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现象篇1
一大学生轻生现象
（一）大学生轻视生命的现象
1生命意识谈漠
“生命意识是每一个现存的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其中包括生存意识、安全意识和死亡意识等，它是人对生命体的一种感性与理性的认识，具体地说是生命认识、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的统一体。”[1]华中科技大学陈志霞等人在2004年对1010名大学生自杀态度的调查表明：“有过轻生念头的学生占到被调查学生总数的10.7%。”[2]另外南京危机干预中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大学生自杀率为10万分之20，比全国自杀率高出一倍。”[3]
2生命价值观功利化
生命价值观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个人对自身和社会的积极作用，而在部分大学生中，对自己和他人实行“双向”价值要求，既要求社会能够满足自己生命价值实现的要求，又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和认识社会。同时还有部分学生总是通过外在的物质享受来“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和质量，认为生命的价值就是物质利益的实现和满足。在人际关系方面，表现出极强的社会性，觉得交朋友就是相互利用，其前提是视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自己的利益需求等。
3道德责任感弱化
道德责任感是人们践行道德规范的坚定意志。人不仅是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同时还表现为人的道德存在，即“在人的内心之中有着追求道德生活的渴求和冲动，而不能把人的道德看作是外部的加入”[4]。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弱化作为道德存在的一种消极表现方式，普遍表现为公交车上不给需要的人让座、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浪费粮食、随意违反学校和社会规章制度等现象，更有甚者去伤害他人，这些行为正一步步地侵蚀着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使其责任意识弱化，行为失范。
4不良生活方式日益严重
部分大学生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且多以油炸食品、饮料为主，主食方面多为肉类食品，而粗粮和水果的摄入偏少。在作息方面，经常熬夜，白天嗜睡，运动少、静坐时间长。同时还有部分学生抽烟、喝酒，特别是女生抽烟、喝酒的人数近年来逐渐增多。
（二）大学生自杀现象[5]
1大学生自杀现象的调查统计
大学生自杀数据显示，2006年大学生自杀人数最多，之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特别是近五年（2010～2014）来，明显呈下降趋势，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大学生自杀人数为150多起，其中男生65人，女生85人，各占比例为43.33%和56.67%，且女生自杀人数高于男生。
2大学生自杀原因分类
通过对近五年来自杀现象的统计得知，大学生自杀的原因有感情问题、学习压力、厌世、就业压力、心理问题、毕业压力、身体疾病、与父母吵架、与室友关系不和、被怀疑偷窃、父母离异和离世、被、体验死亡感觉、愚人节提出分手等15个方面。其中主要集中在感情问题、学习压力、就业压力、心理问题和厌世等5个方面，所占比例分别为32%、31.33%、8%、7.33%和7.33%。
3大学生自杀方式
自杀方式有跳楼、上吊、服毒、服药、用刀自杀、跳河、跳桥、跳湖和跳崖等9个。其中多集中在跳楼、上吊、服药、用刀、服毒等方面，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5.33%、14.67%、7.33%、8%、9.33%。
4大学生自杀场所
自杀的地点有宿舍、教学楼、租房、家里、湖、河、桥、崖、热水房、操场、自习室和招待所等12个，主要集中在宿舍和教学楼，所占比例分别为46%和42.67%。
5大学生自杀的区域分布
东部地区为71人，中部地区为57人，西部地区为22人。东部最为集中，依次为中部和西部，所占比例分别为47.33%、38%和14.67%。
6大学生自杀的时间段
大学生自杀主要集中在1月、3月、4月、5月，分别为28人、21人、19人、24人。上半年为105人，下半年为45人，所占比例分别为70%和30%。上半年自杀现象明显多于下半年，且多集中在3～5月，下半年多集中在7～10月。
二大学生轻生现象的影响因素
（一）家庭因素
1家庭结构的影响
家庭结构对大学生生命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对子女的教育实现的，但其不利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如家庭暴力、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父母离异等事件的发生，给子女造成心理上的不良影响，导致对负性事件的认识发生偏差，并且可能形成持续的不良影响，最终对生命失去希望。
2父母价值观的影响
父母的价值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特别是目前家庭教育中偏重对子女智力的教育，对子女学习的要求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使其失去了自由学习和享受青春年华的空间。同时不重视对子女价值观的教育，在教育观念上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回避死亡、自杀等话题，使子女难以形成正确的生死观。
（二）社会因素
1媒体宣传导致的情绪传染效应
媒体的宣传报道本应是引起人们对生命的重视，加强防范、避免更多的悲剧，而不应是为了产生“轰动效应”和“吸引眼球”。如对“2007年哈尔滨20天内39人自杀，其中1/4是大学生”的报道，这则新闻一出就被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而事实上，是一则严重失真的新闻，纯系媒体炒作。因此媒体应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引起人们重视的同时，更应反思其后续的不良效应，进而引导人们理性认识自杀现象。
2严峻的就业形势
据人社部、教育部的官方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进入市场的青年达1500万人，近五年来，高校毕业生从2011年的660万人增至2015年的749万人，占到新进入就业市场青年人数的50%以上。同时，近33%以上的岗位要求具备一定的职业资格。供需矛盾、就业市场准入资格使大学生面临着艰巨的就业压力，从而使部分大学生失去了就业的勇气和信心，甚至因不堪压力而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学校因素
1教育内容的抽象化和生命内涵的现实化之间的矛盾
在日常教学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是为教学而“教学”，课堂内容缺乏鲜活性和生动性，把学生当成了接受知识的“存储机器”，内容抽象，不能吸引学生，无法达到情感和理性的共鸣，使学生陷入了情感和理性融合的矛盾之中。加之生命教育的缺失，学生无法做到把知识学习与生命发展过程相融合，进而产生了对生命内涵及生命过程的焦虑。
2功利主义教育主导思想与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不均衡之间的矛盾
由于高等教育受“工具理性”的影响，高校教书育人的功能出现了结构性的失调，在对学生的教育中一味地追求专业知识的教育。在教育结果上，受就业导向的影响，学生热衷于考取各种资格证书，结果培养出了大批“技能型”的“人才”，学生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诉求被社会价值本位所取代，对自我生命发展过程的关照被“剥夺”了。
（四）个人因素
1人际关系不协调
在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人际交往中个人中心主义思想较为严重，缺乏合作意识。二是人际交往中欺骗他人，不讲诚信。三是人际交往中自我封闭性强，缺乏交往的主动性。这些不协调的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学生对自我生命意义失去了信心，甚至有部分学生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2心理问题的影响
由于个人生活背景的不同，个人表现出了不同的自我情绪调控能力，最终使其表现出了不同的心理问题，而失去对生活意义的追求这一因素在大学生自杀原因中所占的比例不容忽视，如对近五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生活没有意义、厌世导致自杀的大学生人数占到大学生自杀人数的8%，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教育，极易形成恶性的不良情绪持续状态，甚至走上绝望的道路。
三大学生生命教育对策
1提升对生命教育课程的重视程度，注重与其他课程的整合和渗透
生命教育课程旨在通过对生命知识、生命伦理道德和生命意义的教育，使大学生在自我的生命体验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生命的把握和超越。近年来，大学生轻生现象倒逼高校和社会重视大学生的生命教育，而在高校则多数把生命教育课程设置为选修课，且生命教育课程师资严重缺乏。因此，高校应在充分认识这一现状与解决大学生轻生问题之间差距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去探讨生命教育课程的定性问题，并能将其提升到必修课的程度。同时，应注重将生命教育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两课”、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课结合起来，培养学生认知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意识，形成关爱生命、支持生命、信仰生命的良好氛围。
2开展“三关注”“三深入”活动，提高生命教育的针对性
牡丹江师范学院在开展工作、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三关注”“三深入”工作模式，“三关注”即关注心理问题学生群体、关注经济困难学生群体、关注学习困难学生群体，“三深入”即深入寝室、深入课堂、深入食堂。通过“三关注”，旨在提升其生命内涵，实现个体生命的发展和完善;旨在帮助其解决由经济压力产生的生命困惑，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旨在提升其克服心理问题和防御心理危机的能力。通过“三深入”，做到了对学生生命活动场所的全覆盖，既能达到主动发现问题，又能够随时听取学生反应的问题，实现了学校主动作为与学生生命诉求的统一。“三关注”“三深入”工作做到了点、线、面结合，常规工作与重点工作的结合，究其实质是对大学生生命个体的关注与关怀。
3把理想信念教育置于中国梦的背景下，提升生命教育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不仅是个人的生存，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体认与执着追求。所以，在中国梦的背景下实施生命教育，应把理想信念教育与树立置于中国梦的背景下，引导学生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把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中国梦的实现紧密结合起来，并指导学生能够认识到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中国梦的实现过程，而中国梦的不断推进是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前提，只有个人的价值目标与中国梦的目标一致，才能使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得到社会的支持。这种生命意义的大视野既是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有效“域场”，也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融合的前提。生命价值的实现，本是一个人生命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了个人生命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强调了个人生命的超越性，将这两方面置于中国梦的背景下，才能并行不悖，达到生命教育的本来之义。
4生命教育与心理诊治相结合，实现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生命教育，就其自身意义来讲，主要是普及生命知识、提升伦理修养、彰显生命意义的系统性、层级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受教育者通过接受相关知识，达到对自身生命过程的把握，进而实现“助人自助”的效果，主要解决的是大众化的需求，进行的是大众化的教育，是对“类”生命的普遍关切。与此相对的是心理问题的诊治，这是个体生命在社会化过程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使生命个体产生了心理问题，生命的社会化过程受到了阻断。心理问题的诊治，它不只局限于对心理问题本身的解决，而是要在此基础上达到对自我生命的把握。所以在实施生命教育的过程中，既要做到大众化对生命教育的需求，也要考虑到特殊生命个体产生的生命困惑，而且二者的有效解决是双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前提。
5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积极进行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的“修复工程”
大学生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既是接受和学习的主体，也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主体，特别是后者，是培育和践行的最高境界。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关键因素。价值判断力主要是对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价值鉴别，道德责任感是指践行道德的坚强意志。因此，要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必须在各项工作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倡导什么，反对什么，并且在具体活动中，注重由理论认同向践行理论转变，注重由价值评价向价值行为转变，在此基础上，勇于对自己和周围环境中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和行为进行批判和纠正，并注重自身对社会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引领示范作用，达到在营造氛围的过程中“修复”和塑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韩爱侠，张.生命教育视阈中的大学生自杀问题[J].中国校医，2012（12）：947-949.
