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意识篇1
“爸爸，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等红灯倒计时结束边路灯之后再走呢?”
“可能因为他们有急事吧。”
“那我们也着急上学啊!为什么要变绿灯才走呢?”
“那我问你，交通规则是不是规定红灯停绿灯行呢?”
“是啊。”
“坚持对的事情，不受错误的引诱，这叫做自尊。”
这段话出自漫画《爸爸说》。一种现象，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表达出来，往往代表生活的缺陷。“不等红灯倒计时结束边绿灯之后再走”，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式过马路”，背后隐藏的不仅是规划意识的淡薄，更重要的是对法治信仰和信赖的缺失。
近些年来，“斑马线”似乎成了道路的“战场”，从“中国式过马路”到“杭州飙车案”，再到兰州老人砖砸违章车事件，以及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案”。小小的斑马线上，行人，车主，政府争相亮相，真是“热闹”非凡，不难看出，这些社会热点事件背后，往往存在着对规则的违反：不遵守红绿灯规则;以暴制暴;违反道路安全法规等等。衣食住行，行本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需求，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出行并不是一种轻松的话题：如果你是行人总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车撞飞，哪怕是走在斑马线内，也保不齐有第二个飙车案出现;如果你是司机，总会害怕“转角遇到行人”的困境，哪怕没有，也说不准横空飞来的一块搬砖，但是，这些看似难题的现象其实很好解决，即遵守规则。有人把它说成“路权合理分配”。路权如何合理分配?车让人还是人让车?这些早已通过规则的形式规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了。所以，路权合理分配已经实现，欠缺的就是对规则的遵守。
行人不走斑马线，无视红绿灯;司机不让行人，飙车肇事;群众手拿板砖，以暴制暴，这些现象的形式有很多原因。“中国式传统文化向来重目的，轻程序，或者说，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稍作延伸，就是重实体轻程序，重成效轻规则”(邓子滨教授语)，这或许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同样，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潮流。人们喜欢一切操之在我，视规则为束缚，挞伐教条僵化，不愿忍受遵守规则的代价，又总是相信，破坏规则的恶果只由别人承担，或者别人和他共同分担，而自己却能独享其利。
还是回到”中国式过马路“的问题上，行人不顾红绿灯急切通行的背后，与缺乏安全意识，规则观念淡薄，心态浮躁，自私观念等不无关系。但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往往也使人们按照红绿灯划定的时空难以顺利过马路，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因此，想要解决“中国式过马路”，仅靠公民素质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同时，我们不仅要看到规则意识淡薄的问题，更要深究其原因。简单点说，就是为什么人们不愿意遵守规则，即法治信仰依赖的问题。
轰动一时的杭州飙车案中，被害人就是死在斑马线内的。当时，更多的人把目光集中在行为的定性上，即该飙车行为是交通肇事还是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成为死之象征的斑马线。人虽然是独立的个体，但更倾向群居生活，究其原因，无非是想寻求一种安全感。我的家，“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我的财产，他人不得肆意侵犯。同样的，基于法律规则的规定，我走在斑马线内，我的人身安全就理性是能得到保障的。但是，每一种规则都存在实然和应然的差距，各种信赖规则而产生的悲剧不断上演、重复，于是，人们开始觉得，与其信仰规则不如打破规则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更为可贵。与其说，杭州飙车案的受害人死于交通事故，倒不如说他死于对制度、规则的信赖。“他走在斑马线内，他相信那是法律划定的安全堡垒，可他竟然在堡垒中死于非命。我们容忍对这个堡垒的误入，但不能容忍对它的挑衅。”
一旦人们开始不信赖规则，就会用自己的方法维护自己、他人甚至社会的权益和秩序。这也是兰州老人砖砸违章车的原因。公权不可信，就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私权。以暴制暴的背后本就是规则的丧失、社会的悲哀。兰州老人说，保卫生命线，守护斑马线，向闯线的汽车开炮，这就是我的炮，一位七十岁的老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其中隐藏的无奈又有谁了解。执法不足也好，立法缺失也好，法治的进步不能每次都以人民的牺牲为代价，不能让规则成为“僵尸”，不能让人们每次面临问题时都靠私权解决，毕竟，“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他人的国王。”
改善当下的这种局面，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制定更加合理的规则是前提，执法更加全面是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公民对法治和规则的信赖，不要让人们每次过马路都要思考“过，还是不过，这是个问题。”当然，教育、引导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就像开头所说，希望每个人都能“坚持对的事情，不受错误的引诱”，做一个自尊之人。
法律规则意识篇2
一、学生法律规则意识淡薄是校园欺凌产生的内在原因
（一）学生法律规则意识与校园欺凌
首先，学生法律规则意识淡薄直接导致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规则是社会运行的基石，是现代社会良性发展的基本元素。任何社会，都有其运转的基本规则；任何单位，都有其运转的基本规则。生活在社会和组织体系中的个人，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会造成社会、单位运行秩序的混乱。法律并不对所有的社会运转规则进行规范，而是仅规定社会运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规则，将其他规则交由道德、团体自治等进行调整。换言之，法律规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底线，是社会正常运转的保障。分析校园欺凌现象，学生缺乏基本的法律规则意识是导致校园欺凌的直接原因。例如，恃强凌弱是对平等原则的违反，敲诈勒索是对等价交换原则的违反，谩骂、嘲笑、戏弄、殴打他人则是对主体人格的践踏。
其次，学生法律规则意识的畸变加剧了校园欺凌现象。任何主体参与社会活动都有其行事规则。在校园欺凌者身上，欠缺的是法律规则意识，取而代之的是畸变的社会规则。一方面，成人世界中潜在的“丛林法则”在部分孩子的心目中代替了法律规则，他们以恃强凌弱的成人为榜样确立自己的行事规则。另一方面，伴随着教育功利化现象的加剧，一些所谓问题学生的“江湖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些“兄弟帮”抱团取暖，形成校园灰色文化共同体，以“江湖规则”作为行事规则。这就加剧了校园欺凌现象的蔓延。如果说欠缺法律规则意识，校园欺凌只是可能发生的话，在畸变的规则支配下，校园欺凌则必然发生。
最后，对生命权利的漠视使校园欺凌现象变得触目惊心。生命权利是人生存的基本保障，但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漠视生命权利，这就使得他们在实施校园欺凌时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地殴打其他学生，将自己的建立在受辱者的痛苦之上。欺凌者对生命权利的漠视与网络上流行的暴力游戏有很大关系。在暴力游戏中，游戏角色的生命是虚拟的，即使被杀死了还可以复活。游戏所展示的血腥、暴力行为也是虚拟的，但可以给游戏者带来感官上的强烈刺激。一些孩子沉迷于这类游戏，久而久之，就会漠视生命，崇尚暴力。他们如果将游戏规则带入现实生活，就会导致校园欺凌甚至犯罪行为。
（二）校园欺凌反映出法治教育的短板
校园欺凌现象的日益严重，反映出我们法治教育的低效。法治教育的实质在于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在培育学生知法的规则意识基础上，培育学生信法的规则意识和守法的规则意识。目前的法治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一，重视对学生法律知识的灌输，轻视对学生法律规则意识的培养。其二，只重视对学生知法层面的规则意识培育，轻视甚至忽视对学生信法层次的规则意识的培育和守法层次的规则意识的强化。其三，功利化倾向严重，多为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应付上级的检查，较少重视实际教育效果。其四，目前的法治教育教材或者只重视法律规则体系的编排、远离学生生活实际，或者充满说教意味，容易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现行的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本来应当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但由于其中宣示性的内容较多，且缺乏对各种情形后果模式的设定，削弱了应有的教育效果。
法律规则意识的养成不是通过简单灌输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通过对学生行为的反复矫正才能完成。矫正学生错误的过程离不开教师、家长的批评，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教师不敢轻易批评学生，不敢指出学生在行为规则上的错误。目前，不少学校和教师在处置校园欺凌事件时很少用法律手段明辨是非，而是一味强调采用调解、教育、感化、挽救等人性化手段，这容易使欺凌者形成错误的观念：犯了错不要紧，家长可以摆平。不同于其他侵权行为，校园欺凌事件中往往有许多协助者、围观者，协助者本身就是校园欺凌的参与者，围观者则加剧了校园欺凌的气氛。在处理校园欺凌的时候，我们一般是重点处理直接欺凌者，对协助者从轻处理，对围观者则不作处理。这就起不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
二、法律制度不健全是校园欺凌产生的外在原因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治思维的基本要求。以此审视校园欺凌现象，法律制度不健全应是校园欺凌的外在原因。
（一）法律对未成年人的过分保护与迁就，不能有效遏制校园欺凌现象
从法律定性角度分析，校园欺凌属于单独或者共同侵害他人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的侵权行为，严重的话可能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刑事违法行为。遏制校园欺凌现象，需要综合运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法治方式处置校园欺凌事件。
民事责任是对受侵害者利益的填补，但是对违法行为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目前的民事法律，如《侵权责任法》规定无行为能力人的侵权责任由监护人承担，这就导致监护人、未成年人对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后果产生错误认识，不能起到遏制校园欺凌的作用。
行政责任着重于通过对违法行为人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来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我国目前关于未成年人行政责任的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对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但由于法律规定的歧义，很多监护人不同意送孩子到工读学校接受专门教育。《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不满14周岁违反治安管理者，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至于监护人怎么管教，则缺乏细化的规定和落实监督措施。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收容教养制度，但在实践中用得很少。
刑事责任是对违法犯罪人最严厉的处罚，对违法犯罪的遏制作用最为强大。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故意杀人、故意重伤或致人死亡、抢劫、等重刑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规定过分保护未成年欺凌者，不利于遏制校园欺凌、保护受欺凌者的合法权益。校园欺凌中常见的侮辱、轻伤害等暴力行为在《刑法》中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受害学生或家长往往不提起刑事诉讼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从而使刑事责任遏制校园欺凌的功能落空。
（二）惩治校园欺凌的程序性规则缺失，导致学校对校园欺凌束手无策
即使法律规定完备，如无合适的程序进行追究，法律规定也将落空。目前，我国缺乏细化的惩治校园欺凌的程序性规则，导致学校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束手无策。首先，教育惩戒可以有效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有效遏制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但是教育惩戒经常被视为体罚或变相体罚，缺乏操作规程，结果导致教师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学生违反规则的行为以及不良习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恶”就这样在没有批评、矫正的环境下，慢慢演变为“大恶”的校园欺凌。其次，学校在处理具体的校园欺凌事件时，缺乏追究欺凌者责任、保护受欺凌者权利的程序性规定。这就导致有的学校将学生打架斗殴等丑闻加以掩盖，仅作内部处理，放纵了校园欺凌；相反地，有的学校对欺凌者处罚过重，不能体现公平、公正，同样也起不到遏制校园欺凌的作用。
三、治理校园欺凌现象的法律对策建议
（一）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对校园欺凌的惩处力度
首先，完善刑事法律规定，增强对校园欺凌者的法律威慑力。立法可以考虑适当增加必要的保护人身安全的罪名，加强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公民人身安全的保护力度；可以考虑加大对手段恶劣、屡教不改、主观恶性大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甚至可以考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其次，完善行政法律规定，加大对校园欺凌者的惩处力度。平衡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双方的利益，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是遏制校园欺凌最合适的法律措施。例如，美国新泽西州2010年的《反欺凌法》规定：任何欺凌行为都将受到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将欺凌者暂时停课或者开除出校。在德国，学校有权把记过后仍不思悔改的“小霸王”送到“不良少年管教部门”进行强制管教。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加大公权力对校园欺凌案件的介入力度，细化对严重违反学校规定的学生强制送工读学校接受教育的制度规定。同时，要完善对制止校园欺凌不力有关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
最后，完善民事法律规定，强化欺凌者个人的责任意识。为避免家长直接承担责任导致学生对民事责任的漠视，民事立法可以考虑规定由校园欺凌者直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有在其个人财产不足赔偿时才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
（二）健全惩治校园欺凌的程序性规定，为治理校园欺凌保驾护航
在建立健全教育惩戒规则的基础上，要建立健全惩治校园欺凌的程序性规定。上文提到的美国新泽西州的《反欺凌法》详细设计了对欺凌的处置程序、学校安全小组的组建、反欺凌专家和反欺凌协调员的任命等。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应建立由校长、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组成的校园欺凌处理机构，规定严格的调查程序，全面了解校园欺凌事实，充分听取欺凌者和受欺凌者的意见，公平、公正地做出处理。
法律规则意识篇3
公司法律文化的层次结构
公司法律文化是指公司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为公司成员共同信仰、共同追求的对法的认知、评价、心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思维模式和制度的总和。公司法律文化包括公司法律意识文化和制度文化二层次。
公司法律意识文化
公司法律意识文化指公司对法律的认识、态度、评价、信仰,以及基于这种信仰而产生的思维模式。因此，公司法律意识文化包含二层，一层是对法律的认识、态度、信仰；二层是基于法的理念认识，以法的理念管理公司，从事经营，即思维模式，这种模式被称为公司心智模式，它像一只“无形的手”影响着公司商机的捕捉和对战略构想的决策,影响着管理行为的选择。
公司法律意识文化应当包括下列意识或思维模式：
规则意识法律是行为规则，法律意识文化的规则意识就要求任何行为都应当有一定规则，行为人应当努力去知晓规则，尊重规则，严格遵守规则。公司应当充分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性，避免管理混乱和经营危险。
公平、平等、公正意识
法律有公平、公正、平等、权利、理性、秩序等价值。价值意识就要求行为人对法的价值尊重、信仰，并以此作为行为的价值目标。公司的规则制度也必须体现公平、平等、公正价值，处理管理和经营中的一切问题都应当体现这种价值，公司不能为了利益最大化而为所欲为。
制度意识与法治意识
法律是一种制度，通过权、责、利统一规定建立制度来实现对社会的调控；法治的内在精神就是社会主要经由法律来治理，法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法律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法律本身公开、明确、稳定等。法治的本质就是对法律制度的尊重。制度意识就是要通过建立权、责、利统一的制度，相信制度；法治意识意味着信仰、尊重制度，要求制度必须公开、明确、稳定，要求制度必须严格执行，法治意识要求制度至上，就是当情、权与制度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或裁判的依据。
守法意识就是依法行为，享有权利，同时履行义务，并主动承担责任。
权利意识反思传统法意识，传统法以义务为本位，但现代法强调对私权利的确认和保护，通过大量立法确认私权利，抑制公权力，以免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现代法是以权利为本位，强调对私权利的保护。公司的权利意识要求公司首先应当清楚我国法律确认了哪些私权利，有权利意识并不意味着只知道有权利就行，而必须履行一定义务，我们履行义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权利的实现。
证据意识
证据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唯一工具，证据意识对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证据意识要求公司清楚证据的有关重要制度，如证据的表现形式、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分担等。证据意识要求公司在经济活动中，要注意制造、保留证据；公司不要轻易向对方提供证据；注意举证期限。
时间意识
时间在法律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种情况是时间关系到公司的权利是否能得到法律救济，一旦超过这个时间，法律就不再给予救济，这称之为时效；另一种情况是权利的保有期限，超过这个时间，权利就失去了，这称之为除斥期间。时间意识要求清楚我国法律有关时间的规定。公司要利用时效的延长、中止、中断制度，以便更充分地保护自己的权利。
程序意识
经济活动由开始、进行到结束，是一个程序过程。作为经济活动直接翻译的法律也很讲程序，因此，公司在经济活动中也应当建立规范的程序。规范的程序正是制造证据，保证交易安全，保护自己权利的有力支撑。
公司法律制度文化
公司法律制度文化是指公司根据法律意识文化而建立相应的制度，这个制度虽然不是法，但却是依法制定的，是合法的，渗透了法的理念如公平、平等、尊重等价值，权责利统一意识等，是为了公司守法经营，依法高效、便捷管理公司，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目标，促进公司健康发展的保障措施。
