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专业合作社性质篇1
【关键词】合作社异质性外部审计
在政府和学界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下，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有68.9万户，出资总额达1.1万亿元。但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出现一些新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应当是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对合作社的发展带来哪些问题、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内容。
合作社成员之间异质性的成因
弱势农业下农户的分化。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市场竞争加剧，小农式的农业生产带来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放大，农业生产难以给农民带来稳定的收入保障。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在留下来的农民中，只有一小部分适应市场的农民变成乡村社会中的“能人”、“大户”富裕起来，多数农户增收日益困难，农户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在农村，由乡村“能人”、“大户”领头创办合作社就成为必然。例如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牛驼镇前庞家务村的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就是由种植大户张顺斋牵头成立的。
政府的政策引导。“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农村推行进一步的改革举措，用改革来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因此，作为一项重要举措，转变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开始推行。但在弱势农业的背景下，仅仅依靠农业领域的内生力量很难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因此，政府引入外部力量，积极引导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和乡村能人来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成为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可行选项。以河北省廊坊市为例，截至2012年6月底，全市共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827家。但从创立方式看，主要有村两委班子领办型和龙头企业带动型。
合作社成员之间异质性带来的问题
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程中，由于成员之间的异质性，造成合作社异化现象严重，合作社功能开始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合作社盈余分配上，“按股分配”取代“按交易额比例返还”成为主要的盈余分配形式。我国多数合作社从组建伊始，就具有“典型的‘资本带动’特征，合作社内部存在资本集中和资本分散并行不悖的现象”，存在着“资本控制的现实性和必然性”。在存在资本控制的合作社里，普遍存在的“一股独大”现象，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盈余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首先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且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但在资本利益最大化要求的驱使下，资本控制型的合作社往往背离了“合作社盈余应当以按交易额比例返还”为主的本质性规定，普遍以“按股分配”取代“按交易额比例返还”。有学者的调查显示，“在合作社盈余分配方式上，纯粹按照交易额（量）返还的合作社仅占16.9%。整体来看，接受调查的合作社中，按股份分红的合作社比例明显高于按交易额（量）返还的合作社比例。”以“按股分配”取代“按交易额比例返还”作为主要盈余返还方式的合作社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社吗？
利用合作社进行套利的现象严重。在我国，存在大量的以获取“非经常性的政府补助、税费减免等政策性收益”为目的合作社。这类合作社的发起人，主要一些非生产性的农民和工商企业。这类合作社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之为“皮包合作社”。正如某县领导人所言：“我曾经到日本考察过，人家日本是合作社办公司，而我们是公司办合作社。”在这类以“空壳社”或“翻牌社”面目存在的合作社中，发起人往往利用股权上的优势，把政府财政补助按成员的持股比例量化，甚至被变相转变为发起人的个人财产，非持股成员无法分享到政策性收益。应当说，这类合作社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危害无疑是严重的，是我们应当重点监管的对象。
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混乱，民主管理制度难以得到有效实施。从合作社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确立了以“一人一票”为标志的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目前，我国大多数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流于形式。理事会的作用远远大于社员大会的作用，监事会沦为花瓶式的摆设；在理事会中，大股东或发起人的意志又占据支配性的地位，普通农民的意志在表决中成为陪衬。被合作下的农民失去了参与合作社社务管理的积极性，合作社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一个失去了民主管理功能的合作社还是合作社吗？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再思考
如何在我国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合作社，发挥其在组织农民方面的作用，利用其组织和制度上的优势，来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笔者认为近期我们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转变政府扶持合作社发展的理念，以规范现有合作社的发展代替对数量的追求。一是加大对合作社知识的宣传，提高普通农民对合作社知识的理解。应当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一方面是合作社在量上超常增加；另一方面却是大多数农民的漠然，他们对合作社以及什么是合作社却知之甚少。例如，根据《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应当作为本社财产，要平均量化到每一个成员，按比例划入成员账户成为成员的收益。但在实践中，许多合作社的发起人却在分配过程中把政府财政补助按成员的持股比例量化，成为大股东的套利工具，直接损害了普通社员的利益。而这种套利行为得以实现的根源还是普通社员缺乏对合作社的基本了解和认识。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应当把普及合作社知识，尤其是合作社的运作知识、盈余分配知识，把我国农民打造成为懂知识的“新农民”，作为规范合作社发展的重点。
二是改变外在监督方式，以“审计”代替“考核”。任何一个组织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外部的监督。在对合作社的外部监督方面，我国普遍存在登记环节宽松、成立后放任自流疏于监管等不正常现象。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制度，才致使我国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乱象丛生。《合作社法》第三十八条虽然规定了外部审计制度。但就实践来看，外部审计形同虚设。因此，借鉴外国先进经验，适时引入强制性外部审计制度是我国当前解决合作社发展乱象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合作社的成员构成和出资、治理机构的运行、财务管理是否健全、成员账户、盈余核算和分配方式是否合规等项目的审计，可以有效地规范合作社的运行，并把优惠政策只提供给那些经审计机构认定为规范运行的合作社。引入外部强制性审计制度，既可以打击“僵尸合作社”的套利行为，又可以保护普通农户的合法权益。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支撑。一是引入公司法中的股东直诉权和代位诉讼权，允许普通社员以自身名义向合作社或相关权益侵害人直接提讼。《合作社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理事长、理事和管理人员给本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合作社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侵占、挪用、截留、私分或者以其他方式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财产，非法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生产经营活动，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摊派，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造成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损失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但在实践中，这些规定对于保护普通社员合法权益还显不足。首先是没有明确普通社员是否具有以自身名义提讼的资格；其次是没有明确能否以合作社以及合作社的管理人员作为诉讼对象。而在实践中，损害普通社员合法权益的，往往更多地发生在合作社内。实践中，在浙江省的一些地区，已经有成员向有关部门投诉合作社发起人，追讨应该分给自己的盈余返还和政府补助的量化份额。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明确普通社员具有以自身名义向合作社或相关权益侵害人直接提讼的权利。
二是明确合作组织与非成员的交易上限。《合作社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成员的交易、与利用其提供的服务的非成员的交易，应当分别核算。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允许合作社可以与非社员进行交易，但应当分别核算，其目的是为了便于分配盈余。但在实践中，应当对合作社与非社员的交易数量做一上限性的规定，否则，合作社本身就会异化成为一个通过差价赚取成员利益的中间商，失去其作为“弱者之间的互助联盟”的本质规定性。例如美国的《卡珀―沃尔斯泰德法》就明确规定，合作社与非社员的交易额不能超过其与社员的交易额，即所谓的“50%规则”。在我国，合作社之所以缺乏吸引力、功能弱化，就在于在实践中许多合作社已经异化为中间商。
农业专业合作社性质篇2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发展机遇困难与挑战健康持续发展
一、农民合作社发展源革及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适合了当时中国农业生产实际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它使农民有了经营和劳动上的自，极大地发挥了农民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了在旧的农村经济体制束缚下的生产力，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显现，农民、农村和农业成为弱势的象征，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发展和完善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广大农民生产在家，服务在社，统一经营在合作社层面重新得以实现。合作社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升了市场谈判地位，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这一决定不仅肯定了这种制度创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更是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给予了指导和提出了方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2007年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了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范围和其他相关规定。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初具规模。据统计，全国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5万多个，农民成员236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带动非成员农户324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3.5%，两类农户合计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3.3%。从产业分布来看，种植类专业合作社占49%，畜牧水产养殖类专业合作社占27.7%，农资及其它类专业合作社占23.3%。迅速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成成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调整我国现存农业结构的龙头力量。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中原本分散的农村力量，助农增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力量，也发展成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机遇
1.《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合作社内部运行不规范等多个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设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导致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发展瓶颈时期。2007年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成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了法律保障，进一步保护合作社成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农村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营体制，依法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改善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合作社成员获得更大的经济利润与社会效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加强合作社基层民主管理，提高了农民队伍的整体素质，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村，促进农村产业链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农业市场贸易的发展趋势为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支撑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建立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突显了自身的局限性。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在市场产品信息获取和竞争能力方面明显不足，产品品质难以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社打破传统农村是弱势群体的局面，它带领农民进入国家市场甚至走向了国际市场，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农民合作社缓解了家庭小生产与社会化国际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共享市场信息技术，统一生产流程与规范农业生产技术，还可降低农民生产成本，从而提升了农业市场的竞争能力。
