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篇2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界定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以新的公有制为主体，以市场经济为体制，以共同富裕为目的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理解:首先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能像苏联、东欧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改革要彻底，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而不是对“贫穷的社会主义”进行修修补补；最后改革应创建一个新型社会主义体制，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上一个新台阶，这也是社会主义体系的自我完善。
在讲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时，应指明是哪一种社会主义，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社会主义。就我国来讲，就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一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不一样，如果只说要自我完善，而没有表明所完善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那么，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
我认为，邓小平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对象，决不会对它进行自我完善，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它是以新的公有制为主体，以市场经济为体制，以共同富裕为目的，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允许收入有差别。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使二者相对接，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这种完善不是外部暴力的推动，是自主的行动，所以才称为自我完善，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演进的角度来说，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社会主义的第一次飞跃，是从空想到科学，是由马、恩完成的。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飞跃，是从理论到实践，是由列宁和斯大林完成的，列宁实现了政权的更替，斯大林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这模式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由于这一社会主义模式存在重大缺陷，所以才要对它进行改革，从而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即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代替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这是由邓小平完成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我国正在实践邓小平这一伟大理想，这是在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旧模式基础上，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我们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一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育和完善起来。
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界定
我们党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既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又确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形式
社会主义改革的原则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并存的一种所有制结构。在新的社会主义体制中，这一公有制主体显然不是原来的国家所有制。因为原来的国家所有制，即斯大林式的国有经济，已经被社会实践证明是一种效率低下、无人负责、存在诸多问题的所有制，已成为改革的对象。这样，国家所有制就不能再作为公有制的主体，必须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新的形式。我国对国有企业改革，曾采取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以及产权明晰等形式的探索阶段，最终确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代替了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就表明公有制的主体已经移位，即从国家所有制移位到股份制。
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三种说法:“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指出: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既然国家已经消亡，国家所有制当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恩格斯指出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是有道理的。
从我国改革的实践来看，也证明国家所有制必须改革，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新的定位。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骨干企业。”对国有经济的这一定位，表明它只是执行国家职能的一种经济手段，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也不是进行计划的物质保证。
既然国家所有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被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只剩下社会所有制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两种形式了。我认为，这两种形式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从不同角度的表述，既说明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所有制，不同于一般公有制，又表明它是私有制之否定。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适合这两种含义的所有制形式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既是社会所有，股民持有股权又是个人所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既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肯定，也表明它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其实，马、恩对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早有定性，认为它是社会所有制。马、恩说:股份制是“社会生产”、“社会资本”、“社会财富”、“社会企业”、“合作工厂”、“社会管理”、“资本家被排斥在外”。这里所引的概念都有“社会”的含义，都是马、恩在分析股份制时带有结论性的原话。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要求与其相适应的一种所有制，以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以，股份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所有制，是符合生产力规律要求的，而不单纯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
股份制一方面是社会所有制，另一方面又是在公有制基础上个人所有制，股份制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党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既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又确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形式。这样，改革中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也就明确了。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计划”的界定
要以“看不见的手”调节为主，以“看得见的手”调控为辅。但是，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原来的计划有着根本的区别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两个支柱:一个是以全民所有制名义的国家所有制，实质是政府所有制。另一个是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以二者为主要对象。国企的改革已选择另外一种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代替计划经济体制，以“规划”代替“计划”，说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需要计划。市场配置资源比原来计划配置资源虽然有巨大的优越性，但市场还有一定的自发性，需要政府干预，进行宏观调控，这也是计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二者是以“看不见的手”调节为主，以“看得见的手”调控为辅。但是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原来的计划有根本区别，否则又回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根本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而不让“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是在市场经济之内发挥作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辅之以行政手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是在市场经济之外，完全以行政手段为主，有时也考虑经济手段，但作用微乎其微。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是高度集中，带有法令性，不计成本的必须执行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是分散的，不是硬性规定，要考虑经济效益，主要以经济手段引导其计划的实现。
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篇3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明确提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的单一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必然使商品货币关系失去了基础而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将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一个社会中心按照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对生产进行统一的协调，通过制定统一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的仍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他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在列宁看来，只有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维埃俄国虽然没有完全和最终取消货币，但其作用范围已经相当狭小。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随着新的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列宁决定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商品货币流通的渠道，从而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新思想。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商业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中心环节，如果抓不住这个环节，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尽管列宁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束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手段的思想，是列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把商业、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把商业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理论的束缚，而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因为从经济上看，当时在俄国的各种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占优势。这种经济条件决定了“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
然而，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起来，使邓小平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4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篇4
一、职能调整
（一）划出职能
1、全县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归口国有转制企业、城镇集体企业指导和服务职能。
2、对供电公司和用电企业的行政执法职能。
3、原县发展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内设的事业单位**县停撤企业办公室的行政职能。
4、原县发展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内设的事业单位**县培训中心的行政职能。
（二）划入职能
1、原县环保局承担的拟定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职能。
2、原县体改办承担的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职能。
（三）转变职能
1、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逐步建立投资主体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的新型投融资体制。把宏观管理的重点转到搞好重大项目布局、防止重复建设、提高投资效益上来。进一步缩小投资审批范围，对企业使用非政府投资建设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非重大项目和非限制类项目逐步实行登记、备案制。对必须经行政审批的投资项目，减少审批环节，规范审批程序。建立政府投资项目的评价制度和监督机制，完善投资审批责任制。
2、强化区域经济调节中的总体指导和综合协调。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和稳定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全局性工作。加强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和重大问题的协调，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3、切实减少行政审批和对经济活动的直接行政干预，强化发展战略、规划和区域政策的研究、制订和督促实施。
二、主要职责
根据以上职能调整，**县发展计划与经济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编制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研究制订经济总量、发展速度、增长方式、结构调整和人口控制、劳动就业等调控目标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协调和指导全县的发展规划制订和实施。
（二）做好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总量平衡以及经济结构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搞好生产力布局和资源开发、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引导和促进全县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负责国民经济运行的预测、监测和发展趋势分析，综合运用投资、财税、信贷、价格、地方储备等经济手段，逐步建立健全对全县经济的调节机制，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施。
（四）负责全县经济建设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制订投融资、计划、价格、招投标等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编制和实施全县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重大项目建设计划，审批或转报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县招投标工作。
（五）负责编制全社会建设资金平衡计划，编制和组织实施全县重点建设项目和重大骨干项目；组织和管理重大建设项目稽查工作。
（六）负责牵头制订全县产业发展规划、重大政策，策划产业结构方案，并有效组织实施。
（七）负责全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重大项目的审批或转报，负责生态环境建设和以工代赈项目的审批、转报和组织实施；协调农业农村经济和以工代赈的重大问题。
（八）研究分析市场的供求状况，做好重要商品供求平衡。监控价格总体水平和重要基础性产品价格。指导和监督重要商品的订货、储备、轮换和投放，利用价格杠杆等手段引导和调控市场。
（九）研究社会事业发展战略、布局和重大政策，制订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十）负责全县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协作的有关工作。
（十一）指导本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十二）负责管理和指导县物价局、县安监局、县企业发展局、县濑溪河整治公司工作，参与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实施。
（十三）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县发展计划与经济委员会设4个职能科室：办公室、综合规划科（挂**县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牌子）、固定资产投资科（挂**县重点项目管理办公室牌子）、体制改革科。
四、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县发展计划与经济委员会机关行政编制为12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3名，正副科长职数7名，机关后勤服务人员事业编制2名。纪检监察干部按县委有关规定配备。
五、其他事项
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篇5
一、职责调整
（一）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
1、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更好地发挥县（区）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在投资管理方面的作用。
及时修订调减投资核准项目目录，大幅度提高市级核准项目的规模（限额）标准，缩小投资审核范围，下放投资审核权限。
