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篇1
在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下，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把农民带入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体，让农民在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作用下寻求自我解放和发展，不仅关系到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特别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任务的完成；更为重要的是，当农民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之后，将彻底根除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小农经济痼瘤，有效改变城乡二元差距的经济社会不利结构，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的快速发展，从更高的一个层次上构筑起国民经济发展的现代农业基础，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生活各个方面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的至关重要性，所以，组织带领农民走向市场，必然应该成为各级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先进发达地方依托固有的优势，立足把千家万户农民的小生产带入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积极开展了以实践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是必须看到，已见的成效只是局部的，尤其是在广大的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仍然步履蹒跚，农民进入市场的规模和农业市场化发展速度都还十分缓慢，与经济改革发展全局不断提高的市场化水平极不相称。不仅如此，即便是对待农业产业化经营，许多理论研究都还缺乏完整性，存在着盲点和误区，常常对一些熟视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轻易地一笔带过甚至忽视了。很多人都喜欢于战略性的宏观思维，但缺乏应有的技术性的微观思考（实际上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以后，最需要地方政府做的事情，就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如何结合实际研究实施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无论如何，其中本质的一条都必须强调农民参与的要求。可以说，只有农民参与，才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固有属性；缺少农民的参与，也就不成其为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因此，切实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把千家万户农民有序、合理地组织起来，参与到既定的农业产业项目的开发上来，才是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解决好了这个问题，不仅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具备必要的组织基础，同时也才能为有效解决农民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连接问题，构建起现实的纽带和桥梁，打下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将农业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用权以及生产经营、收入分配的自还给了农民，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农民分散经营，与日益发展的社会化大市场客观上存在很大的不适应性。随着现阶段农产品短缺经济的结束，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增产已经不能实现农民的增收，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正在减弱，即使对曾经视为命根子的土地，农民也开始转包、转租甚至弃耕、撂荒而另谋生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讲是小农式的分散经营与商品经济大流通格局缺乏对接，也可以说是封闭与开放的现实矛盾所致。特别是当前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农产品市场开发为核心要求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更加凸现了分散的小农经济的不适应性。家庭承包经营规模小、生产经营分散，导致农产品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农民进入市场难、农业生产经营交易成本增大，使农民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时期。转型时期农业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过去仅仅为解决温饱而谋求粮食总量的增长，向脱贫致富、实现县域经济发展而谋求农业的商品化、社会化转变；转型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单一的耕地经济向调整产业结构、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转变；转型的基本手段，就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努力实现农业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对接。适应这一转型时期的发展要求，必须实现由过去主要依靠土地和劳动力的配置，向不仅依靠土地和劳动力，而且更主要依靠科技和资本投入转变，进一步挖掘农村生产力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更快发展。
根据转型时期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必须立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支柱产业，突出以科技和经济为纽带，谋求劳动力、土地资源与科技、资本的优化配置，支持和发展新型的农业专业生产合作经济组织，努力提高农民的专业化生产水平，不断壮大农民专业化生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发展。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遵循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把解决的途径定位在大力发展农民的专业生产合作社上，这是一条最为现实的基本途径。
从本质上讲，农业合作社是在农民自愿互利、民主、公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组建专业化生产合作社。可以尽可能地吸纳更多的农户参与产业开发，提高农户的科技生产水平，提高农产品的商品转化率。农户专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使科学生产成为农民的自觉要求，也促进了农业技术服务水平的提高。组建专业合作社，可以增强农民的市场开拓能力，帮助他们有效沟通市场信息，提高他们的市场预见性，带动特定产业项目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随着专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空壳的问题，而且因为农业微观经营组织形式的改变，将有力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坚实的基础，成为推动整个农村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动力。
组建专业生产合作社，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一是组建专业合作社要先易后难，择优扶持，滚动发展。有别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是，专业合作社的生产开发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因此，进入专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科技知识、经济基础及其他应有的劳动生产条件。在现阶段农业投入市场化和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同样数量的投入在不同经济基础的农户中所产生的效益不同。对于基础较好的农户，可以吸引更多投入，极大地调动生产积极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组建专业生产合作社之初，必须按照先易后难、择优扶持、滚动发展的原则，把握条件，选择那些交通条件较好、具备一定生产条件的农户进入专业合作社，避免粮食供给短缺和其他投入不足的困难，影响专业合作社的正常运转。
二是面向市场，就近组合，规模适度。专业合作社不同于原有的、依靠土地区划组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以科技、经济为纽带，打破原有的村社界限，在一个相对较为集中的地域范围内，选择那些具备条件的农户组成专业生产联合体，共同参与，共同开发，依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构筑起农民家庭生产与市场的桥梁，以一定规模的生产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扩张力，同时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但是，在一些地域宽广、沟壑纵横的山区农村，资源分散的农村，组建单个的专业生产合作让，规模不可过大。同时，农业市场化也强调农产品的标准化，这既是对质量的要求，也是对数量的要求。质量的标准化属于生产技术性要求，而数量标准化，则是构建农业微观经营组织中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正是基于农村资源及生产经营分散这一客观实际，在组建专业合作社时，要就近组合，规模要适度。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篇2
关键词：农机专业合作社；九台；意义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S-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3）-22-1
九台市位于吉林省中部，是一个农业大市，国家重点粮食生产基地和粮食出口基地，也是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九台农机总动力达到43万千瓦，拖拉机保有量2.49万台（套），配套农机具5.73万台（套），机耕水平达到95%，机播水平达到90%，机收水平达到16.2%，耕、作、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9.8%，农业总产值615891万元。九台市政府对农机化工作非常重视，并不断加大农机化配套资金的投入，从而激发农民购机、用机需求和积极性。
1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意义
1.1整合农机资源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使农机专业合作迎来发展的春天，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机具、资金、技术、人才等整合，合理调动，提高农机具的有偿使用，起到整合农机资源的作用，满足农户之间对农业机械的不同需求，提高农业机械使用率，带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兴起促进了农业规模化发展，通过土地承包，土地托管等方式集中土地资源，使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1.2加快农机新技术、新机具的推广应用
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加快农机新技术、新机具的推广应用。能够优化农机装备结构，促进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提高农机作业质量和服务水平，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又都是农机大户和具有多年农机操作经验的农机手，对于农机化操作新技术，农业机械的应用与推广有着很大的兴趣和热情，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都很强，在生产作业中农机专业合作社往往都是新机具、新技术的首选使用者，起到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带头作用，能够带动更多的农户来使用新的机具和新的技术。
1.3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加快农机机械化的进程，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1959年就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农机专业合作社则是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1.4实现增产增收，共建双赢局面
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最大受益者是农民。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降低了作业成本，实现了农民的增产增收。农机专业合作社既可以解决农户分散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又可以实现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农户之间的双赢局面。
2加快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建议
2.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实力和规模。促进农机专业合作社稳妥有序健康地发展，政府应在工商登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政策性保险，用电，用油，特别是在用土地等方面，能够给予大力支持，把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加快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
2.2建议完善的机制
农机主管部门在扶持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过程中，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数量，盲目组建，而要做到组建起来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是个起“扶得起，立得住，跑得快”的合作社，要建立起一套完整、完善、规范的现代化农机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运行机制，机具使用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作业服务机制。
2.3拓宽服务领域，全方位发展
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想要为全体社员谋福利，增加社员的收入，就必须拓宽服务领域，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在跨区作业方面的优势，大力推进订单作业和“一条龙”作业模式，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从传统的种植业向畜牧业、渔业、林果业、蔬菜业和农副业等领域扩展，从单一的农机作业向农机保养、维修服务等多方面发展，开展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增强发展空间。
2.4建立必备的办公场所和库房
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就必须具有必备的办公场所和足够的机具库房。有的农机合作社虽说有库房，但面积小、设施差，远远不能满足大型机具的存放需求。很多农户对组建农机合作社充满积极性，但苦于土地限制难以解决机具存放问题，严重制约农机合作社的组建。希望农机主管部门和当地有关部门协调，给予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场、库、棚等设施的支持。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篇3
关键词：农业互助保险再保险保险合作社
农业互助保险的优势
农业互助保险，是指农民按照合作制原则建立保险组织，自愿参保、自主经营、民主管理，为其成员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一种农业保险模式。农业互助保险模式的优势在于：
（一）有效降低组织成本和经营管理费用且保险费率低