公司法律制度文化应当包括下列制度：依法制定的公司章程，实现公司治理。依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建立健全法人财产保护制度、经营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工程管理制度、人事薪酬制度、技术创新制度、重大经营决策责任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期权制度等制度。依法和公司章程、公司制度建立健全岗位职责。依法和公司章程、公司制度建立健全人力资本开发及管理制度。
公司为什么需要法律文化
引导、规范公司管理和经营
指引公司行为
法作为特殊的行为准则，相对于道德、公司人治而言，有其明确性，法明确建立权利模式和义务行为模式，指引公司的行为。权利模式就是指引公司可以去做某事或从事某种行为，以及怎样去做；义务模式则是指引公司不要做某事或从事某种行为。法对公司从设立，到经营、管理、发展都给予指引。
预测公司行为法律规定了某种行为是否可以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公司在进行某种行为时，就可以预测到自己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这种后果不利于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目的，那么公司就可以停止这种行为。如果预测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那就去做。如果预测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可能有违自己的目的，那么公司就可以从经济学来选择是在风险中求利润，还是放弃利润以规避风险。
促进公司合理设计管理和经营
公司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法建立各种行为模式，公司可以通过合理设计行为模式，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安全性、高效性，实现利益最大化。
确认作用
公司经营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如商业风险、政策风险、自然原因引起的风险等，但公司最大的风险是法律风险。经济学对公司行为的评价，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只要公司行为实现了这一目标，那么这一行为就是合理，就是好的。但评价公司行为除从经济学等评价外，还必须从法律来评价，法律认为不合法，那么因这个行为所取得的利益都不受保护，相反还会受到惩罚，所以法律对公司的行为有“一票否决权”。
发展作用
公司在发展，就必须要寻求新的资金、人才，尤其是管理要创新。一是建立公司治理的各种制度，合理在企业各机构间分权，建立各机构的权、责、利，同时引进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即经理人，通过建立责、权、利统一的制度，建立对公司经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对劳动者通过明确的制度，建立对劳动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也约束公司，企业要解聘劳动者，则必须有制度规定的原因，按制度规定的程序，这样劳动者就很清楚自己应当做什么，只要做到了，就不会被解雇。劳动者因此有归属感，稳定感，同时激励与竞争机制让劳动者有危机感，必然使劳动者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法律为公司融资设计了多种渠道：间接融资，如向银行贷款；直接融资，如发行股票，发行股权。直接融资虽然比间接融资更好利于公司，但要求很高。当公司还不能直接融资时，就只能间接融资，而间接融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信用。信用就是财富，但信用怎么来建立，信用就是通过守法经营来建立的。
保障作用
无论法律多么完善，市场经济如何成熟、规范，在日常经营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权益被侵犯。在市场经济中应当而且只能通过法律，即法律救济。但法有规则性、稳定性，不管法官的喜怒衷乐，法官只能依法裁判，即裁判必须有正确的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或法律依据不正确，我们叫做枉法裁判，你可以上诉。如果因为法院的枉法裁判受到损害，还可以要求国家赔偿。
公司如何建立法律文化
企业家以身作则
公司法律文化就是企业家的人格化，企业家应该是公司法律文化的灵魂。企业家在公司法律文化的培育发展过程中既是倡导者、决策者,又是推行者、表率者,对公司文化的形成从内容到过程都起着决定作用。因此，企业家是否愿意把自己置于制度之下，正体现了企业家的法律文化素养，也直接关系到公司法律文化建设。
言传
加强教育是公司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这种教育一是法律基本知识的教育，二是法律理念的教育，即法律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以这些理念建立、完善公司制度，以这些理念推行制度。
身教
守法，不仅是依法办事，而且对公司的制度也严格遵守，而且平等遵守。公司应当有法治精神，制度精神。有什么样的公司就有什么样的员工。
法律规则意识篇4
一、公民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概述
（一）公民意识的概述
公民意识可以从几个层次来进行概述：一是人民能够当家做主的理念；二是公民具有权利和义务的理念；三是公民都是平等的理念；四是法治的理念；五是人民的财产不会受到侵犯的理念。公民意识是实施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目标,其核心就是使公民能够正确积极地参与到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共生活当中，从而能够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法律素质的概述
法律素质是指社会个体拥有的法律知识,并且能够正确使用法律知识的法律意识。大学生法律素质通常是指大学生通过学习法律知识,从而能够养成良好的守法习惯，使得他们的法律意识得到有效的提高。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学生能够正确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且能够积极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这种能力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从而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整体法律素质。法律素质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正常人格的塑造能够起到很好的保证作用。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养成与工作和生活存在密切的关系,并且还会影响大学生未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然而,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形成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达到的,需要长期渗透和知识的积累。因此,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使得他们能够养成懂法用法的好习惯,这对于增强大学生的守法意识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开展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意义
（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下，需要加强对我国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因为,法律体系的形成是需要从立法层面来实现国家的法治目标，我国的法治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其中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发展，所有这些环节都需要依赖于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公民积极参与。大学生作为具有良好公民意识的一个群体，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承载着我国进行法治建设的重任。所以，在高校开展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意识到法律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加强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
加强法律素质教育能够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首先,需要将社会主义概念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整个过程当中。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就提到了以遵纪守法为荣，在这里,对于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高校中开展法律素质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诚信守法,也有利于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其次,还需要坚持体现学生价值能力的培养，从而促进学生能够主动适应社会。在能力培养体系中,能力培养和法律素质教育紧密相关。因为,法律是调控社会关系的规范，法律素质教育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这样才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加强我国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基本对策
（一）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
在高校中需要积极开展法律知识教育，在大学生中普及法律知识，从而使学生的法治意识得到明显提高。在普及法律知识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改变一些落后的教育形式,还需要发现隐含在普法教育中的一些制约的因素,使越来越多学生能够对法律教育引起重视。对大学生开展法律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植，而是需要对法律知识进行详细的讲解，并且可以给出一些法律实例进行分析，从而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教师需要及时转变教育理念,积极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意识,这不仅是社会普法的新需求,而且还是促进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顺利开展的前提。
（二）从具体教学内容培养大学生的规则意识
只要每个人能够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则进行操作,才会使社会变得更加文明和规范。基于规则来构建和谐社会,高校需要以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从而有效开展教学活动。在进行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教学活动中,离不开基本法律知识的支撑,但也需要选择性进行知识教学,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掌握专业知识本身,更多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通过学习法律知识来领会法治的精神,从而能够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大学生规则意识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日积月累。在开展法律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使他们能够懂得任何事情都必须按照规则进行操作，这样就能够提高大学生的守法意识，由此，他们遵守行为准则的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提高。因为相对于特定的知识,规则意识的培养意义更加重要。
（三）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来加强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
法律规则意识篇5
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在古希腊时期，先贤亚里士多德对法治作了深刻阐述：“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地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这一论述实际揭示了法治的两个构成要素——良法与守法。守法是指法律制定出来后，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从抽象的行为模式变成人们的具体行为模式，从纸面上的法转变成现实的行为指导。守法它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把成文法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依法而行，最终将自己的社会生活与法律融为一体，视法律为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注重守法是当代法治基本内涵的普遍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公民守法的前提是必须认识法律。将公民分为法律专业公民和非法律专业的普通公民，法律专业公民与普通公民对知悉法律的要求程度并不一样，前者要求更高。法律专业公民应当掌握比较全面的法律知识，普通公民只需要具备法律常识。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法律相较于法律有什么特殊功能，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目前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系统的阐述。
一、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
认识常识应先廓清“知识”的含义。“知识”一词在传统上有三种含义上，第一种含义：是如何做或如何造某种东西的预先倾向、才干、能力、技艺等;第二种含义：是知识一般地等价于任何在认知上有意义的信息;第三种含义：作为特定的认知单元，知识被诠释为日常知识或科学知识。根据知识的三种含义，有学者将知识界定为：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所得到的信息、技艺、诀窍、真理、原则等及其集合。
“常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普通的知识【elementaryknowledge】二是一般的知识【commonsense】。由此可知，常识属于知识的一种。费耶阿本德说：“常识与我们不可分离，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实践基础，我们的生活要依靠它”。按鲍曼的说法，常识即“用来指导日常生活的知识，这些知识丰富而零散、没有系统性、常常难以用言语表达。我们都在他人的陪伴下生活，与他人互相交错并相互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不止一次经历过与他人交流失败的痛苦，为了在他人的陪伴下更通畅的生活，我们需要许多基本知识即常识”。瓦托夫斯基揭示“常识是广泛的，是长期的经验产物。它可以说是社会进化而来的对人类环境的适应。它的适应性证明它有着很大的生存价值，而且从某种进化的观点来看，它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常识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广泛性，常识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覆盖的每一个领域，为正常的社会活动提供保障;二是基础性，常识是基础性或本源性的认识，是知识的基础性内容;三是稳定性，常识是长期发生的众多现象和过程的概括，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极其稳定的共识;四是习惯性，常识一旦形成，就变成我们的习惯，会习惯的、无意识的指引着我们的行为。法律常识是法律的常识，常识具有的特征，法律常识当然也具体。法律常识相较于常识还具有区别特征，即法律性。综上所述，法律常识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广泛性;二是基础性;三是稳定性;四是习惯性;五是法律性。
1.广泛性。法律常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指导性，它对很多领域的社会关系都能进行宏观性指导。例如，“民主”作为一种法律常识，民主不仅在社会生活层面，而且在政治生活层面都作为一种基础性调节的手段。民主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立法民主，行政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谈判民主或民主政府，民主程序，民主生活等。
2.基础性。基础在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事物发展的根本起点”或是“为事物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法律常识的基础性是指法律常识在法律中处于基础地位，亦是法律的基础原理。例如，“民主”在法律制度中处于基础地位，任何制度的构建都将以“民主”为起点，任何制度的完善又将会回到“民主”。简而言之，法律常识是法律的起点，又是法律的终点。
3.稳定性。法律常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含义不会随着一个具体条文的修改而发生改变，具有稳定性。王名扬教授提出：任何法律，其内部均是“同时存有一个可变的因素和一个稳定的因素。法律的稳定因素是法律的传统，构成法律的固定的基础”。法律常识是构成法律的固定基础的一部分，是社会重大价值的积淀，亦是法律内在的、本质的、抽象的东西，更是一以贯之的价值。
4.习惯性。法律常识是法律意识的最高阶段，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性的意识形态。法律常识坚定不移的、深信不疑的告诉公民如何行为，对公民的行为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未加注意的、不由自主的指引。在法律常识的影响下，公民则会习惯性的按法律常识的指引为之，所以法律常识的习惯性对塑造公民的守法意识有重要的意义。
5.法律性。法律常识应当是具有规范性的内容，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人们行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指导。法律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体现了法律权力(利)义务运作之特性或要求的内涵;二是体现在其可以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之依据;三是对公民的法律行为会产生直接的法律意义、法律效果，如果不按法律常识为之，会导致一种否定的法律效果。
二、法律常识的特殊功能
法律常识除具有与法律相同的功能之外，还有特殊功能，具体而言，法律常识的特殊功能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守法底线功能
“底线”这个词有其比较鲜明乃至强烈的色彩，表示一种“很基本的”或“很重要的”的含义。守法底线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第二，它是一种强调基本义务的。守法底线是指对守法主体是普遍的，是最基本的守法义务。法律常识是基础性真理、原理，是公民应当遵守的最低要求。每一位公民都应当认识法律常识，进而被法律常识所同化，在其内心深处形成共识，形成守法意识。法律常识的守法底线功能对引导公民做一个守法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概括指引功能
法律的指引功能，即法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调整。法律常识的概括指引，即法律常识对人们的行为是一种方向性的调整。法律常识含有一种允许、命令、禁止或调整人的行为与行动的概括性声明或指令，它对人们的行为是一种方向性的、大概的指向。法律常识的习惯性会不知不觉的、未加注意的、不由自主的概括指引人们的行为。法律常识的概括指引功能对引导公民合法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价值评判功能
