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的影响篇1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影响因素国内外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6.2文献标识码：a
农民专业合作社近年在我国取得的快速的发展，但是在我国近9亿农民的基数下，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所涵盖的农民人口还是十分的有限的，而且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中东部的一些农业发达地区，在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十分落后。因此，研究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因素，对完善中东部农业发达地区和促进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西方国家的合作社是以罗奇代尔先锋社成立为标志，至今以170余年。经过漫长的发展，农业领域的合作社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和完善，因此，对西方国家农业合作社的研究对我国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1国外相关研究回顾
国内外普遍认为，正式对农业合作社的经济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emelianoff出版了专著《合作经济理论》，他认为农业合作社是农场的延伸，是独立的农场主的不完全联合。1945年enke发表了《消费合作与经济效率》，他的理论认为合作社与企业一样，归投资者所有，主要由经理人员进行决策。
国外学者在研究影响合作社发展的因素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采用nash-Harsanyi方法的Zusman和Rausser，建立了一个均衡组织模型，阐述了群体选择和群体行为对组织效率的影响，从而也说明合作社如何被群体行为所影响。而Bourgeon和Chambers运用博弈理论，说明在成员差异很大且信息不对称的模型下，不同的定价表示如何影响合作社的效率的。
Harris在对合作社的发展道路进行研究时认为，合作社走垂直一体化的道路还受到如情感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Hakelius认为在一些小型的群体中，合作社能够获得人们的信任，主要是因为那里的人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影响合作社内部正常运行和较少内部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之间的非正式关系。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Royer和Bhuyan利用新古典分析，分析了一个投资者导向性企业和合作社在市场营销链上如何合作。同时，他们认为市场力量是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进行纵向一体化合作社重要推动力。
2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在对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因素进行研究时，国内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农户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分别进行研究的。
2.1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2.1.1农户内部因素分析
我国学者卢向虎，姜太碧，张冬平认为农户自身的差异性对于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同时农户家庭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其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化运动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因此那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提到“合作社”这三个字时总是特别的敏感，造成了人们对任何“合作社”都有一种排斥性。农民并不了解现在的合作社与以前的合作社的区别是什么，农民毫无积极性去参加到现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这种情况在那些相对偏远落后的地区尤其明显。
对于农民年龄对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影响，国内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通常的看法认为，农民的年龄和其学历呈反向变动的趋势，农户的年龄越年轻，他的学历就有可能越高，其对新生事物和新信息的接受和理解也就越快，其对合作社的支持率也就越高，反之其合作意愿也就越低。但是韩杨认为，农户的劳动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地降低，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激发了农户参加合作社的意愿，因此户主年龄与合作社支持率呈“U”型分布。
在韩杨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总人口数多和有成员出去打工的家庭，其接收外界信息也就越广，从而对其决策的影响也就越大。但是，姜太碧和朱文在对农户家庭总劳动人口数进行研究时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如果一个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足够这个家庭使用，不需要其他外部劳动力的帮助，那么这个家庭对于参加合作社就不会表现出多大的热情。而黄祖辉认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产生和发展中，农民的亲缘关系是其获得各种信息、资源和做出决定的重要途径和参考，这种亲缘关系的影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初期的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这种亲缘关系绝不是任人唯亲和家族垄断，它所依据的是一种亲缘、忠诚和能力相结合的原则。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生产和出售产品时，能把零散的农户和农产品整合起来，在生产时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农户的成本，而在销售时则可以帮助农户获得尽可能高的销售价格。因而对于那些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的农户，他们对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十分地积极。同时，为了使农业收入最大化，这些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会主动与为农服务组织发生联系。
2.1.2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小农经济”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种分散式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十分容易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在一些政府支持不力的地区，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地位和作用尚不够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没有很好建立起来，一些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强行对合作社进行领导和干预，甚至直接控制着合作社的运营，这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成为政府的附庸。而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没有做到很好地引导和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合作社出现融资难的问题，由于农业产业自然特性明显、生产周期长、缺乏抵押物、资产专用型强、金融需求小、贷款风险高等原因，资本市场中的金融机构不愿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融资，资金的匮乏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自我国2007年颁布并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至今已经有6年了，在这6年中，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但同时，在实践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一些不足也逐渐暴漏出来。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这些不足可以归纳为：对合作社成员资格限制过多、对合作社的最低资本金没有限制、没有对合作社联社做出规定、没有关于合作社社区服务方面的规定、没有规定合作社成员对于其份额的处分等。
种植作物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而且这个因素是很难改变的。我国学者卢向虎认为，家庭的主导农产品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对加入合作社的态度，一般来说，技术含量较高、生产性投入较大的农作物，大都是商品作物，其市场化和商品化的程度相对较高，这种农作物的生产和销售对于农户来说很难单独完成，农户需要合作社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就愿意参加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来。而苑鹏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是以农产品自身的特征和产业特性为前提的，他认为，那些能够在某一个地区组织广泛种植、加工和销售的合作经济组织，其背后必然是有相应的产业基础作为支撑的。张仁寿等则提出那些具有鲜明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其在市场上就具有很好的竞争优势，农户希望加入合作社来获得更丰厚的利益，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容易形成和发展。同时，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对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也有很大影响。一般来说，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幅度与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呈正比，即价格波动越大，农户越希望加入合作社来尽可能地规避这个风险。
基金项目：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13681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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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影响篇2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问题；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12—0082—02
一、社会资本的阐释
对“社会资本”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并使之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Colenan）和普特南〔putnam）。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同时存在以个体为中心的微观层次以及强调制度与规范的宏观层次。微观层次的个体社会资本主要由个体的义务与期望、获得信息的潜力、权利等级的影响三方面构成。宏观层次的群体社会资本也由群体的规范支持、群体内部自发性的公民参与、适合的组织架构三方面构成。科尔曼的观点是建立在人际间有“待偿还义务”的前提之上，人们以“信任为基础”，对他人履行偿还义务有信心，因此有利于个体的行动，能提高整体内部的资源流动效率。〔1〕
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特征，如信任、规范与网络。〔2〕普特南认为信任能通过行动的协调而提高社会的效率，并且使群体内的成员间愿意彼此合作，而使个体能获得所期望的资源；此外，也可以促使成员自发性地参与社会公民行为，同时有助于整体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一个群体、社会或国家而言，就是指群体的内部社会资本，探讨其整体的网络结构、成员间的互动关系、信任、规范机制等；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则是以个体为中心，探讨个体与外部的网络连接与互动的情况，即所谓的外部社会资本。
美国学者林南（1eana）以“组织社会资本”（organizationalSocialCapital）的观点，将组织社会资本视为是一种可以反映团体中社会关系的特质性资源，并且得以通过成员间集体目标取向与共享式信任加以实现。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于社会网络的资源，行动者通过行动来取得或使用。简单说，社会资本即通过社会关系所取得的资本。
本文认为农民合作社社会资本就是通过合作社成员之间以及合作社成员与外部在遵守一定的规范基础上所形成的信任与合作的关系网络结构。〔3〕
二、社会资本的特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有相似和相异之处，刘寿先对几种资本进行了比较。〔4〕
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的相似之处有：
第一，四种资本的取得都需要投资，使用也能取得报酬。四种资本的取得都需要资金等成本投入。社会资本的取得也需要投入金钱，即使不需要金钱，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第二，四种资本之间不可转换性和专用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本的使用过程中，在一定的条件下，一种资本可以转化其他资本。但四种资本都有特定的使用范围，四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第三，四种资本之间互补关系。只有四种资本按一定比例组合，才能实现组织功能和价值。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可以弥补单一资本的缺陷，从而实现最佳效益。
第四，四种资本都能维护。物质资本在使用中得到耗损，人力资本会随着知识的更新、技术的进步而出现价值的贬值，金融资本也容易出现贬值。社会资本在使用中不会耗损，甚至会增值，但社会资本长期不用就会出现信任程度降低、关系不和谐等问题，所以社会资本也需要彼此的沟通和交往，通过真诚的沟通和共同参与活动来维护，需要投入维护的成本。
社会资本是一种信任与合作关系的网络结构。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又有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第一，社会资本具有共有性。组织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具有使用的排他性。社会资本是组织成员共有的。这种共有性是指组织中的某个成员使用了社会资本，并不会使社会资本减少，甚至能增多，其他成员可以同时使用社会资本。但组织社会资本对于组织外成员和组织来说，就具有了竞争性和排他性，社会资本存量丰富的组织，就会在社会中取得更多的效益。
第二、社会资本存在于“关系”之中，而非个体所拥有。社会资本无法独立存在于个体之中，而必须通过个体间的互动才能创造价值。
