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环境规划篇1
一、充分认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在开展土壤基础调查、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强化污染源监管、提升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支撑能力、组织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土壤环境面临严峻形势。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不足，全社会土壤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强；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意义重大。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环保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摆上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统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切实解决突出的土壤环境问题。
二、明确土壤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四）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建设良好人居环境为总体目标，以农用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场地环境保护监管为重点，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机构和人员，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夯实工作基础，提升管理水平，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土壤环境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环境保障。
（五）基本原则。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因此，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要认真总结国内外土壤污染防治经验教训，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实行防治结合。
统筹规划，重点突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法律法规、监管能力、科技支撑、资金投入和宣传教育等各个方面，要统筹规划，全面部署，分步实施。重点开展农用土壤和污染场地土壤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结合各地实际，按照土壤环境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土壤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农村地区要以基本农田、重要农产品产地特别是“菜篮子”基地为监管重点；城市地区要根据城镇建设和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以规划调整为非工业用途的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为监管重点。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土壤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公共资源，关系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群众健康。防治土壤污染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环保部门要在同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认真履行综合管理和监督执法职责，积极协调国土、规划、建设、农业和财政等部门，共同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土壤污染防治。
（六）主要目标。
到20*年，全面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基本摸清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初步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编制完成国家和地方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初步构建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等管理体系框架；编制完成土壤环境安全教育行动计划并开始实施，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有所提高。
到20*年，基本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系，出台一批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土壤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土壤环境监测网络进一步完善；土壤环境保护监管能力明显增强，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显著提高；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科学研究深入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取得明显成效。
三、突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领域
（七）农用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以基本农田、重要农产品产地特别是“菜篮子”基地为监管重点，开展农用土壤环境监测、评估与安全性划分。加强影响土壤环境的重点污染源监管，严格控制主要粮食产地和蔬菜基地的污水灌溉，强化对农药、化肥及其废弃包装物，以及农膜使用的环境管理。对污染严重难以修复的耕地提出调整用途的意见，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积极引导和推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规范有机食品发展，组织开展有机食品生产示范县建设，预防和控制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壤环境的污染。
（八）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结合重点区域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污染场地特别是城市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进行系统调查，掌握原厂址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建立污染场地土壤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污染土壤风险评估和污染土壤修复制度。对污染企业搬迁后的厂址和其他可能受到污染的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环保部门应督促有关责任单位或个人开展污染土壤风险评估，明确修复和治理的责任主体和技术要求，监督污染场地土壤治理和修复，降低土地再利用特别是改为居住用地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
对遗留污染物造成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由原生产经营单位负责治理并恢复土壤使用功能。加强对化工、电镀、油料存储等重点行业、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土壤污染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区域性或集中式工业用地拟规划改变其用途的，所在地环保部门要督促有关单位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并将风险评估的结论作为规划环评的重要依据。同时，要积极推动有关部门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并按规定程序组织审查规划环评文件；对未依法开展规划环评的区域，环保部门依法不得批准该区域内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负责修复和治理。造成污染的单位因改制或者合并、分立而发生变更的，其所承担的修复和治理责任，依法由变更后承继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承担。变更前有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责任。造成污染的单位已经终止，或者由于历史等原因确实不能确定造成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有关人民政府依法负责修复和治理；该单位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负责修复和治理。有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责任。
四、强化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措施
（九）搞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各级环保部门要按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统一部署，加强沟通协调，有效整合资源，强化质量管理，落实配套资金，确保调查的进度和质量；在搞好调查成果集成的基础上，组织对调查成果的开发利用，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做好数据、文件、资料、报告的信息安全和保密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十）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抓紧研究、制定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快制定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并组织好实施。组织制修订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污染土壤修复、污染场地判别、土壤环境监测方法等标准，不断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鼓励地方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标准和政策措施。（十一）加强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把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纳入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制定土壤环境监测计划并组织落实。进一步加大投入，不断提高环境监测能力，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省、市三级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加强土壤环境保护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培养和引进一批专门人才。制定土壤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国家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规划应包括土壤污染防治的内容，并提出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措施。
（十二）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根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组织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筛选污染土壤修复实用技术，加强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集成，选择有代表性的污灌区农田和污染场地，开展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重点支持一批部级重点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为在更大范围内修复土壤污染提供示范、积累经验。
（十三）建立土壤污染防治投入机制。地方要加大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保证投入每年有所增长。中央集中的排污费等专项资金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土壤污染防治，保证资金逐年增加并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地方也应在本级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土壤污染防治。我部将协调中央财政部门视情况对地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资金补助。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土壤环境监测、污染场地调查与评估、土壤污染防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建设。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环境规划篇2
2016年5月，《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历经50余次修改后，由国务院颁布出台。“土十条”提出，我国将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每10年开展1次。而且，每年要重点调查一个地方，还将建立全国土壤污染监测体系。同时要按污染程度将农用地划为三个类别，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保障农业生产环境安全。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开展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建立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评估制度，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11月8日，《“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出台。《规划》提出，要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从2015年的70.6%提高到90%左右，将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提高到90%以上。