3.国家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大力扶持
近年来，国家农业部高度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工作，精心组织，大力推动，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央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项目建设；加大了涉农建设项目支持，农业部在组织实施的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畜牧养殖小区、阳光工程培训等项目建设中，都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列入实施载体；实施“农超对接”试点；着力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培训工作；帮助解决发展资金瓶颈问题，农业部积极与银监会协调沟通，推动出台《关于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多项惠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政策；下大力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农业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的意见》，着力加强规范化建设、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建设。
三、农民合作社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整体文化素质低，观念陈旧，缺乏整体意识
农民合作社的成立是基于应对市场风险，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但是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愿入社，但从整体上来讲观念保守，社员由于年龄、文化层次、经营规模和社会关系等不同，各自寻求自身利益居多，缺乏整体利益观，农民合作社很难形成“1+1>2”的效应，全作社的经营目标、经营决策很难得以实施。
2.农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稀少，限制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般是由农村中的能人组织，农民自愿入社而形成的共同体，由于资金、规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成立之初就缺少相关农业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加盟，生产过程中依然是凭传统的经验，应对自然虫灾病害的能力很弱，产品的品质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提高；经营过程中缺乏创新意识，没有建立品牌的意识和打造品牌的技术能力，不能及时发现市场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向。人才问题已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大难题。
3.农民合作社动作不规范，制度不健全
运作不够规范有的合作经济组织没有章程，有的章程制订不规范，有的虽有章程，但没有按章程办事；机构设置不合理，财务管理、会员管理、经营管理等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社务不够公开，运作和管理随意性较大；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关系松散；有的农民合作社在管理过程中还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以致产生农民对合作组织的认同感不强，主动参与管理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四、农民合作社健康持续发展的思路
1.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学习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农户与专业合作社提供了法律保障。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学习，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新型合作理念和依法办社意识，增强广大干部依法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营造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消除农民群众对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模糊认识，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2.完善合作社体制和机制建设，加大农业科技培训和学习，适当吸纳农业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加盟农民合作社
农民合作社需要遵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相关法律条例，建立完善的合作机制和体制，树立现代农业发展和企业经营理念，明确利益分配和各成员的责任，按照市场规律确定经营目标，组织生产过程。同时应充分发挥高等农业技术教育力量，加大对社员的科技培训，增强广大社员的生产技术能力，抵御抗病虫灾害的能力，保障和提高农产品的品质，逐步建立合作社的品牌，加大对合作社管理人才的培训，树立科学管理、质量管理理念，创新合作社发展思路。适当引进农业科技人才的加盟，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和品种改良，提高农民品的品质。
3.加强农产品质量控制，树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产品质量已经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经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关乎着千家万户，是国家重要的民生工程。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核心，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紧密相连的。农民合作社需要建立完善的农产品栽培管理制度，科学进行肥水管理，合理用药，科学用药，降低药物在土壤和农产品中的残留，从源头保证农产品的质量。
参考文献：
[1]胥宏锋.关于当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分析和对策思考[J].安徽农学通报,2006,(08).
[2]金士平.台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证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D].浙江大学,2005.
[3]刘向华.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社发展模式及其启示[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4]徐辉.推进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团队开发[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0,(08).
[5]韩永廷.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几点思考[J].蚌埠党校学报,2007,(04).
农业专业合作社性质篇3
桃江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经济组织模式的进一步转化，该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为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目前该县共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120个，成员76968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14%，产值达63680万元，纯利润328万元。农民专业合作社人平纯收入达15890元，比全县人平纯收入提高60%。据调查，该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需求具有较为鲜明的特点：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的产业全部为农、林、牧、渔和服务业，由于生产经营季节性强，资金需求呈短、频、快、急的趋势；二是资金需求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成正比，规模越大，资金需求越多，90%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有资金不够，需要对外融资；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渠道单一。农村信用社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主要渠道，截至2013年10月末，该县农村信用社采取联保贷款、担保贷款、小额信用贷款等方式，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累计发放贷款15560万元，占贷款累放总额的14.49%，缓解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需求难题。
农民专业合作社优势明显，但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持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影响着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是主体资格不明确，不具备贷款的基本条件。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合作性质，社员人数多，制度欠完善，经营不稳定，一旦出现风险，贷款债权难以落实，因此不具备贷款的基本条件。
二是农民入社、退社的随意性较大，合作社的稳定性较差。虽然从2007年7月1起实施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由于宣传、文化程度、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受到法律制度的严格约束，入社农民有较大随意性，如果合作社形势好，则入股积极，反之就要求退股，因此稳定性较差。
三是经营情况难以掌握，贷款风险较大。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项制度特别是财务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生产、销售体系不够健全，经营情况无法真实反映。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尚未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档案和信用评价体系还在推进之中。因此，金融机构无法了解其真实情况，金融机构不敢贷。同时，农业属于弱势产业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而农业保险体制尚未建立，存在着较大的贷款风险，金融机构不能贷。
四是产业优势不明显，难以有效组织。首先，农民专业合作社发起人必须具备资金、威望、技术、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优势，目前齐备这些特征的人不多，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有效发展还不快。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的行业必须具有较强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但目前这种优势并不明显，因此该组织的带动性与推动性及其有限。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起来轰烈烈，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良莠不齐，金融机构不好贷。
五是不能提供可靠的抵押物，无法获得普遍支持。由于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决定了它无大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无法提供金融机构所需要的抵押物，金融机构不肯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贷款额度小，居住分散，经营成本高，金融机构不愿贷。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要求，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发展农民合作社，切实提高引领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因此，金融机构应该大力支持，切实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难”。
一是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及银监会和农业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政府要积极发挥其宣传、引导、支持、监督作用，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严格审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变更手续，促进其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制度，规范管理，提升经营层次，为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良好的信贷环境。要争取政府有关涉农资金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运作，做到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提供贴息，减轻其贷款成本负担。要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职业道德教育，选派优秀大学生村官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人才队伍建设。
二是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品。涉农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构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互动合作机制。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管理办法》，明确贷款授信流程和发放流程，设立专职部门对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保小组，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框架内实现社员联保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行优先授信、优先贷款、利率优惠。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的基础上，要积极开发为农民专业合作社量身订做的金融服务产品，采取“宜社则社、宜户则户”的灵活信贷策略，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可能性。当前，尽快完善农村产权市场建设，扩大抵押、保证、质押范围，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把农村房产、农业动产、运输工具等转换为可担保资产，特别是将农民手中的土地经营权流转起来，解决贷款抵押问题。同时，积极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放大授信额度，为优质农民专业合作社开辟贷款“绿色通道”。对发展层次较高、经营效益较好、辐射带动能力强、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最高额的授信方式，予以重点支持。要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信息纳入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便金融机构便捷地了解和掌握信息，降低金融机构贷前调查成本和信息风险。
