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市场的定义篇1
关键词：公共品；市场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市场一般指私人品交易的市场。公共品由政府供给，政府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供给公共品不存在交易问题，因而不存在公共品“市场”。本文研究指出，公共品的供给与需求同样由一个特别的“市场”来决定，同样有其本身的运行规则和秩序。
一、公共品的涵义
公共品的英文名为publicgoods，在国内被译为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益品、公共货物、公共财产、公共商品等。目前较普遍接受的概念为公共品、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译法容易给人以publicgoods是有形物品的误解，而事实上pubicgoods在较多的情况下是劳务（服务），是无形态的产品，较少的情况才表现为实物形态。故“公共品”的译法较合乎其本身的经济含义。
公共品是与私人品（privategoods）相对应的概念，其严格定义首先由萨谬尔森于1954年提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它的消费。”这是公共品的基本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之一，用数学语言可表达为：
n
X＝Xi＝∑Xi（i＝1，2，3，…，n）
i=1
X为某一公共品的消费量，Xi为某人i消费这一公共品的消费量，即任意消费者i的消费量与所有消费者（包括消费者i）加总的消费量相等。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公共品的边际消费成本等于零。
而对私人品来说，消费是具有竞争性的，增加一个人的消费必然减少另一个人的消费，消费量具有累加性。用数学公式可表达为：
nX＝∑Xi≠Xi或X＝∑XiЭXi（i＝1，2，3，…，n）
i=1
即对任一群体的消费者，其消费私人品的消费量是各自消费量的加总。
公共品的另一基本特征为“消费的非排他性”，或称“消费的难排它性”，即在技术上无法将没有购买者排除在消费的范围之外；或是技术上可行，但由于排除成本高于排除带来的收益而造成经济上的不可行。而对私人品来说，通常其消费是严格排他的。私人品也存在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存在这种特征的私人品常称为“准公共品”（quasi－publicgoods）或是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的私人品（见下分析）。
公共品的两个基本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之间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消费的非竞争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消费的非排他性，”消费效用的不变使得公共品的所有者成员缺乏排除外来者的激励。“消费的非竞争性”主要来自消费品自身因素，即本身的消费容量。消费容量的决定来自消费品的规模和特性，一般物质类消费品的消费容量决定于其规模，如国防设施；能量类消费品的消费容量决定于其规模和特性，如广播、电视决定于其覆盖面（特性），而电力决定于其规模；信息类消费品的消费容量决定于其特性，如法律法规、知识、技术，其消费容量趋于无限大。
公共品的“消费非竞争性”特性来自其消费容量对共同消费群体来说充分大，以致每个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并没有影响到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即使再增加部分的外来消费者，每个人消费效用水平仍然不变。理论上，具有这种足够大消费容量的产品称为纯公共品。现实中，纯公共品常见于信息类产品，如法规、政策、推广技术、新闻等，物质、能量类的纯公共品较少见，仅有国防、航灯、广播、电视等少数产品。
相对于纯公共品，如果一个产品的消费容量有限，并仅供一个人消费时其效用水平才最大和不变，则该物品为纯私人品。现实生活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的消费容量处于纯公共品和纯私人品之间，这部分产品随着消费者的增多，容量会满载而出现拥挤，消费者的效用将出现递减。这类产品常称为拥挤性公共品或俱乐部产品（clubgoods），如高速公路、公园、学校、社区游泳池等。
公共品的“消费非排他性”既来自自身的因素，也来自外部因素。自身因素方面，是产品主体（个体或集体）无法控制产品的消费流量或范围，原因是产品在消费时呈现效用外散效应，而这种效用又不可分割。如航灯，当其闪亮时，其灯光照便布满了所服务的海域，使得航灯的所有者很难把没交费的船只排除在外。这是一种效用散发型的外部性导致的“消费非排他性”。此外，还有一种毗邻效应的外部性导致的“生产消费非排他性”，即某一产品在生产或消费时，会引发出另一种产品的生产或消费效用，这种效用可正可负，却又无法避免。如某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果树，目的是收获果子，同时对周围的生态无形中贡献出一份绿化；又如某人喷自感良好的香水，却引起周围人的恶心。对效用散发型外部效应，不仅公共品有这一特性，部分私人品也有这种特性，如某人在自家门口栽花，其“美化”却无偿与周围的邻居分享。同样，对效用毗邻型的外部效应，公共品和私人品都存在，只是私人品存在的情况较多。无论哪种外部性，如果其外部性覆盖面是全局的，并且具有以外溢效用为主、外溢效用不可分割的特征，便为纯公共品，反之，则称为准公共品或纯私人品（外溢效用忽略不计）。
俱乐部产品和外部性产品虽然在性质上有相异之处，但两者都具备‘稍费效用不可分割“的公共品共同特征，都可称为准公共品。准公共品按消费人群可分为地方公共品、城市公共品、社区公共品、公司（集体）公共品、家庭公共品等类。纯公共品的提供者是政府，准公共品的提供者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市场里的经营法人、自然人。公共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共品从消费的不可分割性出发定义公共品，广义的公共品从提高公共福利的高度上定义公共品。”按广义公共品定义，政府的所有服务均列入广义公共品的范畴，包括界定和保护产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社会基础条件、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条件、提供社会发展条件。提高社会公共福利等方面。
二、公共品市场
公共品供求理论属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范畴，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是其核心。在公共选择理论里，布次南通过研究政治投票与公共收支的关系，推出公共选择所依据的“政治市场”理论。公共品市场在国内外文献中是个空白的概念，因为一般认为，公共品是政府或集体团体供给的产品，并没有通过市场交易，因而就无所谓市场的存在。对此观点，国内理论主流持赞同态度。另一方面，国内部分学者持有不同的认识，如吴俊培1994年提出publicgoods应译为公共商品，刘心一1999年提出“公共商品满足公欲，私人商品满足私欲，市场是两类商品的综合体”的见解，倡导公共品存在市场的学术观。