[2]周咏梅.大学生自杀引发的思考[J].商业经济，2010（3）：18-19.
[3]郑晓江.论生活与生命[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3）：107-112.
大学教育现象篇2
[关键词]女大学生；同居；现状；教育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7-021-1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女性角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和高度。人们对于性的态度不再像过去一半神秘隐晦，坦然的谈论性，其中，不乏一些女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就已经涉及性生活。作为中国未来高知识女性人才支柱的女大学生，她们的性观念和行为不仅影响着个人的成长发展，还影响着中国社会婚姻家庭的发展趋势和未来人口的质量。因此，对女大学生的性观念和加以研究并正确引导，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女大学生同居现象现状
（一）同居概念
“同居”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含义是“同在一处住”或“夫妻共同生活。本课题所研究的同居，是指异性同居一室的状态。其中，包含几个因素，一同居中的女性为女大学生；二同居现象是指保持一段较长时间以上的状态，不是偶发行为；三同居双方都是自愿态度。
（二）女大学生同居特点
课题组对四川三所高校在校女大学生同居现象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平均年龄20岁，包括文、理、工、管等专业的学生，我们采用对发放问卷部分、部分确定样本班级和现场答卷的方式或无记名填写的调查方法。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87份，回收率96.8%。并用eXCeL工具做统计分析。分析数据，我们不能发现女大学生同居呈现几个方面特点：
1.对同居现象认同度高。女大学生对同居这一现象既不回避、也不忌讳，并且80%的女生认为“同居是很普遍的事情。”还有38%的女生表示“自己或者身边的好朋友正处于同居状态中。”
2.对上认识有差异。虽然女大学生对同居这一现象趋于认同，但对同居是否发生性关系存在认识上的差异。有12%的女生认为“同居不等于发生性关系。”23的女大学生认为“同居不可能不发生性关系。”
3.对同居的问题认识不够。在问及同居是否会影响爱情和生活时，有32%的女生认为“不会，同居是爱情的升华。”但在问及同居是否表示你已经做好准备与对方共度一生时，有52%的女生选择“不一定”，只有13%的女生认为“有结婚的准备才开始同居的。”
二、女大学生同居原因探析
（一）社会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
大学生是最具有时代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思想道德根植于社会，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先锋性。长期以来，我国女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追求自由、个性的生活态度。对于同居，他们的价值观并不认为是不道德的，相反认为是对自由个性的解放，并认为性和婚姻是可以完成分开独立理解的事情，不能正确处理同居、爱情、婚姻三者的关系。
（二）传统道德文化的冲突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女大学生一方面要求个性的解放，追求自由独立，所以对同居现象趋于认同，但长期接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她们，要完全在性上开放，实践未婚同居的生活，她们显然内心是存在矛盾的。一方面从传统道德文化的角度批评自己、唾弃未婚同居的生活，一方面又渴望追求天性的解放和自由的个性。
（三）女大学生的自身的软弱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赋予女性更多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即要求女性要承担和男性同样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又要求女性回归传统角色，做好相夫教子的社会义务。女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一旦与外界发生冲突又得不到合理的调节，就容易出现女性的软弱性。当呈现软弱性的时候，女性就更容易依赖男性，接受同居要求。
三、女大学生同居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对女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力度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各种思潮激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高校教育工作者就一定要加强对女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力度，提升女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和思想高度，让她们学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成长。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下功夫：一要吸收和发扬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凝聚力；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的建设。三要大力加强志愿者服务工作或公益心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受到感染和教育，提高个人价值观。
（二）加强对女大学生性教育的力度
女大学生同居现状其原因是复杂的，针对性的加强女大学生性教育的教育和指导是非常必要的。
四、结语
女大学生同居不仅对女大学生个人的学业、生活产生影响，还是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高校应重视女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动态、性心理健康，要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自我教育，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婚恋观。
参考文献：
[1]王丽英，包志容，王岚，金丽.同居制度之初探[J].法学研究，2002.