国家、省、市级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除少数需报国家、省、市政府审批、核准或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核准外，区分不同情况由县（区）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审批、核准，或由企业自主决策。
2、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专项产业政策，除按规定需报国家、省、市政府审批的外，由县（区）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在国家、省、市级规划和政策的指导下分别制定。
3、取消已由省、市政府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
（二）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
重点是拟订和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年度计划；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维护经济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加强投资宏观管理，调控全社会投资总规模；加强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增强扩大开放条件下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统筹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专项经济体制改革。
（三）划入的职责
将原市工业交通办公室承担的“协调解决全市工业口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调节工业经济正常运行”、“负责煤、电、油等经济运行保障要素及铁路运输力的综合协调和重要储备物资的应急调节”以及“石化、电力、煤炭等能源行业管理”职能划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划出的职责
将工业行业管理有关职责划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具体包括：全市工业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技术改造投资管理；按市政府规定权限，审批、核准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贯彻国家、省高技术产业中涉及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的规划、政策和标准并组织实施；工业的节能、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促进工作；稀土行业发展的职责。
二、主要职责
（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分析市内外经济形势，提出全市国民经济发展、价格总水平调控和优化重大经济结构的目标、政策，提出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的建议，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大提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
（二）负责监测全市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承担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的责任，研究宏观经济运行、总量平衡、全市经济安全和总体产业安全等重要问题并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建议，负责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调节经济运行，负责组织重要物资的紧急调度和交通运输协调。
（三）负责汇总分析全市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情况，参与制定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综合分析全市财政、金融、土地政策的执行效果。
（四）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有关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搞好重要专项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衔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改革试验区工作。
（五）拟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和投资结构的调控目标、政策及措施，衔接平衡需要安排政府投资和涉及重大建设项目的专项规划。争取中央、省级财政性项目建设资金，安排市级财政性项目建设资金，按照国务院和省、市政府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备案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外资项目、境外资源开发类重大投资项目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指导和监督国外贷款建设资金的使用，引导民间投资的方向，研究提出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战略、规划、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和政策。组织开展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指导工程咨询业发展。
（六）推进全市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组织拟订综合性产业政策，负责协调第一、二、三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并衔接平衡相关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做好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衔接平衡；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服务业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拟订现代物流业发展战略、规划，组织拟订高技术产业发展、产业技术进步的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协调解决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负责石化、电力、煤炭等能源行业管理，拟订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
（七）组织拟订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研究提出城镇化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负责地区经济协作的统筹协调。承担西部大开发工作。综合协调全市开发区的规划和发展工作。
（八）编制重要农产品、工业品和原材料进出口总量计划并监督执行，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对进出口总量计划进行调整，拟订战略物资储备规划，负责组织战略物资的收储、动用、轮换和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市级粮食、棉花和食糖等储备。
（九）负责全市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衔接，组织拟订社会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参与拟订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民政等发展政策，推进社会事业建设，研究提出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协调社会事业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及政策，维护社会稳定。
（十）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负责全市节能降耗的综合协调工作，组织拟订全市发展循环经济、全社会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规划及政策措施并协调实施，参与编制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规划，协调生态建设、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重大问题，综合协调环保产业和清洁生产促进有关工作；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政策措施。
（十一）拟订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规范性文件。负责全市招标投标综合管理工作。
（十二）组织编制全市国民经济动员规划、计划，研究国民经济动员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的关系，协调相关重大问题，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动员有关工作；承担市国防动员委员会有关具体工作。
（十三）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职责
根据上述职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12个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
负责机关政务工作，督促检查机关工作制度的落实；负责机关会议的组织和决定事项的督办；负责文电、机要、档案、、保密、接待、计划生育、精神文明、综合治理、后勤服务、机关财务和资产管理等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机构编制、干部人事、劳动工资、培训、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工作；负责离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目标责任考核工作；负责人大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
（二）发展规划与区域经济科
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总量平衡及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政策；组织拟订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全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并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与评估；提出全市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措施；统筹协调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协调国土整治、开发、利用和保护政策，参与制定土地政策，参与编制水资源平衡与节约规划、生态建设与环境整治规划；指导地区经济协作；协调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提出重大项目布局建议并协调实施；负责使用国内资金项目进口设备减免税的确认初审工作。
（三）国民经济综合科
监测分析全市经济运行态势和国内外经济发展变化，进行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预警；研究总量平衡，提出宏观调控的目标以及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的建议；开展宏观调控经济评估；组织拟订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起草综合计划报告；组织编制应急预案，提出年度重要商品平衡的总量目标和相关政策建议；提出国家重要物资储备政策建议，拟订并协调全市国家重要物资储备计划；指导县区经济发展计划工作；研究分析全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提出直接融资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研究审核企业债券的发行和资金投向，牵头推进全市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的发展及制度建设；承担新闻和信息引导等工作；承担市苏陕协作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四）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与政策法规科
研究全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提出年度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参与研究和衔接有关方面拟订的专项改革方案；指导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改革试验区工作；负责统筹城乡工作；承担机关有关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
（五）固定资产投资科（市重点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
监测分析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研究拟订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和投资结构的调控目标、政策、措施，编制下达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度投资计划、市本级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年度投资计划；负责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建设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保设施、廉租住房、公检法司等设施项目审批和投资安排；负责全市经济适用住房和房地产项目备案，编制下达全市经济适用房建设指导性计划；负责全市招标投标综合管理工作；指导工程咨询业发展；承担市重点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六）农村经济科
综合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情况，提出全市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体制改革及有关政策建议，协调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衔接平衡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提出重大项目布局建议并协调实施；承担市以工代赈办公室日常工作。
（七）产业协调科（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
综合分析全市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组织拟订综合性产业政策；统筹工业、服务业的发展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衔接平衡；协调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和重大产业基地建设；协调服务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负责利用外资、淘汰落后产能、外资项目减免税确认等有关工作；承担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日常工作。
（八）高技术产业科
综合分析全市高技术产业及产业技术发展态势，组织拟订高技术产业发展及产业技术进步战略、规划及扶持措施；组织管理高技术产业化示范相关工作；统筹衔接平衡全市信息化发展规划、科技发展规划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参与组织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学研联合，协助管理新材料基地建设；推动全市国民经济新产业形成。
（九）社会发展科
综合提出全市社会发展战略，组织编制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人口和计划生育、文化和广播电视、教育、卫生、体育、文物旅游、民政等发展政策；组织编制有关专项计划，协调全市社会事业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综合分析提出全市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建议；推进相关体制改革，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安排全市社会事业发展重点建设项目。
（十）经济贸易科
监测分析全市流通和物流业运行状况，组织拟订重要农产品、工业品和原材料进出口总量计划和重要商品总量平衡计划，并根据经济运行变化提出计划调整建议；会同有关方面管理市级粮油、化肥等储备计划；组织拟订现代物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协调流通和物流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十一）能源发展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科
研究提出全市能源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年度指导性计划和产业政策；拟订能源对外开放战略、规划及政策；承担全市石油、天然气行业管理工作；指导能源行业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承担科技进步和能源装备相关工作；组织拟订能源行业标准；组织拟订新能源、水能、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组织拟订并实施全市煤炭工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拟订煤炭加工转化为清洁能源产品、火电、核电和电网有关的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协调有关部门开展煤层气利用工作；协调全市电力行业管理；综合分析全市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组织拟订全市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并协调实施，参与编制环境保护规划；指导节能执法单位开展节能执法工作；组织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工作；承担市节能降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十二）交通发展科
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衔接平衡；综合分析交通运输运行状况，协调有关重大问题，提出有关政策建议；负责拟订全市交通运输中长期发展规划；监测和分析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编制市公路、城市轻轨、铁路、机场建设项目规划；负责交通运输项目的前期工作，配合做好交通运输项目的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和初步设计评估及审查；负责与部、省有关部门的工作联系，落实交通建设过程中需要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协助解决的问题；承担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机关党的机构按规定设置。
纪检、监察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
四、人员编制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行政编制53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4名（1名兼任市物价局局长），总工程师1名，市重点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名（副处级），科级领导职数20名（含监察室主任职数1名）。
五、其他事项
（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加挂市物价局牌子，主管全市价格工作。
（二）管理市粮食局。
（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编制重要工业品、原材料和重要农产品的进出口总量计划，市商务局负责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的总量计划内组织实施。粮食、棉花、煤炭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市商务局在进出口总量计划内进行分配并协调相关政策。
（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市粮食局的有关职责关系。（1）市粮食局拟订的全市粮食流通发展战略、重大规划、产业政策和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议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定或审核后上报。（2）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拟订粮食进出口计划。（3）市粮食局提出的粮食储备的收储、动用建议，经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核后上报。
