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理政策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次级贷款自由主义
2008年9月集中爆发了被称为“华尔街风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使得人们将之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
9月7日，曾占据美国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21日，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至此，美国前五大投行已“全军覆没”。其它的金融巨头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告急;9月25日，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接管;9月29日，美联银行被花旗银行收购……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不仅意味着“华尔街模式”的覆灭，而且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市场的深刻反思。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贷危机“与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表示，他从自己的思路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格林斯潘说：“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各机构(具体来讲就是银行和其它企业)的自我利益决定了，它们是保护自己股东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经是神话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且史无前例的四次连任，历经四位总统。他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上最长的增长期，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了“零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奇迹。美国媒体曾经毫不掩饰的宣称：“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联储主席就行。”
由于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人们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清算”到他头上也不奇怪，那么格林斯潘错在何处?他的错误对今天的危机应当负多大的责任?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投机与扩张--华尔街模式的本质
长久以来，以大摩和高盛为代表的一批从事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比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的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独立投行，一直是华尔街的“形象代言人”。他们以少量资金投入，通过杠杆作用，对各种衍生证券进行炒作，以小博大，极短时间内实现牟取暴利。在这样的模式下，风险也随着一次次交易进行而累计、扩大，最终爆发出来。
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对冲”投资损失，或者说规避风险，但并不是消除风险，只不过把一部分人的风险转移到另一部分人头上。比如商业银行为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就面临着居民违约的风险;为了转移风险，商业银行将这些贷款合同卖给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银行当然不能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它一方面将贷款处理成债务抵押债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全球投资者，让债券持有者来分担房贷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行创造出“信用违约保险”CDS(CreditDefaultSwap)，让保险公司如aiG等为这种次债提供担保。
金融衍生产品的另一个作用是投机和套利，炒家除了会投机升跌，还会投机波幅。在1995年时，衍生金融工具投机得到臭名远播。尼克·李森，巴林银行的一名交易员，造成13亿美元的损失，导致这家有数百年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的金融机构破产。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无法还贷的风险很高。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次贷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美国房价下跌，使次贷购房者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来获得融资，这样，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还贷。于是，房贷机构(商业银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贷坏账;“两房”、投资银行、全球各类投资者手中的大批次债由于失去偿付来源而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从此汹涌袭来。
“把钱借给能还钱的人。”是人类第一间银行大门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话。可是今天这些世界顶尖的银行家们竟集体把钱借给低收入者，投资银行给把贷款做成债券并且给予很高的等级，保险公司甚至为这种债券担保，为什么?
追逐利益固然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则可以用心理学的一个规律解释：群体在做同一件事情时，个体容易丧失自我。于是人们相信：只要美国地位不变，全世界的人就都想去美国定居，美国的土地有限，那么房子价格总是要上升的，只要住房还在，我的贷款就不会收不回来。
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高杠杆性。衍生产品的交易采用保证金制度(margin)，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资金只需满足基础资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比。以雷曼兄弟为例，从2004年到2007年，雷曼炒作的资产负债表高达300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购买住宅和商业房地产贷款证券作支撑的后盾。而同一期间，雷曼只增加了60亿美元的股本--相对3000亿，可说微乎其微。所以，雷曼的资产从极高位的24倍资本，增加到了更高位的31倍。反过来，如果投资总价值下降3%，那股东的权益便完全被销除一空。[2]
二、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拒绝监管衍生金融市场
既然认识到了衍生金融市场本身的高风险，以及银行家及投资精英可能利用专业知识和影响对其他投资者作出不当引导，那么首先想到遏制危机的重要办法就是加强市场监管。然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从而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20世纪90年代，有些人声称，衍生品市场已变得如此庞大，并且难以理解。为了金融系统的整体安全，他们要求联邦政府介入，加强衍生品监管。无论是会见政府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还是在听众云集的场合发表演讲，格林斯潘一直坚决反对限制衍生品交易。他希望这一问题由华尔街自行解决。[3]格林斯潘一方面信奉市场的力量，相信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行为是可靠的，因为他们都应该是自己机构利益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他认为与个人私利相比，政府的干预会是“邪恶的”。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资而陷入破产境地，引起一场金融风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压下，美国国会仍然宣布冻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6个月监管权力。
格林斯潘对华尔街的信任并非毫无理由--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并且总是趋利避害。所以华尔街精英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把握好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低估了市场扩张的力量，一个人冒险固然不是明智之举，拉上其他人一起“摊薄”风险之后，人们的行为就要大胆得多。正是有投行的分析、金融创新作为支撑，商业银行才一再扩大次贷业务;而投行有了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作为客户，金融创新之举也越来越多。当经济不再增长，资金链断裂，自然是一损俱损。
在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爆发，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三、政策导向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大量金融机构的倒闭、危及实体经济，还将改变经济政策导向。从格林斯潘“认错”来看，金融危机将促使人们重视金融监管，背离自由导向的市场原则。
自现代经济学产生的三百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强调自由市场的力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曾频频指责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市场的优点非常明显，能够促进效率，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扩张容易导致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一例，这次金融危机也是。
理论在现实面前总是虚弱的，尽管美国一再推销“让金融体系自己寻找平衡点”的自由主义金融政策，但是自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业危机;美国房地产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破产;“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金融自由化的好处明显：让很多人变得格外富有，但坏处也是明显的：危机频繁并且代价高昂。
于是在金融危机面前，白宫毫不犹豫的举起了干预大旗：10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向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同时为银行新债提供担保;10月21日，美联储表示，将动用多至5400亿美元，用于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短期债务，以扶持美国金融体系的一大关键支柱;推行从陷于困境的金融企业买入问题资产的7000亿美元计划;[4]等等。
美国政府这次市场干预的政策力度堪称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之最，对我们也有重要启示。首先，市场自由是相对的，比信奉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国家在经济中的职责，那就是维持经济稳定，尤其注重行业监管的力度，预防危机的发生--多数人相信，如果美国政府重视金融市场的风险，对金融衍生品加以管制，那么次贷危机不会扩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第二，金融危机的关键是如何恢复信用，政府注资私人银行最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资金，而在于给出一个信号：政府将对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元本位制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困扰乃至灾难的风险急剧增加，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传递效应，这已是关系到我国金融战略和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问题。尤其是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时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制订政策、如何对待衍生金融市场，都需要更加谨慎的考虑。
参考文献
[1]引自《格林斯潘“认错”》，Ft中文网，2008-10-24
[2]引自《希望，华尔街模式的消失》，扬子正如
金融管理政策篇2
近年来邮政金融业务的发展较为良好，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与早期相比进步显著，但与此同时我也需要认识到邮政金融业务管理还存在一些不足，不利于其未来的进一步发展，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准确分析其不足，并积极采取改进应对措施，提高邮政金融业务管理的质量与有效性。本文基于作者自身的实际工作与市场调查了解，首先简单阐述了改进邮政金融业务管理的必要性，然后分析了当前邮政金融业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最后主要对如何改进邮政金融业务管理提出了部分探讨性对策建议，以期能对邮政金融业务的发展起到促进与保障作用。
关键词:
邮政；金融业务；管理；现状；改进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是我国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在我国的市场结构和社会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地位。邮政集团公司的业务范围广、种类多，目前运营有物流、报刊发行、邮件寄递、邮票发行、邮政汇兑、邮政储蓄等主要业务。经过长时间的市场竞争与发展，邮政金融业务的运营已经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但邮政金融业务想要在未来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就还必须要对现有的金融业务管理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改进邮政金融业务管理的必要性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金融业务与早期相比，在今天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场占有率明显的提高，已经成为了其运营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从近段时间的短期情况来看，邮政金融业务的发展不是非常稳定，表现为金融项目邮银占比降低、市场占有率波动较大、新增储蓄存款市场占有率波动明显、利差收入缺口较大等等，这一方面影响到了邮政的收入，另一方面还不利于其金融业务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邮政的金融业务管理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与不足，如果不尽快对其金融业务管理作出改进与调整优化，提高金融业务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有效性，就将对邮政金融业务的长远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危害相当之大。为此我们有必要客观分析当前邮政金融业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积极的采取改进和应对措施，以保障与促进邮政金融业务的发展。
二、当前邮政金融业务管理的现状分析