第三，社会资本难以量化和衡量。社会资本虽然在概念上可以表现其所谓的由于互动关系所带来的益处，但是实际上难以量化和衡量。不仅社会资本的收益难以衡量，为维护社会关系而投入的资源、时间和精力，同样也难以衡量。
三、社会资本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
合作社社会资本分为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对合作社有不同的影响。
第一，内部社会资本是合作社存在的基础。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及其网络关系构成了合作社的内部社会资本。成员加入合作社就是为了寻求个体状态下不能实现的利益，只有合作互助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取得平等的地位和抵御市场的、自然的风险，合作是唯一的选择。信任是结成群体的核心，只有信任和合作才是合作社内部人际关系网络稳定的基础，如果合作社内部成员能够彼此信任、团结协作，则会产生效益，增强成员对合作社的信任与信心，合作社的社会资本也会增加，就会得到更多农户的信任并愿意加入其中，使更多组织机构愿意与之合作。因此，“组织是主体，成员是客体，互惠是基础，信任和合作是关键，这四个因素就构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的主要内涵”。〔5〕
第二，外部社会资本是合作社发展的条件。刘松博在其著作中指出：“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起着‘搭桥’的作用，与其他行为主体相联系而获得关键性资源以加强竞争优势；而企业内在的社会关系可以融合组织内部的行为主体，起到成员间和部门间的‘黏合’作用，为组织实现目标提供便利”。与各级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科研机构之间的信任、合作及其网络关系构成了合作社的外部社会资本。合作社与这些机构建立良好的外部社会资本网络关系，为合作社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利于合作社获得机会利益。
第三，我们在看到内外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积极作用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内外社会资本对合作社带来的负价值及社会负债。比如合作社内部一些具有亲属关系的成员形成的群体关系，因而排斥其他非亲属成员而结成的群体关系，则会减低合作社的凝聚力。亲属关系形成的网络一般在合作社成立初期对合作社绩效起到积极作用，当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而现代组织规范未发挥作用时，亲属关系形成的内部小网络可能会起到消极作用。合作社与外部的某些合作社、企业的联盟，就阻止了其他的合作社、企业的经营伙伴关系，甚至可以引起其他同行业组织或联盟的过度竞争，如果当下的联盟是没有效率的，那么合作社就被束缚在这种没有效率的社会网络之中。
四、对策及建议
合作社建设应从提升合作社现代社会资本入手。各级政府认识到社会资本的培育不是合作社数量的简单增加，根本是积极培育合作社的社会资本。要认识到政府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作用。当前合作社发展初期的困境来看，政府在加大制度、教育培训等供给力来帮助合作社建立现代企业精神的组织规范外，政府应从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来培育合作社现代社会资本。
第一，市政府及基层政府应该积极筹措资金，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合作社发展初期，最大的瓶颈因素就是资金问题。所以积极为处于发展初期的合作社筹措启动和发展资金是首要问题。市、区（县）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给予财政的支持，按照中央、省政府的各项补贴政策，把各项补贴直补给合作社，缓解合作社资金匮乏的压力。
第二，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合作社生产和经营的税收优惠和服务收费优惠。市区（县）政府在国家税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应真正落实合作社法和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中关于合作社生产和经营的税收优惠，并因地制宜地扩大优惠范围。各级政府积极与各行政部门和公共事业企业单位进行沟通和协商，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费用优惠。
第三，市区县政府及管理部门应会同金融机构为合作社提供积极的信贷服务。在支持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支持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政府的财政支持过多也容易造成合作社的依赖和为了补助资金而成立合作社的问题。解决资金不足的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增加对合作社的信贷。政府应积极协调信贷机构简化信贷手续、减低信贷利率、扩大信贷范围和担保范围。
第四，市区（县）政府搭建合作社和企业对接的网络平台。农民合作社一般都设在乡村，少数在乡镇，与市场中企业接触的少，所以需要政府搭建平台。
一是政府加大招商力度，继续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项目。各级政府针对农业产业的实际加大招商力度。同时安排资金做好续建项目，鼓励同品合作社的合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合作社延伸产业链条，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作为龙头企业产业延伸续建项目的实施单位，承担与大项目企业对接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垦、农机等项目。推广“企业+合作社”或“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
二是实现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合作社的有效对接。政府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同品种的合作社建立长期的合作供销关系，也鼓励依法加入或者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
三是建立新型农产品流通渠道，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销售企业的对接，减少销售的中间环节实现更多的利润。政府鼓励有独立品牌的合作社在大中城市建立合作社直销店。政府应为合作社提品推介会，使其成为合作社和省外企业对接的有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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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影响篇3
【关键词】财务目标；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是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财务目标通过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的安排来体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为成员提供农资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以实现社员利益的最大化。社员利益的最大化是基于社员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核心（管理层）社员利益和一般社员利益最大化的综合体现，在财务目标设计中，任何偏离都是违背合作社发展宗旨，损害社员利益的。
一、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的组织因素
任何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其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经济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表现为生存、发展和获利。经济组织的财务目标以组织目标为基础，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强调公平、资本报酬有限为基础，结合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特殊规律则表现为经济组织在不同的生命周期财务目标的设定规律。
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目标、财务目标在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一）合作社创立阶段
在这一阶段，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生产，提高产量，增加合作社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其财务目标是充分吸收社员入社入股。税后盈余少，基本不提取公积金，可分配盈余全额返还，以满足社员的眼前利益为主。根据调查，有40%左右的合作社采用代销、代购等服务方式吸引社员，合作社收取微量费，甚至不收费而直接返利。这一阶段，合作社社员账户中有股金、交易等记录，很少有可分配盈余返还、可分配盈余分配后剩余的处理记录。社员和非社员之间产品价格差距小，对政府的扶持依赖非常强烈。在合作社成立3-5年内表现特别明显。浙江新成立的合作社多数处在这一发展阶段。
（二）合作社稳定发展阶段
合作社推行统一投入采购与供应、统一生产技术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策略、统一收购标准与价格等“五统一”的社规社制建设与运行；提高新加入社员入社门槛，如规定新入社社员专业生产规模、提高每股股金或对新入社员规定考察期，提高社员的专业化程度、纯洁性；增加社员产品投售给合作社的比例，增加社员及产品对合作社的依存度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强合作社的凝聚力和组织化程度。合作社对社员农产品以经销收购为主，合作社对销售价格有影响力，销售价的变动体现为合作社利益的变动，合作社在产品市场的主体地位逐渐体现，合作社在生产技术标准制定方面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一阶段，财务目标是提取公积金，以体现社员长期利益，可分配盈余返还60%以上，以体现社员眼前利益。可分配盈余返还以社员与合作社之间交易额为主，兼顾资本投入，分配后剩余，按股金量化到社员的公积金比例计入社员账户。合作社社员账户记录逐渐规范，社员账户中有股金变更、交易额、可分配盈余返还等记录，可分配盈余分配后剩余计入社员账户。合作社自身的发展与社员的长远利益、眼前利益处理要合理，对政府的扶持依赖者有所减弱，政府扶持目的是培育合作社经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示范性，成为激励其他合作社成长的手段。各省农业主管部门和供销合作总社评选为示范专业合作社中的佼佼者，逐渐体现出合作社这一阶段的特点。
（三）合作社拓展服务阶段
在巩固上述业务经营、管理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向农业生产领域前中后的拓展，如农业生产资料、良种研发与改良、生产与加工等，合作社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和对农产品深加工，向农业产业链两端深入扩展等。同时，合作社也向其他服务领域拓展，如合作社为社员贷款提供保证、合作社给社员提供小额与短期信用、合作社为社员之间借贷承担中介或保证等金融服务；合作社对农产品或生产过程进行保险等保险服务；合作社产品参与国外竞争等提供外贸服务。合作社社员与非社员的产品价格已经有长期、稳定的区别，合作社的社员股金存在流动性，并能够参与有限度的分配。除产品市场外，合作社也成为其他市场的主体，特别是金融市场，不需政策引导主动要求放贷给合作社的现象出现。这一阶段的财务目标：合作社按高比例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金和研发基金，体现合作社长期发展和抗风险的要求。按交易额进行盈余返还，对资本进行有限分红，体现眼前利益和调动劳资两方面的积极性。社员账户中，股金、交易额、可分配盈余返还、可分配盈余，分配后剩余的处理等社员权益基本情况记录清楚，股金、交易额、可分配盈余和量化到社员个人的公积金逐渐体现相关变化。政府扶持目的是将合作社做强，成为市场中真正的竞争主体。在浙江省已经有少数合作社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2005年浙江省财政厅共安排了建立种子加工繁育场、冷库、分检系统和小型加工厂等专项补助资金60多项，已经有少量专业合作社在服务领域，如金融领域进行了拓展。
从静态看，组织成员构成对财务目标的影响较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公司（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和“专业协会+公司（龙头产业）+农户”的运行模式下，理事长由龙头企业或专业公司的人员担任，成员之间利益是有矛盾的，合作社很难为社员谋利，合作社实质是空壳的。如浙江金华某生猪专业合作社由屠宰场（专营的）+合作社+农户（社员），屠宰场每头生猪收取屠宰费15元，社员提出由合作社屠宰，每头屠宰收费2元，屠宰场认为这是违反国家政策，不能乱开生猪屠宰口子，双方陷入矛盾之中。棉麻蚕、少数茶叶合作社和奶牛合作社中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一矛盾。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的净利润，提取公积金，由章程规范；提取公积金后余额作为可分配盈余。向社员的盈余返还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由法律规范。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提取公积金的比例，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直接以税后利润作为可分配盈余进行分配，美其名曰为社员谋利益，这一做法显然过于简单，有悖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一般规律，导致了合作社组织运行出现问题。初始发展速度快、持续发展能力弱、再吸收农户少、仅提供低成本的技术信息服务等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长期性。合作社缺乏专业管理人员，合作社发展过渡依赖政府，以套取政府补助资金为目的，道德问题的出现，都与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设计有直接关系。因此，政府在指导、扶持合作社过程中，必须注意合作社的成长规律。引导合作社提取公积金，政府扶持和合作社提取公积金配套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社组织长期利益。
二、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的业务因素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是为社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贮藏服务，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服务等。
专业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的各项服务，有和经营区分。合作社为社员服务不能获利，只在对外交易中获得利润。农业生产资料采购和供应，合作社以为主。合作社根据农户需要农资的数量，集中采购后供应给农户，并结算货款，合作社一般不垫付资金，或垫付资金时间很短。合作社为农资销售和货款结算提供了方便，能够从农资供应商获得集中采购的价格优惠，价格明显比市场价低，货款结算的返利优惠。
合作社与社员之间农产品交易方式，影响合作社盈利方式。（1）经销方式。合作社按当地市价预付一定的货款收购农产品，具有产品所有权，对外销售后盈亏都体现在合作社。（2）方式。合作社不对产品收购预付，合作社将社员产品销售收取货款以后，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和经营费用后支付社员款项。（3）自主销售。社员在合作社的组织下进行生产，自己对外销售，货款不通过合作社结算，收到货款后向合作社交一定的管理和经营费用。农产品加工服务方式对盈利的影响。（1）方式。不结算农产品的成本价款，加工完成后，产品所有权仍属于社员，合作社只收加工费；（2）经营方式。首先向社员收购农产品，支付收购款，然后进行生产加工，加工完成后产品所有权属于合作社。
