内提供货物或者劳务的企业和个人，税率为10%，出口货物和劳务适用零税率。公共邮电业和医疗卫生业的服务、国有公共运输业、电力事业、保险业和特定的金融服务免征增值税。
三、实行增值税较成功国家增值税的共性特点及中国增值税的比较缺陷
1、实行增值税较成功国家增值税的共性特点
一是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目前世界上140多个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在欧洲法国在1968年实行具有现代意义的消费型增值税；1977年欧共体提出各国实行共同的增值税税制，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已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东盟10国中有6个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另外在美洲，除洪都拉斯等个别国家外，其他大多数美洲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二是增值税税种在整个税制中占重要地垃。2004年，法国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16.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3%；目前德国的增值税是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第二大主体税种；英国的增值税是间接税中的最主要税种，其税收收入通常占全部间接税收入的50％一60％；东盟10国的增值税在各国中同样占重要地位。
三是大都实行全面的增值税。增值税征税范围相当广泛，从工业制造、商品销售到农产品生产、销售，从提供劳务的建筑业、加工修理到提供服务的运输业、饮食旅店业、金融业等，再到进口货物，都要缴纳增值税。
四是税率设计相对简便易用且税率较低。税率档次设计较少，要么是单一税率，计算简便，都有零税率或低税率，或者免税。如韩国对两类纳税方式都实行单一税率为10%，不像我国对小规模纳税人另行规定征收税率。
五是征管方式先进。各个国家在征收管理方面注重计算机与网络的应用，建立了计算机网络系统，统一交易凭证和税金计算书；建立起完善的税务登记等管理制度，从技术上、制度上保证了增值税征收的效率和对纳税人的监督及管理。
六是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增值税改革在欧盟、东盟、南美等国家进行的很成功，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
2、相比较中国增值税存在的主要缺陷
一是进项抵扣不彻底。我国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范围仅限新增的动产类，但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类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并未纳入抵扣范围；即使是增值税的纳税人，其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也不能全部抵扣，如自用消费品（小汽车、游艇等）所含的进项税额，不得予以抵扣。
二是征税范围偏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实行全面广泛的增值税相比，我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不包括其他劳务如建筑业、运输业、仓储业、饮食旅店业、金融业、出租不动产及劳务服务业等。
三是税率结构太复杂。我国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执行不同的税率，一般纳税人实行17%的基本税率，实际上的低税率分别为13％、10％和7％；出口适用零税率，相比较而言税率结构过于复杂。而欧亚各国，如英、德、韩、东盟等国，大多数都是单一税率或不超过三档税率。
四是税率偏高导致企业高税负。我国增值税17%的基本税率和13%的低税率，远高于欧盟和东盟成员国，再加上不动产和无形资产不能抵扣、服务业未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导致企业抵扣不足，更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五是出口退税难全额。由于全额退税财政难以支撑、加剧出口货物竞争和不彻底扣税等客观因素，使中国难以实现零税率出口，对大部分出口货物实施的是部分退税政策，不象上述国家对出口货物和劳务适用全额退税的零税率。
六是征管方式相对落后。虽然我国税务机关计算机比较普及、基本实现了全国联网，但国税和地税之间并没有真正实现联网，国税系统各省与各省的分支机构还不能完全做到交叉审核专用发票，财税库银联网才刚起步，征管效果和税款监控并不理想。
四、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国际比较经验的借鉴
1、稳妥推进增值税“扩围”（扩大抵扣范围和征税范围）改革，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保持整体税负公平
“扩围”改革就是要达到彻底扣税和全面征税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增值税的“深度”和“广度”问题，使目前的增值税转向真正的消费型增值税，具体举措有：1、加快扩大进项税额抵扣范围，将不动产类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纳入抵扣。2、稳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将征营业税的劳务服务纳入增值税，取消营业税。应按照平稳过渡，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开展，首先将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建筑安装、交通运输、仓储租赁、邮电通讯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再待时机成熟时将销售不动产、部分服务业和娱乐业纳入，仅将较难管理的金融保险业和部分服务业暂保留征收营业税。
2、科学推进增值税“三减”（减结构、减税率、减比重）改革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依据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及走向，尤其是面对金融海啸引发的国际经济急剧动荡，切实可行的减税方案必须选择增值税：减少税率结构、减低税率、减小收入比重。按照两税平稳合并、简化税率的改革原则和征税项目，主要参考东盟成员国和韩国10%左右的增值税税率，建议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与缩小其规模并行，最终实现基本税率（标准税率）税率在15%左右，收入比重在30%以下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同时，将13%、10%和7%三档优惠税率统一简并为7%，在此基础上再设一档3%的低税率（正好与现有的简易征收率一致），对扩大征税范围后的转让无形资产、金融保险业和社会、销售不动产等适用3%的增值税低税率，对于现行适用20%营业税税率的娱乐业项目，按15%标准税率征收增值税。同时适当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考虑家庭负担比照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照顾规模很小、营业额很少和增值率很低的经营者；适当放宽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限制，可允许按15％或7%代开全额征税，以利其与一般纳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
3、进一步加快“金税工程”建设，推进征管方式现代化
继续重视和加强国、地税间和各省之间计算机的联网和交叉稽核，加快“金税工程”建设，加强财税库银联网工作，创建税务、银行、工商、海关、财政、统计等多部门的信息互联网络，实现纳税人数据动态共享，早日实现税务信息化管理，提高征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最后，要进一步缩小增值税减免税优惠范围，实施进口产品全面征税出口产品彻底退税。■
参考文献
①财政部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法国税制》、《德国税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②吴崇伯，《东盟国家税制改革及其借鉴》，《税务研究》，2005（10）
③唐婧妮，《中国、东盟增值税比较与改革》，《涉外税收》，2010（3）
④丁红燕、董绍青，《中韩增值税制度的比较》，《涉外税收》，2009（4）
⑤杨超，《增值税转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探析》，《理论导刊》，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