大学教育现象篇3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是针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大学生的自杀现象，认为这种自杀现象是高校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中最主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当前高等教育的所必须关注和重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同时，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暴露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些重要弊端。在分析这些非正常死亡现象的过程中，笔者针对当前的高校在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望相关部门引起足够重视，达到缓和及最终解决当前的自杀现象不断增加的情形。
死亡问题一直以来是人类所关心的关键问题之一。历史上，对于死亡问题的追问也是前所未有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研究了死亡问题，认为对哲学的追问就是在追问死亡。我国古代的一些炼丹术也是为了解决人的死亡问题。死亡问题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在不断追问的问题，并且需要继续研究。应该说对于人类而言，其生存是首当其冲的最基本的问题；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存权。生命的意义是首要问题。
大学生是社会的栋梁之才。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行为能力的、有知识的社会主体。相比较而言。这一阶段的人群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不断增加的趋势，这对于社会自身而言，是比较严重的社会现象。同时。这种现象也暴露了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存在的重要弊端。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不仅仅是高等学校的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由于就业带来的压力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问题上。一方面国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对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方面，高等学校在教育上，应该正确指导大学生的择业观，那么大学生的择业教育就构成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问题是：高等学校是教育的神圣殿堂，是教育的高等阶段，它培养的对象是直接为社会输出有用的社会可造的人才，是要直接为社会提供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才。在这个教育环节出现非正常的现象，不得不发人深省。
这里，主要是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集体中出现的一些自杀现象进行分析。
一、大学生自杀现象分析
死亡有正常和非正常死亡的区分。其中正常死亡指的是基于衰老或疾病等生理原因导致的生命终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自杀、他杀、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原因而导致的生命的终结。这里，我们讨论的问题集中于自杀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分析。至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它的特殊性，与高校自身在提高自身的教育能力、培养能力和管理能力及这些问题的改革上的直接关系比较模糊，这里就不讨论。目前，自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在高校非正常死亡现象中所占的比例最高，也正说明自杀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的重要性，高校在解决自杀问题上应该提高自身的能力，这也是教育本身的内涵所在。
我国目前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出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中自杀的比例占第一位因数。如：“据南京危机干预中心对南京部分大学的调查发现大学生的自杀率约为20/10万。”然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大所高校统计，1984年至1988年5年间大学生自杀者为39人，自杀率为11/10万。”根据1998年全国卫生统计资料表明，自杀成为15-24岁年龄组死亡的第一位因数。崔玉华等人在对北京8所高校研究表明，大学生的自杀率远比同期城市其他人群的自杀率高得多，并且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些数据以足可以说明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的状况。那么，追其根源，何以大学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会如此突出?学界以往的研究一般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自杀的原因，归结为心理健康程度的问题。这里，笔者认为不能仅仅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分析非正常死亡或自杀现象，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的问题，更是集体问题和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行为与心理相符合的问题。从自杀的原因分析中可以得出压力型自杀、心理非健康型自杀、情感型自杀，及这些类型自杀的交叉。
压力型自杀是当前的自杀比率增大的现象中第一位原因。与这种自杀比率增大的趋势相比照，压力也是当前大学生所面临的头等问题。对于压力的承受能力也将构成大学生的基本能力之一。大学生的压力主要有学习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和生活的压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渐发展，可以说能够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教育和培训，特别是进入重点或名牌大学学习的学生的数量还是很少，很大一部分学生不能够进入高等学校，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进人大众化，大学生再也不是“天子骄子”学习_的压力、求才的渴望就业的选择加上贫困学生的增多都给大学生带来焦虑情绪。进入大学的学生应该说在高中阶段的学习中还是比较优秀的。但是进人大学的学习过程是与高中的学习方式不同。大学基本上是以自我选择的教育方式为主。这为很多学生的学习带来困惑，造成学习的压力。另外，各种类型的考试也给大学生带来压力。就业压力是与学习的压力相一致的。大学生的就业率也成为衡量高校教学水平和数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就业也是实行市场化。基本是大学生自谋职业，是企业与大学生双响选择的过程。社会就业形势直接给大学生的压力带来负担。很多大学生来自贫困的家庭，大学的学习阶段所需要的费用是很多家庭不能承受的，在就业问题上出现的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自身平衡状况。
心理型自杀主要是指心理的非健康状况而引起的自杀事件。这一社会阶段的大学生应该说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出身，这些子女一般在家庭中受到特别的关爱，实际上就是一种溺爱。这种溺爱对于进入大学学习的大学生所需要和具备的独立的能力显然是不够的。以至于一部分大学生根本不能脱离父母而独立生活。这类型的大学生在心理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同时。这类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不能正确的对待。心理上存在问题的大学生的比率在呈现上升的趋势，“80年代中期，我国大学生中有2325％的人存在心理障碍，90年代上升到25％，近年来达到30％”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重视。根据西安精神卫生中心有关专家统计分析。目前西安共有抑郁情绪的占72万人，其中近半数为学生，而大学生占24％。因自卑、失恋、受挫等心理因数引起的自杀成为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
情感型自杀也是近年以来出现比较多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在我国80年代及90年代初，大学生的恋爱问题还是处于保守状态。大学生恋爱现在已经是普遍现象。当然这种普遍现象的出现。我们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一部分学生还不具备健康的心理能力，不能健康的调整自身的心理问题。在情感问题上，很多大学生不能正确处理和正确对待，很容易出现过激行为。当然，情感型自杀不仅仅是感情和爱情方面的，还包括其他类型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感因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善也会给大学生带来不利的情绪。这种类型的自杀一般都会与压力型自杀、心理型自杀的原因交织在一起，给青年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比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好会造成大学生的自卑、自闭，同时带来个体的社会关系的弱化，造成社会关系的压力，所带来的负作用就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学习的压力也会随之而来。
二、防止大学生自杀现象的对策
针对大学生自杀现象，高等学校在教育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加强高校自身的教育能力的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学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起点站，也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重要转型甚多。大学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为场所。让学生受到良好教育。塑造健康向上的人格品质尤其重要。高校自身的教育能力不仅仅是教授课本知识，不仅仅是教书的业务能力，传道、授业、解惑不仅仅是针对课本知识，更是人生这本大的教材。所谓教书育人，还要求高校在“成人”方面的教育能力，高校不能仅仅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同时高校在提高自身的教育能力中不能忽视加强大学生心理咨询与辅导、高校辅导员的建设以及高校“两课”教育与建设，在处理非正常死亡现象的问题时不能封锁消息，要保持新闻公开。以下我们从这几个问题来探讨防止大学生自杀的相关对策。
第一、加强高校大学生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
与大学生因心理问题或因与心理健康有关的交叉因数的原因引起大学生的非正常死亡的问题的解决上，高等学校自身有着很大的空间。目前。我国国内的高校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所改进但还是不够的，“据统计，在香港，每1000名学生就有1名专职心理辅导教师，而内地高校。每5000名学生才有1名专职心理辅导教师，而且许多心理辅导教师都是兼职。”显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心理健康咨询机构的建设方面，据统计仅有38％的高校设置了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有限的条件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能力，其工作量是无法想象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加强高校心理咨询能力的建设是缓解当前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有效途径。必须通过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来提高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从而有效管理不良情绪，改变不正确的思维定势，提高抗逆境的能力。
第二、加强大学生专职辅导员工作
大学生辅导员是大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的直接管理者，也是了解和掌握大学生健康发展状况的心理咨询师。加强大学生专职辅导员工作对于了解大学生的动态、关心大学生有着重要的意义。高校辅导员是与大学生距离最近的德育工作者。需要加强自身建设，他们必须具备专业的技能，如：活动组织能力、谈心技巧、日常心理辅导等等。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辅导员在整个高等教育的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高校实行了高校辅导员的专职化，但是，仍然有很多高校在这方面的工作不如人意。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指出，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对于维护高校稳定、推动高等教育事业顺利发展，对于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要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辅导员队伍，必须加强培训和考核，提高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高校辅导员建设是所有高等院校都应该贯彻执行的一项工程，是高校教育能力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大学生社团建设和社会实践工作
