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改革方案篇1
从“‘善款长毛’事件”到“社监委风波”，再到最近的“挟器官以逼捐”质疑，几乎所有有关红十字会的新闻都成为热点，它的任何瑕疵都被放大。
在“社监委风波”之后，改革的掌舵者——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私下对人谈起改革，言辞悲观，“这样下去改不了。”
自调任红十字总会以来，赵白鸽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她力图改变红十字会以往的形象，却无法减少此起彼伏的公信力危机事件；她亦坦言红十字会的官僚化之弊，但对于如何摆脱官办化困境，却又缺乏良策。
虽然在2012年7月底，国务院已改革纲领文件《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但是直到今日，红十字会始终未对自身改革的目标、进程、时间表完整披露。
在公众的质疑声中，红十字会也试图做出改变，包括由总会主导的信息公开系统建设、中层干部公开选拔、设置社监委等。但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些改变并未触及根本，更多只是工作作风的转变，而非彻底的改革。
身为中国庞大群团组织体系中的一员，红十字会试图扮演改革先行者的角色——为数百万计“免登社团”的改革探路，并向中共十提出的社会体制改革目标靠拢，“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然而，在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之下，最初以“去行政化”为方向的改革探索，目前已经停滞，原本的改革设计大多都已悬空，红十字会更多转向“增量改革”，即在不触动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增强实力。
观察者认为，红十字会的改革之路重归混沌，到了一个重新寻找定位和路径的调整期。高调改革国务院文件颁布之后，红十字总会与综合改革小组的专家成员分六个组赴全国各地，一方面做改革动员，一方面实地调研，希望为改革寻找试点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令中国红十字会遭遇有史以来的最大信任危机。此后两个月，其捐款收入跌入冰点，乃至整个2011年，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共接收国内捐款17.78亿元，境外捐款2.14亿元，与2010年相比，下降幅度达到65%。
危机中，2011年9月26日，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赵白鸽空降中国红十字总会，出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希望力挽狂澜，她决心，将红十字会打造成符合公众期待的新组织，重塑公信力。
第一步，赵白鸽要为改革寻找智囊。
2011年10月22日，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邀集各路专家召开研讨会，讨论红十字会改革。履新不足一月的赵白鸽得知后，连夜从外地赶回北京参会。“凌晨1点才赶到，第二天整整听了一天，午餐时间还在跟我们讨论该怎么改。”组织会议的该委员会理事长杨团认为，“她是真想改革。”
初步接触之后，赵白鸽邀请杨团率队进行改革课题研究。2011年11月，“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组”成立。同年12月30日，课题组提交报告，将红十字会定位为法定机构、公法社团，为改革寻找方向和定位，报告得到国家发改委综合体制改革司肯定，提议红十字会可以“社会组织改革”为题申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这一动议得到了红十字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的支持。2012年2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发改委提出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思路。
红十字会地位特殊，并非一般的社会组织，其性质为免予政府登记的特殊社会团体。这类社会组织，国内共有20余家，除红十字会，还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以及残疾人联合会、宋庆龄基金会、欧美同学会等群众团体。
它们的体制与行政机构相同或类似，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建制，接受财政拨款，人员纳入行政编制并参照公务员管理。与近50万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相比照，免登社团的各级机构总数达到700万-800万个，人员以数千万计，占用了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显然，如果红十字会能够先期进行社会组织改革试点，就有可能为数百万免登社团的改革提供经验。
改革号角已经吹响。2012年5月，赵白鸽撰文表示，主动参与改革试点将有利于促进红十字会的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其在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中的地位。
2012年7月31日，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各相关单位理顺政府与红十字会的关系，积极推进红十字会体制机制创新。
到2012年底，主要借助外部专家力量组成的红十字会综合改革小组提交了多份综合改革研究报告和方案建议，并得到赵白鸽首肯。
国务院文件颁布之后，红十字总会与综合改革小组的专家成员分六个组赴全国各地，一方面做改革动员，一方面实地调研，希望为改革寻找试点地区。
国际红十字会也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动向表示关注。
2012年10月，国际红十字会对中国红十字总会进行了一次能力评估，评估体系还被总会推广到各地方红十字会。结果显示，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红十字会的独立性评分很低。“从评估结果能看出来，中国红十字会距离改革方案确定的目标很远，并非是一个非国家、非政府序列的公法人，其权力系统混同于政府。”杨团回忆。行政基因“理顺管理体制”的努力实质是红十字会在编制、拨款上的“扩权行动”
中国红十字会“混同于政府”，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1894年甲午海战后，国际红十字运动开始在中国大陆传播。1904年3月10日，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工部左侍郎盛宣怀等人在上海邀请中立的英、美、法、德代表，协商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当年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清政府的承认。1907年，这一机构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早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虽然也接受清政府拨款，但并未进入政府序列，还是一个独立组织，此后数十年间，中国政权虽历经更迭，但红十字会仍保持着最初的架构。直到1949年后，大陆红十字会组织基本解体。根据的指示，中央政府将旧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1950年，红十字会被定位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相应地，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均被卫生部门收纳，成为其下辖处室、科室。
自此，中国红十字会开始走上了与各国红十字会相左的发展道路——完全按照行政序列设置各级建制，隶属于卫生部门，办公经费接受财政拨款，人员拥有行政编制。
反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红十字会出于特殊的人道、外交等职责，被认为是国家的助手，地位与一般慈善组织确实不同，但基本建制都独立于政府，很少接受政府直接财政拨款，而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承接人道、医疗、援外等政府项目。
独立，一直是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1986年的日内瓦国际红十字大会就确定，红十字运动秉承人道、公正等七项基本原则，其中第四项就是独立原则。“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工作的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始终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这意味着，红十字会与政府间，是彼此独立的平等合作伙伴，而非隶属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也打出了“为独立而奋斗”的改革口号，但从未将“独立于政府”视为目标，追求的是“独立于卫生部门”，改革的具体措施，被称为“理顺管理体制”。
1999年12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要求中国红十字总会不再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各地方红十字会也先后开始努力从当地卫生部门独立。
在过去隶属卫生部门之时，红十字会的财政拨款只能通过卫生部门下拨，受限较多，人员编制也少。作为“理顺管理体制”的成果，其行政级别提升了一级，并且开始有了独立编制、独立账号，政府拨款数额、人员编制数量也有提高。这意味着，红十字会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得到加强。
江苏南通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孟纬鸿曾公开称：“机构编制是最宝贵的执政资源。一个进入相应机关序列的独立机构，在同级党委政府重要会议、重要活动中才会有一席之地，才会有相应的话语权。”
因而，“理顺管理体制”的努力实质是红十字会在编制、拨款上的“扩权行动”，因其资源又多来源于同级政府，在资源匮乏的基层受到种种限制。直到今日，这项工作在县级以下仍只完成了一半。截至2010年9月，全国334个地市级红十字会中已有321个完成改制，“理顺率”达到96.1%，但全国2860个县区级红十字会中仅有1528个完成改制，“理顺率”为53.4%。
可以说，在“郭美美事件”之前，红十字会的主要改革目标，是依托行政资源的自我扩张。例如在陕西安康的石泉等县，当地红十字会近来努力将其系统延伸到所有下辖乡镇和村庄。在四川等省级红十字会，近年的一大政绩便是争取更多的“参公编制”名额。
“去行政化”的改革理想，因此，长期未出现在红十字会的改革计划中。理想方案国家部门和红十字会领导层既是体制改革的实际动力，也是改革的对象，二者存于一身，必然成为一场自我革命
中国红十字会免登社团的参公身份，与政府间过于紧密的联系，在“郭美美事件”中饱受质疑，公众普遍认为，这是红十字会透明度低、效率差的根本原因。
学者们认为，红十字会的从业人员分为公务员编制、事业编制和聘任制。会内观念陈旧，官僚习气严重，这些原本就严重存在的脱离基层、脱离社会、内部封闭的消极情绪在网络事件后更为严重。
在此轮改革的智囊们看来，脱离政府体制的“去行政化”，是改造红十字会的根本出路。
2012年12月，综合改革专家组提出，红十字会改革的核心是将计划体制下党政机关的附属物变为市场体制下的法定机构、公法人社团。
具体而言，“去行政化”涉及管理观念、政府资源的配置方式、编制实名制管理方式，乃至人员招聘、考核、升迁等一系列制度的改变。其中，政府资源的配置方式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环节，至于如何“改变政府资源的配置方式”，简言之，就是要动根本，一是财务，二是人事。
当前，各级政府按人头向红十字会拨款，一一对应到人，办公经费、人员工资，皆从其中支出。在这一体制中，红十字会自身没有独立财权，人员工资按级别支出，不得增减，缺少激励。
首先便是要改变这一拨款方式，改之设立政府基金，由红十字会自行决定用途，其中的行政基金用于支撑人事费用和行政办公费，人道服务基金用于支持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学者们设想，通过把行政资金由财政直接拨付转化为通过基金专户拨付的方式，将红十字会与政府部门从财务制度上相区别。
这项改革的效果可以实现“四两拨千斤”，因为它无需改变红十字会副部级参公单位的身份，也暂不用改变编制部门和人事部门对红十字会的现行政策。通过资源拨付方式的改变，实际授予了红十字会独立进行人事改革和行政改革的权力，牵制了政府的行政干预。
至于人事改革，则可遵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惯例，只要保持既有参公人员待遇不降低、身份不被剥夺，通过给新聘人员增加工资的做法，逐渐赎买其参公身份所带来的利益，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当旧体制内的人员全部退休，一个市场化的聘用体系就会出现。
