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新政策篇1
关键词：银行保险；新规定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2-0091-03 中图分类号：F840.32 文献标识码：a
为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切实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该业务规范健康有序发展，中国银监会于2010年11月1日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旨在规范商业银行保险业务，确保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客户”。
一、《通知》出台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虽在合规销售、服务客户、创造价值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部分银行存在着将保险产品介绍成储蓄产品等不适当销售行为，复杂类保险产品的风险测评、投保提示、引导客户抄录有关声明等制度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损害了客户的合法权益，甚至引发了客户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法律纠纷。这些问题急需出台新的规定加以规范，否则，银行保险业务的销售品质和后续服务的质量将难以保证。《通知》以充分保护客户利益为基本原则和主线，是银监会对银行保险业务监管所推出的新政。它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的审慎经营，防止错误销售和销售误导及由此引发的投诉，有利于促进银行保险业务的长期健康发展，实现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客户的共赢。
二、《通知》的主要内容
(一)慎选合作伙伴，从源头上保证商业银行提供满意服务
《通知》从以下几方面对慎选合作伙伴作出规定，以从源头上保证商业银行提供满意服务：一是制定统一标准，要求由总行制定统一的准入、退出和持续性合作的相关规定，对合作主体、方式和内容进行统一管理和授权(第11条)；二是开展尽职调查，要求对拟建立或已建立合作关系的保险公司，从公司治理状况、财务状况、偿付能力充足状况、内控制度健全性和有效性、近两年受监管机构处罚情况以及客户投诉处理情况等方面进行审慎尽职调查，确保合作伙伴不存在违规行为或对其调查结果合格(第11条)；三是限制合作数量，要求每个网点原则上只能与不超过3家保险公司开展合作，如超过3家，应向当地银监会派出机构报告(第13条)，这是业界所称的“1对3”合作模式；四是实施动态监测，要求持续关注和评估保险公司合作状况，定期评价其合规经营、售后服务、产品宣传、培训以及投诉处理等，持续关注其公司治理状况、财务状况、偿付能力充足状况、内控制度健全性和有效性、近两年受监管机构处罚情况客户投诉处理等相关情况，如发现存在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的，要停止与其合作(第13条、第21条)；五是加强产品管理，要求审慎选择符合监管要求的保险产品，并根据产品风险等级设定不同销售门槛(第4条、第8条)。
(二)强调合规责任，从细节上杜绝商业银行实施不当行为
《通知》从以下几方面对强调合规责任作出规定，以从细节上杜绝商业银行实施不当行为：一是确立基本原则，要求开展保险业务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向客户充分揭示保险产品的特点、属性和风险(第2条)；二是禁止误导销售，要求不得将保险产品与储蓄存款、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产品混淆销售，不得将保险产品收益与上述产品简单类比，不得夸大保险产品收益，不得以中奖、抽奖、回扣或者送实物、保险等方式进行销售(第3条)；三是禁止错误销售，要求不得销售非合作公司的保险产品，不得向未经风险测评客户销售投资联结保险等复杂保险产品，不得在理财服务区、理财室或理财专柜外等非专属区域对客户进行评估，不得主动对不适合购买投资联结保险等复杂保险产品的客户进行后续的产品推介和营销，不得在投保单等材料上代替客户抄录语句、签名，不得在电话销售时强行向客户介绍产品和使用非规范用语(第4条、第5条、第7条、第16条)；四是统一印制资料，要求商业银行网点摆放的宣传资料应当由保险公司总公司或其授权的分公司统一印制，严禁各营业网点擅自印制宣传资料或变更保险公司所印制的宣传材料内容，各类保险单证和宣传资料上不得使用带有银行名称的中英文字样、银行的形象标识或出现“存款”、“储蓄”、“与银行共同推出”等字样(第10条、第14条)；五是保证知悉实情，要求向客户说明保险产品的经营主体是保险公司，如实提示或告知保险产品的特点、风险、犹豫期、保险责任、电话回访、费用扣除、退保费用等事项(第3条)；六是强化售后管理，要求对客户投诉多、设计上存在缺陷的问题保险产品，应主动停止销售(第8条)；七是区分产品种类，要求考虑保险产品复杂程度，确定不同层级营业网点代销产品的种类，投资联结保险等复杂保险产品应当严格限制在理财服务区、理财室或者理财专柜等专属区域内销售，将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销售给合适的客户(第4条、第14条)；八是按约收取费用，要求按照协议规定收取手续费，全额入账，不得收取协议规定之外的其他费用(第17条)。
(三)明确人员资质，从形式上确保商业银行具备自销能力
《通知》从以下几方面对明确人员资质作出规定，以从形式上确保商业银行具备自销能力：一是限定人员身份，要求直接向客户销售保险产品的销售人员必须是银行工作人员(第12条)；二是限定人员资格，要求直接向客户销售保险产品的销售人员必须取得并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第12条)；三是禁止外派人员，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允许保险公司人员派驻银行网点(第12条)，这实际上是对“驻点人员”下了“逐客令”；四是掌握规范用语，要求通过电话销售的人员使用统一的规范用语(第16条)。
(四)主动提供服务，从义务上约束商业银行保障客户权益
《通知》从以下几方面对主动提供服务作出规定，以从义务上约束商业银行保障客户权益：一是如实介绍产品，要求向客户充分揭示或告知保险产品特点、属性、风险、犹豫期、保险责任、费用扣除、退保费用等事项(第3条)；二是明示经营主体，要求向客户说明保险产品的经营主体是保险公司，并表明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如保险业务出现问题应与保险公司进行沟通(第3条、第9条)；三是充分了解客户，要求对客户的风险偏好、风险认识能力和承受能力进行充分了解，要建立购买投资联结保险等复杂产品的客户风险测评和适合度评估制度(第4条)，对于未经过风险测评或风险测
评结果表明不适合购买投资联结保险等复杂保险产品的，要主动建议客户不购买；四是提供完整材料，要求向客户提供完整的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投保提示书，以供客户阅读(第5条)；五是提示阅读材料，要求提示客户认真阅读和理解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投保提示书等材料的内容，并请客户抄录相关语句和签名予以确认已阅读、理解这些材料(第5条、第6条)；六是指导客户填单，要求指导客户如实、正确地填写投保单(第7条)；七是做好后续服务，要求将保险公司提供的客户期满给付和期缴续费等信息及时提供给客户，与保险公司妥善处理投诉多或有问题的保险产品的后续相关事宜，督促保险公司按照监管规定在保险合同犹豫期内，对销售的保险期限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新单业务电话回访客户，并要求保险公司妥善保存电话回访录音，必要时，可要求保险公司面访客户和详细做好记录(第7条、第8条、第18条)；八是明示投诉电话，以便客户反映情况或问题(第19条)。
(五)及时化解矛盾，从机制上促使商业银行赢得客户谅解
《通知》从以下几方面对妥善处理矛盾作出规定，以从机制上促使商业银行赢得客户谅解：一是建立有效机制，要求建立有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制定统一规范的处理程序，由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分工协作妥善处理客户投诉(第19条)；二是明示投诉电话，以便客户反映情况或问题(第19条)；三是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妥善处置风险和投诉纠纷事件(第19条)；四是力求及时有效，要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密切配合，立即妥善处理突发事件、重大投诉或其他重大风险事件，有效化解相关风险(第20条)。
三、商业银行适用《通知》应注意的问题
(一)及时梳理业务，确保现有情况符合规定
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要按照《通知》第24条“本通知印发之前的银行保险业务，应按本通知要求予以整改和规范，并将相关情况报送当地银监会派出机构”的规定，及时对保险业务的现有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和梳理，并将结果报送银监机构，以确保其现有情况符合规定：一是梳理规章制度，及时修订完善不符合《通知》等监管要求的内部规章制度；二是核查合作对象，不仅使每个网点的合作公司不超过3家，如确需要与3家以上保险公司合作的，要及时向当地银监会派出机构报告，而且还要及时与治理状况差、偿付能力低、内控制度不健全、近两年已被监管处罚和客户投诉的保险公司协商，终止双方合作；三是核查网点条件，考虑保险产品复杂程度，重新确定不同层级营业网点代销产品的种类，对销售投资联结保险等复杂保险产品但却无理财服务区、理财室或理财专柜等专属区域的营业网点，要么及时设立专属区城，要么取消其销售投资联结保险等复杂保险产品的资格；四是核查人员资质，及时将未取得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职业道德差、不熟悉代销的保险产品或不具备对客户进行有效了解或测评能力的工作人员调离保险产品销售岗位；五是核查资料内容，及时清理不符合规定的宣传资料、单证资料；六是核查代销产品，对客户投诉多、设计上存在缺陷的问题保险产品，应主动停止销售；七是核查代销行为，及时纠正不合规作法，严禁保险公司派驻人员参与实际销售工作；八是梳理售后服务，及时纠正消极或不当服务行为，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二)严把准入门槛，促进各方主体和谐相处
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要从以下几方面人手，严把准入门槛，促进各方主体和谐相处：一是做好尽职调查，新合作的保险公司必须治理状况良好、偿付能力充足、内控制度健全有效、近两年未被监管处罚和客户投诉，以确保合作伙伴有良好信誉，能够切实履行保险合约，不会因其行为引发纠纷或非议；二是确保硬件合规，要根据保险产品复杂程度，结合拟代销保险产品或拟增加代销保险产品种类的营业网点的情况，确定其是否适合代销保险产品和所能代销的种类，如销售投资联结保险等复杂保险产品的，还要设立理财服务区、理财室或理财专柜等专属区域；三是配备合格的销售人员，拟代销保险产品的营业网点要配备适当数量具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的销售人员，这些销售人员及新配备到原有代销网点的销售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熟悉代销保险产品，能够使用规范用语和具备对客户进行有效了解或测评的能力，不会出现误导销售、错误销售或不当销售；四是审选保险产品，确保每个营业网点拟代销保险产品必须是无客户投诉或投诉少、设计上不存在缺陷的保险产品，客户容易接受或理解，不易引发纠纷或非议；五是严审资料内容，确保拟在营业网点摆放的宣传材料或保险单证，由保险公司总公司或其授权的分公司统一印制，并具备必要的内容，且不会有禁止性或不合规内容，从而避免误导客户；六是设定客户条件，要根据保险产品风险等级设定购买该产品的客户所要达到的最低“财力”门槛或标准，确保其具备购买该产品的风险承受能力。
商业保险新政策篇2
[关键词]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政策性，商业性
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际通行的贸易促进手段，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出口信用保险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许多国家先后以不同的模式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出口信用保险体制。迄今为止，全世界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专门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0%以上。
由于出口信用保险具有强烈的政策性色彩，其经营模式也受到完成政策性职能这一要求的影响。对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历史演变及其最新经营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对于完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体制，更好地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在配合国家经济、金融、产业、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演化
从历史上看，出口信用保险经历了纯商业性、纯政策性、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的发展过程。出口信用保险最初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发起的，但因其高风险的特征和复杂的经济属性而未得到大规模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加剧了出口的风险程度，商业性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同时，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政府认识到出口信用保险是扩张贸易、复苏经济、提高就业的有力工具，开始由官方经营出口信用保险并使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其他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效仿。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出口信用保险在各个国家一直作为政策性业务由国家专营。之后，随着国际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和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洲几家规模较大的公司认为一部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已有利可图，遂使其中的可盈利业务逐步剥离出来，在欧盟国家逐渐形成了官方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共存的局面。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际上主要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形成了以下五种运作模式。
1.政府设立特别的机构或部门经办出口信用保险。如澳大利亚出口融资与保险公司（efic）、挪威出口信用担保局（giek）、日本通产省贸易局进出口保险课等。