(一)网点的硬件配置较为落后与其他的一些商业银行相比较，邮政的金融网点虽然分布非常广泛，但是硬件配置却较为落后，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问题，例如营业场地较小，人多拥挤，业务窗口较少，客户排队等待时间长，自动取款机数量较少，部分农村乡镇地区甚至还没有配备自动取款机，服务条件相当有限，在业务的高峰时间段，排队办理的客户甚至需要排队到网点的门外，引起了客户的极大不满。网点的内部设施环境就更不用谈了，除了城市或乡镇首先发展起来的网点之外，一些乡镇网点的内部环境还非常差，这严重影响到了其金融业务的发展。
(二)网点缺乏功能区划分部分乡镇网点的功能布局还非常老旧，不能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业务服务，简单的营业窗口和等候区，理财经理简单一张桌子就是理财台席，这给客户带来的感觉非常廉价，其缺点还不止于此，不合理的功能区划分，不能对客户进行分流，会增加客户排队等待的时间，同时用户的服务体验度也会极大的降低，再者就是这会造成网点业务办理的秩序混乱，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三)人员配置不完备且素质较低
网点人员配备不全并且整体素质偏低造成用户等待时间长是引起用户流失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制约邮政金融业务发展的人为瓶颈。与其他的商业银行相比，邮政金融业务网点的人员配置不完备，是其金融业务发展所面临的又一问题，特别是一些乡镇网点，其业务量其实是较大的，但是人员的配置却较少，客户排队等待的时间非常长，而且缺少大堂经理这样的服务岗位配置，有的地方及时是摆上了“大堂经理”的牌子，但是实际的人员配置却并不存在。还有就是很多工作人员的素质较低，不论是业务能力还是服务态度，都不能满足今天的金融业务服务标准，降低了客户的服务体验度。
(四)人员考核及管理办法比较落后
邮政金融网点还在用最原始的手工记账的方式来记录员工的业务量，员工的绩效考核以业务量为主，销售保险、国债、基金等理财产品都是单独与绩效进行挂钩，并且柜员办理绿卡、绿卡Vip卡、电子银行等业务都没有统一的绩效奖励，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绩效考核机制。网点管理方面会因为支局长的个人领导风格不同而相差很大，有的支局长会偏重纪律管理和人员分配，有的会偏重网点业务经营，这就造成了网点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到网点对外的形象及经营情况。
三、邮政金融业务管理的改进对策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给客户带来良好的第一印象，才有可能留住客户，否则就会导致客户大量的流失，不利于邮政金融业务的发展。邮政在完善了城市地区的网点基础设施建设之后，要立即重视乡镇地区的网点基础设施建设，可参考其他商业银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或是自身的城市网点基础设施建设模式，打造标准化的网点基础设施，为客户提供最为良好的内部环境与硬件条件，让客户在等待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舒适，而不是焦虑。
(二)对网点内部进行科学布局划分
科学的网点内部布局，既可以改善网点的内部环境，还可以促进业务与客户的分流，提高业务的办理效率，缩短客户排队等待的时间。在业务区的划分上，不论是城市网点，还是乡镇网点，都必须要实现引导区、等候区、自助区、现金区等基本的布局划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建立单独的理财区和用户体验区，增强用户办理金融业务时的服务体验度。
(三)完善人员与资源配置提高
邮政金融业务网点应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完善人员、设备和资源配置。就目前的情况来讲，邮政金融业务网点应当重点加强对大堂和理财经理的配置，特别是大堂经理的配置要尽快完善，从网点业务办理的流程来讲，大堂经理是业务办理的一个起始点，他可以帮助实现客户的引导和分流，能有效提高客户业务办理的效率，使自助设备被有效的利用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窗口人多拥挤、客户排队等待时间长的问题出现，防止客户群体流失，预防金融资产下降。同时要加强对理财经理岗位人员的配置完善，他们是网点业务办理的支撑点，可真正使网点实现以客户为中心。高柜人员做常规业务，而用户资产配置，理财产品和保险产品推介，电子银行开通使用等都需要理财经理一对一服务，而这些业务相对耗时长，不适合在高柜开展业务。
(四)提高人员业务能力与服务意识
服务的好坏、优劣，对于邮政金融业务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当前的客户都非常重视服务体验，如果邮政金融业务的服务质量始终提不上去，那么客户的流失就只是早晚的事情，为此必须要在管理工作当中重视人员业务能力与服务意识的培养。首先，要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培训教育，培训教育要分两面同时进行，一面为业务培训教育，提高他们对业务的熟知度，使他们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精准的操作、更专业的讲解介绍为客户办理业务，另一面为服务意识，让他们知道金融业务的发展必须要求工作人员具备良好的服务能力、服务态度，对待客户要热心、温柔，想客户之所想，这样才能真正的抓住客户；其次，要把好人员入口关，严格以地市局为单位，对人员进行统一的招手、培训、考试，考试通过者进入培训阶段，培训结束后再次考试通过才能正式录用，避免出现人员素质能力与服务意识参差不齐的问题。
(五)完善人员考核
当前邮政金融业务的人员考核，应以网点为核算单位，同时采用平衡计分卡的方式进行对网点和员工的绩效考核，一方面可以调动支局长及前台营业人员的积极性，同时还能解决中间环节管理脱节的情况。平衡计分卡的考核内容可以分成个人储蓄业务、个人理财业务和其他中间业务三大板块分别进行考核，最后用总分数来衡量网点或者个人工作业绩的好坏。
(六)加大新业务开发和推广力度
最后，邮政还应当加强对市场的调研，根据不同的客户群体，开发针对性的新金融业务，使自身的金融业务产品能够始终满足客户需求，这样才能为邮政金融业务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不至于因金融业务产品落后而导致客户流失。在重视新金融业务开发的同时，还要做好对基层员工的培训教育工作，使他们能够首先熟悉业务产品，这样才能够对客户进行专业的宣传与讲解，当然在此过程当中还需要重视推广策略的应用，要根据城市和城镇客户群体的差异采取不同形式的推广方式、推广手段，提高推广力度，从而确保推广工作能够取得实效，使新业务能够快速发展起来。
四、结束语
邮政金融业务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管理作为支撑，针对当前邮政金融业务管理存在的不足，我们必须要进行客观的分析，并进行有效的改进与管理，以提高邮政金融业务管理的质量与有效性，保障和促进邮政金融业务的发展。
作者：庄海燕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西安市分公司
参考文献:
[1]贾秀堂,李学昌.近代中国邮政金融事业的创办与社会影响[J].历史教学问题,2016,01:72-76
金融管理政策篇3
关键词：金融政策；促进；土地管理；健康发展
推进城镇化的重要突破口是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是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深化改革既要做好顶层设计，又要允许地方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探索试点，成熟后再制定成法律。
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存在四方面问题：
1.耕地不能得到保护，同时城市的存量土地也不能集约利用。因为集约用地成本高，旧城改造、拆迁安置不如征农民的地来得快。
2.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不仅被征地农民受损害，低价补偿、高价出让，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未被征地农民也受损害，因为现行制度限制农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3.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孕育政府信用风险和社会金融风险。土地财政的风险，主要由社会分散承担，而土地金融的风险则集中在政府身上。现在土地金融的负债规模太大，陷入了“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万一兜不住，就可能诱发金融危机。
4.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造成市场不规范，正常市场经济秩序难以建立。
尽管有关方面的改革一直在推进，但是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郑凌志看来，改革进行到这个阶段，已经触及一些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自下而上的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制度变迁已经陷入改不动的艰难困境，根本无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次矛盾。因此，针对改革面临的瓶颈，急需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加速推进，超越既得利益。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突破口，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是征地制度改革题中应有之义。征地制度改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缩小征地范围，二是提高补偿标准，三是拓宽安置途径，四是完善征地程序。其中，缩小征地范围的含义就是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他认为，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农民就可以凭借土地财产自主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增加财产性收入。而且只要符合规划，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商品房，可以增加土地供应，可以打破开发商的自然垄断，对解决城市老百姓住房问题，也有好处。
因此，土地制度改革一定要与城镇化进程相适应，征地过程中要维护农民权益。城镇化过程中要解决转移人口变市民的问题，就要允许宅基地和房产流转，提高他们在城市中购买和租赁房屋的能力。他认为，土地管理新机制应该包括增量土地的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的流转、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城市存量土地的盘活等，这些是跟城镇化中的建设有关的。
对于宅基地制度改革，他建议，宅基地买卖不要限制买卖者的身份，合法宅基地应先办理登记，发生交易要办变更登记，同时对购买人开征财产税。农民自用部分可以免征，超出规定面积的则不能免。合规登记和纳税的，受法律保护，将来即使拆迁也可以得到补偿。“这样对存量土地征税，不仅对宅基地，包括经营性用地也要交财产税，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同时，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对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构成冲击，依靠增量土地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没有了，城市建设怎么发展？建设资金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接踵而至。其实，一些地方的改革探索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广东的“三旧”改造，事实上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调动了农民和其他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人和地的问题解决了，钱的问题也解决了。政府职能也根本转变，主要是规划、协调、监管、服务。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以后，在土地增值收益的诱惑下，一部分农民会有冲动把农地变为非农地，给耕地保护带来新情况。“但现在政府抓住不放，耕地保护住了吗？外延扩张，是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必然逻辑。政府退出经营，专心做裁判员，农民的违规行为还愁管不住？”
业内专家认为，征地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单靠地方政府推动是不能完成的，需要中央进行顶层的系统设计。缩小征地范围、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涉及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因此，未来的土地政策应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同时，应从基层吸取好的成功做法上升为政策法律。
金融管理政策篇4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了履行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国际义务，规范金融机构对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行为，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就《管理办法》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受二十国集团(G20)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XX年7月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获得当年G20布里斯班峰会的核准，为各国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打击跨境逃避税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工具。在G20的大力推动下，目前已有100个国家(地区)承诺实施标准。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向G20承诺实施标准，首次对外交换信息的时间为2018年9月。2017年7月，《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于2017年2月对我国生效，为我国实施标准奠定了多边法律基础。2017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签署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间相互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提供了操作层面的依据。
本次的《管理办法》旨在将国际通用的标准转化成适应我国国情的具体要求，为我国实施标准提供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引，既是我国积极推动标准实施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履行国际承诺的具体体现。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标准由主管当局间协议和统一报告标准两部分内容组成。主管当局间协议是规范各国(地区)税务主管当局之间开展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的操作性文件。统一报告标准规定了金融机构识别、收集和报送非居民个人和机构账户信息的相关要求和程序。
根据标准开展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首先由一国(地区)金融机构通过尽职调查程序识别另一国(地区)税收居民个人和企业在该金融机构开立的账户，按年向金融机构所在国(地区)主管部门报送账户持有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账号、账户余额或价值、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产(不包括实物资产)的收入等信息，再由该国(地区)税务主管当局与账户持有人的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开展信息交换，最终为各国(地区)进行跨境税源监管提供信息支持。
三、标准与美国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是什么关系?
