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篇1
关键词：财政体制改革走向趋势建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谈到：“财政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生存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物质保证。”我国作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充分尊重财政在国家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财政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一、体制改革，加快社会发展
奥运会、广亚会、世博会等世界型的社会活动均在我国顺利开展，这也更加显现出财政对促进我国事业发展的重要性。自十一五计划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理念之后，财政对于中国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因而，根据目前具备的财政体制全面改革也成为了顺理成章之事，财政体制改革意义在于：
1、增加经济收益。经济学中将财政结构划分为税、利、债、费等四种形式，每个结构组成都能为我国财政创造巨大的收益。实施财政体制改革后，我国的税利债费政策将得到进一步更新调整，各个组成占有的比例也会出现新的变动，这些都有助于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2、加快事业进步。当前，国家正积极加大投资搞事业项目建设，重点包括了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卫生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要想这些事业能够按照预期的计划按时完成，则必须要依靠国家向地方投入大量的资金，引进建设中需要的设备，那样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工程。
3、提升生活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了代表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利益的标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重要表现。对现有的财政制度改革调整，对市场上的货币合理调整，既能提升人们的收入水平，还能充分调动他们参与社会大生产的积极性。
4、科学调控货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我国财政政策的核心准则，而从“取”、“用”二字可看出财政的收支过程，其本质上还是对市场货币的调控。如：通货膨胀时期，国家通过财政改革上调银行利息，将市场上的货币回笼起来。这样就能维持整个社会的货币均衡，及时缓解社会经济压力。
二、严格管理，保证财政运行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财政体制改革并非盲目之举，而是要在改革的同时维持良好的“秩序”，做到“有条不紊”才能体现出财政改革的内在价值。因而，为了满足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严格财政管理成为了改革中的一大走向趋势。
1、中央领导。我国财政部门是管理财政的直接机构，为了给财政体制改革创造有利条件，财政部必须时刻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政策上，严格按照中央下发的财政文件办事；人员上，严格管理财政官员的工作行为，通过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来提高办事效率。
2、改革突破。从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早期财政改革中对于“监督体系”的作用尚未高度重视，新一轮财政改革要在监督上寻求“突破”。在未来的财政改革时期，我们需把人民群众、传播媒体、社会舆论的力量发挥出来，加大财政改革的监督力度。
3、资金审核。“贪官腐败”是我国政治机关的“毒瘤”，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金钱诱惑”是腐败的根本原因。我国今后的财政体制改革，必须要严防资金外流，杜绝“挪用公款”、“私设金库”、“公为私用”等不良现象，这就要求国家审计部门从每个细小环节审核资金。
4、分层考核。财政收入获得的资金能否全面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关键因素还是在于财政部门人员的工作质量。中央领导应将“人员考核”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上至财政部部长，下至财政会计，都应当定期接受上级部门的考核。
三、借助法律，强化改革力度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根本国策，财政体制改革工作也必须依赖于法律的“保护”。面对财政体制改革中遇到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只有结合宪法规定的准则才能有效处理。“财政依法”不仅是前期财政工作的参照，也是未来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1、规范流程。财政部门在操作财政收入时应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做好每笔资金收入的审计记录工作，让整个操作流程更加法律化。而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也要借鉴未来财政改革的趋势，完善财政立法工作。
2、更新观念。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政工作人员需在思想观念上融合法律规定。只有观念上坚定法律意识，才能在实际改革中规范财政改革措施，满足现代化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
3、引进理论。马克思经济学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总理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是财政改革的总指导，将两者互相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财政改革的“法律化”。经济学家分析指出，引进先进理论是财政改革的“新趋势”。
4、遵纪守法。财政活动关系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每项财政资金的收支都影响了我国的建设决策。强化财政改革力度应当坚持“遵纪守法”的原则，改革中的各个细小的环节都必须要在法律的约束内，这是改革效率的保证。
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在改革时需深刻认识到财政体制改革的积极意义。改革时，不仅要借助于各项综合措施加强财政管理，还应该按照宪法规定以约束财政行为，让财政改革取得理想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志军.预测未来20年中国财政体制发展的新趋势[J].南京大学学报，2009，30（12）：45-47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篇2
1引言
在我国经济运行体系里，财税收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稳定的财税收入，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我国社会的繁荣稳定。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依靠财政税收政策获取的，只有在经济发展中不断的完善财政税收方面的体制，才能保证政府的有效运转。在我国，财政税收政策的执行主要依靠财政税收体制来进行，在我国目前经济飞速发展的条件下，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
2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意义
2.1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有利于政府政策的实施
财政税收是我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财政税收政策的执行对于我国政府各项行政措施的执行和经济方面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对于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对于政府行政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体现就是改变了国库的支付方式。原来的国库支付方式往往实施分散式的支付模式，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后，则采用集中化的财政支付模式。这种支付模式对于我国国家财政措施有着很大的积极影响。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往往在集中支付模式的引导下，采取透明化的采购方式，实现了采购过程的简约化，提升了政府的采购效率。其次，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对于我国政府的财政绩效考核政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2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有利于我国社会的繁荣稳定
我国财政体制的完善，对于我国社会的建设也有着很积极的意义。财税体制的改革，加大了我国的财政方面的收入，使得政府加强了对于社会的财政投入力度。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间接的促进了我国社会保证制度的完善，也促进了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更促进了文化体育事业的兴盛。国家有了强大的财政收入作为基础，就可以一心一意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加快我国各项建设的步伐。财政收入的增加，也可以增加我国政府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不仅从农业生产上对农民进行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补贴，还可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等。
2.3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预算制度的完善。只有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实现收支方面的平衡，才能有效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实施完善的财政预算制度。这就需要对目前的财政预算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对于我国财政预算制度的改革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我国财政预算工作提升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政府也相应的增加了对于经济市场宏观调控的能力。
3我国财政税收体制中出现的问题
3.1我国财政税收的预算管理工作中存在着缺陷
财政税收制度的完善，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管理工作。我国的财政预算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从总体实施的效果上来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的财政收支情况有着过于集中的缺点。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我国财税制度不能有效的得到落实，那么中央的财政支出就不能进行一定的全面分配。地方财政措施的干扰，对于中央的财政政策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预算方面存在的不足，影响着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3.2我国财政税收的转移支付缺乏规范
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以分税制的形式来进行。分税制的出台可以对地方经济之间的差异进行一定的平衡，在分税制的前提下，纳税个人或者单位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但是，在当前的分税制的转移支付中，往往存在资金贪污、使用效率低等问题，降低了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转移支付的规范性。我国地方财政机构在具体的运作环节中，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行为，导致决算时出现账目不清、财务漏损等财政问题。这种转移支付的环节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降低了我国财政税收制度对于经济差异的平衡力度，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3.3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乱收费现象
我国的财政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来源，但是，在一些基层部门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的乱收费现象。政府针对此类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整改措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并实施了一定的清费措施，还取消了一些农村偏远地区的不合理税收项目。但是，由于财政税收体制的落后，导致我国的财政税收机构存在尾大不掉的状况，这就阻碍了我国财政税收政策顺利的执行，对于中央正规资金的收取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有的政府部门在进行机构整理的过程中，反复进行机构的合并和精简，使得部分财政管理人员存在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
4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的创新措施
4.1完善我国财政税收体制中的预算体制
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完善，离不开财税的预算体制的完善。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中，我们需要将财政预算的编制工作和财政预算的执行工作进行一定的分离。在预算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短期预算和长期预算有一定的合理规划，并将短期的财政预算具体化。在做好当前工作的前提下，逐渐的扩大预算工作的范围，对预算工作实施严格的管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工作做到合理的规划。只有做好预算规划工作，才能打好财政体制的改革的基础。
4.2加强对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
除了要加强政府财政机构方面改革外，我们还应该积极地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财政税收工作与广大群众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工作就必须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使纳税人充分的理解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内容，才能为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工作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对于财政税收人员也要进行相关的宣传培训，加强他们对于工作的责任心，明白税收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4.3建立健全我国的分级财政结构体系
我国财政税收政策的执行主要依靠国税和地税两大职能机构来具体执行。财政税收体系中的国税机构代表中央政府，而地税机构则代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在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独立财政权力；另一方面又要做好地方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的平衡工作。只有健全我国的分级财政结构体系，才能在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促进地方经济的稳定有序发展。在这个财政结构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应该对两者的工作范围进行一定的明确和划分，从而减少不同财政机构上的业务竞争。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篇3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25-02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的三阶段变迁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财迁的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
