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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7:00:57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篇1

近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发表文章提出,完善社会保障筹资形式与提高统筹级次,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

事实上,关于“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提法在我国并非首次,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此次再提是否蕴涵新的含义?

是否首次提出?

社会保险基金,又叫社会保障基金,被称为是老百姓的“养命钱”。我国社会保险基金主要由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五大险种组成,而关于社会保障费用的征收是我国社保制度的资金基础。

目前,全世界170多个国家里至少有132个国家实行社会保障税制度,这种制度以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并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在税率方面,一般实行比例税率,雇主和雇员各负担50%。

事实上,我国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提法早在1996年已经出现。在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逐步开征社会保障税。在这之后,财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在不同场合也曾表示过,将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

“目前,我国五大险种还没有做到全国统筹,有的连省级统筹都没有做到,所以无法做到相互调剂,此外,这些费用征管体系不一样,有的是税务部门征收,有的是社会保障部门征收,这对征管刚性不强,应该通过‘费’改‘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张斌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是否具备条件?

今年初,国家税务总局消息,自2006年以来的近4年间,全国税务机关累计征收各项社会保障费收入接近1.8万亿元,持续保持较快稳定增长。

据了解,税务机关陆续接手社会保障费征收工作已经有10年的时间,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税务机关接手征收社会保障费工作,征管体系已经日趋完善。

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一段时期,税务机关要围绕健全法律法规,努力推进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动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工作。可以说,目前,开征社会保障税无论是民众的认识还是征收的技术条件正在日趋成熟。

张斌指出,开征社会保障税并不是要开征一个新的税种,而是由以前的“费”改成“税”,与“费”相比,“税”的开征更具有法定强制性,有利于保障社保体系的资金来源,夯实我国社保的基础。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也表示,如果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由“费”变“税”,则意味着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来源扩大,资金支出要同步纳入财政支出范畴,并将打破各省的“各自为政”形成全国统筹。

是否蕴涵新含义?

2010年1月,国务院了《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提出将社保基金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并将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信息公开制度。

“费”改“税”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在这一过程中蕴涵很多内涵,尤其是在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财政预算公开、民生等问题日渐受到广泛关注的现在,再次提出开征社会保障税,其中的确蕴涵着新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谢旭人在文章中提出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同时,还提出,要完善社会保障筹资形式与提高统筹级次。的确,开征社会保障税的过程中,必将伴随着其他一系列的改革。

张斌指出,社会保障费改社会保障税的过程,将有利于进一步理顺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这项税制改革也将与我国整个社保体制的改革紧密相关,将与如何完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形式,如何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紧密相关。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篇2

关键词：成人高教；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内涵；特点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成人高等教育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如何保证教育（教学）质量，为社会提供优质教育也成为大众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新形势下成人高教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新内涵和新特点。

一、成人高教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新内涵

（一）教育质量的新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问题，在《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强调指出：“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一个包括高等教育所有主要职责与活动的多层面的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系统的组织结构、法定的任务或特定学科的条件和标准”。由此可知，教育质量“涉及到高等教育所有的主要职能及活动：教学、培训和科研工作的质量，即其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课程的质量以及作为教学和科研之必然结果的学习的质量”。强调“不能仅从不同课程的学术作用上去作狭义的理解。还要对有关学生的质量和基础设施及学术环境的质量等问题予以重视”①。

1.主体要素结构内涵

保证教育质量的结构要素，它是由主体构成要素和必要构成要素两部分组成。主体构成要素，是指高等学校的不同群体在各自的岗位上，参与人才培养和教学过程的各个系统、各个环节显示的质量，这是成人高校内部质量保证的结构要素，也是保证教育质量的主体结构要素。必要构成要素，是指高等学校以外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体制、政策、机制、市场等外部环境要素的质量，这是必不可少的外部质量保证要素。两者存在着以内为本，内外结合，以外促内，以内应外的内在的联系和质量保证规律。

2.过程要素结构内涵

教育质量是与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个动态的概念，也是与成人高校自身所处的地位，人才培养的层次、目标、规格，以及人才培养过程相联系的一个概念，最终则体现于毕业生进入社会承担相关职业的适应度上。由此可见，教育质量是人才成长的一个积累过程，这个过程涉及高等教育所有的主要职能及活动：涉及成人高校教学、培训、管理和科研等要素的过程质量。其过程的结构要素则由不同阶段的教育过程目标、教育实施过程和过程结果评价、反馈、调整等组成的，由低级向较高级、高级发展的一个全程性过程结构要素体系。

3.内容要素结构内涵

教育质量的内容结构要素，正如以上所述，它是由特定的任务或培养目标决定的。包括了高等教育所有主要职责与活动等多层面的内容，具体而言，高校内部包括相关的行政服务体系、学术组织体系、教学与教学管理体系、学生工作体系的各级各类组织对培养人才工作全过程的服务质量，以及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高校外部则包括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政策导向、质量监督、检查评估等，人才市场的信息搜集、分析、反馈和促进就业、转换岗位等，以及社会参与、社会评价等的工作质量。

（二）教学质量的新内涵

教学质量是教育质量的核心和基础，或者说是教育质量的狭义理解、狭义表述。因此，教育质量与教学质量是统一的。

成人高校教育质量的高低，最终将体现在所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文化科学知识、专业能力、心理素质和身体健康状况的养成上，或者说最终反映在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社会的需要上。因此，“高等学校培养工作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正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本质”反映②，也是教学质量的本质反映。

教学质量的新内涵集中体现在：（1）它是成人高校整体工作质量或者说是成人高校系统管理质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是教师群体进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专业学术研究，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并与教学对象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的综合体现；（3）是学生群体的基础、个性、爱好和学习自主性、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挥程度的综合表现；（4）是教学管理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提供教学设施、生活设施、教学服务，创造相应学习环境和条件等工作质量的综合作用结果；（5）是成人高校为社会服务提供的主要“产品”，也是它服务于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功能的集中表现。由此可见，教学质量的内涵与教育质量的内涵具有同一性。

二、成人高教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涵

质量保障体系“是建立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所有要素的集合”③。即是说把保障质量的诸多要素——人员、资源、管理、业务技术等要素根据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组织起来，使之为达到预定的质量目标而互相配合、努力工作的一个动态工作体系。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亦然。它的内涵决定于保障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诸多因素，按照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方针和目标，将成人高校学校内部和外部诸多要素有机地组合，形成一个能够保障教学质量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体系。具体而言，其内容构成如下：

（一）外部保障体系

基于成人高校外部因素涉及经济、社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产业现代化、信息化、知识化的快速发展，驱动了产业结构、职业结构、人才需求的专业结构、素质结构的不断变化，促进了社会人员快速增长的成人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等。这些外部因素对教学质量方针和目标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建立与之相对接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首要的。包括建立学习、认识和实施政府颁布的有关政策法令、发展方针、规章制度等宏观导向、约束、保障和评价体系；掌握人才市场对成人高校培养的人才需求量与质的动态信息，毕业生进入市场反馈的量与质的有关信息，以及分析、调整教学质量目标等工作体系；接受社会对成人高校的需求信息和社会评估等工作体系与成人高校外部方针、政策、规范、法规、制度、程序、规范、环境、相应的运行机制等宏观体系相对接的组织和机制保障体系。

（二）内部保障体系

成人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基本和核心部分。也是成人高校内部系统诸多构成要素的质量保障和诸多工作环境质量保障的综合表现。具体而言，主要包括：（1）组织质量保障。系指学校行政组织系统、教学和学科组织系统、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系统、生活管理和服务工作系统等提供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2）教学质量目标和质量评价体系。系指专业设置质量、新生录取质量、人才培养规格、培养方案、课程模块、课程要求、课时教学要求、教学工作程序和规范、教学资源指标、学生学习规范、其他教学文件、教学实践基地与实验设施、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毕业生就业质量等质量保障体系。（3）人员质量保障体系。人员质量保障是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关键，特别是教师的质量保障和学生的质量保障是教学质量保障的重中之重。当然管理人员队伍和其他服务人员队伍的质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必要条件。必须通过对人员的考核、聘任、培训、晋升、解聘等途径提供保障。（4）教学质量保障机制体系。系指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习教学、毕业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等教学质量保障机制，上述各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体系，上述各教学环节的优化、高效的运行机制，不同阶段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等。（5）教学质量观念和方法保障体系。系指iSo质量管理体系的有关理论、成人高等教育质量标准观、科学发展观、人才培养素质观、优化课程结构观、终身教育观等为导向，确立相应的思想保障以及从高校实际出发，通过深化改革等途径来实现。三、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特点

（一）构成体系性

正如以上所述，成人高校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由高校的办学观念、内部的相关方针、政策、规范、制度、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及其运行、教师的学术质量和教学水平、学生的基础素质和质量、管理人员的工作质量、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等构成的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和国家、社会提供的相关方针、政策、法规、程序、规范、信息和相应的运行机制等宏观质量要素构成的高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所组成，从而鲜明地表现出构成体系性的特点。

