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缺点篇1
匈牙利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匈牙利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讨论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科尔内等著名经济学家在那一时期的讨论中就是活跃分子。以纳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对照搬苏联模式，盲目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效益低下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政策调整。
1956年事件对匈牙利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照搬苏联模式的路再也走不通了，要重新赢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惟有改革。1957年开始，匈牙利先后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农产品收购采用官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结合的混合价格机制，工业生产部门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成本利润成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分配方面采用了利润分红制。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使计划经济与维护市场成分并行不悖，市场成分会不会取得优势，会不会把国家的经济引向自发和无政府趋势等。对市场作用应予以肯定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196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大讨论。
被称作匈牙利"新经济体制之父"的原中央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中央经济工作组组长涅尔什·雷热所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经济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涅尔什设计的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合，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市场，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通过集体利益的实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在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
按照这些设想，匈牙利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变传统的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匈牙利社工党关于改革的《指导原则》规定：改进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建立中期计划（五年计划）为主、包括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的新体系；中期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形式，长期计划是五年计划的基础，短期计划大部分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基本上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让企业参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运用利润、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从经济利益上促使企业执行或不偏离国民经济计划。
在计划体制改革的同时，价格体制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新的价格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固定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60%的生产资料和30%的消费品价格在市场上形成。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了肯定。"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业人口经营的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17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匈牙利被称为"第二经济"。在70年代至80年代，第二经济非常活跃。
匈牙利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18的《短缺经济学》19以及他提出的"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匈牙利和国际上都很有影响。
科尔内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由多个层次构成。信息的迅速传递及其真实性是计划优化的前提之一，信息的流动分为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在市场经济中，横向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纵向流动占主导地位。因而，使制定计划所需的经济信息在一种经济制度中上下流动，迅速传递，就必须使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机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控制系统，促使计划优化。无论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还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都不能协调社会、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保证经济的高速运行。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其主要表现是长期的短缺。但短缺并不是一种危机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状态。事实上，一般均衡只是一种假设的理想状态，而经济发展总是非均衡的。但短缺经济容易导致企业如下的行为特征：瞬间调整中的强制替代；短期调整中的数量冲动与囤积货币，长期调整中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这种行为成为现实的充分条件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主要是由于缺乏竞争的外部环境，税收制度和货币信用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国家和企业的"父子关系"所致。因而，要采取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将横向和纵向的协调结合起来。
匈牙利经济学家里斯卡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在匈牙利曾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个人所有制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国家把社会的所有财富平均量化给每个公民，使社会公共的财产同时成为每个人的个人资产；其次，国家以信贷市场为中介，通过市场竞争，把社会资产按照均衡利率承包出去，由能向社会提供最大效益的人来支配和经营；再次，承包经营者通过银行系统向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支付利息，交纳利息后的剩余部分记入其帐户，归承包者所有，这样便使个人所有与社会所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里斯卡主张建立"承包经营者计划竞争市场"，对社会资产实行承包经营。经过竞争产生的承包经营者享有权、责、利的统一，自由地支配所承包的社会资产，自主经营，对社会承担着保值增值的责任，享有与经营效果相适应的物质利益。里斯卡的设想虽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他领导的小组仍在部分大企业中进行了经营者承包的试点。80年代承包经营在小企业和农业领域被广泛应用。
苏联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态度使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匈牙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格外小心，"匈牙利的改革所追求的经济模式与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直至布拉格之春失败为止曾追求的模式是相似的。……匈牙利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没有追求政治体制本质上的改变以及自治制度。"20"匈牙利不使用'市场经济'，也不用'市场社会主义'，而说'社会主义市场'，存在市场关系，但市场是受控制的。""西方刊登的谈论'匈牙利模式'的文章及研究资料首先力图证明匈牙利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践相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次改革及我国实践所依据的观点和理论绝对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的杰作，相同及类似的观点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曾以各种方式付诸实践。如果说我国在实际运用这种观点的过程中使用间接的调节对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占优势的程度，这是确实的。'匈牙利模式'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匈牙利的实践。"21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偏重于实践，而不是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进行更多的阐述。
匈牙利在经济模式是结合本国的国情，在反复实验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大讨论与匈牙利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思想对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充其量也只起了某种参考的作用。但兰格、布鲁斯50-60年代的经济思想对匈牙利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匈牙利的社会实践。
五、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发展
在众多的东欧国家经济学家中，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和布鲁斯的地位是突出的。虽然1956年酝酿的波兰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实现，但波兰经济学家的思想成果对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兰格作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接参加了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将原来提出的"竞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发展为"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但市场仍有存在的必要性。转贴于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这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也由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所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只能用静态方法，也就是作为一般均衡问题，处理换算问题，不能提供充分的基础来解决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需要市场，首先，必须有真正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其次，生产资料的分配计划必须按照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来进行。
兰格率先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存在信息传递方式上的缺陷。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完全排斥，横向的信息传播途径被阻断，企业只能和上级行政控制部门发生纵向的联系。信息的不完备使企业不能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自由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兰格主张通过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的办法，克服信息结构方面的缺陷，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个体经济、小手工业和小型私营经济等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缺点篇2
一、计划及其法律化要求
（一）计划的含义与一般价值
计划是一个使用得非常广泛的用语，在不同场合的含义可能不完全相同。有人给计划下的一个“简明的、不带褒意或贬意的定义”是：“计划”是未来行动的方案。相应地，计划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它必须与未来有关；（2）它必须与行动有关；（3）必须有某个机构负责促进这种未来行动。[①]
一般说来，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它是人们在多领域、多层次上使用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在任何领域、任何层次上完整的计划，都必须具备目标、时限和主体三大要素。常识告诉我们，工作的内容越是复杂，参与实施计划的行为主体和涉及的环节越多，越需要计划性。我国古代就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西方经济学家也阐明了这个道理：“虽然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当时所得到的信息而制定的未来计划，我们就无法合理地行事。”[②]工作有计划，至少可取得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所谓有序，是指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以及为此而确定的步骤、重点、分工等，可在实现过程中分别轻重缓急，保证重点，为全局奠定基础，有条不紊。所谓协调，是指通过计划作出事先的协调，处理好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总目标与子目标之间、各具体目标之间、预期目标与时间约束之间、目标与手段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促进目标的顺利实现。所谓效率，是指因为有序和协调，尽可能地激励了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挖掘并组织相关的条件，减少了盲目性，避免操作中的重复浪费，因而有利于提高效率。[③]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也就构成了计划的一般价值。
计划主体是多层次的，计划的对象也是多层次的，因此计划有个人计划、家庭计划、企业计划和国家计划等。作为计划法所涉及的计划，是处于宏观层次的国家计划，而且侧重于经济计划。当计划被用作经济活动的调节手段，并与国家的职能和权力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国家经济计划。
计划是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经济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一般认为，经济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职能，在这些职能中，由于计划职能反映了管理者的决策意图，决定着管理行为的方向，制约和决定着其他管理职能，因而被人们视为经济管理的首要职能。计划作为经济管理的一般职能，是一个广泛中性的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管理体制的国家之中，因而有无计划不是区别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属性的标准。[④]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控
由于我国在建国以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几乎无所不包，深入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的手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计划本身应当如何定位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不乏有因为计划经济的弊端而排斥、否定计划本身的，但是理性的审视和现实的需要又使得计划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计划不是基本社会制度的范畴。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⑤]
同时，计划本身也不是特定经济体制所特有的范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虽然不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但它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计划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恰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把计划的作用过于夸大，反而使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未能显示出来，因为那时的计划已是无所不包，而不仅仅是在宏观上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对计划的普遍需要。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联系非常广泛和复杂。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经济要能正常运行，客观上需要一个社会中心进行协调，以使社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地实现各种经济联系和协作。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说明，国家计划具有承担这种社会中心协调经济联系的重要功能，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更在于弥补市场机制内在局限性的客观需要。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和缺陷，即存在所谓“市场失灵”问题。这些主要有：第一，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是经济运行中已经发生不平衡之后的信息反馈，因而市场机制的调节是在事后，这种事后性往往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第二，市场调节的局部性。市场机制并非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效发挥作用，有些领域的经济活动只靠市场是调节不了或调节不好的，如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第三，市场调节的短期性。市场提供的信息在时间上是短期的，一般只反映眼前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状况，不能反映以后时期供求和价格的变化，这就使市场调节只适应于短期的调节。第四，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依据市场信息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但是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这就使得依据这种信息所作出的决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机制的这些局限性表明它不能保障所有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政府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宏观调控，而国家计划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⑥]
计划调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如可以迅速调动现有的资源用于重点建设和短线产品的生产；可以进行事前和主动的调节；可以对社会经济进行总体性调节以及对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协调等。
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社会经济运行总体为对象，主要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来调节经济利益，最终实现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也是经济手段。计划与财政、金融一起，是宏观调控中覆盖最全面、影响最广泛、使用最经常的三种重要经济手段，而计划又是综合协调各类调控手段的手段。
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即使是“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⑧]“在现代世界里，政府完全可以很好地从事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调整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处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对付结构上的不可分性，维持经济的普遍稳定。要达到所有这些目标，政府就应该，其实也必须预先作好计划。”[⑨]
而对于要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计划调控更是不可缺少的。刘易斯也认为：“目前，听任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发展，这在不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答案。”[⑩]
计划调控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调控的法律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形式主要不是采取以往的指令性计划，而更多的是采取指导性计划。今后，国家计划的任务主要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和产业政策，搞好经济预测，规划重大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安排国土整治和重点建设等。这样的计划具有多种功能，如规划功能、导向功能、配置功能、协调功能和激励功能等。但计划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实际作用的发挥程度还要取决于计划调控本身的合理与科学。而这就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