这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后到税费改革前。1985年，中共中央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从管理体制上明确了“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地方”的原则，“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遵循这一原则，中小学教育经费纳入地方预算，由地方财政拨款，中央实行专项补助。同年4月12日，财政部又发出《关于颁发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乡(镇)一级财政开始建立。这为乡(镇)组织作为中小学教育的管理主体综合实施事权和财权奠定了基础。以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学费和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杂费、发展校办产业、支持社会集资办学和捐资助学、建立教育基金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格局逐步形成。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下，有利于调动乡、村乃至全社会办学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育经费来源，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办学条件。但是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基本上被中央和省级政府转移给乡村政府，作为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主要承担主体――乡级组织因其薄弱的财力难以胜任，实际上一直是缺位的和虚拟的，而主要的责任主体则是更为弱势的农民，是真正的“义务教育农民办”。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2002年调查，自实施义务教育以来，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入比例中，中央政府负担的部分仅为2%，省和地区(包括地级市)的负担部分合计起来也只有11%，其余均为县乡财政负担{1}。因为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但不规范，而且规模之少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巨大缺口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教育财政体制的错位和扭曲不但没能从根本上改观义务教育的经费短缺的问题，而且为乡村组织假借办教育之名行“乱集资、乱摊派”之实开了滥觞，并加重了农民负担。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本级财政汲取能力大大提高。按照当时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中央本级负担本级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等各项事业费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支出。而地方尤其县级以下的财政大幅减少，义务教育（主要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重心，没有因此相应从乡村上移给级次较高的主体。这和分税制改革之前没什么两样。其实，义务教育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应当属于公共产品，由于其外溢性，应该由级次较高的政府（其财力相对雄厚），主要承担义务基础教育（尤其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职责。因此在一些地区“普九”中出现大量的债务和教师工资长期拖欠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阶段改革主要特点是财政投资主体错位。公平地说，这种义务教育投入的错位现象在税费改革后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
（二）“一个框架，两个不足”
这一阶段从税费改革后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前。鉴于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各级政府间的投入比例关系尚未理顺，转移支付制度很大一部分是维护地方的既得利益。尤其在进行农村费税改革后，乡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占义务教育投入总量近一半的乡村集资和附加费被取消。面对乡村投入撤资后留下的巨大资金缺口，2001年国务院对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这标志着农村义务教育开始逐步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经费来源从以乡村投入为主转向以国家财政保障为主。这个体制对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作了原则性规定：要求乡镇积极筹措资金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县将义务教育事业费（维持性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中央、省和地市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县义务教育财政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改变了义务教育财政投入过于倚重乡村和农民的不合理的现象。
此次改革的目的是原以为通过费税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和提高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的层级来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表面看起来，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从乡村上移到县级政府，似乎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就能负担义务教育投入，其实目前绝大多数县财政根本就不充裕，仅能勉强维持原有支出格局，几乎没有财力增加义务教育投入。此外，即使县级政府有足够财力也缺乏投入义务教育的动力，因为目前县级主要官员的执政还是任期制，而义务教育是一项投入大，见效慢的长期事业，很难满足官员在短期内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的诉求，再加上县级人大监督力度不够，缺乏法律硬性规定等问题，因此当县级政府担当义务教育投入主体时也会遭遇到和原来由乡村承担投入主体时相类似的境况。
在税费改革后，由于不允许向农民收费，由于大多数县级财政自身能力不足和动力不足等原因已无力承担中小学办学条件的改善。那么吸收非财政资金，鼓励民间办学也是解决义务教育财政危机一条途径，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民办中小学在总体义务教育规模中不到5%的份额，是绝对缓解不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即使是多元筹资渠道也存在越来越多的弊端，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财政体制目前正遭遇日益严峻的危机。多渠道筹资体制扩大了不同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同时由于税费改革的冲击，更强化了学校屡禁不止的乱收费的趋势。多渠道筹资的体制也是导致学校行为的“异化”的主要推手，使学校的行为与学校的使命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使学校越来越偏离教育理想与道德的追求，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利益的主体。当学校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过了对教育理想与道德追求时，学校就日益变成工业技能的训练场，越来越远离了学校教育肩负的使命。
因此，费税改革后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增加。虽然财政拨款占义务教育总投入比例大幅提高，主要是中央费税改革后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补助。但仍不足以弥补因乡村教育投入（占义务教育总投入50%）退出而留下的巨大缺口。这一阶段的财政改革只是粗略构建了政府举办义务教育的制度框架，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义务教育的财政困境。根据以上分析，这个阶段的改革特点，可概括为“一个框架，两个不足”。“一个框架”是指义务教育有了一个“以县为主”的制度框架；两个不足指：中央和省的财政投入不足以弥补乡村投入撤出后的缺口，县缺乏足够的财力和动力加大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正如“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课题组指出的那样：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困境的症结在于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其核心在于义务教育经费分担与保障机制的不合理，即不同层级政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与相应的保障能力，缺乏明确而规范的制度基础。这种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最终通过投入不足而集中反映出来，并引发其他一系列问题。因此，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是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2}。
（三）三级管理，各负其责
这一阶段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至今，主要实行了中央、省级政府以及县级政府各负其责的三级管理体制。2005年12月国务院下文《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原则，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二是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三是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四是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最后通知指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从2006年农村中小学春季学期开学起，分年度、分地区逐步实施。
2006年6月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对上述《通知》精神给予了法律上的确认，完成了一个从政策上升为法律的完美飞跃。该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该法对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作了比《通知》更精确、更权威的规定。其第七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第四十四条还具体明确规定了各级财政主体的责任：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央、省和县三级政府的义务教育的管理责任，体现了义务教育财政的承担主体由“缺位”到“归位”的演变轨迹。新法还首次对流动儿童入学问题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为了体现均衡和公平精神，该法对于边远地区的儿童入学都作明确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置寄宿制学校，保障居住分散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第十七条）。把完善农村教师工资经费保障机制（第三十一条）也写进了法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将义务教育经费单列（第四十五条）。新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接收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不收杂费的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这些都是对《通知》的肯定、升华和创新。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变迁的评析
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变迁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承担主体经历了从“缺位”、“错位”、“越位”到正确的“归位”的历程，这个变迁同时也是我国义务教育体制逐步健全的历程。第三阶段的改革力度之大、投资之巨、影响之深，对于信奉“渐进式”改革理念的我国来说都是罕见的。因此，对于《通知》和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对民族素质的奠基性贡献和对民族复兴的历史意义，仍不可低估。正如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破坏特权的社会主义。{3}”正是这个“伟大的步骤”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更是从体制上破除了阻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羁绊，是义务教育走向均衡和平等的征途上一次光辉的里程碑式的跨越。
但是鉴于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巨大的不平衡性，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一是新增的钱能否发挥效益值得研究。在现实中，有些地方，保证政府中“圈内人”的“吃饭”问题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目的本身，而不是被当成服务公民的手段来对待。由于考虑自身利益，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缺乏社会公正性，如果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重点不变，如果其背后的政治架构不变，不管新机制的保障功能如何强大，那么情况有可能变得更严峻，财政资源没有用来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的问题会继续存在，公民的基本需求和权利(如义务教育)将继续被忽视{4}。二是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的规范问题，尽管《通知》指出，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中央和地方各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落实到位。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对此也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规范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支持和引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客观地说，这些都规定得较为抽象和笼统，不易操作，同时其决策过程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更不易监督。目前缺乏一套科学的对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情况的监督和审计系统，对专项资金是否做到专款专用，是否被截留和挪用还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信息，对违反专项资金使用规定的地方政府和单位，缺失相应的惩处机制。因此中央和省转移支付的资金不一定真正用到应该受益的对象上，“据上海教科院智力开发所对全国491个部级的贫困县教育财政与初等教育成本的分析结果表明：国家每年给贫困县的千万元补助，在缩小城乡差别上，似乎没有显著成效，即真正特别贫困的农村小学似乎没有得到很大的受益。因此中央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增进义务教育的公平和效率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5}。”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实施效果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
[该论文为中山大学黄崴教授主持的广州市“十一五”教育科学重大规划课题“广州市公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课题编号：06a012）子课题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课题组.重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不足问题[n].经济日报，2005.08.15：(5)
{2}“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课题组.全面认识推进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改革的意义[J].财政研究，2005(6)
{3}刘乐山.中央和省级财政分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经济学思考[J].教育与经济,2004（4）
{4}王蓉.中国县级政府教育财政预算行为：一个案例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4）
{5}李祥云.中央对省义务教育财政专项补助及其使用效果――从规范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7）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篇4
一、充分认识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重大意义