大学生教育与中学教育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中学基本上是被迫式的教与学，而大学基本上是以自我教育为主，或者说大学生所必须在大学阶段学会的就是自我教育的能力。同时，在大学阶段，学生不仅仅是要学习间接的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所学有所用，可以说社会实践是锻炼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在这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能够自己明白学习的道理和未来的走向。大学生社团建设是大学生个人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培养和提高的场所，有利于大学生的自身健康的调整，是大学生自我调整的有效渠道。
第四、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监控
高校在加强专职辅导员建设中。要明确辅导员的工作重点和工作要求，通过各种方式调动辅导员的积极性。这就要求辅导员和其他的学生工作部门能够熟悉每个学生的动态。对于一些有心理不健康的倾向的学生特别的关注，要能够预测学生的动态，及时与相关的部门一起重点防范和挽救处于这种危险中的学生。这种防范工作的建设要求学校在心理辅导建设中建立每个学生的心理资料，并定期的调查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各个部门的协调工作是防范处于危险中的大学生的自杀的必要措施。
第五、加强“两课”建设。提高大学生认识能力
“两课”建设是高校教育能力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两课”的内容还过于狭窄，高校教师在“两课”的授课中出现明显的教条化，单一化。“两课”对于很大一部分学生来说是走过场，混学分。“两课”的基本教育目标无法得到实现。在这方面的建设需要重新评估、重新提高“两课”的教学内容。比如：一方面可以在现有的“两课”的基础上，增加人文教育心理咨询等内容；另一方面，这些课程可以有设置几门必修课及几门选修课或者都设置为选修课，加太选修课的比重，都纳入学分中。当然，目前我国的“两课”的内容和教授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对提高大学生的认识能力。这些人文社会科学为大学生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分析能力以指导大学生在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认知。
大学教育现象篇4
关键词：大学生逃课教育个体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4-0137-02
逃课是指学生在未请假的情况下，没有按照既定时间和地点去上课的一种旷课行为。[1]在这里，笔者特别提出逃课是学生的一种失范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隐性逃课”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岬恪1收呷衔不论是显性逃课还是隐性逃课，均属于逃课行为。综观学术界，学者们主要是从学校、教师、政府及个人角度分析大学生逃课现象，很少有专门从大学生本身的角度去展开研究。本文主要是从教育的个体功能，包括教育的个体经济功能、教育的个体社会功能和教育的个体成就功能出发，分析大学生的逃课行为，希望能为更好地解决大学生逃课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大学生逃课原因浅析
（一）急于成长与就业形势严峻之间的矛盾
21世纪是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科学技术迅速更新换代是其显著特点，快节奏的发展速度，使得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新技术产业需要更多的高新技术人才，而大部分学校所能提供的只是拥有传统产业所需技能的人才，造成了优秀的传统产业毕业生找不到心仪的工作，而相对优秀的高新技术人才却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的现状。在我国，普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占绝大多数，因此这类大学生为了能够找到所谓的好工作而不断地逃课去丰富自己的履历，期望增添更多的工作经验，以适应用人单位越来越重视求职者的实践经验和业务能力的现状。
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毕业包分配，并且择优分配，这能够更好地激励大学生努力学习，以求分得好的工作职位；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个别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经过统计发现，大学毕业生基本年龄在22岁，早已过了成年的年龄，可是在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却不能立刻找到工作，回报父母和社会，这种心理压力以及急于成长的迫切心情，让很多大学生认为自己所学知识无用，反而选择逃课去做各种兼职和社会实践工作等以增强自身的实践能力，为以后的职业发展储备企业需要的工作能力。
（二）旧的思想行为范式与新的思想行为要求之间的矛盾
1.客观环境的不适应
中国的中学实行应试教育，为考试而学是其普遍特征，学校、教师和家长齐力为学生做好规划，三方共同努力督促学生努力学习，以考取所谓的“名校”，甚至有的学校规定了学生上厕所和吃饭的时间，严格按照既定的时间行动。严格的管理和一致的发展方向剥夺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选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能按部就班地接受教育，一旦逃课就会立刻被发现，并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大学，实行宽松自由的管理，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全方位发展，学生需要对自己的发展进行规划，教师只能给予适当的指导，然而多年的应试教育，使大学生不能够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适当的选择，于是选择逃课来获得暂时的回避，正因为宽松的管理，大学生逃课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受到惩罚，因此大学生逃课现象愈演愈烈。
2.自我认知的不适应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学生也同样，不仅要承担学生角色还要承担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只有在各种角色间相互转化，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初入大学的大学生们大都刚满十八周岁，在未入大学之前，都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只需要承担学生角色就可以了，所有的行为都有人为自己承担后果，所有的事情都有人替他们安排好，心理还处于不成熟的状态，进入大学后，面对很多和自己同龄的学生，以及显性和隐性的竞争，学生角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对应的职业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发展。因此，这种对自我角色认知的不适应让很多学生选择逃课去促进自己的其他角色的发展，期望借此跟上他人发展的步伐。
行为受意识的支配。积极的意识会指导行为的发生，消极的意识会阻碍行为的发生。初入大学的学生都是经历了十年寒窗苦读进入到大学，在过去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一直被灌输“上了大学就轻松了”的思想意识，形成了思维顺势，真正进入大学后，这种思维顺势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行为惰性，沉浸在“解放”的思维中，大学生不愿意甚至排斥上课，认为应该好好补偿一下自己，这种对自我行为认知的不适应使很多大学生选择以逃课来“犒劳”自己。
（三）体制束缚与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的是应试教育制度，尽管在一定时期实行素质教育，但是实用性教育一直在国内占据较大的比重。素质教育要求培养更多具有创造性和个性化的人才，但是中国的高考和中考制度的规定使得学校重视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缺乏对学生创造性和个性的培养。21世纪的学生和以往的学生的不同点在于更加注重现代化信息的传递以及个性的发展。尽管现在许多大学生已经意识到要逐步培养自身的个性和与别人的差异性，也在努力地作出改变，但是体制束缚与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一部分大学生选择用逃课排斥应试教育与当前高校运行模式下的考试规则。
二、从教育的个体功能论述大学生逃课现象
（一）教育的个体经济功能
1.教育能提高个体的市场竞争力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个人的市场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市场竞争力是指个体自身的实力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占据多大份额，若是份额够大，那么个体在市场发展中就能够获得很好的地位和待遇，若是份额过低，那么个体在市场中就无法取得满意的地位和待遇。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教育是决定一个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哪一个劳动力市场就业又决定了一个人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低。[2]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对一个人的就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商业化社会中，学历是评判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指标，学历的高低直接影响就业前景的好坏。我国目前在就业问题上存在的主要矛盾是：企业需要人才具有相应的职业道德素养、职业技术能力，而学校培养的人才缺乏相应的职业素质。彼此信息的不对接，造成了企业越来越看重应聘者的学历高低。因此，学历成了很多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敲门砖。
当代大学生要转变自身的想法，“知识无用论”不应该出现在学生的心中，这种思想不利于大学生的长远发展。在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生涯中，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艺术文化知识，都应该得到重视。良好的知识储备能够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就业形势固然严峻，但是学历的高低在大多数情况下仍是用人单位第一眼看中的条件，只有满足前提之后才能得到后续发展，通过逃课去充实自己的经历和橹耙底鲎急甘遣幻髦堑难瘢不仅耽误学习，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自身能力并不能得到锻炼。大学生为了获得就业前的经验，可以在课程空余时间进行兼职、或参加社团活动以及学生工作，同时也可以在学校各个部门招收助理时争取得到相应的职位。总之，教育可以提高个体的竞争力，大学生要自觉接受良好的教育。
2.教育提高个体的创造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最终还是人才的竞争。经济的发展，创造占据重要地位。[3]国家鼓励建设创新型社会，企业需要创新型人才，学校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学生，全社会形成需要创新的氛围。教育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知识，懂得经济发展规律，跟上科技发展进程，在一些学者的观点中可以总结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的创造能力越强，能够找准经济创新点，运用自身所学知识和经验准备开展创新事业。
在当今社会，大学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地，又面临着随着年龄的增长，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的现状，面对这种两难的境地，大学生们可以选择通过自主创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经济的增长增加一些创新性元素，使之更能适应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同时也可以满足自己的职业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
（二）教育的个体社会功能
教育促进个体思想、行为的社会化。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写道：“我认为，一种适当的教育，只要保持下去，便会使一国中的人性得到改造，而具有健全性格的人受到这种教育又会变成更好的人。”思想是行为的产物，但又指导着行为的发生。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传递者”的角色，它通过特有的教学形式和教学理念将社会主流价值观、主流文化和真善美的思想体系传递给下一代，让学生获得持续发展所需的思想意识。大学生在不能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时，要加强心理意识建设，多和同学们进行交流，在交流中学习别人的经验，让自己从中学的教学环境中跳脱出来，为适应大学生的生活做好思想准备。
教育在传递思想意识的过程中，也会向学生渗透社会化的行为方式，即社会行为规范。每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其具体的行为规范，例如，教师需要有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医生需要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社会公民也需要社会行为规范。教育在传递思想意识的同时，也让学生明白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针对大学生“厌学”现象，笔者认为学生应该明白自己的本职是学生，第一要务是学习，无论是在哪个环境，作为学生都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
（三）教育的个体个性化功能
人既是社会人，也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身的人格、行为方式和个性，其中人的个性是个体区别于社会人的重要手段，体现着个体对社会的发展和创造。体制的束缚是不可改变的现实状况，但是学生主体性的发展还需要自身的加倍努力。当体制束缚人的个性化发展时，学生个体要注重主体能力的发展，形成自身发展的独特性。主体个性的发展寓于教育中，通过教育，个体获得变革社会所需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实现符合现代化社会要求的个性化发展，进而推动体制的变革。
参考文献：
[1]（苏联）m.n.季亚钦科.大学生心理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5：24.
