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篇1
关键词：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四座里程碑；中国模式；人民当家作主；人力产权自主实现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5-0044-08
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而我认为，随着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而先后竖起的四座里程碑，可以说是上述三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标志。
事实上，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的历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华民族探索复兴崛起道路的辉煌历程。“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及各种关系回归人自身。”这一辉煌历程的一切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人力产权自主实现不断充分体现的历程，一个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日益强起来的历程，一个马克思揭示的人的异化与复归规律不断演化为中华民族复兴崛起具体历史形式的历程。
一、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勇敢担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历史使命的经济基础奠定
1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有三种基本历史形态。一是“单一公有型”，即改革开放前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公主共发型”，即以宪法形式确定下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定型”基本经济制度。三是“公优充分型”，即将来公有经济优势充分发挥达到可以取代非公经济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社会制度实践上是探索中华民族复兴崛起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模式的过程；在人类解放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丰富创新马列主义、思想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无论从“单一公有型”发展完善为“公主共发型”以及将来升华为“公优充分型”的历史过程看，还是从“单一公有型”、“公主共发型”和“公优充分型”各自建构发展过程看，作为经济基础，都毋庸置疑地决定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进程的方向。
2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本质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勇敢担当
从人的发展意义上看，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归根到底的历史本质，在历史进程维度上由人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作用于现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决定，集中表现为经济社会制度“否定的否定”过程中人的异化与复归；在社会政治高度上由中国共产党党纲见之于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过程决定，集中表现为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构实践效度上由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历史趋势的不可阻挡性决定，集中表现为人力产权自主实现。
当然应该看到，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历史本质当下的充分彰显，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凭借经济、政治乃至国际话语权的某种主导甚至垄断地位，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并颠覆社会主义以攫取全球财富而受到严重阻滞。这种阻滞的温和表现，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泛滥导致的“否定的否定”和人的异化与复归历史趋势的逆向化或恶化。如被“和平演变”，雇佣劳动关系全球性恶性发展等等。这种阻滞的极端表现，是西方发达国家打着维护人权、民主的幌子，对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人权乃至肆意践踏等等。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坚守“坚持不懈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的庄严承诺，不惧困难，勇敢担当，毅然决然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其意义的深远重大，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二、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建构政治历史前提的浴血创造及其历史必然性——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建构创造政治历史前提，使中华民族政治上站起来，是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撇开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的蓄意扭曲不论，学界对此依然存在的争议，是基于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片面理解，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建构历史必然性的质疑，甚至误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
1859年，马克思总结自己的研究时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够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他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经典理论，列宁在批判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时，曾引用并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今天重温并进一步深刻理解马克思这一经典理论以及列宁的阐释，有重要现实意义。
深刻理解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理论，应像列宁那样，沿着马克思的思路，首先深刻理解这段话开头部分关于“经济基础”的论述。马克思把“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称之为“经济基础”，其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经济、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这也是早在提出“两个决不会”之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原因。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所有制问题的运动是一切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另外，“迄今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一部世界史，就是所有制关系变更的历史”，也是一句流传甚广的经典名言。任何蓄意淡化甚至扭曲这些基本原理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有害的。对于“财产的所有权‘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观点，把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混同的观点及改革倾向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放专文入木三分地指出：必须警惕有人把对“两个决不会”的错误解释，用作反对或改变改革的政治方向的挡箭牌。至于基于“两个决不会”误解的“搞早了”的观点，除对“两个决不会”理论认识欠深刻外，对旧中国的腐朽程度、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共产党党纲的认识似乎也欠深刻。
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旧中国，自鸦片战争起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后，帝国主义列强肆无忌惮的军事、经济乃至文化侵略、掠夺，加速了经济的衰败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腐朽。辛亥革命时武装力量并不强大，参与人数并不广泛，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目标并不彻底，由此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概率很低。辛亥革命的成功，根源于清朝政府腐朽不堪到经不起微弱革命力量击打的程度。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致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人民不革命就没有生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济社会基础。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起到的是“助产婆”的作用，只是在加速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上有决定作用。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否定的否定”发展规律、“两个决不会”经典理论作用于中国发展的成功验证。基于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63年建构发展的中国模式的享誉中外，是这一经典理论成功验证的再确认。
三、“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中华民族站起来经济基础的奠定和中国模式建构起步——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的第二座里程碑：“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
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政治上站起来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竖起了带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第一座里程碑。第二步亦即第二座里程碑，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中华民族政治上站起来后站稳脚跟的经济基础。虽然“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很不完善，但作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第一个历史形态，其重大意义不容低估，“搞早了”的观点不成立。
1 “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烙印和历史功绩
新中国28年（1949－1978），以消灭私有制为指向，建立了最后使公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95％以上的“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俗称“单一公有制”，为新中国整个上层建筑的建构发展初步奠定了经济基础。作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第一个历史形态，“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打着探索前行的历史烙印，如公有化的要求过高、过快，脱离生产力的水平等等。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翻身解放政治上站起来进发的巨大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很大程度地弥补了上述不足。“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国模式基本经济制度建构的起步形态，不但在经济上第一次让人民当了家作了主，而且初步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经济基础，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 “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建构的理论基础和经济社会基础
“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建构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对《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肤浅理解形成的“一大二公”观点。彻底“消灭私有制”作为人类发展自然历史过程中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需要以保障财富生产基本达到各取所需程度的发达生产力为物质技术基础。现在回头看，可以肯定，当时致力于把小农经济、手工业和民族资本全部改造成为公有经济是错误的，但若不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使之居于主体地位也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通过“三大改造”建构基本经济制度并进而使之不断巩固完善中，充分估量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紧紧围绕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和共同富裕的经济目标，在广大农村巩固并不断发展完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以及个体商业自由发展；在城镇巩固并不断发展完善公有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的同时，允许部分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自由发展。
但这绝不是说社会主义“搞早了”。若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一致性看，社会主义不是“搞早了”，而是“搞晚了”。孙中山是中国最早了解欧美合作经济并主张合作社运动的伟人。其他如廖仲恺、戴季陶、陈果夫、薛仙舟等等，也都曾是合作社运动的推动者。1927年6月薛仙舟起草了《中国合作化方案》，1934年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合作社法》和《实施细则》，并先后建构了17万个合作社。由此可见，如果第一次国共合作纲领得以全面实施，很快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必然的。进而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构发展15至20年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也是十分可能的。这种可能性，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其次在于时值苏联创造经济腾飞奇迹以及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发展树起的国际榜样，第三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基于这些国内外环境，可以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提前10年左右是可能的。
当然，历史不能重新走过。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首先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决定的浴血奋战28年，让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站起来的必然，其次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使然——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巨大支持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新中国的封杀（苏联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予以承认并建交，而美国为首的西方20年后才先后承认新中国，中美直到1979年才建交）。何况，中国模式迄今为止的历史成就和国际影响，业已充分说明新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正确，证实了“三大改造”对人类发展历史进程做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
3 “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建构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无论“三大改造”中的农村集体化，还是民族资本的赎买改造，都没有原盘照搬苏联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标志着中国模式建构的起步。
农村集体化没有照搬苏联建立集体农庄的公有化模式，而是吸取其一步到位急于求成的教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村集体化理论，走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化道路。第一，立足国家工业化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全面把握工农关系，正确地制定实施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战略；第二，立足广大农民摆脱贫穷、实现共同富裕的强烈愿望，从巩固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准确把握了农村集体化的历史意义；第三，把农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机结合、同步进行，使之相互促进；第四，贯彻“改造”与“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第五，坚持自愿互利、反对强迫命令的原则，在引导、说服、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三步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道路；第六，坚持党对农村集体化的领导，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第七，把合作化运动与农民人文技能素养培育有机结合；等等。
因而可以说，“三大改造”中的农村集体化，极大地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村集体化理论，走出了一条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创造了中国空前的农村发展奇迹农村集体化道路。其不可低估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于除标志着中国特色农村集体化道路的成功外，还在于对当前乃至今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来说，也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经验财富。但意义更大的似乎是中国民族资本的赎买之路。