（二）质量保障性

教学质量既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生命线，就必须将保障教学质量作为成人高等学校的第一追求。人才培养是一个过程，教学质量既表现在人才培养的最后结果——毕业生服务社会的综合素质和各种能力上，也表现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和服务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工作质量上。只有不断提高教学过程和服务过程的质量，相辅相成，教学过程质量才有保障，进而保障人才培养的总体质量。从而，在目标质量、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三个层面上形成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质量保障性特点。

（三）全员参与性

人才培养是成人高校的基本任务，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离不开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由领导、职能部门人员组成的组织体系，教师、教学服务人员和学生组成的教学体系，以及其他人员组成的服务体系，都是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在教学质量保障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使教学质量保障成为全体师生员工工作质量的综合表现。从而，体现出全员参与性的特点。

（四）过程动态性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质量保障方针、质量目标和教学模式的选择，教学质量保障过程的组织，教学内容、形式和方法的运用，教学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都要依靠各级各类管理人员、教师，以及所有学生或学员在各自的岗位上的积极行动，将各自承担的岗位职责和任务融于实现教学质量目标的过程之中，使质量保障过程成为体现质量目标的过程，并通过质量阶段结果评价及时反馈，对质量目标、质量保障过程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此往复循环，鲜明地显示过程动态性的特点。

（五）不断完善性

教学质量保障需要进行全程性监控，包括过程前置监控、过程实施监控和过程阶段结果监控。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性，产生的知识不断更新，工作性质不断变化，工作岗位不断变动，工作单位不断更换，以及人们职业不断转换，教学对象的需求、实际水平和个性特点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使成人高校内部确定发展方向、人才培养目标以及相应的质量标准也处于动态变化中。通过上述的全过程监控，及时反馈和调整，使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体现其不断完善性。

（六）形式多样性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包括教学质量设计、教学质量保障程序、教师质量保障、学生学习结果质量保障、终身学习质量保障等方面。教学质量设计包含教学质量设计观念、教学质量保障直接目的、教学质量保障的规章制度、教学质量全过程监控等。教学质量保障程序包含建立相应组织机构，确定教学质量目标，制定教学质量保障计划，实施教学质量保障计划，进行教学质量考核等。教师质量保障是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之处，需要通过试用、聘任、培训、考核、晋升、解聘等来实现。

（七）运行周期性

成人高校培养人才，按学生个体而言，一般从新生入学到毕业或结业为一个周期。按课程而言，一般从课程授课开始到课程结束为一个周期。对教师和所有工作人员而言，一般从接受聘任始到聘任期满止为一个周期。对学校整个工作运行过程而言，一般以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为一个周期。上述各个周期性活动的过程质量和上下两个周期相互衔接质量与教学质量保障关系密切，不仅决定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质量，还决定它运行的周期特性。从而体现其运行周期性特点。

（八）全程服务性

基于教学质量保障活动贯穿于学生或学员从入学到毕业或结业的全部学习活动和生活过程之中，同时也贯穿于教师和每一个工作人员从聘任到离任的全部教学活动和管理活动过程之中。因而成人高校的教学质量保障活动既是一个全程性管理活动，也是一个全程性的服务活动。从而鲜明地表现出它的全程服务性的特点。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2004.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篇3

关键词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可持续生计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1－0059－05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GDp总值和人均GDp都在平稳增长，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然而，我国的发展属于后发现代化，在凸显后发优势的同时，后发劣势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就是其中的一种。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2030年我国将占用耕地超过5，450万亩，这意味着到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规模达1.1亿人。[1]失地农民问题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令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一个新问题，[2]对该问题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仅1999年～2008年在CnKi数据库中输入“失地农民”可以检索到4，829篇文章。[3]由于该问题研究的时效性甚强，笔者挑选2006年以来的文献进行研究，归纳出以下的研究热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研究，失地农民就业研究，失地农民补偿安置研究，失地农民权益研究，失地农民市民化研究，失地农民社会适应性研究等。通过对这些研究热点的进一步剖析，发现在2006年～2010年间，学界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角度对失地农民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学者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充分认识到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二是多视角研究失地农民问题，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统计学方法的应用、计量分析方法也被逐步引入。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从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来看，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文章常从宏观角度以“现状―问题―原因―对策”分析出现，缺乏对具体而详尽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其次，从研究的理论基础上看，尽管学界的出发点是从不同学科背景展开的，但许多研究理论基础薄弱。如设计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时，有关失地农民保障的理念、原则、目标等问题没有弄清楚，因而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值得商榷①。基于此，本文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出发，阐述了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内涵、理念、原则及其框架，为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一、可持续生计

从可持续生计的内涵出发，结合我国现行对失地农民补偿的现状，发现我国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矛盾，这些矛盾影响失地农民的发展。

1.可持续生计、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内涵

“可持续生计”的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到1995年，《哥本哈根宣言》中对可持续生计作了如下描述，即“使所有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稳定的生计”[4]这个概念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消除贫困的重要意义。Scoones对可持续生计的概念阐述是这样的“某一个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有形和无形资产以及活动组成。如果能够应付压力和冲击进而恢复，并且在不过度消耗其自然资源基础的同时维持或改善其能力和资产，那么该生计具有持续性。”[5]我国学者赵曼指出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和获得的、能用于谋生和改善长远生活状况的资产、能力和有收入活动的集合。[6]

依据学界对可持续生计的描述，结合失地农民保障的现状，可以概括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第一，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资源的提供主体包括：政府、社会以及失地农民个人。失地农民获得的资金补偿来源于开发商以及政府，失地农民所拥有的各种能力部分来自于社会，部分来自于自身的学习，同时，社会对失地农民的支持也是不可量化的生计资源。第二，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目标是通过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的资源实现持续的、长远的生存。第三，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应该着眼于改善其目前生活水平的长远观点。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给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即由政府和社会向失地农民提供资源，失地农民通过这些资源和所拥有的能力实现可改善生活水平的长远的、持续的发展的状态。

2.我国失地农民保障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矛盾

对比我国对失地农民补偿时所提供的保障与上述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内涵，发现失地农民保障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包括短期安置与长期生计的矛盾、安置模式单一与多种生计资源的矛盾。以下对这些矛盾进行分析。

（1）“短期”安置与长期生计的矛盾。在征地过程中，开发商、政府和农民的利益点存在差别。对开发商而言，基于企业盈利性的动机，能够尽快达成征地协议，以最小的成本获得土地的开发权是其关注的焦点。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农民长期生计权被开发商所忽视。对政府而言，保障失地农民生存权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因土地开发而发展区域经济也是其关注点之一。对农民而言，失去土地即是失去保障权，可持续生计是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关注的重点。然而，因开发商、政府和农民在土地征用制度制定的博弈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力量差别悬殊，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常常没有关注失地农民长期生计。因此，实践操作中征地方过分关注“短期”安置与失地农民对长期生计的呵求之间形成矛盾。

（2）安置模式单一与多种生计资源的矛盾。征地单位的“短视”引发补偿中的诸多问题，安置模式单一是其中一个需要学界关注的问题，郭正涛的研究发现失地农民经济性补偿过多，就业补偿、安置补偿考虑过少。[7]而根据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内涵，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需要多种生计资源的供给，这就造成实践中安置模式单一和理论上多种生计资源促进发展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我国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时所构建的保障制度缺乏长远利益考虑，使得部分农民因失地而致贫，因失地而失去权益。[8]为了促进失地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笔者从可持续生计的理念出发，对于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内涵、原则、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并构建关注长远生计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

二、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内涵

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内涵包括：失地农民保障的供给主体、需求主体和保障项目，如图1所示，以下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1.供给主体：由谁提供保障

失地农民保障的供给主体包括政府和土地开发商。一方面，政府是失地农民保障的供给主体之一。从政治权利角度来讲，国家是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是具体执行国家权力的行政机构，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实施保障是国家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9]失地农民享受基本保障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讲，土地征用过程中，国家从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获得巨大利润，有能力为失地农民提供保障。[10]另一方面，土地开发商是失地农民保障的另一个供给主体。土地开发在给开发商带来正外部性的同时，也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负外部性。土地开发商在开发土地获取利润的过程中，侵害了农民的一部分利益，为此应该做出补偿，因而土地开发商应该为失地农民提供保障。

2.需求主体：向谁提供保障

需求主体就是回答向谁提供保障的问题。在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中，其保障对象是由于城市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其生活、生产活动受到影响，面临的风险增加。而每一个失地农民，出于健康和幸福的需要，有权得到来自社会和政府的保障，以实现其生存和发展。