加工和销售环节，在方式下，合作社业务活动中所需资金较少，合作社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比较小，合作社收取管理和经营费用，可以维持日常开支，一般不提取公积金，合作社组织发展十分缓慢，几乎没有盈余分配。在经营方式下，合作社需要与社员之间签订较细的协议，以免合作社侵害社员利益或社员侵害合作社与其他社员的利益。合作社需要较多资金参与销售和加工活动，产品在加工、销售过程中出现的涨、跌、产品霉烂变质、退货、款项结算等均由合作社承担，合作社发生损失的风险大大增加，合作社需要一定的盈利，并提取公积金，并进行盈余分配。
市场行情的好坏和非人力可抗拒的因素，对经营方式有重大的影响。在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时（如禽流感），社员要求合作社采用经营方式包销，以加强合作；当市场行情好转，社员往往会要求合作社采用形式，将行情好转所带来的收益，主要体现为社员的收益，以适度体现社员的经营主体。
农资采购与供应、农产品销售、加工环节，业务合作组织及深入程度，合作社主体的体现和作用的发挥，对合作社盈利和财务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何在业务环节组织更有效的合作，这是合作社发展的难点，也是合作社财务目标设计与实现的难点。
三、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的政府行为因素
专业合作社是政府主导的需求诱导性制度安排。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管理原则，也体现了财务目标的基本要求。“民办”主要体现在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构的创立上。明确合作社创立时社员人数和构成要求，不规定合作社设立所需最低资本。对入社社员交纳的股份、出资的形式和无形资产出资限制等均由章程明确；社员有退出合作社，取得记在社员名下股权和盈余的自由。体现了财务目标合作性特征。“民管”体现在合作社管理上，要求完善社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和制度，坚持一人一票为主和一人多票为辅的社员大会决策机制，健全财务公开制度，盈余分配彻底由合作社自主决定。体现财务目标管理民主性的要求。“民受益”最终体现为合作社利益归社员所有。合作社利益有合作社交易初始利益，期末盈余利益。合作社农资供应和农产品收购不能盈利，让利给社员。合作社对外销售农产品、供应农资获得的返利和收取社员管理费用等是合作社本期盈余的主要部分。合作社本期盈余提取公积金后，作为可分配盈余分配。可分配盈余按与社员与合作社交易额，向社员的返利不低于60%。留在合作社内部积累按股金和量化到个人公积金比例记入社员个人名下，保证合作社长远发展需要。“民受益”体现了财务目标终极所有要求。
政府还通过合作社评级、合作社项目申请和相关培训等来诱导合作社财务目标的优化。
从2000年开始，农业部、省和市县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等级评定，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合作社评级的指标和标准也不尽相同。浙江省专业合作社评级中，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将向社员的可分配盈余返还，作为一项评定指标；有近30%的地方政府，同时将提留公积金作为专业合作社评级指标，有两个县、市政府规定了提取风险金、公益金和公积金的比例。说明各级政府对合作社财务目标是关注的，但省级以上示范合作社有提取公积金的规定示范性不够强，同时还规定在星级评定完成后，应进行必要的检查，对提供虚假星级评定信息的合作社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评定。这些措施，对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财务目标，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合作社项目申请是一项诱导和规范合作社财务目标设定的重要举措。在浙江省合作社项目申请指南中规定，项目申请的前提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规范，财务分配合理。合作社项目资金补助划拨，要根据项目的财务管理规范进行，诱导合作社按合作社法和章程要求，规范财务目标管理。具体管理上采取资金补助划拨进度和项目实施、检查与项目财务管理保持同步，以促进合作社财务目标实现。
合作社培训是规范财务目标的必要补充措施。合作社思想、财务管理规范的培训是合作社理监事和会计人员培训的必备内容。通过培训学习，明确合作社财务管理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区别，妥善处理中长远财务目标和眼前财务目标的关系，妥善处理监事和普通社员之间的利益，使合作社能够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
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合作社评级的资金补助、合作社项目资金补助和合作社培训资金补助等载体，对合作社财务目标规范诱导，作用效果已经在合作社经营活动中逐渐体现。
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对专业合作社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分析影响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的因素，对提高政府激励的效果非常有益。在影响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因素中，内因是起主要作用的，政府的政策诱导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政府的各项激励措施与政策，必须充分考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阶段性和自身发展规律，才能发挥更大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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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影响篇4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实现程度；影响因素
一、前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组织，产生于2007年，依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且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服务内容也由单一的生产领域向着生产、流通和加工一体化经营的方向迈进，形成了多样化的服务功能，而其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直接体现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愿联合形成的组织，他们希望这个组织能够为自己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并且通过这些服务，获得切实的利益。实际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尽管发展时间较短，但是在保持农业家庭经营效率、降低外部服务不确定性以及减少交易成本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具体来讲，就是指其所提供的服务功能覆盖成员的程度，体现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实现宽度，主要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社具备的服务功能的数量，能够直观地显示其服务功能所辐射的产业相关环节的程度；二是实现深度，指接收该项服务功能的成员占据农民专业合作社全体成员的比重，能够直观地显示服务功能对于合作社成员的覆盖程度。
三、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实现程度的因素
实际上，从一开始，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具备一种防卫性应激机制，属于一种处于一定组织环境中的环境适应性组织。环境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赖以生存的基础，不仅能够为其服务功能的实现提供有利条件，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服务功能的有效实现。相关研究表明，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实现程度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产品特性因素
在农业生产中，产生的产品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同的产品在特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产品特性一般是指农产品的生产技术特性和市场交易特性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前者来看，与主营产品为粮食的合作社相比，主营产品为果蔬、生肉等产品的合作社在保鲜、加工、存储等方面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对于合作社的服务功能要求更高，相应的接受程度也更深；从后者来看，可以细分为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也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实现程度的主要因素。
2.成员特性因素
该因素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实现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其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成员提供相应的服务，实现成员的利益需求。而社长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自身的素质、能力乃至个性会直接影响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一般来讲，社长的管理能力越强，经验越丰富，则服务功能的实现也就越彻底。另外，从目前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存在着激励不足的问题，激励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合作社成员，还应该包括社长及相关管理人员。在具体的实践中，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成员如果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为合作社提供良好的人才和资金支持，但是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合作社成员的异质性，影响其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3.经营条件因素
农民专业合作社兼具了共同体与企业的属性，对内以服务成员为宗旨，对外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服务功能的实现必须充分考虑其自身的经营条件。一是生产集群，即产品的生产、交易、服务在地域或者空间上的集中度，包括了集群成员的数量以及个体成员的规模。简单来讲，成员数量越多，越容易形成相应的带动效应和规模效应，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成本也就越低。二是若个体成员规模较小，则其从服务功能中获得的利益也就较小，很可能会无视农民专业合作社所提供的各种服务；若个体成员规模较大，其自身在市场中的地位也相对越高，当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无法满足其发展需求时，就可能出现自立门户的现象。
4.制度环境因素
一方面，正式的制度能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对其发展进行引导；另一方面，非正式的制度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造成影响。
由此，对于政府相关部门而言，应该做好相应的引导工作，在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时，应该考虑集群优势，合理选择产品类型，同时重视对管理人员的培养，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并加大相应的扶持力度，帮助其拓展服务功能的领域，以适应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四、结语
总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占据着非常关键的位置，其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直接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应该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采取有效的政策性措施，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农业合作社的影响篇5
关键词：家庭农场；运作绩效；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515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但从试点区的调查来看，家庭农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发展水平不高、质量参差不齐、运作效率偏低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家庭农场的运作绩效？家庭农场的运作绩效应如何评价？从理论上探明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引导和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概念界定及文献回顾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部经管司，2013）”。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家庭农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经营者应具有农村户籍。（2）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即无长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3）以农业收入为主，农业净收入占总收益的80%以上。（4）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从事粮食作物的，租期或承包期在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面积达到50亩（一年两熟制地区）或100亩（一年一熟制地区）以上；从事经济作物、养殖业或种养结合的，应达到当地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确定的规模标准①。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把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区分开来。