现代经济理论中不仅有“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有“政府失灵”的问题，而计划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构成政府失灵的一个方面。虽然计划具有弥补市场失灵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受信息不完全性的影响。计划的制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完善、及时的信息，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以及传递往往难以做到完善、及时。其次，受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除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外，人们自身认识能力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存在着计划的制定不符合客观要求的情况。第三，受不同利益的牵制。各种计划出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具体的工作人员之手，代表着不同部门和地区以及集团的利益，因此计划的最终确定往往受到较多的牵制。第四，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单纯的计划机制还容易受到非经济性因素（如政治势力、当权者出于政治目的等）的左右，产生所谓的非经济性调节，使计划偏离合理的目标。
为使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尽可能减少在这方面发生“政府失灵”的情况，国家应当将计划加以法律化，使其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以此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市场运作的依据。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缺少的，应该尽快出台。我国的计划法没有诞生在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而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诞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的确是令人回味的，但不是偶然的。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计划几乎无所不包，主要采取行政命令的形式，并缺乏实行法治的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为计划确定了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也就使人们能在这个位置上来制定和运用计划法，以有效发挥计划调控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首先应对计划进行正确的定位，依法界定计划的性质和计划的范围，保证计划真正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宏观调控手段，而不能让计划越位，挤占了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也不应让计划在应由其发挥作用的领域缺位，并保障政府计划职能的充分行使。其次，计划法应当对政府计划调控职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计划调控行为如其他宏观调控行为一样，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表现，这种权力的行使是关乎全局的，影响非常大，如果不能得到必要的约束，受到相应的法律调整，这种权力就有可能发生失控和滥用的情况，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有学者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是计划的前提，可以影响计划的制定或者限制计划的实施、甚至促使计划的修改与废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计划的某些缺陷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消化计划的所有缺陷。当市场的内在缺陷于条件具备或变化而凸现、以至于市场失灵而“自身难保”时，包括计划在内的宏观调控等调节措施的介入，恰恰是为了尽可能弥补或消除市场的缺陷，此时，就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严格地制定与实施计划，力图将计划的缺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计划法。因此市场是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调节手段的“第一次限制”，而包括计划法在内的经济法则是“第二次限制”。在实践意义上，计划法对计划的意义则主要表现为：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以及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11]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
二、计划法的基本理论概述
（一）计划法的概念和性质
按照给部门法下定义的传统“模式”，计划法就是调整计划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是调整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实际上，在法和经济法的属概念的基础上，计划法只需要说明它与其他法的主要差别就可以了。因此可以简单地说，计划法就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计划调节的法。从内容上看，计划法包括计划实体法和计划程序法。
计划法在性质上属于现代经济法的范畴。既然计划法属于经济法范畴，那么它也就具有经济法的基本性质。由于从性质上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基本分类，因此经济法的性质，主要是指它在公、私法的基本分类中如何归类的问题。虽然有人认为经济法具有公法的性质，但似乎更多的人认为经济法横跨公、私两个领域，兼有公法与私法的性质，尽管在具体的表述上不完全相同。我们也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与私法结合的社会法，只不过其中的公法因素更多一些，因为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即权力干预权利的因素。有人认为经济法是行政法的私法化的结果，并且指出：认识“经济法是社会法”的意义不亚于认识“宪法是根本法”的意义。[12]
计划法也明显地体现了经济法的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社会法性质。计划法所调整的是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计划调控的经济关系。本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应该属于企业竞争自由、营业自由的范畴，属于“私人”活动领域，是私法的调整对象，但是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活动中却体现了国家的干预或调节因素，计划法对其进行调整主要运用了规划、指导等公法的调整方法。这种用公法的方法调整原本由私法调整的领域，是计划法具有公法与私法结合性质的主要原因。
（二）计划法的特征
作为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计划法具有经济法的一般特征，如经济性或专业性、政策性、行政主导性和综合性等。[13]当然，计划法在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特征时又有自己的方式，从而形成了其在经济法中的一些特殊性。从计划法的基本性质和内容出发，我们认为计划法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也具体地、典型地体现了经济法的特征。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缺点篇3
一、计划及其化要求
（一）计划的含义与一般价值
计划是一个使用得非常广泛的用语，在不同场合的含义可能不完全相同。有人给计划下的一个“简明的、不带褒意或贬意的定义”是：“计划”是未来行动的方案。相应地，计划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它必须与未来有关；（2）它必须与行动有关；（3）必须有某个机构负责促进这种未来行动。[①]
一般说来，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它是人们在多领域、多层次上使用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在任何领域、任何层次上完整的计划，都必须具备目标、时限和主体三大要素。常识告诉我们，工作的越是复杂，参与实施计划的行为主体和涉及的环节越多，越需要计划性。我国古代就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西方经济学家也阐明了这个道理：“虽然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当时所得到的信息而制定的未来计划，我们就无法合理地行事。”[②]工作有计划，至少可取得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所谓有序，是指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以及为此而确定的步骤、重点、分工等，可在实现过程中分别轻重缓急，保证重点，为全局奠定基础，有条不紊。所谓协调，是指通过计划作出事先的协调，处理好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总目标与子目标之间、各具体目标之间、预期目标与时间约束之间、目标与手段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促进目标的顺利实现。所谓效率，是指因为有序和协调，尽可能地激励了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挖掘并组织相关的条件，减少了盲目性，避免操作中的重复浪费，因而有利于提高效率。[③]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也就构成了计划的一般价值。
计划主体是多层次的，计划的对象也是多层次的，因此计划有个人计划、家庭计划、计划和国家计划等。作为计划法所涉及的计划，是处于宏观层次的国家计划，而且侧重于经济计划。当计划被用作经济活动的调节手段，并与国家的职能和权力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国家经济计划。
计划是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经济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一般认为，经济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职能，在这些职能中，由于计划职能反映了管理者的决策意图，决定着管理行为的方向，制约和决定着其他管理职能，因而被人们视为经济管理的首要职能。计划作为经济管理的一般职能，是一个广泛中性的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管理体制的国家之中，因而有无计划不是区别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属性的标准。[④]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控
由于我国在建国以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几乎无所不包，深入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的手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计划本身应当如何定位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不乏有因为计划经济的弊端而排斥、否定计划本身的，但是理性的审视和现实的需要又使得计划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计划不是基本社会制度的范畴。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⑤]
同时，计划本身也不是特定经济体制所特有的范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虽然不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但它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计划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恰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把计划的作用过于夸大，反而使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未能显示出来，因为那时的计划已是无所不包，而不仅仅是在宏观上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对计划的普遍需要。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联系非常广泛和复杂。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经济要能正常运行，客观上需要一个社会中心进行协调，以使社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地实现各种经济联系和协作。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说明，国家计划具有承担这种社会中心协调经济联系的重要功能，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更在于弥补市场机制内在局限性的客观需要。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和缺陷，即存在所谓“市场失灵”问题。这些主要有：第一，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是经济运行中已经发生不平衡之后的信息反馈，因而市场机制的调节是在事后，这种事后性往往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不稳定。第二，市场调节的局部性。市场机制并非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效发挥作用，有些领域的经济活动只靠市场是调节不了或调节不好的，如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第三，市场调节的短期性。市场提供的信息在时间上是短期的，一般只反映眼前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状况，不能反映以后时期供求和价格的变化，这就使市场调节只适应于短期的调节。第四，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依据市场信息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但是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这就使得依据这种信息所作出的决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机制的这些局限性表明它不能保障所有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政府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宏观调控，而国家计划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⑥]
计划调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如可以迅速调动现有的资源用于重点建设和短线产品的生产；可以进行事前和主动的调节；可以对社会经济进行总体性调节以及对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协调等。
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社会经济运行总体为对象，主要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来调节经济利益，最终实现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也是经济手段。计划与财政、一起，是宏观调控中覆盖最全面、最广泛、使用最经常的三种重要经济手段，而计划又是综合协调各类调控手段的手段。
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即使是“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⑧]“在世界里，政府完全可以很好地从事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调整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处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对付结构上的不可分性，维持经济的普遍稳定。要达到所有这些目标，政府就应该，其实也必须预先作好计划。”[⑨]
而对于要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的发展家来说，计划调控更是不可缺少的。刘易斯也认为：“，听任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发展，这在不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答案。”[⑩]
计划调控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调控的法律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形式主要不是采取以往的指令性计划，而更多的是采取指导性计划。今后，国家计划的任务主要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和产业政策，搞好经济预测，规划重大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安排国土整治和重点建设等。这样的计划具有多种功能，如规划功能、导向功能、配置功能、协调功能和激励功能等。但计划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实际作用的发挥程度还要取决于计划调控本身的合理与。而这就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缺点篇4
[论文摘要]本文拟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不同历程的考察，探讨中国经济法产生的特殊性，以求得对中国经济法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行政调节失灵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市场调节失灵是西方现代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是经济自由主义，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垄断的存在，使平等自由的竞争秩序遭到破坏，存在市场调节失灵的现象。为了克服市场调节失灵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以公权力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以各种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具体的管理、调控、干预，其意图是恢复自由竞争秩序，从而产生了最初以垄断为核心的西方现代经济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政府)不仅从宏观上全面控制国家的经济生活，而且从微观上也全面彻底地控制所有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的经济生活，实行宏观与微观的合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认识到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过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必然会引起行政调节失灵。颁布了一些经济法律法规，它体现了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协同并用，这是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正是由于行政调节失灵，才产生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行政调节失灵是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
二、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我们将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此时的“经济立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将大量地应属于民商法调整范围的社会关系纳入立法范围。二是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缺位。
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的迅速发展时期。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先后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这时期的经济法发展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经济法的理解，尚未完全摆脱大经济法的模式，仍停留在与经济运行有关的法律的认识上，缺乏对经济法的实质性把握。二是经济法的立法规划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存在较大距离。三是经济法的立法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诸多重要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缺位、立法过程中法律专家的作用发挥不够，也使经济法的发展缺乏理论基础。
三、计划性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特点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方式或过程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一开始就带有显著的计划性特点，这一特点必然会对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是与所有权私有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权运动对于这些国家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不可能也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以私有化为目的的所有权运动，因而其法律的调控方式显然不能等同于私有制国家。
