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释义篇1
关键词：水土保持设施法律解释
1、水利部的行政解释是否遵循了解释学循环原则
水利部1996年8月28日了《关于水土保持设施解释问题的批复》（水保[1996]393文），指出“水土保持设施”是指具有防治水土流失功能的一切设施的总称。《实施条例》第21条第2款所称的“补偿”，是指对损毁或侵占水土保持设施所造成的水土保持功能的丧失或降低所必须给予的补偿。原地貌属于水土保持设施。诚然，《实施条例》赋予了水利部行政解释权，该解释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有权解释和依法解释是不同的。笔者以为，从逻辑学角度来看，该解释有的内涵不够明确，外延过于宽泛，甚至犯了同语反复的嫌疑。从法律解释学角度来看，该行政解释也有待商榷。法律解释要受解释学循环原则的制约。解释学循环原则是解释学中的一个根本原则，它是指整体只有通过理解它的部分才能得到理解，而对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整体的理解。法律解释是解释的一种具体形式，也要服从解释学的一般原理。在法律解释中，解释者要理解法律的每个用语、条文和规定，需要以理解该用语、条文和规定所在的制度、法律整体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为条件；而要理解某一法律制度、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又需要以理解单个的用语、条文和制度为条件。指出法律解释存在的解释循环，可以帮助人们孤立地判章取义地曲解法律。下面用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来探求水土保持设施的法旨。
1.1水土保持设施的文义解释
《水土保持法》第19条、28条分别有“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在水土流失地区建设的水土保持设施和种植的林草…”、“对水土保持设施、试验场地、种植的林草和其他治理成果…”的有关表述。由上可以归纳出：（1）水土保持设施是为防治水土流失而人工形成的；（2）水土保持设施主要偏指采取工程措施形成的，有时也包括采取植物措施形成的。《水土保持法》第19条、28条中的水土保持设施的外延不同，前者大与后者；（3）采取农业耕作措施一般不形成水土保持设施，因此法条中没有提及。
《实施条例》第2条、14条、21条、31条有关于水土保持设施的表述。《实施条例》第2条列举了一切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的5种破坏水土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把“破坏水土保持设施的”和“违法毁林或毁草场开荒，破坏植被的”、“违法开垦荒坡地的”、“向江河、湖泊、水库和专门存放地以外的沟渠倾倒废弃砂、石、土或者尾矿废渣的”、“有破坏水土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其他行为”并行列举，逻辑上并行关系十分明确。《实施条例》第14条、21条、31条分别有“建设工程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和种植的林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侵占水土保持设施…应当给予补偿”、“破坏水土保持设施，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的表述。由上可以归纳出：（1）水土保持设施不包括森林植被、草原植被、荒坡地、江河、湖泊、水库和专门存放地以外的沟渠；（2）《实施条例》中水土保持设施的概念同《水土保持法》中的概念是一致的；（3）破坏或者侵占水土保持设施，应当向所有权人或管理权人承担民事补偿或赔偿责任；（4）破坏或者侵占水土保持设施，可以够成1979年《刑法》第156条的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1997年《刑法》第275条的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实施条例》第31条是行政法附属刑法条款。但是不能够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现代汉语词语字典》对“设施”的解释为“为进行某项工作或满足某种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机构、系统、建筑等”。水土保持设施中的“设施”在法律和法规中取该解释中的“建筑”义，较为合适。
综上三点，水利部的行政解释外延是否过宽有待商榷。
1.2水土保持设施的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是指通过研究有关立法的历史资料，或从新旧法律的对比中了解法律的含义。进行历史解释的目的，主要是探求某一法律概念如何被接受到法条中来，某一条文、制度乃至某一部法律是如何被规定进法律体系中来，立法者是基于那些价值作出决定的。据笔者查找建国以来水土保持法规及政策，水土保持设施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82年的《水土保持工作条例》中。《工作条例》第22条第1款规定：“各地对水土保持设施（包括工程和树草）必须落实管理责任，加强管理养护，扩大效益，充分发挥保水保土的作用。”《工作条例》第23条规定：“对于水土保持设施和水土保持试验场地、仪器设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工作条例》第37条还规定，侵占或破坏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试验场地或仪器设备的，应当负责赔偿损失。对肇事单位和负责人或肇事人应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津的，追究刑事责任，由以上条文可以归纳出：（1）水土保持设施是指为治理水土流失而采用的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形成的工程和林草。（2）侵占或破坏水土保持设施应该赔偿损失，其赔偿原则应该是一般民法意义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原则，其损失是可以量化的。（3）损坏水土保持设施的行为既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又可能承担行政责任，甚至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对照《水土保持法》和《实施条例》相关条文可知，水土保持设施及其法律规定从1982年到1991年基本上没有变化。
1.3水土保持设施的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中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水土保持设施的内涵和外延在《水土保持法》和《实施条例》中应该是一致的。如果将水土保持设施的同一法律解释放在相应的法条中进行演绎推理，应该得不出假结论，且相应的法条间也不应该矛盾。假设水利部关于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是正确的，《实施条例》第21条所称的“补偿”是指对损毁或侵占水土保持设施所造成的水土保持功能的丧失或降低所必须给予的补偿，那么《实施条例》第31条：“破坏水土保持设施，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作何理解？采用水土保持设施引起水土保持功能的丧失或降低来定性和定量，水土保持功能丧失或降低多大幅度就构成刑罚呢？水土保持功能又该如何定性和定量，是否有水土保持学理支撑，是否有相应环境标准来计量？怎样证明水土保持功能的丧失和降低？少数业内人士对水土保持功能的定性解释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力，能否成为相应的环境标准呢？
1.4水土保持设施的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指从制定某一法律的目的来解释法律。这里目的不仅是指原先制定该法律时的目的，也可以指探求该法律在当前条件下的需要，既可以指整部法律的目的，也可以指个别法条、个别制度的目的，水土保持工作的方针中，1982年《水土保持工作条例》提出“治管结合”，1991年《水土保持法》提出：“加强管理，注重效益”，目的在于解决“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问题，让水土保持设施发挥更长更好的效益。因此，《水土保持法》和《实施条例》都在“治理”的章节最后用专条强调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保护。从目的解释方法出发，水土保持设施是指人工治理成果，而不包括具有一定保持功能的原地貌、植被。不存在水土流失，就没有水土保持的必要，自然谈不上水土保持设施。保护可以预防水土流失的原始森林可以定性为水土保持预防措施，但是决不能将原始森林定性为水土保持设施。
2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是否混淆了水土保持设施的三重法律属性
从上节可以知道，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没有遵循解释学循环原则，导致外延泛化解释的倾向。同时，从法律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水土保持设施既可以是水土保持法律关系的客体，又可以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还可以是破坏公私财物罪的犯罪对象，它具有三重法律属性。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中对《实施条例》第21条第2款“补偿”的解释抹杀了水土保持设施的双重法律属性，称“对损毁或侵占水土保持设施所造成的水土保持功能的丧失或降低所必须给予的补偿”，实际上将水土保持设施单纯地看作水土保持法律关系的客体。
2.1水土保持设施可以是水土保持法律关系的客体
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也称“权利客体”或“权义客体”。如果没有客体，权利和义务就没有了目标和具体内容，因而客体是构成法律关系的要素之一。一般认为包括水土保持法律关系在内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只有物和行为。其中，物是指必须是人们可以影响和控制的、具有环境功能的自然物和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自然像拦沙坝、截流沟等水土保持设施，人工栽种的水土保持林都是水土保持关系的客体。
2．2水土保持设施可以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法重在保护所有权，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物，通常视为财产权的对象，因而必须是具有价值的物。水土保持设施像挡土墙、谷坊、沉沙凼、水平沟等，在建设过程中凝结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自然具有经济价值，同时还具有保水保土的功能。随着水土保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水土保持设施的所有权既可能是国家，又可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可能是企业法人和个人。因此，水土保持设施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对象。
2.3水土保持设施可以是破坏公私财物罪的犯罪对象
某地方农民甲集资参股治理开发一小流域，获得土地使用权30年，在小流域内的溪中投资10万元，建了一座浆砌石拦沙坝，并配套了灌溉系统，栽种经济林果，效益可观。农民乙因与甲平时有隙，为报复将该座浆砌石拦沙坝炸毁，后被法院以破坏公私财物罪判刑3年并附带民事赔偿。此案中该座浆砌石拦沙坝是水土保持设施，是破坏公私财物罪的犯罪对象。
3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是否可以被申请行政复议审查
3.1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成了确定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征收范围的依据
由于各地依据《实施条例》第21条和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制定了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收费项目。除把破坏和侵占水土保持工程和植物措施纳入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的征收范围，还把破坏原地貌、地形和植被的生产建设行为统统纳入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的征收范围。在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出台后，有的省甚至修改省人大制定的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将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吸收进去。
3．2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是可以被申请行政复议审查的对象
不少地方在征收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时，行政相对人就会对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提出质疑，认为征收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的行政执法依据存在层级冲突。在行政执法依据发生冲突时，一般遵循就高不就低的规则选择行政执法依据。《水土保持法》和《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的效力层级高于水土保持设施的行政解释的效力层级。尽管是效力层级较高的执法依据《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授权了低层级的执法依据行政解释，但是行政管理相对人有理由根据《行政复议法》提出异议。
我国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形式有自然资源税和自然资源费。自然资源费大体有开发使用费、补偿费、保护管理费和惩罚性收费四类。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法学一般认为，补偿费是为弥补、恢复、更新自然资源的减少、流失或破坏而向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收取的费用。例如水土流失防治费、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费等，它根据恢复、更新所消耗、破坏的资源的实际费用征收，但也有的只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得的一定比例和数量征收。如果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也属于也只可能属于补偿费类，那么它与水土流失防治费就有重复或重合的嫌疑，而且有人提出，按照该行政解释，水土保持设施和水土保持功能的关系如同母鸡和生蛋的关系，杀了母鸡不是要求赔偿同一种大小一般的母鸡或同等的市价，而是要对生蛋能力进行补偿，计算生蛋能力岂不荒谬哉？还倒不如叫“水土保持功能补偿费”！《行政复议法》第7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中请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据此可以就水利部对水土保持设施作出行政解释这个抽相行政行为提出行政复议。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释义篇2
为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各地成立隶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土地储备中心，代表政府具体实施土地储备工作，收回和收购国有土地予以储存，以备向社会供应各类用地。除依法无偿收回外，土地储备中心向土地使用者支付补偿款或收购款。土地使用者取得的补偿款或收购款，是否应该缴纳土地增值税，各地税收征管实践不一。
税务部门对土地使用权被收回（收购）作出征收土地增值税决定的依据一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土地增值税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是指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被政府批准征用的房产或收回的土地使用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21号）进一步规定，因城市实施规划而搬迁，是指因旧城改造或因企业污染、扰民（指产生过量废气、废水、废渣和噪音，使城市居民生活受到一定危害），而由政府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已审批通过的城市规划确定进行搬迁的情况；因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是指因实施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的建设项目而进行搬迁的情况。据此判断，土地使用者若不是因上述国家建设需要而被收回（收购）土地使用权取得补偿款（收购款）的，不属于免征土地增值税的情形，应征土地增值税。本文认为，这种判定并不能成立，其理由有三：
1.征税范围必须由税法规范作出明确规定，不能依免税范围推断征税范围，因为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不符合免税条件的交易、事项、财产或行为，只有在征税范围内才成为课税对象。以集合论的概念来表述，“征税范围”的绝对补集是“不征税范围”，即依据税法规范不属于征税范围的情形均属不征税范围，“免税范围”相对于“征税范围”的相对补集是“应税范围”，即依据税法规范不属于免税范围但属于征税范围的情形属于应税范围，而“免税范围”的绝对补集是“不征税范围”和“应税范围”的并集，即依据税法规范不属于免税范围的情形包括了不征税范围和应税范围。因此，不能依据土地增值税税法规范的免税条款判定土地增值税的课税对象，而应依据其关于征税范围的条款判定其课税对象。