公共品是否存在市场，应从市场的构成、运行规则、产权特征等方面来考察。何谓市场，市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市场指有形市场，即商品交换的场所；广泛的市场包括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无形市场是指没有固定交易场所，通过多种交易形式达到交易的市场。现代市场随着交易形式的扩展，已形成多样化的市场体系，对市场的理解应上升到交易总和的高度上来理解，只要存在交易主体和交易对象，便会形成一个市场。当然，市场有规范市场、残缺市场，公开市场、地下市场之分，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应指完善规范的市场，这种市场的构造必须具备四个基本要素：（1）有完全产权的市场主体。这里的完全产权，指产权主体具有独立排他的所有权，能自由交换所有权派生权能和获得产权交易的剩余；（2）有合法的交易对象，即有产权被社会保护的可交换的商品；（3）交易遵守市场一般运行规则，主要包括市场进出自由原则、自愿交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4）违反市场规则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即进入市场的主体的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
从产权角度，市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产权主体在法律保护和市场运行规则框架下能够自由地交换产权。从交易的本质上来说，商品的交易首先要完成产权的交易，然后才有商品的完全交换或部分交换。如农户甲用一只羊交换农户乙一袋米，这种交换过程首先发生在两者同意完全交换各自的所有权；如果农户甲把一只羊租给农户乙，每月收取1公斤米的租金，则这种交换是部分交换，即所有权派生权能束中的使用权交换。这两种交换都是交易双方先订立契约（产权交易），后才付诸交易行动，实行实物交换或使用权租借。
市场里的产权主体，既有独立的自然人，又有各种形式的组织（法人），如家庭、企业、各种赢利和非赢利机构。应注意的是，各种组织是通过独立自然人的产权市场交易，才以共同产权主体的形式“法人”进入市场的。如企业便是以相对稳定和长期的契约代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瞬间契约而形成产权共同体（企业法人）。市场里产权共同体存在的原因是通过较固定的产权交易形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带来市场效率；或是共同产权增加的收益大于组织的交易费用。
对私人品来说，由于有着明确的产权边界，即生产和消费都具有明确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因而能通过私人生产和市场交换来生产和消费。而对公共品来说，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生产者无法收回生产成本（消费的非竞争性使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使消费者容易搭便车，不愿意生产或购买）。因此，公共品必须由公共产权主体去提供，这个产权共同体便为政府。
按市场形成的四个基本要素及市场的产权特征，公共品的供求是否存在市场决定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政府是否是社会公众通过公平的契约交易而形成的产权共同体；二是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品是否遵循市场原则。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公共品的产权契约交易与私人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政府就象一个特殊的企业组织，私有产权的主人——社会公众谋取福利，以公共产权主体形式参与市场运作，生产和供给公共品，弥补私人产权单独交易基础上的“私人品市场”所固有的缺陷。
消费市场的定义篇2
关键词：服务理念服务递送系统
服务产品同其他有形产品一样，也强调产品要能满足不同的消费者需求。消费者需求在有形产品中可以转变成具体的产品特征和规格，同时这些产品特征和规格也是产品生产、产品完善和产品营销的基础。但是这些具体的规格对于服务产品来说犹如空中楼阁一般。因而服务企业需要明确“服务产品”的本质或“服务理念”。
服务理念的重要性
首先，服务理念对服务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工业部门中，产品的制造者、生产者、分销者很少有机会直接接触消费者，他们仅能通过最终的有形产品间接的影响消费者需求。服务部门却不然，服务递送系统与雇员都属于服务产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服务递送系统包括雇员能力、雇员表现、雇员态度等因素，它与雇员都直接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实现。从这一角度来讲,明确服务理念对服务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服务理念容易被人曲解。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来自雇员本身。服务无处不在，加上服务业中雇员的行为，特别是前台工作人员的行为又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雇员在行为、能力、态度等方面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雇员理解和推行服务理念。第二个原因来自于消费者本身。例如，一些学生选择国际商学院的目的不是想研究管理学，他们的动机是在国外呆一段时间，这就导致有的学生不愿意努力学习，有的学生根本不具备出国所必需的(语言)技能。
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服务企业需要尽量明确定义本组织的服务理念，明确本公司的服务理念对于消费者和雇员的具体意味。
如何定义服务理念
根据赫斯凯特（J.Heskett）的观点，任何服务理念都必须能够回答出以下问题：服务企业所提供的服务的重要组成要素是什么；目标分割市场、总体市场、雇员和其他人员如何认知这些要素；服务理念对服务设计、服务递送和服务营销的作用。在定义服务理念时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服务最终是由雇员提供的，特别是由那些与消费者发生交互作用的雇员所提供，所以服务企业的服务理念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还要满足雇员需求。从这个角度上讲，服务理念必须包括一套经由多数雇员一致同意的通用价值观。
服务企业在定义服务理念时还需要在服务设计、服务递送和服务营销方面做出以下努力：保证充足的商品补给、保证商品种类繁多、雇佣称职员工、将店址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地段等。