农业互助保险的运营成本远低于普通保险公司。以农业保险中数量庞大、必不可少的基层机构为例，农业互助保险的基层机构主要为农民自己组织的保险合作社，一般委托社员代表担任相关工作，不需要全日制工作人员和专门办公场所，可以节省大笔开支。在理赔工作的进行过程中，由于互助保险的参与者都是农民，对农业生产规律和灾害损失特点比较熟悉，因此可以便捷地承担小额保险理赔工作，一方面解决了农业保险理赔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节约了专业理赔人员的工作费用，大大降低了保险的运营成本。除此之外，农业互助保险的特点为互助合作，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保险产品价格中不含利润部分，自然也能够直接降低费率。
（二）有效降低道德风险和逆选择几率
在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在专业知识及信息方面极其不对等的农业保险中，由于投保后的懈怠和投机心理，投保人往往会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必要投入、不积极保护农业生产安全，使得农业保险事故的发生几率大大增加。同样，农业保险中的“逆选择”问题也可能比其他保险都要更严重—在所有农业项目中，农民会选择其中高风险的项目进行投保，而这种细微的风险差异作为保险人而言很难观察和了解到，因此最终会形成“赔付率上升—费率提高—保险萎缩”的恶性循环。
在农业互助保险中，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几率可以被降到最低。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互助保险的每一个投保人都兼有保险组织成员身份，投保人与保险组织具有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参加者都是本地农民，具有共同地缘和业缘的参加者相互之间比较熟悉和了解，容易产生共同的利益趋向（亨利·汉斯曼，2001），进而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
（三）容易获得农民的认可和信任并可扩大保险覆盖面
按照保险“投保越多、费用越低、保障越足”的大数法则，投保人数越多，保险越能进入良性循环。而我国农业保险长期以来发展不够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参保热情不高。很多农民在面对完全不熟悉的保险公司和复杂的保险条款时，有警惕和畏惧心理，这种心理再加上“靠天吃饭”的侥幸和“国家救济”的习惯，直接导致很多农民抗拒农业保险。而农业互助保险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投保人可以亲身参与保险的组织和运营，甚至于理赔事项也都是由自己或身边熟悉的人共同处理，农民的对保险的信任感和可控感会大大加强，自然容易接受。
（四）有利于实现农业防灾减灾
农业互助保险组织的投保人兼有保险组织成员身份，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防灾减灾，在增加保险组织赔偿压力的同时，也降低了农民从保险组织中获得分红的可能。因此，身兼两种身份的参保农民会主动采取必要措施降低风险的发生几率。一方面，参保农民会在自身农业生产过程中加强农业管理，降低风险几率；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积极推动农业互助保险组织利用其生产经验及其掌握的资源优势，进行成规模的防灾、减灾工作。从国际上来看，提供防灾、防损工具，进行防雹增雨，防治病虫害，进行植物保护，组织家畜家禽检疫防疫，推广优良品种以及农业新技术都是农业互助保险组织常见的活动。这种方式相较一般农业保险单纯的“投保——灾害——理赔”模式，无疑更具优势。
农业互助保险制度构建基本原则
（一）民主管理与合作实施原则
在我国建立农业互助保险制度，无论在理论、立法还是实践中，都属于新鲜事物。由于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合作制的原则，使农业保险组织缺乏起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实施机制，地方政府干预过强。这种情况使得参保农民体会不到互助保险中“投保人即所有人”的主体感，农业互助保险的优势自然无从发挥。因此，在我国建立农业互助保险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强调参保农民的主体地位，注重保护其民主管理保险组织和获得经济收益的权利。同时，政府在农业互助保险中的定位必须明晰——政府可以运用法律、政策及经济方式对农民参与农业互助保险进行鼓励和引导，但不能用行政命令方式干预农业互助保险组织的正常运行，这是我国建立农业互助保险制度的最重要、最基础的原则。
（二）国家责任原则
1.立法规制。引入农业互助保险制度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其特殊的性质、设立程序、条款设计、管理制度、财务流程、监管方式、税收待遇等，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法律上的规定，才能规范我国农业互助保险的基本制度，为其推广奠定基础。具体来讲，可以尝试制定《农业互助保险条例》，对农业互助保险的基本性质、运作管理模式、设立、合并、解散、清算程序以及国家补贴等内容进行规定，待时机成熟时，进一步将其上升为法律层次。
2.国家补贴。在我国当前农民收入低，保险参与意愿不强的情况下，通过保费补贴、保险组织经营费用补贴以及税费减免等方式降低农业保险产品费率，吸引农户参与农业保险是必须的。同时，这也是稳定国家财政支出，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灾后救济”模式、促进农业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法定再保险原则
农业保险的特点在于，一旦发生风险往往是大范围、高损失的。因此，对于农业保险而言，风险能否有效分散是其良性运作的关键，而再保险就是分散风险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外国在开展农业保险过程中，往往将再保险制度的建设作为核心和重点。目前，我国并未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再保险机制。在再保险提供不足的情况下，农业互助保险的发展只是表面现象，一旦发生大规模灾害，就有可能对现有的农业保险组织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建立法定的、国家投入充足的再保险体系是农业互助保险良性发展的必需。
（四）自愿与强制相结合原则
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是世界各国农业保险的共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推行强制保险的意义在于：第一，培养农户的投保习惯；第二，最大限度地体现保险的“大数法则”，降低保费、降低风险。当然，为了避免强制保险带来投保人的抵触和保费负担加重，国家有义务为投保人提供较大幅度的补贴。我国农业生产主要由农户自行进行，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农民并未形成为农业生产进行投保的习惯。如果在农业互助保险中完全采取自愿原则，将直接导致农业保险推广缓慢，影响整个农业生产的良性发展。因此，应根据国家农业保险发展计划和各种具体农业生产特点，结合保费补贴、保险信贷挂钩等手段，实现农业保险的自愿与强制相结合。对此，可以参考日本成功经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如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进行强制保险；对其他农作物和牲畜实行自愿保险。当然，强制的方式、程度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我国建立农业互助保险制度的初步构想
（一）农业互助保险的基本体系构建
我国各省之间农业生产状况和经济状况差异较大，再加上我国分税制的现实，农业互助保险以省为单位进行组建较为适宜，其性质应确定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初步可以考虑：在乡镇一级设立农业互助保险合作社，由参保农民组成和进行管理，其职能在于：直接面向农户提供保险服务，具体包括收取保险费、办理入保手续、进行理赔核赔以及相应的农业技术支持。在县级设立农业互助保险合作联社，该机构的职能在于为合作社提供再保险，同时，联社对合作社有业务指导、监督的权力。在省级设立农业互助保险合作总社，总社的工作范围包括：为联社提供二次再保险，根据本省情况科学设定保险合同条款、费率以及再保险的成数等，同时负责对全省农业互助保险工作进行监督和稽查。
以省为单位建立农业互助保险组织，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农业互助保险上无所作为。中央政府应建立全国性的中央农业再保险机构，为各省农业互助保险总社提供超额赔款再保险，一旦发生超出省社自负额的重大农业灾害，可以迅速调集资金进行应对，我国农业互助保险基本体系如图1所示。
（二）两级农业保险基金的设立
由于农业互助保险的政策性特点，按照国际惯例，政府应提供足额资金支持。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支农支出由中央和地方分担负责”的精神，农业保险所需资金应由中央、地方政府分别承担。因此，可以考虑在中央和省级分别设立中央农业风险基金和各省农业风险基金，由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注入资金，作为农业互助保险的资金依托。平时，农业互助保险机构应当向农业保险基金依法缴纳风险金，在农业灾害发生时，农业保险基金按照相关规定向农业互助保险机构进行紧急支付。除此之外，按照国际惯例，农业保险基金还应负责对农业互助保险进行补贴，具体包括：针对投保农户保费补贴以及针对农业互助保险组织的行政管理费补贴。
除了由农业保险基金为农业互助保险提供的充足资金扶持外，各级政府亦有义务为农业互助保险提供发展支持。其中较重要的一环是针对农业互助保险组织的全面免税，这也是推动农业互助保险发展的国际通行做法。
（三）农业互助保险合作社的建立和运作
在农业互助保险合作社建立过程中，应采取由政府倡导和出资，农民自行组织的形式，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又要避免可能伴生的过度介入现象。在已经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地区，可以以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依托进行构建。农业互助保险合作社是农业互助保险的基本细胞，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和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其内部机构设置务求严谨。具体来讲，合作社内部可考虑建立社员大会、日常工作机构和监督机构。社员大会由全体参保农民组成，是农业保险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决定合作社的合并、解散、清算以及经营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可按照章程每半年或者一年召开一次。合作社的日常工作如保费收取、保险签单、理赔等，可以按照合作社规模，设立理事会或者选举社员代表负责进行，规模较小的合作社，可以只设主任及少数的工作人员。除此之外，为了监督合作社的日常工作，应当选举社员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一旦发现合作社工作有违法、违规或者不合理之处，可以提出质疑意见、要求改正，或者召集临时社员大会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李勇杰.论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防范机制的构筑[J].保险研究，2008（7）
2.[美]亨利·汉斯曼著.于静译.企业所有权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郭建军.我国农业互助保险组织的情况及存在问题[J].决策咨询通讯，2008（2）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篇4
[关键词]农村金融需求合作金融
一、前言
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以商业化、市场化为主导。在农村金融市场，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使其大范围的撤离农村领域，农村的邮政储蓄也是只存不贷（2007年将成立的农村邮政储蓄银行的作用还有待观察），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央政府就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上世纪60年代开始信用社被强制纳入国有金融体系，走上了“官办”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曾多次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希望恢复其合作原则。但实践表明，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农村信用社管理权的下放最终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并没有恢复合作金融的本来面目。建立适应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农村合作金融，应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二、农村合作金融需求分析
1.从农村制度安排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需要合作金融
我国历史上土地的所有权并没有呈现集中的趋势。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保留了名义上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所有，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却分散给了农户，农户成为了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这种制度安排最大的制度收益就是社会的稳定。虽然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依附于土地，他们不是绝对的无产者，即使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流动打工者，他们也不是城市的定居者，大多数在农村还保留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并没有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没有社会动乱，都应归因于这种制度安排。
但是，这种制度安排也是有成本的，即农业不可能有规模收益，农业的产业化也受到了阻碍。我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限制于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投入农业的资本利润率也会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必然少于社会平均水平，农村和城市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人口和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既然我国的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且长期存在，我国的金融制度也有必要按照二元结构来分别安排，不能用商业化来同时满足城市和农村的金融需求。
商业金融资本的逐利禀性决定其必定追求“规模效应”，资本的积聚会降低单位资金融通的费用。我国目前的农村制度安排主要是土地的分散经营，没有规模经济可言，农业的资本收益率必然低于其他产业。与这种制度对应，分散的农户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其所需贷款额小，单位资金融通成本较高。我国农村的制度安排决定商业化的正规金融必定会退出农村领域。在正规金融退出农村金融市场的同时，为防止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有必要建立农村合作金融制度。
2.从农户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需要合作金融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说，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是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原则行事的。斯科特则认为，小农经济关注的是生存，而不是收益最大化，不能用市场的存在作为前提来分析农户的行为。
与西方不同，我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农村，是以家庭为中心，向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扩展，再按人际交往的远近亲疏继续向外延伸形成“圈层社会结构”。在这种以社会关系网络为核心的“圈层社会结构”内，农业生产和平滑生活支出的金融需求通常以“人情借贷”的方式获取。这种借贷基本上是以无息的、互助的方式进行，适应于小农经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情借贷”不足以满足具有商业性质的金融借贷需求，农户也会寻求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但单个农户面对金融机构会面临以下限制:
一是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中非生产性需求往往占很大比重，其中除一部分用于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外,相当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置修缮房产、修建祠堂庙宇或是满足丧葬嫁娶的礼俗要求，贷款缺乏未来收入作为偿还保障。