2010年，美国颁布《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要求外国金融机构向美国国内收入局报告美国税收居民(包括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账户的信息，否则外国金融机构在接收来源于美国的特定收入时将被扣缴30%的惩罚性预提所得税。FatCa主要采用双边信息交换机制，即美国与其他国家(地区)根据双边政府间协定开展信息交换。
标准是以FatCa政府间协定为蓝本设计的多边信息交换机制，可以说是全球版的FatCa。标准与FatCa内容上大体相同，但是在细节上存在一些差异，包括报送对象、个人账户的尽职调查门槛、免予报送信息的金融机构类别、处罚措施等。《管理办法》旨在识别标准所要求的非居民账户，并不适用于FatCa所要求的美国税收居民账户。鉴于我国政府正与美国政府积极商谈有关FatCa政府间协定事宜，金融机构可以考虑在操作层面将标准与FatCa统筹，包括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将二者的声明文件进行整合等。
四、有哪些国家(地区)已经承诺实施标准?
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国家(地区)承诺实施标准。对于一直不承诺实施标准的国家(地区)，国际社会可能采取联合反制措施，促使其承诺实施标准，提高税收透明度。长远来看，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是大势所趋，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终将覆盖绝大部分国家(地区)。
五、我国将与哪些国家(地区)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
已承诺实施标准的国家(地区)相互挑选信息交换伙伴，双方均有意向的则可建立伙伴关系。中国将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地区)建立信息交换伙伴关系。相关情况见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六、制定《管理办法》的原则是什么?
一是严格遵循国际标准。标准由oeCD会同G20成员国制定，已成为税收透明度国际新标准。为了构建良好的国际税收征管秩序，避免各国(地区)具体实施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国际社会要求各国(地区)在国内法转化过程中严格遵循标准的规定，并且将对各国国内法制定和执行情况进行国际审议。因此，《管理办法》按照标准的主要内容制定，规定了我国境内金融机构识别非居民账户并收集相关信息的原则和程序，包括对基本定义的解释、个人账户与机构账户的尽职调查程序、金融机构需收集和报送的信息范围等。
二是充分考虑国内实际。考虑到《管理办法》的内容涉及金融机构的日常合规工作和金融机构客户的切身体验，《管理办法》数次通过金融主管部门广泛征求金融业界意见，并于2017年10月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着兼顾国际、国内两方面需求的原则，《管理办法》在标准允许范围内尽量考虑了国内各方诉求，从而减轻金融机构合规负担和对客户体验的影响。
七、《管理办法》对社会公众有何影响?
《管理办法》对社会公众影响较小，主要对在金融机构开立新账户的部分个人和机构有一定影响。从2017年7月1日起，个人和机构在金融机构新开立账户，包括在商业银行开立存款账户、在保险公司购买商业保险，需按照金融机构要求在开户申请书或额外的声明文件里声明其税收居民身份。由于在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的个人和机构绝大部分为中国税收居民，填写声明文件时仅需勾选中国税收居民即可，开户体验影响不大。如果上述个人和机构前期已经开立了账户，2017年7月1日之后在同一金融机构开立新账户时，大部分情况下无需进行税收居民身份声明，其税收居民身份由金融机构根据留存资料来确认。
对于2017年7月1日之前已经开立的账户，金融机构根据留存资料确认账户持有人的税收居民身份，极少数不能确认的需要个人和机构配合提供材料。
八、《管理办法》对哪些人影响较大?
《管理办法》主要对在中国境内开立账户的非居民或者有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影响较大。这里所称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和企业(包括其他组织)，但不包括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中央银行、金融机构或者在所在地政府认可和监管的证券市场上市交易的公司及其关联机构。
非居民或者有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在开立金融账户时，需要详细填写账户持有人或控制人的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包括姓名(名称)、现居地址、税收居民国(地区)、居民国(地区)纳税人识别号、出生地、出生日期等信息，并应确保信息真实、准确。
上述信息报送到相关部门后，由国家税务总局按照我国对外签订的协议交换给账户持有人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
九、什么是消极非金融机构?
如果一家非金融机构取得的大部分收入是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经营活动收入，则该机构属于消极非金融机构，例如设立在某避税地、仅持有子公司股权的中间控股公司。由于消极非金融机构容易被当作跨境逃避税的工具，金融机构需要识别出这些机构及其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如果消极非金融机构的控制人是非居民，金融机构则需要收集并报送控制人相关信息。
十、账户持有人为什么需要填写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
《管理办法》采用的是税收居民概念，与居住管理法规中的居民概念不同。税收居民身份认定标准比较复杂，无法通过普通的居民身份证件直接判定，因此需要开立账户的个人和机构自行声明其税收居民身份。开立账户的个人和机构应配合金融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真实、及时、准确、完整地填写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提供《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材料，并承担因未遵守规定而引发的法律责任和风险。
十一、账户持有人如何判断自己的税收居民身份?
各国(地区)国内法有关税收居民身份的认定标准并不一致。对于个人而言，通常同时采用住所(居所)标准和停留时间标准，纳税人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可构成该国(地区)的税收居民;对于企业而言，通常采用注册地标准和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
以我国为例。根据我国税法，中国税收居民个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中国税收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包括其他组织)。
账户持有人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相关国家(地区)税收居民身份认定规则，对自己的税收居民身份进行综合判断。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将公布相关资料供金融机构和账户持有人参考()。账户持有人也可咨询专业税务顾问来判定自己的税收居民身份。
十二、中国税收居民个人的账户信息将被报送和交换吗?
账户持有人为中国税收居民个人的，金融机构不会收集和报送相关账户信息，也不会交换给其他国家(地区)。账户持有人同时构成中国税收居民和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的，其中国境内的账户信息将会交换给相应税收居民国(地区)的税务当局，其境外的账户信息交换给国家税务总局。
十三、《管理办法》所称尽职调查是指什么?
《管理办法》所称尽职调查，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调查，而是指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了解账户持有人或者有关控制人的税收居民身份，识别非居民金融账户，收集并记录相关账户信息。一直以来，金融机构在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下，为了反洗钱目的已经开展了类似客户身份识别工作，为执行《管理办法》奠定了基础。
十四、哪些金融机构需要按照《管理办法》开展尽职调查?
《管理办法》所定义的金融机构与通常经济生活中理解的金融机构不一样。例如，某公司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属于金融业，但并不一定属于《管理办法》所称金融机构。
依法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存款机构、托管机构、投资机构和特定的保险机构等金融机构，需要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开展尽职调查。相关定义在《管理办法》中均有具体解释和列举。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以及其他不符合条件的机构，不属于《管理办法》规定的金融机构，因此不需要开展尽职调查。
十五、哪些账户在《管理办法》规定的尽职调查范围之内?
从2017年7月1日起，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将对存款账户、托管账户、投资机构的股权权益或债权权益以及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或年金合同开展尽职调查。这些账户不论金额大小，都应通过尽职调查识别账户持有人是否为非居民。
在实践中，某些金融账户被用来跨国逃避税的风险较低，因此，《管理办法》参照国际标准也规定了一些免予尽职调查的账户，例如符合条件的退休金账户、社会保障类账户、定期人寿保险合同、休眠账户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账户等。相关条件在《管理办法》中均有具体规定。
十六、所有类别账户的尽职调查程序一样吗?
《管理办法》将账户分为个人和机构两类账户，每类账户又分为新开账户和存量账户。不同类别账户的尽职调查要求和程序有所不同。简单来说，新开账户尽职调查要求相对严格，需要开户人提供其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金融机构根据开户资料进行合理性审核。存量账户尽职调查程序相对简易，金融机构主要依据留存资料进行检索。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选择将新开账户尽职调查要求适用于存量账户。
十七、金融机构需要做好哪些执行准备工作?
为执行《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应建立完整的非居民金融账户尽职调查管理制度，设计合理的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并完成相关信息系统的开发和改造。金融机构还需加强对本机构相关岗位工作人员的培训，使其具备开展非居民金融账户尽职调查的意识和能力。此外，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印制宣传资料等形式对客户进行宣传，使其了解《管理办法》的相关背景，配合金融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机构应于2017年12月31日前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办理注册登记，为下一步信息报送做好准备。
十八、金融机构可以委托其他机构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吗?
金融机构可以委托第三方履行尽职调查义务，但相关责任仍由金融机构承担。基金、信托等属于投资机构的，可以分别由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作为第三方完成尽职调查相关工作。金融机构委托其他机构向客户销售金融产品的，代销机构应当配合委托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并向委托机构提供信息用于报送。为了保证实施效果，金融机构应当妥善保管尽职调查过程中收集的资料，保存期限至少五年。
十九、《管理办法》后续配套措施有哪些?
相关部门将制定配套的金融机构信息报送规定，明确报送渠道、格式和相关技术规范，以便于金融机构将通过尽职调查收集的信息报送给相关部门。
为方便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深入了解有关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的内容，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将开设专题网页，集中参考资料，包括各国税收居民身份认定规则、纳税人识别号编码规则、常见问题等，供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学习参考。
二十、客户隐私会泄露吗?