价值评判是以某一选定的标准进行衡量，是主体对某一特定客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评价与判断。主体进行正确的价值评判，需要有一个共识标准。法律常识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真理或原理，是社会重大价值的积淀，也是一种价值评判衡量的共识标准。法律常识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共识，对公民的行为有一种价值层面的评判，直接影响着公民价值观的形成。法律常识的价值评判功能对公民守法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常识的广泛性、基础性、稳定性基本特征分析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首先，法律原则没有具体的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指导性。其次，《布莱克法律辞典》记述：“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再者，法律原则是法律的稳定部分，其含义不会随着法律规则的修改而改变。综上所述，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是法律原则。另外，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可以分为公法与私法。调整国家权力的法为公法，调整私人权利之间的法为私法。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公法与私法又对立统一于根本法宪法，可以认为法律原则主要包括宪法原则、公法原则、私法原则。
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位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核心。宪法内容确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从整体上确定规范、限制和保障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则，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法治背景下，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宪法原则主要包括：民主集中制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原则等。公法是规定国家和个人之间权力和服从关系的法。在法治背景下，公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公法一般包括刑法、行政法和程序法，公法原则主要包括：罪刑法定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私法是规定个体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在法治背景下，私法是公民守法的重点。私法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划分为民法。私法原则是指民法原则，主要包括：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
四、法律常识的教育
通过对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特殊功能、内容进行分析，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常识，而且也为进一步探讨法律常识教育的重要性作了充足的理论准备。从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角度，法律常识是普通公民应当具备的基础知识。从法律常识的特殊功能角度，法律常识可以培养公民的守法意识，概括指导公民的行为，塑造公民的价值观。法律常识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那如何才能普及呢?答案是教育。没有教育，就没有公民的守法，就没有法治的进步，教育是法治进步的主要载体。
法律常识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可行的。接受法律常识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都要积极接受法律常识教育。通过法律常识教育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法律认同感，保证公民正确行使权利与义务。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我们不仅应该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培育合格的法律专业执业者，更应该把目光聚焦于普通公民，通过法律常识教育，培育符合法治社会需求的普通公民，使普通公民知法、懂法、守法，以满足法治建设的需求。
法律规则意识篇6
关键词：教师法律素养；教育惩戒；规范作用；示范作用
2019年4月开始，教育部对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持续曝光，严厉查处教师违规违纪行为，深化教师队伍建设[1]。其中，教师违规惩戒问题成为了“常见”典型。值得反思的是，一方面，在国家的严查厉处下，中小学教育惩戒活动中仍存在教师“以身试法”的情况；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教育惩戒问题的“过度关注”，也使得部分教师怯于行使惩戒权。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强调，实施教育惩戒应当遵循教育性、合法性、适当性的原则[2]。教育惩戒步入法治化轨道，必然对教师的法律素养，特别是依法执教、依法施惩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厘清教师法律素养在教育惩戒中的作用，充分运用之，也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教师法律素养的内涵与构成
法律素养是人的综合素养的一部分，教师的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为了从事教师职业，经过一定的学习和培养所获得的关于教师职业法规知识、能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相应思想观念、意识、态度等。可以说教师的法律素养是由正确的法律认知、丰富的法律情感、坚定的法律信仰和良好的法律能力构成的。其中，法律认知主要由公民基本法律常识和职业法律知识组成，本文对法律认知的研究主要关注教师职业法律知识，其中又以权利义务知识为核心。学界也有将法律情感和法律信仰统称法律意识的，法律情感是初级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则表现为对法律权威的敬畏和对法律价值要素的认同，是较高级的法律意识。法律能力是教师在执教活动中可以合理地运用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处理问题，维护自身和学生法律权益不受侵犯，监督权利与义务运行的能力。教师的法律能力是教师法律素养的外在体现，也是判定其法律素养的根本标准，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将依法执教落实到各个环节，要求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良好的法律素养是支撑教师依法执教、履职的基础。教育惩戒作为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的具体体现，将其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以便有效地规范自身的教育惩戒行为。
二、教师法律素养在教育惩戒中具有规范作用
教育惩戒是通过对偏差行为施与否定性制裁，避免偏差行为的再次发生，以促进合范行为产生和巩固的一种教育手段[3]。学生作为发展的个体，其知识结构、心理素质、价值观念等各方面还不够成熟，学生的外在行为很难完全合理与正确，而在实践中，学生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往往与违规行为的发生频率成反比，学生那些破坏程度较低的违规违纪行为恰恰是发生频率较高的行为。《规则》中指出，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中，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教师可以当场实施必要的惩戒。教师成为了教育惩戒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教师所具备的法律素养将直接影响教师教育惩戒行为的正当化、合法化。1.教师法律素养不足妨碍教育惩戒行为的正当性教师惩戒行为的正当性是指教师实施惩戒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符合社会伦理规范，得到了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4]。一方面，伴随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权利意识的提升，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学生权利开始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强调维护学生的权利与尊严。部分教师因对教育法律法规的认知不足，对法律框架下师生间的权利义务不够清晰，对教育惩戒的法律限度了解不够等，没有意识或能力明确区分教育惩戒与体罚、变相体罚。教师惩戒行为的正当性随之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个别媒体舆论的片面报道，放大了学生的权利，压制了教师惩戒权，部分教师因不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法律能力，在外部压力裹挟下，不敢、不愿行使惩戒权，以此来规避冲突。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后，教育部了《规则》，旨在把教育惩戒纳入法治轨道，以便指导和规范教师的惩戒行为，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教师基本法律素养是教育惩戒的底线法律素养良好的教师拥有相对完备的教育法律知识，能够有意识地用教育法律知识处理身边的问题，将法律精神贯彻到教育管理活动中，应用到教育惩戒实践中。首先，正确的法律知识可以让教师明确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掌握教育惩戒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教师惩戒权作为教师依法对违规学生进行惩戒的管理权，是伴随教师职业的产生而存在并得到了法律的授权，放弃行使惩戒权最终会影响教育教学活动的效果，不利于学生规则意识、法治意识的养成。其次，正确的权利义务观有利于教师恰当地保护和约束学生的权利。学生拥有国家公民和受教育者的双重身份，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作为受教育者的各项权利。教师惩戒权的行使应尊重和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但要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超越法律的边界。再者，拥有法律信仰的教师更倾向于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坚持程序正当。最后，教师良好的法律能力意味着教师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事，将教育惩戒的主体、客体、内容、依据、限度等各要素约束在法律边界内。因此，教师良好的法律素养是促使教师惩戒行为正当性回归的关键因素。同时，教师法律素养的高低不仅影响教师的惩戒行为，对学生行为的养成也同样重要。
三、教师法律素养在教育惩戒中具有示范作用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学生是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中发展起来的，教师劳动的示范性特点决定了他们对待学生的态度和言行，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5]。教育惩戒出于教育改善的动机，通过积极管教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言行，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学生出现偏差行为的时候，内心会产生不安、愧疚、恐惧等心理状态，此时对其展开的教育更能影响学生的心理。教师教育惩戒中表现出的法律素养对学生行为的养成具有“示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示范”，既有具有积极影响的正示范，也具有消极影响的负示范。1.教师依法惩戒的行为是以身作则的法治教育（1）教师法律知识的运用促进学生法律知识的掌握。教育惩戒的实施过程是关乎师生合法权益的活动过程，《规则》中也指出“学校应当结合本校学生特点，依法制定、完善校规校纪，明确学生行为规范，健全实施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形和规则”。通过对教育惩戒规则的学习，学生可以清晰地了解教育惩戒是有目的、有依据、有程序的教育管理活动，教师依法实施惩戒的行为会加深学生对自身权利、义务的认识。（2）教师依法惩戒的行为促进学生规则意识的养成。教师依法实施惩戒也会增强学生的法治信任感，当一个人认为通过法律的遵守可以获得公正的对待时，他才会自愿地遵守社会的规则。青少年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对于规范行为的纪律非常重要，这种信任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框架，影响学生对制度规则和惩戒的反应。一般来说，信任老师的青少年在学校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学生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与遵守规则的行为呈正相关。教师秉持“有权必有责、用权需担责”的基本法理实施教育惩戒，可以加强和深化学生的纪律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3）教师依法惩戒的行为影响学生的问题处理方式。“法”只有从存在的制度形式转化为实践的行为状态，才能真正成为约束人的行为规则。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他者，教师的行为会得到学生的关注和有意无意的模仿。一方面，教师对教育惩戒中师生权义的准确区分会促进学生法律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对学生处理日常生活问题提供直接的指引。另一方面，教师采取合法手段维护自身与学生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明确权利维护和救济的具体路径，会为学生合法行使权利、维护权利提供示范，对学生处理问题的思想和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成为学生行为模仿的对象。除此之外，在教育惩戒实践中，最让教师和学校“头疼”的莫过于因教育惩戒而产生的纠纷事件。纠纷事件不但会影响教育教学秩序、影响涉事教师或学校的形象，严重时会给教师和学生带来长久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纠纷的产生固然不是师生双方所期望的，纠纷背后的深层因素更应该引起重视。教师依法实施惩戒的行为会影响学生和家长对待教育惩戒的态度和做法。2.教师违规惩戒的行为对学生产生负面侵权“示范”（1）学生会对教师侵权行为进行效仿。教师作为依法实施惩戒的主体，其法律素养如何是影响教育惩戒效果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的惩戒行为不但会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还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有些教师由于法律素养不强，在教育惩戒的过程中，存在着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现象，包括对学生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侵犯，前者主要包括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后者主要包括知情权、陈述权、参与权、申诉权等。班杜拉在其社会学习理论中指出，在现实生活别是在行为习得上，大多数人是通过观察和模仿实现的，尤其是对榜样“示范”的模仿。对于教师的违规惩戒行为学生通常也会认为是合理的，进而运用到日常同学关系的处理中。（2）教师的体罚行为容易助长学生的暴力倾向。被体罚者及经常旁观体罚的学生会认为，“动手”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加之一些不良媒体肆意传播充斥暴力的不良信息，青少年接触不良信息的风险大大提升，使得青少年在面对同学间、人际间的摩擦时，极易将暴力意识付诸现实来处理矛盾，这也成为了一部分校园欺凌的滥觞。体罚不但不利于教育惩戒效果的实现，而且会给学生带来直接的身心伤害，侵害学生人身权。我国多部教育法律法规中都明确规定禁止体罚。在司法上，体罚适用于故意伤害罪[6]。过度惩戒行为极易给当事人内心带来严重创伤，使学生发生认知偏移，严重时可能产生人格偏执的倾向，逐步产生具有攻击倾向的行为。教师作为学生的行为学习对象，当其行为使学生产生了委屈或不服气的情绪时，学生也极易在情绪失控的状态下，以冲动的非理性状态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因此，有必要深入考虑教师应如何通过教育惩戒实现对学生的积极影响。
四、教师法律素养在教育惩戒中的体现
为了在教育惩戒中有效地规范自身行为，实现对学生“善”的积极引导，教师要将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能力的运用贯穿于教育惩戒活动的始终，遵循教育规律，遵循法治原则，坚守公平和正义，依法行使惩戒权。1.依法施惩要求教师树立正确的权义观权义观也叫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权利意识是人们对于一切权利的认知、理解和态度，是人们对于实现其权利方式的选择，以及当其权利受到损害时以何种手段予以补救的心理反应[7]。教师正确的权利观是指教师认知和理解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及其价值，掌握如何自觉地在法律法规的规范内行使权利，避免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相应地，义务意识是指人们对于依法应履行以及如何履行的义务的认知和态度。教师正确的义务观是指教师理解其应履行的义务及其必要性，明确履行义务的方式及未履行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并能理解权利与义务相互统一的关系。与传统的师尊生轻的师生关系不同，现代社会中的师生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师生之间是教育、管理、保护的关系，也是民主平等的关系，权利与义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德与法律内涵。因此在日常的教育管理活动中教师要正确地看待自身与他人的权利与义务。2.依法施惩要求教师惩戒行为于法有据教师要保证其教育惩戒行为的合法性，包括实质合法和形式合法，即教师惩戒行为不但应该在教育法律规范的框架下进行，还要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设定理念相符合。具体而言，首先，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依据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是惩戒权行使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包括教育法律法规、教育惩戒规则以及已经公布的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校规校纪、班规班纪等规章制度；其二是惩戒权行使的明确客体，即学生所缺失的特定义务[8]。教育惩戒有合法依据是其形式合法的必要前提。其次，教师惩戒权是教师职业自主性保障的权利和职责，不可以放弃，并且要对教师惩戒权的确立和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9]。《规则》中列举了教师可以采取的惩戒方式，同时也为教师惩戒行为列出了负面清单，明确了教师违规惩戒应承担的后果。教师实施惩戒时，对惩戒措施和惩戒力度的选择拥有相应的自由裁量权，要求教师保障教育惩戒的实质合法，把教育法律法规作为科学育人的有效抓手。3.依法施惩要求教师保障惩戒程序正当教育惩戒是个动态的过程，除了保证依据合法，还应保障程序正当。程序是法治的保障，教师惩戒权的行使必须用程序加以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权力行使的随意性，有利于保障公平正义。规范教育惩戒的设定和实施主体正当行使职权，保护受教育者的权利是将正当程序原则引入教育惩戒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现[10]。正当程序将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相连接，具体表现在，教育惩戒中教师践行“正当程序”并推动“程序正当”。在教育惩戒实践中，教师作为主要实施主体，正当行使职权，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模式受教师法律素养的直接指引。当学生出现偏差行为需要实施惩戒时，从违规事实的认定、情节的判定、学生的申辩，到具体惩戒方式、惩戒时限和场合的选择、对学生及家长的告知义务都需要教师秉持程序正当。尤其是随着我国教育惩戒制度的不断完善，教师良好的法律素养将是保证教育惩戒程序正当，规范教师教育惩戒行为的保障。4.依法施惩要求教师把握惩戒权的法律边界权利与权利的约束总是相伴而生，作为教师职业权利的惩戒权也不例外。权利都有特定的边界，划分并把握权利边界是避免权利冲突的必要手段。教师惩戒权的法理支撑、法律规制共同勾勒了其法律边界并表征在惩戒权行使的基本原则、惩戒方式的选择以及惩戒与体罚、惩戒与侵权的界限上[11]。只有把握住教师惩戒权行使的法律边界，才能保障教育惩戒价值与效用。教师首先要能够准确区分教育惩戒与侵权行为，特别是教育管理实践中常见的对惩戒与体罚、留置与侵害学生人身自由权、没收与侵害学生财产权、停课与侵害学生受教育权等的界分。《规则》中指出禁止“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以及“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等间接带来身心伤害的变相体罚。为教育惩戒和体罚的界分提供了参考，指出了课后教导、暂扣学生违规物品等方面的规定。但惩戒规则作为指导性、规范性文件，是无法囊括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的。故实施教育惩戒还需要把握教育法律法规背后所蕴含的法律精神，主要指道德人文精神[12]。教育具有强烈的道德伦理性，而教育的独特性决定了教育法律法规相对于社会法律更具张力。教师对教育法律规范的运用在其职业道德调节下更具活力，促使教育惩戒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向作用，始终围绕“育人”而展开。综上所述，教师的法律素养对自身惩戒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对学生行为养成具有“示范”作用，教师必须不断地学习教育法律知识，增强对现实中法律现象的敏感度，在实践中提升自身法律能力。通过依法实施教育惩戒，实现对学生违规行为的改善和积极行为的引导，充分展现依法施惩背后所蕴含的法治、正义、育人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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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意识篇7