二是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在“人情借贷”中，贷款者和借款者有着较广泛的联系，因而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而正规金融机构面对的是分散的农户，在进行信贷决策时，缺乏有关农户特点和活动的私人信息，形成了“事前信息不对称”，在利率受到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只有实行信贷配给。正规金融机构也缺乏有效的手段监督农户对贷款的使用，形成了“事后信息不对称”，加大了信贷风险。
三是缺乏有效的抵押物。一般来说，具有确定价值的抵押物会增加借款额。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抵押物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变现容易程度。农户一般缺少用于贷款的抵押物，即使能提供抵押物，大多为房屋、农具或农产品，正式金融机构由于其与农民生活之间实际距离的存在，在接受的抵押品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劣势。
四是履行贷款契约的形式单一。农户的产出都为实物，正规金融机构是不接受实物偿还贷款的。农户在偿还贷款时要把实物转换为现金，需要经受市场风险，分散的农户更愿意持有实物以回避市场风险。
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组织相比，借贷双方具有较广泛的联系，资金提供者对农户的私人信息有相当的了解，借贷双方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相似，对抵押物有较高的认同，契约的履行方式也灵活多变，因此，民间金融更适应农户的信贷需求。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规范民间金融活动，合作化成为有效的选择。
三、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安排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4)定义,合作社是一个自愿组织在一起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协会。合作金融是合作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以合作制原则为标准，以金融资产形式参与，并专门从事规定范围金融活动的经济形式。合作金融在西方国家已有140多年的历史，同时，农村合作金融也是一个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
1.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形式，甚至是唯一的形式。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5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背离了合作原则。历次改革经验表明，使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回归“合作原则”，会遇到“路径依赖”的障碍。
首先，经过历次改革，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强化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权，农村信用合作社已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调配金融资源的工具，脱离了合作原则。要使农村信用合作社回归合作原则，就必须归社员所有，社员享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使用权、让渡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这样，必然会削弱地方政府调配金融资源的能力，地方政府必定不会放弃既得的权力和利益。
其次，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长期依附于国有银行，与国有金融机构及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强的“亲和力”，一旦要回归到信用合作制原本的道路上来,仍需要经一个较长的艰难“学习”过程。
最后，信用社的员工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不再同属于一个利益群体，前者的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后者。恢复信用社的合作制，意味着信用社从国家银行附属机构的位置上降格为农民自身的金融机构，自然会受到既有经济利益格局的抵制。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回归”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因此，有必要重建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
2.重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
真正的信用合作制度生长于农业经济体系内部，是农民自发的联合，而不应是一种外生金融制度安排。内生的农村合作金融应符合自愿原则、互助原则、民主管理原则以及非盈利原则。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重建，应从我国的农村实际出发，结合我国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信用社。
首先，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模式应采取多样化的形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不能推行全国统一的农村金融合作模式，应当倡导具有多样性的地区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已经市场化，应推动市场化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按照股份制原则建立商业银行模式。对于正在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部分农村，同样应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应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欠发达的地区，主要以低收入的农民为主，重新建立合作性质的信用社，解决农民的生活和生产的资金需求。
在农村合作金融的规模方面，不应一味地追求规模效应。新建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主要服务于低收入的社员，如果组织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社员金融资产数量的提高，那么组织的客户层次已经发生了转移，即不再是原来的低收入群体，这样组织的性质就要发生变化，如果来源于低收入社员数量的增多，那么组织的信息成本、管理成本都有可能上升，合作金融组织不具备显著的规模经济的特点。
在组织体系方面，考虑我国农村的实际，可以建立金字塔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体系。在较小范围内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的基层合作金融组织，满足农户小额的资金需求，基层合作金融组织由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成立更高层次的联合组织，增强服务能力，即形成农村信用社――县（市）信用联社-――省级信用联社的形式，自下而上层层入股，形成多极法人体系。各级信用联社本身是具有资金运营能力的独立法人，可以独立向农户提供较大数额的贷款，除此之外，还为基层信用社提供资金调剂、异地支付等服务，还可以对基层信用社进行风险监督。
在内部管理机制方面，坚持社员代表大会是信用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必须真正代表社员利益。在基层信用社，严格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决定信用社的业务类型、人事任免和重大经营决策。由社员代表大会从社员中选举产生信用社的管理者及常设机构，处理社员平常的小额贷款，较大数额贷款必须由社员代表大会集体决策。社员都可以监督信用社的日常活动，信用社定期向全体社员公布信息以确保广大社员的知情权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篇5
关键词：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组织化；农业规模化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专业合作社信贷难题及对策研究”（GD14XYJ07）；“新城镇化进程中的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路径依赖与制度构建”（GD13XYJ08）；“秩序转型下的乡村组织重构研究”（GD14XGL05）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4日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概述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我国特有的合作社的一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充当政府与社员之间的桥梁；为农民的专业化生产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有利于推广应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把千家万户小生产的农民组织起来，抱成一团，使农民真正成为千变万化大市场的主体，提高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程度，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加强社员自律，协调专业合作社的内外部关系；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组织保障；农民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拉动经济发展，解决发展资金短缺；推进农村民主管理的重要载体。
二、家庭农场基本概述
（一）家庭农场的性质。所谓家庭农场，是指以农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经营单位。
（二）家庭农场的作用。家庭农场是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背景下，面临“由谁种田，怎样种田”的新问题，借鉴西方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而提出的新型农业经营体制。从国外经验看，家庭农场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是农业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家庭农场以家庭经营为内核，其既符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在要求，又契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可以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新时期的创新与发展，能为我国农业走现代化道路增加强大的推力。因此，在2008年被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写入文件后，家庭农场在2013年又被明确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形式，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5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肯定了家庭农场的作用。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契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发展农业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农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推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新常态下实现农业农村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当前重要的农业政策，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必要开展合作。两者具有弱质性，许多国家对它们采取了支持措施。实践证明，它们也可以开展有效合作。其合作关系建构会受到诸如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发育程度、产权明晰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政府要认真履行好作为公共品供给者的职责，建立健全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策。
（一）家庭农场的相对弱质性决定了其应该与合作社建构合作关系。家庭农场的发展离不开具有一定素质和能力的从业人员，但是受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等因素的影响，家庭农场还缺乏素质高、技能强的人才。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滞后。而合作社具有一定的专业服务功能，能够为家庭农场提供农资供应、信息、仓储等服务。如果双方能在自愿、共赢等原则下开展有效的合作，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实力都会有所提升。
（二）合作社的相对弱质性决定了其应该与家庭农场建构合作关系。合作社作为一种弱者的联合体，肇始于资本主义农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这一农业合作过程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极扬弃的过程。合作社弱质性的具体表现是：技术变革、组织变革难以跟上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联合社或联合会构建的速度迟缓、运行效果不尽如人意，其成员缺乏强大的向心力。理论上讲，合作社本身就是一个自生能力较低的组织，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
（三）相关政策为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合作创造了环境。如何看待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美国萨皮罗学派和诺斯学派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不过，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许多国家对于家庭农场和合作社采取了支持措施。例如，美国政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依据萨皮罗的理论制定和实行了支持合作社的政策；2003年欧盟执行了单一农场支付计划。实践中，合作社与家庭农场是可以进行合作的。资料显示，美国平均每6个农场主中就有5个利用合作社获取各种必要的物资供应、农产品运销和加工以及其他服务。
四、农民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合作模式
（一）“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模式。公司根据市场需求与合作社签订契约，合作社按照契约规定的品种、数量、质量组织家庭农场生产。农产品成熟后由合作社验级、收购，而后由公司进行加工和销售。家庭农场以合作社为依托，与公司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一方面增强家庭农场与公司的谈判地位，有效约束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保障家庭农场农产品的销路；另一方面通过合作社的生产监督和集中收购，确保公司对加工原料质量和数量的需求。例如，浙江省海盐县的20家家庭农场联合组建的万好蔬菜合作社，在产前与当地的食品公司签订蔬菜购销合同，在产中由合作社提供技术、管理、培训在内的专业化服务，在产后由公司以保护价收购农产品。全县以“订单农业”形式开展生产的占家庭农场总数的67%，其中52%的订单通过合作社获得。
（二）“家庭农场+合作社+超市”模式。家庭农场负责生产环节，合作社统一品牌和标准化生产服务，建立农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机制，保证超市稳定的货源供应。这种模式将订单农业与现代经营业态有机结合起来，缩短了农产品采供周期，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和物流成本，保证了农产品的新鲜安全，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适宜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业经营，适合蔬菜、水果等高收益性的农产品。例如，山东省青州市的21家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社与17家连锁超市签约，常年向超市供应高档箱装礼品菜，涉及20多个蔬果品种，农民获得了种植高端品牌蔬菜的高额效益。