金融机构收集和报送非居民账户信息，不会造成客户信息泄露。一是《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应对客户信息严格保密。二是金融机构有义务向客户充分说明其需履行的信息收集和报送义务，不会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账户信息。三是相关部门应按规定对客户信息进行保密。四是两国税务主管当局间通过经安全加密的统一传输系统开展信息交换。五是金融机构报送的客户信息原则上仅用于税收征管目的。
二十一、信息交换是否意味着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是各国(地区)之间加强跨境税源管理的一种手段，不会增加纳税人本应履行的纳税义务。交换的信息是来源于境外的第三方信息，主要用于各国开展风险评估，并非直接用于征税。对评估列为高风险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有针对性地开展税务检查并采取相应后续管理措施。依法诚信申报纳税的纳税人无须担心因信息交换而增加税收负担。
二十二、对海外华侨华人有何影响?
在我国境内金融机构新开立账户的华侨华人，应在开户时向金融机构提供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已经在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的华侨华人，如果该账户存在境外地址、电话等非居民标识，账户持有人需配合金融机构确认其是否为非居民。对于确认为非居民的华侨华人，金融机构将收集并报送账户信息，由国家税务总局交换给税收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确认为中国税收居民的，相关账户信息将不会收集和交换。
在我国境外有金融账户的华侨华人，如果所在国(地区)也实施了标准，华侨华人需配合当地金融机构确认其税收居民身份。确认为中国税收居民的华侨华人，所在国(地区)税务主管当局将向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相关账户信息;确认为所在国(地区)税收居民的，相关账户信息将不会报回国内。
如果华侨华人所在国(地区)不实施标准，其本人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但是，如果其本人是所在地某投资机构的控制人，那么该投资机构在实施标准的国家(地区)开立账户时，对方金融机构将收集控制人的信息，也就是其本人信息。
金融管理政策篇5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重构建议
1.引言
在现阶段，由于对政策性金融的认识不足与政策性银行的功能错位、政策性银行筹资渠道过窄等问题严重阻碍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当前，我们在不断推进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及不断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时，应正确地认识与处理好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之间的关系，重视政策性金融在我国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应不断把政策性金融体系视为我国资金融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填补财政的直接支出及商业性融资间的“重要地带”，不断追求政府地财力依托机制的建立健全来实现提升效率的倍加效应，适应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要求。
2.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2.1有关的政策性金融立法建设较为滞后
法律是有效保障国家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最佳武器。当前，我国的政策性金融在立法方面还比较滞后，导致政策性银行在经营管理中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由于政策性银行是比较特殊的一种银行机构，许多商业银行的监管规则并不适用政策性银行。从立法上看，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仅仅有一部经国务院准其成立的规章制度，以其作为银行的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管的依据，相关法律仍严重缺乏。这就使得政策性银行在经营管理中，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问题不断出现，对其的发展极为不利。
2.2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落后，融资渠道过窄
自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全球金融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当前，我国政策性金融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更显出落后之态。主要表现在：首先，我国当前能为各大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帮助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仍缺乏必要的、有能力的、有规模的组成部分。例如，以中小企业为重要的服务对象的商业银行和政府的投资基金等等。其次，是当前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和现有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较为明显的不相称，这对银行和企业的发展均是非常不利的，急需做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2.3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张，导致风险隐患快速增加
当前，我国政策性银行逐渐向新领域扩展，商业化运作力度逐步加大，使得其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张，且又缺乏高效的资产与风险相关的约束机制，导致和资产负债期限的结构不相匹配，贷款过于集中化，“走出去”的风险系数不断增高。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的业务又出现混合经营的现象，造成经营管理的责任难以有效区分，金融风险隐患愈来愈大。
3.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重建建议探讨
3.1健全政策性金融的法律法规及监管机制
在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方面，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世界发达国家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对各项经营管理业务活动做了具体规定。而我国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却在运转七年之后，仍未有专门规定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法律法规。更别谈规范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相关法规了，立法的严重滞后，导致政策性金融的经营机制难以得到完善，不利于为政策性金融的经营管理提供良好的环境。因而，目前，我国应加大对政策性金融的立法力度，相关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管理发展条例应尽早出台，且应着手去准备相应法律的制定，以此明确我国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地位、职责等，规范其的经营管理行为。与此同时，还应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有利于协调政策性金融的各项工作，有效减少干预，从而提高其的监管效率。
3.2拓宽筹资的渠道，以提高融资能力
当前，除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外，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均已采用金融债券这种筹资渠道来拓展业务，在1999年，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少部分资金是利用邮政储蓄来解决的。信贷资金则是通过当前市场化的发行金融债券来筹措的，取得的市场化筹资高达2390亿元，效果较为理想。但还需考虑的问题是，当时的经济发展不快，多数商业银行存在普遍慎贷的现象，这也是这两个政策性银行取得一定成果的原因。总体上，政策性银行仍未解决好筹资渠道的问题。因此，当前政策性银行需进一步地拓宽筹资渠道，以提高融资能力。可从发展多种融资租赁业务、创建新的融资合作平台等方面来拓宽融资渠道。
3.3合理增设不同类别政策性金融机构
目前，我国的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以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可合理增设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建立完善的且符合国情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增设不同类的政策性银行，应在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下进行。结合我国的发展需要，笔者建议，我国可新增设如下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1）就业辅助银行。通过银行与企业联手，发放就业优惠贷款，资助失业人员重新就业。（2）企业信贷银行。可有政府和商业银行联合出资筹建。（3）住房银行。（4）助学贷款银行。（5）高新技术开发银行等。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重新构建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不仅是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发展的需要，还是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在入世后的发展与完善的需求。重构政策性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作，不仅仅需要有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参与，还需各大中小企业及社会有关方面的协助与推动。因此，我国应在从国情出发，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主观能动性，重新构建符合时展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1]姚薇拉.中小型企业的商业银行融资对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0.
[2]崔增英.发达国家政策性金融的发展[J].行政与法,2009(02).
金融管理政策篇6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金融体系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2－0011－05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一、政策性金融学的提出
政策性金融(poliey-orientedFinance，poF)与商业性金融是现代金融体系中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互补的两大基本金融中介。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已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刻和历史转折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许多基本而重大的问题亟待拨乱反正、整顿梳理。而创建政策性金融学科，重新认识、界定和全面深入地研究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并据此确立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和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重构或再构造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体制，从而按科学发展观实现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已经势在必行。
古今中外，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活动一直持续和延伸着。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共生共存，不仅是一个自然历史规律，也是一个必然的经济金融规律，有着一般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具有深刻的基本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金融史专家孔祥毅教授认为(2003)，一部金融史就是商品经济发展且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历史，也是政府干预的历史。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适度介入和干预的一种有效手段，在金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十分悠久。据史料记载(宋则行、樊亢，1993)，国外最早出现的政策性银行，可能是1462年在意大利帕鲁奇亚市开业的第一家由政府低利向穷人贷款的“公立银行”(montidipieta)。但真正开始引人注目是在20世纪40-60年代，即二战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被称为政策性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再度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不仅遭受危机的国家政府再次要求政策性银行发挥重要作用，重整本国经济，而且在国际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在发挥作用，援助和拯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与此同时，一些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纷纷要求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他们相信，无论是在工业化时期还是在经济转轨时期，政策性金融都与经济发展直接相连。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银行或非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有的国家，如日本、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甚至设有若干家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办理政府信用业务、也就是办理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泉府”，经营政策性“赊贷”业务。泉府也可以说是我国政策性金融最早的组织形式。此后的一两千年来，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一直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而从未间断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性金融，则是一种不规范的“超政策性银行业务”(白钦先，1999)。1994年，随着三大政策性银行的组建，政策性金融业务逐步从各类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中分离分立出来，中国的政策性金融进入了机构专营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3年来，尽管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的还不是很充分，但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在贯彻落实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三农”政策、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等方面，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业绩。然而，近年来，由于一些人和机构出于自己的局部利益需要，刻意或故意曲解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误导了有关决策部门，不仅造成政策层面的混乱，而且导致政策性金融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立法失衡(政策性金融立法严重滞后)、监督失衡(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及绩效评价体系缺失)、区域失衡(欠发达地区政策性金融缺位)、产业失衡(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错位)、机构失衡(在住房、存款保险等领域有待建立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行为缺位和越位并存等，影响了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也使得决策层不得不做出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政策主张。另外，有的政策性银行，做的主要是政策性金融业务，中央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也早已明确其为政策性银行，但在理论上却不明确承认自己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曾康霖，2004)。所以，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学科理论体系，深入系统地研究政策性金融科学理论，以更好地规范和指导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活动，则具有迫切的现实针对性。
在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从多种视角进行了一些探索。其中，作为政策性金融学科及理论研究的开创者和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首倡者的白钦先教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白钦先(1999)在诸多相关系列性研究成果中，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政策性金融的内涵、六大特有功能和理论依据，将政策性金融提到基本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理论的高度，揭示了其深刻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并明确提出了在金融体系中，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是相互对称、平行和并列的两大金融族类。曾康霖(2004)认为，按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金融制度安排。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需要四类金融，即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互金融和扶贫性金融。郭刚(2002)从财政学与金融学相结合的视角并以准公共产品为重要切入口，探讨了政策性金融若干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谭庆华(2005)基于金融功能观，分析了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国家开发银行提出的开发性金融理论(2004)，虽然没有明确而全面地界分开发性金融的概念，但也是对政策性金融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在国外，一般认为政策性金融是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需要而必然产生和发展的(GaryClydeHupnauer&Ritam.Rodriguez，2001)。w.G.谢波德(w.G.Shephard,1975)从产业组织论的角度分析了在金融业寡占的情况下，设立政策性银行可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在当今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改革发展的浪潮中，许多知名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仍然一如既往地声称并坚持其政策性金融的本质属性(KDB，2004)。目前，日本政府也要求改组后的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树立鲜明的政策性金融的旗帜，充分发挥其先导性作用(张舒英，2007)。
国内外对政策性金融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对政策性金融也有多种称谓，如国家金融、政府金融、制度金融、特殊金融、财政投融资等(白钦先，1999)。这种多称谓、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表明，各国对这一领域尚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研究。笔者认为，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应该是指在一国政府的支持
