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篇1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创业博弈；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均衡
一、引言
尽管中国农民工创业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但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仍不令人满意，一些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7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十多年里，返乡农民工创业比例稳定在2-3%的低水平（胡俊波，2009）[1]，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返乡农民工创业支持力度，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幅度增长，但研究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不到15%（胡雯等，2013）[2]，整体创业率不到5%，而且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返乡创业农民工认为创业比到外面打工难，超过70%农民工对返乡创业经济收益不满意，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感觉自己创业成功（黄振华，2011）[3]，没有出现社会所期待的返乡农民工大众创业繁荣发展局面。
学者认为这种农民工创业局面是众多因素制约发展的结果。因为返乡农民工创业除了受国内外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经济体制机制与政策制度、家庭结构等因素制约影响外（白南生、何宇鹏，2002；辜胜祖，2009；韩俊、崔传义，2008）[4-6]，还受农民工心理动机、情感诉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个体性因素的影响（刘光明、宋洪远，2002；林斐，2004；赵曼等，2008；李含琳，2008；纪志耿，2012）[7-11]。学者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工作机会、改善生活、加强权益保护、扩大创业资金来源、降低创业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祝冲，2007；安海燕、张树锋，2015）[12-13]。王春超、周先波（2013）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与就业的影响效应不同，而且具体效应还受农民工地域差异与农民工人力资本约束，人力资本低的农民工，其社会资本收入边际作用更低（谢勇，2009）[14-15]。但新近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远比上述分析还要复杂。郑少锋、郭群成（2010）有关重庆的调查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资本作用效应一方面取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心理识别与创业空间因素，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规模[16]。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一种自主选择行为，其抉择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复杂原因，比如返乡创业相对外出就业或创业的报酬优势，以及在家创业的时间分配弹性更方便兼顾创业、家庭与失业风险矛盾（韩俊，2009）[17]，所以家庭需求与社会责任因素比政府政策支持、年龄、教育乃至社会地位追求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更突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是农民家庭关系、就业与创业平衡选择的结果（陈文超等，2014）[18]。此外，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为保证创业成功，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行慎重投资是完全必要的（安海燕、钱文荣，2015）[19]。针对地方政府政策选择，农民工不得不与政府进行复杂的创业动态博弈，农民工-政府社会资本关系制约着农民工返乡创业均衡演化（董文波等，2013）[20]。
事实上，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是在现有宏观经济社会、家庭和个体特征因素约束下的简单就业与创业的自我选择，不仅是农民工个人与家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自主配置调整，而且是复杂的竞争博弈过程。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实证出发，从不同视角确认包括社会资本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效应，认识到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创业的广泛复杂作用，少数研究还从政府-农民工博弈互动社会关系视角分析了宏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演化均衡影响（祝冲，2007）[12]，但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竞争博弈的影响，忽视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发展博弈策略选择及其均衡规律，因而没有探讨如下问题：不同类型农民工创业存在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吗？农民工创业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策略是怎样的？博弈如何演化均衡？博弈均衡有怎样的发展演变规律？本文将建立农民工创业竞争模型，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竞争博弈模型
（一）模型假设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返乡农民工规模庞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了简化分析，结合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我们假设返乡创业农民工分为两类：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精英农民工是那些在外面事业有成、资金较充足且有技术或懂管理的农民工。普通农民工是外出就业较一般、资金不多但有一定技术或管理经验的农民工。理论上讲，这两类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可能性比那些外出就业失败、没有资金又没有任何技术或管理经验的农民工创业可能性要大得多，后者只是返乡务农或就业，一般不会创业。
创业过程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结合政府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情况，一方面进行经济资本投入竞争如资金技术投入竞争，实际上是产品生产竞争；另一方面则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竞争，主要是社会资源与市场客户竞争，以拓展市场、获取资金和节约创业交易成本。精英农民工创业投资策略空间为，策略集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策略空间为，策略集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双方都为有限理性，相机展开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创业竞争过程中，假定精英农民工初始财富为，精英农民工选择经济资本投资概率为，经济资本投资量为（），选择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概率为，社会资本投资规模为。同理，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为时，其采用经济资本投资策略概率，经济资本投资量为（），选择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概率为，社会资本投资规模为。由于精英农民工相对普通农民工较富有，所以。
返乡农民工创业竞争策略选择影响创业利润。创业双方博弈策略组合为{经济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时，假设精英农民工创业收入与经济资本投资成正比，大小为（为投资边际收入系数），成本为（为边际成本系数），同时由于双方都采取经济资本投资策略，出现经济资本投资竞争拥挤，导致精英农民工创业收入降低（为经济资本投资竞争拥挤系数，描述了经济资本投资拥挤对精英农民工收入边际效应），所以精英农民工创业利润为。同样，此时普通农民工创业利润，其中、、分别为普通农民工投资边际利润、边际成本与边际拥挤效应系数。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策略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时，双方投资领域不同，不会出现投资拥挤现象，此时精英农民工创业利润为经济资本投资收入减去成本，即；普通农民工利润等于社会资本投资收入减去投资成本，即。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投资博弈策略为{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由于双方投资领域不同，不存在经济拥挤效应，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收入为，成本为，利润为（、分别为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系数），此时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利润（、）。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策略为{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时，双方存在社会资本投资竞争拥挤，使双方社会资本投资利润比单独社会资本投资利润分别降低和（、分别为双方社会资本投资收入边际拥挤效应系数），双方利润分别为、。
三、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行为规律
（一）农民工创业投资竞争策略选择规律
农民工创业竞争博弈均衡表明，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选择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理论上讲，表2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博弈存在5个均衡点，但只有、是均衡是进化稳定的，均衡点为鞍点均衡，其他均衡点是不稳定的。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专注于经济资本投资。均衡策略则是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是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同时进行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而且只有沿着特定创业博弈路径，博弈才能稳定在，否则会偏离均衡。而与两点不是均衡点，即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不会选择{经济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模式，其原因是可能避免过度竞争拥挤。
农民工创业投资竞争稳定策略多样性拓展了博弈行为空间，农民工会根据自身条件、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竞争对手博弈而做出不同选择反应。这种博弈反应一方面导致农民工创业行为模式个性化选择进化，农民工创业模式尽可能避免重复与竞争拥挤；另一方面农民工创业竞争博弈的长期进化学习，使得不同阶层农民工创业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发展采取依靠自身优势的差异化策略，精英农民工投资经济资本，专注于发展生产与改进技术，以扩大创业规模，而普通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扩充社会资本网络，以获得创业社会资源与扩大市场；或者精英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扩充社会资本网络，以获得创业社会资源与扩大市场，而普通农民工投资经济资本，专注于发展生产与改进技术，以扩大创业规模；或者双方沿着鞍点均衡独特路径，小心翼翼地采取混合策略，在扩大经济生产与改进技术的同时，还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获取社会资源与拓展市场，这是现实社会农民工创业各不相同的理论逻辑基础。不过，农民工创业策略的最终进化均衡模式，依赖于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的初始状态。因此可以推出结论1。
结论1：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模式演化具有多样性、分化性与初态依赖性。
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处在鞍点均衡博弈状态时，均衡策略选择的具体水平受到众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博弈双方总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规模与、经济资本投资边际利润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利润与、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经济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这些因素一是不对称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投资策略均衡水平；二是不对称影响的变化方向；三是不对称影响变化速度；四是实现特定变化的约束条件不对称（见表3）。由此我们有结论2。
结论2：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由初始财富、经济资本投资规模、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拥挤等因素非对称决定。
（二）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路径演化规律
返乡农民工创业动力竞争系统存在5个均衡点、2个稳定均衡点与1个鞍点，这使得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路径演化十分复杂（见图1）。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初始状态组合不同，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路径不同。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区域内部与、两线段上时，创业竞争博弈均衡演化为，即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投资，初始状态不同，演化路径不同。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区域内部与、两线段上时，创业竞争博弈均衡演化为，即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而且随着初始状态的多样化，演化路径也多样化。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线段上时，双方创业投资路径都在与上，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都同时进行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创业投资演化均衡为，但随着二者在线段上的初始状态不同，收敛于均衡的路径长短也各不相同。因此，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制约因素发生变化时，就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路径。
（1）农民工初始财富、影响均衡路径。因为、，所以精英农民工初始财富增加不会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但会抑制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和增加其社会资本投资。、，因此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但降低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和增加其社会资本投资。所以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增加会降低对方经济资本投资、促进对方社会资本投资，这使鞍点向左向下移动（见图2），其结果一是返乡农民工越富裕，返乡创业社会关系投资越高，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关系投资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资本增加原因；二是面积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均衡收敛于的概率增加，更多路径转向稳定点，而趋向于稳定点的概率降低、路径减少，导致精英农民工投资社会资本概率增加而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进一步阶层分化，两类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发生分化。由此有结论3：
结论3：精英农民工或普通农民工任意一方创业初始财富增长不会影响自己投资路径选择，但将增加另一方社会资本投资创业路径选择偏好和降低另一方经济资本投资创业路径选择偏好，随着农民工财富增长，不同类型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发生阶层分化的同时，将普遍强化社会资本积累。
（2）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规模、影响均衡路径。、时，时、，可见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却在条件下使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而社会资本投资概率降低，而普通农民经济资本投资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在条件下却使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增加社会资本投资减少。二者博弈导致向右上方移动（见图3），区域面积减少面积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均衡收敛于的概率降低、趋向于稳定点的概率增加，更多路径转向稳定点，而趋向于稳定点的概率降低，导致普通农民工投资社会资本概率增加而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阶层分化加剧。由此推出结论4：
结论4：返乡农民工一方创业经济资本投资规模增加，另一方农民工有条件偏好社会资本投资路径，社会资本积累有条件增加。
作用下的博弈动态路径
（3）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因素影响均衡路径。由于所以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不会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但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影响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从而影响精英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路径偏好。、的经济资本投资偏好作用效应大于、经济资本抑制效应时，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而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下降，其创业偏好经济资本投资路径。由于，所以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不影响自身投资路径偏好，但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因素促进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长，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因素降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选择变化最终取决于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净效应。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因素作用效应使增加减少时，向右下角偏离，区域面积增加区域面积减少（见图4），双方博弈趋向稳定点概率增加而趋向稳定点概率减少，精英农民工创业偏好选择社会资本投资路径而普通农民工创业偏好经济资本投资路径。所以有如下结论：
结论5：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因素非对称影响双方创业路径选择，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投资与经济资本投资路径选择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
同样，根据表1，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不对称地影响博弈对方的投资选择，因而也不对称影响创业投资均衡路径，为简单起见，这里不深入讨论。
（三）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规模均衡演化