第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前提是市民社会中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第三等级”的形成以及他们在市场活动中存在的不同利益要求，经济法的产生也来源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要求的需要。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始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独立于中央集权政府的市场主体，更没有独立的利益要求。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市民社会内部，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则主要来自于国家。第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自然经济逐渐发展而来的一个连续过程，其法律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基本上是在一个法律部门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逐渐分离出新的法律部门。而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起步于计划经济并且是由国家这一外部力量直接启动，国家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有计划地设计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育，各项法律均由政府按照立法时间表来制定的情况，导致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发展的脉络不清，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
四、国家中国经济法确立的启动力量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的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失灵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存在的前提。但是，中国的市场不发育或发育不足、市场主体的缺位使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特殊意义的资源优势无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发挥出来，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条件促进市场发育。于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就有立法重点的选择问题。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使政府当然选择了便于运用国家权力的法律手段，并将之称其为“经济法”，这个“经济法”当然应以计划法为核心，以企业立法为主体。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市场主体的利益，这样才出现了真正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立法缺位的情形。
五、法律资源稀缺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崎岖
西方国家经济法成长于良好的法律资源基础，它们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有相对成熟的公民商事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框架，其法律主要是对社会已有的关系和人们行为方式的认可，这样的法律在产生、发展及实施诸环节均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在中国，一切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精神渗透了整个法学领域。缺乏公民商法律意识和适应经济运行的民商法制度，大量的法律法规是由国家强制提供给社会的。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公民商事法律意识淡薄、权利本位观念尚无力对抗国家本位观念。法律自身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自然是异常艰难。
六、结语
对中国经济法的认识和研究，既不能停留于对经济法理想状态的应然设计之中，将西方国家相对完备的经济法模式照搬于中国；更不能因中国经济立法的繁荣而乐观。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起点，只有把握了中国经济法成长的独立性才能获得对中国经济法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经济法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景文：《中国经济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
[2]黄中明：《经济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3]刘文华、肖乾刚《经济法律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5]潘静成：《经济法》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
[6]王艳林：《中国经济法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杨紫烜、徐杰：《经济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8]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缺点篇5
引言
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
（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
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法的两次限制
（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
三、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
（一）计划的法律救济
（二）计划法律责任
结语
引言
所谓计划，是指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对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作出分析，经过预测确定未来的行动目标，并以此制订未来行动方案。简言之，计划就是未来行动的方案。①计划法里的计划，一般多指国家经济（调控）计划，即与调控国民经济结构和运行有关的计划。计划法则是指体现国家计划内容，保障计划各项任务和总量指标实现的各有关法律。②
在我国，计划法由原来的经济法的“龙头法”，到现在被忽视、作为经济法的“点缀”的境况，其地位可谓“大起大落”。笔者以为，从建国初期计划体制的确立，经由计划体制下计划之异化，再到市场体制下计划调控之必要，乃历史发展之必然，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性。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之中。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再转向市场体制的时候，尽管认识到了计划的缺陷和市场的优势，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仍然存在。虽然奉行“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民间社会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市场经济，因为讲求“利益”和“效率”的市场与私人经济主体具有一种天然的相互适配性。但是，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时仍然采取“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行‘计划经济’之事”的办法；甚至排斥市场、固守计划。然而同时，由于长期的历史因素的心理误导，饱受了“计划一言堂”之苦的市场经济主体对计划又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甚至反对。
一味地否定市场体制下之计划，与一味地批判计划体制下之计划一样，都不是基于理性认识的基础而应有的客观态度。要改进由计划体制沿袭而来的政府的市场意识，同时强化市场（私人）经济主体的计划意识，并使二者能够殊途同归、达成共识，必须建立一个二者可以展开对话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对计划及其意义、特别是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
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
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意义的最佳途径便是对计划的价值加以理论上的探讨。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或客体满足主体的有用性。计划的价值则是指计划对于计划主体的意义，即为什么需要计划。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
所谓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术语，乃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西。马克思就使用“异化”一词解释了从劳动经由其对象——产品，再到私有财产的过程；并指出，由于劳动的异化，工人成为其劳动产品——资本所统治、奴役的对象。①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的异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计划原为人们为组织、管理经济而对其加以事先规划的一种方式；但计划一旦产生、并得以作为“体制”确立后，借助着国家权力渗透到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人们的生活，不仅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全面控制人们的一种“桎梏”。从对我国计划及计划体制历史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因决定走一条不同以往的共产主义道路，并跨越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故唯有将一切重头来过。虽自身无经验可循，又恰有前苏联之计划模式可资借鉴，于是，国家统包统揽之计划体制初具规模：土地改革、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等群众运动接踵而至。应该承认，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唯有如此之计划方能奏效告捷，完成社会转型之历史重任，其历史积极作用不应被抹杀。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计划自身固有之各种缺陷当时便已“潜伏”，只是在国家以“巩固政治统治”为其职能活动之中心、甚至全部内容时，计划之缺陷被掩藏而一时并未暴露，一如市场之固有缺陷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之情形。
一旦国家将其关注转向经济建设，计划之缺陷便初现端倪：计划信息收集渠道不畅，基层乃至中、高层单位信息谎报等问题层出不穷，计划对经济之预测及组织功能无从发挥；更加之对计划及计划者没有任何形式之限制，计划之缺陷愈加肆无忌惮，其“异化”已为历史发展之必然。这从当时的“赶英超美”的目标、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及“大放各种卫星”等情形中均可窥知。虽间或也创造了诸如“和平号”空间站、“10个月”造人民大会堂等一时辉煌，但其对经济的不良影响、甚至破坏，却在多年后才得以显现。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各种盲目的群众生产运动之恶果开始显现，又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及与前苏联“老大哥”的决裂，国家经济之困顿几入无以复加之境地。彼时本应为重新审视并反思计划性质与作用的绝好机会，但又因“阶级斗争”占据了国家生活的全部，“文化大革命”之十年浩劫席卷全国，计划之缺陷及其“异化”再度被掩盖于“巩固政治统治”的口号与活动之中，一个检讨历史的机会从此丧失。
此时之计划往往与群众运动相联系，也因“计划之异化”使然。异化之计划既然要全方位地控制人们的生活，必然追求行动的整齐划一性，一切行为均按既定计划行事，当然也就要求计划执行人员、甚至受计划影响的全国人民在行动上、甚至思想上的统一性和单一性。诚如哈耶克所言：“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但这“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这些信仰必须要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而在当时之中国，国家通过引导人民的“政治激情”甚至是“狂热”，“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②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其自身的思想并以此相互区别，短时期内的“思想控制”可能会暂时奏效，但人之思想自主性及其求知欲注定最终会使这种控制失败。当人们意识到经济及思想等社会因素之多元化乃是现代民主国家之基本内涵时，其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统一控制”自然会产生质疑，并随之以各种方式将这种疑问加以表现，从而促使进一步的社会变革的产生。
及至打倒四人帮、恢复正常国家生活之后，“计划之异化”由于长期未加纠正，又有发展至登峰造极之势。此时之“计划”已成为既定的、先入为主、且根深蒂固之概念，并由某些计划权力者于其组织经济之功用外，更开发出谋取特权及私利的好处来。所以，计划体制之下，“人们”的思路是：在计划可以满足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某些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任何”需要的前提下，为什么还需要市场呢？或者说为什么不需要计划呢？计划体制下的某些政府及其官员看不到计划的“坏处”，只顾得享受计划给他们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好处”，所以作为计划的决策者、制定者和执行者乃至监督者的他们找不出、更重要的是不愿意找出“不需要计划”的任何理由，“计划”的价值在这时得以“最大化”；当然，其价值主体只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而非广大的人民群众。
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的经济职能十分发达，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主要依靠国家调节，而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调节和管理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家计划实施的，所以，所谓国家调节主要就是“计划控制”，计划控制成为“国家调节”的代名词。不仅计划范围包揽一切，而且计划指标多为指令性的，计划实施手段主要依靠行
政命令。从国家对经济管理和调节的基本方式上分析，计划主要不是属于国家促导经济这种类型，而是包括了国家强制、国家参与和组织经济等各种方式在内的一种综合的、全面的管理和控制手段，①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国家调节经济的三种方式都被计划控制所掩盖或取代：
在市场规制方面，由于计划经济就是（行政）垄断经济，作为计划制定者的国家或政府是最大的垄断者，而那些政府官员或者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充分享用着（行政）垄断给他们带来的特权和“超额垄断利益”，当然不会去“反对自己”——反垄断和限制竞争。因为，“现代的计划运动是一种反对竞争本身的运动，是一面将竞争的一切宿敌都集结其下的新旗帜”②；“反对竞争”的另一面含义就是“赞成垄断”，计划主义者是主张并尽力促成垄断的，反过来，垄断又为计划主义者提供了种种特权和好处，二者可谓“相得益彰、相互依存”。所以，在计划体制下的计划控制当中，根本就没有反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位置。
在国家投资经营和宏观调控方面，国家垄断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由国家直接投资、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全面执行计划的各项内容，从而达到具体掌控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目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家“经济参与”和“经济促导”不过是实施计划的手段之一，“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也让位于计划法，以至于没有对其加以区分的必要而统一混合于计划法之中。
计划本为组织经济的一种方式，它在一定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及其固有之缺陷均为其内在的客观属性。只有对其予以相当之限制与制约，如以市场为前提、并辅之以法律控制等，其客观积极作用方可充分、有效发挥，其消极作用亦可被控制于合理限度内。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之异化，不仅脱离了计划组织经济之基本功能的定位，而且演变为阻挠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倒退的障碍，更沦为某些既得利益者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然而造成这种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计划本身，而在于其所依附之体制的不合理性，在于计划被国家作为“控制经济”的全部和唯一手段。要改变这种异化状态，扭转计划与经济、以及计划与人们之间的对立局面，必须通过社会变革以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改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决断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实质方面上来，即市场体制下，为什么需要计划。其实，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计划与市场一样，也不存在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暂且撇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功能与意义被全面强化乃至“异化”的情况不说，在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众所周知，市场调节机制并非万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所谓市场缺陷。市场缺陷有三种，其中造成市场缺陷的第三种原因乃是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虽然一般来说，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受市场供求关系引导的，但往往是先有了某一产品一定量的交易与流通之后，其供求关系才能够真正地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调节是被动的。同时，因为从产品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各个市场主体对有关信息的重视程度、掌握程度等的不同，这一段时间便成为一些市场主体在竞争中胜出的决定性条件，也是另一些市场主体被淘汰的灾难性因素——这种时间的间隔性使得市场不能在市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精确地进行同步调节，因而具有了滞后性。
当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普遍不大的时候，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恰恰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正常的“优胜劣汰”的推动因素，虽然可能给某些经营者个体的经济效益造成损害、亏损甚至破产，但并不妨害社会经济全局，反而使社会经济不断更新，从总体上保持生机和活力。然而当产业革命爆发后，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大规模的企业、即垄断企业逐步形成。他们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凭仗自身的垄断优势，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最终由亏损到破产。与前述小企业不同，垄断企业的破产会对市场供求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还引起其他相关企业和经济部门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此时，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便从正面转向了反面，成为严重影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
于是，国家开始介入经济运行，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由于市场调节的事后性，引起某些领域投资膨胀和生产过剩，而另一些领域则投资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由此发生结构比例失调、经济波动。对此，国家需要随时调查了解全社会及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的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作出科学分析和预测，或者进而拟订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指导社会投资，影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各环节。①这时，计划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了。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计划具有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具体包括：（1）计划有助于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2）计划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3）计划有利于引导投资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4）计划有助于市场主体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减缓经济波动。②
计划一旦出现，就凭借其特有的上述宏观调控职能成为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工具”为轴线的宏观调控体系的起点和核心。而且，在现代国家，缺乏宏观调控（当然就包括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现实、甚至不可想象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尽管正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计划方式也由过去完全的指令性转变为以指导性为主，但即使将来市场体制确立，计划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③
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所谓混合经济体制，计划的不可或缺性并不在于以何者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上，而在于“经济”本身。“经济是指通过生产、制造和分配短缺的物品以及提供短缺的服务来有计划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各种条件和措施的总和。”④也就是说，经济本身就包含了计划因素在内；换言之，计划是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固有的内在要素，任何一个市场都内涵了一定程度的“计划需要”。同时，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又是或应该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所以，在一种正常运行的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
（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