[论文关键词]民事法律行为；问题；完善
一、民事法律行为理论
法律行为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产生以前，在公元前二十世纪，《苏美尔法典》等对买卖、租赁、婚姻、收养等行为进行了相关规定。在早期罗马法中，其实并没有法律行为的概念，但在罗马法实施过程中不难发现，罗马法对遗嘱、契约等内容做出了详细规定。就罗马法的相关制度而言，虽然具有较强的形式化和身份化特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罗马法的颁行，为法律行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事实法律行为最早产生于德国注释法学派，在罗马法基础上，注释法学派提出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法律行为理论。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颁布，对法律行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民法典》成为法律行为理论研究的最系统的一部法典。
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来看，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我国《民法通则》中最基础的概念，是我国根据司法工作的需要而创建的。就法律行为而言，法律行为概念从大陆法系国家传入我国。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对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准确界定。在《民法通则》中，将法律行为定义为：公民、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及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我国民法学者对于法律行为的认识不一，民事法律行为和法律行为混为一谈的情况比较普遍，但都将意思表示作为法律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制度创设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矛盾的解决，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学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在实践过程中，应不断深化和发展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和认识。
随着我国法学学科的发展，法律行为的概念在法学部门中广泛应用，法律行为已不单纯表现为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应不断扩展法律行为的概念及内涵，深入研究法学领域的民事法律行为，促进我国法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二、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所存在的问题
在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立法缺失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适法性、合法性等特征，与可变更或撤销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有很大区别。换句话说，民事法律行为即合法民事行为。以合同法律关系来分析，在合同当事人意思一致的前提下，合同即告成立。但是，如果合同本身违法，会导致合同无效。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不知道其行为是违法的情况下，合同的合法性并不能确定。因此，在确认行为合法性时，最关键的是看该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在任意性法律规范的调整之下，非法行为同样可能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当前，法律行为已经具备了法律的特性，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法律行为不仅可以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各种行为，法律后果行为也可以作为法律行为的表现形式。因此，以合法性作为法律行为的界定并不科学。
再者，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法律行为主体的规定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主体不再局限于公民、法人两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等也在市场经济中参与各种交易活动，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当前的立法却将这些经济主体排除在外，不符合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在民事法律行为主义方面，应根据时代变化情况进行不断拓展，才能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认识不清
在《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了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可变更或可撤销民事行为、效力未定民事法律行为，且民事行为对后者有统领作用。从法律规定上看，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是种属关系。但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对民事行为的概念进行准确描述，导致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混为一谈。在二者的关系上，也存在着两种分歧：一是认为两者地位平等，这种观点比较普遍；二是将两者进行分离，将民事法律行为之外的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所有行为都认为是民事行为。同时，在《民法通则》的有关内容来看，民事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种属不分的情况依然存在，甚至将两者混为一谈，引起人们逻辑混乱，民事行为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认识。
（三）涉外司法存在漏洞
民事法律行为是我国根据司法工作的需要而建立的，国际通用性不强。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规定中，很难找到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其概念界定和适用规则有很大不同。根据国际私法理论分析，在我国公民和外国人就法律行为出现冲突和矛盾时，国际司法协助比较困难。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涉外司法的漏洞，势必会影响我国公民、法人的对外交往活动，进而对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产生影响。
三、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一）取消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规定
在民事法律行为理论认识方面，首先应将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民事主体的行为，民事主体在民事行为中的自愿性会影响民事法律关系。而民事法律行为合法与否，甚至是法律后果怎样，不应该由当事人来决定，而应该由国家对该种法律行为进行评价。从这点出发，可以得知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固有的属性，并不应该将合法性纳入到民事法律
行为中。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是国家认可民事主体的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如果民事主体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时，该主体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无效法律行为。因此，应取消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规定。
（二）取消民事行为规定
从民事行为概念来看，民事行为概念的界定在于区分无效民事行为。从以往民法规定可知，民事法律行为应该包括了合法行为、不合法行为两种。因此，取消民事行为规定，对民事法律行为不会产生影响。同时，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的取消，导致民事行为规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民事行为统领地位也无须存在。
（三）应将民事法律行为概括为突出意思
民事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最大的区别在于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希望通过意思表示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事实行为指的是根据法律规定，因某种事实的发生，产生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意识表示并不是成立事实行为的依据。因此，应将民事法律行为概括为突出意思，在无意识表示的前提下，不得成立某种民事法律行为。
法律规则意识篇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这是从幼儿园时候妈妈就教了我的基本常识。小时候并不知道那是法律规定，只知道要听妈妈的话，保证安全，必须遵守。长大以后对红绿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常识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规则。凡是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无论是否有人监督都能如一的人，都是有规则意识的人。规则意识是什么？是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为自己行动准绳的意识。打个比方来说，排队的次序是法治，每个人都可以排队是民主，那么每个人都愿意排队就是规则意识。规则意识是位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如果没有了它，民主和法治都将是空。
有不少人认为闯红灯是不拘小节，是小事一桩。然而，“勿以恶小而为之”，多少大错的酿成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积累起来的。违规、违纪、违法之间可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拘小节”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苦果。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通俗易懂地阐述了秩序、规则的重要性。规则小到规章、制度、流程，大到法律法规。如果有令不行，有章不循，什么都任性妄为按照个人意愿行事，我们的生活环境将会变得险象环生。
法律规则意识篇9
如果作为像我们这种新兴的知识分子意识，作到理解法律。在无形中，也能体现一个有教养修养的新型青年。要求每一个公民都要知法、懂法、守法。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遵纪守法，法律伴我成长演讲稿资料，提供参考，欢迎你的阅读。
遵纪守法，法律伴我成长演讲稿一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2月4日，可大家未必知道今天就是全国的法制宣传日。我们国家设定“法制宣传日”的用意应该是：国家依法治国，百姓心中有法。所以，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法制伴随我们健康成长》。
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法制社会，要求每一个公民都要知法、懂法、守法。也许个别同学会讲：我还小呢，法律会保护我!是的，法律保护我们健康成长，而不是保护我们违法犯罪的!由于一些未成年人没有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不知法、不懂法，导致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
同学们，大家正处在长身体、学知识的时期，可以说美好的前程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基，因此，不但要学好文化课，还必须要有法律知识，做到心中常有法，大事想到法，小事也要想到法，平静时想到法，激动时更不能忘记法，必须时时处处用法律法规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想一想，这样做合不合规定，这样做违不违法。
生活中许多细小的事情，也会酿成大错，一失足就会铸成千古恨，要紧的是大家平心静气地认真思考一下，有些事情该不该去做，该怎样去做，这也是对每个人的文化涵养、道德水平以及法律意识的考验。当你无意中碰了别人一下时，一声“对不起”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当别人妨碍了你的时候，一句“没有关系”就可以成为友谊的纽带。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割不断的联系，退一步就会海阔天空，让一分则会豁然开朗。
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紧要处却常常只有几步。同学们还没有走上社会，前面的道路还很长，一定要走好每一步，学会分析，学会辩别，学会拒绝，才能学会自我保护，否则一旦触犯法律，法律是无情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会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后悔莫及。
国有国法，校有校规。我们常常讲要遵纪守法，可见，遵纪是守法的基础。每位同学从认真听课做起，从保证每一节课纪律开始，从杜绝抄袭作业开始，自觉抵制不良思想，与不良风气作斗争。
同学们，让我们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学法、知法、守法，依靠法律这把双刃剑，在淦中美丽校园内平安、健康、茁壮的成长……
下面，我倡议，我们所有的老师和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请举起我们的右手、握紧我们的右拳，开始：
“我宣誓：忠于宪法、维护宪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刻苦学习、奋发图强、报效国家、做遵纪守法好公民，为我的梦中国梦而奋斗!”宣誓完毕。
遵纪守法，法律伴我成长演讲稿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制校园。
党的报告中关于坚持依法治国方面，提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培养教育，为青少年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近几年来，侵害校园的案件以及学生犯罪时有发生，其中，校园欺凌、盗窃、抢劫、网络诈骗为集中表现形式，严重破坏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这些违法犯罪行为绝不是偶然行为，是长期以来少数青少年学生不学法、不知法、不懂法、不畏法，没有建立健全的守法心理结构造成的。他们盲目追求个性，标新立异无视法律准绳，又偏执冲动不计后果，缺乏社会责任感，其结果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
学好宪法知识，树立宪法意识，积极维护宪法，是建设法治校园的关键。作为青年学生，弘扬宪法精神，争做遵纪守法好公民要从守纪开始。
古人云：“不依规矩，无以成方圆。”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说过：“纪律是达到一切雄图的阶梯”，我们要实现心中的理想，就应该时刻不忘记纪律这一“阶梯”，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刘备在临终前曾谆谆告诫他的儿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两句话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道德修养的座右铭。其实，守纪也一样。我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以小纪而不遵”。
其次，要做到学法、懂法。英国思想家温斯坦莱说过：“假如有很好的法律，但人民不了解它们，这对共和国来说就像没有任何法律一样糟糕。”我们青少年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要想不走错路，必须铺设好自己的人生轨道，要注意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否则，便会因为不知法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同学们，建设法制国家、建设法制校园要求我们每一位同学知法守法，与法同行。让我们肩负起国家的历史使命，学会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纷繁的大千世界里，健康，快乐，平安的成长。让生命的航船绕过一道道暗礁和险滩，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遵纪守法，法律伴我成长演讲稿三
各位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今天我以支教老师的身份，给大家谈一谈法律方面的问题，希望同学们进一步提高法制观念,在学法、知法、守法上有所帮助，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同时更是抛砖引玉。结合有些年来学习法律的一些体会和认识，和大家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本人的学识和能力所限，加上时间有限，准备不足，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法律与生活》——一切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于生活!