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是我国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经营体制改革、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之后的第三步重大改革。这次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政治、社会等领域，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对于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更好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客观需要。2*1年农村税费改革在我市全面推开以来，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全市农民负担以较大幅度逐年减轻，到2*5年全部免征农业税后，全市农民负担比改革前减少1.97亿元，人均减负122元，亩均减负62元。另一个是通过落实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退耕还林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农村中小学“两免一补”资金、农村合作医疗经费等惠农政策，使农民得到国家财政的直接支持，全市落实各项补贴资金达到1.93亿元，农民从中得到的实惠年人均120元，其中仅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村中小学“两免一补”和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农民人均享受97元。农村税费改革在给农民带来很多实惠的同时，也又一次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特别是近两年来，尽管农资价格上涨较快，但由于免征农业税和实行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农村税费改革只是理顺了农村的分配关系，造成农民负担重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一些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体制仍未彻底消除。当前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县乡财力紧张，基层政权运转困难，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缺乏资金；二是乡镇机构和供养人员较多，增加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用在了养人、养机构上。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民负担就有可能反弹，税费改革的成果就不能巩固。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赋税制度改革，从隋唐的“租庸调”、“两税法”到明清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始终没有跳出农民负担加重———减轻———再加重恶性循环的“黄宗羲定律”，根本的原因就是在税制改革之后，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中央提出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从根本上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
其次，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体制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现实紧迫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文明的社会风尚，而且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的公共服务和民主的基层政治。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各项制度和保障机制。通过深化乡镇机构改革，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搞好农村公共服务，健全乡村治理结构，建立农村工作新机制；通过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具有公平性、有效性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增强基层保障能力,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努力使社会发展的重心向农村倾斜、经济发展的重心向农业倾斜、利益分配的重心向农民倾斜，促进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通过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由过去农民负担为主转向政府责任,建立政府负担、经费稳定增长的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同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劳务经济、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也需要在农村金融发展、土地流转、社会保障、农业保险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从这些意义上讲，农村综合改革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又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三，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协调。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特别是需要通过农村综合改革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城乡利益关系，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就是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解决城乡分割、城乡之间要素分配不均、农村管理方式滞后等突出问题，着力建立城乡互动、平等发展的有效机制，着力建立要素合理配置、产品有序流动的市场体系，着力建立职能明确、运转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理顺各方面关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规范各种行为，逐步消除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确保农村经济社会规范、有序、和谐运转。当然，我们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农村综合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问题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需要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需要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必须既要看到改革的紧迫性、必然性，又要看到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自觉地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切实把这件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事抓紧抓好。
二、准确把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重点
中央和省上明确提出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任务是，按照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体目标是，力争在“十一五”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这三项改革任务。完成这一目标，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我们必须全面把握，重点突破，扎扎实实地推进各项改革。
(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机构改革，不仅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且直接触及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搞好乡镇机构改革，既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关键，也是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基础。总的要求是，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一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这是乡镇机构改革的核心。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都还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乡镇政府存在着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的情况。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乡镇政府的职能界定不清，事减不下来，人员和经费支出就难以减少。当前转变乡镇职能，要从农村工作的实际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共行政体制的要求出发，重点强化四个方面的职能：1、要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权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的服务；2、要解决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饮水难等突出问题；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3、要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加强社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开展农村扶贫和社会救助，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4、要创新农村工作机制，规范乡镇政府行为，坚持依法行政，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提高基层自治能力。特别是在当前推进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的进程中，乡镇政府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做好关井压田、日光温室建设、劳务输出、水权水价改革和科技培训等项工作上，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二是合理调整乡镇政府机构。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在减人上。中央明确提出“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全面推行乡镇人员编制实名制管理，我们必须严格执行。要改革和整合乡镇事业站所，下决心精简富余人员。要在严格定编定岗的基础上，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用人员。要积极探索多种分流形式，帮助分流人员重新就业，积极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妥善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不能简单地推向社会。市、县部门特别是业务主管部门要大力支持基层改革，不得以机构“上下对口”，或用项目安排、资金分配、年终考核等手段干预乡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为基层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三是认真抓好改革试点。按照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要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进”的要求，各县(区)都要确定1—2个乡镇进行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制订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认真搞好改革试点，为全市乡镇机构改革探索路子。各县区党委、政府要加强具体指导，帮助乡镇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做到既如期实现改革目标，又保证乡镇政府正常运转和基层干部队伍稳定。
(二)以落实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重点，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中央和省上对农村义务教育体制进行了调整，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这项改革既明显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又有效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转，为农村义务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制度上保障了农村孩子都能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财政分级负担的责任不落实，投入保障标准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师资差、设备差、质量差的问题普遍存在。我们必须以改革的办法下功夫解决这些问题，为农村教育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是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核心是建立起政府投入办学、各级责任明确、财政分级负担、经费稳定增长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要坚决贯彻好总理提出的“约法三章”：不准减少本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应承担的经费投入；不准挪用学校公用经费发放教师津贴；不准再乱收费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对不落实的县(区)，市财政要停止所有的财政转移支付，造成严重影响的要追究领导和责任者的责任。二是加快教育系统自身改革。在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更要重视农村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高。要深化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切实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加强中小学编制管理，严格教师资格制度，坚决清退不合格和超编教职工，依法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创新教师补充机制，切实提高农村教师素质和教学水平。要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建立城乡教师交流制度，鼓励和引导城镇教师、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支教，建设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体系，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差距，让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要继续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按照方便学生上学、不增加学生经济负担、保证教育质量的原则，因地制宜，合理调整学校布局，统筹规划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新扩建校舍工作，改善办学条件，努力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三)以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为重点，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着重解决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问题，在城乡之间逐步实现公平分配财政支出，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保证基层运转。按照这样的要求，县乡新的财政管理体制框架要体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以事权定财权，以责任定财权，对加强的职能要增加财力支持，对弱化的职能要减少支出；要体现财力支出向公共服务倾斜、向基层倾斜的原则，切实增强乡镇政府履行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一要不断增加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要继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收益用于农村的比例要明显增加，确保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增长。同时，要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集中扶持重点项目建设，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这几年，我们财政困难的状况逐步有所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省上的转移支付。在继续争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同时，各级财政对基层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三奖一补”转移支付、工资转移支付等资金一定要落实到位，不能把支出缺口留给乡镇。要认真落实省上对乡镇、村公用经费的补助政策，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三要全面推行“乡财县管”。推行“乡财县管”有利于提高乡镇财政理财水平。从今年起，要在全市建立“收支统管、预算代编、账户统设、资金协调、直接支付、集中核算”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努力改善县乡财政困难状况，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市财政局已下发了《关于开展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的实施意见》，各县区要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进度，确保这项改革顺利进行。