在确定计划的上述价值意义之后，有必要对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所谓一元或二元调节，就是指经济调节是以市场为一元、还是以市场和计划为二元：前者以市场为基础，计划为补缺，计划始终不应超越正常的市场调节而“越位”为主导性调节手段；后者则市场和计划二元并行，所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并不如前者牢固，存在着可能在并不是必要的情形下，计划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以致于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性调节手段。
现在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观点，即强调我国实行的是“宏观调控（包括计划）下的市场体制”；不仅否认了“市场调节”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将之置于（计划等）宏观调控之下的次要地位，实际上仍是一种变相的“计划体制”，值得我们警惕。很显然，“（计
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市场与计划”以及“市场体制之下的计划”，这些名词中的“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都是大不相同的，其主次关系依次递增（或递减）。以市场为主导的计划调控和计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是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其中计划与市场的主次关系是大相径庭的。
“以市场为主导的计划调控”说明，国家调节只是在正常的市场运转出现问题时的一种纠正手段，国家调节始终是以市场是否需要或者说市场运转是否正常为促发因素的；市场是主，国家调节是辅——这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是“计划调控下的市场”则正好相反，市场成为国家意志的附属，其自我调节功能被抑制以至于丧失；同时，政府职能和目标的多元化，使其无法完全以市场为中心制定经济政策，导致所谓的“国家调节”的效果无法超越市场调节本身。况且，目前我国的许多经济政策和做法，并不是源自于理论上的“市场失灵”，而是根源于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但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消灭竞争的。⑤而且，计划调控虽然是在市场调节失灵时才发挥作用，但调控之计划的制定并非可以任意为之，仍然必须以市场规律为依托；换言之，计划调控的目的在于使市场调节恢复正常，并不是在市场调节之外再创造或实行另一套调控体制。所以，计划调控不仅以市场经济规律的扭曲为促发的前提，而且以市场经济规律恢复正常为最终目的之一；后者还是在中国当前计划实践中更应强调的方面。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市场体制乃“一元调节”而非“二元调节”。
对此，法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法国在长期的计划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计划理论，二元调节理论（或指导性计划原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曾经创造了法国的“计划经济奇迹”。二元调节理论要解决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下国家是否应有一个全国计划，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是一种什么关系。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进入了计划的危机阶段：第一次危机发生的标志是1973-197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以德斯坦为首的右翼政治势力上台；第二次危机在1986年，标志是法国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和右翼势力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希拉克再任总理；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993年，标志是以戴高乐派为首的右派联盟再度获得1993年3月议会选举的胜利，由前财政部长巴拉杜出任总理。如果说第一次危机涉及的仅是扩大还是缩小计划的范围，是如何实行计划的问题的话，那么，第二次危机则涉及到计划化本身有无存在必要的实质性问题了，第三次危机干脆中断了计划的实施，在巴拉杜总理的授意下，第十一计划甚至没交议会通过，使法国战后经济于1992-1997年间第一次在没有中期计划的情况下运行。
对于法国计划危机导致的“计划失灵”的原因的分析，国内外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石油危机”引起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大波动和国际间信用关系的破坏，最终导致的国内经济的“滞胀”、就业危机和投资条件恶化等，除此之外，其原因还包括：编制计划的信息不充分，不能兼顾全局；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有企业实力的下降，使计划机制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计划信息的传递系统没有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随之发生变化，导致新兴产业的发展与计划目标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法国“计划失灵”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既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产物，更是法国计划机制本身逐渐失去影响力的一种必然结果。①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目前的中国，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仍是一种“板块式”结合（二元调节），二者各行其是，形成一种“双轨运行”的模式；而不是“融合式”结合（一元调节），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中共同发展。所以，法国的计划实践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同时也为我们呈现出其负面的教训，即计划与市场的“二元调节”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是行不通的，仍然必须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计划是对市场缺陷的一种弥补，正如作为“第二次调节”的经济法是对“第一次调节”的民商法的补位一样。我们应当始终牢记的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包含了计划因素，或者说，“计划”是“市场”题中应有之义；计划是否以及怎样发挥作用，都必须以市场为前提，所以，只存在“一元调节”、即市场调节。而所谓的“二元调节”，即把计划提升到与市场相提并论的地位，势必造成计划与市场的冲突，削弱市场的主导性调节地位，导致一个“不伦不类”的市场经济机制、甚至是“变相”的计划体制。
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计划，和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市场，我们分别讨论其优越性是无意义的。如前文所述，计划与市场应当是任何一种运作正常的经济形态固有的内在因素，因此，计划的优越性与市场的优越性，只有在二者相结合、并且彼此相对于对方来说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或者说，二者的优越性都在于弥补对方的缺陷与不足。
所以，如同市场本身有缺陷一样，计划也存在着一些先天或后天的缺陷，有学者对此作了比较全面、准确的概括，认为计划的缺陷主要包括：（1）计划对计划资源的依赖；（2）计划者对信息难以完全掌握；（3）计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着基层单位的劝说行为和谎报军情现象；（4）计划需要高昂的组织成本。②计划的这些缺陷，从一定角度上讲，亦可看作是政府失灵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当市场能够自发地按照价值规律调节经济运行时，其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民商法，也可称之为对市场的“第一次调节”；否则，就需要国家调节的介入，与之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经济法被称为对市场的“第二次调节”。在前者，市场的自我调节是计划的前提，可以影响计划的制定或者限制计划的实施、甚至促使计划的修改与废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计划的某些缺陷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消化计划的所有缺陷。特别是在后者，当市场的内在缺陷于条件具备或变化而凸现、以至于市场失灵而“自身难保”时，包括计划在内的宏观调控、反垄断与限制竞争以及国家投资经营等调节措施的介入，恰恰是为了尽可能弥补或消除市场的缺陷；市场对计划缺陷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此时，就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严格地制定与实施计划，力图将计划的缺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计划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市场是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调节手段的“第一次限制”，而包括计划法在内的经济法则是“第二次限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只是在市场得以自我调节时，经济法的作用才主要表现为对国家调节措施的限制；否则，经济法就是保障国家调节措施有效运作的法律保障。
所以，从根本上说，计划法是因循“市场缺陷——国家调节——相应法律保障体系”这一逻辑主线发展的必然结果。针对市场机制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的内在缺陷，国家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运用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和其他政策工具，引导和促进社会投资和经济发展，换言之，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之一；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一基本方式的正常运作，国家又需要制定国家经济引导促进法，或称宏观调控法，其中也就包括了计划法，其目的是保障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及其有效的实施。
然而，在历史上，计划最初与法律似乎是无缘的。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制订计划，换言之，计划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活动范围，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运用行政命令的
方式管理国民经济，此时计划可以被认为是行政措施的一种，被直接吸收到行政法律规范当中，甚至有的计划直接就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计划与行政法规便等同起来。所以，即使是当计划只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畴时，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只不过这种法律意义被掩盖在行政措施当中。何况，“计划实现的手段，只要是求诸于法规的，便产生了计划与法的关系。……在计划的背后，可以说这些法律是各种行政活动的实质性基准。在这个意义上，计划与法是有关系的。”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计划所蕴涵的实质法律意义进一步显现出来，并且也被赋予了法的形式意义。①
计划法对计划的意义，除了上述总的理论意义外，主要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实践意义：
（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甚至控制主要得益于两种力量：一是计划与行政垄断权力的紧密结合，计划成为国家垄断经济的方式之一，得以借助行政权力的扩张而将其触角伸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二是受益于计划法的“保驾护航”。计划经济是与人治社会紧密相联的，在实行“法律工具主义”的人治社会中，计划法的唯一功能是确保计划全面、彻底的实现，计划的扩张性因此而得到空前的强化。而在奉行法治、追求“法律至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法除了保障计划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之外，更重要的是限制计划作用的范围、约束有关计划主体在制定和实施计划过程中的权力，避免发生计划超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的“越位”现象。
有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权力脱离规范，以至非规范化、无规范化，或称为“法律中的权力缺席”已为普遍之现象，成为对权力加以制约的最大障碍，由于“控权对象缺失、权力制约丧失规范依凭、权力推定之可能、权力与责任失衡”等四致而成因果关系，故应加强公法建设，致权力为法所控，使权力成法治之权。②计划法亦为公法，其计划权力于计划法中之缺席、并致无“法”制约之情形一如上述。“权力者，乃权衡、确认和保障实现权利之力也，……且权力本身也是经由社会权衡、确认之力。”现权力脱离法之控制，超越作为其基础之权利，异化为无“权（利）”之力或无“法”之力，无非意图“保障”权力者之利益——亦即权利与权利之本源，而忽视权利者之利益。③以上种种，于计划法领域之表露可谓淋漓尽致。
如笔者前文所述，计划体制下计划之“横行无阻”，缘于其与权力之紧密结合，二者配合无间，为的是以“（计划）权力”谋“（经济）利益”。如今即打着迈向“法治国家”之旗号，则起码表面上或形式上应将“权力”纳入法之控制范围，尽管真正实现“法治之权”还需假以时日。特别是在当前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计划体制之“惯性作用”及计划权力者或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通过计划法对计划权力加以限制和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目前理论界在（包括计划法在内的）宏观调控法是限权法（或控权法）还是授权法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论。①笔者认为，从全面的角度讲，宏观调控法应当首先是授权法，其次才是限权法。因为，宏观调控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障宏观调控措施顺利、有效地实施，而宏观调控又是政府针对市场失灵现象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在“一元”的市场体制中，何为市场失灵？政府能否以及如何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都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获得充分的法律授权，这恰恰是宏观调控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但目前强调“宏观调控法是限权法”也不为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的经济现状，不是市场高度发达，而是市场发育不充分；阻碍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的内在缺陷，而是政府的过度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政府的淡出和市场的渐入，所以必须限制和减少政府的经济权力。②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从立法的角度上看，是对政府的授权过多、过滥。例如，1984年和1986年，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两次对国务院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授权，权限不明、界限不清，使得国务院享有过大的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侵蚀了立法权力，导致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权力膨胀、乃至权力异化。在这种状况下，强调宏观调控法的“限权法”性质，比首先突出其“授权法”性质恐怕更有现实意义。
（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
计划法对计划的实践意义的另一方面，就是计划法为作为计划执行主体的市场经济主体（主要是私人经济主体）提供了其对计划的信赖保护机制。
不论计划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都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指导性计划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且通过一定的优惠措施诱导市场主体从事计划所指明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计划任务；指令性计划则更不必说，其对有关市场主体的影响较指导性计划更为直接和深远。同时，计划的特性之一就是灵活性，意即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动而相应地作出更改。但是，市场主体一旦选择了按照计划内容或者作了相应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从事了经济活动之后，由于计划的变动导致其活动目的落空，不仅市场主体的有关经济利益遭到了损失，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市场主体对计划的信赖期望。
对此，可以合同法上有关要约的不可撤销作一类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16条第2款规定了要约可以撤销，基本采纳了普通法系的观点；然而，在但书部分，却采用了大陆法系的信赖原则，规定在合同成立以前，写明或以其他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者受约人有理由信赖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且已本着对该项要约的信赖行事，则要约不能撤销。“不能撤销”，意味着受约人一旦承诺，合同即成立，如果要约人不照约行事，便要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9条采用了与此基本相同的规定。计划，作为国家制定的、公开宣布的经济规划，当然具有公信力，经济主体完全有理由信赖这一点，并依计划行事，从而期待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果经济形势的变化确实需要计划作出必要的更改，并非如上述要约般不能撤销，而同时计划权力主体又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对依计划行事的经济主体的损失不作出任何赔偿，则最终导致计划的公信力受损，失去对经济活动的引导性，计划就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了。
所以，一方面要通过计划程序法来规定计划修改的程序，防止因计划权力主体的错误预测而对计划作出的不正确或不准确的修改，另一方面，必须保障依计划行事的经济主体对计划的信赖期望，即赋予其计划保障请求权。所谓计划保障请求权，是指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要求计划权力主体对其基于计划的信赖期望而产生之经济利益加以保障的请求权；利害关系人则是指为履行计划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履行了计划的有关经济主体，其法律形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计划保障请求权的目的，一是通过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发现计划权力主体修改计划所依据的对经济形势判断的错误，而恢复原计划的执行；二是在确有必要修改计划的情形下，对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通过国家赔偿制度加以弥补，以确保公众对计划的信赖期望不致落空。
三、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
相对于市场对计划的“第一次限制”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自发性和不稳定性，通过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等特质的法律——计划法对计划进行“第二次限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实施法律救济，并配置相应的法律责任，正是实现“第二次限制”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实施法律救济，是为了使有关市场主体在其因计划而生利益遭受损害时存在寻求救济、获得赔偿或补偿的可能性；配置法律责任、尤其是计划权
力主体的责任，则是为了使上述可能性能够最终得以落实。而这两方面，恰恰是目前我国计划法理论与实践的薄弱环节，成为制约其发展与完善的“瓶颈”。“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实际上也是分别从前文所说的对计划管理者的计划权力主体——限制和约束计划权力，和对计划实际执行者的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信赖保护机制，这两个角度出发就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所作出的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一）计划的法律救济
1．计划法律救济之必要。所谓法律救济，是指当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正常实现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范对其加以补救和保护。法之设权、控权的目的在于规范权力或权利，并且确保在权利不能正常享有或权力不当行使时存在纠正或补救的可能，计划的法律救济，正是计划法领域中这种可能性的体现。尤其是在计划法领域，计划权力的“缺席”已为普遍现象，其对市场经济主体之权利的超越，往往是出于计划权力者自身谋取不当利益的需求①（当然，也包括因合理因素导致的计划不当而损害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所以，一方面需要从立法上规范权力，另一方面必须为权利主体配置相应的法律救济制度，以双管齐下，控制计划权力、维护权利主体之利益。
在计划法律关系当中，计划管理主体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要求广泛吸取社会主体之意见，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仅凭其“一己之力”、以单方意思表示作出，且计划的内容之概括性与宽泛性，往往使计划管理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救济，则易使计划的执行偏离其既定方向，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因计划管理主体的计划自由裁量权之滥用得不到纠正与补救，而助长其进一步滥用之可能。因此，从控制计划权力的角度出发，从保障市场主体计划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也必须在依计划行事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当计划侵害时给予充分的法律救济。
2．计划法律救济之类型。按照实施法律救济的机关进行分类，可以将计划的法律救济分为以下几种：②