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篇6
关键词：高速公路；经济管理
中图分类号：U412.3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路运输事业快速发展，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大量兴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基本承载作用，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投资大、资金密集的行业，现已成为公路建设现代化水平的体现和代表，对其经济管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1.1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社会化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无论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必然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交通运输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市场竞争程度日益增加，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因此，交通运输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现代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1.2保障公众出行利益的需要
高速公路自身所具备的公益性、外部性、网络性等属性决定的它是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是具有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我国高速公路一般采用全封闭收费制式，因此具有排他性条件。但是，我国高速公路也同时具有非竞争性。也就是说，在“适应交通量”这一公路消费的拥挤点之下，其消费具有共享性。显然，高速公路是既具有非竞争性又具有排他性的典型的准公共产品。这是高速公路本身的属性，与采用何种管理模式无关。
1.3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的需要
我国公路资产的国有决定了高速公路经济管理是在保护国有资产。目前我国的公路，不管投资主体是谁，也不管属于哪种管理形态、经营管理主体是谁，公路资产所有权均属国家所有，高速公路当然也不例外。基于此，依法对高速公路国有资产实施有效的管理，维护高速公路设施安全完整，使其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是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角色拥有权利与应尽的义务。
2高速公路经济管理的措施
2.1法律手段
2.1.1立法方面。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之所以管理有序、发展健康，与其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是分不开的。与高速公路发展速度和规模相比，我国对高速公路的管理显得比较滞后，出现高速公路投资、普通公路管理的普遍情况，高速公路没有完全体现其应有的高效运行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快高速公路建设与管理的立法工作刻不容缓。毋庸置疑，高速公路立法是高速公路健康发展的保证，是建立科学合理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的需要。当前要在遵循和充分运用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同时，积极制定和修订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人们在高速公路交通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使人们的行为能够有章可循，减少和避免纠纷。使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尽早实现法制化、科学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2.1.2执法方面。高速公路的执法问题是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目前，高速公路执法主体繁多、效率低下成为阻碍高速公路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要解决好高速公路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特别是行政执法管理体制问题，必须要明确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统一的高速公路交通管理模式，建立精简、统一、高效的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体制。也就是要实行综合执法，统一调度高速公路的各种力量和管理资源，形成快速反应能力，避免政出多门、多头处罚。同时，为了提高路政执法效率，维护高速公路安全，减少交通事故，还必须有先进的管理设施和配套的管理信息系统。
2.2经济与行政手段
高速公路与一般公路一样都是经济社会活动赖以进行、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但它所具有的公共性、规模性、非营利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它具有的起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经营风险大等特点，使一般企业无力经营或因无利可图而不愿涉足。这时就应该由政府出面对市场进行干预，承担起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责任，组织建设和管理高速公路，提供良好的交通服务，赋予特定企业的垄断经营权。即让一家企业独家垄断，允许企业垄断经营某条高速公路，但同时要对其进行治理，治理方式就是以特许经营为特征的微观规制。政府对高速公路经营进行规制，既适应了高速公路运营发展的规律，又体现了政府宏观经济的目标要求。
2.2.1高速公路的经营主体应当是以非营利性的特许经营机构为主要形态。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企业的特许经营，是有政府参与并由其授权经营但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特许经营方式。
2.2.2政府和高速公路特许经营企业之间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必须合理划分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以及确立合理的特许经营期限，尽量使其成为规制合理、激励适当的激励合同。
2.3加强成本管理与控制
2.3.1公路施工项目成本费用的预测与计划
①预算成本，编制工程施工预算，做好施工项目成本管理，必须具有完善的定额资料，搞好工程施工预算。工程预算成本反映公路施工企业的平均成本水平，是根据工程施工图和《公路工程预算定额》编制计算出来的，经过公开招标确定的工程项目应为中标价。
②计划成本，是指项目经理部根据计划期内的有关资料，在实际成本发生前预先编制出人工费成本控制计划、材料成本控制计划、机械设备成本控制计划、管理费用成本控制计划、临时工程费用成本控制计划。对每一个公路项目的施工，都应当有精心的预测，做好项目开工前的准备工作，选定先进的施工方案，选好合理的材料供应商，制定好该项目的成本计划，做到心中有数。以免造成不应有的失误。
2.3.2公路工程成本费用的控制与核算
2.3.2.1项目施工过程中，在目标成本确定后，各职能部门、各生产岗位和职工就要依据目标成本对实际成本按成本计划进行控制。包括对生产资料费用的控制，人工消耗的
控制和现场管理费用等控制内容。根据成本计划和成本降低率，通过与实际成本进行比较，检查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找出成本升降的主客观因素，总结经验，制定下步降低成本的具体措施，寻找最佳途径。成本控制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效益、职工的收入，与参加施工的每个人员都息息相关。
2.3.2.2项目施工过程中，通过成本核算将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对照找出偏差，为下
一步的成本监控、成本纠偏提供依据。同时，通过成本核算，为施工生产、施工技术和企业经营提供可靠的成本报告和相关资料，促进项目改善管理，提高技术，降低成本。
3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运输市场将不断探入发展，运输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是各级公路部门都要积极面对并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篇7
改革目标不够明确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1年）是探索发展阶段。改革的主线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其核心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决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从此，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十二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进一步提出要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开始启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大使市场取向的改革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使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更加明晰。
伴随着理论的深化和思想的解放，改革实践也日趋深入。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废除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搞活了农村经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城市进行了包括企业体制、计划、物资、劳动工资、金融、商贸、物价、财税等多方面的改革，其重点是国有企业从扩权让利到两权分离和承包经营的机制转变，其关键是价格体制从调放结合、双轨制到市场定价的过渡。与之相应，计划体制方面指令性计划大幅度缩小，指导性计划成为主要形式，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增强；财税体制进行了财政包干、利改税和健全税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方面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发展了专业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积极培育金融市场，配合股份制试点开始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立沪、申两个证券交易所。对外开放方面，从设置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到开放沿海经济带，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放格局不断扩大。总的看，这一阶段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还不够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未正式确立。
第二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体制尚未突破
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0年）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改革的主线就是探索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核心是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契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不同社会制度基本特征的思想束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五大支柱”，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适应国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五大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经济的含义，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明确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分配制度上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五届四中全会是对十五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原则规定的具体化，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具体方针，首次提出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把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核心，要求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等。
由于目标明确，这一阶段改革实践的重要特点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从1994年开始，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相继取得重大突破。如财税体制改革包干制，实行分税制；金融体制初步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实施人民币汇率并轨。从1998年开始，不失时机地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脱困工作，进行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均取得重大进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确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对政府机构进行重大改革。对外开放从沿海、沿边、沿江扩展到内陆，基本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总体看，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实践，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仍然是初步的、不完善的，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凸现，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尚未突破。
第三阶段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阶段（2001年至2020年）是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任务。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落实十六大的任务，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的明确部署。
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篇8
引言
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
（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
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法的两次限制
（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
三、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
（一）计划的法律救济
（二）计划法律责任
结语
引言
所谓计划，是指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对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作出分析，经过预测确定未来的行动目标，并以此制订未来行动方案。简言之，计划就是未来行动的方案。①计划法里的计划，一般多指国家经济（调控）计划，即与调控国民经济结构和运行有关的计划。计划法则是指体现国家计划内容，保障计划各项任务和总量指标实现的各有关法律。②
在我国，计划法由原来的经济法的“龙头法”，到现在被忽视、作为经济法的“点缀”的境况，其地位可谓“大起大落”。笔者以为，从建国初期计划体制的确立，经由计划体制下计划之异化，再到市场体制下计划调控之必要，乃历史发展之必然，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性。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之中。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再转向市场体制的时候，尽管认识到了计划的缺陷和市场的优势，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仍然存在。虽然奉行“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民间社会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市场经济，因为讲求“利益”和“效率”的市场与私人经济主体具有一种天然的相互适配性。但是，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时仍然采取“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行‘计划经济’之事”的办法；甚至排斥市场、固守计划。然而同时，由于长期的历史因素的心理误导，饱受了“计划一言堂”之苦的市场经济主体对计划又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甚至反对。
一味地否定市场体制下之计划，与一味地批判计划体制下之计划一样，都不是基于理性认识的基础而应有的客观态度。要改进由计划体制沿袭而来的政府的市场意识，同时强化市场（私人）经济主体的计划意识，并使二者能够殊途同归、达成共识，必须建立一个二者可以展开对话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对计划及其意义、特别是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
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
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意义的最佳途径便是对计划的价值加以理论上的探讨。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或客体满足主体的有用性。计划的价值则是指计划对于计划主体的意义，即为什么需要计划。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
所谓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术语，乃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西。马克思就使用“异化”一词解释了从劳动经由其对象——产品，再到私有财产的过程；并指出，由于劳动的异化，工人成为其劳动产品——资本所统治、奴役的对象。①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的异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计划原为人们为组织、管理经济而对其加以事先规划的一种方式；但计划一旦产生、并得以作为“体制”确立后，借助着国家权力渗透到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人们的生活，不仅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全面控制人们的一种“桎梏”。从对我国计划及计划体制历史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因决定走一条不同以往的共产主义道路，并跨越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故唯有将一切重头来过。虽自身无经验可循，又恰有前苏联之计划模式可资借鉴，于是，国家统包统揽之计划体制初具规模：土地改革、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等群众运动接踵而至。应该承认，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唯有如此之计划方能奏效告捷，完成社会转型之历史重任，其历史积极作用不应被抹杀。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计划自身固有之各种缺陷当时便已“潜伏”，只是在国家以“巩固政治统治”为其职能活动之中心、甚至全部内容时，计划之缺陷被掩藏而一时并未暴露，一如市场之固有缺陷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之情形。