大学教育现象篇5
1.当前大学生同性恋现象认知分析
大学生同性恋是一个不容回避和忽视的现象，大学阶段是同性恋身份得以确认并通过接触同性恋信息而发生身份认同的集中期。大学生同性恋者是个隐秘存在、人数不多但却不容忽视的群体。中国人民大学潘绥珉教授对全国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心理上不同程度有同性恋倾向的学生占11.4%,其中男生占7.9%,女生占16%。时至今日,这个群体的数量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大学生同性恋现象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回避和忽视的既成事实。有些人仅仅把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同性恋现象简单地归结为“性定向”困扰的问题,认为:因为多种原因,导致小部分的大学生在决定性定向指向过程中不能如主流文化那样指向异性而指向同性,双性或其他,从而无法形成确定的合理的性定向。也有人通过对校园同性恋群体的观察和研究指出:校园同性恋者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他们还与一些社会高危因素有关,他们生活得并不快乐。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隐蔽地生存着,忍受着来自自身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压力,表面上看,他们生活得很平静,和我们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其实,他们内心非常压抑。大学生群体充满理想主义同时兼具一定理性的个性气质决定了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必将陷于这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希望能够追求自由自主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害怕让父母伤心,害怕承担巨大的社会压力。有更多的数据表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乐观勇敢。在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自评中,虽然有40%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是“一个特殊但并没有危害性的群体,需要社会的特别关注”,另有54%的被调查者则觉得他们“跟其他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很正常”,但是在被问及“您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普遍态度”时,仍然有高达58%的被调查者觉得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是“鄙视,厌恶,排斥”的,仅有10%的被调查者认同社会的普遍态度是“宽容,表示理解”的。有些同性恋大学生表现出喜欢异性是为了掩饰自己同性恋取向，怕被身边同学知道后受到嘲笑、讥讽或是直接的人身攻击，有的还担心将来不能和异性结婚生子而遭受到父母家人的压力。如果大学生同性恋群体自身主体认为社会对他们是排斥的,那么这种悲观主义只能导致他们更为隐蔽的隔绝自己,将与社会的互动压缩至最低,随之而来的只能本文由收集整理是更为深层的心理压抑和人格异化,而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
2.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安全隐患
大学生同性恋群体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的道德的法律的经济的疾病的问题，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与社会规范常常处于不相容的状态，这使他们经常地处于性的冲动追悔和苦恼的矛盾之中，正因为同性恋者接受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异性恋的主流文化，所以他们最共同弱点是自嘲、自贬、自病和自弱，他们心情压抑，心理困惑，行为隐蔽，不敢正视生活，直面人生。学者张北川根据多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的跟踪调查，得出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等。这些焦虑和困惑使同性恋大学生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影响学习，个别人因此出现抑郁倾向，甚至出现自杀倾向。另外，由于校园里缺乏适时适度的性教育，很多年轻的同性恋者只能通过黄色网站等不良渠道涉猎相关知识，这也是同性恋者出现违法行为的重要诱因。大学生是将来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这一群体有主动要求心理辅导的同性恋者，也有有了心理困扰拒绝别人帮助的同性恋者，且成为同性恋可能是自愿的，可能是被迫的，或许还有其他。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在同志内部，他们要面临感情的追逐、面对外部环境，有来自家庭、道德伦理法律的诸多困扰。这类学生有主见，且自我封闭害怕被同学发现大学生一般都过着集体生活，对于同性恋大学生除了学习的使命外，不但要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而且要努力使同志间的恋情不被外界环境的压力而产生动摇，所以他们生活的很辛苦，如果同志间的情感不稳定且抵挡不住外界的压力，情绪很容易波动，也很容易产生轻生的念头。
3.加强大学生同性恋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大学生对同性恋现象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行为层面,对于精神层面的内涵了解较少,对于同性恋行为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与偏见,如将同性恋群体视为情感游戏者、道德败坏者或性病、艾滋病传播者,由此就本能地、情绪化地反感他们,并在道德上歧视他们。大学生同性恋群体整体的生存环境仍十分尴尬,来自家庭、社会、学校、道德、伦理、法律的诸多外在困扰使多数同性恋者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真实心理倾向,承受着压力和痛苦。每个人对自己性倾向的认识和认同都有一个过程,自我认同不足是导致许多同性恋者痛苦的内在因素。大多数的同性恋大学生生活在自我隐藏状态中,他们或是担心暴露性取向后受到歧视；或是希望找一位同性恋爱对象,但不敢或没有渠道去找；他们为未来能否结婚而焦虑,特别是独生子女同性恋者,担心将来不结婚要遭受来自家庭的沉重压力；部分同性恋者因为希望改变自身性取向却又无法改变而产生抑郁情绪；也有不少同性恋者偶然发生同性性关系后担心感染性病、艾滋病而感到焦虑。这些困惑和焦虑使同性恋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受到极大影响,不少人患上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甚至出现自杀倾向。作为高校辅导员我觉得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心理健康很令人担忧，所以做好大学生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教育是至关重要和迫在眉睫的。
4.加强大学生同性恋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4.1做好高校教育引导工作
开设专门的教育课堂，增强大学生健康的性文化教育，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性取向。高校应加强健康的性文化宣传，引导和鼓励大学生之间正常的两性交往，让大学生掌握科学的性知识和树立健康的性观念，形成和谐完美的人格和人生观、道德观。
4.2加强人文关怀积极融入到群体生活
由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内心较为脆弱，极易出现心理波动，辅导员老师应深入了解学生情况，特别是特殊生群体，其中应加强对同性恋学生群体的关怀与心理辅导，用辅导员的真挚和关怀使大学生同性恋者缓解压力，动员干部、党员、室友关心同性恋同学，不要使其孤立，通过与同学交流与参加活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发挥他们的才能与特长使其融入到群体中来，令他们放松心态，慢慢的帮助当事人形成正确的自我信念。
大学教育现象篇6
专业教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位现象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就其主流而言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大学生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现有高校的教育模式,在形式上将思想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割裂开来，思想教育主要由专职辅导员负责，知识教育主要由专业教师负责。专业教师往往只单纯从事专业教学，不管学生思想工作。专业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模式是把教学内容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分，理论课的教学活动主要限制在课堂，实验课则是限制在实验室，并按教师设定的实验程序“依样画葫芦”。教室和实验室是剧场，教材是剧本，粉笔和黑板是道具，作为主角的专业教师在演一场独幕剧。久而久之,在高等院校,师生似乎都习惯了这样一种模式,如果遇到专业课,教师上完课一卷教案就走,如无课也就很难有所接触。特别是医药学院学制长、严谨求实的特点对医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记忆的知识结构对医学生也是一种新的挑战。有不少学生对专业学习产生厌恶情绪，即使感到竞争的危机、就业的压力,也难以激发他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就业形式的严峻更导致部分大学生政治热情和学习积极性下降，对学习和社会活动失去了热情和兴趣。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专业教师缺位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高校体制问题,对专业教师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与要求,与专业教师利益切实相关的往往只是科研成果与专业教学,学生人格是否健全与自己的利益没有任何联系;另一方面是认识问题,专业教师往往认为思想教育是专职辅导员的事情,与己无关,也不方便插手。据不完全统计,92.7%的专业教师并不理会大学生的思想状态。而现代社会要求的人才,则是专业知识和思想素质并重,二者缺一不可。这必然要求高校中的所有教育工作者在实际教学管理工作中切实将思想教育与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教书,又育人。
专业教师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必然性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意见》指出,全社会关心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因此,有必要把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专业教师这一块教育资源整合到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来。《意见》还指出，所有教师都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教育学生；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学校各门课程的教学活动中；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传德育人的意识，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结合起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结合起来；深入发掘各类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把高校专业教师纳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来是高校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需要；是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和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的需要；是实现“教书”和“育人”统一，真正体现教师教书育人神圣职责的需要。