根据当前体制，各级红十字会向同级政府负责，与上级红十字会仅有松散的联系，导致红十字总会对下级失去控制力，改革难以推行，缺乏监管，也有违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统一原则。在改革设计中，只要红十字会能通过财务、人事的改革，逐渐脱离对政府的依附，便可以对于整体的组织制度分权与否以及分权的程度做出选择。
从这些设计中可以看出，如果上述改革目标全部实现，中国红十字会将彻底从政府序列独立出来，作为政府的平等伙伴自主运行，可建立类似欧美国家红十字会的治理结构。
但是，综合改革专家组学者们也认识到改革的艰巨性，“红十字会的改革是管理体制的改革，改革的对象一是国家行政管理和财政体制制度本身，二是由该体制规定下的红十字会各级领导和干部。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所在。”
也就是说，国家部门和红十字会领导层既是体制改革的实际动力，也是体制改革的对象，二者存于一身，体制改革必然成为一场自我革命。鸿沟难越学者们设计的人事和财务改革，并没有写入国务院文件。这份文件对改革的描述颇为笼统
红十字会“去行政化”至今没有迈出实质步伐，尤其是学者设计中的改革“关键”——改财政拨款为政府基金并没有实际动作。
据《财经》记者了解，拨款制度改革已超越财政部及国务院的权限范围，要突破现有财政体制，需由全国人大作出决定。
由于红十字会被列入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拥有试错权，杨团曾就此咨询发改委体改司，对方答复，只要得到财政部支持，至少在红十字总会一级可以改革。
除财务制度之外，人事制度改革则要遭遇更顽固的现实阻力。一直以来，各级红十字会普遍成为安置退休政府高官的“自留地”，或干部“中转站”。“要提一个年轻人，本单位暂时提不了，就派到红十字会提一个副司局，这很常见。”杨团直言。
学者们设计的人事和财务改革，并没有写入国务院文件。这份文件对改革的描述颇为笼统，只提到“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理顺政府与红十字会的关系”，但在具体条款上，却强化了政府对红十字会的支持责任，比如：政府分管联系领导要定期听取红十字会工作汇报，各级政府加大对红十字事业的财政投入，逐步增加对红十字事业的经费投入等。
国务院文件部分认可了学者们设计的红十字会体系一体化，协同与垂直并举的理想，即“加大上级红十字会对下级红十字会的财务监督、业务指导、工作督查力度，下级红十字会主要专职负责人的任免提名要听取上一级红十字会的意见”。2012年5月，赵白鸽公开表示，红十字会体制机制创新，包括改善红十字会系统内部治理结构，重点是加强理事会-执委会的治理模式、探索协同-垂直管理体制。
但悖论在于，各级红十字会若无法“去行政化”、摆脱对同级政府的依附，那么重建协同-垂直体制就几无可能。
深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认为，现在分会是属地管辖，总会参与进来，怎样与地方政府调和，会让分会很为难，“总会对分会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分会肯定会以地方为主。”
杨团也认为，在现行体制下，红十字会改革只能“谁拨款谁改革”，各地各级分会有太多的财政主体，总会和分会无法同步改革。
按照现行体制，县以下每个单独建制的红十字会，皆可独立开展业务，且拥有公募资格，手握单独账号，募款并不汇入中国红十字会总账号，自行对财务负责。按照学者们的设计，为加强控制，红十字会内部治理改革第一步，就是清理县以下基层红十字会组织，全部转轨成会员或志愿者组织，不再是一级行政机构。保留的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则要建立完整的理事会治理结构。这一想法最终写入国务院文件，但目前并未付诸实施，也不再是讨论重点。当前，各级政府按人头向红十字会拨款，一一对应到人，办公经费、人员工资，皆从其中支出。
2012年夏天，改革启动之初。在总会人员和专家下到地方调研和巡讲时，地方红十字会对“去行政化”激烈抵制。有省红十字会负责人甚至激烈表示，“你们这样做就是红十字会的千古罪人。”
此外，国务院文件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红十字会开展社会组织改革试点”，但至今“没有一个地方愿挺身而出”。有知情人士透露，红十字总会曾就改革试点与四川、青海两省红十字会有过接洽，终未谈拢。
经过一个月的全国巡讲，赵白鸽第一次感受到了切实的改革阻力。她曾对身边人说，“这样的改革方案太理想化了，做不到。底下都反对。”此后，赵白鸽又曾数次对媒体表示，对红十字会改革和创新的认识，不是所谓“去行政化”，更不是对原有“参公”身份的挑战。社监委挫折社监委的职责混杂，但实际上，这些委员都有本职工作，对事件的独立调查缺少精力，监督流于表面
如果说改革启动时，地方红十字会的抵制，让改革者第一次意识到触动既有利益之难。今年以来的“社监委风波”，则更让赵白鸽意识到改革的复杂。
国务院颁布的文件中明确提到，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按照社会组织的现代治理结构，会员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作为决策层；再由理事会任命执委会，作为执行层；会员代表大会独立选举产生监事会，作为监督方，彼此制衡。但现在的红十字总会，治理结构并不健全，理事成员约200人，多为荣誉性质，实际作用很小，“开会都召不齐”，也没有监事会，重大决策和执行，乃至监督，大部分任务都落在以赵白鸽为首的执委会层级上。
由于红十字会下一届会员代表大会要到2014年10月举行，作为过渡措施，2012年12月7日，执委会直接组建了社会监督委员会，并委任了16名委员，他们多为学者、律师、商人等知名人士。其中杨团、王振耀、金锦萍、邓国胜等人，本就是多年关注社会组织改革的学者，也曾与红十字会、红十字基金会有过课题研究、提供咨询等合作。
建立社监委，被认为是过去一年红十字会改革最具体可见的内容，也是赵白鸽的得意之笔。按照社监委的章程，其职责为“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工作进行监督”，还要“征集并转达社会公众对红十字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行动战略和工作计划提出建议”。
社监委的职责混杂，既要提供公众监督职能，对某些焦点问题独立调查，又要向红十字会提供专家咨询，做改革战略研究，还承担向公众解释红十字会作为的沟通职能。但实际上，这些委员都有本职工作，对事件的独立调查缺少精力，监督流于表面。“什么角色都混在一起，这些角色也不可能固定下来，谁有时间就做一点。”一位社监委委员称。
最终，公众对社监委是否能承担起监督者职责产生了质疑。
2013年5月2日，有网友披露，赵白鸽曾当选2013年中国十大品牌女性，评奖机构是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而该联盟的秘书长正是社监委委员王永，从而质疑其中存在利益输送。
接着，网友披露社监委委员袁岳曾承接红十字会的博爱家园评估项目，收取了6万元评估费。另一名委员王振耀也受到质疑，认为其所在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曾接受过红十字会2000万元的捐款。最终，袁岳退还了6万元评估费。壹基金出面解释，2000万元捐款系由壹基金筹措，与红十字会无关。
6月9日，社监委在年中会议形成决定，今后所有社监委委员的监督都采用义务服务形式参与，不再与红十字会有任何利益瓜葛。当日讨论的《委员守则》还提出，委员在职期间及离任一年内，不得承担或参与红十字会委托的项目，不得为红十字会提供有偿服务，而且提出了社监委应定位于做公众与红十字会间的专业桥梁的概念。
在一次面对社监委委员的内部会议上，赵白鸽承认，在社监委的定位上，确实存在失误。另外，对于接受王永主持的中国十大品牌女性授奖，她也承认“错了”。迂回能到达彼岸吗若不改变红十字会权力主要来自政府行政资源的现状，红十字会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转到向公众负责的道路上
“去行政化”改革坚冰难破，红十字会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增量改革”上。
所谓增量改革，是在不触动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拓展红十字会业务，增强实力。在一些学者看来，“增加政府对新业务的支持”，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葛道顺看来，改革设计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但“去行政化”在红十字会系统内部既无动力，也无共识。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王振耀从现实层面出发，认为改革之初就提出“去行政化”口号是一个失误，“底下人一听要革他们的命，谁还跟你干。”
在王振耀看来，设计改革方案时，要协调被改革者的利益才能凝聚共识。他提出的路径是，放弃对人事、财政制度的触动，保留红十字会现有“免登社会团体”身份，并且，通过承接大型政府项目等方式，扩充自身实力，在项目中实现改革；另一方面，通过类似大病救助等项目的成效，扭转红十字会形象。
实际上，这条增量改革的路径，也是2011年底红十字会战略改革研究报告和2012年底综合改革试点建议中着重提出的，而且很明确地将其定位在强化红十字会的国际人道援助上。
红十字会已经着手尝试。近一年来，红十字总会频频和非洲红十字会接触，初步选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三国，展开援非项目，这些援助当地社区的项目包括水井、卫生服务站、太阳能设施，以及相应的志愿者队伍。
在红十字总会看来，自己与其他慈善组织有根本不同，除国家授权外，其同时接受国际红十字运动赋权，在国际人道救助上具备“政府助手”地位，开展援非项目，非但不必面对坚硬的利益改革，还能凸显红十字会特殊性。
但是，这种“增量改革”属于“扩充自身实力”之举，其是否能推动实质性的改革，具有不确定性。
王振耀认为，只要承接政府大型项目，红十字会必然要接受政府对项目资金的审计监督，只要项目是面对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也要接受公众监督，自然可以使其作风转变、效率提高。目前，王振耀的团队正在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承接全国儿童大病救助提供论证。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篇2
但世事维艰，红十字会以及类似的群团组织在建立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过程中应该如何改革和发展，仍在探索之中。目标：独立法定机构
自2000年以来，中国红十字总会力图“理顺各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其核心任务是推动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定机构、定职能、定编制”，从卫生系统独立出来，进入人民团体管理体制。
2008年以后，红十字会凭借在汶川抗震救灾中的突出表现为公众所关注，而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又将其推到社会批评的风口浪尖：从社会普遍赞誉到公众普遍质疑。表面看，似乎是一个偶发事件，实质却是红十字会改革落后于体制转型的必然后果。以“三定”为核心的高度行政化体制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那么，有没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既不削弱国家的控制力，又可以给社会部门赋权？
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法定机构模式。这种制度设置的效率无论在中国历史中还是在现今国际实践中都已经得到证明。
绅士制度是中国历史中有效维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典范。中国绅士阶层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绅士是一个以科举制度为政治背景，以捐纳制度为辅助形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资格由政府控制的铨选制度决定，这使得他们的特权由法律授予并为社会承认。绅士阶层不是政府成员，却是得到皇权和法律赋权的，其有效维持了基层社会的秩序。
新加坡的法定机构是一种依据国会专门法律成立的自主机构，作用是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或提供公共服务专门职能，是独立于政府序列和公务员体系之外的法定实体。
法定机构和政府部门分工不同，任务边界泾渭分明。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具体政策，而法定机构则是这些规划和政策的具体实施和执行者。新加坡的法定机构超过60个，雇员6万余人。对法定机构而言，董事会主席是最高领导人，由各个政府部门委任，对所属部门负责，自主掌握资金使用权和人事权。
香港也有超过200个法定机构，它们根据法律规定，执行指定范畴内的相关公共服务职能，并接受法律监管。按财政来源不同，香港法定机构分为两类：一是公益性机构，如医院管理局，受政府经常性资助；二是收费服务性公共机构，如机场管理局。同样，香港法定机构也独立于公务员体系之外，拥有较多管理、人事聘用和财政自。
由此，可以借鉴已在华人社会运作成功的“法定机构”体制，来重塑中国红十字会和其他群团组织，即通过法定机构的认定，使得国家与这一类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全法制化，从而克服来自行政体制的过多干预，引导其坚守自身宗旨、回归独有的使命。当然，法定机构的改革目标不是单个部门法，如红十字会法所能承载的，需要国家基本法以及相关法律体系共同做出规定。路径：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制度