很多公司在定义服务理念时都包含了“提高雇员自尊，增强雇员满意度，加快自我发展，提高服务灵活性”等内容。服务企业在要求雇员提高对消费者尊重程度的时候，首先要求雇员增强自尊，增强雇员对工作的满足感。所以，服务企业在定义服务理念时，必须要特别考虑服务理念对雇员技能和对雇员性格的要求。
服务企业在定义服务理念时，必须保持服务系统中前台和后台的一致性。单纯地考虑前台的需要，而忽略了后台要求的服务理念绝不是成功的理念；反之亦然。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服务理念还要能明确的表达出服务企业需要雇员提供什么标准的服务，消费者可以期望获得什么标准的服务。
如何推行服务理念
服务企业要想成功推行服务理念，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市场细分、定位消费者目标市场和设计服务递送系统。
市场细分
消费者不同，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就不同；因此，需要对消费者市场进行分析，细分出不同的消费者分割市场。每个分割市场中，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消费者需求层次再细分为若干子市场。一个消费者分割市场要尽量与其他消费者分割市场区别开来，并且给予区别对待。例如，基于消费者不同的旅游目的，可以将旅游市场相应地细分为商务旅游和娱乐旅游。
定位目标市场
每个细分市场中的消费者需求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服务企业在提供服务时也要作相应的变动，尽量为顾客量身定做。公司在分析不同的消费者细分市场时，必须注意到以下两个因素：细分市场的整体吸引力及其在服务组织中的竞争力。
消费市场的定义篇3
关键词：媒体传媒;消费主义文化;变异
一、消费主义文化
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是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消费主义文化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迅速蔓延，是当今西方资产阶级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对物品拥有着绝对的占有权和追求享乐主义的权利，它是一种具有消费价值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唯一的目的就是进行消费，为了消费而进行消费。消费主义背离了消费是满足人们需要，促进人类发展的基本概念，它的产生是一种极端的文化现象。
消费主义文化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存在的价值是较为普遍的，并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体系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演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目的。消费主义文化作为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已经逐渐成为生活中的重心，对消费的理解也是越快越深化。当前西方国家人们在进行消费的过程已经不是简单的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进行消费，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进行的消费。
全球化的实质其实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全球性扩张，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最初就要依赖于消费主义文化，也可以说消费主义文化是全球化扩张的动力和源泉，也是全球化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媒体传媒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推广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社会、文化、经济全面发展和媒体传媒市场变革的环境下，我国媒体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媒体消费主义文化的转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媒介符号正在发生从文字语言为根本形态，向视觉形象为主要内容进行转换;媒介的主要功能开始从传统的宣传教育，向现代的消遣娱乐形式进行转换;媒介的人物主体形象从早期的“生产英雄”，转变为以当前社会各个娱乐、体育明星为重点的“消费偶像”。
二、消费主义文化下媒体的运作理念
媒体专业理念和传媒市场理念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运作理念，在媒体专业理念的运作过程中，受众是享有信息知情权的公民，即受众是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其包括了报刊和书籍的阅读者、电视观众、广播听众、网民等等，受众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具有社会多样性的人，传媒应该为受众的民主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和表达的平台。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理念的受众被定为“消费者”，并且强调传播的内容对受众的吸引力和满足受众信息消费的欲望，因此媒体运作要贴近受众的思想和生活，去迎合受众的兴趣和爱好。这种传播价值观已经逐渐的被我国市场化媒体所应用。
消费主义文化使媒体传媒成为市场的推销者，而且正在促使媒体传媒的社会角色发生着本质的变化，就其一般意义而言，媒体传媒应该是信息的传播工具，但是在消费主义文化的环境下，媒体传媒成为市场意义上“销售者”。
在消费主义文化变异的情况下：媒体传媒手首先是自身产品的推销者，它把各种信息和内容推销给受众，媒体传媒就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摊位;媒体传媒其次是与消费主义文化相结合，从而成为市场商品的推销者，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直接推销商品，同样也通过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宣扬间接的进行商品推销。这种运作理念的产生，从根本上总结为“二次售卖”，第一次售卖只是向受众推销有价值的信息，第二次售卖则是向商家推销受众。第一次售卖是第二次售卖的基础，许多的媒体都是通过第二次的售卖才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从而实现了社会消费与媒体的相互联系。这种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体的基本定位，已经成为市场化媒体消费主义文化运作的指导思想。