2.《土地增值税条例》第二条规定，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依照条例缴纳土地增值税。《细则》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条例所称的转让房地产并取得收入，是指以出售或者其他方式有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据此可知，有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是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不属于转让的行为，则不在征税范围。何为转让？《土地增值税条例》、《细则》及相关的土地增值税规范性文件未有明确规定，对此应作系统解释。系统解释，是指将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联系该法律条文与其他法律条文的相互关系，解释法律规范的内容和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是指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再转让的行为。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土地使用权条例的有关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环节包括：（1）出让，是指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所有人即国家让渡给土地使用权人；（2）转让，是指原土地使用权人将土地使用权让渡给新土地使用权人；（3）终止，是指土地使用权从土地使用权人收归土地所有人，有期满交还、提前收回（收购）等情形。此外还有划拔、出租、抵押、续期等，不再赘述。
土地使用权被收回（收购）不是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特殊形式。收回（收购）土地使用权是行政行为，转让土地使用权是民事（商事）行为，两者的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1）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登记文件中所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土地使用权被收回（收购），土地储备中心并不承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登记文件中所载明的权利和义务。（2）土地使用者通过转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其使用年限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原土地使用者已使用年限后的剩余年限；土地使用权被收回（收购），土地储备中心储存国有土地，无年限限制。（3）土地使用权转让，应当按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土地使用权被收回（收购），应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而非过户登记。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释义篇3
论文摘要由于我国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部分城市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由村改居”，从而导致了原来村庄规划区内已建成的房屋因行政区划调整后转变为城市、镇规划区内房屋，当事人就此类房屋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30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使得村改居前在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因没有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而导致他人租用该房屋是否有效的合同效力产生争议。本文试就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因村改居过程中依附于土地上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认定，以及该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阐述加快集体土地用地性质转变过程相关立法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论文关键词村改居前建设的房屋房屋租赁合同效力认定
近日，某法院在审理一起确认土地使用权转让无效纠纷案中，承租人向出租人租赁一厂房用以经营农贸市场，合约租期至2016年，2016年出租人将该厂所连同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给第三人，2014年初，承租人以出租人将诉争土地及厂房在未告知其享有优先权转让第三人属无效行为，请求确认出租人转让给第三人的土地无效。应诉后，作为被告的出租人及第三人均辩称承租人不具有优先权，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原告作为承租人与被告之间关于厂房的租赁合同系无效合同，原告作为无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享有抗辩出租人处分其土地使用权等相关权利优先权。本文从合同的法律适用、无效认定等方面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制度在认定村改居前建设的房屋因租赁产生的合同效力争议问题进行阐述观点：只要租赁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同有效。
一、村改居过程并不当然地导致土地性质的改变
在该起案件中，涉案厂房系原乡镇企业某机械厂的企业用房，建设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土地系农民集体所有，房屋座落在东海乡某村上，属乡村规划区，也就是说涉案房屋系“乡村房屋”，不是“城镇房屋”。该房屋于2003年经政府批准取得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对于该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房屋现在已经是属于城市规划区，都应当视为城镇房屋适用《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凡是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均为无效；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类房屋在建设时并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不能作为认定此类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法律适用依据。
（一）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法律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此条文为我们认识进行房屋建设前，取得规划建设许可证是合法建房的依据之一。获得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施工单位可以持建设单位的该建设许可证进入现场并按照前者的要求进行施工，建设单位获得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房地产管理部门方可在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发给产权证明。
（二）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成立之法律要件
出租人和承租人就租赁房屋出租时间，租金及违约责任等条款达成协议后，租赁合同即告成立。成立后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无法律效力，主要看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出租房屋合同主体是否符合规定。二是房屋是否为法律法规禁止出租。三是出租房屋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四是是否进行过登记备案。
（三）私法领域中保护交易稳定的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前提是，《合同法》的一个主要目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合同法》应当激励交易而并不是加以限制。因此，合同效力的认定规则应成为全国统一的标准，对合同内容的保护而不受随意干扰。
二、村改居过程中认定房屋租赁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一）《解释》第二条的制定依据
《解释》在强制要求准确地适用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解释的基础上确定了认定合同效力的标准：只有非法建筑物合同被视为无效。那么，在何种情况下，房屋租赁合同标的物为违章建筑呢？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涉及违法建设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房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即是。根据《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在合同法实施后经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还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是指强制效力。从上述规定可知，只有违反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以及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
《解释》第二条认定租赁合同无效的依据是：租赁标的物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而进行建设，故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认定依此违法建筑为租赁标的物签订的租赁合同因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而无效。
（二）《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主张的是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否认“分离论”的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分离论”存在三个缺陷，其一“尊重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把国家评估合同的生效，当成合同的外部因素”，其二便是“误导了当事人，它告诉当事人，只要坚持“合同自由”，合同即可成立，而合同是否依法和生效，则是国家的责任。”其三是“逻辑上错误，合同成立，意味着当事人应当依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它又可能无效，又怎么能约束当事人，让当事人履行合同？”
首先，根据《合同法》第44条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合同应当在法律规定内，二是指出了合同生效的时间。虽然对于大多数合同其成立与生效时间具有同一性，但并不意味着合同的形成与生效是完全统一的。同时《合同法》也强调了合同形成的“法律规定”性，只有“依法订立”的合同，才能生效。这样会促使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依法”。针对这种情况，要认定涉案厂房的租赁合同是否无效，应当以涉案厂房的建设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效力的规定进行认定。
（三）涉案厂房的建设规划许可应当适用建设时生效的建设规划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的规定，因此，对于涉案厂房的建设应当如何办理建设规划许可、以及是否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依据涉案房屋建设时生效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四）对于房屋建成后由村改居的情形，该房屋是否应当依照城市房屋的标准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目前并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如上文所述，《城市规划法》和《城乡规划法》均不适用于涉案厂房，且在建设完成之后，经过政府依法办理用地审批后，确认了涉案厂房的建设用地，因此不属于违法建筑。
三、村改居过程中法律设计的滞后及法律需求的变化
（一）法律设计将城乡两种规划绝对化
中国的城乡规划和建设工作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但这阶段的法律规范缺失，农村的规划和管理，只有政府的政策。1993年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对农村的规划和建设问题，走上制度化和规范化。
从《城市规划法》、《城乡规划法》和《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的具体规定看。城市房屋和乡村房屋建设在规划审批事项上存在本质区别，《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仅限于城市房屋。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城乡规划法》将乡村规划纳入调整范围，改变了以往《城市规划法》与《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分别对城镇规划和乡村规划进行规制，城镇规划与乡村规划二元分立的状态。乡村规划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纳入了法律的调整范围。
（二）关于乡村房屋建设的规划审批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在“村庄和集镇规划的实施”中对乡村房屋建设规定了“建设用地审批”，即先申请选址定点，经审查同意并出具选址意见书后，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拔土地。除此“建设用地审批”之外，《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中没有其他规划审批规定，既没有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规定，也没有“建设工程规划审批”及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
《城乡规划法》在第三章“城乡规划的实施”中规定了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用地审批”，即，经申请批准后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由此可见，尽管对涉案房屋无溯及力的《城乡规划法》对于乡村房屋的建设规划审批有一些新的规定，建立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制度，但是与《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一样，均没有关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要求。
（三）关于城市房屋建设的规划审批
《城市规划法》在第四章“城市规划的实施”中，对城市房屋建设规定了两项规划审批手续，一项是“建设用地规划审批”，即先申请定点经批准后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后申请用地并经政府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拔土地，一项是“建设工程规划审批”，经批准后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释义篇4
殷武
（西北政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3）
【摘要】建国后我国房地产法的立法经历了建国初期层次低、程序混乱、缺乏民主性、科学性的房地产立法，其后因极左思潮的冲击，房地产立法陷于停顿状态，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使我国房地产立法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的过程。
【关键词】房地产立法历史沿革
房地产法是调整房地产所有权人之间、房地产所有权人与非所有权人（包括房地产使用人、修建人、管理人等）之间在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交易（包括房地产转让、房地产抵押和房地产租赁）、房地产权属、房地产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房地产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房地产法是指对房地产关系进行调整的所有的法律、法规、条例等的总称。它包括宪法、民法、经济法中有关调整房地产的条款以及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普通法的规定以及房地产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狭义的房地产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对城市房地产关系作统一调整的基本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本文拟从广义的角度对建国后我国房地产法的立法状况进行列举。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的房地产法的立法状况