近年来，防治土壤污染、维护土壤安全问题在多个政府颁布的重要计划、纲要中被浓墨重彩涉及到。而《土壤污染防治法》也在紧锣密鼓制订中。2015年6月25日“全国土地日”，首份全国耕地“体检”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有3488万亩重金属中重度污染或超标耕地，耕地污染形势严峻。对土壤安全的重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易被忽视，也最难治理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土壤污染与食品安全、人居健康息息相关，相比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更为隐蔽、更容易被忽视，也最难治理。
在2016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引述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一份报告称：“无论是直接的土壤污染，还是由土壤污染导致的大气、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最终对动物和人造成危害。”
2005至2013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于2014年4月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达19.4%。
这份公报未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的空间分布图，但披露了总体上的土壤污染特征。从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南方的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四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公报未土壤污染趋势相关数据，但指出了中国土壤污染正在增加。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
2015年，国土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结论是东北黑土地有机质明显下降，南方耕地酸化和北方耕地碱化趋势加剧。调查耕地范围内有21.6%的耕地酸化严重，29.3%的土壤碱化趋势加剧，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
2016年5月31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土十条》）由国务院颁布。《土十条》出台后，有环保专家对记者表示，“其实，叫《土壤污染防治初步行动计划》更为贴切。因为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目前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谁都说不清楚。”
也正因为如此，“摸清底数”成为土壤污染管理和防治的首要任务。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05至2013年，该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面积约为630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调查精度为8公里×8公里，林地、草地调查精度为16公里×16公里，未利用地调查精度为32公里×32公里。
“总体而言，现有各项调查的精度难以满足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的需要，需进一步提高调查精度。”这位负责人说，为此，《土十条》提出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摸清土壤污染底数，为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基础支持。
从“土十条”到《土壤法》
“土壤是大部分污染物的最终受体，因土壤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事件时有发生。”环保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副巡视员周志强表示，土壤是生态系统中一种非常重要的介质，如果不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总体环境质量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且对农业生产等会造成影响。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粮食、果蔬等餐桌上的健康和安全问题，需要回归脚下的土地来审视。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理事、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副会长党永富指出，健康的土壤是健康农产品的首要条件，“没有好的土壤，哪来优质、高产、安全的农产品？”
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积累性、隐蔽性、潜伏性、综合性等特征，但是又不能像大气污染、水污染那样迅速而直接地被人们所感知，这成为土壤安全被长期忽略的原因之一，而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专项法律的缺失，也使得我国土壤污染长期得不到遏制。因为缺少土壤污染防治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体制，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具体标准，也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制度依，因此导致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呈现碎片化格局。
但这样的不良局面，在未来有望得到改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付莎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形成，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工作从2016年11月10日开始，我们向120多家机构、协会、企业、专家发放了征求意见稿，时间为一个月。力争201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付莎表示。
负责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全国人大环资委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听取并吸收了土壤修复产业界、学界、工业界、法律界、社会组织等许多科学的、有前瞻性和国际视野的、切合我国国情的意见和建议。法的科学性、体系性和可操作性有了显著提升。比如规定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以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能真正落实，规定建立基金和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以确保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的投入和效益，规定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以增强对污染者的威慑作用等。
土壤环境规划篇3
【关键词】土壤污染；立法效果；分散立法；专门立法
【正文】
提起我国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一般观念认为是空白，或认为很少、不值得认真对待。其实，我国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数量庞大，只是这些立法非常分散且没有规律，因而难以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然而，对现行立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成效与缺陷，是未来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前提，因为如果未来立法不顾现行规范而径直进行，会引起各法律在功能上的不协调，甚至体系上的矛盾。因此，本文将对我国已有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为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提供几点启示和建议。
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历史概况
（一）1979—1986年，立法原则性保护土壤、防止土壤污染的阶段
我国最早明确在立法中提到保护土壤、防止土壤污染的法律是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第10条和第21条。其第10条规定：“因地制宜地合理使用土地，改良土壤，增加植被，防止土壤侵蚀、板结、盐碱化、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第21条规定：“积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综合防治和生物防治，合理利用污水灌溉，防止土壤和作物的污染。”此后1982年《宪法》第10条原则性规定了“合理地利用土地”，1986年《土地管理法》第3条也作了类似规定。这些都是早期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原则性的宣言，没有具体的制度和规范，这可能与当时整个环境状况比较好、污染不严重的客观形势有关。
（二）1987—2004年，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大量分散性立法阶段
《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颁布，1995、2000年两次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颁布，1996年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颁布，2004年修订）、《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颁布）等专门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及修订提供了土壤污染源控制的专门法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1987年颁布，2002年修订）、《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颁布，2001年修订）、《工业污染源监测管理办法（暂行）》（1991年颁布）、《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1993年颁布，2007年修订）、《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2002年颁布）、《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2005年颁布）等行政法规、规章为进一步控制土壤污染源提供了依据。恰如落叶归根，不管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或废弃物以及农业耕种所常常大面积使用的肥料及农药，都会沉降到地面，从而导致土壤污染。也就是说，其他污染都有可能是土壤污染的来源。因此，上述法律、法规、规章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土壤污染的立法，但不失为与土壤污染防治有关的规范。
（三）2005年至今，国家政策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出现政策重视的高峰期
环保总局2005年11月的《“十一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建设规划》明确指出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还是空白，要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国务院2005年12月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39号）在农村环境保护、健全环境法律和发展科学技术等三个部分都明确提出土壤污染防治问题。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6章第2节提出要“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综合治理土壤污染”。这些国家政策基本上确立了土壤污染防治专门立法的基调，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氛围。
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2004年12月《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工作》。2005年初，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了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005年先期安排启动资金2000万元。2006年更是加大投入力度，安排专项资金1．3亿元。随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深入开展，有关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报告将陆续公布，我国土壤污染的实际状况会逐渐明朗，这将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奠定基石。
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2007年5月25日，沈阳市环境保护局和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联合了《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共6章32条，包括污染场地的监督管理、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污染场地的治理及修复以及法律责任等具体制度。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污染场地治理及修复的立法，为中央专门法律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标本。而且该办法从6月1日开始实施，而《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而该办法会在《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颁布前有一段的执行期。通过这一段执行期，我们可以检验其效果，从而为中央立法提供启示。如果联想到此前环保总局的《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2004年6月1日）对企业搬迁过程中的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规定以及《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06年3月29日）确立的土壤环境风险评估和被污染土壤的修复制度，我们可以发现部门政策和地方规章越来越重视土壤污染防治问题，出现土壤污染防治专门化的趋势。
二、我国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所涉及的具体制度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内容非常多，且由于分散而庞杂，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其内容，故就所涉及的几项主要制度进行描述。[1]