三、消费主义文化下媒体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下，以消费主义文化理念来运作媒体，就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进行充分的保障，对此媒体的制度安排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主要表现在各个经营部门地位的上升和系统评估体系的变化方面。
经营部门地位的上升，对于绝大多数的市场化媒体的制度安排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媒体中的报纸为例，在一般情况下，国际上通行的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的比例大约为3︰7，而在报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以前，我国报业的采集人员与经营人员的比例大约为8︰2，从中可以看出，经营部门在早期的环境下没有被重视，人员稀少，而且整体素质较差。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有的报社是总编辑进行负责，还有的报社是社长进行负责，总编辑与社长之间的关系由于长期的疏远而无法有效的协调。自近几年全国名大报业进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而实行以报社社长为主导，领导总编辑和总经理负责的全新责任体系。这样一来，经营人员被放在了和采编人员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从而加大了媒体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比重。使两者的地位平等。
媒体已经逐渐成为市场营销的领军行业，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就必然会把信息的“消费”作为内容生产的主要标准。因此，为了适应形式的发展和变化，必然引起新媒体传媒各种机制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出现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现代化生产所造成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媒体的评估体系上，对媒体进行评估主要是通过记者和编辑的评估。受众人员的反映，高层领导的批示，行业部门的探究等等的情况，直接影响到评估效果。这些相应的绩效措施虽然能够促使工作者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些行为的长期作用，会使其在更大的程度上只看到自身的经济利益。
四、消费主义文化下媒体的生产流程
受众的基本概念就是信息传播的接受者，这类人群包括了书籍报刊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视的观众和网民等等。这类人群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
受众群体被视为消费群体，从而受众就成为了媒体传媒的扑捉对象，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媒体传媒想要对受众进行控制，就要积极的为受众进行服务。这种服务已经不局限于媒体传媒的基本目的，已经逐渐的扩展成为获得利益的手段。
媒体传媒在受众问题的处理上，已经成为为其进行生产的主要消费主义文化背景，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媒体传媒使受众从根本形式上发生了转变：一方面是媒体传媒已经把城市作为受众的最大群体;另一个方面是媒体传媒认为好的受众就是强的受众，把消费主义文化对媒体传媒的影响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地域。从这种状态来看，媒体传媒已经出现了倾向性的对受众进行选择，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
面对生产，就需要对受众的消费需求进行认证的分析和有效的选择，只有通过分析和预测，才能够突出媒体传媒在推销行业中的主体地位。如果进行生产、怎样进行生产，已经成为了当前消费目标的主要问题，媒体传媒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表现出两种特点形式：一种是从消费的性质中处理传播的资料;另一种是从使用媒体传媒的生产流程来控制商业生产，形成一种互相融合的结果，在受众需求上达到同时进行的目的。
五、消费主义文化下媒体的叙述模式
对“可消费性”的追求使媒体的模式逐渐的走向叙事化，尽可能的用叙事的方法进行信息的传播。故事叙述的模式，是传媒在市场化的发展中而衍生出来的。当前，各种媒体都在运用叙事模式，向受众进行信息推销，例如大部分主要时段的电视节目形式一般都是采用叙事形式的，如：叙事类的娱节目，包括类节目、情景喜剧、栏目剧、电视连续剧、动作剧集等;叙事性的谈话类节目、叙事模式的新闻专题类节目。近些年随着大量纪录片的增加，开始以法治节目、犯罪报道等形式出现，这些都是以叙述的方式进行信息传播。
市场经济即消费经济，媒体的消费主义文化总是和市场经济紧密相联，市场经济是影响消费主义文化的直接原因。媒体的消费文化变异包含了复杂的文化含义。对传媒市场化以及消费主义文化不能够简单的就给予肯定或者是否定，特别是对中国的媒体市场化和消费主义文化更要从长计议。就基本的立场而言，中国媒体市场化及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社会的伴生物，媒体市场化的形成打破了传统媒介单一的局面，使媒介资源得到了相应的配置。
媒体的世俗化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变异，一改媒体此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面貌，而使之贴近受众的生活，释放人们的欲望，使人们的生活丰富起来。特别是在新时期，媒体的世俗化与消费主义文化在客观上具有推动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进程。中国媒体市场的总体方向、步骤和管理都是国家政府进行主导控制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媒体不会完全走向市场化道路，表面上，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媒体有着主导权，实际上，中国的媒体更多的是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极力迎合市场的需求和受众的愿望，努力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
总之，媒体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使媒体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文化产品的推销者，传播角色的变更使它的运作理念、制度安排、生产流程、叙述模式等都发生了消费主义文化变异，所以，媒体的消费主义文化涵义极深，需要我们以后继续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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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沅恺.基于现代传媒传播方式的演播室空间艺术建设研究[D].复旦大学，2011.