1、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至1956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建国初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家对属于地主、官僚资本家、反革命、战犯、汉奸及政府的房地产分别采取了接管、没收、征收、征用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颁布了《公房公产统一管理的决定》；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城市郊区条例》、《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导》、《内务部土地政策司对目前城市房产问题的意见》；1951年政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1953年政务院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和1955年《农业合作化示范章程》等。
2、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到前
1956年《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通过付给房主租金对私房改造，通过对私营企业所占用的土地由国家赎买收归国有的形式，使城市土地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从而从根本上确立了城市房地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1961年对私房改造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加速城市私人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联合通知》、1963年《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4年《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关于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及1965年《关于私房改造中处理典当房屋问题的意见》等。这些意见、报告、通知等无疑对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政策性的指导作用。
3、1966年——1976年十年时期
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遭到极大破坏，城市房地产管理也处于极度混乱之中，许多城市私房被非法接管、没收、公房被强占、破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理，房地产立法陷于停顿状态，不仅没有建立新的房地产管理制度，原有的管理制度也遭到很大的破坏，严重阻碍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中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及政策的混乱，造成了许多房产纠纷，特别是非法挤占没收私人房产情况严重。
这一阶段的房地产法的立法特点主要有：
1、这时期房地产立法主要是以部门规章、党的政策的形式出现。
2、确立了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原则，彻底消灭了土地
私有制。土地供给由行政划拨；土地的经济价值不被承认。城市住房实行非商品化。
3、立法数量过少；立法程序混乱，缺乏民主性；立法层次较低，缺乏科学性，规范性。
二、第二阶段：1979——1994年的立法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复兴时期（1979年——1988年）与大发展时期（1988年——1994年）。
1、复兴时期（1979年——198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历了几十载沉寂的房地产业开始了复苏，房地产“热”起来了。为使房地产业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个环节有法可
依，国家加强了对房地产领域的法制建设，主要表现在：1982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1983年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办法》；1984年《城市规划条例》、《关于外国人私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1985年《村镇建设管理暂行规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房产税暂行条例》、《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1987年《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资质管理工作的通知》。
为了解决“”期间挤占、没收私人房屋问题，落实房产的政策主要有：1980年中办发（1980）75号文件《中央办公厅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机关部队挤占私房，进一步落实私房政策的通知》；1982年《关于转发〈进一步抓好落实私房政策工作的意见〉的通知》；1984年《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1985年《关于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1986年《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补充意见》；1987年《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1987年《关于进一步处理好城镇私房遗留问题的通知》。正式处理国家代管房产是1983年开始的，1983年《关于对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处理意见的通知》，1984年《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1987年《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1991年《关于处理去台人员房产问题的通知》。
2、大发展时期（1988——1994年）
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以照法律规定转让，土地有偿、有期限使用制度得以建立，同年全国人大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城市毗邻房屋管理规定》；1990年《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出和转让暂行条例》、《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城市房屋拆迁单位管理规定》；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暂让暂行条例》、《城市房屋修缮管理规定》；1992年《商品住宅价格管暂行办法》、《关于处理原去台人员房产问题的实施细则》、《公有住宅售后维修养护管理暂行办法》、《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1993年《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1994年7月《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这一时期的房地产立法在数量和质量上是前一时期无法比拟的。这一阶段房地产法立法的特点
1、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房地产的发展受到主管机关的高度重视，制定了大量的房地产法规、条例、政策，尤其是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等房地产关系做出了重要规定。
2、房地产立法地位提高了。过去我们对于房地产管理习惯于用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手段，现在这一手段已被法律、法规所取代。已颁布的法律、法规在调整人们房地产产权、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等市场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法律关系方面已起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3、房地产法调整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房地产法调整对象从开始时的房地产产权、私房买卖、租赁扩展到现在，不仅包括原有的调整范围，而且还包括了房地产开发、建设、房地产交易、抵押以及房地产使用、消费等新的领域。
4、房地产立法数量剧增，司法解释大量存在，司法部出台了100多个有关房地产方面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健全。
三、第三阶段：自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颁布至今房地产法的立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起草与颁布
1988年，建设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法》（简称《房地产法》）的起草工作，1992年起草领导机构和起草小组成立。199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房地产法》专家论证会；4月在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起草小组还听取了与会代表的意见；5月召开有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局代表参加的第二次专家论证会，并征求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意见；7月建设部分别向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财经委汇报了制定《房地产法》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汇报后提出的要求对《房地产法》又进行了修改；8月经建设部常务会议审议形成《房地产法》送审稿。1994年7月5日经第八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自1995年1月1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结构严谨，体系完备，由七章七十二条组成，包括总则、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法律责任等。该法的颁布实施，填补了我国房地产法制建设的空白，标志着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已迈入了法制管理的新时期。
2、1994年后，我国房地产方面的法律法规日臻完善，建立健全了各种房地产方面的规章制度。
主要法律法规有：1994年《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住宅工程初装饰竣工验收办法》、《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工程建设项目报建管理办法》；1995年通过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暂行办法》、《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工程建设监理规定》、建设部、公安部第49令《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管理规定》、经国家计委、建设部批准颁布《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管理办法》、《房地产广告暂行规定》；1996年《建筑幕墙工程施工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1997年建设部关于印发《提高住宅设计质量和加强住宅设计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家庭居室装饰装修管理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8年《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00年《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房产测绘管理办法》、《住房置业担保管理试行办法》；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2002年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商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实施细则》。其后我国又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鉴于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
这一阶段我国房地产法的立法特点：
1、当前大量的房地产法律关系是通过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以条例、办法、规定、细则等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较多。
2、我国房地产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得以确立，相应法规日臻完善，房地产方面的各种规章制度健全。参考资料：
1、黄河：《房地产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
2、郑振源：《私房土地使用权的历史沿革》.cn2003年06月04日11:46中国经济时报
3、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释义篇5
关键词：水权；取水权；水权转让
一、国外水权转让制度的发展
水权是权利人依法对水资源使用、收益的权利。水权转让又称水权交易，是指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对水权进行的有偿让与。水权转让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之一。在国外，关于水权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在研究过程中，各国的学者均注意到本国的社会制度、水资源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对水权制度构建的影响，同时，他们注重将水权制度的理论研究与本国的水资源使用和管理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水权制度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河岸权制度理论、优先占用权制度理论、可交易水权制度理论和公共水权制度理论等。
可交易水权制度产生于美国西部的缺水地区，近些年来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交易水权制度是人们为了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而建立的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排他性水权制度。允许水权交易，可以促使水资源使用向效率高的地区、行业和用户转移，利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近些年，可交易水权理论逐渐被广泛接受，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智利等国家正在培育和完善水权市场。墨西哥自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综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法规体系改革后，水权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此外，中东的一些缺水国家也在讨论和准备实行这种制度。纵观国外的研究进展，各国的水权制度理论还不完整，远未达到成熟、经典的程度。相应的，水权转让法律制度有待于各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二、我国水权转让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水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并禁止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水法》第6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并保护其合法权益。”《水法》并未规定水资源使用权为用益物权，但是，由于我国水资源所有权主体的唯一性以及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法律上明确水资源使用权或者水资源的用益物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水法》第48条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等少量取水的除外。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规定主要明确了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取水许可制度，明确规定了取水权这一重要的水资源使用权，从而，取水权的确立对中国进一步确立水权和完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水权交易提供了制度设计路径。为配合《水法》的实施，清除水权转让的法律障碍，实现水资源市场配置的改革，我国2005年1月颁布并实施了《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2006年2月制定并颁布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并自2006年4月15日起施行，1993年8月1日国务院的《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自此，水权转让法律制度有了质的发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依法获得取水权的单位或者个人，通过调整产品的产业结构、改革工艺、节水等措施节约水资源的，在取水许可的有效期和取水限额内，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依法有偿转让其节约的水资源，并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取水权变更手续。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虽然仅有一条规定，但该条为水权转让确立了法律依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以上寥寥数条的法律规定远未为水权转让提供完整的法律上的保障，现行水权转让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水权制度不够明晰，法律上缺乏对水权种类、内容和取得方式的具体规定；《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仅仅规定取水权可以转让，没有明确取水权以外的水权是否可以转让；水权的归属、权限范围和取得水权的条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是没有建立水权交易的规则和程序制度，不利于维护正当的水权交易的安全等