（一）土壤污染监测、评估和报告制度。土壤污染监测、报告和评估是了解土壤质量和土壤污染状况的依据，也是进行土壤污染整治的前提。现有的法律法规涉及土壤污染监测、报告和评估的还比较多，但是很零散，没有系统性。涉及土壤监测的有：《工业污染源监测管理办法（暂行）》（1991年2月22日）规定了对可能污染土壤的工业污染源进行监测的管理办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2000年3月20日）第24条规定：“利用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进行灌溉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用于灌溉的水质及灌溉后的土壤、农产品进行定期监测，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试行）》（2006年2月8日）第12．9．7条和《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试行）》（2006年2月8日）第12．9．7条分别要求定期对化学消毒处理厂和微波消毒处理厂周围的土壤环境进行监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07年4月28日）第28条第8项规定：按照要求定期进行水、气、土壤等环境影响监测，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性能和环保指标进行检测、评价，向所在地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报告检测、评价结果。
涉及土壤评估和报告的有：《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第28条要求进行土地等级评定，而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5条具体规定了实施土地等级评定的制度；《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4月29日）第18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气象、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可以对已经产生、可能产生酸雨的地区或者其他二氧化硫污染严重的地区，经国务院批准后，划定为酸雨控制区或者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2002年6月28日）第7条第4项规定“由于长残效农药在土壤积累造成农作物药害的，需提供有关技术部门出具的研究报告”；《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2005年8月30日）第10和14条规定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厂区的土壤和地下水进行检测，编制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卫生部联合《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2005年9月7日）第2部分第3节第3条要求建立矿区土壤基础状况数据库；《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年4月29日）第15条规定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状况不适宜特定农产品生产的，为禁止生产的区域。
土壤环境规划篇4
对中国土壤污染防治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规划及行动部署
中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局部地区污染严重。近年来，“镉大米”、“毒校区”等一系列事件暴露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形势严峻，拷问中国土壤污染治理成效。2016年5月31日，国务院公开《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由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国土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共同编制而成。
《土十条》编制工作肇始于2013年5月，历时3年，前后3次征求各省（区、市）和地方的意见，5次征求党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反复修改达50多稿，彰显了国家对土壤污染的必治决心。最新公布的《土十条》共有10条35款231项具体措施。从摸清情况到依法治土，从分类管理到风险管控，从推进修复到分配责任，对中国土壤污染防治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规划及行动部署，将成为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之后，中国应对重点环境问题的又一行动纲领。
摸清底数，强化监测
摸清土壤污染的“家底”是所有防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但中国缺乏全面详细的土壤污染数据，甚至部分地区缺乏监测点位和人员配置。
因此，《土十条》开篇即要求全面掌握土壤污染状况及变化趋势，为治土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第一，要求对农用地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的污染情况作重点、详细调查及监督，首次提出建立每10年1次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第二，通过优化监测点位的规划、整合及设置，构建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要求各省（区、市）开展土壤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培训，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主动性和灵活性。第三，发挥大数据在治土中的重要作用，借助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智慧技术，拓宽数据获取渠道，实现数据动态更新，吸纳各部门土壤相关数据，构建全国土壤大数据管理平台，加强数据共享，提升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水平。
健全规范，依法治土
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相比，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建设明显滞后。现行的土壤污染分类、治理标准体系均不完善，导致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缺乏依据和指导。
与大气、水污染防治一样，依法防治土壤污染迫在眉睫。此次《土十条》将法治工作放在第二条的优先位置。内容上，《土十条》强调：第一，建立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各部门要配合完成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修订、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以增加土壤防治内容，鼓励各地制定地方性土壤污染防治法规。第二，建立健全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体系。、修订、完善相关的标准、技术规范、测试方法及标准样品，明确规定各地可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第三，通过明确重点监管的物质、行业、区域，建立专项执法机制，全面强化土壤环境监管执法。
分类管理，突出重点
《土十条》对农用地、建设用地分别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且以农用地中的耕地及建设用地中的污染地块为重点，明显地体现出分类管理、突出重点的治理思路。具体来讲，农用地按污染程度分为未污染和轻微污染、轻度和中度污染以及重度污染3个类别，分别采取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及严格管控类等相应管理措施。
对于优先保护类的耕地，要求划为永久基本农田，防控企业污染，实行严格保护，激励（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倾斜）与惩戒（面积减少或质量下降将可能受到预警提醒或环评限批）并举。对于安全利用类耕地，则要求制定利用方案，强化农产品质量检测，加强技术指导培训，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而严格管控的耕地，要求划定禁止生产区域，影响水源安全的还需制定环境风险管控方案，开展修复及种植结构调整或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建设用地则要求建立调查评估制度，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分用途明确管理措施，对于符合相应规划用地要求的地块，可以进入用地程序；对于暂不开放或不具备修复条件的污染地块，则需要进行管控、标识和监测；对于发现污染扩散的，则要采取污染物隔离、阻断等风险管控措施。
此外，要建立严格的用地准入制度，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之中，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风险管控，保护优先
土壤污染不仅成因复杂，较难察觉，且易于累积，稀释性差，治理起来周期长、难度大。因此，土壤质量维护尤其要注重污染风险管控及优良土地保护。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得当，则能够从源头上防止可能损害的发生。《土十条》不仅在总体要求及工作目标等多处提到风险管控，且“风险”一词在《土十条》中出现的频率达20多次。可以说，风险管控贯穿了《土十条》始终。而保护优先的内容集中体现在第五条、第六条中。第五条指出，要通过土壤环境质量评估、定期开展巡查、严查环境违法行为、加强采矿活动的监管等措施，科学、有序地加强对未污染土壤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对于排放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要增加对土壤环境影响的评价内容，并提出防范土壤污染的具体措施，以防范建设用地新增污染；强化空间布局，合理分布工业生产、生活、农业养殖等区域。第六条强调要加强对工矿企业活动、矿产资源开发、涉重金属行业、工业废物处理的环境监管；要求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加强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及加强灌溉水水质管理；通过分类投放、建立村庄保洁制度、整治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强化含重金属废物的安全处置等，减少生活污染。
加强修复，提升技术
被污染的土地需要采用各种技术加以修复，再根据修复情况重新利用或作其他安排。因此，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修复工作及开发相关技术就是关键所在。《土十条》明确了土壤治理与修复的主体为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要求各省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同时强调各地要结合城市环境质量和发展布局，以基础设施项目为重点，有序开展治理与修复，强化工程监管。此外，要对治理与修复的成效进行评估，省级环保部门要及时向上汇报，国家环保部进行督查。
技术方面，要求整合科研资源，加强土壤污染基础性及关键技术的研究，加大适用技术推广力度，通过分批实施200个应用试点项目，遴选出易推广、成本低、效果好的适用技术，并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建立成果转化平台，加快成果转化应用。在此基础上，加快完善产业链，开放监测市场，推动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促进土壤治理与修复产业的发展。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土壤环境规划篇5
土壤政策之一
生态红线
生态红线，是指环境功能区划中确定的对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区域的边界控制线。红线就是底线，是对生态污染的警示。生态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之后，又一条被提升为国策的红线。
生态红线，
为生存安全划出的底线
在目前土壤环境严峻的情况下，虽然在具体内涵上生态红线还没有详细的解读，但是可以设想，重金属超标就可以是土壤生态的红线。土壤红线同样是不可触碰的底线，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最低保障。
监测管控
“红线”不是“虚线”
我国目前土壤污染的严峻程度，可以用四个增加来概括：污染面积在增加，污染物种类在增加，污染类型在增加，污染物含量在增加。如何不使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设置污染红线是必要的，但红线设定之后强化土壤质量监管，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严重土壤污染是关键。尽管目前监管手段还不完善，监测网还不健全，但在现有的农业环境监测网络基础上，逐步完善监测功能，完善面源污染定位监测和预警功能，尽可能做到对重金属污染从污染源排放、迁移到进入人体后迁移转化全过程进行详细调查，这对土壤保护，土壤污染控制与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红线”而无监测，那么“红线”就成为悬在空中的“虚线”。
目前全国各省市都已经开始划定生态红线，其中江苏、广东、天津、深圳、沈阳、大连已经完成生态红线的划定，未来我国将有超过20%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红线的保护规划。
土壤不具有再生性，一旦遭到污染，修复难度极大。我们有18亿亩耕地红线，但决不能仅守住耕地保有量这条“红线”，如果只是守住了数量，质量却每况愈下，这个耕地数量也就没有意义。
土壤政策之二
补偿机制
说：“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只要“绿水青山”，维持贫困状态是不可能的，只要“金山银山”，生活在严重污染中也不可能幸福，但两者兼而有之并非易事，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生活富了，环境承载能力也达到或接近上限，“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从某些层面来说已处于对立状态。
补偿，一种共赢的选择
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有受益者就有受害者，有些地方经济受益，另一些地方就受损失，例如作为北京重要饮用水源基地的密云县，为了保护水源，不仅每年要投入大笔财力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河道整治、农村垃圾污水处理等工程。而且守着“金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密云矿产资源丰富，铁矿储量高达9亿吨，但为了保护水源和生态环境，密云县将境内246个选矿场、2000多个矿点关闭，这样一来，政府财税收入、劳动力就业和农民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国家和北京市给予密云县大量资金补偿，如大中型水库移民项目补助、水库一级保护区群众生产生活困难补助，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工程补助等。密云县的例子并不孤独，在全国还可以找出不少。生态补偿，已成为保护生态环境而牺牲经济利益的一种奖励弥补，如密云县的例子，虽然看似有些无奈，却是共赢的方式。
化解“青山”“金山”的对立
对目前而言，总体生态政策补偿还不尽如人意，补偿标准绝对量偏低，覆盖范围小，生态补偿政策法规不完善，土壤污染由于其默默无闻，它不像空气污染那样显而易见，本身不易被发现，也就更容易被忽视，污染补偿更无从谈起，土壤安全被忽视，在攀登“金山”时，把“青山”丢到脑后。最终是由全体人类来“买单”。因此制定补偿机制，从保护与保持的角度阻止土壤生态的恶化，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措施。