一方面,专业教师是大学生科学知识的传播者,是学生良好个性品质养成的导师,专业教师的为人就是思想教育的载体,把他们纳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来,通过他们在教学和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言传身教,从而减少思想教育的痕迹,学生会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教育效果会更好;另一方面,专业教师数量大,与学生接触的时间长,互动交流的时间多,让他们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同时,他们参与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有利于建立起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因此,高校要充分利用专业教师接触学生机会多、威望高的优势,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真正把《意见》中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要求落到实处。
如何发挥专业教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大学教育现象篇7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高等教育价值观
一、关于我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几个误导及其原因
高等教育价值观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高等教育价值观是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是进入上层社会的手段，是划分职业等级的依据，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尤其在我国农村，上大学是跳出农门获得城市户口的通行证。在他们看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在政府部门、国家企事业单位和垄断行业。只有那些成绩差的上不了大学的人才会从事农活、做小买卖、当工人。人们对研究生卖猪肉更是不可思议。而现实中的大学毕业生不愿下基层，不愿进私企，自主创业意识淡薄。当然这里面的原因之一是封建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封建教育的价值取向使人才培养规格定位在“仕”上，“学而优而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忽视工商业的发展，贬低以物质利益为主的社会需求，歧视儒商，导致我们民族整体上缺乏冒险探索创新的精神，从而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取向在于求“稳”。
其二，我国新时期的教育目的的概念本身不明确，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价值观取向片面化。《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教育目的定义成：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需要的人的总要求。这个“一定社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是哪个社会的目的呢？我国新时期的高等教育目的一般表述为“建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给人们的错觉似乎只有科学家、工程师才是“栋梁”。有学者把其外延定为“人”，似乎更合理。教育就是培养人的活动。高等教育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成为国家需要的“才”，也要关照作为“人”的学生的发展。
二、从大学生村官现象浅析我国新时期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新取向
1.从知识出发――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价值观是随洋务运动的兴起而成为潮流。开设自然科学和工、农技术课程，充分反映出现代学制在追求教育应提供具有文化知识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的价值观。
高等教育产出的结果之一是让学生能用所学专业知识和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由于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质量下降，学校培养的与社会需要的人才相脱节，学校重理论轻实践，学生动手能力差，此外学生所学专业用处不大显示不出优势。同样的问题：大学生村官的专业结构复杂，与农村所需错位。调查问卷中关于“大学生村官具备哪种能力最重要？”的调查数据显示：41.84%的大学生村官认为实用技术最重要。而对大学生村官专业知识调查结果显示，仅有4%的大学生村官是农学专业，经管类的也只占22%。人才的所供与农村人才的所需发生了偏离。农村需要专业对口、实用型人才。大学生村官们也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不同途径在默默奉献着，此外，部分人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知识。“学以致用”的高等教育价值观能指导村官们真正做到学有所用、干中又学的良性循环。
2.从社会出发――担当责任和历史使命。高等教育的价值观要与当前国家形势和时代使命联系起来，因而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
其一，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国家缓解就业压力的有郊途径之一。当前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城乡、东西部、传统农业与新兴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不平衡，导致我国毕业生“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而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需要大学毕业生作出理智的选择，与其“坐等要”，不如自己找机会。大学生村官一职则提供了机会。其二，新农村建设需要大学毕业生奉献一份力量，是时代的召唤。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价值观赋予我们青年不同的历史史命。在内缺民主外缺独立的旧中国，其指导思想是“教育救国”和“教育强国”；改革开放后，仍然强调教育的经济社会服务职能。新时期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高等教育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同样需要当代大学生的奉献。他们把“科技兴农”的口号变成行动，让农村经济现代化、让法制民主观念开始深入民心、还把新风尚和新事物带进农民的生活。他们的职责和未来不是被农村同化，而是让农村跟上时代的步伐。让村民接触到先进的知识、科学的理念，需要越来越多有文化的大批新型“村官”，来培养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3.从个人出发――实现自我价值。我们在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同时，也要注重个人价值取向。不可否认，大学生村官由现象变为潮流，除了就业压力或迫于生计外，诸如国家政策如考研考公务员加分，工资待遇不差，发展前途好等也是吸引人的地方。用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来看，我们只有解决了低一层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才有高一层的发展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虽然我们无法做到像第一个硕士村官杨本伦那样主动放弃国家人事部主任科员的职位回到山东老家当起村支书的勇气，但还是有不少大学生村官是抱着施展才华的机会，体现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自我价值的实现并不意味着要轰轰烈烈地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更多的是一种发展过程而非一种终结状态：它可以在任何时刻任何程度上实现，也可以由许多次微小进展逐步的积累起来或是偶发事件对人成长的促进。平凡的工作，平凡的岗位，只要能实现个人潜能的最大发挥，促进个人成长，真正成为自己，都可以看作是自我价值的实现。高等教育价值观转向关注人的自身价值的培植和弘扬，关注人的精神层面的建构则是当代中国教育首先要作出的抉择。无论是知识本位、社会本位、还是个人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都离不开人的主体地位。从这个层面上看，高等教育乃至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我实现。
三、采取措施促进村官发展，协调和实现三个方面的价值观取向
1.大学生村官本身。找准定位、摆正心态是大学生“落户”农村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摸索的过程。大学生在自己决定加入大学生“村官”的时候也要问问自己是否准备好了。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村官意味着日常大量琐碎的管理，工作中会有阻挠有挫折有不顺意，这就需要我们有耐性要坚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必要时向长辈师长求教。在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的同时，挖掘新点子，不断更新知识，创新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为村民着想。
2.政府层面。健全大学生村官工作运行机制，为其成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是继续实施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村官，选拔那些农村紧缺的实用型人才，同时有意愿长期留在基层的大学生。其二，强化大学生村官的组织管理。落实“结对传帮带”，让行政官员真心爱护大学生村官，为他们办事创业提供平台。加强反馈机制，建立专门的指导中心，每月汇报，每季度召开座谈交流会，每年综合总结。完善考评制度，评比优秀工作者，给予奖励。三是积极采取财政借款、银行贷款、社会筹款等办法设立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基金”，为大学生村干部创办、领办致富项目提供资金扶持。三是加强舆论导向。大力宣传实施大学生村官工程的重要意义，让全社会了解、支持这项工作，尤其是要改变传统观念。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大力宣传大学生村官的先进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关心、爱戴、尊重大学生村官的良好氛围。
3.高校。高等教育发展自身规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有不同占主体地位的教育价值观。违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显然不能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正确的导向。但是，大学不能成为“象牙塔”，不能游离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专业设置要紧跟当前经济发展的走向，要随社会所需人才的供求变化而适当调整。放开专业选择的自由度，允许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和兼修其它有兴趣的学科。在传授实用型知识时更要与实践、生产相结合，走出课堂，走进培训或实训基地。这就要求高校和外界的组织合作，注重社会对人才的反馈，不断完善高教本身。对大学生村官，有学者指出，可以定向培养。即高校设置此相关专业，专门培养服务于农村的专门型人才。高校也要关照学生的发展，尊重其选择。引导学生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实施创业教育，让创业理念深入人心，鼓励支持学生创业。
总之，三个方面的价值观的实现需要个人、国家和高校作出各自的努力以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在重视个人发展取向的同时，国家，高校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重视社会功能的实现时，个人要以大局为重承担历史史命，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我实现。
参考文献：
[1]胡建华，周川，陈列等.高等教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174.