一旦国家将其关注转向经济建设，计划之缺陷便初现端倪：计划信息收集渠道不畅，基层乃至中、高层单位信息谎报等问题层出不穷，计划对经济之预测及组织功能无从发挥；更加之对计划及计划者没有任何形式之限制，计划之缺陷愈加肆无忌惮，其“异化”已为历史发展之必然。这从当时的“赶英超美”的目标、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及“大放各种卫星”等情形中均可窥知。虽间或也创造了诸如“和平号”空间站、“10个月”造人民大会堂等一时辉煌，但其对经济的不良影响、甚至破坏，却在多年后才得以显现。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各种盲目的群众生产运动之恶果开始显现，又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及与前苏联“老大哥”的决裂，国家经济之困顿几入无以复加之境地。彼时本应为重新审视并反思计划性质与作用的绝好机会，但又因“阶级斗争”占据了国家生活的全部，“文化大革命”之十年浩劫席卷全国，计划之缺陷及其“异化”再度被掩盖于“巩固政治统治”的口号与活动之中，一个检讨历史的机会从此丧失。
此时之计划往往与群众运动相联系，也因“计划之异化”使然。异化之计划既然要全方位地控制人们的生活，必然追求行动的整齐划一性，一切行为均按既定计划行事，当然也就要求计划执行人员、甚至受计划影响的全国人民在行动上、甚至思想上的统一性和单一性。诚如哈耶克所言：“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但这“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这些信仰必须要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而在当时之中国，国家通过引导人民的“政治激情”甚至是“狂热”，“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②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其自身的思想并以此相互区别，短时期内的“思想控制”可能会暂时奏效，但人之思想自主性及其求知欲注定最终会使这种控制失败。当人们意识到经济及思想等社会因素之多元化乃是现代民主国家之基本内涵时，其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统一控制”自然会产生质疑，并随之以各种方式将这种疑问加以表现，从而促使进一步的社会变革的产生。
及至打倒四人帮、恢复正常国家生活之后，“计划之异化”由于长期未加纠正，又有发展至登峰造极之势。此时之“计划”已成为既定的、先入为主、且根深蒂固之概念，并由某些计划权力者于其组织经济之功用外，更开发出谋取特权及私利的好处来。所以，计划体制之下，“人们”的思路是：在计划可以满足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某些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任何”需要的前提下，为什么还需要市场呢？或者说为什么不需要计划呢？计划体制下的某些政府及其官员看不到计划的“坏处”，只顾得享受计划给他们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好处”，所以作为计划的决策者、制定者和执行者乃至监督者的他们找不出、更重要的是不愿意找出“不需要计划”的任何理由，“计划”的价值在这时得以“最大化”；当然，其价值主体只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而非广大的人民群众。
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的经济职能十分发达，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主要依靠国家调节，而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调节和管理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家计划实施的，所以，所谓国家调节主要就是“计划控制”，计划控制成为“国家调节”的代名词。不仅计划范围包揽一切，而且计划指标多为指令性的，计划实施手段主要依靠行
政命令。从国家对经济管理和调节的基本方式上分析，计划主要不是属于国家促导经济这种类型，而是包括了国家强制、国家参与和组织经济等各种方式在内的一种综合的、全面的管理和控制手段，①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国家调节经济的三种方式都被计划控制所掩盖或取代：
在市场规制方面，由于计划经济就是（行政）垄断经济，作为计划制定者的国家或政府是最大的垄断者，而那些政府官员或者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充分享用着（行政）垄断给他们带来的特权和“超额垄断利益”，当然不会去“反对自己”——反垄断和限制竞争。因为，“现代的计划运动是一种反对竞争本身的运动，是一面将竞争的一切宿敌都集结其下的新旗帜”②；“反对竞争”的另一面含义就是“赞成垄断”，计划主义者是主张并尽力促成垄断的，反过来，垄断又为计划主义者提供了种种特权和好处，二者可谓“相得益彰、相互依存”。所以，在计划体制下的计划控制当中，根本就没有反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位置。
在国家投资经营和宏观调控方面，国家垄断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由国家直接投资、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全面执行计划的各项内容，从而达到具体掌控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目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家“经济参与”和“经济促导”不过是实施计划的手段之一，“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也让位于计划法，以至于没有对其加以区分的必要而统一混合于计划法之中。
计划本为组织经济的一种方式，它在一定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及其固有之缺陷均为其内在的客观属性。只有对其予以相当之限制与制约，如以市场为前提、并辅之以法律控制等，其客观积极作用方可充分、有效发挥，其消极作用亦可被控制于合理限度内。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之异化，不仅脱离了计划组织经济之基本功能的定位，而且演变为阻挠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倒退的障碍，更沦为某些既得利益者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然而造成这种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计划本身，而在于其所依附之体制的不合理性，在于计划被国家作为“控制经济”的全部和唯一手段。要改变这种异化状态，扭转计划与经济、以及计划与人们之间的对立局面，必须通过社会变革以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改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决断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实质方面上来，即市场体制下，为什么需要计划。其实，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计划与市场一样，也不存在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暂且撇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功能与意义被全面强化乃至“异化”的情况不说，在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众所周知，市场调节机制并非万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所谓市场缺陷。市场缺陷有三种，其中造成市场缺陷的第三种原因乃是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虽然一般来说，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受市场供求关系引导的，但往往是先有了某一产品一定量的交易与流通之后，其供求关系才能够真正地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调节是被动的。同时，因为从产品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各个市场主体对有关信息的重视程度、掌握程度等的不同，这一段时间便成为一些市场主体在竞争中胜出的决定性条件，也是另一些市场主体被淘汰的灾难性因素——这种时间的间隔性使得市场不能在市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精确地进行同步调节，因而具有了滞后性。
当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普遍不大的时候，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恰恰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正常的“优胜劣汰”的推动因素，虽然可能给某些经营者个体的经济效益造成损害、亏损甚至破产，但并不妨害社会经济全局，反而使社会经济不断更新，从总体上保持生机和活力。然而当产业革命爆发后，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大规模的企业、即垄断企业逐步形成。他们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凭仗自身的垄断优势，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最终由亏损到破产。与前述小企业不同，垄断企业的破产会对市场供求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还引起其他相关企业和经济部门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此时，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便从正面转向了反面，成为严重影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
于是，国家开始介入经济运行，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由于市场调节的事后性，引起某些领域投资膨胀和生产过剩，而另一些领域则投资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由此发生结构比例失调、经济波动。对此，国家需要随时调查了解全社会及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的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作出科学分析和预测，或者进而拟订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指导社会投资，影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各环节。①这时，计划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了。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计划具有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具体包括：（1）计划有助于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2）计划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3）计划有利于引导投资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4）计划有助于市场主体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减缓经济波动。②
计划一旦出现，就凭借其特有的上述宏观调控职能成为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工具”为轴线的宏观调控体系的起点和核心。而且，在现代国家，缺乏宏观调控（当然就包括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现实、甚至不可想象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尽管正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计划方式也由过去完全的指令性转变为以指导性为主，但即使将来市场体制确立，计划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③
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所谓混合经济体制，计划的不可或缺性并不在于以何者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上，而在于“经济”本身。“经济是指通过生产、制造和分配短缺的物品以及提供短缺的服务来有计划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各种条件和措施的总和。”④也就是说，经济本身就包含了计划因素在内；换言之，计划是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固有的内在要素，任何一个市场都内涵了一定程度的“计划需要”。同时，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又是或应该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所以，在一种正常运行的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
（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
在确定计划的上述价值意义之后，有必要对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所谓一元或二元调节，就是指经济调节是以市场为一元、还是以市场和计划为二元：前者以市场为基础，计划为补缺，计划始终不应超越正常的市场调节而“越位”为主导性调节手段；后者则市场和计划二元并行，所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并不如前者牢固，存在着可能在并不是必要的情形下，计划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以致于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性调节手段。
现在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观点，即强调我国实行的是“宏观调控（包括计划）下的市场体制”；不仅否认了“市场调节”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将之置于（计划等）宏观调控之下的次要地位，实际上仍是一种变相的“计划体制”，值得我们警惕。很显然，“（计
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市场与计划”以及“市场体制之下的计划”，这些名词中的“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都是大不相同的，其主次关系依次递增（或递减）。以市场为主导的计划调控和计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是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其中计划与市场的主次关系是大相径庭的。
“以市场为主导的计划调控”说明，国家调节只是在正常的市场运转出现问题时的一种纠正手段，国家调节始终是以市场是否需要或者说市场运转是否正常为促发因素的；市场是主，国家调节是辅——这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是“计划调控下的市场”则正好相反，市场成为国家意志的附属，其自我调节功能被抑制以至于丧失；同时，政府职能和目标的多元化，使其无法完全以市场为中心制定经济政策，导致所谓的“国家调节”的效果无法超越市场调节本身。况且，目前我国的许多经济政策和做法，并不是源自于理论上的“市场失灵”，而是根源于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但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消灭竞争的。⑤而且，计划调控虽然是在市场调节失灵时才发挥作用，但调控之计划的制定并非可以任意为之，仍然必须以市场规律为依托；换言之，计划调控的目的在于使市场调节恢复正常，并不是在市场调节之外再创造或实行另一套调控体制。所以，计划调控不仅以市场经济规律的扭曲为促发的前提，而且以市场经济规律恢复正常为最终目的之一；后者还是在中国当前计划实践中更应强调的方面。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市场体制乃“一元调节”而非“二元调节”。
对此，法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法国在长期的计划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计划理论，二元调节理论（或指导性计划原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曾经创造了法国的“计划经济奇迹”。二元调节理论要解决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下国家是否应有一个全国计划，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是一种什么关系。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进入了计划的危机阶段：第一次危机发生的标志是1973-197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以德斯坦为首的右翼政治势力上台；第二次危机在1986年，标志是法国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和右翼势力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希拉克再任总理；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993年，标志是以戴高乐派为首的右派联盟再度获得1993年3月议会选举的胜利，由前财政部长巴拉杜出任总理。如果说第一次危机涉及的仅是扩大还是缩小计划的范围，是如何实行计划的问题的话，那么，第二次危机则涉及到计划化本身有无存在必要的实质性问题了，第三次危机干脆中断了计划的实施，在巴拉杜总理的授意下，第十一计划甚至没交议会通过，使法国战后经济于1992-1997年间第一次在没有中期计划的情况下运行。
对于法国计划危机导致的“计划失灵”的原因的分析，国内外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石油危机”引起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大波动和国际间信用关系的破坏，最终导致的国内经济的“滞胀”、就业危机和投资条件恶化等，除此之外，其原因还包括：编制计划的信息不充分，不能兼顾全局；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有企业实力的下降，使计划机制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计划信息的传递系统没有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随之发生变化，导致新兴产业的发展与计划目标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法国“计划失灵”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既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产物，更是法国计划机制本身逐渐失去影响力的一种必然结果。①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目前的中国，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仍是一种“板块式”结合（二元调节），二者各行其是，形成一种“双轨运行”的模式；而不是“融合式”结合（一元调节），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中共同发展。所以，法国的计划实践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同时也为我们呈现出其负面的教训，即计划与市场的“二元调节”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是行不通的，仍然必须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计划是对市场缺陷的一种弥补，正如作为“第二次调节”的经济法是对“第一次调节”的民商法的补位一样。我们应当始终牢记的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包含了计划因素，或者说，“计划”是“市场”题中应有之义；计划是否以及怎样发挥作用，都必须以市场为前提，所以，只存在“一元调节”、即市场调节。而所谓的“二元调节”，即把计划提升到与市场相提并论的地位，势必造成计划与市场的冲突，削弱市场的主导性调节地位，导致一个“不伦不类”的市场经济机制、甚至是“变相”的计划体制。