2.政府成立全资公司。如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edc）、捷克出口担保和保险公司（egap）、芬兰担保委员会（fi-nnvera）、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hkec）、匈牙利出口担保公司（mehib）、韩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keic）等。
我国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是国家财政全资拥有的政策性公司。
3.政府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如波兰出口信用保险公司（kuke）、葡萄牙信用保险公司（cosec）等。
4.政府委托私人办理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由政府委托某私人信用保险公司政府从事官方出口信用保险业务，该部分业务计入“国家账户”，所有风险由政府承担，政府每年付给该私人公司一定金额的费；该私人公司另设“公司账户”，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自主经营纯商业性业务。德国euler-hermes信用保险公司、荷兰出口信用保险局（ncm）、法国科法斯（coface）都属于此种经营模式。
5.进出口银行模式。进出口银行在直接经营出口融资业务的同时兼营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此模式以美国进出口银行为代表。
这五种不同的模式代表了政府不同的介入程度。其中，政府设立特别的机构或部门经办出口信用保险无疑是政策性功能体现最充分的一种模式；而政府委托私人模式，政府对信用保险的扶持和利用则相对弱得多。
二、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最新发展
如前所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用保险最为发达的欧洲地区为代表，信用保险业的市场化趋势正成为该行业的潮流，西方信用保险市场化步伐加快，变成以商业市场为主（尤其是短期险），政府支持下的政策性为辅的新格局。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开始研究如何规范管理商业性和政策性业务。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下列几种管理模式：
1.政府将能够市场化运营的信用险业务全部留给商业市场，政府指定的机构只经营政策性的业务。例如：英国的ecgd就是这种模式，它只经营政策性的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能够市场化运营的短期险业务一概由商业性公司负责。
2.政府将政策性的业务委托给商业性保险机构去做。例如：德国的ettlerhermes、法国的coface和荷兰的atradius均是受政府委托经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机构，其政策性业务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
3.政府设立国有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既从事政策性业务，也经营商业性业务。例如：比利时的ond是政府全资拥有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既从事需政府支持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也经营公司账户下的商业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账核算。无论国有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还是商业性信用保险公司，在核算中为政策性业务设立专门账户，以便独立核算经营成果和确定赔偿责任。ond建有两个账户，一个是商业性公司账户，另一个是国家账户。短期险中承保的私营买家风险记入公司商业性账户，短期险承保的政治风险和公共买家风险中的35%记入国家账户。中长期险中商业性经营部分记入公司商业性账户，并由政府给予最终担保；纯政策性业务记入国家账户。德国的eulerhermes则是在一个公司下经营两种完全独立的业务：一是公司账户下的私营信用保险业务；二是由独立部门（aga）经营的国家账户业务。对属于国家账户的业务，无论是法国的coface，荷兰的atradius，还是德国的eulerher-mes，只将政府政策性保险的手续费记入公司账户。
市场化带来了信用保险的快速发展。目前欧盟范围内涉及经合组织（oecd）核心成员之间贸易的中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基本全面实行了市场化，政府资助的信用保险机构不得介入商业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三大商业信用保险集团eulerhermes、atradius和coface的业务规模已经占全球市场规模的80%以上，而以其中世界最大的信用保险集团eulerhermes为例，2003年该集团商业性业务保费收入19亿欧元，其德国政府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收入仅为4亿欧元。商业信用保险公司的发展以及其在信用保险市场的统治地位，对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三、对我国的启示
1.政策性和商业性职能的发展变化，是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演化的主要动力。出口信用保险经历从纯商业性到纯政策性再到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最后到目前的商业性趋势更加明显的过程，其经营模式与之相应进行发展和变化，适应和促进了政策性职能和商业性职能的互动。
2.政策性业务的范围决定了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从国际出口信用保险发展过程看，在政府将全部出口纳入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支持范围时，都采用了国家专营的经营体制。上世纪90年代之前，欧盟各国一直对本国的全部出口提供信用保险支持，国家专营的经营体制也随之保持了70年之久。日本和韩国的所有出口信用保险自设立以来均为政策性业务，其经营体制也一直是国家专营。当政府需要为所有出口提供信用保险支持时，国家专营的体制有利于政府掌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强化政策性功能，实现统一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3.信用保险市场化运营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促进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信用保险市场化的实践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信息技术日益发达，市场趋向开放，市场经济的客观环境对信用保险市场化运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信用保险机构本身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直接关系着业务的承保质量和盈利程度。信用保险市场化运营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在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而且完全可以做到市场化运营。
我国自1988年起由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1992年，国务院决定在我国正式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并拨付1亿美元的“国家风险基金”。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也陆续开展了一些出口信用保险业务。2001年，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借鉴国际经验，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时停办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其原有业务和未了责任全部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注册资本40亿元人民币，资本金来源为出口信用保险风险基金，由财政预算安排。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后，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得到了高速发展。2002年-2005年，实现了业务三年连续翻番，2006年，公司实现承保金额295亿美元，占一般贸易出口的比例达到7%.在支持国内自主知识品牌产品、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机电产品、农产品等的出口，在支持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支持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在配合我国对外经济外交战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模式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主要表现在，目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一些业务能够实现盈利和自我发展，出口信用风险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转移和分散。在这方面，欧洲市场化国家的理念是，凡是市场能够接受的信用保险业务，全部放给市场去做，政府不介入或只在市场中发挥引导作用。只有市场不接受的业务才由政府参与，或通过委托商业机构经营而由政府承担风险责任。我国应借鉴这种做法，把一些成熟的可以市场化的业务剥离出去，使其能够在市场中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这样既可减少政府的负担，又有利于业务本身的快速发展。
4.在新的模式下，完成政策性职能仍然是首要任务。从欧洲国家信用保险市场的情况来看，即便是经历了80多年的长期发展历史，市场经济又非常成熟和发达，但仍然存在需要政府支持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即便是短期险业务也不可能全部市场化商业运营，而目前我国愿意承担出口信用风险的市场主体并不多。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兼有“新兴”加“转轨”的特点，经济体制改革仍在深化和完善之中，加之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市场多元化、科技兴贸等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外交、财政、产业政策的落实，都需要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予以支持，现阶段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具有更强的政策性。也就是说，与欧洲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短期险依然带有一定政策性色彩，而中长期业务集中在新兴市场国家，政策性色彩更强，更加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5.在新的模式下，不论是政策性业务还是商业化业务，都必须保证政府全资拥有或控股，以保证政策性业务的顺利有效开展，保证商业性业务中所包括的政策性职能的实现。
商业保险新政策篇3
一、“新农合”发展现状及问题
过去4年多来，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推进“新农合”试点工作，国务院总理在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2006年，“新农合”试点范围扩大到1399个县(市、区)，占全国总数的50.7％，有4.95亿农民参加；中央财政支出42.7亿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支出，较大幅度提高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其取得的成效，更多关注的应该是其存在的问题，以便我们今后加以改进，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新农合”制度建设的问题及难点如下：
(一)资金筹集量少，保障水平低
当前合作医疗有限的政府投入及较低的农民收入和迅速增长的医疗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少量的农民缴费和昂贵的医疗费用及较高的发病率使“保大病”目标在很多地方实际上难以实现，一些地方合作医疗封顶线很低，难以保障农民发生大病时的医疗需求。
(二)机构庞大，费用开支过高在政府运作“新农合”的框架下，各级政府均须设立“新农合”管理办公室，专门从事“新农合”的筹资、监督管理、支付业务，同时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协助管理。这种架构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组织机构庞大，费用开支过高。
(三)缺少专业技术与管理资源，管理能力较为薄弱
农村医疗保险的建设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从医疗服务基础数据的搜集分析、保障范围和给付标准的设计，到费率的厘定等都需要专业的保险知识和精算技术，这些专业技术资源是政府机构和地方卫生管理部门所不具备的。此外，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涉及到参保人身份认证、赔案理算、赔付结报、定点医院管理等环节，这些环节需要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处理。这也是“新农合”管理部门难以胜任的。
二、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试点情况
近年来，保险业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参与“新农合”工作，发挥了其社会管理功能。目前，保险业参与“新农合”主要采取委托管理模式，在实施方案制定、提供审核报销服务、配合管控医疗行为等方面做好政府委托的管理服务。
在承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过程中，商业保险公司依靠专业化的管理和服务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参合群众的普遍认同，发挥了保险业参与辅助管理社会的职能，并有力促进了公司在当地的业务发展。
(一)促进了运行机制的完善
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市场资源，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办管理服务，建立了“征、管、监”相分离的运行机制，创新了“新农合”的运作模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政府把新农合管理服务交给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实质是通过购买保险公司的专业服务实现公共管理功能，政府实现了从“办”到“管”的职能转变，使政府和卫生部门从日常繁杂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加专注于“新农合”政策制定和完善，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职能。
(二)降低了“新农合”经办成本、提升了经办能力