三、我国水权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
1．建立明晰的水权制度
自1993年8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以来，取水许可制度已初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运行机制，在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保护，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水资源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效果。明确取水权与有偿使用制度，是对水的自然属性与商品属性认识的结果，而这种认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水资源
配置的前提与基础。取水权的确立对中国进一步确立水权和完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水权交易制度提供了设计路径。
然而，取水仅仅是用水的一个方面，取水权包含的权利内容太少，并且取水权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取水权不足以反映水权的丰富内涵，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取水许可制度是用水人取得水权的法律根据之一。近年来，水利发展进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把水权制度当作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加以积极推进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水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取水许可证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对水权的初始分配，是在国家享有水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赋予用水户对水资源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是由于用水户没有明确的主体地位，取水权不具有长期稳定性，且不可转让，取水权不能涵盖所有水资源的使用行为，尤其在干旱时期，通常倾向于以行政协调为主的临时性方案设计，政府在协商中承担大量工作，受人为因素干扰多，取水权主体和投资者不能预先把握缺水时的供水状况，造成了“产权模糊”。它是阻碍水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明晰水权已经成为水利市场化改革的迫切任务。
明晰水权，完善水权初始分配制度，确立明确的水权主体，必须转变水管理体制，即由取水许可证制度向水权制度的转变。而水权的种类、内容和取得方式是水权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实行这一改革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水权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由国家进行水资源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水权主体的积极性，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生产力的提高。
2．允许多种类型的水权转让
由于法兼具稳定性和变动性的要求，且2002年8月29日修改通过的《水法》并未对水权的转让作禁止或同意的规定，基于对《水法》稳定性的要求，国务院适时制定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取水权可以转让。然而，取水权只是水权的一种，除取水权以外的水权是否也能依法转让呢?《水法》等现行法并未明文禁止水权转让，是否意味着水权可以转让呢?这主要取决于我们采用何种解释原则。
按照民法解释学的原则，解释法律，首先采用文义解释规则；文义解释难以确定法律规定的含义时，要考虑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与比较法解释的规则；依靠这些规则仍不能澄清法律规范的意义时，须再进一步探求立法目的，以资阐明。纵观《水法》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的全部条文，均未明确规定除取水权以外的其他水权可否转让。体系解释也于事无补，因为从这些法律、行政法规的全部规范的相互联系上仍然找不到答案。这就必须求助于法意解释。
法意解释，又称立法解释，指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所作的价值判断及其所欲实现的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今所谓法意解释，非为探求历史上的立法者于当时的主观意思，而是探求法律于今日所应有的合理意思，亦即客观意思。立法理由(书)的重要性，因法律实施期间及社会变迁的程度而有不同。在法典制成初期，立法者的认识及价值判断相去不远，立法者的意思应受高度尊重，自不待言。反之，法律实施久已，社会变迁迅速，立法者的意思应依社会变迁情事而斟酌。“法官必须做的并不是确定当年立法机关心中对某个问题究竟是如何想的，而是要猜测对这个立法机关当年不曾想到的要点——如果曾想到的话——立法机关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意图，以便深入地发掘实在法的含义”，那么，解释《水法》就不能迂腐地去探求立法者当时禁止水权转让的立法目的，而应宣称《水法》具有符合今日社会要求的立法目的，那就是允许包括取水权在内的水权转让。
因此，在相关法律中清晰界定水权的概念、明确水权可以转让以及水权转让的法律效力等为当务之急。水权转让是权利移转的一种形式，是水权主体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在目前我国法律尚无水权转让的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考我国法律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例如，我国《宪法》第l0条关于“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2条关于“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以及《房地产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这样可以保持我国法律术语、法律概念的一致性、统一性和关联性。
3．完善水权转让登记制度
对于水权的登记，我国台湾地区采的是登记生效主义。这从其《水利法》中的相关规定可以得知。我国台湾地区《水利法》第27条规定：“水权之取得、设定、变更或消灭，非依本法登记不生效力。”从价值层面看，登记对抗主义重在倡导交易自由，登记要件主义重在维护交易安全。水权登记能够防止水权交易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失，使国家能够合理地引导水权交易，并适时进行监督。水权在我国仍是新兴事物，水权交易目前在我国还不是很活跃，采登记生效主义有利于推进水权转让实践的深入。
关于水权转让的登记机关，依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取水许
可证的审批与发放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相应地，水权转让的登记也可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申请水权转让登记的当事人双方应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水权转让申请书；水权转让合同；水权转让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时，第三者的承诺书或其他文件。水权转让合同应当包括合同当事人双方的个人或单位信息、水权类别、水权的年限、转让目的及利用方式以及转让价格等条款。拟转让水权的年限不得超出该水权存续的剩余年限。同时要强调的是，对公共利益、生态环境或第三者利益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不得转让。
水权转让登记应比照不动产登记，赋予其公信力。赋予水权转让登记公信力的主要作用在于：首先，有利于维护正当的水权交易的安全。只要行为人信赖了基于公示所表彰出来的权利和内容，并基于这种信赖而从事了交易行为并受让了财产，该交易就是完全可靠，此种交易就不应当被宣告无效，财产也不应当被追夺。其次，对于鼓励水权交易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水权交易的当事人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了解标的物的权利状态，也不必因过多的担心处分人不是真正的权利人而对交易犹豫不决，从而可以较为迅速地达成交易。水权转让登记的公信力使交易的当事人形成了一种对交易的合法性、对受让的水权的不可追夺性的信赖与期待。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释义篇6
关键词：物件损害责任；体系位置
一、物件损害责任与对于物的责任
作为一种特殊侵权类型，《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物件损害责任”。立法使用“物件”这一在法律中不太常见的概念，本身就是能够吸引眼球的新颖之处。要理解这一概念，有必要厘清其界线。“物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泛指成件的东西”，本非法律概念，故可依日常用语理解其内涵。
显然，《侵权责任法》第11章所规定的“物件”并不对应于民法学理上所说的“物”。民法学理上的“物”，可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具有非人格性，为有体物，为人力所能支配，有确定的界限或范围，独立为一体。[2]按照这样的界定，“物”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可以是无生命的物，也可以是植物或者人之外的其他动物。除此之外，“物件”还可以指与建筑物未构成一体的动产，如悬挂物。
物可能给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就此损害从法律上予以救济，早在罗马法“准私犯”中便已存在。[3]在近现代法律上，以法国法为例，在“因物之所为的责任”[4]项目下，对于由物发生的损害责任区分为以下3类：(1)动物责任；(2)建造物责任；(3)无生物责任。前两者由《法国民法典》第1385、1386条规定；而与之不同，第三类责任系自19世纪末以来由判例创制出来。[5]另外，《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动物饲养人责任(第833条)、动物看管人责任(第834条)、土地占有人责任(第836条)、建筑物占有人责任(第837条)、建筑物维护义务人责任(第838条)；在《德国民法典》之外，另有特别法如道路交通法、赔偿义务法、航空交通法、原子能法、产品责任法等专门规定了相应的责任。《日本民法典》第717条规定了土地工作物占有人、所有人的赔偿责任，第718条规定了动物占有人、保管人的赔偿责任；另外，制造物责任法、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等特别法还规定了产品、机动车等相关责任。由此可见，就物致人损害而言，自罗马法以来，关于动物及建筑物的责任成了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中的传统内容；对于后来出现的特别是具有危险性的物件，或在民法典框架内通过判例形成富有弹性的无生物责任法理作为对策，或在民法典之外制定特别法加以规制。总之，各国大都有其解决办法。
接下来分析《侵权责任法》关于因物致人损害场合的救济之道。该法在第10章单独规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一般规则(第78条)，以过错推定责任为例外规则(第81条)，专门规定动物致人损害的法律救济，包括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第80条)致人损害时的侵权责任。除动物之外，对于其他的物，《侵权责任法》继续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规范模式，依物的不同危险程度于第9章规定“高度危险责任”。虽然仍以“从事高度危险作业”为要件(第69条)，但实际上法律明确了其外延，如民事核设施(第70条)、民用航空器(第71条)、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第72条)、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第73条)、高度危险物(第74条、第75条)等；对于高度危险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一般规则(第69条)，并规定若干免责或减责的事由。《侵权责任法》还就另外两类“物”作了特别规定，即“产品”(第5章“产品责任”)和“机动车”(第6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对于产品责任，在外部关系(对受害人的关系)上采无过错责任，在内部关系(生产者与销售者的关系)上以销售者的过错为其承担责任的要件(第42条第1款)。对于机动车责任，机动车驾驶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76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而依2007年修正后的《道交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依过错责任处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由于不以机动车驾驶人有过错(哪怕是推定的)为责任要件，因此该责任仍为无过错责任，只是对此规定了减轻或免除的事由而已。
《侵权责任法》第11章规定的“物件损害责任”，自然不包括前面已经专门规定的对于物的责任，作为《侵权责任法》实体内容的最后一章，这里的“物件”责任能否涵盖前面特别“物件”以外的其他“物件”责任呢？换言之，这一章是否具有为物件责任提供一般规范基础的功能，作为关于物的责任的兜底规定？
从《侵权责任法》第11章列举规定的责任客体来看，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其他设施(第85条、第86条)、搁置物、悬挂物(第85条)、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第87条)、堆放物(第88条)、妨碍公路通行之物(第89条)、林木(第90条)、挖坑(第91条第1款)、窨井等地下设施(第91条第2款)等。上述责任客体，既包括比较法上的“土地工作物”，又不以此为限，还包括搁置物、悬挂物等与建筑物未构成一体的动产。“其他设施”这一不确定概念更为法官解释适用留下空间。“物件”既“泛指成件的东西”，可依“件”计量，故应指有体物，而不包括无体物。声、光、热等所谓“不可量物”致人损害的，可依“环境污染责任”(第8章)处理，不属于“物件损害责任”。
二、物件致人损害场合的归责事由
凡致人损害的物，都可谓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侵权责任法》之所以让特定的人对特定的物产生的损害负责，在有些场合主要是直接基于该物的危险性，进而适用无过错责任。但是，在《侵权责任法》第11章“物件损害责任”中，却以过错推定责任(第85、88、90、91条第2款)为这一章的一般规则。依德国民法学通说，《德国民法典》第836条规定的土地占有人的责任并不包含对于建筑物等状况的危险责任，而是以有过失地违反交往安全义务为前提。[6]换言之，这里的归责事由不是物的危险性，而是人的过失。我国法在这一问题上应作相同的解释。
《侵权责任法》第86条第1款规定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建筑物等倒塌场合的连带责任。该责任的成立并不以过错为要件，故属于无过错责任。将“倒塌”与《侵权责任法》第85条中的“脱落、坠落”区别对待，并规定更为严格的责任，是我国立法的一大特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立法者意识到建筑物因管理瑕疵造成损害与建筑物因不符合安全标准而倒塌造成损害具有较大的区别。[7]此时的归责事由，应当是建筑物等的建设、施工所具有的危险性。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补偿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责任，立法者并未在第87条中明确规定是否以过错作为责任构成要件。有学者明确指出，这里的责任基础不是推定过错，而是将实施行为的可能性推定为确定性。[8]从文字上看，《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中的“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并不等同于第85条中的“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是否就相当于“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尚不清楚。因为如果此种责任是无过错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7条的规定，即便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也仍然不能证明“不是侵权人”。能否把《侵权责任法》第87条看成是第85条的特别法需要进一步论证，《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归责事由亦有待阐明。