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计划，和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市场，我们分别讨论其优越性是无意义的。如前文所述，计划与市场应当是任何一种运作正常的经济形态固有的内在因素，因此，计划的优越性与市场的优越性，只有在二者相结合、并且彼此相对于对方来说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或者说，二者的优越性都在于弥补对方的缺陷与不足。
所以，如同市场本身有缺陷一样，计划也存在着一些先天或后天的缺陷，有学者对此作了比较全面、准确的概括，认为计划的缺陷主要包括：（1）计划对计划资源的依赖；（2）计划者对信息难以完全掌握；（3）计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着基层单位的劝说行为和谎报军情现象；（4）计划需要高昂的组织成本。②计划的这些缺陷，从一定角度上讲，亦可看作是政府失灵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当市场能够自发地按照价值规律调节经济运行时，其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民商法，也可称之为对市场的“第一次调节”；否则，就需要国家调节的介入，与之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经济法被称为对市场的“第二次调节”。在前者，市场的自我调节是计划的前提，可以影响计划的制定或者限制计划的实施、甚至促使计划的修改与废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计划的某些缺陷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消化计划的所有缺陷。特别是在后者，当市场的内在缺陷于条件具备或变化而凸现、以至于市场失灵而“自身难保”时，包括计划在内的宏观调控、反垄断与限制竞争以及国家投资经营等调节措施的介入，恰恰是为了尽可能弥补或消除市场的缺陷；市场对计划缺陷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此时，就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严格地制定与实施计划，力图将计划的缺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计划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市场是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调节手段的“第一次限制”，而包括计划法在内的经济法则是“第二次限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只是在市场得以自我调节时，经济法的作用才主要表现为对国家调节措施的限制；否则，经济法就是保障国家调节措施有效运作的法律保障。
所以，从根本上说，计划法是因循“市场缺陷——国家调节——相应法律保障体系”这一逻辑主线发展的必然结果。针对市场机制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的内在缺陷，国家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运用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和其他政策工具，引导和促进社会投资和经济发展，换言之，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之一；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一基本方式的正常运作，国家又需要制定国家经济引导促进法，或称宏观调控法，其中也就包括了计划法，其目的是保障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及其有效的实施。
然而，在历史上，计划最初与法律似乎是无缘的。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制订计划，换言之，计划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活动范围，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运用行政命令的
方式管理国民经济，此时计划可以被认为是行政措施的一种，被直接吸收到行政法律规范当中，甚至有的计划直接就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计划与行政法规便等同起来。所以，即使是当计划只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畴时，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只不过这种法律意义被掩盖在行政措施当中。何况，“计划实现的手段，只要是求诸于法规的，便产生了计划与法的关系。……在计划的背后，可以说这些法律是各种行政活动的实质性基准。在这个意义上，计划与法是有关系的。”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计划所蕴涵的实质法律意义进一步显现出来，并且也被赋予了法的形式意义。①
计划法对计划的意义，除了上述总的理论意义外，主要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实践意义：
（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甚至控制主要得益于两种力量：一是计划与行政垄断权力的紧密结合，计划成为国家垄断经济的方式之一，得以借助行政权力的扩张而将其触角伸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二是受益于计划法的“保驾护航”。计划经济是与人治社会紧密相联的，在实行“法律工具主义”的人治社会中，计划法的唯一功能是确保计划全面、彻底的实现，计划的扩张性因此而得到空前的强化。而在奉行法治、追求“法律至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法除了保障计划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之外，更重要的是限制计划作用的范围、约束有关计划主体在制定和实施计划过程中的权力，避免发生计划超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的“越位”现象。
有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权力脱离规范，以至非规范化、无规范化，或称为“法律中的权力缺席”已为普遍之现象，成为对权力加以制约的最大障碍，由于“控权对象缺失、权力制约丧失规范依凭、权力推定之可能、权力与责任失衡”等四致而成因果关系，故应加强公法建设，致权力为法所控，使权力成法治之权。②计划法亦为公法，其计划权力于计划法中之缺席、并致无“法”制约之情形一如上述。“权力者，乃权衡、确认和保障实现权利之力也，……且权力本身也是经由社会权衡、确认之力。”现权力脱离法之控制，超越作为其基础之权利，异化为无“权（利）”之力或无“法”之力，无非意图“保障”权力者之利益——亦即权利与权利之本源，而忽视权利者之利益。③以上种种，于计划法领域之表露可谓淋漓尽致。
如笔者前文所述，计划体制下计划之“横行无阻”，缘于其与权力之紧密结合，二者配合无间，为的是以“（计划）权力”谋“（经济）利益”。如今即打着迈向“法治国家”之旗号，则起码表面上或形式上应将“权力”纳入法之控制范围，尽管真正实现“法治之权”还需假以时日。特别是在当前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计划体制之“惯性作用”及计划权力者或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通过计划法对计划权力加以限制和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目前理论界在（包括计划法在内的）宏观调控法是限权法（或控权法）还是授权法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论。①笔者认为，从全面的角度讲，宏观调控法应当首先是授权法，其次才是限权法。因为，宏观调控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障宏观调控措施顺利、有效地实施，而宏观调控又是政府针对市场失灵现象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在“一元”的市场体制中，何为市场失灵？政府能否以及如何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都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获得充分的法律授权，这恰恰是宏观调控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但目前强调“宏观调控法是限权法”也不为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的经济现状，不是市场高度发达，而是市场发育不充分；阻碍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的内在缺陷，而是政府的过度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政府的淡出和市场的渐入，所以必须限制和减少政府的经济权力。②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从立法的角度上看，是对政府的授权过多、过滥。例如，1984年和1986年，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两次对国务院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授权，权限不明、界限不清，使得国务院享有过大的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侵蚀了立法权力，导致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权力膨胀、乃至权力异化。在这种状况下，强调宏观调控法的“限权法”性质，比首先突出其“授权法”性质恐怕更有现实意义。
（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
计划法对计划的实践意义的另一方面，就是计划法为作为计划执行主体的市场经济主体（主要是私人经济主体）提供了其对计划的信赖保护机制。
不论计划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都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指导性计划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且通过一定的优惠措施诱导市场主体从事计划所指明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计划任务；指令性计划则更不必说，其对有关市场主体的影响较指导性计划更为直接和深远。同时，计划的特性之一就是灵活性，意即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动而相应地作出更改。但是，市场主体一旦选择了按照计划内容或者作了相应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从事了经济活动之后，由于计划的变动导致其活动目的落空，不仅市场主体的有关经济利益遭到了损失，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市场主体对计划的信赖期望。
对此，可以合同法上有关要约的不可撤销作一类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16条第2款规定了要约可以撤销，基本采纳了普通法系的观点；然而，在但书部分，却采用了大陆法系的信赖原则，规定在合同成立以前，写明或以其他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者受约人有理由信赖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且已本着对该项要约的信赖行事，则要约不能撤销。“不能撤销”，意味着受约人一旦承诺，合同即成立，如果要约人不照约行事，便要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9条采用了与此基本相同的规定。计划，作为国家制定的、公开宣布的经济规划，当然具有公信力，经济主体完全有理由信赖这一点，并依计划行事，从而期待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果经济形势的变化确实需要计划作出必要的更改，并非如上述要约般不能撤销，而同时计划权力主体又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对依计划行事的经济主体的损失不作出任何赔偿，则最终导致计划的公信力受损，失去对经济活动的引导性，计划就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了。
所以，一方面要通过计划程序法来规定计划修改的程序，防止因计划权力主体的错误预测而对计划作出的不正确或不准确的修改，另一方面，必须保障依计划行事的经济主体对计划的信赖期望，即赋予其计划保障请求权。所谓计划保障请求权，是指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要求计划权力主体对其基于计划的信赖期望而产生之经济利益加以保障的请求权；利害关系人则是指为履行计划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履行了计划的有关经济主体，其法律形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计划保障请求权的目的，一是通过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发现计划权力主体修改计划所依据的对经济形势判断的错误，而恢复原计划的执行；二是在确有必要修改计划的情形下，对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通过国家赔偿制度加以弥补，以确保公众对计划的信赖期望不致落空。
三、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
相对于市场对计划的“第一次限制”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自发性和不稳定性，通过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等特质的法律——计划法对计划进行“第二次限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实施法律救济，并配置相应的法律责任，正是实现“第二次限制”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实施法律救济，是为了使有关市场主体在其因计划而生利益遭受损害时存在寻求救济、获得赔偿或补偿的可能性；配置法律责任、尤其是计划权
力主体的责任，则是为了使上述可能性能够最终得以落实。而这两方面，恰恰是目前我国计划法理论与实践的薄弱环节，成为制约其发展与完善的“瓶颈”。“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实际上也是分别从前文所说的对计划管理者的计划权力主体——限制和约束计划权力，和对计划实际执行者的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信赖保护机制，这两个角度出发就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所作出的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一）计划的法律救济
1．计划法律救济之必要。所谓法律救济，是指当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正常实现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范对其加以补救和保护。法之设权、控权的目的在于规范权力或权利，并且确保在权利不能正常享有或权力不当行使时存在纠正或补救的可能，计划的法律救济，正是计划法领域中这种可能性的体现。尤其是在计划法领域，计划权力的“缺席”已为普遍现象，其对市场经济主体之权利的超越，往往是出于计划权力者自身谋取不当利益的需求①（当然，也包括因合理因素导致的计划不当而损害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所以，一方面需要从立法上规范权力，另一方面必须为权利主体配置相应的法律救济制度，以双管齐下，控制计划权力、维护权利主体之利益。
在计划法律关系当中，计划管理主体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要求广泛吸取社会主体之意见，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仅凭其“一己之力”、以单方意思表示作出，且计划的内容之概括性与宽泛性，往往使计划管理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救济，则易使计划的执行偏离其既定方向，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因计划管理主体的计划自由裁量权之滥用得不到纠正与补救，而助长其进一步滥用之可能。因此，从控制计划权力的角度出发，从保障市场主体计划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也必须在依计划行事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当计划侵害时给予充分的法律救济。
2．计划法律救济之类型。按照实施法律救济的机关进行分类，可以将计划的法律救济分为以下几种：②
首先是权力机关救济。权力机关的计划救济分为权力机关对其自身制定的计划的法律救济和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计划的法律救济两种：前者主要是一种内部的救济，通过权力机关内部的有关专门机构实施；后者是一种对行政机关的外部救济，而且由于当前我国行政机关行政权力扩张的现实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在英国，议会（权力机关）救济是其独有的一项制度。政府向议会负责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民由于行政活动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本选区议员促使部长注意，也可由议员在议会中提出质问或提议进行辩论；对于重大问题，议会可以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庭。③英国的这一经验可供我国借鉴。
其次是行政机关救济。行政机关的计划救济是指行政机关因其制定的计划损害利害关系人权益而给予相应的补救和赔偿；主要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计划进行的救济。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108条又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决定。《国务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由国务院决定。以上规定均表明，我国事实上已建立起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法律救济制度，但仍需将其进一步规范化、体系化。
具体来说，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计划法律救济，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制度来进行：（1）行政复议制度。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相对人认为其制定的计划已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并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由有复议权的行政机关对引起争议的计划行为进行审查，并视审查结果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同时，依据《行政复议法》第7条的规定，对所依据的计划也应有权审查。（2）报告工作制度。我国宪法第11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通过下级行政机关向上级行政机关的报告工作制度，实现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决策活动和其他管理活动的监督，并对其不当之处加以纠正和补救。（3）监督检查制度。这主要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政策和计划的行为加以监督和检查。如果说报告工作制度需要依靠下级行政机关的主动的话，那么监督检查制度则由上级行政机关控制主动权，其目的在于保证法律法规的严肃性，防止在计划行为当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英国行政法上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强制卖出，它是公民对公共机构所具有的权利。根据1971年《英国城乡计划法》的规定，公民的土地或房屋因受公共机构执行计划的影响而不能合理地有益利用时，可以请求执行计划的机构购买公民因此而不能利用的地产。1973年的《土地补偿法》扩大了强制卖出的范围，包括已经宣布但尚未执行的计划所产生的损害在内。例如某一土地已预定作为公路或公园使用，所有者因此不能在市场上出卖该地，或只是在极不利条件下才能出卖该地。如果土地所有者需要出卖该地时，可以请求执行计划的机构按正常价格收买。同时，法律也规定了计划机构拒绝购买的理由，例如执行计划的机构可以公开声明该地不在征购范围内，或声明该计划在15年内不会执行等而拒绝购买。强制卖出制度对于我国目前因土地使用规划、城乡建设计划引发的土地纠纷的解决不无借鉴之处。
最后是司法机关救济。司法机关的救济是指计划的利害关系人认为计划侵害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为当事人提供补救的救济方法。由于前两种救济方法的起因都有部分或全部自我监督的因素，而司法机关因其对于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二者的计划行为是一种外部的监督，所以对计划的利害关系人来说，司法机关的计划法律救济在三种救济方式当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也是利害关系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最终途径。