3.保障项目

从失地农民保障项目的维度上讲，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可以分为保障生存权的保障制度和保障发展权的保障制度两个层次，两个层次具有不同的功能。首先，保障生存权的保障制度主要是为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上，由政府部门提供。当前，理论界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不同的构建思路，笔者认为首先对失地农民进行分类，完全失去土地并且已经成为市民的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全失去土地并且还以农民身份存在的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其次，保障发展权的保障制度处于补充地位，由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共同提供保障，其保障项目的设计主要围绕就业而展开。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内容。一方面，由政府部门提供就业培训、就业指导、就业咨询等就业保障方式；另一方面，土地开发商可以雇佣一部分失地农民为其工作，缓解失地农民就业危机。

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供给主体、需求主体和保障项目之间密切相关。供给主体是保障项目的设计者和实施者，需求主体是保障项目的受益人。三者紧密联系，当需求主体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保障项目需要随之发生变化，进行完善，而完善的工作需要由供给主体进行。当供给主体提供的保障项目满足需求主体的利益需求时，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会得以有效发展。当供给主体提供的保障项目不能满足需求主体的利益需求时，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会出现问题。因此，一个合理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需要从这三个方面出发进行构建。

三、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理念

国外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经验③以及从政治学角度对失地农民权益的研究④可以为失地农民保障制度提供公平、共享的价值理念。

首先，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应该遵循公平的价值理念。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公平是指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失地农民并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即该制度的运行不受受益人地域、性别的影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理念相类似，失地农民的保障权是基于社会契约、国家责任和公民基本生活保障需求的一项基本人权，消除不同社会阶层或者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实现其基本人权的根本要求，[11]因而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不应有制度歧视、保障水平歧视等问题。

其次，共享也是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理念。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共享理念是指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失地农民应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在开发土地的过程中，被征地地区未来的土地收益和征地前相比大大增加，因此土地级差地租以及土地市场价格应该在失地农民补偿安置中得以体现，只有这样，才不会使开发商在开发土地受益的同时使失地农民受损，失地农民有权利共享土地开发所带来的成果。

总之，在构建失地农民保障制度时，依据公平、共享的价值理念为失地农民建立保障制度可有效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同时也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原则

对大量的失地农民研究文献以及可持续生计理念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可持续生计原则，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兼顾失地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原则，促进失地农民全面发展原则。

第一，可持续生计原则。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对可持续生计的探讨，可持续生计要着眼于将来、要改善失地农民的生活、要创造失地农民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要提供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农民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后，政府或者开发商要给农民提供替代土地资源的资料，使农民能够有所依靠，并且，这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要具备上述可持续生计的特点。同时，在提供生活和生产资料时，要考虑到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其所掌握的技能，即考虑到失地农民本身的特点。

第二，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必须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此处的公平就是要为每个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建立保障制度，不能因为其性别、年龄、籍贯、民族而将其排除在保障制度之外；效率则是指在保证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同时，又不会影响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我们要编织一个没有“漏洞”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并且，该制度所提供的水平要符合“适度性”原则，原因有二，一方面，假如我们提供的保障水平过高，就会使失地农民“自愿失业”，这将影响社会生产活动，最终使得社会生产无效率；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提供的保障水平过低，许多失地农民得不到基本生活资料，则会因失地而失去保障权，这是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无效率。

第三，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在满足失地农民生存权的同时还应兼顾到失地农民的发展权，尤其注重失地农民发展权。生存权的满足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实现，发展权符合“可持续生计”的理念，要求我们不但要考虑到现在，还要考虑到将来；不但要给失地农民“授之于鱼”，更要给失地农民“授之于渔”。由此原则出发，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不但要使失地农民能够生存，而且要让失地农民得以发展。只有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所构建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才是有效的。

第四，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构建应着眼于促进失地农民的全面发展。失地农民的发展主要包括物质层次的丰裕和精神层面的提升，从物质层面来讲，稳定的家庭收入、良性的生活状态是其体现。在精神层面，文化水平的提升、市民化身份的适应、心理健康是良性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体现。同时，也只有从这两方面出发，失地农民才能实现“可持续生计”，失地农民弱势的现状才能得以改善。

五、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框架

依据上文对失地农民保障的内涵、理念、原则的探讨，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应包括：失地农民生存保障和失地农民发展保障（如图2所示）。其中，失地农民生存保障是基于保障失地农民生存权所建立，失地农民发展保障是实现失地农民发展权的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其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资本。[12]因此对失地农民提供一种既能满足生存又能促进发展的制度安排是必须的。基于此，构建包括最低生存保障和基本发展保障的失地农民“双层次保障体系”是一种必然选择。[13]在此，笔者定义满足最低生存保障的制度是失地农民生存保障；满足基本发展保障的制度是失地农民发展保障。

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失地农民生存保障：核心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失地农民发展保障：核心是失地农民就业保障

总结

城市化推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也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后，其生存和发展问题令人堪忧。政府为妥善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建立了失地农民保障制度，该制度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在现实操作中该制度存在很多问题。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和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之间存在矛盾，这些矛盾包括短期安置与长期生计的矛盾、安置模式单一与多种生计资源的矛盾。这些矛盾影响到失地农民的长远发展。基于此，本文在“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对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内涵、原则、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现行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安排构建科学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这个制度由失地农民生存保障制度和失地农民发展保障制度组成，失地农民生存保障制度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失地农民发展保障为失地农民提供满足失地农民实现发展权利的保障，通过这两种制度的合理安排，可以为失地农民培养就业、生存、适应社会的能力，最终促进失地农民实现可持续生计。

[注释]

①本处内容参考本人所写的关于失地农民研究综述一文。本文是在文献综述基础之上的深入研究。

②本处所构建的三要素模型是受席恒教授的“社会养老保险理想模式的三个元素”的启发下所做。

③马晓磊在《城市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征用农民的土地一般都是按市场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给他们较为满意的补偿(土地征用费和土地赔偿款构成失地农民的全部补偿费用)，而且还会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其内容包括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为他们提供就业与培训的机会，同时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等。

④在失地农民权益研究方面，失地农民有权利得到公平的国民待遇，有资格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有必要保障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⑤关于这一点，笔者有两点认识，其一，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依人群而建立，造成不同人群不同制度安排的现状，从而引发不同制度不同保障水平，收入差距被人为拉大。其二，不同人群、不同制度安排的碎片化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大阻碍。基于此，笔者认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可在现行框架下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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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yonConcepts,principlesandFramework

ofLand-lostFarmers'SecuritySystem

――BasedonperspectiveofSustainableLivelihoods

YangBin，HeQi

（northwestUniversity，publicadministrationacademy,Xi'an710127，China)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篇4

一、人权保障的必要性

实行人权保障不仅是实现“人权”的一种手段，更是实现“人权”权利目的本身、人权本质要求的直接表示。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若不尊重个人自由，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将会无法得到自由发挥，进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受阻。因此，强化民主与法治建设，建立能够保护人的权利的相关制度、措施;实现民主与法治相统一，以法治保护人权，正是当下我国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因此，为实现民主、法治与人权三体融一，必须以国家立法形式加强法律干预，强调人权保障的必要性、权威性。

二、我国宪法相关人权的条款概述

(一)人权条款的内涵定位

关于人权的内涵定位，学界有三种见解，即消极人权、积极人权和社会连带人权。其中，一主要是指公民的人身权利，例如生命权、身体权等;二是主要指经济权利;三是指环境权等发展人权。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法律顾问瓦萨克提出：“社会连带人权即是人权价值内涵丰富的具体表现。”反映了现在人类都普遍面临环境污染等问题，环境权发展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由此可见，人权条款的价值内涵不仅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而作为最核心的自然权利，没有人权，人类社会也就没有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和博爱。

(二)人权条款的效力分析

宪法是我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法理和逻辑的角度看，人权条款也应当具有直接的、最高的适用效力。然而，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我国宪法并不能直接成为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因此，是没有直接适用余地的，由此也说明“人权”条款目前不具有直接效力。面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其中原因在于：一是从法律规范本身的角度看，我国人权条款规定较为粗糙和宽泛，缺乏具体性的表述，使得其实际适用难度较大，可操作性不强;二是从法律规范实施的主体来看，法院作为法律适用主体，承担着对人权条款进行分析和运用的职责，但从实际情况上看，此举很难实现。

(三)人权条款的价值内涵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权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丰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法律顾问——瓦萨克提出：“社会连带人权即是人权价值内涵丰富的具体表现。”例如，现在人类都普遍面临环境污染等问题，环境权即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因此，人权条款的价值内涵不仅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并且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而从“人权条款”入宪时的时代背景看，在2004年，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已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但在法治领域仍然缺漏较多，故此，政府日益重视国家法治建设;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屡次以“人权”舆论来试图干涉我国内政。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人权条款”入宪不仅可以彰显我国法律制度的进步，还能够体现出“人权”应有的价值理念，与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相契合。

三、我国宪法人权条款的适用现状

(一)制度及其文化背景

关于制度背景。当前，我国处于政治、法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制度层面面临着众多优化、创新的契机。同时，党中央对“法治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而从总的来说，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特别是民主制度亟待完善。关于文化背景。首先，我国缺乏一定的权利文化传统和环境，不论是公民还是普通自然人，对于权利的诉求都不甚强烈;其次，关于“人权”的内涵和理论，我国理论界没有如西方法学界那样激烈的争论和探讨，此外，关于“人权”的传播不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因此，我国宪法“人权条款”的具体实施也缺乏相应的文化氛围。