在我们国家的宪法中规定,1999年宪法修正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制意识。因此，作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
先哲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
如果人间没有了法律的规则，将出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源按需分配，届时国家、监狱、军队、警察等一系列暴力机构将不复存在，当然法律也因为失去了保障其实行的强制力而逐渐消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个人的情感与道德的约束超越法律，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二种情况有可能世界将混乱一片，人们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健康、性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因为规则的缺失而最后崩溃，人类也将随之走向灭亡。较之二者，也许在现阶段看来，第二种状态具有出现的盖然性。由是观之，吾国吾民依然无法摆脱社会规则之清朗。
法律是规则和原则统一。法律首先是规则。法律总是表现为一条一条的规则，规则是法律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但是，由于规则本身具有滞后性、有限性等弱点，因而，规则要和原则结合起来，要深入探究法律背后共同的东西，这样才能全面充分地掌握法律。第四，法律应该是百科全书。学习法律不仅仅需要学习法律规则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掌握和这些法律规则有关的非常丰富的广博的知识。人的任何知识、任何经验，对他的法律理解和法律执法都大有裨益。
法律是人的行为规则，法律要规范人的行为。我觉得就有必要首先研究这个“人”是什么?经济学把“人”假定为“经济人”，_学把“人”假定为“道德人”，法律对“人”也有一个假定。我认为，法律对人的假定是“坏人”。霍布斯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你要了解法律，一定要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而不要从好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这就是霍姆斯的“坏人理论”。
法律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必然要涉及到对人性的基本假定，法律的“坏人理论”把人性假定为恶，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人性恶，是坏人，会做坏事，为了禁止坏人做坏事，让坏人做不成坏事，所以才需要制定各种法律规则。如人会背信弃义，所以要规定诚实信用;会出尔反尔，所以要签订合同;会损人利己，所以要规定损害赔偿;会_越货，所以要罚当其罪，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恶是法律的基础，也是法律的渊源，有坏人才有法律，从根本上说，法律就是一套对付坏人的规则制度。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针对人性恶，禁止坏人做坏事的各种法律规则，如背信弃义，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违反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要损害赔偿;_越货，会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背信弃义，不违反合同，不损人利己，不_越货了，结果人们弃恶从善，坏人变好人。可见，法律是克服人性恶的工具，法律催人向善，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人们才成为好人。
遵纪守法，法律伴我成长演讲稿四
首先，要培养学生依法办事的思想观念，坚决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使社会法律得以真正实现。以及培养宪法和法律具有_的观念，使大学生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最其重要的是培养大学生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
法律最重要的精神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公民要正确对待权利义务关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也要赋予公民的义务，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公_识，以社会主义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在享有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时，不忘记尊重和承认他人的合法权利，不忘履行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义务。同时应杜绝一切不劳而获的错误思想，培养只有付出才有收获的良好观念。另外，应培养大学生法律与自由相统一的观念。所谓的自由是在法律下的自由，不要透过法律的光环做不应该做的事，如果那样终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法律规则意识篇10
一、法律的定义
“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法律的定义，而是提供一个国内法律制度独特结构的更佳分析和一个作为社会现象的法律、强制和道德之间的类似与区别的更佳理解，以此促进法律理论的发展”（Hart，1961：17）。[2]这是《法律的概念》中提纲挈领的一段叙述词语。
研究法理学，首要的问题是研究法律的性质。研究法律的性质时常被视为寻找和界说法律的定义。不奇怪，在中国的法律知识状态中，如果一个文本被称为《法律的概念》而其中不存在一个法律的定义，那么，其何以可称为《……的概念》？何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区别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手段工具？遑论法律理论的发展？中国的法律话语一般会有这样一个暗示：各种分析性质的法理学研究的起点应指向法律定义的界说。《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说：作为一个定义，法律“不外乎是对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理安排，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阿奎那，1982年：页106）。[3]边沁的《法律通论》说：“可以将法律界定为一国者设想或采用的一系列意志宣告，其涉及某个人或某些人在一定情形下服从的行为。”（Bentham，1970：1）[4]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些论说通常被视为一种法律概念的明确阐述。虽然其内容可能不被同意，但其形式作为法律定义的一种方式则是无可质疑的。法律的定义，被看作法律论说被清晰理解的必要前提。
于是，我们的叙事方式和《法律的概念》的叙事方式之间的一个语境差异，在于“定义的看法”不同。
中国语境中法律定义的设想是建立一个法律的种差概念，即首先寻找一个族系或类（如行为规则、规范等），然后再寻找族系或类成员（如法律规则、道德规则、宗教规则）之间的差异，最后用名词（即族系或类）之前不断增设形容词（差异）的叙事方式建构法律界说的模式。有文本便以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孙国华等，1994年：页79-80）[5]“法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由在一定地域内的公共权力机关以强制力保证其施行，以求确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和发展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倪正茂，1996年：页22）。[6]
但是《法律的概念》认为：这种方式的“成功时常依赖尚未满足的条件，这些条件之中的首要条件是应当存在一个更大的事物族系或类，其特征为我们所了解，其定义在界定他者时已被设定。显然，如果对事物族系或类只有含糊或混乱的观念，一个告诉我们某种事物属于该族系成员的定义便无法帮助我们。就法律而言，正是这一要求决定了这种定义形式没有用处，因为，在此不存在人们熟悉且容易理解的法律是其成员的一般范畴。在法律定义中，前述定义方式使用的最为明显的一般范畴是行为规则这一一般事物族系。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本身像法律的概念本身一样令人困惑”（Hart，1961：17）。[7]《法律的概念》提醒人们注意，如果对于一个法律的类概念（如行为规则）没有清楚的认识，当然无法清楚地了解法律的定义。依照前述的定义模式，对于一个概念的把握是无法清晰的，因为，无法最终把握可以不断延续下去的类概念。这就如同认识大象一样，如果想知其是什么，便需知道作为其类概念的“动物”的明确含义，而要理解“动物”是什么，便需知道其类概念“生物”的明确含义，而要理解“生物”是什么，就需进一步理解“物质”、“存在”……
不仅如此，《法律的概念》还提出了另一个反对一般法律定义模式的理由：这种简单定义方式依赖一种默认的假设，即所有被定义为某物的事例，具有定义表示的共同特征，“但是甚至在较为一般的场合也可以发现边缘情形的存在。这表明一般术语所指称的若干事例具有共同特征的假设或许是个教条。术语的通常用法甚至专门用法时常是十分‘开放的’，因为这些用法并未将术语的外延限制在那些只有某些正常的并存的特征呈现出来的事例……对国际法和某些形式的原始法来说，情况就是如此。”（Hart，1961：17）[8]这里的意思是说，术语的用法具有模糊边缘的区域，在这一区域中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排斥定义对某些对象的有效性。
根据这种“定义的看法”，《法律的概念》放逐了法律的定义。这是告诉读者，推进法律理解的首要契机便是从“法律定义”的困扰与争论中摆脱出来。
在《法律的概念》之后的分析法理学的语境中，法律的定义成为众多法理学文本中的“缺席”。英国学者拉兹（JosephRaz）的《法律制度的概念》（）[9]和《法律的权威》（）[10]，麦考密克（neilmacCormick）的《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11]和《制度法论》（）[12]，美国学者戈尔丁（martinGolding）的《法律哲学》（）[13]……作为分析法理学的重要文本，不再界说传统意义的法律定义。当然，这不是说在《法律的概念》之后才出现了法律定义的全方位放逐，而是说，在其中阐述的反对定义方式的理由里，分析品格的法律话语自认为可以获得胜过“定义方式”的“他者”叙事手段，从而以另外的角度议论法律的性质。
面对颠覆“法律定义”的话语，中国语境的论者自然可以提出一个反驳：如果这种定义方式不能获得清晰的认识，那么其他叙事手段同样不能成功，因为，任何叙事方式都是由陈述而且都是由语词构成的，而任何陈述或语词都将面临被其他语词解释的问题。换言之，如果对陈述或语词没有清晰的认识，对叙事方式本身便不会有清晰的认识。而对陈述和语词的澄清认识，总存在着“不断追踪”因而无法清晰的问题。比如，针对“被继承人死亡继承开始”这一陈述，如果要想获得清晰的认识，就需理解“继承”这一语词的含义。而要理解“继承”的含义就要理解“获得”、“接受”、“转移”等语词的含义……这一过程是个“不断追踪”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语境论者还可提出一个反驳：如果一个定义不能涵盖边缘区域的外延对象，则其他叙事手段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后者在说明一些对象的同时也将不能肯定地说明其他一些具有类似性质但又具有某些差异性质的对象。就此而论，不能认为可能存在的其他叙事手段要比“法律定义”来得有效或成功。进而言之，如果其他叙事手段可以存在，“法律的定义”也有存在的理由。
上述反驳是言之有理的。而且，它又意味着在《法律的概念》提出的批评包含着自我颠覆：获得清晰认识的目的只能导向不能获得清晰的认识。这是说，《法律的概念》的初衷是通过反省“法律的定义”方式以获得认识法律性质的清晰叙事手段，但是，任何叙事手段本身都包含“需要清晰认识”的语词，如此，在认识中只能包含并不清晰的认识。
然而，不论《法律的概念》的批评本身如何，“法律的定义”方式存在着问题终究是肯定的。上述反驳越是言之有理，越表明“法律的定义”方式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不清晰”的困难。阅读《法律的概念》，这或许是一个不能
回避的结论。
二、法律与强制
在《法律的概念》中，放逐“法律的定义”意味着法律分析的目的在于理解法律与强制、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14]而这种理解在另一方面便是梳理法律的核心要素。
就法律与强制的关系来说，法律具有外在的强制性或曰在本体论上以强制力作为后盾，是法理学话语长期以来不忍割舍的一个元叙事。在相对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这些“他者”时，该元叙事尤其为法理学话语确信为法律的独特要素。在中国的语境中，法理学文本一般也将其接受为法律分析的出发点之一。“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尽管不同性质的法，保障其实施的国家强制力的性质、目的和范围不同。任何法想要成其为法和继续是法，国家必须对违法行为实施制裁”（）。[15]“法律规范是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规范。这是法律规范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技术规范的重大特点……一种规范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如果违反了这种规范可以不受国家法律的制裁，那么这种规范就不是法律规范”（）。[16]
可以看到，法律强制力的观念，作为一种法学意识形态而取得法律话语的“霸权”，是与19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分析法学的法理学文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英国学者奥斯丁（Johnaustin）的《确定法理学范围》说：“法律是一种责成个人或群体的命令……法律和其他命令被认为是优势者宣布的，并约束或责成劣势者”；[17]作为一种命令的法律包含三个意思，“其一是某人设想他人应该行为或不为的愿望或意欲，其二是如果后者拒绝将会出现来自前者实施的恶果，其三是意志用语言或其他标记来表达或宣布”。[18]二十世纪初英国学者霍兰德（thomase.Holland）的《法理学的要素》说：“法律是政治者强制实施的有关外在行为的一般规则。”[19]这些文本加强了法律强制观念在法理学语境中的泛化。
法律强制观念与法律制定说、法律意志说、法律制裁说有着密切联系。第一，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正因为由人制定，法律才作为社会现象出现于人类秩序之中；第二，由于法律是由人制定的，它必然体现了制定者或说立法者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当然来自其意志；第三，制定者的意愿要想顺利实现，没有必要的最后制裁手段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确定法理学范围》强调：“命令、义务和制裁是分开而又相互联系的术语，每个都具有与其他两个术语相同的含义……三个都直接并间接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每个都是同一复杂含义的名称。”[20]
本世纪中叶，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分析的边缘话语文本，《法律的概念》向这一法学意识形态提出了全面挑战。在《法律的概念》看来，法律强制观念的一个十分致命的弱点在于混淆了两种行为模式：有义务做某事和被迫做某事。如果一名持枪歹徒威胁某人交出钱财，后者出于别无选择将钱财交出，那么，可以认为后者是被迫交出的，但不能认为其有义务交出钱财。这表明，某人在特定情况下是否有义务做某事与其在特定情况下因受威胁而做类似的事情是无关的。于是，制裁或强制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不能通过立法者使用威胁或实际的强制力来解释。威吓只是使行为者处于被强迫而不是有义务的地位。[21]
