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数据政策篇1
关键词：文本量化分析科技金融政策
前言
常州市作为国际花园城市是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的标兵，并将成为我国科技金融创新城市。科技金融的发展依赖于政策，而政策是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对科技金融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与推动的作用。为此本文以常州市2005年至2012年科技金融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能过将文本信息与数据之间的相互转换，进行量化分析，对我国常州市技金融政策存在的问题、发展以及演进通过分析探讨，达到促进我国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的发展[1]。
一、科技金融政策文本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5年至2012年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以常州市政府颁布的关于科技金融政策文件为选择标准，通过数据库搜集法与官网搜集法两种选择方式。
（一）数据库搜集法
常州大学自1978年成立以来收录了万余篇法律文件，是常州市主要的法律信息数据搜集的地主，其中万余篇法律文件经过整理后细分为25个法律文件子数据库，分类清晰可以按照不同的检索需求找到需要的法律文件。本文主要是在常州大学的法律文件数据库中输入检索司为“金融市场”、“金融风险”、“融资风险”、“风险投资”、“知识产权质押”、“科技金融”、“融资租凭”、“科技风险”、“科技贷款”等有关法规与金融标题，时间以2005年至2012年常州市的有关科技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文件为标准进行检索[2]。
通过常州市政府官网搜集与常州大学数据库搜集，初步搜集了2005年至2012年常州市有关科技金融政策文件368份，其中以常州市政府的关于科技金融政策文本数量最多，并且每一个文件与常州市科技金融的政策都不相同，所以为了确保常州市政策文本选取的代表性与准确性，针对初步搜集的常州市有关科技金融政策文件368份进行整理筛选，按照以下原则：①的文件与常州市科技金融方面有联系；②的文件是常州市政府部门；③文件类型不包括政府规划文件、法律法规文件、政府意见文件、政府批复文件、政府通知文件、政府行业标准文件等。
（二）官网搜集法
常州市政府官网包含着丰富的科技金融与政策信息，其中法律规章文件主要是在“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务信息公开指南”两个栏中公示。也因此，本文所搜集的资料主要是从常州市人民政府官网、常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官网、常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官网、常州市金融工作局官网、常州市财政局官网等网站中搜集的。通过搜集整理政策文件，最终选择200份有效的政策文本作为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研究样本。
二、科技金融政策文本分析框架
科技金融政策文本具有多维特性，包含丰富的信息内容。为了探究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发展趋势、演变过程等内容，将搜集的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文本信息转化为数据，通过分析数据的形式进行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3]。
采用先总后分的思想结构，从常州市总体科技金融演进与数量发展进行总体分析；然后，从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主题、政策主体、政策作用三个方面对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运用先总后分的思想结构，先引入时间维度，将科技金融政策文本转化为二维的数据面板，进行科技金融年度数量分布分析；然后从横向分析，将政策文本转化为数据形式，然后再进行科技金融政策文本总体分布分析。
三、科技金融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一）从政策文本的总体演进分析
通过对网上以及数据库的搜索结果可以看出，2005年至2012年常州市的政策中，含有“科技金融”的政策文件标题只有二条，而的政策内容中包含“科技金融”的有70多项。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几年中常州市的政策文本中关于“科技金融”文本数量少，需要进一步扩展，并建立具有常州市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金融中心[4]。
（二）从政策文本年度数量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年常州市政府关于科技金融政策的方本越来越多，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且的金融政策大多数都是响应国家科技金融政策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科技金融政策的大力发展。
四、结语
通过对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文本的量化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常州市的政策具有间断性，且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响应国家政策。虽然常州市科技金融涉及的部门多，但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并不合协，且常州市关于科技金融政策文件不多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常州市政府过多重视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导致常州市政府关于融资租赁、科技金融等方面政策较少。因此应扩大常州市政府政策的辐射范围是社会发展的趋势[5]。
参考文献：
[1]唐五湘，饶彩霞，程桂枝.北京市科技金融政策文体量化分析[J].科学进步与对策，2013，137（56）：127-130
[2]侯羽.基于文本研究的广州市智慧产业发展政策分析[J].华南理工大学，2013，352（115）：155-159
[3]汪涛，安暄.类定量化科技政策文本分析框架构建及北京市科技政策演进分析[J].技术经济，2011，233（225）174-176
金融数据政策篇2
关键词：金融约束产业政策金融政策
一、引言
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蔓延让许多国家的经济实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也不例外。宏观层面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发展对于国内企业走出当前困境十分重要。但笔者认为，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中各个不同行业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性。虽然中央加大了财政投入，但在我国大力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势下，我们更应理清各行业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及其对金融政策的信赖程度，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从宏观和中观的经济层面对经济进行调控和引导，制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尤其是针对不同行业对不同金融环境的差异性需求做出适宜的金融和产业政策。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从宏观角度出发去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少从中观的层面上论述，尤其是从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规模的视角来考察金融约束的影响。本文尝试运用面板数据，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对金融约束与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种新思路和方法。
二、金融约束与产业发展：理论分析
(一)金融约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根据有关东亚经济尤其是日本战后经验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一个用于分析政府干预的新政策框架——金融约束，认为在经济中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等问题，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适度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根据他们的定义，金融约束指的是一组金融政策，如对存、贷款利率加以限制，对资本市场的进入加以限制，对竞争加以限制等。赫尔曼等人的金融约束理论提出了一种金融深化的新思路。认为政府的选择性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金融深化。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
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发展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与速度。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储蓄和投资，投资数量和投资效率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需要高水平的储蓄与投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一国经济增长由储蓄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以及资本的产出比率决定，而这三个经济变量都受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金融系统便利了储蓄流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公司控制及产品交换，最终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降低了信息与交易费用，使得那些最具潜力的投资者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革新和产品生产，从而提高了储蓄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以及投资的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到了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及长期增长速度。金融市场的规模、金融部门的效率以及宏观经济金融政策都会对储蓄和投资产生影响，所以，金融系统通过作用于以上三个经济变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三、金融约束与产业发展：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研究方法
参照terra、Rajan和Zingales(1998)等人的研究思路，笔者同样采用投资加速需求方程来分析信贷约束对我国不同行业的影响。不过，在此我们对模型作了适当的修改，以适应中国具体的经济环境：
其中，n和Kit代表公司i在时间t的投资性股票和股本，Sit代表企业i在时间t的销售额，CF表示现金流。对投资量来说，现金流不是一个显著的解释变量，除非企业是受信贷管制的。那就是说，参数对于没有信贷管制的企业来说是不显著的，但它对有信贷管制的企业是显著和积极的。本文采用了证券之星数据库中的上海证交所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1999-2008年的财务数据，总计共98只工业股票。其中将股票按行业分类为：有色金属、酿酒、食品、其他化工、机械制造、化纤、钢铁、服装、大家电共9个行业。各行业所采用的股票名称和数量。本文经过整理，采用了每家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每股资本公积、每股经营现金流指标，它们分别代表了上述公式中的S／K、i／K、CF／K指标。
(二)变量描述
通过对按SitCi分类的上市公司和中小企业的金融财务数据来考查不同种类和不同行业企业对金融约束政策的反映。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目的是利用我国上交所上市的98只工业股票的动态面板数据来考察各行业企业是否受到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各自受影响的大小程度。因此，被解释变量是上市公司的每股净投资(i／K)，它反映了公司年度投资额。
2 解释变量。每股销售额，它反映了上市公司年度销售额占总股本的情况。在公司财务方面，销售额必然会对公司的投资产生影响，且由于时滞因素的考虑。本文将在模型中选择对每股销售额滞后两期。
每股现金流，这是本文重点考查的对象。一般来说，如果公司资金来源充足，融资环境宽松，那么公司的现金流对于公司投资决策来说不是重要决定因素；反之，如果公司外部融资环境差，信贷来源不畅，则公司的现金流必然在公司投资行为中起到重要的决定作用。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Stata8.0计量软件对这些行业数据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利用其提供“Hausman”检验来判断模型的设定形式，本文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给出了Stata软件的部分回归结果，表中adi—R2数值是模型的修正后的拟合优度，a为模型中每股现金流的系数，小括号中为其对应的t值。
部分回归结果分析可以得知，机械制造行业的拟合优度较好，该行业的投资决策和行业发展受金融约束的影响较大，而服装、有色金属与其他化工行业亦受其影响，但影响较小。其他行业在这一模型中没有表现与金融约束有明显的相关性。同时a系数的t值较小，只有服装和大家电的a值较为显著。
金融数据政策篇3
论文在论证政策性融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要性基础上，以政策性贷款和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为研究对象，对我国2010～201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融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我国政策性贷款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效应不明显，而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效应明显。今后我国可以通过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性银行，引导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以及建立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方式来提高政策性融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