中国民族资本的赎买之路，可以视为立足国情破天荒地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赎买理论，前无古人地走出了一条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物的改造到人的改造有机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资本改造道路。如通过有利有节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形式，创造性地探索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再如帮助民族资本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者和劳动者，实现了物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的有机结合；又如采取两面夹击战略恰当处理了与农村集体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恰当处理“三大改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赎买理论以及实践的伟大创新。
无疑，“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走过了近30年十分曲折艰难的建构、巩固之路，存在这样那样的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错误。但对于“三大改造”的意义无论如何界定，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理论和实践创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即中国模式探索的起步。因为即便仅就这一历史过程在西方封锁下打造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言，也将永远彪炳千秋。更何况，还有更具社会历史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应建构发展。因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由此可以预见，未来某个时期总结中华民族复兴崛起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时，完全应该做出这样的结论：“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初步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经济基础，所标志的中国模式的萌芽起步，是继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划时代巨变，也是继苏联之后发生的人类历史上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版图举足轻重的重大事件。
四、“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中华民族富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中国模式的形成标志——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的第三座里程碑：“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
“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的第三座里程碑，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走向富裕的根本经济制度基础。以宪法的形式把它“定型”确立，表明其既决定了又标志着中国模式的形成。其意义十分深远重大。
1 “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定型”确立的重大历史意义和重要历史地位
“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1997年写人中共十五大报告，1999年3月载入宪法，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过50多年的建构、巩固和发展完善而最后“定型”。对此，无论从其奠定中国模式保障中华民族富起来的经济基础来说，还是从其作为中国模式的经济制度内容来看，都标志着中国模式的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20年（1978－1997），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由“单一公有型”向“公主共发型”的完善升华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加快富起来的过程。由此带来整个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相应发生的重大变化，不仅有目共睹地得到广泛肯定，而且由于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凸显的优越性而首先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作为人类发展模式的一种，举世瞩目地载入新中国乃至全人类发展史册，具有毋庸置疑性。如果不是刻意避开或抹杀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那么，国内外某些把中国模式的形成原因归功于“市场化”、“全球化”的观点，在两个方面都显得十分肤浅。一方面，没有看到“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定型”确立，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加快富起来的中国模式的经济基础，而且作为中国模式的经济制度构成或中国模式中的经济发展模式部分，决定着也决定了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历史性质以及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仅仅同人类发展特定历史阶段即利益差别广泛存在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看不到市场经济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的极大丰富、经济利益差别广泛存在的消失而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也就看不到“市场化”服务于特定经济、社会制度的工具性和历史性。无疑，社会主义现阶段，市场化在配置资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重要作用仅仅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都可以用的工具性作用，在我国只与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中国模式的现阶段相联系。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利益差别的缩小，市场经济作为基于利益差别的资源配置方式步入淘汰时期是自然而然的。届时，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将由“公主共发型”向“公优充分型”转型升华，中国模式将更加完善成熟，社会主义将由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演进。
2 “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定型”确立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由“单一公有型”向“公主共发型”转型的历史贡献，是非公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使之由社会主义制度外到制度内，由公有经济补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重大理论意义，模仿列宁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的评价，可以这样表述：“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制度上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
具体说来，“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的重大实践意义，至少有两个层面：从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层面看，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无论过去的“单一公有型”，还是现在的“公主共发型”抑或将来的“公优充分型”，都既是中国模式相应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又是与中国模式形成、发展过程相应历史时期相适用的基本内容，并构成其根本或“脊梁”部分。中国模式在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其根本或“脊梁”作用的初步彰显。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层面看，“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国模式的经济基础，对于中国模式形成和发展完善的决定性作用及其重大实践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可以说，“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经济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可称为中国模式经济制度的起步形态；“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经济体制是当代有待完善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称为中国模式经济体制的当前形态；“公优充分型”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经济体制是完善发达也是趋于消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称为中国模式经济体制的未来形态。现阶段，“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多种产权形态，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的市场主体体系基础。没有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由“单一公有型”向“公主共发型”的嬗变升华，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更谈不到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五、“公主共发型”将来向“公优充分型”升华：中华民族由富到强经济基础的奠定——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的第四座里程碑：将来的“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
发展完善“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在将来使之向“公优充分型”转型升华，光大中国模式，打造中国共产党再创辉煌的第四座里程碑，将最终奠定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由富到强的根本基础。
1 “公优充分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点
“公优充分型”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第三个历史形态，亦即成熟形态，特指“公主共发型”在将来发展完善到公有经济优越性充分彰显，非公经济以及资本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日落西山，公有经济加速取代非公经济历史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其基本特点至少有两个：一是生产力水平在多个领域赶上并超越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富裕目标高度实现，公有经济制度发展完善到足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程度。二是人类本性的复归日益加速充分，并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宏观政治体制较为充分地保障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宏观经济体制充分保障人力产权的基本生存权实现的同时，全面发展权、公平共享权和管理监督权等权利也已经较为充分自主地实现；三是微观经济制度即企业制度中，人力产权型现代企业制度趋于普遍化。
2 中共自十六大以来对发展完善“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的重大贡献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国模式的根本基础，决定了当前光大中国模式的根本切入点，是加快发展完善“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对此，中国共产党自十六大以来做出的重大贡献，集中表现为两个“毫不动摇”的提出和内涵的不断完善。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于”，简称两个“毫不动摇”。其内容即：“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中共自十七大以来，在一再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过程中，对“统一于”的内涵逐步作了完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中共十七届四中要求全党“自觉划清”的四个界限之一，是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把两个“毫不动摇”应用于文化体制改革，为“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壮大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发展。”
3 中共十六大以来发展“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意义
中共十七大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明确了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同为市场主体，在市场上一样拥有公平竞争的平等地位，这一为二者通过市场实现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而形成相互促进关系所作的历史定位，拓宽了两个“毫不动摇”“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的“统一”路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很大。非公经济的这一市场主体地位定位，对于非公经济来说是历史性的。即便“三大改造”之前，非公经济也没有取得如此历史地位。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全党“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事实上是提醒全党高度重视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外的巨大危害，绝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全党创造“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更清晰地明确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上的平等地位和公平竞争关系。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的要求，可以理解为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各种产业，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公主共发”的根本原则，都具有不可动摇性。所有这些，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具有多重性。
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篇2
【论文关键词】宪法经济制度发展完善【论文摘要】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只有以发展中的宪法经济制度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使宪法经济制度保持活力。一、前言从哲学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要及时进行变革。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更要如实反映经济发展状况，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否则便不能发挥宪法的规范、约束、保障和导向作用。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经济制度是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宪法都对经济制度加以规定，把它作为其宪法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宪法学对经济制度研究的现状却不大令人满意。一般宪法理论大都围绕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等展开，认为宪法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己任。至于宪法经济制度条款在实际中的运行状况如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以及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事实上，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基础制度，之所以被各国纳入宪法体系中并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说明它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二、宪法经济制度的内涵关于宪法经济制度的概念，国内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它们所构成的经济成分，是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与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法学上所说的经济制度是指“国家确认并保护的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原则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直接调整经济基础的社会规范是经济制度，而被规定在宪法中的经济制度即宪法经济制度。宪法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起调整作用”。对于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从宪法学角度对经济制度的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表述，既强调了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又强调了经济制度的主观成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所调整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与国家经济发展有重大关系的经济关系、经济原则，是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应作为概念的必备因素，没有它们，概念就缺乏其主观成分，不能显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作用。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第三种观点主要强调了宪法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忽视了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综上所述，经济学中所描述的经济制度属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宪法学所述的经济制度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了制宪者或修宪者对不同经济关系所持的态度。经济制度一旦表现为宪法规范或法律规范，便进入上层建筑体系之中。宪法学所研究的经济制度正是作为上层建筑体系中制度范畴之一的经济制度，而不是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笔者认为，所谓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及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社会主义宪法中的经济制度既要反映客观经济基础，又要体现人们的意志因素，是主客观的统一，它不是现实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现。