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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6:38:54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篇1

一、明确思想、原则及目标任务

(一)明确指导思想:按照中国科协和财政部《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此次组织实施“计划”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提高全省农村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不断加强农村科普示范体系和科普队伍建设,努力营造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让科普工作真正惠及农业、农村、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二)明确实施原则

按照中国科协和财政部《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各级科协要认真了解并深刻领会《实施方案》的实施原则,使“计划”在我省顺利实施展开。

一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结合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大局,按照中国科协与财政部“科普惠农兴村计划”总体要求,把“吉林省科普惠农兴村计划”与服务我省“三农”工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效结合,把促进农村的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促进农民的增收致富,作为我省农村科普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标准。

二要社会举荐,立足公益。评选范围要面向社会各界,凡符合推荐范围和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报,并要以立足农村科普工作战线为主,注重社会公益效果,为植根于基层的农村科普组织,百业科技致富竞赛评选的科普致富能人及农村科普带头人创造更好的条件,不以营利为目的。

三要结合实际,注重实效。坚持从我省中、东、西部农村区域划分特点的实际出发,遵循农业区域特点和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等农业发展实际和客观规律,将能够有效促进本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技协、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及优秀的科普示范带头人大力扶持并予以推荐,着力将《科普惠农兴村计划》作为我省农村科普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实施好、落实好。

(三)明确目标任务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及结合我省实际,各级科协要认真明确目标,抓紧落实任务,将“计划”组织落实好。通过“计划”的有效实施,逐步在我省广大农村建立起适应需求、服务农民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组织;扶持并建成一批示范作用好、带动作用大、综合实力强的农村科普示范体系;组建起一支高素质、专业性强的农村科普服务队伍;培养一批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并以此为基点,建立适应当前我省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有科协特色、上下贯通、运行高效的农村社会化科普服务体系,进而形成科协组织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新型农村科普工作运行机制。

1、以发展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为突破口,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实用技术、新品种、新信息的引进和推广,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增强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2、以建立农村科普示范体系为载体,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农村科普示范乡镇、科技示范村、“一站、一栏、一员”建设等农村科普示范网络体系,向农村和农民积极宣传推广农业技术成果,传播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普及科学生活知识,形成速度快捷、运转有效的农业信息传播渠道,实现科普信息和农业信息的有效流通。

3、以培养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为基础,通过乡土科技人才、农业专家和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广大农民依靠科技增收致富,为深入开展农村科普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贡献。

4、以强化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建设为保障,通过在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集科普宣传、技术咨询服务、科技示范辐射等功能为一体的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面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农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二、科学掌握推荐范围及条件

(一)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推荐范围:凡经政府社团管理部门依法登记的县级以下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含县级)均可推荐。

推荐条件:

1、组织机构健全、产权明确、遵纪守法、管理规范;

2、获县级以上(含县级)表彰奖励;

3、拥有农户会员在100户以上,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4、协会组织成立3年以上,前景看好,有持续发展能力,会员年均纯收入高于本地农民年均纯收入的20%以上;

5、致力于农村科普事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崇尚科学文明,反对愚昧迷信;在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和专业技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成效显著,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二)农村科普示范基地

推荐范围:建立在农村、面向农民和青少年,以讲座、展览、培训、示范、咨询、服务等方式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致力于提高农民科学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场所。

推荐条件:

1、有明确的科普工作规划和任务目标;

2、曾获县级以上(含县级)农村科普工作表彰奖励;

3、具有开展科普活动的固定场所和科普设备,定期更新科普内容;

4、常年开展面向青少年的科普讲座、展览、培训等科普活动,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三)农村科普带头人

推荐范围:长期在农村面向广大农民开展科普工作的农村专业技术人才和农村科普志愿者。

推荐条件:

1、长期从事农村科普工作,热心农村科普事业,具有奉献精神;

2、曾获县级以上(含县级)农村科普工作表彰奖励;

3、在组织开展农村科普工作和依靠科技带领致富,提高农民素质和专业技能方面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4、曾获得省级农村百业科技致富竞赛大王、能手称号的科技致富能人具有优先权。

(四)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

推荐范围:在少数民族地区成立,面向少数民族群众开展科普宣传的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

推荐条件:

1、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立,成立时间在2年以上;

2、科普宣传设施健全,工作基础较好,科普工作队发挥的作用明显;

3、曾获县级以上(含县级)农村科普工作表彰奖励;

4、常年面对少数民族群众开展科普活动。在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科学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贡献显著,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与认可。

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有效实施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是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提高农民科学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各级科协要充分认识开展“科普惠农兴村计划”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对“计划”的实施,各级科协领导要亲自主抓,积极将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并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培育典型计划及实施细则,探索农村科普工作的长效机制,保证计划顺利实施。

(二)广泛组织,严格推荐

1、名额确定。按照中国科协与财政部联合实施的“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要求及结合我省各地区农村科普工作的实际情况,省科协确定了各地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农村科普示范带头人和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的推荐名额,并下达到各市、州。

2006年,各市、州可推荐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各2个,农村科普带头人各1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推荐1个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经省科协与省财政厅核实、筛选,将在全省选出3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2个农村科普示范基地,2名农村科普带头人,1个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向中国科协和财政部申报。

2、申报时间。各市、州的推荐工作截至到2006年9月10日,各地要将申报推荐名单及材料一式五份报省科协科普部(推荐材料需电子版)。申报材料包括:正式报送的函;各申报单位、个人的推荐表和相关材料。

3、申报办法。各级科协与财政部门要严格依照中国科协与财政部联合签发的《关于组织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通知》及《“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实施方案》的有关要求,由县(市、区)科协与财政部门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及手段,广泛动员当地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组织指导符合条件的单位与个人申报,通过县级科协与财政部门审批后,向市、州科协申报。市、州科协汇总各县推荐名单和相关材料,成立评审委员会进行审核,在省科协下达的推荐名额内,提出推荐单位和个人名单。

省科协与财政厅将联合成立评审委员会,对各地上报的推荐名单和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对通过审核的单位和个人将在“吉林科技网”及有关媒体上公示10天,公示期无异议的,向中国科协和财政部推荐,参加“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与个人”的评选。

4、各级科协与财政部门积极宣传获奖单位和个人的先进事迹和有效经验,加大对获奖单位和个人开展农村科普工作的指导力度,使其在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各市、州科协要认真做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实施的工作总结和经验交流,在12月中旬将年度工作总结报省科协科普部。

省科协科普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篇2

农业处于市场经济价值链的底端,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也从先天上限制了农民教育培训的“含金量”,尤其是占了较大部分内容的农业技术培训,终究不能像外语、计算机、会计、公务员之类的培训那样,让人趋之若鹜,给人带来真金白银的想象。缺少含金量,市场需求也就不足,农民群众对于接受培训缺乏兴趣,许多人不愿花时间参与,更不愿花费金钱主动投入,久而久之,农民教育培训就会逐渐蜕变为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居安思危,如何更多地创造农民教育培训的价值,提升含金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提升含金量,要向那些市场化了的培训机构学习,从教育质量上下功夫,从而实现农民教育培训的专业化。培训方式要专业化,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下转44页)(上接51页)注重培训实效;培训内容要专业化,重视知识的系统性,强调实用和创新;培训机构要专业化,师资队伍稳定,各项保障有力;培训机制要专业化,加强政府引导,依赖市场导向,等等。一切的专业化,都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为根本,以满足农民群众的发展需求为基础,以不断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为目标,杜绝闭门造车,杜绝表面功夫、花架子。

当前农村人力资源状况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变动趋势: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转移就业比例持续增加,留守务农人员逐年减少,“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已成为了农村主体,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奋斗目标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技能培训为主的农民教育培训,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要。农民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在维护乡村传统、健康快乐生活、文化娱乐活动等涉及人生价值实现的各个方面,都迫切需要得到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不断支持。今日的培训班、技术课,将让位于终身学习的农民教育培训机制。对此,我们应当未雨绸缪。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篇3

2006年,既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年,又是新农村建设的起步之年,全县上下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目标,提高认识,明确任务,积极组织,扎实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领导重视,把新农村建设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工作,县委专门召开了常委会研究部署新农村建设工作:一是成立了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李廷栋、县长王伟刚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由县委副书记王凤辰、李忠辉,政府副县长张明华,组织部长马勇,宣传部长刘剑利,政府副县长单连学、张所志、顾杰、苏钟平担任,县委办、政府办、组织部、宣传部、农委等21个部门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农委主任孙艳富担任,农委副主任李铁辉任副主任,目前已抽调4名业务精、能力强的人员到办公室工作,并配备了电脑、电话、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2月19日,在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县委书记李廷栋作了重要讲话,政府县长王伟刚作了题为《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扎实推进全县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工作报告。重点安排部署了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全县新农村建设总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建设新村镇、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农民、组建新组织、塑造新风貌,科学规划试点,加强基础建设,发展社会事业,深化农村改革,加大资金投入,增强服务功效,整体推进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这次会议上下发了《2006年xx县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讨论稿),明确了2006年我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个试点镇(长福镇)和13个试点村。近期又增加了长福镇德发村为试点村,使全县的新农村试点村总数达到14个。

县领导把新农村建设摆上了重要工作日程,县委书记李廷栋、县长王伟刚专门到长福镇检查新农村建设工作,听取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对下步工作开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县委副书记王凤辰、副县长单连学到长福镇、科洛镇进行了检查指导。