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之一，“统一”原则包含三个要素，其中之一强调：国家红十字会必须是全国唯一的红十字组织。为此，国家红十字会需要通过建立各地分会来开展工作，形成统一的红十字会组织体系。
然而，中国的红十字会组织在全国是分割的，除总会外，全国还有数千家有独立法人身份的红十字会组织，总会对它们的人事、决策、财务没有决定权，亦不能对其形成有效控制和监督。这种奇特的状态是当初国家兼并社会的结果，各中心城市的红十字会分会组织被就地行政化，纳入当地行政管理系统。为了形成行政体系的科层制，省市一级的红十字会普遍建立起来。但是，5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不是一条效率之路，中国红十字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舞台都依然弱小。显然，行政化不是人道与公益事业运作应有的体制。
改革的关键是打破按照行政区划而定的组织设置，红十字总会重新选择不同区域的中心城镇建立分会和站点。其实，只要撤销省级红十字会，中心城市红十字会的重要性和对周边县、镇的辐射和影响力自然就会展现出来，行政性分割就会被打破。
1960年前的组织建制原本如此，如西安市红十字会1911年已成立，是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直属地方分会，领导、组织和实施西北地区的人道救助工作，而陕西省红十字会在1959年才成立。去行政化不是撇清与国家的关系，而恰恰是强化国家对红十字事业的领导。红十字会依法独立开展符合其宗旨的各项业务，不再为各地各级行政长官意志所左右，实际上有利于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此外，红十字会改革成功还有赖于良好内部治理机制的形成，这就需要建立理事会、执委会和监事会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的现代社会组织治理机制。
在现代法理权威下，理事会是非营利机构产权和决策权的代表，所以建立以现事会制度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是强化红十字会主体性不可或缺的前提。目前，中国各级红十字会的理事会主要由政府官员组成，庞大而没有效率，普遍没有建立监事会制度，执委会实际上是自己决策、自己执行、自我表彰，相当于一级行政长官。执委会成员都是公务员身份，决策和执行都遵循行政指令逻辑，很容易偏离人道救助和公益事业的宗旨和目标。所以，必须在去行政化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社会组织治理机制，通过制衡保证方向。突破：建构非营利产业体系
红十字会的去行政化改革面临层层阻力，其中最为棘手的是工作人员不愿放弃体制内参公管理的编制身份。如何突破这一中国特有藩篱？可以绕开直接“改人”的思路，而通过建构非营利产业发展的方式实现。
中国历史中的红十字会和国际上强大的红十字会一样，是一个复合产业和产权的综合体，财产来自募捐、政府帑银和非营利实体经营。如创立于1911年的西安市红十字会，政府拨给永久土地及住所，通过社会各界的资助，组建医院、开办学校等各类实体。这些实体构成了红十字会的自有产权，它本是社会产权性质，国家与任何他者都无权侵占。但是这些产业和产权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国有化了，换来的是工作人员的编制身份。所以，未来改革的思路不应该是简单地再次剥夺他们仅有的“干部”身份，而是应该把红十字事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和产权还给他们。
目前各国红十字会都在探索综合发展之路，寻求非营利产业的扩大。中国从总会到各地红十字会也纷纷开始尝试兴办服务性实体，如四川、辽宁、河南等地省一级红十字会或与企业联合，或独立兴建了面向社会市场的老年服务设施、残疾人服务机构、卫生服务站点等。
一般公众无法预料的是，“郭美美事件”打断了中国红十字会正在探索的非营利产业发展道路。事件前的总会常务副会长曾任第29届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秘书长，深谙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借助非营利产业不断壮大的事实和经验。当时的红十字总会已初步形成了非营利产业发展的战略，逐步将组织发展壮大。但是，“郭美美事件”阻断了这条道路。
客观地说，“郭美美事件”对促使红十字会公开、透明具有积极意义，但公众也应该去了解红十字运动知识，理解并帮助中国红十字事业向非营利产业转型，否则，各级红十字会仅仅有几间办公室，如何能够可持续地发展？中国红十字会何时才能成为世界强大的红十字会？启示：群团组织归途
在中国，除了中国红十字会，还有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及由中央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的十多家群众团体，这些群团组织不需在民政部门注册，有“三定方案”和全额财政拨款，其机构性质实为按照或者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单位。它们的政治定位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群众、或者行业的桥梁和纽带”。
人民团体体制曾经是中国社会组织体系的“硬核”，在全民统一行动的计划经济年代和一味追求GDp增长的生产主义年代，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沟通作用。但在社会发展进一步多元化之后，社会自组织的功能日益强大，越来越行政化的人民团体体制在代表特定群体利益、联系群众、沟通社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减弱，迫切需要改革。否则，曾经引领社会团结的“硬核”将可能变成影响社会沟通的“硬块”。
当下，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废除并没有给业界带来彻底的改变，因为一种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又悄然兴起，成为行政性资源垄断控制的利器。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篇3
从发展的进程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红利。把握好了特定阶段的特点，选择了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实施了与此相符的体制，就能享受到这个红利，就有很强的发展动力。
当前，经济起飞期传统的红利逐步衰减。这时候能不能有效地转换动力系统，能不能形成新的红利，对我国发展至关重要。本书提出了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和制度红利三大红利，我认为很有道理，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未来5-10年是我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本书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以优化权力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分析，并且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很有参考性。
未来几年的改革，要尽快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有效释放改革红利，关键在于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尽快形成可行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一是在顶层设计中要解决改革的思想阻力与利益阻力。二是明确改革的时间表。今后12年是改革的重要“窗口期”，需要尽快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并有大的力度部署和深化某些全社会关注的重大改革；3-5年是改革的“攻坚期”，关键在于实现重点领域和重大课题的实质性突破。三是要有清晰的路线图。
总体来讲，这份研究报告，既有改革的全局意识，又能抓住具体问题；既有战略谋划，又有具体操作方案；既可以为改革决策提供比较好的参考，也可以为改革研究提供好的参考。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中国人的焦虑从
哪里来》
作者：茅于轼
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简介：本书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理性的分析，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与翔实的经济数据，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
雷锋》
作者：陶克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简介：本书作者历时15年，采访了上百名和雷锋一起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亲属、老师、同学、同事、领导、首长和战友，收集了当年部队、地方以及《人民日报》《报》发现、宣传雷锋的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回答了上述问题，把一个只是“做好事”的雷锋请回生活，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真实雷锋。
《李鸿章传》
作者：【英】罗伯特·道格拉斯
译者：李静韬等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简介》：本书出版于李鸿章去世六年前（即1895年），记录了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签订《马关条约》近五十年的仕途生涯，是西方世界的第一部李鸿章传记，也是关于李鸿章甚至晚清历史的珍贵参考文献。它的特点在于，史料的钩沉多于观点的陈述，作者试图通过大量的原始信息来还原一位功过参半、充满矛盾的李鸿章。
《趁活着，去旅行》
作者：王婧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篇4
红军的全称应该是中国工农红军，而其实它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农民，是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我不清楚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列宁的革命理论他们能够知道和理解多少，但我想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他们有坚定的反抗意志，反抗现有的政权统治，反抗外来民族的侵略，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他们知道，共产党是能够领导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所以他们坚定地跟随着共产党，组成了党领导的军队，不惜冒枪林弹雨，不惜拔山涉水，长征二万五千里。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知道这次迁徙的目的的在那里，甚至连我们的党中央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才知道在陕北还有一块革命根据地，那里的领导人是刘志丹。但正是这些坚定的跟着走的大多数红军战士，创造了人类战争史的奇迹，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查字典。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让后人震惊的字汇——长征。
跟着走是大多数人在长征中的选择，是长征胜利的保证，但不是长征胜利的原因，长征的胜利开始于遵义会议，在此之前红军可以说是大溃败，而且损失惨重。正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领导指挥集体，而新的领导指挥集体又实行了正确的方针路线，所以中国工农红军才摆脱了几乎被彻底消灭的命运。由此可见，正确的领导，正确的方针路线对于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与遵义会议有着同等重要地位，并且有着惊人相似性的另一个转折点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会议同样是用和平、民主的方式更换了中央领导集体，并重新确定了方针路线，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一个在过去可能被视为背叛革命、大逆不道的方针路线。
为什么会有这样开天辟地的转折?为什么会有这样历史性的会议?原因很简单，形势所迫。在遵义会议以前，红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据地，伤亡近十万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正是严峻的现实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思考过去的方针路线是不是错了;去重新选择，选择一条新的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但我们在此之前付出了什么呢?付出了十万人的生命，付出了一个国家十年的时间。