这样定义既说明经济制度是个法定的、历史的概念，同时又说明经济制度包含客观的和主观的成分，即生产关系、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至于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由于政策的变化很大，不宜用宪法来规范，否则会影响宪法的稳定性，以至权威性。三、我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中宪法变革的历史轨迹，可知经济制度的每次重大突破都需要宪法作出相应的变革，从而推动了宪法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要求生产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此循环互动。宪法与其相依赖的经济基础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为宪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宪法对经济制度的确定与实现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宪法以其根本法的地位，通过规定国家的经济制度，确定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宪法通过制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完善宪法的内容与结构。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求生产关系相应地变化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要求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发生相应变化，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在宪法中确立和巩固下来。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等宪法制度的变革。我国宪法是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制定和修改的，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产生的新成果、新经验的总结。其中，有关经济制度内容的变化，既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人民对国情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四、结语我国宪法经济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后，将使我国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更加健全和完善，各种经济政策将更加灵活，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都能大显身手，宪法的结构也将更加合理，宪法的权威也能得到更好的维护。但是，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只有以发展中的宪法经济制度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使宪法经济制度保持活力。
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6-0057-04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范畴。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并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随后，这一重要理论创新被写进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八大报告虽然没有正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但显然已经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一种新的理论表述，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此前，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直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一个理论范畴的更新，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及其局限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范畴是在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当时，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是这样表述和分析这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用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2001年3月4日，江泽民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委员联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对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中共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里面包括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是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必须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有利于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必须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不能只讲前者后不讲后者，也不能只讲后者而不讲前者，否则都会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都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努力增强公有制的经济实力，又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
分析这两段文献，我们不难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第二，在我国，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第三，多种所有制经济在现阶段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于它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并且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有利于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第四，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可知，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被明确规定为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制度。而且，这种认识还写入了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正因如此，从党的十五大以来，相关研究多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论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如有学者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社会化的、机械化的、高科学技术的生产，和手工的、自给半自给的生产并存；现代化工业，同落后工业并存；一部分经济水平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并存；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为数众多的文盲半文盲并存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般教科书也都将这一制度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如2012年3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章中仍然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这种认识当然是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依据和立论基础的。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制度特征之一。但是，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表述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范畴只是明确了其时间或历史阶段的规定性而没有明确其制度属性。也就是说，这一范畴只是明确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没有明确规定这一经济制度的社会制度属性。因为在这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中，既包含社会主义因素，也包含非社会主义因素。我国现阶段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就其性质来说，外资经济主要是外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实际上就是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则不具有特定社会性质，它可以存在于多种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它们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虽然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但它们都是基本经济制度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表述则并不能明确其制度属性。
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表述，会引发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然宪法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只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那么，到本世纪中叶，在完成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预定战略目标后，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的预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将走出初级阶段，而进入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也就是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国情前提和依据便不再存在了。这样，我们便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惑：在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还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然多种所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那么，当我们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时，是不是要再来一次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改造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及其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很快意识意识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范畴的局限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理论和现实的困惑，并试图在理论上进行回应。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关系时指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明确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关系，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只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初始阶段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将有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指的是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论述为我们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包括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一阶段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后，中国将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即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也是一个更长的阶段，还要继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值得关注的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在谈到基本经济制度时，不再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提法，而使用了“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说法。虽然他在讲话中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在提法上作出这样的修改，但显然已不再特别强调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性。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一章中，系统阐述了关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报告强调：“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这时已不再将“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基本经济制度表述的重大变化，显然已不再认为它只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了。从十六大以后，党的重要文献在提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时，都只是笼统地提“基本经济制度”，而不再冠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限定词。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基本经济制度的阐述同样不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相关联：“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就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经不再只是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而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将基本经济制度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实际上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替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以一节的内容阐述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不仅再次明确了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更突出强调了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取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明确了基本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其实是没有明确其社会制度的规定性的，由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内含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和属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非公有制经济，因而，不能将其定义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当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发生变化，不再将其限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时，竞难以用一个合适的概念来定义这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便只笼统地使用“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则破解了这一难题，并明确了这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的基本国情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还不完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形态，在这种社会主义形态中，虽然社会主义因素居于主体地位，但也包含有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所以，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不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也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制度特征。
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篇4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标准、确立方法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经济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难题（人们对于基本原则重要性的认识正在日益深化，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法理论中，基本原则问题与调整对象问题同等重要；此外，概括基本原则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实非易事，因而是一个“重要的难题”）。[1]（p201）近几年来，学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确立标准及其存在的问题等，已作出了日益深入的研究，共识也在不断增加，从而构筑了学术交流的重要基础。但由于研究者在原则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上各有偏好和侧重，在基本观点上见仁见智，良莠不齐，且已影响到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关经济法原则或基本原则的著述已有很多，但由于诸多原因，相关成果之间的差距也是显见的。由于基本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地位，如果概括失当，就会对理论和实践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确实需要慎重对待。），因而多加深究实属必要。