省、市领导也对我县的新农村建设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2005年12月4日,市委书记郝会龙、市委秘书长安福清深系点前进镇繁荣村、伊拉哈镇新化村检查指导先进性教育工作和新农村建设。今年3月14日,省委第一巡回检查组组长高金芳一行到我县进行检查指导先进性教育工作和新农村建设。3月20日,黑河市副市长赵桂英来到我县进行新农村建设调研和指导。省公安厅、省交警总队、省中小企业局、省农业开发办、市国土资源局也分别于近期到我县同巨祥村、繁荣村、展新村、科洛村进行了对接。省中小企业局为科洛村提供40万元资金用于植树造林、改水工程和村容礼貌建设,并大力扶持科洛村兴办“砌块厂”,帮助立项制定可研报告。省农业开发办为展新村投资30万元用于改水及村容村貌治理。市国土资源局帮助爱国村打了一眼深水井,解决了修建1.3公里出村路及村内8条路所需的砂石,协调建立大豆购销公司和火山灰加工公司,并积极帮助争取土地复垦和低产田改造项目。

二、上下联动,县乡村各部门围绕新农村建设开展工作

县直有关部门围绕新农村建设,加大了项目和资金争取力度,目前,农委已争取到33万亩,资金总额330万元的良种补贴项目,用于试点村实施整村推进;农委还争取到513万元的能源项目,准备建设2140个沼气池;农机局争取到农机合作社项目资金1120万元,将在试点村组建16个农村合作社;推广中心将在今年实施40万亩的测土配方项目;交通局争取到国家投资680万元拟建通村路(水泥路)40.1公里;水务局争取到资金759万元,将为全县14个试点村打机电井17眼;供销联社争取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正在运作当中,连锁农家店2007年末组建122个,村级店每店投资3800元,乡级店每店投资2800元;卫生局爱卫办争取到资金25万元,将改厕500个;农业开发办为展新村争取到千亩高科技示范农田项目资金34万元。

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县直各涉农部门、各乡镇党委和各村党支部在工作中加大了对农民、村干部和涉农干部的科技培训力度,围绕培育新农民,着力解决农民科技素质偏低、农村实用技术匮乏等突出问题。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机局、畜牧局、农经总站等单位结合“科普之冬”活动和送科技下乡活动,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大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目前已举办各类培训班70期,培训人数12000余人次。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培训方式上采取与省农院联合培训,通过院县共建,增强了培训队伍的师资力量,提高了培训的科技含量。今年省农科院专家、教授来到我县,讲解了作物栽培、病虫草害防治、平衡施肥、农业标准化等农技知识。省、县农业专家们还分别深入到各乡镇村屯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为配合今年全县16个农机合作社的组建,农机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新组建的农机合作社的管理和机务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畜牧局选择专业技术过硬、业务精通、实践经验丰富的畜牧兽医师和技术人员组成了科技活动小分队,深入到乡镇村屯。

各乡镇纷纷利用农民冬闲时节,举办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训班,把建设新农村培训和科技知识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双山镇、联兴乡等乡镇分别邀请党校讲师、农业专家为农民详细讲解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知识。

各村屯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村民到种养殖大户家中参观取经,学习先进的种养殖技术,提高种养殖的科技含量。白云乡清泉村农民科技协会还举办了实用技术培训班,并为农民提供气象资料、科技信息、农业新品种、新肥料、畜牧业养殖等方面的信息资料。

三、狠抓落实,各村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篇4

关键词:现代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研究

1现代农业的含义

现代农业是同传统农业相比而言的,它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而产生的。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是资本、物质和技术等几个方面,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手段和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通过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对农业进行一定的支持,在管理农业的过程中以科学经营理念为原则,从而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从具体上看,现代农业的含义包含四个方面:首先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各类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其动力主要是石油和电能,除此之外,化学肥料和农药也应该广泛的应用其中。从总体上来看,现代农业的物质和能源都是由工业部门所提供的。其次,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指导时,通过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变化规律进行观察,然后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利用和改造。第三,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区域生产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农业产品需求的变化,农业生产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林、牧、副、渔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不仅如此,农业还同工商业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在市场化的经济条件下,农业产品大大提高了其商品化的属性。第四,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制度和农民生产方式。现在,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民通过合作的方式不断扩大其农产品饿生产规模,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的,还有农民的生活方式。

最初对现代农业的定义就是机械化农业。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现代农业的定义又增加了良种化化学化以及水利化三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认识到,过去那种只注重技术和经济的农业发展是不对的,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应该将生态效益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现代农业建设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2.1做好农业生态建设规划工作

因为我国各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条件各不相同,所以各地在进行农业生产时所需要的技术支持以及生态模式也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在进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要对各地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社会环境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农业生产的配套技术、管理形式、产业规模以及区域协调等进行规划,从而有效的推进生态建设的持续发展。

2.2对现代农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和技术进行不断的研究

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是现代农业建设的基础。所以为了使这些技术能够成为现代农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应该对与生态农业生产有关的理论和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创新。这些技术一定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生态农业模式的结构与功能、生物多样性、生态农业安全和生态管理技术。

2.3走市场化道路,将生态农业化、标准化、信息化以及现代化进行不断推进

多年的农业生产的经验表明,生态农业的发展必须走上市场化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巨大的生命力,否则,生态农业的发展将会失去动力。这样看来,现代农业建设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一定要将市场作为其发展的导向,并且对生态农业的龙头企业给予大力的支持,与此同时,构建出一条“科-农-工-贸”一体化的生态农业产业链,将各种不同的生产模式应用在现代农业生产之中,例如:“公司加农户”模式、“公司加基地”模式。当前,推动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跟随国际科技发展的潮流,进行各种不同的生态农业模式生产技术规程与标准的制定。

2.4进行农业转型,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化的生态农业,并且通过大量生产健康食品为农民增收

未来能够顺利打通出口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通行证就是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因为当前全球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就食品安全与健康问题。而健康安全的食品主要是通过现代的生态农业生产出来的。所以,现代农业应该鼓励农民进行健康食品生产,生产那些具有市场前景并且具备健康特色的农产品,创建国际农业产品品牌,从而达到增收的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将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第二,将单纯的面向国内市场转变为面向国际市场。第三,转变为符合功能性的农业生产。第四,转向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农业生产。

2.5不断对农业基础化设施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行完善

从总体上来看,农业一方面可以将农业产品作为生产原料提供给其他的产业,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还将生态服务功能提供给所有人。所以,国家一定要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建设中来,同时将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进行不断的完善,将生态补偿计划考虑到农业生产中来,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的将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进行巩固。

2.6加强专业知识的推广,健全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法律法律

现代化的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农民、领导、科技人员都要参与到生产中来。所以,现代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就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广有关现代生态农业建设的专业知识,并将其对农民进行培训。只有这样,才能够增加农民对现代农业的了解。同时,健全的法律法规也能够保障现代农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依法发展。

3结论

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之路,但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农民和技术人员和国家管理者的重视,并且在实践工作中不断地进行方法的总结。

参考文献

[1]纪宝成,吕一林.市场营销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吴树青等.思想和社会主义特色理论体系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陶爱祥.基于循环经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4]薛兴利,李秉龙.农业经济学[m].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篇5

一、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实施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计划”的实施,不断促进农村科普体系的建设,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为实施科教兴县,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二)目标任务

1.在全自治区评比、筛选一批有突出贡献的、有较强区域示范作用的、辐射性强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农村科普带头人、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等集体和个人。从2006年起,每年评选“广西十佳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广西十佳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广西十佳农村科普带头人”和2个“广西优秀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

2.在推荐、评比的过程中通过广泛的宣传,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意识和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发展生产、保护环境、改善生活质量的能力;引导广大农民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3.探索建立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农村科普工作的长效机制,开拓创新农村科普工作,提高科普公共服务能力,逐步建立完善适应农村特点、满足农民科技需求的科普工作新体系。

(三)、实施原则

1.服务大局。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工作重点开展工作,将实施“计划”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结合起来。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普及科学技术为手段,着眼于农民科技意识的增强,致富能力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

2.突出特色。紧密联系当地实际开展“计划”工作,结合当地实际,面向社会,统一标准,立足科普,注重公益,鼓励和支持有地方特色的工作有实绩、示范作用好、带动性强的单位和个人申报;鼓励和支持在面向农民和农村青少年开展培训讲座、展览、引进推广新技术和新品种等农村科普活动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申报。

3.差额评选,择优支持。各市科协、财政局的推荐名额与自治区科协、财政厅最终确定获奖名单实行差额评选制。

4.奖补结合,追踪问效。自治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和奖补结合方式对自治区科协、财政厅评选出的集体和个人开展科普惠农活动进行补助和奖励。为植根于基层的农村科普组织和农村科普带头人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创造更好的条件。对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及其结果实行监督考核和追踪问效。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奖励和补助先进集体和个人购置科普资料和设备,以及面向农民和农村青少年开展培训讲座、展览、引进推广新技术和新品种等农村科普活动的支出。

二、推荐范围和条件

(一)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推荐范围:

经社团管理部门依法登记、在农村科普工作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县级以下(含县级)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推荐条件:

1.组织机构健全、产权明晰、遵纪守法、管理规范;

2.获得县级以上(含县级)农村科普工作奖励;

3.会员农户在100户以上,拥有一项或多项适用技术,在科学普及、技术推广、协会管理方面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4.成立并在社团管理部门依法登记3年以上,具有较强的持续发展能力,会员年均纯收入高于本县农民年均纯收入20%以上;

5.致力于农村科普事业,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崇尚科学文明,反对愚昧迷信;在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和专业技能,带动群众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成效显著,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在同等条件下,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优先资助:

1.业务范围属于广西重点农业产业,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中辐射面广,带动面强的,起到积极示范与具有较大辐射作用的;

2.在开展全国、全区科普示范县创建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二)农村科普示范基地

推荐范围:

建立在农村、直接面向农民和农村青少年,以讲座、展览、培训、示范、咨询、服务等方式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致力于提高农民科学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场所。