胡书东（1996）认为，家庭农场既兼有集体农场及小农经济的优势，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二者的缺陷。首先，家庭农场的产权结构较为简单，农场主及家庭成员作为主要的劳动力提供者，其收入直接取决于农场经营的好坏，一般不存在产权激励不足的问题，即便是雇佣少量劳动力，劳动的监督成本也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体农场的缺点；其次，家庭农场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经营具有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特征，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更高，与小农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再次，家庭农场必须不断的改进生产设备，强化管理理念，采纳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规划投入及产出，形成最佳的经营规模；最后，家庭农场拥有生产经营自，可以根据市场变化随时改变经营安排。因此，家庭农场的组织结构既延续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特征，又是新时期对家庭经营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有关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研究文献，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由于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均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分析家庭农场运作绩效提供借鉴和参考。对于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合作社内在的影响因素，如张晓山（2004）认为农户的经营规模对合作社的发展影响很大，专业大户是合作社发展的基础条件；pulfer等（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员对社长的信任度、人力资源状况及成员结构是影响合作社绩效的重要因素。二是从外部环境入手探讨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如egerstrom（2004）基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全面分析了影响合作社绩效的外部环境因素，认为合作社除了受到同业竞争、原材料供应者及产品购买者的市场力量、潜在替代者的影响外，还受到政治、文化、公众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影响；孔祥智等（2005）认为影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法律及社会发展环境因素。三是结合内部资源及外部环境分析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如韩俊等（2006）认为，合作社的内部资源和客观条件会影响合作社的健康成长；ZuhuiHuang等（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影响合作社绩效的主要因素为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社长能力、社员人力资本。
在研究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同时，有学者对合作社绩效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深入分析，从最开始的一元评价主体过渡到多元评价主体，从最初考察单一绩效过渡到综合考察综合绩效。如刘滨等（2009）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内部治理机制、社员收益、组织收益、发展潜力及社会影响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度量的依据，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了检验；徐旭初等（2009；2010）则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可以通过行为绩效和产出绩效两个方面来衡量，并利用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样本验证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其中，行为绩效主要反映在组织建设和运营活动上，产出绩效可以通过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及社会影响来测量；赵佳荣（2010）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评价指标除了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以外，还应包括生态绩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有实践意义的成果，但鉴于家庭农场在经营主体、成员构成、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评价指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虽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二、假设提出及模型构建
在本研究中，对于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测量，参考徐旭初等（2009）及赵佳荣（2010）在测量农民合作社绩效时所用的指标体系，并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进行相应改编，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三个方面测量。经济绩效主要包括：年总产值、盈亏情况、产品品牌度；社会绩效的指标主要有：区域影响力、表彰次数、示范效应；生态绩效指标主要包括：绿色产品产量、环保投入、周边居民满意度。
由于影响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因素有诸多方面，本研究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资源基础理论及社会资本理论，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从内部特征和外部资源入手综合考察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三个方面。
1.物质资本。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家庭农场所拥有的各种物质资源，是其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础条件。本研究结合郭红东等（2009）的研究，从注册资金、土地面积、年均投资量、品牌建设等来衡量。在合作社的研究中发现，合作社拥有的物质资本资源越丰富，越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合作社的绩效越高（郭红东等，2009）；郭云涛（2009）也认为，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会直接影响其经济及社会效益，但没有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故我们可以认为，当家庭农场具有较高的物质资本时，其运营绩效的各项指标也会表现得更好，由此得到假设1、2、3：
假设1：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人力资本。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农场主及家庭主要成员的年龄、知识、经验、判断等，是家庭农场开展各项活动的重要前提条件。由于目前我国家庭农场的规模普遍偏小，农场主在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故本研究用家庭成员数、农场主教育年限、农场主年龄、创办年数等指标来测量。家庭农场主要由家庭成员组成，与一般性经济组织相比，家庭成员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倾向，有利于降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进而提高组织绩效（陈纪平，2008）；黄延廷（2010）也认为家庭农场易于制定、执行较为严密的生产经营计划，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故我们得到假设3、4、5：
假设3：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4：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社会资本。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市场资源主要指与供应商、经销商的关系，社会资源主要指与政府相关部门、社区公众之间的关系。家庭农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其经营水平和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会对其绩效产生深刻影响。本研究借鉴黄岩和陈泽华（2011）的研究成果，从政府支持力度、资金借贷难度、经销商关系紧密度、供应商关系紧密度及公众关系紧密度来测量。在合作社的研究中，郭红东等（200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合作社的社会资本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仅次于物质资本，合作社社会资本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合作社的成长水平；郭云涛（2009）以广西为例分析我国家庭农场所存在的问题时也指出，由于我国家庭农场存在弱小、分散等特点，难以通过联合形成封闭的社会网络，与其他组织形式相比，社会资本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故我们得到假设7、8、9：
假设7：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8：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9：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构建出以下家庭农场运作绩效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见图1。
图1家庭农场运作绩效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三、变量测量与数据描述
（一）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自变量及因变量的测量指标均来自前人的研究文献或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改编，各变量的测量指标详见表1。其中，社会资本中的公众关系紧密度及社会绩效中的周边居民满意度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测量，其他指标都为家庭农场的具体测量指标。
（二）数据描述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3年3月笔者联合武汉市农业局发展计划与财务处对武汉市家庭农场所做的调查。家庭农场样本的选取标准为：一是已经注册，二是符合本文概念界定中所描述的4个特征。共得到167个家庭农场样本，主要集中在种植（53家）、水产（46家）、种养型（28家）及循环农业型（24家）四种模式上，其他模式为16家。样本家庭农场2012年收入均在20万以上，年投入量均在10万以上。对于社会资本中的公众关系紧密度及社会绩效中的周边居民满意度的测量，通过随机选取家庭农场样本附近的10户村民进行填答，取均值作为这两个指标的测量值。对反向量表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后，具体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结果与分析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测量指标存在不同量纲，故首先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784，p
利用amoS170对理论模型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模型中六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都大于08，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在07以上（除X35公众关系紧密度的载荷为0677，稍低于07外），且各潜变量的aVe值均高于05的判别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在区分效度方面，如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小于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则可认为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从表3可知，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因此，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整体模型结果
利用amoS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拟合指标为：χ2/df=1370（p=0003），RmSea=0047，nFi=0917，CFi=0976，GFi=0903。考虑到χ2检验对于样本大小具有高度敏感性，尽管p值未达到参考标准（p>005），但其它拟合指标都高于适配临界值，可以认为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各潜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2。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及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61和0209），假设1、2得到验证，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相对于社会绩效，物质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更大，而物质资本对生态绩效的影响不显著（R=0056，p>005），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仅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R=0259，p>005），而对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假设4获得支持，假设5、6未通过验证；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对社会绩效的影响最大（R=0504，p>0001），对生态绩效的影响次之（R=0356，p>001），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最小（R=0227，p>005），假设7、8、9均得到验证。
图2路径模型分析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武汉市167家家庭农场为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主要因素。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投入能够显著提高其运作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且对经济绩效的提升更为明显，但对生态绩效无显著影响；第二，人力资本的投入能明显提升经济绩效，但对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的提升无显著影响；第三，社会资本的投入能明显提升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具体而言，对社会绩效的提升效应最大，其次是生态绩效，然后是经济绩效。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对于家庭农场而言，要提高综合绩效，必须特别重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争取政府支持，提高贷款的可得性，加强与经销商的合作，协调地方公众的关系等，以提升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还要综合考察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强品牌建设，全面提升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