我国政府于2010年确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七大领域——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尤其是在内需不足以弥补出口总额下降的态势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十二五”期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七大行业总体增速约是GDp增速的两倍，近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处于持续增长中。尽管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但产业发展仍面临很多制约因素，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融资较难，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创新仍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政策性融资是新兴科技企业不可忽视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政策性融资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商业性融资市场的缺位，同时也是财政支持科技的市场化行为。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比，用低息有偿方式资助初创期的新兴科技企业并保证资金良性循环，更能考验政府智慧和运作能力。本文从政策性融资视角出发，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现状及效应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政策性融资优化策略，有利于提高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融资效率，这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理论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融资必要性的论证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往往具有技术优势和创新能力，它们对整个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十分重要。然而这些企业自身发展的特点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投资偏好相悖，导致这些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较弱。latimerasch（2000）认为在商业性金融机构眼中，中小企业所需资金规模较小，很难形成贷款的规模效应，可图之利甚少。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麦克米伦提出中小企业融资缺口——“麦克米伦缺口”开始，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政策性金融手段来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纪琼骁（2003）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实质是一种市场失灵，这一问题只能通过组建致力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政策性融资是指企业充分利用各级政府为了优化产业结构、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的政策性支持，或政府为了支持新兴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而提供政策性资金支持的融资行为。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政策性融资在融资成本、融资风险等方面都比其他融资方式有很大的优越性。arrow（1962）指出通过政策性金融对企业研发活动进行资助可以有效地缓解商品市场的非有效性。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初期，政府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果没有财政资金的支持，很多核心技术很难实现突破，更谈不上产业化。财政补贴是财政资金扶持产业发展的常用手段，但大量的研究表明，政府直接资助企业创新的政策手段，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产出效率并不高（如安同良等，2009）。陆国庆等（2014）指出尽管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十分重要，但补贴方法和效率有待改善。政府如果过度干预企业补贴资金投向，会扭曲资金使用效率，致使大部分政府补贴资金流向产能投资领域，我国太阳能电池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最好的例证1。相比之下，政策性融资是财政支持金融化、市场化的有效途径。国内部分学者从政策性融资的视角，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问题进行了剖析。顾海峰（2011）提出了“两体一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即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引导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的金融资源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王伟、魏寒（2012）提出，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性融资体系应建立在以政策性银行为中心、以信用担保机构为基本手段、以企业发展基金为补充的基础上的市场化运作体系。总之，以新兴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其融资来源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导向。尽管国内学术界关于政策性融资促进产业成长的理论研究积累了很多成果，尤其是政策性融资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研究也并不鲜见，但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融资这一课题仍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缺乏实证方面的检验，某些问题的研究深入性不够，例如政策性资金配置效率、政策性融资的最优模式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融资方式分析
从我国来看，政策性融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升级的培育主要方式包括通过国家政策性银行发放的政策性贷款，政府通过政策性担保、财政贴息等方法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信贷倾向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国家和政府设立的专项扶持基金等。
（一）政策性贷款在我国，政策性银行是发放政策性贷款的主要承担者，其中国家开发银行是我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力银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项目需要中长期性的资金支持，定位于开发性金融的国家开发银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2010～2015年期间，国家开发银行先后为我国民用航天领域遥感卫星、中航工业航空发动机航空产业链和中泰化学循环经济等重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在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和深圳“四省一市”试点探索新型平板显示、基因工程、数字医疗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电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模式。根据国家开发银行公布的年度报告，该行2010～2015年间累积发放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12582亿元，不仅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生物工程等领域提供了发展资金，同时也为推动先进制造业整合和开发、构建银企合作机制助力。
（二）政府专项基金近几年，为响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各大部委分别建立了扶持产业发展的基金或专项，如发展改革委的高技术产业化专项、科技部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等，这些扶持基金通过无偿补助或贷款贴息的方式，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除了各部委之外，地方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投入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如2012～2014年，浙江省财政从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7.4亿元，支持107家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广东省财政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银企合作专项资金，在2011～2015年期间安排50亿元，通过贷款贴息方式，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一直以来，我国对科研项目的财政支持多遵循“点对点”、“项目对项目”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对科技企业的研究及成果转化的促进效应有待科学评估。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200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了“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由中央财政资金与地方政府资金、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通过设立创业投资企业，或以股权投资模式直接投资创业企业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初创期、早中期新兴企业的发展。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把政府的货币资本与社会的人力资本、民间资本有效结合起来，把公共政策的效应与市场化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该项基金不仅实现了资金来源多元化，而且将进行完全的市场化运作。201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中小企业纳入“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支持范围。截至2015年末，我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已累计支持设立206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557亿元，该投资基金对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政策性融资担保政策性融资担保是通过各级政府投资或控股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来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把建立政策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作为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如美国的小企业管理局在中小企业融资中起到了很好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作用。从我国现有的担保机构来看，尽管数量众多，但是平均注册资本金小，在保余额小，且大多为商业性担保机构，有些尽管以政策性担保公司名义，但实际上政策性不足，承担不了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的职责。根据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共有法人机构8402家。总共注册资本为9311亿元，在保余额1.91万亿元，平均资本仅为1.11亿元，平均每家担保机构在保余额2.27亿元，放大倍数仅为2倍，乘数效应难以发挥，并未形成全国性的担保机构，这种分散性降低了担保公司的公信力和银行认可度。在这8402家担保机构中，国有控股占18.7%，民营及外资控股占81.3%。也就是说国内的担保公司大部分是商业性的。即使是以政策性为名义的担保公司，由于需要接受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公司绩效等方面的考核，在开展政策性担保和再担保业务时因缺乏政策性扶持而显得力不从心。近年来各级政府积极推进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的建设、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如浙江省成立专业性科技型担保公司，为省内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浙江省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2015年云南率先构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由省级财政筹措资金20亿元，组建云南省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甘肃省在《小微企业互助贷款风险补偿担保基金管理办法》中提出优先支持战略性新型产业。但总体看来，尽管政策性融资担保是政府扶持下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但是由于我国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尚未健全，因此短期内很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性融资效应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与样本的选择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主要从政策性贷款和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两个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融资效应进行考察。其中，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的政策性贷款数据仅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公布的相关数据。另外，本文的实证分析立足于宏观角度，故从产业增加值和发明专利授权件数两个方面来衡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出规模。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分别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国家开发银行年度报告、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统计分析总报告》。由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提出年限尚短，且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有限，其中部分指标在2015年的数据官方并未公布，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考察的样本区间为2010年至2014年5个年度。其中，计量分析中所采用的各指标变量及含义见表1。由于本文的样本期间较短、变量较多，为降低模型的拟合误差，本文的模型采取逐一变量回归、纵向比较的建立方式。其中，产业增加值的政策性融资效应比较模型为式（1）、（2）、（3），发明专利授权的政策性融资效应比较模型为式（4）、（5）、（6）：