和鼓励下，以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合理性为目标，以政府政策性扶植的强位弱势产业、强位弱势地区、强位弱势领域、强位弱势群体为金融支持对象，以优惠的存贷款利率或信贷、保险(担保)的优先可得性及有偿性为条件，在专门法律的保障和规范下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这里，所谓的“强位”，是指关乎国计民生而需政策性金融扶植的产业、地区、领域和群体，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战略性的重要地位；所谓“弱势”，是指这些政策性融资对象由于自身的和历史的种种原因，造成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和特别弱势的状态。所以，对强位弱势的产业、地区、领域和群体的金融支持，既符合并执行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外经外贸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也是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作为一种制度，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经营主体有多种方式，既可以由专门组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独立经营，也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兼营。国内外的相关实践证明，采取政策性金融机构专营政策性业务，效果会更好(王伟，2006)。
总之，目前学术界对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缺乏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的探究，也没有从一个学科发展的理论高度，系统地构筑政策性金融理论体系和学科架构。理论要联系实际，但理论更要超前于实践，未雨绸缪，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引导性、指导性作用，避免在改革发展中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及亡羊补牢等方法论上的失误。因此，在我国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金融理论体系，促进政策性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
根据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白钦先，1998)，作为政策性金融学研究对象的政策性金融资源，包含着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从基础性核心政策性金融资源来看，政策性金融学研究政策性货币资本或资金量的高效筹集、融通和合理分配、利用。融资的高效性，体现于资金来源的充足性、优惠性、可得性和稳定性，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赖以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微观层次或基础层次上政策性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集中体现于对需要政府政策性扶植的强位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弱势领域和弱势群体，按照信用原则和特殊的金融规则提供贷款、保险、担保和投融资服务。
第二，从实体性中间政策性金融资源来看，政策性金融学研究政策性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两大类，大体上与戈德史密斯(1969)所称的金融结构相一致。作为政策性金融制度形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宏观主体，实现的是资源配置的宏观社会合理性目标。所谓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指由一国政府或政府机构发起、出资创立、参股、保证或扶植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但并非不盈利)，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按照特殊的金融规则(如非主动竞争性盈利规则等)运作，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特定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法律限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某种特殊政策性投融资活动，从而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稳定、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管理工具的金融中介机构。
发挥政策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要求实体性中间政策性金融资源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这体现于对商业性金融资源没有或很少涉足配置的落后地区和领域，应及时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机构。李扬(2006)在“政策性银行改革与转型国际研讨会”上指出，目前中国最该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地方却没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住房领域，就应当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要在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突出特色，引领金融创新的浪潮。在这方面，如出自法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混合贷款”和“网上信用评级”业务，就是在商业性金融领域绝无仅有的金融创新。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也是国内率先引进现金流量表的，体现出政策性金融应该具有的超前诱导性特有功能。
第三，整体功能性高层政策性金融资源，是政策性货币资金运动与金融体系、政策性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如果说上述两个层面的政策性金融资源是政策性金融资源的“硬件”，那么政策性金融整体则为政策性金融资源的“软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优化和健全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政策性金融主要是针对商业性金融功能作用的不足和缺陷而发挥自身特有的功能，特别是对商业性金融的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通过功能互补来提高金融的总体功能效应，强化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的效能。当前，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独立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因为良好的金融法律生态环境是维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二者协调有序运作的基石和可靠保障。
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对象与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有着密切的关系。政策性金融学的对象制约着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实现着政策性金融学对象的要求。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政策性金融这一宏观现象的产生、发展及运动的规律。具体地说，政策性金融学任务的内容主要包括：(1)揭示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划清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界限，阐明政策性金融与其相近学科的关系。(2)揭示政策性金融的产牛、确立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理论根基，阐明政策性金融活动的基本原理，明确政策性金融活动的基本规则。(3)阐明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规律和内在矛盾，为正确处理政策性金融业内部关系提供理论指导。(4)阐明政策性金融与政府及国民经济中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政策性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5)揭示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在其业务经营中的体现，为制定和调整金融产业政策，促进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三、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内容：poF-SFe框架
下面，借鉴金融效率研究的SFe方法(沈军，2006；白钦先等，2007)，把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内容整合在政策性金融结构(policy-orientedFinanceStructure)、政策性金融功能(policy-orientedFinanceFunction)与政策性金融效率(policy-orientedFi，nanceefficiency)(简称poF-SFe框架)的系统视角内进行一般分析。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基轴
政策性金融功能是联结政策性金融与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节点，也是联结政策性金融结构与政策性金融效率的桥梁。任何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都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帮助不同的地区
或国家在不同的时间配置和使用经济资源。金融机构的形式、监管机构的形式都应该基于功能观点进行重新整合。(D.B.Crane,R.merton,Z.Bodie,etc.,1995)基于功能观视角分析金融中介，不仅是金融分析范式的重大转换，也是研究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根基。金融功能不仅包括一般金融功能和商业性金融功能，而且也包括政策性金融的特有功能。不同类别的金融功能既相互对立、又有机统一于金融总体功能之中而相得益彰，而金融总体功能的优化和健全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否则，对金融功能的研究将会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对金融理论的认识也将是片面的，对金融实践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我们应该首先从理论上重视对政策性金融特有功能或个的研究。只有首先深入系统地研究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功能、核心功能和衍生功能，也才能更好地认识政策性金融，从而进一步探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和政策路径。当然，与功能有正相关与负相关一样，政策性金融功能也有正功能(显功能)与负功能(隐功能、反功能)之分。其正功能体现在适度的、优化的政策性金融结构，从而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负功能则会延滞金融发展，进而延滞经济发展。
(二)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主体
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体系功能的主要体现，不同国家和地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区别也主要是表现在其政策性金融结构之间的差异方面。政策性金融结构作为衡量各国和一国不同地区政策性金融发展最直观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然也就成为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主体。自从美国著名的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金融结构”这一概念以来，国内外经济金融学者对金融结构理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分析，也提出了不同的金融结构观。在此基础上，本文所指的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政策性金融相关要素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层次性。例如，国内政策性金融与国际政策性金融、地方政策性金融与国家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政策性银行金融与非政策性银行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性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政策性金融资产与政策性金融负债、政策性金融负债中政府融资与市场融资、政策性金融与经济发展、政策性金融功能与金融发展、政策性金融理论发展与政策性金融发展……都是政策性金融的相关要素。它们之间可以有太多的排列与组合，都可以形成一种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许多可计量的政策性金融要素，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量的比例或比率(如政策性金融相关率pFiR等)，从而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结构。
(三)政策性金融效率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归宿
金融效率是一个全球性论题，也是金融基础理论中亟待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政策性金融效率问题也应该成为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然政策性金融是一种资源、一种稀缺而特殊的国家战略资源或政府资源，那么政策性金融效率即为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政策性金融效率是政策性金融正功能的直观体现，能够比较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有机统一。因为，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是强位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弱势领域和弱势群体，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合理性要求。这也可以说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活动严格遵循信用的有偿性原则和特殊的金融规则，体现了一种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效率性目标。这也可以说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所以，政策性金融效率包含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效率。同时，政策性金融效率也是政策性金融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有机统一。这种质性发展实际上是指在“六大协调均衡”基础上的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白钦先、王伟，2004)，而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量性增长则体现了以虹吸诱导为导向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协调发展的量的比例关系。
四、政策性金融学的学科体系结构
政策性金融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创建。这里，从基础理论、机构运作和国际借鉴三个层面来进行构建。如图所示。
第一部分为基础理论篇，分别论述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政策性金融外延与政策性保险，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区别与联系，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理论辨析，政策性金融机构含义及特征；政策性金融历史演进探源，制度变迁理论与政策性金融演进的自然历史规律，国内外政策性金融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政策性金融制度的永恒性与现实性；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根基，包括市场失灵理论、资源配置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及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金融功能观与金融范式理论，基于市场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功能观，政策性金融的主导性核心功能，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产权理论与政策性金融治理模式，政策性金融立法特征及内容，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与权力结构，中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实证分析，中国政策性金融治理结构的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外部关系，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关系、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与其客户的关系，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
金融管理政策篇7
近年来，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人民银行总行将系统内分支机构的主要功能定位于加强金融监管，确保一方金融平安。从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角度看，这一措施是对的，但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职能转换过程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淡化了组织辖内金融机构实施货币政策的基本职能。在实际工作中，对金融监管工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求很高，而对正确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发挥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实施有效的监管手段的同时，如何改善货币政策运行环境，是中央银行必须认真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及金融监管定位面临着困难的选择
（一）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与金融监管力度不适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近年来，人民银行所采取的一系列强化监管的措施已收到了相应的效果，如加大对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和盈利水平考核的力度，但是这种做法却使信贷活动的交易费用倍增，在客观上起到了体制壁垒的作用。在人民银行的严格监管下，防范金融风险受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高度重视，各金融单位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把贷款风险与个人利益挂钩，加大了信贷人员的责任。但是在风险约束机制加强的同时，未建立起相应的比较完善的利益激励机制，责任与利益不对称，信贷人员镇贷、畏资压力沉重。同时，人民银行把建立金融安全区作为首选监管目标，把风险监管放在首位，加大了对不良贷款、盈利水平的考核，并落实金融监管责任，层层把关负责，从金融机构外部形成风险抑制机制。在此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重越高，其降低不良贷款的任务就越大，放款的意愿就越不足，目前商业银行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盈利。这种状况形成了金融机构的“镇贷”，制约了总需求的扩大。总需求相对不足，销售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企业还贷能力下降，金融机构正常贷款转化为不良贷款的可能性上升，其盈利水平就会下降。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使其在发放贷款时更加保守，将进一步加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困难。由于监管与整顿规范的力度在增强，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工作力度没有相应加强，资金从金融部门进入产业部门的通道变窄了，只得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内循环，使货币信贷的扩张作用难以实现。