地方政府利用市场机制，选择保险公司经办“新农合”业务，直接利用保险公司的服务网点和管理平台，发挥商业保险灵活高效的用人机制，减轻了增设经办机构及人员编制方面的压力，缩短了启动时间，降低了经办成本，提高了“新农合”的运作效率，提升了“新农合”的经办能力。
(三)提高了农民的满意度
“新农合”是党和政府的一项惠民工程，是解决农村地区“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制度保障，必须切实做到让利于民，使农民享受到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切身感受新农合制度的优越性。从这个角度讲，农民满意是检验“新农合”工作最根本的标准。保险业参与“新农合”，建立实用高效的电脑网络系统，简化报销补偿手续，提高了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借鉴商业服务运作模式，在农民患病和住院期间，开展慰问、探视、帮扶等活动，让农民感受到保险公司真诚热心的服务，体会到“新农合”政策的温暖，提高了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满意度。
三、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障碍、
(一)制度设计问题
保险公司受政府部门委托承办“新农合”保险，保险公司只负责具体业务，包括资金存储、业务管理和按规定发放补助。收缴和补助的方案都由政府决策，政府自负盈亏，卫生部门负责监督。保险公司按基金的一定比例提取管理费。这是目前绝大多数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地区所采用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可避免保险公司为追求商业利益而降低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不能发挥保险公司在精算技术、风险控制方面的优势。另外，保险公司对医疗机构的管控能力偏弱，病人可到所有的医院住院，保险公司无法利用定点医院的选择机制控制费用，且无法制衡医院以药养医、医疗行为不规范等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二)“新农合”主管部门支持不力
目前的“新农合”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由卫生部门主管，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由政府组织建立，其管理和运作成本完全由政府支付。由于试点地区合作医疗基金沉淀较多，卫生部门可获得一定的管理费用，所以大多数地区倾向自保，卫生部门不希望商业保险公司涉及此项业务，故不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合作医疗，甚至认为商业保险公司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可能管理好农民的合作医疗基金。实行商业化运作的部分地区，合作医疗主管部门与保险公司协商的管理费用相对不足，影响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和持续性。“新农合”作为涉及数亿农民利益的国家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是需要很强政策支持的庞大系统工程，目前，保险公司在“新农合”中的地位尚未完全明确，有待政策层面的明确支持。
(三)政府对保险公司的政策支持问题
商业保险公司开办社会保障性业务，承担着一部分与社会稳定有关的社会保险职能，风险大、成本高、经营困难，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社会保障性业务应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从国际经验看，鼓励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措施很多：一是把部分法定医疗保险费用支付业务委托保险公司管理；二是对鼓励发展的健康
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甚至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三是对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单位在一定限额允许税前列入成本，对个人则免缴其健康保险部分的个人所得税等。目前“新农合”的商业化运作缺乏政策法规的基础保证，政府基金也不能保证及时足额到位，给商业化运作带来经营隐患，商业化运作也没有税收优惠政策。
四、商业保险运作模式下趋利避害的对策
(一)加强与政府沟通，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一是在实施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之前，商业保险公司应提供详细的承保方案，与政府主要领导进行充分的沟通，取得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二是采取与政府签订保险服务协议的方式，约定参保农民占农业人口的最低比例、保费最低规模、理赔控制原则等，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尽可能减少不确定因素，消除隐患。三是广泛向农民宣传保险条款，不仅使他们了解应保障的内容，而且要让他们知道免责内容和赔付比例，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确保把政府的关怀送到农民的心坎里。在这其中当然政府的角色也需要转换，以配合商业保险的参与，作为一个纯粹的管理者，能够更好地实现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有效的医疗保障。同时，政府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二)参与定点医疗机构的认定和监督
由政府认定和监督管理定点医疗机构，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商业保险公司仍可以有所作为。商业保险公司应就定点医疗机构的确定和已定医疗机构的情况。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建议。可以建立一种制度，由商业保险公司向“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定期通报在经营中发现的违规违纪行为或不符合相应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情况，“新农村合”管理办公室查实后作相应处理，间接地赋予商业保险公司一定的权力，逐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
(三)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方先进行试点，成熟后再推广
从全国范围看，“新农合”都处于试验摸索阶段，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更是一个新的探索。为稳妥起见，应先在不同地区选择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作为试点，进行实际操作；或者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和适当的时机，以从合作医疗基金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为农民集体办理商业保险的形式逐步推进；也可以在半商业化试点的基础上进行商业化，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制度，待运行比较成熟后再推广。
商业保险新政策篇4
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难点
1.资金筹集量少,保障水平低。当前合作医疗有限的政府投入及较低的农民收入和迅速增长的医疗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少量的农民缴费和昂贵的医疗费用及较高的发病率使“保大病”目标在很多地方实际上难以实现,一些地方合作医疗封顶线很低,难以保障农民发生大病时的医疗需求。
2.管理成本高,县(市)级财政压力大。在地方卫生部门主管的新型合作医疗中,管理费用一般要占到总经费的10以上。中央政府为防止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困难挤占合作医疗资金,规定合作医疗的管理费用不能从合作医疗资金中提取。这样一来,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维持费用就必须从同级卫生经费和财政中予以支付。受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影响,县乡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合作医疗管理列入县级财政支出,使县级财政压力进一步增大,尤其对财政困难的贫困县。为筹集合作医疗资金,部分乡镇甚至挖东墙补西墙,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面临隐患。
3.缺少专业技术与管理资源,管理能力较为薄弱。农村医疗保险的建设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从医疗服务基础数据的搜集分析、保障范围和给付标准的设计、到费率的厘定等都需要专业的保险知识和精算技术,这些专业技术资源是政府机构和地方卫生管理部门所不具备的。此外,农村医疗保险的管理涉及到参保人身份认证、赔案理算、赔付结报、定点医院管理等环节,这些环节需要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处理。这也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部门难以胜任的。从目前的试点地区看,一些地方合作医疗基金没有严格实行“钱账分离”的基金管理结算办法,经办机构管账又管钱,直接进行账目审核和现金结算,基金安全存在潜在风险。一些试点地区制定的试点方案不够科学、合理,出现基金沉淀过多;而有些定点医院的住院补偿区段和比例设置不够合理,使得住院医疗补偿基金沉淀或者超支;有些则在费用报销上限制较多,手续程序繁杂,而由于具体操作的合作医疗资金又不多,农民享受的报销范围和幅度都不大,对于患大病,所报销的费用根本无济于事,无形中挫伤了部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二、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践探索
目前,我国有6家保险公司参与了新农合试点工作,它们是中国人寿、中国太平洋人寿、中国平安人寿、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诸多公司的实践中,“江阴模式”和“新乡模式”引起关注。江苏江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国家、集体、个人三方筹资,镇政府负责征缴保费,市医疗保险领导小组负责业务管理,商业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监督管理职能。又如,河南省新乡市是我国第一个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级市,2004年确立“政府组织引导,保险公司承办业务,定点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当地合作医疗办公室监督管理”的运作模式。保险公司不承担经营风险,主要提供日常管理服务,收取相应的管理费。
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时间不长,收到很好效果:一是提高了保障水平。目前,江阴农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大病补偿最高可达6万元,医疗费报销比例也从开始时的14提高到目前的30。从2006年开始,参保人不仅可以报销部分住院费用,在各镇社区卫生院门诊就诊所发生的医药费也可以按比例报销。二是降低了管理成本。江阴市政府财政部门经过测算认为,如果由政府直接办理基金结算和支付业务,每年的管理成本需要800万元。如今政府只需为农村医保管理中心提供不到400万元,用于人员开支和办公费用的财政支出节省了一半。新乡市农村合作医疗移交中国人寿新乡市分公司后,全市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从544人减少到50人,运营费用从1038万元减少到300万元以下。加上政府支付给人寿保险公司管理费用(为保险费的百分之一,100万元),政府支付的管理费总额大体为400万元,节约至少600万元左右。三是提高了服务质量。保险公司在县(市、区)建立新农合业务管理中心,在定点医疗机构设立服务窗口,聘用医保专管员或驻院代表,建立电脑信息技术平台,形成“以定点医院为基础、以医保专管员为依托、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审核报销管理体系。医保专管员通过服务窗口和业务管理中心之间的电脑联网,将参合农民的有关报销信息传送到业务管理中心,经专业人员审核后,及时完成报销支付。农民领取补助的时间由原来的10—20天缩短到目前的不超过30分钟。四是保证了资金安全。新型合作医疗按照全国一律的管理模式,以县为单位,由县政府集决策、经办、管理、监督多重角色于一身,不仅仅直接管理发生困难,更难的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基金,公共权力不受制约,难免发生基金挪用、滞留等问题。而保险公司则有一套按规定收到资金当天上递、支付资金定额补差的管理制度,即保障资金存放安全又保证了资金使用快捷。如,在河南新乡,中国人寿
新乡分公司市县两级公司在农行开设了9个专项账户,用于新农合资金的收支结算。政府将新农合基金划拨到保险公司专项账户,实现新农合基金和政府其他资金的有效隔离;新乡分公司再将资金上划到总公司,总公司按照收支两条线统一管理,利用“网上银行”系统进行资金上缴和下拨,实现远程监控和实时到账。三、商业保险参与是化解“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必选之策
一般认为,保险公司经营的险种属于私人保险范畴,在我国被称之为商业保险。它与社会保险属于本质特征完全不同两种制度。商业保险以盈利为目的,社会保险以保护遭受社会风险的人群,尤其是贫困群体为目的。商业保险以市场方式运作,社会保险由政府直接经办和管理。问题是,在当今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我们如何认识和
理解社会保险和私人保险的关系,包括社会保险机构与保险公司的关系,是并列对立性的还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鼓励性关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在政府主导和管理下,享受各级政府补贴的农民大病医疗保险,属于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而非私人保险,按照以往的经验,凡社会保险都由政府和直接隶属政府的事业机构承办,保险公司能否经办和如何经办这类保险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江阴模式”和“新乡模式”的实验,开创了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社会保险的新制度形式。