[3]杨魁，贺晓琴.现代媒体的消费主义文化建构[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4]许丽，刘义甫.消费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与中国传媒的异化[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消费市场的定义篇4
一、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运作理念
一般情况下，新闻传媒市场理念、新闻专业理念这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新闻专业理念主要是以为享受信息知情权的民众提供相关信息和表达自己观点与看法的平台，因此，新闻兼职主要是由民众的参与度和责任意识来决定的。与其相比，传媒市场理念中的受众一般是指消费者，通过传播各种信息的方式来吸引更多消费者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因此，新闻运作需要对消费者的趣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上述形式的传播价值观在我国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得到了应用，在对经营者、经济主体等进行明确的情况下，报刊正向着商业化发展，经营媒体也在逐步向着媒体运作理念方面发展。
在传媒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推进的情况下，消费主义文化成为了重要的推销者，以在对消费者的消费情况进行经济性计算的基础上，使商业逻辑在新闻传播中不断推广，最终成为新闻传播活动有序进行的重要动力，最终导致新闻传播被物化的情况出现。消费主义文化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存在的价值是较为普遍的，并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体系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演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目的。消费主义文化作为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已经逐渐成为生活中的重心，对消费的理解也是越快越深化。当前西方国家人们在进行消费的过程已经不是简单的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进行消费，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进行的消费。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给传媒的社会角色转变带来极大影响，最终发生根本性的变异，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还是市场化发展的推销者、环境监测者等，在满足消费者消费欲望上有着重要影响。根据新闻传媒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其在推销自身产品的过程中，将新闻和相关信息及时的传播到民众的手中，使得传媒成为储存各种信息的超市。与此同时，传媒在消费主义文化下进行“二次售卖”，不仅可以将信息传播给民众，还能将广告商的眼球吸引过来，以达到宣传、推销的真正目的。通常情况下可以将社会消费、传媒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次售卖的情况下，能够给二次售卖提供相关服务，传媒所获取的利润都是来自二次售卖。
二、新闻传媒的相关制度
在采用市场化发展模式作为传媒的运行思想的情况下，需要注重相关制度的合理制定，这样才能为新闻传媒正常运作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因此，新闻传媒的制定发生了一定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经营部门地位得到提升、绩效评估体现更加完善两个方面，以消费主义文化理念来运作媒体，就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进行充分的保障，对此媒体的制度安排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主要表现在各个经营部门地位的上升和系统评估体系的变化方面。在实践过程中，经营部门地位的不断提升是传媒在市场化发展情况下，所有制发生转变的体现，例如：报纸方面的经营情况，传统经营模式下采编人员和经营人员的比例是2/8左右，并且，经营部门相关人员数量较少、整体素质水平较差，在实施总编辑负责制、社长责任制的基础上，总编辑、社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无法有效协调的状态。虽然我国对报社方面的管理机制进行了一定改革，使得社长、总编辑、总经理的位置处于同一等级，但是，在传媒市场化发展趋势下，传媒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这种管理制度大大影响了传媒经营的实际效率，因此必须注重相关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传媒的市场化发展。
根据传媒市场化运作的整体情况来看，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实现发行、内容和广告等的互通是迫切需要完成的，把整合营销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才能真正消除传媒企业内各个部门之间的障碍，最终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与此同时，将新闻中的各种信息作为传媒市场化发展的重要标准，根据新闻传媒市场化发展的各种需求，制定合适的奖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才能促进媒体绩效评估体系更加完善。目前，节目、栏目等类型的媒体在进行评估时，需要注重发行量、阅听率和收视率等，例如：将收视率作为电视台的重要评估指标，采用收视率末位淘汰制的方式，不仅可以增强电视节目的趣味性和感染力，还能提高各种灾害新闻、时事新闻、娱乐新闻等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等，最终保障受众群体能够获得质量较高的信息。另外，在对媒体内容的生产者进行绩效评估时，需要根据编辑、记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受众的反响、部门领导的评价等进行合理的考核，以确保记者和编辑等获得的绩效评价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全面性。