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博弈均衡不同，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预期投资均衡不同。创业均衡点，精英农民工全部投资社会资本，因此其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0，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0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在创业稳定点，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0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0。在均衡鞍点，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期望均衡，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不难看出，精英农民工时，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随递增、随递减；时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随递减、随递增，也就是说，精英农民工财富对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的影响依赖于普通农民{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利润关系，同样，普通农民工财富对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的影响依赖于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利润关系，策略利润差异与初始财富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资本预期均衡，具体均衡水平因此出现复杂多态分布格局。
（四）政府与在乡农民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均衡影响
精英农民工和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博弈策略选择、均衡路径与均衡投资事实上还受政府与在乡农民的影响。政府一是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领域进行管制，限制了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空间，导致二者创业投资拥挤增加，引起经济资本拥挤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拥挤边际成本、增加，进而影响二者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投资均衡；二是通过农村财政税收与信贷等政策，控制经济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从而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与投资策略均衡；三是控制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供给，影响农民工特别是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获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创业投资意愿与策略选择；四是城市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战略影响农民工城市就业与返乡创业收入差异，不论是精英农民工还是普通农民工，都有返乡和不返乡的艰难博弈，直接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规模、农村创业竞争拥挤水平与创业投资策略选择。鉴于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有多方面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因此政府最终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乡农民主要从三方面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是在乡农民创业直接与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博弈竞争，限制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空间，增加了返乡创业风险和降低创业成功可能性。二是在乡农民与自己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的返乡农民工，提供社会资本乃至经济资本帮助，甚至与返乡农民工一起合作创业，对返乡农民工创业产生积极影响，改变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竞争优势关系，影响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策略与路径选择。三是在乡农民生产、产品与服务消费，为返乡创业提供了创业原材料与市场需求，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发展成功。与政府一样，在乡农民的博弈竞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既有积极效应又有消极效应，而且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受到的积极与消极效应是不对称的，通常而言，普通农民工投资受到的消极效应要大一些，在创业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返乡农民工创业是复杂而激烈的博弈竞争过程，创业博弈过程受农民工初始财富、经济资本投资规模、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竞争拥挤等因素的非对称制约，受政府战略、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博弈因素的复杂影响。因众多因素制约，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时会结合自身条件、对方博弈策略、政府战略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情况，相机进行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以赢得创业竞争。但双方相机博弈策略互动，使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不断发展演化，形成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发展双稳定均衡与单鞍点均衡组成的多稳定均衡博弈关系。在双稳定均衡关系中，一种稳定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只投资经济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投资社会资本，另一稳定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只投资社会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投资经济资本；单鞍点均衡关系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采取同时投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混合平衡策略。众多作用因素不仅非对称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投资均衡水平、均衡变化方向与速度，而且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路径选择，导致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具有多均衡性、多样性、多路径性、非对称性、初态依赖性与阶层分化性，创业呈现出复杂竞争发展局面。
政府必须根据精英与普通农民工创业发展的多均衡性、多样性、多路径性、非对称性、初态依赖性与阶层分化性，充分考虑在乡农民创业发展，采取针对性措施，实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平稳有序发展。一是要大力加快城乡经济转型升级，拓展返乡创业空间的同时，加快返乡农民工创业转型升级。二是开放投资领域，有序推进农村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公平竞争，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公平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投资环境。三是做好整体创业发展规划，有序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统筹返乡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创业发展，防止农民工盲目无序创业与过度创业，以免农村创业竞争拥挤而使创业成功率过低，促进返乡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加大农民工创业支持力度，鼓励支持精英农民工、精英农民创业的同时，要加大普通农民工与普通农民的创业扶持力度，防止少数普通农民工创业致贫。五是不同农民工创业博弈策略不同、路径选择存在差异，政府政策要有科学性、针对性与实效性，杜绝返乡农民工创业腐败与低效使用政府政策资源。六是开放社会组织，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工建立新型社会资本网络、经济资本平台，降低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提高投资边际收益，引导支持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统筹平衡，防止创业陷入极端分化均衡。七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政府要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安全、社会保障、金融信贷、信息供给、市场开拓、技术培训、创业组织、法律法规、税收费用等诸方面，增强服务主动性与自觉性，改进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切实降低返乡农民工创业成本，提高创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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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turningmigrant’sentrepreneurshipGame，theequilibriumevolutionof
Returningmigrant’seconomicCapitalinvestingandSocialCapitalinvesting
LvChenglun，
（economicsCollege，Hu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China，410128）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篇2
摘要：人口数量过多或过少，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会导致劳动资源的浪费或劳动工具的闲置，不利于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经济收入问题一直是举国上下十分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本文阐述了人口因素对农民经济收入的影响，人口老化会降低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的潜力。
关键词：农民收入 收入结构 增长因素
中国是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农民收入仍然很低。农村地域广、人口多，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极度不平衡。加快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在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全面小康进程、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从2011年开始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因此下滑。人口因素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理顺人口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解决好人口数量、素质、性别比例、流动因素等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才能实现人口与农民经济收入的协调发展。在生产发展水平为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从而也影响扩大再生产的发展速度。下面就谈谈人口因素对农民经济收入的影响。
一、农民经济收入的特点
现阶段我国农民收入有所增长，农民务工和外出打工得到的收入不断增加，使农民工资性收入进一步提高。现金纯收入比重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农民纯收入按收入类型分为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与改革初期相比，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相比，近几年却大幅度下降，即农民收入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农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即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主要由这两部分支撑，农业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赖农业的增产，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因素对农民增收影响更为直接。
二、人口因素严重影响农民经济收入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随着新生代劳动力的转移、进城定居，在农村留守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年龄偏大、素质低，一些新的技术和经营理念很难在农村落地生根，更影响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也制约了农业经营效益的提高。
（一）人口增长过快，影响农民收入
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农村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口，越来越多地移居到了城市。农村经济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拉大，中国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长期存在，显性的、隐性的失业人口数量巨大，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农业人口。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完成后，人口分布过密或过疏，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阻碍农村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发展变化，对分配、交换、消费也有一定影响。现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进入新世纪以来违法生育反弹，少数地区呈蔓延趋势，形势不容乐观。由于传统的“生男、生多、早生”等婚育观影响，加上群众人均意识，计划生育意识淡薄，行政干预措施的弱化，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二）人口素质不高，制约经济发展
我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有人口结构基础的，它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和人口现象。农民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主体，因此农民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民家庭生产经营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农村青年结婚婚检率低，优生检测率低，母乳喂养率低，出生人口素质相对较低，日后求学、就业，发展前景欠佳，整体素质不高。一些家长鼓励孩子放弃学习去打工挣钱，多数外出务工仍摆脱不了靠苦力挣小钱的困境。农村中学师资力量薄弱，学生厌学、弃学、升学率极低，发展环境极差。由于掌握不了日新月异的农业科学技术，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导致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成为决定农民收入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经济收入的措施
（一）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大力提高农民素质
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坚持优生、优育，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正常范围，保持生育水平稳定。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性别比例都会影响农民的收入。在收入分配领域，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因为高素质的劳动者较低素质的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能向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劳动，从而获得较高收入，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素质。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子女，提供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使因贫困而失学或辍学的中小学生得以完成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
（二）培训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对广大农民而言，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素质和技能，就会改变其就业和收入状况。组织外出务工户中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农民参加劳务培训，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增加打工收入。以服务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延长农村适龄青年在读时间，推迟就业时间。根据农民的意愿、年龄、文化程度等情况以及市场需求和输入地企业的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建立起职业培训与农民就业相衔接的机制。
总之，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人口素质，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别，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向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镇提供广阔的空间，进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参考文献：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篇3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网络；职业阶层；收入
中图分类号：F30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1)－0025―09
一、研究背景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曾经被长期固定在土地之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脱离”出来，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流动”。除了制度松动以外，增加收入的愿望、人均耕地相对减少以及寻求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促使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和户籍身份的约束，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城市社会的职业阶层和收入状况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研究农民工求职的分析框架主要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将流动民工的求职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的。