注释：
①2013年3月农业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家庭农场调查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所确定的纳入调查范围的家庭农场应符合的“七个标准”整理而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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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影响篇6
关键词：农户；农民合作社；合作程度；契约型合约关系
中图分类号：F3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3-0112-09
基金项目：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合作机理、整合路径与产业链绩效――苹果产业链演化与整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011m501159）；山东省软科学重点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中心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2013RZB01001）；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基金项目“产业链视角下苹果关键生产技术选择及其增值能力研究”（201103094）；受到山东省“三农”问题软科学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简介：陈茉，女，山东昌邑人，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农业产业组织与管理；周霞，女，新疆库尔勒人，管理学博士，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产品流通、农业产业组织与管理。
一、引言
农民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我国的农民合作组织，萌芽于20世纪20、30年代由知识分子精英创办的民间合作社试验，到50年代由政府主导大力推行，但是均告失败，留下诸多教训。进入21世纪，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随着农业经济、农村形势的变化再度兴起[1]。作为一种兼具农业商品化生产主体和农业现代化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它已成为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一项治本之策[2，3]。
农民合作社如何健康持续发展，是近几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有研究者指出，农民参与度、合作社自身管理水平是决定农民合作社能否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外部力量的介入程度亦影响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步伐。正确地分析农民合作社对于外部资源的需求，区分不同类型资源介入合作社发展的形式，实现外部资源有效功能在合作社发展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实现农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4-7]。
农户对农民合作社需求与否、需求程度影响着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影响双方契约关系的签订和稳定。张晓雯[8]证明农户年龄、合作社提供服务状况、农户入社后收入增加情况、合作社盈余状况及合作社形象对农户对专业合作社需求依存性影响显著。郭红东等[9]指出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受农户户主的文化教育水平、农户生产的兼业化程度和规模、农产品商品化率、农产品销售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政府对合作社支持程度的影响。苏楠等[10]认为农民合作意愿源于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他们面临经营难题时需要合作社的帮助。赵佳荣[11]研究指出农业生产经营困难程度、主要农产品类型、主要农产品商品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户的专业合作社需求有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经营困难程度、主要农产品类型、户主受教育年限、农户拥有耕种面积、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则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户的专业合作社需求有显著影响。
关于影响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因素，多人做过研究。郭红东等[12]的结论是：社员收入水平，社员入社年数，参加的合作社是否由农民大户发起，合作社是否提供种子和种苗服务、农资供应服务、产品销售服务，合作社是否按股分红是影响社员满意度的显著因素。毛文坤等[13]的研究表明：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且方向为负；社员种植（养殖）规模、合作社规模、是否接受过借贷或赊欠服务、社员对提高纯收入的满意度、社长履职情况、财务是否透明、利润分配是否公平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度影响显著，且方向为正。牛西平[14]认为，农户对合作社了解程度、农户对相关扶持政策的了解程度、合作社提供服务的种类与频率、有没有好的组织领头人以及政府的支持力度等因素比较显著地影响了农户对合作社满意度。关于契约关系，周立群等[15]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商品契约完全有可能在长期内稳定，其稳定性主要是通过专用性投资和市场在确保履约方面的作用来实现的。刘洁等[16]研究表明，合作社内部的组织结构特征对其契约选择行为的影响较显著。
上述有关农民合作社与农户（社员）关系等内部因素的研究，有的侧重于某一方面的调查分析，有的偏重于理论层面的论述。笔者在对山东省多个地区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和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搜集大量数据和实例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对农民合作社的态度，剖析了当前农民合作社和农户的主要契约型合约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当前农民合作社与农户合作的主要形式是要素契约型
当前农民合作社与农户合作的主要形式是租用土地使用权或者雇佣农民进行耕作等生产的要素契约型，以及向农户提供技术、资金、销售或运输等方面服务的服务契约型，而制定耕作计划、生产特定质量和数量的农产品，规定具体的技术规范的商品契约型较少存在。这表明，当前农民合作社与农户的合作，追求管理方便，较少考虑市场需求，尚处于浅层次之中。
2.农民合作社期望未来与农户的合作形式是商品契约型
在未来期望中，许多农户仍然延续租用土地使用权或者雇佣农民进行耕作等生产的要素契约形式，但是许多农民合作社理事长更期望采用制定耕作计划、生产特定质量和数量的农产品，规定具体技术规范的商品契约形式。由此看出，农户求稳的保守心态十分明显，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则眼光长远，更多地考虑从广大消费者角度出发，组织生产农产品，满足他们的需求，赢得市场的青睐。
3.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态度是决定能否与合作社签订契约的重要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很愿意”、“比较愿意”和“愿意”把承包地租给农民合作社的农户累计占总数的96.15%；对于合作社提供的技术支持，表示“很满意”、“比较满意”和“满意”的农户累计占97.30%。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影响结果。这种积极的态度是农户与农民合作社签订契约型合约，进行合作、实现双赢的前提，也是推进农业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基础。
4.农户与农民合作社相互信任程度越高，双方的契约关系越牢固
对于合作社能否协助农户销售农产品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75.80%的农户认为“完全能够”和“多数情况下能够”保证销售。关于合作社成立后经济上是否对双方都有利的问题，回答“肯定是”、“多数情况是”和“一般情况是”的农户占总数的97.40%；回答“肯定是”、“多数情况是”和“一般情况是”的合作社理事长占99.10%。这表明，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双方相互信任程度很高。信任对组织中的成员行为影响极大，它会提高组织的稳定性和经营效率。信任程度高，双方的契约关系就牢固。
5.农户与农民合作社的合作深度决定双方契约关系的未来走势
面对农民合作社是否重视农户利益、农民合作社和农户之间是否能够进行相互沟通、与对方的交易活动能否得到很好的协调、农民合作社是否认真考虑农户关心的问题等题目，绝大多数农户和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的回答为“是”、“能”。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包含着不同利益和不同力量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其核心是权利的重新界定和私人利益调整。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一致程度（或冲突程度）与力量对比关系，将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和绩效。未来市场走势的不确定性促使农户与农民合作社走向合作[11]。双方只有合作深入、融洽，才能结成利益共同体，巩固契约关系，否则契约关系就有可能解除。
（二）建议
1.政府应当引导农户和农民合作社签订商品契约型合约，并给予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
采用制定耕作计划、生产特定质量和数量的农产品，规定具体技术规范的商品契约型合约形式，农民合作社拥有农产品生产自。这样，农民合作社根据市场需求来组织农产品生产，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假如，农民合作社与农户签订的仍然是服务契约型合约，仅为农民提供技术、资金方面的支持和服务，则无法干预农民对农产品的生产过程，无法监控农产品质量。笔者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政策、投入资金，对其予以引导和扶持。
2.农民合作社与农户要加强语言沟通，配合切实行动，增进互信，弥合裂痕
对农户的调查显示，在双方合作过程中，农户对农民合作社的信任程度较高。仅有占总数2.60%的农户认为，合作绝对不会对双方都有利；占总数5.41%的农户认为，农民合作社可能因农户知识、能力有限而占其便宜。对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的调查结果则出乎意料，竟有占总数13.39%的人认为，合作社会利用农户对技术、经验的缺乏而占农户的便宜。这表明，从总体上看，农民合作社和农户是相互信任的，但是尚存裂痕。建议双方通过良好的语言沟通，配合切实的行动，来解决相关问题，弥合裂痕，增进互信。
3.要加强合作社和农户的合作，增强农民合作社的凝聚力，巩固双方的契约关系
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社，仅仅是双方合作的开端。此后，合作效果如何，合作社能否持续发展，尚需看其凝聚力究竟有多大，双方合作的程度有多深。这里的凝聚力是指合作社把众多社员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合作社要增强凝聚力，一方面要向农户（社员）无偿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农户的合作，带领社员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赢得更多利润，且及时合理地把相应利润分配给农户，使他们分享加入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的成果。藉此巩固合作社与农户的契约关系，为合作社的未来事业发展夯实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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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影响篇7
关键词：peaRLS指标体系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一、引言
海南省是我国最后一个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省份。2007年8月，海南省组建了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开启了海南农村金融新的一页。经过六年的改革，海南省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截至2013年末，海南农信社存款856.2亿元，是改革前的9倍，居全省商业银行第二位；贷款564.9亿元，是改革前的10.7倍，居全省商业银行第一位；资本充足率9.34%，提升123个百分点；不良率由88.3%下降到3.4%；经营效益由严重亏损到2009年开始盈利，再到2012年实现净利润4.8亿元，2013年净利润8.8亿元；尤其是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重要风险指标的改善程度连续4年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一[1]。童元保[2]基于woCCU的peaRLS指标体系[3]，对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近年来的综合绩效进行了评价，各年度的综合评分如表1所示。
表1结果表明，从2007年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启动以来，海南省农村信用社的绩效水平总体上有了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海南省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功。那么在改革过程中影响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的主要因素是哪些，它们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的影响如何，这种影响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非常关注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对于下一步海南省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本文以海南省农村信用社peaRLS指标综合评分作为因变量，以海南省经济政策和内部管理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拟合，分析各因素对改革绩效的影响，并就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未来的改革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二、改革绩效影响因素选取