但是，我国目前的司法机关救济显然并不完善。
第一，由于我们尚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所以司法机关无权对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当然也就无权对其颁布的相当于法律的计划提出质疑，只能依赖于权力机关的自我发现和自我纠正，又回到了权力机关自我救济的途径上。而自我监督和自我救济，如果不和外部监督和外部救济联系起来，从来都只能是片面的，对计划的利害关系人的保护也不可能是全面的。
第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计划是否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审查，即行政计划的可诉性问题，也存在着争议。对于行政计划的纠纷，可以分为对计划的具体内容的不服和对计划的制定本身不服两种情况，其解决的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前者，一般认为不是对特定个人的具体处分，因而欠缺诉讼的成熟性。以日本的土地使用规划为例，一旦制定了土地区划整理事业计划，在该区域内土地的形状、性质的变更，建筑物的新建等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种限度内，该计划具有法律效果。但是，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这种阶段尚欠缺诉讼的成熟性。①但是，也有人认为，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实质上决定着有利害关系者将来的权利关系，并且，若公共事业的实施有非法的地方，早期纠正违法行为，合法地实施有关事业，无论是对于事业主来说，还是对于国民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也许还不能承认对抽象的基本计划提起诉讼，但当怀疑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有违法性质时
，应该允许提起诉讼，以谋求阶段性疑问的解除，然后再重新开始公共事业的实施。从这种观点出发，下级法院的判决中，出现了许多与最高法院相左的意见，例如，日本札幌高等法院1971年12月23日关于土地改良事业计划决定的判决。②
对于行政计划制定本身不服的司法审查，不少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予以肯定。一般认为，计划的制定（广义上理解，包括制定、修改和废止）属于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对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此，某些国家的法律也作出了明文规定，例如，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撤销之诉。③
3．计划保障请求权。如果说，上述三种救济方式主要是从国家机关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从计划的利害关系人的角度出发，其是否享有计划保障请求权则成为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法律救济的关键。所谓计划保障请求权，是指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要求计划权力主体对其基于计划的信赖期望而产生之经济利益加以保障的请求权。
有关主体得以行使计划保障请求权的条件包括：（1）计划具有法律约束力，计划管理主体负有制定、修改、废除，以及组织实施和监督的义务，但计划管理主体没有履行该项义务；（2）请求权人对计划管理主体的计划义务履行行为享有现实的或可期待利益，或者是为履行计划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履行了计划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也就是说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与有关计划管理行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3）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因计划管理主体未履行其义务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而受到了损害，这种损害可以是实际损害，也可以是可得利益的损害。
依据其请求的内容不同，可以将计划保障请求权分为计划执行请求权、计划补救措施请求权和计划赔偿请求权：
（1）计划执行请求权。当请求权人对计划的履行享有现实的或可期待的利益，而计划管理主体由于错误的判断，变更了原计划的执行——这种变更包括中止、修改或终止，并对上述请求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请求权人可以请求有关管理主体恢复原计划的执行。
（2）计划补救措施请求权。当原计划的变更确有必要，并经计划管理主体加以说明后，请求权人可以要求计划管理主体采取相应的过渡措施，其目的在于为利害关系人适应新的情况提供调整的时间和条件，尽可能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关于补救措施请求权，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5条第2款规定：“计划确定之后发生不可预见的影响，或者依计划确定之设施后而影响他人权利的，关系人可请求行政机关设置防护措施，建立和维护上列设施，使其免受损失。计划确定机关应当以决定形式命令计划拟定主体承担上述义务。该措施或设施不适当或与计划不一致的，关系人有权要求给予适当的金钱补偿。确定计划程序结束后，毗邻土地所有人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但该变化因自然现象或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在此限。”
（3）计划赔偿请求权。一般而言，三项请求权均可分别单独行使，计划赔偿请求权还可与前两项请求权中的任何一项共同行使。当因计划的变更、或因计划的补救措施不及时已经给利害关系人造成了损失，则请求权人可以同时请求赔偿其损失。如日本某市政府制定了公营住宅建设计划，企业对市政府的计划予以协作，按照该计划建设了公众浴场。可是，之后由于市长的改选等原因，住宅建设计划被中止，公众浴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对于此案，熊本地方法院玉名支部于昭和44年4月30日的判决认为，计划中止本身是合法的，以市政府和公众浴场建设业主之间成立的协助、互惠的信赖关系为基础，住宅建设的废止，只要没有采取某种补偿措施，就是对信赖的严重破坏，是由于合法的行为构成了不法损害，受计划影响的业主一方可基于此向市政府主张赔偿请求权。①
（二）计划法律责任
1．我国目前计划法律责任的特征。计划法律责任是从计划决策、编制到执行全过程中，计划主体因模范遵守计划法，或违反计划法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有的学者认为，计划法律责任具有责任主体多重性、责任内容综合性和责任方式多样性等特征。②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计划法中计划法律责任最突出的特征是其二元化及否定式责任的虚化。
（1）计划法律责任的二元化。所谓计划法律责任的二元化，是指计划法律责任的后果形式不仅包括否定性的，还包括肯定性的。其中，否定性的后果又包括责任人所承担的民事上的、行政上的和刑事上的不利益；肯定性的后果主要是指“奖励”这种形式，即当行为人模范地、成绩显著地遵守提倡性规范时所承担的对行为人有利的法律后果，具体又可分为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两种方式。
“把责任视为法律对于当事人的一种否定态度和主体行为引起的一种消极后果，这是传统法和法学使法律基于纠正不当行为、恢复和维持某种既定秩序为唯一目的而运作的结果，应当说已不敷实际需要。对于现代法尤其是经济法而言，需要更多地考虑法律责任的积极功能。”③自从漆多俊教授于1991年首次从理论上把“奖励”纳入法律规范结构体系中以来，④“奖励”在经济法中的地位得到了最终的确立。但是，“奖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主体制度、客体制度还是运行制度。我们认为，惟有将“奖励”纳入到经济法中的责任制度，才恰如其分、名正言顺。这样，提倡性规范与必要的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相结合，经济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后果与奖励等肯定式法律后果相结合，便构成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在调整方法上相区别的重要特点。①
（2）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所谓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一是指在计划法当中，对违反计划法或没有遵守计划法时应承担的法律制裁后果没有明确规定，尤其是欠缺对于计划管理主体的否定式后果，二是指即使有一些规定，也没有实际执行。
实际上，这不独计划法中如此，整个经济法当中都存在这个问题。经济法立法对经济法责任规定的不完善和不全面，直接表现为经济法规范中欠缺主体行为的否定性后果的规定，而且主要是国家经济管理主体行为的否定性后果的规定。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法否定式法律后果缺位的延续。而这种缺位则是因权力非规范化导致的权力与责任失衡的直接后果。在权力非规范化的情形下，实践中的权力往往是推定的或意定的，这势必产生权力的放任。现代社会的权力放任，与集权主义思潮相伴随，凡集权主义盛行的地方，必有权力放任现象存在；当代中国的权力放任现象则有其时代特征：即变革社会中权威政治的相对削弱和法治政治的尚未确立这一矛盾。而权力放任又意味着责任的萎缩，是指责任对权力任意的一种无能状态，实践中的权力与责任之间不是一种正比关系，而是一种明显的非对应关系，责任无法成为权力的制约力量。②
“计划经济的特征是集权，也就是说，现存的个人的单个计划由国家的一个整体经济计划来代替，或者由这个经济计划总括起来。”其结果之一就是“为国家工作的生产者没有个人责任和个人主动性。”同时，“在这种扎根于由国家单独计划和组织的经济之中，国家，确切地说，社会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没有个人责任。个人基本上是国家经济行为的客体，因而几乎对经济生活的运行不具影响。相反，个人依赖于国家组织的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人们也可以说这是国家对经济的责任。”③因为作为计划管理主体的个人因其权力无制约而不承担个人责任，而且我国一贯实行的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而集体负责的结果也往往是集体不负责，所以即使有那么一些法律规定，也在“法不责众”的传统观念下无法执行。所以，当计划
无法落实或计划运行出问题时，只能追究国家的责任。但国家同时又是计划的制定者和组织实施者，其责任的追究与否对作为个人的责任主体而言，没有什么影响，同样对其权力无法制约。所以，对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必须将其指标分解并分别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及其领导者身上，真正实现“行政首长负责制”或“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才可能实现计划法律责任的追究。
第二，经济法立法的“非规范化”或称非“法”化。其突出表现是，经济法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像传统的民事、刑事等方面的法律那样，特别是有关对调控主体或规制主体如何追究责任的规定，往往“尚付阙如”。④这一方面是由于，与民商法、行政法或刑法相比，经济法好象是与市场经济主体发生实际的、直接的联系最少或最不明显的法律领域，所以经济法似乎也就不必对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另一方面，经济法规范的非“法”化也造成了经济法“可诉性”不强的问题，即使是从法院中原来设立的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来看，多数所谓的“经济案件”，如经济合同纠纷等，也属于传统的民商法调整的范围，并不是学理上所认为的经济法意义上的经济案件。
第三，实践中计划法律责任的确定难度也给立法中对否定式法律责任的规定造成了障碍。首先，引起政府计划失灵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任何政府的宏观调控计划都带有一定的风险性，由于信息的完全真实充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使得计划之决策失误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在计划（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市场的变化会使计划执行主体暂时改变或放弃执行计划以适应现实之需。这种情况下的计划失灵严格来说并非由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所引起，故无法对其追究责任。即便当事人主观有过错，往往也很难将计划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完全归咎于兹，其责任范围和份额的确认亦比较困难。
其次，计划法律责任因计划的性质及作用不同而有所殊异。对于指导性计划，因其约束力较小，计划主体因过错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要较指令性计划小一些。然而这里仅指在同等危害程度发生的情况下二者之比较。根据日本行政法学者室井力的观点，不管计划有无法的拘束力，也不论这种拘束力的强弱，都会给国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大多数国民将之视为行动标准之一。因此，如果擅自变更计划或不予实施，则变更、中止计划即使是合法的，也会给信赖它而付之行动的国民带来不当损害，对此类损害，日本法院判例容许赔偿的请求，但关键是如何定量计划责任之份额。①
综上所述，对于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问题，首先必须依赖于经济法相关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包括立法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责任制度的健全，才能带动计划法等经济法的下级部门法制度随之得以改进。其次要进一步改革司法体制，增强法官的素质，以使其能够在情况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有关计划法案件作出准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2．计划法律责任的类型。计划法律责任的类型因分类标准不同而有多种划分方式。因责任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经济法责任；其中的经济法责任又可分为财产责任（或经济责任）、经济行为责任、经济信誉责任和经济管理责任等四种。②因主体的不同又可分为国家责任、计划管理主体责任和计划执行主体的责任三类，其中以后两种责任为主。
（1）计划管理主体的责任。对计划管理主体的责任，有必要区分计划管理机关和管理机关中有关责任个人的不同责任。计划机关必须实现为计划执行主体执行计划创造条件的种种承诺，并且承担当计划执行主体因执行计划而受到的政策性损失等正常损失。如果由于计划机关的原因，造成计划失误，以致计划执行主体遭受了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计划执行主体可以通过前述计划保障请求权要求计划机关承担财产责任；必要时，计划机关还要承担经济管理责任，即以其计划管理行为受到某种限制为代价，承担责任的方式，这种限制，包括限制或剥夺其经济管理资格（经济管理职权），纠正、调整其经济管理行为等内容。当计划执行主体遭受的损失巨大，不宜、也无法由计划机关单独承担时，则必须由国家出面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要在计划法律责任体系当中纳入“国家责任”的必要性所在。
此外，如果上述否定性责任当中，涉及到管理机关中有关个人因计划决策或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失误的话，该个人也应承担相应的财产责任和经济管理责任。而且对于计划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而言，追究有关责任个人的责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机关只具有虚拟的人格，仅由计划机关作为组织体承担责任，而不对该组织体的成员进行制裁或处罚的话，无法起到通过责任来制约权力的有效作用；而且，相对来说，由计划机关承担责任更多的出于对计划执行主体的损失加以赔偿的目的，其惩罚性不如由有关责任个人来承担责任效果明显，所以，必须将有关责任最终追究到个人，才能够真正发挥计划法律责任制度的作用。
（2）计划执行主体的计划法律责任。相对于计划管理主体的责任而言，计划执行主体的责任较为简单。如果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由于执行主体自身的原因导致损失的发生，则该损失由执行主体自己承担，而不得要求计划机关或国家承担。如果执行主体执行计划良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达到或超过了计划既定的目标，则可以获得计划机关给予的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
此外，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如果计划管理主体和计划执行主体是通过计划合同的方式来规定其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话，那么任何一方违约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结语
诚如哈耶克所言，计划体制下，“……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们的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③在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本文所论证的种种原因，通过计划法对计划加以严格规范，以摆脱计划者不恰当的“有意识的控制”，使市场体制能够真正有效地得以建立，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但是，计划法研究在中国当前法学研究、尤其是经济法研究当中，其地位又不可谓不尴尬，犹如“鸡肋”一块：凡经济法的系统研究必涉及计划法，因为弃之则不成其为体系；但又仅为“涉及”而已，专门的深入研究则更为少见，其理论困境和难度、与实践中操作的非现实性，使得研究人员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深度都难以提高；然而同时，经济学界对计划的研究状况又让法学界对计划法的研究相形见绌。笔者以为，如果能够真正从“法”的角度来研究“计划”及其与其他部门法的相关问题，则计划法之研究领域应焕然一新，研究前景必豁然开朗，其研究水平亦可突飞猛进；笔者愿以此文为砖，引同行诸君之玉，共同将计划法研究进行下去、深入下去。
abstract
thisarticleconsidersitisaninevitablehistoryfromthealienedplanundertheplannedeconomySystemtothenecessaryplannedregulationunderthemarketeconomySystem.andtheaboveconsiderationisbasedonthecorrectunderstandingtowardthevalueofplan.Underthepremise,thearticlepointsoutthatmarketisthefirsttimerestrictiontoplanduetotheinherentdeficiencyofplan,whichmeanstheplanregulationshouldnotintervenewhentheeconomyisnormallyregulatedbymarketforce.Untilthemarketmalfunctionrisesupforthemarketdeficiencyandgovernmentaladjustmen
tshouldwork,itisnecessaryforthelawofplantorestricttheplansecondtime.andthelegalreliefandthelegalresponsibilityarenotonlytheindispensableelementofthesecondtimerestriction,butalsotheweakpartinthetheoryandpracticeoftheplanlaw.
(李刚，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页。
②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第75页。
①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50~64页。
②[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①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358~359页。
②[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①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7~21页。
②参见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③转引自[日]金泽良雄，刘瑞复译：《当代经济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④[德]罗尔夫·斯特博，苏颖霞、陈少康译：《德国经济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⑤参见张维迎：《中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3月12日，第21版。