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方法的完善和发展，社会网络理论(Socialnetworktheory)因其独到的实证能力而被国外学术界广泛接受。相应的社会网络理论也被应用到求职领域，如Granovetter提出了“弱关系的强度”的理论，他认为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间发展起来的，它将处于不同等级社会地位的人们连接起来，在求职和社会流动等方面为个体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Lint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把资源获得当作中介变量，用社会网络解释了成功求职。Bian的“强关系的力量”假说对Granovetter的“弱关系强度”和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了挑战，他在对中国天津市居民的调查中发现，居民工作的获得更多地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求职者和最终的帮助者是通过中间人的强关系联系起来。虽然国外研究表明，“强关系”或“弱关系”对个体的求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当一个个体的网络成员中既有强关系也有弱关系时，这种“混合关系”对个体的求职影响研究还不多见，而且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对个体求职影响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近年来，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被引入到国内社会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社会支持网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及城市融入的关系。如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特点是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网络资源含量较低农民工信任的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强关系，只有当他们不得不去寻求群体外的支持和帮助时，才会把信任的目光投向城里的其他群体(弱关系)。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女性农民工初婚和避孕行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述研究是从个体网角度进行研究。李树茁等则定量地研究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整体社会网络特征。二是研究强关系(弱关系)与农民工求职的关系。然而，这种研究主要是从定性角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少数学者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求职的影响。
对农民工求职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且社会资本往往是以网络关系来度量。赵延东和王奋宇研究表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地位获得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正规教育与培训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获得经济地位的作用已经超过了人力资本的作用。陈成文和王修晓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就业有一定的关联性，在人力资本方面表现在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而在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在，原始社会资本(强关系)更多地与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相关，而新型社会资本(弱关系)则更多地与其职业声望有关；上述研究揭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农民工经济地位(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农民工的职业阶层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如何影响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和收入，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本文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强关系”、“弱关系”的相关理论和个体中心网的结构特征，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机制。首先，分别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初次流动职业阶层的影响；其次，分析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的影响因素；第三，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社会阶层及收入的影响，结合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本文提出了研究影响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分析框架图，见图1。
1．社会网络因素
Gr粕ovetter根据互动的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将个体(个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有学者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村流动人口求职过程影响的研究中，根据农村流动人口的特征，将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界定为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家属、亲戚和老乡，将弱关系界定为以“业缘”和“友缘”为主的朋友、同事和老板等。与更多的弱关系交往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因此，根据网络成员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比例的多少，本文将网络成员关系构成分为“强主导”、“相等”和“弱主导”三类，其中“强主导”表示强关系数多于弱关系，“弱主导”则相反，“相等”表示强弱关系数相等。
社会网络可以分为个体中心网和整体网络。个体中心网的个体结构特征包括：规模、紧密度、趋同性、异质性等。相关研究表明，求职者的网络结构对其求职效果有重要影响。当网络规模(即网络成员数)增加时，求职者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就业可能性更大，更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网络规模、趋同性和异质性是网络结构变量。趋同性和异质性是从不同角度去刻画样本与其网络成员的差异程度，趋同性是指某个体的网络成员中在某种特性方面与该个体相同的比例，异质性则是指网络成员之间的差异程度。本文主要关注阶层趋同性，因此仅采用阶层趋同性变量，而没有考虑异质性变量。由于本文个体中心网数据的限制，无法计算紧密度，因此，本文所说的社会网络变量中没有包含紧密度变量。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推断，强(弱)关系构成、网络规模和职业趋同性是农民工初次流动和目前职业阶层及目前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
2．流动因素
农民工职业阶层分析考虑初次流动后和目前两种情况。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同时，流动有利于农民工提高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其收入。因此，农民工在初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再次职业流动时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因而，本文认为流动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求职的重要因素。
流动因素包括来源地和在深圳打工年限(滞留时间)。农民工来源地可大致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份。从调查中得知，来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省。来源地变量的设置，目的是为了控制较早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地区，即控制政策因素，来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打工年限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控制时间因素。
3．个人因素
农民工求职还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来深圳前的打工经历和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是农民工个人属性，而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包括来深圳前的打工经历和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代表了他们的人力资本。相关研究充分肯定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在其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二)研究假设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本文就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网络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1a：初次流动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越多，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1b：目前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越多，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1c：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越多，农民工目前的收入越高。
假设2：网络规模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2a：初次流动的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2b：目前的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2c：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的目前收入越高。
假设3：农民工与网络成员的趋同性对其职业阶层和收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3a：初次流动网络成员的趋同性越强，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低；
假设3b：目前网络成员的趋同性越强，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低；
假设3c：网络成员的趋同性越强，农民工目前的收入越低。
(三)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2005年4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组织的“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深圳市是农民工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该市虽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但其有相当一部分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促使大量适龄农村劳动力流入深圳。外来农村人口的加入，促使该市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倒挂严重，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的比例为1：6，而且农民工的数量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选取该市农民工作为研究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次调查是以“15周岁以上，非深圳户籍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调查采用结构化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采访。调查点分散居和聚居两类，聚居类人群指农民工集中居住，社区环境中市民的比例很低，调查中选取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工棚中的农民工；散居类人群指农民工分散居住在市民小区中，社区环境中市民的比例较高。这两类人群基本能反映整个农民工的具体情况。聚居类样本用来分析整体网络特征，散居类样本是用来分析个体中心网的特征，本文主要是分析农民工的个体中心网对其求职的影响。对于散居类样本采用随机抽样，而聚居类样本采用整群抽样。调查为期8天(4月20日至27日)，共收回有效问卷1739份。样本中，年龄在34岁以下者占67．1％；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其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8．1％；已婚者占68％。有关深圳市的背景、抽样设计、调查内容、调查执行和数据质量的具体情况，请参见研究报告。
(四)方法
首先，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社会网络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工职业阶层。分别考察农民工初次流动到深圳后和目前在深圳职业阶层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的因变量均为职业阶层。职业阶层的划分为二大类：工人阶层和非工人阶层。工人阶层包括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他们处于职业的底层；非工人阶层包括个体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和国家及社会管理者，这些职业阶层较高。因变量以工人阶层为参照类。
初次职业阶层回归与目前职业阶层回归的自变量区别在于：初次职业阶层回归时，流动因素中没有包括在深圳打工时间，个人因素中没有包括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而目前职业阶层回归时自变量包括了所有变量。分析时，仅考虑借助社会网络求职的样本，这样得到初次职业阶层和目前职业阶层回归的样本数分别为1220和334。
其次，采用oLS回归，分析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月收入，回归时对收入取对数。样本数为1220。
回归模型的自变量均包括社会网络因素、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三种类型的变量。社会网络因素包括：关系构成、规模和趋同性。其中关系构成分为“强主导”、“弱主导”和“相等”三类，“强主导”作为参照类。规模和趋同性变量设置为连续变量。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来深圳前是否有打工经历和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其中更换工作次数为连续变量，其余为分类变量。流动因素包括来源地和在深圳打工年限(滞留时间)，前者为分类变量，后者为连续变量。
对目前收入进行回归分析时，除了考虑网络因素、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外，还纳入了目前职业阶层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以上各变量的具体分类和统计信息见表l。
三、研究结果
(一)职业阶层
1．初次流动后职业阶层
表2提供了农民工初次流动职业阶层的二分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在模型1中，网络规模、关系构成和趋同性对职业阶层都有显著影响。在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控制住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以及同时控制住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发现网络因素影响同样显著。不同点在于，模型1和模型2中，关系构成中的“相等”较为显著，而模型3和模型4中的“弱主导”较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规模越大，农民工处于非工人阶层(更高阶层)的几率越高；关系构成中，弱关系越多，农民工越容易处于非工人阶层。阶层趋同性越高，则农民工越容易处于工人阶层。
在流动因素中，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比来自内陆地区的农民工更可能进入非工人阶层。在个人因素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均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则没有显著影响。与男性相
比，女性更容易处于工人阶层，而不是非工人阶层。就年龄而言，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更容易处于较高阶层。与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相比，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更容易进入较高阶层。而与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和具有小学程度的农民工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除此之个，个人因素中，来深圳前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更可能处于工人阶层，而不是其它更高阶层。
2．目前职业阶层
表3提供了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的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社会网络变量中，关系构成和阶层趋同性对职业阶层有显著影响，而网络规模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控制住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后，弱主导的关系构成使农民工更可能处于非工人阶层；网络职业趋同性越高，越容易处于工人阶层。流动因素中，在深圳打工年限越长，越容易处于非工人阶层。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比内陆地区的农民工更容易进入非工人阶层。在个人因素中，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更容易进入较高阶层。来深圳前，有打工经历者比没有打工经历者更容易处于工人阶层；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越容易处人工人阶层；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没有显著影响。
(二)目前收入
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因素oLS回归结果见表4。从模型1中，发现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收入粗影响显著。模型2中控制住流动因素，网络因素仍然显著，且网络规模更为显著，而趋同性显著性减弱。表明在控制流动因素后网络规模对收入增加的贡献在提高，而趋同性的贡献在下降。但是在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控制住个人因素和同时控制住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后，网络规模的净影响不显著，趋同性和弱主导的关系构成净影响仍然显著。研究表明，弱主导的关系构成显著增加了目前收入，而阶层趋同性的提高降低了目前收入。
流动因素中，在深圳打工年限延长，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目前收入；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与内陆地区的相比，他们的目前收入没有显著差异。在个人因素中，女性的目前收入会明显地低于男性。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收入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已婚者的收入比未婚者可能更高。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越多，目前越可能获得更高收入。目前职业阶层是非工人阶层者，其收入要显著高于工人阶层者。个人因素中，年龄和来深圳前是否有打工经历对农民工目前收入影响不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
本文利用“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系统定量地研究了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社会网络对他们的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本文的假设基本得到验证。
首先，对农民工初次流动的职业阶层影响因素而言，网络变量的影响与本文的假设基本相符。网络规模、关系构成和职业趋同性对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均有显著影响，表明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对农民工初次流动的职业阶层有重要影响。弱关系为主导的关系构成对职业阶层的显著影响也间接验证了Gmnovetter的“弱关系的强度”假说。