大学教育现象篇8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对象；回顾；反思
任何科学理论的研究都始于研究对象的确立。“研究任何一门科学必须首先声明这门科学的对象，它特有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否则，这门科学便不成立。”研究对象不仅表明一门学科的特有性质，其科学性程度更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但就目前教育理论研究现状来说，其观点都各执一词。为了促进教育学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研究进行整体回顾和反思。
一、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其研究对象的研究一直分歧较大。迄今为止，这些学者对此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及教育规律”
1978年以后，有关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在国内学者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进展。国内几所高等院校中教育系对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作出以下论述：“教育学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教育学主要是从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研究教育工作的规律。”“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是学校教育领域内所特有的矛盾运动规律。”由此可见，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中国有代表性的高校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规律或教育现象。
这里要指出的是教育规律说的不科学之处。教育规律是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及教育与外部环境之间必然、本质的联系。它不具备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根据，只可以作为研究揭示的结果，且不可能成为对象。
2.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
20世纪90年代至今，更多学者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其研究任务是揭示教育规律。有的学者“将教育学研究对象定义为教育现象，把教育学的研究任务定义为把握教育的规律。”有的学者“就教育学陈述的性质和内容而论，它属于‘规范教育理论’，其中潜在隐性的研究对象，这就是‘教育应当发生的现象及其规范’”。有的学者从对不同对象观的语义分析出发剖析各派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推论：“‘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
教育现象是人们在客观实践和主观认识活动中对教育事实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后，产生对象世界，伴随着对对象世界的现象进行分类识别而应运而生的。教育现象不只是教育研究者眼中的教育现象，它也可以相应成为其他学者眼中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等。如“留守儿童辍学率比同龄儿童高”这一现象，在教育学者眼中涉及家庭教育中父母和子女关系问题，故而，这是一个“教育现象”；但在社会学家眼中，其中涉及社会人口迁移影响的问题，故而，这是一个“社会现象”。给其下定义需要从明确的条件和角度理解，在人们还没有从社会现象中将其分离辨别出来时，不能称之为教育现象。
3.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
1984年，由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等编著的《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指出：“我们没有把教育学的对象称作现象，而特地采用‘教育问题’一词来表示，并把教育学称作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该书认为教育现象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只有以“问题”为标准，教育学才能成为科学之学。在其观点的影响下，我国学者相应提出：“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同年，另一位学者接着提出“教育学的对象应是以教育事实为基础的教育中的一般问题”。
二、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反思
教育问题是教育学研究对象。所谓“问题”是主体目标和事物现实相联系时产生的矛盾、疑难。教育问题是基于客观教育事实和教育价值的统一体，包含着教育事实和教育价值两个方面，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
1.事实性
教育事实具体指在教育活动历史，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进入和没进入研究者视野，被摘记或消失于人们视域的人类教育行为的全部过程。有的教育事实可能因为其自身重要性和研究者个人兴趣缘由，被发现记录成为教育史实。与此不同，有的教育事实由于不具备自身重要条件未成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但这不能成为教育事实客观存在的必然条件。
2.价值性
人类研究教育问题的过程也是在教育价值引导下基于教育事实的研究过程。教育事实和教育价值是辩证统一的。教育价值也不能脱离教育事实而单独存在。因为，教育事实是主体视野中认识到的事实，包含着主体对客体能动反映的主观创造性成分，也包含着主体出于自身兴趣、需要、冲动和判断而自觉赋予客体的内容，即体现着教育价值的成分。
总之，笔者认为，为认识主客体起中间桥梁作用的部分才是研究的对象。从研究对象被解决的过程来看，无论是问题的发现还是问题的解决，“问题”都是横贯研究过程始终的。所以，教育问题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间桥梁是研究的重点部分，也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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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现象篇9
关键词：初等教育学；养育；逻辑起点
1998年，小学教育专业呱呱坠地。从此，我国小学教师培养正式纳入本科教育范畴。然而，小学教育专业就像一个先天缺陷与后天营养不良的“婴儿”，在学科建设层面几乎处于“失语”和“空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的境地，争取应有的“话语权”，小学教育专业踏上了艰辛而漫长的学科诉求之旅。经过18年的探索与研究，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在教育学一级学科目录下构建初等教育学二级学科，并将其作为小学教育专业的支撑学科。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搭建初等教育学这栋“学科大厦”，首先必须厘清其逻辑起点，这是构建学科大厦的基石，也是初等教育学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
一、肇始：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发轫
初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学科目录下的二级学科，它的逻辑起点应该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发轫。然而，自从1986年瞿葆奎先生首次提出关于探讨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命题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教育学界已持续讨论了30年。梳理30年间关于教育学逻辑起点的探寻历程，其中有分歧，也有共识。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中，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曙光。当前，教育学界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教育学逻辑起点蕴含在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之中，并且必须遵循逻辑起点的质性规定。当然，要探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首先必须明确两个前提性问题：一是逻辑起点的质性规定的标准有哪些？二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关于逻辑起点的质性规定，一般以黑格尔提出的三条质的规定性和瞿葆奎先生提出的两条补充规定为标准。黑格尔提出的三条质的规定性具体内容是：第一，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第二，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中；第三，逻辑起点应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即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1］。而瞿葆奎先生补充的两条规定则是：第一，逻辑起点应与研究对象保持一致性（即逻辑起点的抽象性应受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的限制——既不可抽象不足，也不应抽象过度）；第二，逻辑起点应当以“直接存在”形态承担一定的社会关系［2］。因此，有关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的探讨和研究，都应该以这五个方面的质性规定作为考量的依据。
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学术界主要有教育活动、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中，“教育活动观”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重要范畴就是“教育”活动［3］。这种观点主要以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标志，认为“教育学的对象是青年一代的教育”［4］。巴班斯基则认为，“教育学是关于教育的科学”［5］。王道俊、郭文安主编的《教育学》也认为，“教育学是一门以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6］。在这里，他们所说的“教育”其实指的都是教育活动，教育活动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而“教育现象观”将教育学界定为一门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7］。教育现象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教育现象即教育形态的存在问题［8］；二是教育现象是“人类各种教育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9］；三是教育现象是“包括在教育学问题中的教育现象”［10］。“教育问题观”则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这种观点主要以日本大河内一男等学者为代表，他们提出，“我们没有把教育学的对象称作现象，而是特地采用‘教育问题’一词来表示，并把教育学称作是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11］。这种观点对我国教育理论界的影响颇深，以至于有学者直接断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这已成为我国和日本、英国等教育学界的共识。”［12］
我们认为，无论是教育现象，还是教育问题，其本质都是教育活动。首先，从“教育现象观”来看，在教育现象的三种类型中，无论教育现象即教育形态的存在问题［8］，抑或教育现象是“人类各种教育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9］，还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在教育学问题中的教育现象”［10］，究其实质，它们都是教育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次，从“教育问题观”来看，教育问题的本质就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问题，亦即教育活动问题。由此可见，教育活动才是教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
既然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活动，那么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就应该从“教育活动”范畴之中寻求。“教育活动”是教育学逻辑起点研究的基石。在中外教育史上，尽管对于教育活动的解说各不相同，但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即都把教育看作是培养人的活动，这是教育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根本特征，是教育活动的质的规定性［13］。由此可见，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就是“培养人”。鉴于逻辑起点应该是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中的关键概念，因此，我们可以从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培养人”中抽象出关键概念——“培养”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徐东［14］对“培养”是教育学逻辑起点进行了分析与论证，颇具说服力。
很显然，初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应该从“培养”中去探寻。
二、辨析：初等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厘定
关于初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目前只有刘慧教授对其作过简单的描述和分析。她提出，初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初等教育，小学儿童是初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15］。虽然她同时也指出逻辑起点必须具备四个要件：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的规定；此逻辑起点是构成该理论的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其内涵贯穿于理论发展全过程；其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16］。但她并未对该观点进行详细和具体的论证。我们认为，刘慧教授将初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初等教育，继而将小学儿童作为初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从研究对象层面看，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其母学科研究对象系统中的某个要素或者特定的部分。按教育层次维度划分，教育一般可分为幼儿教育（或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或初等教育）、中学教育（或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或高等教育），与之相对应的教育活动分别为幼儿教育活动（或学前教育活动）、小学教育活动（或初等教育活动）、中学教育活动（或中等教育活动）和大学教育活动（或高等教育活动）。我们认为，初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应该肇始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但又有其特殊性。由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活动，因此，初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界定为初等教育，而应该确定为小学教育活动（或初等教育活动）。