（二）实证结果分析1.政策性贷款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支持分析。从政策性贷款方面来看，2014年国家开发银行发放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2182亿元，其中2011年最高（2825亿元），2010～2014年的平均增速为29.78%（见图1）。但比较来看，2012～2014年国家开发银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贷款发放增速明显要低于同期政策性贷款发放总体的增速，且以2012年相差最为明显。通过政策性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可以反映出政策性银行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图2的结果可以看出，政策性贷款总余额占GDp的比重大致在12%左右，而政策性银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投放的贷款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在2014年是4.49%，其中最高为2011年的11.67%，近年有递减的趋势，这说明政策性贷款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放增速要低于战略性产业增加值的增速。两组数据比较来看，政策性贷款对GDp的贡献度明显高于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贡献度。2.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从政府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来看，截至2014年末，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计划资金规模574亿元，2010～2014年的平均增速为52.25%，最高为2011年的93.58%。相比之下可以看出（见图3），明显高于同期全国财政科技支出的总体增速。3.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性融资效应回归分析。利用样本数据和模型（1）至（6）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来自于eviews6.0，整理如表2所示。从表2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政策性贷款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效应不明显。表2可以看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贷款（seil）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seiaV）、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seiaVp）、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授权（seiipa）及其占比（seiipap）的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政策性贷款（nDRl）与GDp、境内外发明专利授权（ipa）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置信水平的检验。这说明，政策性贷款对我国的国民经济、科技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融资效应不明显。第二，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明显的融资效应。表2可以看出，在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计划资金（seiVC）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seiaV）、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seiaVp）、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授权（seiipa）及其占比（seiipap）的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均通过了相应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seiVC每增长1%，seiaV、seiipa会分别增长0.54%和0.27%，这说明国家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在财政科技支出（est）与GDp、境内外发明专利授权（ipa）的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也分别通过了1%、5%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est每增长1%，seiaV和seiipa会分别增长0.95%和1.17%，即国家科技支持的科技、经济效应也是显著的；将以上两组结果比较来看，第二组数据要高于第一组，这说明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的融资效应要高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融资效应。第三，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融资效应不等于融资规模的扩大。同样从表2可以看出，如果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在财政科技支出比例（seiVCp）提高的话，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seiaV）、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seiaVp）、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授权（seiipa）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授权占比（seiipap）均会显著提高，分别为15.82%、0.55%、7.51%和0.63%。但政策性贷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放占比（seilp）对上述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如果仅仅依靠提高政策性贷款投放数量，不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起到撬动作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政策性资金的投放规模有限，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放增速低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增速。同时，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融资效应不能仅依靠政策性资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放规模增大，而应考虑如何提高融资效率、创新融资模式、健全政策性融资体系。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融资优化策略
（一）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性银行我国目前已建立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虽然在近年来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但由于自身的分工、职责不同，所承担的任务不同，都不会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其重点扶持的对象，它们在该领域所扶持的多为部级重点项目或者初具规模的大型企业，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很难通过政策性银行获得资金支持。从国外经验来看，建立专门服务于产业的政策性银行已有先例，如韩国于1954年成立的韩国产业银行是由政府批准设立的国家政策性银行，自1990年开始担任企业金融作用开始培养高科技产业。因此，可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设立以产融结合为出发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性银行，从而打通社会资金流通渠道，扩大政策性资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覆盖面和规模。
（二）引导政策性资金向市场化发展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我国的政策性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融资效应并不明显，从实际来看，我国技术创新项目、经费分配与成果评价均存在问题，这些都与我国政策性融资的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有关。因此，应引导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从奖励、贴息、补助等直接补贴形式向创业投资基金等市场化运作方式的转变，建立由市场技术决定创新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推动政府引导基金体系建设，发挥政府资源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将政策资金市场化运作，对社会资金有着很强的引导作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金融数据政策篇4
关键词：金融加速器效应；货币政策；行业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3-0036-04
一、引言
1989年，Bemanke和Gerder提出。信贷市场不完美会引起借贷双方的成本变化，由此引起企业资产负债改变，从而引起企业投资和产量变化。最终使得经济出现更大的波动，他们将这种效应称为加速器效应。1994年，Bemauke、Gertler和Gilchrist正式提出了金融加速器概念。1998年。这三位学者又采用动态新凯恩斯(DynamicnewKeynesian-DnK)模型分析框架，将信贷市场不完美和企业净值纳入主流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了金融加速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从而使金融加速器理论逐渐趋于完善。从金融加速器的概念可以看出，金融加速器效应主要是从企业层面来分析信贷市场不完美造成企业投资波动最终影响产出，所以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都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研究金融加速器效应。比如，Gertler和Gilchrist(1991)将制造企业按资产划分为小企业和大企业，考察了制造企业的销售量数据，结果发现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对大企业没有太大影响，却与小企业的增长有很强的正向关系；Benanke，Gertler和Gilchrist(1994)分析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面临紧缩的货币政策时投资支出与现金流状况，认为小企业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大于大企业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吴建环和席莹(2007)以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高科技企业的影响为例，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本文认为，金融加速器效应虽然是针对企业层面提出的概念，但是一个行业的所有企业表现出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加总后最终会通过该行业宏观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变动后，由于信贷市场不完美，影响到行业内各个企业的资产负债、投资和产出，当将行业内所有企业的有关变量相应变动加总后，最终行业层面的资产负债、投资和产出都因货币政策变动而受到影响。这样，在行业层面，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的传导途径同样是：货币政策m变动影响利率，利率的变化影响行业层面的资产净值ne、投资i和产出Y，最终使经济出现波动。这样，研究一个行业的投资、产出、资产净值受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就可以得出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大小。很多研究文献指出，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对称性的行业效应，这显然表明货币政策在行业中的传导具有差异性，从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就是说，各个行业可能具有不同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为了研究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差异。本文选择制造业行业中的30个子类行业作为研究对象，使用SUB估计方法，对这些行业构成的方程组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找到各行业的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大小。为我国针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信贷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模型选择和数据说明
由金融加速器理论知。当货币供给m上升后，引起利率R下降，股票价格p上升，企业资产净值n增加，净值增加使得企业的贷款L上升，从而企业的投资i和产出Y都将增加，使得经济出现更大波动。根据该理论，货币供给量m和利率R都可以作为货币政策变量。投资i和产出Y的变动可以作为金融加速器效应大小的变量。资产净值ne和贷款L属于金融加速器的中间传导变量。考虑到我国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这里选择货币供给量m2作为货币政策变量，选择资产净值n作为中间变量。选择投资i作为衡量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变量。于是，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行业的投资额i。解释变量为行业的资产净值n和货币政策变量m2。Benanke等人指出，企业的净值是指企业流动资产与可抵押物品的价值之和，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这里不使用这些数据，而使用各行业的资产总值减去负债总值得到资产净值。
本文的数据都来自中经网数据库。由于没有公布建筑业资产总值和负债总值2007年和2008年的月度数据，所以样本数据范围最终选择2003年1月一2006年12月的月度数据。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将所有变量的当月值都除以当月的Cpi指数，得到各行业的实际投资额、实际货币供给量和实际资产净值，同时进行对数变换，以熨平长期趋势。另外，由于各个变量都存在明显的季节特性，所以都使用X-12方法对月度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另外，各行业1月份的投资数据没有公布，本文使用每年近似等比的增长率方式计算出该月份的当月值。
考虑到货币政策和企业资产净值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滞后期，所以模型中的变量要使用这两个变量的滞后项。为了选择适当的滞后项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对货币政策和制造业资产净值总额的前三期值构成的各模型进行了比较，具体回归模型结果见表1所示。
根据表1中显示的t统计量、标准误、残差平方和、Dw检验等值，模型3回归的效果更有效一些，所以最终选择资产净值滞后1期、货币政策变量m2滞后3期作为模型的变量。为了便于比较，在构建各个行业的计量模型时，都遵循这种选择标准。
式中的iitnit、m分别为各行业的投资、资产净值和货币政策变量，所有的变量都取了对数，且经过X一12季节调整，i=l。2…30，代表30个行业。需要说明的是，由货币政策在行业中的传导机制知，货币政策变动对行业的实际资产净值产生影响需要一段时滞，然后实际资产净值作为中间传导变量去影响投资，又有一定的时滞。这样。选择的货币政策变量的滞后期应该大于资产净值的滞后期。上面通过比较各模型最终选择货币政策变量滞后3期。资产净值变量滞后l期比较符合现实。
三、实证分析
从表2中看出，货币政策对农副食品加工业等17个行业投资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造纸及纸制品业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余15个行业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各行业受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呈现明显差别。受货币政策影响最大的是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投资的货币政策弹性值为4.092，货币政策变动1％，投资变动4.092％。其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的货币政策弹性为2.717，再次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投资的货币政策弹性分别为2.596、2.593和2.286，其他行业投资的货币政策弹性在0.618―1.977之间。