(二)现行条款中的缺漏

笔者认为最明显的缺漏在于“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混淆。具体地说，人权是人作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所享有的种种权利或者应得利益，这种说法接近于“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观点;而“公民基本权利”则是具有某国国籍的自然人所享有的该国法律规范下的权利。上述两者存在三个方面的区别：一是权利主体范围有所区别，前者是一切人，无论其是否有国籍，是否人格完整;后者是公民，即需要具备这一法律主体资格;二是权利的范围也有所不同，前者所包含的权利范围虽然在理论上有所争议，但显然要广于后者法律规范的约制;三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有一定的法律义务与之相对应，是平等的、双方的，而人权的重点主要是“赋予”权利，是不平等的、单方的。而我国人权条款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节中，显然是混淆了两者的内涵。

其次，联系上述的内涵混淆问题，从法规体系角度看，将“人权条款”置于第三十三条，也存在一定的逻辑混乱。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主要是规定我国公民的资格问题，即取得我国国籍，第二款是“平等”原则的进一步阐释，第四款是“权利义务的对等性”问题，因此，第三十三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与人权条款毫无关系，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其中，实属逻辑体系混乱，也无法发挥人权条款提纲挈领的作用。

四、改善我国宪法人权条款适用现状的法律构想

(一)明确规范人权条款的内涵及其外延

虽然，关于“人权”的概念和内容是一个历来就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是要使宪法的“人权条款”得以实施就必须相对地明确人权条款的内涵。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解决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的“体系混乱”问题，建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款单独拿出来放在序言中，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原则性条款;其次，清晰明确地解释“人权条款”的内涵，并适当地补充宪法未列举的权利，做到既保证该条款的权利推定机能，又能很好地界定权利范围，避免权利的过分扩大化;最后，限定“人权条款”的适用效力，我国《宪法》是没有直接适用效力的，而要使“人权条款”能够实质上发挥作用，必须规范其效力发挥方式。

(二)树立权利本位理念，授予人民一定权利

人权保障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或权利，权利保障过程中人民既是权利的实施者又是权利的受益者，将权利与义务融于一身，只有赋予人民一定权利，才能保证人民自觉履行义务。因此，必须树立权利本位理念，授予人民一定权利。比如，可在立法过程中选定基层民众代表，第一时间获取一线信息，从而依据信息完善、补充法律内容;同时，提升民众的监督权利，以民众监督政府、司法部门、执法部门，民众相互监督等多元化方式，提高民众参与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完善其法律权利与义务意识。

(三)健全完善人权条款实施制度

建立完善的保障“人权条款”的制度体系，最为关键的就是监督制度。即细化相应的监督规定，使法律规定不再沦为“板凳条款”的地位，同时开设专门的监督机构，这样既可以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又可以避免“自我监督”情况的出现。同时，允许公民提出一些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权利保障请求，在国家人权保障主体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时，应当允许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相关程序，从而发挥广大群众的力量，实现“人权条款”适用的广泛性和可操作性。

(四)合理采用私法自治，强调人民自觉守法、用法

“私法自治”即为民法以法律形式赋予民商主体自由创设权利的依据，每一主体均在自愿前提下处理有关私法上的事务，除不行使自治原则而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必须给予一定限制，其强调人民的自觉行为，是对公法的一种制约，政府关键作用在于当个人滥用权利伤害他人权利时进行干预，且干预目的在于实现权利的公正、平等。这就要求扩大人民的权利，并在实施中通过多种途径，如选举民众代表、相互监督等，以促使人民能够自觉守法、用法。

(五)发掘传播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权理论，适度借鉴先进立法成果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篇5

关键词　养老保险　生存权保障　辅原则

[中图分类号]F84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140-05

一、问题的缘起

2010年无疑在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世界瞩目的法国《2010－1330号养老金改革法案》于2010年11月9日在宪法委员会通过、总统萨科奇连夜签署，表面上化解了法国养老保险濒于破产的困局，源于法国的欧洲养老保险改革浪潮似乎尘埃落定，然而参议院表决中177票对153票的“惨胜”过程和随之而来的几乎席卷整个欧洲的民众抗议浪潮却显示着争议还远未结束；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举国上下正在热议的议题却是养老金翻倍还是温和增加；在西方各国对于养老保险改革争议不断之际，我国在养老保险法制领域也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于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并于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作为我国首部社会保险基本法，该法专设一章(第二章)十三个条文对基本养老保险的目的、收支模式以及权利保障等重大、核心问题进行了规定。这部法律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意义和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对此其他论文已多有论及。在这里笔者所关注和讨论的是：在欧洲各国的养老保险改革法案引发巨大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正确解读我国《社会保障法》所规定的养老保险制度目的这个核心问题的实质意涵，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我国养老保险究竟应如何定位、向何处去才符合有利于有效保障公民权利的现代法治发展趋势，符合让大多数人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总目标。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目的之解读与分析

仔细审视我国《社会保险法》第二章“基本养老保险”的十三个条文后发现，其并未对建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目的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立法目的是整个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石，是不可不查的重大问题。鉴于在立法技术方面我国所具有的简洁化和原则化传统，我们需要借助法律解释的方法来对这一问题予以探究和澄清。

(一)基于文理解释的视角：在我国《社会保险法》第二章“基本养老保险”中与立法目的最紧密相关的文字即在于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基本”一词，那么何谓“基本”呢?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基本”的首要含义就是根本，那么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理解为以保障符合养老保险要件的给付受领人的根本生活为目的的社会保险。而在我国的诸多政府文件和法规中，当基本或根本一词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或生活保障相联系时，其意涵一般是指生存权，例如我国政府于1991年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所做的如下表述：“使人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真正解决生存权问题。”因此，通过文理解释我们可以认为，在与生活保障相联系的语境下，基本养老保险可以解释为：以保障符合条件的给付受领人的生存权为目的的社会保险。

(二)基于逻辑解释的视角：虽然我国《社会保险法》在第二章中没有明定养老保险的立法目的，但是如果我们回溯至总则部分就会发现该法第1条和第2条规定了整个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作为社会保险中“最重要一种”的养老保险毫无疑问也受上述立法目的的约束。也就是说“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同样也是养老保险的立法目的。对照我国宪法第4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社会保险法》第2条所述立法目的与其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应是其在法律层面的体现和具体化。而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宪法第45条是对生存权的规定，也就是说，作为养老保险立法目的的《社会保险法》第2条所体现的是对公民生存权的法律保障。

综上，无论是通过文理解释还是逻辑解释的方法，我国养老保险的立法目的均在于保障符合要件的公民的生存权。

三、生存权保障意涵的厘清

(一)我国传统生存权保障的意涵

出于对抗外部压力等诸多考虑，生存权在我国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在我国生存权主要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在自1991年以来先后九次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名义发表的状况系列白皮书中反复阐述、论证和强调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的生存权，正如《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总结我国人权特点的广泛性时指出的“中国公民所享受的人权范围是广泛的，不仅包括生存权……”“享受人权的主体不是……，而是全体中国公民”，这种意义上的生存权的权利主体是与“国家和民族”相结合而使用的作为集体名词的(全体)人民。该白皮书在进一步论证不同于西方人权的国情时明确宣称我国“不仅十分注重保障个人人权，而且注重维护集体人权”，由此可以确定这种意义上的生存权应该是作为第三代人权的集体人权。第二种生存权是我国宪法第44条、第45条所规定和保障的生存权，属于前文所引的我国人权情况白皮书中所说的与集体人权相对应的个人人权，这种意义上的生存权其权利主体是存在于现实中的个别的具体的人即带有具体性、个别性这样属性的个人。对于这两种意义、类型大异其趣的生存权进行区分是极具必要性和重要性的。

在注意到这两种生存权在权利主体的面向上存在根本性差异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看到在我国同时存在的这两种生存权在保障内容或保障基准上具有同质性的另一个面向：历次人权状况白皮书系统而明确的对外表述了，在我国，作为集体人权的生存权的保障内容和基准是“人民的生命”，是“吃饱穿暖”这一最低要求；而作为个人人权的生存权即“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保障内容和基准被普遍理解为，是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结合宪法中关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将其界定为维持自己的生命的最起码的条件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在我国无论是作为集体人权的生存权还是作为个人人权的生存权，其保障内容和基准是趋同的，都是维持人的生理存活意义上的基础保障。