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进入了XX年，在年初的人大会议期间，一条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就是所谓“物权法草案违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质疑。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不想就两种观点的孰是孰非谈自己的看法。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我知道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自己的民法典，而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却也因为这种争论而推迟审议。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提出不要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指导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成绩固然是巨大的，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医疗改革以后我们看不起病了,教育改革以后我们上不起学了,房地产改革以后我们买不起房了,而现在"八荣八耻"的提出也正证明了一个时代价值判断的迷失.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相应的制度、体制、观念和文化等方面却不能随之发展的话，就必然成为其进一步前进的瓶颈。
如果说在三十年前我们不知道白猫和黑猫那一只会抓老鼠，所以我们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年的考察，是到了该选择一只猫的时候了，以便这只有本事的猫能够继续抓老鼠。
如果说刚下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越走越深了，手已经摸不到石头了，是该挺直身板，看看河面，选择一条正确航线的时候了，以便我们能造一艘可以走的更远的船。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篇5
在红十字会这场信任危机的诸多评论中，有一种批评，直指中国红十字会的身份问题。其认为，红十字会作为民间性的国际组织，同时接受政府拨款、人员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说是社会团体却是副部级单位，说是国家单位却又是国际民间组织”，性质不清，不是合适的捐赠对象。
准确地讲，中国红十字会的法律属性应属于中国行政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学理上称为“公法人”。公法人有别于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对内，其享有自治的权利，对外，其在法律授权范围具有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它的本质是社会团体，而非“国家”这一行政主体的一部分。
同时，法律赋予的公共管理职能，又使得它与一般的社会团体区别开来。
红十字会这类公法人的存在与发展，本是行政管理观念的巨大进步。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西方行政改革，使得公共服务这一概念被大大扩展。公共服务不仅包括广义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三个分支，而且包括非营利部门。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有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中那些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成为全社会开放式的管理体系。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若干配角。这一行政管理观念的变革，产生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再造运动。
在中国，这也是见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改革目标之一。
行政机关的特色，在于从上至下的命令、绩效管理与奖惩制度。其保密趋向，更是造成公民与政府之间存在隔膜。公共行政社会化则要求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成为职能收缩的有限政府，向小政府和大社会的管理趋势发展，以提升政府工作效率。
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慈善与公益事业，可以由社会经营，并运作良好。如果其中掺入了行政干预，反而会损害这些组织的生命力。
正因如此，红十字运动将“独立”作为其七大工作原则之一：“本运动是独立的。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工作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经常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
那么，中国红十字会的运作原则应是什么？首先，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一部分，它应信守国际红十字章程确立的基本原则；其次，作为自治的公法人，应以民主形式产生领导决策人员；同时，作为公募机构，其财务及项目应向社会公众公开，并接受质询和监督。
公法人资格的赋予，使得其具有自治属性，财权与事权得以自主。这一资格既代表着荣耀，也意味着权利与责任。
自治属性要求其依民主体制，循级而上建立决议机关和内部监察机制，其预算、会计、审计等，必须合乎法定标准。也就是说，公法人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决议、监察、财务制度，应当较之政府机关和上市企业更加细腻严密。
遗憾的是，我们在中国红十字会身上，看不到这样的完善治理。中国《红十字会法》与中国红十字会的章程，虽然也原则性规定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等层级选举的系统，但是选举规程的缺失，使得理事会高悬虚置。内部监察与信息披露，更不知从何谈起。
原因何在？1996年11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管理的实施方案》下发，将红十字会总会从会长到办事员的工作人员，全部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进行管理，实行职务级别工资制。
这样一来，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独立”原则，便发生本质变化。本以独立为基本工作原则的红十字会，立足于一个科层式的行政机构，怎么会产生像样的内部监察？
类似的问题不仅仅出在红十字会身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拥有了自治属性的各类公法人，包括律师协会、医师协会等等组织，也面对着同样的诟病。
行政干预破坏了它们的内部治理，使其与法律设立公法人的社会自治目标背道而驰。借法律赋权聚敛财富、借非政府组织身份回避内外监督，这样有了独立的财权与事权，却无选举无监察的治理结构，极易孳生出欺骗与腐败。
世界红十字运动兴起已有近150年的历史，其慈善成就有目共睹，累积了丰厚的组织工作经验。中国红十字会若能承袭这些经验，不难成为中国社会自治的榜样力量。
红十字会面对的信任危机，也并非始于今日；汶川地震中、上海天价餐费发票事件中，对红十字会的种种质疑从未中止过。公信力是红十字的生命，这一次的“商红十字会”事件，是真也好、假也罢，都显示出公众已然对其难有信任，疾已入骨髓，变将生肘腋。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篇6
会徽由金色的跑道、金色的麦穗和夸张的红1字组成，麦穗代表建国10年的丰硕成果，而似乎要冲出跑道的1字恰似上升的“箭头”，象征着当时人们热火朝天建设新中国的激情。
二运会
会徽由金色的跑道，醒目的“2”字和一面飘扬的五星红旗构成，跑道上方的红旗飘扬象征高举社会主义伟大红旗。
三运会
会徽背景从金色的跑道变成了圆形的体育场，寓意当时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安定团结的愿望；圆形的体育场上依然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表示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思想伟大红旗。
四运会
会徽由金色的跑道和燃烧的火炬组成，当时正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火炬象征着继往开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运会
会微首次运用中西文结合的表现手法，图案立意新颖，横放的跑道，加上与之垂直的国旗，形成“中”字，象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五届的五字改用罗马字“V”，又是国际公认的“胜利”代号，象征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均取得伟大胜利。
六运会
会徽中醒目的“6”象征火炬，跑道则形象地表达出“羊”的韵意。火焰变型而成的“6”，意味着第六届全运会，以“羊”字的三横引伸为跑道，表示全运会在广州(羊城)举行。
七运会
会徽图案是一把燃烧的火炬，火焰由罗马字母Vii(七)字变型而成，手柄成跑道造型，由两个相反的“7”字组成，点明届数。
八运会
会徽图案由代表八运会的8和代表上海的汉语拼音字母“s”重新组合，图形是红色的“8”，中心形成一个白色的“s”，视觉上像一把火炬，又像一朵上海市花白玉兰；下半部分以“8”字为基础，像上海八万人体育馆，一环套一环，象征着全国人民大团圆。
九运会
会微中间丰满，两端渐细的曲线给人无限的延伸感，配合倾斜的线条，更显奔腾飞跃之意。对比鲜明的红、黄、蓝三色，对视觉有强烈的冲击力。造型洒脱地勾勒出一个“9”，既直接传达了九运会的信息，又宛如一位矫健、充满活力、奋发向上的运动员，豪迈跨入新世纪。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篇7
经历了上述的发展过程，红十字会拥有了红十字博爱送万家、博爱家园、疾病预防和关爱、扶贫救心、心灵阳光工程、爱心工程、国际人道法传播、灾后重建等品牌项目，但是因为它的身份是准政府部门，玉树地震、汶川地震等大灾之后，青海、四川等省级红十字会所募得的善款，大部分归入了财政资金，政府统一调配使用。这种做法使得红十字会成为了政府实际上的组成机构，其宗旨中的独立性不能体现。同时善款也纳入财政，使得捐赠信息透明化也难以实现，违背现代公益慈善理念。相反，美国红十字会人员不是由财政供养，接受来自政府的款项，也并非直接拨款，而是政府针对于具体项目提供资金，政府与红十字会的关系，类似于购买服务的合作关系。与其特殊地位如影随形的是，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公募权，也就是说其有权向不特定公众募款。但民间社会对公益行为和组织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红十字会不得不面临公信力流失的困扰。这对其品牌影响力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2.组织品牌营销的目标
募捐活动是红十字会组织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工作。红十字会如果要解决所面临的筹资难的困境，实现其战略目标，就迫切需要进行市场营销，其必然的选择就是利用营销工具进行募捐活动。募捐营销组合策略，要通过募捐市场细分，在选定目标市场后，将可控的募捐品牌、募捐渠道、募捐产品、募捐回报等策略进行最佳搭配，使之相互协调，综合发挥作用，实现红会的募捐目标。从募捐组织的市场发展和营销实践的趋势看，需要从更高层次用更有效的方式在组织和顾客之间建立起不同于传统的新型主动性关系。如双赢关系、互动关系、关联关系等。随着重视消费者关系的营销时代的发展，募捐组织需要把捐赠者当做合作伙伴，发展成为组织的会员或者志愿者，形成双方互动的良性循环关系。红十字会要特别注意与捐赠者建立关联，还有也要与募捐产品需求建立关联，提高募捐市场的反应速度，重视公共关系的营销，才能确保募捐的目标顺利实现。