在上述17个行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9个行业的资产净值对投资的影响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货币政策在这些行业中的传导并未体现出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货币政策对行业投资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金融加速器传导机制不同。这可能存在这么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可能是该行业所有的企业都没有明显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原因可能是政府对行业进行管制而约束该行业的信贷；另一种情形可能是有些企业存在明显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而另一些企业却出现相反的情况，比如当货币供给量增加使得企业资产净值增加时，有些企业投资增加，有些企业投资减少，两种情形相互抵消，最终在行业层面没有出现明显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剩下的8个行业资产净值对投资的影响虽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还不能证明这些行业表现了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因为根据Bernanke等人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概念。当货币供给量增加后，企业的资产净值增加。减少了企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企业贷款能力增加，最终促使企业投资和产出增加。所以。还需要检验货币政策对这些行业的资产净值的影响是否也显著，只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才能表明存在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从表2中，还可看到，资产净值对食品制造业等17个行业投资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个行业的资产净值对投资的影响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家具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个行业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其余12个行业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在17个行业中，饮料制造业的投资受资产净值变动的影响最大，投资的资产净值弹性为3.374，资产净值变动1％，该行业的投资将变动3.374％。其次是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投资的资产净值弹性为2.181。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个行业出现反常情形，这两个行业投资的资产净值弹性为负数。说明这2个行业的资产净值对投资的影响与金融加速器效应理论相违背，因为它们都表现出随着资产净值的增加，投资反而下降的特征。同时也说明货币政策在这2个行业中的传导并未体现出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其余14个行业投资的资产净值弹性在0.486―1.982之间。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制造业的30个行业中，只有15个行业可能存在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在这些行业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6个行业的投资受货币政策和资产净值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了验证这15个行业是否真正体现出金融加速器效应，需要进一步检验货币政策对这些行业的资产净值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由于货币政策对实际资产净值产生循环影响，所以，构建计量模型时。需要考虑加入资产净值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本文选择滞后期为3个月，根据后面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滞后3期比较符合实际情形。于是，模型共考虑三个变量，各行业的资产净值为被解释变量。货币政策变量m2和滞后3期的资产净值作为解释变量。具体模型为：
式中的nit、nit(-3)、m分别为各行业的资产净值、滞后3期的资产净值和货币政策变量，所有的变量都取了对数，i=2，3，5…29，代表15个行业。使用同样的SUB估计方法对15个行业构成的方程组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对15个行业资产净值的影响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这些行业存在明显的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其中受货币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家具制造业，资产净值的货币政策弹性为1.685。其次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弹性系数为1.192，其余行业的弹性系数在0.351―1.015之间。资产净值滞后项系数只有家具制造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未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余行业的系数都显著地不为零，说明滞后3期比较符合现实。
为了分析各行业金融加速器效应大小的差异，本文将15个行业的资产净值的货币政策弹性值乘以投资的资产净值弹性值，结果见表4所示。
从表4可看出。金属制品业表现出最大的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货币政策变动1％，引起该行业资产净值变动0.973％，而资产净值变动1％，又引起该行业投资变动1.982％。因此货币政策变动的总效应为1.93％；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2个行业也呈现较大的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货币政策变动1％，2个行业投资的变动都是1.73％：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最小，货币政策变动1％，该行业的投资只变化0.50％；其他行业的行业层面金融加速器效应大小在0.56％～1，64％之间。
四、结论与启示
金融数据政策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区域金融发展货币供给量差异性
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统一的全国性货币政策，这种统一的货币政策忽视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不能满足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不同需求，造成了显著的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总体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西部地区金融水平落后。基于此，本文样本区域选取发展较为落后的小西北地区（甘、宁、青）和东部较发达地区（苏、浙、沪），首先对两地区金融发展情况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行对比研究，然后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传导对金融发展的内生变量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各个金融发展差异成因对货币的冲击响应，为区域货币政策效应的差异性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性现状比较
（一）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指标的衡量
本文将小西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共六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作为研究样本，这样既能有效反映出各行政区内的金融发展状况，又更好地表明行政区之间的金融差异。同时选取2002-2011年近10年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金融年鉴》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2003-2012）。
金融相关比率是衡量一个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体系。金融相关比率的变动反映的是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这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在一定的国民资产水平上，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会导致金融相关系数的升高，因此，随着经济金融的不断发展，金融相关比将会不断提高，用金融相关比来衡量金融发展的程度是科学合理的。基于金融相关比率的计算公式，得出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金融深化程度明显高于小西北地区，且各地区近10年来金融深化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小西北地区，自2009年开始青海的金融发展程度超过宁夏位列首位，而甘肃省金融发展程度缓慢，且来回波动较大，在三个地区中，只有青海省金融相关比率近两年里突破了3.0；长三角地区中，上海金融深化程度最高，金融相关比率近三年来连续超过4.0，而江苏和浙江的金融相关比率均高于3.0。造成这种金融发展失衡的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资本在各地区间的配置和流动是造成差异增大的主要原因，资本回报率高的地方吸引资金的能力强，经济起飞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充裕，所以经济发展迅速，金融化水平高。
而地区间经济和人口分布失衡，导致了这种差距仍在扩大，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外投资和产业持续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拉动下，经济布局也呈现向沿海地区集中地态势，形成一些支撑全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密集区。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总量集聚的地区，同样应该是就业机会多、人口相应集中地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15%的人口拥有35%的经济总量。随着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强化，我国打破了人口固化的格局，出现了外地劳动力大量流入发达地区打工这种“异地转移”的情况。这种人口流动对支撑经济增长和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起着积极地作用。但由于体制和政策制约，我国绝大部分转移人口还未能本地化，从而使人口流动促进区域差距缩小的机制难以发挥。经济总量大、经济高增长的地区没能相应吸纳更多的人口，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没有资金、企业的集聚，经济增长缓慢，因此没有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机会。这样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平衡，直接的结果是地区差距过大，区域间不协调性增强，区域矛盾突出。
（二）地区金融机构发展结构差异性分析
在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中，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利率等，来达到对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控制，从而进一步调控市场上货币供给量，用以实现其货币政策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货币当局实行货币政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传导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地区金融机构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现，其金融结构的不同导致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差异。
本文通过对两地区六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2-2011年的银行存、贷款量进行统计，并根据各地区历年的人口数量进行整理，计算出各地区人均存贷款和存贷款增长率的指标。表2结果表明，各地区人均存款均呈现逐年扩大趋势，尤其是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后，小西北地区人均存款量增长明显，甘肃、青海和宁夏增长幅度达到4.6至6.2倍，但是在西部存款扩大的同时，东部地区也在迅速增长，除上海增幅为3.0倍外，其他两省增幅均在5.0以上。并且由于长三角地区人均存款基数较大，在各地区同时增长的情况下，差距进一步拉大。
与人均存款量变化相似，人均贷款量自2002年以来也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其中，小西北地区甘肃省增幅最低，为3.67倍，青海和宁夏增幅较大，为4.68倍和4.87倍；长三角地区中，由于上海市人均贷款基数大，所以增速较慢，为2.46倍，而江苏和浙江由于金融业的飞速发展，增幅达到了5.5和5.6倍。从总量上来看，上海市以130543元遥遥领先，而甘肃省人均贷款最低，为21327元（见表3）。
区域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差异性的表现
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中，由于区域地理、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我国自上而下垂直实行的统一货币政策在各个地区产生了不同影响。本文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差异性进行研究，基于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货币供给量=>贷款供给=>投资=>产出，可以从传导的区域环境、区域传导主体和传导的中介三方面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差异性进行分析。
（一）货币政策传导环境的差异性
货币政策传导首先取决于不同的环境差异，这种环境差异主要指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同。基于此，本文对这种环境差异进行对比分析，这将会有助于进一步研究货币政策在各地区的传导时滞性和传导效果差异性。
各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主要决定于其资源的特点，资金、人力、市场和自然资源等资源都是决定产业结构的重要条件，这使得不同产业有着不同的资本密集度，在对资本需求弹性上表现也不尽相同，在垂直的货币政策下，各地区的反应出现了差异。相比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对货币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对资本需求最迫切。所以在第二产业占比较大的地区，其对资本的需求较高，容易受到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影响。
两地区的第二产业均占据了较大的比重，第一产业的占比则相对较小。而从两个地区比较上看，小西北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偏大，青海和宁夏的比率接近10%，长三角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很小，均维持在5%以下，尤其是上海市近年来的第一产业占比连续不足1%。从历年二、三产业占比的情况看，小西北地区三省的第三产业占比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则发展势头良好，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成为重点建设对象；长三角地区自2002年以来第二产业占比略有下降，第三产业则逐年上升，这在上海市表现的尤为明显，其第三产业的占比一直高于第二产业，成为拉动其经济增长的龙头。
由此可以得出，相比于长三角地区，小西北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比较敏感，容易受货币政策渠道变化的影响。在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环境下，甘肃、青海和宁夏地区随着其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大，其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应表现随着传导渠道的变化将产生较大的差异性；而长三角地区则传导效果比较稳定，这是因为其经济资产雄厚，经济结构稳定，对抗经济中不确定风险的能力较强，所以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渠道变化的反应也比较小，自身的结构优化能力强。