土壤政策之三
土壤修复
2004年，北京市地铁五号线施工发生了“宋家庄事件”，事件发生后，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环保部门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一旦发现土壤污染问题，要及时报告总局并尽快制定污染控制实施方案。同年，上海为了筹备2010年世博会，专门成立了土壤修复中心，对世博会规划区域内的原工业用地污染土壤进行调查、评估和处理处置，被视为中国土壤污染修复的序幕。
土壤政策之四
保护治理
去年兰州、武汉、江苏、湖南多地爆发的水污染事件令我们再不能保持镇静……但是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脚下的土壤，保护土壤的健康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土壤污染，“修”不如“保”
如果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对赖以生存的土壤稍加关注与保护，这些代价与损失或者是可以减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再强的土壤修复技术也不如在土壤未受污染时的保护。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环境保护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共识。
立法，给土壤生态最强的支撑
土壤环境规划篇6
关键词：土壤修复；技术；监管；资金筹集；建议
中图分类号：X53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60932218
近年来，湖南“镉大米”、“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等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形势严峻，拷问我国土壤污染治理成效。当前，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从国家公布的数据来看，污染超标率已达15%以上，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耕地土壤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
1土壤修复概述
土壤修复指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转移、吸收、降解和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的物质。从根本上说，污染土壤修复的技术原理可分为2类，改变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或同土壤的结合方式，降低其在环境中的可迁移性与生物可利用性；降低土壤中有害物质的浓度。
2土壤修复中存在的问题
“十三五”期间，随着重污染企业淘汰力度的加大，以及一些关联的综合性老工业区改造、城市旧改，将使得大量的城市土壤修复问题涌现。目前我国土壤修复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土壤污染的底数不清
土壤污染的“家底”是所有防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因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布局变化、重污染企业（化工、电镀、冶炼、制革等）关停、搬迁等，工业企业退役污染场地与日俱增；因过度施肥、滥用农药、污泥施用、污水灌溉和周边企业排放大气污染物沉降等导致的农田耕地污染场地不断增加；因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及其冶炼等导致的矿山开采污染场地不断增加；因石油勘探、抽取、输送和存储等环节造成的污染场地不断增加。目前国内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包括污染面积、污染分布、污染程度、污染种类、环境风险、影响范围等情况，缺乏相关基础数据，土壤污染数据库尚未建立。
2.2土壤修复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土壤修复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我国推进土壤修复进程的主要障碍。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相比，土壤污染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截止目前，土壤修复方面除2016年5月31日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外，仅过部分土壤相关的部门法规，尚未形成系统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该体系应包含法律法规体系、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修复技术体系等。
2.3修复过程管理不全面
由于目前国内的污染土壤修复多为土地开发驱动型，因此修复技术多为异位修复为主，修复评价方法也多为评估土壤中污染物的含量。然而在异位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污染土壤的挖掘、长距离运输、异地暂存以及异地实施修复等环节，而现有监管部门不可能实现分阶段、分区域密切跟踪。一些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在修复过程中对二次污染的控制不到位、开放式挖掘、没有控制措施的随地堆放、甚至出现偷倒现象。另外，一些修复技术将土壤中的污染物从固相转移至液相或气相，而监管往往只注重土壤是否干净，忽略了对转移污染物后的介质治理的监管。
2.4修复工作起步晚，技术及人才缺乏
虽然我国在某些领域的技术（如植物修复）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目前我国土壤修复技术长期停留在实验室水平，且技术应用、工程经验、管理水平、修复装备、关键修复材料、高层次技术人才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专业从事土壤修复、具备完整产业链和先进治理技术的实力型修复企业更是屈指可数。
2.5修复资金的筹集渠道不丰富
我国土壤修复市场一直依靠专项资金带动，行业资金严重缺乏。修复资金的筹集渠道很窄，多渠道融资的机制尚未建立。目前我国土壤修复方面的资金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政府投资，这是当前污染土壤修复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约占当前修复资金总量的70%，其中包括国有企业修复自身污染土壤产生的费用（因为在当前的关停与搬迁企业中，多数污染企业为建厂时间很早的国有大型企业）；国际援助资金，来自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和双边援助等，一般多用于对中国一些履约化学品污染土壤的修复和相关管理制度的制订；社会资金，土地开发商在开发能够增值的地块时，愿意全部或部分付费进行修复，从而拥有对修复后地块的开发权。
3推进污染土壤修复的建议
综观我国当前污染土壤修复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合国际趋势和我国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推进污染土壤的修复进程。
3.1开展调查，解决底数不清问题
3.1.1深入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
以现有调查为基础，制定详细调查方案，明确调点（如重污染企业退役场地、受污染农用地等），开展污染土壤状况详查，掌握污染土壤的面积、分布及其影响，并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
3.1.2提升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水平
整合优化各部门相关数据，建立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建成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借助先进技术，拓宽数据获取渠道，实现数据动态更新；实现数据共享。
3.2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
3.2.2加快推进立法进程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适时修订污染防治、城乡规划、土地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增加土壤污染防治有关内容、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
3.2.3系统构建标准体系
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完善相关技术规范（如质量标准、风险管控、调查评估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3.2.4加强污染土壤修复全过程监管
3.2.4.1制定治理与修复规划
以影响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的突出土壤污染问题为重点，以土壤中含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污染土壤类型为重点，以化工、电镀、有色金属冶炼等重污染行业为重点，以拟开发建设居住、学校、医疗等项目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建立项目库。
3.2.4.2全过程监管污染修复过程
修复已原址修复为主，在土壤挖掘、堆存等过程中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二次污染；责任单位在施工前要公开工程基本情况、环境影响及其防范措施，工程完工后要将治理与修复效果向社会公开。环保部门要对修复过程中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要定期向上级环保部门报告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作进展，向社会公开本辖区内土壤污染修复成果；上级环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督导检查。
3.2.4.3为污染土壤修复提供坚实的技术人才支撑
3.3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研究
整合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企业等科研资源，开展基础研究（如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土壤环境基准、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等）、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风险管控、土壤污染诊断、治理与修复等）。研发先进适用装备和高效低成本功能材料；优化整合科技计划，建设一批土壤污染防治实验室、科研基地。
3.4加大适用技术推广力度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根据污染类型、程度等因子，针对典型污染地块，结合国内外实际案例，选出一些适应我国国情的实用技术，逐步建立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默认清单制度，实现修复技术快速和规范化的选择，降低修复技术比选成本，减少和避免修复技术盲目选择现象的发生。
3.5推动治理与修复产业发展
加快完善覆盖土壤环境调查、分析测试、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工程设计和施工等环节的成熟产业链，形成若干综合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产业化示范基地。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规范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从业单位和人员管理，并定期向社会公开。
3.6加大财政投入
整合相关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土壤环境调查与监测评估、监督管理、治理与修复等工作。统筹安排专项建设基金，支持企业对涉重金属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3.7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发挥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引导作用，为重大土壤污染防治项目提供支持，鼓励发行股票、债券、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等。
3.8完善激励机制
激励相关企业参与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研究制定扶持废物回收处理等企业的激励政策，并在某些行业开展试点。
4结语
土壤环境规划篇7
摘要我国目前土壤形势不容乐观。呈现多源，复合、量大、面广、持久、毒害等特征、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构成重要威胁，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问题与挑战，总结了发达国家治理土壤污染的经验，并提出了深化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土壤污染；污染防治；国际经验
有土斯有民，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开发、利用、保护好土壤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根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的数据，全国16%的土壤环境超标，其中，一些地方土壤污染严重，工矿业废弃地和农业耕地土壤污染问题突出，重点区域八大类土地（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工业园区、固体废物集中处置地、采油区、采矿区、污水灌溉区和干线公路两侧）均有相当程度的污染，“毒土”“毒地”等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威胁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我国土壤环境污染预防、控制和修复，意义重大、刻不容缓。本文旨在分析国内土壤污染成因，借鉴国际经验，探求国内土壤污染防治途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土壤环境也迅速恶化，污染呈现多源、复合、量大、面广、持久、毒害六大特征，表现出由点到片，由城到乡，由单一到复合等发展态势。造成我国土壤环境恶化的原因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土地资源禀赋低。我国土地资源具有绝对数量多、相对数量少且质量不高、环境压力大等特点。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水平的43%，我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20%的人口。除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珠江中下游平原与汉江平原、成都平原外，耕地质量不高，无法耕种的中度、重度污染耕地有5000万亩，全国集中连片耕地后备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部干旱地区，后备资源开发存在生态难题。
二是土地污染源多面广量大。土壤是各类污染物的最终归属。我国30多年粗放的发展模式，使土地成为了一个“大垃圾箱”。工业“三废”排放，使污染物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并积累于土壤。全国有11.23万座矿山，1.2万座尾矿库，每年60万吨石油跑冒滴漏，固体废物堆放占地面积达200多万亩，有害废水污灌污染耕地3250多万亩，有害废气随雨水沉降到土壤中。农业生产存在“农药、化肥依赖症”，化肥产量和使用量占世界1/3以上，非降解农膜残留量达12万吨．“白色污染”严重，导致土质下降，危害人体健康。