(四)以坚决控制新债为重点，努力化解乡村债务。目前乡村两级集体债务过高，一些地方新债仍在发生，这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必须高度重视。各县(区)政府要按照“锁定旧债、控制新债、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步化解”的原则，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对乡镇领导干部控制和化解乡村债务工作的考核制度，加强监督检查，努力清理化解乡村债务。一要坚决制止乡村发生新债。税改前全市的乡村两级债务为2.1亿多元，乡均负债180多万元。2*5年底乡村两级债务累计42161万元(其中：乡镇债务29490万元，村级债务12671万元)。堵不住新债，谈何化解旧债？要严格执行新债追究制度和领导干部离任债务审计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反规定发生新债的各种行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各县区一定要坚持量力而行，不得超越当地经济条件和农民的承受能力；不能借新农村建设乱向农民乱伸手，加重农民负担；也不能举债搞建设，形成新的乡村债务。二要认真清理核查旧债。各县区要组织农业、审计、金融、监察、财政、教育等部门集中力量核清县乡村债务底数。对债权债务逐笔核实，明确债权人、债务人，债务形成时间、金额、期限等，对每一笔债权债务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确认，并登记造册，建立债务管理资料档案。这项工作要在年底完成，核查结果上报市税改办。对核实债务按照债务性质类别、责任主体、形成时间进行分类，制定化解债务时间表，为稳妥化解债务提供依据。三要有计划地化解债务。在合理划分债务类别、清理核实债务底数的基础上，要区别轻重缓急，从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最关心、利益最直接、矛盾最集中的债务入手，抓住重点，逐项突破。要优先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债务，把确因用于乡村公益事业而造成对农民个人、乡村干部、乡村工程业主等个人债务的化解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实现债务化解与理顺情绪的有机统一。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在已取消国有农场农业税的基础上，免除农工承担的土地承包费中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的全部收费，防止通过调整土地承包费加重农场职工负担。严格控制和清理国有农场面向农工的其他收费项目和标准。统筹搞好国有农场分离办社会职能、国有农场管理体制改革等相关配套改革，对农场农工全面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要将国有农场税费改革与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结合起来，从当地实际出发，制订改革方案，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三、切实加强对农村综合改革的组织领导
农村综合改革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非常具体，需要处理的关系十分复杂。各县区、各部门一定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部署，采取更直接、更彻底、更有力的措施，确保改革取得成效。
一要加强组织协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农村综合改革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统筹安排，通盘考虑，扎实推进。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层层落实领导责任制和部门分工负责制。要切实加强农村综合改革的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赋予相应的工作职能，配备必要的专职人员，为推进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市农村综合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组织实施和督查协调的作用，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加强上下信息沟通，及时研究处理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完善改革政策，共同做好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各项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加强指导，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积极支持搞好改革。
二要细化改革措施。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需要做过细的工作。人事编制、教育、财政及农牧四个牵头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就各自负责的改革事项制定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实施办法和保障措施，指导基层搞好改革。人事编制部门具体就乡镇职能的界定、人员分流、乡镇机构设置等重点、难点问题制定定位准确、措施具体、便于县区操作的指导意见；教育部门要对深化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差距等问题提出实施意见；财政部门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就进一步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努力改善县乡财政困难状况，切实增强基层政府履行职责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方面制定具体措施。各相关部门都要从全局出发，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各县区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改革的具体规划，细化措施，落实任务，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农村综合改革顺利推进。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篇5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乡镇财政收入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摘要：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村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维护农村稳定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是在农村经济社会领域进行的一场深刻变革，改革中会不断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了解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产生的原因、演变的规律，探索全面取消农业税后解决农村基层财政收入问题的新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进程
20世纪80年代农村“大包干”之后，全国农业增产、增收1984年达到高峰，随后出现了“卖粮难”，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负担却逐渐增加。尤其是农业正税之外的各种杂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为此，有些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主要是费改税，即在清理各类收费的基础上，经过核算按新的农业税收标准收税，其他杂费一律免除。
在1998年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税费改革正式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被列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成立了农村税费改革三人工作小组，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筹备工作。2000年1月，中央通过《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农业税率定为7％，农业税附加的上限为20％。在此基础上，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最终被确定下来。国务院于2003年3月27日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此，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全面推开。随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通知》，要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按照“统一政策、分级决策”的原则，开始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从当年起，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这是农村税费改革实践中迈出的又一实质性步伐。
2005年12月29日，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这项政策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
二、地方财政收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乡镇财政收入困难也同时发生。分析影响乡镇财政收入困难的影响因素，我们不难看出，农村税费改革只是一个传导杠杆，深层次的原因是乡镇财政收入体制的缺陷、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的滞后。
(一)财政收入机制是税费改革后地方入不敷出的制度根源
财政自筹制度的起源要追溯到乡级财政的初建时期，1953年，政务院在《关于1953年度各级预算草案编制办法的通知》中首次要求将乡镇预算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范畴。乡镇财政收入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后，其支出费用主要由县级财政下划和自筹两种方式解决。至此，乡镇预算实行了收入全额上缴并列入县级财政预算，支出主要由上级政府下划和自筹的管理体制。这种自筹收入包括乡统筹和村提留、各种集资、摊派、捐款、收费、罚没等，它本来应是一种占较小比重的制度外财政收入。但是，在地方财政特别是乡级财政缺乏主体税种从而产生自身无法消除的财政缺口，并且又不能指望中央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这种财政缺口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乡级政府正常运行，这种财政自筹制度就演变成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财政收入结构中，制度外的自筹收入一直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撑，地方财政收入体制实质上是一种以税外收费为主的财政自筹制度，在财政自筹制度中，税费收入在乡镇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过大。农村税费改革切断了制度外收入来源，农业税是其最后的财力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农业税使得乡镇财政困境将更加严重。
(二)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
自1989年实行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比较小，过小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是乡镇财政陷入财力困境的原因之一。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浪费，利用效率低下，各部门自上而下拨付的专项资金虽然是用于社会事业发展，但往往在下拨过程中受到肢解，结果专项资金落到乡镇时已经所剩无几。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开支和政府的其他支出需要，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比较多，从而使资金的性质与用途发生变化。
(三)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滞后
任何一项改革，如果缺少相应配套措施的及时跟进，改革自身的局限性和弊端就会显现出来，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改革的初衷。税费改革是从单一的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减轻农民的负担，倚重解决“三农”问题，是从结果上直接进行的单项改革，没有对改革对象过去长期存在的体制因素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及时设计与税费改革相适应的基层政权建设政策模型。这种缺乏配套措施的改革，一方面导致地方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地方财政建设的政策真空，使其陷入困境且无法化解和摆脱。
三、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加快配套政策制定和实施
(一)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赋予乡镇政府财政自
一级政府要有一级财政，乡镇财政是我国五级财政管理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财政，对巩固基层政权、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的县乡之间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政府不具有财政自，缺乏财力履行各项社会管理职能。税费改革改变了乡镇原有的财源结构和收入增长机制，税收收入将成为主体收入，但被上级财政集中过多。因此。若不打破地方各级政府现有财源格局并进行重新分配，加大乡镇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分享比例，则乡镇财政尤其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就会失去一级财政生存的财力基础，只能作为县财政的一个预算单位存在。针对现行乡镇财政体制的弊端，要从有利于规范县乡财政分配关系入手，改变传统的财政分配
方式，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给予乡镇政府应有的财政自，充分调动乡镇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实行完整意义上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按照负税与受益对等的原则设置乡镇政府的主体税种，现代税收的本质是消费者为消费公共产品和劳务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具有间接的返还性。乡镇税收主要用于为地方辖区内的居民和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由于乡镇政府更接近当地居民和企业，所以乡镇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而乡镇税收的设计更应遵循受益原则。企业和居民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并享受相应的税收权利，这种负税与受益对等的税收理念有利于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降低税收的征收成本，提高税收收入的使用效益。另外，房地产税的税基十分稳固，可以成为筹集财政收入的有效手段。
稳定乡镇税制，提高乡镇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为保证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一旦确定就不应频繁变动。否则会影响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收入归属权是税收管辖权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地方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收入归属权的稳定是整个税制稳定的前提。因此，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分享体制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例如，所得税是地方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降低乡镇的分享比例将在很大程度影响乡镇财政收入的增长，所以所得税分享体制不宜频繁变动。此外，目前社会保障体制、农村税费改革等改革在各地全面推进，乡镇政府在教育、科技、农业、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减少乡镇税收的分享比例将严重影响乡镇财政的收支平衡。因此，稳定乡镇税制对促使乡镇加强税收征管、保证乡镇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篇6
[关键词]转型期；和谐社会；公平；幼儿教育；财政体制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转型期的社会背景是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改革的现实基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2005年两会的中心议题，也是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主题。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必将成为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方向。