从法律的内容来说，《法律的概念》告诉读者，一方面，有关立法者立法形式和内容的法律不仅包括一些义务职责性的规定，而且包括一些权力性的规定，立法者在制定法律之后有权解释法律的含义，有权将解释权交给其他法律机构，有权宣布某些习俗规范或道德规范具有法律效力，这些权力性规定不能理解为强制性的义务规定，[22]有关司法机构职权的规则也是如此；[23]另一方面，某些权利性规则如继承权规则、自愿赠与规则、婚姻自由规则，等等，同样具有授权性质因而不能理解为具有强制性，“规定合同订立、遗嘱订立和结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则并不要求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行为，这样的法律并未设定义务或责任”。[24]授权规则规定的行为，如果不去实施，显然不存在强制实施的问题。[25]
此外，《法律的概念》相信，即使就某些义务职责性的规则而言，法律强制观念也是令人怀疑的。立法机构在立法时通常要遵守规定立法程序的法律规则，这些规则会规定如何提交法律议案、如何讨论并通过法律议案、如何修改或废除原有的法律规则，以及在何种情况下通过法律议案具有法律效力。这些规则与立法者的义务或职责有关，有时正是立法者自己制定颁布的。“许多立法现在对立法设定了法律的义务，因此，立法完全可以具有这样的自我约束力”。[26]甚至刑法“也是共同适用于那些制定它们的人，而不仅仅适用于其他人”。[27]就这些规则来说，如果认为法律是强制性的命令，那么，就可以认为立法者是在命令、限制和威胁自己了，如此未免显得有些荒谬。
在《法律的概念》之后的法理学语境中，更多的文本对“法律强制观念”采取了边缘化的姿态。美国学者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mer）的《法理学》说：如果因为政府强制力的运用越来越少而宣称法律在社会中已经不复存在，那么，这显然是对法律的作用的一种误解；但如果必须将主要依赖强制力作为实施法律的手段，那么只表明法律制度失灵而不是肯定其效力与实效。“既然不能根据一个社会制度的病态表现来给其下定义，那么，就不应将强制的使用视为法律的本质”。[28]奥籍学者温伯格（otaweinberger）的《制度法论》以为：以威吓为基础的强制不是法律的本质要素；将制裁视为法律唯一的刺激力是对法律的极大误解，法律的主要作用是指引和协调，其主要手段不是强制而是促进。[29]英国学者劳埃德（DennisLloyd）的《法律的观念》也以为：对“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否定意识，并非要剔除法律程序中有时存在的强制制裁，而是将重点从强制的服从转向自发的同意。[30]
实际上，在新的法理学语境中，“法律强制”话语最终游离于边缘及被放逐的位置。
针对《法律的概念》的第一个批评，后来的赞同分析法学的文本提出了一个反驳：有义务做某事和被迫做某事的确是有所区别的，但区别在于前者是普遍化的，后者是个别化的，而不在于前者与制裁威吓没有联系。要求纳税人交税，是以如抗税偷税则罚款或判刑作为威吓的，说纳税人因威吓而被迫交税并无不妥，有些人正是因为惧怕制裁而纳税的。换言之，虽然不能说被迫做某事便是有义务做某事，如被迫去抢劫、被迫去伤人，但可以说有义务做某事正是被迫做某事。因此，可以认为制裁或强制与义务之间的关系，能够通过立法者使用威胁或实际的强制力来解释。
这里可能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否所有义务都连结着制裁？其次，在实际法律活动中，某人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是否都是处于被迫？先说第一个问题。有的义务的确连结着制裁，有的义务可能不连结着制裁。比如，实施民事制裁对实施制裁的法院来说是义务（也是权力），但是这种义务背后不可能存在着制裁威吓；征税机关有征税的义务而且对偷税漏税的人有罚款的义务，然而其义务背后也不存在制裁威吓的问题。再说后一个问题。有人履行法律义务的确是出于自愿的。有人自愿纳税就像有人被迫纳税，有人自愿执行法院判决就像有人被迫执行，这些都不奇怪。法律强制观念在此弊病可能是未区别消极义务的表现和积极义务的表现。消极义务是指在规范上以及在现实中与制裁有关系的义务，如被迫纳税的义务。积极义务则是指无论在规范上还是在现实中与制裁无关的义务，如前述的法院实施制
裁的义务和某些人自愿纳税的义务。实际上，将法律与义务及制裁视为等同的，便是将所有法律规则看作是义务规则，而且是消极义务的规则。就此而言，《法律的概念》的批评不无理由。
就《法律的概念》的第二个批评来说，《确定法理学范围》和边沁的《法律通论》都说过，没有仅产生权力或权利的法律，但有仅产生义务的法律。仅仅包含义务的法律与权利或权力无关，可称为“绝对的”义务。而每项真正授予权力或权利的法律都明确地或不言而喻地强加了一项相应的义务。[31]依此说法，法院拥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便意味着他人具有不得妨碍其审批的义务；某人享有继承权，便意味着他人具有不得妨碍其继承权的义务；某人享有自愿赠与的权利，便意味着他人具有不得侵犯或妨碍其权利的义务。于是，授权规则与强制之间具有了间接的必然联系，从而仍然可以将其视为强制规则。
不过，这种解说存在着一个隐蔽的逻辑麻烦。按照其上述间接义务推理的方式，某人的权力或权利规定意味着他人的一般性义务规定，这样，人们同样可以运用相反的推论认为，一般性的义务规定意味着他人的一般性权力或权利规定。比如，规定必须遵守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的义务，便可以视为间接地不言而喻地规定立法机关具有最高权威的立法权；规定不得损害他人的名誉，便可以视为间接地不言而喻地规定他人享有名誉权；规定不得盗窃他人财物，可以看作间接地规定他人享有不可侵犯的财产所有权。如此，可以推出所有义务性规则都是间接的权力或权利性规则，因而并不具有强制性的奇怪结论。显然，在此不能认为《确定法理学范围》和《法律通论》的推论是正确的，而相反推论是错误的。[32]由此可说，《法律的概念》的批评同样是有理由的。
就《法律的概念》的第三个批评来说，分析法学的文本曾提出过，应当区别立法者在社会中的不同资格或角色。当立法者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会成员时，他完全可以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当他作为一名立法者时，有时会有自我约束，有时则不会。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立法者虽然有时要遵守比如有关立法程序的规则，但在最终权力上可以决定这类规则的存留，只要立法者有这样的意愿和意志。当认为法律是立法者自上而下的强制要求时，主要是就立法者的这种最终权力来说的。
这种回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认为法律是强制性的规则，那么，在立法者自我约束的情况下问题依然存在：立法者是否在限制、威吓自己？立法者有时的确有权决定规则的存留，但其有时又的确在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在大多数法律制度中……者是受法律约束的”。[33]“奥斯丁的设想是者因为制定了法律故在法律之上，然而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表明在某些社会中法律不仅适用于臣民而且适用于者”。[34]当立法者遵守某些规则时，可以认为《法律的概念》的批评至少有部分的理由。
“法律强制”的话语的确存在论证的困难，其“霸权”终究要让位给新的法律话语。这是阅读《法律的概念》可以得出的另一个结论。
三、规则的内在方面（internalaspectofrules）
为什么作为一种法律性质的分析，法律强制观念存在着论证的困难？《法律的概念》说，因为这一观念忽视了一个社会存在：规则的内在方面或说行为者的积极态度。
在社会行为中，可以看到一些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行为模式：每天早上跑步、周六郊游或看电影、每天准时上班、进教堂脱帽、每天为他人做奴隶般的工作……这些行为之间有何区别，如何分类？有人可能认为，其中可以分为两种基本行为模式：习惯行为和规则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包含着一种“他者要求”，前者并不包含。当没有他人要求时，每天早上跑步、周六郊游或看电影可视为习惯行为模式。每天准时上班通常来说是一种规则行为模式，因为，对行为者存在着某种“他者要求”（如国家要求、雇主要求等），进教堂脱帽也是因为存在着某种他者要求。而且，由于这类要求是外在于行为者的，即它是非行为者向行为者提出的，提出者本身便不一定具有这样的行为模式。
但是，这种回答忽略了行为者本身的态度问题。可以发现，有时某些行为者同样会向另外的行为者提出这种“要求”，因为他认为这种“要求”是正确的、正当的，其他行为者违背要求便应受到谴责。当某个政府职员迟到不准时上班，某些职员便会认为这是不对的而且应当受到批评，同时会认为，对其给予惩罚具有正当的理由。当有人进教堂不脱帽，有些朝圣者便会认为这是渎神的，应予谴责。在规则行为模式中，这种持批评观点的行为者一定是存在的。因此，应当看到，习惯行为模式与规则行为模式的真正区别更在于某些行为者具有积极的主观态度；在规则行为模式中并不只有因他人要求而被迫的行为。在两种行为模式之外还有被迫行为模式，这一模式才仅仅具有外在的“他人要求”，而无行为者本身的积极态度。
根据这一思路，《法律的概念》以为，将规则行为模式的特点理解为存在着一种外在的他人要求，与行为者的自愿态度无关，等于承认了规则行为都是被迫的，等于将规则行为模式完全等同于被迫行为模式（如每天为他人做奴隶般的工作）。这是“强制观念”产生论证困难的关键。
于是，为了理解法律的核心要素，首先必须理解行为者的积极态度或曰规则的内在方面。
在规则行为模式中，正面心态行为者的积极态度是“规则的内在方面”，行为的规律性是“规则的外在方面”。没有“积极”性质的内在方面，行为模式便会成为诸如习惯等类的行为模式，或者成为仅有要求逼迫的被迫行为模式。“如果一个社会规则是存在的，那么至少某些人必须将涉及的行为视为群体整体遵循的一般准则。一个社会规则，除了和社会习惯一样具有外在方面之外，还有一个‘内在方面’”。[35]《法律的概念》以为：广泛的“规范性”语言，如“我（你）不应这样行为”，“我（你）必须这样做”，“这是正确的”，“那是错误的”，被积极心态的行为者用于批评、要求和承认的表述之中。[36]“任何规则的存在，包含着规则行为和对作为准则的规则行为的独特态度之间的相互结合”。[37]
一言以蔽之，“规则的内在方面”意思是指规则行为模式中出现的行为者将行为模式视为自己行为及批评他人的理由和确证的主观方面。《法律的概念》暗示，法律行为模式是一种规则行为模式，当其存在时，必然具有“规则的内在方面”，而行为模式中的内在方面，则决定了法律规则的初始存在。[38]
“规则的内在方面”是《法律的概念》的叙事基点。引入这一概念，便可较为成功地区别“有义务做某事”和“被迫做某事”，说明放弃权利的自愿性，说清制定法律规则的主体及法律适用者如何自觉遵守和适用法律规则。根据这一概念，如果某人认为有义务纳税，是因为他意识到纳税是正确的，否则便是错误的，其主观状态与“被迫的感觉”没有联系。立法者遵守法律规则以及法官自觉适用法律规则，是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主观意识。而某人根据授权规则放弃追索债务的权利，这既是自愿的也是有理由的。由此可见，法律的规则行为模式的存在不在于制裁或威吓，而在于行为者的积极态度，它与被迫行为模式的存在是不同的。
“内在方面”这一叙事基点，与英国学者温施（peterwinch）的《社会科学的观念》[39]的社会学文本有着重要联系。该文本以为，有意义的行为事实上是一种规则约束的行为，因此，必须理解规则对于行为者的意义以及行为者对规则的态度。[40]“‘理解’（即对规则的理解──笔者注）……是把握人们所说所做的要点和意义。这一观念远离统计和因果律的世界。它更为接近主观表达的领域，更为接近联系主观表达领域各个部分的内在关系”。[41]实际上，《法律的概念》中“内在方面”的观念大致来自这一文本。但是，“内在方面”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则是在《法律的概念》之后才在分析法理学的语境中逐步中心化的。在后来的分析实证品格的法理学文本中，如拉兹的《法律的权威》和麦考密克的《H·L·a·哈特》[42]，“内在方面”的观念虽然被赋予了不同的理解和评说，但毕竟成为法律分析的基本起点。[43]
根据“规则的内在方面”的学说，现实中至少应存在某些人
的积极反省态度，否则规则的行为模式是不存在的，从而规则也是不存在的。反之，某些人的正面心态决定了规则的存在，而规则的存在便意味着义务的存在。当存在纳税的义务时，是因为某些纳税人觉得纳税是正当的应该的，他们会对偷税漏税的行为表现批评反应的态度。他们自己纳税是因为自己就有积极的内在态度。由此纳税的规则及义务便存在了。
可是，美国学者班迪特（theodoreBenditt）的《作为规则和原则的法律》以为，这个学说似乎并未精确地说明：为何没有积极反省态度的行为者仍然具有义务？有些人虽然纳税但并不具有积极的反省态度，他们可能认为，不纳税便会遭到惩罚，所以迫不得已去纳税。为何这些人具有纳税的义务？仅仅是因为有些纳税人认为应该如此的缘故？[44]有时，有人反对纳税是因为认为纳税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其心理并不在于偷税漏税以损公肥己。他的确是认为，国家征税没有正当的道德根据。这类人被迫纳税的确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被迫”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仍能认为积极态度的内在方面是其纳税的义务的根据？对于更有争议的问题，这一理论会遇到更为严峻的疑问。比如，对于“安乐死”、“堕胎”等行为，是否反对者的积极态度足以成为赞同者不得如此行为的义务根据？如果可以，那么理由何在？
可以看到，从“规则的内在方面”学说似乎只能推出一个结论：某些人认为“正确”足以成为他人的义务根据，即使这些人是社会中的少数。顺此思路，如果对立观点不可调和，那么最终结果似乎只能是掌握权力者来决定谁是“正确”的，从而决定义务是什么。《法律的概念》的确说过：“对于法律制度的存在来说有两个最低限度的必要充分条件。第一，那些根据法律制度的最终效力标准是有效力的行为规则必须被普遍地服从；第二，其中说明法律效力标准的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必须有效地被官员接受为共同的公开的官方行为标准”。[45]但是，“存在强制力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至少某些人必须在制度中自愿合作并且接受这个制度的规则”，[46]“在特殊情况下……也许只有官员才接受并使用这个制度的法律效力标准……然而没有理由认为它不可能存在或者否认其中法律制度的资格”。[47]
如果是这样，义务的根据表面上看是由于行为者的积极态度，而实际上有时则是由于官员权力的最终决定。如果是权力的最终决定，阅读《法律的概念》与阅读分析法学的文本似乎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前者有时同样最终不能回避“强制制裁”的问题。这一分析本身从相反方向表明：就那些被迫的义务而言，分析法学的文本并非毫无道理。
另一方面，“规则的内在方面”学说不能说明另一类义务的来源。根据这一学说，在社会中，如果某人提出一项义务的主张比如“应当这样行为”，那么，这便意味着这个人既是预先说明了有关这项义务的他人内在积极态度的存在，从而说明了有关这项义务的规则的存在，又是积极接受了这一规则。换言之，如果有人认为有义务不说谎，那么这说明此人已表明了“不说谎”的规则的存在，而且也积极接受了不说谎的规则。但是，对于宣称“进教堂脱帽”的朝圣者，这也许是恰当的，可对于说“有义务不说谎”的人来说，也许不恰当。因为，当某人说“人们有义务不说谎”时，在社会上可能并不存在这样的规则。此人所表述的“积极观点”也许仅仅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意见表示。素食论者的例子可以更为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素食论者一般会认为，人们没有权利杀死动物以求食。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杀死动物都是不道德的。然而社会上显然不存在“不杀死动物”的规则，而且，素食论者也会承认，在社会中极少有人会接受这样一种有关义务的看法。[48]
此外，在法律语境中，如果认为一名法官必须适用一项法律规则的义务来源于一项较高法律规则的义务规定，那么，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名法官有义务遵守较高的法律规则？如果说因为这是宪法的规定，那么完全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法官有义务服从宪法的规定？显然，这样追问下去，将不得不作出义务在根本上来源于社会规则以外的东西的结论。这也表明，某些义务甚至某些法律义务的存在，与规则的行为模式或规则没有关系。“规则的内在方面”的理论不能解释这类义务的存在。
但是无论怎样，在法理学的语境中，“规则的内在方面”的确可以具有矫正“法律强制”观念的重要作用。它提示：对法律要素的分析不能忽视社会中怀有积极合作态度的主体的存在，否则对法律的理解只能是偏狭的。[49]
四、次要规则（secondaryrules）
在传统的法理学话语中，作为元叙事的“法律强制”概念的主要目的在于区别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宗教规则等。《法律的概念》运用“规则的内在方面”，消解了这个元叙事，然而其本身无法彻底放逐这一元叙事。因为，许多规则如道德规则、礼仪规则、宗教规则等，其存在都有规则的“内在方面”，这意味着“内在方面”本身尚未使法律区别于道德或宗教，而分析性质的法理学又不能放弃这一区别的基本把握。于是，《法律的概念》引入了次要规则的论说。