三是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现有金融机构的作用，继续完善政策性金融，积极拓展商业性金融，大力扶持合作金融，鼓励引导民间资金服务“三农”，建立一个相互配套、功能齐全、分工合理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应该继续享受国家所得税全面减免等优惠政策，同时，也应主动承担服务“三农”的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农业专业合作社性质篇4
关键词：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组织化；农业规模化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专业合作社信贷难题及对策研究”（GD14XYJ07）；“新城镇化进程中的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路径依赖与制度构建”（GD13XYJ08）；“秩序转型下的乡村组织重构研究”（GD14XGL05）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4日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概述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我国特有的合作社的一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充当政府与社员之间的桥梁；为农民的专业化生产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有利于推广应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把千家万户小生产的农民组织起来，抱成一团，使农民真正成为千变万化大市场的主体，提高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程度，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加强社员自律，协调专业合作社的内外部关系；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组织保障；农民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拉动经济发展，解决发展资金短缺；推进农村民主管理的重要载体。
二、家庭农场基本概述
（一）家庭农场的性质。所谓家庭农场，是指以农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经营单位。
（二）家庭农场的作用。家庭农场是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背景下，面临“由谁种田，怎样种田”的新问题，借鉴西方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而提出的新型农业经营体制。从国外经验看，家庭农场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是农业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家庭农场以家庭经营为内核，其既符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在要求，又契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可以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新时期的创新与发展，能为我国农业走现代化道路增加强大的推力。因此，在2008年被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写入文件后，家庭农场在2013年又被明确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形式，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5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肯定了家庭农场的作用。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契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发展农业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农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推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新常态下实现农业农村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当前重要的农业政策，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必要开展合作。两者具有弱质性，许多国家对它们采取了支持措施。实践证明，它们也可以开展有效合作。其合作关系建构会受到诸如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发育程度、产权明晰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政府要认真履行好作为公共品供给者的职责，建立健全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策。
（一）家庭农场的相对弱质性决定了其应该与合作社建构合作关系。家庭农场的发展离不开具有一定素质和能力的从业人员，但是受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等因素的影响，家庭农场还缺乏素质高、技能强的人才。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滞后。而合作社具有一定的专业服务功能，能够为家庭农场提供农资供应、信息、仓储等服务。如果双方能在自愿、共赢等原则下开展有效的合作，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实力都会有所提升。
（二）合作社的相对弱质性决定了其应该与家庭农场建构合作关系。合作社作为一种弱者的联合体，肇始于资本主义农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这一农业合作过程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极扬弃的过程。合作社弱质性的具体表现是：技术变革、组织变革难以跟上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联合社或联合会构建的速度迟缓、运行效果不尽如人意，其成员缺乏强大的向心力。理论上讲，合作社本身就是一个自生能力较低的组织，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
（三）相关政策为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合作创造了环境。如何看待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美国萨皮罗学派和诺斯学派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不过，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许多国家对于家庭农场和合作社采取了支持措施。例如，美国政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依据萨皮罗的理论制定和实行了支持合作社的政策；2003年欧盟执行了单一农场支付计划。实践中，合作社与家庭农场是可以进行合作的。资料显示，美国平均每6个农场主中就有5个利用合作社获取各种必要的物资供应、农产品运销和加工以及其他服务。
四、农民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合作模式
（一）“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模式。公司根据市场需求与合作社签订契约，合作社按照契约规定的品种、数量、质量组织家庭农场生产。农产品成熟后由合作社验级、收购，而后由公司进行加工和销售。家庭农场以合作社为依托，与公司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一方面增强家庭农场与公司的谈判地位，有效约束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保障家庭农场农产品的销路；另一方面通过合作社的生产监督和集中收购，确保公司对加工原料质量和数量的需求。例如，浙江省海盐县的20家家庭农场联合组建的万好蔬菜合作社，在产前与当地的食品公司签订蔬菜购销合同，在产中由合作社提供技术、管理、培训在内的专业化服务，在产后由公司以保护价收购农产品。全县以“订单农业”形式开展生产的占家庭农场总数的67%，其中52%的订单通过合作社获得。
（二）“家庭农场+合作社+超市”模式。家庭农场负责生产环节，合作社统一品牌和标准化生产服务，建立农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机制，保证超市稳定的货源供应。这种模式将订单农业与现代经营业态有机结合起来，缩短了农产品采供周期，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和物流成本，保证了农产品的新鲜安全，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适宜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业经营，适合蔬菜、水果等高收益性的农产品。例如，山东省青州市的21家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社与17家连锁超市签约，常年向超市供应高档箱装礼品菜，涉及20多个蔬果品种，农民获得了种植高端品牌蔬菜的高额效益。
（三）“家庭农场+合作社+直销（社区）”模式。在“家庭农场+合作社+直销（社区）”模式下，生产同类农产品的家庭农场联合成立合作社，合作社进入城市社区、街道直销农产品，或者由合作社与学校和企业食堂、餐饮企业、直销展会签订供货合同。这种模式改变了“收购商―经销大户―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层层盘剥的传统销售模式，缩短了“田头”到“柜台”的距离，缓解了市民“买菜难”和农民“卖菜难”的问题。例如，浙江省宁波市有近10家以家庭农场为主要成员的合作社开设了农产品直销店，价格比超市和菜市场便宜20%～30%。
（四）“家庭农场+合作社+合作社自办加工企业”模式。家庭农场联合合作社，发展壮大后自办加工企业来销售、加工家庭农场的农产品。这种模式以合作社为产业化经营的主导力量，对农业产业链各环节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是四种产业化经营模式中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模式。合作社内部的科层管理机构替代了产品交易市场，组织稳定性和合作性增强，内部成员利益高度一致，各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明晰，实现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统一。家庭农场不仅能够分享出售初级农产品的收益，还能够直接分享纵向农业产业一体化后农产品加工增值的收益。但这种模式实现的前提和条件是，合作社必须治理机制规范、经济实力雄厚、市场竞争力强。
五、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经营机制
在家庭农场与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合作已经成为双方理性的选择。实践中，浙江省慈溪市、瑞安市、建德市出现了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开展合作的现象。构建新型农业合作经营体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在基本方向与主要内容方面，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生产合作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性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发展农业合作经营必须在土地共同所有基础上实现农民的联合劳动与合作生产，构建以生产合作为核心的新型农业合作经营体制。而且我国人多地少，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小，市场抗风险能力弱，农民需要根据需要在生产及流通的广泛领域全面进行合作经营，建立以生产合作为核心的综合性合作经营体制。
农业专业合作社性质篇5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组织农民、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等方面具体有4个方面的功能。
1.组织功能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组织功能十分明显，具体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一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组织成员进行生产与销售，促使农业生产由行政管理过渡到由合作组织协调管理；二是根据国家产业规划以及市场信息，组织和协调农户进行专业生产，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三是根据市场需求和农民意愿，把分散的专业户、专业村，通过专业合作，创建起各种类型的专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农民共同闯市场，有利于提高农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四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通过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可以直接组织农业劳动力有序地流转到第二、第三产业，逐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2.中介功能
各地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大公司、大企业、大市场不可能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同样，分散经营的农户，既无法直接加入大公司、大企业的经营序列，也无能力进入大市场参与销售农产品的竞争。在市场需求与市场竞争中，农户为避免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需要“合作经济”这一中介组织。同样，公司、企业也需要一个中介组织，以节约交易成本。无论公司、企业，还是农户，作为产业链的两端，都需要一个中介组织，使公司与农户对接，使市场与农户对接。
3.载体功能
载体功能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从单纯的组织功能、中介功能中“跳”出来，逐步向产前和产后延伸，即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兴办各种经济实体，逐步将自身的组织演变成社区性的产业一体化组织或专业性的产业一体化组织。实现由组织、中介到经济实体的转变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对增强合作组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初级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成员收入具体十分重要的意义。
4.服务功能