首先是权力机关救济。权力机关的计划救济分为权力机关对其自身制定的计划的法律救济和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计划的法律救济两种：前者主要是一种内部的救济，通过权力机关内部的有关专门机构实施；后者是一种对行政机关的外部救济，而且由于当前我国行政机关行政权力扩张的现实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在英国，议会（权力机关）救济是其独有的一项制度。政府向议会负责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民由于行政活动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本选区议员促使部长注意，也可由议员在议会中提出质问或提议进行辩论；对于重大问题，议会可以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庭。③英国的这一经验可供我国借鉴。
其次是行政机关救济。行政机关的计划救济是指行政机关因其制定的计划损害利害关系人权益而给予相应的补救和赔偿；主要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计划进行的救济。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108条又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决定。《国务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由国务院决定。以上规定均表明，我国事实上已建立起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法律救济制度，但仍需将其进一步规范化、体系化。
具体来说，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计划法律救济，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制度来进行：（1）行政复议制度。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相对人认为其制定的计划已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并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由有复议权的行政机关对引起争议的计划行为进行审查，并视审查结果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同时，依据《行政复议法》第7条的规定，对所依据的计划也应有权审查。（2）报告工作制度。我国宪法第11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通过下级行政机关向上级行政机关的报告工作制度，实现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决策活动和其他管理活动的监督，并对其不当之处加以纠正和补救。（3）监督检查制度。这主要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政策和计划的行为加以监督和检查。如果说报告工作制度需要依靠下级行政机关的主动的话，那么监督检查制度则由上级行政机关控制主动权，其目的在于保证法律法规的严肃性，防止在计划行为当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英国行政法上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强制卖出，它是公民对公共机构所具有的权利。根据1971年《英国城乡计划法》的规定，公民的土地或房屋因受公共机构执行计划的影响而不能合理地有益利用时，可以请求执行计划的机构购买公民因此而不能利用的地产。1973年的《土地补偿法》扩大了强制卖出的范围，包括已经宣布但尚未执行的计划所产生的损害在内。例如某一土地已预定作为公路或公园使用，所有者因此不能在市场上出卖该地，或只是在极不利条件下才能出卖该地。如果土地所有者需要出卖该地时，可以请求执行计划的机构按正常价格收买。同时，法律也规定了计划机构拒绝购买的理由，例如执行计划的机构可以公开声明该地不在征购范围内，或声明该计划在15年内不会执行等而拒绝购买。强制卖出制度对于我国目前因土地使用规划、城乡建设计划引发的土地纠纷的解决不无借鉴之处。
最后是司法机关救济。司法机关的救济是指计划的利害关系人认为计划侵害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为当事人提供补救的救济方法。由于前两种救济方法的起因都有部分或全部自我监督的因素，而司法机关因其对于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二者的计划行为是一种外部的监督，所以对计划的利害关系人来说，司法机关的计划法律救济在三种救济方式当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也是利害关系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最终途径。
但是，我国目前的司法机关救济显然并不完善。
第一，由于我们尚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所以司法机关无权对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当然也就无权对其颁布的相当于法律的计划提出质疑，只能依赖于权力机关的自我发现和自我纠正，又回到了权力机关自我救济的途径上。而自我监督和自我救济，如果不和外部监督和外部救济联系起来，从来都只能是片面的，对计划的利害关系人的保护也不可能是全面的。
第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计划是否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审查，即行政计划的可诉性问题，也存在着争议。对于行政计划的纠纷，可以分为对计划的具体内容的不服和对计划的制定本身不服两种情况，其解决的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前者，一般认为不是对特定个人的具体处分，因而欠缺诉讼的成熟性。以日本的土地使用规划为例，一旦制定了土地区划整理事业计划，在该区域内土地的形状、性质的变更，建筑物的新建等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种限度内，该计划具有法律效果。但是，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这种阶段尚欠缺诉讼的成熟性。①但是，也有人认为，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实质上决定着有利害关系者将来的权利关系，并且，若公共事业的实施有非法的地方，早期纠正违法行为，合法地实施有关事业，无论是对于事业主来说，还是对于国民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也许还不能承认对抽象的基本计划提起诉讼，但当怀疑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有违法性质时
，应该允许提起诉讼，以谋求阶段性疑问的解除，然后再重新开始公共事业的实施。从这种观点出发，下级法院的判决中，出现了许多与最高法院相左的意见，例如，日本札幌高等法院1971年12月23日关于土地改良事业计划决定的判决。②
对于行政计划制定本身不服的司法审查，不少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予以肯定。一般认为，计划的制定（广义上理解，包括制定、修改和废止）属于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对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此，某些国家的法律也作出了明文规定，例如，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撤销之诉。③
3．计划保障请求权。如果说，上述三种救济方式主要是从国家机关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从计划的利害关系人的角度出发，其是否享有计划保障请求权则成为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法律救济的关键。所谓计划保障请求权，是指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要求计划权力主体对其基于计划的信赖期望而产生之经济利益加以保障的请求权。
有关主体得以行使计划保障请求权的条件包括：（1）计划具有法律约束力，计划管理主体负有制定、修改、废除，以及组织实施和监督的义务，但计划管理主体没有履行该项义务；（2）请求权人对计划管理主体的计划义务履行行为享有现实的或可期待利益，或者是为履行计划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履行了计划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也就是说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与有关计划管理行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3）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因计划管理主体未履行其义务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而受到了损害，这种损害可以是实际损害，也可以是可得利益的损害。
依据其请求的内容不同，可以将计划保障请求权分为计划执行请求权、计划补救措施请求权和计划赔偿请求权：
（1）计划执行请求权。当请求权人对计划的履行享有现实的或可期待的利益，而计划管理主体由于错误的判断，变更了原计划的执行——这种变更包括中止、修改或终止，并对上述请求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请求权人可以请求有关管理主体恢复原计划的执行。
（2）计划补救措施请求权。当原计划的变更确有必要，并经计划管理主体加以说明后，请求权人可以要求计划管理主体采取相应的过渡措施，其目的在于为利害关系人适应新的情况提供调整的时间和条件，尽可能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关于补救措施请求权，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5条第2款规定：“计划确定之后发生不可预见的影响，或者依计划确定之设施后而影响他人权利的，关系人可请求行政机关设置防护措施，建立和维护上列设施，使其免受损失。计划确定机关应当以决定形式命令计划拟定主体承担上述义务。该措施或设施不适当或与计划不一致的，关系人有权要求给予适当的金钱补偿。确定计划程序结束后，毗邻土地所有人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但该变化因自然现象或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在此限。”
（3）计划赔偿请求权。一般而言，三项请求权均可分别单独行使，计划赔偿请求权还可与前两项请求权中的任何一项共同行使。当因计划的变更、或因计划的补救措施不及时已经给利害关系人造成了损失，则请求权人可以同时请求赔偿其损失。如日本某市政府制定了公营住宅建设计划，企业对市政府的计划予以协作，按照该计划建设了公众浴场。可是，之后由于市长的改选等原因，住宅建设计划被中止，公众浴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对于此案，熊本地方法院玉名支部于昭和44年4月30日的判决认为，计划中止本身是合法的，以市政府和公众浴场建设业主之间成立的协助、互惠的信赖关系为基础，住宅建设的废止，只要没有采取某种补偿措施，就是对信赖的严重破坏，是由于合法的行为构成了不法损害，受计划影响的业主一方可基于此向市政府主张赔偿请求权。①
（二）计划法律责任
1．我国目前计划法律责任的特征。计划法律责任是从计划决策、编制到执行全过程中，计划主体因模范遵守计划法，或违反计划法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有的学者认为，计划法律责任具有责任主体多重性、责任内容综合性和责任方式多样性等特征。②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计划法中计划法律责任最突出的特征是其二元化及否定式责任的虚化。
（1）计划法律责任的二元化。所谓计划法律责任的二元化，是指计划法律责任的后果形式不仅包括否定性的，还包括肯定性的。其中，否定性的后果又包括责任人所承担的民事上的、行政上的和刑事上的不利益；肯定性的后果主要是指“奖励”这种形式，即当行为人模范地、成绩显著地遵守提倡性规范时所承担的对行为人有利的法律后果，具体又可分为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两种方式。
“把责任视为法律对于当事人的一种否定态度和主体行为引起的一种消极后果，这是传统法和法学使法律基于纠正不当行为、恢复和维持某种既定秩序为唯一目的而运作的结果，应当说已不敷实际需要。对于现代法尤其是经济法而言，需要更多地考虑法律责任的积极功能。”③自从漆多俊教授于1991年首次从理论上把“奖励”纳入法律规范结构体系中以来，④“奖励”在经济法中的地位得到了最终的确立。但是，“奖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主体制度、客体制度还是运行制度。我们认为，惟有将“奖励”纳入到经济法中的责任制度，才恰如其分、名正言顺。这样，提倡性规范与必要的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相结合，经济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后果与奖励等肯定式法律后果相结合，便构成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在调整方法上相区别的重要特点。①
（2）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所谓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一是指在计划法当中，对违反计划法或没有遵守计划法时应承担的法律制裁后果没有明确规定，尤其是欠缺对于计划管理主体的否定式后果，二是指即使有一些规定，也没有实际执行。
实际上，这不独计划法中如此，整个经济法当中都存在这个问题。经济法立法对经济法责任规定的不完善和不全面，直接表现为经济法规范中欠缺主体行为的否定性后果的规定，而且主要是国家经济管理主体行为的否定性后果的规定。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法否定式法律后果缺位的延续。而这种缺位则是因权力非规范化导致的权力与责任失衡的直接后果。在权力非规范化的情形下，实践中的权力往往是推定的或意定的，这势必产生权力的放任。现代社会的权力放任，与集权主义思潮相伴随，凡集权主义盛行的地方，必有权力放任现象存在；当代中国的权力放任现象则有其时代特征：即变革社会中权威政治的相对削弱和法治政治的尚未确立这一矛盾。而权力放任又意味着责任的萎缩，是指责任对权力任意的一种无能状态，实践中的权力与责任之间不是一种正比关系，而是一种明显的非对应关系，责任无法成为权力的制约力量。②
“计划经济的特征是集权，也就是说，现存的个人的单个计划由国家的一个整体经济计划来代替，或者由这个经济计划总括起来。”其结果之一就是“为国家工作的生产者没有个人责任和个人主动性。”同时，“在这种扎根于由国家单独计划和组织的经济之中，国家，确切地说，社会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没有个人责任。个人基本上是国家经济行为的客体，因而几乎对经济生活的运行不具影响。相反，个人依赖于国家组织的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人们也可以说这是国家对经济的责任。”③因为作为计划管理主体的个人因其权力无制约而不承担个人责任，而且我国一贯实行的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而集体负责的结果也往往是集体不负责，所以即使有那么一些法律规定，也在“法不责众”的传统观念下无法执行。所以，当计划
无法落实或计划运行出问题时，只能追究国家的责任。但国家同时又是计划的制定者和组织实施者，其责任的追究与否对作为个人的责任主体而言，没有什么影响，同样对其权力无法制约。所以，对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必须将其指标分解并分别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及其领导者身上，真正实现“行政首长负责制”或“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才可能实现计划法律责任的追究。
第二，经济法立法的“非规范化”或称非“法”化。其突出表现是，经济法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像传统的民事、刑事等方面的法律那样，特别是有关对调控主体或规制主体如何追究责任的规定，往往“尚付阙如”。④这一方面是由于，与民商法、行政法或刑法相比，经济法好象是与市场经济主体发生实际的、直接的联系最少或最不明显的法律领域，所以经济法似乎也就不必对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另一方面，经济法规范的非“法”化也造成了经济法“可诉性”不强的问题，即使是从法院中原来设立的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来看，多数所谓的“经济案件”，如经济合同纠纷等，也属于传统的民商法调整的范围，并不是学理上所认为的经济法意义上的经济案件。
第三，实践中计划法律责任的确定难度也给立法中对否定式法律责任的规定造成了障碍。首先，引起政府计划失灵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任何政府的宏观调控计划都带有一定的风险性，由于信息的完全真实充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使得计划之决策失误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在计划（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市场的变化会使计划执行主体暂时改变或放弃执行计划以适应现实之需。这种情况下的计划失灵严格来说并非由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所引起，故无法对其追究责任。即便当事人主观有过错，往往也很难将计划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完全归咎于兹，其责任范围和份额的确认亦比较困难。
其次，计划法律责任因计划的性质及作用不同而有所殊异。对于指导性计划，因其约束力较小，计划主体因过错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要较指令性计划小一些。然而这里仅指在同等危害程度发生的情况下二者之比较。根据日本行政法学者室井力的观点，不管计划有无法的拘束力，也不论这种拘束力的强弱，都会给国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大多数国民将之视为行动标准之一。因此，如果擅自变更计划或不予实施，则变更、中止计划即使是合法的，也会给信赖它而付之行动的国民带来不当损害，对此类损害，日本法院判例容许赔偿的请求，但关键是如何定量计划责任之份额。①
综上所述，对于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问题，首先必须依赖于经济法相关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包括立法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责任制度的健全，才能带动计划法等经济法的下级部门法制度随之得以改进。其次要进一步改革司法体制，增强法官的素质，以使其能够在情况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有关计划法案件作出准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2．计划法律责任的类型。计划法律责任的类型因分类标准不同而有多种划分方式。因责任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经济法责任；其中的经济法责任又可分为财产责任（或经济责任）、经济行为责任、经济信誉责任和经济管理责任等四种。②因主体的不同又可分为国家责任、计划管理主体责任和计划执行主体的责任三类，其中以后两种责任为主。
（1）计划管理主体的责任。对计划管理主体的责任，有必要区分计划管理机关和管理机关中有关责任个人的不同责任。计划机关必须实现为计划执行主体执行计划创造条件的种种承诺，并且承担当计划执行主体因执行计划而受到的政策性损失等正常损失。如果由于计划机关的原因，造成计划失误，以致计划执行主体遭受了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计划执行主体可以通过前述计划保障请求权要求计划机关承担财产责任；必要时，计划机关还要承担经济管理责任，即以其计划管理行为受到某种限制为代价，承担责任的方式，这种限制，包括限制或剥夺其经济管理资格（经济管理职权），纠正、调整其经济管理行为等内容。当计划执行主体遭受的损失巨大，不宜、也无法由计划机关单独承担时，则必须由国家出面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要在计划法律责任体系当中纳入“国家责任”的必要性所在。
此外，如果上述否定性责任当中，涉及到管理机关中有关个人因计划决策或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失误的话，该个人也应承担相应的财产责任和经济管理责任。而且对于计划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而言，追究有关责任个人的责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机关只具有虚拟的人格，仅由计划机关作为组织体承担责任，而不对该组织体的成员进行制裁或处罚的话，无法起到通过责任来制约权力的有效作用；而且，相对来说，由计划机关承担责任更多的出于对计划执行主体的损失加以赔偿的目的，其惩罚性不如由有关责任个人来承担责任效果明显，所以，必须将有关责任最终追究到个人，才能够真正发挥计划法律责任制度的作用。
（2）计划执行主体的计划法律责任。相对于计划管理主体的责任而言，计划执行主体的责任较为简单。如果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由于执行主体自身的原因导致损失的发生，则该损失由执行主体自己承担，而不得要求计划机关或国家承担。如果执行主体执行计划良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达到或超过了计划既定的目标，则可以获得计划机关给予的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
此外，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如果计划管理主体和计划执行主体是通过计划合同的方式来规定其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话，那么任何一方违约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结语
诚如哈耶克所言，计划体制下，“……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们的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③在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本文所论证的种种原因，通过计划法对计划加以严格规范，以摆脱计划者不恰当的“有意识的控制”，使市场体制能够真正有效地得以建立，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但是，计划法研究在中国当前法学研究、尤其是经济法研究当中，其地位又不可谓不尴尬，犹如“鸡肋”一块：凡经济法的系统研究必涉及计划法，因为弃之则不成其为体系；但又仅为“涉及”而已，专门的深入研究则更为少见，其理论困境和难度、与实践中操作的非现实性，使得研究人员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深度都难以提高；然而同时，经济学界对计划的研究状况又让法学界对计划法的研究相形见绌。笔者以为，如果能够真正从“法”的角度来研究“计划”及其与其他部门法的相关问题，则计划法之研究领域应焕然一新，研究前景必豁然开朗，其研究水平亦可突飞猛进；笔者愿以此文为砖，引同行诸君之玉，共同将计划法研究进行下去、深入下去。
abstract
thisarticleconsidersitisaninevitablehistoryfromthealienedplanundertheplannedeconomySystemtothenecessaryplannedregulationunderthemarketeconomySystem.andtheaboveconsiderationisbasedonthecorrectunderstandingtowardthevalueofplan.Underthepremise,thearticlepointsoutthatmarketisthefirsttimerestrictiontoplanduetotheinherentdeficiencyofplan,whichmeanstheplanregulationshouldnotintervenewhentheeconomyisnormallyregulatedbymarketforce.Untilthemarketmalfunctionrisesupforthemarketdeficiencyandgovernmentaladjustmen
tshouldwork,itisnecessaryforthelawofplantorestricttheplansecondtime.andthelegalreliefandthelegalresponsibilityarenotonlytheindispensableelementofthesecondtimerestriction,butalsotheweakpartinthetheoryandpracticeoftheplanlaw.