（二）货币政策传导主体发展不平衡
货币政策通过投资和消费作用于各地的实体经济，而作为其传导的主体，区域投资水平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产生的差异性。对于区域投资水平，本文将采用资本投资率来表示，即固定资产投资量与GDp之比。
由于资源流向高回报率地区的作用，导致了东部地区资产投资量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经济发达地区不断削弱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起飞条件，逐渐形成了“马太效应”。在小西北地区，甘肃地区的资产投资量要领先于青海和宁夏地区，2002至2011年间，三个省份的投资量增长了7-8倍，其增长幅度要比长三角地区的增长幅度大。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国家的政策性投资一直在西部各地区总体投资量中占较大比重，而由于民间金融资本的不发达，导致民间投资占有率很小。导致民间投资不足的关键性约束是西部地区的预期收益率低和投资环境不健全，考虑到资本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的现实性，除政府投资之外的民间投资似乎只有在高收益率地区投资饱和、回报率下降到临界点以下时，才可能向西部转移；即便出于地域因素，当地民间资本愿意留在本地市场，但西部本来就属于资本稀缺的地区，如何动员当地民间资本形成又是一项难题。因此，西部吸引投资的关键在于根据地区经济比较优势和投资者的需要通过多种手段减少投资的成本和风险，同时要注意平衡各种促进手段，因地制宜，各有侧重。
从总体上来说，小西北地区由于投资量较低，存在一定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主体的缺失，在深化和广化传导渠道上不如长三角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也比较慢，其政策传导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三）小西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货币政策传导中介存在差异
在我国，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从而将货币政策作用于整体经济。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作为传导中介，其经济行为影响着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而其他金融机构同样也会通过信贷行为对政策传导产生作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环节，其发展状况的好坏决定着政策实施的效果。本文首先分析各地区金融机构的数量，然后对各地区金融机构的交易效率进行比较。
在金融机构的数量方面，以金融机构总体数量来说，小西北地区三省相对落后，地区中的甘肃省2012年金融机构总数以5715个位列第一，比另外两省高出了四倍左右，而其中商业银行的数量也明显高于青海和宁夏的总量；长三角地区的金融机构总量除上海地区由于土地面积的限制外，其他两省均突破了一万，说明东西两地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数量和结构上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这使得小西北地区由于金融业的不发达导致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不能更好的发挥，落后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结构的发展状况更凸显了小西北地区金融效率运行的低下，对于资金向该地区转移更为不利，限制了金融市场资金的流动性，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金融机构的交易效率方面，本文采用银行贷款与银行存款之比来表现银行的交易效率。从总体上看，小西北地区三省的金融交易效率从2002年开始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甘肃、青海和宁夏分别下降了0.162、0.267和0.057，说明小西北地区金融系统发展缓慢，导致了金融市场的萎缩，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由于金融交易效率的低下，使得信贷传导渠道所发挥的作用不明显，将会削弱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而长三角地区除上海以外，江苏和浙江的金融市场交易效率均得到了提升，上海主要是地区金融资本饱和，其资金逐渐流向了周边的江浙一带，虽然自身贷存比下降，但是带动了周边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
通过对传导中介的对比可以看出，小西北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落后，金融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交易效率低下，再加上信用体制的缺失，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对区域经济作用并不显著，弱化了商业银行等作为传导中介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影响。
货币政策传导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性影响分析
为了分析区域金融发展的内生因素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本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内生因素和反映货币政策效应的货币供给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对其脉冲反应进行分析。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控货币供给量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从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产生影响，进而对社会上的信贷量进行调控。由此可见，广义货币供给量m2可以作为反映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敏感程度的指标。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统计资料中缺失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数据，并且因为在货币传导过程中，中央银行基本是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进行控制，所以本文选取了各地区金融机构的年末各项贷款余额L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变量来进行实证研究。对于反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最终变量，本文利用上文的研究结果，选取五个变量来进行实证研究，其分别为资本投资率i，科技教育水平edu，商品市场发展水平g，金融市场交易效率k和产业利率弹性w。
（一）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虚假回归的存在，首先对各项贷款余额L、资本投资率i、科技教育水平edu、商品市场发展水平g、金融市场交易效率k、产业利率弹性w六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取aDF检验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经检验发现，各项贷款余额L、资本投资率i、科技教育水平edu，商品市场发展水平g，金融市场交易效率k，产业利率弹性w均在1%或5%水平下显著，其水平值上均无单位根，六个变量都同时通过了aDF检验，说明它们都是同阶单整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对各项贷款余额L、资本投资率i、科技教育水平edu、商品市场发展水平g、金融市场效率k、产业利率弹性w进行的单位根检验，各变量都表现为同阶单整，因此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的可能。对于两变量的时间序列模型，通常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变量间的协整检验，而对于多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其检验方法并不能解释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基于engle-Granger的方法，Kao利用推广的DF和aDF检验提出了检验面板协整的方法，这种方法零假设是没有协整关系，并且利用静态面板回归的残差来构建统计量。因此，进一步利用Kao检验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aDF统计量检验显著（在1%的置信水平下），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只能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在长期存在因果关系，但不知道因果关系的方向，因此有必要对变量之间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即运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于各项贷款余额与资本投资率、科技教育水平、商品市场发展水平、金融市场效率和产业利率弹性之间是协整的。也就是说，各项贷款余额与各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是不知道是单向因果关系还是互为因果关系。为此，本文运用基于面板的误差修正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用标准的F检验来判断系数的显著性，从而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判别方法为：首先，对于短期因果关系，如果H0∶ζj=0被拒绝，则短期因果关系成立，反之则不存在短期因果关系；接下来，对于长期因果关系，如果H0∶λ=0被拒绝，说明误差修正机制产生，存在长期因果关系。表6为检验结果。
对表6进行分析，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各项贷款余额与资本投资率、科技教育水平、商品市场发展水平、金融市场效率和产业利率弹性均互为因果关系。说明这五个因素对银行贷款水平产生着影响，而反过来银行贷款又作用于以上五个因素。
（三）货币冲击响应分析
根据上文中建立的VaR模型，本文模拟各地区贷款余额对各个内生因素的脉冲响应函数。在这里，将时间t选为10，滞后期选为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选取两个省作为代表，将其脉冲响应结果展示出来。对于小西北地区将以甘肃省作为代表，而对于长三角地区将以江苏省作为代表。脉冲响应结果如图1、图2所示。
从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对各个内生因素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中，以江苏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各个内生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敏感程度要快于以甘肃为代表的小西北地区，并且长三角地区货币政策冲击的强度也比较大。对于甘肃省来说，货币政策对科教水平、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和产业利率弹性的反应比较敏感，而对投资率的反应较慢；对于江苏省来说，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效率、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和产业利率弹性反映比较快，而对投资率的反应较慢。
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说明货币政策在我国各个地区对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影响金融发展的各个内生因素的反应结果下，充分说明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差异性存在于我国的东西部地区。对于金融发展的内生因素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差异性研究，为我国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新的角度，将会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细致的金融决策。
政策建议
（一）加快商业银行改革
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保持较高的敏感性是央行货币政策有效传导、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受历史、体制、技术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尚不能及时有效地将货币政策意图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还不到位，其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结构不合理。
（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的运行发展和调整变化遵循通过发现价格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一般规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着市场运行的市场机制、法制制度、诚信文化和参与主体包括监管体系与成熟市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一个逐步培育和逐步完善的过程。
（三）合理利用投融资政策
国家的投融资政策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援助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国家投融资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一方面要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用于中西部区域的比例，按照国家政策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要求，逐步扩大政策性银行对中西部区域的贷款比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在西部地区安排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要鼓励国外投资者到中西部去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区域，开发利用当地的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及发展加工工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
（四）调整产业政策
现阶段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与区域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实行产业政策区域化，或区域产业政策化，要变以往的地区倾斜为产业倾斜。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表明，在宏观层次上，协调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的连接点是评价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选择体现国民经济增长区域和全国范围内的主导产业空间系列，前者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区域基础，后者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骨架。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比较优势，形成地区间合理的分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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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政策篇6
[关键词]区域性差异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引言