向农民提前、产中、产后有效服务，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必不可少的手段。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根，是扎在农民这块土壤中的，因此，它对农户的服务最直接、最具体，从而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不可取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维系农业产业化链条各环节得以稳固相连，并延伸的生命线。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先进农业科技推广，增强农民市场竞争能力，培养农民民主意识、合作意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目标的有效载体，是解决“三农”问题、推动新农村建设、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切入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促进生产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关键的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农民提高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改善村容村貌，促进乡风文明的物质基础。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单家独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种养面积小，产量低，农业生产成本高，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加上信息不灵，科技含量低，经济实力弱，农业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更加突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由农民互助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通过联合生产，规模经营，可以有效地将分散的资金、劳动力、土地和市场组织起来，解决市场“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和适应问题，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进入市场，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农副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生活富裕的目的；也有利于解决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经营与扩大规模经营的矛盾、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矛盾，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户和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逐步提高在市场竞争中的谈判地位。
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渠道。
农民是农村的主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力量。建设新农村，应当重视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化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搞好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科技文化职能技能，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成员提供的主要职能之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训，往往结合合作社经营的项目，根据实际生产的需要和农时的特点，通过室内讲授、科学示范与现场指导等方式，传播新技术、新信息、新成果，解决生产经营中的现实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容易引起农民浓厚的学习兴趣，既有效地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综合素质，也促进了农业科技新成果的普及、推广和应用。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也为广大农民学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法律等方面知识提供了平台，可以使农民在科技推广、分工协作、组织管理、市场营销、对外联系等方面得到锻炼，有利于增强农民的科技意识和合作精神，提高适应市场经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第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培养农民民主意识、合作意识的有效场所。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其最大的特点是“民办、民管、民受益”，实行自愿加入，民主管理。每个专业合作社都要求制定合作社章程，理事会、监事会职责，社员代表大会职责，以及培训、财务管理、分配制度，对规范社员行为、实行民主集体管理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合作社社员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每个农民都有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经济要求参与民主决策，进行民主监督的主观愿望和内在积极性，使得广大社员在直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管理和监督实践中，得到民主管理的锻炼，逐步增强参与意识、民主意识和监督意识。可以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进行自我教育，加强民主管理，实行民主自治的学校，是提高农民素质的根本途径。
农业专业合作社性质篇6
近年来，我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中不少是合作社）发展很快，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和生效以来，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跨越式增长阶段。但与此同时，合作社发展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上讲规模小、竞争力弱、带动力不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的制度安排也表现出充分的生态多样性，特别是部分合作社股份化色彩浓厚，通常被少数大股东所控制，普通农户受益不多。那么，在我国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究竟有没有生命力？它是经济学家长期热情呼吁和政府鼓励的产物还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新型经济组织？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和发展？又有多大的成长空间？为什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多地强调股份的权利？如何理解很多合作社都采取封闭的社员资格制度而不是相反？究竟哪些个人或组织通过怎样的方式从合作社的发展中获益？今后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在少数人控制的合作社有没有可能以及如何完善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使其成为真正使农民受益的组织？
对合作社理论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西方学者通常将欧美合作社发展赖以生存的环境（农业产业化、少量农业人口、大规模农业生产等）当作既定前提而很少重视，合作社的发展也已进入成熟阶段；我国农民生产规模很小，存在普遍的农民兼业现象，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较低，而且由于农民的分化使农户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这使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发展以及内部的制度安排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此外，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刚刚起步，遇到的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因而不能不加取舍地套用西方的合作社理论。目前，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也已经从呼吁合作社的重要性和恢复其本质转向合作社内部制度安排及其治理结构的层面，取得了很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缺乏系统性的实证研究。
河北经贸大学教授马彦丽的专著《促进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研究》是上述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理论研究的一部新成果。该著作的贡献不仅系统梳理了合作社的一般理论，进一步厘清了合作社概念，还在于通过针对合作社及社员两个层面的调研问卷，利用第一手调研资料，采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手段，全面反映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建议。
对合作社一般理论的探讨，可以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参照系。本书的贡献在于分别从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介绍合作社产生的合理性，为农业合作社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指出，由于我国农户小且兼业现象普遍，基于“成本―收益”比较以及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社内组织成本和交易费用较高，合作社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理论界和实践中都应当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合作社内部制度安排的多样化问题并非中国特有，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对合作社本质的争论，特别是社员异质性明显的合作社能否保持合作社的本质更是受到质疑。本书提出，合作社判定和识别的唯一标准就是“社员所有、社员控制和社员受益”，无论制度如何演化，能够符合上述要求，就可以判定其是合作社，否则就不是合作社。这对纠正某些地方的“泛合作论”很有必要。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历史曲折。大规模的合作社运动始于新中国成立后，但政府把合作社当作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使其偏离了合作社的本质。现阶段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是我国农民在市场环境下因利益驱动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它重归合作社传统，理论上讲是追求社员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实践中，我国出现了多种类型的与“合作”有关的农民经济和社会组织，有些研究中不加区分地一律视为“合作组织”，本书深入剖析了“、农村社区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和农产品行业协会、股份制合作社”等相关概念，澄清了一些常见误区，对合作社的判定和识别提供了依据。
本书以针对合作社的问卷调查为基础，考察了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包括合作社的类型、成立时间、合作社规模、主要的业务活动和合作社在农产品产业链上的位置等）、内部的制度安排（包括合作社的治理结构、盈余分配以及其他方面的制度安排，如社员资格制度、融资渠道等，其别关注合作社的社员异质性及其对制度安排的影响）以及合作社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研究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第一，经历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的爆发时增长阶段，目前合作社的发展开始步入调整期；与一贯认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小、实力弱不同，实际上由少数实力较为雄厚的合作社与多数中小规模的合作社共存。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活动局限于产业链上的初级阶段，很少有合作社能够涉足高附加值的领域。第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异质性非常明显，导致部分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偏离了合作社的本质。表面上看，合作社初步建立了完整的治理结构，核心社员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向社员让度了部分投票权和剩余分配权，但是通过实际控制合作社的理事会控制合作社，并且利用合作社的各项制度不健全（例如民主投票制度、财务会计制度等）成为合作社中的主要受益者，普通社员受益有限。虽然这样的制度安排符合企业所有权配置的效率原则，但是不符合政府以及社会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期望，也与政府给予合作社的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相冲突。第三，合作社的管理者认为，目前合作社运营中遇到的主要困难集中在资金不足、人才缺乏以及政府的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等方面，特别是资金问题最为严重，急需解决。同时，可以看到合作社的经营者对政府直接扶持资金的过高期望，学术界担心的合作社对政府政策的过度依赖以及非生产性寻利行为苗头出现。
对合作社社员层面的研究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来自十三个存在合作社的地方对已经加入合作社的社员和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该书深入了解农户视角中合作社，分析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行为和影响因素，其别关注社员和非社员的比较以及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到行为的转化障碍。
统计结果表明，多数农户对加入合作社对其收入提高以及是否有益于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方面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对合作社服务的需求比较旺盛，有较强的投资意愿。计量分析的结果则揭示了一些深层次问题：首先，分析结果表明，弱愿势农户更意加入合作社，这与合作社对社员的要求不匹配；农户是否入社不全基于其对合作社的需求，更多地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政府宣传和亲友示范），如何使合作社对真正有需求的社员产生正向激励关系到合作社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值得进一步关注；农户对“紧密型”的合作社表现出明显偏好，制度规范的合作社显然会增强其对社员的吸引力,但由于合作社供给有限，农户并无选择余地；加强合作社知识宣传对农户的入社意愿和行为则有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基本判定，并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成果，该书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应该把握的基本原则和思路。认为要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首先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空间予以明确定位，重点鼓励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社发展。发展的基本思路是：（1）加强制度建设；（2）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3）树立长远发展目标。为此我们需要：（1）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社立法；（2）探索有效的、制度化的合作社扶持措施；（3）建立健全合作社的财务和会计制度；（4）鼓励针对合作社发展有效的融资方式；（5）促进合作社间的联合；（6）推动地方乃至全国性的合作社协会的发展；（7）注重合作社知识的传播，扶持合作社的科研和培训机构。