(二)福利国家理念下的生存权保障意涵

现代宪法视野下的生存权是福利国家观念的产物，滥觞于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中第二编“国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第五章“经济生活”：“……保障所有人作为人的生存权为目的……”。二战后世界各国或通过生存权入宪或通过制定社会法典、社会保障法的方式承认生存权并予以保障，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日本宪法第25条“所有国民均享有维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的规定。福利国家理念下的生存权保障虽然也与“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紧密联系，但其保障意涵却与我国传统生存权保障意涵有着明显的差别，已经超越了维系人的生理意义上的存活，而在于实现像人那样有人的尊严的生存。由此，其保障基准也就不仅在于满足人的生理存活的基础保障，而且在于保障享有具有人的尊严的一定水准的生活。在此基础之上，有学者将生存权的保障基准进行了进一步的层次性划分，认为生存权的保障可分为紧急生存权和生活权两个层次，前者以宪法为依据即得发生给付请求权，其保障基准为最低生活水准的维持；而生活权则有待立法加以具体化，其保障基准为较高水准之生活。

四、我国养老保险保障基准的合目的性分析

(一)基础保障抑或生活水平保障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保险法》所确立的养老保险的立法目的在于生存权保障，而我国普遍认为生存权保障的基准在于基础保障。这种观点得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盛行，其主要原因是存在两个看上去颇具说服力的理由：一是辅原则；二是财政状况原则。我国《社会保险法》就深刻烙下了这种观点的印迹，该法第3条规定“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其中所谓“保基本”即为辅原则的体现，而所谓“可持续、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则可认为是财政状况原则的体现。辅原则主张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并承担主要责任，只有那些个人无法独立承担的事务才由政府提供辅助，必须是“在社会的个人，凭自己的努力，都无法获得利益，也因此使公益无法获得时，方得为之，故而是一种次要性的补质的辅助行为”。财政状况原则认为，生存权的保障不能无视国家的财政状况，必须以国家预算、财力为基础，量力而为。脱离预算上的财源基础将会使生存权保障无以为继，最终不能永续进行，从而更不利于生存权的保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上述在我国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在实践中导致了诸多困惑和问题，在理论方面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究其原因在于：因应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形成的对于辅原则和财政状况原则的理解性差异所导致的误读和混淆，即将形成于自由法治国家时代的旧观点一成不变的应用于社会法治国家时代，而这种见解并不符合已然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现实。具体来说，那种将辅原则理解为是解决国家与个人责任分担关系(个人承担主要责任而国家仅承担辅助责任)的传统观点形成于自由法治国家时代，植根于“自助自立、自负其责”可以独立面对和解决诸多风险、维持个人生存的私领域与公领域边界清晰而确定的社会现实和立论基础；进入社会法治国家时代后，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风险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前述立论基础已不复存在，为维持个人生存，政府开始成为财富的主要源泉，在个人财产中政府分配的财产已然超过传统财产，这些财产不只是对其它财富形式的补充，而是对它的替代，公与私的边界不再清晰、确定而是前所未有的模糊、交融，传统观点已然无法与全新的现实相适应、契合。根据“镜映理论”，在社会法治国家时代，对在福利国家原则下的辅原则的解读，应当对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予以有效回应，此时的辅原则应被理解为是指手段和方法的辅，而绝非指责任的辅，否则就与福利国家产生根本性矛盾。由于在社会法治国家时代社会任务与法治国家相结合，各国宪法纷纷对生存权予以明确规定并加以保障，对于财政状况原则解读的重心，也从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下对于国家财政预算、财源基础问题的单纯关注，转移到同时关注国家预算和生存权保障相互关系的衡量，生存权保障不再像在自由法治国家时代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者的地位”，而是处于“主导者、支配者的地位”，在编列国家预算时生存权保障相对于其他支出应享有当然的优越地位，必须优先予以满足。

在破解了辅原则和财政状况原则传统观点误用的迷思之后，再重新审视我国目前的生存权保障理论和规定无疑是具有解构性的。而鉴于福利国家理念下生存权保障意涵较好地回应了社会现实的变化和需求，其生命力日益彰显、影响逐步扩大并且得到了西方许多国家在社会福利立法上的支持，从而渐趋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

(二)比例原则的检验

比例原则是宪法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其作用主要在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均衡与协调，要求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应当合目的、损害最小、禁止过度。因其重要地位与作用，任何法律或行政措施均不得与其相违背，或者说必须要通过比例原则的检验。在适用比例原则进行检验时有所谓的审查密度理论，即根据对个人基本权利造成的损害程度大小的不同，对被检验对象采取严格程度不同的审查标准：对给个人基本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适用最严格的审查标准，要求所采取之手段非常适合达成目的，即与目的的关联程度非常高，同时手段所造成的损害又必须是所有手段中最小的；对个人基本权利造成的损害程度轻微的，则适用最低标准来审查，要求所采取之手段只要不是完全不适合所要实现之目的，同时手段所造成的损害只要不是显然不是最小即可；而介于两者中间者则适用中间程度的审查标准。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知，我国养老保险的立法目的在于生存权保障，生存权对于风险社会的个人其重要性日益显现，是重要的基本权利，尤其对于因为年老或病残无法获得必要收入的人来说，生存权得不到有效保障无疑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损害。因此，在审查密度方面应适用最严格的审查标准。结合《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从农村实际出发，低水平起步”、“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的内容来看，我国《社会保险法》第3条“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规定对于生存基本保障尚难说可以实现，对于保障个人的一定的生活水平就更难以达成了，应该说不能认为是“非常适合”生存权保障的目的。因此，该规定并不符合比例原则，不能通过比例原则的检验。

五、结语：我国养老保险向何处去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篇6

关键词：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教育质量教学模式

我国职业教育近年来快速发展，逐步从扩张式的外延建设向以提升质量的内涵建设过渡，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中等职业院校必须以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内涵建设的中心任务，建立健全长期有效的教育质量体系，通过不懈的努力使质量立校成为办学传统，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教学管理力度，重点加强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使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好评。

一、内涵建设对教学质量的基本要求

内涵建设是一个大的体系，包括学校各方面的全面发展，科学定位是关键，核心能力培养是目标，改革评价体系和方法是动力，加强教学管理是保障，课程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是基础。

抓内涵建设就是抓教学质量，要提升教学质量就要明确什么是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没有一个单一的质量标准，而是一个有机组合起来的概念体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要求和标准。对于职业学校来说，教学质量是指教学所达到的水平，它一般体现在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满足社会需要方面所具备的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水平，是整个教学过程各个环节工作质量的结果和真实反映。因此在内涵建设中要提升教学质量，应围绕以下内容去努力。

1.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对接

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必须与社会需求相对接，一切应以社会、企业所需求的职业、岗位、工作技能为基本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实现毕业生与职业、工作岗位要求的对接，脱离了这个基本目标，所有的人才培养都是不切实际，更谈不上教学质量的提升。

2.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学生素质不仅包括专业技能素质和文化素质，还包括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是其他素质教育的基础，而作为中等职业院校的学生由于生源的差异，这方面的培养较为困难。专业技能素质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保证学生就业分配的基本保障。心理素质是学生从事各种活动的基本条件，只有身心健康，他们才能以充沛的精力、豁达的心胸、坚强的意志，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文化素质，只有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不断探索，不断革新，不断发展。明晰了素质教育内容，就有了素质教育的目标。在教育过程中，既要注重智育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更要注重思想道德品质、身心素质教育，使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3.提升师资队伍教育教学能力

教师队伍建设是落实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是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如何培养一支政治素质过硬、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同时掌握高技能的师资队伍，既能传授基础理论知识，又能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能够始终紧跟新知识、新技术发展的步伐，引导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的教师队伍，是学校发展最根本的保证，也是学校最根本的基础建设之一。

4.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是保证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践的需要，使教学内容与职业需求相结合，实践能力训练与职业岗位相结合。校内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主要包括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和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一方面依托学校现有的实习实训设备，提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结合，另一方面依托行业，联合企业，深化学校教育与岗位培训的相结合。

二、教学模式转变的实施策略

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教学模式改革。而作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核心是校企合作，以工学一体化教学为切入点，以就业为主体导向，既要改变理论知识为主要学习内容，又要改变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的学科化教学模式，走工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从学校专业设置、教学模式改革到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方面面。这个工程要能有序、有效地推进，既需要全面考虑教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也需要整合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力量。

1.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应最大限度地与社会、企业需求相结合，其目的就是以学生就业为导向。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教学模式，它是多种教学模式的集合体，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只要有利于学生就业的教学模式均可以纳入其中。因为工作岗位上的知识和技能的应用是一个综合过程，需要多种类型的知识和技能，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需要不同的课程做支持，所以，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是一个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体系。为此应明确以下三点：第一，明确企业需求，走校企合作之路。第二，强化以质立校观念，走特色之路。第三，转变教育模式，走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2.培养双师型教学团队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转变教学模式的实施者，是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师来说，不仅要求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技能，还要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指导能力。这就要求培养一支敬业爱岗、教风严谨，既有理论又能实践，既能从事中职学生教学，又能从事企业在职员工培训，既肯刻苦学习专业前沿技术，又富于改革创新精神，既搞教学又搞教研，既能从事理论教学，又能从事实践操作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教师队伍建设应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走进企业，掌握目标培养。二是走产、学、研结合教师培养模式之路。三是走校企合作之路，是提升双师型教师能力的最佳途径。