其次，对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的影响来说，阶层趋同性和关系构成变量仍然影响显著，但是网络规模影响不显著。表明流动后农民工社会网络结构仍然是高趋同性，对其职业阶层有影响的关系构成仍然是以弱关系为主导。网络规模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网络规模不仅小于城市居民，也小于农村居民，回归分析表明流动后影响农民工职业的不仅仅是网络成员的人数，而是与弱关系比例的大小以及阶层趋同性的高低是密切相关的。
最后，对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而言，发现网络变量的影响与本文的假设也基本一致。弱主导的关系构成显著提高了收入；阶层趋同性增强则显著降低了目前收入；同样网络规模对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结果都表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因素。
除了上述主要发现以外，分析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我们还得到如下发现：
第一，在个人因素中，初次流动后，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容易处于工人阶层，但是目前二者的差异并不明显，表明刚到城市时女性职业阶层地位不如男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性问的这种差异变得不明显。但是，在收入方面，女性要明显低于男性。不论是初次流动还是目前，年龄较大的农民工都较容易进入较高阶层。然而，年龄对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对于受教育水平而言，初次流动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与小学及以下的相比更容易进入较高职业阶层，而目前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职业阶层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受教育水平只对农民工初次流动后的职业阶层有影响，随后由于农民工自身对城市的不断适应，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也会不明显。尽管如此，较高受教育水平能促使农民工得到较高的收入，表明较高人力资本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婚姻状况对初次流动和目前农民工的职业阶层都没有影响，但已婚者的目前收入明显高于未婚者。可能原因是婚姻会带来更多经济负担，从而提高了农民工提高收入的动力和努力程度。来深圳前有打工经历会促使农民工处于工人阶层，而且没有获得更高的收入。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同样会明显促使农民工处于工人阶层，却同时带来更高的收入(从结果来看，更换工作次数不会促使其职业阶层变高，见表3)。
第二，在流动因素中，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与内陆地区相比，更可能进人较高阶层，表明经济开放政策对农民工的职业阶层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农民工来源地对农民工收入并无显著影响。在深圳打工年限的延长，有助于农民工进入较高阶层，同时也有利于农民工获得更高的收入。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调查数据的限制，网络结构变量中的紧密度指标难以获得，对该网络变量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其次，本调查样本来源于深圳市，本文得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到其它农民工较多的城市，也需做进一步研究。第三，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变动的影响也是一个未来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篇4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困境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并通过反馈作用反作用于社会系统。打破基础教育与经济发展间的恶性循环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
1．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观念落后，政府、民众对其不重视，师资力量薄弱，涌出大批民办教师。改革开放后，农村基础教育地位有所提高，但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设备陈旧、教师队伍人才流失等等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面临发展困境。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状与面临的困境是各种社会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在这个闭合的系统中，若不采取调节措施，在这些困境下衍生的问题又将反馈于社会系统，进一步加深社会问题，加剧两极分化，形成恶性循环。
2．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
（1）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理想模式。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很早就为人们所认可和重视，并出现了教育经济学等研究分支。经济增长影响着教育的普及程度，方式和手段，推动教学内容的更新，影响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也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理想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间可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教育投资等环节形成良好的反馈关系。
（2）社会问题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①社会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影响。社会经济的二元化发展，直接影响了当地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农村教育与城镇基础教育质量差距大，农村基础教育区域发展失衡。同时社会经济的二元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外转移，大多农民工在经济状况、城市教育户籍制度等限制下，尚无能力携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造成留守儿童增多，家庭教育空缺，其责任和义务部分转移给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②人口素质的制约。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在我国农村，农村教育观念落后，小农社会封建科举制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农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把“离农”作为学习目标，将升入城镇重点高中视为唯一出路。应试教育限制了其中高等教育素质的培养。
教师素质亟需提高。近年来，教师人才大量流失，无法引入新的人力资本，教师群体人口结构中老龄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教师创新、改革精神薄弱，无法应对新课程等改革。基层地方官员素质也是制约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因素。由于教育对经济建设促进作用的后滞性，地方政府官员更注重公共基础建设、引入外资等眼前事务。这造成了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不重视，投资少，学校硬件设施得不到保证，且经常拖欠老师的工资，加剧了教师的人才流失。
③空间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经历了世界上最长最完善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空间组织的层序化结构高度发达，教育系统也不例外，层序的空间结构使教育政府投资、慈善投资呈现出了“漏斗式”的划拨管理，不能有效地直接投入到农村教育上。层序社会结构中空间管理结构下领导者的选拔，并非民主选举，内部管理模式僵化，教师对这种管理模式有抵触情绪，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内部动力的内耗。
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问题，既有历史成因，又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后衍生的新问题。这些因素介入教育、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系统，破坏了原有系统结构，滞延了这一正反馈，未能让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良好发挥。
3．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对策初探
（1）国家政策的重视。要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组织目标发展为“以发展教育和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我国实行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应放宽农民城市化的户籍、就业、教育等政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加速城市化进程，缓解农村基础教育的压力；另一方面，则需加大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吸引外来人才。
（2）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对实现劳动力进城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据农业部门统计，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低下的劳动力素质使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商业化陷入困境。普及、改革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基础教育是发展农村经济的迫切需要。
（3）基础教育改革配套系统制度的完善。因农村人口分散度大等特点，农村基础教育是覆盖面很广的“面式教育”，城市化进程使这样的特点更为明显，给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完善的寄宿管理、配套公共基础设施之外，也应具备良好师资、保育技能等相应要求，以保证学龄儿童的教育和生活。
参考文献
[1]叶茂林.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篇5
中图分类号:F12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4-0055-04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指导“三农”工作新理念、新举措的集成和发展,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河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重很高,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紧迫而艰巨。目前,河北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符合河北省情,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河北”,加快推进河北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河北省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河北省行政区划设置,全省现有县市136个,其中县级市22个,县108个,自治县6个;镇946个,乡
1016个。由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脚点在于农村,但离不开县域经济,作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载体。因此,本文研究对象是县(市),对河北省136个县(市)新农村建设水平进行评价。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对其建设水平的评价,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合理的、系统的指标体系。在科学性、综合性、可测性、可行性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围绕新农村建设的内容,结合河北省国情和农村实际,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众多指标体系原始方案中,筛选综合,最后形成由共4个二级层次,20个具体指标,构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评价指标体系(表1所示)。
二、河北省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因子分析
运用上一节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从河北经济统计年鉴2008、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中,搜集了河北省136个县市有关统计数据,使用软件SaS9.0对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进行因子分析并计算综合得分。
(一)提取因子
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及数值相差较大的影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分析结果中,前5个因子的方差之和占样本方差的74.4%,而且从第6个特征值开始均小于0.8,这表明原来由20个指标反映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标可以由5个因子反映74.4%,一般来说,累计方差百分比达到70%以上,即认为比较满意,因此可提取5个因子。
(二)计算因子载荷矩阵
计算两个因子的因子载荷矩阵,找出各公因子的高载荷指标,从而根据公式提取出5个公共因子模型,旋转前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经过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的经济含义更加明确。我们根据正交载荷阵中的高载荷将指标分成5类公共因子,逐次辨识。在因子F1中,因子载荷比较大的指标为X1地区生产总值、X2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X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X5全员劳动生产率、X6二三产业占GDp比重、X8在岗职工平均工资、X9农民人均纯收入、X10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X11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因此可以认为,F1代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发展因子,反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其贡献率最大,达到48.42%。在因子F2中,因子载荷比较大的指标为X13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和X14万人拥有医院技术人员,代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医疗水平因子,贡献率为8.67%。在因子F3中,X17公路密度、X18民用汽车拥有率、X19人均邮电业务量和X20电话普及率,根据指标变量所代表的实际含义,可以认为F3代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乡村建设因子,从交通和通讯两个方面反映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贡献率为7.18%。因子F4在X12百名学生拥有中小学教师数、X15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X16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的指标变量上负载非常显著,反映了农村的社会保障程度,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保障因子,贡献率为5.56%。在因子F5中,因子载荷比较大的指标为X2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潜力因子,贡献率为4.57%。
(三)计算综合得分及排序
这里采用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计算因子得分。
最后,利用公式Fi=∑ni=1(Ui×Ci),(1i7)
其中,Fi为区域某县市的第i项指数,Ui为第i个公因子的权重,Ci为该县市第i个公因子的得分值,n为主成分的个数,这里n=2;Ui=λi/∑λi,λi是公因子相对应的特征值。计算河北省136个县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的综合得分及排名,见表3。
(四)评价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计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出,2007年河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排在前十位的是:迁安市、三河市、任丘市、武安市、迁西县、鹿泉市、遵化市、香河县、霸州市、涉县,排在后十位的是:南和县、围场县、武邑县、威县、阜城县、广宗县、唐县、尚义县、沽源县、康保县。
由排名我们发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比较快的地方,如迁安市、三河市、任丘市等地,都是河北省县域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较高,新农村建设的起点高,自我造血的功能强,更能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良性发展。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低的地方,如尚义县、沽源县、康保县等地,是河北省县域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因此,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是决定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力极为重要。
就总体而言,河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大多数县市的新农村建设实现程度和水平较低,在136个县市中,综合得分处于负值的即在平均发展水平以下的有86个县,占全省总县数的63.24%,整体水平较弱,而且县与县之间的差距较大,排名第一的迁安市的综合得分为1.559048,而最后一名的康保县的综合得分只有-0.54224,尽管这是一个无量纲数值,不能用以进行直接的运算比较,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存在的巨大差异。
三、河北省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前面对新农村建设水平进行总体评价的基础上,欲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新农村建设水平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然后探讨影响河北省新农村建设水平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以及不同影响因素对各个县域的发展水平的驱动与制约作用。
根据新农村建设水平的本质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设立的原则,采纳当前新农村建设研究的相关成果,并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着重从资本投入、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政府效率、科技进步等5个方面来研究它们对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影响。
按照以上方法,我们采用河北省2007年136个县域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新农村建设水平(用Y表示,采用新农村建设水平综合得分作指标值)为因变量,用以上5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对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多元回归模型的统计量F=46.63,其统计量的p-值
由回归系数的检验统计量可知,5个检验统计量的p-值分别为0.0024,
利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Y=-0.957+0.452X1+0.734X2+0.879X3-0.045X4+0.34X5
具体的分析结论如下:
(一)资本投入