3.危机传播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公益机构，不太善于进行危机传播。从“郭美美事件”到滥用捐款与谋取商业利益等问题，都充分证明了组织与社会大众进行沟通的失败，给组织品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本文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研究，它意义是为了观察红十字会如何把握危机传播机会，进行危机传播？而危机事件又怎样影响它的品牌形象?总结得失，抽象出来规律，也许能够为中国公益机构的危机传播行动提供参考。中国红十字会自2011年“郭美美事件”以来，被网民围观的热情一天高过一天，传闻纷飞，事件持续发酵，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合作伙伴相继被卷入“无法自证清白”的尴尬境地。持续不断的负面新闻，包括谋取商业利益和滥用捐款等问题。中国红十字总会针对公众质疑发表过多次声明，也逐条回应，但没有使得“郭美美”等事件偃旗息鼓，相反，每一次声明几乎都能够激起网民的质疑。究其原因，作为承载着中国慈善事业名誉的社会公益机构的中国红十字会，从虚假发票到万元帐篷再到天价公务餐事件，各种滥用善款和贪腐问题刺痛了公众敏感的神经。红十字会以往慈善募捐活动中，瞄准了受益人的需求，却没有对捐赠人的需求、动机、内心感受给予足够的关注。捐赠人往往被忽略，知情权和监督权被剥夺。由于体制不透明和法律滞后以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善款使用情况大部分捐赠人无从知晓，红十字会与公众以及红十字会与捐赠者都没有进行过良好的沟通。所以这些事件导致红十字会公信力的下降是必然的结果，中国红十字会品牌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为应对危机，中国红十字会对社会承诺,做到“两公开、两透明”,即：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其中公开透明的重要一步是将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平台正式上线，但这当中错漏信息百出，再次遭公众质疑。随着质疑而来的是捐款数额急剧下降，无偿献血数量的急剧减少。民政部最近统计数据显示，受这些事件的影响，社会捐款下降了五成。更有联合早报、新浪等多家知名媒体调查的投票显示，超过70%的公众表示不会再次向红十字会捐款，公众信任度已经降至冰点。
4.建议和方法
为实现组织的宗旨、目标及使命，中国红十字会应该加快信息公开，推进体制改革并且加强内部监管。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最大的不信任来自财务不透明，对善款流向和管理使用不能够了解，因此，公众对红十字会混乱的管理状况表示堪忧，而红十字会监督机制则成为了公众攻击的焦点。所以，红十字会问题的根本在于体制的混乱和立法不完善。
（一）如果体制不改革，那么公众的信任无从谈起。改革体制的核心有三点：1.善款使用和基金会募款信息要公开透明。红十字总会与分会应建立起统一的信息平台和数据库，使公众对善款流向有据可寻。红十字会要定期清晰的财务状况，让公众监督了解各种款项的使用。2.理顺红十字总会和各级分会之间的关系，建立责权明确的管理监督体制。红总会对商红会的缺位监管引发的“郭美美事件”应该给管理者敲响警钟，严格加强各级分会之间的管理。3.建立监督评估和追责机制。对红十字会的监督有三个方面，完成任务的能力，财务的审计和工作过程的高效，而这样的监管不仅仅要依靠红十字会内部，还需要政府的监管，媒体和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及公众共同的努力。
（二）加强立法工作。中国红十字之所以存在这种种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红十字会的地位及责任边界，法律的滞后导致了中间环节薄弱，也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及明确的机制，行业的自律无法实现，所以红十字会应该从立法方面努力。1.开展法制建设的调研会，探讨红十字章程的修改和慈善法的制订。当前慈善事业法律滞后，要召集主管部门的官员，红会的工作人员，法律专家和媒体人员以及公众代表参与相关立法工作的研讨，并且及时向公众征集意见。2.根据专家及公众的意见制订最终意见稿和相关法律的草案，提交给立法机构。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篇8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便创立了金融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印制和发行的货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材质多样，有纸、铜、银三种；二是面值丰富，充分满足了苏区百姓日常使用之需；三是信誉极高，由于这种红色货币信用很好，币值稳定，一经面世，很快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
国家银行的纸币，是在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经济封锁的艰难环境下印刷出来的。当时找不到印刷钞票的道林纸，就采用麻片、毛竹、树皮等为原料进行土法造纸，并在纸张中加入羊毛进行防伪。
国家银行的纸币为银币券，实行银本位制，纸币与银圆等值兑换。纸币的正面均有方形花纹框，上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字样，四角印有币值，壹元和贰角券的票面正中印有列宁头像，下端印有纸币与银币的兑换值，票券的背面还有五角星、地球、镰刀、铁锤等不同图案，下端印有年份。例如1932年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圆券，上端正中横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黑色楷体字，中间为清晰的列宁头像，四周装饰有花纹。背面为长方形花纹框，框的四周边角处均印有“壹”字，上端横印“国家银行”4个隶书体字，中间为扁圆形花纹图案，花团锦簇，中心印有英文“one”，下端横印具体年份，阿拉伯数字1932字样。国家银行纸币在瑞金印刷，广泛流通，在支援苏区生产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当时是用土法生产，工人大多缺少印刷经验，操作不熟练，因此纸币上的文字、冠字号、签字乃至纸质、票幅、颜色差距很大。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国家银行总行撤退时，共计打包装箱有100多个担子，其中有几十担银圆，每担重四五十斤，约有800枚。此外，还有四五担贰角银辅币和伍分、壹分的铜分币，两担金子，几十担纸币以及机器和油墨、纸张等。为便于行军，国家银行总行工作人员被编入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另外配给他们100多名运输员和1个连的警卫部队。1934年10月16日傍晚，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中央主力红军从于都河畔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征程。
在长征途中，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既是行军打仗的战斗员，又是银行的保管员和营业员。行军打仗之余，他们沿途凑款和运输保管，供应货币。每到一个地方，做好纸币发行、兑换和回笼工作。1935年1月，红军攻克贵州遵义，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了一部分银币券。还在当地购买物资，并允许群众兑换。此外，国家银行还在贵州的桐梓、四川的冕宁发行过纸币。为保障信誉，都张榜公布，保证全部兑现。通过这种方式，国家银行为部队购买了大量的药品和布匹。
长征路上，为保证军需供给，中央军委总供给部动员大家积极参加储蓄，向参与储蓄的人员颁发储蓄凭单。遵义会议之后，任红九军团政委的何长工储蓄了十元，中央军委总供给部专门给其发放了储蓄凭单。凭单为方形，四周装饰有黑色加粗边框，分三个部分。上半部分为“储蓄凭单”四字。中间部分记录储蓄人员的姓名、单位名称、储蓄日期、金额和兑现日期。下部分为备注，印有发行机构、经理人员名章以及填写日期。这张小小的储蓄凭单见证了长征胜利的历史性壮举，是凝聚着长征精神的部级珍贵文物。
1935年10月，国家银行随主力红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经仔细清点，银行总资产完好无损。1935年11月，国家银行与原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合并，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6年更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址设在瓦窑堡。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长。当时统治区实行币制改革，金融市场银价飞涨，西北分行为稳定金融，防止白银外流，发行了不能兑换银圆的钞票，有纸币和布币两种。纸币面值有壹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等，布币有壹角、贰角、壹元等。壹元布币正面主图案印有列宁像和五角星，票面上部为行名，正中左右两侧有面值“壹圆”字样，下方各有“行长之印”字样，最底部印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7个隶书体字。这些钞票在革命根据地流通。由于当时陕北经济十分困难，印刷条件十分简陋，没有机器没有油墨，就用松树子烧成灰和锅烟手工印刷，故钞票质量很差。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决定收回所发纸币（即苏票），于是设立特别部门，按照苏票与法币约为6∶1的比价收回。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称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至此，国家银行及其货币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篇9
一、充分认识红十字工作的重要性，坚定不移地把红十字工作纳入学校教学，发展的总体规划。
我们首先组织广大教职工认真学习上级有关红十字工作的文件精神，并引导大家深入讨论进而达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认识红十字工作的重要性。一方面红十字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事业，红十字是一种国际性的志愿救济团体，他的活动范围遍及全世界，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与爱国主义紧密相联，是关于到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大事。另一方面，从学生自身来说，小学是打基础的很重要阶段，在小学开展红十字活动对少年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自身的修养影响很大。因此，小学红十字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我们对红十字工作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保证了我校把红十字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教会学生做人，教会学生学习，把素质教育思想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使红十字工作和素质教育融会贯通，并且把红十字工作渗透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其它各育之中，做到时时育人、事事育人、处处育人。充分发挥红十字在学校工作中的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我们还要求全体教职工树立科学意识和质量意识，通过相关科研课题的研究，不断促进我校红十字工作上新台阶。
二、加强组织管理工作，构建科学高效的红十字管理体系。
1、成立红十字理事会，实行红十字管理网络化。
为了保证红十字工作的不断加强和改进，我们实行了校长室决策，教务处和少先队调控、年级组负责的红十字管理体系，层层签订责任状，做到职责分工明确，学校不仅制订了红十字工作的近、远期规划，每学年还制定了红十字工作计划，对照本部门工作实际也相应制订了部门工作计划。同时成立由校长任会长的红十字理事会，努力抓好红十字工作的实施、督促、检查、评估、总结和奖励等各个环节。
2、建设一支红十字骨干队伍，做到全面育人。
近年来，我们坚持每学期开学前举办一次红十字工作培训研讨会，重点组织班主任以上的骨干学习有关文件，交流经验体会，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红十字工作。通过培训提高全体教职工的红十字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现在我校已形成了一个专兼结合，功能互补，信念坚定、业务精湛的红十字队伍。全校教职工在不同的岗位上都能担负起育人的职责。学校明确每五周搞一次红十字服务社会活动，并明确一名副校长为常务副会长，负责红十字的日常工作，学校每年筹资上万元用于学生开展服务社会活动经费、帮困、扶老、助残基金，并订阅中国红十字会及省红十字会报刊、杂志。
3、加强制度建设，促进管理规范化。
.在红十字工作制度建设上，我校还抓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完善各项制度，使红十字工作制度化，建立了组织、宣传、会议、活动、社会服务、会费管理、档案、评比、奖励等制度内容具体。二是在教育方式上使红十字工作由封闭转向开放。一方面我们聘请了一支校外辅导员队伍，并建立了烈士陵园、民兵训练基地、驻沭部队、敬老院等单位作为学校红十字活动基地，另一方面建立了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于一体的教育网络，充分发挥社会、家庭、学校各自的教育职能，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三、抓好常规教育，积极探索社会服务新途径。