影响农村信用社绩效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两大类，而外部因素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和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影响因素选取主要从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及制度因素三个方面考虑。影响农村信用社绩效的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有反映农村信用社经营规模的资产负债水平，反映其经营状况的存贷款规模、存贷比和不良贷款率等，反映其支持“三农”发展力度的农业贷款比，反映其经营成本的营业费用支出、反映其人力资源质量的内部职工文化程度和业务水平等。影响信用社绩效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地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当地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等。制度因素方面包含利率水平、税率，农村信用社所采取的产权模式等。内部影响因素中，存款规模可反映农村信用社的资产状况，也反映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可贷规模。而资金规模和农村信用社的效率从理论上应呈现正相关；存贷比可反映农村信用社资产配置质量对农村信用社效率的影响；内部职工的文化程度则反映农村信用社内部的管理水平，职工文化程度越高，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水平可能会越高。为了提高指标的可操作性，职工文化程度以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外部影响因素使用反映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的变量来表示，选择人均收入及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人均收入可反映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信用社的存款规模越大，且对农户贷款的交易成本会下降，使得农村信用社的效率会提高；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反映当地农业发展的状况，该比重越大，说明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发展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对农村信用社的效率呈负方向影响。
各影响因素变量及其特性如表2所示。
以上变量中有些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或者某个变量与另外几个变量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线性关系。为此运用SpSS软件，先对每个大类中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数据来源于海南省统计年鉴及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财务报表〔2005―2012〕），对相关程度较高的几个变量中挑选一个作为模型的自变量。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表4、表5所示。
从表3中可知农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三个变量正相关，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自变量；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与其他三个变量相关系数较低，也作为模型的自变量。
从表4中可知贷款总额、存款总额、资产、负债、存贷比这几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选取其中的存贷比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不良贷款与其他变量相关系数较低，也作为模型的自变量。
从表5中可知，“营业费用”与“教育培训费用”这两个因素的相关系数为0.765，说明这两个因素之间具有较高的线性相关性，故仅选取“营业费用”做为模型的自变量。
三、基于peaRLS综合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存贷比”，“不良贷款”、“营业费用”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以peaRLS综合评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表7所示。
从表7中可以看出，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999，这说明peaRLS综合评分与自变量“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农民人均纯收入、存贷比、不良贷款、营业费用”等之间总体上具有很强的线性关系，但其中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剔除这一变量后，再进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现在，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999，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显著性水平0.05下都是显著的。故最终得到如下的回归方程：
Y=0.562-0.569X3+0.182X9-0.352X10-0.268X11
以上结果表明：
1、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对基于peaRLS体系指标的综合评分有显著影响。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越高，基于peaRLS体系指标的综合评分就越低。
2、存贷比对基于peaRLS体系指标的综合评分有显著影响。存贷比越高，基于peaRLS体系指标的综合评分就越高。
3、不良贷款水平对基于peaRLS体系指标的综合评分有显著影响。不良贷款水平越高，基于peaRLS体系指标的综合评分就越低。
4、营业费用对基于peaRLS体系指标的综合评分有显著影响。营业费用越高，基于peaRLS体系指标的综合评分就越低。
四、海南省农村信用社示来改革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就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未来的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投入力度。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较高，较高的农业产值比重会拉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绩效，因此这类地区的改革难度相对更大。但这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外部因素，农村信用社不应该等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是应该从自身内部挖潜，加大改革投入力度，更好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反过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也就进一步促进农村信用社绩效的提高。因此，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应着重要抓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改革。
二是适当提高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比。从金融机构盈利的角度来看，存贷比越高越好，因为存款是要付利息的，金融机构的存款越多，贷款越少，就意味着它成本越高，收入越少，从而盈利能力就越差。但较高的存贷比也会给金融机构带来较高的风险。从本节的回归模型来看，目前海南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比对peaRLS综合绩效的影响是正相关关系，存贷比的适当上调会提升农村信用社的peaRLS综合绩效，所以就目前来看，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可以适当提高其存贷比，以提高其盈利能力。但存贷比不能无限制的提高，过高的存贷比会给农村信用社带来较大的风险，因此在提高存贷比的过程中一定要关注对风险的控制，注意把握好度。
三是把好贷款质量关，严控不良贷款。不良贷款水平与农村信用社的peaRLS综合绩效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以前，海南省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水平较高，自改革以来，海南省的不良贷款水平持续下降，目前已经低于woCCU所要求的5%的水平，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应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总结以往的经验，继续控制好不良贷款的水平。
四是优化营业费用支出结构。从模型结果来看，营业费用与peaRLS综合绩效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营业费用越低，peaRLS综合绩效越高，但显然营业费用支出是维持一家机构运营的基本条件，营业费用也不是能够无限制地下降的。海南省在改革初期营业费用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但随后持续下降，并在2010年后基本趋于稳定，这说明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在营业成本控制上比较成功。就目前来看，海南省的营业费用水平与peaRLS综合绩效是负相关的，所以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在控制营业费用上仍有改进的空间，仍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营业费用支出。但是营业成本中有部分投入会给机构带来较大的收益，如教育培训费用的增加可以提高员工的文化程度和业务水平，对这一类费用不应控制得过死，而应适当加大投入的力度。所以对农村信用社的营业费用要从结构上进行适当的调整，控制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同时对一些能促进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支出要予以积极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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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影响篇8
1研究点及数据说明
1．1研究点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陆域面积为l0．18万km，其中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70．4％，集体林面积占森林面积的95．o％以上，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51个是林区县，是中国集体林改革和林农合作社发展的先行省份。截至2009年，浙江省有林农合作社15l2家，其中省级示范性林农合作社93家。合作社社员数l3．45万人，带动农户92．40万户，带动基地27．00万hm，涉及花卉苗木、笋竹、干鲜果品、营林等主导林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等各领域。龙泉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浙闽边境，土地总面积0_31万km，其中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7．1％，是浙江省最大的林区县，素有“浙南林海”之称。2009年，龙泉市有林农合作社47家，社员2094人，带动农户15000多户，现有资产3359万元。涵盖了笋竹、食用菌、山茶油、苗木、水果、香榧、营造林以及山林托管、农村山地整理等各个方面。
1．2数据采集
数据收集采用参与式乡村快速评估(pRRa)的方法，包括二手资料收集、参与式半结构小组访谈、农户问卷调查、关键信息人访谈等。2009年l2月，在浙江省龙泉市根据林农合作社的分布状况随机选取4个分别位于不同乡镇的合作社(表1)，对合作社所在地农户(含社员和非社员)展开调研，共收回问卷150份，经过分析整理得有效问卷139份，其中社员问卷77份，非社员问卷62份。不同合作社拥有的林业经营基地面积相差很大，最大的为能福营造林专业合作社，拥有7563．0hm，最小的为盛源山茶油专业合作社，只有13．3hm。4个合作社平均拥有经营面积为2269．1hm。同时合作社经营面积占当地林地总面积的比例也相差很大，最大达到100％，而最小的只有3．61％。
2样本农户的描述性分析
2．1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受调查的139户农户中，户主年龄最大为74．0岁，最小27．0岁，平均年龄47．5岁；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a，还不到初中毕业，说明调查的农户教育年限偏低。家庭基本特征中，户均林地面积为5．89hm。，户均家庭人口4．19人，户均农业人口3．73人，户均劳动力为2．44人(表2)。表2显示社员与非社员之间户均林地面积差异较大，说明农户林地资源禀赋对林农是否加入林农合作社有重要的影响。总体标准差显示了户主平均年龄和户均林地面积的总体离散程度比较大，这是与实际相符的，因为这两个指标的总体跨幅比较大。
2．2样本林农收入情况
样本林农收入分别考察了社员和非社员在2006年和2009年的人均林业收入和人均收入，用于说明加入合作社前后社员和非社员收入的变化(表3)。表3显示：2009年与2006年相比，样本户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林业收入，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社员的人均林业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0．29％。同时，社员在2个指标上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非社员，其中人均林业收入增长率高2．96％，人均收入增长率高5．00％，说明加入林农合作社确实促进了林农收入的提高。3计量模型的构建和分析
3．1模型的构建
3．1．1变量的选择影响山区林农收入的因素很多。本研究主要考虑4个方面因素：农户基本特征、资源禀赋、林产品市场状况以及农户加入合作社状况。农户基本特征主要考察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为村干部以及林业劳动时间[1；农户资源禀赋主要考察农户家庭劳动力比例、人均林地面积和林种类型；林产品市场状况考察的是林产品的价格。农户加入合作社状况主要考察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通过逐步回归，剔除具有多重共线性的变量，选取变量如下(表4)：被解释变量为农户人均林业收入Y和人均纯收入Y；解释变量为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是否村干部，林业劳动时间，人均林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比例，，不同树种类型和，林产品价格。以及是否加入合作社。
3．1．2实证模型构建要考察林农合作社对林农收入的影响，在模型中除了要包含代表林农合作社的政策选择变量，还要考虑其他对林农收入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变量，因此，参照文献[13]选取标准的mince半对数模型，并结合实际情况，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出实证分析模型为：Y代表人均林业收入，y2代表人均收入；Xt(=l，2，…，11)代表各个解释变量(表4)；代表随机误差项，即其他对林农收入产生影响的非观测扰动因素。实证模型中用于回归的数据均为2009年数据，来源于农户问卷调查。
3.2模型回归结果及解释