本文是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的比重,粗略体现资本投入对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资本投入的回归系数为0.452,t统计值为3.09。作为传统生产要素的资本(本文把固定资产投资视为其替代变量)与新农村建设水平之间呈正向关联。模型验证了固定资产投资对新农村建设水平的贡献,对县域固定资产投资若提高1%,其新农村建设水平也就可提高0.452%。资金是事关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关键。新农村建设涉及水、电、路、通讯、居住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又涉及产业发展和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所需的建设资金规模相当大,因此加大投资力度,拓宽融资渠道,尽可能争取到以市场导向为主的投资,使有限的投资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二)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是影响新农村建设水平的重要因素。就业结构对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影响程度仅次于产业结构,其回归系数为0.734,t统计值为4.73。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但凡经济强县,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就高,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二三产业的壮大,这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使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较少;而县域经济发展落后县的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较低。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县域第二三产业,不仅能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而且也能为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使农村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也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对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影响最为敏感。其回归系数为0.897,t统计值为3.15,在5个影响因素中排名第1,较为显著。从影响因子来看,但凡属于经济强县,一般都有发达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排名第1位的迁安县,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32.6%。从回归分析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和二、三产业发展对新农村建设有重要意义,传统农业比重大的新农村建设水平普遍落后。因此,应当改造传统农业,走农业产业化和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的道路,提高各县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如唐山市玉田县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历史传统,科学选择并着力培育特色产业,初步形成了以瘦肉型猪、蔬菜、园林花卉、中草药、林草为主的农业主导产业,以钢铁深加工、电子信息产品生产、机械加工为主的工业主导产业,以商贸流通为主的第三产业主导产业,通过特色产业的不断壮大,促进了县域经济的较快发展。
(四)政府效率
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值来衡量政府的效率。虽然不确切,但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到,政府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45,t统计值为-3.04,表明县财政支出占县财政收入的比重与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关系为1:-0.045,即该比重每增加1,可导致新农村建设倒退0.045。分析表明,但凡经济强县,该比重都低。例如:经济发展水平靠前的迁安、遵化、武安、三河等县,政府效率都比较高。县域经济发展较靠后的张北、尚义、沽源、康保等县,政府效率就比较低。这也充分说明不同县域间政府效率差别之大。无论是构建市场,还是招商引资都需要县级政府的大力参与,都需要县级政府发挥建设性的引导作用。
(五)科技进步
由于数据难以采集的缘故,本文采用农业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科技进步的程度。通过回归分析,科技进步的回归系数为0.34,t统计值为2.42,可见新农村建设水平与科技进步水平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新农村建设水平越高的县(市)科技进步水平也越高,反之越低。对新农村建设水平高的县(市),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已相辅相成,科技进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对新农村建设水平中等的县(市),科技进步已成为提升综合发展水平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对新农村建设水平低的县(市),当前的关键任务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必须充分意识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科技的支撑会发挥较大的作用。
基金项目:河北省科技厅研究项目(084572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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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篇6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选择；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多元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3）11-0031-06
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显示，截止2010年末，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61亿，占总人口的19.51%，比2000年增长约81.03%。由于农民工受到文化程度、社会关系等内生因素的影响，使得他们在求职中往往只能获得工资较低、环境较差的工作，很难享受到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农民工为我国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其它偏向城市的公共政策，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不利于我国二元经济条件下缩小地区和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不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另一方面，由于限制了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阻碍。怎样才能使农民工融入城市，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福利待遇？一般认为，如果农民工能够在城市谋取到一份长期合同或者能够从事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高的工作，那么他们将更有可能融入城市。然而，农民工要在城市寻求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受到了诸多因素的限制，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外，还包括农民工本身的内生约束，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约束。那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行为？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二、文献回顾
本文依据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进展，大致将文献综述分为3部分，即城乡分割政策下人口学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等如何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和职业选择。
1.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和工资的人口学及制度因素
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迁移人群以年轻人为主，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其迁移的概率也随之增加[1]。此外，由于我国存在独特的户籍制度，因此大量学者从户籍角度研究了我国劳动力迁移状况。分析指出，年龄对劳动力的迁移概率有显著的影响，但年龄对迁移的边际效应并不显著，而其它文献则表明年龄对迁移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2-4]。最后，获取更高的收入是吸引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动力之一，学者们在关注迁移者迁移决策的同时，也开始研究农民工的工资决定因素。目前已有的文献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特征明显，拥有城镇户口的劳动者在获得工资较高的职业和工作单位上都具有明显优势，其中户籍制度解释了城乡工人工资差异的20%～30%[5]，户籍制度造成了社会差别，对“体制内流动引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6]，中国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仍是阻碍农民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7]。除户籍制度外，学者们还研究了部门差异和性别差异对工资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私有制经济或者是市场化经济将导致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但性别歧视的程度从国有企业到私营企业依次下降[8-9]。
2.影响迁移决策和职业选择的人力资本因素
在人力资本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程度是研究迁移决策中最常用的变量，然而受教育程度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却并不一致。此外，对农民工职业选择行为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深化。例如对农民工的部门选择行为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对部门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私人部门的教育收益比公共部门更高，但是受教育程度对私营企业的选择行为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10]；工作搜寻渠道和受教育水平对部门选择有显著影响，但部门选择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11]；受教育程度和培训状况等人力资本因素使得农民工从事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的概率增大[12-13]。还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的形成效率角度研究了农民工工资与其工作经验的关系。他们得出结论培训不能显著提升工作经验的工资回报，农民工工资差异随着经验的增长而扩大[14]。
3.影响迁移决策和职业选择的社会资本因素
西方社会学一直在讨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个人求职的影响，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人情社会，通过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对就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为求职者传递就业信息并帮助其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目前，对社会资本与就业关系的关系的研究正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移民决策和工资水平的影响[15-17]，但目前其作用如何还没有达成一致。还有学者研究了农民工社会资本转换对其在城市打工收入的影响，表明原始社会资本的大小对打工收入无影响，而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的社会资本对其收入有正向的影响[18]。
4.本文贡献
从上文对国内外人口迁移的研究可知，早期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移民决策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注重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市民化的研究[19-21]，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从上述角度研究职业选择行为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文献仍然偏少，原因可能是获得的数据有限以及对社会资本难以进行定量的界定。再者，尽管已有的文献对农民工的工资决定和行业选择进行了分析，但学术界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工资和部门决定中的影响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另外，由于农民工个体本身存在异质性，所以其职业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个人特征有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职业选择行为细分为对职业性质与职业类型的选择，在控制了人口学因素和户籍制度因素后，利用CHipS2007数据和多元logit模型来考察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行为的理解，为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三、数据、变量和回归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S2007）。其中农村迁移者的数据除人口学变量之外，还包括了教育、收入、工作状态、工作类型、所在行业以及职业性质等数据。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依照前述论文的假定，这里只考虑年龄在16岁到60岁之间有工作的农民工样本（见表1）。
1.因变量设定
本文将因变量设定为农民工的职业性质与职业类型。其中职业性质是指农民工当前职业的性质是个体私营户、临时工、长期合同工和固定职工。这里为了便于比较，将个体私营户作为基准组（basegroup）。
另外一个因变量为职业类型。国内目前关于农民工职业类型的研究较少，但他们对如何具体划分职业类型并无统一标准。本文依照数据的特点，借鉴已有的研究（姚先国，俞玲2006）将职业类型分为个体私营企业主、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一般办事员、服务业工人、工业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6类。为了对比分析方便，本文将个体私营企业主设置为基准组（basegroup）。
2.自变量设定
（1）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是一种无形资产，所以它具有很多不同的存在形式。现在一般将人力资本的内容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医疗保健、员工培训、正规学校教育、未成年人的学习和个人与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变化的迁移活动。教育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对教育的投资也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本文将教育程度设定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以上。而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工人的经验也在积累，这将使工人的技术更为纯熟，所以经验的增加也可视作增加了人力资本。另外，对健康进行投资，将延长人的预期寿命，这将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工作质量。故本文引入的健康程度作为人力资本变量之一。
如上所述，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本文将人力资本设定为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健康状况、经验等4个变量。
（2）社会资本。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相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社会资本的观点大致可分为“嵌入自我”的观点。和“结构化观点”。姜继红将结构化观点归纳为4类理论，即网络结构观、社会资源理论、弱关系理论与强关系理论等[23]。依据上述理论，本文从数据可获得性出发，将社会资本设定为“是否通过亲友介绍工作”，由此来考察强社会关系是否会对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产生影响；另外本文还设定了衡量社会网络大小的“本市亲友个数”以及衡量社会互动强度的“礼金数额占总收入的比例”。
（3）人口学变量。本文依照前述文献，引入了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如性别、家庭人数、民族、婚姻状况、户口等。
3.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logit模型来分析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性质和职业类型的影响。假设农民工的职业性质是3种相互排斥的类型，即个体私营户、临时工、长期合同工和固定职工（对职业类型的设置相似）。农民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效用的职业类型。本文根据mcFadden[24]和易君健[11]的设定，将农民工的效用方程设置如下：
Uim=β0+βmxi+？着im（1）
其中，i=1，…，n；m=1，2，3；Uim表示第i个农民工选择第m种职业性质所带来的效用；xi表示影响第i个农民工职业性质或职业类型的外生变量，？着im为误差项，β0为常数项，那么当Uim？莛Uik
第i个农民工将选择第m种职业性质，其中m≠k，k=1，2，3，假设Yi为随机变量，表示第i个农民工选择了第m种职业性质。第i个劳动者将选择第m种职业性质的概率为：
pr（Yi=m）=■m=1，2，3（2）
本文为了对比分析的需要，在职业性质的分析中，假设将个体私营户作为基准组（basegroup）。根据劳动者在选择3种职业性质的概率之和为1，将本文将第一种职业性质（即个体户）的选择概率进行标准化（即xm-1=0），得到了标准化以后的选择概率为：
pr（Yi=1）=■（3）
pr（Yi=m）=■m=2，3（4）
如果令m=2，3，k=1，我们就推导出了多元logit模型最后需要估计（3）和（4）两个方程的随机表达式为：
ln（■）=βmxi+emm=2，3（5）
其中，em为误差项，由于估计出来的方程是选择两种职业性质的概率之比。回归系数中的βm符号，表示相对于第1种职业，影响个体选择第m种职业选择概率的总方向（是正向影响或者是负向影响）。所以这里还需要计算xi影响个体选择第m种类型的边际效应（marginaleffects）：
■ln（■）=βm≠■（6）
四、回归结果分析
1.职业性质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2的回归结果提供了很强的证据表明受教育程度对职业性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的概率也随之大幅增加。与基准组相比，拥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的概率增加了7%，拥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的概率增加了15.7%，而拥有大学学历的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的概率增加了20.8%，这比拥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的概率高了5.1个百分点。
第二个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是健康状况。回归结果表明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通常更容易获得长期固定职位。例如，健康状况一般的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的概率增加了22.6%，而健康状况好的农民工比基准组获得长期固定职位的概率增加了29.3%。
第三个指标是非农经验和工作年限。非农经验对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长期固定职位的边际效应（marginaleffects）却并不显著。这说明非农经验虽然有助于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但其作用并不大。而工作年限的影响更是趋近于0。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平时所干的工作多是非技术性的纯体力劳动，这本身并不需要太多的经验积累，而长期职位多要求有一些知识储备，所以纯体力劳动积累的经验对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几乎没有影响。
最后一个变量是培训。培训状况对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的影响非常显著，与基准组相比，概率增加了13.1%，这有力地佐证了培训对于农民工职业地位提升的重要性。其中，公司组织的培训对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边际效应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公司培训的时间一般较短所致。