(李刚，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页。
②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第75页。
①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50~64页。
②[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①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358~359页。
②[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①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7~21页。
②参见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③转引自[日]金泽良雄，刘瑞复译：《当代经济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④[德]罗尔夫·斯特博，苏颖霞、陈少康译：《德国经济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⑤参见张维迎：《中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3月12日，第21版。
①参见张存刚、张伟：《法国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经验与启示》，《兰州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30页。
②参见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445页。
①参见[日]金泽良雄，刘瑞复译：《当代经济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9页。
②参见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第59~65页。
③参见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18~32页。
①例如，2001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分组讨论中，有多位学者针锋相对地对这一问题表示了不同的观点。
②参见徐士英、魏琼、瞿向前：《经济法的价值问题》，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1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9页。
①参见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18~32页；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第59~65页。
②参见陈睿：《论行政计划及其法律控制》，武汉大学法学院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9~41、43~44页。
③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行政救济法——基本内容及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以下。
①参见[日]盐野宏，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②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页。
③参见应松年主编：《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①参见[日]盐野宏，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②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页。
③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④参见漆多俊：《论奖励》，《法律与社会》，1991年第5期。
①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80~189页。
②参见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第63页。
③[德]罗尔夫·斯特博，苏颖霞、陈少康译：《德国经济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
④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的发展与经济审判的变易》，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①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缺点篇6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改革经济制度
自80年代初，苏联在冷战中由攻势转为守势，其国内经济开始衰落，直至停滞。但使各国吹响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却是“剧变”。在本文笔者不想探讨东欧剧变的原因或是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只将剧变作为前提和背景。
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涉及方面广泛，很难一下给出完美的说法。只能略谈几点，管中窥豹而已。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各国在改革时面对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的程度和特点不同。要谈论改革，就要弄明白旧经济体制在制度变迁中对改革的不同影响。虽说改革前，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都是“计划经济”，但两者实际情况有很大不同。人们现在经常强调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更深层次是的是经济类型不同。一种是古来既有，希克斯称为“命令经济”的类型。这是农业时代的产物。他不需要“工业文明”，不需要“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不考虑“投入产出系数”，没有严格的、数学基础上的“计划均衡概念”，没有最优化原则，仅以人们的主观意识，长官的个人需求或社会的某种道德激情来支配经济。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时期这种体制非常发达。
另一种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理性、科学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计划经济。上述“命令经济”是一种无法“及时纠错”的体制，除非旧的命令着退出，新一代命令者有可能改变。而现代计划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无政府的，造成纠错过程滞后并造成效率损失，这种状态下生产是盲目的，必须经过市场的调整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相信数理逻辑的人们认为完全事先将一切计划好，避免接触市场后才发现的种种错误，通过计算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解。
这两种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很大不同。命令经济不仅不人道，缺乏效用生产效率，其“无法纠错”的特性比计划经济更糟糕。计划经济在这方面有长处，起码是“次优的选择”。但反过来说，从命令经济这种无序状态走出来却相对容易，而对计划经济的改革却容易产生无序变得一团糟。一般来说，命令经济的改革较简单，可以使用两种方式：一是放弃命令，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就能实现过渡，二是使用更精确的数理模型制定更精确的计划。这两种方式，无论使用哪种付出的代价都较小。因为命令经济本就是不科学非理性的，要拨乱反正，回复计划或市场都很容易。
可是，对于有计划经济成分略多的国家来说，问题就有点复杂了。通过改善计划，可以使计划更精确周密，越来越吻合完善的数理模型。但是，在“完美计划”上走得越远，要回归市场就越困难。使用数理模型计划的越精确，整个经济链条上就越环环相扣、紧密联系，计划一改变，整个经济系统会受极大影响。
二、改革中的公平
这算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通常改革说的是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公平，一是效率。现在看来，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主要区别在效率方面，从人道的角度看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是否公平是人主观的感觉。这里说的公平是指一种权力与义务的对等。一种体制把人束缚起来，同时又给人某种保护。如果体制所给与的束缚与保护是对应的，是平衡的，处于和谐状态，那么这种体制就是“公平”的。要摆脱体制，就面临摆脱束缚和失去保护。得到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这就是所谓“代价”。如果失去的保护多于摆脱的束缚，人们就会觉得权利义务失衡，会感觉“不公平”。
一些体制权利义务并不对等。或束缚多一些，或保护多一些。就“前计划经济国家”来说，对农民来说，中国、东南亚等国家对农民的束缚多一些。因此，在改革时，农民阶级会成为急先锋。苏联农民，在斯大林时期也受体制束缚很厉害。但苏联完成工业化后，开始反哺农民，1966年之后，全苏农民开始享有工资、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们受体制保护更多一些。这种时候改革就会遇到阻力，增加了转轨的社会成本，降低了效率。对于那些失去保护多于摆脱束缚的人，就会感觉不公平。
总之，改革前中国的体制比苏联等国家更无效率，而中国对于农民束缚多于保护的体质更少公平。因此在改革前期受到的阻力较小。但这种效应是逐步减少的。
三、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和稳定
迈向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体制的改革。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走市场经济就要建立市场竞争的制度。东欧国家建立这制度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只要政府放弃一些权力，做市场的守门人就行了。价格自由化――开放物价，用市场规则取代计划，是改革的第一步。
第二，产权私有化。公有制的国家，专向市场经济，要解决产权的初始配置问题。为此，东欧搞了私有化，中国搞了产权明晰化。
第三，稳定经济。改革前计划经济积累下的很多问题，在转轨时都可能爆发出来。改革一开始就要纠正失衡的经济，而治疗的过程是个对症下药的过程。对于经济严重失衡的国家，首要就是稳定经济。
而东欧各国、俄罗斯在这三个问题上情况不太相同。
比如捷克，稳定化任务不大，在剧变之前，捷克经济并无严重失衡，外债很少。但比起剧变前就搞过“市场社会主义”的波兰、匈牙利来说，它体制僵化，自由化任务很艰巨。
波、匈两国正相反。他们都经历过市场化改革，计划的束缚已大为减轻。但经济状况较差，急需稳定。
而俄罗斯这三方面都急需解决。俄罗斯通货膨胀极其严重，这是前苏联的遗留问题，急需解决。另外，俄罗斯缺乏市场经济的基础，国有制比重也很大。改革的阻力不小。
四、总结：没有理论的运动
东欧剧变之后，改变的不能仅仅是政局，随着社会的剧烈震荡，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极复杂牵扯极广的事件。剧变之后，无论是政府首脑，还是普通百姓，无不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经济制度的转变，既源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改变，又反过来影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百多年前，人们怀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带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进行社会制度改革的伟大尝试，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国家。百多年后，虽然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但在我国却是落地生花，相信这是事物发展的螺旋上升，而我们只需站在前人的足迹上，砥砺前行。
参考文献
[1]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缺点篇7
新的体制背景、市场态势和新的对外开放环境都要求西部开发要有新思路。我体会市场经济下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旧体制所不具备的几点新内涵：其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经济的竞争力和通过竞争在统一大市场中占取的份额；其二，市场竞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而上述诸多创新的前提是制度创新；创新的先导是观念更新。树立新的发展观在短缺经济下，人们习惯把发展等同于增长，追求经济总量及其扩张速度；在市场经济下则更强调地区经济的竞争力和对市场份额的占有预期。买方市场下谈发展，关键有二：一是通过多种途径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提高自身产品在既有市场的占有份额；二是针对潜在需求开发新产品，创造开拓新市场。树立新的资源观土地、能源、矿产等天赋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要看到在现代经济特别是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时代，天赋资源和一般劳动力资源的作用相对下降，而品牌、商标、专利、市场网络、信息、创新环境等后天获得性资源与创新人才的作用与日俱增；某种意义上说，后者对前者有点石成金之效。海尔、小天鹅等优强企业，在中西部兼并了一些厂，有的并未注入多少新资金，而只是带来了品牌，带来了新的管理模式，注入了新的经营理念，就使一些趴窝多年的企业起死回生，颇发人深省。资金短缺确是制约西部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和资金短缺相较，西部地区软资源和企业家资源的短缺更显突出。西部大开发在推进物质资源开发的同时，要把人力资源开发与软资源的培育，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树立新的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学曾把地区经济发展概括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模式。五、六十年代嵌入式的发展，是自上而下；八十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权限扩大，以至“书记抓项目、县长跑贷款”，这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各类市场主体唱主角，自下而上的发展，这在浙江特别是温州、台州等地看得较清楚，无论经济高涨期，还是市场低迷期，什么样的坎他们都能迈过，不是说那里的企业没有亏损和破产的，而是说他倒闭了一批，另一批更有竞争力的企业又重新冒出，地区经济的活力、应变力、自我发展能力亦就都有了。市场主体如何形成。首先是在实现富民兴区的目标中，坚持富民为先、富民为本。只有轻徭薄赋，使民众不仅有生活资源之产，亦有生财的资本之产，才能加速千万个市场主体的形成。其次，真正“四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是市场交易的结果。譬如拥有技术特别是专利技术的工程技术专家以其“知本”，与土地、厂房、资金的持有者通过交易，就可以形成市场单元。大批市场单元形成，许多看似棘手的问题，都会较易解决，譬如失业下岗问题，一个市场单元提供20个就业岗位，一万个市场单元就可以解决20万人的就业问题。树立新的优势观优（劣）势，是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或规划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但在经济学和日常用语上，这一词汇的内涵并不相同；在经济学中，亦有绝对优势（亚当·斯密）、相对优势（李嘉图）、要素秉赋优势（俄林）、竞争优势（波特）和核心竞争力优势之别，上述理论范畴的发展与嬗变，既是学理认知上的不断深化，亦反映了市场竞争中区域分工格局形成动因与机理的发展演变。众所周知，新疆盛产棉花，石油蕴藏也较丰富，有一“白”一“黑”优势资源之说。去年我到那里调查，看到众多纺织企业陷入困境，而几个生产经营非常红火的企业--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轮胎厂等与“一白一黑”并无紧密关联，靠的是竞争优势的建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述事实，既是对区域经济学中已陈旧理论的挑战，亦对今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选择以启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一盘棋”方针下对西部工业布局的安排，八九十二年代在发挥资源优势战略指导下的发展，使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在西部工业结构占很大的份额，这些工业的发展，对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对支援全国经济建设都曾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问题是这样的结构特征今后是否还保持下去？我是持质疑态度的。这是因为采掘工业有个越采越深、成本递增以至资源枯竭的问题；其次，我国相当一部分矿藏的开采条件复杂，含量不高，在对外开放的新环境下，极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所有这些影响亦会转移到原材料工业中；再者，上游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收益，亦远低于下游产业。如果保持既有结构格局，最好的结局只能是保持和发达地区的等差距离。为此在西部地区结构调整与选择上，我提倡八个字：“异中求同、同中寻异”。“异中求同”是说西部地区不能拘泥于主要搞上游产业，与发达地区同样要走产业升级之路，发展下游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中寻异”是讲在实施产业升级的过程，西部要从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现实出发，在策略上尽可能采取“差别化战略”、“错位经营”、“分层竞争战略”等以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树立新的规划观西部大开发，是一个既宏大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须统一规划、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体制背景的变化，要求发展规划在内容、目标、依据和编制方式方法上都有相应的转变。发展目标上过去主要是GDp等价值指标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实物指标。为了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关于反映人力资本开发的指标、环境生态的指标，都应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指标。其次，过去的规划在产业的发展上很具体，一直延伸到具体项目。而这些内容，今后都属于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范围的事。政府主要是制定鼓励、支持的产业发展方向，为这些产业的发展进行制度安排（如创业风险基金、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等）、组织构建（如建立民办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和制订竞争规则。发展规划制订的依据，过去往往先订出年均递增率，计算出远景GDp总量，再物色产业和项目，凑足总量。市场经济下发展规划必须坚持市场导向，以市场调研预测作为规划制订的出发点，以产品能否在市场实现作为检验规划是否符合实际的依据。坚持市场需要什么、我生产什么，而不是我有什么资源和生产能力存量，就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远景需求预测在渐进平滑发展期，比较好办，在突变和转折期则难度很大。譬如“九五”计划确定2000年全国煤碳年产量14亿吨，现在看2000年的需求量难以超过12亿吨，误差率超过16％。由于生产能力大于产量，产量大于销量，煤价下滑，以至西部某省每生产一吨煤要赔30多元，而就是这个省还在继续建新矿井、新矿区；这种做法值得斟酌。为了扭转许多大中城市严重的大气污染，今后能源消费结构预计会发生重大变化，西部地区能源生产结构如何与之相适应，值得认真研究。市场预测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有关本区与其它竞争伙伴竞争力的对比分析，它直接关系到本地区能占有多少市场份额。为了得到对以上问题接近实际的答案，规划部门就必须广泛和各类市场主体对话，把对话、沟通贯穿于规划编制的全过程。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缺点篇8
引言