①参见张存刚、张伟：《法国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经验与启示》，《兰州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30页。
②参见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445页。
①参见[日]金泽良雄，刘瑞复译：《当代经济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9页。
②参见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第59~65页。
③参见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18~32页。
①例如，2001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分组讨论中，有多位学者针锋相对地对这一问题表示了不同的观点。
②参见徐士英、魏琼、瞿向前：《经济法的价值问题》，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1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9页。
①参见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18~32页；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第59~65页。
②参见陈睿：《论行政计划及其法律控制》，武汉大学法学院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9~41、43~44页。
③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行政救济法——基本内容及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以下。
①参见[日]盐野宏，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②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页。
③参见应松年主编：《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①参见[日]盐野宏，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②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页。
③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④参见漆多俊：《论奖励》，《法律与社会》，1991年第5期。
①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80~189页。
②参见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第63页。
③[德]罗尔夫·斯特博，苏颖霞、陈少康译：《德国经济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
④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的发展与经济审判的变易》，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①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
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篇9
关键词：国企改制企业特征经营风险
21世纪是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国家对规划设计行业明确提出了改企转制的目标，要建立“产权关系清晰、法人制度健全、政企职责分开、经营机制灵活、管理规范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1规划设计院企业改制与经营现状
随着市场能力的逐渐形成，以及国内工程建设市场的不断扩大，现阶段的设计院，尤其是勘察、设计一体化的大院都进行了改企转制的工作，并且较好的解决了规划设计单位的生存发展问题。
1.1企业改制
规划设计院的改制是指将设计院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进入企业，由非物质生产部门划归物质生产部门，把这些单位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化企业。改制的关键在于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走科技产业化道路。
1.2经营现状
经过7、8年的改制过程，发展较好的设计院已基本解决了“企业化”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化，这些设计院较好地解决了转制初期所面临的经营问题和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在改制后，规划设计院的企业性质由事业单位转变为民营企业，国家对其税收政策发生了变化，更加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规划设计院的员工身份由事业单位职工转变为社会自然人，其薪酬的分配方式自主灵活，其薪酬水平与市场完全接轨，从而有利于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此外，员工在福利和退休待遇上都有了较好的改善。总的来说，改制极大地促进了规划设计企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改制后，由原先工作热情低，效益难达其他院，到工作热情高，效益高。改制后的具体运营方式是以各个设计所和驻外分支机构单独运营，总院统一管理设计所和分院的财务和各种人事事项。分院和设计所自主接项目，自主管理，但总体的管理体系还是遵循总院的规章制度。改制后的这些年，分院和设计所发展迅猛，现在的西北院有设计所13家，驻外机构23个分院，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设计体系，在全国设计行业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2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的企业特征
我国铁路、市政规划设计单位的企业转制，是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有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和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体制变革问题。国有规划设计单位在转制后，在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现代企业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企业特征[1-3]。
2.1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的资质性
我国的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法人资格、国家注册规划师数目、相关技术人员数目、一定的技术装备等条件，并满足甲、乙、丙三个资质级别的注册资金、注册规划师数量等方面的最低限制。注册规划师和相关技术人员是最关键性的要素，这也是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的最大区别。
2.2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技术性优势
规划设计单位的产品技术附加值较高，科技人员及其技术是企业生产中的关键要素。规划设计单位集中了大量专业技术领域的优秀人才、拥有技术上的相对优势，从而形成了企业的最大财富，也是规划设计单位相比于一般企业的最大优势。
2.3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技术部门协作性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转制后，转变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盈利并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然而仅仅设计某一桥梁或道路所得的效益并不能支撑其自负盈亏模式的企业生存，这就需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和企业各个技术部门的功能的有效利用，需要承接较大规模的规划项目。因而，项目的规划设计就需要不同规划设计部门之间进行协作来完成。各个规划设计部门之间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沟通变得越来越重要，相互协作是设计成败的关键。
2.4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主辅业兼备[4-7]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多以自身所具有的甲级资质的业务为主导性产业，在凭借自身业务技术优势保持行业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跨越业务领域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不断完善业务种类，走多元发展道路，增加其在市场中的经济的占有份额，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2.5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低成本高效益
铁路、市政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是承接设计项目，并针对项目要求和地理环境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得出可行的设计方案，最终转化为施工图纸和项目设计依据资料的形式书面形式。实地考察和相关数据的获得需要进行一些实地考察和采集，相关费用的支出相对较小，其次就是设计图纸和项目报告打印费用的消耗。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费用实际消耗仅占项目总投资的很少一部分，因此企业获得的利润相对较高。
2.6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上市融资
一些经济效益好的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通过挂牌上市的手段来筹集更多的资金促进自身主业和辅业的发展。公司上市后取得了固定的融资渠道、更多的融资机会，从而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募集到的资金增加了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公司的经济效益会因此而提高，进而增加了公司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和品牌形象，促进公司的不断发展。
3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的经营风险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在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下，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断受到同行业公司的排挤和竞争，离开了国家所有制的背景作为支持，其发展需要经受重重考验。目前，我国规划设计市场还不规范，竞争机制有待健全。规划设计市场供求关系失衡，企业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了设计企业的过度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其直接后果就是企业经营风险增加。
3.1政策风险
在事业单位改制中，可供参照的政策较多。可以分为中央、省、市各级政策，还可以分为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和事业单位改制政策。改制过程中，面对众多的政策，如果对政策不熟悉或理解有误，可能会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产生政策风险。
3.2人员风险
人力资源已成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设计院属于知识密集型企业。然而离开了国有企业的大背景，高级技术人才逐渐丧失了原来的“安全感”而离开设计单位，才流失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人才的流失对企业产生莫大的伤害，甚至会导致企业业绩迅速滑坡，引发企业全面的经营危机。
3.3管理风险
规划设计是在项目定位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较具体的规划及总体上的设计，使其功能、风格符合其定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协作完成。相关的设计部门必须有条不紊的开展设计作业，在进行本业务标准操作时还必须兼顾其他相关设计部门的设计要求。这就要求项目的管理者既要熟知规划设计的要点又必须做好各部门间任务的协调分配工作，否则会影响整体规划任务[8-11]。
3.4财政融资、垫资、金融环境风险
转制后的规划设计公司通过商业银行融资的难度增大，在自负盈亏的发展模式下没有国家经济的支持，会使那些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难以维计。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设计单位还要垫付一定的经费用于科研，然而地质灾害或其他因素影响下，这些成果可能会变得毫无作用，这样垫付的经费便得不到补偿，进而影响规划进度和企业效益。金融危机会对经济在成巨大影响，间接影响工程项目实施，前期的规划设计都会因此而作废，规划设计单位的效益就会受损。如何做好经济风险评估、降低损失、增加企业的利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5前期投入风险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在市场经济中同同类行业竞争对手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积极开拓市场，而选择合适的地区建设分公司是开拓新市场的必要选择，然而分公司的建设及人员技术的配备又对其业务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但由于与前期投入巨大，就需要做好调研工作同时不得不承担一定的风险。
4战略思考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持续而快速地发展是以公司稳定经营为基础的，即公司能抵抗各种风险。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决定企业经营活动成败的关键，也是公司长久高效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公司实现自己的长远目标的前提条件。
4.1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新的激励模式，实行技能工资制，这样既能提高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又能提高设计院的经济绩效。
4.2高度重视政策变化带来风险的可能性，准确解读与改制相关的各种政策法规。充分运用国家对规划设计行业的有关优惠政策，加强自身管理，控制成本，提高企业效益以减少此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4.3需要建立协作的激励机制，使各设计院内个专业主体都能够共享由专业协作产生的效率提升的收益。
4.4采取管理的分权化、分工化与专业化。管理分工、分权与专业化可以大大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
4.5资金是企业发展的保障，通过上市等多渠道融可以使得企业更加具有竞争力；做好工程项目的前期调研、评估项目的损失风险、做好应急预案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减少损失增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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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篇10
〔关键词〕国家与市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苏联模式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3-0146-05
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一五”计划建设后所出现的问题,就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许多探索成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的生长点。但是,此次探索在当时并没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找到一条新路,其原因何在呢?本文拟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角度,对当时探索的成就与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一、“一五”建设的成就和问题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照搬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以进行“一五”计划建设。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在苏联帮助下,在国家强力动员和精心指导下,“一五”计划建设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许多目标,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方面的成就更为辉煌,为日后以较快的速度建成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大致上保持了收支平衡,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健康状况有较大改善,教育事业获得迅速发展。对许多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中国当时正在作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现代化新榜样,而对它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伴随“一五”计划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而来的,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的形成。当时,除了农业和商业外,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和统计等方面,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由中央集中管理。该发展模式在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弊端。这首先表现在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上,即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获得快速增长的同时,农业、服务业和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却相对落后。其次是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一方面政企不分,党和政府完全通过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调节经济的运行和资源的配置,否认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了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妨碍了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最后是中国照搬了苏联的单一公有制模式,过早地消灭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违背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发展不足的现实。
正因为如此,“一五”计划时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制度性的危机。如果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当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主要不是依靠市场力量获得的,而是依靠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动员力,通过国家计划大量投入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量的扩展和增加,而非质的提高,原因在于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和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能培育出创新精神,也不能合理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资源的分配也不是根据千百万个个体的选择,而是根据政府机构的决策。这种并非完全现代性的发展方式,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也许是必要甚至是必需的,但是其发展潜力是有限度的。