表2还显示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获取长期固定职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社会网络和互动强度两个方面来定义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又主要由“获得工作途径”和“本市亲友个数”两个变量来衡量。与个体私营户相比，由亲友介绍工作使得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的概率增加了5.2%。而获得临时职位概率则增加了11.4%，这说明亲友这种强社会关系对农民工的职业性质有巨大的影响，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式的人情社会里“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进入门槛较低的临时职位时，亲友往往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信息，而这使得农民工对职位的搜寻成本大大降低，也提高了就业的成功率。而“本市亲友个数”的系数值却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的交际圈子也较单一，对其获得长期职位的帮助有限。
最后一个衡量指标是“礼金在家庭总收入的份额”，这用来作为衡量社会互动强度的变量。“婚丧嫁娶，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送礼金额的多少自然能很好的描述社会互动强度的大小。但回归结果表明，与基准组相比，礼金份额对于农民工获得长期固定职位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同样是因为农民工在城市交际圈较小，从而无法对其获得长期职位有实质性的帮助。
2.职业类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3的职业类型回归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职业类型的影响十分显著，尤其是在技术管理人员和办事员这类需要更多知识储备的职位。相对于个体私营户而言，拥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获得该类职位的概率增加了1.33%，而拥有大学学历的农民工的概率则增加了4.31%。这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越可能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高的技术管理类职位。
本文样本中被调查人可能会对自己真实的健康状况有所隐瞒，导致本文样本中健康状况健康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98.36%，这也就造成了不显著的结果。经验同样对农民工获得管理技术类职位有重要影响。表3中显示非农经验使得农民工获得该类职位的概率增加了1.74%。而公司培训同样使得农民工获得技术管理类职位的概率增加了1.65%。
社会资本中，表示社会网络的变量“亲友介绍工作”对农民工获得技术管理类职位呈弱正向影响，与基准组相比，其概率仅增加了1%。另一个衡量社会网络大小的变量“本市亲友个数”对职业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衡量社会互动强度的变量“礼金数额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对农民工获得技术管理类职位的影响也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社会交往的圈子狭窄从而使得其社会互动强度对其职业类型的影响有限。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1.结论
培训状况，受教育水平和亲友介绍、社会网络的大小以及互动强度等因素都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性质以及职业类型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和培训状况对农民工获得长期职位的影响很突出，社会资本中强社会关系的运用和社会互动的强度都对农民工获取长期职位有很重要的影响。
而在职业类型的影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以及强社会关系更是对农民工获得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位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获得各种类型的职位都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但表示社会互动强度的变量“礼金份额”对职业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的交际圈子比较单一，所以礼金份额对农民工跨行业的流动影响不大。
2.政策建议
受教育程度仍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在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应继续加大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对于那些未能升学的农村毕业生，应采取措施使得他们接受一定的职业教育，成为新型的劳动者。这对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有重要的意义。这也将使农民工更容易融入城市，对改善我国二元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将有显著的作用。
国家可以通过补贴企业的形式来提升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力度和范围。通过企业对农民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实现农民工从“体能型”向“技能型”转变。这无疑是双赢的方法。一方面企业能够对农民工实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以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帮助其获得长期职位。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减少企业人才的流失，以缓解目前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农民工获得信息的渠道往往是亲友的口耳相传，政府应加大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提高企业人才需求信息的信息传播效率，以此来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成功率。
[作者附识]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提供CHipS2007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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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alysisofmigrantworkers'JobChoiceBehavior
――FromtheperspectivesofprofessionalQualityandtype
Chenming
（ChinaacademyofpublicFinanceandpublicpolicy，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篇7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绩效评价；综述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生产组织中一个特殊的存在，有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特质。张晓山（2009）在对一些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民合作社在有关法令颁布并实施后的发展趋势开展了探讨与研究，认为：多样化与混合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经营形态将长期存在于中国农村中，农民合作社作为其重要载体，也必将长期呈现异质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彭军（2013）从合作社的内涵、驱动力、主客体和功能4个方面比较分析了烟农专业合作社与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存在的共同点与差异性，为烟农专业合作社的良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依据。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研究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性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实行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的农民互助合作组织，农民对其规范化需求直接关系到它们的存在及发展。张翠娥，万江红（2011）认为农村合作社是促进农业由分散走向集中的重要生产经营组织，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合作社在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及促进农村产业机构调整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赵佳荣（2009）应用probit回归分析模型，以湖南省经济较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180户农户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就两类地区农户对专业合作社的需求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开展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对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户的专业合作社需求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农业生产经营困难程度，二是主要农产品类型，三是主要农产品商品生产率；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户的专业合作社需求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户主受教育年限，二是农户拥有耕地面积，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得到迅猛发展，但基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起步晚的历史性原因，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张晓山（2013）认为农民合作社存在经营实力弱、承担风险能力差、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因此，政府政策的着力点是加强对政府扶持资金使用、收益分配方面的监控及管理，为使扶持资金最大限度地让普通农户受益提供强有力保障；引导农民社员通过入股和扩股向农产品销售、加工和流通环节发展，逐渐获取更多的合作社资产所有权、控制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江维国，李立清（2014）、陈美桂（2014）认为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存在登记注册形式化、产权运行模糊化、管理“独裁”化、利益分配股份化等问题，要优化运行机制，需要从加强准入审核、明晰产权并优化其结构、强化制度执行力、强化示范创建活动、实行名录优先扶持制度、引导合作社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加大分类指导力度、坚持按股权和惠顾额结合的分配原则等方面着手。彭晓静，李风瑞（2014）以河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农民入社积极性不高、合作社稳定性差、运行效率低下、监管不到位导致“空壳化”现象时常存在等问题，提出要从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教育培训以完善治理结构、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和融资机制等方面来解决。王运宏，刘芳（2014）通过对湖南省湘潭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规模小、服务层次低、品牌意识弱、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认为需要规范组织形式与运行机制、丰富合作类型、落实各项扶持政策等。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研究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研究
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持续、平稳发展要对其绩效的提升予以充分关注。梁红卫（2010）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通过技术供给与管理、品牌培育与维持管理、农产品质量管理、金融服务供给以及土地统一经营等多种形式提高社员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实力，减少各类交易费用，为社员带来更多收益。马明洁，陆倩，孙剑（2014）通过实证分析探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机构和运行绩效的关系，并提出优化其内部治理结构、健全组织监督机制与利润分配机制等促进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提升的建议。黄胜忠，张海洋（2014）基于重庆市15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概率回归的方法，对合作社理事长胜任力特征因素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通用管理胜任力、企业家精神能显著改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总体绩效水准。Ferrier和poter（1991）以美国牛奶加工合作社为具体研究对象，对其绩效开展了科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合作社与非合作社相比，在三个方面（分配效率、规模效率、技术效率）都处于劣势，因此，他们指出：政府的优惠待遇是合作社市场竞争力得以保持的关键性来源。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当前，流行于国内外的评价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方法主要有：财务指标评估法、aHp（层次分析法）、BSC（平衡计分卡法）等。陈共荣，沈玉萍，刘颖（2014）运用BSC的基本原理，构建了包括社员人均收入、净资产收益率等4个目标层、10个准则层共25个指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吕晨钟，张世凤（2014）、王立平，张娜，黄志斌（2008）根据有关绩效评价的理论，提出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个一级指标，合作社总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等13个二级指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就各评价指标的具体内涵、测度方式、评价模型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罗颖玲，李晓，杜兴瑞（2014）提出了包含财务、管理、社会、生态、环保5方面绩效在内的综合程度高、全面性佳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赵佳荣（2010）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建立起了一个“三重绩效”评价模型（包括6个二级指标、14个评价指标），在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petersonHC（2006）把合作社战略因素纳入到合作社绩效研究体系中，指出在设计合作社绩效指标体系时要把能够反映合作社多种战略及组合的效率指标考虑出来。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受其经营产业、生存环境、社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绩效评价水平也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和层面透视、考察了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水准的因素。杨光华，朱春燕（2014）指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普遍偏小，而群体规模影响集体行动的观点不利于合作社的发展，实际上，规模扩大未必会对合作社的绩效评价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群体规模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第二，规模扩大未必影响合作社的绩效评价。郑燕燕（2013）通过分析各个绩效评价要素，提出了绩效评价受评价主体、评价模型、指标设置及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外部因素（包括通货膨胀、汇率、税收等）、内部因素（包括组织结构、财务安排和产品特征等）等因素影响的观点。波（2013）在构建企业家能力与合作社绩效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描述性统计与因子分析模型等分别对研究的两组指标体系维度开展分析，并就企业家能力与合作社绩效评价开展了相关性分析。研究结论为：在合作社组织、治理与社会绩效提升方面，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会产生显著影响，但对社员收入绩效提升并无明显影响。黄胜忠，林坚，徐旭初（2008）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绩效开展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徐旭初，吴彬（2010）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为根本依据，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行了系列研究，就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产生影响的具体路径、相互关系开展了细致研究。研究结论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绩效、治理这两个变量联系紧密；三大因素（合作社股权结构、理事会结构、牵头人情况）对合作社绩效评价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以股权结构的作用最大。韩超，孙谦（2009）对绩效评估障碍进行了研究，从组织障碍、政治障碍、人际关系障碍等组织内外的影响因素来研究绩效评估的影响因素。
四、研究述评与展望
（一）简要述评
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但通过综述文献发现：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对合作社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合作社存在性的研究，对合作社绩效研究主要从经济效率和财务比率两方面展开。为合作社绩效提供系统全面的评价及评价影响因素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还较少。国内研究上，在合作社组织形式、内部管理机制、目前现状及发展前景等选题上研究较深，而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
（二）研究展望
第一，对于不同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设计不同评价指标体系。由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考核的评价体系有不同要求，在具体应用时也有特殊性差异，因此要深入探究，依据不同特色设计适应它们各自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创新研究方法。除现有绩效评价体系研究方法外，还可采用如神经网络法等其他方法来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拓宽研究区域。目前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及民族地区的农民合作社研究较少，可开展拓展性研究。
第四，进一步加大在混合所有制现代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治理研究方面的研究力度。混合所有制现代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治理方面存在的诸如内部产权不明晰、责任不明问题严重阻碍其绩效的提升及内部控制体系的优化，因此，对产权治理的研究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张翠娥，万江红.传统与现代之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困境[J].农村经济，2011（09）.
[2]张晓山.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发展及其路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
[3]徐旭初，吴彬.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浙江省52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05）.
[4]波.合作社企业家能力与合作社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J].华东经济管理，2013（09）.