（三）“家庭农场+合作社+直销（社区）”模式。在“家庭农场+合作社+直销（社区）”模式下，生产同类农产品的家庭农场联合成立合作社，合作社进入城市社区、街道直销农产品，或者由合作社与学校和企业食堂、餐饮企业、直销展会签订供货合同。这种模式改变了“收购商―经销大户―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层层盘剥的传统销售模式，缩短了“田头”到“柜台”的距离，缓解了市民“买菜难”和农民“卖菜难”的问题。例如，浙江省宁波市有近10家以家庭农场为主要成员的合作社开设了农产品直销店，价格比超市和菜市场便宜20%～30%。
（四）“家庭农场+合作社+合作社自办加工企业”模式。家庭农场联合合作社，发展壮大后自办加工企业来销售、加工家庭农场的农产品。这种模式以合作社为产业化经营的主导力量，对农业产业链各环节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是四种产业化经营模式中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模式。合作社内部的科层管理机构替代了产品交易市场，组织稳定性和合作性增强，内部成员利益高度一致，各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明晰，实现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统一。家庭农场不仅能够分享出售初级农产品的收益，还能够直接分享纵向农业产业一体化后农产品加工增值的收益。但这种模式实现的前提和条件是，合作社必须治理机制规范、经济实力雄厚、市场竞争力强。
五、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经营机制
在家庭农场与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合作已经成为双方理性的选择。实践中，浙江省慈溪市、瑞安市、建德市出现了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开展合作的现象。构建新型农业合作经营体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在基本方向与主要内容方面，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生产合作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性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发展农业合作经营必须在土地共同所有基础上实现农民的联合劳动与合作生产，构建以生产合作为核心的新型农业合作经营体制。而且我国人多地少，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小，市场抗风险能力弱，农民需要根据需要在生产及流通的广泛领域全面进行合作经营，建立以生产合作为核心的综合性合作经营体制。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篇6
一、关于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
（一）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三农”问题始终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抚今追昔，我们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于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农业始终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性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在我国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以来，党召开了多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农业农村工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对推进农村改革的认识。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充分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成就和方向，把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立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系统总结了农村改革发展20年的基本经验，明确了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明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连续5年发出指导农村改革发展的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的第一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把研究部署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为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的一贯战略思想。
（二）农村改革发展的成就、意义、经验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决定》总结了30年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一是农村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废除了，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初步形成了适应我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二是农业生产综合能力显著提高，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加到2007年的10032亿斤，总产增长了64.6%，亩产增长了88.7%，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三是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蓬勃发展，农村市场繁荣兴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亿万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1%，扶贫开发成效显著；四是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加强，公共事业加快发展，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明显增强，免费义务教育在农村优先实施，8亿多农民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覆盖整个农村，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显著提高；五是农村党的建设不断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全面推进，有效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对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和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二是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三是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决定》深刻总结了30年农村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五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二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四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五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利。这些经验，不仅是对以往党领导农民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伟大实践切身体验的理论升华，而且是指引我们在新形势下努力开创农村工作新局面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既面临着尚未破解的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矛盾，又遇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决定》深刻分析了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四个挑战和问题：一是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求紧迫；二是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耕地大量减少，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三是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低，区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任务艰巨；四是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任务艰巨。《决定》把当前“三农”问题的总体状况和迫切要求概括为三个“仍然”和三个“最”：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完全符合当前农村实际，并再次提醒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加倍努力，才能巩固和发展农村好形势。
（三）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背景和全局意义。《决定》站在全局的高度，科学把握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出了“三个进入”的重要判断：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表明，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政府和社会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能力有了新提高，经济社会全局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城乡之间的改革发展形成了更紧密的新联系。这既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更对农村改革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既是发展农村好形势的客观需要，更是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决定》指出，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推动科学发展，必须加强农业发展这个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抓住农村稳定这个大局，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四）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决定》鲜明地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中，用“三个把”明确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基本方向和根本要求，深刻揭示了现阶段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改革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要求。
《决定》从体制机制创新、现代农业建设、农民收入增长、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既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又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实现这些目标任务，不仅将极大改变农业农村的落后面貌，而且将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奠定重要基础。
为实现上述目标，《决定》提出了必须遵循的五条重大原则：一是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二是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四是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五是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这些重大原则，既有对30年农村改革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融入了新形势下整体推进城乡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必须在实践中切实得到遵循。
二、关于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
《决定》从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这三个方面，全面部署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实现农村发展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优化农村发展外部环境，强化农村发展制度保障。《决定》强调了六方面的农村制度建设。对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提出了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方向：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先进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种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对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明确要实行“两个最严格的制度”，即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前者着眼于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后者着眼于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提出要“建设两个市场”，即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遵循的“两个原则”，即农民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严格遵循“三个不得”的原则（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提出要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包括征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内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对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主要强调加快健全四项制度，即农业投入保障制度、农业补贴制度、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对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主要强调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两大方面，提出要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加快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对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一是要求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二是强调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三是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挥好大中城市对农村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对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强调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强调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提出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基层财力，逐步解决一些行政村运转困难等问题；强调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涉农法律法规，增强依法行政能力，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推进农村依法治理。