3.建设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

（1）课程体系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应按照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工种、岗位能力为课程目标，以工学一体化为基础的多元化教学过程为课程模块，以实训项目为课程内容，以职业能力为课程核心，以双师教师为课程主导的要求，开展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设计，建设一批院级乃至省级精品课程。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教学计划及课程教学大纲的建设。二是新增专业的课程建设。三是教材建设。

（2）课程标准建设。课程标准是规定某一课程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容安排、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师队伍建设等，是与教学计划相配套的指导性教学文件，是学校实施教学活动和培养合格人才的基本依据，是评价教学效果和检测教学质量的基本准则，是推进教学改革的核心，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关键。为促进内涵建设工作，提高课程教学水平，规范课程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建立健全一般课程标准。第二，建立健全重点课程标准。第三，建立健全精品课程标准。

三、教学质量提升的保障

1.管理机制的长期性

加强职业院校管理工作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最根本保障，直接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发展。因此，作为管理首先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做到有据可依，使其规范化，同时应细化常规管理，一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加强教学管理制度。二是加强学生工作管理。三是提升后勤服务管理。

2.建立完整规范的教学质量标准是构建教学质量保障长效机制的前提

（1）建立健全内部教学质量标准体系。职业院校需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完整、规范的质量标准，否则无法真实评价教学质量。因而，逐步建立和完善教学质量标准理念，全员参与教学质量管理，从招生到教学到毕业各个环节全程质量管理，构建符合现代职业教育，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教学质量标准，是建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形成教学质量保障长效机制的重要前提。

（2）构建学校与企业相结合的全方位质量保障体系。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让职业院校按照企业需求培养技能人才，使企业在分享学校资源优势的同时，参与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只有建立了企业与学校全方位质量保障体系，学校的各项教学工作才能持续改进，教育教学质量才会不断提高。

（3）突出质量体系的自主性和特色性。在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长效机制的过程中，发挥学校全体师生员工主观能动性，根据学校的办学历史、所属类型及层次，不要一味地模仿和追随其他院校，应在实践中突出自己学校的办学特色。

3.建立科学、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是关键

建立科学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是形成教学质量保障长效机制的关键。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性提高，是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学校竞争力的重要工作。根据各自学校的特点，逐步建立一套以教学质量持续提升为目标，自上而下科学、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该体系应包括管理指挥、信息采集、分析评估及反馈调节三个环节。

4.建立高效持久的教学质量保障制度是核心

根据学校发展的特点，要建立一套以评教制度、督查制度、督导制度、评价制度和激励制度等教学保障制度，以制度约束，以激励为推动力，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具体包括：学生评价制度、教学督查制度、教学督导制度、教学评价制度、教学激励制度。

四、小结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篇7

引言

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权条款的“入宪”不仅是实现权利法定化以及尊重、保障公民权益的体现，是首次将“人权”概念纳入到宪法高度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每个人生存和发展以及民主法治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更是完善我国法律制度框架、推动国家法治进程的又一次飞跃。

一、人权条款的价值内涵

从“人权条款”入宪时的时代背景看，我国于2004年，即改革开放发展阶段，即已在经济领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然而在法治领域做的还很不够，所幸政府日益重视起国家的法治建设;而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屡次以“人权”舆论来试图干涉我国内政。因此，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人权条款”入宪之计不仅彰显出我国法律制度的进步，还体现了人权应有的价值理念，契合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从时下社会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宪法中相关“人权”的条款又有了一些新的价值内涵，人权的内容也有了进一步的丰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法律顾问瓦萨克提出：“社会连带人权即是人权价值内涵丰富的具体表现。”反映了现在人类都普遍面临环境污染等问题，环境权发展成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即人权条款的价值内涵不仅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二、我国人权条款的入宪模式

(一)我国人权条款的设置特点

我国人权条款的内涵与人权国际标准是基本契合的，然而，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背景下，该条款却不能很好地发挥效力。从形式的角度看，我国的“人权条款”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模式“入宪”的，但又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因为我国的“人权条款”不具有独立的性质，其应当属于我国宪法正文的一个部分，从修正案中“原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的表述也可以看出我国是将“人权条款”定位在宪法正文部分的基本权利之中。而从实质的角度看，我国“人权条款”的设置模式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概括性的规定扩延了基本权利的主体和内容，人权受保障的不仅仅是公民，同时也包括外国人甚至无国籍人;其二，这种抽象意义或者概括意义上的条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国际趋势，但仍有所不足。

(二)我国人权适用的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此其中最为凸显的问题在于下述几点：

其一，“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混淆。人权是人作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所享有的种种权利或者应得利益，这种说法接近于“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观点;而“公民基本权利”是具有某国国籍的自然人所享有的该国法律规范下的权利。故而两者存在三点区别：(1)权利主体范围有所区别;前者是一切人，无论其是否有国籍，是否人格完整;后者是公民，即需要具备这一法律主体资格。

(2)权利的范围也有所不同;前者所包含的权利范围虽然在理论上有所争议，但显然要广于后者法律规范的约制。

(3)公民的基本权利有一定的法律义务与之相对应，是平等的、双方的，而人权的重点主要是“赋予”权利，是不平等的、单方的。而宪法中“人权条款”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节中混淆了两者的内涵。

其二，联系上述的内涵混淆问题，从法规体系角度看，将“人权条款”置于第三十三条也存在一定的逻辑混乱。上文已分析我国的人权条款实质上是属于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因此将其规定在第二章的首条主要为“统领全章”;然而，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却是关于公民资格取得的问题，而第二款、第四款也是“平等原则”和“权利义务的对等性”的进一步阐释，由此可见，第三十三条的整体内容仍然围绕“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与“人权条款”并无关系，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其中，即属逻辑体系混乱，也无法发挥人权条款提纲挈领的作用。

三、优化我国人权条款的法律构想

(一)规范人权条款的内涵外延

首当其冲，即是解决《宪法》第三十三条的纲领体系逻辑混乱问题，建议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款单独提出，安排至“序言”中，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原则性条款;其次，合理解释“人权条款”的内涵，并适当地补充宪法未列举的权利，做到既保证该条款的权利推定机能，又妥善、全面地界定权利范围，避免权利的过分扩大化;再者，明确规定“人权条款”的适用效力。因我国《宪法》是没有直接适用效力的，因此，要使“人权条款”能够实质上发挥作用，就必须规范其效力发挥方式。

(二)完善人权条款的实践执行

与此同时，建立完善的保障“人权条款”的制度体系，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监督制度。对此，要逐步细化相应的监督规定，使法律规定不再沦为“板凳条款”的地位;要制定一个专门的监督机构，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的同时，避免“自我监督”情况的出现;要赋予公民一定的监督权利，允许公民提出一些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权利

保障请求，且指明在国家这一权利保障主体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时，公民有权启动宪法监督的相关程序，从而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力量，实现“人权条款”适用的广泛性和可操作性。需要注意的是，“人权”理论于我国属于舶来品，在国内传统文化中缺乏坚实的根基。因此，要实施“人权条款”就必须同时为其创设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环境，并结合我国目前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层面，努力将“人权”理念融入到我国的基本国情里，积极向广大群众传播与我国国情相一致的人权理论，一方面，既要促进实施“人权条款”的文化氛围的形成;另一方面，也要提升公民的权利观念以及对“人权”理念的认同感。

结语

基于法律规范来看，目前我国的人权条款规定较为宽泛，缺乏具体性的表述，使得其在实际适用过程中难度较大;而从法律规范实施主体来看，法院作为法律适用主体，使得“人权条款”更类似于宪法原则，没有直接的适用效力。因此，要将“人权条款”实际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就必须发扬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权理论，并进一步完善条款实施的制度，为完善人权保护开启更为充分的法律途径。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篇8

关键词：学术自由；学术；自由；限度

作者简介：张曼（1987-），女，安徽砀山人，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徽淮北235000）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0-0013-02

一、学术自由的内涵

学术自由问题是一个经典性的问题，它是伴随着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产生而出现，由此推断，学术自由可追溯到西方文明的古希腊时期、东方文明的西周时期。学术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曲折中成长、完善和更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从17世纪科学研究进入大学之时——学术自由观念开始萌芽，至19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在德国产生，其科学内涵就在不断发展与丰富。纵观历史，由于各国文化差异、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学者思维方式、立论角度的不同，对学术自由的内涵界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通过对各种内涵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要素进行归纳提炼的基础之上，得出其科学的、普世的内涵：学术自由是自由的一种，它是特定个体或学术组织出于探究高深学问、获得真理的目的，在进行讲授、研究、出版等学术活动时不受到诸如宗教、国家、政府以及各种经济利益集团或者大学组织自身等等各种强权干预的自由。