为此，下面将围绕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这一问题，着重探讨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鉴于在确立标准上共识与歧见并存，本文对确立标准拟再作简略概括：此外，由于有关确立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方法对原则的确立恰恰至为重要，因而有必要对确立方法稍做详释。在明确标准和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将提炼出经济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并略做分析和说明。
一、确立标准问题
要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先明确基本原则应符合的标准。因为没有一定的标准或要求，基本原则的确立就可能比较混乱和随意，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基础性、本原性和准则性，从而会失去其应有的指导力和准据力。由于确立标准事关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而已有若干著述予以研讨，且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需要补充和强调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法基本原则既然是“法律原则”，就应当有自己的“高度”。从定位上说，它同样应是法律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原则的重要功用，就是说明详细的规则和具体制度的基本目的。对此，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在其著作《制度法论》一书中曾做过较为全面的论证。）[2]（p89－90），或者说是衍生其他规则的规则。[3]（p46－47）这样的定位表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又要高于（或称统领）经济法的具体规则，并且，各类具体规则作为其衍生物，不应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因此，依据适当的“高度”来定位，应当是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其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基本原则”，就应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就应当能够贯穿经济法各项制度的始终，就应当在立法、执法等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得到普遍遵行。因此，仅在经济法的某些部门法中适用的原则，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如货币发行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复式预算原则等，就不能作为整个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要求，也应当是确立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再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经济法”基本原则，就应当是经济法所特有的，而不应是各类部门法所通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即要体现经济法的特色和特殊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就一定与其他原则毫无共通之处）。据此，凡是与经济法无关的原则，或者非经济法的乃至非法律的原则，如自由放任、等价有偿、罪刑法定、保障稳定等其他领域的、不同层面的原则，无论是纯粹的经济原则、社会原则还是其他部门法上的原则，都不应列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中。因此，强调“经济法特色”，也应是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确立基本原则需要有基本的标准。上述三个方面，实际上提出了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三个
基本标准，即“高度标准”、“普遍标准”和“特色标准”。高度标准强调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定位必须有其应有的“高度”，从而既可避免把经济法的宗旨或价值理念等同于基本原则，也可防止把具体规则高估为基本原则：普遍标准强调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普适性”，以免把具体的部门法原则上升为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特色原则强调经济法本身的“特色”，以免把相关的经济原则、社会原则、其他部门法的原则或整个法律共有的原则等同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对于上述三个基本标准，虽然学者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在实质上存在着共通性。（例如，对原则确定的标准问题，漆多俊、史际春、邓峰、鲁篱等学者在其著作或论文中的表述实质上并无实质分歧，这说明人们对标准问题的共识正在增加，从而为原则的确定奠定了很好的认识基础。）[4]（p164－168），[5]（p161－164）、[6]这就有助于在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具体确立上进一步达成共识。
二、确立方法问题
要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要确定相应的衡量标准，而且还要提出具体的确立方法。从理论上说，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可以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来确定。本文主要运用的是两种方法，即系统－网络分析方法以及结构－行为一绩效分析方法，现分述之。
（一）系统－网络分析方法
系统－网络分析方法，实际上是把相通的“系统分析方法”和“网络分析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系统分析方法，人们并不陌生，且对其重要性都有深刻的认识。（系统分析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例如，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等都曾经在这方面有重要研究和突出贡献。）[7]、[8]、[9]系统分析方法，包括整体分析方法、动态观察方法、级次分解方法和结构功能方法等，作为具有“广普性”的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理论同样有重要价值。[l0]由于经济法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因此，经济法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就应当有内在联系，通过研究经济法理论中的其他具体理论，应当有助于确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网络分析方法也越来越重要。这种方法其实与系统分析方法有内在关联或称同一性。在网络分析方法中，关于“嵌入性”的研究很值得注意。所谓嵌入性，实际上是强调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一个事物要融入（或称嵌入）其他更大的背景之中。[11]（p7、19、34）据此，应把经济法基本原则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网络中的一个“结”，探讨其与其他相关理论所构成的大背景之间的关系。
综合运用上述的系统－网络分析方法，在研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时，就应当把整个经济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中的基本原则与其他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观察，并对各个问题进行级次分解研究，这样，就可以把基本原则问题放到（嵌入）整个经济法各个理论问题所构成的网络中来进行研究，从而找到其在网络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相关理论之间的关联。
事实上，作为经济法理论系统的构成要素，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与调整对象、特征、宗旨、体系、主体等理论，都应是“一体化”的。因为一个成熟的、系统化的理论，应是内在和谐统一、相通互证的，而不应是各不相干或相互抵触的，这对经济法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应当看到，经济法理论中的各个部分，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经济法理论，它们不仅都应归属于经济法理论的总体，而且应当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互赖且互动”，应该可以互相推导、解释和说明。因此，在应然层面上，可以透过其他经济法理论，来
确立和说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例如，调整对象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入口。尽管有关调整对象的观点歧见依存，但人们已有一定共识，即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应包括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两者可简称为调制关系）[12]，为此，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必然要体现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必然要与调控和规制有关：它应适用于对各类调制关系的调整，适用于对调制行为的规范。
从经济法的特征来看，经济法既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又具有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性[13]，因而其基本原则的确立也要体现这些特征。从经济性的角度说，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适用于对具有经济性的经济调制行为的规范：从规制性的角度说，由于广义的规制就是调制，因而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出积极的鼓励促进与消极的限制禁止这两个方面的调制：从现代性的角度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应体现民主和法治的基本精神，而且还应体现现代社会对效益和程序的追求，这些方面，都会影响到对基本原则的概括。
在经济法的宗旨方面，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或调整的基础性目标，是要通过调控和规制，来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这在基本原则上也要有所“体现”。但是，依据前面谈到的确立标准，“体现”不应是重复和等同。要看到基本原则与宗旨之间的十分密切的联系，但也要看到其间的区别，这样既有助于把宗旨或目标融入基本原则之中，又能够保持基本原则的独立地位和独特性。
就经济法的体系而言，经济法体系应当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至少把它们作为经济法体系中最基本的部分是殆无异议的，因而关于基本原则的概括，应当可以涵盖这两大部分，同时，从两大组成部分所包含的具体部门法中，应可以概括和提炼出共同性的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由于经济法的体系可以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特征等理论中推导出来，因此在各类理论之间仍能保持一致性。
就主体及其行为而论，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即调制主体的调制行为，以及调制受体的的对策行为。由于这两类行为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且调制行为至少在形式上更为主动，因此，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规范调制行为的法，其基本原则当然应适用于对各类调制行为的规范，同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对调制受体的对策行为的调整。
基于上述经济法理论中各个主要部分的核心要点及其对基本原则的影响，可以认为，经济法理论中的各个部分，都离不开有关调控和规制的内容，“调制”或“调制行为”，作为十分重要的概念或称范畴，是贯穿于整个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一条重要线索，而经济法基本原则则与对调制行为的规范密切相关。有鉴于此，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应围绕调制或调制行为来进行，使有关基本原则的理论能够真正“嵌入”或融入其他各类理论所形成的网络之中，并与各类理论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构成较为合理的经济法理论系统。
（二）结构－行为－绩效方法
结构－行为－绩效方法，作为较为重要的分析方法或理论范式，实际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作为此类范式具体化的结构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方法，实际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早有应用。此外，也有学者进一步加以扩展，建立其他的新范式，如爱伦？斯密德就创立了状态一结构一绩效（SSp）范式等。）
[14]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在经济法的部门法，特别是在反垄断法的研究中，该方法已被用于相关问题的分析：（如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结构－行为－绩效方法，作为导源于贝恩的一种“哈佛传统”，是对交易费用方法的重要补充。）
[15]（p196）即使在总体上的经济法理论中，该方法也同样有其适用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方法一样，该方法也会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市场规制法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芝加哥学派”已经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由于对结构、行为、绩效及其内在关联的分析，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基于对基本原则确立标准的考虑，该方法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法原则的重要方法。
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方法，可以具体分解为结构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以及关联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分析视角和路径，在许多领域都可以有其应用，但在各个领域中对于相关概念的具体理解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对于结构分析方法中的“结构”，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理解就不尽相同，而不同的理解又会直接影响到对行为、绩效的分析，影响到对三者关联关系的认识，因此，需要对“结构”等问题做具体的分析。
通常，在经济法理论中所研究的“结构”，可以理解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所影响的法律结构。例如，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分立和分工，也决定了政府调控和规制的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会影响到法律结构，并形成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以及经济法的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等。
另外，现时的社会结构，虽然有了“第三部门”的迅速发展，但是，由于从总体上说，由于第三部门有时可能具有政府的属性（如在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方面），而有些时候又可能具有市场主体的属性（如当其从事经营性活动的时候）[16][17]，因此，可能会与其“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组织”的单纯定性不完全一致。在其整体上未能完全独立，发育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在社会的主体构成上，政府与市场主体仍然是主要的单元。在第三部门无法全面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国家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主体，而且也被假定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这种社会结构，自然会影响到相关主体的法益保护，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上的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
上述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所影响的法律结构，会直接影响到主体的行为。例如经济法规范的二元结构直接对应于主体的调控行为和规制行为：经济法的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则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对立。[12]
而上述各种行为，无论是哪类主体作出的，都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因而都要强调经济绩效：同时，虽然有时也基于社会政策而强调社会效益，但实际上也是对绩效的一种考虑。对绩效的追求，对效益的强调，其实正是经济法的现代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因此，结构、行为、绩效，都是经济法研究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并且，由于这些内容贯穿于经济法的具体规则，因而可以成为抽象或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几个具体角度。
例如，从结构的角度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会对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包括主体结构、权利结构等）产生重要影响，而规范的形成，特别是公法性质的经济法的规范结构，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都密切相关，涉及到国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因而“国民的同意”对于经济法规范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为此，依法规范调制行为，实行“议会保留原则”或“法律保留原则”是很必要的，由此必须确立和贯彻“调制法定原则”。
此外，从行为的角度说，在国家的调制行为和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中，国家的调制行为更为重要，更具有主导地位：市场主体针对国家调制行为作出的对策行为，毕竟要以国家的调制行为为前提。因此，从整个经济法来讲，如何规范国家的调制行为，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并且，确保国家的调制行为适度，是其中的核心问题。由此就应确立和坚持“调制适度原则”。
最后，从绩效的角度来说，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性，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性，都要求经济法
的调整要实现一定的绩效，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其他的关联效益。这本身也是经济法宗旨的要求。因此，在经济法上也应当确立“调制绩效原则”。