在社会规则中，可以大致发现两类不同性质的规则。“一类规则可以视为基本规则或主要规则（primaryrules），根据这类规则，人们必须为或不为某些行为而不论愿意与否。另一类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从属于或辅助前一类规则，因为它们规定人们可以凭借做某些事情或说某些言论的方式采用新的主要规则，废除或修改旧的主要规则，或者以各种方式决定主要规则的影响范围或控制它的作用。前一类规则设定义务；后一类规则授予公共权力或个人权利。前者涉及人们的行为的活动或变化；后者具有不仅引起人们行为活动或变化，而且引起创立或改变责任或义务的作用”。[50]后一类规则叫做次要规则。“法律的独特性质在于它是不同类型规则的结合，这即使不是法律的独特性质，也是其一般性质”。[51]
运用次要规则的论说，《法律的概念》彻底放逐了“法律强制”的元叙事。法律与道德、宗教等规范的基本区别便在于法律包含了极为重要的次要规则。《法律的概念》的意思是：没有“外在的强制制裁”，同样可以而且将更为有力地说明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区别。
次要规则包括承认规则（ruleofrecognition）、改变规则（rulesofchange）和审判规则（rulesofadjudication）。承认规则是指用来明确主要义务规则的内容、范围及效力的规则。改变规则是指控制主要义务规则的发展变化，并用来确定主要义务规则的取舍的规则。审判规则是指确定谁最终有权认定主要义务规则是否被违反的规则。“主要规则涉及个人必须做或不得做的行为，而次要规则涉及主要规则本身。次要规则说明主要规则可以最后被查明、采用、消除、改变的方式和违反主要规则的事实被查明的方式”。[52]
当没有次要规则时，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义务规则至少会存在三个不足：第一，人们容易对其内容是什么或其精确范围是什么产生疑问，比如，“要信守承诺”包括哪些内容？是否包括“全部履行”、“依时履行”、“在对方违约时依然履行”等内容？部分履行、因特殊情况推迟履行或在对方违约时依然履行等，是否属于信守承诺？第二，其变化发展及取舍完全是习惯性的，人们在主观上无法控制（如果想控制的话），比如，如果想让人们接受安乐死，只能等待人们慢慢改变习惯；第三，用其解决纠纷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稳定的权威，当人们因协议发生纠纷时，谁来解释说明“要信守承诺”的含义，谁来判定争议者的权利和义务？
显然，这三个不足正好使主要义务规则表现为道德规范一类的规则。反之，恰恰是次要规则的“在场”，另一种不同于道德规范的规范即法律凸现出来了。
在次要规则中，承认规则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回答法律是什么，可以确定某种渊源（如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或判例）是否为法律的渊源，并对一个法律制度何时存在提供了一个标准。《法律的概念》提醒人们小心，不能将承认规则（以及改变规则和审批规则）的存在方式等同于常识一般理解的法律规则。后者是权威机构制定的或以司法部门的判决方式而出现的，而承认规则既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它可以以各种表达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实践中。例如，“凡是英国议会颁布的就是法律”，“一个规则是一个法律制度的规则，当且仅当这个规则由立法机关颁布，或者来自立法机关颁布的规则”等表述，不一定是权威机关制
定的或以司法部门的判决方式而出现的，但它们的确是承认规则的一种表现形式。就规则的存在而言，其他规则（包括主要义务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作为法律规则而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具有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便是因为承认规则自身所确立的标准。而承认规则作为法律规则而存在，则仅是因为人们所具有的积极态度。因此，“承认规则仅仅是作为法院、官员和个人在依据某种标准确定法律时而从事的复杂但又正常一致的实践而存在的”。[53]
在《法律的概念》中，次要规则像主要义务规则一样，与“规则的内在方面”具有密切的联系。“分析基本的义务和责任概念要求依据最基本的内在观点（internalpointofview）的表现。次要规则体系的增加，使内在观点的语言和行为的范围大大扩展和多样化。这一扩展又使一组全新概念出现了，它们包括立法司法、效力的概念和一般来说法律上的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概念，分析它们也需要依据内在的观点”。[54]
《法律的概念》在这里的思路是：在“规则的内在方面”或说行为者的内在观点中，不仅可以观察主要义务规则的存在，而且可以观察次要规则的存在，从而最终把握法律的核心要素。
次要规则的论说试图解决分析法学文本无法解决的两个问题。其一，后者无法解释立法者正常交替（即非暴力、非或非革命）时某种法律规则的存在。在正常交替的情况下，肯定存在使交替合法的法律规则，而这种规则显然不是分析法学文本所能说明的。[55]根据次要规则的观念，通过实践中内在观点体现的次要规则中改变规则的存在，立法者的交替以及先前的法律才可延续有效。例如，当某个制定规则的主体去世后，正是因为改变规则的存在，其制定的规则才继续有效，而且新的立法者才具有合法性。而改变规则本身就是法律规则。
其二，分析法学的文本无法解释为何某类人可以成为立法者。这些文本的一个假定是：因为一些人掌握了规模化的强制手段，故其可以成为立法者。但是，某些者也掌握了规模化的强制手段，为何人们不将“立法者”一词用在其身上？可以看出，者和立法者是不同的。根据次要规则的观念，社会中由于存在着承认规则，承认规则说明了何者可以成为法律规则的制定者，人们才将某些人称为立法者。
在《法律的概念》之后，分析性质的法理学文本在确定法律的存在时，大体上不再追循分析法学的制定说。次要规则尤其是其中的承认规则，已经成为法律存在分析的基本叙事手段。[56]
不过，《法律的概念》在描述承认规则这一次要规则的时候时常提到“官员”这一词语，这使承认规则本身的叙述出现了推论上的蹩脚或尴尬。《法律的概念》以为，就法律的存在而言，官员接受承认规则的作用要比一般公民来得更为重要。[57]即使承认规则的接受仅仅限于官方世界，法律制度也是存在的。[58]而在官员的性质问题上，《法律的概念》又以为官员的确定最终依赖承认规则以外的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而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又依赖承认规则。这一双向叙说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看法：法律存在的研究不能离开“官员实践”的分析与把握，而对于“官员实践”的深入研究，在理论的深层方面必然导出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进而导出承认规则。换言之，在确定法律是什么的时候，要观察承认规则，观察承认规则便要观察官员的实践；在确定官员实践的时候，则要观察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而观察这两种规则便要观察承认规则。显然，这是一种不妙的循环论证。
另一方面，分析法理学之外的法理学文本如规范法理学文本[59]，却对次要规则特别是承认规则的论说不以为然。《法律的概念》放逐了“法律的定义”和“强制制裁”的观念，然而遵循了分析法学文本的一个基本设想：找寻一个基本的标准或尺度（masterrule），以确定社会中法律的存在，确定某一规则是否为法律规则。分析法学文本将“者的命令”视为这个标准，《法律的概念》将承认规则视为这个标准。作为规范法理学的重要文本，美国学者德沃金（RonaldDworkin）的《认真地看待权利》则认为，这个基本设想是错误的。
在《认真地看待权利》中，人们可以阅读到这样一种观念：法律不仅仅是由规则构成的，它还包含了作为法律规则背景根据的法理（doctrine）、准则（standard）、原则（principle）和政策（policy），正如某些规则是法律的一部分一样，这些背景根据也是法律的一部分；[60]而后一类法律是无法用承认规则来确认的。[61]
《认真地看待权利》的第一个意思是：在法律实践中，有时可以发现法律适用者思考并运用法律规则的背景根据。[62]这些背景根据必须被视为法律的一部分，否则将推出法律规则不是法律一部分的奇妙结论。因为，第一，法律适用者在法律适用中改变、撇开具体法律规则时有发生；第二，他们在法律适用中有时运用背景根据，有时不运用，这与运用具体法律规则的情形并无实质性的区别；第三，如果认为，法律适用者可运用也可不运用背景根据这种情形表明这些根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而不是法律，则同样可以认为具体法律规则不具有约束力，因而不是法律。
但是，人们从不因为法律适用者有时改变、撇开具体法律规则，从而认为具体规则对其不具有约束力因而不是法律。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原则等背景根据不是法律。“除非我们承认至少某些原则（即背景根据──笔者注）对法官是有约束力的，要求他们作出具体判决，否则便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规则可以说成对他们是有约束力的”。[63]
《认真地看待权利》的第二个意思是：如果背景根据等是法律的一部分，那么承认规则这类标准将会部分失效，因为，它们不能像确定某些具体规则是法律那样，确定背景根据是法律。背景根据的获得有时依赖法律适用者的推论或讨论。在某些情况下，背景根据不是以立法或判例的方式确立的，而是见诸制定法或判例的前言中，可以从制定法、判例或宪法中推论出来，有时则可以直接来自政治道德理论。
可以看出，《认真地看待权利》的批评对《法律的概念》的规则模式极具挑战性。
当然，尽管次要规则的论说有这样的困难，然而它的确表明，如果要区别法律与道德等其他社会现象，那么，“强制制裁”肯定不是无法割舍的唯一选择。
五、规则的确定性和模糊性
作为次要规则的承认规则，其意义是区别法律规则与非法律规则，在区别的同时，解决主要义务规则内容及范围上的模糊性问题。但是，有何理由认为承认规则本身并不存在这种模糊性？承认规则也是由语言构成的，语言的模糊性使承认规则有时同样具有内容及范围上的模糊性。比如，针对“凡是英国议会所颁布的就是法律”这项承认规则，人们可以问：“议会所颁布”的含义是什么？是否所有颁布的方式，包括皇室琐谈、时事议论等，都属于其含义？对这项承认规则，人们也无法否认其范围上的模糊性：前一议会颁布的内容是否对后一议会具有约束力？依此思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承认规则有时存在着内容及范围上的模糊性，那么，用其确认其他规则的法律性质便回产生无法克服的困难，法律的核心要素从而也会失去稳固的认识基础。
鉴于此，《法律的概念》引入了规则的确定性与模糊性的概念。
构成规则的日常语言既有“意思中心”（coreofmeaning），也有“开放结构”（opentexture）。“意思中心”是指语言的外延涵盖具有明确的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人们不会就某物是否为一词所指之物产生争论。例如，“小汽车”、“电车”、“大卡车”属于“车辆”一词所属之物，这是十分容易确定的。人们不会争论这些车是否属于“车辆”。“开放结构”是指语言的外延涵盖具有不肯定的边缘区域。例如，“自行车”和“带轮滑板”是否属于“车辆”一词所属之物，就是难以确定的。人们对其是否属于“车辆”容易产生争论。当存在“开放结构”时，人们会争论语言的意思、内容或范围。[64]
因为语言具有“意思中心”和“开放结构”，所以，语言构成的规则既有确定性也有模糊性。[65]在“意思中心”的区域内，人们不会争论《遗嘱法》规定的“遗嘱必须由两个无利害关系人见证方为有效”、“遗嘱必须经遗嘱人签署才能生效”的含义是什么。当两个互不相识的精神状态正常的成年男子见证了遗嘱，人们会认为这种情况当然符合上述规定；当遗嘱人在遗嘱文件上正式签署自己的真实姓名时，人们同样会认为当然符合上述规定。但在“开放结构”的区域内，人们会争论《遗嘱法》规定的含义。如果一对夫妻见证了遗嘱，是否符合上述规定？这对夫妻虽与遗嘱内容没有利害关系，但能否因此视为“法律上的两个人”？如果遗嘱人
用笔名签署，或别人用其手签署，或遗嘱人仅用名字的开头字母签署，是否符合“签署”的规定？在这些情况中，遗嘱法两条规定的含义究竟是什么？[66]
《法律的概念》以为，通过官员的“内在观点”展现的实践和语言的“意思中心”，才可以发现具有确定性的承认规则的存在，从而发现法律是什么。在“开放结构”的地方，法律是什么便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意思中心”的概念，是以人们在某些情况下对语言所表达的某些意思不存在争议这一事实为基础的。《法律的概念》以此作为根据之一，试图抵御法理学语境中的规则怀疑论[67]的边缘发难。规则怀疑论的语言学依据是：所有语言表达的含义都是允许争议的。如果这一依据可以成立，那么规则的存在与意义的确是成问题的。但是，仔细观察人们对日常语言的含义理解，似乎可以发现情况并非像规则怀疑论想象的那样糟糕。语言本身的含义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确定的语境中会有相同的理解。含义有时的确是没有争议的。否则，人们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便是不可能的。由此，《法律的概念》强调：“法律规则可以具有一个无可争议的意思中心，在某些情况下，或许难以想象发生关于一个规则的意思的争议。”[68]
《法律的概念》的语言学叙事暗含这样一个设想：当存在“意思中心”时，不会发生有关法律具体内容或法律整体概念的争论，这些争论仅与“开放结构”有关。假设某规则规定禁止在公园内停放或通行车辆。在该规则的意思中心，如汽车、卡车、小轿车等，都属禁止之列。但在开放结构的地方，自行车、四轮手推车是否属于禁止之列便不清楚了。人们可以就该规则是否可适用于自行车、四轮手推车进行争论。
然而，有时在这一规则的意思中心，人们同样会出现争论，他们会争论某些汽车是否属于禁止之列。假设在公园内有一病人需要急救，救护车是否可以进入公园？在公园内出现了火情，消防车是否可以进入公园？人们不会争论救护车、消防车是否为车辆，但会争论根据规则它们是否属于禁止之列。有人会认为，应该允许救护车和消防车进入公园救人灭火，因为这是特殊情况；有人会认为，不应允许，因为规则规定禁止车辆进入，救人灭火是应该的，但可以采用人工或其他的方式，并不一定要违反规则让这些车辆进入，严格遵守规则是颇为重要的。
因此，某些法律争论（包括对承认规则的争论）与语言问题没有关系。
如果语言的“意思中心”不能确保规则的确定性，那么，《法律的概念》希望在此基础上确定承认规则，用承认规则确定法律的存在，并以此作为法律的核心要素，便会遇到相当程度的障碍。
六、狭义的和广义的法律观念
“承认规则”以及其他“次要规则”的功能是区别法律与道德等非法律现象，但并未说明法律与道德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在西方法理学的特殊语境中，两者关系是经久不衰的论辩话题。一方面，实证品格的法理学文本以为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坚持没有道德判断的“在场”同样可以认定法律的存在；另一方面，价值品格的法理学文本[69]则固守相反的姿态。《法律的概念》尊重分析法理学的实证精神，提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法律观念之分，并在推崇后者的同时疏离前者，以主张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而在法律核心要素的梳理中剔除价值判断的干预。
狭义的法律观念的基本含义是指使用道德观念判断法律的存在或者其效力，广义的法律观念则反之。《法律的概念》相信，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有理由认为广义的法律观念胜过狭义的。
先看实践方面。柏拉图的对话录《克力同》里描述了苏格拉底誓死不越狱的经历。由于传授对诸神不敬的学问，苏格拉底被控腐化雅典青年之罪并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其学生克力同借探望之机极力劝导其越狱，并说明了各种越狱的理由。克力同以为，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正因为不公正故没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但是，苏格拉底却问：越狱是否正当？有无一种服从法律的义务？他以为，对于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确信对其指控是不公正的，其也不能认为逃避法律的制裁一定正当。[70]历史记载，苏格拉底经过慎重选择后饮毒而死。按照极端的价值品格的法理学文本，苏格拉底当然有理由不服从雅典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不公正从而不具有法律的资格与效力。苏格拉底有理由而且应当越狱而走。按照实证品格的法理学文本，苏格拉底没有理由违抗雅典的法律，人们即使认为法律是不公正的，也有服从法律的义务，因为不公正的法律也有法律的资格与效力，如果可以违反法律，社会秩序便会受到威胁。而且，愿意在一特定社会中居住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愿意遵守该社会的法律，如果不遵守便是“道义上的”自相矛盾。[71]可以看出，两种观点各有道理，故苏格拉底在此面临的是一种道德选择的困境。[72]