学术自由是根源于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在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时代，“教师是否有权讲授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我们现在称之为学术自由问题。”[1]在这里学术自由的主体是大学的教师个体。在17、18世纪，随着科学研究开始得到社会的重视，一些非大学的学术组织取得了独立性的地位，学术组织也被视为学术自由的主体。当然，在大学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学生，他们也可以并且有必要成为学术自由的主体。在界定了学术自由的主体之后就涉及到主体所享有的学术自由的内容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自由的内容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从中世纪大学产生直至今天，学术自由的内容已经涵盖了学术的讲授、研究、发表、交流及其学术管理等诸多方面。学术自由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发展知识、追求真理。“学术自由是学术赖以存在的基础，学术一旦失去了自由，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随之也就枯萎。因此，学术自由是学术繁荣的根本保证。”[2]学术自由是知识创新的内在需求，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社会的进步与繁荣要依赖知识的创新发展，可以说，学术之所以自由不是为了其主体利益的实现，而是为了其主体所服务的社会的福祉，最终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学术自由活动必然会受到周围种种因素的限制与影响，这种限制和影响可以来自于宗教、政府或是其他的利益集团。缘于学术自由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乎人类福祉的学术活动必将不能受到与自由相悖的无关的人员、规定和机构的干扰。

二、学术自由的限度

在人类社会进入科技发达时代之后，人们逐渐对于科学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类所遇到的种种危机都躲避过去了，并没有遭受祸患。然而，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类遇到的挑战日益接踵而至，此时，人们还会像往常一样抱着乐观的态度，寄希望于科学。在过去的前进道路上，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确实给人类生活的提高、社会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时至今日，某些乐观的设想并不是那么合理了。原来那种只要经济无止境的增长就能给全世界的人民带来普遍利益的前景变成了海市蜃楼，而且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加深了。甚至一些至今还信赖物质进步的人们也承认，进步中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并未促进人类状况的改善，而是导致了衰退。[3]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双刃剑作用越来越明显，残酷的现实给了人们当头一棒。这一棒不只是敲醒了人们的美梦，还促使人们开始审视、反思、重新认识科学和技术的相关问题。诚然，人们应辩证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科学与技术既可用来造福人类，也能危害人类，这是一个常识。”[4]学术自由表面看起来与科学、技术无关，实际上则是产出科学与技术的重要条件。一个宽松有序的学术自由环境与氛围是新科技产生与应用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对科技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的学术自由被人们频频讨论，有这样一些人认为过度的学术自由加剧甚至导致今天科技的不利一面。关于学术自限度问题的争论被人们关注，学术自由似乎成为众矢之的。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产生与更新发展的适宜土壤，在充分的学术自由的氛围下科学技术才能源源不断地为生产力进步提供动力。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面对科技对人类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时学术自由似乎难逃其咎。

在讨论学术自由限度的问题时，对学术的界定是不容忽视的。“把学术与非学术的分开来是建立学术自由……的重要步骤。”[5]学术自由中的“学术”二字不应该有优劣之分，而只有学术与非学术之分。蔡元培先生也曾清楚地意识到学术与非学术的分际，“把学术的归学术，把政治的归政治，把道德的归道德”，只有这样的学术才能有资格拥有自由。在钱宾四先生对中国的学问三大系统的分类中的“第三系统‘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6]为了学术而学术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不以学术为目的而谋求的学术自由，其自由就有被限制的必要。在这样的对学术界定的前提下，接下来就很有必要探求自由的内涵。自由是神圣的、美好的。人们给自由下的定义多种多样，在这里仍需要从多种多样的定义中探求出自由本质的、必然的、规律的要素，从而澄清自由的内涵。哲学是一切学科的科学，所以从哲学中探求自由的内涵毫无疑问是名正言顺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写到：“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7]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是黑格尔对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的深刻认识。越是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就越具有自由，这里的必然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属性，是得到了公众一致认同的，因此，在此之上就不会产生分歧，因而它是自由的。在面对学术自由时，就是要遵循它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属性，研究、发现、合理使用它们，从而达到目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对人们行为的限制不存在的状态。霍布斯说：“自由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边沁说：“所谓自由，便是指强制之不存在。”罗素说：“自由一般可以定义为实现人们期望的障碍不存在。”这表明主体自身的行为不被其他的个人或组织故意设置障碍进行限制，他就是自由的。当然，如果主体自身的所作所为是违背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属性时，他注定了是不会得到自由的。此时，对他的限制就是使他获得自由而且不至于威胁到他人的自由。由此推断，限制的存在不一定就是与自由相悖，在一定情形之下限制的存在还可以保障和促进自由。自由本身就隐含着一个原则，“即任何人不能以行使自己的自由为由，妨碍他人的自由。抛开这个原则，没有人能享有真正的自由，或者只有少数强者享有自由，而大多数人不能享有自由。”[8]这个原则通过法律体现出来。学术自由的实现需要法律的保障，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如17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的一样：“法律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控制自由。”被赋予了神圣意义的法律不会干涉到学术自由的实现，反而是保障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利器。

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度问题的争论而言，毫无疑问学术自由必然要有一个度的范围。学术自由限度的存在并不是对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基础的否定。只是因为“无规矩不成方圆”同样适用于学术自由。一定意义上的度的存在是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生命线。从一定意义上说，学术自由并不是学术界有些人宣称的乃个人特权，它是一种工作的条件，是一种气氛乃至可以说是研究的最有效的环境。学术自由作为一种条件、环境必然就会有一个最佳的极值状态。在这样的极值状态下，学术自由的主体能够充分享受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其就可以自由地进行讲授、学习、探求知识和研究以及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成功发表、出版使其造福于全社会、全人类。学术自由最起码不应该受到宗教、国家、政府以及各种经济利益集团或者大学组织自身等等各种强权的干预。笔者认为，在学术的范围内，学术自由必须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与其说这是一个限度，不如说这是一个边界，在某个三维空间内学术自由是没有限度的，人们可以“任情而行，各得其愿”。这种三维空间的向度依次是：学术自由主体的学术道德、民主法治社会的法律、人类社会的福祉。学术道德是来自于学术活动自身的要求，学术自由的主体的学术活动不能违背伦理道德，事实上任何人的一切行为都应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和应承担的责任，更不用说对于那些亦或学识渊博亦或德高望重的人们了，他们的日常行事应该是达到了一种理性的自律状态，他们没有理由比任何一个普通人做得更差，而是要成为公众的表率与楷模，把人们引向智慧。至于民主法治社会的法律，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全社会成员的各项自由，法律对学术自由的保障是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法律对学术自由的保障并不与公众自由的实现有任何冲突。人类社会的福祉是学术自由要追求的终极目标，任何的学术活动都必然站在人类福祉的高度之上。在这样的一个三维空间内，学术自由是可以得到充分认可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术自由的功能。

三、结语

并不否认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下学术自由总有潜在被滥用的可能，但是任何的学术活动离了它似乎就无法运行。在历史上，学术自由就与研究与教学活动相伴而生；在思想意识上，它受到思想自由这一真理的支持；在社会实践中，它意味着应该能无所牵绊；在职能上，它是发现真理和科技创新的需要。对于学术自由人们应该报以理性的宽容态度，就像布鲁贝克认为的一样：“迎接未知真理的挑战，需要鼓足勇气，摆脱理智障碍和理智保留，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发现真理，即使发现也可能是局部的，因此，按照逻辑推理，忠实于高深学问看来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学术自由。”[9]

参考文献：

[1]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张堂会，朱涛，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56.

[2]李芳.学术自由：一个古老的神话[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0：21.

[3]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腾大春，腾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2.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21.

[5]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181.

[6]钱穆.中国学术通论[m].台北：学生书局，1967：225.