综合上述两类确立方法，不难发现，从系统－网络方法的角度来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围绕“调制”这一中心范畴，主要强调“调制”的内容（这也是经济法的一个“特色”）：从结构－行为－绩效的方法来看，则应强调法定、适度、效益的精神，即强调调制的法定性、适度性和绩效性。由此可以确立经济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即调制法定原则、调制适度原则和调制绩效原则。
三、对三项基本原则的简要解析
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与前述的三项确立标准是相合的。从高度标准来看，这三项基本原则既能体现经济法的宗旨，但又不是其简单重复：既是来源于具体的规则，又超越于各类具体规则之上。从普遍标准来看，它们并非仅适用于经济法的一个或几个部门法的原则，而是可以通用于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从特色标准来看，它们既不是简单地照搬其他部门法的原则，也不是直接借用非法律的原则（如经济原则），而是结合经济法自身的经济性、规制性和现代性的特征，作出的进一步概括。由于未发现关于上述三项原则的综合概括，故有必要对其略做解析如下：
（一）调制法定原则
依据调制法定原则，调制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规范都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只是在法律明确授权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由行政法规来加以规定。这一原则在形式上是“议会保留”或“法律保留”原则的体现，是议会与政府在调制权分配上的一种均衡，但在实质上，其主要目标则是力图保障调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市场主体或第三部门的财产权等重要权利，保障法律的被遵从和实效。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调制法定原则可以覆盖整个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领域。
在宏观调控法领域，调制法定原则尤其要求“调控权法定”。因为法律通过调控权的界定，就可以明确调控主体、调控手段、调控力度等一系列问题。（在研析宏观调控权的过程中，我曾提出过调控权法定原则，并认为在宏观调控法的部门法中，应分别针对预算、税收、货币、计划等各类法律化的经济手段，相应确定一系列“法定原则”。）[18]为此，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已经或应当确立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国债法定原则、货币法定原则、计划法定原则等。由于宏观调控领域所涉及的事项，都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因而国家权力机关在总体上行使专属立法权是很必要的。
例如，国家计划和中央预算，都由国家立法机关来审批决定，这本身就是在贯彻“议会保留”原则，是“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又如，一国货币的法律地位、主要的货币政策或金融制度等，都应由法律加以规定，或由权力机关予以批准，这也是法定原则的体现：至于“税收法定”，则在学界和实务界已几成共识[19]，并体现在《立法法》等法律文本中。
在市场规制法领域，调制法定原则主要体现为规制权、竞争权、消费者权的“法定”。如同调控权一样，对于规制权的内容、形式、行使主体等也需要作出明确界定，这对于确保有效规制十分重要。此外，从不同主体的权利保护来看，对竞争权中的垄断权与正当竞争权，以及与竞争权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的规定，都需要坚持“法定原则”。例如，在反垄断法方面，对垄断的标准要在法律上作出界定，以明确哪些垄断为法律所不容，哪些主体可以享有垄断权：在反不正当竞争方面，有关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适用除外、执法机构等，也都需要“法定”。由此使“法定原则”得以贯穿于整个经济法制度，并成为一项基本原则。事实上，“法定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经济法的专门立法的发展。
（二）调制适度原则
调制适度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调制行为必须符合规律，符合客观实际，要兼顾调控和规制的需要与可能，保障各类主体的基本权利。调制适度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的特征，它与调制法定原则密切相关（德国学者里特勒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在《魏玛宪法》第151条，即人类生活秩序必须符合旨在保障人类尊严生存的正义原则。其实，该学者所说的“正义原则‘，，需要具体体现为经济法上的调制法定原则和调制适度原则，并且，这两项原则存在着内在的关联。）[20]（p24），包括调控适度和规制适度两个方面。
调控适度，要求调控权的行使、调控手段的选择、调控性规范的周期变易等，都要适度。适度就是要“合规律”，就是要把对国民财产权的“合法侵害”降至最低，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等等。调制适度强调，无论对于鼓励促进抑或限制禁止，都要“适中”，不过分，尽量“止于至善”或力争“最优”：而其中的“度”，则需要通过“法定”来体现，它与人类或立法者的认识水平直接相关。
规制适度，更强调对市场主体的权利保护以及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例如，对于垄断的规制，涉及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平衡：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既涉及正当竞争者权利的有效保护，也涉及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利益的均衡保护。这些方面，都要求在总体上进行适度规制，否则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总体福利。（例如，美国“微软公司案”在处理上的变化，就是规制适度原则的重要佐证和体现。在综合权衡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微软公司虽被认为构成“反竞争行为”，但却可以免遭被“肢解”的厄运。而这种“均衡状态”的形成，则既有规范竞争秩序，保护竞争者利益的考虑，也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
要实现调制适度，就必须注意总体上的平衡。衡量调制是否适度，要看是否有利于实现平衡，包括经济指标的平衡、社会分配的公平，特别是法律对各类主体法益保护的均衡，等等。要实现平衡或均衡，就要注意协调，尤其是各类调制手段之间的协调，或相关调制制度之间的协调。因此，适度是与平衡协调直接相关的。这样的调制，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的宗旨。
此外，调制适度原则也可与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相兼容。在调制中强调诚信，实际上是更为重视实质正义，这也是调制适度原则的应有之义：同时，强调情势变更少因时而化“或”与时俱进“，正是调控应有的精神。因此，统一适用于公法和私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同样也可以渗透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中。
（三）调制绩效原则
兼顾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因而追求调制的效果或称绩效，追求总量的平衡和社会总体福利的增长，在经济法领域也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和原则。这与调制法定原则和调制适度原则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经济法具有经济性的特征，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是其主要目标。无论是对经济性的追求，还是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直接目的，都要求考虑经济效益。此外，由于经济法具有突出的政策性，它要“嵌入”现代社会规则的网络之中，因而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性，甚至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就应归属于“社会法”（近几年来，一直有学者强调经济法的社会法本质或属性，但也有一些学者从部门法理论的角度反对该观点。对这些问题能否正确认识，会对经济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1]，经济法存在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等。不管对上述观点是否仍有歧见，但对于经济法要考虑社会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要强调社会效益，已经很少存疑。由于无论追求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是对调制绩效的要求，并且要贯穿于经济法的宗旨、原则和各类具体规则之中，因此，调制绩效原则也可以成为一项基本原则。
在现实的世界中，非均衡和失调问题普遍存在。要实现调制的绩效
，同样离不开平衡协调。而平衡协调，无论是作为一种调制手段，还是作为一种调制目标，都需要有微观基础，包括个体意义上的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及相关法律的基础性调整等。平衡协调，作为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的调制，更能体现出新兴的经济法的“高级法”特点。
总之，从形式上看，在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中，调制法定原则更强调内容法定和程序法定，调制适度原则更强调符合规律和公平有效，调制绩效原则更强调调整目标和平衡协调，而实质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其中，调制法定是调制适度和调制绩效的基础，能否适度，以及能否实现绩效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定”的状态，取决于法治的程度：调制适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调制法定”的展开，它在执法层面更有意义，是调制绩效得以实现的手段：而无论是调制法定，还是调制适度，都是为了实现调制绩效的总体目标，或者说是为了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和价值。
进而言之，从法律意义上说，调制法定原则，体现了依法规范调制行为的必要性，它力图给调制行为设定法制轨道和法制边界：调制适度原则，体现了对调制手段、措施、力度等方面的要求：而调制绩效原则，则要以上述两类原则的贯彻为前提，它是对经济法调整目标的原则体现。
四、结论
由于经济法的产生较为晚近，人们认识它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对其基本原则的概括，始终未尽一致，相关研究虽已有诸多成果，但问题仍然纷繁。前面提出的基本原则的三项确立标准、两种确立方法，以及由此确立的经济法的三项基本原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本文只是试图在一定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提炼，并力图使其更简明，更有法律性和经济法特色，更能在经济法领域具有普遍意义，更能体现出各项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求有助于整个经济法理论系统的完善。
应当承认，概括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决非易事，而且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深化，特别是随着对经济法的部门法研究的深入，相关的概括也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在对经济法理论的系统理解不变的情况下，对于原则的概括就应是相对稳定的，这对于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很重要。此外，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不仅需要从理论的角度进行论证，而且还需要从具体制度的角度，以及制度实践的角度进行验证，这样才可能确立较为公认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并使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注释
[1]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美〕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m]，周叶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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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等，经济与社会[m]，刘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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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守文，经济法系统的系统分析[a]，杨紫烜，经济法研究：第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2]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5）。
[13] 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 ，（5）。
[14]〔美〕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m].黄祖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9。
[15]〔美〕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
[16]张守文，略论对“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J]，法学评论，2000，（6）。
[17]张守文，“内部市场”及其税法规制[J]，现代法学，2001，（1）。
[18]张守文，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
[19]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篇5
一、制度动力的内涵及作用
制度动力的内涵有以下四个基本方面：
一是组建制度动力。十七大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人民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年中组部在《关于在个体和私营企业中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凡是有三名党员以上的都要建立党组织。这些规定为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提供了直接的组建依据，表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和非公党建工作的高度重视。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所提供的产值已达到12316.99亿元，从业人数达到2.7亿人，已构成了我国重要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也就成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并纳入党建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推进也是具有强制性特点的。
二是党组织作用的制度动力。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但是，在执政方式，以及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着力点上却是不同的。根据规定：地方党委领导本地方的工作，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和实行行政负责制的事业单位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监督保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什么作用?*年，同志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的作用定位为在企业职工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和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这无疑为党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
应该说这一作用定位所产生的制度动力是巨大的，它既考虑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产所有权的因素，又不降低党组织的作用，而且，还把维护广大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扩大为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把发挥作用的重点放在广大职工和群众组织方面，这样就抓住了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最基本的方面，同时还将取得业主对党建工作的大力支持，从而为党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工作开展，获得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是领导和工作方式的制度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制度创新和领导方式创新，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可以说这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作用，不断改进工作方式的基本制度动力。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在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党建指导时所提出的关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工作职责的规定，关于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都可以看作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改进领导和工作方式，不断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动力。
四是对领导班子整体素质要求的制度动力。在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同时，各级党委还对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水平和业务能力，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对党组织的负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组部的《意见》指出：党组织的负责人，应由企业中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观念强，思想政治素质好，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党员担任。同前三个方面的制度动力相比，这一制度动力实际上就是调动了作用主体的内在动力。
二、制度动力的不够完善是制约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整合扩张，对党组织在职工中发挥作用的途径、着力点和力度，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现有的制度动力却在对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制度维系和制度推进上显得疲软滞后。突出表现在：