从世界范围看,鉴于经济全球化、失业率增加、人口老龄化导致非生产性人口比例上升等原因,全球的社会保障制度均出现了财政困难。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利用民间保障制度来化解社会保障的危机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一些发达国家从80年代开始,纷纷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总的趋势体现为三个转变。一是从政府统包和单一的社会保障,转变到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二是从政府垄断运作,转变到运用市场机制、加强宏观调控、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竞争经营;三是从政府是社会保障的提供者,转变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者和监督者。在美国,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很低,绝大多数人口都被民间保险制度所覆盖。1989年,韩国实现在政府管理下的强制性全民健康保险,其中商业保险计划覆盖了全国90的人口,政府只为购买不起商业保险的穷人(约占人口的10)提供免费健康保险,同时也为特定人群购买商业保险提供一定补贴。通过这种公私并举的方式,韩国全民健康保险的实现并没有对宏观经济发展增加任何重大负担,也没有明显损害特定行业发展或给小型企业带来显着的负面影响。从韩国经验看,商业健康保险计划在建立强制性全民健康保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明政府在为国民建立健康保险努力中并不一定要排除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
就我国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而言,政府应当在管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继续为农民参合提供补贴,但具体组织、运营过程并不一定完全由政府操办。这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设置新的政府管理机构不但额外增加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特别是使税费改革后十分困难的县市财政雪上加霜,而且工作人员能力和软硬件设施等也很难在短期内达到工作要求,造成管理效率过低,成本过高。此外,政府身兼监管者和操作者的双重身份,很难避免基金被套取、挪用、截留的可能性及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与此相对应,商业保险公司在保险业务方面拥有较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多年来,商业保险公司在医疗产品开发与推广、核保、理赔及医疗行为规范,管控等风险管理手段和方法上,已积累了大量经验,通过引入商业医疗保险的专业经验,合理设计保障内容,科学测算费率,可降低农保业务的经营风险。对商业保险经营主体而言,积极参与“新农合”制度建设,可将服务网络进一步延伸至农村地区,为培养潜在的客户群,促进商业保险业务发展奠定基础。显而易见,商业医疗保险经营主体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合作,不仅互惠双赢,而且潜力巨大,我国应出台政策规范各方行为,实现参合农民、政府部门和商业保险公司三方的共赢。
四、有待完善的政策和制度建设问题
1.制度设计问题。保险公司受政府部门委托承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只负责具体业务,包括资金存储、业务管理和按规定发放补助。收缴和补助的方案都由政府决策,政府自负盈亏,卫生部门负责监督。保险公司按基金的一定比例提取管理费。这是目前绝大多数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地区所采用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可避免保险公司为追求商业利益而降低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不能发挥保险公司在精算技术,风险控制方面的优势。从新乡的试验看,由于不是保险公司直接经办,无法调整方案设计上的明显缺陷,导致资金沉淀过多;另外,保险公司对医疗机构的管控能力偏弱,病人可到所有的医院住院,保险公司无法利用定点医院的选择机制控制费用,且无法制衡医院以药养医、医疗行为不规范等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当保险公司要求医院履行规定时,卫生部门常常替医院说话。为此,建议民政部门组织专题小组,联合商业寿险公司和卫生部门,系统研究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托管给保险公司,实行管办分开的政策险方案,规范各方的权责利益范围,使保险公司的自由经营活动不受影响。
2.合作医疗主管部门支持不力。目前的农村合作医疗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由卫生部门主管,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由政府组织建立,其管理和运作成本完全由政府支付。由于试点地区合作医疗基金沉淀较多,卫生部门可获得一定的管理费用,所以大多数地区倾向自保,卫生部门不希望商业保险公司涉及此项业务,故不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合作医疗,甚至认为商业保险公司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可能管理好农民的合作医疗基金。实行商业化运作的部分地区,合作医疗主管部门与保险公司协商的管理费用相对不足,影响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和持续性。“新农合”作为涉及数亿农民利益的国家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是需要很强政策支持的庞大系统工程,目前,保险公司在“新农合”中的地位尚未完全明确,有待政策层面的明确支持。
3.政府对保险公司的政策支持问题。商业保险公司开办社会保障性业务,承担着一部分与社会稳定有关的社会保险职能,风险大、成本高、经营困难,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社会保障性业务应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从国际经验看,鼓励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措施很多:一是把部分法定医疗保险费用支付业务委托保险公司管理;二是对鼓励发展的健康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甚至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三是对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单位在一定限额允许税前列入成本,对个人则免缴其健康保险部分的个人所得税等。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商业化运作缺乏政策法规的基础保证,政府基金也不能保证及时足额到位,给商业化运作带来经营隐患,商业化运作也没有税收优惠政策。商业医疗保险特别是在农村开展商业医疗保险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现阶段,国家仅对短期(保险期不超过一年)医疗保险免征营业税。国家应鼓励保险公司更积极地介入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在一定时期免征介入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保险公司的所得税。为配合城镇职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政府鼓励企业建立由保险公司经营的补充医疗保险,不超过工资4的补充医疗保险费用开支可以计入成本,在税前列支。农民如能按相应比例采用冲减农税的办法或其它办法,让农民也同样能享受到类似城市人的待遇,也不是完全不可行的。
商业保险新政策篇5
涉外保险是具有某些涉外因素的企业保险，保险合同的一些要素，如保险标的、被保险人、承保风险或者是标的所处位置等具有跨境性质，且保险金额和保险费通常以外币标明。我国涉外保险存在于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两个层面，其发展过程与我国对外经贸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
我国的涉外保险发展
由于保险在中国本身就是个舶来品，从其在华诞生之初，就先天地具有“涉外”性质。新中国成立后至1980年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期间，中国仅有被称为“国外业务”的水险业务和再保险业务，主要承保当时国家经济和军事需要的进口物资。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大丰富了涉外保险的内容。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的涉外保险已经包含了普通企业保险涉及的绝大多数险种，涉外保险产品与国内保险产品相比，在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涉外条款一般更加贴近国际上通行的一些标准保险条款，承保范围一般比较宽泛。
政策性的涉外保险通常承保商业保险公司无力或不愿承保的政治风险，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目前这两个险种在我国均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代表政府承办。我国于1989年就推出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出口企业因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导致的收汇风险。20io年中信保总承保金额和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金额均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在全球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中名列前茅。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占我国同期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高于20％，超越了国际平均水平。出口信用保险提升了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出口结构优化，服务于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相比而言，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展较为滞后。数据表明，从1990-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缓慢，年度流量有11年都在30亿美元以下。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共十届五中全会确立了“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成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契机。从2002年底开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增设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险，投资保险承保的风险范围主要包括征收、汇兑限制、战争以及政府违约四个方面。2009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565.3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居发展中国家第1位。与此同时，中信保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金额迅速扩大，2010年1～8月，海外投资和租赁保险业务实现承保金额42.9亿美元，同比增长52.0％。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特征
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征收、汇兑、战争、政治内乱、政府违约等。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政治风险是阻碍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新兴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我国海外投资的地域分布来看，87％的投资分布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这些国家政局不稳、内乱内战频繁，使得许多海外投资直接遭受政治风险的威胁，甚至血本无归。
财务风险财务风险主要指国际市场以及东道国的利率变化、汇率变动以及商品价格变动等与财务密切相关的一些风险。跨国企业的各种经营要素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风险与一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政策联系紧密，更多的是一种系统风险。
运营风险运营风险包括传统上的灾害性风险、操作风险以及经营集中性风险、商誉风险和信用风险等。从2009年我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占比较大的大多是运营风险比较高的行业，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
战略风险这类风险源于人口因素、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因素、技术因素、法律环境、消费者偏好、全球变暖等企业外部因素。对于这些风险，企业自身很难进行风险控制，但往往可以通过企业战略调整减少损失。在这些方面，传统的保险公司无能为力，但是有一些大型的国际保险机构利用其丰富的服务经验、广泛的国际-触角以及卓越的人才实力，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对上述战略风险进行分析研究，从而间接地为跨国企业提供风险管理服务。
涉外保险服务于“走出去”的远景展望
政策性保险层面
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在一定时期内仍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的政策性保险进行风险转移。在现有基础上，政策性涉外保险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有发展空间。
扩展承保风险和接纳更多的投资方式国际上，政治风险保险制度最早承保货币不能兑换风险，后逐步将战争、政府征用、政府没收、国有化、外汇禁止汇出、政治暴力，包括战争、革命、叛乱、政治动乱、和敌意破坏等风险纳入承保范围。而我国海外政治风险保险制度的承保风险宜在条件成熟时逐步扩展。另外，在投资方式方面，很多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可以承保股权、贷款、债券等投资方式，而这些经验对于中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都具有参考价值。
将利润或收益损失纳入承保责任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保险除了承保风险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以外，还赔付间接的利润或收益损失。例如，美国opiC的政治暴力保险承保被保险人的营业收入损失，而opiC的投资保险还承保投资的预期收益，总保险金额可按投资总额的270％承保，其中有180％就是承保投资收益上的间接损失。而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上营业收入保险仍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故我国政策性涉外保险实务中也鲜有承保间接损失的做法，还远不能够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