我们抓红十字常规工作，既重视教育，又重视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社会服务活动，使红十字工作具有针对性，讲求科学性，贯穿渗透性，保护完整性，从而达到教育工作高效的目的。
1、管理规范，讲求实效。我校红十字会工作档案管理规范、齐全，并且按年度分类保存好各种文件、活动记录、影像资料、实物等，学校红十字会每次活动均有文字、照片记载并及时归档。要加入红十字会的学生要先填写申请，经过班主任初审，民主测评合格，会长审批后，才能成为一名正式的红十字会员，我校会员名册齐全。在三、四、五、六年级学生中有80%。以上的学生为会员。会员入会手续齐全，会员均能自觉缴纳会费会费收缴率达100%，并按规定比例上缴，会费管理规范，支出合理，档案资料记录齐全、真实。。
2、抓好“两个”教学。一方面我们按计划开齐开足思品课、班队课并要求全体学科教师深化教学改革，努力探索主体性课堂教学的模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千方百计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利用晨会课等对学生进行时事时政教育，品行教育，爱国教育，同时各班开展帮困、扶老、助残活动。
3、抓好学科渗透。在教学中，我们要求各学科教学都要渗透“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如语文、劳动、社会等科目着重突出红十字教育内容；对于数学、自然学科，我们要求教师在授课时结合有关科学家的生平事迹，介绍其爱国精神、理想追求、敬业精神和为科学献身精神，以此教育影响学生；对于音体美学科，要求与其他学科一样，明确规定其渗透要求、方法和目标，重视引导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以清新高雅的音乐美、艺术美陶冶学生情操。为了保证红十字精神渗透规划的全面贯彻落实，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定期组织各科教师学习红十字相关法规，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同时还以学科组为单位，定期交流学科教学中进行红十字精神渗透的经验教训，探讨改进红十字精神渗透的教学方法。我校还要求在开展活动课时也要注意渗透红十字精神教育，从而形成我校红十字工作的综合效应。
4、积极开展各类红十字社会服务活动。我们结合重大纪念日、节假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服务活动及学生公益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参加活动的会员均佩戴会徽，每次均悬挂红十字会旗，如三八妇女节，教师节开展我为妈妈献爱心活动，我为教师献爱心活动，清明节开展继承先烈遗志，发扬优秀革命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五一节开展我能行活动，每年“5.8”世界红十字日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六一节开展我为他人献爱心，向灾区儿童捐款等活动，同时七一建党节、十一国庆节等开展讲传统、爱祖国读书活动，我们还与县实验小学开展手拉手献爱心活动。另外，在老人节时组织学生到敬老院慰问演出，整理环境，五四节到街头整理花坛系列活动，及开展“坚持科学，反对”、预防犯罪、拒绝等千人签名活动。让学生不断在活动中感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为了救助濒临失学的贫困学生，县委办、沭阳县金宏房地产开发公司几年来对我校特困生进行了资助，在我校开办了春蕾班、希望班。努力不让一个贫困生孩子失学，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了为社区帮困、扶老、助残的社会服务活动，积极组织青少年会员广泛参与社会救助和志愿服务活动，按时完成上级给予的募捐任务奉献爱心，传播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保持志愿服务活动的连续性，形成红十字会员人人参与红十字会活动的良好局面，积极发动学生参加各级红十字组织的各种征文、演讲、知识竞赛，准时参加上一级红十字召开的会议。在班级设立“红十字”卫生角。
5、加强健康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我校充分利用板报、宣传画廊、广播、电视台开辟宣传红十字运动知识专栏，每五周更新一次宣传内容，组织十字会员积极开展学生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控制教育活动，每两周开一堂健康教育课，做到有课时、有教材、有备课笔记、有考核。实践证明，我校学生良好健康行为形成率达100%。我校针对不同年龄和不同生理、心理特点的红十字青少年，有计划地开展自救互救、关爱生命、艾滋病预防，远离和远离烟草、无偿献血、卫生健康和安全知识教育。
四、加强科研引导，全力开创红十字工作新局面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篇10
一、上半年工作总结
（一）认真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1、艾滋病防治工作。今年以来，市卫生局认真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和省“四有一不”等救治救助政策，围绕预防艾滋病病毒传播这一基本目标，调整了由市长任组长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研究制定了艾滋病预防控制及帮扶救助工作方案，逐级签订了《20*年度艾滋病防治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形成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防治局面。组织举办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100余人参加艾滋病防治形势与政策报告会，将艾滋病政策与防治知识纳入到了党校主题班教学内容。继续巩固和完善了无偿献血制度，进一步加强血液质量监测，确保临床用血安全。继续开展了对娱乐场所女性人员、新增羁押人员干预工作，对HiV确认阳性者已纳入日常工作对象进行处理，实施了网络直报、随访。
2、结核病防治工作。市政府与各县、区政府主管领导签定了《20*年开封市结核病防治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要求各级各类综合医院按照内科门诊量的千分之三作为病人发现任务，转诊率、报告率达100%，转诊到位率达95%以上，通过抽查20例病人，报告和转诊率能达到100%，到位率达到97%。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登记新发涂阳肺结核病人957例，实际完成全年任务（1787例）的53.55%。完成了迎接世行贷款/英国赠款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的督导检查工作，我市涉及市结防所和*县。经过督导检查，对我市该项目给予了“优秀”级的高度肯定。
3、计划免疫工作。目前我市对新生儿实施免费“五苗”接种（卡介苗、脊灰糖丸、麻疹、百白破、乙肝）。截至4月底，全市共接种367125人次，其中卡介苗24621人次，脊灰糖丸99891人次，百白破109694人次，麻疹59015人次，乙肝73904人次。针对国家卫生部在《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方案》中的相关要求，河南省卫生厅出台了《河南省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方案》，目前扩大免疫规划中的无菌百白破、麻风、乙脑三种疫苗已经下拨我市，扩大免疫规划工作全面展开。
4、传染病防治工作。制定了手足口病、禽流感、霍乱等各种应急预案和单病种疾病监测方案，成立了疾病控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和防控技术专家组，配备消毒药品和消毒、防护设备。疾病控制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应急演练。对可能发生的公共突发卫生事件或重大传染病疫情实行了24小时值班制度，做到一旦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目前我市手足口病共报告新发病例686例,按现住址统计全市共645人,目前住院6人,无重症及死亡病例，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
（二）完善医疗机构管理措施，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1、以医院管理年、窗口行业规范管理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和“三优一满意”为载体，在全市医疗卫生单位中开展了优秀医院的创建活动。各级医疗单位在改善服务态度，加强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上狠下功夫。卫生局组织人员对基层单位进行了护理质量专项检查，并针对存在问题给出整改意见。邀请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护理专家授课，使我市护士规范掌握护士礼仪和护理质量标准，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临床。
2、采取多种措施，减轻人民就医负担。我市目前共有济困病床426张，第一季度共减免各项医疗费用757467.42元，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特困人群的就医压力。继续开展单病种限价工作，我市有20家医疗机构累计165项（类）疾病参加了单病种限价管理工作，截至6月底，已经为就诊群众节省医疗费用支出41.86万元。制定完善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30项制度，参加全省统一药品招标工作，并组织4个检查组深入市直、驻汴和五县五区医疗单位督促检查并规范药品招标采购行为，有效降低了药品价格。严格执行“一日清单”、费用查询制度和国家、省有关医疗服务药品价格政策，加强对收费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对开单提成、自立项目、分解项目、比照项目收费等问题，列入经常性的行风巡查内容，进一步强化监督和管理。
3、开展形式多样的适宜新技术推广工作。开展各种专业学习班、研讨班及技术讲座20余场次，学员达到万人次。新技术、新业务的推广培训，使广大医务工作者受益匪浅，从理论知识到业务技术都得到了不同提高，达到了卫生技术人员不断更新知识的效果。
4、加强卫生支农工作，提高基层农村医疗技术水平。我市卫生系统13家支援单位的112名卫生技术人员支持7个县13所乡卫生院，组织医务人员不定期下乡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开展义诊活动并赠送药品，发放健康科普资料等，市卫生局于20*年6月20日前完成本年度的选拨派驻队员和交接工作。
5、组织开展“卫生系统服务新农村建设专家服务团”活动。市卫生系统各单位的28名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医疗卫生专家，21名卫生技术服务人员和7名工作人员赴通许县开展下乡义诊宣传活动，对百姓进行义诊、免费健康体检、科普宣传和健康教育咨询达千人次，发放宣传材料2万余份，在社会公益活动中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6、做好血液管理，保证临床用血的安全。组织开封市临床输血专家委员会专家对我市各级医疗机构及县供血库临床用血管理、保证安全合理用血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整改通知下发各单位，限期整改。积极组织宣传第五个“6•14世界献血者日”，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000余份，使广大市民更好的了解献血的重要性，确保临床用血100%来自于无偿献血，100%临床用血安全有效。巩固我市“无偿献血先进城市”称号。
7、加强重点专科建设，确保我市医疗水平。组织专家于20*年元月对31家开封市第一轮临床医学重点专科进行了年度考核。市二院急诊医学科、市一院医学影像科、淮河医院麻醉科和河大一附院消化内科专业，展现了信息多、管理新、成效大、前景广的优势，专科主攻方向和建设目标明确，技术水平处于本市领先水平，人才梯队建设良好，所在单位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超额完成年度考核验收指标，充分发挥了学科带头作用。
8、对我市中医特色疗法进行调查，全市共有222名中医人才进入调查范围；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医人才培养，举办“糖尿病中医防治指南”学习班，400余名医务人员参加了培训；加强中医药科研工作，组建成立了中医呼吸病研究所、心血管病研究所以及骨伤研究所。
（三）全力做好《市委市政府承诺15件实事》中涉及任务
根据《关于明确市委市政府20*年承诺十五件实事责任单位的通知》要求，我局承担了新农合、紧急救援中心建设、艾滋病防治等工作任务，目前工作进展如下。
1、“在全市农村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保农民平均参合率达到85%，参合标准由每人50元提高到90元”