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
（一）计划体制下计划的异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
（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
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法的两次限制
（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
三、从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
（一）计划的法律救济
（二）计划法律责任
结语
引言
所谓计划，是指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对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作出，经过预测确定未来的行动目标，并以此制订未来行动方案。简言之，计划就是未来行动的方案。①计划法里的计划，一般多指国家经济（调控）计划，即与调控国民经济结构和运行有关的计划。计划法则是指体现国家计划，保障计划各项任务和总量指标实现的各有关法律。②
在我国，计划法由原来的经济法的“龙头法”，到现在被忽视、作为经济法的“点缀”的境况，其地位可谓“大起大落”。笔者以为，从建国初期计划体制的确立，经由计划体制下计划之异化，再到市场体制下计划调控之必要，乃之必然，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性。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之中。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再转向市场体制的时候，尽管认识到了计划的缺陷和市场的优势，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仍然存在。虽然奉行“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民间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市场经济，因为讲求“利益”和“效率”的市场与私人经济主体具有一种天然的相互适配性。但是，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时仍然采取“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行‘计划经济’之事”的办法；甚至排斥市场、固守计划。然而同时，由于长期的历史因素的心理误导，饱受了“计划一言堂”之苦的市场经济主体对计划又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甚至反对。
一味地否定市场体制下之计划，与一味地批判计划体制下之计划一样，都不是基于理性认识的基础而应有的客观态度。要改进由计划体制沿袭而来的政府的市场意识，同时强化市场（私人）经济主体的计划意识，并使二者能够殊途同归、达成共识，必须建立一个二者可以展开对话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对计划及其意义、特别是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
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
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意义的最佳途径便是对计划的价值加以上的探讨。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或客体满足主体的有用性。计划的价值则是指计划对于计划主体的意义，即为什么需要计划。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缺点篇9
1．1是县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县域可持续发展具有一致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县域内当代人相互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公平、合理地利用自然环境，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利和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护环境，这是因为我国自然资源的主要浪费源与自然环境的主要污染源———县域工业分布于县域内的各个角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县域工业要彻底摒弃先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低质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老路，改变仅依靠扩充生产要素来提高产出的传统方式，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问题，符合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1．2是改善县域生态环境、减轻环境压力的需要
目前，县域社会总产值在全国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达60%，县域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0%，与此同时县域工业却消耗了全国73%的煤炭、64%的粗钢、61%的木材和55%的水泥，其单位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20%。一方面，县域工业的发展以高物耗、高能耗为代价;另一方面，县域资源、能源紧缺日益凸显。资源浪费与资源短缺同时存在，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使县域环境持续恶化，污染加剧。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影响到县域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对该地域内居民的生产、生活构成了威胁，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传统粗放型经营手段，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为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组织好生产力配置，减轻县域环境压力，使县域经济得以健康、持续发展。
1．3是由具体县情所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县域企业完成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正是遵循客观规律的必然选择。与资源较为丰富的县域相比，资源较稀缺的县域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更为迫切。这是因为随着竞争的升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县域工业依赖先前优势扩大生产规模的路径将不复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成为其唯一选择。另外，我国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处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周边的县域，在经过初期探索积累经验后，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集约型增长道路符合当前经济环境的客观要求;而中西部县域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以粗放型增长为主，但走集约型增长道路，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并没有因此改变。
2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
2．1针对县域经济的评价考核系统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不适应
在以GDp为标准对县级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制度安排下，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换被排除在考核体系之外，县域经济往往“有增长，无发展”，“只求速度，不讲效益”。由于政绩考核标准的单一性地方政府官员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手中资源配置的权利去追求GDp增长速度，而非经济发展方式等问题，导致速度与效益的严重割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为片面加大投入而使生产规模快速扩大，结果往往却是经济质量下降、结构失调、比例失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尤其是在低价格要素的支撑下，县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欲望远远比不上来自水平扩张的冲动。目前，只追求GDp增长速度而不考虑经济效益和增长质量的县域经济评价考核系统已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极不适应。
2．2促使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产业政策缺失
产业结构政策引领县域经济发展方向，体现县域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而目前县域产业结构政策的缺失正是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坚持速度、质量与效益相统一，正是产业结构政策的本质所在。通过合理的竞争秩序与规模经济效益，促使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县域产业组织政策的基本目标。目前，正是由于能够使市场竞争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县域产业组织政策的缺失，因而不能充分利用竞争的压力来推动县域企业改进技术、提高效益;由于最佳规模经济效益的生产规模政策缺失，因而不能利用规模经济建立能使产业生产成本降低的大批量生产体系。
2．3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存在弊端造成县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根本转变
首先，县级政府职能转换滞后。一是“越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权力下放，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与县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权，但是地方政府却通过对本属企业权力的不正当截留，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决策。二是“错位”。县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维护本地市场与本地企业的利益，往往对区际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商品贸易采取限制或禁止性措施，造成了地区封锁，分割了市场。三是“失位”。政府的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本应该使制度供给成为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然而县域政府却并未承担起制度供给的责任。其次，重要生产要素产权界定不清，县域资源难以有效配置。当前，县级政府仍通过行政干预来影响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降低资源有效配置的标准。另外，县域环境资源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其价值，这不仅不符合边际效用定律，而且较低的价格导致了微观市场主体对资源、能源的滥用及其总体效益的低下，同时也使得以高消耗为特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持续存在。
2．4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使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受到制约
首先，科技进步政策缺失。要么没有形成与县域经济实际运行相配套、符合科技创新要求的宏观政策体系，要么所制定的相关政策不完善，或这种外部政策导向与科技创新内在要求之间存在矛盾，科技创新工作与县域经济的市场经济属性、资源结构不能完全相适应而难以开展。其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其一，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不具备自主创新的一般客观条件。其二，企业自主创新的途径不明确。在县域企业科研力量薄弱、R＆D经费缺失的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实现自主创新，如何结合县域企业的各种情况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5环境管理制度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是环境准入制度缺失。由于空间环境准入制度的缺失，县域空间无法被划分成具有不同环境功能的单元，因而不能有针对性地调整不同分区内的经济结构。由于总量环境准入制度的不完善，不能对县域环境容量进行科学评估，不利于排污交易市场建立。由于项目环境准入制度的不规范，县域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多流于形式，环境保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宗旨难以体现。二是清洁生产制度不完善。清洁生产很难被写进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或区域环境规划，县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既没有依据县情提出适合开展清洁生产的配套方案或给予相关政策指导，也没有将清洁生产工作纳入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定期考核，落实责任。企业则普遍存在清洁生产技术匮乏、筹措资金困难、信息获取渠道不畅等问题。
3低碳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对策
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方式，县级政府必须依据低碳发展理念和《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基本要求，采取具体措施，制定行动计划，树立低碳模式，支持绿色经济发展。
3．1推进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3．1．1积极推行县域产业政策，适时调整县域产业结构。
强化县域政府的宏观调控，注重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使县域三次产业从主要依靠生产规模的扩大，片面追求产值的增长速度，逐渐转变为依靠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采用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扩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竞争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从主要依靠资源、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改变经营管理方式，变革生产过程，不断降低物耗、能耗，提高资源利用率;从主要依靠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转变为主要依靠所投入资本的质量和使用效率，依靠要素之间的最优组合;从主要依靠“简单铺摊子，立即上项目”扩大建设规模，转变为正确把握趋势与规律，立足现有基础，不断加强对企业的充实与改造。在产业政策实施方面，县级政府可以在国家经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结合县情，并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价格政策与金融政策来影响本区域生产要素的流动，从而使产业政策制定时所确立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得到扶持与发展。县级政府还可以通过积极引导的方式，并提供相关服务，使县域企业的行为与产业政策目标的要求保持一致，使县域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3．1．2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县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创造条件，利用优势，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此为基础逐步加大对其他产业的投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是我国县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基本选择。与县域其他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极强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发展县域高新技术产业，通过该产业的优先增长产生引致投资，从而带动前向联系部门和后向联系部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县域经济取得突破的客观选择。目前，县域经济发展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只有突破生产要素的各种约束，通过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县域其他产业增长的不平衡战略，才能最终实现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目标。
3．2深化县域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3．2．1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从经济利益上影响并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使之符合县域经济的总体发展目标，改变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落实企业自。转变政府职能，促使县级政府自觉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不断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变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增强计划的弹性，以市场为基础，形成具有宏观性、方向性和政策性，体现县域经济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经济计划，并通过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发挥计划的指导管理作用。另外，在对微观主体进行约束方面，县域政府要承担起制度供给者的职责。
3．2．2创新县域资源高效利用机制。
建立并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县域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放弃运用行政手段对重要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合理干预，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建立有利于县域资源高效利用的激励机制，通过设置具体目标，引导县域企业出现高效利用资源、能源的优势动机并使其按照特定的方式积极行动。以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目的，建立相应的淘汰机制，通过行政强制措施，将高耗能、高耗材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与技术淘汰。建立有利于县域资源高效利用的补偿机制，依据县域企业的实际开发量和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大小，采取征收环境税或排污费的方式由政府组织对市场主体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补偿。
3．2．3建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的县域经济评价考核体系。
将县域经济结构优化引入考核指标体系，使县域投入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人口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成为具体考核内容。另外，要将县域经济效益的提高与经济质量的提升引入考核指标体系，从而在具体考核中增加经济稳定运行、总体效益水平、环境与生态平衡以及居民实际生活质量等相关内容。