三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尚无针对土壤污染的专门法。2015年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虽对土壤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仍缺乏细则。虽然不少地方专门出台了土壤污染防治的规范性文件，但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法律体系，约束力和系统性不够。
四是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不完善。我国有60类共3246种土壤，不同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平均降雨量、地下水埋深等影响基准推导的重要参数具有较大的变异性。截至目前，我国已及正在修订的土壤质量标准有60多个，在数量上比较少，管理也不明晰，分属于10多个不同部门。此外，《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于1995年实施，2009年开始修订，至今仍在修订过程中，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标准等级全国采用统一的标准值，没有区分土壤背景值的差异。此外，标准主要针对的是环境质量，从人体健康和生态风险的角度考虑不够；主要针对农业用地，对工业、商业和居住用地考虑不够。
五是土壤环境监测能力不足。我国土壤环境监测工作起步晚，技术落后，尚未形成全面的监测体系，部分地方能力有限，难以精准掌握各地区土壤污染的状况。
六是土壤污染防治技术薄弱。由于污染土壤面积大，污染程度深浅不一，自然条件复杂多变，对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和工艺要求极高。国内市场上现有的修复技术往往手段单一，科技含量低且修复成本非常高，修复设备与药剂大部分仍依赖进口。
七是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缺口大。国外的绿地建设中，土壤费占总投入的50%。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中仅有30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用于修复污染土壤，且主要是对城市投入，对农业生态环保投入不足，远远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需求。
八是土壤管理体制不顺。我国长期以来多部门分散治土，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造成权利义务失衡和权力横向分割的弊端。虽然2013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中提出：“建立由环境保护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参加的部际协调机制，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但仅靠部际协调机制难以解决多头管理的问题，常常会因部门利益影响工作效率。
九是土壤保护意识淡薄。由于土壤污染更具隐蔽性、滞后性和难可逆性，是一种“看不见的污染”，公众土壤污染防治自觉性和积极性不高，往往将土地利用的功利性和经济性摆在第一位，忽略土地本身的生命支撑价值、生态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历史价值。大部分农村居民对环境污染表现淡漠，也缺乏依法维权意识，只要环境污染没有直接影响到自身的生产生活，大多采取漠视的态度，增加了土壤环境保护的成本。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经验
建立综合防治的法律体系
西方国家普遍将土壤作为一个独立的环境要素来进行立法保护，形成了从基本法到综合性法律再到专项立法的三层法律体系，用以调整和规范各类生产、生活活动。
美国从危险废物管理着手开展立法，颁布《土壤保护法》《资源保护回收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超级基金法”）和《小企业责任免除和棕地复兴法案》（“棕色地块法”）等法律法规，在建立土壤环境保护区、农田保护、土地管理政策、土地利用、污染场地修复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加强对水、化学品等污染的控制和立法。德国制定《联邦土壤保护法》《区域规划法案》《建设条例》等，对土壤污染清除和修复、土地开发、限制绿色地带开发作出规定。日本通过《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土壤污染对策法》为农用地以及“城市型”土壤污染的治理提供了专门法律保障，而《大气污染防治法》《二?英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审查规制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法则从不同途径为土壤切断了污染源。法国虽没有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修改和完善现有的工业法、废物法和民法，规定土壤污染者的相关责任，达到土壤污染防治目的。
强化土壤污染风险预防
发达国家将土壤环境风险评估贯穿土壤环境管理全过程，指导污染土壤的环境调查与监测，确定土壤污染风险是否可以接受、是否值得关注。英国认为预防土壤风险与修复污染土壤同等重要，建立了污染土壤暴露风险评估导则，率先提出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管理框架。德国一方面重点排查了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土壤并进行了风险评估，另一方面制定方案并组织实施了重点污染土壤的治理和修复。
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当前发达国家普遍基于风险评估，划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并制定土壤的环境质量标准。美国颁布旨在保护生态受体安全的《土壤生态筛选导则》以及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筛选导则》，此外还制定污染土壤初始修复目标值，许多州据此制订各自的土壤质量标准。英国在考虑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原则制定土壤指标值。加拿大则以其保护生态土壤质量指导值和保护人体健康土壤质量指导值两者中的最低值作为最终土壤质量指导值。荷兰在《荷兰土壤质量法令》中设立了土壤修复的目标值、干预值及部分污染物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指示值。日本在制订土壤环境标准时，特别设立浸出液标准。
全面准确开展土壤监测
西方国家普遍深入开展土壤调查，尤其是利用高光谱遥感与无线传感器网络等新技术进行土壤监测与评价，摸清底数，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欧盟实施土壤环境评价监测项目，设计欧盟范围内可比的监测标准和指标体系，建立评价土壤现状的资料参考中心，对部级土壤监测数据进行有效统一管理。德国根据土地用途对全国土壤实施监测，了解土壤特性变化，以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共设立监测点800多个，并建立污染土壤数据库进行动态管理。法国建立污染土地的数据库，信息包含现存的污染地和已被修复的污染地。美国相关部门向用户免费提供很多土壤基础信息，例如分辨率低于30米的遥感资料，从而为新技术的应用创造有利条件。
分类治理的防治措施
根据土壤的不同功能，西方国家坚持区别对待，积极推动土壤污染分类整治和管理。美国防治土壤污染关注范围从农业用地逐渐扩大到工业用地，通过一系列法律及修正案对“棕色地块”进行有效治理。建立危害分级系统，根据地下水、地表水、大气和土壤4种污染迁移途径来评估场地的污染状况，有针对性地治理。德国通过一套颜色指标体系明确土壤治理要求，分别用绿线、黄线和红线表示应采取预防恶化、发出警告或必须清理的措施。日本和韩国在土壤污染调查、整治责任承担、费用负担、管制方式等具体制度中，对“农业型”土壤污染和“城镇工矿型”土壤污染区别对待。俄罗斯在《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中针对农业生产施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制剂的控制与监督管理做出详细规定。
采用先进的治理技术
国外土壤修复主要采用两大方法（原位及异位）和五类技术（工程措施、物理修复、化学／物化修复、农业生态修复和生物修复）。1982-2005年，美国超级基金一共进行了997个土壤修复项目，采用异位修复的项目约占53%，固化／稳定化及焚烧占异位修复项目的69%，土壤蒸汽抽提占原位修复项目的53%。欧洲各国因工业历史和污染类型不同，污染场地特征不同，土壤修复技术也存在明显差异，整体上采用原位及异位修复技术的比例相当。目前，绿色修复技术既可降低修复行动的环境足迹及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又使修复行为的净环境收益最大化，越来越受到重视。
“污染者付费”基础上的市场运作
在政府提供专项治理资金的同时，激励社会资本加大土壤治理投入。美国通过征收专业税，建立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土壤修复“超级基金”，由其兜底全国范围内污染场地的修复。英国污染场地修复资金实行等级责任制：最初向土地排污的企业、个人或知情并容许排污发生的人为第一级；当前土地所有者、业主为第二级；土壤污染治理责任由第一级承担，但无法找出原始污染者时由第二级承担。日本采用“原因者负担”和“受益者分担”双原则并设立专项基金治理污染土地。具体方式是：先对污染土地展开调查并制定治理方案，然后对该土地进行收购和治理，在治理完成后将土地卖给企业，最后按基金出资比例对获利的5%进行分配。对于无主土地的治理，德国采取政府先垫钱修复，后调查确定最终谁付费的治理方式；而对历史遗留的污染场地治理，政府给予补贴。
综合防治土壤污染的建议
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土壤环境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的成本可以发现，三项成本的基本比例为1：10：100。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必须重视预防，并坚持防、控、治一体化，分类施策、分区防控，走市场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路子。
建立土壤污染防治联合机制
土壤污染情况复杂，涉及部门多，治理和协调难度大，需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中央部门的责任及中央相关部门的职责。环保部作为土壤污染防治牵头部门，应加强综合协调，完善法规标准，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与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成立“国家耕地面源和农村污染防治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工作可由农业部承担；与工信部、住建部、国土资源部等成立“国家城镇和工业用地污染防治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工作可由住建部、环保部共同承担。协调跨区域水土协同治理，统筹土壤、重金属和化学品、固废、危废污染防治工作。
建立健全法规和标准体系
尽快制定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其配套规章制度，加快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修订、完善与土壤污染相关的水、大气、固体废弃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化土地管理、城乡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等关于土壤保护的内容，形成科学、合理、系统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严格法律责任，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涉重金属企业废水、废气、废渣等处理情况的监督检查，规范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运输和处理处置活动，严控农药、化肥、农膜的乱用滥用问题，加大对造成污染后果行为的处罚力度。建立土壤污染责任终身追究机制，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加强源头控制
坚持绿色化发展，大力推进清洁生产。严格项目准人，关闭、淘汰和搬迁小冶炼、小化工等企业。健全排污许可制度，改造环保设施，严格控制排污量和浓度。打击非法采矿，促进矿山集约化开采和废水、废渣集中排放和处理。划定生态红线，严格监管农田和重要农产品基地，严格控制污水灌溉，加强对农药、化肥及其包装物以及农膜的环境管理，提高农业补贴标准。实行保护性耕作和轮休耕作制度。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土壤环保考核指标。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政同责制，明确地方党委及其部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
加强土壤监测
联合多部门共同建立长效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机制，开放监测市场。制定统一的监测规范，构建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预警监测、应急监测网络，定期开展全国土壤环境污染状况监测，建立全国土壤环境监测数据库系统，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可靠数据。
实施分类防治
对工业、农业和住宅用地分类施策；划定优先保护区域进行分区防控；按照受污染程度开展分级防治。启动“土壤环境保护工程”，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示范工程。完善“以奖促治”“以奖促保”政策。建立土壤修复技术默认清单制度。
加强科技支撑
搭建土壤环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注重引进、吸收、消化适用于国情的国外先进技术。搭建土壤污染治理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平台，自主研发关键技术、设备。
健全资金投入机制
借鉴重庆污染土壤治理模式，加快以土地经营、批租为支撑的财税、金融模式改革。继续探索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污染责任险等经济措施。对严重污染的耕地，要调整种植结构，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并进行生态补偿；定点收购被污染粮食并补偿费用。建立相关的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基金。对积极开展土壤污染保护和治理的地区，加大资金奖励支持力度。发展土壤修复相关产业，鼓励民间资本注入，开展ppp模式，推进第三方监测、治理。
加强土壤保护宣传教育
提高企业和公众土壤环境安全意识和土壤环境保护参与意识，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课堂宣传土壤环境保护知识，并为一线生产者提供专业培训。
国际合作和履约工作
土壤环境规划篇8
关键词：重金属；污染；土壤；
abstract:atpresent,thesoilheavymetalpollutionresearchinourcountriesisaratherhottopic.inabroadrangeofdatacollection,basedo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soilheavymetalpollution,thepaper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andideas.