推荐条件:

1.有明确的科普工作规划和任务目标;

2.获得县级以上(含县级)农村科普工作奖励;

3.具有开展科普活动的固定场所和科普设备,定期更新科普内容;

4.常年开展面向农民和农村青少年的科普讲座、展览、培训、咨询等科普活动。每年开展活动的时间100天以上、受益群众1000人次以上,或推广的实用技术形成产业化优势,在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和专业技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成效显著,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在同等条件下,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优先资助:

1.符合广西重点农业支柱产业发展方向,并对当地的农业发展起到积极示范与较大辐射作用;

2.积极承担政府和部门的技术推广和科普工作任务并做出突出贡献的;

3.在开展全国、全区科普示范县创建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三)农村科普带头人

推荐范围:

长期在农村面向广大农民开展科普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农民专业技术人才和农村科普志愿者。

推荐条件:

1.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宣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模范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

2.获得县级以上(含县级)农村科普工作奖励;

3.具有奉献精神,热心农村科普事业,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崇尚科学文明、反对愚昧迷信;

4.在农村开展科普工作连续3年以上。在组织开展农村科普工作和依靠科技带领农民致富,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和专业技能,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成绩显著,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在同等条件下,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优先资助:

1.在全国、全区科普示范县创建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2.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在当地群众中威信较高;

3.积极承担政府和部门的技术推广和科普工作任务并做出突出贡献;

4.开展科普公益活动有突出贡献的。

(四)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

推荐范围:

主要面向少数民族群众和经常性深入农村基层开展科普宣传,作出突出贡献的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

推荐条件:

1.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模范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维护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团结与稳定;

2.获得县级以上(含县级)农村科普工作奖励;

3.具备必要的科普宣传设备,具有较好工作基础;

4.常年面向少数民族群众开展科普讲座、展览、培训、咨询等科普活动。每年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科普活动的时间不少于100天,在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成效显著,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申报和推荐:

1.有违法违纪行为的;

2.有损害农民利益行为的;

3.有其他造成不良影响行为的。

三、组织实施

(一)每年3月底前,由自治区科协、财政厅综合各市农村科普工作等情况,确定各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农村科普带头人和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的推荐名额,并下达到各市。推荐名额均按评选名额的120%进行分配。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农村科普带头人和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的申报不得交叉重复。申报单位和个人同时符合多个推荐范围和条件的,只能按其中一项进行申报。

(二)市级科协和财政部门根据自治区科协、财政厅下达的推荐名额和本方案规定的推荐范围和条件,结合本市农村科普工作的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在4月底前下发到各县,并通过本市的主要媒体广泛宣传,向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广大农民公开评比和筛选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农村科普带头人和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的推荐条件和申报程序。认真组织,做好本市的推荐工作。

(三)县级科协和财政部门根据本方案和本县的实施方案,通过当地媒体开展宣传工作,广泛动员当地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组织指导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申报;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定推荐单位和个人名单;县级科协和财政部门应将推荐名单在有关乡村公示10天,广泛征求意见;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县级科协和财政部门在5月底前,将正式推荐名单和相关材料上报市级科协和财政部门。

(四)市级科协和财政部门汇总各县推荐名单和相关材料,成立评审委员会进行审核,在自治区科协和财政厅下达的推荐名额内,提出推荐单位和个人名单;推荐单位和个人名单须在本市媒体公示10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市级科协和财政部门6月底前,将正式推荐名单和相关材料上报自治区科协和财政厅。

(五)自治区科协和财政厅汇总市级科协报送的申报材料,成立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在媒体公示10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的,10月底前由自治区科协和财政厅批准公布。对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分别授予“广西十佳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广西十佳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广西十佳农村科普带头人”和“广西优秀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称号。由自治区财政资金给予奖励和补助,其中:广西十佳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广西十佳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各补助和奖励8万元,广西十佳农村科普带头人各补助和奖励2万元,广西优秀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各补助和奖励10万元。

(六)自治区科协、财政厅在获得“广西十佳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广西十佳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广西十佳农村科普带头人”和“广西优秀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称号的集体和个人中择优向中国科协、财政部推荐,参加全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评选。

(七)各级科协和财政部门要积极宣传获奖单位和个人的先进事迹,要加强对奖补资金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大对获奖单位和个人开展农村科普工作的指导力度,使其在提高农民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认真做好工作总结和经验交流。市级科协和财政部门应于12月底前将年度工作总结报自治区科协和财政厅。

四、保障措施

(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是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提高农民科学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各级科协和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加强对计划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纳入相应的工作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共同组织实施,发挥各自优势,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保证计划顺利实施。

(二)广泛宣传,正确引导。受表彰的“广西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和“广西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是广大农村基层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的杰出代表。要把对优秀农村基层科普组织和农村科普带头人评比筛选过程与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村基层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激发广大农民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全社会共同关注农村科普工作。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篇6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五周年之际,也是联合国确定的第18个“国际合作社日”到来之际,农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验交流会,总结经验,部署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亲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事业的高度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不懈地指导探索既符合我国国情特点,又适应国际合作社运动基本规律的农业合作社发展道路。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合作社发展的方向不断明确,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扶持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一系列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支持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跟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配套实施的登记管理条例、示范章程、财务会计制度等法规相继实施,农户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要求加入合作社,这些都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持和动力。五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出蓬勃发展、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在成为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培养新型现代职业农民的大学校,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剂。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深入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进入了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历史时期,合作社发展既有难得的重大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总体上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合作社总量虽然不少,但入社农户的比例还很低,与欧美日韩等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经济实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带动农户能力亟待增强;农业各产业之间合作社发展不平衡,各产业内部的品种结构之间也存在不平衡现象。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丰富农产品市场供应、稳物价惠民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等,都需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毫不动摇地引导和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快速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道路还十分漫长,肩负的责任还十分繁重,迫切需要我们以更长远的目光、更开放的胸襟、更有效的举措推动中国特色农民专业合作社事业发展。各级党委政府、各级农业部门和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大工作力度,提高工作水平,落实扶持措施,增强服务意识,强化队伍建设,坚定不移推动合作社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篇7

关键词:农民、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宪法概念、规范变迁

从法律逻辑上来看,农民的宪法地位似乎应毋庸议。一则,我国现行宪法序言和总纲关于国体、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主体的内容暗含了农民的政治地位;二则,体现农民法律地位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诸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农民是人,是公民,自然是基本权利主体。两者结合,似乎农民的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具有统一性。实则不然。一方面政治与法律、规范与事实的互为纠结使问题并非如法律逻辑那样清晰、明朗,他方面比较宪法史也不乏关于一部分自然人长期没有获得完整的宪法人格,不具有公民资格,不享有平等保护的例证。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我国文本载明的宪法概念进行规范阅读,结合理论、比较法和现实,获致对农民宪法地位的整体认识。

一、双重属性与不对称

在我国,农民的宪法地位具有双重属性,且两重属性之间呈不对称状态。所谓双重属性,是指农民既具有政治地位,也具有法律地位。所谓不对称,是指农民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之间具有落差。造成这一状况的既有规范因素,也有事实原因。规范因素是因为宪法具有双重性,即政治性和法律性,政治意义上“人民”概念和法律意义上“公民”概念并非总是重叠;事实原因是我国长期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需要。农民宪法地位的双重属性与落差也反映出理想与现实、政治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

在宪法史上,并非所有社会群体的宪法地位都具有一致性。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只有政治地位而无法律地位,或者享有不完全的法律地位;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只有法律地位而无政治地位;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既无政治地位,也无法律地位。这是因为,宪法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政治与法律的不一致性决定了“人民”和“公民”两个宪法概念在规范内涵上的差异。当今社会,不管一国实行何种制度,宪法的政治性使各国宪法都将“主权在民”或者“权力属于人民”作为宪法原则,[①]宪法也被视为全民意志或者人民意志的产物。借助“主权在民”理念催生的现代宪法,无人敢于公然宣称将一部分社会群体排斥在人民之外,宪法须依赖“我们人民”这样堂而皇之的政治宣示奠定其合法性。但是,政治上的宣示并不等于法律上的权利,宪法上的人民并不必然就是法律上的公民。由是之故,某种意义上,一部宪法史也是逐渐缩小社会排斥范围的历史,而部分社会群体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之错落的种种形态,也构成了宪法社会排斥史的规范写照。

历史上,最为明显地只有政治地位而不具有法律地位或者不完全法律地位的社会群体是黑人和妇女。[②]其中黑人宪法地位的变迁史既对美国宪法序言所宣称的、且被美国人长久引以为傲的“wethepeople”形成巨大讽刺,也折射出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美国宪法通篇甚至对黑人未置一词,但宪法直接涉及奴隶制的条款有五条,间接涉及的有十多项条款,其中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关于奴隶制的妥协条款有三条。这就是五分之三条款(thethree-fifthsclause)、奴隶贸易条款(theslavetradeclause)和逃奴条款(thefugitiveslaveclause)。五分之三条款出现在美国宪法第1条。该条规定国会的权力,其中第2款(3)规定:“众议院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合众国所辖各州人口之多寡,分配于各州,此项人口数目(包括所有自由人及五分之三非自由人并包括服役期内之人,但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不算。)人口统计应于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三年内及此后每十年,依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实行之。”其中的“五分之三非自由人”指的就是黑人。奴隶贸易条款是指美国宪法第一条第9款,该款(1)规定:“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应当准予入境之人,其迁徙或入境时,在1808年前,国会不得禁止之。但对于其入境,得课以每人不超过10元的税金。”如果仅从字面来看,这里并无任何黑人或者奴隶之字眼,不了解美国历史和美国宪法的人甚至不能从中看出这是一条关于黑奴买卖的规定。实际的情形是,该条的“准予入境之人”指的是黑人,“准予入境”是指奴隶贸易。翻译成白话,该条可表述为:现有任何一州可以自由从事奴隶贸易。在1808年之前,国会不得制止奴隶贸易。但对于奴隶贸易,每人须收取低于10元的税金。逃奴条款出现在第4条。该条是关于州与州及联邦之间关系的内容。第4条第2款(3)规定:“凡根据一州的法律应在该州服兵役或劳役者逃往他州时,不得因该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结束其该项兵役和劳役,而应因服役州的要求将其人交还。”此处也没有出现任何黑人或者奴隶制字眼,而是“服兵役”或“劳役者”,其中“劳役者”就是奴隶。用直白的语言叙述,该条的意思是这样的:一州逃往他州的奴隶,他州必须负责交还。从五分之三、奴隶贸易和逃奴条款的内容来看,制宪之时的美国黑人不具备完整法律人格,只相当于五分之三的人,他们是奴隶,也是财产。