不同经济区域制定和执行有差异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体现在其政策目标上,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促进区域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实现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效应体现区域协调的统一,是提高国家货币政策总绩效的治本之策。相对而言,从我国整体货币情况来看,只有在国家金融政策的倾斜下制定区域金融政策、解决完善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投融资制度、提高金融市场运作效率、解决资本不足等问题后,才能构成一个有效刺激区域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环境,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如果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带来高的通货膨胀,造成币值的不稳定并波及其他地区,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货币政策传导的是一种渠道,是一个地区可能比另一个地区有更强的经济效应,即不同地区的具体经济金融状况以及特定经济环境下,政策操作会产生不同的区域效应。
一、货币政策的区域间差异表现
1.1区域间信贷资源配置失衡
我国货币政策是以人民银行总行为调控主体,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单一总量集中调控模式。这种调控方式提高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实现了货币政策的总体调控目标,但同时也促成了基础货币的集中投放与信贷资金的集中供给,使得信贷资金在发达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配置失衡,客观上从货币层面加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目前,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通常是人民银行总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投放于各金融机构,随后形成的货币供给经由金融机构信贷渠道依照效益原则流向各个行业和地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分割明显,资金趋利性使其必然更多的流向产业化水平较高、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的经济发达地区,造成了发达地区货币供给集中,欠发达地区供给不足的货币供给不平衡配置状态。这种总量货币政策在调控区域间信贷资源配置上表现乏力,影响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情况,使得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总供给曲线产生差异,相同货币供应增量在经济发达地区会导致更大的产出效应,反过来更进一步强化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流向,加剧了区域差异。
1.2区域间货币乘数差异
根据moore等人的研究成果,全国货币乘数与区域货币乘数并不相同,因此在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发达与欠发达区域,统一的货币政策会产生不同的货币乘数效应。在统一货币政策下的不同区域,货币乘数应在全国货币乘数的基础上增加对区域漏出效应的考虑。
由于在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化进程、融资渠道宽窄等方面的区别,欠发达地区的信贷和储蓄资金流出总量要大于区域外的投资资金流入总量,同时本地区银行等机构发放借款用于本区域“出口性”产业,产品将会被出口到其他区域,货币产生漏出。因漏出效应,货币政策在各区域就可能产生不同的货币乘数效应。在全国统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前提下,一方面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资金外流,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生产发展水平较低造成其需要消耗大量资金来获得所需的生产消费资料,最终导致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货币乘数效应小于东部地区。
1.3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差异
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发达地区目前正处于高投资、高效益、高收入、高储蓄、货币需求和货币供应同步增加的良性循环状态;而欠发达地区则积累严重不足,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相对薄弱,信用评价较低,资金效益偏低。相对于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对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放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这些因素导致不同区域间在货币传导顺畅性上的差异,欠发达地区对货币政策导向的敏感度及传导能力大为降低,形成不同区域之间的货币政策效应差异。例如,中央银行利用准备金、再贴现等政策手段对流动性进行调控时,流动性不易因此而发生预期变化,货币政策传导受阻;又如,在近年利用利率杠杆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时,东西部不同区域之间货币传导主体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从金融机构数量来看,除了国有金融机构按省区设立分支行外,新兴的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多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东部城市商业银行机构数量是中西部地区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从近年发展趋势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从资金盈利和安全性出发,也纷纷精简中西部地区机构设置,同时略增东部地区的分支机构数量。伴随着这种主体发展程度的区别,存贷业务规模上也存在很大差别,这些因素也加大了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的差异。
自1999年以来,中国近十年一直实施着“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显著成效。事实上,从2003年起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货币政策持续呈现收紧态势。2007年中国经济在高位上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为防止经济过热,2008年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原因是:首先,我国改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由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过热的苗头所决定的。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使我国的资源、环境等已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经济结构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而要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温,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抽紧银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其次,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品物价走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物价上涨水平大大超过预期,因此必须严把货币闸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最后,货币政策向从紧方向调整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即在流通中资金规模大大超出了经济运行正常的需要。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合理引导社会通货膨胀预期,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来缓解通胀水平的进一步上升。
二、区域差异下货币政策实施的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领域,因为“市场力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逐步缩小以至消除区域差异,使各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为此,一方面需要积极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同时也必须正视区域差别,在统一的调控政策下,采取有区域差别的灵活的货币政策调控办法。
2.1引导区域金融市场发展,完善金融市场基础条件
在保持对发达地区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同时,政府应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引导其金融市场的加快发展。首先,根据“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各项区域发展战略,除了银行信贷渠道外,有必要尝试设立区域开发基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上的支持;其次,推动中西部地区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根据资源禀赋及人文历史的沉积,选择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发挥区域联动效应,带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其完善金融渠道和市场条件;另外,在完善保障机制的前提下,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力度,尤其要加大中西地区非国有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经济活力,提高中西部资金收益能力和实体经济的信用程度,理顺货币传导渠道。
2.2跟踪分析区域货币乘数,制定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根据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可以不断推行利率市场化,扩大资金的市场来源渠道;在中西部地区,则有必要在一定的国家担保下,根据不同区域货币乘数的测算制定实施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适当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同时,采取一定优惠的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和央行再贷款政策,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能力,通过区域间的结构调控,最终促成货币政策目标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区域间实现均衡,进而促进经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2.3加强利率杠杆作用,实施差别利率政策
由于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上的差异,欠发达地区的利率杠杆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在统一的基准利率下,赋予央行各大区分行一定的利率浮动权,通过不同地区间利率的反向差异调整资金的流动方向。同时,为避免资金自我增殖本性导致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外流,有必要通过政策法规的方式对此进行限额比例管理,限制欠发达地区的向外净拆出资金规模,避免区域漏出效应。此外,也可以探索政府的利率倾斜,通过利息补贴鼓励投向落后地区的开发资金。这方面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比利时政府即曾为了鼓励对落后地区的投资,采用为期5年、5~7%的利息补贴方式,补贴额可达投资总额的75%;80年代初,法国政府为推动老工业区“再工业化”计划和老工业区企业技术改造,专门设立了优惠的“再工业化”贷款基金,以9.75%(通常为16.18%)的利率直接发放给企业,或者先按9.75%的利率发放给信贷公司,再由信贷公司以13~14%的利率发放给企业。
2.4完善区域经济金融运行分析制度,加快金融一体化进程
差别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必须以准确掌握我国货币政策的地区性差异的基本情况和货币乘数等关键数据为基础,为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区域经济金融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掌握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状况,定期对区域经济金融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为区域差异化货币政策的有效制定与执行提供可靠的前提依据。另外,必须看到,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是源于不同地区在要素禀赋、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区别,因此在制定差异化货币政策的同时,必须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市场条件的完善、提高地区信贷效益与规模等方式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加快其金融一体化进程,从而更好的解决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区域间资金配置失衡等方面的问题。
三、结论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基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和人文历史的沉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常形态和基本特征。许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到协调发展、区域差异缩小以至消除的过程。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差别明显,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区域间差异及由此导致的区域资金配置失衡对区域间的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在未来的一段较长时期内,货币政策的差别制定与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上的不足,而大力促进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才是解决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治本之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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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政策篇7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financialtoolsandconstantimprovementoffinancialorganizationsystem，theimplementationenvironmentandpathwaysofmonetarypolicybecomemorecomplicated.throughtheoreticalandempiricalanalysis，thispaperpointsoutthattheChinesegovernmentshouldtimelyadjustmonetarypolicytoolsandintermediarygoalaccordingtoChina'sfinancialenvironment，improvethefinancialmarketenvironment，andacceleratetheinterestratemarketizationprocess.