Keywords:heavymetal;pollution;soil;
中图分类号：[te9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项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其中10％属严重超标。由于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隐蔽性、不可逆性和持久性，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影响深远，所以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一、土壤质量的涵义与土壤重金属污染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相关专家对土壤质量的定义，结合国内外尤其是美国、澳大利亚、欧盟等一些国家学者对土壤质量的普遍看法，所谓土壤的质量，与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是决不可能画上等号的。我们不能认为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低就认定土壤的质量高，反之亦然。根据对土壤质量的比较权威的定义，土壤的质量并不就是指土壤的质地，也不是指土壤为植物提供p、n、K等一些营养成分的能力，而是指能够支撑农产品的生产能力、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动物以及人类的健康与保护食品的安全等综合能力。Fao对土壤质量的定义主要是从测定土壤的生物、物理和化学性质的大概100多种指标而来。其中生物参数的指标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代表土壤的生命活力主要是土壤中生物以及生物的多样性，其中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就是土壤质量的核心组成，也就是土壤质量的内涵。
土壤具有同化和代谢外界环境进入土体的物质的能力，也就是常说的自净能力。当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或者明显高于土壤环境基准或土壤环境标准，并引起土壤环境质量的恶化，这就是土壤重金属污染。
二、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危害
（1）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的物质循环联系紧密，土壤的污染物会随着土层的迁移与地表径流，从而污染地下水、地表水，也会污染其他新的土壤，甚至会通过挥发产生大气污染。
（2）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让紧张的耕地越来越短缺。由重金属污染造成土壤质量下降而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更加剧了对我国耕地红线的冲击。目前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减缓的趋势。
（3）重金属污染物通过影响土壤中某些微生物的数量与活性，从而影响土壤的活性。另外，重金属污染物大多对生物具有一定的毒害作用，因此土壤重金属的含量对农作物的产量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导致农作物的减产，所以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4）大多数重金属污染物难以降解，在生态系统中，生物富集现象显著，将直接或间接危害到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的身体健康。
（5）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物在迁移和转化的过程中，除了浓度的累积，毒性也可能会增加，例如汞的生物甲基化，这更加剧了土壤污染带来的危害。
三、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来源
（1）污灌。在缺水地区，污水灌溉解决了农用供水不足的问题，起着保证农作物产量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土壤污染及地下水污染等问题。
（2）化肥、农药以及塑料薄膜的大量使用。不合理的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会使土壤被重金属所污染，某些化肥含有过量的重金属Zn、Cd、pb等。农用塑料薄膜释出的Cd、pb也会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
（3）大气的沉降。工厂排放的烟气、粉尘等气体污染物经大气环流扩散，以干、湿的沉降方式进入到水体与土壤中。
（4）含重金属固体废弃物。工业废弃物、矿产的开采与冶炼产生的废渣、涉重金属企业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等含重金属危险废物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
（5）交通运输的污染。交通运输中重金属的污染来源于汽车排放的尾气及轮胎磨损产生粉尘。
四、政府对防治土壤中重金属污染采取的措施
（1）提高涉重金属建设项目的准入门槛，有效控制新增污染源。对不符合产业布局、行业发展规划、环保规划的建设项目坚决不予上马。符合产业政策的涉重金属项目实行入园建设、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管理。
（2）摸清管理辖区地域，特别是农作物产地土壤质量状况，强化土壤重金属污染物的跟踪监测，划分种植功能区，对超标受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落实环保目标责任考核、行政问责制度，对超标区域实行挂牌督办、区域限批。
（3）推行清洁生产，加快涉重金属行业转型升级。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从源头上削减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末端治理的压力。
（4）加密对涉重金属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监督性监测，对国控、省控重点企业至少每两月监测一次。强化企业自行监测，适时推行涉重金属污染源、重点流域在线监测监控。
（5）加强环境监管，严格环境执法。严厉打击涉重金属行业违法排污行为，对环保设施运行不正常、偷排、超标超总量排放等环保违法行为从严处罚，严格执行含重金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五、治理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方法
（1）生物修复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微生物与植物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利用新陈代谢的作用去除或者转化其形态，降低重金属的毒性，使土壤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
（2）热处理方法。热修复处理法的原理其实就是运用了污染物的热挥发性，利用高频电压所产生出来的电磁波，把土壤进行加热，使土壤中的污染物能够解吸出来，由此达到修复的目的。该方法对重金属汞的治理效果显著。
（3）排土、客土和水洗法。排土就是剥去表层受污染的土壤，客土就是在被污染的土壤上覆盖未受污染的土壤。水洗法是通过清水灌溉稀释或洗去重金属离子从而降低重金属污染物的含量。
（4）化学修复方法。这个方法是利用某些化合物与土壤中的重金属反应所形成的络合物，很容易和酸根离子发生反应产生沉淀的特点，通过投加一些改良剂到土壤里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迁移性，减少其含量，从而达到修复以及治理土壤的目的。
六、结束语
土壤中重金属污染问题隐蔽、危害大，难以治理。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着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随着产业转移，一些东部地区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开始往中西部省份转移，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土壤环境也面临着重金属污染的威胁。近年来频繁见报的重金属污染事故，时刻警醒着人们要重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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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规划篇9
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的管理在中国尚属新的领域,面临着许多的难题,亟待加快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污染场地管理体系。中央和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控制土地污染的行动。沈阳、北京等城市近年来采取的措施证明了中国已经开展了污染场地管理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进展。例如沈阳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城市中心地带工业企业实施关闭或搬迁,2006年以来,已有30个污染场地进行了环境风险评估工作,沈阳冶炼厂、沈阳炼焦煤气厂等企业完成了企业搬迁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
1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的环境管理现状
1.1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相关政策现状
1.1.1国家法律、法规现状
目前,我国虽有十余部法律提及到污染土壤,但污染场地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多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的条文中,如《宪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宪法》只是规定了合理利用土地和防止土壤污染的粗放原则。《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规定固体废弃物是指一般固体废物、城市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而并没有具体指出污染土地。
近年来,针对污染土地的管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文件及规定:环境保护部2004年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2008年了《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号)。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充分认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1.2技术标准体系现状
目前我国在土壤污染监测监控、环境风险评价及土壤修复技术等方面还没有建立完备的技术指南及标准,一系列暂行管理标准和技术指导方针还在试用或起草过程中。比如:《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上海世博会暂行)(HJ-2207);《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目前还未。
1.1.3地方法规、规章现状
我国地域广阔,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一些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的省市已经开展了一些探索工作,分别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政策。2007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印发了《场地环境评价导则》,规范了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场地环境调查、评价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2007年5月,沈阳市环保局、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联合印发了《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沈环保[2007]87号),对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进行了规定。这些法规政策的出台为当地污染场地的再开发奠定了基础。
1.2政府主管部门对场地污染实施管理现状