二、国家调节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发展模式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苏共二十大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形势影响下,在1956年党的前后开始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探索肇始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该讲话的基本思想就是“以苏为鉴”,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其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对自己道路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反思和探索,即对经济增长速度、农轻重关系、积累与消费关系等的再认识,为此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即经济建设要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二是对经济体制的反思和探索,即对所有制结构、计划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的党政关系等的再认识。在的带动下,全党出现了大胆探索的大好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探索成果,特别是陈云等同志提出并写入党的决议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构想,涉及了计划与市场关系和所有制问题。
首先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使国家控制了流通渠道,企业由此失去了自主经营的权力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其结果是企业脱离了商品生产的轨道,出现商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等弊端。〔1〕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认为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就不能把市场搞死。他在1956年7月指出:“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2〕在党的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已在我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为此,“二五”期间,国家将采取下列措施:“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3〕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党的上提出了计划管理形式多样性的设想,即对计划实行分级管理,纳入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可以分为指令性指标、可以调整的指标和参考性的指标三种。“其他许多次要的、种类繁多而情况又不易掌握、因而无法一一纳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则由地方或者基层单位自行安排,国家只从大的方面加以筹划,并从价格政策、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4〕
陈云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进一步发挥了等同志提出的意见。他指出,为克服因三大改造出现的弊端,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利用市场调节的思想,如改变工商业之间的购销关系,即对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继续实行统购包销,以便保证供应和稳定市场,而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改用选购的市场经济办法;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对不同质产品实行不同的价格;适当变更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方法,如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和小土产,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陈云在理论上概括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5〕这实际上已涉及了经济运行机制和市场结构,特别是市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并试图改善忽视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其次是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单一公有制不完全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落后的特殊国情,探讨了如何完善所有制结构的问题。早在1956年1月,陈云就主张对一部分不雇店员的小铺子,要在很长时间里保留其单独经营的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让他们长期单独经营。他在党的的发言中,更进一步提出应该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要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为此,他在理论上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6〕他在这里已经触及了经济体制中所有制结构问题,即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能否并存的问题,试图改善所有制过分单一所带来的弊端。
党的以后,由于贯彻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加,甚至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厂。针对这种新现象,1956年12月进一步发挥了党的的上述思想,提出了更大胆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思想,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可以保留个体经济,而且可以保留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像当年的俄国一样,实行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谈话涉及中国所有制结构的构建问题,即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刘少奇根据的讲话精神,指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7〕
从以上论述可知,当时领导人对“一五”计划时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方面取得了一些富有实质性的成果,如允许个体经济、市场调节、自由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法存在,这在实际上是对苏联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种程度突破,走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前列。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探索成果,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是国家调节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符合经典作家的设想。列宁就过渡问题曾经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8〕他实际上提出了要正视过渡的长期性和困难性,要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文明成果来发展经济,包括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等等。
三、1956年探索的历史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当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这么多改革苏联模式的思想,那么他们为什么在其后的建设实践中,不但没有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和找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反而还将苏联模式的弊端推向了极端,酿成了“”这样在苏联都没有发生过的激进运动呢?固然,这与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形势有关,因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反苏、浪潮,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内部摆脱苏联控制的倾向导致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看来,这一切都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予以痛击,以巩固现有的社会主义阵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人由此前侧重从斯大林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立场,转向全力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肯定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社会主义各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从而也就堵塞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门。〔9〕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等人当时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和改革探索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概括起来说,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具有三大特征: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经济管理上的高度集中。高度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是苏联经济体制最根本的特征,而高度集中是派生的特征。与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深层弊端,都试图在不触动或基本不触动前两个特征的条件下,通过或向地方放权,或向企业放权的办法,来解决高度集中的问题,克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
如果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相关改革是在不触动苏联经济体制的两个基本特征――高度国有化和主要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的前提下的改良,没有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那么,“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构想则涉及了这两个基本特征,但力度太小,仍然可以被看作是基本不触动上述两个基本特征的借鉴,亦即中共领导人对发展路线的反省是对苏联模式的借鉴而不是否定,不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身存在缺陷而需要有所修正或改变。
首先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认识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允许少数个体经济甚至私营经济的存在只是暂时的策略,并不意味着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发展。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否则无法形成市场主体。用科斯的话来说:“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本质前提。”〔10〕苏联模式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几乎消灭了所有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并由此奠定了其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基础。中国“一五”时期三大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建立起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以便有利于实行计划经济。在执行过程中,人们发现没有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市场调节作用的衰微,使公有制企业缺乏活力和进取心,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更是不断下降。在这种状况下,陈云才提出了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思想,触及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意义自不待说。
但是,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其主张还没有解决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的根本问题。个体经济对一个社会的经济构成无疑非常重要,但它毕竟还不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具体到当时中国的实践而言,即使是陈云所说的个体经济,也因为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垄断了资源的配置,市场除了国家控制的地方集市贸易以外,没有其他的地区性和全国性自由市场,个体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十分不利,更何况当时的主流政策还是限制个体经济向更大规模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经济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一样,很难获得什么真正的发展机会。即便是的一些谈话中,闪耀着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火花,但同时也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设定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性前提条件,如必须是社会有需要,有原料和有市场,国家投资有困难,尤其是私有经济不能挤占公有制经济,不能同公有制经济争原料、争市场。这些限定对发展资源十分稀缺的中国而言,事实上也就严格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为在由国家配置资源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之下,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是不可能获得发展所需的原料和市场的。
其次是没有从理论上突破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仍然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中共领导人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上,有着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普遍感到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行远不像理论上讲的那么好,需要加以改革;另一方面,又从来没有设想过实行市场经济,以便让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去调节生产。当然,在学术界有个别学者主张市场应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顾准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可以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命题〔11〕,挑战了完全否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斯大林模式,触及了苏联模式本身的根本缺陷,但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在那时的中国无异于空谷足音。
实际上,在当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领导人,大都没有突破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观念。因此,当孙冶方在1956年12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后,支持的人少,而反对的人多。本人在商品经济上的观点就飘忽不定。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农业政策时,指出“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12〕这说明他当时认为工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商品经济关系,其产品交换还必须遵从价值规律。但是,他又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认为自由市场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13〕。这意味着要限制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经济,从而使人们在市场调节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整个时代,国家计划和国家市场垄断了整个生产与流通过程,所谓真正的市场调节和自由市场几乎不存在,市场作用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虽然一直希望农轻重产业能够平衡发展,并将其视为中国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但由于缺乏市场调节,农业和轻工业只能成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牺牲品。
四、结语
1956年,以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苏共二十大借鉴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试图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另辟蹊径,探索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途径。这些探索虽然在理论上是初步的、不完善的,但却积累了独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经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生长点。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在1956年探索过程中所主张的国家调节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发展模式还仍然局限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架范围内,在继续强调坚持单一纯粹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前提下所提出的实行适度调整单一公有制和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灵活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没有突破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可贵的探索很快夭折,甚至走向反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其后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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