关键词：金融创新；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
Keywords：financialinnovation；monetarypolicyeffectiveness；impact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5-0057-03
1金融创新与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分析
1.1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的影响
1.1.1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①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构成进行了改变，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投资性货币需求上升。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使得人们减少货币持有量，增加非货币性的金融资产的持有量。此外，金融创新改革了支付结算系统，削弱了人们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导致交易性货币需求的下降。
②金融创新对传统的货币需求动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使得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下降。在短期内国民收入具有稳定性，这就说明了由收入决定的交易性货币需求是可以预测并且相对稳定的，而受市场利率、机会成本、投资预期等不稳定因素影响的投资性货币需求则相对不稳定。此外，金融创新引起利率、汇率、股价变化无常，以及人们心理预期是无规律的，因此，随着投机性货币需求比重的上升，货币需求稳定性必然遭到削弱。
1.1.2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得控制基础货币变得异常困难。一方面，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得高能货币不再只有存款准备金和现金；另一方面，货币乘数的通货存款比例、非交易存款比率以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都因金融创新的发展而变得不稳定，也因此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
1.2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1.2.1减弱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力
①缩小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范围。随着金融创新，同业拆借、回购协议等非存款工具使得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入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样商业银行既能确保自己应有的负债规模，又能逃避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约束。
②降低了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商业银行持续更新负债业务种类和方式来规避无息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扩大利润空间。
③增强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弹性。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或减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成倍地收缩或扩张货币创造能力。金融创新为银行调整超额准备金提供了丰富而便利的条件，增加了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弹性。
1.2.2削弱了再贴现政策的效果
①金融创新减弱了规定再贴现条件的约束力。金融创新削弱了“真实票据说”理论的影响力，使得新型票据都能满足货币当局的规定，金融机构符合再贴现的条件。
②金融创新使调整再贴现率丧失作用力。货币政策目标调整再贴现率，其作用的大小与金融机构对中央银行再贴现的依赖程度成正比。金融创新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灵活便利的融资方式，且降低了成本。
1.2.3强化了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
①金融工具的创新为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多种工具。一方面，金融工具的创新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条件；另一方面，金融交易方式的创新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更为灵活的买卖方式。
②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在各金融机构中，政府债券都是举足轻重的二级准备和流动性资产，因此，在补充流动性资产或调整资产组合中金融机构越来越离不开公开市场，积极参与市场交易，不仅客观地与货币当局合作，而且对加强政策效果也起到有利作用。
③金融创新使公开市场操作的“告示效应”得到增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影响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和价格来调整一般证券的收益率和价格，增减货币供应量和信用总量，指引公众和金融机构对经济前景的判断，进一步扩大了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范围。
1.3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
1.3.1破坏了中介目标的可测性
金融创新以后，新工具的不断涌现使得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金融变量的越来越难定义，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货币的定义与计量日益复杂化，加之表外业务的多元化，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遭到了破坏。
1.3.2降低了中介目标的可控性
一方面，金融创新使货币供应量的构成变得难以界定，加大了货币乘数的不确定性，中央银行对于准确地控制货币供应量更是难以判断；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缩小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的作用范围并减弱了其执行力度，这使中央银行很难通过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
1.3.3影响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相关性
①金融创新破坏了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随着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工具多元化趋势不断发展，金融交易规模明显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流向日益分散，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得异常艰难。
②金融创新相对加强了利率的相关性。作为各种金融资产价格的直接体现，利率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通过变动利率指导各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以及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可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2金融创新与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2.1实证目的与数据说明
对金融创新指标与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之间进行实证检验，主要为说明金融创新是否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如果金融创新指标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那么说明金融创新的因素已渗透到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当中，通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影响最终目标的实现程度。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2008年9月至2014年的9月的数据，全部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并根据其整理而成。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皆通过eviews5.0获得。
2.2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并进行检验
2.2.1变量的选取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m2、m1、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二元回归模型。通过实际经济分析，可以选取m2作为被解释变量Y，m1作为X1i，交易性金融资产作为X2i。样本区间取2008年9月到2014年9月来检验金融创新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见表1。
2.2.2建立回归模型
用eviews5.0软件建立样本区间为2006-2012年的时间序列文件，利用散点图可知Y与X1，X2之间均呈线性关系，故选择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i=β0+β1X1i+β2X2i+μi（1）
2.2.3估计回归方程
在打开的eviews5.0软件的工作文件中，选择菜单“Quick”，点击“estimateequation”，在打开的新窗口的空白栏中输入简化的估计方程式：
YCX1X2执行命令：
因此，所估计的回归方程为
Yi=-112966.0+3.40X1i+26.28X2i
其中，■■=3.40，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m2每增加1亿元，m1平均增加3.40亿元；■■=26.28，说明假定其他因素不变，m2每增加1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平均增加26.28亿元；■■=-112966.0，表示在m2、m1、交易性金融资产为零的情况下，m2平均减少112966，没有实际意义。
①拟合优度：R2=0.977，修正的可决系数为R2=0.966这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的很好。R2=0.977拟合度接近于1，说明回归直线对样本点模拟的很好。m2变异中的97.70%可以用m1，交易性金融资产这两个变量的变化来解释。
②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的值为86.8477>F0.05（2，4）=4.76，因此回归方程的总体线性关系显著成立。
③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变量X1，X2的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t^β1=11.63，t^β2=0.41，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表得临界值t0.025（4）=2.776，显然变量X1的t统计量值大于临界值，而X2的t统计量值小于临界值。因此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m1对m2有显著性影响。但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对m2的影响不显著。但在0.3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3结论与建议
目前看来，我国货币政策并不十分有效，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中国金融创新需要实施新的政策措施来引导，从而减弱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在政策主体方面，由于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商业银行的重要性不断减弱，因此，应使中央银行的地位不断增强，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政策体系方面，根据金融创新灵活性的特点，创建货币政策体系静态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实施不同的政策措施，运用不同的金融工具，进行灵活调控。在政策操作方面，金融创新工具的多样性为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条件，因此，应更多关注货币政策操作的指引性影响，通过引导社会公众的预期，实现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在政策环境改革方面，务必适当加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并要严格控制改革转轨的风险，按部就班，有步骤有重心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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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政策篇8
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著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2.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金融数据政策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透明度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概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提出的《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则》，货币政策透明度是指一种环境，即在易懂、容易获取和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有关政策目标及其法律、制度和经济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职责。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现状
货币政策是指央行实施的，用以影响货币和其他金融条件，达到持久的真实产出增长、高就业和物价稳定等广泛目标的经济政策。对于政府而言，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指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这三大法宝。
1、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发展
法定存款准备金，规定了商业银行或某些国家中的储蓄机构在其存款负债中必须上缴央行一定比例的存款或者是预留库存现金。因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通过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给来调节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限制了银行的一定的现金流，保障了存款用户的相对风险。从2006年第一季度到今年的第一季度，这四个季度，央行已经对存款准备金率调整13次，每次的调整基本都是提高0.5个百分点。搭配使用央行票据等对冲工具，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回收多余流动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适当调节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再贴现率，央行在通过“贴现窗口”贷款或再贴现或购入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向银行体系直接提供准备存款的活动中索取的利息。从而影响货币资金供求。再贴现率现为3.24%，而且这个数据近年一直都没有变动。
公开市场操作，如回购和逆回购协议、买卖政府债券、发行中央银行证券等。从我国的货币政策报告中，可以得出去年到今年的五个季度的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票据发行总量和季末票据余额都是比较大的数额，央行对公开市场化操作幅度越来越大，而且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操作的幅度也不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微调，改善通货膨胀，而且可以灵活安排。政府在今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进一步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人们要面对是央行的政策，但是怎么样才能有效的达到央行的预期？改善货币政策透明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2、我国货币政策透明披露回顾
1993年以前我国央行主要是通过领导讲话来披露我国的货币政策，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通过领导讲话进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较低，公众很难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准确的预期。1993年起人民银行开始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里面明确列出：“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6年起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每月中旬人民银行还公布上月m0、m1和m2的实际增长率、金融机构短期和中长期贷款、企业贷款、储蓄存款和外汇储备情况等月度金融统计数据。2001年开始执行货币政策报告，在每一个季度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内容有：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搭配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方式回收流动，协调运用好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保持对冲力度，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维护总量平衡。2002年2月份，首次对外公布了货币政策司撰写的稳健货币政策有关问题的分析报告，报告中解释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由来、内涵、实施效果。2004年，央行公布金融统计数据时间表，内容包括：本外币存贷款数量、余额和经济运行状况等。