（二）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是，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决定》从七个方面部署了建设现代农业的主要任务。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明确要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体系，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强调要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两个积极性，支农政策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各地区都要明确和落实粮食发展目标；提出了抓紧实施粮食战略工程，推进国家粮食核心产区和后备产区建设，加快落实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的重大举措。对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出一要搞好产业布局规划，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二要根据市场需求状况，发展重要农产品和特色农业产业；三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四要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杜绝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对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出要着眼于建设现代农业，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强调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广泛开展农民技术培训，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明确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强调要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搞好水利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农民广泛开展小型农田水利等项目建设。对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强调要力争在三年内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开拓农村市场，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强调要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并对继续推进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工程、强化水资源保护、培育生物质产业以及逐步完善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强调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完善农产品进出口战略规划和调控机制，引导外商投资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开展对外农业合作。
（三）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要求覆盖到亿万农民。《决定》从八个方面提出了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一是从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建立投入保障机制，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方面，繁荣发展农村文化。二是从巩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成果和质量，加快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重点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保障和改善农村教师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三是从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扩大农村免费公共卫生服务范围，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方面，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同时，强调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四是从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救助制度，发展农村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等方面，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五是从科学制定乡镇村庄建设规划，加快农村安全饮水、交通、能源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六是从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实行新的扶贫标准，继续开展各种协作扶贫等方面，推进农村扶贫开发。七是从加强监测预警设施和专业力量建设，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抗灾保障能力，提高灾害处置能力和农民避灾自救能力等方面，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八是从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农民权益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民族团结，依法管理宗教等方面，强化农村社会管理。
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推进农村改革，关键在党。《决定》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出了全面部署。
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农村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干部配备上体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耕地保护、环境治理、和谐稳定作为考核地方特别是县（市）领导班子绩效的重要内容。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要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领导班子选举办法，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创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形式，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把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拓宽农村基层干部来源，注重从优秀农民中选拔干部，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加大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乡镇公务员和选任乡镇领导干部的力度，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要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建立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加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建设高素质的农村党员队伍。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篇7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模式;现代农业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共同组建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它在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推动基层民主管理,改变乡村习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模式
据中国农业部统计,全国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0万个,其中比较规范的合作组织有14万个,带动农户总数的4000万户左右,占全国农户的22。6%。涉及到农村的经济的众多门类,主要分布在蔬菜、水果、养蜂、家禽、渔业养殖、稻米等生产领域。
在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根据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的不同动力源,我们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两类4型。即:来自内部动力,或农民自发型(能人领办型);来自外部动力,或政府推动型(项目引导型、企业带动型)。
1.农民自发型。由一人或数人发起,多人或多户自发参与,组成的“农户+农户”模式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完全是由农民自发组成、自愿参加所建立的,农民的主体性是这种协会的主要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领袖人物的觉悟和管理的需要,逐步地在外部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符合该组织的《章程》和相关制度等,以此架起了农户通往市场的“桥梁”。
2.政府推动型。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一些集体经济为适应城市化和就业市场等新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实行的转型与当地农民建立起“政府+农户”模式的“官办”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靠行政的手段“自上而下”地组建形式,农民以户或组连带土地整体加入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政府推动型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有政府的支持和外部专家的指导,得到了来自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农、林业等涉农部门)给予的政策优惠、资金支持、技术服务和市场保障等一系列支持,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市场经营能力较强。农民能从合作经济组织中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等。
3.项目引导型。其“专业协会+农民”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接受国际援助项目的参与式理念,建立的农民专业协会得到一定项目资金的资助和项目专家的指导。由于这类农民专业协会是由国际或国内项目资助,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贫困农民为主体,通过强化民主意识和赋权来提高农民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以农民自愿参与为内在动力,“自下而上”地发起并建立起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在专业合作组织中,培养“主人翁”意识,让农民能够充分地了解自己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专业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还在协会以下建立有相关企业,引导农民由农田、山场逐步地走向“工厂”,由家庭走向市场,在协会与市场的互动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4.企业带动型。企业带动型“公司+农户”模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合作关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商品性生产的过程中,当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应用低成本介入的方式与急需解决生产资金、技术、和产品销路的农民建立起的一种在事实上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与农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与农民开展有限的合作。企业通过支持农民参与前期的生产或加工环节,以便取得产量稳定、质量达标的成批量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形成了“市场企业基地”产业化链条。转二、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判断和对策
纵观我国农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合作组织的发展速度较快;合作组织的创建大多以农村能人大户牵头组织为主;合作领域大多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合作组织的服务内容以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和提供信息服务为主;合作组织成员多是源于乡镇范围以内。
与此同时,合作组织的辐射范围有限;发展不够规范;相关的立法支持缺位。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发展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须着力解决如下问题:
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的的方向性和战略性举措来抓。认真宣传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政策法规,进一步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提高基层干部对发展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支持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
二是加强规范管理,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发展。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大力开展了三项建设。一是组织内部建设。建立健全规范的组织机构,理事会、监事会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完善协会章程、财务管理、理事会职责,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等内部管理制度,使合作社(协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遵章办事。二是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教育管理。每年定期举办培训班或外派培训,对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自律意识。三是开展诚信经营教育。以问题食品做警示教育社员,从田间到餐桌严格管理、监督。同时,积极申请国家农产品质量认证。
三是选准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政府要引导、提倡大力提倡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形成了诸多专业村,如蔬菜、水果、养猪、奶牛、运输等,这些专业村,生产形成了规模,销售形成了优势。二是帮助群众选准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骨干力量。乡镇的“七站八所”,特别是农口部门,有为农服务的经验和优势。由他们领办,启动快、效果好。农村干部群众威信高、带动能力强,由他们牵头创办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有效形式。
四是推进“三社一化”,拓展供销社为农服务新领域。探索“农合联依托供销社起步、供销社借助农合联发展”的途径,加快“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设,以“三社一化”(即基层供销社、专业合作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农村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化)建设为工作着力点,强化了供销社服务三农的基础和实力。