《侵权责任法》第89条规定了妨碍公路通行之物的损害责任。相关责任主体有两类：一类是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品的人，另一类是公路所有人或管理人。对于前者，《侵权责任法》第89条并未要求以过错或被推定的过错作为责任要件，故应理解为无过错责任，归责事由是行为人行为的危险性；对于后者，受害人的请求权基础不再是《侵权责任法》第89条，而应当是《民法通则》第12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第1款第1项，归责事由是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1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确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没有设置明确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作为责任构成要件，显然需要受害人举证证明。如果说这一要件本身就是过错的客观表征(违反注意义务)，那么存在受害人本身便证明了过错，而不再是过错推定。因此，这一款规定的责任不是过错推定责任，也不是无过错责任，而应当理解为一般的过错责任，过错便是归责事由。
三、物件损害行为：单一还是复数？
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中，“物件损害责任”或者说“物件”侵权恐怕是最复杂的类型之一。从立法规定上看，人们看到的是并列着的散乱规定，不同条文所体现的责任主体、责任客体、归责原理等彼此差异较大，“一般”与“特别”层层叠叠，较难理出次序，有些像英美法中的复数侵权行为(torts)，而非单一的由物件引发的单一侵权行为(tort)。
《侵权责任法》能否完全取代《民法通则》第126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之规定尚有疑问。《侵权责任法》放弃比较法上较为常见的土地工作物“设置或保管有欠缺(瑕疵)”之类概括力较强的措辞，转而用数个条文具体规定“脱落、坠落”、“倒塌”、“抛掷”、“堆放、倾倒、遗撒”、“折断”等更为具象的损害发生事由，无疑也是使得这一章看起来更像是对复数侵权行为(torts)的规定。具象有具象的好处，但也有散乱而乏概括力的弱点，欠缺体系整合性，并且很可能产生规范漏洞。前文提到的道路管理瑕疵问题，便难以在《侵权责任法》中找到相应的请求权基础，仍有必要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之规定。在对我国的物件损害责任进行体系化时，可以考虑将《民法通则》第126条之规定作为一般规定，将《侵权责任法》第11章规定的诸种复数侵权行为(torts)作为特别规定，并且在司法解释与立法规定不相矛盾的前提下，保留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则。
四、物件损害责任与其关联问题
(一)物件损害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
毫无疑问，发端于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已经被我国的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所继受。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之后，[9]《侵权责任法》第37条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以建筑物责任为中心的物件损害责任，在解释论上是否与安全保障义务统一构造，值得思考。立法者似乎在力求使物件损害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分开，使其有各自的规范领域。而立法机关官员在相关法律释义作品中解释“防止他人遭受义务人侵害的安全保障义务”类型时又举例说，宾馆负有不因自己提供的服务或者设施存在危险而使前来住宿的客人受伤的安全保障义务。[10]此时，安全保障义务与物件致人损害责任之间的关系自然无法回避，必须作出说明。
(二)物件损害责任与环境污染责任
在日本法上，由于《日本民法典》第717条是其唯一规定无过失责任的条文，因此在解释论上便有扩张解释该条的倾向，出现了就构成企业设施的物、机动车、航空器等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危险的动产而应适用该条的主张。有学者更进一步主张，不仅就物的瑕疵，对于被企业雇用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即某种意义上作为企业设施的人的瑕疵所发生的损害，也应当类推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17条之规定，对企业所有人课以无过失责任。[11]在日本的裁判实践中，已见到在道口事故等交通事故、工厂废液引发的公害、丙烷气体爆炸事故等分支领域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17条之规定的事例。[12]
《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无过失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并且该法第65条继续肯定了无过失责任；另外，《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或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不可否认，有些环境污染案件可能同时符合物件损害责任的要件，如在2010年紫金矿业污染汀江事故中，[13]因构筑物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显然可以构成物件损害责任，可以构成责任竞合。唯此种竞合是否存在实益，是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除责任构成要件及当事人举证责任等方面会有不同外，两种不同类型的责任在损害赔偿范围上似乎并不存在差异。
(三)物件损害责任与国家赔偿责任
于2010年4月29日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依旧维持了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的二元格局，道路管理瑕疵并未纳入国家赔偿范围。[14]如今，道路、河川等营造物的设置、管理责任15依旧要在《侵权责任法》的范围内寻求救济。
注释:
[1]Vgl.KarlLarenz，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6aufl.，Springer-Verlag1991，S.437ff.
[2]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149页。
[3]参见黄右昌：《罗马法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4]SeeGenevieveViney，tortLiability，in：Georgea.Bermanned.，introductiontoFrenchLaw，woltersKluwer2008，p.249.
[5]参见[日]山口俊夫『フランス債権法，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122頁。
[6]Vgl.Larenz/Canaris，LehrbuchdesSchuldrechts，Bt，2.Halbband，13.aufl.，1994，S.488；Jauernig/teichmann(2007)，§836Rn1.
[7]参见梁慧星：《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几个问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8]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82页。
[9]曾经参与该司法解释起草的陈现杰法官对此作了说明。参见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法律适用》2004年第2期。我国有学者对德国交往安全义务理论进行了介绍与研究。参见李昊：《交往安全义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友军：《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日本的安全照顾义务，可参见[日]宫本健藏：《日本的安全照顾义务论的形成与展开》，金春龙译，载许章润编：《清华法学》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55页。
[10]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11][12]参见[日]森島昭夫「不法行為法講義，有斐閣，1987年，第54頁，第55頁。
[13]参见张奕：《紫金矿业水污染系人为》，《新京报》2010年7月17日。
[14]参见梁慧星：《道路管理瑕疵的赔偿责任———大风吹断路旁护树砸死行人案评释》，《法学研究》1991年第5期。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释义篇7
关键词：物件损害责任；体系位置
一、物件损害责任与对于物的责任
作为一种特殊侵权类型，《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物件损害责任”。立法使用“物件”这一在法律中不太常见的概念，本身就是能够吸引眼球的新颖之处。要理解这一概念，有必要厘清其界线。“物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泛指成件的东西”，本非法律概念，故可依日常用语理解其内涵。
显然，《侵权责任法》第11章所规定的“物件”并不对应于民法学理上所说的“物”。民法学理上的“物”，可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具有非人格性，为有体物，为人力所能支配，有确定的界限或范围，独立为一体。[2]按照这样的界定，“物”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可以是无生命的物，也可以是植物或者人之外的其他动物。除此之外，“物件”还可以指与建筑物未构成一体的动产，如悬挂物。
物可能给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就此损害从法律上予以救济，早在罗马法“准私犯”中便已存在。[3]在近现代法律上，以法国法为例，在“因物之所为的责任”[4]项目下，对于由物发生的损害责任区分为以下3类：(1)动物责任；(2)建造物责任；(3)无生物责任。前两者由《法国民法典》第1385、1386条规定；而与之不同，第三类责任系自19世纪末以来由判例创制出来。[5]另外，《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动物饲养人责任(第833条)、动物看管人责任(第834条)、土地占有人责任(第836条)、建筑物占有人责任(第837条)、建筑物维护义务人责任(第838条)；在《德国民法典》之外，另有特别法如道路交通法、赔偿义务法、航空交通法、原子能法、产品责任法等专门规定了相应的责任。《日本民法典》第717条规定了土地工作物占有人、所有人的赔偿责任，第718条规定了动物占有人、保管人的赔偿责任；另外，制造物责任法、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等特别法还规定了产品、机动车等相关责任。由此可见，就物致人损害而言，自罗马法以来，关于动物及建筑物的责任成了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中的传统内容；对于后来出现的特别是具有危险性的物件，或在民法典框架内通过判例形成富有弹性的无生物责任法理作为对策，或在民法典之外制定特别法加以规制。总之，各国大都有其解决办法。
接下来分析《侵权责任法》关于因物致人损害场合的救济之道。该法在第10章单独规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一般规则(第78条)，以过错推定责任为例外规则(第81条)，专门规定动物致人损害的法律救济，包括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第80条)致人损害时的侵权责任。除动物之外，对于其他的物，《侵权责任法》继续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规范模式，依物的不同危险程度于第9章规定“高度危险责任”。虽然仍以“从事高度危险作业”为要件(第69条)，但实际上法律明确了其外延，如民事核设施(第70条)、民用航空器(第71条)、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第72条)、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第73条)、高度危险物(第74条、第75条)等；对于高度危险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一般规则(第69条)，并规定若干免责或减责的事由。《侵权责任法》还就另外两类“物”作了特别规定，即“产品”(第5章“产品责任”)和“机动车”(第6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对于产品责任，在外部关系(对受害人的关系)上采无过错责任，在内部关系(生产者与销售者的关系)上以销售者的过错为其承担责任的要件(第42条第1款)。对于机动车责任，机动车驾驶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76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而依2007年修正后的《道交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依过错责任处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由于不以机动车驾驶人有过错(哪怕是推定的)为责任要件，因此该责任仍为无过错责任，只是对此规定了减轻或免除的事由而已。
《侵权责任法》第11章规定的“物件损害责任”，自然不包括前面已经专门规定的对于物的责任，作为《侵权责任法》实体内容的最后一章，这里的“物件”责任能否涵盖前面特别“物件”以外的其他“物件”责任呢？换言之，这一章是否具有为物件责任提供一般规范基础的功能，作为关于物的责任的兜底规定？
从《侵权责任法》第11章列举规定的责任客体来看，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其他设施(第85条、第86条)、搁置物、悬挂物(第85条)、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第87条)、堆放物(第88条)、妨碍公路通行之物(第89条)、林木(第90条)、挖坑(第91条第1款)、窨井等地下设施(第91条第2款)等。上述责任客体，既包括比较法上的“土地工作物”，又不以此为限，还包括搁置物、悬挂物等与建筑物未构成一体的动产。“其他设施”这一不确定概念更为法官解释适用留下空间。“物件”既“泛指成件的东西”，可依“件”计量，故应指有体物，而不包括无体物。声、光、热等所谓“不可量物”致人损害的，可依“环境污染责任”(第8章)处理，不属于“物件损害责任”。
二、物件致人损害场合的归责事由
凡致人损害的物，都可谓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侵权责任法》之所以让特定的人对特定的物产生的损害负责，在有些场合主要是直接基于该物的危险性，进而适用无过错责任。但是，在《侵权责任法》第11章“物件损害责任”中，却以过错推定责任(第85、88、90、91条第2款)为这一章的一般规则。依德国民法学通说，《德国民法典》第836条规定的土地占有人的责任并不包含对于建筑物等状况的危险责任，而是以有过失地违反交往安全义务为前提。[6]换言之，这里的归责事由不是物的危险性，而是人的过失。我国法在这一问题上应作相同的解释。
《侵权责任法》第86条第1款规定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建筑物等倒塌场合的连带责任。该责任的成立并不以过错为要件，故属于无过错责任。将“倒塌”与《侵权责任法》第85条中的“脱落、坠落”区别对待，并规定更为严格的责任，是我国立法的一大特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立法者意识到建筑物因管理瑕疵造成损害与建筑物因不符合安全标准而倒塌造成损害具有较大的区别。[7]此时的归责事由，应当是建筑物等的建设、施工所具有的危险性。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补偿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责任，立法者并未在第87条中明确规定是否以过错作为责任构成要件。有学者明确指出，这里的责任基础不是推定过错，而是将实施行为的可能性推定为确定性。[8]从文字上看，《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中的“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并不等同于第85条中的“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是否就相当于“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尚不清楚。因为如果此种责任是无过错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7条的规定，即便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也仍然不能证明“不是侵权人”。能否把《侵权责任法》第87条看成是第85条的特别法需要进一步论证，《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归责事由亦有待阐明。