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我国货币政策经济运行透明度在最近几年提高很快，这有利于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提高。但是也要认识到，我国货币政策经济运行透明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改善和提高。如金融数据公布的完整性、项目全面性、经济金融运行的预测报告等。
二、改善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优点
1、降低抑制通货膨胀的成本
有利于形成对中央银行的外部监督。当中央银行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干预，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就会具有用通货膨胀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偏好，倾向于采取“有所作为的政策”。而在实行公开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任何以通货膨胀来换取短期产出提高的行为，都将被市场主体所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实施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将会破坏中央银行的信誉，丧失公信力是中央银行实行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代价。这样，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就会提高中央银行的公信力。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保持物价稳定，减少管理监管通货膨胀的成本。
2、减少信息不对称，有效引导预期
像所有公共政策一样，货币政策可以从公众的支持与理解中受益。在货币政策透明度较高情况下，中央银行向公众公开货币政策决策过程，说明决策依据，进行全面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及时而准确地有关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统计资料等，这种高度透明的货币政策，可以使公众获得更为准确的货币政策信息，避免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误解，从而获得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使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畅通。引导公众形成合理的预期。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及时准确地向市场提供调控经济运行的各种信息，态度鲜明地表明对未来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风险的预测，以中央银行的权威与信誉，就可以影响公众预期，使其按货币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方向调整投资和消费行为。
3、减少市场波动，稳定金融市场
政策可信性越大，该政策对公众预期形成和决策行为的引导作用越大，其政策效应就越好；反之，可信性越小，其政策效应越差。政策的透明度是决定货币政策可信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由于中央银行不能完全预料到未来的意外冲击，因此事前宣布的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指标与事后的实际结果不会完全一致。如果货币政策不具有透明度，公众就无法判断目标的偏离是由中央银行的短期行为或控制不当造成的，还是由未曾预料到的需求与供给冲击造成的，这样就会对货币政策的可信性造成损害。如果货币政策的透明度高，政策信息全面、详细与准确，那么公众不仅可以了解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还可以了解中央银行通过什么手段与措施去实现其目标，对正在实行的措施及所取得的效果与所宣布目标偏离的原因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理解，这样便可以保持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当人们适应这个规则以后，政策的明确化、制度化有助于保证实现货币政策的延续性，或者至少可以增加未来政策继续采取目前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减少市场由于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三、国内外货币政策的借鉴
货币政策透明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目标透明度、认识透明度、操作透明度。在这三个方面上，每个国家的侧重点都不一样，现在将对外国几个有代表的银行进行分析，提出对我国的借鉴。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在《联邦储备法》中被确定为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适度的长期利率。对于会议记录等信息披露在格林斯潘时期，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出货币政策决策，投票结果基本是全票通过。伯南克任职到现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会后3个星期对会议纪录予以公布。美联储从1994年才开始对外公布政策。在此之前，公众和市场只能间接通过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的政策动向来判断货币政策行动的变化，即使政策决定没有变化，也对政策保持不变的依据进行解释和说明。2003年8月以来，美联储在会后声明中更加注重使用描述性的前瞻性语言，向市场传递美联储对经济前景展望和货币走势方面的信息。
新西兰储备银行采用的都是通货膨胀目标制，1990年率先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其物价稳定的衡量标准是由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通过签订政策目标协议确定的；货币政策决策由行长个人做出，对行长货币政策决定的详尽解释取代了会议纪要。央行还会在每个季度提供短期名义利率预测，并尝试以图表的形式向公众和市场未来最有可能的政策利率路径，向公众说明其未来可能的政策行动。英格兰银行采取的措施与新西兰基本类似，即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决策上，英格兰银行采用的是“多数票”原则。
欧洲中央银行采用的是“两支柱”的货币政策策略：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主要通过这两大支柱获得大量数据和信息。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由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并在取得一致的基础上做出。欧洲中央银行不公布会议记录，也不公布投票结果，只是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立即宣布政策决定。
但是，与发达国家乃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仍有进一步增强的空间。虽然货币政策的制定，我国的目标也是很明确的，即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均衡、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但是对于认识透明度，相当于就是央行解释他们是如何统计或者计算出这些经济数据的，采用什么模型，什么计算方法。在这个方面是我国所欠缺的，模型的公布一直是按照以前的做法，没有做到及时的更新。很多研究机构采集的数据也是以央行的数据为题材，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机构对信息的理解也能起到传达作用；没有实质性的披露，就不能使公众对央行政策的有效理解。
对操作透明度而言还需要改善。首先，完善对外公布金融统计数据和公布及时性。像欧洲央行在会议之后就立即宣布政策决定，这就保证了政策的及时性。而我国即使开了政策会议，但也不会在会后马上予以公布。并且，在每次季度会议之后对外的新闻都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语言，使得货币政策委员会不能很好地引导公众预期；其次，不断完善月底月度金融统计数据。就目前来说，金融统计数据涉及的项目较少，如公开市场操作，有些季度的执行报告里面会显示基础货币的资金回笼状况，但是有的就没有。数据只有细化到季度，没有细化到月份；再次，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间与形式。如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布以前，可以向公众政策报告里面含有的内容，这样，在政策报告出来之前，不会使政策的相对真空影响公众预期，运用多种方法和现代传媒手段增强与公众的沟通，而不是单一的方式提供货币政策报告。只有不断改善货币政策的透明性，才能更好的引导公众按照央行的货币政策预期来走，使得央行提升自身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徐筱雯：货币政策透明度、通胀偏差与预期成本[J]，南开经济研究，2006（4）.
[2]贾德奎：西方经济学界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研究述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1）.
金融数据政策篇10
在协整检验之前，必须首先检验各个变量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的三组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增广的迪基-福勒方法即单位根aDF方法对五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并采用aiC和SC最小准则来确定时间序列的最佳滞后期，因篇幅限制，仅列出危机中时间序列的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五个变量的三组原序列均接受原假设，现为非平稳序列。但五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经过一阶差分后，其aDF检验值均小于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现为一阶单整的平稳序列，因此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方程回归。
2实证检验
基于上步骤的平稳性检验，分别将中介目标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将最终目标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长期协整方程，选择最优滞后期，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同时采用广义差分法消除模型的自相关，得到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三组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回归结果。估计均为显著，且经检验发现，协整方程的残差均为5%显著性水平下的平稳序列，因此金融危机前中后变量的长期协整关系均成立，中介目标变量与最终目标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然而，从短期来看，又可能出现失衡状态，为增强实证检验的精准度，本文进一步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以分析各经济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该误差修正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协整方程中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解释变量为协整方程中解释变量的差分序列以及长期均衡方程的误差项。筛选滞后项，得到短期误差修正模型的最优估计结果。为进一步证实协整回归的结论，系统分析货币政策与国民产值、物价指数之间的先行、滞后关系，本文对金融危机前后的变量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aiC和SC原则，滞后期同样选择为1。
3实证结果分析
第一，在中长期内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就经济增长而言，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后三个阶段，货币渠道的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以及信贷渠道的信贷规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均是显著的，但信贷规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存在5期的滞后，且除利率对国内生产总值呈负向影响外，其他两个变量均呈正向影响。金融危机前，当货币供应量下降1%，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475%；当利率上调1%，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823%。当信贷规模下降1%，五期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341%。同样分析危机时期和危机后的实证结果并将三个阶段进行对比后发现，金融危机前三个变量的系数明显大于金融危机时期，金融危机后的变量系数小于危机前而大于危机时期，处于居中地位。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我国经济周期的三个阶段中，金融危机前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最大，危机时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最小，而危机后稳健性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居中。
第二，在中长期内货币政策的物价效应也存在非对称性。就物价稳定而言，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后三个阶段，货币渠道的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以及信贷渠道的信贷规模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且三个中介变量对物价均呈现负向影响，也就是说，按照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目标调整利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但相应调整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有可能使物价恶化，这可能与货币政策传导的滞后性有关。3至5中各个中介变量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回归系数同样代了其对物价的影响方向和强度。对比三个阶段的变量系数发现，金融危机前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对物价的恶化程度明显小于金融危机时期，且危机前利率对物价的稳定作用显著大于危机时期，而金融危机后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对物价的恶化程度以及利率对物价的稳定程度均处于居中地位。这明金融危机前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我国物价稳定的影响强度要明显大于金融危机时期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而金融危机后实施的稳健性货币政策的物价效应同样居中。
第三，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物价效应在短期也存在非对称性。误差修正模型残差项μt-1的估计系数示货币政策对最终目标变量前一期偏离的修正强度。金融危机前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修正模型残差项μt-1估计系数分别为-0.386和-0.631，负号明当最终目标变量偏离均衡水平时，货币政策会对偏离进行相反方向的调整，从而实现系统的长期均衡，修正强度分别为38.6%和63.1%。对比金融危机时期的残差项μt-1估计系数（-0.271和-0.494）和危机后的估计系数（-0.304和-0.589）发现，金融危机时期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对最终目标变量的修正强度稍小于危机后的稳健性货币政策，但明显小于危机前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同样显现出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第四，Granger因果关系p值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在因果检验中p值的另一个作用是判断自变量预测因变量能力的强弱，p值越小代自变量预测因变量的能力越强。单就金融危机后来看，货币供应量、利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Granger因果关系p值小于信贷规模，说明金融危机前货币政策的货币传导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要大于信贷渠道。但就稳定物价来看，尽管货币供应量、利率和信贷规模都是物价指数的单向Granger原因，但是货币政策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优劣趋势。尽管如此，与金融危机前和危机时期的实证结果对比发现，金融危机后的Grang-er因果关系p值稍微小于金融危机时期，而金融危机时期的p值明显大于危机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危机后稳健性货币政策的效应处于居中地位，其稍逊于危机前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但优于危机时期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