参考文献:
1.孟建国《着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全国商情》2008年第8期
2.佚名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推进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eB/oL]/05zjnews/system/2009年11-12/2009-07-16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篇8
必须做强做实农村信用社省级行业管理和服务平台
由于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机制的缺陷，行业管理不可缺失。一是产权改革的先天不足，必须要有一种弥补机制。由于历史包袱剥离不到位，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财务清理和重组，很难做到产权明晰，法人治理存在先天缺陷。同时，农村信用社在特殊的产权构架下，数以万计的社员既无法“用手投票”，也无法“用脚投票”，即使是层层选出的社员代表和理事，也普遍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和参与决策、实施监督的能力，使得法人治理所要求的从社员(出资人)到企业的决策者、到经营管理者之间一系列的委托关系难以有效形成，因此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将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在法人治理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法人单位自主可能导致管理上的混乱，引发风险，一定要有一种弥补机制，有效的行业管理是实现这种机制的最佳路径。二是改变管理薄弱的状况需要有一种外部力量，也决定了行业管理在现阶段的必要性。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和管理各项工作的实施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薄弱的现实基础之上，我们不能也无法脱离这个历史基础；工作的主要力量还是原有干部员工，不可能全部推向社会；业务模式和管理惯性要有一种外在力量去变革；存在于管理人员的不当经营管理行为，需要一种力量去监督约束；长期以来因疏于管理形成的大量风险和案件，必须有一种强化规制、严格管理的外部力量去发挥作用。在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机制不完善、自我约束能力弱、风险管控基础差、队伍整体素质还不高的条件下，放任不管，会引发更大的风险。
社区性银行机构与开放的金融市场对接的矛盾，要求必须建立区域性行业管理和服务平台。从农村信用社众多小法人自身的特点和缺陷来看，强化区域性行业管理和服务平台内生于它们的现实需要。在现代开放的经济金融竞争环境下，单个法人农村信用社在经营管理中会遇到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是社区性银行机构与开放性客户服务的矛盾。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客户不再局限于在当地生产经营，同时对金融服务也呈现多元化需求，不仅仅需要存贷款等传统金融服务，更需要现代结算、理财、电子银行等个性化金融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性的农村信用社很难适应和满足现代客户的需求，必须要有一种更高、更强有力的服务平台帮助其以最小的成本克服自身缺陷。二是单个小法人与大市场对接的矛盾。与大银行相比，单个法人农村信用社在经营规模、人才、手段等方面存在明显劣势。要克服这些劣势，又存在自身成本承担能力弱与巨大的外部交易协调成本之间的矛盾，如信息化建设、电子银行业务研发、新产品研发推广、对外形象宣传、公共关系协调等方面的巨大成本，单个法人难以承担且效率低、效果差。如果建立一个更高的省级乃至全国性的服务平台，就能以最小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克服单个法人与大市场对接的难题。这正是基层法人单位多年来盼望己久的共同愿望。三是独立自主经营与风险防范的矛盾。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众多独立分散的小法人由于经营规模小、管理基础薄弱等因素影响，自身抗风险能力非常弱，加上内部行业风险救助机制缺失，导致局部风险时有发生，严重影响金融稳定。通过建立省级乃至更高的服务平台，形成法人单位之间安全便捷的资金调剂平台，建立高效快捷的风险救助机制，可以大大提高抗风险能力。在解决风险问题中结成一种互担风险的行业救助机制成为一种内在要求。在这种同类银行机构为共同利益相互依存的体系中，统一的行业管理和服务规则己成为必然需求。
政府支农惠农政策和风险责任的落实，必须建立一个工作平台和抓手。首先，政府支农政策的落实需要一个传导渠道。农村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后，各省级政府出台了减免税费等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农村信用社化解包袱、轻装上阵，以更好地支持“三农”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主渠道，是让农民享受基本金融服务的主要力量。为了使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真正发挥作用、惠及“三农”，并落实好党和国家关于发展经济、支持“三农”的其他政策，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行业管理平台，形成一种有效的政策传导机制，以确保有关政策在农村信用社得到落实。同时，省级政府维护区域金融稳定需要工作抓手。在中国现行金融体制下，政府作为地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实际上承担了保护广大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责任，成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己明确规定，管理体制改革后，农村信用社的风险管理和处置责任最终由省级政府负责。要确保这种责任的有效落实，按照“责权对等”的基本原则，省级政府就必须行使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职权，通过建立省级联社形成工作平台和抓手，对辖内农村信用社实施有力、有效的管理，更不可能放弃管理。否则，承担最终的风险责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对社区性银行机构建立区域性管理和服务平台，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纵观世界各国的合作金融，组建区域性行业管理和服务机构，是一种通行惯例和一般趋势。美国2/3以上的国民是信用社的社员。合作银行系统由一个中央合作银行和12个区域性合作银行，联系大量信用社构成。德国、法国是信用合作运动的发源地，他们均在基层信用社之上建有区域性行业管理和服务机构。德国早在1872年一些基层信用合作社开始联合组成地方性的联合体，1876年又在地方联合体基础上成立了中央联合会，1932年成立合作中央金库，成为德国农业合作系统的全国性金融机构。法国的信用合作社最早诞生于19世纪后期，称为“地方农业互助信贷银行”，1899年由若干地方农业互助信贷银行联合组成省农业互助信贷银行，1920年德国政府组建国家农业信贷银行，统一管理全国各省农业互助信贷银行。这一体制一直延用至今。日本早在1960年就已基本形成普及全国市、町、村所有农户的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随后这些基层农协又入股组成都、道、府、县农协联合会，再由农协联合会入股组成农林中央金库。通过存、贷款调剂各基层农协之间的资金余缺，加强对基层农协的指导，并提供其它公共服务。荷兰合作银行实行中央行和成员行两级法人体制，由200多家成员出资共同组成和拥有中央行。中央行、成员行共同组成一个相互担保体系，作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行业救助机制。国家授权中央合作银行监督管理成员行。哥伦比亚、墨西哥的地区联社、中央联社作为信用社代表和服务平台发挥作用，同时成立审计委员会（成员兼监管员），受国家监管局委托履行监管职责。加拿大有省级总社和全国总社作为信用社利益代表者，并提供结算、资金融通、产品研发等服务功能。同时由政府组建信用社存款保险公司，省级政府立法赋予存款保险公司对信用社的监管权力。由此可见，在基层信用社之上设立类似省级联社的管理服务机构，并不是中国首创和特有的，而是国际上一种普遍的做法。他们通过政府授权和完善内部法人治理，有效地解决了自下而上的产权控制与自下而上的风险管理的矛盾，形成了一种既有利于发挥成员行自主性而又解决成员行小规模、社区性等不足的管理模式，形成了一种很有生存力和成长性的金融生态。
省级机构的定性定位必须符合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内在需求
省级联社改革必须与法人单位产权制度相对接。经过一轮产权改革后，我们致力于完善基层联社（合行）的法人治理机制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尊重股东（社员）的意愿，实现股东权益，对股东负责，是法人治理机制的基础，也是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基础。面对省联社组建后所谓管理者、服务者和经营者“三位一体”的矛盾，如果不是借鉴国际经验，从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实际出发去找解决办法，而是从强化管理权威出发去找权力来源，并片面地认为只有自上而下控股通过资产纽带才有管理合法性。于是为强化管理而设计产权结构，从上而下启动第二次产权改革，用反市场的行为去人为组织市场主体，极易产生原有股东与新股东的利益冲突，而且也违背了企业组建的一般规律，即必须应对客户的需求选择业务模式和组织架构。有效的办法是尊重法人自的前提下，寻求省级管理、服务和经营主体的一致性，找出最有利于促进农信社发展壮大和风险控制的办法。同时根据法人单位自我约束机制完善的状况不断调整优化管理办法，因地制宜作出安排，使各项管理产生正向作用而不构成企业改革发展阻力。在法人单位不断完善法人治理机制的同时，通过实施强有力的行业管理和服务，帮助法人单位实现科学决策、把握经营方向和管住经营风险。
省级联社服务功能必须对应农村信用社的内在需求。目前，农村信用社由于法人多、规模小、实力弱、人才缺，在经营管理的很多方面都迫切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平台。比如：需要建立统一的信息网络平台和电子银行业务平台，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需要有行业代言人，以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需要统一的产品和服务规范与标准，全面提升服务水平；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员工及高管人员培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需要进行统一的形象策划和市场宣传，提升整体形象和竞争力；需要创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公共关系，争取各方面理解支持；需要搭建统一的资金调剂运用平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防范流动性风险能力；需要培育农村信用社与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互动机制，形成良性发展的动力等等。省级联社的功能定位必须从满足农村信用社共同的内在需求出发，在加强和优化行业管理的同时，强化为基层法人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宏观服务功能，以帮助他们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加速与开放型金融市场的对接。
省级联社管理职能必须根据其权力来源不断优化。从法理上分析，省级联社行业管理权的来源：一是自律性行业管理权。源于县级联社（合作银行）对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需要。解决单个法人社由于规模小、手段落后、影响力弱、管理水平低、信息不充分、风险承受能力差等原因，想做却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通过共同制定《章程》或以社员大会决议形式，赋予省联社管理权限，委托省联社提供统一服务。以共同的意愿，形成共同的规则，监督大家共同遵守。省联社依据章程和规范，搞好管理和服务，既可以有效避免对法人单位的不当干预，保证法人单位的经营自，又可集优势力量办法人单位自己办不好或成本高的事。二是行政性行业管理权。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有责任努力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和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努力防范金融风险，同时引导金融企业认真落实国家的金融法规与政策，引导农村信用社贯彻为农服务的方针，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同时，政府对农村信用社一定的行政管理，还来源于国务院交给省级政府的最终风险责任。实际上相当于一种依法授权，省级政府必须根据风险管理目标设计管理平台和手段。政府作为金融稳定和风险责任的担当者和农村信用社优惠政策和共同资源的提供者（实际构成巨大无形资产）经过合适的行政程序，完全可以对地方银行机构实施必要监督管理。把这种行政性或公共性行业管理委托给省级联社，使其具备行业管理部门的特征，符合国内国际的通行做法。三是组织性行业管理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执政党对企业党的工作的要求，企业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性资源在企业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时，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权力和权威。这种基于执政党的历史使命而形成的职权，如果运用得当，使之融入到法人治理机制之中，就能为农村信用社加强管理、加快发展、防范风险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与广义理解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机制也是相符合。以上三种职权都有其服务目的和内容，都是为了实现科学有效管理、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改善金融服务、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等目标。因此，促进自律性、行政性、组织性三种职权的有效行使和合理配置，是形成和优化省级联社行业管理和服务的基本思路。
省级联社履职应按照责权利对等的原则作出安排。省政府为履行管理责任，必然要从维护金融消费者公共利益、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成立省级行业管理机构，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行业管理，实现农村信用社服务经济、自身发展和管控风险等多目标的统一。因此，省级联社应该在省政府领导下，按照责权对称原则，有效履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当前，责权不对称是行业管理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政府把省联社当作一个全省统一法人主体追责，而实际上，省联社对各独立法人又难以进行直接管理与控制。银监部门把它当作一个银行机构去监管，忽视了其行业管理属性和服务平台的方法。强化省联社行业管理职能，形成与其责任对等的权威，使其承担的责任与管理的能力、幅度、深度相一致，并建立监管、行管的互动机制，才能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合力，省级政府风险管理责任才能最终落实。
关于省级管理机构改革模式的分析
必须明确改革的目的是什么。省级联社改革的目标，国务院15号文件已明确，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其为农服务功能和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省级联社怎么改革，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更好地服务“三农”，是否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更好更快的发展，是否有利于防范农村信用社系统性风险，是否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实现规范化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目标的模式就是好模式。目前而言，最迫切的就是有效满足县级联社（合作银行）对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帮助他们解决难题、弥补劣势、加快发展，进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任何模式都有利有弊，关键看如何设定规则去趋利避害。按照上述判断标准，为什么要一个省级机构、要一个什么样的省级机构，关键取决于农村信用社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管理和服务平台，而不是简单地为省联社找出路。凡能对农村信用社又好又快发展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就是可取的。至于选择什么模式，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