农业专业合作社性质篇7
[关键词]高等农业院校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陈宏涛(1977-),男,天津人,天津农学院农学系,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天津300384)
[课题项目]本文系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沿海都市型农业背景下农学学科特色专业质量建设标准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e02-0901)中国论文联盟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0)18-0100-02
随着农业科技和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模式。同时,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以及国家就业体制的变革,农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形势日趋严峻。这些外部环境条件的不断改变促使地方农业院校农学专业需根据自身的性质、现实发展状态,找准专业特色和优势,科学、准确地进行专业定位并适时调整。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积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开展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和方法的研究与改革,适应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地方农业经济建设和地方农业高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特质
1.行业性。从知识结构来说,面向“三农”,根据农业发展的最新要求构建知识体系。由于应用型本科是以行业为中心设置专业,不是面向具体的职业岗位(群),专业口径应更宽,专业基础理论则应该更厚①,使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特别是作物生产的专业知识,例如大田作物耕作栽培、遗传育种、农产品贮藏及加工、技术推广的知识,从而具有发展潜能和技术创新能力。
2.应用性。从能力结构来说,应用型人才应该具有运用科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来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以及将解决方案付诸实施的实践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应用性”不仅是继承性应用,而且是创造性应用,通过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创造性地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3.社会性。从素质结构来说,应该具有更强的社会能力,如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调查研究与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独立获取知识和信息处理能力、交际能力等。
二、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着力点
1.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往由于重理论轻技能、重教学轻实践,致使培养的学生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就业能力较差。应从实际出发,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重点,强化素质教育,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满足社会需求的动态培养。随着农业向产业化、规模化推进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产业结构正由单纯的农产品生产向产前、产中、产后延伸,对农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不能一味与重点大学看齐,应该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将新农村建设需求作为“中心”依据,强调“地方性、应用性”,形成自己的特色。
3.强调体系优化的科学培养。遵循农业教育发展规律,在专业方向、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践教学等方面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结合专业特色,使各环节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应在重视动手能力实践性培养的同时又重视理论基础的教育,避免延续应试教育②。要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培养形成创新的意识。
4.增强学生主体性意识的培养。目前大学生内心的主体性意识比较强烈,如果过于强调统一性,忽视个性的发展和培养,就会使学生自主性和主动性丧失,影响创新精神的形成。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能统一规格、千人一面,要运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活化人才培养机制,唤醒和培育学生的主体性意识,最终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三、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与进展
1997年开始,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在进行人才培养回顾与思考的同时,以“学校—学生—社会”为主线进行调查研究,探讨高等农业院校素质体系,教育思想转向素质教育,根据人才培养状况和需求,确立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城效型、复合型农业技术及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重新界定了“增厚基础,拓宽专业口径”的内涵③。
2000年后,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和我国成功加入wto,尤其是农业生产形势的巨大变化和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改变,农学专业以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为出发点,努力形成与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结合天津地区的特点和学生对就业及个性发展的需要,研究都市型农业院校农学专业学生在21世纪综合素质提高需要的知识体系和技能要求。1999～2004级近400名农学专业学生参与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实施方案的试行,他们的实践能力得到明显提高,知识结构更完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
从2005年“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开始,是农学专业建设质量大幅提升的阶段,也是专业优势与特色的形成阶段。为适应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与完善,建立了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位一体”的“两段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2008年农学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部级特色专业。农学专业朝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方向,确立了“三创一基”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创造、创新、创业意识和提高基本技能),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社会需求,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学内容的确定到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等环节的管理与社会需求接轨,凸显出为地方农业经济社会服务的特色。
四、培养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措施
1.立足地方经济建设,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农学专业人才培养立足于地方实践需要,服务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社会对农业人才的需求,培养面向“三农”、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应用型高级农业人才。科学构建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体现“厚基础、重能力、高素质”,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增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根据天津农业经济发展规划,在专业方向设置等方面以“农”为本,重新审视人才培养过程,对教学模式、教学计划等诸多方面进行适当调整,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作为构建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主线,从而培养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中国论文联盟2.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随着社会需求对人才要求的变化,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夯实基础、拓宽领域、强化实践、突出特色,使课程体系具有“通、实、广、跨”的特点。通,即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打通培养,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实,即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比重增加,使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广,即将教学面由产中向产前、产后拓展;跨,即增加跨学科选修课程种类,鼓励学生修双学位和跨专业选修,拓宽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培养。专业课程从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两方面进行调整。一方面,遵循专业要求,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为学生继续深造做好积淀;另一方面,根据天津农业的发展特点及作物种类设置课程,同时也设置了反映学科发展和交叉边缘的课程,如“作物育种学”“遗传学”“作物栽培学”。开设了与生物技术相关的课程“分子生物学”;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等诸多要素的综合应用型“农业推广”课程;为了让学生了解大农业,整合了“现代农业概论”,在教学内容中融入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进一步拓宽了专业知识向产前、产后延伸。 3.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建设了农业分析、作物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作物遗传育种、种子科学与工程等实验室和植物细胞工程研究中心、特用作物改良工程中心、天津中日水稻品质食味研究中心(天津市级研究中心)。加大了大型仪器设备和农科类实践教学设备的投入,实验室对全体农学专业本科生开放,使学生尽早进入实验室开展研究。加强学校与社会、专业与经济建设的联系,利用社会多种不同的教学环境资源,构建产学研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平台,先后与农业企业共建了七个产学研一体化的校外实践基地。
在教学中做到课堂教学、实验课教学、田间生产实践三段教学环节紧密结合,形成了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践、设计性实验相互衔接,学科间知识相互渗透的多层次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所有的实验教学都编制了教学大纲,实验开出率100%。充分利用本专业的教师全部在主持或参加市级以上课题的有利条件,让学生较早参与教师的科研实验和课题研究,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形成了“课堂教学、科学研究、专业实践”三元结构的教学模式。譬如在近两年教师的28项科研项目中,吸纳了全部农学专业本科生。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科研团队合作。建设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团队成员注重专业素质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培养,爱岗敬业,优势互补。引进人才既看学历、职称,更注重实际学术水平、研究成果和职业道德,形成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的有效机制。积极开展教研活动,重视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和学生参与性的培养。农学专业已拥有专任教师21名,其中教授10人,天津市13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3人。近两年,教师发表科研论文70余篇,被sci、ei收录12篇,申请专利2项,承担科研项目28项,其中部级5项,省部级23项,增强了教师的科研水平。
5.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了有效地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会为载体,积极引导社团开展校园科技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专业实验竞赛、文化创意大赛、创业大赛等科技竞赛平台。组织学生申报天津农学院科技创新课题,安排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作为学生课题项目的指导教师。通过课题立项,学生科研积极性提高,有效地培养了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近三年来,本科生申报学校科技创新项目45项。同时,我校学生积极参加各类竞赛,并获得了优异成绩。学生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15篇,其中在核心期刊9篇。考取研究生数量比例稳定在30%左右。
6.建立灵活的管理运行机制。积极推行学分制,建立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反馈系统,做好教学督导工作,定期对教学文件、试卷及实验的情况进行检查,通过学生评教、教师评教、领导听课等制度形成多条教学信息交流反馈途径。严格考试管理制度,考试方式由单一的闭卷考试改为开卷、口试、论文、实践操作等多种形式结合。在考试内容上,侧重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核。
五、结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作为部级特色专业,应充分发挥农科专业优势,紧紧围绕沿海都市型农业经济发展需要,把握好专业发展方向。按照注重社会需求特点、同类互补和发挥自身优势的原则,突出专业方向的特色建设,走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道路,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
[注释]
①徐理勤,顾建民.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及其运行条件探讨[j].高教探索,2007(2):58.
②瞿志印.高等农业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几点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9(8):5.