[5]杨光华，朱春燕.规模扩大必然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吗？――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J].农村经营管理，2014（07）.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篇8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劳动生产率；谈判能力；福利扩展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1)－003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这极大提高了人们的经济水平和生活状态。然而，经济增长引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并不是相对均质的，在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相对增速缓慢。在经济增长差异背景下，城乡居民在社会、文化、管理等方面均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断裂”或“失衡”(陆学艺；孙立平)。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不仅与改革开放的初衷不一致，而且也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出挑战。基于此，中央政府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理念下，将统筹城乡发展摆在了更突出的地位，不仅将城乡和工农关系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而且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
新农村建设是对城乡经济社会失衡状况的一个积极回应。针对新农村建设，已有文献讨论了意义、内涵和测度，尤其是对于推进思路，文献强调了协调发展(陈锡文；马晓河；韩俊)、产业推动(杜青林)劳动流转(林毅夫；蔡防)、组织带动(温铁军)、福利供给(贺雪峰)、分配调整(郑有贵)、权益扩展(秦晖)的重要性，这些对于人们深化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是有价值的。然而现有文献更多的是政策性诠释，而较少解析新农村建设的内在机理。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从经济增长一社会发展两个层面探讨影响新农村建设的制度性因素，这可视为对现有文献缺陷的一个小范围但有意义的修正。
二、理论背景
新农村建设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布局(课题组)。理论上说，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不是平行的，生产发展对生活、文化、社会等事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但生产发展并不意味着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可自动实现。因此，新农村建设可分为两个层次：生产发展体现的是经济增长，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体现的是社会发展。解析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廓清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且要说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前者涉及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源泉的认识，后者涉及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意义的思考。
从增长动力来看，经济增长理论长期采用“要素核算法”，将增长贡献“分解”到各种要素中去。这有两个缺陷：一是生产要素并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增长方面存在巨大的未被解释的剩余；二是生产要素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特征，这与长期经济增长所蕴含的报酬递增并不一致。上述两个方面意味着：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因素交互作用的连续的非均衡的过程，这些因素不仅单独对经济增长起作用，而且它们的组合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要素的交互作用正是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源泉(舒尔茨)。由此，增长不仅取决于各种要素，更取决于要素的利用和组合程度，取决于决定要素组合的技术变革和经济制度、以及决定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体制等。所以，理解农业生产发展，应采取全要素生产率去解析被遗漏的因素，并特别注意影响要素交互作用的那些因素：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
从发展意义来说，增长和发展不是等同的，增长是发展的实现手段。发展观经过了三个阶段：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自由发展观，这体现了对“人本”目标的不断逼近。单纯强调增长可在很大程度增加物质财富，但这通常伴随着环境恶化、福利缩减等后果。于是，增长型发展观逐渐过渡到可持续发展观，后者要求生态规模上的足够、社会分配上的公平、经济配置上的效率同时起作用(戴利)，这可视为发展观向“人本”方向的第一重转化。考虑到权利扩展与福利水平的内在联系，可持续发展观又逐渐被自由发展观所完善，“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阿马蒂亚．森)，发展的目标是扩展个体和群体的自由度或相关权利，发展依赖于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经济设施、社会机会、社会透明度、安全性防御等。这可视为发展观向“人本”方向的第二重转化。基于发展观的演变轨迹，对农民社会发展的分析必须立足于福利增加目标，考虑其福利获取能力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显然，可以将新农村建设分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经济增长方面，实现生产发展不能仅从要素角度出发，而必须探究影响要素组合效率的组织和制度因素；在社会发展方面，实现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福利扩展，必须考虑影响可持续发展和自由扩展的社会制度安排。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为解析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
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特征及其引申含义
新农村建设源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产业特征及禀赋差异，要使社会群体保持完全相同的发展速度是不可能的，但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长期、较大不平衡发展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对新农村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逻辑起点是廓清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现状。
表1显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全面的。收入水平方面，城乡居民的人均净资产和纯收入差距分别为3．70倍和3．21倍，城市贫困发生率仅为农村的0．28倍；消费水平方面，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3．29倍，恩格尔系数仅为农村居民的0．80倍，城乡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也存在着显著差别；居住条件方面，农村居民的安全用水、清洁能源、卫生厕所和道路硬化均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教育医疗方面，城镇居民的受教育年限是农民的1．29倍，卫生人员拥有水平和人均医疗支出分别是农民的10．91倍和4．01倍；社会保障方面，市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人数占比、资金支出、人均支出分别是农民的4．52倍、11．0倍、10．66倍和2．36倍。显然，在收入水平、消费状况、居住条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村居民均和城市居民存在着较大差距，城乡之间不仅存在二元经济反差，而且也存在二
元社会反差。
由城乡经济社会的全面失衡，可以引伸出：一，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和农民增收是密切相关的，“三农”问题具有复杂性，单项的政策措施虽可以取得局部绩效，但“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借助系统性、长期性的举措。在这个意义上，内涵丰富的新农村建设是对城乡全面失衡的一个积极回应。二，城乡经济社会的全面失衡，意味着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政府的外部推动虽不可或缺，但新农村建设应以农民的自身意愿和实际能力为基础，以农民的自我管理和自发推动为动力，以农民利益增长和福利扩展为目标。政府对农村建设的嵌入式干预，不仅面临着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背景的“道德”拷问，而且面临着有限资源和有限信息的“能力”约束。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全面失衡，不仅意味着新农村建设具有系统性和必要性，而且也意味着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当着主体的角色。于是，问题就归结为：农民如何能够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两个层面上扩展其福利水平?现有的经济社会背景如何“阻碍”了农民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致其在福利比较中处于劣势?这显然涉及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制度性、组织性因素。
四、制度约束、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生产发展
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生产发展要求必须寻求促使农业增长的持续动力。农业发展包括两方面：一是增加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给，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始终具有“不能出现任何闪失”的重要意义，寄希望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粮食安全是不现实的。二是促使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这是消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层次、推动宏观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在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就应从劳动生产率角度解析农业生产问题。
在价值层面上，农村劳动生产率表现为农业产值和就业者的比例关系。假设农产品产量为Y，价格为pg，农业劳动者为na，则农业劳动生产率e=Ygpg/na。考虑到农业和非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及其收入差距，农户为了最大化收入，一个理性选择是通过就业流转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配置劳动力。因此，如果农业产出Yg对农业劳动力na弹性较小，则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力反相关，农业劳动力流转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为了证实这点，可以用农林牧渔的产值与就业人员之比表示农业劳动生产率，在统计资料中，缺少各省区劳动力流转到非农行业的比率指标，但各地农民外出劳务收入占农村可分配净收入总额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流出的程度，可称其为地区外出打工比率，它可以作为各地区非农产业劳动力配置比率的一个替代指标。图1描绘了2004年中国31个省区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外出打工比率的关系，显然，两者存在比较显著的反相关关系。
在实物意义上，如果粮食总产量为Y，粮食播种面积为a，粮食劳动力为L，则劳动生产率(Y／L)可以分解成土地一劳动比率(a／L)和土地生产率(Y／a)的组合：Y／L=(a／L)*(Y／a)。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可以依靠土地一劳动比率增加，也可以依靠土地生产率提高来完成。图2显示：1978--2004年，中国粮食生产的土地生产率指数和劳动生产率指数均超过1，然而土地生产率指数一直高于劳动生产率指数，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强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且这种特征有不断强化的倾向。由于劳动生产率等于土地生产率和土地一劳动比率的乘积，因此，粮食生产的土地一劳动比率不仅没有显著提高，反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致的，土地一劳动比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度非常有限，规模经济的贡献度较小。
理论上，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这可以在价值层面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在实物算得出，资料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外出打工比率根据农民外出劳务收入和分配净收入总额计算得出，资料来自《2004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均为指数形式，其中以1978年为1。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农业劳动力来自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
意义增加农业产出水平，而农业劳动力的有效流转对劳动生产率提高至关重要。然而经验分析显示：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劳动力在持续流转，农民工数量有不断上升趋势，2004年农民工数量约为1．2亿，但农村仍有1亿剩余劳动力(丁守海)，这使人们追问通过劳动力流转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何不是充分的?同时，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何主要依据土地生产率，土地一劳动生产率为何没有对劳动生产率提供实质性贡献?这与农村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民福利制度有关。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安排下，农民就业的非农化流转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而且户籍制度背后隐含着公共品和社会福利的分配规则，由于在正规利制度普遍缺位的背景下，农民只能采取将社会保障依附于土地的非正规方式，因此土地兼有农业生产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农民就业的非农化流转并未连带着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非农化流转。于是，就业流转、身份流转是相互脱离的。农民由于交易成本较高而很难流转到非农业和城市，即使可以流转，也对土地具有较强的经济联系和福利依赖，结果强化了土地的分散式、小农型格局，抑制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经营。
五、数量悖论、谈判能力提升和农民福利扩展
新农村建设是对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失衡的积极回应，因此，还应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解析农民的福利扩展问题。农民是“贫困，但理性的”，农民的福利享用劣势并不起源于其福利需求层次低下或分配意识不足，非农化流转表明他们具有摆脱福利低水平境地的强烈意愿。这样，对福利享用劣势的唯一解释：农民通过市场和政策途径来获取福利时的谈判能力较低。中国有9亿农村户籍人口，农民规模应为其谈判能力获取提供有利条件，然而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由于存在“搭便车”现象以及效用发现、成本分摊等难题，则规模较小的群体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并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农民的人多要转化为力量大，需要采取有效的组织行为，在成员间形成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优化内部安排来提高集体的环境适应能力，而政府应努力使各方利益集团形成平等、互动、协商的机制，消除强势利益集团对弱势利益集团的抑制。可以利用这种逻辑来解析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和政策影响能力。
在市场谈判能力方面，考虑到粮食生产的特殊
意义，可以从粮食生产角度考虑问题。为了提高收入水平，农户的理性选择是增大粮食产出水平Yg和提高粮食价格pg。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粮食产出和粮食价格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农户因为具有生产的规模效应和健全的合作组织，从而具有较强的市场谈判动力和能力，以及较强的发现价格的动力和能力。但在中国，粮价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1978―2003年的Grail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粮食生产变化不能对粮价变动进行有效的解释，相反，粮价变化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决策。粮价基本是一个“游离”于农民粮食生产、而由政府确定的外生变量，农民在粮食市场更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价格接受者”。粮价可以对粮食生产产生影响，农民会将粮价作为生产决策的一个内生变量。结果是：在粮价下降以致“卖粮难”时，农户会在下期减少生产投入，导致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当这种情况持续进行而出现“买粮难”时，政府会通过提价等行政措施刺激农民，结果在政策信号下农民增加粮食生产，粮食形势趋于好转，政府重新推动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粮价重新调低，结果又出现新的“治乱循环”。在上述过程中，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和价格影响能力非常微弱，农民经常出现对市场信号的“瞄不准”的特征。