促进承保主体多元化，开展与保险经纪人的合作许多发达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和海外投资保险市场是对商业保险公司开放的，形成相互补充的作用。投资者一般先寻求商业保险公司的投保渠道。在有些国家，政府机构与商业保险公司联手为某些超大海外投资项目进行承保，另外，在政策性保险承保的项目到期后，往往由商业保险公司接手继续承保。未来我国可以进一步放开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适度的竞争，改善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我国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单独设立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公司，致力于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承保。另外，在展业方面，国外的政治风险保险机构积极寻求与合格的保险经纪人的合作，尤其是其针对中小企业的保险服务，更加需要保险经纪人的介入，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如果我国的政治风险保险能够将保险经纪人纳入合作范围，其影响力和效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约有70％来自于大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仅占7.5％，股份有限公司仅占7.2％，中小企业海外投资还没有形成规模。海外投资保
险应该更多地鼓励中小企业走出海外，在政策上和产品设计上要照顾到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求和实际需求。很多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计划中都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内容。例如，美国opiC设立了小企业服务中心，可以为年营业收入小于3500万美元的小企业提供直接贷款和贷款担保，直接贷款额度从10万美元到1000万美元不等，贷款期限为3～15年，贷款利率在整个合同期间固定不变。获得opiC贷款的小企业还有资格以优惠费率一揽子购买常规的政治风险保险，无需更多的申请程序。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已开始关注中小企业的投保需求，而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还有待于针对中小企业的需求进一步地完善。
培育海外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使命感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也不断发展，很多国家已将Sa8000列为投标资质标准。而跨国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在东道国的公益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以及环境责任，就可能招致诉讼产生责任风险，甚至还引发罢工、抵制等社会风险。有些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将对东道国自然环境保护和雇员利益维护作为资格审查的标准之一，注重培育跨国公司投资的社会责任感，最终目的是确保本国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商业保险层面
商业保险市场的涉外保险以往主要针对出口贸易和国内的三资企业和海外投资项目。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方式转变后，商业保险市场亦大有可为。
要积极争取和参与政策性险种的商业化经营出口信用保险在很多国家早已实现了商业化经营，而国际上一些比较大的保险机构，如aiG和劳合社还可以提供海外投资保险。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海外投资保险更具有灵活性，且保险公司在商业保险领域与企业已存在交流和默契，我国目前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领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逐渐参与到政策性保险领域中来，将是我国涉外保险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提高传统商业保险领域的服务水平由于市场竞争不够充分，国内有很多保险条款对保险人保护过多，对被保险人的保障范围过于狭窄。例如，商业财产保险中，我国保单条款一般不采用国际条款使用的“共保比例”规定，而沿用保险金额只有等于保险价值才构成足额保险的惯例，变相提高了企业的保险成本，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跨国公司更显不公。
积极开发跨国经营所需险种商业保险公司在产品、服务创新方面更需迎头赶上。例如，责任风险是企业跨国经营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经营风险，从我国2009年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占流量30％多的包括科研技术及软件开发的商务服务业存在重大职业责任风险，占流量23.6％的采矿业面临突出的环境污染责任风险，占14.5％的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面临巨大的产品和工程责任风险等。在美国，责任保险保费占非寿险保费收入约25％，而在我国这个比例只有不到4％。此外，信用保险、保证保险、营业中断保险、商业犯罪保险等险种在我国国内保险业务中显得比较薄弱，还不能满足跨国公司的保险需求。
商业保险新政策篇6
强有力的政策扶持1984年开始执行的medicare制度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私人健康保险业的发展，因此，为了扶持私人健康保险以平衡medicare和私人健康保险间的关系，澳大利亚政府自1996年开始分三阶段推出极具针对性和有力的扶持政策(表1)。［5］第一阶段扶持政策推出后，由于1996年《私人健康保险法案》中财政补贴力度较小，设置的条件和限定范围较多，而《医疗税修正法案》针对的高收入人群原本购买私人健康保险的比例就非常高，因此该阶段法案并未对私人健康保险市场份额的扩大起到太大推动作用。所以，为了进一步推动私人健康保险业发展，第二阶段的扶持政策增强了对健康保险的补贴力度，取消了对补贴人群的收入限制，增加了65岁以上人群的保费补贴比例，并起到初步推动作用，私人健康保险参保率也从1997年的29．7%上升到1999年的31．1%，但与政府预期目标仍有较大差距。2000年推出的第三阶段终身医疗保险制度的扶持政策，则极大地推动了私人健康保险覆盖率的增长，2001年的参保率高达45%。终身医疗保险制度鼓励消费者尽早参保，以31岁为界限，31岁之前以较低的保费参加私人健康保险，享受较大优惠;31岁之后每延迟一年参保，则需额外支付2%的保费。此外，政府还推出了多项鼓励政策，以丰富和完善私人健康保险产品结构，极大地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德国
德国医疗保障制度由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组成，月工资收入超过法定界限(4000欧元/月)的居民可自愿选择参加法定社会医疗保险或是商业健康保险。［3］德国的商业健康保险业走的是专业化经营道路，2007年德国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达到27．97%，其中，基本型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为10．4%，费用补充型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为17．5%。专业化经营和管理专业化经营是指健康保险业在专属经营和监管的环境下，创新健康保险管理技术、延长健康保险产业链、加强与医疗机构的合作，并积极参与政府医疗保障项目，为消费者提供综合质优的健康管理服务和保险。在德国，保险业实行寿险、财产险、健康保险分业经营，即经营寿险和财产险的公司不得经营商业健康保险，反之亦然。由于商业健康保险的风险发生率与寿险有着明显区别，前者是基于疾病发生率而后者是基于死亡率来计算，因此，专业化经营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建立本行业的精算原理、风险评估及控制技术、管理方法等，并有利于监管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在德国有48家专业经营商业健康保险的公司，建立起独特的医疗健康网络，在产品开发、核算定价、核保核赔、信息系统、数据统计和分析、经营流程、客户服务和管理、医院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6］而在拓宽健康保险产业链方面，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旗下最大的健康险公司———德国健康保险公司(DeutscheKrankenversicherung，DKV)于2001年启动了“thinkHealthcare”(关注健康)的长期战略，以不断整合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资源，其中DKV子公司almeda通过远距离遥控和监测技术提供专业化疾病管理服务。［7］此外，德国商业健康保险业非常重视精算人才培养，这有助于降低商业健康保险的各类经营风险的发生。目前，德国精算学会1710名会员中约有250名健康保险精算师及250～300名数学家，主要为40多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提供服务，包括健康保险新产品费率计算、理赔资料分析、费率调整、准备金计算等。多层次的产品结构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非常重视产品的创新与开发，满足不同群体需求以提升公司竞争力，其中，既包括针对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替代型产品，也有针对已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型医疗保险产品和项目。［9］替代型保险主要包括综合医疗费用保险业务(包含门诊、住院、牙科治疗等费用)、收入保证保险业务、自愿长期护理保险业务，这是目前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主营业务。补充型医疗保险主要包括附加住院费用保险、附加门诊费用保险、附加住院津贴保险、附加收入保证保险、预防保健费用保险、健康服务提供，主要定位于中高收入人群，类似于高端商业健康保险。
美国
美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其经营主体众多、保险产品品种繁多，趋向于由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经营，其2007年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达到65．5%，其中，基本型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为57．9%，费用补充型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为7．6%。［3］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虽然商业健康保险的运作效率高、产品品种丰富且多样化，但是以商业健康保险为主体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公平性较差、医药费用较高。因此，为了控制医疗费用上涨并降低风险，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引入管理式医疗模式。由于医疗卫生费用不断上涨，美国政府于1973年通过了健康维护组织法案，允许更多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参与政府的医疗保障制度管理，开始了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的探索。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主要通过保险公司与医院职能融合，保险公司不仅负责费用的收取和赔付，而且进一步介入医疗服务提供和监督过程。美国管理式医疗保险组织由Hmo、优先医疗服务提供者组织(preferredproviderorganization，ppo)、排他性医疗服务提供者组织(exclusiveproviderorgani-zation，epo)、服务点计划(pointofService，poS)组成，其中以Hmo为主体。［10］与传统商业健康保险模式相比，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能主动控制风险，有效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服务效率及质量。由于在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下，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按人数预付费方式直接或间接介入医疗机构监督和管理，来控制医疗服务质量和费用，并可以执行对重大医疗方案的审查，因此，保险公司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医疗成本控制。纳入健康管理理念美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在保险产品及服务中非常重视健康管理及疾病的预防，即通过组织和管理上的创新来更好地促进居民健康，达到控制医疗费用快速上涨、降低健康保险经营风险等目的。例如美国最大的健康险公司维朋，开发了一系列标准化的医疗服务方案，根据被保险人健康状况提供分类保障计划。而在服务提供过程中，通过家庭医师转诊推荐制，对居民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并遏制过度需求，控制费用增长。研究表明，纳入健康管理理念的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在费用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Hmo可以比传统商业健康保险组织低14．7%的成本来提供相同保障范围和医疗服务，而ppo则能以低6．1%的成本来提供。
商业保险新政策篇7
一、洛阳市新农合制度开展情况[1]
（一）基本情况：
该市于2003年9月开始新农合试点工作，首批试点县为新安县，2006年试点范围扩大至新安、偃师、嵩县、宜阳等4县（市），2007年该市实现了新农合制度的全覆盖，当年全市参合农民428.09万人，参合率90.5%，筹集资金2.14亿元。2013年全市参合农民485.9万人，参合率99.82%，筹集资金16.52亿元。截至2013年10月，该市共有4075.79万人次的参合农民享受到新农合制度实施带来的实惠，共补助报销49.09亿元。其中住院补助44.82亿元，补助256.2万人次，封顶补助1201人。
（二）运行管理机制情况：
1.传统与新运行机制并轨运行：2013年9月底以前，该市新农合按照两种运行管理机制运行，即2007年以前试点县（市）按传统运行管理机制运行，此四县（市）的新农合工作由卫生部门设立的经办机构进行管理，该类试点地区2013年参合农民221.09万人；2007年新增的12个试点县（区）则按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补助支付业务的新运行管理机制运行，该类试点地区2013年参合农民264.81万人。
2.全市全面推行新运行管理机制：经过近七年的探索完善，新运行机制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显现，2013年10月1日，该市政府妥善解决原按传统运行机制运行县（市）经办人员的分流问题，并将其新农合业务统一委托中国人寿洛阳分公司具体承办。