农业专业合作社性质篇8
[关键词]高等农业院校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陈宏涛(1977-),男,天津人,天津农学院农学系,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天津300384)
[课题项目]本文系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沿海都市型农业背景下农学学科特色专业质量建设标准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e02-0901)中国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0)18-0100-02
随着农业科技和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模式。同时,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以及国家就业体制的变革,农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形势日趋严峻。这些外部环境条件的不断改变促使地方农业院校农学专业需根据自身的性质、现实发展状态,找准专业特色和优势,科学、准确地进行专业定位并适时调整。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积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开展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和方法的研究与改革,适应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地方农业经济建设和地方农业高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特质
1.行业性。从知识结构来说,面向“三农”,根据农业发展的最新要求构建知识体系。由于应用型本科是以行业为中心设置专业,不是面向具体的职业岗位(群),专业口径应更宽,专业基础理论则应该更厚①,使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特别是作物生产的专业知识,例如大田作物耕作栽培、遗传育种、农产品贮藏及加工、技术推广的知识,从而具有发展潜能和技术创新能力。
2.应用性。从能力结构来说,应用型人才应该具有运用科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来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以及将解决方案付诸实施的实践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应用性”不仅是继承性应用,而且是创造性应用,通过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创造性地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3.社会性。从素质结构来说,应该具有更强的社会能力,如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调查研究与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独立获取知识和信息处理能力、交际能力等。
二、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着力点
1.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往由于重理论轻技能、重教学轻实践,致使培养的学生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就业能力较差。应从实际出发,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重点,强化素质教育,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满足社会需求的动态培养。随着农业向产业化、规模化推进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产业结构正由单纯的农产品生产向产前、产中、产后延伸,对农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不能一味与重点大学看齐,应该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将新农村建设需求作为“中心”依据,强调“地方性、应用性”,形成自己的特色。
3.强调体系优化的科学培养。遵循农业教育发展规律,在专业方向、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践教学等方面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结合专业特色,使各环节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应在重视动手能力实践性培养的同时又重视理论基础的教育,避免延续应试教育②。要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培养形成创新的意识。
4.增强学生主体性意识的培养。目前大学生内心的主体性意识比较强烈,如果过于强调统一性,忽视个性的发展和培养,就会使学生自主性和主动性丧失,影响创新精神的形成。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能统一规格、千人一面,要运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活化人才培养机制,唤醒和培育学生的主体性意识,最终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三、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与进展
1997年开始,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在进行人才培养回顾与思考的同时,以“学校—学生—社会”为主线进行调查研究,探讨高等农业院校素质体系,教育思想转向素质教育,根据人才培养状况和需求,确立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城效型、复合型农业技术及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重新界定了“增厚基础,拓宽专业口径”的内涵③。
2000年后,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和我国成功加入wto,尤其是农业生产形势的巨大变化和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改变,农学专业以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为出发点,努力形成与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结合天津地区的特点和学生对就业及个性发展的需要,研究都市型农业院校农学专业学生在21世纪综合素质提高需要的知识体系和技能要求。1999～2004级近400名农学专业学生参与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实施方案的试行,他们的实践能力得到明显提高,知识结构更完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
从2005年“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开始,是农学专业建设质量大幅提升的阶段,也是专业优势与特色的形成阶段。为适应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与完善,建立了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位一体”的“两段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2008年农学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部级特色专业。农学专业朝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方向,确立了“三创一基”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创造、创新、创业意识和提高基本技能),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社会需求,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学内容的确定到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等环节的管理与社会需求接轨,凸显出为地方农业经济社会服务的特色。
四、培养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措施
1.立足地方经济建设,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农学专业人才培养立足于地方实践需要,服务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社会对农业人才的需求,培养面向“三农”、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应用型高级农业人才。科学构建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体现“厚基础、重能力、高素质”,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增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根据天津农业经济发展规划,在专业方向设置等方面以“农”为本,重新审视人才培养过程,对教学模式、教学计划等诸多方面进行适当调整,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作为构建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主线,从而培养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转贴于中国
中国2.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随着社会需求对人才要求的变化,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夯实基础、拓宽领域、强化实践、突出特色,使课程体系具有“通、实、广、跨”的特点。通,即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打通培养,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实,即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比重增加,使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广,即将教学面由产中向产前、产后拓展;跨,即增加跨学科选修课程种类,鼓励学生修双学位和跨专业选修,拓宽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培养。专业课程从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两方面进行调整。一方面,遵循专业要求,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为学生继续深造做好积淀;另一方面,根据天津农业的发展特点及作物种类设置课程,同时也设置了反映学科发展和交叉边缘的课程,如“作物育种学”“遗传学”“作物栽培学”。开设了与生物技术相关的课程“分子生物学”;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等诸多要素的综合应用型“农业推广”课程;为了让学生了解大农业,整合了“现代农业概论”,在教学内容中融入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进一步拓宽了专业知识向产前、产后延伸。 3.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建设了农业分析、作物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作物遗传育种、种子科学与工程等实验室和植物细胞工程研究中心、特用作物改良工程中心、天津中日水稻品质食味研究中心(天津市级研究中心)。加大了大型仪器设备和农科类实践教学设备的投入,实验室对全体农学专业本科生开放,使学生尽早进入实验室开展研究。加强学校与社会、专业与经济建设的联系,利用社会多种不同的教学环境资源,构建产学研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平台,先后与农业企业共建了七个产学研一体化的校外实践基地。
在教学中做到课堂教学、实验课教学、田间生产实践三段教学环节紧密结合,形成了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践、设计性实验相互衔接,学科间知识相互渗透的多层次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所有的实验教学都编制了教学大纲,实验开出率100%。充分利用本专业的教师全部在主持或参加市级以上课题的有利条件,让学生较早参与教师的科研实验和课题研究,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形成了“课堂教学、科学研究、专业实践”三元结构的教学模式。譬如在近两年教师的28项科研项目中,吸纳了全部农学专业本科生。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科研团队合作。建设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团队成员注重专业素质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培养,爱岗敬业,优势互补。引进人才既看学历、职称,更注重实际学术水平、研究成果和职业道德,形成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的有效机制。积极开展教研活动,重视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和学生参与性的培养。农学专业已拥有专任教师21名,其中教授10人,天津市13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3人。近两年,教师发表科研论文70余篇,被sci、ei收录12篇,申请专利2项,承担科研项目28项,其中部级5项,省部级23项,增强了教师的科研水平。
5.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了有效地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会为载体,积极引导社团开展校园科技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专业实验竞赛、文化创意大赛、创业大赛等科技竞赛平台。组织学生申报天津农学院科技创新课题,安排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作为学生课题项目的指导教师。通过课题立项,学生科研积极性提高,有效地培养了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近三年来,本科生申报学校科技创新项目45项。同时,我校学生积极参加各类竞赛,并获得了优异成绩。学生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15篇,其中在核心期刊9篇。考取研究生数量比例稳定在30%左右。
6.建立灵活的管理运行机制。积极推行学分制,建立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反馈系统,做好教学督导工作,定期对教学文件、试卷及实验的情况进行检查,通过学生评教、教师评教、领导听课等制度形成多条教学信息交流反馈途径。严格考试管理制度,考试方式由单一的闭卷考试改为开卷、口试、论文、实践操作等多种形式结合。在考试内容上,侧重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核。
五、结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作为部级特色专业,应充分发挥农科专业优势,紧紧围绕沿海都市型农业经济发展需要,把握好专业发展方向。按照注重社会需求特点、同类互补和发挥自身优势的原则,突出专业方向的特色建设,走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道路,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
[注释]
①徐理勤,顾建民.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及其运行条件探讨[j].高教探索,2007(2):58.
②瞿志印.高等农业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几点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9(8):5.