美国宪法之所以措辞如此含蓄隐晦却又选择默许奴隶制度的存在,实乃是理想让位于现实、法律让位于政治的结果,既是出于迫不得已,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虚伪性,还是一种妥协。一方面,蓄奴制度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存在。1789年制宪之时,13州中有7个州是蓄奴州;[③]出席制宪会议的55位代表中,有9人是种植园主,有15人是奴隶主;[④]作为制宪者之一、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就是蓄奴者;另一个虽然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但却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也是美国开国之父的杰弗逊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蓄奴者。另一方面,制宪者熟悉自然权利理论,深知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意味着什么,让《独立宣言》中“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庄严文字依然激荡于胸的他们在宪法中公然写出“奴隶”或者“奴隶制”是不可能的。制宪者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对现实予以默认,但又心存不甘。他们既要默认这一与自己理想相悖的制度,又不愿直陈其事,只能选择这样一种春秋笔法。制宪者面对现实的无力、尴尬乃至虚伪还充分表现在对宪法原文是否应包含《权利法案》,以及对1787年宪法原文的批准上。作为制宪会议代表之一的平克尼将军就曾道出了其中的隐衷。他在1787说服南卡罗来纳州宪法批准会议上的辩论道:“对于本州的成员而言,另外一个反对插入权利法案的理由极为重要。这样的权利法案通常以宣称人人生而自由为开始。现在,我们(固然)应以极糟糕的恩惠宣称这一点,(但)当我们财产的大部分是由人组成的时候,谁实际上生而为奴呢?”[⑤]这里既表现出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永恒紧张,也显示出宪法的政治性和受历史条件决定的特点,即宪法本身并不能抵御那些明显具有违宪内容的条款,作为政治决断,宪法内容受制于事实,是当时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也是妥协的结果。

更有甚者,如果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美国黑人既无政治地位,也无法律地位。在1857年的德雷特·斯格特诉桑弗特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否认美国宪法中“人民”与“公民”的区别,来拒绝给予斯格特以自由人和美国公民的身份。首席法官塔尼在阐释裁决理由时指出了“公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说,美国人民和美国公民两者是同义词,两者皆指“在我们的共和政体中……有权通过代议的方式参与政府的‘主权人民’”。宪法制定时,联邦没有公民,宪法批准后,联邦内各州的公民在宪法生效时转化为联邦公民,但在宪法批准时黑人不是各州的公民,因而他们也没有能够转化为联邦公民。州可以在联邦成立后,将本州的黑人变成本州的公民,但不能将黑人变成联邦公民。所以,黑人不是美国联邦公民,不能享有美国公民的一切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也无权到联邦法院告状。塔尼还特别认为,殖民地的领袖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并没有将作为财产的黑人包括在他们所指的“所有人”的概念中,黑人的公民地位和权利问题,“根本就没有被制宪者们放在心上”[⑥]。他认为,制宪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使用的语言的意义,也清楚其他人会怎样理解他们使用的语言的涵义;他们知道任何文明社会都不会将黑人种族包括在内,也知道黑人种族将根据公意总是被排除在文明政府和文明国家之外而注定要成为奴隶的”[⑦]既然黑人既不是人,也不是公民,那么黑人的宪法地位是什么呢?塔尼认为黑人应定为介于外国人和公民的地位。所谓公民,他们必须效忠美国;所谓外国人,他们不能享有美国公民的权利。这就是说,美国黑人既不属于人民的范围,也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法律地位。

另外一个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不完全对称的例子是美国妇女。妇女在美国属于自然人,理论上属于人民,具有公民资格;从美国1787年宪法的条文和字面含义上,也看不出有关美国妇女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差异的内容。但在实际上生活中,美国妇女长期只享有宪法规定的私人权利,不享有政治权利。所谓私人权利,是指妇女可以与成年自由人一样签署契约、买卖房屋等;她们也有人身安全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享有宪法规定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但是,妇女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享有政治权,即没有投票权,不得参加陪审团,不得担任公职,不得服兵役。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参加陪审团和服兵役不仅仅是公民义务,而是公民权利,即具备公民身份资格的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只享有完全公民资格的人才享有的权利,而非仅仅是自然人的权利。妇女是自然人,但她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陪审团和服兵役是公民权利,也是政治权利,妇女自然不享有这些只有公民才享有的权利。这一状况直到1920年美国宪法通过第19条修正案之后才予以改善。[⑧]这里应引起注意的是,自然人在政治社会里具有双重身份,私身份和公身份。私身份有权从事私人行为免于国家干预,公身份则以公民资格参与公共生活。只有具有完整的公民资格的人才同时具有两种权利。正因为此,美国政治学家阿克曼提出了“私人公民”这一概念,[⑨]其意在于把自然人的“私”的一面与“公”的一面统合起来。严格而言,这一概念只存在于一个实质上教育和财富基本同质,形式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里。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妇女之间在实质和形式上不存在任何差别,或者差别不大,个人既享有私人意义上的宪法基本权,也参与公共生活。如此,“私人公民”的概念才能成立,个人的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才能实现完全统一。

只有法律地位而无政治地位的典型例证是外国人。宪法在宣称人民是国家主人,宪法是人民意志之时,并没有将外国人包括在内。这是因为,国家概念所包含的主权、领土(疆域)和人民中的“人民”是指主权国家疆域之内的人民,主权国家概念将外国人排斥在人民范围之外,宪法宣示的人民不包括外国人。因而,不管是在一国旅游、短期居留还是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只要不具有住在国的国籍,就不是本国人,不是公民。除此之外,外国人不具有政治地位还表现在他们不享有选举权、没有资格担任公职等问题上。虽然外国人在居住国没有政治地位,但他们拥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享有某些基本权利而不是全部,如人身自由、财产保护等,因为外国人是自然人,很多国家宪法基本权利的主体是“人”,“人”既包括本国公民,也包括外国人。目前,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外国人在居住国享有的权利范围呈逐渐扩大之势,可以享有某些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等。但是,总体上,外国人不享有政治地位,只享有法律地位。

我国文革时期的宪法现实提供了一部分人不具有政治地位但却享有不完全法律地位的例证。那时,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在政治上被称为“反动派”或“反动分子”,被排斥在人民的范围之外。他们是公民,但被剥夺政治权利,不享有宪法基本权。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主导我国政治现实的是毛泽东的敌友区分理论。在此概念之下,人民和公民的概念不一,范围不同。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⑩]所谓朋友,在国内指的是人民;所谓敌人,指包括国内外的“反动派”和“坏分子”。属于朋友范围内的,是人民,也是公民;国内的“反动派”和“坏分子”的,不属于人民的范围,虽然他们是公民。敌友区分处于宪法理论中政治决断论的核心。政治斗争中区分敌友并非毛泽东独此一家,德国宪法学家施密特的政治决断论中就包含了政治行为和动机中敌友的基本划分。因极端依赖事实,决断理论被批评为是不受自身之外任何事情束缚的结果,也是政治观念中的虚无主义。[11]但是,与任何宪法理论家相比,施密特都显示出他对权力真实运行状态的非凡洞察力,因而政治决断理论恰恰是建立在对政治事实的清晰认知之上。虽然这种宪法理论因极端依赖事实而缺少一种评价和规范的尺度,决断论被批评者认为缺乏关于决断的形而上学,即关于决断的正当性基础,然而很多情况下,政治的强权事实状态使规范显得卑微,评价因此变得无力。毛泽东政治上的敌友区分论与其宪法观显示出内在一致性,即强调宪法对事实的承认。他在1940年2月20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公民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12]可见,毛泽东的宪法理论更多属于实质主义宪法观,与政治决断论有某种契合。

 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在1949年6月2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因而,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农民阶级作为人民而存在。这是由农民阶级在建国前的革命史中所处的地位而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仅是政权的基础,还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体。这是因为,中国革命不仅在夺取政权阶段需要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农民阶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化发展落后且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需要农业和农民阶级的支持。因而,在建国后的不同时期,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一直属于人民的范围,在政治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农民的法律地位却不似其政治地位那样清晰、明朗。虽然农民是公民,也不像“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那样不享有政治权利,但个体和法律意义上的农民并不享有作为公民的全部基本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建国后我国所处的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给予城乡分治二元体制以历史正当性。欲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对外突破封锁,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内实行自我剥夺的高积累经济发展模式,即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农村,以农业生产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始资本。在此情形下,伴随户籍管理制度,国家对城市和农村实行不同的政策。前者,户籍制度意在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农业产生;后者,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劳动和生活保障制度,农民的生活不在国家保障之列,目的是减少支出,保障积累。两者结合,既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受到了很大限制,农民只能从事与土地有关的农业产生,也限制了农民享有附加在城镇居民户籍和工人身份上的住房、就业、退休、劳保、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权利。这是造成我国宪法上农民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落差的历史和事实原因。