从2007年（90.5%）、2013年（99.82%）该市农民的参合率看，新农合制度得到了该市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认可，而2007年以后两种运行管理机制并轨运行、各展优势、相互竞争，以及服务中树立的以人为本、便民利民的理念和推行的市内自主择医及快捷、标准化一站式结报服务等措施，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新运行机制的做法、特点及成效
（一）特色做法：
该市根据新农合制度运行的特点、管理的重点环节和工作实务，结合国家卫生、财政、审计等监管部门的管理要求，认真借鉴新乡、江阴、晋江等地的成熟做法，在消化吸收和扬弃的基础上，科学设计了有别于他们的新运行管理机制。
1.实行业务监管与经办分开：该市一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新农合补助支付业务委托中国人寿洛阳分公司具体承办，并以《洛阳市新农合补助支付业务委托承办协议》的形式明确了双方的权利、责任、义务和违约惩处机制，确立了基金型的受托服务模式。市财政每年按其承办县（区）1.1元/参合农民的标准（2007年按0.75元/参合农民的标准支付）向该公司分季度支付委托管理费用，并留其委托管理费用的10%作为该公司的履约保证金，视其履约情况和卫生、财政、审计等部门的年度考核结果返还。该公司靠政府支付的委托管理费运转，不承担基金运行风险。二是市政府出台了《洛阳市新农合管理暂行规定》，细化了卫生、财政、审计等部门和商业保险公司、定点医疗机构的职责分工，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确立了政府组织引导，中国人寿承办补助支付核补业务，定点医疗机构提供医疗与即时结报服务，卫生、财政、审计等部门共同监管的新农合组织架构和新运行管理机制。三是时任省委常委、洛阳市委连维良书记亲自指导、设计，并具体解决推行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为洛阳模式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2.实行基金管理与使用分离：该市通过统一全市补助政策、推行定点医院即时结报和终止经办机构直接为参合农民办理报销业务等措施，有力保证了补偿政策的即时兑付和正确执行，堵塞了管理漏洞，实现了基金管理在业务层面的二次分离。一是在基金财政主管与经办机构使用层面，严格落实基金财务制度、基金会计制度和专户储存、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利息滚存、封闭运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和资金拨付全部银行转账的管理规定，完全符合了国家有关新农合基金的管理要求，实现了基金管理与使用的第一次分离。二是在经办机构与基金具体使用层面，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审核（100%审核）、保险公司核补审核（100%核审）、监管部门监督稽核（抽查30%稽核），实现了经办机构与新农合基金个体补助间的第二次分离和使用过程中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各县（区）财政局、合管办根据该公司按月上报的定点医院直补资金核补金额、用款计划和监管部门最终稽核结果，按月拨付新农合结算报销基金。
3.建立部门间监督制约机制：该市通过协议约束机制、履约保证金制度、年度基金回缴财政专户制度、承办方案审批制度、年度审计制度和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审核、保险公司核补审核、卫生主管部门监督稽核、审计部门年度审计、监管部门年度联合考核、群众监督举报（补助公示）等多层面监督，在新农合业务监督和基金使用管理方面形成了主要管理部门与具体业务部门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特别是新农合业务监管与具体补助业务经办由互不隶属的两个部门分别管理、经办，明显有别于传统运行模式。
4.实现延伸业务互为补充：该市发挥该公司同时经办新农合和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保险的优势，整合基本医疗保障经办管理资源，借助新农合管理服务平台，将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保险与新农合补助实行一站式服务，大大方便了参合农民和城乡困难群众，明显降低了定点医疗机构和该公司的人力资源负担及运行成本。
（二）主要特点：
“洛阳模式”坚持业务主管、监管主体、补助窗口、承办人员及基金运转形式与卫生部门统办统管的传统运行管理模式一致的原则，强化卫生部门在新农合业务和监管方面的主导地位，发挥定点医疗机构卫生部门直接管理的行业优势，借助健康寿险公司的科学管理体制、既有营运网络和多年经办健康险业务的长处，真正形成了监管与经办分开、资金管理与使用分离、核心业务部门间互不隶属、层层相互监督制约、延伸业务互为补充的运行管理特色。
（三）取得成效：
该市的有关做法先后顺利通过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审计部门的多轮专项审计，得到了国务院、国家医改办及国家业务、行业主管部门主要领导与专家们的充分肯定，探索出了一条管办分离、监管到位、运行安全、成本较低的符合该市具体实际的新农合“洛阳模式”。该模式作为商业保险公司承办新农合业务的范例被原国家卫生部和保监会向全国进行了推广，并获得部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目前，在该市凡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保险的农民，均可在该市任何一家定点医院享受先看病、后付费和出院即时结报服务。参合农民患者凭合作医疗证、身份证，入院时不用交住院押金，出院时，仅需交纳其住院费用的自付部分，参合农民的就医负担大大减轻，补助报销快捷方便，市内住院即时结报率达到97%以上。2012年，作为河南省副中心城市的该市，其参合农民的次均住院费用、增长幅度分别低于全省207.18元和8.54个百分点，住院实际补偿比高于全省1.48个百分点。
三、两种运行管理机制的异同点
（一）相同点：
1.基金筹集与统筹形式相同，均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以县（市、区）为单位集中统筹，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
2.业务主管与监督管理主体相同，均为市、县两级卫生、财政、审计部门。
3.参合农民即时结报承办及窗口、承办人员相同。
4.基金管理形式相同，均按财政部、卫生部制定的新农合基金财务制度、会计制度要求，实行专户储存、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和利息滚存。
5.运转形式基本相同（只是新运行管理机制多出一个由保险公司拨款和基金使用多部门制约监督的环节，即医疗机构出院直补、保险公司按月核补、监管机构当月稽核）。
6.对于参合农民来说补助报销与核销流程完全相同。
（二）不同点：
个人认为该市两种运行管理机制的不同点集中在新农合基金的管理使用和过程监管方面。
1.对新农合基金运用的监管稽查不同：
在传统运行管理机制中，新农合业务由当地卫生部门即新农合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合管办”）统办统管，医院定点医疗行为和对参合患者的报销业务的管理由隶属该合管办的两个业务科室具体承担，医院按月向合管办提交直补凭证和原始病历，经合管办核查无误后划拨资金，不予核补资金口头或书面告知定点医院。大致流程见图1：而在新运行管理机制中，补助支付业务由中国人寿洛阳分公司承办，由其负责建立的市、县、乡三级补助服务中心（站）具体承担定点医疗机构直补资金的核补业务。各级定点医疗机构的新农合窗口服务人员按月提交直补凭证和原始病历到相应补助服务中心（站）办理核补手续。补助服务中心（站）按照“系统对病历、病历对清单、清单对系统”三对照原则对所有补助凭证及原始病历100%进行审核，核准应补助费用，留存报销凭证和建立凭证档案，并将不予核补的资金书面告知定点医院及参合农民注册地的县级新农合管理部门。监管机构即新农合监督管理办公室对保险公司已审凭证按30%进行行政稽核。这种新运行管理机制建立了补助支付业务承办机构内部稽核、监管机构行政稽查和审计部门年度审计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从制度上实行了管办分离、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进一步保证了基金的安全和正常运行，有效解决了传统运行管理机制中卫生部门一家统办统管、既监督又承办补助业务又购买定点医疗服务而导致的监管与核补业务经办不分、隶属一家不能相互制约、监管难以到位的问题。大致流程见图2：
2.新农合基金管理与拨付过程不同：
在传统运行管理机制中，基金管理为新农合筹集资金直接进入财政专户，由县级财政部门管理，拨付过程则为县级合管办审核直补凭证后向本级财政部门提出申请，然后由合管办或财政直接向医院进行拨付，具体见图3：
在新运行管理机制中，中国人寿保险洛阳分公司在国有商业银行设立新农合基金支出专户，参与新农合基金（流转金）的有限管理；定点医院建立新农合补助资金专账。资金沿财政新农合基金专户（支出户）中国人寿方面支出专户定点医院基本户（专账管理）参合农民（补助款）结余及利息回缴财政新农合基金专户的环单向运行。
具体见图4
四、两种运行管理机制的优劣比较
（一）新运行管理机制的优劣点
1.优势：
1）新机制引入第三方管理，实现了管办分离、独立运作、基金使用分离，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有效解决了卫生部门一家主办时既管又办、既购买服务又提供服务从而导致监管难以到位的问题，是新医改积极探索的一种运行管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
2）有利于提高新农合信息化管理水平。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管理的费用由市级财政负担，管理网络由该公司统一承建，可以较好地解决县级财政困难情况下的新农合信息化统一管理问题。
3）有助于新农合管理部门与商业保险公司间形成风险共担机制。中国人寿洛阳分公司同时承办了该市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保险，在该类人群管理方面已与新农合管理部门形成了风险共担机制，2014年建立新农合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后，风险共担机制将更趋完善，能更好地保障制度和基金安全。
4）实现了两部门的强强联合、相互监督、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政府可以借助中国人寿方面在财务、人事、业务垂直管理等方面的固有优势，合理利用其已多年承办健康保险和城镇职工（居民）医保、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保险等业务的长处，提高新农合基金使用的准确性，快速开展业务，实现参合农民异地即时结报服务。对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而言，参与新农合业务对其品牌价值在消费者心中的提升、进一步密切其与政府的关系，降低未来与政府合作的门槛有积极影响，其也有可能通过参与新农合从政府处得到其它保险业务，并根据新农合数据开发新产品，[3]同时推动其它健康险业务开展。另外，藉此服务延伸的短号码服务平台，还可为参合农民提供补助告知、政策解答、寻医问药、预约挂号、专科专家及专病治疗介绍等一系列服务，进一步拓展企业形象，体现社会责任。
5）有利于实现跨省新农合即时结报。将来可利用商业保险公司全国联网的服务平台及遍布城乡的网点优势，实现全国新农合的异地即时结报和意外伤害的异地协查，大大便利参合农民和降低经办运行成本。
6）有助于实现当前我国医保政策多部门管理现状下，多种政策性基本医疗保障业务服务平台的统一管理和无缝衔接，并能减轻政府行政成本和防范重复参保、重复报销等违规行为。
2.现存缺陷：
1）增加了资金流转和协调环节，协调不好情况下可能影响工作效率。
2）现阶段政府尚未从政策上完全落实乡级监管人员的编制和经费保障。
3）委托管理费用核定标准较低，近5年没有调整，影响保险公司聘用高学历、高职称的专业审核人员。
（二）传统运行管理机制的优劣点
1.优势：
1）由卫生部门统办统管，工作协调环节少，有利于政策执行的一步到位、准确性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2）经办机构的经办人员（事业编制）一般从卫生系统内产生，易于发挥部门优势和核补的专业优势。
3）是当前我国、我省新农合运行管理的主流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县、乡两级经办机构的人员编制和经费，乡镇卫生院负担较小。
2.缺陷：
1）未实现管、办分离。既购买服务，又提供服务从机制上可能影响监督管理的成效。
2）经费保障易受县级财政状况的影响。财政困难县的经办机构经费保障不足，信息化建设水平不高。
3）容易产生核补业务不公正的问题。新农合补助服务缺乏制约机制，存在管理缺陷，直补资金和核补业务易受人为因素干扰。
通过对该市两种运行机制的优劣对比，特别是该市在并轨运行近七年后选择全面推行新运行管理机制的做法，至少可以得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的基金受托型服务较之传统运行管理机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更适应于洛阳实际，同样也能适用于全国其它同类地区。
五、商业保险公司介入新农合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有着相关部门政策上的鼓励支持，但商业保险公司介入新农合业务仍面临重重挑战，需破解诸多难题。
（一）商业保险公司的营利性动机或与新农合的公益性相冲突：
新农合是为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而建立的一种农民健康保障制度，是一项社会事业，具有明显的公益性，更重视公平，这与作为金融企业的商业保险公司的营利经营动机直觉上存在一定的冲突，使得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正确认识其社会管理功能，主观上对其参与新农合业务存在抵触心理。另外，国内保险市场良莠不齐，少部分保险机构为争抢健康保险市场份额而恶性竞争、相互诋毁、夸大宣传和推诿赔付的短视行为，使部分干部、群众也对其声誉褒贬有加、毁誉参半，这使商业保险公司想要参与新农合业务并非易事。另一方面，目前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制度主要实行基金管理型参与模式，缴费及补偿水平都由地方政府确定，而需方垄断的态势使得商业保险公司在与政府协商管理费用及双方权责事宜时明显处于弱势，营利空间受到挤压。参与新农合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具体运行中较难实现盈余，通常只能保本经营，甚至一些商业保险公司还要补贴很多管理费用，加之商业保险公司在参与新农合业务附加利益，如市场知名度的提升等，其实现需要较长时间，且受制于多种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商业保险公司继续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与持续性。目前，全国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的商业保险公司从开始的7家已缩减至3家大型公司。
（二）既得利益者的抵触与原经办人员的分流问题困扰政府决策：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最大的困扰和阻力来自既得利益的抵触和阻挠。由于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主要参与的是补助支付业务（政府一般不能将属于行政监督、医疗机构监管的职能委托保险公司），也即医疗费用补助报销的审核业务，对既得利益者——经办机构的费用审核人员来说，可以是其自由裁量权发挥到极致或私下权力运用最大的地方，而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则拿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与权力，切断了他们与不正当医疗机构间摆不上桌面的东西，自然就会受到强烈抵触。而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必然导致原经办人员的转岗、分流问题，则是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的第二大阻力。由于政府担心转岗分流人员安置不好会出现内部不稳定、群体上访和矛盾集聚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虽有想法但推动乏力，存在裹足不前、瞻前顾后、不愿涉及等顾虑。此外，不少地方的卫生部门，由于缺乏对“洛阳模式”的了解，也担心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服务后会失去或削弱对新农合制度的控制能力，而心存顾忌。