三、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主要流程
（一）新闻传媒消费主义的受众定位
在传媒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传媒产品、市场商品的正常销售，需要对受众定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受众提供优质服务，从而提升传媒的经济效益。当前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思想、习惯也逐步发生着转变，传媒内容的生产流程也在发生改变，从整体上呈现出逆推的趋势，使得其生产决定消费向着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向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与受众定位有着极大联系。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媒体逐步以获利为主要动力，并且，广告盈利模式已经在媒体市场化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将广大人民群众设定为受众群体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满足商家对受众群体数量的要求。
在媒体专业理念的运作过程中，受众是享有信息知情权的公民，即受众是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其包括了报刊和书籍的阅读者、电视观众、广播听众、网民等等，受众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具有社会多样性的人，传媒应该为受众的民主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和表达的平台。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理念的受众被定为“消费者”，并且强调传播的内容对受众的吸引力和满足受众信息消费的欲望，因此媒体运作要贴近受众的思想和生活，去迎合受众的兴趣和爱好。这种传播价值观已经逐渐的被我国市场化媒体所应用。与此同时，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受众群体也成为了传媒的主要定位方向之一，充分体现出消费主义文化所具有的优势，这对于提高传媒的经济效益有着极大影响。
（二）消费主义涉及的题材的合理选择
根据相关数据和调查显示，题材的合理选择与传媒内容的生产成本、吸引力、市场风险等有着直接联系，必须以受众群体的兴趣为基本前提，才能在保障小风险、低成本的情况下，获得高回报，做到真正推动传媒市场化发展。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关学者提出了选题的思维空间原则，给传媒节目的题材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传媒的服务质量。但是，受到交通、距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传媒内容的生产成本、报道难度等会存在差异性，因此，在降低市场风险的情况下，媒体需要选择与政府部门
联系较小的社会学话题，尽量选择与民众生活比较贴近的热点，才能真正从社会大众的角度出发，从而保障传媒的经济利益。
（三）消费目标的合理确定
在传媒市场化的过程中，消费目标的合理确定，才能保证传媒内容的正常生产。目前，传媒内容生产具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根据可消费性来进行报道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是，将传媒生产流程和商业流程有机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同时传播信息、宣传和推销产品的目的。因此，根据实际情况，以消费主义文化为基本前提，合理的确定消费目标，才能与受众群体的口味相匹配。
（四）传播内容和商品的融合
在不断推进传媒市场化发展的情况下，注重传媒内容和商品的融合，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推动传媒行业长远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制作各种节目和栏目等时，将商品销售与栏目内容和节目推广相结合，如在少儿节目中，插入与儿童学习相关的商品的广告，不仅可以其到宣传商品的作用，还能提高商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最终增加传媒带来的销售业绩。由此可见，对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趋势、消费能力等有比较全面的分析，并根据传媒市场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传媒内容和商品的融合，对于提升传媒的整体效益有着重要影响。
四、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叙述模式
与一般的新闻相比，在受到新闻可消费性特征影响的情况下，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叙述模式在叙事方式、叙事态度、叙事风格等方面有着一定差异。在消费主义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传媒的趣味性、价值规范、操作方式等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特别是在迎合大众口味、辟谣官方传言等方面有着巨大转变，最终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可消费性的强调。在故事性较强的信息上，采用合适的叙事方式，不仅要对故事的内容进行合理分析，还需要对故事的传播、组织等进行深层挖掘，才能真正体现新闻的价值。例如：比较著名的电视栏目“探索与发现”，将整个传媒内容定位在娱乐性的纪录片这个层面上，通过叙述故事的方式来呈现纪录片的内容，从而增加这个栏目的趣味性和可看性。因此，采用这种叙事方式，通过将历史、地理、自然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联系到一起，不仅有利于观众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还能增强这个栏目的感染力、影响力等，最终达到提升传媒效益的目的。
二是，具有一定严肃性特征的题材在选用时，需要注重叙事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构建的大环境下，传媒市场化发展是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实际需求，因此，在选择具有严肃性特征的题材时，必须采用合适的叙事手段，才能避免社会秩序紊乱、误导等情况出现。例如：在“焦点访谈”这个电视栏目中，将当期社会发生的热点新闻以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不仅不会给民众带来不良影响，还能达到增强民众社会意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等多方面的作用。