有些道德选择的困境要比苏格拉底面临的困境更为严峻。比如，战后德国法院遇到的告密者案件，便使法院面临着极为艰难的道德选择：要么抛弃罪行法定这一法治原则，要么抛弃公平正义这一基本道德。[73]在告密者案件中，告密者为了自私目的而向纳粹德国机构告发了违反纳粹法律的某些人士，并使这些人士遭受了纳粹法律的摧残。从法律上看，告密者行为是合法的。从道德上看，其行为是可憎的。西德法院在审判告密者时，如果因其行为符合当时法律规定从而宣布其无罪，那么便违背了基本正义的要求，如果因其行为违反正义从而认定其有罪，那么便是溯及既往地适用法律，从而破坏了罪刑法定这一法治原则。显然，基本正义和罪刑法定的法治原则对于人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罪刑法定本身也是来自道德上的公平公正的要求。[74]有何理由选择其一而抛弃另一个？
可以看到，后一选择困境要比前一选择困境更为严峻的地方在于：后者是官员的困境，前者是个人的困境。对于社会来说，官员选择的结果是个人无法比拟的。因此，《法律的概念》说：“一个承认法律的效力与其道德性质无关的法律观念，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否定邪恶规则的法律效力的狭义法律观念则使我们对之视而不见。”[75]选择困境“引起的道德难题与正义难题是十分不同的，我们需要对之加以分别考虑，而断然拒绝承认恶法是有效的法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难题的”。[76]
再看理论方面。将法律当作一种社会现象，这是实证法律话语的基本出发点。实证观念以为，像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一样，法理学同样可以客观地中立地研究法律现象。如果想要做到这点，研究者必须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假如根据价值判断将不公正的邪恶的法律排除在法律现象范围之外，势必与人们长期形成的科学思维方式大相径庭，而且，会使法律科学的研究出现畸形的结果。当我们将人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会将各种各样的人列入“人”的范畴。如果认为“邪恶的”人、“缺乏人性的”人、“没有理性的”人不应列入“人”的范畴，这种观念显然将被视为莫名其妙的观念而遭拒绝。事实上，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人们似乎从未将“负面的显现”视为否定某事物范畴归属的必要依据。
对《法律的概念》提出的实践方面的理由，可以认为其具有必要的反省意识。但对后一个即理论方面的理由，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在实践中，实践主体时常具有欲望、利益、需要和责任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实践主体不仅具有前在的“主观知识”，而且始终处于特定文化语境之中。如果是这样，他能否“客观地”、“中立地”观察他人与社会？不难看出，由于主体具有欲望、利益、需要和责任感，具有前在的“主观知识”并处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他才会将某些“缺乏人性的”人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柔和在一起。对于法律现象，情况可能更是如此。法律对主体有权利的授予和义务的约束，在这种条件下，主体有时似乎不大可能“客观地”、“中立地”看待法律问题。在此问题关键是：一个所谓“客观中立”的法律观念能否为实践主体所接受
？如果实践主体不能也不愿接受，那么，“客观中立”的法律观念的意义何在？[77]其实，当《法律的概念》指出道德选择困境的存在时，其已暗含了实践主体可能并不接受“客观中立”的法律观念的思路。就此而论，广义的法律观念不一定具有《法律的概念》想象的那种意义。
另一方面，美国学者富勒（LonL.Fuller）的《法律要求自身》以为，理解“目的”同样是法律核心要素分析的一个必要条件。认识某物，不仅要思考它的渊源、形式和结构（即客观的存在），而且要思考它的目的。比如认识桌子，不仅要了解它是如何做成的，它的结构和形式是什么，而且要了解它可以用来干什么。否则，便不能更好地理解桌子，知道桌子实际上是什么。同样，人们不仅要认识法律的渊源、形式和结构，而且要知道法律的目的，否则只能对法律产生一个片面的认识。因此，不能将法律的目的的内容弃之不顾。而理解法律的目的，理解者怎能离开自己的“目的理解”？实际上，在理解目的的过程中，理解者总是将自己的目的融入对象的目的之中。如此，在分析法律核心要素的时候不能回避法律应当是什么，无法抛弃“应然”的道德标准而“客观中立地”认识法律。[78]
此外，在《法律的概念》中，“规则的内在方面”、“次要规则”和“意思中心”是梳理法律的核心要素的关键词。而其中最为基本的是“规则的内在方面”，没有这一关键词，则无法谈论“次要规则”和“意思中心”，因为前者决定了规则的存在，后两者则是规则存在后才能叙说的言词对象。
如前所述，“规则的内在方面”表现为社会行为者对行为模式的一种积极态度。如果在法律语境中，行为者对法律行为模式具有积极态度，那么，这表明行为者对这一行为模式具有赞同姿态，认为其是“正确的”、“合理的”、“应当的”。在此令人惊异的是，倘若对此深入“理解”一下，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次要规则关键词使法律区别于道德，但“内在方面”关键词却始终使法律连结着道德。因为，根据《法律的概念》的推论，有“内在方面”才有规则行为模式，才有规则的存在，而主要义务规则和次要规则的存在都依赖各自“内在方面”的“在场”。这是说，“内在方面”表明主要义务规则和次要规则在某些行为者的主观中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这样，道德的可接受就与法律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正是主张法律与道德具有必然联系的叙事之一。
这个分析表明，《法律的概念》实际上反而又预支了这样的推论：在判断法律的存在与否时，某些主体（如苏格拉底和西德法院）的价值判断可能与“内在观点”的主体（如积极接受雅典法律的雅典官员和纳粹德国的官员）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因此，在《法律的概念》中，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的存在或效力与某些人的道德（或价值判断）具有必然的联系，与某些人的道德则没有。
《法律的概念》弱化了一个旧语境，使后来的阅读者对旧有的法理学话语有了思考反省；它也开启了一个新语境，使后来的阅读者对新的法理学话语有了期待展望。这是一个世纪中叶的本文实际具有而且应该具有的独特品质。
注释：
[1]theConceptofLaw，oxford：Clarendonpress，1961；theConceptofLaw，2nded.oxford：Clarendonpress，1994；中文本：张文显、郑成良、杜景义、宋金娜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2]theConceptofLaw，oxford：Clarendonpress，1961，p.17.
[3]《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页106.
[4]ofLawsinGeneral，ed.H.L.a.Hart，London：theathlonepress，1970，p.1.
[5]《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79-80.
[6]倪正茂：《法哲学经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页766.另见《法理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2.
[7]theConceptofLaw，p.15.
[8]theConceptofLaw，p.15.
[9]theConceptofaLegalSystem，oxford：Clarendonpress，1970.
[10]theauthorityofLaw，oxford：Clarendonpress，1979.
[11]LegalReasoningandLegaltheory，oxford：Clarendonpress，1978.
[12]aninstitutionaltheoryofLaw，Dordrecht（Hol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6.
[13]philosophyofLaw，n.J.：prentice-Hall，1975.
[14]同注2.《法律的概念》说，对法律性质的分析“存在着三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法律是如何区别于以威吓为后盾的命令并与之相联系的？法律义务是如何区别于道德义务并与之相联系的？规则是什么并且在什么意义上法律是规则？”（theConceptofLaw，p.13.）
[15]《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页34.
[16]《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50.
[17]theprovince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ed.wilfride.Rumbl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p.29.
[18]同前，p.24.
[19]theelementsofJurisprudence，13thed.，oxford：Clarendonpress，1924，p.42.
[20]theprovince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p.24.
[21]theConceptofLaw，p.80.
[22]theConceptofLaw，p.26.
[23]theConceptofLaw，p.29.
[24]theConceptofLaw，pp.27，48.
[25]theConceptofLaw，p.28.
[26]theConceptofLaw，p.42.
[27]theConceptofLaw，pp.48，77.
[28]Jurisprudenc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8，p.274.
[29]aninstitutionaltheoryofLaw，Dordrecht（Hol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6，p.47，n.9.（该书共同作者是英国学者neilmacCormick──笔者注）
[30]theideao
fLaw，newYork：Vikingpenguininc.，1981，p.37.
[31]ofLawsinGeneral，p.58；theprovinceofLawDetermined，p.34.
[32]《法律的概念》说：“要理解授予授予个人权利的规则，就必须从行使它们的那些人的观点去看待它们。”（theConceptofLaw，p.40.）
[33]t.Benditt，LawasRuleandprinciple，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8，p.66.
[34]J.p.Gibbs，“DefinitionsofLawandempiricalQuestions，”LawandSociety（1968），p.440.
[35]theConceptofLaw，p.55.
[36]theConceptofLaw，p.55
[37]theConceptofLaw，p.83.
[38]《法律的概念》有时提到：“……法律制度的存在是一个时常表现两个现象的社会存在，如果希望对之有一个现实的观点，就必须对这两个现象都有所关注。它包含自愿接受规则的态度和行为，也包含仅仅服从或默认的比较简单的态度和行为。”（theConceptofLaw，p.197.）但是， 其主要论说强调了积极的内在观点对法律存在的必要的条件地位。
[39]theideaofaSocialScienc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58.另见theConceptofLaw，p.242.
[40]theideaofaSocialScience，pp.52，133.
[41]theideaofaSocialScience，p.115.
[42]H.L.a.Hart，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1.
[43]theauthorityofLaw，pp.154，156；H.L.a.Hart，pp.34-43.
[44]Lawasruleandprinciple，pp.82，83.
[45]theConceptofLaw，p.113.
[46]theConceptofLaw，p.198.
[47]theConceptofLaw，p.114.
[48]参见R.Dworkin，takingRightsSeriously，London：Duckworty，1978，p.52.
[49]《法律的概念》说：“坚持习惯地服从以威吓为后盾的命令是法律制度的基础的学说，其优点正是在于迫使我们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思考我们称之为一个法律制度的存在的复杂现象的相对消极方面，其缺点在于模糊或歪曲了主要（尽管不是全部）在法律制度的官员或专家制定、确定和适用法律的运作中见到的其他相对积极方面。如果打算明白这个复杂社会现象实际上是怎样的，就必须记住这两个方面。”（theConceptofLaw，p.60.）
[50]theConceptofLaw，p.78-79.
[51]theConceptofLaw，p.48.
[52]theConceptofLaw，p.92.
[53]theConceptofLaw，p.107.
[54]theConceptofLaw，p.96.“内在观点”就是行为者对行为模式的积极态度，即“规则的内在方面”。
[55]分析法学的文本有时提到过“认可”这个概念。比如《确定法理学范围》第Vi章说：新的者可以明示认可或默许认可旧的者制定的法律。但是，“认可”概念仍是不能说明使新的者正常取得权力能够合法的法律的存在。
[56]比如theauthorityofLaw，pp.90-98；LegalReasoningandLegaltheory，p.233；J.Raz，“LegalprincipleandLimitsofLaw，”81YaleLawJournal（1972）；p.Soper，“LegaltheoryandtheobligationofaJudge：Hart/DworkinDispute，”75michiganLawReview（1977）；R.Sartorius，“SocialpolicyandJudicialLegislation，”8amphilQ（1971）。
[57]theConceptofLaw，p.59.
[58]theConceptofLaw，p.114.
[59]主要指价值倾向的自然法理论的作品。
[60]takingRightsSeriously，chap.2.
[61]同前。
[62]如里格斯诉帕尔玛案（Riggsv.palmer，115n.Y.506；22n.e.188（1889））。参见前注。
[63]takingRightsSeriously，p.10.
[64]theConceptofLaw，p.123.
[65]theConceptofLaw，p.124.
[66]theConceptofLaw，p.12.
[67]在《法律的概念》之前，规则怀疑论主要是指美国现实主义法律理论。现实主义理论以为“规则”的概念是个虚构，因为，在现实中，法律适用者的推论是复杂的，其判决具有最终性，而且法律争论之中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结论。美国学者卢埃林（KarlLlewellyn）说，法律制度中的规则在实际的法律适用中所具有的意义，远没有人们设想的那样重要。（见“theConsititutionasaninstitution，”34ColumbiaLawReview（1934））美国学者弗兰克说：所谓的规则“仅仅是法官就具体案件作出法律判决的许多渊源中的一些渊源”，而不是人们认为的法律规则。（Lawandmodernmind，GardenCity：DoubledayCo.，1963，p.127.）
[68]theConceptofLaw，p.12.
[69]主要指自然法（naturallaw）理论的作品，如中世纪阿奎那以及十七、十八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作品。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上半叶，在分析法学、历史法学和社会法学的发难下，自然法理论被挤向了边缘。但本世纪中叶，自然法话语再度复兴。
[70]柏拉图：《克力同》，严裙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104.
[71]苏格拉底本身也是这样认为的。见《克力同》。
[72]见theConceptofLaw，p.206.
[73]见theConceptofLaw，pp.204，206.
[74]没有预先告之便惩罚是不公平的。这来自伦理的公平正义的预设。
[75]theConceptofLaw，p.207.
[76]theConceptofLaw，p.206.
[77]这个问题正是德沃金对哈特以及其他自称科学、客观、中立的法律理论发难的起点。见Law‘semp
ir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pp.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