采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表5)。2个模型的F统计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有良好解释力；D—w值都接近2，说明2个模型都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对模型white检验的结果显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此外，在社会科学回归模型中，出现拟合优度R(44．61％，31．82％)偏低的情况是正常的¨，并不影响模型的解释力。因此设定的实证回归模型符合统计学要求和现实情况。基于以上回归结果，对模型的经济解释如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加入林农合作社，①加入林农合作社可以为林农收入带来显著的提高，可以使农户家庭人均林业收入提高25．82％，人均收入提高21。23％。结合农户调查，可知加入林农合作社可以从2个方面促进林农收入的提高：一是合作社为社员提供高于市场价格的保护价，从而提高社员对林产品价值的收益水平；二是合作社可以为社员提供相对稳定的销售渠道，减少社员的销售风险，从而提高林农销售林产品的潜在收益。②加人林农合作社对农户人均林业收入的影响程度大于人均收入。一是模型中该变量对人均林业收入的影响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而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二是从估计参数的回归值可知农户加入林农合作社带来人均林业收入的提高幅度比人均纯收入高4．59％。这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是相符的，因为加入林农合作社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而人均纯收人中非林收入所占比例较大的事实往往削弱了林农合作社对人均纯收人的影响。⑧其他对林农收入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年限、林业劳动时间以及人均林地面积等，其中户主受教育年限对人均林业收入产生负影响，而对人均收入产生正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通常是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从事非林工作，自然林业收入就会减少。林业劳动时间和人均林地面积对人均林业收入和人均收入都产生显著的正影响。
农业合作社的影响篇9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社退社方式退社影响因素
一、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在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多次转变。在这一系列的转变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一直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12年3月底，全国依法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55万家，其中近5年的发展量相当于之前28年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总量的3.7倍。全国合作社数量平均每月增加约一万家，已经覆盖了全国91.2%的行政村；实有入社成员4300多万，覆盖了全国17.2%的农户，每个合作社平均有近80名成员。①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相应问题随之产生，合作社社员的退出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退出的原因以及方式，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对于加强社员之间的合作，提高合作社的发展能力和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概述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概念界定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小生产者在遵循平等自愿原则的前提下，自发组织起来的、旨在通过共同经营实现改善自身经济利益或提高自身经济地位的组织。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长时间的世界合作运动的经验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广大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有效选择（苑鹏，2001）。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国际农民合作运动中存在多个学派，不同的合作学派持有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对合作社的定义以及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亦有所差别。同样，国内不同学者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何种原则也是各执己见。
有学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应以控制权、所有权与利益分配为核心展开，具体阐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源所有者、经营者与生产者三者分离原则；合作社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则；合作社的非营利性原则（张小山、苑鹏，1991）。有的学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要以服务社员、民主控制为核心，这是不可动摇地，如果动摇了，合作社就失去了这种制度形式的独特性。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应包括自愿进出、社员使用、直接民主、惠顾返还等原则（徐旭初，2012）。
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原则应当以国际合作社原则和中国法律规定原则为准。国际合作社联盟在其第23届代表大会上提出6条原则作为国际合作运动的指南。它们是：入社自由、民主管理、资本报酬适度、盈余返还、合作社教育、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社的方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坚持的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农民有自由选择加入或者退出的权利。合作社社员的退出固然是合作社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社员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是合作社运转的基础。在合作社中，社员既是所有者，又是合作社服务的对象，只有社员愿意向合作社投资和持续惠顾合作社，合作社才能运行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社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方式。
（一）社员主动要求退社
社员主动退社的方式是指社员经过慎重考虑权衡后主动提出要求请求退社，并且按照合作社法规中相关的程序规定主动办理退社手续，以此退出合作社的方式。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第19条与20条以及21条对合作社社员退社的期限、方式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社员主动退社大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理性选择的结果。
（二）盲目跟风退社
这种退社的方式表现为社员本身没有退社的打算，但是看到其他人退社或者是受到已经退社社员的劝说而产生退社的念头，从而主动提出退社要求，并依据合作社相关法规的规定办理退社手续，最终脱离合作社。这种退社方式带有很强的盲从性，多是受到他人的影响后做出的选择。
（三）隐形退社
隐形退社（王鹏、霍学喜，2012）是这样一种状态，农民本身虽
是合作社社员，但是并没有享受合作社社员权利，也不履行社员义务，他们所加入的合作社多为一些“皮包合作社”或“伪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空壳的，没有自有资金，甚至社员没有入股或象征性入股，“注册资金”多是假的或虚的。这种合作社从形式上看，组织机构是健全的，也有理事会、监事会等名堂，但其实际控制者往往是某个“能人”、“大户”或“老板”，真正的农民合作十分鲜见（张德元，2011）。
（四）被迫退社
被迫退社的发生是普通合作社社员无法预见的，这种被迫退社的方式多是由社员所在的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面临解散而引起的，或者是因为社员与合作社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不得不退出合作社。被迫退社与主动退社有所不同，被迫退社的社员并非不愿意留在合作社，社员退社是迫不得已；而主动退社的社员退社是基于自身意志经理智权衡后主动退出。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社的影响因素
近几年来，学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成果显著，但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退社问题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尤其是针对合作社社员退社原因的研究较为稀缺。目前而言只有孙亚范以及王鹏、霍学喜等少数几位学者对该问题做过实证分析。经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认为合作社社员退社的影响因素可分解为三个方面，农民自身因素、合作社内部机制、外部环境因素。
（一）农民自身因素
所谓外因要通过内因产生作用，农民选择退出合作社必定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首先年龄方面。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年龄因素是影响合作社成员是否退出的重要因素。不同年龄的社员对合作社的依赖程度不同，年龄大的社员与年轻社员相比对合作社的依赖程度更强。因为年龄大的社员需要合作社的帮助更多，他们退社后的选择更少、困难更多，所以他们不愿意脱离合作社。而年轻社员不管是体力精力、思想眼界等都更有优势，他们的不稳定性更强因而退社的几率更大。
其次是受教育程度方面。社员的学历水平高低对其是否要求退社以及退社的方式都有较大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员更加理智，他们所做的退社决定大多经过理性思考与权衡过，因而退社的方式也以主动退社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员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和把握能力较弱，很容易受到外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盲目作出决定，往往会盲目退社、跟风退社。
第三，合作社成员对合作社的发展预期。农民在加入合作社时必定在主观上有自己的预期或者说是希望，认为加入合作社以后会有一个怎样高的收益。如果加入合作社以后所得的实际收益与社员一开始的预期有较大差距，收入没有预想的那么多，或者社员经过比较后认为加入合作社所得的收益比不上从事其他行业的收入，就会有一部分社员主动选择退社另作其他打算。
（二）合作社内部影响因素
合作社内部因素对于合作社的发展以及合作社成员的稳定性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合作社内部结构方面来说，合作社的内部利益分配方式以及重大决策的形成机制是影响社员退出权做出的重要因素。如果合作社内部结构完善，决策的做出能够充分尊重社员的权利，利益的分配能够平均合理，社员退出合作社的概率就会小。如果合作社内部机制不完善，社员话语权得不到尊重，可分配盈余久久得不到分配，各种矛盾诸如合同纠纷、成员间冲突等问题日渐显现，社员的积极性受到打击，社员退出合作社的几率就会增加。
另一方面，合作社管理人员素质也是影响合作社社员退出与否的关键。据调查，管理人员的素质越高其执行合作社决议、调解合作社成员之间矛盾的能力越强。管理人员受教育的程度高使他们更懂对合作社成员公平对待，平均分配盈余，这样既可以减少农民主动退社的几率同时也可以防止农民盲目退社风潮的形成。
（三）外部环境因素
外部环境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外部市场收入水平与政府政策导向等方面。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不仅依靠合作社内部机构运作，也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发达地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配套完备、合作社管理人员受教育水平较高，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较经济落后地区要快。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大都有“离土不离乡”情结。他们一般不愿主动离开合作社，除非自身利益与合作社利益不可调和而被迫选
择离开（王鹏、霍学喜，2012）。退社的方式以被迫方式为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合作社发展速度较慢，农民加入合作社后所获得的收益与其预期收益差距大，这时社员对比加入合作社后所得收益与从事其他行业收益，认为从事其他行业如外出打工的收入更可观，就会采取主动退出的方式离开合作社。
外部市场收入水平对合作社社员退社行为的影响明显。当外部市场收入水平高于合作社收入水平时，农民可能会主动退出合作而去社选择其他的谋生手段，自然人的趋利性决定此时社员退社的概率增大；当外部市场收入水平低于合作社收入水平时，社员从合作社获得的收益高于从事其他行业的收入，社员此时乐于留在合作社中，退社的现象减少。
政府政策导向对于合作社社员退社行为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一方面政府政策支持能够促进合作社发展，使农民在合作社中所获得的收益增加，在这种情形下农民主动退社的情形减少。另一方面，一些合作社为了获得政府政策支持与资金资源而私下组织“皮包合作社”以及“伪合作社”，想尽办法扩大合作社规模，增加合作社人数，这些“被加入合作社”的社员既不享有社员权利也不履行社员义务，有的甚至不知自己已经被加入合作社。这种状态正是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隐形退社形式。政府政策的导向间接导致社员隐形退社数量的增加，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社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对我国监管当局的监管是一个挑战。
注释