三是，叙事模式的转变与媒体的风格定位、整体内容、自身情况等有着极大联系。因此，需要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各种焦点和热点新闻等来确定故事的选用，才能在市场经济水平快速提升的情况下，满足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需求，最终推动我国传媒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根据传媒不断发展各个阶段的相关分析可知，消费主义文化带来的影响，使新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解放了中国新闻生产力、实现新闻民主化，还推动消费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相适应。由此可见，传媒市场化发展与消费主义文化有着极大联系，不仅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还能及时消除传媒运作各部门的沟通障碍，最终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逐步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最终推动我国媒介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消费市场的定义篇5
随着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全球传播早已不可避免，在大众传媒方面，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所提供的可能，全球媒体(跨国媒体集团)的不断扩张和世界范围内媒介市场化浪潮的广泛推进，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当代转型中，全球媒介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正日益明显。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传媒拜物教”。消费主义色彩的媒介传播已经成为市场环境下传媒的基本文化生态。
消费主义与消费主义传播。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以后扩散到世界各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对物质享受和感官享乐的迷恋。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消费主义主要体现为物欲至上，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生活的主导价值。
作为一种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各个层面的文化形态，消费主义的影响也已经渗透到大众传播媒介，使全球传媒文化正在趋向消费主义化。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20世纪80年代，传媒市场化、自由化、商业化和放宽管制的改革浪潮席卷欧美，这一切意味着欧美媒体管理在总体指导思想上由公众利益向商业利益的倾斜。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媒介被理解为单纯的“烤面包机”。公众利益也被理解为报道公众感兴趣的东西。由此，媒介机构被完全等同于经济体制的生产商，受众则被理解为消费者及市场。为了实现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其市场运行及生产行为不能不瞄准公众消费动向，不能不围绕消费旋转。“顾客就是上帝”这一口号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正是市场经济着眼于消费的运作机制和西方社会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使新闻传媒出现了消费主义的倾向。
消费主义传播是指传媒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为强调物的符号意义及其为营造“消费社会”的氛围而进行的传播活动及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主要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市场入主传媒、商业逻辑支配媒体。传媒消费主义是以市场、商业逻辑为驱动力的，而商业逻辑执行的是利润最大化原则，传媒为利润而生产，受众成为消费者。这种消费主义传播的内容正实现着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大力张扬，直接体现为新闻娱乐化现象的盛行，硬新闻软化，软新闻娱乐化。第二，对受众的重视发展成为受众至上，认为受自由选择的市场模式可以为受众提供最为多样化的视听服务，实现效用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任何来自外部的干扰都将破坏“看不见的手”所能发挥的作用，损害受众的视听权益。积极要求放松管制，认为政府在产权、并购等方面施加的强制性约束并无必要。拥有媒体帝国的梅铎就认为，“现在是自由与选择的时代，而不是控制与稀缺的时代，市场竞争是保证新闻自由最基本的条件，只有打破公共服务媒体的垄断，才能进入一个真正的‘传播媒体自由沟通’的电子信息时代”。
消费主义传播的政治后果。传统的政治生活随着公共话语平台的建构和信息传播业的发达，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容易受到传播的影响和舆论的合力作用。
消费主义传播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消费主义传播对政治习俗与政治心理产生了一定影响，有利也有弊。政治习俗可以定义为一定社会群体对待政治生活的观念、看法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心理活动及行为方式。消费主义的大量传播对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是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最终发展成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种文化因子对人们价值观的渗透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过去被认为是严肃的、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开始慢慢被抹上了“恶搞”、“搞笑”的娱乐色彩。人们对传统文化和政治权威失去敬畏，主观上也使得儒家传统的精英文化和精英政治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成为全社会人民都可以发表观点、可以参与的公众事件。