20*年，全市392万农村人口中，有336.57万人参加了新农合，新农合覆盖率达到了85.47%。截止到6月底，共补偿农民127.48万人（次），补偿金额达到13424.25万元。其中住院补偿135440人次，补偿金额11337.13万元，门诊补偿1128480人次，补偿金额1794.8万元。达到3万元封顶线的有16人。
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有效的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市、县、乡住院报销起点分别为：800元、200元、50元，最高的封顶线为3万元。参合农民在县、乡一级定点医疗机构就诊采取直补模式，免除费用直接从医疗费中扣除，在城市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后凭发票、住院凭证到所在县区新农合办公室报销。
2、“完成市紧急救援中心建设，确保年内投入使用。启动西区综合性医院建设”
关于市紧急救援中心建设，目前周边居民已经完成拆迁60余户，尚有2户至今未拆，造成工程建设无法顺利开展，市一院现正与龙亭区政府联合作进一步拆迁工作，7月16日将对钉子户执行强制拆迁工作，促进工程的顺利开展。
关于西区综合性医院建设，市卫生局已向市建委提出申请报告，等市建委给予答复后进行规划筹建。
3、“加强艾滋病防治，对定点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艾滋病救治防治给予经费补贴，落实艾滋病救治防治乡村一线医务人员待遇，提高艾滋病救治水平”
进一步巩固了艾滋病各项防控措施。一是进一步加强了防控能力建设。目前全市共有35个HiV初筛实验室、3个HiV确认实验室和31个自愿咨询检测室，并设立了各种监测哨点。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均建立了VCt室，开展规范化咨询、检测工作；90％的乡镇卫生院和60％的村卫生室能提供咨询和预防保建服务，其中疫情高发村卫生室达到100％。二是进一步强化了干预措施。对孕产妇进行HiV检测，对阳性孕产妇实施了阻断隔离。继续巩固和完善了无偿献血制度，进一步加强血液质量监测，确保临床用血安全。三是继续加强艾滋病疫情监测与管理。全市启动了艾滋病网络直报系统，开展全市艾滋病数据库核查工作，规范完善我市艾滋病数据库。实行疫情网络直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病和死亡病例季报疫情准确率和及时率达98％以上。四是加强HiV感染者配偶的管理工作。实行单方HiV感染者配偶随访报告制度，建立数据库，单阳家庭全部纳入数据库信息管理，保证库信息准确率100％。五是加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自制VCt宣传碟片，通过VCt点播放，覆盖全市五县五区，宣传VCt作用，告知VCt检测地点及方法，收到良好效果。初筛阳性者均已实施上报，确认阳性的纳入了网络直报，开展了定期随访与检测。
进一步加强了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全面开展免费抗病毒治疗和抗机会感染治疗。我市建立了“以乡村两级定点医疗机构为依托，以市县技术力量为支撑”的艾滋病医疗救治模式。建立了救治网络，市级定点医院1家，由开封市传染病院承担；县级定点医院5家，分别为开封县人民医院、兰考县中心医院、通许县人民医院、杞县人民医院、*县人民医院；定点乡镇卫生院28所，其中*县11所，开封县8所，兰考县3所，杞县6所；HiV感染者超过20人的行政村定点救治卫生室43个，其中开封县4个，*县39个。。符合治疗标准的艾滋病病人100%纳入抗病毒治疗和抗机会性感染治疗服务范围。
关于对定点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艾滋病救治防治给予经费补贴方面，2005—2006年使用省卫生厅拨付的90.8万元项目资金，完成了12个定点乡卫生院和40个定点村卫生所的房屋修缮、医疗设施的添置，2007年用省级项目资金32万元对*县庄头乡前曹村、魏家村、南曹乡代庄、大桥乡大槐树村进行建设或改造村级卫生所，建成了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的满足艾滋病病人基本需要的定点乡、村卫生室。20*年暂无该方面的经费补贴。
待遇方面，我市定点村卫生室从事艾滋病救治防治工作的一线医务人员，确保每人每月的生活补助不低于600元。在省财政每人每月补助300元的基础上，从20*年起，所在县（市、区）再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定点乡镇卫生院从事艾滋病救治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从20*年起，每人每月按3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所需资金由所在县（市、区）财政列入年度预算。
加强艾滋病救治队伍的建设。市卫生局每半年、各县卫生局每月对所有定点机构进行一次督导考评，并成立了“开封市、县艾滋病医疗救治委员会”和“开封市、县艾滋病医疗救治专家组”，定期巡回诊治，接受基层技术咨询，随访了解艾滋病人情况，帮助解决艾滋病防治疑难问题，有计划、有重点的对定点机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艾滋病救治水平。指定开封市传染病医院对口支援我市疫情较重的*县，选派了付敏、袁翠云、王新国等3名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技术支援和管理支援，这3名人员每月至少4个工作日到*县进行工作，开展临床巡诊、会诊、临床带教、督导检查、理论培训等工作。
4、“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20个，年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覆盖率达到80%以上”
我市今年5家新建卫生服务中心将分别由5个区属医院改建，目前正在建设中；20家卫生服务站目前已经建成4家，分布在顺河辖区内。
市卫生局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准入及执业监管，对已经设置审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严格按照设置规划，按照规范化、标准化的设置要求进行了对照检查，整顿调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了“八统一”管理。即：“统一机构标识、标牌，统一规章制度，统一病历、处方，统一工作牌，统一网络办公，统一工作服装，统一居民健康卡，统一药品目录”，对背离社区卫生服务宗旨，服务态度差、服务质量低、社区居民服务调查满意度低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坚决予以取缔。
城市居民手工健康档案建立工作正在逐步完善，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档率为42％。数字化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已经初步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已经运行网络办公，实行了电子病历管理，建立了居民“健康卡”。通过不懈的努力，城镇居民“小病进社区，大病转医院，康复返社区”的就医格局正在不断形成。
（四）大力加强乡镇卫生院建设，不断推进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1、强化乡镇卫生院建设。近几年来，国家投入了较多的财力解决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施。2007年我市国债乡镇卫生院项目共有14个，总投资734万元。其中国债资金486万元，财政配套50万元，自筹198万元。目前已经竣工完成11家，主体工程完工的2家，未开工1家。
20*年我市国债项目有：卫生院1家（鼓楼区仙人庄卫生院），县医院2家（兰考县中心医院和兰考县中医院），村卫生室14家。其中卫生院投资40万元，近期将开工建设；兰考县中心医院总投资340万元，国债资金180万元，自筹160万元，已经开工建设；兰考县中医院总投资265万元，国债资金170万元，自筹95万元，尚未开工；14家村卫生室国债资金总投资42万元，每家3万元，已开工建设4家（均为兰考县）。目前20*年度国债资金都尚未到位。
2、加强乡村医生管理。开展乡村医生注册工作，进一步加强对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工作的监督检查。截至目前，我市经注册具有执业资格的乡村医生有6584名。进一步加大卫生协会作用，利用卫协例会，加大对乡村医生执业规范培训，开展学术交流，提高其理论及技术服务水平，开展创建“文明村卫生所”，争创“优秀乡村医生”活动，目前我们正在市县选拔的基础上，推荐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3、加强农村卫生技术和管理人员培训。今年我们继续开展乡卫生院长、卫生局长政策法规、卫生管理等知识培训。目前，我们已制订好了培训计划，做好了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选择好培训机构和培训对象，将按照方案要求，组织好各项培训工作。
4、继续开展基层无学历卫生技术人员中专医学学历教育。今年的报名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正在进行人员录入工作，学员人数300余名。
（五）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面提高我市城乡整体卫生水平
1、以大力开展病媒生物防治工作为中心内容，积极做好灭鼠灭蟑先进城区复核各项基础工作。市爱卫办组织人员于4月底对市内五区爱国卫生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共检查办事处、社区、机关、学校、宾馆、旅店、小餐饮店、浴池、副食店等45个单位，检查结果以简报的形式在全市进行了通报。顺河回族区、古楼区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为掌握我市蟑螂密度第一手资料，6月底对重点行业有关单位和居民区进行了监测。
2、积极抓好县级以下爱国卫生工作。制定下发了《开封市创建卫生村镇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我市今年每个县、区至少要确立一个创建重点乡镇，每个县至少要创建市级卫生村5个，并要求有条件的县、区同时积极推进省级卫生村的创建工作。
3、深入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病媒生物防治和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多层次培训20多期，培训3900余人；举办卫生知识讲座40多次，参与2000余人；制作健康教育宣传版面300多块，悬挂宣传横幅800多条，刷写宣传标语1000多幅、宣传画40多幅；发放宣传资料142000余份；各县区利用电视台、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等形式，播放包括手足口病在内的肠道传染病防控知识多期。
4、继续抓好农村改厕项目。今年省爱卫办安排我市建造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共2600座，涉及兰考县、开封县、通许县、杞县4个县、11个乡和村，共计91万元。改厕工作自4月份启动以来正在稳步推进。
（六）积极发挥红十字会作用，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及抗震救灾募捐工作
1、我市的20*年度的血样采集活动于4月15日正式开始。由于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已深入人心，加之我市目前已有3位捐献者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我市广大市民捐献热情很高，纷纷踊跃捐献，仅第一周就采集有效血样100份，达到我市今年采样指标（200份）的一半。原计划血样采集活动到6月15日结束，由于5月12日，汶川发生地震，我市红十字会迅速将工作重点转向抗震募捐工作，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于5月15日紧急停止。尽管如此，我市仍超额完成省红十字会下达的采样任务，共采集有效血样215份。
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开封市红十字会迅速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市发出呼吁，号召社会各界向灾区人民募捐。募捐开始后，开封市红十字会即迅速向社会公布捐款账号和募捐热线，24小时专人值守。在市内五个区分别设立5个募捐点，设置募捐箱，方便市民捐款。紧急印制捐赠倡议书20000份，散发给市民，号召社会各界向灾区爱心捐款。20*年5月13日上午11点，市红十字会收到首笔四川地震捐款。随后，要求捐款的联系电话不断，许多单位和社团纷纷要求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截止6月30日，市红十字会共募集捐款3550181元，接受物资价值176960元，款物合计达3727141元。其中，已通过河南省红十字会向灾区拨付80万元捐款。市红十字会还支援我市派往灾区的医疗队和防疫队被子1*条，矿泉水55箱，方便面65箱，现金4万元。剩余捐款和物资，将按照省红十字会的统一调度，分批送往灾区。由于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市审计局在6月2、12日两次审计中均对市红十字会的款物管理情况表示满意。
（七）全面部署开展卫生系统人事制度改革工作