一是制度动力层次偏低。以上我们所说的四个方面的制度动力都存在这个问题。从党组织组建的制度动力来看，虽然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都高度重视，要求凡是符合条件的都要建立党组织，但是在实际上却十分困难。从全国来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仅7万多户，与202万户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相比，其覆盖率可说是微乎其微。从地方来看也是如此，以武汉市江汉区为例，目前全区共有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16000多家，其中、私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2090家，尽管区委和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抓这项工作，但是，组建工作仍然十分困难，到目前共建立党组织128家，从绝对数来说并不少，但是从覆盖率上来看仅为6%多一点。之所以组建工作难，除了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重视不够抓得不力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党规这一层次的依据中不够具体明确。在十七大以前的党规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并没有明确列举；在发挥作用方面，也是一样，根据党组织任务的不同，分别列举了领导核心作用、政治核心作用、监督保证作用，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并不明确。
二是缺乏国家政治强制力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作用，基本上是以党内工作意见的形式而独立出现，比如关于有三人以上党员的要建立党组织的规定，它的权威效应也就是仅仅停留在党的组织范围内，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并没有多大约束力。现在事实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决定因素并不主要是取决于党组织，而是在于私营业主的态度。即使是在已建立的党组织中，由于业主随意调动或解雇党支部书记和班子成员，从而导致党组织瘫痪的情况屡见不鲜。可以说，这些都是至今党组织覆盖率偏低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党组织发挥作用方面，虽然十五大提出了基层党组织八个方面的基本任务，在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文件中，也专门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规定了有关任务，其中不乏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团结、教育、引导企业主的工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很难做到。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党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地位缺乏国家政治强制力的维系。
三是缺乏党组织和党员的内力推动。有的党委对如何发挥党组织在职工中的作用认识不到位，担心过多地强调党组织在职工中的作用，会影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破坏了投资环境，有的主张把党组织的作用仅仅局限在组织职工学习，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的认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有市场规则和法律规范去制约，没有必要再去建立党组织去搞什么引导和监督等等。由于少数党委不重视和少数党的领导干部的糊涂认识，就使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缺乏内力的推动。此外，有的党员党性观念不强，有的不愿意暴露党员身份，有的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不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流动十分频繁等，也是形成党组织制度动力乏力的重要原因。
三、制度动力运行的创新
同志曾多次强调创新的重要性。指出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首先，要坚持制度动力指导思想的创新。当然，这种创新并不是建立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上，更不是照搬西方一些政党的模式，而是要运用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包括政党建设的有益成果，并在实践中上升为理论和观念形态的东西，用以指导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新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作用的规定为依据，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制度动力放在推进党的建设的大的背景中思考，把制度动力构建成的基点放在如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上，放在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
二是坚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动力机制的创新。首先，要把党的十七大报告和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规定，作为基本的制度动力依据。要抓住重点和难点，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如何领导工会和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开展工作，如何维护包括职工群众和业主在内的各方合法权益等，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努力探索实现这些任务的有效方法与途径，在此基础上形成规范的《条例》或制度，使之成为一个恒久有力的制度动力。这不仅是一个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党组织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中有“法”可依。
要做到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还有一个党规权威性的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行政权力基本上是以依附于党的权力的形式而存在的，行政权力就是党的权力，党的权力也就是行政权力。事实证明，这种执政方式带来了诸多的弊端，是必须摒弃的。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但是决不能因强调这一领导方式而剥离其中所包涵的国家政治强制力的内核。因此，应努力探索建立一种既体现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又蕴含着国家政治强制力的动力机制。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也正体现了加强党的领导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高度统一。
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篇6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必要性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涵义
1、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含义和由来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由于约定的政治风险发生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减少海外投资风险和有效保护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安全和利益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世界各资本输出国的通行制度。
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常常遭遇战争、内乱、征收、国有化、外汇禁兑及政府违约等政治风险。这使他们认识到对本国的海外投资还必须予以法律的保护，使本国的海外投资尽量避免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得以产生。
1948年4月，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根据《对外援助法》制定了《经济合作法》，率先创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此后又基于形势发展和海外投资者的需要多次修订法案，使这一专业保险体制不断改善。1969年，美国在修订《对外援助法》时，设立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成为美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专门机构。鉴于此制度的行之有效，其他发达国家纷纷效尤。随后，此制度传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于七、八十年代开始为本国本地区的海外投资者提供政治保险。
2、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性质和特征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是一种民间保险或私人保险，而是一种政府保证或国家保证，其保险人即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具有国家特设机构的性质，其保险也往往与政府间投资保险协议有密切联系。
海外投资保险具有以下特征：（1）海外投资保险的国际性。调整海外投资保险活动的法律规范具有国际性，因为双边或多边投资保险制度都以政府间的协议为前提，因而都具有国际性。在单边投资保险制度下，由于保险标的位于国外，使得单边投资制度下的海外投资保险也具有了国际性。（2）承保风险的政治性。海外投资保险所承保的风险是政治风险。这是海外投资保险区别于其他保险的重要特征。（3）海外投资保险的对等性。海外投资保险实质上是一种海外投资者的“国家保证”。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所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对等原则。（4）保险对象的特殊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对象仅限于私人直接投资，不包括在海外证券市场上进行的股票或证券投资。（5）保险作用的特殊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当投资者由于政治风险遭受财产损失时予以事后的经济补偿，更重要的是它借助于两国间的投资保险协定，在一定程度上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地使风险事故不再发生。（6）保险目的的特殊性。海外投资保险实质上是一种国家保险或政府保险，它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保护海外投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目的。
二、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
（1）经济主权原则。第一，各国对本国内部及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自主权利，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涉。第二，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第三，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第四，各国对境内的外国资产有权征用或收归国有。第五，各国对世界性经贸大政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2）公平互利原则。《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明确地把公平互利原则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和有效地参加为解决世界经济、金融和货币问题做出国际决定的过程，并公平分享由此而产生的利益”。这样的愿望和规定同所有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构成了公平互利原则的丰富内涵。
（3）全球合作原则。全球合作强调全球各国开展全面合作，特别是强调南北合作，以共谋发展。其基本目标在于：实行世界经济结构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使全球所有国家都实现更普遍的繁荣，所属民族都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为此，一切国家都有义务为实现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地发展作出贡献。
2、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从法理上来看，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不仅可以指引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如何正确地适用规则，而且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则时，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国际经济交往的准则，具有灵活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际经济法部门法之一的国际投资法中的重要制度。在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有着积极的作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承保制度，包括承保机构、承保条件、承保的险别、保险额、保险期限、保险费、赔偿和救济等。它是一国政府贯彻该国国际政治原则的间接工具和实施对外经济政策的直接工具。由此不难得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隐含着一国的国际经济利益和国际政治利益。坚持国际经济主权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是实现其利益的手段；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和有约必守原则，是维持其利益的保障。
相反，将本来仅适应国内的制度强加于国际社会，并冠冕堂皇地称之为“国际法”，如一直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津津乐道的有关征收和补偿的“赫尔原则”，显然在国际舞台上是站不住脚的。如资本输出国仅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而对资本输入国的利益熟视无睹，其承保机构仅对有利于自己的投资予以承保，而不顾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或不经东道国的允许，这显然会受到东道国经济主权原则的阻却，其代位求偿也将难以得到实现。这显然不利于国际经济交流，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繁荣。
第二，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双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存在为前提，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谈判为起点。“条约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依据国际法所缔结的据以确定其相互权利和义务的国际协议。”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指缔约国一方为保证其在缔约国对方的投资而与缔约国对方缔结的条约。只有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基于对本国经济利益的维护和对对方当事国应有主权的尊重，双方恪守经济主权原则，才有可能达成协议，海外投资才能得到鼓励和保护。当投保人所投保的政治风险发生后，涉及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间的代位求偿权问题时，在这种纯粹的国际法主体——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必要的，也有利于争端的及时、有效解决。
在单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中，当保险人所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后，需依据国际法上关于外交保护的一般原则索赔，即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和国籍继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对东道国主权（包括经济主权）的尊重。通过外交保护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争端往往耗时、耗力而且情态复杂。若双方能够秉持善意，既尊重对方经济主权又考虑到全球合作和公平互利，相信争端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
（2）从当今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现实看，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必要的。1974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明确规定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为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而产生的。虽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但国际经济旧秩序在许多方面仍影响巨大，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任重道远。而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也有所体现。如在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中，某些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常迫使弱小国家和地区接受不利条款。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改善不合理、不公平秩序的必然要求。
三、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必须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1、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守经济主权原则
经济主权原则应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指导思想，且贯穿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和运行的整个动态过程。在制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时，虽然要考虑国内、国外的情况，但应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坚持经济主权原则。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承保制度。根据经济主权原则，出于对东道国经济主权（包括对外资入境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应有的尊重，各国应当明确地规定：凡是前来申请投保的海外投资，都必须以东道国已明确表示同意接纳作为承保的先决条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贯彻资本输出国涉外经济政策的工具，一方面要促进本国资本的输出并保证其安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何种投资能为资本输入国接受，以利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代位索赔。
基于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经济主权和利益平衡的考虑，并综合考虑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合格投资应符合以下三方面的要求：第一，从投资内容上看，申请保险的投资应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法律上的合理性以及对东道国发展的贡献性。第二，从投资形式上看，在投资形式上的限制不宜太多。第三，从合格投资的时间看，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承保的投资应仅限于经保险机构批准后才开始执行的投资。