《侵权责任法》第89条规定了妨碍公路通行之物的损害责任。相关责任主体有两类：一类是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品的人，另一类是公路所有人或管理人。对于前者，《侵权责任法》第89条并未要求以过错或被推定的过错作为责任要件，故应理解为无过错责任，归责事由是行为人行为的危险性；对于后者，受害人的请求权基础不再是《侵权责任法》第89条，而应当是《民法通则》第12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第1款第1项，归责事由是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1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确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没有设置明确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作为责任构成要件，显然需要受害人举证证明。如果说这一要件本身就是过错的客观表征(违反注意义务)，那么存在受害人本身便证明了过错，而不再是过错推定。因此，这一款规定的责任不是过错推定责任，也不是无过错责任，而应当理解为一般的过错责任，过错便是归责事由。
三、物件损害行为：单一还是复数？
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中，“物件损害责任”或者说“物件”侵权恐怕是最复杂的类型之一。从立法规定上看，人们看到的是并列着的散乱规定，不同条文所体现的责任主体、责任客体、归责原理等彼此差异较大，“一般”与“特别”层层叠叠，较难理出次序，有些像英美法中的复数侵权行为(torts)，而非单一的由物件引发的单一侵权行为(tort)。
《侵权责任法》能否完全取代《民法通则》第126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之规定尚有疑问。《侵权责任法》放弃比较法上较为常见的土地工作物“设置或保管有欠缺(瑕疵)”之类概括力较强的措辞，转而用数个条文具体规定“脱落、坠落”、“倒塌”、“抛掷”、“堆放、倾倒、遗撒”、“折断”等更为具象的损害发生事由，无疑也是使得这一章看起来更像是对复数侵权行为(torts)的规定。具象有具象的好处，但也有散乱而乏概括力的弱点，欠缺体系整合性，并且很可能产生规范漏洞。前文提到的道路管理瑕疵问题，便难以在《侵权责任法》中找到相应的请求权基础，仍有必要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之规定。在对我国的物件损害责任进行体系化时，可以考虑将《民法通则》第126条之规定作为一般规定，将《侵权责任法》第11章规定的诸种复数侵权行为(torts)作为特别规定，并且在司法解释与立法规定不相矛盾的前提下，保留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则。
四、物件损害责任与其关联问题
(一)物件损害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
毫无疑问，发端于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已经被我国的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所继受。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之后，[9]《侵权责任法》第37条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以建筑物责任为中心的物件损害责任，在解释论上是否与安全保障义务统一构造，值得思考。立法者似乎在力求使物件损害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分开，使其有各自的规范领域。而立法机关官员在相关法律释义作品中解释“防止他人遭受义务人侵害的安全保障义务”类型时又举例说，宾馆负有不因自己提供的服务或者设施存在危险而使前来住宿的客人受伤的安全保障义务。[10]此时，安全保障义务与物件致人损害责任之间的关系自然无法回避，必须作出说明。
(二)物件损害责任与环境污染责任
在日本法上，由于《日本民法典》第717条是其唯一规定无过失责任的条文，因此在解释论上便有扩张解释该条的倾向，出现了就构成企业设施的物、机动车、航空器等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危险的动产而应适用该条的主张。有学者更进一步主张，不仅就物的瑕疵，对于被企业雇用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即某种意义上作为企业设施的人的瑕疵所发生的损害，也应当类推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17条之规定，对企业所有人课以无过失责任。[11]在日本的裁判实践中，已见到在道口事故等交通事故、工厂废液引发的公害、丙烷气体爆炸事故等分支领域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17条之规定的事例。[12]
《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无过失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并且该法第65条继续肯定了无过失责任；另外，《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或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不可否认，有些环境污染案件可能同时符合物件损害责任的要件，如在2010年紫金矿业污染汀江事故中，[13]因构筑物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显然可以构成物件损害责任，可以构成责任竞合。唯此种竞合是否存在实益，是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除责任构成要件及当事人举证责任等方面会有不同外，两种不同类型的责任在损害赔偿范围上似乎并不存在差异。
(三)物件损害责任与国家赔偿责任
于2010年4月29日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依旧维持了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的二元格局，道路管理瑕疵并未纳入国家赔偿范围。[14]如今，道路、河川等营造物的设置、管理责任15依旧要在《侵权责任法》的范围内寻求救济。
注释:
[1]vgl.karllarenz，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6aufl.，springer-verlag1991，s.437ff.
[2]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149页。
[3]参见黄右昌：《罗马法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4]seegenevieveviney，tortliability，in：georgea.bermanned.，introductiontofrenchlaw，wolterskluwer2008，p.249.
[5]参见[日]山口俊夫『フランス債権法，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122頁。
[6]vgl.larenz/canaris，lehrbuchdesschuldrechts，bt，2.halbband，13.aufl.，1994，s.488；jauernig/teichmann(2007)，§836rn1.
[7]参见梁慧星：《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几个问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8]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82页。
[9]曾经参与该司法解释起草的陈现杰法官对此作了说明。参见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法律适用》2004年第2期。我国有学者对德国交往安全义务理论进行了介绍与研究。参见李昊：《交往安全义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友军：《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日本的安全照顾义务，可参见[日]宫本健藏：《日本的安全照顾义务论的形成与展开》，金春龙译，载许章润编：《清华法学》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55页。
[10]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11][12]参见[日]森島昭夫「不法行為法講義，有斐閣，1987年，第54頁，第55頁。
[13]参见张奕：《紫金矿业水污染系人为》，《新京报》2010年7月17日。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释义篇8
关键词：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我国特有之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市土地的利用均是通过划拨方式进行的，即都是无偿划拨供应的，只存在单一的划拨土地供应制度。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资的进入，我国对外资企业开始实行土地有偿使用，收取土地使用费。1990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出让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建立，由此开启了划拨土地使用权通过办理出让手续可再行转让的历史。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释（2005）5号文《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则根据司法实践对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式作了全面的总结和规范，对今后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发展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划拨土地使用的含义及特点。
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通过除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各种方式，除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外或完全无偿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其特点：（1）取得的法定性。即要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其用途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必须经过有批准权的政府批准。（2）取得的无偿性。这是划拨土地使用权与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本质区别，即划拨土地使用权取得者除缴纳补偿、安置费外无须向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即国家支付土地使用费；而出让土地使用权人则必须向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即国家支付包含土地使用费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3）使用的无期限性。依照法律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4）权利的受限制性，划拨土地使用权人不能随意地处分其划拨土地使用权。要处分，必须经过有批准权的政府批准。
二、未经政府部门批准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
尽管我国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由于历史原因存在大量的划拨土地。此类划拨土地的使用虽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但也不宜马上收回。由于利用能力与现实利益趋使，许多划拨用地或明或暗的通过转让方式进入市场。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报批时，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理使用权出让手续的，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者作其他处理。
因此，以划所方式出得土地使用权的，须经有批准权的市、县人民政府审批后，方可进行转让。《条例》第四十五条还规定了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条件，但同样规定政府审批是转让的前提。未经政府部门批准擅自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所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
笔者认为，划拨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无偿使用国有土地的方式，不需要支付使用土地的代价。严格地说，现行法律规定的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并非真正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根据《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经政府批准转让的实质是国家收回划拨的土地使用权，然后再出让给受让方。或经批准不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但土地收益须上缴国家。可见，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人依据转让合同取得的并非土地使用权的代价，充其量算作是对其交回土地使用权的一种补偿（含地上附属物的补偿），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之说及相关程序规定显得不伦不类。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及变相转让，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市场的混乱，也是造成国家土地资产流失的一个巨大黑洞。随着使用划拨土地的范围越来越小和土地市场的逐步规范，建议取消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之规定，规定禁止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凡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一律变成有偿使用，无力支付土地出让金的由国家直接收回或变更为租赁等其他使用方式。
根据《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意见，“转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合同为补偿合同，合同约定的土地转让价款应认定为对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将划拨土地使用转让合同确定为补偿合同可谓定性准确，把握到了此类合同的实质所在，有利于有关转让合同纠纷的正确处理。
三、《解释》实施后，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分为三种情形处理。
《房地产管理法》实施后，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应当由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但由于对人民政府的批准截止时间等事项没有详细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难题。对此，《解释》作了规定。
1、划拨土地使用权未经批准转让无效，但在前经批准并办理出让手续的则有效。
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在前，转让人经有批准权的政府批准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则转让人与受让人间的合同按有效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处理。而实际上，这时转让的已不是划拨的土地使用权，而是已转化为出让的土地使用权。这里遵循的还是《条例》确立的“先出让后转让”的原则，只不过办理出让手续的时间宽延到了前。
2、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在前经批准并由受让人办理出让手续的，转让合同按补偿性质合同处理。
该《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并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的合同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该规定的法律依据应为《房地产管理法》对转让人与受让人订立的合同没有明确定性易产生争议的缺陷，将其明确定性为补偿性质的合同，并将受让人办理出让手续的时间宽延到了前。
3、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在前经有批准权的政府决定划拨给受让人使用，转让合同按补偿性质合同处理。
该《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决定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将该划拨土地使用权直接划拨给受让方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的合同要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该规定的法律依据应为《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报批时，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进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者作其他处理。”而实际上，这时已不是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而是划拨土地使用权的重新划拨，当然，这里的爱让人必须按法律规定具有划拨土地使用资格。由于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取得该土地使用权时，可能支付了相应的补偿、安置等费用，转让该土地使用权时可能有地上附着物或存在职工安置等问题，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人支付补偿、安置等费用也符合划拨土地使用权取得条件的法律规定。