3月2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动员大会，卫生系统做为这次我市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系统，会后，卫生局党委对刘书记和周市长的讲话反复进行了学习讨论。对市委、市政府两办下发的《开封市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意见》的内容逐条进行学习，并对卫生系统已形成的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以及6个配套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成立了卫生系统人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卫生系统改革方案进行了多次修改并多次征求基层单位领导的意见。方案确定后，于3月26日以正式文件上报市人事制度改革办公室和有关部门。
改革文件分别为：《开封市卫生系统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开封市卫生系统领导干部聘用管理试行意见》、《开封市卫生系统岗位设置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封市卫生系统聘用制的实施方案》、《开封市卫生系统分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开封市聘用人员管理办法》和《开封市卫生系统新进人员招聘办法》。
3月28日，开封市卫生系统人事制度改革动员大会在东京大饭店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各县区卫生局长、人事股长、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试点改革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共计四百多人参加了动员大会，市政府人事改革办王中义主任、人事局苏国志局长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我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精神，安排布署了全市医疗卫生单位人事改革实施方案。
卫生系统事业单位这次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各卫生事业单位实行编制动态管理，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以市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总量为依据，按照卫生事业单位的现有规模状况、今后事业发展需求，依据整合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在同类卫生事业单位之间，每两年自主调整一次人员编制，并报市编制部门备案。自定内设机构，自主设置岗位；推行全员聘用制度，实行人员岗位管理；改革领导干部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任期目标责任制度；实行评聘分离，自主聘用专业技术人员；加强聘后管理，建立和完善岗位考核制度；建立解聘、辞聘制度，妥善安置未聘人员；自主招聘工作人员，自主把握人员进口；畅开绿色通道，着力引进高层次技能人才；改革收入分配机制，自主决定分配方式；结合人事制度改革，整合医疗卫生资源。
根据卫生系统实际，被确定为第一批先行改革的单位是：市一院、市二院、市四院、市妇产医院、市卫生学校、市一中医院、市中医药学校、市口腔医院。
这次改革的时间从即日起，全市卫生事业单位分两批推进，并于年底前全面完成这次人事制度改革任务。要求第一批先行改革的单位，按市局要求于今年9月底前基本完成任务。市直其他卫生事业单位，从10月初开始至12月底前，基本完成改革任务。
从2009年元月初至2月底，为检查验收、总结完善、稳固提高阶段。2009年2月底前，全面完成这次改革任务，使全市卫生事业单位步入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目前，卫生系统人事制度改革第一阶段已经完成，第一批先行单位已经根据卫生系统总体要求，制定出本单位的改革总体方案，交卫生系统人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进行审核或修改，在出台各类相关文件后，卫生系统人事制度改革即将进入第二阶段：在干部职工中宣传发动，制定改革细则，交职代会通过，上报备案并组织实施。
（八）加大卫生综合执法监督力度，切实保障群众健康权益
1、提高卫生行政审批力度，上半年全市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共办理卫生许可证5197个，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10678名健康检查合格者的从业人员发放从业人员健康证，职业禁忌症调离率100%。截止6月30日市卫生监督所共发放卫生许可证328个，其中食品卫生许可证297个、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31个。
2、开展食品卫生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先后开展了元旦、春节及“五一”、高考期间和重大活动期间的专项卫生监督执法检查，认真开展食品卫生日常监督巡查工作，共监督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15590户次。采集熟食制品，副食、生活饮用水、餐具消毒等样品3542份进行检测。为加强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全年上半年共查出不合格食品2930公斤，立案查处411起，行政罚款6万余元。今年上半年我市无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3、在坚持开展卫生监督区域巡查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口腔医疗和机构专项检查，美容机构专项检查，医疗废物专项检查，开展依法治院创建先进单位等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今年以来全市共监督检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个体诊所1619家次，立案查处各类违法案件419起，没收药品，医疗器械242箱（件）。罚款10.5万余元。我们还有计划地开展了放射诊疗许可工作，并按照《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的要求对全市560余名放射诊疗人员进行了培训，为全面开展放射诊疗许可工作，做好各项准备。
4、加强卫生监督员培训，提高卫生监督人员业务水平。今年以来，先后选派监督员17人（次）参加省、市级举办的培训班。单位举办业务培训4次。单位参加业务培训的人员共1*人次，大大提高了卫生监督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
（九）进一步加强党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和反腐纠风工作
1、加强对卫生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对副县以上干部68人进行综合考核，完成了20*年市委党校的干部培训任务。
2、加强系统内党员队伍建设，上半年共转正党员15人，发展新党员12人，选拔1名大学生到社区服务。
3、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力度，以改革开放30周年、奥运、建党87周年、抗震救灾等活动为载体，在系统内开展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增强了职工凝聚力。尤其是在抗震救灾活动中，系统党员2天内就缴纳特殊党费263074元。为弘扬正气，组织卫生系统抗震救灾先进事迹报告团进行巡讲，反响强烈。
4、精神文明工作再创佳绩。上半年，卫生系统新增一中医、中心血站、传染病医院三家为省级文明单位。开展了“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等活动。
5、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市卫生局对全系统各医疗卫生单位同时签订了“一把手”的“一岗双责”责任书，并实行了责任分解和工作目标量化管理，确保全年工作任务的完成。加强对“节日病”的治理，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为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卫生局在充实、完善去年责任目标管理的基础上，继续推行牵头负责科室责任制，对建立健全惩防体系涉及的重点工作逐项分解到具体牵头负责科室。
6、积极开展政风行风评议和民主评议医院工作，创建和谐氛围。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责任，强化措施，不断推出新的便民、惠民、利民措施，努力缓解群众看病贵的问题。
（十）其他工作齐头并进
1、行政服务大厅卫生局窗口工作成效显著。上半年卫生行政服务窗口共受理各类证件办理、注册1283件。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62件，食品卫生许可证302件，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32件，办理护士执业注册115件，办理执业医师注册378件，审批危重病人品专用卡181件，非税收入23792元，办件优质率100%，实现了零投诉，卫生窗口5次获得行政服务大厅流动红旗标志。
2、卫生系统安全及稳定工作扎实到位。上半年，市卫生局对二级机构特别是医疗单位进行要求，要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整治活动，特别是对锅炉、放射源等重点部位进行安全检查。建立健全了卫生局工作制度，对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进行了拉网式排查，能解决的予以解决，暂时不能解决要求做好人的稳定工作，确保奥运会及火炬在汴传递期间的大局稳定。目前卫生系统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及非法赴京、越级上访事件。
3、积极做好干部保健工作。目前市卫生承担了市级领导干部45人，退休领导干部20人，老红军3人，离休干部17人，市级领导待遇18人共计103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在加强巡诊制度的同时，通过印发《健康网摘》、定期体检的形式，为领导干部们提供健康保障。
此外，卫生信息、政务督查、目标管理、档案保密、医疗鉴定、统战工作及工青妇、计划生育等项工作也都取得一定成绩。
二、下半年工作意见
根据市卫生局职能，下半年将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继续推进公共卫生体制建设，提高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加快市一中医和市紧急救援中心的建设，打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的通道，保证我市紧急救援中心在年内投入使用。协调国债配套资金尽快到位，完成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基本建设。
2、继续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暴发流行。继续做好疫情监测、报告和预警机制，做好对手足口病的动态观察，按照目标完成艾滋病防治、肺结核等传染病归口管理和计划免疫扩大工作。
3、继续在医疗卫生单位开展医院管理年、三优一满意等活动，进一步提高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持续开展济困病房、单病种限价、药品集中招标等措施，降低就医成本，努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4、认真做好新农合工作，加强对新农合资金的使用监管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进一步提高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严格进行监管，确保全市新农合制度平稳运行。
5、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成对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设工作，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覆盖率达到80%以上，建立较为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6、按照创“三城”的奋斗目标，扎实做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相关工作。认真做好农村爱国卫生工作，积极推进农村环境卫生的综合整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7、按照计划，加快卫生系统人事制度改革工作，在完成第一批试点单位改革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剩余单位的改革工作，年底基本完成卫生系统改革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