其次，从逻辑起点层面看，将初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界定为“小学儿童”，我们姑且不论其是否合适，单就“小学儿童”本身而言，也既存在“抽象过度”又存在“抽象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初等教育学不仅要研究小学儿童，也要研究小学教师，更为重要的是，它应该研究如何培养小学儿童，这种观点明显存在“抽象过度”的问题。同时，小学儿童不仅是初等教育学的研究范畴，也是儿童学、生理学、卫生学、心理学、社会学、营养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因此，将小学儿童作为初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又明显存在“抽象不足”的问题。此外，这种观点也有将研究对象与逻辑起点等同的倾向，混淆了研究对象与逻辑起点的区别。我们认为，分支学科的逻辑起点肇始于母学科，但又区别于母学科，是母学科逻辑起点的个性化和特殊性。它既有母学科的共性，也有子学科的个性，是共性与个性的“合金”。学前教育学、初等教育学、中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的共同逻辑起点是“培养”，但具体到各个二级学科，它们的逻辑起点又各有侧重。初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目录下的二级学科，其逻辑起点应该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发轫，源于教育学但又有其特殊性。
最后，从本质属性层面看，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是培养人，小学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呢？小学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起始阶段，它既有一切教育活动所共有的属性，也有其自身所独有的特点与规律。具体来说，小学教育活动不仅具有“培养”小学儿童知识和能力的属性，还具有“抚育”小学儿童生命成长的属性。前者是所有教育活动的固有属性，后者则是小学教育活动的独特属性。两者的整合，即构成了“养育小学儿童生命”的本质属性。因此，我们可以从“养育小学儿童生命”这个本质属性中抽象出关键概念——“养育”作为初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三、论证：养育是初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养育”是否可以担当起初等教育学逻辑起点的“重任”呢？下面就以黑格尔提出的逻辑起点的三条质的规定性及瞿葆奎先生补充的两条规定加以考量。
首先，从黑格尔第一条规定“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1］来看，“养育”是“培养”和“抚育”，是养成教育。具体来说，“养育”就是培养小学儿童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抚育小学儿童身心发展、形成良好习惯的养成教育。小学教育活动的内容全面丰富，包括德、智、体、美、劳诸方面，但其都是以培养学生良好习惯为宗旨的养成教育。“养育”是小学教育的主线。“养育”可以说明“小学生”——小学生是接受养育的儿童；可以说明“小学教师”——小学教师是实施养育的教师；可以说明“小学校”——小学校是实施养育的场所；可以说明“课程”——课程是实施养育的内容和载体；可以说明“教学”——教学是小学教师和小学儿童共同参与的养育活动；可以说明“教育目标”——教育目标是养育的预期结果，等等。“养育”本身是不需要说明的，如果要对它进行解释，就必须引入比“养育”更繁琐的概念。可见，“养育”符合黑格尔提出的关于逻辑起点的第一条质的规定性。
其次，从黑格尔第二条规定“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中”［1］来看，“养育”是初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细胞”，是初等教育学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初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全部蕴含在“养育”这个胚芽中。我们可由“养育”推演出初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与课程，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大模块：第一大模块是养育原理，包括小学生生理学、小学生营养学、小学生卫生学、小学生心理学、小学生社会学、小学教师学等课程；第二大模块是养育内容，包括小学生德育、小学生智育、小学生体育、小学生美育、小学生劳动教育、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第三大模块是养育方法，包括小学生学习论、小学生教授论、小学各科教学论等；第四大模块是养育评价，包括小学生学业评价、小学生品行评价、小学教师评价、小学课程评价等；第五大模块是养育管理，包括小学生管理、小学生班级管理、小学生活动管理、小学课程管理、小学教师管理等。可见，“养育”符合黑格尔提出的关于逻辑起点的第二条质的规定性。
第三，从黑格尔第三条规定“逻辑起点应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同”［1］来看，“养育”与小学教育活动的历史起点相同。从小学教育萌芽伊始，就出现了“养育”活动。当时的养育活动是在儿童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儿童的生活时间就是养育时间，儿童的生活空间就是养育空间。养育成为人类最早认识的小学教育现象。可见，“养育”符合黑格尔提出的关于逻辑起点的第三条质的规定性。
第四，从瞿葆奎先生补充的第一条规定“逻辑起点应与研究对象保持一致性”［2］来看，“养育”本身就是从初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养育小学儿童生命”中抽象出来的关键概念。在这里，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养育”符合瞿葆奎先生补充的第一条规定。
大学教育现象篇10
[关键词]教育钟摆现象教育改革
一、什么是教育的钟摆现象
而今，社会中的“钟摆现象”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发现和关注，并用来描述阐释了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在教育界，表现的尤为突出。而到底什么是教育的钟摆现象，并没有学者从整体上对此做过明确的定义，我们所能查阅到的是大家在教育的各个层面对“钟摆现象”所进行过的描述。袁振国对于教育的发展曾这样概括过：“是主张重学术的正规教育?还是主张轻学术的非正规教育，这是教育发展经常左右摇摆的两极，教育发展在这两极间的摇摆、震荡，称之为‘钟摆现象’”。在后来对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大教育观点在教育中的发展做历史性的回顾时，袁振国教授又曾这样阐述：“也有人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轮流成为社会主潮的现象称为‘钟摆现象’”。我们还可以找到的是扈中平关于不同时期人们的教育目的中的“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的价值倾向中谈到：“一些思想家是以个人价值为基点谋求两种教育价值统一的，一些思想家则是以社会价值为谋求两种教育价值的统一的。这些教育思想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选择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这便形成了关于不同的教育目的观在教育价值选择上的所谓的‘钟摆现象’”；吴刚平在《课程开发中的矛盾运动与钟摆现象探析》一文中认为：“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课程开发及其产品在许多不同的范畴上表现出一种两极摇摆的现象。这便是课程论上所说的‘钟摆现象’”。
综合以上学者在各自关注的教育领域中有关“钟摆现象”的描述，本文将教育的“钟摆现象”定义为：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层面都存在着一些并立、对立但又具有同等合理性和局限性的矛盾范畴，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教育在某一矛盾的两极之间所发生的摆动现象，称之为教育的“钟摆现象”。
二、教育钟摆现象的基本特点
1.人们在讨论“钟摆现象”时往往都是在教育中的两个现象或者问题的范畴里，这恰好构成了“教育钟摆”摆动的两极。比如，教育观点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教育价值倾向中的“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等。
2.这两极不是简单的相加，它们往往是教育领域中并立而又对立，具有着同等的合理性而又有局限性的两个现象或问题。还以“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为例，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观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受教育者的本性、本能得到自然的发展，因此，教育目的就应当根据人的本性之需要来确定。这当中强调的是个人的价值，个人身心的和谐发展。而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观就主张人是社会的产物，教育目的应当根据社会的要求来确定，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掌握社会的知识和规范，进而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我们换个角度来对此进行考量，“有目的的去培养人，促进人的身心发展，成为教育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特征。”从这句对教育特征的精辟概括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两个关键点：一是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二是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来说，教育既无法离开个人也脱离不了社会。所以，这两种观点都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如果只片面的强调其中任何之一，都不免会陷入“一叶障目”的困境之中去。
3.从马克思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学说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教育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钟摆的两极其实往往就是某一矛盾的两个方面。首先，它们同时处于一个统一体中，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一方消失，另外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就没有教育矛盾的产生。其次，它们又具有价值互补性和功能转化性，他们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而一方的优点恰恰是另一方的缺点，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因而，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的作用下，在某一时期，会向着对方转化，即发生我们所说的钟摆的摆动。
三、有关教育“钟摆现象”的国内外研究
国外教育中，对于“钟摆现象”的探讨多是集中在美国，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的教育就在一次次教育思潮的更迭中，一波波教育改革浪潮的涌动中摆动。美国教育史学家拉维奇把美国教育形象地称为“钟摆现象”，认为美国教育就好比一个钟摆，在传统教育与进步主义教育之间来回摆动，时而偏向传统派，时而偏向进步派。科南特在其教育史著作《美国历史上的几个转折点》中称，“在某些方面，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教育钟摆摆回到了19世纪80年代”。当代美国著名课程论专家但尼尔坦纳对于美国的课程改革也做过类似的描述，标题就是《改革像不像摇荡的钟摆》，文章指出，战后以来，美国课程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每一次改革都是对前一次改革的否定。而且“矫枉”必定“过正”，这一“过正”就会激起另一次更为偏激的“反改革”。其实，教育的“钟摆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如英国学者霍尔斯指出，近年来，英国教育在民主化的探索中，总是在两种模式上“摇摆”，一会儿倾向于为每一个儿童提供同样的教育机会，一会儿又转而强调针对儿童自身的“特殊教育需要”，促进其发展。国外这些对教育钟摆现象早期的探讨和研究为我国的教育理论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以及做国别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理论基础。
我国的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则可以分为这样两个大类：一类是比较研究，这其中有钱扑、蓝云的《试析美国教育的钟摆现象》；杨爱程《美国课程改革中的“钟摆现象”》；桂宇波《透视美国教育钟摆现象》；陈志权《美国教育改革钟摆现象及其启示》等等。这些文章都是在对美国教育中的钟摆现象进行了明确观察的基础之上，结合美国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归因分析，进而从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中审思我国教育的发展现状及问题。另一类是直接针对我国教育中的钟摆现象的本土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程领域，其中有吴刚平《课程开发中的矛盾与钟摆现象探析》；张建鲲《在“钟摆”现象中呼唤后现代课程理论》；王华倬、兰保森《体育课程发展演变“钟摆现象”管窥》等等。
当前，我国教育正在经历着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向有些学者那样，在面向素质教育的时候就将应试教育全盘否定。而首先应该用辩证的眼光对应试教育的教育目的、功能、手段、教育理念等逐一审视，找出偏差，从而让教育的钟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合理、有序的摆动。这也是笔者将继续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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