一、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改革的启示
社会转型首先从经济转型开始，国内外不同的经济转型战略所取得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已昭示我们：在进行社会改革时必须采取渐进的、整体调整的、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推进的战略。幼儿教育虽然是准公共产品，但也要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律。经济改革所采用的不同战略对幼儿教育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Komai)认为“后社会主义”的转型有两种基本战略：战略a是一种有机发展战略，它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条件，使私有部门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防止国有资产以任何形式被无偿分配；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强化金融纪律，保障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战略B是一种加速私有化战略，它通过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尽快消除国家所有制；偏好无偿分配和形成分散的所有权结构；忽视私有企业自下而上的发展和新生私有部门地位的提升；相信私有化会自动硬化预算约束，因而政府也没有必要提出强制要求。
科尔奈认为，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经验表明，选择战略a是正确的。匈牙利和波兰的实践证明，战略a可以使企业经历一个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加强金融纪律。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失业问题的缓解。而战略B则容易促成寡头垄断与特权统治的结合。如俄罗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将战略B的各种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人民被迫接受有利于寡头的私有化方案，大量国有财产被转移到经理人员和特权官僚手中。市场秩序和金融纪律完全遭到破坏。1998年与1989年相比，匈牙利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6％，波兰提高了29％，捷克提高了6％，而俄罗斯竟然下降了33％。
中国改革的历程给予我们的历史经验也不容忽视。按科尔奈的社会转型分类，中国的经济和财政改革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58～1978年，行政性分权改革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以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为重点，各级政府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这确实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挖掘了地方的潜力，但难以打破计划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另外，由于市场关系还很难建立起来，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因此最终还是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的结果。
(2)1979～1993年，增量改革阶段，也称体制外优先改革阶段。即以非国有部门或计划外部门为重点改革部门，以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家积极鼓励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外开放，建立试验区，实行部分地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实行地区推进，促进改革的全面展开。由于增量改革采取的是趋易避难战略，因此一些经济上具有活力的企业和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日益活跃的非国有经济成为在改革中保持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同时，通过示范效应和施加竞争压力，促进了国有部门的改革。增量改革战略减少了改革的阻力，积蓄了改革的力量，缩短了改革的历程。实施增量改革战略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一改革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和双轨制带来了国有企业的财务恶化和公共权力的寻租，通货膨胀危机依然存在。
(3)1994年至今，整体推进、重点突破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经济、财税、保障、政治等各方面的改革全面进行，确定了各领域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并着力建立和谐的小康社会。
社会转型是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改革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幼儿教育财政改革必须适应时势，努力实现与我国社会改革的对接。中外社会转型的历程、经验和教训以及相关理论至少可以为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改革提供如下启示。
第一，幼儿教育财政改革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并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以保持幼儿教育事业的稳定。事业的大起大落、动荡不安将有碍事业自身的积累和发展，易造成效率的下降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恶化。
第二，促进非公办园(包括部门办园，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办园，乡镇中心园，社会力量办园等)健康发展是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改革的首要任务。幼儿教育财政改革要从“体制外”开始，先盘活体制外幼儿教育资源，使其成为我国幼儿教育改革中强大的新生力量。让其与公办园抗衡和竞争。示范、激活并带动公办园的改革。
第三，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投资对象(主要是教办园)的市场取向改革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当然，这种改革必须在公有制框架内进行，即不改变其公有身份，但要淡化其公办园的特权和待遇，促进其与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幼儿园合作与交流，让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运用市场的运行方式和管理方式，从而提高幼儿教育财政经费的使用效率。公办园的市场取向改革不是要使幼儿教育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要将市场的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调节等因素引入公办园，增强公办园的活力。
第四，要以政府为主导，双轨调控，宏观规范和引导我国的幼儿教育财政改革。我国将经历很长的、复杂的双轨期和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行政计划和市场手段并用。由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幼儿教育财政投资的战略调整也容易引起事业发展的跌宕起伏。因此政府的主导和宏观调控极为重要。由于财政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比行政命令的手段更为有效，因此政府对幼儿教育的财政投资不能削减，各项财政支持政策也必不可少。幼儿教育财政改革必须全面展开，重点突破，并与幼儿教育内外其他方面的改革整体配套地进行。
二、建立和谐社会的国策与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改革基本矛盾的处理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同志2005年2月发表重要讲话，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工作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提出我国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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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定》突出强调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妥善处理关乎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六个重大关系：第一，要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毫不动摇”；第二，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第三，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第四，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又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第五，各项改革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改革措施的制定将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第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如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导向，财政投资向农村和其他薄弱地区倾斜，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贷款和资助，提高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投资的力度，等等，都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在追求社会和谐和教育均衡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改革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幼儿教育财政投资要以公办幼儿教育为主体，但要兼顾其他非公办园的利益，采取措施促进幼儿教育体系的多元化与整合发展。
第二，建立对薄弱地区、幼儿园和幼儿的财政援助体系，改善地区之间、幼儿园之间和幼儿之间差异过大的问题。
第三，政府对幼儿教育的财政投入和其他配套政策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要规范和引导幼儿教育市场，促进幼儿教育市场的成熟，宏观调控幼儿教育事业。保障我国幼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四，幼儿教育财政改革要在梯度开放中平稳推进，全面展开，重点突破，讲究时序，尊重民意。不同地区的幼儿教育财政体制的整体安排和每一地区的幼儿教育财政改革的程序安排都要处理好时序和顺序、稳定和发展的关系。
第五，幼儿教育虽然以地方投资为主，但上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对幼儿教育应有转移支付活动。促进财政经费的各级分担，保障各地区、各幼儿园之间和不同幼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的均衡。
三、维护和促进公平应是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改革的基本准则
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因为只有资源分配协调，人人享有基本等同的权益时，人们才会产生幸福感和对社会的满意感，社会才会和谐安康。“公平”即按照某种社会所确认的标准同等地待人处事的态度和方式。它表明了一种不偏不倚的原则，要求给予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同等的条件和机会。教育财政公平是一般公平理论在教育财政中的具体化，它至少包含三层意义：一是“制度保障”意义，二是“份额”的意义，三是“补偿”的意义。
教育财政公平可以理解为教育资源在各群体间及群体内各个体间的公平分配。公平要制度来保障。制度不同于个人和社会的主观情怀的表露，而是一种客观的机制。罗尔斯曾说过，“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为了在分配上采用纯粹的程序正义的概念，有必要实际地建立和公平地管理一个正义的制度体系。只有在一种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的背景下，我们才能说存在必要的正义程序。”
教育财政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不同阶层之间和群体之间按比例平等分配教育份额。这就产生了谁来分配、分配什么、怎样分配和分配给谁等问题。对受教育者而言，分配上的待遇公平是首要的公平。即怎样分配的问题最重要。公平观念的结构很复杂，它由一致的或不变的特征和流动的或可变的标准两部分构成。前者可概括为“同类情况同样对待”，后者可理解为“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即经济学中的横向公平(Horizontalequity)和纵向公平(venicalequuity)。前者也可以理解为规则、程序和过程的公平，后者就是差别对待的公平，即追求结果的公平。以什么标准衡量差别和如何处理差别。以及份额在有差别的阶层和群体中如何分配才会使大家产生普遍的公平感。这是教育财政公平中的核心问题。
教育财政公平也包含适当的救济和补偿。英国法学家韦德曾精辟地指出，“权利依赖救济”。公平的政策法规应具有“保障”或“救济”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矫正主义”的思想。罗尔斯也认为，公平并非绝对的平等，而是包容了差异和充分顾及社会下层人们利益的平等。因此，他提出实现公平的两个原则：一是自由平等原则，二是差异原则。他认为，正义“应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实际上是从最少受惠者的地位来看待和衡量任何一种不平等的。换言之，他的理论反映了一种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也反映了一种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某一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平等地位的良好愿望。在法律的意义上，救济旨在补救由于规范的破坏而造成的权益损害，它本身就是法律规范得以体现的制度保证。补偿和救济也是对社会中处境不利的弱势群体的一种社会同情。通过这种社会同情，每一社会个体大致实现起点的公平、实质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一种完善的教育财政公平也应包括一般分配制度公平和救济(或补偿)公平两个部分。
目前，国际社会公认的教育财政公平一般包括如下五项原则。
第一，资源均等分配原则。该原则强调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在总量上占有公共资源的份额要相对均等，即要做到比例的均等。这是一项水平公平的原则，主要是为了保证在同一学区、税务区内对所有的学校和学生在教育财政上要做到公平。学校建设的标准化，“用同一张图纸建所有的中小学”是美国一些州所采用的做法。
第二，财政中立原则。该原则强调处于不同地区的个人不能因为地区财政状况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财政资助。不同地区的学生享受公共教育资源的基本权利没有差别。“每个学生的公共教育经费开支上的差异不能与本学区的富裕程度相关”――这是一些西方国家普遍认同的教育财政公平观。
第三，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原则。“谁受益谁付费”，所有受益者分担教育成本。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除政府、举办者、社会提供部分资金外，学生也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第四，积极歧视原则。即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财政支持。如对少数民族学生、非母语学生、偏远地区散居学生、贫困学生、有身心障碍的学生给予额外补助。
第五，公共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原则。这是世界各国学者判断教育财政是否公平的最终标准。是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最根本的财政要求，也是教育财政公平的最高标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财政公平是一种以积极歧视为原则的有差别的公平，是一种份额公平，而不是平均主义。社会教育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儿童的天赋和家庭条件也总是有差别的，我们不可能追求绝对的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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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财政公平的含义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我国幼儿教育财政的公平要靠制度来保障；政府应是实现幼儿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者；加强幼儿教育财政政策和财政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是实现幼儿教育财政公平目标的有效途径；为了实现幼儿教育财政公平，既要保证投资份额在同类群体中的均等，又要适当补偿弱势群体。