（二）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所需的利率市场决定机制之间的不适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作用。目前，在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可能太高，货币政策工具配置的市场化仍处于较低水平，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人民银行虽然扩大了利率调整及浮动的范围，并对外币利率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但现行的利率管理体制从总体上还是一种管制体制，在这种管制体制下，利率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资金的价格和供求状况，也难以有效发挥对资金的调节作用。单纯通过调整利率水平、利率浮动范围来影响金融机构贷款行为的效果不明显。当景气状况不佳、企业效益下降、信贷风险上升时，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自动减少贷款，资金供给下降。如果利率由市场决定，资金供给减少会推动利率上升，从而使金融机构预期收益增加，会相应增加一部分贷款，相反在利率仍未开放的条件下，资金供给下降并不能推动资金价格上升，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难以有效激发。加之我国货币市场虽已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但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尚未形成规模，票据市场缓慢，使人民银行通过再贴现调控金融机构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受到限制。
（三）人民银行没有树立起督促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货币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基层人民银行在督导金融机构实施货币信贷政策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手段。“窗口指导”只是一种道义的劝告，是一种软约束，贷款程序、贷款投向和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各金融机构手中。基层人民银行虽然强调了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和资金引导，但忽视了对其执行货币信贷政策效果的监管、检查，即督促的多，检查的少，“软约束”多，“硬措施”少。由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线路发生了反向变化：一是商业银行正在自下而上集中资金、集中权力、集中客户；二是中央银行正自上而下放权力、下拨资金。商业银行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追求利润最大化，扩大响身生存空间，对中央银行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了。目前，基层人民银行比较有效的手段是再贴现和支农再贷款，可以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但总、分行对再贴现实行额度管理，控制较严，难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四）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中小机构风险，忽视了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应有作用，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由于内外部原因，中小金融机构资金融通遇到困难，出现一些支付风险，引起各级政府和人民银行高度关注，在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政策上采取综合治理，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风险，而对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作用没有给以足够重视。这就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是信贷重新向国有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有银行，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二是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金率，金融体系的货币衍生能力受到抑制。
二、强化金融监管，促进货币政策发挥效能的构思
（一）明确金融监管根本宗旨，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的关系、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当前，从严监管，防范风险，促进金融机构合法经营、稳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若监管失当，金融机构经营困难，货币政策的传导就会失去稳健的金融基础，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监管必须把握好力度。要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促进其发展，又可抑制其发展。因此，一方面金融监管要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创造公平、有序、稳定的竞争环境和发展空间，积极鼓励金融创新；另一方面又要对金融创新加强监管，并把金融创新纳入法制和规范的框架内，确保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增强与被监管者的沟通，形成互动式监管，事实上，监管是互动的、双向的，沟通与交流是监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监管人员要正确理解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加强沟通与交流，掌握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使得被监管者进一步了解央行的政策与标准，自觉接受监管。
金融管理政策篇8
关键词：财政金融；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政府为更好服务于经济发展，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不断深化。在经济管理层面，降低企业职能审批门槛；简化审批流程；降低中小企业税负压力；提升金融市场活力等方面的政府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但就目前改革深度来看，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提升政府有关部门的财税管理水平。
一、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有关理论概述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指的是银行与相关资金合作社，还有保险业，除了工业性的经济行为外，其他的与经济相关的都是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是指经营金融商品的特殊行业，它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和租赁业。如今，我们已经进入金融时代、金融社会，因此，金融无处不在，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金融学涉及的范畴、分支和內容非常地广泛，如货币、证券、保险、银行、衍生证券、资本市场、投资理财、各种基金、国际收支、风险管理、地产金融、贸易金融、财政管理、外汇管理等。
二、我国财税金融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财政金融发展现状
2016年，我国政府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其目的促进供给作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引领新标准的重大创新，同时新标准的调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建议加快结构性改革，重新进行生产要素分配方式，扩大有效供给发展方向，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就是财税金融政策（尤其是税收性金融政策）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地方。有两个主要的财税金融政策，一个是支出性金融政策，另一个是税收性金融政策。支出性金融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方面，而税收性金融政策则影响短期和长期供给的需求。更深层的区别在于，支出性金融政策相当于把资源分配给政府官员，而税收性金融政策则赋予企业和居民决策权。一方面，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往往低于私营部门；另一方面，政府有太多的权力分配资源，很容易导致资源浪费。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及时推出了“四万亿元”投资计划，在遏制危机蔓延和经济下行压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该计划主要由支出性金融政策组成，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交的问题，譬如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和腐败问题。由此可见，我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一定程度有效改善我国财政目前的困境，推进了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二）我国财政金融发展问题分析
（1）财政税收金融优惠政策范围和对象狭窄，且不平衡
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鼓励创业对象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这种优惠政策实行范围较小，目前还只适用于特殊群体和一些特定的企业，例如残疾和失业群体、随军家属、微型和创业投资企业等等，这些创业的人仅仅是潜在创业群体的一部分，更多的普通创业者没有得到实惠，且其能够获得金融扶持的力度有待加大，如物流、服饰等在内的非科技类的创业企业，他们同样能够为社会就业提供助力，但是却不能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
（2）财税金融激励政策过于单一
企业在不同阶段，创新研发的风险及资金成本有别，当前的税收金融缺乏弹性和动态机制，没有根据不同的阶段特征，推出针对性的税收补贴及优惠，而是注重“成果导向”。
衰败期，成熟期、发展期和萌芽期是企业成长的四大过程，在不同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不相同的问题和，各个时期企业的着重点也不同。在企业萌芽期间，会因为企业市场前景不明确，要承担较大的压力，所以，对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缺乏一定程度的掌握。由于融资困难带来的市场经济活动投入不足是我国初创期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然而大部分地区对初创期企业风险融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导向作用不明显，在保证资金来源、调动投资者和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上出现了调控的缺位。成长期的企业急迫提升市场份额、塑造品牌，而当前在企业股权投资、并购重组、品牌宣传等支持企业做强做大方面则缺少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无法切实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成熟期的企业虽然经过前期的积累，在生产技术、产品质量、销售渠道等方面取得了相对竞争优势，但是成熟期的企业也必须时刻维持自身创新能力才能维持竞争优势，避免进入衰退期。此时成熟期的企业应维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时刻关注前沿技术以及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然而当前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更侧重于技术研发创新成果，对企业研发的过程不甚关注，难以激励成熟期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3）企业享受积极性不高
从现行支持市场经济的税收优惠政策看，普遍存在一年一定，一年一调整现象，政策预期不稳定，导致企业信心不足。对于新的企业来说，可能由于自己对政策理解不到位，享受不应享受的部分，税务部门不仅要追缴其已经享受的税收优惠，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还会记入不良信用记录，影响企业今后的贷款申请等。此外，尽管税收优惠政策优惠的优惠力度在逐步扩大，但由于多数政策设计与企业经营规模、盈利能力直接挂钩，导致小微的企业获取的税收优惠有限，有些税种甚至只能受益几十元，尤其是小额贷款公司和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近年来因业务萎缩，未能真正享受到税收优惠带来的实惠，导致申报积极性不高。
（4）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审批程序复杂，操作性差
简政放权方面持续改革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在财税金融征管中已采取减少前置审批审核环节和备案等多种措施，以降低创新创业主体获取财税金融优惠的成本。但从整体上来看，税费项目繁多，纳税申报频繁，审批程序复杂，政策可操作性差的局面依然存在。因为计算难度大、填表复杂，而致使中小企业放弃享受相关财税金融优惠待遇的情况时有发生。
另外，相关部门仍存在着职责不清，多头征管的格局，不仅增加了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而且影响了整体经济运行效率。比如根据现行政策规定，企业申请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需要将材料交给当地财税部门、科技部门、经济主管部门，三大部门协同对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等进行核查并形成统一意见，这毫无疑问会拖累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审批的进度，不利于企业尽早享受财税金融优惠待遇。
三、我国财税金融发展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提高财税金融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对于财税金融政策的全过程而言，拟订、实施、反应和修改是环环相扣的，需要做好顶层设计，理顺工作机制，消除政策真空，使其得到切实有效的履行。具体来说，现阶段，目前，我国部分地区财税金融政策比较纷杂，要想促进这一行业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要对这些政策進行整理，剔除不符实际和多余冗杂的部分，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不适应现阶段发展的政策进行调整。其次，应根据各种政策的作用特点，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每个部门应当创建相互通报机制，这样政府在出台财税金融政策的时候，能够充分了解各部门之间的意图，在相互合作下拟订出符合实际发展的措施和策略。
（二）加强财政资金的整合力度
其一，首要前提是理顺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与分工。如发改委、财政部等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与科技厅、农业部等专项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与关系，从根源层面上杜绝职能交叉、划分不清的现象。
其二，明确统一资金管理出口，强化并有序推进财政部门统一管理资金、支出资金的权限。改变目前“多头管理”的金融扶持资金现状，由资金“多头管”转变为资金“一个出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财税金融政策的效能和活力。
其三，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是在日常狠抓管理的基础上，迪过狠抓执行到位、资金落实到位，确保把用于支持市场发展的各项资金真正落在亟须的领域、关键环节和重点群体，提高财政支持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推动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常态化的制度性安排，在资金分配的过程中建立与资金绩效评价联动的机制，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
（三）提高财税金融优惠政策的普惠性
一是要扩大财税金融优惠对象的范围。对个人创业方面的财税金融优惠对象主要是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退役士兵等重点群体，应提高激励市场发展财税金融优惠政策的受益面，推广到所有参与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的创业者，同时扩大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对弱势群体的扶持程度，平衡创业主体间的财税金融待遇，提高的财税金融优惠政策的普惠性。
二是要加强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宣传。针对当前部分企业对财税金融优惠政策了解不全面的问题，税务部门应该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利用多种渠道扩大宣传，如微信公众号、税务网站、微博、税务栏目、走进企业等，切实帮助企业减轻财税金融负担，支持企业更好地发展。
三是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简化纳税申报程序。近年来，虽然税务部门已大力推进财税金融优惠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加强对后续服务的管理，要深刻贯彻放管结合的政策，让财税金融的征收更加的规范化，纳税的申报流程更简单化，纳税主体能更加高效便利的申请财税金融优惠手续，让“服、放、管”这一政策同时进行，强化事中事后的监督，不断提高纳税服务的水准。
金融管理政策篇9
关键词：城镇化；政策性金融；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3002903
中国特色城镇化是在遵循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和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的符合国情的城镇化。未来的10到15年，中国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将是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资本投入需求，鉴于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以市场方式的资本化能力尚不发达，政策性金融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政策性金融本身是对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的“失灵状况”的一种合理补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但由于我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的缺失及政策性金融发展中积累的各种问题，使得如何确保政策性金融在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保持适度规模并有效控制风险成为问题研究的关键。
1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1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2的52.57%，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高于世界同期城镇化发展速度。下表直观反映出我国近1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情况。
表12002-2012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
年份城镇人口数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
（%）比重比上年提高