（三）存在定点医疗机构不配合或消极应对的情况：
在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另一个重要困难是与定点医院的合作，其参与新农合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点医疗机构能否配合。在现有医疗体制下，医院与商业保险公司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实体，二者间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双方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作关系。在新农合的实施过程中，医疗费用快速增长，与医疗机构诱导需求、住院和保内药品、国家基本药物使用率不高不无关系。医疗服务提供者对发生就医农民的住院时间长短、治疗方案、是否发生医疗费用及发生多少等起着重要作用，而商业保险公司则难以介入到医疗服务选择的过程之中，无法控制和约束违规定点医院的医疗行为和趋利动机，进而难以控制新农合基金的支出风险。由于作为新农合监管者的卫生部门有时会采取姑息的态度，即使处罚也是内部处理等原因，在商业保险公司遏制以上这些不正当行为时，自然就会引发定点医疗机构的抵触和不配合态度，进而阻碍其工作的深入开展。[4]
（四）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的基础条件薄弱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卫生统计工作一直未能全面建立，一些地区缺乏详实的统计数据积累，导致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的委托管理费率厘定缺少科学数据支持，有时存在盲目决策和拍脑瓜确定费用问题。基础条件薄弱还表现在农村医疗资源的欠缺。在部分农村地区，医疗服务基础设施条件差，乡（镇）卫生院设备陈旧，医务人员专业素质不高，药品市场混乱，这使商业保险公司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难度加大，对医药费上涨过快等现象不能及时遏制。[5]而对于缺少农村机构网点的公司来说，新辟市场需要机构建设、人员招聘培训等较大的投入，加上新农合筹资水平低、筹资成本高，使得其参与新农合面对一系列困难和挑战。
六、商业保险公司承办新农合业务的完善措施
（一）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商业保险公司承办新农合业务提供政策法律支持：
我国相关政策在商业保险公司承办新农合业务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对于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新农合业务十分重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的明确要求，针对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困难，国家卫计委、财政、保监会等部门应加强沟通协作，联合制定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的有关制度和规定。通过政策法规建设，一是使新农合制度的管理、监督有法可依，并规范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服务的基本准入条件、资格获取形式、参与服务方式、服务经营行为，明确违规惩处的条款，以保证管理服务的稳定到位及新农合基金的安全，为商业保险公司推进这项业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确定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参合农民三者之间各自的地位与法律关系，强调政府在其中的管理责任和经济责任。[6]三是出台相关减免税收及费用补贴政策来调动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的积极性。
（二）取得地方党委政府支持，是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成败的前提：
参与新农合业务之前，商业保险公司必须通过积极汇报和促请主管领导实地考察来使当地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能对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有一个全新的、客观的、正确认识，力争得到当地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主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离开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要想取得成功是难以想象的。其二，必须得到卫生、财政、审计等政府工作部门的支持、帮助与配合，不然实际运作起来肯定会处处制肘、事事不顺和效率低下。其三，商业保险公司必须按照政府委托事项、委托服务内容，摆正位置，弄清以上各方的工作关系和职业角色，通过积极汇报、建言献策，加强部门沟通与协调，形成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并以诚实守信的履约精神、精益求精的专业服务和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为全体参合农民提供公平的均质化服务。其四，借鉴郑州、洛阳两地的做法，妥善做好原经办人员的转岗分流问题，保证新农合工作不受影响。
如果没有时任省委常委、洛阳市委连维良书记、郭洪昌市长的高度重视、亲自指导、精心设计和大力推动，没有市委常委吴中阳常务副市长、高凌芝主管副市长的组织协调，没有卫生、财政、审计、人事等部门和县（市、区）政府、中国人寿洛阳分公司的通力配合和积极努力，没有原国家卫生部和国家保监局领导身临基层的多次悉心指导，“洛阳模式”注定不会成功，也肯定不可能作为范例向全国进行推广。
（三）谈判商定服务协议，为参与新农合业务奠定坚实的可持续发展基础：
政府在与商业保险公司谈判商定服务协议时，一是要根据委托服务的内容、业务量及其潜在增长情况，结合人力成本、运行成本、固定资产投入（如设备、职场装修、档案库等投入）等的测算数据，合理确定委托管理费用，并视社会成本变化情况对该费用实行动态管理，不能一成不变。二是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义务和具体违约责任，并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和财务数据、支付凭证、会计账册、参合档案等移交制度，以使新农合制度运行不会因商业保险公司的违约和中途退出而受到任何影响。特别是要对服务的内容、质量标准、服务网点及体系建设、人员选用及其政策业务培训、信息化管理、基金管理、财务与会计制度、凭证档案管理，以及未尽事项明确、争议解决途径、协议有效期等都要按照规范的格式协议进行具体约定。三是政府也要综合平衡降低行政成本与购买高质量管理、高素质人才服务的关系。不能单纯以降低行政成本为主要目的，不考虑商业保险公司的基本运行成本。商业保险公司也不能为争取参与新农合业务，而恶性竞争，相互打压，以极低的委托管理费率屈从政府的压力。这些都不利于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业务的长远发展和新农合制度的平稳运行。两者最佳的平衡点就是政府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有效的医疗保障，而不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差的服务。
（四）加强商业保险公司能力建设，更好地适应新农合制度发展的需要：
商业保险新政策篇8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须考量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等。我国现行由中国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模式利弊兼有。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我国应确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人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效率优势，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商业保险新政策篇9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于1982年正式恢复，由于缺乏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主要走商业化的道路，在经历了几年运行之后，不断萎缩。2004年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全面铺开，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等农业保险公司相继获批成立，江苏、浙江、四川、内蒙古等省份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始启动。2006年，全国多数省市区采取多种模式和渠道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2007年，中央财政注入10亿元资金于首批被列为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的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南、新疆、四川六个省区。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60.5亿元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这一数字比2007年增加近两倍。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仍是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险种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突出，正式制度的创建问题并没有解决。
二、部分省市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与问题
(一)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及经验
1、“以险养险”的大农险模式
保险公司不但经营农业保险，而且经营农民健康保险、农民财产保险、农村住房保险等一系列事关“三农”问题的保险业务，在扩大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实现以赔付率较低的险种(如住房险)养赔付率较高的险种(如种植业险)。这种模式以上海、吉林为代表。
上海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以险养险，即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和商业险种的收益来弥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可能产生的亏损。上海模式是目前运行较好的农业保险模式，但这种模式其它地区很难复制。
2、黑龙江“互助制模式”
黑龙江省的阳光农业保险公司是一家“相互制”性质的保险公司。该公司在日常运营中较重视投保人的利益，且名义上不通过公司的对外经营获取利润，所以保险公司的规模和资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一旦出现灾年，保险公司需赔付的资金较多，而且需要得到赔付通常都是参保的农民。只靠参保农民之间筹措的资金，明显不足以满足高赔付资金的要求。资金受限是相互制保险模式的保障能力比其他类型的农业保险弱的原因。
3、以“共保”为主的浙江模式
2006年，浙江省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农民自愿”为原则，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采取“互助合作”和“共保经营”两种模式。共保经营是主体模式，由省内10家商业保险公司组建成立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以“独立建账、独立核算、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为管理核算制度共同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共保”模式是国内外保险界应对罕见巨灾和损失概率不确定的重大项目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可以降低独家公司承保的风险，提高应对巨灾风险时的承受能力。但存在试点的区域过小，无法在空间上分散风险的问题。
4、四川省的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模式
四川省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自办的代办模式。试点地区政府均采取以财政奖励代替补贴的政策，即农户可在投保后可持相关证明到有关部门领取保费补贴，为保费补贴的及时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种模式实施中，保险公司的商业化意识较浓。保险公司一方面愿意积极参与试点，把试点作为抢滩农村巨大市场的契机;但另一方面又想把试点风险控制在最低范围内，客观上造成了保险产品单一、条款不尽科学合理。
(二)农业保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补贴问题
从长期来看，要发展农业保险，无论采取上述何种农险模式，如果没有充足的财政补贴，只能起到有限的保障作用。在浙江、上海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财政资金雄厚，而农业占地区GDp的比重较小，无论采用“共保体”模式，还是实行“大农险”模式，政府补贴充足，能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政府补贴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2、农民购买力与购买愿望较低的问题
我国农户家庭生产规模小、收入水平低、保费支付能力不足，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
3、农业风险无法分散的问题
保险的大数法则，即投保主体越多，则保费越低，保障的风险也越低。农业风险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就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跨区域的保险对象同时受灾。因此，要想分散农业风险，就必须在更大地域甚至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然而由于国家扶持力度有限，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尚未大面积铺开。
4、农业保险法和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缺失