事实上，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上以对弱者的补偿为主旋律的幼儿教育改革就一直在进行着。各国把增进幼儿教育公平作为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之一，而幼儿教育财政公平又是各国实现幼儿教育公平的最重要行动。世界各国促进幼儿教育公平的主要措施有：实施部分时段的幼儿义务教育；努力扩大幼儿入学机会，提高幼儿入学率；缩小各种类型的托幼机构在时间和质量上的差别；为有特殊需要儿童和贫困儿童提供额外补助和教育；发展非正规的、非正式的幼儿教育；利用幼儿所在的社区资源和家庭资源，等等。
但是，各国在不断加大对幼儿教育的财政投入，不断完善公共幼儿教育服务体系的同时，也努力激活民间资本，并将市场因素引入幼儿教育体系。许多国家财政投资的惠及面不断扩大，或将部分经费转移至幼儿个人和家庭，增加幼儿家长的选择权。政府强化对幼儿家长的约束和激励，让幼儿家长将资助用于孩子的教育。如送孩子上特许幼儿园，在特别行动区活动，购买教育服务项目，家长获得教育券、幼儿补贴、税费返还等。以上所需经费虽然来自政府，但政府采用了市场的运作方式，以激活幼儿教育供需双方的积极性，促进幼儿教育市场的成熟。
根据公平的原则以及世界各国幼儿教育财政改革的普遍做法，我国当前也需要对幼儿教育财政投资的范围和重点进行调整。政府在保证财政投入适当增加的前提下，要扩大幼儿教育财政经费的受惠面，“削峰填谷”在所难免。少数一直被政府重点投入和高投入、办园条件极优的幼儿园的年度财政经费要适当削减。与此配套的改革是。各级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幼儿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尝试财政支援农村、老少边远和贫穷地区、城市贫困社区、办园条件差的幼儿园、家庭处境不利和本身需要特殊帮助的幼儿。
总之，我国幼儿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必须顺应时势，基于国情，借鉴国内外幼儿教育改革的有益经验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市场改革的可取之处。改革宜科学论证，整体设计，综合配套，稳步推进；必须取得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并在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进行。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篇7
关键词：“财政省管县”；财权；事权；财政收支划分法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都是中央、省、县三级行政机构，但是八十年代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地级市管县(县级市)的数量占到全国的70％。1992年起财政部开始进行“财政省管县”改革的试点。
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又逐渐出现了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移的现象。旨在减少行政层级、减少行政成本，减少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增加县城经济活力，“省管县”、“财政省管县”的改革成为更加重要的事情。
从2003年以来，湖北、安徽、山东、福建、湖南、江西、吉林、河北等省先后根据本省实际，将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市)，在财政体制方面实行了省直管县(市)体制。
2009年7月9日，财政部公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要求，在进一步理顺省与市、县支出责任的基础上，确定市、县财政各自的支出范围，市、县不得要求对方分担应属自身事权范围内的支出责任，同时，在转移支付、财政预决算、资金往来、财政结算等方面，均由省级财政直接确定和直接下达，并提出到2012年在全国除民族自治区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下称“财政省管县”)。
“财政省管县”改革的意义在于，可以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合理划分县乡收支范围的前提下，激励基层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为“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一、“财政省管县”的困境
尽管“财政省管县”改革的初衷美好，但在“财政省管县”改革的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县财政出现新的不良倾向、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发生矛盾、省级财政压力增大、基层国库风险增大的问题。具体阐述如下
1 县财政出现新的不良倾向
“财政省管县”改革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不良现象。有一部分县的积极性确实调动起来了，但也有一部分县由于工资发放和基本运转经费得以保障，增收发展的积极性不大，反而将主要精力用在研究如何向上级去争取有限财力上去了。
同时，反腐工作的任务加重。省直管县改革的县多处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过去跑资金、跑项目主要由市级政府进行。“财政省管县”后，这些工作也改由县级政府直接向省级政府提出，这易于形成新一轮权力寻租。
2 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发生矛盾
实施“财政省管县”体制，省将县直接纳入管理，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关系变成平等关系。同时，因为限制、缩减了地市一级的权力，而一些地市自身经济比较薄弱，它们离开县市财政的支持，很不情愿。也因此形成了市与县两级政府有利益的事项相互争夺，而涉及需要财政花钱的事，两级政府则相互推诿。
一些地级市为了保留部门利益，不愿放弃权力，在养路费、车辆附加、交通规费等的征收中，一些地方出现市与扩权县争收的现象。而一些地方在地级市权力下放后，义务也一古脑甩出，如县级申报的许多项目的筹资需要在中央财政投入的基础上由省和地级市配套资金，而在扩权改革后一些地级市不再愿意承担配套责任。
3 省级财政压力增大
实行“财政省管县”改革后，省级财政矛盾集中，压力增大。
具体业务层面，“财政省管县”后，省财政扩大了管理范围，工作量激增。与此同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有一定的财力支撑。可是，对于财力不足的中西部省份而言，财政的调控能力和支持余地相对有限，而各级政府的刚性支出继续趋增，只能勉强满足“确保县乡工资正常发放、确保机构正常运转”的目标；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则无力担当。解决不好“财力”支撑问题，将会严重影响“财政省管县”改革的实质和效果。
二、“财政省管县”困境成因
1 “财政省管县”法律依据不足
“财政省管县”改革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改革的法律依据不足。
《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对于财政预决算的程序有明确规定，如“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的制度以及“上级总预算包括下级总预算”的制度，是法律强制规定，无法通过“试点”来突破。因此，仅依靠财政部的《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无法为“财政省管县”这一重大改革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的。
2 行政改革不配套
任何一项大的改革都要辅之以相关的配套措施，如果不把这些配套改革做好，整体改革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省直管县改革也同样如此。
“财政省管县”，顾名思义只是财政上的“省管县”，区别与彻底的行政管理上的“省管县”。事实上，没有独立的事权，就不可能有完全独立的财权。单纯财政上的“省管县”，并不能保证县级独立。虽然县级财权不再受市级管理，但其它的权力，包括人事权、每年县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制定权、县津补贴发放标准等这些权力仍有市级政府决定，县级政府并不独立。行政改革的不配套，造成县级财权依然受制于人的情况。
因为原有的行政体制基本未变，“财政省管县”也被称为“一条腿走路”。财政是政府的综合部门，一方面，它的改革对经贸、建设、卫生、农业、教育、国土、社保等众多部门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经贸、建设、卫生、农业、教育、国土、社保等众多部门的配合和支持的程度也反过来影响和制约财政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往往是新一轮“规则”的重新开始，势必产生新的利益博弈，财政总是处于问题“焦点”之上，每次改革，其他部门难以与财政完全保持“一盘棋”。没有行政改革相配套的
“财政省管县”，改革阻力较大。
3 改革未触动现行财政体制核心问题
“财政省管县”解决的还只是中国省级以下的财政级次过多，财政管理体制不规范的问题。而中国财政体制的核心问题则在于财政收支划分法存在问题：地方缺乏税收立法权；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没有专门的法律保证财政转移支付法，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不尽合理……核心问题不解决，影响和制约了相关问题的问题，因而也就产生了上述“财政省管县”改革推行不顺的问题。
三、“财政省管县”困境解决之道
“财政省管县”对于减少地方管理层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努力克服改革中的困难和阻力，积极完善与改革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以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
对于“财政省管县”困境的具体解决之道，具体建议如下：
1 完善省对县的监督机制
实施“财政省管县”后，省级财政管理单位突增和管理范围扩大，为防止管理鞭长莫及和管理真空问题，省级财政必须要强化和完善对县级财政监督管理，建立科学财政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强化对县级财政的监督管理力度。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篇8
一、基于财政压力的乡镇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以来自农业、农村和农民为源泉的“农业财政时代”的终结，历史上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皇粮国税”得以废止。这只有在经过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以工商业为财政支撑的时代才有可能。
改革实质上是对利益和权力的再配置过程。农村税费改革不仅仅在于为农民减轻负担，更在于它直接冲击并要求改变传统的治理体制。因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基本上是依靠农业税费维持的。正是以农业税为核心的各种税费造成农民负担有增无减，推进了农村税费改革。而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免除农业税以后，受冲击和影响最大的亦是乡镇体制。
财政，财是政的基础。财政来源与能力决定着政权的特性与能力。从国家特性看，国家税赋主要来自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国家属于传统国家。传统国家对乡村治理有两个特征：一是实行以皇权－官僚体制下的乡村自治，国家政权不直接渗透于乡村，即所谓“皇权止于县政”。政府的功能也非常少，主要是政治统治，相应的地方政府机构和人员也非常少。其重要原因就是有限的农业剩余无法供养一个渗透到分散孤立的乡村社会的政权体系。没有财政支撑的行政是无能力而又成本太高的行政。这是制约传统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基本原因。二是国家与农民的联系主要是纳税的关系。农民作为分散孤立的经济个体，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国民，主要取决于向谁提交税赋。正如孙中山所说的：“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有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①由于土地（终极意义上的）国有制，决定了“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的合理性，换言之，农民向国家提交税赋是单向的义务。这为行政不断扩张，以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汲取财政提供了方便。而这又会破坏国家行政的合法性，即“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由此使传统中国只能依靠数百年一次的大动荡来缓解行政扩张与财政压力的矛盾。
这种历史循环于近代被打破。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国家的解体，中国进入到一个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之中。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民族－国家，它要求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向全社会渗透，对分散孤立的乡村进行国家整合。由此就有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从20世纪初开始，国家政权从县到乡村，甚至一直延伸到农户。人民公社体制达到极致，每个农民都被整合到“政社合一“的国家体系中，乡村社会为国家体系所遮盖。这一“政权下乡”的过程对于建构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对传统乡村加以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表面上具有“现代性”的乡村治理体制却具有不属于现代国家本性的传统特点：
一是国家基层政权的制度安排仍然服从和服务于向农村汲取资源，为行政主控型。人民公社体制是最便于向农村汲取资源的体制，即“先交公粮，后交余粮，剩下的才是口粮”。在这一体制下，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主导着乡村社会，来自于上级领导和政府的“任务”成为支配基层和农民行动的主要依据。在单一体制下，县乡政权机构设置的依据是与上级政府对等对口，由此造成县乡机构迅速膨胀。我国是一个由中央、省、市（地级）、县（市）、乡（镇）多级机构构成的政权体系。政府任务会逐步增多，到最低一级的乡级时，政府任务和目标会呈几何级的增加。如我们调查的一个乡，仅仅是签定目标责任书的上级任务就多达200多项。这就使得乡一级政府成为一个面对上级，主要完成上级任务的机构。乡镇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一级组织，对一定区域的事务负责，即行使管理“块块”的职能。出于地方政绩的驱动，乡级还要从事许多能够显示出其地方政绩的事务。这些事务主要是贯彻上级精神，往往与本地实际和需要相脱节。正是“条条”和“块块”的双重压力，使乡村工作不堪重负，政府功能急剧扩张。
二是行政与财政的严重不对称。尽管上世纪建构起一个现代科层制的基层政权体制，但支撑这一体系的则是以传统农业财政。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公余粮制”方式出现，农村改革后是以“农业税”为核心的农业税费。传统农业财政的重要特点是农业剩余十分有限，农民交纳税费是行政义务。随着“政权下乡”，政府机构和人员日益增多，以国家和公共名义出现的政府任务也愈益增多，这都需要由农民提供财政支持。我国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1%左右，乡级需要财政供养的人员约1316.2万人（不包括不在编人员），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②这就是温家宝总理说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由各种行政任务并搭“农业税”便车而产生的大量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更是难以统计。由此就出现了“小财政、大政府”的格局，其结果是：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建设，国家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也迅速增长，城乡贫富差距扩大，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下降，甚至出现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内容的有组织的抗争。不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农村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稳固的基础。
正是基于政治压力，中国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其最终目的是免除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然结果是改变着农村基层政权体系的财政基础，原来依靠农业财政维持和运行的基层政权体系及政府任务顿时因为财源枯竭而面临困境。基于财政压力，我国开始了乡镇治理治理体制改革。
就全国而言，在农村税费改革中普遍进行了以合并乡镇村组为主要内容的调整和变动。其主要目的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缓解财政压力。如1985年，我国撤消人民公社恢复建立乡镇政府时，共有91138个乡镇，到2003年减少到38028个乡镇，2004年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③如果说合并乡镇，只是乡镇规模扩大而财政供养人员未见减少的话，那么村组合并的直接后果就是村组干部人数的减少。一般来讲，村组干部被限制在3－5人以内。为了减少村组干部，采取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干部交叉任职。这是因为，以往的村组干部主要是由农村税费直接供养的。税费改革后，农业地区的村组干部补贴由地方政府支付，而地方财政本来就紧张，当然不可能也不愿意支付更多村组干部的报酬。合并乡镇村组只是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减少，不涉及体制性改革，所以我将其归纳为调整和变动而不是改革。但这种调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标志着，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必然要求改革乡村治理体制。