在政策影响能力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仍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二元经济社会反差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呈现出“路径依赖”意义上的积重难返和持续扩大态势，农民被视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弱势地位与利益集团在谈判中的能力不对等紧密相关。由于组织能力的制约，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疏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基本权利保障机制处于形成阶段，结果是农民的人多之因并为转化成力量大之果，市民的人少却占据着谈判中的强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力量的不对等会转化为社会“呼声”的不对等，社会“呼声”的不对等又会转化为政策影响能力的不对等，政策影响能力的不对等又会形成社会地位、资源分配、经济收益上的不平衡。结果是：农民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权利贫困，表现为：政治权利受到不合理限制，农民的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参政权、自治权等政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受到旧体制不同程度的不合理限制；经济权利受到不正当的剥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房屋、农作物等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经常受到外部力量的侵犯；社会权利受到不公正的侵害，农民在劳动、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市民相比处于严重的权力失衡和不公正状况(范毅)心川。这种不平衡反过来又会强化城乡利益集团的谈判力量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陷入自我强化的循环之中。所以，农民规模虽大，但政策影响能力较小，农民所获社会福利、发展机会以及选择集合均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绩效。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改革开放之后，城乡之间存在全面、显著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况，新农村建设是对这种失衡的一个积极回应。新农村建设包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两个层面，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在经济增长方面，农业发展依赖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农民保障制度等制度性约束，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受到制约，就业流转和身份流转脱离，这些均对劳动生产率提升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社会福利方面，在分散式的小农生产模式下，农民的数量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谈判能力优势，由于激励相容问题农户的组织和谈判能力较弱，其在市场交易中对价格的影响很小，在社会谈判中对政策的影响很小，结果是其社会福利获取及社会发展程度处于不利地位。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篇9
摘要：总结了不同学者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把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其中宏观因素从政治、经济、市场、文化四个方面来分析，微观因素主要从农户层面、推广层面和技术层面进行分析。为农户技术推广和采用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农户;技术推广;技术采用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坚持重点发展农业科技，我国也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农业研发投资占农业总产值比重持续上升的国家之一。政策的制定者和学术界都已经充分的认识到农业技术作为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的巨大贡献。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虽然很多新技术在农业中已经被农民广泛使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不得不承认还存在大量农业技术创新成果未能得到有效的推广应用，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结构的调整。
本文在阅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系统的回顾。分析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可以准确把握农户对于新技术的态度，找出原有推广模式的不足、原有政策的偏差，为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技术的推广和采用提供有力的依据。
2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分析
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很多。在这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
2.1宏观因素
宏观因素主要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状况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这里主要从与农户技术采用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因素的进行分析。
政策因素：农户在采用一些农业新技术的时候通常会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例如：（1）国家的信贷政策，当国家以低息或者无息给农户提供一些涉农贷款，通常会鼓励农户更多更大胆的采用新技术。（2）财政补贴的政策，国家为了鼓励农户采用新品种，购置农机具，通常会给予农户一定的补贴政策，这也是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驱动力因素。（3）农业科技创新奖励政策，创新奖励政策通常会激发科研机构，农户，以及相关的金融的资本，市场积极的行动起来，发明创造更多对农户经济效益高的，便于使用的新技术，同时奖励政策也会更好的激励创造者加快新技术的推广传播，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只有技术最终被农户广泛采用，才能诱导创新源源不断的发展。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是当地市场经济发展，商品流通速度的一个风向标。同时也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农村接受新事物，新技术，追求更高经济价值的程度。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由于信息流通方便，市场开放度，透明度较高，农户思想更加活跃和开放，也更容易接受采用新技术。由于市场发达，技术产生的成果，例如新的农产品品种，果实也能更迅速的实现商品价值，让技术采用者有较为稳定回报；农户由于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能够承担技术采用失败带来的风险。
文化因素：由于传统农村很少参与市场，通讯设备也比较差，农村的信息来源也相对短缺，农民本来受教育，接受科技知识程度少。农民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对新事物的态度很多是当地传统几千年发展的结果。这里用“地方性知识”来表达特定地区农户价值观念。可以说一个地区农村的面貌包括其种植方式，农作物品种，日常生活习惯，对外来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都受制于这种地方性知识。在新技术的采用过程中农户的态度和行为同样受制于这种地方性知识。所以在新技术的推广传播的过程中，要仔细研究当地的文化特征，找到合理的宣传推广方式。
市场因素：市场由于交易的不断进行，促进商品，信息的不断流通，同时由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的，导致了新产品，新思想，新技术的不断产生。同时也为新产品，新技术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场所。在一个农村市场或者农产品流通市场中，往往会让农户解除采用新技术后产生成果不能有效的实现其经济价值，收回去其成本的担忧。同时市场为农户在采用新技术过程中出现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咨询提供方便；也为农户能够因自身或者外部因素及时转让新技术提供有效途径。
2.2微观因素
微观因素对农户技术采用有影响的很多，不同学者基于自己的观察角度的不同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在这里把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微观因素按照其来源分为四个的层面：（1）农户层面主要包括农户的年龄、性别、职务、家庭规模，家庭收入消费水平等；（2）推广层面：主要有推广宣传的力度，技术指导培训的次数，进行推广的主体，采用性技术的奖励政策。（3）技术层面：技术层面主要是由于技术本身的原因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主要包括技术的初始投入、技术的采用难度、技术的使用的风险和技术的预期收益和效用等。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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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层面
费德（Feder，）认为农户选择（采用）行为主要受农户自身特征和技术诱导因素的影响。adestina（）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农户技术采用决策的模式，他们认为采用新技术的决策是基于农民对此项技术的认知情况。在年龄这个变量研究上，adesina（）认为农民的年龄和新技术的采纳成反比例关系，即年龄越大，由于风险因素等的考虑越倾向于采用传统技术。相反，年轻的农民倾向于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taylor（）也认为教育是农户变量中的最重要因素，它可以增加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能性。我国学者林毅夫（）对杂交水稻品种采用的研究中发现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户采用此技术具有显着的统计效应。
何子文，李鹏玉（）认为政治成份及社会公职和每年外出本县次数对农户新技术的采用有影响。张林秀等（）利用江苏省个农户一年的历史资料，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户生产性投入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户的非农就业比例、借贷的可获性、土地规模、房屋资产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是主要决定因素。曹建民等（）通过对水稻氮肥适地管理技术的农民参与式研究意愿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信息显着地影响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农民的个人特征中，是否为户主、性别、教育水平、农民是否经常参加农业劳动以及农户的土地规模等因素均显着地影响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推广层面的因素分析
azhar（）和adestina（）强调推广人员的信息交流程度在技术采用过程中的重要性。张云华等（）认为农户与涉农企业和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的联系是影响农户采用无公害及绿色农药的主要因素。非洲高原农业发展项目（aHi）和国家农业研究中心（iCRa卫）结果表明:农户与农业技术中心的联系程度是影响其参与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学者朱希刚（）对鄂西贫困山区的个农户技术采用的行为研究表明:与农业推广机构的联系、政府对采用新技术的鼓励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付少平（）认为在技术方面有创新成就的农民，许多人都曾经获得过院校、科研机构专家、技术人员的帮助。这些农民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专家、技术人员建立了联系，专家、技术人员为农民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人际扶助条件。赵龙群等（）认为,影响农户采用技术的因素有:①基层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工资低、人员少、队伍不稳定;②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内部结构失调;③农民自身的影响因素。.技术层面的因素分析
技术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采用技术的投入产出效益、技术风险、技术掌握难度。雷杰&#;克里斯娜关于印度旁遮普邦棉花种植者对供给反应的研究，以及秘鲁高原上的印第安人对新马铃薯品种的采用行为分析，认为有利性的差别是解释农业生产要素接收速度的有力解释变量，而不用求助于人性、教育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别。决定有利性的因素主要有:绝对而不是相对的产量增加、产量和价格的波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罗杰斯（）同样认为技术使用者对技术接受倾向的不同受科技信息、风险及市场供需条件的影响。欧马拉（o‘mara，）和林德钠（Lindner，）研究了风险因素对农户技术选择（采用）行为的影响。我国学者朱希刚（）的研究也表明技术采用后产出的增加与农户采用新技术呈正相关关系。
相关的总结和政策含义
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宏观方面更多的是一些定性的理论意义上的分析，具体原因可能是衡量宏观因素的指标难以用数据进行度量，但是并不能够排除其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农村的组织化程度更是偏低，单个农户在信息来源、对信息处理以及抗风险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农户对新技术的信息更多的来源于政府，具体的推广也更多依赖于政府。宏观因素对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影响是不能忽视。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篇10
关键词：农户;技术推广;技术采用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坚持重点发展农业科技，我国也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农业研发投资占农业总产值比重持续上升的国家之一。政策的制定者和学术界都已经充分的认识到农业技术作为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的巨大贡献。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虽然很多新技术在农业中已经被农民广泛使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不得不承认还存在大量农业技术创新成果未能得到有效的推广应用，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结构的调整。
本文在阅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系统的回顾。分析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可以准确把握农户对于新技术的态度，找出原有推广模式的不足、原有政策的偏差，为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技术的推广和采用提供有力的依据。
2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分析
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很多。在这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
2.1宏观因素
宏观因素主要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状况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这里主要从与农户技术采用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因素的进行分析。
政策因素：农户在采用一些农业新技术的时候通常会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例如：（1）国家的信贷政策，当国家以低息或者无息给农户提供一些涉农贷款，通常会鼓励农户更多更大胆的采用新技术。（2）财政补贴的政策，国家为了鼓励农户采用新品种，购置农机具，通常会给予农户一定的补贴政策，这也是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驱动力因素。（3）农业科技创新奖励政策，创新奖励政策通常会激发科研机构，农户，以及相关的金融的资本，市场积极的行动起来，发明创造更多对农户经济效益高的，便于使用的新技术，同时奖励政策也会更好的激励创造者加快新技术的推广传播，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只有技术最终被农户广泛采用，才能诱导创新源源不断的发展。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是当地市场经济发展，商品流通速度的一个风向标。同时也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农村接受新事物，新技术，追求更高经济价值的程度。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由于信息流通方便，市场开放度，透明度较高，农户思想更加活跃和开放，也更容易接受采用新技术。由于市场发达，技术产生的成果，例如新的农产品品种，果实也能更迅速的实现商品价值，让技术采用者有较为稳定回报；农户由于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能够承担技术采用失败带来的风险。
文化因素：由于传统农村很少参与市场，通讯设备也比较差，农村的信息来源也相对短缺，农民本来受教育，接受科技知识程度少。农民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对新事物的态度很多是当地传统几千年发展的结果。这里用“地方性知识”来表达特定地区农户价值观念。可以说一个地区农村的面貌包括其种植方式，农作物品种，日常生活习惯，对外来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都受制于这种地方性知识。在新技术的采用过程中农户的态度和行为同样受制于这种地方性知识。所以在新技术的推广传播的过程中，要仔细研究当地的文化特征，找到合理的宣传推广方式。
市场因素：市场由于交易的不断进行，促进商品，信息的不断流通，同时由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的，导致了新产品，新思想，新技术的不断产生。同时也为新产品，新技术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场所。在一个农村市场或者农产品流通市场中，往往会让农户解除采用新技术后产生成果不能有效的实现其经济价值，收回去其成本的担忧。同时市场为农户在采用新技术过程中出现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咨询提供方便；也为农户能够因自身或者外部因素及时转让新技术提供有效途径。
2.2微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