（百分点）20025021239.091.4320035237640.531.4420045428341.761.2320055621242.991.2320065828844.341.3520076063345.891.5520086240346.991.1020096451248.341.3520106697849.951.6120116907951.271.3220127083052.571.30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截至2012年底，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实现了以农业人口为主向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历史性转变，这种变化将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职业选择、理财观念、价值判断等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就总体而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据联合国资料显示，2007年世界城平均镇化率已达到50%，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在80%左右，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相近的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其城市化率一般会超过50%。我国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时，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如果扣除进城务工半年以上的1.7亿农民工，则中国城镇化率实际上仅为38%左右。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1.2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1）城镇化发展受资源及制度因素的约束明显。
发展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足够的资源支撑和合理的制度保障，目前支撑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土地、水、矿产以及生态等资源都已接近极限，这决定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的道路。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和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仍然是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打破各种制度限制，中国的城镇化将难以真正实现。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2）城镇化发展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提出严峻挑战。
首先，城镇化的发展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市民”对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如何让“新市民”与“老市民”享受平等待遇，是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要面临关键问题。其次，城镇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城市及城乡之间人口的大量流动，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不断提升社会管理能力与之相适应，否则，我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将极有可能患上西方国家曾出现的“城市病”。即由于城市人口过于密集，城市的社会管理能力发展滞后，从而导致就业困难、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飙升、水资源紧缺、空气质量下降、犯罪率不断上升等社会问题。
真正意义的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张，更是进城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已经到了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的转型期，因此，我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应更多地关注人的社会性需求，关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3）城镇化发展缺少足够的资本化手段作为支撑。
城镇化的发展一般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来的，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脱离工业化的城镇化最终形成的往往是房地产泡沫。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这里的资本投入不仅包括建工厂、买设备的投入，还包括与之配套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资本市场逐步发展壮大，但就总体而言，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尚不完善，债券市场发展不够充分，从而导致我国以市场方式的资本化能力不足，保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金融资本化手段不充分。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二、三线城市将逐步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中心，在现行的行政考核体制、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城镇化进程必将诱发地方政府大量的融资需求。但目前地方政府通过证券市场进行长期融资的能力和渠道非常有限，对于政策性金融的依赖程度较大。
2政策性金融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2.1政策性金融概述
政策性金融是指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它是一切规范意义上的政策性贷款，一切带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存款、投资、担保、贴现、信用保险、存款保险、利息补贴等一系列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的总称。由于政策性金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融通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政策性金融首先与其他资金融通形式一样具有金融性，即在一定期限内以让渡资金的使用权为特征的资金融通行为，这种行为必须是以契约的形式明确各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资金的使用一般是有偿的。政策性金融区别于商业性金融更多是体现在它的政策性和优惠性上。政策性，主要是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手段，政策性融资行为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而是要充分考虑政府的政策导向，体现了政策性金融的本质特征；优惠性，即在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方面比商业性金融更加优惠，也包含了对特殊群体具有的可得性。
在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中，不仅包括商业性金融，而且客观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政策性金融。虽然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形式和范围会有变化，但它的经济学基础始终存在，即便是金融市场最发达的美国，也将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定为永久性机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机制虽然是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和运行的基础，但“市场失灵”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金融市场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商业性金融本身的特性，导致从社会层面看，金融资源的配置有可能并非是最优的，此时就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来校正，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因此，政策性金融机制并不是同市场机制相反的行政机制，它是在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内生的，具有财政“无偿拨付”和金融“有偿借贷”的双重性。
2.2政策性金融对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1）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本补充来源。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城镇化也不例外，现代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现代金融技术将各种社会资源（包含未来可预计的现金流）进行资本化为其提供动力，一国或地区所具有的资本化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其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现阶段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在执行层面主要是依靠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地方政府没有直接发债权，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债为代表地方政府债券的行政审批繁杂且效率较低，导致地方政府主要是依靠财政性资金和银行贷款作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由于财政性资金不具有跨期限资源配置能力且规模有限，以及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城镇化建设项目一般期限较长且多具有公益性等原因，使政策性银行贷款成为地方政府为城镇化建设融资的重要渠道。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城市里的轨道交通、市政设施，还是城市周边的开发区、产业园区，再或者是城市之间交通网络，背后都有政策性金融的身影。虽然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融资渠道必然会不断拓展，但政策性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将会长期存在。
（2）充当金融杠杆，发挥对商业性金融的诱导性作用。
诱导性作用是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功能之一，主要是指随着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不断投放，逐渐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及私人部门也来从事符合国家政策目标的领域项目，从而起到金融杠杆作用。一般说来政策性金融的诱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新兴产业或区域的推动上，首先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处于成长前期、发展前途不明的重点产业或区域先行融资，表明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扶持意向，从而增强了其他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当商业性金融机构对这一领域的投资热情高涨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将逐渐减少其融资份额，把该领域让给商业性金融机构，转而扶持其他产业或区域，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投资取向的倡导和诱导机制，从而促进国家产业政策或区域规划的顺利实施，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益。
（3）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产业培育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农民从农村搬到城镇只是城镇化的第一步，当农民来到城镇后，就业成为首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培育和发展产业。此外，政策性金融一般也会被政府赋予区域调控的职能，根据生产力的梯度分布，把区域信贷政策和产业倾斜政策结合起来，配合政府进行梯度整合，从而有效调动社会经济资源。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政策性金融的重点支持领域主要包括农业、中小企业、某些基础性产业以及边远落后的地区和行业，将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对于我国政策性金融风险管理的几点建议
政策性金融虽然对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但金融本身是一契约行为，是跨时间和空间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我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缺失、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突出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内部经营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使政策性金融的风险防控和化解问题逐渐成为其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关键，本文仅就我国政策性金融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提供几点政策建议和解决思路。
3.1加强对政策性项目的严格审查和管理，坚持政策性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独立性
对政策性贷款项目进行严格审查与管理是政策性金融能够长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由于政策性项目一般具有苛刻的未来收益限制，因此，如何保证项目的最终还款能力是一项极为复杂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所从事的项目领域拥有大量经验积累和专业知识，并在整个项目的审批和管理过程中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否则，将很难在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期限内有效控制项目风险。可以预见在我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政策性金融的融资需求将远远大于其供给，这一方面是因为政策性金融的优惠性，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可用融资手段的不足。因此，政策性金融机构必然将面临政府各种各样的干预和压力，在压力面前，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立性，从项目的开发评审阶段便采取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
3.2加快推进政策性金融立法
政策性金融立法可以解决政策性金融发展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通过立法赋予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各项业务的权利，从而为其独立性提供可靠保障；二是通过立法可以明确限定政策性金融的适用范围和规模，避免政策性金融超出自身应有的范围，形成对商业性金融的不合理竞争。纵观各国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专门立法为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产生、发展及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战后日本依据《日本开发银行法》建立了日本开发银行；德国根据《复兴开发银行法》成立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韩国也根据《韩国中小企业银行法》、《农业协同组织法》、《韩国进出口银行法》等组建了具有不同功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政策性金融作为独特的金融形态将长期存在，没有专门立法的支持和约束，它的稳步发展就没有保证。
3.3合理设定地方政府债务控制边界，有序安排后续融资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推动城镇化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为响应国家号召，保持经济快速稳步增长，积累了大量的显性或隐性负债，政府信用扩展的速度过快，据国家审计署20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31个省市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达10.72万亿。在未来通过政策性金融为我国城镇化发展融资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区分项目的还款最终来源，对于以财政性资金作为最终还款来源的项目，必须要首先合理设定项目还款来源所对应省、市、县政府的债务控制边界，详细测算合理的负债空间，从而有序安排后续融资，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管控能力。
3.4在各级政府内部成立专门的政策性贷款管理部门，切实防范政府换届风险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内部一般没有设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管理部门，各地政府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对接工作往往是由具体的项目管理部门负责实施，例如各市、县的金融办、财政局、发改委、建委、招商局、城司、开发区管委会等等。这种管理体制在项目运行初期一般具备职责明晰、沟通顺畅、操作简单等优点。但是政策性金融项目一般期限较长，例如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期限一般在10年以上，而政府部门的人员调动、领导换届往往要比项目的贷款期限短得多，新上任的地方政府领导对于之前的欠款往往缺乏主观能动性，从而导致政策性项目在我国普遍存在政府换届风险。对此，有必要在各级政府内部成立或指定职责明晰、长期稳定的政策性贷款管理部门，统筹协调本级的政策性贷款，保证还款的连续性。
3.5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合理的差异化监管
由于我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的缺失，从而导致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只能暂时采用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相似的监管原则和方法，虽然我国的监管部门已经对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但由于对政策性金融业务缺少明晰的界限，实际的监管难度较大。一方面，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政策性金融业务自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导致对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力度不足；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存在较大的相似性，监管时往往套用一般性的监管原则，从而导致监管“过度”。因此，无论是从规范政策性金融自身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支持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角度，都需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合理的差异化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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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关系全局[n].中国新闻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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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白钦先.政策性金融论[J].经济学家，1998，（3）.