正是因为合并乡镇村组的局限性，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一些地方开始了以改革乡村治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乡镇改革。其代表者是湖北咸安的改革。早在2002年全国还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合并乡镇之时，咸安区（县级区，以农业为主）就启动了乡镇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撤消原有的乡镇内设机构，乡镇设立三办一所（党政办公室、经济事务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和财政所）；改变原有的“七站八所”的官办性质，将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引入乡村公共服务；将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任务和录用过程。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人、减事、减支”。通过交叉任职，减少领导干部职数，通过改设内部机构和站所改革，减少一般干部职数。在减人的过程中，也要减事，即减少那些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或者不该管的事。通过减人减事，最后达到减支，缓解财政压力。咸安改革很快引起中共湖北省委的重视。2003年，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关于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文件（17号文件地），其基础就来自于咸安。湖北省的乡镇改革得以走在全国前列，被誉为“湖北新政”。
二、超越财政压力的制度构造
从目前的乡镇改革实践看，基本上来自于财政压力。有关乡镇改革的理论，也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难以形成基本的共识，也无法给乡镇改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其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乡镇改革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财政时代”，只是就乡村自身的财政能力设计乡镇体制。本人认为，现在应该超越财政压力，从现代国家构造的角度设计现代乡镇制度，以此作为改革的依据。
首先，随着现代化建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由现代化初期进入现代化中期，工业化不再需要从农村汲取资源进行原始积累，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工商业。中国已由“农业立国”进入到“工业立国“的阶段。而且，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整合已基本完成，高度分散和孤立的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进国家体系中，被国家结构化。这是最终得以免除农业税费，并有可能走出所谓“黄宗羲定律”的客观条件。
更重要的是，现代国家建构要求超越传统的财政压力，重构乡镇制度。现代国家有两个特征，一是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民族－国家，一是以主权在民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国家。主权在民要求每个国民成为平等的国民。但由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紧迫性和民主－国家建设意识的薄弱，在相当长时间里，广大农民作为平等的国民，没有能够享受相应的“国民待遇”。如长期存在的“农业税”，以产业纳税就是一种不利于农民的制度安排。印度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国民的大多数。但印度以个人所得作为征税依据，农民基本上不缴税。④特别是中国的“农业税”带有很强的国家义务的特性，日益扩张的行政会不断突破义务的边界。但是，在现代意识随着现代技术的发达日益广泛地向乡村渗透的过程中，义务本位的农业税费的缴纳逐步失去合法性基础。1990年代，无论是农民通过抛弃土地，消极逃避税费，还是上访上告，为减轻负担的依法抗争，都反映了农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事实上，与人民公社时代相比，1990年代的农民负担可能更轻，而农民的抗拒却更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个体利益及相应的权利意识的增长。如果治理体制不能适应这一转变，就会造成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下降，甚至抵抗政府行为。如此，民族－国家的治理也会失去牢固的根基。
正是传统农业财政时代的义务税费愈益失去合法性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并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以工哺农，以城支乡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为超越财政压力，改革乡镇体制，建立现代乡镇制度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方向。
其一，从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传统乡镇制度都是围绕从农村汲取资源构造的，这是由农业财政时代所决定。在现阶段，中国已进入由工商提供财政支持的公共财政时代。以工哺农，以城支乡，首先就体现在国家如何支持农村发展。为此，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资源汲取型的乡村治理体制，从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角度设计和构造乡镇制度。资源支持型是现代乡镇制度的基本要求。转贴于
其二，从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为了从农村汲取资源，传统的乡镇制度的功能主要是管治型，主要依靠行政压力保障国家从农村获得资源，通过行政能力强制纳税保持国家与农民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以农民义务为本位的。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愈来愈深地卷入到社会化过程中，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一部分的现代乡镇制度，其基本功能就是为农民提供服务，通过良好的服务而不是收税强化农民的国家认同意识。服务型乡镇政府是以农民权利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观所决定的。
根据以上方向，乡镇改革不仅仅是“减人、减事、减支”，做“减法”，更是超越财政压力、上下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是一项需要进行“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的系统工程。
1、“加”，就是增加国家对农业乡镇财政的支持，促使行政与财政的统一，乡镇财政成本由国家财政负责。现代政府体系的重要特征是标准化、一致化。如不管什么地方，都设立相应的机构，都有所谓“几大班子”。但是，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的财政能力却差距甚大。特别是农业地区的乡镇财政主要来源于农业税费。那么，在免除农业税以后，农业地区乡镇的财政来源大为减少，有的地方甚至难以维持正常运转。仅仅是依靠“减人减事”来减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行政都需要必要的财政支撑。农业地区的乡镇也属于国家政权体系，在免除农业税以后，其开支应该由国家承担。应该彻底改变变相的地方财政包干主义。如果行政统一集权，财政也需要统一集权。这样既可解决农业地区财政支出困难问题，同时也可杜绝地方和基层官员既吃“皇粮”，又吃“杂粮”的现象。由此可根据产业基础、地区差别、乡镇规模等标准，将乡镇划分不同类型，分类划拨财政经费。当前，在乡镇体制改革之初，对乡镇分类是基本前提。以农业为产业基础的乡镇应该恢复为乡的建制，可以接受国家财政支持，镇的建制主要以工商业为支撑，不可接受国家财政支持。由此实行产业分化基础上的乡镇分治体制。
2、“减”，就是精官简政，减少行政层级、机构和领导职数。任何国家的财政能力总是有限的，有限的国家财政不可能承担更多官员的财政支出，必然要求减人。我国的政府机构不是简单的人多，而是官多员少。即管官的“官”多，直接面向民众做事的员少。从纵向看，直接面向民众为民众提供服务的乡镇一级的人员并不多，多的是乡镇以上的层级。如乡镇以上有中央、省、地级市、县（市）四个层级。从乡镇内部看，领导职数过多，一个乡镇至少有10多名领导，而直接办事的人员又太少。这不利于支持农村，为农民提供服务。美国的农业部是国家公务员最多的部，达30万之多。但其组成人员主要是为农民提供服务并直接接受农民监督的公务人员。为此，乡镇改革应该超越现有的局限，进行整个行政系统的改革。从纵向看，需要减少行政层级，变五级政府为“三级政府网络管理”（中央、省和县为完整意义上的政府体系，地级市和乡镇为非完整意义上的政府体系，人员更为精干）。只有这样，在乡镇内部才能尽量减少“管官”的职数。目前许多地方的乡镇改革首先减少的是办事人员，这不利于为农民提供服务。
3、“乘”，就是改善治理方式，实行市场、自治与政府的共同治理。乡镇改革不是简单的减人减事，而是要以精干的政府提供更良好的服务。为此需要改善传统的单一的行政治理方式，实行市场、自治组织和政府多元一体的共同治理。服务型政府并不是将农村的公共服务都由政府包揽下来，这又会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政府的轨道上去，并会增加行政成本。现代国家的治理体制首先要求培育市场。能够用市场力量解决的问题尽可能由市场解决。因为市场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它还是一种整合机制。市场有一套健全的规则，人们进入市场机制后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规则办事，更多的是寻求政府的保护而不是与政府对立。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与农民的对立和对抗度越低。其次是培育社会，通过社会自治的力量解决社会自身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达，社会成员的需求愈来愈多样化。在相对分散居住的情况下，政府很难及时有效地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而自组织的农村社区自治力量却能达到这一点。所以，乡镇政府应该尽可能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只有市场“失灵”和社会“失效”的情况下，政府才发挥其直接治理的作用。由此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共生、互补、合作的现代治理体制。从这个角度看，咸安改革中“养事不养人”的取向是合适的。
4、“除”，就是要消除传统乡镇体制中各种不适宜建立现代乡镇制度的的思想和体制性障碍。由于长期历史的影响，在税费改革和乡镇体制改革中，相当部分的乡镇缺乏方向感，甚至无所适从和无所用心。因为过去最为熟悉的“任务”型工作减少了，过去最为便当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不方便了，过去一呼百应的工作方式不见效了。现代乡镇制度所需要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未能确立。其深刻的原因就是传统乡镇制度中自上而下的授权机制，使得乡镇基层干部习惯于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所以，在乡镇改革中将竞争机制引入乡镇治理过程中，变单一的对上负责为上下双向负责十分必要。湖北、四川等地实行乡镇领导“两推一选”和“公推公选”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①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9页。
②《数字“三农”》，《决策咨询》2003年第5期，第10页。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篇9
一、充分认识农村综合改革的重大意义
农村综合改革涉及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关系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开展农村综合改革，有利于切实解决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些遗留问题，消除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性因素，从制度上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有利于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有利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促进城乡资源合理配置，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有利于建立以区县政府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有利于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搞好农村公共服务，健全乡村治理结构，建立农村工作新机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动力源泉。
二、明确本市农村综合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三项改革为重点，带动农村相关配套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二）目标
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央对**实现“四个率先”的要求，力争在“十一五”期末，基本完成本市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任务，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同时，积极建设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推动农村社会事业配套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三）原则
1、坚持改革方向。按照中央的总体要求，把握改革方向，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2、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尊重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调动各区县、乡镇的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
3、坚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把农村综合改革与推进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抓住重点、点面结合，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增强政策措施的协调性、可行性。
三、突出重点，扎实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按照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要求，重点强化乡镇政府的职能，即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权益；组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合理调整乡镇机构，严格控制领导职数，改革和整合乡镇事业站所。
乡镇机关内设机构一般为7个，乡镇机关行政编制控制在50至55名；乡镇事业单位一般为6至7个，乡镇事业编制控制在50至80名。在总结乡镇机构改革试点的基础上，今年将改革试点扩大到崇明、南汇、奉贤、金山四区县，整体推进。
（二）以落实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重点，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改革
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从今年起，全面实行以区县投入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统筹管理体制和预算单列制度。鼓励经济较发达的乡镇追加投入，率先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基本达到中心城区平均水平。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实现城市教育费附加全市统筹，重点向崇明、南汇、奉贤、金山四区县倾斜，逐步使其生均公用经费、教师收入达到中心城区平均水平。采取中心城区优质中学整体迁建、举办分校、托管农村学校等方式，推动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导入和辐射郊区农村，提高郊区整体办学水平。深化教育人事制度改革，依法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制订政策，鼓励和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到郊区农村任教、支教，探索建立城乡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特级校长柔流机制，在农村中小学教师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和授予荣誉称号方面给予倾斜，创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提高农村教师整体素质。
（三）以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为重点，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原则要求，建立健全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市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以事权定财权，以财权定责任。一是继续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明确界定区县与乡镇的支出责任，探索完善区县与乡镇的财力分配办法，保证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实现乡镇分享的财力与乡镇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相匹配。二是改善崇明县和财力困难乡镇的状况，对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规模小、公共财政支出低于本区域平均水平的乡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增加专项补助，逐步实现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积极进行探索，在崇明、南汇、奉贤、金山四区县试点“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方式改革。