[7]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5，322.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篇9

关键词：专业学位；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过程管理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206-02

引言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degree），是随着现代科技与社会的快速发展，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我国自1990年开始设置和试办专业学位教育，截至目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批准设置19个专业学位，具有专业学位授予权的院校达到476所，累计招生85万人，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1]。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招生规模的急剧膨胀，配套条件的无法迅速补给以及办学思路落实过程中的滞后性，造成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不可避免受到多年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影响，脱离了专业学位本身的“职业性”。调研显示，许多研究生和研究生管理工作者和研究生导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教学质量保障工作认识不到位，在实际培养工作中把专业学位学位研究生与学术型研究生混淆起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大多被发展成为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压缩版”、“简装版”，甚至是“复制版”[2]，在教学管理、教学条件利用、实践环节等方面达不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职业化和个性化培养的要求。因此，鉴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特性，我们要建立一个区别与学术型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管理保障体系。

一、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内涵界定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内涵

专业学位是相对于学术型学位而言的，是面向特定社会职业的人才需求，为培养社会高端专业人才而设立的学位类型，具有职业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特定的职业指向性和教育的实践性等特征。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2]。

（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内涵

质量保障体系是一个管理学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工商业界。由于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与企业产品生产过程有一定的类似性，许多高校的教学管理均借鉴管理学中的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management,英文缩写tQm）是企业界应用的一种管理方式，其基本内涵是为确保产品质量持续提高，由组织的全体成员综合运用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对影响质量的全过程和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以达到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的目的的一种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3]。源于工商业界的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渗透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概念。因此，所谓“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指教育质量保障的相关主体（政府、社会和高校），通过运用质量管理、质量监督、质量控制、质量审计、质量认证和质量评估等手段，所进行的教学质量持续促进活动[4]。

（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内涵

将上述的认识概括起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主体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以不断满足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为目标，以高校内外体制因素为背景，以教学实践和管理制度为基础，以教学评估为手段，把对教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教学质量管理活动有机连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明确任务、职责、权限、互相协调、互相促进的，能够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稳定的有机整体。将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引入到教学保障体系中，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实质就是一种质量管理制度，是实施教学质量管理的程序、过程、资源和组织结构[5]。在这里，程序是指为达到教学质量目标，应制定、颁布的各项教学活动规程；过程是指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一组彼此相关的资源和活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教育基本建设、教学经费和场地等各项物力教育投入；组织结构是指为行使教学管理职能而必须明确建立的岗位职责、权限及相互关系；上述四个因素第一个是基础，第二个是核心，第三个是关键，第四个是保证，它们之间紧密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

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保障现状分析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对教学程序的建立提出新的要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现阶段普通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活动都有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为指导，但在教学管理的质量标准建设方面与普通硕士相比还相差甚远。尤其针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毕业论文与答辩、教学监控的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甚至还处于真空状态。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对教学过程利用提出新的挑战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将培养目标的内在要求和人才培养所需的知识结构有机结合，在课程设置，学位论文要求方面突出实践性，强调人才职业素养的提高。而现阶段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管理还是沿用普通硕士的教学管理体系，尤其是缺乏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学管理体系且管理创新不足，不能满足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要求。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篇10

关键词：内涵；建设；教育；质量

作者简介：王金毫（1956-），男，江苏无锡人，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学校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1－0021－02

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我们必须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要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发展职业教育，可以满足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从而促进人的发展；发展职业教育，可以给人们更多样化的课程类型，使更多的人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学习和发展空间，从而使“面向人人，服务人人”成为可能。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来，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办学体系基本形成，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千百万技术和技能型人才。从总体上看，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办学质量也有了进一步提高。

但也有一些学校出现了不重视办学质量的现象，甚至也出现了办学质量的下降。据了解，造成办学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有的学校片面追求办学规模，认为政策放开了，不管办学条件如何，学生招得越多越好；有的学校盲目注重一时的“效益”，在招生过程中采取“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策略，甚至擅自降低录取分数线，忽视生源质量；有的学校管理工作跟不上，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后勤管理等方面不够规范，难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来提高质量，甚至忽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宗旨，如此等等。

职业院校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有必要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根据时代对职业教育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提高认识。

一、职业院校内涵包含哪些方面

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职业院校内涵”主要是指职教理念、办学机制和人文环境。职业院校要以先进的办学理念引领航向，通过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通过个性化的创新管理，形成职业院校的特色及优势，积淀厚实的校园文化底蕴，全面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及素质的不断提高，促进职业院校的可持续发展，使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二、为什么要强调内涵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和职教事业的发展，集约化办学以及学校规模扩大几近极致，学校格局的调整已基本结束，学校硬件建设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调研结果表明：学校管理的落后没变，特别是管理理念的落后没有变。学校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校园文化环境的建设却似乎被疏漏了，淡忘了。因此，笔者认为是到了应该认真研究学校内涵发展、内涵建设、苦练内功的时候了。建设高水平职业院校最重要的是“水平和质量”，这是学校内涵发展永恒的主题，所有改革与发展最终都应当落实到这一目标上来。遵从办学规律、教学规律，继承传统，与时俱进，用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新的举措来适应时代的进步及外部条件的变化。

三、学校内涵与学校文化、学校特色的关系

学校文化是由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成果，其核心是校园内师生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与精神面貌。从这意义上讲：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魂。而学校特色是一种先进的、独特的、富有时代特征和相对稳定的学校文化。它不只表现为学校具有个性化的外显环境、校本化的课程体系、独特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明显优于同类学校的特色项目，更是表现为凝聚在学校每一个成员身上的一种精神品质。也许我们很难用语言准确地描述它，但它无处不在，它不因校长更换而改变，不因教师调动而弱化，也不因学校变迁而消亡，它深入学校每一个成员的骨髓，影响人的一生。所以独特的学校文化是特色学校最本质的标志，其核心和基础是学校内涵，学校文化和学校特色是学校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

四、内涵发展之路如何走

走好内涵发展之路，努力提高教育质量，领导是关键。领导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审时度势，以准确的定位引领学校内涵发展，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一个学校一年、两年甚至几年成绩好并不能代表以后都好，要把目光投向学校的长远发展，必须确立先进的理念，准确定位内涵发展的办学方向，才能为学校内涵发展保驾护航。要真正落实办学方向，为内涵发展蓄势，领导的凝聚力是相当关键的，笔者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校领导一定要努力做到率先垂范，提高人格魅力；一定要观念先行，提高决策力；一定要敢为人先，提高执行力。在提高认识，转变观念，端正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引领全校教职工开展学校内涵建设工程。

走好内涵发展之路，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教师是基础。教师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开拓创新，以提高专业化水平强化学校内涵建设，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职业院校走好内涵发展之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是学术人文氛围的营造主体，是促进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作为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首要的是切实更新观念，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始终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求得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的统一。规模的扩大应建立在充分挖掘办学潜力、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和保证办学质量的基础上；质量的提高要通过有效的管理来实现。其次，要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科教兴国”，振兴中华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学校办学水平的高低，教学质量的优劣，关键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支数量足、素质好、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要力求通过文化的经营来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做到以文化引领人，以文化滋养人，以文化激励人，构建提升内涵建设的“主力军。”要用“厚德”承载教师文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教师文化的核心。要切实开展“读书工程”，让每位教师多读书、读好书，增长知识，增强师德，并通过读书笔记展评、师德演讲比赛等方式，引发教师对新时期师德进行思考，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塑造师德新形象。要用“制度”滋养教师文化。在刚性的制度管事中融入人文关怀，力争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商量，多一份宽容，让制度成为一种激励，激励教师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当制度转化为自觉的习惯，它便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引领教师在常态的活动中提升自我，超越自我。要用“师能”提升教师文化。教师专业化成长需要学校搭建舞台。引导教师经历一个“学习感悟—自主实践—总结反思”的过程，让感悟与实践对接，把理论和经验转化为现实的教育行为。

走好内涵发展之路，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是重点。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人为本，以高效的课堂教学提升学校内涵发展，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课堂教学是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舞台，学生和教师则是舞台上的主角。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重点在于构建高效的课堂，而构建高效课堂的重点又在于练就一支精兵强将，真正实现“教师善教”、“学生乐学”。基于这一点，职业院校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重校本教材，提升教力。教师不仅要适应当今教育形势的需要，更要适应未来教育的发展需求。要利用集体备课、实践课、汇报课、校际交流展示课、公开课为平台，提高教师把握教材、驾驭课堂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重课内外结合，提升学力。教师在课堂上要采用现代教学手段，营造师生互动的氛围，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挖掘学生的潜力、发展学生的学力，使学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自学中学会学习。”

三是重课题研究，提升效力。“以科研提质量，以科研促效益”。要根据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让科研植根课堂，让现实走进课堂，使课堂教学焕发生命的活力。

走好内涵发展之路，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科学管理是重要手段。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注重细节，以管理升级推动学校内涵发展，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细节决定成败。中国足球失败就失败在脚法的粗糙，中国乒乓球赢就赢在深抠一招一式。教育亦然。教育细节是实现学校内涵发展的步步脚印，细节体现品质，走内涵发展就必须重视细节教育。实现楼道无吵闹，待人有礼貌，出入有秩序，休息无违纪，卫生有档次，公物无损坏，就餐有规范，校园无浪费的管理风貌，既而形成“制度规范行为—行为培育传统—传统积淀文化—文化润泽制度”的管理文化链条。

走好内涵发展之路，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依法办事是重要保证。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依法治校，以良好的环境保障学校内涵发展，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需要法律的保障，一个法制完备的教育体系才是富有效率的、充满活力的教育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的背景下，我们在法律领域的法律关系性质、主体、客体等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教育已不再是泛政治化的，不再是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如何调整和应付教育领域的变化、维护教育秩序，这需要我们依法治教、依法治校，通过对当今教育领域管理者、举办者、办学者、受教育者的利益的平衡来保障我们良好的教育秩序，从而保障我们的教育、管理、质量与效率的提高，促进学校内涵的发展。

总之，走好内涵发展之路，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应成为职业院校的追求。我们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意义，坚持质量第一的观点，正确处理好规模、质量、结构、效益之间的关系，并在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上狠下功夫。这样，我们的职业教育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无愧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办出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