①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全面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农民日报》，2012年7月6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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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影响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论述，是新时期“三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维护农民平等权益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巨大推动作用。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途径。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是由主导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起来的[1]。“十二五”期间国家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鼓励和支持优势产区集中发展大宗农产品，并通过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使农业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与农业产业化水平相适应。陕西秦岭是世界猕猴桃的原产地和最适宜栽植区之一，具有发展猕猴桃产业的独特资源优势。陕西省的猕猴桃种植已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不仅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随着国际国内市场需求量的大幅增加和猕猴桃价格的日益上涨，其种植面积连年增长。2011年陕西猕猴桃种植面积90.9万亩，产量62.9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5%和60%，猕猴桃产区果农人均猕猴桃纯收入高达7000元。2012年，猕猴桃面积超过100万亩，总产达80万吨，分别占到全国的55%和70%，两项指标均占全球的1/3以上。猕猴桃产业已经成为秦岭北麓眉县、周至等县域发展的主导产业[2]。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基础上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通过农民科技培训，推广与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支撑力量。为了使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开展的农业科技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弄清楚农民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一）文献回顾
农业产业化是指随着科技进步以及农业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与有关利益各方为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自愿采用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联合从而实现一体化经营的过程[3]。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必然结果，而农民科技培训是实现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生产连接的纽带。
国外关于农民培训的研究大都是与科学技术、农业经济、教育与社会发展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相结合。DavidJ.Spielman[4]从区域农业发展体系的视角认为农民培训不仅仅可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而且在传递和接受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组织文化和行为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achimSpiller，JulianVoss[5]对德国农民的培训需求进行评价，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农民对于教育培训的花费、机会成本、对供给的评价等因素影响农民培训的市场需求。国内自1999年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后，对农民培训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其中针对农民科技培训意愿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农户的培训需求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收入水平等，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选择、政府偏好以及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多因素的影响[6，7]。刘芳[8]运用paSwmodeler数据挖掘，从农民的需求情况、参与情况、认知情况等方面得出农民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启云[9]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基于农户视角以辽宁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行为习惯等影响农民农业科技培训的意愿。此外，杨锦绣等[10]从政府和农民两个层面剖析农民培训的供需均衡，建议政府依据经济规律配置培训要素。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关于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的个体特征；二是农民的家庭特征；三是农户行为选择因素。而从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研究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文献却鲜见，忽略了现今的农业科技培训是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影响农业科技培训的途径展开理论分析，采用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农业科技培训的调查数据，构建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究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下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以期对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稍有弥补，并为农民培训在我国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理论框架
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业科技培训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在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存在着明显缺陷的实践基础上，“合作社（公司）+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模式[1113]。可见，农民合作社有联结农户和市场的纽带作用，是产业化发展的中介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过程就是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过程[14]。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示，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而以产业化需求为导向的合作社的发展为农业科技培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平台[15]。二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以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效推广、应用以及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为支撑的。相对于工业技术，农业科技的见效周期长。无论是优良品种的选育、新栽培技术的推广还是新的肥料、农药、生长激素的使用都需要较长的周期[16]；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农业科技的外部性特征也使其具有了公共产品属性[17]。因此，政府公共部门的参与、介入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制度安排[18]。农业产业化集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方式要求农民须集生产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于一身，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产业化高素质劳动力。在改造传统农业的同时改变农民旧的理念，使其能够主动接受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和应用。
依据Schultz和popkin“理性小农”假设（舒尔茨-波普金命题）：小农或农户是有理性动机的行为个体，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理性经济人”[19]。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廉价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和创造外部条件。一旦合理成本下的投入能够确保在现有价格水平上获得利润，农户便会积极选择符合成本约束下各类现代技术要素的投入[20]。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1.合作社在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实现资金、技术、信息等互助合作的过程，使农户逐渐体会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造。合作社社员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够主动求助合作社的农户，会表现出更主动的科技培训意愿。
2.农户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需求程度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农户采用农业新设备、新品种、新技术的态度越积极，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越高。
3.政府对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的公共政策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国家的惠农政策比如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科技入户工程、良种直补等能够有力地推动农民参与农业科技培训的积极性。公共政策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意愿越强。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7月和8月对陕西省眉县和周至县四个村的实地调查。其中，周至县是我国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惟一的猕猴桃标准化管理示范县，被称为“猕猴桃之乡”。眉县不仅产业规模大、种植户多，而且是最早与农业高等院校合作开展猕猴桃科学研究和相关农业科技培训的县域。2005年眉县人民政府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开展“猕猴桃科技入户工程”，此项培训充分利用当地产业资源，依托大学科研优势，整合各类教育资源集多方之合力。2012年全省猕猴桃种植面积约100万亩，其中眉县和周至县达64万亩，占到了60%以上。因此本文选择上述两县为调研地点，在全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取入户问卷调查的形式，抽样方法是多级整群抽样。首先，在眉县和周至县各选取2个乡（镇）；然后每个乡（镇）抽取2个村。眉县是金渠镇（红星村和第二坡）和首善镇（第五村和红东村），周至县是哑柏镇（庄头村和吕家堡）和竹峪乡（凤凰岭和丹阳村），经实地走访，以上8个村都以猕猴桃种植为主导产业；最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村选取125户农户开展调查。此次调查共1000户农户填写了调查问卷，获得有效问卷948份，有效率为94.8%。
（二）样本基本情况
从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见表1），大多数样本农户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下（占86.9%），其中41岁至50岁区间内的农户所占比例最多。样本农户中男性居多，基本为已婚（占92%）。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占83.9%，大专及以上仅有33人（占3.3%）。样本农户的年人均收入5000元以上占74.8%，8000元以上的占到了52.2%。以上特征符合本研究的需要，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
（二）变量选取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将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的因素分为农民合作社、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态度、政府农业政策三类。考虑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变量的名称、含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在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各影响因素和变量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tata10.0软件进行有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通过模型（1）-模型（4）可以得出：控制变量中年龄、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的稳定因子；本文所重点研究的三类解释变量的分析结论如下：
1.合作社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是否参加了合作社与其培训意愿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原因可能是此次调查中仅有14.8%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大多数农户表示还不了解合作社的具体职能。农户寻求合作社的科技支持与培训意愿在模型（1）、模型（4）中呈5%统计水平上显著性正相关。如表4所示，社员中能够主动去寻求合作社农业科技支持的农户，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明显高于其他。
2.农户对农业科技态度。农户采用新技术、新品种的态度与其培训意愿在10%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农户对新技术、新品种的接受程度影响其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农业科技培训对增产增收的效果与农民培训意愿在统计上呈正相关，且显著性很强。调查结果显示，农户认为科技培训对农业增产增收效果为“基本没作用”、“有点作用”、“有作用”和“十分有作用”的样本农户比例为2.8%、12.1%、60.0%和25.1%，表明农业科技对增加产出和提高收益的作用越明显农户的培训需求越高。
3.政府农业政策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对政府惠农政策的认可度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其培训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对国家惠农政策认可度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样本农户比例是0.3%、0.7%、10.0%、42.5%和46.5%，呈逐级递增的态势。对当地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满意度与农户培训需求意愿在模型（2）中呈5%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重视程度和服务水平影响农户的培训需求意愿；但在模型（4）中显著性水平不强。
五、简要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