强管理和弱管理模式各有利弊。现在有关部门提出省联社不同改革目标模式，从管理体制选择上，有强化管理的统一法人模式和弱化管理的服务公司模式，以及界于其间的一系列过渡形态。
关于统一法人模式。有利的方面：控制力增强，执行力提高；研发创新能力增强，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更利于业务多元化拓展，促进系统资源优化配置；标准化、流程化规制比较容易推行；有利于形成企业文化合力；节省管理和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其弊端或实施的难点在于：一是社区性属性和为农服务的力度可能会有所弱化。二是产权重组操作难度大。对现有产权制度进行彻底改造，如何维护现有的大量社员和股东利益，如何处理大量小股东追求服务的便利和平等权利的取向与注资重组的大股东追求决策权和资本回报的取向的矛盾。三是风险管控难度大。组建统一法人后，县级法人资格取消，承担风险的责任主体自然上升到省级统一法人，但是大量分散的服务终端，面对大量非正规需求的客户，要管住风险，难度非常大。四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可能引起强烈的内部冲突。对一些经营管理较好的县级法人来说，组建省级统一法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会产生抵触，使统一法人内部股东利益冲突扩大。当然，通过设计合适的业务经营模式，形成平衡不同股东权益的一系列机制也可以做到兴利除弊。
关于联合服务公司模式，主要问题是没有必要的行业管理权威，统一的服务规则难以形成和执行，相应的手段建设也无法开展，服务公司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不上去，就形成不了优势，最终也将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当法人单位存在内在缺陷而离不开管理时，这种模式目前不可取。
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金融控股公司等模式，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成立一个金融投资公司，再向下注入资金，分别参股或控股各个县级联社（合作银行），力图通过资本纽带建立管理权力的合法来源，理顺管理关系。但实际操作起来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首先，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从何而来？一个比较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由投资者出资组成金融持股（控股）公司，这种加于县级联社的资本约束甚至是资本控制，法人单位会接受吗？如果用行政手段推动，由此产生的新、老股东（社员）的利益冲突，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而且在一个控股公司的框架下，把众多社区性的银行机构变为一个大的银行集团，通过股权控制，极大化少数控股股东的利益，不应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初衷。当然，如果把握基本原则、设计合理方法也能找到一个适当路径。
在省联社基础上组建联合银行最为可行。所有的管理模式，都离不开管理、服务、经营三大职能，如果这三种职能的安排都能从农村信用社发展的需要出发因地制宜设置，不同的模式最终都会殊途同归。现在省级联社大多运作比较成功，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最终建立联合银行最可行。我们设想：第一步：规范完善省级联社履职行为。完善省级联社的法人治理机制。厘清省联社的权责安排，进一步理顺与法人社的关系以及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界定并明晰省联社的各项职能，进一步提升履职效能，形成上下互动、管理有效、服务优良、职责明晰的管理模式，在省政府领导下，履行好对辖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促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断提高自主经营、自我约束和自担风险的能力，使其逐步成为资本充足、产权明晰、治理完善、内控严密、财务良好、服务高效、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金融企业。第二步：组建管理服务型省级农村合作银行。按照“行业管理＋金融服务”的职能定位，筹建省级农村合作银行，资本金由辖内全部成员行（社）出资，原则上排除自然人和其他法人入股，避免其他股东与成员行（社）股东在利益目标上的不一致。主要功能是为成员行（社）提供他们需要而自身无法解决的金融服务，同时又履行行业管理职能。组建后的省级农村合作银行与成员行（社）仍为二级法人关系，不干预成员行（社）的具体经营活动，不与成员行（社）开展业务竞争，只是围绕服务成员行（社）发展开展各项非零售型的对公业务。第三步：省农村合作银行职能转换，强化服务和经营职能。在前阶段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根据成员行（社）的要求，逐步扩大农村合作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除原先的非零售型对公业务外，还要办理针对城区的个人、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的零售业务，使城区业务得到更加规范的组织和发展。实行服务、管理和经营并存的省级合作银行模式，全部接收省会城区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负债业务，划归省农村合作银行经营和管理。第四步：省农村合作银行与各成员行（社）建立更加紧密的资产联系。省农村合作银行在保证“社区性、零售型”银行市场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转换职能，以经营服务为主，逐步淡化行业管理职能。在清产核资和自愿的基础上，与设区市城区农村合作银行逐步统一法人，使之成为省农村合作银行分支机构，弥补其法人治理机制的缺陷，更有效地防范风险。对其他内部管理规范、资产质量优良、风险管控能力强、经营水平较高的联社（合作银行），通过加强业务指导和增强相互业务往来，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在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其他条件成熟后由省农村合作银行收购其资产负债，注销其独立法人资格，逐步成为省农村合作银行的分支机构。通过四个阶段的逐步推进，使省级机构逐步成为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客户管理中心、利润管理中心、风险管理中心和行为管理中心；成为为地方经济尤其是为“三农”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正规化、现代化银行金融机构。
当前强化省级管理和服务功能的对策
进一步规范管理行为，提升行业管理水平。一要把握好几条基本原则。即：遵照章程，民主管理。根据各法人单位共同制定的《章程》，通过社员大会、理事会等机制，规范、有效履行职权；法人单位在章程和其它规定范围内接受统一的行业管理，同时又对省级联社进行民主监督，并参与决策。根据授权，依法管理。作为省级政府行使行业管理职权的部门，省级联社必须根据政府授权，在授权范围内依法管理，同时落实好自身管理责任，提高农村信用社服务经济、抵制风险、维护公共利益的能力。依照规范，科学管理。形成信贷、财务、干部人事等一系列管理机制，作为实施管理和规范管理行为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大胆引入现代金融企业科学的管理理念、规范和流程，并强有力实施。党的建设，相辅相成。强化党组织在改革发展中的政治核心作用，把党的建设寓于企业法人治理机制之中，并成为促进经营管理的重要资源。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针对不同法人单位的不同情况，同时因地制宜，实施分类管理和指导，不搞“一刀切”，对基础较好，管理能较强的法人单位尽量少管，对基础薄弱、困难较大的法人单位，重点督促、重点帮扶。二要不断优化改进管理方法。以宏观管理、抽象管理、间接管理为主，减少具体的、直接的管理，逐步减少审批事项，主要通过制度规范、行为标准、指导意见、过程监督、结果评价、职务激励等形式实施管理。同时，规范管理行为，提高管理效能，接受法人单位的监督。三要逐步简化管理内容。主要管标准、管规范、管程序、管涉及全行业利益的大事。具体管理事项，根据各法人单位实际情况确定，坚持责权一致的原则，对法人单位能管好、应该管好的事，有效落实责权，充分尊重其自，调动其积极性，对法人单位自身难以办到而又迫切需要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省级联社努力做好。总体上先紧后松、阶段有别，随着法人单位治理机制完善、自我管理能力增强，逐步简化管理事项，放宽管理权限，自主管理。
进一步强化服务功能，打造区域平台。打造区域性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平台，是省级管理机构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功能定位。我们提出了“打造十二大中心”的具体构想。产品研发推广中心：借助信息化优势，及时发掘和捕捉市场需求，分析需求变化趋势，遵循新产品开发的基本原理和路径，有针对性地设计研发相应产品和服务，制定完善配套的风险管控流程，建立新产品推广营销机制。交易清算中心：保证资金汇划及时到账，资金交割清算及时完成，降低交易清算成本和差错率，打造银行企业必备的业务平台。风险控制中心：建成全辖风险识别、监督、预警系统，形成全面风险管理、控制和处置的快速反应机制，有效落实各个层级的风险管理责任和措施，提升全系统风险防范和管理能力。电子银行运营中心：整合集中辖内农村信用社的优势和力量，共同完成电子银行产品的研发测试，形成统一的银行卡等电子银行品牌；组织开展相应的市场营销和业务拓展，建立统一的电子银行管理体系；确保电子银行风险管控的有效性和未来功能的扩展性。资金调剂营运中心：建立区域内农村信用社资金余缺调剂平台，促进系统内资金高效配置和流动，同时充分发挥人才、信息、手段和管理等优势，形成系统内资金与全国货币、资本市场对接的通道，实现规模效应，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信息网络中心：展开并实施信息化发展规划。完善全系统综合业务系统的运行维护和网络安全管理，为各法人单位开展业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与保障。规制建设推进中心：建立完善的农村信用社规制体系，指导、督促规制的执行落实，全面完成流程再造和推广实施工作，制定各项业务和管理标准化文本，形成统一的标准化操作模式，提升经营管理的规范化水平。企业文化中心：弘扬先进的企业文化，确立并实施统一的Vi识别系统，壮大无形资产价值；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全省性文化活动，增强归属感和凝聚力，外树企业形象，内铸精神动力。教育培训中心：引入科学、规范的培训机制，搭建高层次培训平台，形成农村信用社特色的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员工资质认证体系，满足系统内管理人员和员工素质提升的需求。综合管理中心：收集汇总辖内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中各类信息和情况，为决策和指导工作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和机制，增强工作透明度，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党群工作中心：建立完善的系统党、团、工、妇组织，加强和规范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为狠抓工作落实、增强系统执行能力上起坚强保证作用。公共关系协调和维权中心：利用省联社的平台优势，争取各级党政的大力支持，建立与省直部门沟通对话的机制，加强交流与合作，发掘更多更好业务机会；加大对外宣传和公共关系协调力度，维护农村信用社权益，为全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外部环境。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篇9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模式;现代农业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共同组建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它在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推动基层民主管理,改变乡村习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模式
据中国农业部统计,全国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0万个,其中比较规范的合作组织有14万个,带动农户总数的4000万户左右,占全国农户的22。6%。涉及到农村的经济的众多门类,主要分布在蔬菜、水果、养蜂、家禽、渔业养殖、稻米等生产领域。
在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根据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的不同动力源,我们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两类4型。即:来自内部动力,或农民自发型(能人领办型);来自外部动力,或政府推动型(项目引导型、企业带动型)。
1.农民自发型。由一人或数人发起,多人或多户自发参与,组成的“农户+农户”模式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完全是由农民自发组成、自愿参加所建立的,农民的主体性是这种协会的主要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领袖人物的觉悟和管理的需要,逐步地在外部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符合该组织的《章程》和相关制度等,以此架起了农户通往市场的“桥梁”。
2.政府推动型。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一些集体经济为适应城市化和就业市场等新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实行的转型与当地农民建立起“政府+农户”模式的“官办”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靠行政的手段“自上而下”地组建形式,农民以户或组连带土地整体加入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政府推动型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有政府的支持和外部专家的指导,得到了来自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农、林业等涉农部门)给予的政策优惠、资金支持、技术服务和市场保障等一系列支持,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市场经营能力较强。农民能从合作经济组织中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等。
3.项目引导型。其“专业协会+农民”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接受国际援助项目的参与式理念,建立的农民专业协会得到一定项目资金的资助和项目专家的指导。由于这类农民专业协会是由国际或国内项目资助,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贫困农民为主体,通过强化民主意识和赋权来提高农民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以农民自愿参与为内在动力,“自下而上”地发起并建立起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在专业合作组织中,培养“主人翁”意识,让农民能够充分地了解自己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专业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还在协会以下建立有相关企业,引导农民由农田、山场逐步地走向“工厂”,由家庭走向市场,在协会与市场的互动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4.企业带动型。企业带动型“公司+农户”模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合作关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商品性生产的过程中,当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应用低成本介入的方式与急需解决生产资金、技术、和产品销路的农民建立起的一种在事实上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与农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与农民开展有限的合作。企业通过支持农民参与前期的生产或加工环节,以便取得产量稳定、质量达标的成批量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形成了“市场企业基地”产业化链条。
二、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判断和对策
纵观我国农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合作组织的发展速度较快;合作组织的创建大多以农村能人大户牵头组织为主;合作领域大多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合作组织的服务内容以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和提供信息服务为主;合作组织成员多是源于乡镇范围以内。