由于我国目前尚无一部行之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所以污染场地管理缺乏相应法律法规。以沈阳市为例,在2005年以前对工业企业搬迁场地的管理是空白。2005年原沈阳冶炼厂搬迁后的场地受到环保部门的关注,在各级政府及科研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对场地开展了监测、风险评估以及治理修复工作,历时3年全面完成治理修复了工作。
1.2.1搬迁企业场地污染的认定办法
目前在实际中,对场地污染实施管理的主要部门是区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保部门通过本级政府土地规划等相关部门了解掌握工业企业搬迁信息,确认后对于搬迁企业下达书面通知,要求企业对搬迁后场地开展调查、污染评估、有风险的,开展修复方案设计、工程实施、过程管理与监理、验收监测和验收评估。
1.2.2搬迁企业场地污染环境管理的程序
环境管理主要是过程监管和审核验收。区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以场地再开发利用项目、特别是重大市政工程建设场地和大型居住区建设场地的环评审批为切入点,重点关注污染场地的环境和健康危害风险,实施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过程监管和防治二次污染,引入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验收监测,执行场地修复的专家论证、评审和验收制度。
2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土地污染管理的法律法规,需要加强和完善有关污染场地修复和再开发的法律体系,以明确土地污染修复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为污染土地的再开发提供简明清晰的指导。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已成为当务之急。环保部正在力争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工作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中去。
2.2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环境标准不完善
我国现有与工业企业搬迁场地环境质量评价有关的标准有四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时间较早,是从土壤应有功能、保护目标和土壤主要性质,对土壤中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浓度指标及相应的监测方法进行的规定,仅适用于农田、林地、自然保护区等土壤;《展览会用地土壤质量评价标准》规定了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项目、限值、监测方法和实施监督;《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是按照一般风险评价方法对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基准限值所做的规定,适用于工业企业选址阶段;《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主要针对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调查与评价,但其推荐居住用地土壤修复临界值所针对的污染物只有镉、铬、DDt等16钟,其污染物种类远不能满足向化工、农药等企业的需求。
2.3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管理体系不明晰
目前我国用于搬迁场地环境管理办法,只有《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该办法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在具体实践中,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受监测能力和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影响,对污染场地的监督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中国土地产权和企业产权结构复杂,很难清楚界定环境污染的责任方,最终可能还是要政府买单。最后往往是形成政府各部门之间自己相互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监督管理的力度。
3工业企业污染场地管理的对策建议
3.1完善国家法律法规
尽快出台有关污染场地修复和再开发的法律、法规及地方规章,对污染场地管理、修复、再开发相关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明确各级政府在污染场地管理中的权限和责任。建立多部门、多层次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政府在污染场地环境管理领域的主导地位。
3.2完善国家环境标准体系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场地修复的基础和前提,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是《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壤环境管理、污染评价和土壤污染修复工作的重要依据。尽快完善土壤环境基础标准,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加快制定国家土壤环境污染评价和修复标准,这是加强污染场地环境管理的前提和重要法律依据。
3.3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和法规
制定相应管理政策和法规,将污染场地纳入日常的环境管理之中,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三同时”制度等。尽快建立起土地使用档案,特别是污染场地档案,明确污染场地责任主体。对于历史遗留的一时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污染场地,经风险评估确需修复的,可以借鉴美国联邦环保署的作法:为尽快降低风险,先由政府垫付修复费用进行修复,再由政府明确责任主体,由责任主体承担相应修复费用,无法明确责任主体的场地修复由政府埋单。
3.4增强科技支撑能力
中国在土壤污染治理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方面,与国外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要加强相关学科的协作和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入开展污染场地修复理论与技术研究,在土壤污染控制和治理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实用技术。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扶持污染场地修复环保产业发展,为污染场地环境管理提供技术和设备支撑。
3.5建立可持续的资金筹措机制
根据污染场地管理过程中相关方的责权划分,构建政府、场地业主、开发商多方投入的资金筹措机制。将污染场地修复费用纳入环境税、资源税等税收制度。落实污染者付费、开发商付费的原则和制度,建立统一的污染场地资金管理体系。同时,探索污染场地的环境保险、污染治理费用预提留等制度,防止因资金不足造成对企业搬迁后污染土地的不能及时治理与修复。
3.6提高管理者管理水平
污染场地修复涉及生态学、土壤学、生态毒理学、工程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是当前整个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前沿。为与之相应的环境监督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要求管理者、特别是区县基层环保管理者,必须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业务水平,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对污染场地环境管理的需要。
3.7加强宣传和信息公开
加强科普宣传,普及土壤污染的概念、监测和防治的基本知识,对区域内污染土地信息要公开化,强力推动公众参与环境科普宣传、参与环境执法、参与环保决策等工作的全过程,通过社会舆论监督及全民参与等方式,提高对污染场地环境管理的力度。
4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的修复和再开发是各大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对污染场地的监督管理就成为环保部门一个重要的职责。为保障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的环境安全,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完善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采样监测、风险评估的程序和方法,尽快建立符合国情的企业污染场地管理体系,推动污染场地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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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规划篇10
1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郑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北，北临黄河，西依嵩山，南与平顶山市毗邻，东与开封市接壤，是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发展区［10］。地理位置介于东经112°42′—114°14′，北纬34°16′—34°58′，土地总面积7532km2。本次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惠济区、上街区、管城回族区，巩义市、新郑市、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中牟县等6个市辖区，5个县级市和一个县。截至2012年底，郑州市总人口达到910万人，人口密度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位，生产总值达到5547亿元，名列全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第20位，全国35个大中城市第16位，全国27个省会城市第8位。郑州市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冷暖适中、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朗日照长，冬季寒冷少雨，年平均气温14～14．3℃。郑州年平均降雨量640．9mm，无霜期220d，全年日照时间约2400h。研究区横跨中国第二三地貌台阶，整体地形西高东低，西南部嵩山属于第二级地貌台阶前缘，东部平原为第三级地貌台阶的组成部分，山地与平原之间是低山丘陵地带。土地利用结构类型多样，农用地比重较高，土地利用呈一定的地区分布规律，耕地、城镇工矿用地等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林地则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区域，牧草地分布在林地和其他用地的过渡地带，土地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益相对较高，土地利用效益的区域差异明显。
1．2数据来源不同驱动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与控制作用是不同的［11］。考虑到短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多与人类活动有关，研究中借鉴前人经验，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以下11个影响因子：人口密度、GDp、海拔、坡度、坡向、年均温度、年均降水量、距乡镇居民点远近、距河流远近、距主要公路远近、距主要铁路远近。根据选择的因子，本文应用的主要数据及其来源见表1。土地利用数据的类型划分采用《土地资源分类系统》标准，共有6个一级类、25个二级类。本文根据当前郑州市经济发展需求，结合当期郑州市土地利用规划中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分类，将土地利用类型重新归并为7类（表2）。
2研究方法