四、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必须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
1、有批准权的的人民政府的批准。根据《条例》等规定，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是指市、县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设有区的市，其权利部门仍是市级主管部门而不是区级主管部门。
2、政府批准的依据。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必须经过政府批准，那么有批准权的政府依据什么来批准呢？根据2002年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四条规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2004年10月中各防火墙中发（2004）28号文《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以最高行政命令重申，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经依法批准转让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在有形市场公开交易，按照市场价补缴土地出让金。因此，如果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人协议将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后用于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则很可能永远得不到政府的批准，如此则转让合同无效。
3、取得批准的时限。“前”是该《解释》习贯彻始终的一个“无效合同”补正为“有效合同”的时间截止点，就是说，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在前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追认批准，则转让人与受让签署的合同就有效。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释义篇9
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有货币和实物、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令第41号）将出资方式明确为货币、实物、无形资产（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其他专有技术等）、股权、特定债权（依法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符合规定的债转股）；实践中，符合“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还包括探矿权、采矿权等。法释（三）第七条至第十一条，从司法角度进一步明确了六种出资方式的认定、出资义务、出资争议及处理等，其中又明确了出资人未履行或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五种情形。本文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审计实践，对相关问题做一简要研析。
一、法释（三）明确的六种出资方式及相关问题
（1）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引起出资效力争议的，按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予以认定。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核心包括财产所有权和财产处分权。当受让人符合“善意受让财产、财产转让价格合理、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受让人”这三种情形时，受让人即为善意取得该项财产的所有权，出资有效，可对抗原所有权人；原所有权人可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的，股东或者发起人应当对其拥有所有权；”审计人员在审计公司设立出资事项时，应以物权法第106条规定进行识别，出资人是否取得出资财产的法定所有权。出资人以其拥有所有权的财产出资正确无疑，但审计人员还应关注“出资财产在出资前拥有的权利，是否未设定担保及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等（《指南》）。否则，出资存在瑕疵，将会出现出资效力争议，影响股东权益，由此也会带来一定审计风险。
（2）出资人“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法释（三）对此种行为规定了一是要对其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和处罚，二是对其违法取得的股权采取拍卖或变卖的方式进行处置，这个规定主要是明确对出资人的违法行为及结果需采取的司法措施。而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行为是司法判决的结果，不属审计职责。审计实践中，由于违法犯罪所得（货币）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审计人员对出资人取得股权的货币出资是否涉嫌属于违法犯罪所得，是难以认定的（除非有证据证明）。但这种出资方式也提醒审计人员，应关注出资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3）出资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应在法定期间内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或者解除权利负担，逾期未办理或者未解除的，属于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土地使用权”是指国有土地或者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明确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权利；“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通过各种方式依法无偿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国务院令第55号《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或者是“土地使用者通过除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各种方式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家土地管理局令［1992］第1号《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划拨土地使用权”（即国有土地使用权）符合条件并经批准，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者作价出资等。
“权利负担”是一个民法概念，指权利人给自己设定给付义务，同时给债权人设定债权，也即形成权利人原有权利的一种负担。典型表现是债权契约，即以契约方式设立债的关系和变更债的内容。“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即是指用作出资的土地使用权设定有权利负担，如已用做抵押（或部分抵押）等，致使土地使用权权属不明晰或部分不明晰，由此将引起出资争议或其他民事纠纷。因此，法释（三）对“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的行为，做出了上述司法认定。
审计人员对“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重点关注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评估及价额等事项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
（4）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一是要依法评估作价；二是“评估确定的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属于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出资人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是股东的一项重要法定义务。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出资人不按期足额缴纳出资，包括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其评估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应认缴的出资额，将影响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影响各股东出资在公司全部注册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不利于各股东股权（权益）、风险和责任的明确。
（5）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法释（三）对此明确了两点：一是出资财产已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的，属于未履行法定出资义务；二是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公司使用的，不享有相应股东权利。可以看出，出资财产状况不同，法律认定及后果不同，核心是出资财产的所有权权属问题。出资财产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不符合公司法关于“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的规定，即出资财产尚未成为公司资产，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所有权的定义，出资人实际未出资，也即未履行法定出资义务。因而，审计人员对此应按照有关规定，重点审核出资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对于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公司使用的，法释（三）明确了要对出资人的股东权利作出合理限制。股东权利包括表决权、选择管理者权、资产收益权、利润分配请求权、查阅资料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这是因为，出资人虽已办理出资财产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公司使用，影响公司对该部分财产的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给公司正常运营造成一定影响和困难等，对此作出限制是必要的。
（6）出资人“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符合“（一）出资的股权由出资人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二）出资的股权无权利瑕疵或者权利负担；（三）出资人已履行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四）出资的股权已依法进行了评估”四个条件的，认定为出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不符合第（一）、（二）、（三）项，又未按人民法院要求补正的，属于“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不符合第（四）项的，按“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规定处理，应依法评估作价，但“评估确定的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属于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现实中，对“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的认定及其审验，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公司法、《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第14号令）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此均无明确规定。2009年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第39号令）也只规定了对股权出资审验应包括的内容。但股权出资，核心是股权价格的确定，其价格确定又涉及一些方法、依据和程序等，而现行法规对此并无相关规定。这无疑给审计监督带来一定困惑。笔者认为，既然《企业财务通则》已增加规定了投资者可以股权、特定债权出资，法释（三）又明确了“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的认定条件和相关措施，有关部门应根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等财经法规，结合法释（三）相关规定等，制定出以股权、特定债权等方式出资的认定标准和审验方法，规范“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行为，防范、规避或减少审计风险。若如此，既是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也是对法制经济的贡献。
二、未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及相关问题
出资人未履行或者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将承担相应法律和经济责任，公司法已有相关规定，法释（三）又对此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责任（第十三条）。法释（三）还第一次明确了抽逃出资的五种形式（第十二条），以及抽逃或者协助抽逃出资应承担的责任等（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这给审计定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标准。
审计人员应认真学习、准确理解和牢固掌握这些规定，对涉及上述事项的事实、证据、环节和情节等，都要认真对待，正确识别，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依据（或结合）法释（三）有关规定取证和定性，不要因疏忽而遗漏重大违法违纪事项，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责，严厉打击各种违纪和违法犯罪行为，不断优化审计成果，积极为审计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释义篇10
我国1998年开始实行稀土产品出口配额制度，并逐步降低稀土出口退税。2006年起，我国对稀土的贸易政策由促进出口为主转变为严格的出口管理，措施包括对稀土出口产品分类征收关税、禁止部分稀土产品出口、逐步紧缩出口配额等。出口管理措施对控制稀土的出口起到了一定作用,推动了稀土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以美日欧为代表的进口方的资源需求利益。
2012年3月13日，美国、日本、欧盟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交了有关中国稀土的出口管理措施的“磋商请求”。同年7月，wto争端解决机构成立专家组，针对中国稀土出口限制展开调查。2014年3月26日，wto公布专家组报告，裁定中方涉案产品的出口管理措施违规。4月，美方和中方先后就专家组报告的部分内容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上诉。8月7日wto上诉机构维持了初裁结果，裁定中国对稀土相关产品的出口管理措施不符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违反了wto规则，但认可中方所采取的综合性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这意味着我国以出口配额、出口关税的方式管制稀土出口已不可行。本文试图分析美日欧起诉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的理由及深层次原因，研究wto裁决的依据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总结我国应诉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为今后我国稀土的管理提出建议。
一、相关各方阐述的理由及wto裁决的依据
（一）美日欧起诉中方稀土管制的理由
针对我国稀土出口管理措施，美日欧起诉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中国对稀土实施了不公平的出口管理。其中包括征收出口关税、制定出口配额，以及在出口程序上进行限制，措施违反了Gatt1994的第7条、第8条和第11条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一部分7.2条和11.3条中的规定。
二是认为中国对稀土的出口管理违反了《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一部分中的5.1、5.2、8.2条中的国民待遇原则。申诉方认为在贸易权问题上，中国没有将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同等地对待。中国对国外实体的稀土进口进行出口管制时，对国内实体却没有相应的限制。