四、结合本市实际，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一）推进农村社会事业配套改革
从资源分布和郊区实际出发，分别建设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同时，结合农村特点，将这“三个中心”的工作延伸到村级基层，加强村级为农综合服务站、标准化村卫生室和村级文化活动室建设。按照公益性原则，改革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综合设置区县、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站所，确保经费纳入公共财政范围。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事业资源纵向带动与横向统筹机制；以公共财政为保障，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农村社会事业投入机制；郊区农村吸引各类优秀人才的政策机制；政府推动，全社会参与，资源互补共享的科普事业发展推进机制。
（二）推进土地征用、农村金融、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有序推进土地征用、农村金融和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改革要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合理的土地补偿标准；加强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坚持市场化运作，做到公开透明，防止腐败。农村金融制度改革要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为目标，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明晰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参与林业建设的积极性，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五、积极清理化解乡村债务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清理化解乡村债务工作的意见》（〔2006〕86号）中提出的“制止新债，摸清旧债，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步化解”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开展化解乡村债务工作。一是全面清理核实债务，锁定债务数额。在清理核实的基础上，由市财政局、市农委分别建立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债务的动态监控机制。二是明确化解责任，落实化解措施。区县政府要明确要求，落实责任部门，通过试点，探索化解乡村债务的途径和办法，重点研究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债务的化解措施和偿债奖励机制。三是规范镇村举债行为，强化债务监管，坚决制止发生新债。特别是要防止在新农村建设中盲目举债搞建设，形成新一轮的乡村债务。
六、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增强村级运转管理能力
坚持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适时调整农民负担监督管理范围。一是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依法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文件出台、项目公示的审核。二是加强对农业生产性费用和集体收费的监管，防止加价或巧立名目增加农民负担。三是规范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收费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四是落实对农民补贴补偿和对村级财政性补助资金的监管，并将征地补偿等涉及农民权益的问题纳入监管范围。继续坚持和完善农民负担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强化农民负担检查，加大对涉农负担案（事）件的查处力度，实行涉农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
区分情况，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城市化地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鼓励以明晰产权、资产量化为突破口，推进以股份合作制为主的村级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增强集体经济发展的活力。对城市化发展地区的村，积极完善和推行征地留用地制度试点，增加集体收入和农民财产积累。对农业规划区的村，实行“输血”和“造血”并举，并加大对经济薄弱村、特别是海岛村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确保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同时，探索在工业园区建造标准厂房等不动产，采取由市和区县政府投入、产权归乡镇政府、收益反哺村的做法，增强村级基层组织运转管理能力。
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篇10
关键词：财政管理；税收体制；改革
1概述
税收管理体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国家经济管理的核心部分，都是在中央级和地方级都需要把控的部分。税收对于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一个国家的税收体制必须要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相匹配、相适应、相一致。目前来说，我国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我国的管理体制却不能与此相适应，而收税体制又与国家、民生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所以对于我国来说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更是为了适应国家的大环境。
2我国税收体制的发展历程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已经经历了五次重大改革。
自1950年建国之初，结合当时的国情同时参考了老解放区的财政收税体制进而制定了当时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税收体制。
在1958年我国经历了第一次的税收体制改革，更多的考虑到了要将税收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相适应，因此中央下放了一部分的税收管理权限给地方。
在期间的1973年我国进行了又一次的税收制度改革，这次税收改革是为了简化税收体制同时回收了一部分的税收管理权限。
在1984年的时候，是为了能够适应国家的经济政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当时的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和整体规划思路。
我国目前最后一次的税收体制改革发生在1994年，当时是为了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对工商税收体制进行了一次全方面的改革。
经过这五次的重大体制税收改革，每一次改革之后当时的税收体制都能够与当时的情况相适应，同时也为我国这些年来能够取得财政税收方面的重大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一步步的改革不仅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而且还能不断完善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最大限度的提高了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效率。而现在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大环境对于原来的税收体制又一次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现阶段的税收体制进行改革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3我国现阶段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3.1财政税收体制的法制化程度低
在我国现阶段的各项法律规程之中对于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相关规定并不多，也仅仅是在《宪法》当中提到了我国的公民都具有依法纳税的义务，除此之外并无专门的关于财政税收各个方面的法律出现。而目前情况来看，关于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更多的是靠行政法规来进行规定，却不是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明确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法制化程度并不高。
3.2现阶段的财政税收体制具有局限性
对于现阶段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来说，因为体制不够完善，因此在日常执行行政能力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由于在财政管理这方面不能够很合理的去计划和分配收支，因此并不能够很好的贯彻落实施行的分税制度，再加上中央和地方上的客观存在着划分收入的不合理的情况，这些情况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现阶段的财政税收的现状，同时还间接地影响到了国家的整体宏观调控。
3.3地方政府的减免税存在乱象
在国际大环境当中，国家与国家会进行比较，而在一个国家的小环境里，地方与地方也存在着这样的比较。有时，地方政府会为了这种比较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恶劣的竞争手段，诸如减免税政策。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吸引投资，吸引外资，很多时候地方都会对这些企业提供一些减免税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却不一定是合法合理的。我国对于中央和地方对于收税体制中所需要扮演的角色有着很明确的规定，但有些地方却为了吸引投资而做出了自己本无权做出的优惠政策或者减免税政策的决定。这对于企业、地方都是对我国整体税收体制破坏的行为，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税收体制，因为这些地方上自行决定的优惠政策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变相的减少了中央的财政税收收入。
3.4税收机构设立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施行的国税和地税两个机构并存的政策，虽然这样的分税体制可以保证税收体制的完整和改革的进行，但也由于存在着两种职能机构就出现了两种职能机构不可避免的职能重叠、职能冲突、职能矛盾。设立两种税务机构的初衷是好的，而且它也为我国的税收体制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但不可否认两种税务机构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竞争的关系。同时也因为设立着两种税务机构，所以纳税成本上升以及职能机构正常运营的成本上升的问题也普遍存在着。
3.5企业纳税和职能部门服务意识不高
虽然纳税的思想已经逐渐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但还不能够达到纳税意识应该达到的高度，尤其是企业方，很多企业的纳税意识并不高，同时还存在着偷税漏税的情况，这些就是缺乏纳税意识最直观的表现。反观税务职能部门，同样在服务意识上做得并不好，目前还是以一种很狭隘的思想来看待税务服务，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全面、深层次的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这也导致了现在税务部门还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纳税人的需求，也就意味着税务部门还不能够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令人满意的服务。
4解决方案
4.1对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尽快立法
各相关部门应该即刻督促立法部门对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块部分尽快立法，从而明确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同时也要让纳税人自己对国家的税收制度承担义务。只有明确了每一个在税收体制中的角色的权利和义务，就可以减少在税收管理这一部分的纠纷，同时也是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完善做出了贡献。
4.2建立与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管理体制
针对现阶段财政税收体制的局限性，建立与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是十分重要的。从中央到地方都需要克服这种体制带来的局限性，这是一种横向和纵向同时需要进行改变的过程。纵向来说，自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职能机关都需要为这种改革做出改变；横向来说，如何合理的对收入和支出进行预算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举例来说，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应该将能够调动的所有资源进行整合和整体规划，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利用好财政的收入，最为合理的利用好财政的支出。以此为基础来确保扩大财政体制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影响力和波及范围。
4.3对于地方上越权出台所谓的“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
除了要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从硬性条件上去规范地方行为以外，还必须重新划分一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而避免一些灰色地带的出现。从地方来说，必须要明确自己所能够做出决定的权力到底有多大，而不要因为一时的眼前利益而破坏国家中央的整体利益和自己的长远利益。从中央来说，除了要约束地方的管理权限，还需要出台更为全面的相关政策，不仅要有全方位的把控，还需要对一些特殊事情的特殊处理，这些特殊情况就必须结合当地的情况和现实的情况来决定，不能够忽略实际情况作出不合理的决策。
4.4针对国税和地税两种税务职能机构并存所带来的弊端提出解决措施
以目前情况看来国税和地税两种税务职能机构并存的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我们仍然需要认清这种两套税务机构在现实情况中所带来的弊端。
关于解决的过程只能分为两步来进行：
第一步可以将两种职能机构所存在重叠的部分专门划分出来，对两种税务职能机构的日常工作范围再一次进行明确定位，以减少两种职能机构之间的竞争关系和矛盾；
第二步则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慢慢将两种税务机构进行合并，从而彻底解决重叠部分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可以降低税务部门所日常运营的成本，从而减少财政的支出。
4.5加大关于税收的宣传
除了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来对纳税人和职能机构进行规范以外，日常生活中加大关于税收的宣传也是十分重要的，直到将纳税的自觉性深深的植入纳税人脑中，将更有深度层次的服务意识深切的影响到每一个税务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当中，这才算是为完善财政税收体制打好了坚实的基础。税收作为影响每一个人的财政行为来说，每一个纳税人都必须有强烈的纳税精神，同时也需要有很强的权利意识，纳税对于纳税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义务，同时也应该享有相关部门为其提供服务的权利，这也就是对税务机构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总结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财政税收体制也需要不断的完善，只有与时俱进的财政税收体制才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正面的、良性的促进，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发展的过程。我们要正确全面的去认识现有税收体制中的优势以及弊端，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做到扬长避短，将现有的优势保持发展，将弊端结合实际加以改革，最终就会形成一套趋近完善的财政税收体制。
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体制的重要性已经是不需赘述的，但要知道税收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应该循序渐进，结合实际，当税收体制逐渐完善，相信它可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平稳提供无限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陈勇.关于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探讨[J].商业文化（上半月），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