二、规范表现

享有政治地位的农民作为阶级而存在,享有法律地位的农民作为个体而存在,结合宪法典不同结构的法律地位和规范属性,农民的政治地位须依赖对序言和总纲的识别,农民的法律地位依赖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诸条款的解释。其中以下几个宪法概念构成理解农民宪法地位的关键,即人民、农民和劳动者。

(一)农民的政治地位

农民的政治地位首先体现为宪法序言和总纲中“人民”这一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因为,从宪法规范地位和效力来看,序言和总纲既具有宣示性质,也属于政策指导和原则,带有政治性。从宪法理论上讲,政治行为中的“敌友”具有随机性,不断变化,取决于行动和革命的要求,作为“朋友”的“人民”也因其政治性而不确定,随革命性质和阶段任务的变化而变化。我国革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各个阶段的任务并不相同,“朋友”的范围处于变化中,宪法中“人民”的概念也不断发展。

“人民”这一宪法概念表述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统一战线和政权性质的内容中。建国后,虽然“人民”概念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每一阶段的“人民”都将农民阶级包括在内。这四个阶段分别是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2004年宪法修正案。1975年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日子,这部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此时人民的范围是工农兵。总纲第14条规定:“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变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阶级斗争”是指具有政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解放军,对另一部分人即地、富、反、坏、右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压制、排斥和打击。虽然“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活动”是政治称谓而非法律语言,但它们也有其独特的规范内涵,指一部分政治上的异己,即从事反对正统政治行为的那些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中的前三种人有特指。“坏分子”虽然非严格的法律语言,但此处的“坏”也有特指。何谓“坏”?“坏”既有政治含义,也有道德含义,还有法律含义。政治含义上的“坏”是指反对现行制度或者反政府,俗称之“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也;道德意义上的“坏”是指品行恶劣;法律逻辑上的“坏”则是指违反法律。现实生活中,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们没有政治地位,但有一定的法律地位,所谓“生活出路”即为享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其他坏分子”即俗指的坏蛋、右派等。至于“坏蛋”在法律上是指哪些人,则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确定,通常是指那些思想反动有具体破坏行动的人。“右派”是指那些思想右倾的人。“思想反动”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具体破坏行动是指哪些在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这些人不享有政治权利,但有一部分法律权利,可以参加劳动,获取报酬,即有“生活出路”。严格而言,法律只惩罚行动,不惩罚思想,现代法治理论和实践均不承认“思想犯”或者“腹诽罪”,但文革时期那些“思想反动”或者有“反动思想”的人是逃不掉的。1978年宪法扩大了人民的范围,但措辞较为含糊暧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人民的主体,其他阶级则是“团结”的对象。这部宪法在序言中规定:“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1982年宪法扩大了人民的范围,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2004年第19条修正案规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2004年宪法修正案使我国“人民”这一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再次发生变迁,人民的范围空前扩大,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除了“人民”可以体现农民的政治地位之外,宪法序言和总纲使用的“农民”和“劳动者”也可以标示出农民的政治地位,这两个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也是指作为阶级而非个体的农民。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规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的“农民”是将农民作为阶级对待的,这一意义上的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体。前述第19条修正案阐述的是统一战线,也是政权基础,此处的“劳动者”包括农民阶级。总纲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该条规定的是我国的国体,“工农联盟”中“农”非个体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指作为阶级的农民,以表明农民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组成成分。第2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该条确立了“主权在民”这一宪法原则,以及人民作为国家主人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不管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上,表明农民阶级都是“人民”的一员。此外,宪法序言大量和多处使用了“人民”一词。考察上下文,这些地方的“人民”一词也将农民作为阶级包括在内。

总纲有5处使用了“劳动者”,一处使用了“农民”一词。总纲第8条规定:“……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后该条经过多次修正)。第14条规定:“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第17条第2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由它的全体劳动者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第19条第3款规定:“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义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材。”从各条款“劳动者”所处的上下文可以看出,“劳动者”既与一般意义上指称的含义有重叠之处,也有其独特的规范内涵。按照一般的定义,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能力、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公民。[13]如果按照这一定义,农民应在劳动者的范围之内。但是,总纲的“劳动者”未必具备普遍意义上的劳动者内涵,农民不一定被包括在其中。依据条文的上下文,各条款的“劳动者”含义各不相同。其中第8条、第11条中的“劳动者”包含农民;第14条、第17条和第19条则不包含农民。由于“总纲”的规范属性不同于宪法正文,它更多地属于政策条款,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须等待法律明确,因而第8条和第11条“劳动者”的规范含义虽然包括农民,但其独特的规范属性又使包含农民在内的“劳动者”处于不确定状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民”、“人民”和“劳动者”的规范内涵所包括的农民是作为阶级的存在。无论从形式上序言和总纲的法律地位和规范效力方面,还是从实质上各条款的内容来看,这几个宪法概念所标示的都是作为阶级的农民的政治地位。

(二)农民的法律地位

作为阶级的存在不等同于作为个体的价值,政治地位也不必然等同于法律地位。农民的法律地位依赖于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阅读。所谓法律地位,指农民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具体法律关系是指宪法关系,农民在宪法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其法律地位的表现。宪法关系中的农民不再作为阶级而存在,而是一个个体,即公民。理论和法律上,只有当一个人被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时,才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如果只是作为某一群体的组成成分,则属于被社会排斥的对象,意味着他们远非是一个受到尊敬的个体。这就需要考察农民在我国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具体包括基本权主体和基本权内容。

在探讨农民是否作为基本权利主体时,首要的问题是定义农民的概念。谁是农民?农民的标准如何界定?是按户籍?还是按其所从事的职业?如果按户籍,则一部分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公民可算作是农民;如果按职业,则既有一部分已经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具有农业户口的公民不能算做农民,也有一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公民可算做农民。一方面,我们国家对农民的统计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根据户籍制度,我国现有农民约九亿人。这九亿人中有一部分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的成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14]有的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为私营企业主,有的是村镇的管理者,有的是村镇的教育工作者等等。另一方面,一些国有农场直接从事与土地有关的农业劳动的公民,他们是工人而非户籍意义上的农民;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下岗工人转而去农村或者农场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这两部分人都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在此,本文将前述两种标准结合起来定义农民,农民是指那些拥有农村户口并直接从事与土地有关的农业生产劳动以及以农业生产劳动所得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此外,农民还包括从事非农业生产但属于农业户口的牧民、渔民等。

从基本权利的主体来看,按照标题,我国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所标明的基本权利主体是公民,但各条款的主体不尽相同,除“公民”外,还有人、劳动者,以及妇女、儿童、母亲、华侨等。这里忽略后几种不计,主要分析前三种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看农民是否包括在基本权利主体范围内。就第一种情况而言,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制“人”的权利,农民是人,属于基本权利主体。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除少数几个条款外,大部分主语是“公民”,农民是公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属于基本权利主体。就第三种情况而言,宪法第43条休息权的主体是劳动者,但此处的“劳动者”是否包括农民并不确定。如果按照文意即字面解释方法,“劳动者”包含农民;如果按照目的论即制宪者的立法目的解释,结合城乡分立及“劳动”和“休息”的规范含义,“劳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参加体力或者脑力劳动,而是获得有报酬的工作,“休息”也非一般意义上的闲暇,而是享受国家法定假日、最低工时和带薪假期,则此处的“劳动者”就不包括农民。

从基本权利的内容来看,农民并非不享有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全部,而只是部分,其中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权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保护,出现较大缺失的是社会权。包括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自由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住宅权,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监督权,科研和文学艺术创作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在一般意义上并不排斥农民。将农民排斥在外的主要是一些社会权条款,包括第42条的劳动权,第43条的休息权,第44条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第45条的物质帮助权。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无论此处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还是“劳动者”,从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物质帮助权的权利内容来看,农民不享有这些基本权。

劳动权是指有权利取得有保障的工作以及按其劳动数量质量发给之报酬,具体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劳动结社权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该条的主体虽然是“公民”,但根据劳动权的规范内容,农民显然不享有劳动权。休息权指享有最低工时、给薪休假和带薪公共假日。[15]该条规定的主体是“劳动者”,农民虽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但并不包含在宪法规范含义上的劳动者之列,因而并不享有我国宪法规定的休息权。退休人员社会保障权的主体是“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农民既不属于这一范围,自然不享有其权利内容。物质帮助权指公民在失去工作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社会扶养和救济的权利、在失业之时享受生活保障的权利,具体包括住房权、食物权、衣着权、健康和医疗权、受教育权。该条的主体虽然也是“公民”,但根据物质帮助权的规范内容,农民显然也不享有这一意义上的物质帮助权。

农民虽然享有普遍意义上的自由权,但由于诸基本权利之间的竞合,对农民一项基本权的贬损也会影响另一基本权的享有。例如,自由权中的平等作为一项原则须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予以贯彻,由于城乡差别待遇,平等原则并未及于一切领域,农民在前述社会权方面的缺失即为不平等原则没有完全落实所致,因而农民并不享有普遍和完全意义上的平等权。又如,政治权利既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也包括担任公职,农民报考公务员受到限制,也是政治权利和平等权位完全落实的表现。结社自由也如此,结社不仅包括政治性结社,还包括经济性结社,农民无法为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进行联合,也意味着不享有结社自由和平等权。人格尊严权体现在许多领域,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别待遇,既违反宪法平等原则,也侵犯农民的人格尊严权。受教育权的实现经常与生活状况有关,由于贫困和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农民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权难以实现。此外,农民的一些基本权往往因公共利益,诸如社会稳定、城市化、工业化等受到侵犯和限制。例如,监督权中的提出意见权即信访因社会稳定而受到限制,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经常以公共利益之名被征收或者征用,不给予公平补偿或者延迟补偿。环境权虽然没有写进“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不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而是规定在总纲第26条,[16]作为国家的政策指导原则,但环境关涉个体的生命安全、健康、居住和生存条件、农业生产利益等,现实生活中因片面追求工业化损害环境的例子比比皆是,农村和农民是环境遭到破坏的主要受害者。这些都在实际上侵害了农民基本权。