3．3实施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政策，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3．3．1实施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政策。
在技术开发政策方面，县级政府要增加科研资金投入，确保县、乡、镇3级科研机构R＆D费的及时到位。积极支持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的主体。在科技推广政策方面，要做好科技推广的规划、协调和组织工作，使科学技术能够被快速地应用到县域经济活动中。在技术交易政策方面，应积极筹措，建立并完善县域技术市场，发挥县域技术市场管理者的作用。在技术引进政策方面，要制定技术引进政策，提高县域科技水平，并注重技术引进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人才开发政策方面，要整合现有人力资本资源，大力改善就业条件，构建促使其作用有效发挥的激励机制;要加大对县域人力资本的投资，建立并完善县域人力资本市场，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人才流入本地。
3．3．2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企业要依靠自有科研力量将新知识引入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完成新技术的开发与创新，使新工艺、新材料、新管理方法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此外，企业要通过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在利用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改造，在改造的同时完成技术创新，使“利用—改造—创新”各个环节紧密衔接，促使企业能够高起点开展技术研究和创新工作，准确把握创新的方向和目标，使技术创新成果更符合市场需求。
3．4完善环境管理制度，积极优化经济增长
3．4．1构建环境准入制度。
在空间环境准入制度构建方面，要依据县域自然条件，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按照不同功能区的环境特点，对开发建设活动作出准入规定。在空间环境准入制度下，县域空间被划分成为禁止准入区域(脆弱区)、限制准入区域(缓冲区)和优化准入区域(良好区)等3个功能区域，各功能区域都有明确的环境与生态保护目标及严格的准入措施。在总量环境准入制度构建方面，应对环境容量进行合理分配，健全排放申报登记、总量审核和排放许可证制度。在项目环境准入制度构建方面，应逐步完善环境预审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竣工验收审批制度。
3．4．2完善清洁生产制度。
一是转变观念，将清洁生产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势下促进企业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二是将清洁生产纳入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或具体环境规划。三是将清洁生产纳入环境绩效指标体系，定期考核。四是加大政府的引导，制定优惠政策，创造条件，鼓励企业研究、开发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选择使用无害原材料，生产清洁产品，建立循环生产圈。制定清洁生产技能培训长期计划，引导企业将清洁生产纳入企业的技术改造中，使技术改造同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紧密结合。最后，在清洁生产实践中协调处理好企业、公众等各方面的关系，使清洁生产真正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利器。
4结语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缺点篇10
一、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特点与问题
资源型城市是伴随着资源开发，矿区经济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均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仅以黑龙江省为例，伴随着煤炭、森林、油田的开发而崛起的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伊春、大庆等6个煤城、林城、油城，其城市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城市体系的近1/3,占全省的1/4，在全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居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资源型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城市产业结构偏重，城市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城市布局随资源开发就近建设而过于分散等特点。
（一）资源短缺条件下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产出是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特征，而且资源型城市产品结构中初级产品都占绝对优势。以黑龙江省为例，1990年6个资源型城市主要资源型产品占乡以上工业产值之比平均62.6%，其中最高为92.6%（七台河），最低为32.6%（伊春）；加上资源加工型产品，平均占乡以上工业产值之比为75.9%，最高为96.5%（大庆），最低为为58.4%(鸡西）。从中可见自然资源在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近年来，由于可采资源日益减少，资源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缺乏足够弹性的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日益显示出其不合理性，资源危机进一步引发了经济危困和生态危机（表1）。资源型城市“三危”现象的产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自然资源的产、供、销几乎完全在计划体制的控制下运行，资源产品的绝大部分被国家几十年一贯制地以指令性计划调拨的方式拿走，进入市场的自极小。资源无价、原料低价、制品高价的价格体系使资源型城市缺乏足够的再生产及产品结构更新换代能力，同时也迫使资源型城市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强度，所以一旦自资源开采进入后期，资源型城市必然出现“三危”现象。可见，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所走的是一条既“不持续”也“难发展”的粗放式的发展之路。
表1资源型城市发展问题分析问题/三危>总体表现具体表现
油城煤城森林城
资源危机资源存量状况恶化，石油资源剩余可采储量明显减少，森林蓄积量锐减，煤炭资源面临枯竭后续夫资源严重不足，老油田进入高含水期，开采措施增油效果变差，稳产难度逐年增加煤炭资源枯竭或濒临枯竭可开采森林资源数量急剧下降，面临着严重的森林资源缺乏危机问题，森林质量也争剧下降，蓄积量树龄比极不合理
经济危困原有单一的城市产业结构适应不了资源渐于枯竭的局面，经济增长和效益大滑坡，资源生产量难以维系甚至大幅度下调，销售收入锐减，留利减少，但固定成本逐年增加，后续产业与多元经济脆弱，就业岗位不足，待业青年和部分老职工退休，逐年增加社会负担城市人口增加迅速，工业就业压力沉重，产业单一化，增长缓慢就业压力过重，城市产业结构过重，经济发展滞后产业总体发展仍然停留在计划产品经济阶段上，产业产品结构单一，企业产品结构单一，企业素质差，经济效益差
生态危机空气污染严重，废弃物污染严重，植被破坏，噪音污染也较严重，某些疾病发病率死亡率偏高，地表层损坏严重，林地、草地退化、沙化、碱化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生物污染加重，草原退化、碱化、沙化加剧煤炭开采后，水源受损，建筑物构筑遭到破坏，城市环境受煤矿石、粉煤灰污染，郊区农田大面积塌陷森林过度采伐，年降水日数减少，平均气温升高，相对湿度降低，大风天数增加，火险等级上升，旱、水灾年份增多，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附近地区农业失去了绿色屏障
（二）低层次产业结构之下的城市布局建设
城市布局与建设受到城市产业发展及城市建设政策的影响，以资源开采为主的产业结构使资源型城市布局呈现过于分散的特征，并对城市建设造成很大因难，城市布局迫切需要进一步更新和优化组合。
（1）过于分散的城市布局造成了聚集效益较差
资源型城市的布局一般存在“点多、线长、面广”的不利局面。即使是相对集中的地域也由于条块分割等原因存在各单位划地为牢，各自为政的问题，使相对集中区域也形成松散的结构。这不仅增加了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的费用，而且浪费了土地，增加了经营费用，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看，均是弊大于利、无生命力的。
（2）城镇体系建设尚未形成具有强大吸引力与辐射力的地域中心
当前资源型城市市域尚未形成具有较高综合功能和综合效益的核心地域，尤其是作为生活服务中心生产科研商服的生长点和辐射源的“技工贸”中心尚未形成，严重影响着矿区向城市过渡的进程。
（3）综合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优化组合空间
资源型城市建设的封闭性、高度指令性、内向性仍很突出；条块分割现象仍很突出；综合经济的起步和发展仍然很分散，未能形成较好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城市现代化建设还氙乏发展综合经济的人才及其引入的良好环境；城市发展格局还不适应资源型城市战略转变的迫切需要。
（4）城市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更新、完善和提高
资源型城市是长期按“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及基本建设“三边”政策的影响，各类建设普遍存在千楼一面、标准低、投资大、效果差的问题，城市整体风貌缺乏建筑、绿化、道路、色彩的整体搭配和协调整合比例，更缺乏特色和文化口味，这与资源型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极不相适应。
二、可持续发展之路是资源型城市的必然选择
资源型城市一直沿袭传统的非持续发展模式，资源型城市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长期沉积的结果，而且问题是综合性的，必须从经济、社会、人口、环境、资源多方面进行调控才可能使之走出困境。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资源型城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三个方面的迫切需要：
首先，是顺应全球城市化浪潮，贯彻国际上关于可持续发展共识，并尽快实现从概念到行动的迫切需求。统观全球经济态势，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城镇集聚区，因此只有城镇及其集聚区的持续发展，才会有区域的持续发展、国家的持续发展乃至于全球的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必须是建立在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上的。而对21世纪全球性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资源问题更成为可持续发展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焦点。作为集两个问题于一身的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发展问题亟待关注。
其次，是深入贯彻落实我国持续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时十分注重人类住区持续发展及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可持续发展科技行动中，管理的理论模式等重要内容。资源型城市在国计民生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是资源型城市自身克服“三危”困难，实现两个根本转变，进行二次创业、重振雄风、再创辉煌的迫切需要。资源型城市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体现最显著的城市类型，其自身的发展也受到这两方面因素的严重制约，所以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经济结构的演进，切实地从思想到实践积极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资源型城市摆脱困境，重振雄风的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长远眼光的发展之路。
三、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对策
（一）更新观念，科学谋划，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新方略，重新认识资源型城市发展方针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发展与环境结合起，使我们取得的经济发展既满足我们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害未来子孙后代满足他们自己需求的能力，贯彻联合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21世纪议程》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需要实现观念的更新。必须将充分利用资源的观念更新为适度利用观念，把片面追求资源利用观念更新为资源再生、保护的观念；把保证单一经济需求的观念更新为生态需求、经济需求的观念，进而从根本上适应两个根本转变的需要。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构筑应遵循三个面向的准则，既要面向世界，还要面向现实，更要面向未来。在新形势之下，对于一直作为资源型城市发展指导方针的由总理在60年代提出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的“十六字方针”应当重新认识并且给予崭新的时代含义（表2）
表2不同体制下资源城市发展方针的含义的比较
项目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型城市规划与发展模式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型城市规划一发展规模
十六字方针工农结合男工女耕资源综合开发与现代生态大农业系统，工程互补建设
城乡结合乡村式居民点现代化田园生态城
有利生产居住点接近生产点布局，主要为开采资源服务既为资源深加工服务还为城市多元经济服务，形成优化组合聚集效益的城市空间
方便生活职工就近上班，家属就近参加农业生产既要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而且要满足其精神生活的新需要，形成具有人情味的生机的城市化空间
城市布局点多、线长、面广的大分散式的村镇本系分片组合，相对集中的核心边缘式城镇体系
重点建设小城镇及村庄中等城市
（二）树立正确的思想模式，实现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与空间布局优化
1.更新产业结构，发展多元化经济
计划经济条件下过于片面强调资源配置与生产力布局的地域分工，忽视了资源产地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完善，使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缺乏足够的弹性，难以应付市场风险的冲击，其自我完善的能力也十分有限。一旦资源开采进入后期或市场发生波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马上会随产生巨大不良后果，所以应积极更新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资源型城市的多元经济。
2.优化城市布局，创造可持续发展框架
根据资源型城市建设的现实态势和发展前景，其可持续发展、建设和再扩展不宜继续采用均衡增长，而宜借鉴生长极理论及核心边缘模式，而宜采用不均衡增长。现代均衡发展理论的主旨“动态平衡”（或称非均衡发展），它不是一开始就强调各城镇的协调统一，而是尽力发挥各自的优势，之的再在基础上，采用最小的调整和投入实现整体的协同。这对建设资源型城镇体系非常适用，作为综合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多部门齐头并进多元发展，是不现实的。其可持续性建设，应该集中有限的资金，吸引优势产业发展和集中。
生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并非均衡发生在地理空间上，而是以不同的程度在空间上呈点状分布，并以各种传播途径，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资源型城市未来发展重点应寻求核心城镇和边缘城镇的合理划分及空间增长区别对待的多元发展策略。因此，按照城市经济发展客观要求，过去那种分散的以解决职工居住为主的矿区建设方式与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发展已经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由分散的以解决职工生活居住为主朝着多功能的相对集中城市建设方向更新和转化。
3.构筑一系列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仅要在思想上重视，更要落实在具体建设上。及时构筑一系列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对资源型城市跨世纪发展有决定影响作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是关系到资源型城市集约化、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资源型城市战略工程的实施，其目的的在于把资源型城市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经济、辐射力较强，社会功能比较齐全、生活方便、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城市。与历史上重点工程建设相比，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具有较大的不同（表3）
表3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与历史上重点工程若干比较分析
体制/内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重点工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持续发展战略工程
建设目的国民经济计划的落实与深化在宏观计划指导下创造性地为发展经济、吸引外资、形成良好的人居环境服务
建设背景影响因素单一封闭型复杂性、开放型
把握因素程度确定性不确定性
建设资金渠道国家投资渠道单一化国家、集体、个人、外商多方融贷（渠道多元化）
建设措施行政手段为主行政、经济、社会、法律手段并重
建设功能与意义对资源型城市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资源开基地起到骨干和保证作用对资源型城市未来发展成为具有经济活力、环境魅和的现代化城市，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跨世纪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的具体要求是：①要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②要完善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科技、体育、商饮服务等设施，使社会功能进一步健全；③要配套进行城市的交通、通讯、供水供电、环保等系统建设；④要加强市容市貌和生态建设，美化城市环境（表4）
表4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构想举例
时段/领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目的与作用
经济资源深加工产业链，地方经济发展工程经济上形成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社会文化产业文化主题公园，资源为主题的节日弘扬产业文化精神，创造高品位文化氛围
环境生态河湖水系治理工程，污染源根治工程改善生态环境，形成宜人的生存与发展条件
基础设施与城市风貌快速交通运输工程，充沛的给水工程体系，城市美化工程改善、创造可持续发展和招商引资环境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的实施，将促进其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相互协调，进而促进其快速稳步发展，使资源型城市发挥其在城市体系中的应有作用，实现我国区际间的公平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建强现代城市更新运动趋向，城市规划，1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