农业专业合作社性质篇9
一、安徽省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分析
（一）国家政策促进农业专业合作社加速发展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使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据安徽省农委的统计数据，全省2011年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20126个，年均增速达70%。由于自然条件、经济环境和各地政策扶持力度的差异，皖南皖北的农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略有差异，组织模式也各具特色（肖梅，2009），总体来看，安徽省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显著，通过政策扶持，合作社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从整体发展质量来看，我省与其他省份农业合作社均存在“小、散、弱、空”等问题（许晓春等，2014）。同时，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不高、管理不善、组织化程度低、结构比较松散、规章制度不合理促使“伪合作社”的存在，伴随入社和退社规定的宽泛，社员流动性较强。
（二）安徽省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问题剖析
本文主要以农业专业合作社视角发展农产品物流，为使其在农产品物流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剖析其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弊端显得尤为重要。我省地貌以平原、丘陵和低山为主，多样化的地形地貌促使农业专业合作社呈现区域分布不均和发展不足的现象，尤其是皖西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耕地支离破碎，加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历史原因，使农业专业合作社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自然条件的限制促使农业专业合作社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同时伴随经济社会条件、政府重视程度等差异情况，使得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经济和帮扶作用受限。同时，安徽省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主要包括：1）资金短缺，融资困难。由于在资产抵押品和信用评级方面达不到银行的贷款要求，农业专业合作社很难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取得贷款，使合作社难以实现多渠道、大数额的融资。许多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资本构成主要是社员入社时缴纳的资金和政府扶持资金为主，融资方式主要靠内部融资。启动资金和发展资金的缺乏严重阻碍了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2）政策宽泛，难以落实。各级政府的扶持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存在针对性和可操作不强等问题，削弱了政策的支持作用，尤其是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涵盖的内容不够广。3）信息化、现代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内部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外部缺乏必要的资金、技术、设备支持，导致合作社在信息化、现代化方面发展缓慢，对市场需求变动反应迟缓，难以实现科学生产、实时跟踪和保质保鲜。
二、通过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物流的可行性分析
（一）培育规模化、特色化农业合作社，提升农产品物流需求
从省内农产品现状来看，农产品生产普遍存在着规模小、商品量少等问题。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标准化运作，生产品质良莠不齐、产品供应与需求难以匹配，产品价值量不高。根据国外成功的发展经验，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通过政府牵头、龙头企业主导、中小农户参与等一系列措施保证农业规模化发展，同时积极吸取科学的发展经验，以合作社为强大的主导平台实现农产品标准化种植和生产，一方面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和市场风险承担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低价物流运输，实现农户价值和消费者价值的协同提升。此外，我省在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时应当积极考虑自身县域自然特点和农业特色进行有针对性、特色鲜明的合作社扶持和引导，通过合作社建设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物流基地的规划与建设，提升农产品种植品质和运输品质，实现物流运输的规模化、特色化、专业化。
（二）提高农产品加工层次，转换和提升农产品物流价值
我省农产品供应和消费市场主要以初级和低级档次产品为主，产品价值量低且运输过程中标准化和专业化程度较低，农产品货损严重，品质难以保证。而经过精细加工或深加工的农产品市场供应较少，根据调查研究发现我省80%的农业资源可作为食品加工企业的原料，但转化率还不到20%。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农产品分散、小规模种植，种植户经济实力、生产规模、市场信息预测和风险抵御能力不足，其次农产品小规模生产与中高档消费需求不匹配，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欠缺。而通过农业专业合作社，实现农户抱团发展，依托合作社强大的经济、技术和管理地位深化农产品加工层次，从农产品的采摘、储存环节直接进行简单的加工预处理，提升了农业附加值和产品的品质，便于后期进行深加工操作。同时，经过深加工的农产品在保存、运输等方便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可以较好地减少因物流而导致的损耗。
（三）依托合作社―第三方物流企业，提高储运过程中的冷藏保鲜能力
能否保质保鲜是农产品实现其价值的关键所在，而这依靠单个农户的力量难以实现。农户参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可以获取在资金、技术、设备、市场地位和政策上的优势，通过和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储运环节加强合作，在合作社加工处理后即可通过第三方物流向外运输或者在本地仓库冷藏。在选择第三方物流企业时，要注意是否有专业的冷藏运输车辆、运力如何、能否保证农产品及时的运输等问题。
三、依托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物流的策略研究
（一）通过合作社发展，提升专业化物流需求
（1）通过土地流转，推动合作社发展。通过土地流转，农业专业合作社可以实现规模经营和连片作业，把散落的一家一户的土地整合起来，推动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产品物流需求。目前我省土地流转率偏低、流转速度较慢的现状，究其原因主要是流转价格偏低、流转方式不灵活、流转信任缺失等原因造成的。因此，推动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必须首先基于土地流转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充分考虑提高农民的流转收益，加快形成规范有效的土地流转价格，推动土地商品化、市场化和政府政策补贴的同步进行。
（2）规范和加强合作社的成立与管理，提升专业化、组织化程度。通过严格规范社员的入社和退社条件，解决农业合作社组织程度低、社员流动大的问题。加强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建立健全标准规范的社员章程，保证合作社专业高效地运转。同时在财务管理和利润分配方面，建立会计核算体系和社员个人账户。
（3）政府落实合作社优惠政策。为解决政府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针对性、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合作社专项资金、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支持力度，在合作社成立和发展过程中给以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应根据各县域农业生产特点和各合作社面临的困境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帮扶政策。此外，还应积极引导合作社发展，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唱戏的良好局面，鼓励合作社与市场对接。
（4）通过多种途径提升融资能力。农业专业合作社贷款难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合作社自身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内部自由资本不充足。二是合作社信息披露不充分使得银行和合作社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三是合作社缺乏贷款所需的信用评级、资产抵押物、担保等方面的限制条件。为解决融资方面的困境，一方面，合作社可以通过成立资金互助组织，加强内部融资；另一方面，政府可以牵头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贷款信用担保和信用评级的专门机构。
（二）基于合作社视角的农产品物流发展策略
（1）调整“重生产，轻流通”的投资结构。“重生产，轻流通”的投资结构是限制农产品物流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发展省内农产品物流需要调整原有的投资结构，加大流通、加工环节的投资力度，引进先进的加工设备和技术，改变传统的生产工艺。并根据农产品的自身特征，对其进行科学的保鲜、包装等处理，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农业专业合作社性质篇10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依赖意愿影响因素
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一种互经济组织，在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政府希望利用制度约束一定的资源量，并通过合作组织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收益，让其获得更多的劳动剩余。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还相对落后，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特别是农民个体生产者，在应对竞争激烈的大市场时，其弱势就更加明显，所以政府部门为了保护农民生产者，鼓励其加入或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的经济组织，并在很多方面都给予了支持，如资金、政策、税收等方面，一定程度上让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享有很多优惠。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虽然与公司法人并不完全一样，但也有自己的资源，也要考虑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一般的经济组织中，市场化对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对较高。如果农民专业合作社过度依赖政府的制度和约束进行发展，那么其效率可能就要受到影响。同时，由于政府机构对市场的把握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机械性，也会影响到合作社生产结构的适时调整及市场和适应性能力的提高，所以，要想让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必须分析哪些因素在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政府的依赖，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文献中，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颇多，角度各异。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相关文献主要描述如下，应瑞瑶、何军（2002）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立法前就曾研究过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并认为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除在法律上保护、政策上优惠外，还可以培训专业化的管理人才，宣传奉献精神等，但不应当过分干涉其内部管理，充分保证其民主管理。王曙光（2008）从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历史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现状，从全要素合作的角度，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府支持框架与合作社的合作，并提出政府支持合作社应遵守民主性、市场性、协调性和制度性原则，让要素在合作社的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提高合作社的自理能力，不过度依赖政府。王忠海、赵国杰、郭春丽（2009）从“合而不同”与“合而同”的双重视角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认为政府与农民合作社应是“合而不同”的关系。政府应做好服务、监管和协调的工作。金文莉（2009）用非营利组织理论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与政府的关系，并提出了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民营化的进程，建立其垂直组织系统，保持合作社的自治，减少国家的干预。苑鹏（2009）通过对西方部分发达国家政府与合作社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应做好服务工作，为其独立、自主的发展搭建平台、营造环境，不能使用行政手段和硬性指标来干预其内部管理。张翠莉（2012）认为，目前我国的政府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虽已由完全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转变为服务型，但还没有真正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结合我国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并进一步认为，政府可以适当对合作社进行干预是有必要的，但也鼓励合作社在发展中逐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渐进摆脱对政府的依赖。而合作社性质的研究中（应瑞瑶（2002），林滢、任大鹏（2009），黄祖辉、邵科（2009））认为，实行一人一票制的基本表决权，才能充分体现农民专业合作社本质上是具有典型人格特征的互助经济组织，但一人多票可有严格的上限限制，不同的性质表现对政府依赖意愿的决定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大部分文献在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时，多专注于政府如何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而且也认为应鼓励其提高自理能力，不要过度依赖政府，但没有说明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政府的依赖，这方面的定量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合作社的自主能力就没有办法提高和改善。基于此，本文从合作社对政府依赖意愿的角度，利用实证的方法定量分析哪些因素在影响其对政府的依赖及影响程度。