金融管理政策篇10
关键词：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2-0111-02
经济的提升带动金融行业的发展，在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均面临着一定的问题，比如，如何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如何确定货币政策等等。以上种种问题严重制约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当前监管职能逐渐从中央银行中剥离，使得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人员建立了协调运行机制，以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工作势在必行。
一、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现状
对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屡见不鲜，呈现出一定的研究热潮，尤其是在监管职能由中央银行分离以后。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具有一致性的特性，二者相辅相成，能够互相促进。王国刚具体研究了货币政策与金融、资金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该政策对国民经济的主要影响。[1]在其文章中，还对银行内部系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其指出银行业正通过各种方式将其业务渗透到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以，与银行监管实施一定的配合对货币政策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实现最初的预期目标。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具有冲突性的特征，一旦引发冲突制高点，便会波及经济生产，进而产生不良影响。依据这种情况，专家指出，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将二者之间冲突关系予以协调。张金城等具体研究了不同的监管方式，比如，银行信贷、资本监管双重顺周期性与逆周期等等。[2]并以辩证主义角度对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予以研究，体现其有效性。
二、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作用
以往无论是金融监管，还是货币政策都是由中央银行统一执行管理，主要是因为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赋予了中央银行一定的权力，同时，中央银行存在两种“不同身份”。既是最后贷款人，又是唯一的货币发行者。针对这种情况而言，奠定了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间接的表现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协调问题的可容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金融机构为追求自身利益，将分界线勾画的比较模糊，比如，当前全能型银行机构日益增多，除了办理金融业务以外，还包括一些保险、基金等。针对这种现象实，如果采取中央银行统一监管的方式，注定会出现监管重叠，监管机构闲置的状态。所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了有效缓解该现象带来的严重影响，实施了监管职能由中央银行分离的政策。只有这样，监管当局以及中央银行才能各司其职，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进而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完善专业化管理，促进金融经济的长远发展。鉴于此，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能够发挥二者之间的协同能力，体现互助效应。[3]
三、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特性
（一）一致性目标分析
通过上文的阐述，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特性，从某种角度而言，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展现了一致性的特性。比如，有效的货币政策可以为金融监管创造一定的有力环境，进而实施政策操作，相对的，成功的金融监管可以保证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可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是互惠互利的，是相互依存的。[4]二者之间的一致性目标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实施金融监管过程中，主要的方向在于维护金融市场，通过有效的监管手段，完善市场管理，促进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以期建立稳定、科学、高效的金融体系。只有确保健全的金融体系建立才能保障金融交易者的利益，促使金融机构可以安全运行，将金融风险以及潜在风险予以有效控制。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举措之一，能够有效地稳定物价，促进内需，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所以，将二者协调一致，既能稳定金融秩序，又能促进经济发展。[5]
（二）矛盾冲突性分析
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体现的矛盾冲突性包括多种方面的，是实施协调运行机制的主要原因。这种矛盾冲突性的具体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定目标不一致。依据实际情况，二者的法定目标具有一定的区别，进而导致金融机构监管过程中，与中央银行各自完成法定目标，呈现出一定的冲突特性；其次，信心交流相对闭塞。在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以后，职能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得中央银行不再直接干涉监管。[6]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交流不畅，监管部门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闭塞，突发事件发生时，无力抵抗，进而造成监管失误；最后，内在周期差异性较大。依据相关理论文献内容，明确了实施货币政策的根本目的。所以，总结出其具有“逆经济周期”的重要特性，经济低迷时可以采取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内在周期差异较大，使得矛盾冲突愈加明显。
四、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运行机制的建立
（一）强化法律机制建设
法律机制建设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能够对各方职责与权力范围予以界定，进而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机制的建设是建立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运行机制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除了要强化法律机制建设以协调金融法规以外，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还应予以调整，做到有效的修订与补充。通过法律条文的确立，明确相关管理者的责任以及协调的主体，将存在缺陷的法律法规予以完善，必要时可以将其废除。不仅如此，一旦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对金融监管产生负面影响，应找出其具体原因，并予以及时地修正与完善，以保证监管的顺利进行。[7]在协调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应明确金融监管部门以及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将具体职责、具体权力以及需要协调的内容进行有效地界定，避免监管失误现象的发生。除此之外，由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均属于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不仅要确保与中央银行的有效合作，还应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有效配合，以期完善协调工作。
（二）完善权力分配
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呈现的冲突性主要原因在于权力分配不明，使得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监管职能出现矛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央银行在既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同时又肩负监管义务的情况下，一旦金融体系出现严重的问题时，中央银行势必会将稳定币值的目标搁置一旁，进而帮助陷入金融危机中的金融机构，为其注入相应的资金，保证金融机构能够安然度过危机。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当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以后，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呈现出矛盾转化现象，原有的内部矛盾转化成为两类机构之间的矛盾，而在解决其矛盾过程中，需要以更加公开的形式进行。[8]鉴于此，完善权力分配机制尤为重要，可以将不同的权力赋予不同的监管部门，进而展现出监管效用，促进监管水平的提升。比如，中央银行在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时，要明确权限，与金融监管机构商议，进而达成共识，并依据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予以正确判断，避免货币政策反应延迟现象发生。
（三）构建信息平台
当前属于信息化时代，社会中各个领域均充斥着信息，对于信息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着决策内容，是判断决策的基础。为了有效促进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以期促进监管水平的提升，需要各个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想要在各个部门之间最大化地利用信息，需要在各部门之间构建信息平台，以最大程度地进行交流，进而协调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虽然金融监管职能已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但是，金融监管机构所掌握的信息仍是比较完整的，而货币信息比较匮乏。相对的，中央银行所掌握的金融信息比较匮乏，而货币信息较为完整，可以说，二者具有互补的关系。但是，不论是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还是金融监管机构在实施监管过程中，都需要相关的信息内容。所以，在相关部门构建信息平台，能够有效促进信息的补充与完善，实现信息共享，进而促进部门间的协调合作。
（四）建立监管机制
传统的监管原则在于微观审慎监管，在实施监管过程中，将重点放在独立金融机构的个体性风险上，体现一定的细节监管力度。金融机构在监管时设定了一些监管指标，比如，资本充足率，客户不良贷款比率等等，其认为，只有依据这样的做法，才能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才能促进金融机构的长远发展。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其提出的这种做法是比较片面的，比较狭隘的，对独立金融机构的审慎行为是造成整个金融系统瘫痪的最大因素。所以，针对系统性风险而言，建立宏观的监管机制尤为重要。依据上文内容可知，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逆经济周期”特性，与金融监管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性。故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应降低金融监管“顺周期”的特性，实现二者的有效互补，以确保在经济低迷时期，二者的有效协调能够体现巨大作用，进而发挥彼此的真正效用。[9]
通过研究，对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了解，在协调运行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能够赋予一定的针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者的最终目标在于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具有一致性以及包容性的特征，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日益严重，进而打击了最终目标的实现。故建立相应的协调运行机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能够有效完善二者的关系，使其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国刚.简论货币、金融与资金的相互关系及政策内涵[J].金融评论，2011（2）：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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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田光宁，姜世超.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度：2002―2012年的经验[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12）：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