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双边投资协定结合起来，依据协定中规定的代位权条款，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理赔后便可依法向东道国索赔。这样就巧妙地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关系转化为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并将其提升到国际法保护的高度，这也使代位权的行使有了国际法的依据，解决了保险机构作为企业法人追诉主权国家而存在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
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是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作为缔约当事国行使经济主权的体现。当然，国家在对外缔结国际经济条约之后，基于权利和义务同时并存的国际通行准则，其经济主权和有关的权利难免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受到某种影响，如中法协定和美式协定都规定了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征收或国有化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双边投资保险协定中，一国自愿接受对本国经济主权及其有关权利的某种合理限制，也是自觉行使其经济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结合。
2、在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过程中促进全球合作
全球合作原则应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指导思想，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和运行要有利于促进全球合作。
（1）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中肯定全球合作。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基于全球合作的考虑，承保条件中的合格东道国不应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一律予以承保。但在双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下，合格东道国应与投资者母国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这样才可以确保国内立法效力向域外有效延伸，并与国际立法相配合，共同对海外投资提供强有力的保护。资本输出国在构建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之间以及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国际海外投资保险体制的融合，促进全球合作。
（2）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中促进全球合作。一般来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投资保护措施的三大支柱。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用的发挥，应重视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的作用，各国应当实行双边的海外投资保险体制。唯有如此，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承保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在对投资者理赔之后，才能根据双边投资条约中重要的条款——代位权条款，合法获得代位求偿权。承保机构根据代位权条款获得代位求偿权，承保机构才能够真正得以运作和发展。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担保业务为国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各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补充，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多边公约，促进全球合作。
3、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实现公平互利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贯彻资本输出国涉外经济政策的工具。在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中既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对方利益，体现公平。一方面要促进本国资本的输出并保证其安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何种投资能为资本输入国所接受，以利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代位索赔。基于平衡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的利益，各国在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时，承保机构应当以投资经东道国的同意作为承保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陈安：国际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篇7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篇8
一、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出发，正确认识、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最优模式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是社会历史的范畴，随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变化，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比如，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大国不同于小国。即使同样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着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日本的法人垄断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瑞典的福利市场经济等不同的模式。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握三个主要的维度：
一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核心是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供求、竞争和价格的波动，调节生产，配置资源。不过，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包括法律体系、竞争规则、宏观环境、社会保障等，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存在局部失灵问题以及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弥补市场失灵和克服市场缺陷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二是国情和发展阶段。现实的市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受技术、经济、法律、政治和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传统浓厚而独特，生产力发展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经济体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之中。在这种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阶段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极为罕见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它们的规模、结构、运行方式和体制机制，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照搬照抄别国的理论和经验，是行不通的。
三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决定一定社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主要因素。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在这样的根基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这最后一个方面的维度，是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和重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就会被瓦解，深化改革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方面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则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上，前者是实现途径，后者是制度基础；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正确认识、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前提，是不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更好结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
二、澄清若干片面认识，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关键，是要科学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那么，政府该管什么，该放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有一些流行的观点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需要加以澄清。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所以，除了制定市场规则和维护市场秩序外，不应当承担更多的职能。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很有迷惑性。确实，如果只是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角度看问题，政府无疑是裁判员而不能是运动员。然而，除了交易和竞争之外，一个社会就没有别的经济问题了吗？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些角度如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政府绝不仅仅是裁判员，而是重要组织者、发动者和参与者，是主导性的力量。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即在存在着垄断、外部性、公用品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机制失效的情况下，对市场进行行政调节或管制。但是，这只是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实际上，市场经济主要的缺陷并不在微观方面，而在宏观方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具体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贫富两极分化、失业和经济危机以及经济运行的无组织性。这一点，凯恩斯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理论也是承认的。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宏观调节，即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种看法也是不全面的。宏观调节只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一个部分，并不能囊括政府的其他重要经济职能，如微观规制、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同时，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特有的一些经济职能，如计划协调、统筹兼顾、国有资产管理等，以及与中国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经济职能，如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等，也没有在宏观调节这一概念中得到体现。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三中全会的《决定》有明确概括。《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具体讲，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计划统筹。政府从社会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关系，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经济运行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代替自发的市场调节。
宏观调节。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社会供求的矛盾运动进行调控，以实现社会供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保持基本平衡，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
市场监管。政府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为经济运行提供正常的市场环境。
制度创新。政府通过自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培育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共服务。政府通过提供非盈利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弥补市场失灵。
保障民生。政府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标，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国有资产管理。政府作为国有经济的所有者，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监管，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促进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收入分配调节。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实现共同富裕和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推进可持续发展。政府通过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政府的这些作用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要求。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充分履行好政府的这些职能，对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也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
三、政府和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在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目前人们更多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政府是无效的。因此，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必须弱化甚至取消政府的作用，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主张大市场、小政府、私有化。这种观点只看到了政府和市场相互对立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相辅相成的一面。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和个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市场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体现了相互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如马克思所说：“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交换双方“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103页）而政府或国家则是社会的中心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在阶级社会，首先是阶级统治的中心和阶级利益的代表。因此，乍看上去，政府和市场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尊重市场的规律就必须尊重私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益，否则就会破坏市场的规律，压抑市场的活力。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自由主义者提出，自然而然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每个人只要追求自己私人利益，就自然达到了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必要的有害的。
然而，这只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追求私人利益不一定会自动达到社会的利益，相反会损害社会的利益，政府不是管得越少越好，而是必须积极有为。了解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分工和私有制为基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分工和私有制一方面造成了不同生产者的相互分离，另一方面造成了它们之间全面的相互依赖，这样就产生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这一矛盾既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又内生出了否定市场经济的种种因素：个别企业是有组织的，而整个社会生产却是无政府的，导致生产和消费的脱节和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衡；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市场需求却由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而相对狭小，导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自由竞争通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必然导致优胜劣汰、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的冲突和对抗，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商品关系的普遍发展，使生命和健康、文化和教育、自然和环境、安全和自由等人类的基本需要和基本价值，纳入了商品化的范围，成为了资本的附属物和生产的要素，人们的共同利益受到了威胁；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生产的集中和垄断，这种集中和垄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妨碍甚至消除竞争，瓦解市场经济的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包含的这些深刻的弊端，是其自身所不能克服的，只有依靠政府和社会的调节。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政府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包治百病，而且还有自身的弱点。但是，毫无疑问，政府的作用是克服市场经济弊端所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手段。