我国不同时期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表明,农民的宪法地位具有双重性,且双重属性之间呈不对称状态:作为阶级的农民的政治地位高,作为个体和公民的农民的法律地位低。宪法的这一规范事实揭示出三方面问题:一是暴露出政治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说明政治不等于法律,规范不等于实存;二是提供了宪法依赖于客观事实的例证,证明宪法的政治性不容忽视,诚如毛泽东所言,宪法只是对事实的承认和肯定,而非创制规范;三是与世界上其他宪法一样,我国宪法同样具有社会排斥性的一面。

三、变迁规范缓合紧张

政治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并非完全不可以缓和,宪法的社会排斥性也不必然具有规范正当性,因而有必要在法规范层面,通过解释赋予相关宪法概念以新的规范内涵,并完善农民基本权保障,提升农民的法律地位,一定程度上缩小双重属性之间的距离。

赋予相关宪法概念以新的规范内涵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我国社会现实变化为规范变迁提供了客观条件。随着社会发展,取消城乡二元体制、与该体制相适应的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户籍之上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包括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差别待遇势在必行。目前,我国已经有部分省市取消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方式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目前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也将改变为农业工人。在此情形下,那种将“劳动者”区分为从事产业化劳动的工人和从事家庭农业生产的农民失去其必要。另一方面,具有历史正当性的宪法内容并不必然具有规范正当性,一如不能从“是”中推出“应当”。美国宪法关于黑人法律地位的修正案条款也证明了这一点。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国会和各州于1865年和1868年分别通过和批准了第13条和14条修正案。第13条修正案规定取消奴隶制和强制劳役,第14条修正案确立了黑人的联邦公民和州公民的身份资格,以及平等保护原则。饶有趣味的是,在取消奴隶制和劳役的第13条修正案中,修宪者不再效仿制宪者顾左右而言他,而是直接使用了“奴隶制”(slavery)一词,这与制宪之时措辞的含蓄隐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既从侧面说明宪法原文保留奴隶制是制宪者对事实的默认,也说明历史合理性不能成为规范合理性的借口和理由,当历史和事实发生变化之时,需要通过一定方式进行规范变迁。一定方式既可以是修宪,也可以是宪法解释。美国选择修改宪法赋予黑人新的宪法地位,包括获得完整的宪法人格、取得公民权、不得作为奴隶、享有选举权、获得平等保护等。根据我国的情况,因宪法中“人”、“公民”和“劳动者”含义较为明确,可以通过宪法解释赋予这些宪法概念以新的内涵,完成规范变迁。

首要的问题是确立宪法中“劳动者”以新的规范内涵,应抛弃那种不将农民纳入“劳动者”范围的目的论解释方法,而选择体系解释方法和文意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蕴涵着统一农民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的契机。既然序言和总纲中的“人民”、“人民民主专政”、“统一战线”、”“劳动者”都包含农民阶级,“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人”和“公民”也包含了农民,因而将三部分内容联系起来解释,可以赋予“劳动者”以新的规范内涵,将农民纳入“劳动者”的范围,使享有基本权利的农民个体的法律地位与序言和总纲叙明的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一致起来。文意解释更为便捷。按照文意解释方法,我国现行宪法中“人”、“公民”和“劳动者”等宪法概念的内涵无不包括农民。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其中人权中的“人”是指一切人,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农民是中国公民,在“人”的概念之内。其他基本权利条款的主体是“公民”,“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农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也是中国公民,应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第43条“劳动者”的字面含义包括一切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并获得报酬的中国公民,农民从事体力劳动,属于“劳动者”。此外,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农民是中国公民,应受平等法律保护,在一切领域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待遇或者有合理根据的差别待遇。国际人权文件也提供了将农民纳入“劳动者”之列的规范依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分别用“everyonewhoworks”和“workers”来表示“劳动者”,“workers”的文意同时包含着“工作着的人”和“工人”两层意思,包括从事制造业生产的产业工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工人。虽然《世界人权宣言》不是国际条约,但是,作为普遍人权宣言,其条款具有宣示意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条约,我国已批准了该条约,其条款和内容对我国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尽管由于各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不相同,各国户籍制度也不一致,该词的规范内涵与我国宪法“劳动者”有一定的差异,但在文意义上,此处的“劳动者”无法将从事集体和个体经营的农民排除在外。

在将农民纳入“劳动者”规范内涵的过程中,还须明确“劳动者”中“劳动”一词的“工作”含义,从而确立农民是劳动者一部分,享有劳动者享有的一切基本权的法律观点。这是因为,宪法和法律的所有语言有特指,“劳动者”中的“劳动”也有特定的规范含义。英文的劳动一词是work,劳动者一词为worker,work和worker即为工作和工人,说明劳动者就是工作着的人。所谓工作,并非仅仅指在工人在企业从事的劳动,农业生产劳动和城镇职工所从事的劳动一样属于“工作”。与“工作”相关的还有报酬,即工资。“工资”并非劳动报酬的唯一形式,农民的劳动报酬主要依靠农业生产所得进入市场交换而获得。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除一些国有大型农场之外,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基本上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大部分农业生产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劳动报酬也非以工资方式支付,目前部分农村地区的产业化经营占总体比例并不高,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使农民的收入直接与其劳动情况挂钩,收入形式并非像城镇职工那样以“工资”形式获得。“工资”是直接对应“工作”而言的,农民收入和所得不以工资报酬形式出现,并不能说明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劳动不是工作;相反,农业生产劳动是全社会所有工种中的一种,农民收入不以“工资”形式出现不能作为否认农民生产劳动工作性质的理由。

这样,除序言和总纲中“劳动者”的含义不予改变之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劳动者”这一宪法概念应将农民包括在内。因为序言因带有政治性,其宣示品格涉及国家性质和政权基础,“劳动者”一词的规范内涵既不应予改变,也无改变的必要。总纲属于政策条款,“劳动者”的含义在上下文中较为明确,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待立法明确,亦无改变之必要。这就是说,农民是人,是公民,是劳动者,属于基本权利主体,享有宪法规定的所有基本权。

除了明确“劳动者”这一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之外,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还须完善基本权保障体系,使农民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由于农民基本权保护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社会基本权方面,社会权属于立法裁量,其规范内容需立法进一步明确,以为实践中的权利实施提供具体标准,因而既需要修改旧法,也需要制定新法。目前,一方面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劳动法规旨在保护城镇职工劳动者的劳动权[17],农民作为劳动者并未包括在其中,另一方面,国家也无专门针对保护农民劳动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劳动法》第3条在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的权利的同时,第2条规定适用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这一限定将本文所指的作为公民和劳动者的农民排除在该法适用范围之外,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针对这一问题,或者制定关于农民劳动权保护的专门法律,或者扩充现有劳动法律体系的适用范围。前一种立法例可选择在我国目前正在起草的《农民权益保护法》中纳入相关内容,后一种立法例可选择修改《劳动法》,将农民列入保护范围。虽然在表面上农民劳动没有与任何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但是农民和国家之间属于劳动关系。“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全是自己的”是农民与国家之间劳动关系的真实反映,“剩余全是自己的”是作为劳动报酬给予农民的。所以,国家可以被理解为广义上的“用人单位”,农民是与国家这个“用人单位”形成一定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保护。

从这些权利的规范内涵来看,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产业化,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物质保障权相比,农民社会权保障有其特殊性,因而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全部属于立法问题,行政机关亦须制定相关的农业政策,以为农民基本权实现确立具体的实施标准。就劳动权而言,农民取得报酬的权利与粮食价格有关,国家根据情况采取价格补贴的方式提高粮食价格可保证农民收入;[18]国家也可以采取降低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农用产品价格来保证农民收入。这就需要根据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和有效措施予以保证。依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方式,农民劳动权应重点保障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和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等。从长远来看,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产业化经营管理,是谋取农民获致普遍意义上的劳动权的长久之计。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国家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以及农业科技化与工业化等的支持。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生产为农民生活带来了更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农业生产对气候和自然环境有着较高的依赖性,自然灾害和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远高于工业企业,因而对比城市居民,农民的物质帮助权尤其重要。鉴于我国目前农民工作的特点,农民休息权虽然与一般意义上的休息权有区别,但国家也应完善各种休息设施,帮助农民实现休息权。就农民的社会保障权而言,农民虽然不属于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也应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因而立法应该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农民应对疾病、伤残、生育、年老、死亡、失业、灾害和其它风险的能力。社会保障权事关农民生存,是农民的基本权利,只有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开展农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计划,才能真正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实现宪法中人、公民与劳动者三个宪法概念之间的统一。

此外,立法应力争在一切领域贯彻平等原则,实现平等保护。农民报考公务员应根据情况逐渐放宽乃至取消限制,开通信访管道方便农民提出建议和意见,实现农民作为公民担任公职的政治权利,以及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参与。为保证农民通过合法渠道表达意志,争取利益,应增强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创造条件促成农民结社权的实现。[19]实践中土地征收、征用应充分考虑农民利益和生活,在公共利益和个人自由之间保持平衡。国家也应加强环境保护以利于农业生产,提升而非破坏农村生态和农民的生活环境,保障农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权利。事关人格尊严、国民素质与民族未来,实现义务教育免费也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结语