2．1CLUe－S模型模拟方案本文利用CLUe－S模型模拟可持续发展情境下郑州市土地利用变化。该模型中情景分析模块是探索现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政策选择所存在风险的有效工具，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从不同的途径给决策部门提供更加全面、更加有意义的科学参考依据［12］。该模型根据可持续情景的实际土地利用结构，通过识别和量化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自然和经济影响要素，定量模拟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2．1．1CLUe－S模型空间模块CLUe－S模型采取经验建模的方法，通过建立土地利用空间分配和驱动因子之间的回归关系，模拟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分布［13］。对于经过处理的各驱动因子，运用Logistic逐步回归对每一栅格单元可能出现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概率进行诊断，其计算公式为：CLUe－S模型最终模拟的研究区土地利用空间分配，是在综合分析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概率、土地利用变化规则和研究区起始年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根据总概率tpRop（又称相对适宜度，式2）对土地利用需求进行空间分配的过程。2．1．2CLUe－S模型非空间模块土地利用非空间模块是CLUe－S模型中另一个重要的模块，主要包括土地利用需求分析和土地转换规则分析。（1）土地利用需求分析。土地利用情景的设定始终与土地利用发展方式，生态环境优化，社会经济规划目标等影响因子紧密结合，并将量化的设定结果纳入到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模拟中［15］。在总结其他地区案例研究的经验，结合郑州市土地利用现状以及《郑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等规划文本中对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目标面积比例，线性内插出规划情境下的土地利用需求。在规划情景（表3）的基础上，预测2020年郑州市的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该情景中，引入区域环境可持续利用意识，在既能最大程度实现各部门经济发展规划目标，又能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发展的情况下，对根据规划情景设定的土地利用需求模块进行优化，设定郑州市2020年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分配。（2）转换规则分析。土地利用转换稳定性（eLaS参数）主要表征土地利用类型之间转换的难易程度，0表示土地类型容易发生转化，1表示土地类型不发生转化。eLaS值越接近于0则表示该土地利用类型越容易转化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越接近于1则相反。根据可持续情景的设定，结合前人研究，研究中分别将农用地、林地、园地、草地、水域、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eLaS值设置为0．7，0．9，0．7，0．6，0．9，1．0，0．7和0．9。
2．2土地综合承载力和土壤环境敏感性评价土地综合承载力和土壤环境敏感性评价是多指标综合评价，首先要对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土地利用现状、土壤环境、资源环境等进行分析，探讨研究区土地综合承载力和环境敏感性的影响因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在多目标规划领域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层次分析法（aHp法）［16］确定各影响因子的权重，进而计算郑州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和土壤环境敏感性。研究中，对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评价，主要基于水土资源、环境质量、社会人文和经济技术4个子系统，选取20个具体指标以期全面综合地反映郑州市土地承载力的各个相关方面，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然后运用多指标决策计算法得到各县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而对于土壤环境敏感性的评价，则主要考虑研究区土地环境特点，选取土壤质地、土壤资源评价、土壤pH值、地形起伏度等相关指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分析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终得到研究区土壤环境敏感性分级图。
3结果与分析
3．1CLUe－S模型模拟结果及精度分析
3．1．1模拟结果分析根据可持续情景设定的各参数，CLUe－S模型模拟结果如附图3所示。郑州市各类型土地利用变化表现为：（1）随着中原经济区规划的实施，郑州市的核心城市地位得到加强，故城镇建设用地和工矿建筑用地增加明显，与2000年相比，2020年城镇和工矿建设用地比重增加4．67％；（2）农村居民点用地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呈明显减少趋势，到202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将减少2．72％，且主要呈现围绕城镇和工矿建设用地集中趋势，零星分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将通过土地整理及复垦的方式转变为农业用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3）林地面积稳步增加，相对于2000年比重增加1．67％，增加部分主要集中在郑州市西南部；（4）园地面积逐步增加，在维系当前平原区宜园土地面积的基础上，在研究区西南部结合农业结构调整相关政策，部分丘陵中的陡坡耕地转变为园地，园地面积扩大。对比分析2020年预测土地利用数据与2000年土地利用现状，如附图4所示，根据模型预测结果可以发现，未来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幅度达到4．67％，说明郑州市城市规模将继续扩大，城镇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自然绿地，尤其是草地大面积减少，主要集中表现在郑州市西南部丘陵地带，大多被城镇建设用地所侵蚀；农业用地少量减少，主要表现在主城区和其他较大规模的建制镇周边郊区。总体来看，郑州市西部地区的巩义市和登封市土地利用变化剧烈，建设用地明显增加，这主要是体现郑州市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中“一带四域”的规划思想，即郑州市未来城市发展，重点打造巩义市、登封市、新郑市、新密市4个二级中心城市，并沿310国道由中心城区到巩义市沿线城镇构成城镇发展带。
3．1．2模拟精度分析通常检验回归分析结果都是以RoC（RelativeoperatingCharacteristics）［17］值作为判断标准，RoC值越高说明影响因子对因变量解释程度越好。一般认为，当RoC的值大于0．7时，所确定的驱动因子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18］，模拟地类的分布和真实的地类分布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本次研究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土地利用类型RoC值均高于0．75。这说明，选取的驱动因子可以较好地解释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其次，运用Kappa指数对模拟结果进行检验。使用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中心2005年1∶25万土地利用现状图对2005年土地利用模拟结果进行检验。模拟正确的栅格数为107483，占总栅格数的88．75％，综合Kappa指数为78．59％，根据Kappa指数大于75％具有较好一致性的理论［19］，说明模拟结果整体趋势与土地利用现状吻合较好，模拟精度较高。
3．2土地环境承载力分析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镇建设用地对农用地和自然绿地的侵占，人类对土地的需求不断扩大，人口与粮食供给、土地资源需求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尤其是大中原经济区战略的实施，郑州市作为重点发展地区，迅猛增长的城镇人口和城市用地的扩张必将给城市发展造成较大的压力；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许多重大投资项目在该区域落地，这将进一步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为进一步探讨研究区土地供给能力，根据前人研究，运用多指标决策计算法，求得郑州市各县域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综合评价值（表5）根据各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各子系统及综合评价值，绘制出各支承系统的评价曲线和综合评价曲线图（图1），结合图表信息，对郑州市各县土地综合承载力分析如下。郑州市各县土地综合承载力呈现较明显的空间差异，土地综合承载力指数较高的是郑州市辖区为0．5159，最低的是巩义市为0．2679，极差为0．2480。郑州市市辖区处于中等承载力水平，从图1中可以看出，郑州市辖区的经济技术、社会人文子系统评价值较高，其水土资源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承载力较弱。而巩义市各个子系统评价值均较低，导致土地综合承载力整体水平为郑州市最低值。中牟县良好的水土资源弥补了其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方面的不足，土地综合承载力在郑州市处于中等水平。而登封市在社会经济方面均处于较低水平，尽管该地区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评价值在研究区各县中排在第一位，系统间的协调性不足，导致登封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上不能达到较高水平。
3．3土壤环境的敏感性分析随着经济规模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和自然绿地的减少，土壤质量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环境敏感性的评价研究是在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的前提下，分析评价区域生态过程在自然状况下，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大小。敏感性高的区域，当受到人类不合理活动影响时，就更容易产生生态环境问题［20］，将成为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模式中需要密切关注的地区。本研究采用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的，综合考虑研究区土地环境特点，选取土壤质地、土壤资源评价、土壤pH值、地形起伏度等指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分析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终得到郑州市土壤环境敏感性综合评价图（附图5）。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郑州市整体土壤环境敏感性较高，高度敏感以上区域占总面积的40％以上。这主要由于郑州市水土协调性差，生态环境系统受到一定破坏。极敏感区集中分布在郑州市西北部巩义市与荥阳市接壤地区，该区域地处岳山、广武山丘陵地带，土壤类型以砂土为主，极易受人类活动影响。相对稳定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登封市辖区内，这一结论同登封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分析结果相同，登封市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承载力较高，这是由于登封市地貌类型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其中山地面积60793．19hm2，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50．20％，林业资源较丰富。研究区东部地形地貌主要以平原为主，地势较为平坦，但是由于区域性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干扰和破坏，林地面积分布相对较少，资源环境承载力逐渐减弱，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该区域成为较高的土壤环境敏感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许多重大投资项目在研究区落地，这将进一步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随着经济规模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和自然绿地的减少，土壤质量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