与此同时,合作组织的辐射范围有限;发展不够规范;相关的立法支持缺位。
发展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须着力解决如下问题:
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的的方向性和战略性举措来抓。认真宣传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政策法规,进一步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提高基层干部对发展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支持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
二是加强规范管理,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发展。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大力开展了三项建设。一是组织内部建设。建立健全规范的组织机构,理事会、监事会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完善协会章程、财务管理、理事会职责,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等内部管理制度,使合作社(协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遵章办事。二是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教育管理。每年定期举办培训班或外派培训,对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自律意识。三是开展诚信经营教育。以问题食品做警示教育社员,从田间到餐桌严格管理、监督。同时,积极申请国家农产品质量认证。
三是选准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政府要引导、提倡大力提倡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形成了诸多专业村,如蔬菜、水果、养猪、奶牛、运输等,这些专业村,生产形成了规模,销售形成了优势。二是帮助群众选准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骨干力量。乡镇的“七站八所”,特别是农口部门,有为农服务的经验和优势。由他们领办,启动快、效果好。农村干部群众威信高、带动能力强,由他们牵头创办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有效形式。
四是推进“三社一化”,拓展供销社为农服务新领域。探索“农合联依托供销社起步、供销社借助农合联发展”的途径,加快“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设,以“三社一化”(即基层供销社、专业合作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农村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化)建设为工作着力点,强化了供销社服务三农的基础和实力。
参考文献:
1.孟建国《着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全国商情》2008年第8期
2.佚名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推进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eB/oL]/05zjnews/system/2009年11-12/2009-07-16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篇10
省级管理机构的存在基于现实的需要
在农信社管理和风险责任全部交由省级政府负责的背景下，省级联社这个特殊的机构被赋予了区域行业管理的重任。同时，农信社，作为社区性银行机构，由众多小法人组成，自身存在网点分散、经营规模小和管理基础薄弱等弱点，从而内生出省级联社高层次服务平台的角色。省级联社的行业管理和服务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不可缺失的地位，更强调了进一步优化的重要性。
完善法人治理机制的现实矛盾，要求行业管理必不可少。首先，农信社体制几经变革，大量原始股金认定难、归属难，加上对历史形成的巨额亏损和不良资产没有充分的消化措施，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财务清理和重组，很难做到产权明晰。因此，在产权改革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利用行业管理的力量形成监督和约束的弥补机制是必要的。其次，农信社在特殊的产权构架下，数以万计的社员没有表决权，即使是层层选出的社员代表和理事，也普遍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和参与决策、实施监督的能力，使得从社员(出资人)到企业的决策者、到经营管理者之间一系列的委托关系难以真正有效形成。因此，行业管理作为一种引导力量和纠偏机制必不可少。再者，农信社改革、发展和管理等各项工作不可能脱离历史的轨迹，因此，在农信社法人治理机制不完善、自我约束能力弱、风险管控基础差、队伍整体素质还不高的条件下，有力的行业管理势必不可缺少。此外，为了使政府出台的支农惠农等优惠政策更好的落实，也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行业管理平台，形成有效的政策传导渠道。
社区性银行机构与开放的金融市场对接的矛盾，必须建立高层次行业服务平台。一是社区性银行机构服务与开放市场中客户需求的矛盾。开放的经济环境，客户跨区域流动机会增加，因此，更需要跨区域甚至跨国金融服务，而具有明显社区性特点的单个农信社很难适应和满足客户需求，必然需要一种更高的服务平台帮助其以最小的成本克服自身缺陷。二是单个小法人与大市场对接的矛盾。与大银行相比，单个农信社在经营规模、人才、手段等方面存在明显劣势。要克服这些劣势，又存在巨大的外部交易成本与自身成本承担能力弱之间的矛盾。而更高的省级乃至全国性的服务平台，恰能以最小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克服此项难题。三是独立自主经营与系统风险防范的矛盾。长期以来，农信社由于经营规模小、管理基础薄弱等因素影响，自身抗风险能力弱，加上内部行业风险救助机制缺失，导致局部的系统性突发风险时有发生，严重影响金融稳定。省级服务平台的建立，能形成法人单位之间安全便捷的资金调剂平台，这种高效快捷的风险救助机制，可以大大提高抗风险能力。
对社区性银行机构建立区域性管理和服务平台，也是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纵观世界各国的合作金融，组建区域性行业管理和服务机构，是一种通行惯例和一般趋势。美国2/3以上的国民是信用社的社员。合作银行系统由一个中央合作银行和12个区域性合作银行，联系大量信用社构成，中央合作银行主要为区域性合作银行和信用社提供贷款和其它服务。德国、法国是信用合作运动的发源地，他们均在基层信用社之上建有区域性行业管理和服务机构。德国早在1872年一些基层信用合作社开始联合组成地方性的联合体，1876年又在地方联合体基础上成立了中央联合会，1932年成立合作中央金库，成为德国农业合作系统的全国性金融机构。法国的信用合作社最早诞生于19世纪后期，称为“地方农业互助信贷银行”，1899年由若干地方农业互助信贷银行联合组成省农业互助信贷银行，1920年德国政府组建国家农业信贷银行，统一管理全国各省农业互助信贷银行。这一体制一直延用至今。日本早在1960年就已基本形成普及全国市、町、村所有农户的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随后这些基层农协又入股组成都、道、府、县农协联合会，再由农协联合会入股组成农林中央金库。通过存、贷款调剂各基层农协之间的资金余缺，加强对基层农协的指导，并提供其它一些公共服务。荷兰合作银行实行中央行和成员行两级法人体制，产权组织形式为典型的合作制，由200多家成员出资共同组成和拥有中央行。中央行、成员行共同组成一个相互担保体系，作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行业救助机制。中央行主要为成员行提供服务，同时经营各类银行业务。哥伦比亚、墨西哥的地区联社、中央联社作为信用社代表和服务平台发挥作用，同时成立审计委员会（成员兼监管员），受国家监管局委托履行监管职责。加拿大有省级总社和全国总社作为信用社利益代表者，并提供结算、资金融通、产品研发等服务功能。同时由政府组建信用社存款保险公司，省级政府立法赋予存款保险公司对信用社的监管权力。由此可见，在基层信用社之上设立类似省级联社的管理服务机构，并不是中国首创和特有的，而是国际上一种普遍的做法。
职能优化需符合农信社发展的内在需求
必须与法人单位产权制度相对接。上一轮产权改革，致力于完善基层联社（合行）的法人治理机制，尊重股东（社员）的意愿，实现股东权益，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省级联社的进一步优化，同样需要寻求管理者、服务者和经营者“三位一体”的一致性，找出最有利于促进农信社发展壮大和风险控制的办法。同时，根据法人单位自我约束机制完善的状况，不断调整优化管理办法，因地制宜，帮助法人单位实现科学决策、把握经营方向和管住经营风险，使各项管理产生正向作用而不构成企业改革发展阻力。
服务功能定位于农信社的内在需求。目前，农信社由于法人多、规模小、实力弱、人才缺，在经营管理的很多方面都迫切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平台。省级联社的功能定位必须从满足农信社共同的内在需求出发，在加强和优化行业管理的同时，强化为基层法人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宏观服务功能，以帮助他们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加速与开放型金融市场的对接。
管理职能必须根据其权力来源不断优化。其一，是自律性行业管理权。源于基层联社（合作银行）对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需要，通过共同制定章程或以社员大会决议形式，赋予省级联社管理权限，委托省级联社提供统一服务，形成共同的规则。其二，是行政性行业管理权。省级联社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最终风险责任的承担者，可以根据风险管理目标设计管理平台和手段，努力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和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并对地方银行机构实施必要监督管理。其三，是组织性行业管理权。是基于执政党的历史使命而形成的职权，如果运用得当，能为农信社加强管理、加快发展、防范风险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以上三种职权都有其服务目的和内容，都是为了实现科学有效管理、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改善金融服务、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等目标。因此，促进自律性、行政性、组织性三种职权的有效行使和合理配置，是形成和优化省级联社行业管理和服务的基本思路。
履职应按照责权利对等的原则作出安排。省级联社应该在省政府领导下，按照责权对称原则，有效履行对农信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然而，责权不对称是行业管理部门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政府或监管部门把省级联社当作一个全省统一法人主体追责，而实际上，省级联社对各独立法人又难以进行直接管理与控制。强化省级联社行业管理职能，形成与其责任对等的权威，使其承担的责任与管理的能力、幅度、深度相一致，才能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合力，省级政府风险管理责任才能最终落实。
多种省级联社体制优化模式对比
省级联社改革的目标，国务院15号文件已明确，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其为农服务功能和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而言，最迫切的就是有效满足基级联社（合作银行）对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当前，业内已提出多种省级联社管理体制优化模式，除规范后的省级联社模式以外，还有强管理的统一法人模式和弱管理的服务公司模式，以及界于其间的一系列过渡形态。当然，任何模式都有利有弊，关键在于如何设定行为规则去趋利避害。
此模式是由农信社县（市）法人机构自下而上入股组成，实行两级法人制，公司致力于发挥好对基层法人社的服务职能，主要承担规则制定、业务指导、清算结算、人员培训等功能。其弊端在于缺少必要的行业管理权威，统一的服务规则将难以形成和执行，难以形成行业的比较优势，最终也将会失去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在法人单位存在内在缺陷而不能脱离行业管理时，这种模式尚不可取。
第一步，规范完善省级联社履职行为。理顺与法人社的关系以及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履行好对辖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第二步，组建管理服务型省级农村合作银行。由辖内全部成员行（社）出资，按照“行业管理＋金融服务”的职能定位，筹建省级农村合作银行。省级农村合作银行与成员行（社）为二级法人关系，围绕服务成员行（社）发展开展各项非零售型的对公业务，不干预成员行（社）的具体经营活动。第三步，实行服务、管理和经营并存的省级合作银行模式。在前阶段平稳运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业务经营范围，开展针对城区个人和企业的零售业务。第四步，进一步转换职能，以经营服务为主，逐步淡化行业管理职能。在清产核资和自愿的基础上，与设区市城区农村合作银行逐步统一法人，使之成为省农村合作银行分支机构。对其他资产质量优良和经营水平较高的联社（合作银行），在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其他条件成熟后由省农村合作银行收购其资产负债，注销其独立法人资格，发展成省农村合作银行分支机构。因此，通过四个阶段的逐步推进，将使省级机构逐步成为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客户管理中心、利润管理中心、风险管理中心和行为管理中心。笔者认为，现在省级联社大多运作比较成功，而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最终建立联合银行是当前相对最可行的方案。
这是一种过渡形态，是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成立金融投资公司，再分别参股或控股下级联社（合作银行），力图通过资本纽带建立管理权力的合法来源。但是，同样面临实际操作的难点。最重要的便是解决金融控股公司资本来源问题，既要考虑引进战略投资者形式给下级联社带来的资本约束乃至资本控制问题，又要避免用行政手段推动而产生的新、老股东（社员）的利益冲突。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控股公司的框架下，把众多社区性的银行机构变为一个大的银行集团，通过股权控制，极大化少数控股股东的利益，这违背了农信社改革的初衷。
控制力增强，执行力提高；研发创新能力增强，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更利于业务多元化拓展，促进系统资源优化配置；标准化、流程化规制比较容易推行；有利于形成企业文化合力；节省管理和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但是，也存在一定弊端和实施的难点。一是社区性属性和为农服务的力度可能会有所弱化。二是产权重组操作难度大。统一法人就意味着对现有产权制度进行彻底改造，那么现有的大量社员是退是留？要他们退股，不说现有的初始社员不知所终，以何标准退、对应什么样的责权利也是一个现实难题。如果不退，保留原有社员为统一法人的股东，那么这些大量小股东追求服务的便利和平等权利的取向与注资重组的大股东追求决策权和资本回报的取向，始终是一对矛盾。三是风险管控难度大。组建统一法人后，县级法人资格取消，承担风险的责任主体自然上升到省级统一法人，但是大量分散的服务终端，面对大量非正规需求的客户，要管住风险，难度非常大。当然也可能通过建立相应业务模式和授权体系，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四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可能引起强烈的内部冲突。对一些经营管理较好的县级法人来说，组建省级统一法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会产生抵触，使统一法人内部股东利益冲突扩大。当然通过设计内部管理机制时可以缓解这种冲突。
当前强化省级联社功能对策及建议
总之，无论省级联社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农信社更好地服务三农，是否有利于农信社更好更快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农信社实现规范化管理，是否有利于防范农信社系统性风险。也就是说，省级机构改革的关键，取决于农信社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管理和服务平台。同样，这也是省级联社当前工作的焦点。
要进一步规范管理行为，提升行业管理水平。首先，要把握以下基本原则，即：遵照章程，民主管理；根据授权，依法管理；依照规范，科学管理；党的建设，相辅相成；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其次，要优化改进管理方法，减少具体的、直接的管理，以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再次，要简化管理内容，随着法人单位治理机制完善、自我管理能力的增强，放宽管理权限，实现自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