理想与现实、法律与政治、规范与事实之间有一种永恒的紧张。但是,这种紧张不能作为让理想永远臣服于现实、法律永远依附于政治、规范永远让位于事实的借口。理想固然与现实有距离,但可以努力使现实接近理想;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治,但政治可以形成法律;规范固然有其滞后性,但可以通过一定方式贴近事实。在此,惟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敲响农民身份与命运的希望之钟,也祈祷宪法不仅是理想,也是现实;不仅是政治宣示,也是法律文件;不仅是规范,也能成为事实,以赋予农民完整的宪法人格,落实平等保护,缩小社会排斥,实现农民宪法地位政治性和法律性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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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主权”或者“主权在民”是一个重要的宪法原则,构成深刻理解宪法理论、宪法实施和司法裁判的基础。该原则既奠定了政权的合法性,也为各种权力设立了界限,以防止权力滥用或者超越法定权限。《人权宣言》承认这一原则,在第3条规定:“全部主权的源泉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任何团体或者个人都不得行使不是明确地来自国民的权力。”美国宪法在序言中以“我们美国人民”这一宣称提供制宪的正当性基础。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主权作为宪法原则还是司法裁判的法理和宪法依据,美国法官在多个判例中阐述人民主权这一原理,并将之作为裁决的根据。实际上,我国宪法理论对“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及其价值挖掘得不是太深,而是太不够了。只是宪法学者在阐述该原则时,应注意与政治学原理作出区别,着重其在构成国家政权基础即国家权力的来源与归属、权力界限、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等方面的价值,并且尤其需要注意司法裁决过程中法官对这一原则的司法阐释。作者注。

[②]1787年美国宪法以“我们人民”开头,宣告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只是,这些神圣的字眼很难与具体的现实划上严格的等号。1787年宪法中宣告的“我们人民”能够代表美国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皮鞭下的黑人奴隶吗?它能够代表那些“活该被消灭的”印第安人吗?它能够代表作为美国人口另一半的女性吗?汪庆华:《宪法与人民:布鲁斯·阿克曼的二元主义宪政理论》,中国宪政网,2006年9月16日。

[③]这七个州是: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康涅狄格、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纽约和罗得岛。这些州已经宣布废除或即将宣布废除本州的奴隶制。另外六个州则拒绝取消奴隶制。这六个州是特拉华、佐治亚、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④]参见任东来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⑤]anotherreasonweightedparticularly,withthemembersfromthisstate,againsttheinsertionofabillofrights。suchbillsgenerallybeginwithdeclarationthatallmenarebynaturebornfree。now,weshouldmakethatdeclarationwithaverybadgrace,whenalargepartofourpropertyconsistsinmenwhoareactuallybornslaves?seethebillofrights,p294.

[⑥]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⑦]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

[⑧]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或各州不得因性别关系取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其实,新泽西州早在1776年宣告美国从英王统治下独立出的前两天就通过了一部授予所有合格居民,包括男人、女人和自由黑人的选举权,并规定了一个适度的财产资格要求。妇女在1776年至1797年间偶尔有权投票,直到1807年之前,她们都有相当多的投票次数。此后,一些妇女选民被指控在选举中就一个法院的任职问题弄虚作假,导致1807年两院立法机构又通过了一个法令,取消了妇女和黑人的投票权,只允许“自由白种男性公民”投票。参见[美]j·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⑨]参见汪庆华:《宪法与人民:布鲁斯·阿克曼的二元主义宪政理论》,中国宪政网,2006年9月16日。作者认为,阿克曼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区分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彻底个人主义的公民和古典共和主义眼中的完全献身于政治的公民。

[⑩]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11]参见洛维特:《施米特的政治决断论》,载刘小枫选编:《施密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4、42页。

[1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93页。

[13]劳动者的条件是:①在劳动年龄范围(中国劳动年龄男子一般为16—60周岁,女子为16—55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和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种的工人,最高年龄男子为55周岁,女子为45周岁)之内,具有一定体力和智力的人。②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③具有劳动权的公民。④有相应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在我国的实际工作中,未达劳动年龄已经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已经超过劳动年龄仍然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均被统计为劳动者。参见贾湛:《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兵器工业出版社1990,第529页。

[14]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目前,官方统计的农民工有1亿,占全国工人总数3.5亿不到三分之一。民间统计的农民工为2.5亿。参见何海宁:《2.5亿农民工养老保险应立法》,载《南方周末》2005年2月24日第22版。

[15]苏联1936年宪法规定的休息权的保证是:“工人及职员工作时间规定为八小时,从事劳动条件困难之职业者工作时间缩减为七小时至六小时,劳动条件特别困难车间中工作时间缩减为四小时;规定工人及职员每年保留原薪之休假;广泛设立疗养所,休养所及俱乐部提供劳动者享用”。波兰1952宪法给予休息权的保证是第59条(二):“对于工人、职员休息权的保证是:根据法律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方法缩短工作时间;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大量缩短工作时间,以法律规定休假日;一年一度地保留原薪的休假。”第59条(三)规定休息的组织、旅行、疗养所、体育设备、文化宫、俱乐部、阅览室、公园及其他供休息处所的发展,造成城乡日益广大的劳动人民健康和文化娱乐的可能条件。

[16]我国宪法总纲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17]这些法规包括:《关于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1998]10号)》,《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失业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发[2000]8号)》等。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篇8

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农业经济技术创新观念创新

一、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意义

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流动为特征的生态经济。循环农业经济是循环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领域,所谓循环农业经济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循环经济理念运用于农业经济发展系统中,充分利用当今高科技成果和手段,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物资的投入量和废物的排放量,形成农业的种养加、农科教、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体系。

二、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农业的整体水平不高,科技含量和农民环境意识较低,特别是长期以来农业生产还相当粗放,带来的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明显。这些已成为制约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具体体现在:

1.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在我国水资源利用中,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0%左右。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干旱性突出,全国约2/3以上的农业生产需要灌溉。因而,农业灌溉用水比例一直保持在农业用水量的90%以上。近年来,由于农业灌溉和工业发展对地下水超额开采,导致地下水资源短缺、河流断流、土地沙化、地面下沉、海水倒灌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同时,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浪费却十分严重。据统计,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平均仅为0.475,约有一半以上的水资源被浪费。因此,推行农业循环经济是实现农业节约用水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2.环境污染问题明显。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农产品质量。在种植业中,农民只认识到化肥农药简单、方便的好处,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畜禽粪便用作农田肥料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导致养殖业与种植业严重分离,畜禽粪便乱堆乱排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对环境的污染逐年加重。未经处理的畜禽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氮、磷,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而养殖场会产生大量含有氨、硫化物、甲烷等有害物质的恶臭气体,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

3.农副产品资源利用率低。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农业产出效益的新型经营机制,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力抓手,也是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但就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具体表现为农户参与产业化程度较低,产业化组织整体竞争力不强,农业产业化的带动、辐射效应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尤其是农业产后的副产品利用率低。以植物纤维为例,我国每年有5亿吨左右的秸秆,1000万吨的米糠,1000万吨的玉米芯,2000万吨的稻壳,这些农业副产242010年第35期(总第2307期)品不仅开发利用率低,而且往往造成环境污染。

4.农业耕地面积不断减少。2009年中国耕地的总数是18.26亿亩,已经接近18亿亩“红线”警戒。国土资源部2001~2008年耕地面积数据显示,8年间,中国耕地减少1.25亿亩。如果不加以控制,按照每年平均减少的数字,2年就会突破红线。人多地少是我国基本的国情。但是,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仍停留在粗放式经营模式上,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仍然以人畜力为主;农业科技体系不完善;经营方式仍以家庭为单位,缺乏规模经营;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我国要克服农业生产中人口多、耕地少的现实矛盾,就必须使农业生产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变。

三、发展我国循环农业经济的构想

针对我国农村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我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借鉴发达国家农业经济成功发展的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农业经济要快速稳定地发展,必须走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路子。

四、出台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相应法规及其政策。

加速发展循环农业经济,需要各级政府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法规及其政策,把政府支持与企业行为结合起来、把领导的集体智慧与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结合起来,积极倡导稳步推进,加强服务,搞好规范,促使循环农业经济健康有效地发展。各级政府应把发展循环农业经济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及时加强指导,搞好协调。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科学考核机制,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体系,把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综合运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手段,完善水、能源、矿产等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形成小、中、大循环和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环境和发展机制。

(二)努力在循环农业经济发展中进行创新。我国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相关方面的锐意创新。

1.进行技术创新。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持,换言之,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循环农业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加强农业技术开发,提高农业生产中的技术含量。开辟农业科技园区可以在科技与政府、农户间搭起一座桥梁,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创造有利条件,为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试验基地和转化基地,为农业科研与生产结合和创新提供切入点,也为整个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生示范作用。其次,要促进农业内部专业化分工。农业专业化分工可以分为农业生产、农业技术支持与开发、农业服务等几大部分,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发挥其在各自领域内的特长,促进农业整体的专业化分工,改变每户农民“小而全”的耕作方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篇9

关键词:农业职业教育;“三农”问题;智力支撑

作者简介:张明(1960-),男,山西太原人,经济师,太原生态工程学校校长,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郑锁平(1975-),男,山西定襄人,太原生态工程学校讲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08)15-0040-03

中共中央国务院从2004年开始连续五年下发“一号文件”,锁定“三农”,从农民收入提高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到发展现代农业,今年又提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为破解“三农”问题提出了治本之策;其中农业发展、农村和谐、农民增收是其终极目标所在,关键要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从事农业生产和农外就业的能力和本领,说到底需要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诚信的新型农民,增强农民创业能力、培育创业型新农民,大幅度提高农民的创业激情与创业技能,为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智力支撑。