因此，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看，政府与市场似乎是对立的，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若从宏观社会的角度看，就会发现，政府与市场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落后和不成熟，不仅表现在市场作用比较弱，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秩序混乱，价格信号扭曲等，也表现在政府的作用比较弱，，法制松弛，腐败盛行等，这样的市场经济必然是缺乏效率的。总的来说，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早已超出“守夜人”的范围，广泛介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政府的强弱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主义理想早已成为历史遗迹。
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领域，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层面看，则需要强调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积极作用
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即供求、价格和竞争的作用，来调节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的决定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本质特征。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的决定作用所发生的范围和条件是不完全相同的。
在简单商品经济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是以血缘、等级、权力等非市场的原则为主的，市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商品经济中。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作用不仅体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而且体现在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中；不仅体现在微观层面，即市场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经济活动的调节，而且体现在宏观层面，即对整个社会各部门和各种经济关系的调节；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市场的决定作用，归根结底又是资本的决定作用，资本由此成为了支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普照之光”。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利润平均化规律等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如阶级对立、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出面对经济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干预，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维护资本的整体利益。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于私有制的羁绊而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如果政府干预程度过轻，则难以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失业、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如果政府干预程度过重，则会损害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解决危机的种种手段，只能使这些危机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实行真正有效的政府干预。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页）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
与此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不仅来源于国家外在的行政干预，而且源自于生产关系内在的要求。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要求必须按照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社会发展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优越性。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中，全体社会成员是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中心即国家作为代表，并通过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来保证共同利益的实现，而任凭追求各自利益的经济主体自发的市场交换和相互竞争，则不仅不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还有可能使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化为集团所有制，最后被私有制的大海所淹没。因此，公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必须依靠集体理性或社会的计划作为自己的实现形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无论是私有企业还是公有企业，都要追求利润最大化，都要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也就是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生产发展或资源配置的目的已经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实现这一目的，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市场所能实现的需求只能是短期的、私人的和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共同的和长远的利益，离不开社会的计划和政府的作用。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还包括了党领导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规范和调节经济的法律法规和法治保障。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党执政兴国的一个主要任务。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根本保障。
因此，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市场决定作用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层面党的领导、政府的积极作用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根本特征。
五、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经过30多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还不成熟、不完善。党的十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论断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目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够充分。如，政府行政审批的范围过大、权力过分集中，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还未理顺，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行政化倾向严重，城乡体制分割，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等。二是一些该管的事情没管好、政府的作用还需要更好地发挥。如，政府宏观调控的计划性、有效性、权威性有待提高，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突出，市场监管不到位，针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收入分配调节乏力，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不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巩固，腐败现象严重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比较突出，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
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围绕着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增强市场活力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围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和提高政府效率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更好地结合起来。
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篇9
《物权法》是根据宪法规定，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而制定的。
法律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服务于经济基础。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财物权的归属、范围和内容，都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如果不反映、不体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权法。因此，物权法必须体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以维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根本目的。所以，本条明确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立法目的之一。物权法主要是从民事角度通过明确物的归属，权利人有何权利，他人负有什么义务，侵害物权的法律责任等，来体现和维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而规范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就是民法。物权法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通过明确物权归属和利用的基本规则，规范市场主体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保持市场主体的权利，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我国市场经济服务。
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篇10
关键词：交易成本经济学基本假定理论应用文献综述
交易成本的提出可谓是经济学发展史上浓重的一笔，新制度主义以“交易成本”作为核心范畴，对企业这一制度安排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从而有力地扩展了新古典厂商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因而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即要使经济学达到人们向往的理想状态，使经济学更加接近现实，从而更好的服务于现实。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交易成本经济学主要研究契约关系的治理，交易成本经济学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之更多地转向了对交易后契约的研究。
交易成本经济学采用微观分析方法、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将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最重要的是交易成本，然后由交易成本而研究各类合同，从各类合同中发现相应的治理结构，由此考察各种经济制度，再从效率上对这些制度进行比较。威廉姆森：“这里使用的一般微观分析方法有普遍应用的价值。因为这样才能把交易当作基本分析单位，才能切实突出交易的各种属性，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去设计各种制度”。它结合了经济学、组织理论和契约法，强调交易成本的节约和事后治理的重要性，是一种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科斯同样强调微观、比较分析方法，科斯在其著作《企业的性质》中采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企业和市场，从而探究企业的规模。
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交易维度和治理框架
科斯：“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还人类以本来面目，即人们只能在现实体制所规定的条件下行事。只有这样，现代制度经济学才能称之为‘现代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借助有限理性和投机这两个概念，把握住了人类的本质特征。“威廉姆森”认为现实中的人都是契约人，他们无处不在交易中，并用各种或明或暗的契约来规制他们的交易。显然，威廉姆森在这里重新构造了交易成本经济学范式的硬核，这个硬核就是他的‘契约人’”。
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契约人”的基础上分析交易，交易的属性自然进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及其发生的频率，其中，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标志”，威廉姆森又提出治理结构与交易类型相匹配原则---“交易的属性不同，相应的治理结构即组织成本与权能也就不同，因此就形成了交易与治理结构的不同配比（主要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
表1有效的治理
投资特点
非专用混合独特
交易频率偶然市场治理
（古典式合同）三方治理（新古典式合同）
经常双方治理统一治理
（关系合同）
由表1可以看出，在不考虑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治理结构与交易的匹配情况，对于非专用的交易，包括偶然的合同与经常性合同，主要应用于市场治理结构；混合式的偶然交易和高度专用式的偶然交易都需要实行三方治理；混合式的经常交易需要双方治理；交易的性质越特殊，买卖的动机就越弱，专用的经常交易就需要统一治理了。即使加入不确定因素，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在进行具体分析时，要却不确定问题不断地去适应，具体进行分析。
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应用
交易成本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已经被运用到许多领域，经济史研究和企业理论研究的新发展都有赖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
1.经济史研究
道格拉斯.诺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和解释在零交易成本的严格检验条件下某个时点上的资源配置……虽然近年来它的发展更强调正信息成本、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但它无法融入一个使我们能分析经济结构历史变迁的一般框架，而这正是经济史的全部内容”。诺斯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合同的界定和实施，而制度就是委托人与人间为最大化他们的财富而订立的合同安排，从而分析政治和经济制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我国经济学家在诺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制度变迁等进行了研究，林毅夫提出了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制度分析框架；杨瑞龙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以及制度变迁三阶段转换假说。金玉国基于1991-200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体制转型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效应，并利用2001年各省（市、区）的截面数据对经济增长、体制转型与交易费用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从交易费用角度来讲我国体制转型绩效显著等结论。
2.现代企业理论
科斯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企业产生原因及企业的边界，企业是以一个市场契约代替了一系列市场契约，是一系列契约的连结。企业的性质就是一种被选择的可以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把在市场上交易成本很高的交易内化于企业之中。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将企业视为治理结构，威廉姆森用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来刻画交易的性质，其基本结论是：在不确定性足够大的前提下，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决定规制结构的选择。而杨小凯和黄有光则建立了企业分析的一般契约模型，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将企业定义为贸易伙伴之间的一种剩余权结构，它使一方有支配另一方劳动的权利，并拥有双方合约的剩余权，企业以间接定价的方式来降低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的不足和低效。
alchian和woodward在团队生产背景下探讨了资产专用性与企业所有权配置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企业所有权状况可以保护某些团队成员的企业专用性投资”，他们还认为对企业的定义太狭窄，而“更重要的是考察各种形式的团体活动以理解组织形式的原因和结果，无论它是社会俱乐部、运动团体、婚姻，还是用于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四、总结
交易成本经济学做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对经济现象尤其是转型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交易成本经济学继产生与发展以来，在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对交易成本经济学进行总结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
对交易成本经济学，众多经济学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交易成本经济学，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与学习，从而有一个深刻地理解与把握，并将其运用与现实，来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不断地发展该理论。
参考文献：
[1]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商务印刷馆.2002
[2]R.科斯.企业的性质（陈郁译）.
[3]胡进.威廉姆森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长江大学学报「J.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