三是认为中国违反了wto的政策透明度原则。申诉方认为中国对稀土实施的出口限制和程序要求违反了《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的以统一、公正、合理方式实施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中国的出口限制违反了Gatt1994的第10条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一部分的2(a)、2(C)。
（二）中方抗辩美日欧的理由
针对美日欧的起诉理由，我国寻求wto法律框架下的适用条款积极应诉，归纳起来抗辩理由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关于出口关税的抗辩。中方援引Gatt1994第20条（b）款进行抗辩，即“对本条所列措施的实施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在遵守此一要求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b）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一方面，中方认为，Gatt1994第20条可以作为《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条的抗辩理由。另一方面，中方提供了满足（b）款的证据：正如2012年美国环保局一项研究显示，环境问题伴随着稀土产品的生产链出现，包括有毒物质及放射性物质对水资源、大气的污染等。而放射性元素会导致肺癌、胰腺癌和白血病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此，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而出台的限制稀土开采、生产的政策及稀土出口管理措施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其二，关于出口配额的抗辩。中方援引Gatt1994第20条（g）款进行抗辩，即“对本条所列措施的实施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在遵守此一要求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g)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中方提出，出口配额政策对美日欧等并不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理由是中方出口配额的分配是按照足以满足国外需求的方式进行的，且出口配额并不是导致稀土产品国内外价格不同的真正原因。同时，中方提供了满足（g）款的证据：稀土属于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中国有权利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管理并使用资源。中国实施的综合性保护政策包括开采、生产、加工到出口等各方面，政策制定目的在于控制稀土资源的消耗速度，合理利用稀土资源。因此，中国旨在保护稀土这一可用尽的自然资源而实施的包括出口配额等措施是符合wto要求的。
其三，关于违背国民待遇原则的抗辩。中方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对稀土的出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中的规定进行，即“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凭商务部批准的文件及经营者的出口合同(正本复印件)签发出口许可证”，与中国企业享有同样的待遇。因此有关国民待遇原则的申诉是不成立的。
其四，关于政策透明度原则的抗辩。中方承诺只实施已公布的，且其他wto成员、个人和企业能够获得的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中国有关稀土的出口管理措施都已在中国境内公布。
（三）wto裁决中方稀土出口管制案的依据
wto做出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文件有Gatt1994,《中国入世议定书》及《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针对不公平的出口管制方面的申诉，裁决依据具体如下：
第一，《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条第3款明确规定，除可以对列举的84种产品征收出口税外，不再对其他产品征收出口税。而稀土相关产品均不在可征税范围内。Gatt1994第11条，数量限制的一般取消条款规定，任何缔约国除征收税捐或其他费用以外，不得设立或维持配额、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他缔约国领土的产品的输入，或向其他缔约国领土输出或销售出口产品。
第二，Gatt1994第20条的适用范围以及议定书本身的内容共同决定了Gatt1994第20条的适用范围，即只能适用于议定书中明确规定或者通过其他协定间接援引可以适用该条款部分以及对Gatt1994相关内容重申部分，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条未将Gatt1994第20条以明确的用词纳入其中，因而不能作为中方出口关税措施的抗辩理由。即使允许中方援引第20条(b)款为出口关税措施进行抗辩，论证过程中认可中方所采取的综合性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但由于中方无法证明出口关税措施是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抗辩理由仍不予支持。中方以保护资源和环境为由，援引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对出口配额及贸易权相关问题进行抗辩，但是由于中方不能充分证明其采取的限制出口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认定中方违反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二、美日欧起诉中方稀土出口管理的真正原因
（一）稀土拥有广泛的应用领域
稀土是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还具有优异的光、电、磁、超导、催化等物理特性，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农业等多领域。
在冶金工业领域，稀土作为添加剂，起到精炼、脱硫、中和低熔点有害杂质的作用,可以改善合金的物理化学性能,提高合金的机械性能。在石油化工领域，用稀土制成的分子筛催化剂，用于石油催化裂化过程。在玻璃陶瓷领域，稀土可作为抛光粉广泛用于光学玻璃、示波管及金属餐具等的抛光；添加稀土可制得不同用途的光学玻璃和特种玻璃，例如防紫外线玻璃、耐酸及耐热的玻璃等。在农业领域，稀土可提高植物的叶绿素含量，增强光合作用，促进根系发育，还可提高某些作物增强抗病、抗寒、抗旱的能力。在新材料领域，添加稀土可制成稀土永磁材料、稀土贮氢材料、稀土磁制冷材料等，用途涉及家用电器、汽车、电子仪表、核磁共振成像仪等多方面。
在军事领域，稀土能广泛应用在导弹、智能武器、喷气发动机、导航仪及其他相关现代军事高新技术上，是陆海空天部队的武器装备制造中的关键要素。例如，用钐钴磁体和钕铁硼磁体作为电子束聚焦的“爱国者”导弹使得制导系统实现精确定位；稀土系超磁致伸缩材料能够改良精密仪器，增强机械的性能，特别是在将来无人化武器装备上，提升武器的隐蔽性和打击精度。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提供17种稀土金属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和出口国，供给世界市场占90%以上，中国对中国的稀土管制，不可避免地会损害稀土进口大国的战略发展利益。
（二）稀土对美日欧的重要意义
美国是稀土的主要消费国。美国的汽车产业、石油工业、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光纤、激光和氧传感器、超导体等等生产离不开稀土，尤其是在美国居于全球优势地位的高新技术产业中，稀土更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美国虽稀土储量丰富，但是20世纪90年代封存稀土矿产以来，2007年起才开始恢复其国内稀土产品的生产，由于长时间依赖进口的稀土资源，国内稀土产业链已不健全，重构可靠的稀土产业链是需要时间的，会有相当一部分稀土仍需依靠进口。例如，美国2013年从中国进口稀土冶炼分离产品8120.2吨，占中国冶炼分离出口总量的34.89%。日本是第二大稀土消费国，也是利用稀土实现附加值最高的国家。汽车和电子产品制造业在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稀土广泛应用于其中。在汽车制造业，稀土的应用包括用于电池的稀土储氢材料，用于电机的稀土永磁材料，尾气处理中及氧传感器中使用的稀土催化剂，为减轻汽车重量使用的稀土合金等；在电子产品中稀土应用包括：用于液晶显示器、光学镜头的铈抛光粉，生产镜头添加用的氧化钇、氧化钆，及用于高存储密度光盘的钇铽铁等稀土磁光存储材料等。
日本稀土储量为零，所需稀土全部依赖进口。虽然日本在寻求多元化稀土资源供给，但短时间内仍需从中国进口大量稀土。数据表明，2013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稀土冶炼分离产品7781.7吨，占中国冶炼分离出口总量的33.44%；从中国进口稀土永磁4543.4吨，占中国稀土永磁出口总量的18.91%。
在欧盟，其最具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稀土原料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稀土是欧盟发展低碳减排经济的关键因素，主要需求有混合及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所需要的稀土镝，用于混合及电动汽车、风能的镨钕，用于照明的铽等。
（三）wto裁决可能存在的问题
wto作为协调世界贸易的国际组织，其最终裁决成员国是一定要遵守的，但是，wto的裁决是否无懈可击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首先分析案件中条款适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对wto专家组报告的研读可以发现，三位专家判断条款是否适用，是以文义解释与上下文解释为主。这样的做法是欠妥当的。例如，关于中国是否有权利援引Gatt1994第20条作为一般例外的抗辩依据，专家组以《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条未将Gatt1994第20条以明确的用词纳入《中国入世议定书》为由，认定中国无权就出口关税问题引用第20条进行抗辩。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问题上，一名专家组成员认为我国有权利援引第20条为依据，这说明在条款适用问题上缺乏明确的标准。
其次，专家组判断条款要件是否满足的标准有失公允。例如，在是否满足“限制出口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这一要件的分析中，中国证明已经对国内稀土开采、生产、加工、出口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规范和限制措施，为从源头上收紧稀土资源做出巨大努力之后，因为尚无相关数据证明限制发挥了作用，而被认为不满足一同实施的要求。
再次，关于《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条款的合理性。中国是wto后入成员，于2001年11月10日签署《中国入世议定书》，但是议定书并不完善，缺乏预先的设想与前瞻性。例如，第11条第3款规定“除可以对列举的84种产品征收出口税外，不再对其他产品征收出口税”。由于市场是不断发展的，所以适用于市场的规则也应该允许与时俱进的改革，当初没有将稀土相关产品列入可征税范围，不代表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就不应该对其征税，应充分考量征税这一行为的目的及意义。
最后，关于wto规则的合理性。wto并不是一个绝对公平的经济联合国，发达国家在规则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这样的背景下制定的规则本身就有局限性，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平。
三、我国应诉中存在的不足及管理方式的改进
我国虽然积极应诉了，但是仍存在准备不充分、援引不到位的问题，概括来说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在证明出口限制措施是否与保护资源相关这一问题上，中国举证不充分。一方面，中国在其制定的稀土出口管理措施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表述所实施的出口限制措施是以保护资源为目标，这与wto法律条文明确阐述其制定条文的主旨和目的的做法不相符。例如，我国出台的《关于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和《2012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二者都没有明确提到实施限制措施的目标是为了保护稀土等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缺乏数据证明政策的执行达到一定效果。
其二，中国在证明出口管理政策的必要性上缺乏证据。专家组不支持中国出口管理政策必要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无法证明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性措施。中国应拿出证据来证明稀土出口关税和出口配额等措施必须与国内生产等管理政策配合使用，才能达到保护资源的效果。
其三，中国在运用wto法律条款中存在不足。除了援引Gatt1994第20条进行抗辩以外，中国还可援引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即允许缔约方为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釆取“与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贸易有关的行动,及与此类贸易所运输的直接或间接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或物资有关的行动”。
虽然我国稀土出口管理措施案已经有结论，但出于稀土资源的稀缺性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因，我们应对稀土以适宜的方法进行管理。
第一，取消违反wto规则的稀土出口管理措施。例如，Gatt1994明确规定不允许设立出口配额及实施出口许可证政策，我国作为wto成员，应遵守相关规则，取消出口配额及相关措施。最近，中国商务部已经采取措施，从2015年开始对稀土资源取消了出口管理政策。
第二，提高资源税，征收环境税。稀土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加之在开采、加工等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我国实施出口管理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为了促进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保护环境。而提高资源税，征收环境税，可以达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目的。我国现行的稀土资源税税率过低，无法体现稀土资源的稀缺性，更不用说对遭到破坏的环境进行补偿，因此,必须提高稀土资源税率。同时，为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即修正稀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应适时征收环境税。
第三，深入研究wto判例。一方面，积极转变观念，增加立法目的的说明。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有关立法目的的论述可有可无，但是综观wto法律，都无一例外的阐述了其制定的主旨和目的，这说明wto法律逻辑如此；且案件审理过程中也体现了目的性说明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积极转变观念和做法，对新近出台的法律文件增加政策目的方面的内容，明确提出保护稀土等可用尽资源的目标，同时完善已有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管，及时准确地掌握政策效果，做到有据可循。
第四，学习wto规则，加强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只有精通wto规则，才能更好地维护本国权益。加入wto后，我国先后起诉案件12起，虽与被诉案件32起有一定差距，但却是我国积极利用wto规则维护权益的有力证明。
第五，争取修订《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不平等条款，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赢得一个公正的环境。根据《wto协定》第10条，议定书的修改具有改变各成员权利和义务的性质，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接受。因此，修改议定书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我们应为之努力。例如，在关税问题上，我国应积极联合其他矿产资源出口国,向wto申请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争取让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出现在附件六的列表中。
注释：
①《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包含中国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对中国具有约束力。其中，被诉涉及4个段落的内容，83、84段是关于贸易权开放的问题；162、165段关于中国出口限制措施方面承诺遵守wto规则及非自动性出口限制措施每年向wto备案。由于与《中国入世议定书》内容上是重申与强调的关系，以及wto裁决优先适用《中国入世议定书》两个原因，本文就不对《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另行分析.
参考文献：
[1]于兆鑫.“美国诉中国稀土案”所涉法律问题分析[J].知识经济,2012(09):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