据统计: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占7.39%,小学程度占29.94%,初中程度占50.24%,高中程度占9.68%,中专程度占2.11%,大专及大专以上占0.64%。农民素质低下是制约破解“三农”问题的瓶颈因素。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作为太原市农业职业院校的排头兵,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是培养新型农民的主要场所,肩负着为农业生产培养一线需要的技术性应用性人才的历史重任。在服务地方经济、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构建和谐农村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学校秉承“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办学理念,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提高质量为生命线,以深化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动

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为山西省农业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性、应用型人才。

一、发展农业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

职业教育是教育事业中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承担着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的任务,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社会性和人民性,是面向人人的教育。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第一线需要的技术性应用性人才,是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业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落实科教兴农、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破解“三农”问题、促进就业再就业的重大举措;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通过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农民素质,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推动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拓宽农民致富的渠道,加快农民内部的分工;同时产生了一大批科技示范户和致富带头人,他们抑或成为农村经纪人,把农村与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挥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通过创立养殖大户、种植大户等带动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起到了集聚和辐射效应;通过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特色农业项目,使农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推进了农业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形成了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通过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既有利于当前缓解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紧缺的矛盾,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扩大社会就业;通过发展农业职业教育,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把巨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更好地发挥亿万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

通过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接受职前和职后教育,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实用技术,提高农民收入,逐步实现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实现农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农业职业教育与破解“三农”问题

太原市共有人口300多万,其中农村人口100多万,城市人口200多万,属于典型的“大城市、小农村”。根据太原市农业发展整体规划,大力发展都市农业,为省城提供高产、高效、优质、安全、生态的农产品是其主攻方向。这便要求把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紧密接合起来。通过扶持和发展龙头,带动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从而引领广大农户走上致富道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经济,优化一、二、三产业结构;通过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农产品实行标准化生产;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其中,无论农村经纪人、科技示范户的培养,还是致富带头人、新型农民的培育,都离不开农业职业教育这个主题。

(一)树立“大农业观”,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

农业从广义来讲,包含农、林、牧、副、渔各业,“大农业观”是指农业要向产前、产后延伸,延长农业产业的链条。作为现代农业职业教育,要根据市场需求,开设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农产品营销、小型农场经营管理、庭院经济、农村家政服务等相关专业,在传统农业专业基础上进行改造升级。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形势下,广大农村迫切需要大批具有一定理论功底和扎实动手能力的技术员、科技示范户、致富带头人以及科技推广户,基层需要大量“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专业技术人才,因此农业职业院校专业设置要紧跟市场需求步伐,根据用人单位对岗位技术人员的需求设定。

(二)树立“大职业教育观”,构筑农村终身教育学习体系

随着终身教育思想的深入人心,职业教育成了贯穿于个人职业发展全过程的一种教育:职业准备教育就业培训岗位培训晋级/转业/再就业培训,这就是所谓的“大职业教育观”,由单一职前教育逐步转向终身教育,适应多变的需要,整体出现农业职业教育终身化的特征,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21世纪“终身教育与培训――通向未来的桥梁”的核心组成部分。农村实施终身教育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

通过传授农民生产和加工技术,传授农民市场经济与营销知识;培养农民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引导农民学习时事和政策;引导农民学会生活;传授农民城市生活知识。通过开展终身教育活动,建立一个无人不学、无时不学、无地不学的学习型农村,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能力。

(三)锁定“三农”,强化社会服务功能

农业职业院校要锁定“三农”,进一步强化特色、凸显功能、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增强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其中强调教学活动、人才培养模式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及技术开发紧密结合,一方面,要加强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另一方面,要加强实训教学环节与实习。阳光工程是由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主要在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示范项目,旨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稳定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太原生态工程学校从2004年开始作为山西省剩余劳动力转移基地,截止目前为止共培训园艺、计算机、家政、保安、餐饮、电子技术等专业剩余劳动力10期,培训人数2000人。“雨露计划”是国务院扶贫办新阶段开展实施的三大重点扶贫工作之一,其主要任务是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它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职业教育、创业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最终达到促进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之目的。太原生态工程学校2007年为部级贫困县娄烦县培训300余名农村妇女学习中国结的编制,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沼气工程是我国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推广项目之一,2003年3月,经农业部批准在太原生态工程学校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培训基地,太原生态工程学校拥有完善的教学实习场所,充分利用本校的实训基地设备设施,为全省农村培训沼气技术骨干,从2003年到2008年4月,共培训40期,培训人数达6000余人。

(四)强本固基,加大实用人才培训力度

农业职业教育要面向农村,以农业增产和农村发展为目的,搭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平台,实现学校发展与服务“三农”相结合。要在一两所重点农业院校基础上,与地方职教中心、职业高中组建职教集团,利用集团各成员学校资源,对所属乡镇干部、农村两委干部、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农村剩余劳动力等进行全方位培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干部培训工作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培训基地的作用,全面提高全省农村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从正规学历教育为主,转向学历教育、短期培训和社区服务并举,面向成人、面向社区,加大短期培训和社区服务的力度。通过“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产教结合”等新型途径,大幅提高农民素质,拓宽现代农业职业教育的科学内涵;通过广泛开展面向成年农民的短期培训和其他形式的服务,使农业职业院校在社区发展中担任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农”问题的集中表现是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少,农村发展慢,城乡差距过大,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诸多的不和谐因素。有效破解“三农”问题,既是促进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命题,也是构建和谐农村的保障和前提。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既有利于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对持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产品质量以及缩小城乡差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可以通过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等形式使农民积极参与民主管理,提高农民政治地位,从而逐步破解“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

[1]柯炳生.中国农业经济与政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2]白菊红.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收入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加快农村教育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篇10

关键词: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短缺;政府

一、平邑县的农业专业合作化生产

作为传统农业区,平邑县的农业专业化生产历史悠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通过生产、经营的自主选择,农民有了根据自己所占有的资源与特长寻求更高收益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平邑县农村重新涌现出种植、养殖专业户,在部分地区,甚至逐步走向联合成为专业性生产组织。我们此次调研的铜石镇便是如此。

铜石镇作为平邑县下属的一个农业大镇,农业专业化生产获得长足的发展,截止目前,全镇工商局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3个,带动农户1万多户,经营范围涉及到农村各个产业领域,如畜禽养殖10个(包含生猪、兔业);特种种植13个(包含金银花、中药材、烤烟);蔬菜果品5个(包含大蒜等);花卉苗木1个等。

在走访中,调研小组合计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5份。在“生产中面临的困难”选项上,有56人选择资金短缺,占样本总数的73%,65%选择“不能把握市场信息”;56%选择“销售渠道不稳定”;30%选择“缺少技术”;6%选择“经营规模太小”;2人选其他,占3%。

另据调查了解,在当地比较典型的铜石镇农联畜牧合作社中,入社股金共计69.3万元,固定资产19万元。其中兽医站出资18万元,占27%;合作社理事、监事会出资10万元,占14%;养殖大户和社员出资41万元,占59%。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该镇农业合作组织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发展的最大因素,其资金来源以农民自筹资金和各种混合形式的出资为主。严重制约了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向纵深方向发展,限制了农业专业合作社创造财富、带动群众发家致富的能力。形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当前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前景不明朗,缺少国家政府相关扶持;另一方面则凸显了铜石镇农民自身资金不足,经济实力薄弱,不足以独立支撑合作社发展,大量融资又比较困难,必须借助多种外力才能筹集到可供合作社发展的资金。但是资金来源的多样性也预示着其资金构成的复杂性,而混合出资所组成的合作组织引因其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将导致组织稳定性的减弱,使其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增加了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二、专业合作社资金短缺现状的原因分析

第一,大量农村资金外流,金融组织对农业投资积极性减少,农业合作组织资金筹集困难。近年来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政府逐步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整顿,一度比较活跃的非正规渠道融资活动被遏制,但正规融资渠道没有及时建立或打开,客观上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筹资的难度。并且经过市场化之后,无论国有银行还是商业银行,直接面向农业和农户贷款机构不断减少,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大量的闲散资金,却不为当地民生服务,转而投向目前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建设性生产中,导致农村金融资金净流出严重。

第二,农业份额在国家GDp比重逐年下降,国家对农业投资与扶持力度太小。目前各级财政真正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资金少之又少,既无法足额落实优惠政策,又无法扩大贷款额度。长期每万元农业增加值所占用的财政资金还不到非农业的一半。更多的财政过度地倾向非农业生产,与工业相比年均少投入748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支农指出的1.73倍。

第三,银行及附属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较高,农民承担乏力。我国农村农业贷款普遍利率普遍较高,对于刚刚脱离贫困步入小康渴望致富的农民来说,不啻于狮子大开口,使其望而却步。

三、促进农业专业合作社深入发展的经济学建议

第一,提倡国家立法对农业合作社施行税收优惠,以使农民留有更多的富余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鉴于农业合作社的互质和不以盈利为目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往往采用减税、低税或免税的政策来支持它的发展。而我国无论是现行法律法规还是税收制度均没有体现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优惠,反而因为农民组成专业合作社成为了经济组织,更是需要交纳农产品增值税,无形中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范发展的一种巨大打击。

第二,加大国家对农业合作社的财政扶持力度,提供更多的资金扶持。政府应在政策的框架之内,不断完善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不断增加支农资金总量,切实贯彻执行我国《农业法》关于“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高价财政经常性的增长幅度”的政策,特别是加强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各地方政府还应保证专款专用,不随便挪用支农资金,保证各项政策落实到实处。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农村投资环境和发展条件,做好“后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