变量选择说明与方法选择
（一）变量选择说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政府依赖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依赖政府的主动支持与干预，如通过立法进行保护，制定相关优惠政策进行支持等；另一方面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被动接受和自我发展的主动需要，如农民专业合作社要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规模，提高自己的盈利能力以摆脱政府的干预，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可能要依赖政府的职权（特别是在资源获取的时候）。但有时这也是一种矛盾。如果把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政府的依赖作为因变量，也可以从相反的方向进行考虑，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能否成功创办合作社。基于此，本文选取了几个变量并对其影响方向进行了预测，如表1所示。
（二）方法选择
本文所选因变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能否创办合作社”是二元变量，其结果表现为能和不能两种，即0-1型因变量，认为能创办的定义为y=l，认为不能创办的定义为y=2。这样的二分类变量常用的就是logistic模型。若p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则事件不发生的概率就为1-p。
事件发生的概率与函数关系为：
则事件不发生的概率与函数为：
其胜算（odds）=
logitp就是odds的对数值。所以Logistic回归模型可描述为：
，其中βi为回归系数（i=0、1、2、……k）
数据来源与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调查样本特征分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全部来源于“阳光工程”培训基地河南省农业高新科技园区的调研资料。活动于2012年9月由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在校学生协助进行，调研对象是在此培训的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理事长。共发放调研问卷180份，回收150份，回收率为84%，对问卷进行初步整理后，采用列表删除法对缺失值进行处理，即在一条记录中，只要存在一项缺失，则删除该记录。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样本共125个。为了保证问卷内容的可信度，在问卷的第26题和第28题设计相同的问题，对两道题目的答题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达到95%，说明样本有较高的可信度。进一步对样本作统计性描述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总体分布较均匀，由于变量“2011年未分配利润”没有采取分组的方式进行统计，所以标准差较大，但从其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异可以看出，目前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规模存在很大的差距。因变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能否创办合作社”的均值为1.50，意味着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自主管理，并不过度依赖政府。变量“合作社的性质（是否决策一人一票）”均值为1.32，说明目前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民主控制的要求上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存在性质的漂移（黄祖辉、邵科，2009）。
（二）模型估计结果
在以上变量分析基础上，结合调研数据的特征，本文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来探索哪些因素在影响合作社对政府的依赖。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模型的整体适度检验来看，HosmerandLemeshowtest（Chi-square）显著性概率为0.653，表明模型整体拟合良好，入选自变量对因变量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虽然不是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概率检验，但还是能从以上结果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三）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估计结果，可以建立以下模型：
并分析如下：
第一，当自变量“合作社发起主体”的值发生变化时，说明合作社的发起人在农民、龙头企业、供销社、政府农技服务部门和公司等其他组织之间发生变化。不同的发起主体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不一样，如果是农民自主发起，则会更多地依赖政府，因为农民无论在资源拥有量、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都不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长期受传统生产方式影响的农业生产者，对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会不由自主地去依赖政府职权部门；如果龙头企业发起，对政府的依赖会相对较少，因为其可能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用企业管理的方法和思想来治理合作社，并不希望政府过分干预；如果是供销社和政府农技服务部门领办则可以对政府依赖较高，因为他们本身就带有政府的职能性质。而模型估计后自变量“合作社发起主体”是一个负值，说明样本现在应该在龙头企业和农民自主领办之间，更多的偏向于以龙头企业领办，则对政府依赖意愿的几率就减少了exp（-0.65），即0.522。这一点也可以从样本的统计性描述中看出来。
第二，当自变量“理事长受教育水平”的值发生变化时，如当理事长受教育水平增加时，其对社会或行业中新的管理方法和理念接受能力就相对有所提高，就更愿意摆脱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所以当理事长受教育水平增加时，合作社对政府依赖意愿的几率就减少了exp（-0.129），即0.879。同理，如果理事长受教育水平较低，没有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提高，其对新事物的理解能力相对较低，经营管理合作社担心会存在更多的风险，则会更多地依赖政府的支持。这与预测方向相同。
第三，当自变量“是否接受过政府支持”的值发生变化时，如当其值逐渐增加时，则说明有更多的合作社没有享受过政府的优惠政策，而合作社可能会认为政府的资源是可以共享的，甚至认为政府的支持就是免费的午餐，在这种心理的引导下，总想更多地获得支持，合作社对政府依赖的意愿就会增加exp（0.413），即0.661。反之，如果曾经接受过政府的支持如资金、政策等，就会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因为一旦政府出面给予合作社支持，特别是资金、税收等方面，为了保证政府资金的效率，就会对合作社进行更多的干预，导致二者之间不能建立真正良性互动关系，合作社就会减少对政府的依赖。从该变量与政府依赖的关系呈正比也可以看出，目前，一方面河南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可能还不够充分，合作社对此还有很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政府在某些方面存在过度干预的情况。估计结果的影响方向与预测相一致。
第四，变量“2011年未分配利润”的符号与预测相反，说明当变量“2011年未分配利润”的值发生变化时，如当利润增加时，合作社的运行规模就会增大，这时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完成生产，而在资源拥有上政府是有绝对优势的，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源（如政府干预的土地流转），所以合作社对政府依赖的意愿几率就增加了exp（0.002），即1.001，反之亦是如此。
第五，当变量“成立时间”的值发生变化时，如合作社成立的时间越长，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就会增加很多经验，可以用来应对一定的市场风险，由于政府过度的干预会影响合作社对市场信息的掌控，冲淡其积累的市场经验的价值，合作社对政府依赖意愿的几率就减少了exp（-0.069），即0.934。反之，合作社成立的时间越短，市场经验相对较少，就会增加对政府的依赖。影响方向与预测相一致。
第六，当变量“合作社决策一人一票的性质”的值发生变化时，如决策一人一票的值增加时，合作社的运行机制就相对合理，其自主管理能力就会有所提高，从而对政府依赖意愿的几率就减少了exp（-0.082），即0.921。反之一样。结果也验证了原预测方向。
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理论文献的梳理和实证研究，本文利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政府依赖意愿的影响，认为目前影响河南省合作社对政府依赖的主要因素有合作社发起主体、理事长受教育水平、是否接受过政府支持、2011年未分配利润、成立时间、决策一人一票的性质，其中影响最为明显的是理事长受教育水平、是否接受过政府支持、2011年未分配利润、成立时间。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有条件的鼓励外部力量特别是企业对合作社的资金、管理方法等方面的支持；二是加强对合作社人力资源的开发，切实提高合作社管理层的管理水平和思想意识，也可以引进高学历或高水平的管理人才；三是在对合作社进行扶持的同时要适度干预，给予更多的管理自；四是对成立时间长、发展好的合作社，政府的支持可以适当倾斜；五是完善法律法规，真正保证广大农民的利益。当然，从以上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本文所选变量虽然大部分的影响很显著，但其影响的程度并不是很大，说明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也在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政府依赖的意愿，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在使用以上建议时，有可能会增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异质性程度，特别是第一条和第二条，当合作社过多的从外面吸引资金，引进人才，就会让合作社在利润、管理权限、甚至合作社的性质等方面发生漂移，至少从《合作社法》的角度来看，会产生与此不相一致的地方，也即出现“违法”行为。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合作社的发展可能还需要这种“违法”现象，最理想的方法是把这种性质漂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能满足合作社发展需要，而又不“违法”。所以下一步的研究要具体分析在使用以上对策时，对合作社性质漂移的影响路径是怎么样的？影响程度又有多大？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出更好的建议。
参考文献：
1.应瑞瑶，何军.中国农业合作社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2（7）
2.王曙光.农民合作社的全要素合作、政府支持与可持续发展[J].农村经济，2008（11）
3.王忠海，赵国杰，郭春丽.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政府关系的思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4.金文莉.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政府关系的探讨—基于非营利组织理论的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09（9）
5.苑鹏.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合作社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08（8）
6.张翠莉.论近代以来我国农村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演变[J].沧桑，2012（2）
7.应瑞瑶.合作社的异化与异化的合作社—兼论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定位[J].江海学刊，2002（6）
8.林滢，任大鹏.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化现象探析[J].农村经济，2009（10）
9.黄祖辉，邵科.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漂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