农业保险虽然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但仍缺少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或相关的保险的实施条例。农业保险体制相关规定的缺失，使得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地位不明确，即使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也缺乏法律依据，导致了在实际运营中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过于集中，很难实现农业保险公司的持续发展。
各试点地区的农业保险公司都面临着农业再保险缺失的问题。一旦巨灾发生，农业保险公司由于面临巨额索赔而存在破产的风险。国家在农业再保险领域和农业风险基金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与我国农业大国的地位、“三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不相称。
三、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保险的发展之路
(一)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农业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决定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国家财政支持、商业化运作，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分散风险，并逐步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和市场监督机制，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即：政府对保险机构经营的政策性农险业务给予财政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依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经营农业保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业保险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大数法则，通过各种方式扩大承保面，以分散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在各地农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全国建立相对统一的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商业保险新政策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医疗改革;商业健康保险;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84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84-02
一、医疗改革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没有人的健康，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疾病防治能力不断增强，医疗保障覆盖人口逐步扩大，卫生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明显改善，但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还面临很多突出问题: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比较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还不够宽，保障水平较低;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价格虚高;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弱化;卫生投入机制不健全，多元办医体制尚未形成，政府卫生投入不足，个人负担较重;尚未建立符合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尚未有效得到解决。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和生态环境变化等，都给医药卫生工作带来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医药卫生体制，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增强人民群众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二、商业健康保险是医疗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确立了医疗保障体系整体框架。首先，新医改方案明确“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这样，医疗保障体系主要包含三大部分:基本医疗保障，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乡医疗救助;补充医疗保险，也就是上述三种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本质上，补充医疗保险也是商业健康保险的范畴。其次，明确了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主体。指出“中央统一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和政策，地方政府负责组织实施管理，创造条件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有效整合基本医疗保险经办资源，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行政管理的统一”，这说明现在主要由卫生部门经办的新农合业务将逐步交由社保部门统一管理。第三，强调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性。明确“加强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与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的对接”，以方便参保(合)人员就医，增加医疗服务的透明度。
二是基本医疗保障范围扩大，保障程度提高。首先，扩大保障范围，实现全民医保。将全国城乡居民分别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共同组成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三年内参保率均提高到90%以上，并在2020年实现全民医保。其次，大幅提高保障程度。新医改方案“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原则，从重点保障大病起步，逐步向门诊小病延伸，提高保障水平”。新方案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将提高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6倍。第三，大幅提高政府投入。根据新医改方案实施细则，三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平均每年投入2833.33亿元。估计每年的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的政府补贴为1200亿元;①每年城乡医疗救助体系支出的政府补贴为50亿元①;每年对困难企业职工城镇职工补贴为50亿元。把上述三项加起来，未来三年内，政府预算用于医保的开支每年平均至少1300亿元。
三是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和作用更加明确。除了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补充地位外，新医改方案还明确“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合理分担费用。特需医疗服务由个人直接付费或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支付。”同时，“提倡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企业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这样，商业健康保险企业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可以更好地在很多领域发挥作用:首先，开办基本医疗保险委托管理业务得到鼓励;其次，开办各类补充医疗保险业务得到政府鼓励;第三，鼓励与工会等社会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医疗互助活动，也可以与医疗救助机构、医疗慈善机构开展合作;第四，鼓励开展各类健康保险业务。
三、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和作用的发挥需制度创新
(一)商业健康保险经营必须专业化
商业健康保险在产品开发、精算定价、风险评估、医院管理、医疗费用控制等各方面都与寿险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医疗保险理赔发生率为6%～8%，企业补充业务理赔发生率为25%～30%，远远高于普通寿险0.3%～0.4%的水平)，经营极其复杂，需要有专门的技术工具、操作流程、信息技术、运作模式和强大的数据支持。但是，目前我国政府强行经营社保补充业务，商业健康保险普遍采用寿险模式经营，一些非专业性保险公司将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开拓其他业务的敲门砖，实施低价策略，对风险的特殊性缺乏足够认识，健康保险业务(特别是医疗保险)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采取这种方式经营商业健康保险，使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商业健康保险起不到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由于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具有的风险大、赔付率高、专业技术性强等特点，一些国家将商业健康保险业务交由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专门经营，许多国家还将基本医疗保险委托给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管理(如美国将老年人医疗计划和穷人医疗计划委托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管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一些较大的传统寿险公司主动退出健康保险市场。
从健康保险业务的经营特点和健康保险的经营实践可以看出，我们要根据商业健康险内在经营规律要求，建立专业化的健康保险盈利模式、风险管控机制、运营管理系统、规章制度体系。开发专门支持健康保险运作的流程、风险控制技术和it支持系统，建立专业的健康保险产品开发队伍、两核队伍、医院管理和健康管理服务队伍，实现健康保险的专业化经营。保监会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例如，德国健康保险监管是与寿险、财险监管并列的三大监管系列之一)，设置专门的健康保险监管部门，实现对健康保险的独立监管;通过推动《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细化落实，建立完善有别于寿险的制度体系，包括明确健康保险的单独核算制度、精算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核保理赔制度和数据管理制度等，为健康保险市场竞争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二)健康保险经营风险管控难题必须突破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形成，商业健康保险的作用将得到体现。但在目前，商业健康保险却发展相当缓慢，其根本原因是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控制和化解医疗费用上涨风险，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由于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涉及到保险公司、医疗服务提供者和病人，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作为付款人的保险公司对病人的情况不了解，对医生的治疗过程不了解，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可避免出现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发生不应该支付的医疗费用。商业健康保险功能的发挥，必须减少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控制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这是商业健康保险存在的前提，也是医疗保障制度完善的基础。
(三)政府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扶持政策必须突破
1.财税政策。财政部[2003]61号文件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企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所需费用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从应付福利费中列支，应付福利费不足部分作为劳动保险费直接列入成本。文件实施以来的经验表明，4%的税前列支比例明显不足。应将上述列支比例提高到6%。允许个人收入的6%在税前列支，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以增强企业和民众的健康保险消费意识、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
2.产品政策。按照现行规定，健康保险产品不能有分红功能[1]，这对医疗保险是对的，但对于长期护理保险则值得商榷。中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而且老年人口数量越来越大。预计201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1.74亿，到202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老年人的问题将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老年人需要护理保险来解决老年护理，但老年人已失去赚钱的能力。年轻时积蓄一定数量的资金来解决老年护理，对老年社会将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3.健康管理政策。在欧美健康保险市场上，专业健康保险公司都无一例外地通过健康管理服务，提高医疗风险管控效果，增进被保险人的健康保障。但在中国，健康保险公司对健康管理产品开发及其相关的配套政策缺乏政策支持，这会减少社会福利，使健康保险不能完全起到服务和谐社会、保障民生健康的作用。为此，保监会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开发销售健康管理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