这不能不说是等级政治习俗的改变和政治心理的解放。在传播方式的扩展和自我表现的心理作用下，在政府职能、行政决策与实行、民意表达等诸多方面，消费主义的传播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其次，消费主义传播在生活政治中产生的影响。生活政治是社会学家吉登斯为解决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提出的一个概念，生活政治主要回答社会中的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关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关心个体进行生活决策和作出选择的自主性以及由此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在生活政治中，大众传媒的作用并不表现为国家权力由上至下的政治控制的中介，而是成为没有政治权力做后盾的生活政治形成与表达的主要中介。生活政治要想产生广泛的影响离不开大众媒介的传播，媒介的报道在有形无形中也会为公众表达出一定的利益诉求，或形成一定的舆论导向，对公众的政治议题产生影响。此外，广告作为消费主义传播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使一些特定消费品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消费品以外的意义。如在轰动全国的宝马撞人案中，象征身份与地位的宝马使民众迅速联想到宝马汽车与特殊政治身份的联系，并希望了解司机是否会逃避法律制裁，因此在网上迅速引起了对肇事主角苏绣文身份的猜测大讨论，乃至上海奥迪撞人案发生后律师特意向媒体强调司机并无显贵背景，普通的交通事故转变成了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这证明消费主义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活政治影响的扩大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虚假的“消费的民主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消费主义宣称在交易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们花同样的钱就得到同样的消费品，而事实上由于购买力的不同，消费面前的平等实质上是不存在的。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设置了虚假幸福与民主的欺骗性命题，以欲望的书写将社会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等转变成了消费形式上的民主，“而将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掩藏了起来”。全球约有13亿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开支相当于每天一美元或以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靠破坏环境来维持生活，而同时传媒在不断地鼓吹“贵族”、“白领”的生活方式，塑造人们的消费欲望，甚至提倡一些“超前的”消费以使消费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种种不切实际的消费既带来了对自然资源不必要的浪费与破坏(比如过度开发旅游业、不合理的土地征用、提倡私人购车等)，同时也激发了因社会差距、贫富差距而带来的攀比心理和怨恨情绪，造成了社会政治的不安定因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人们在盲目追求消费时如对珠宝、汽车、房地产等奢侈消费品占有数量上的不平等，实际上量化了政治、经济生活的不平等，使社会差距、贫富差距从传统上隐而未见的位置而大白于天下。由此引发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政治向更加公平和透明转化。
消费市场的定义篇6
[关键词]消费主义文化；品牌；品牌塑造
[中图分类号]F27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0-0018-02
现代市场环境中，文化因素始终是企业关注的要点。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文化就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四大要素之一。文化因其自身固有的特性影响着消费需求，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形成相对独特的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社会生活以及消费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行为和消费环境的总和。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同信念，即约束居民消费行为或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文化倾向已经显现，我国企业如何在这一背景下搞好品牌建设，就成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1消费主义文化倾向的不断扩张，使得品牌的重要性与经济价值不断凸显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消费行为也跟着发生了改变，消费主义文化倾向不断得以扩张。消费主义文化不同于我们常说的经济意义上的消费，经济意义上的消费主要是通过购买行为获取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消费主义文化是指一种生活方式，即消费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更多地是在不断追求被刺激、被制造出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只是商品的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还有他们的符号象征意义，特别是后者。合理满足消费的使用价值与无度占有符号意义的消费是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活伦理观念与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消费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大众传媒推动和扩散，把越来越多的人都卷入其中的一种消费型生活观念和消费方式，驱使人们不断追求高档，无止境地向往名牌。
在我国，消费主义文化的接收者和践行者主要集中在城市中高收入群体，他们受其经济收入条件的支持，在消费行为上主要表现为注重个人享受，讲究消费的洋化、高档化和品牌化。据相关调查显示，高收入群体在饮食、服装和耐用品的消费偏好上具有较大的趋同性，77%的中高收入居民在购买衣着时看重服装的款式和品位，在品牌上表现了较高的关注集中度，而在家电等耐用品的消费上也表现出了对品牌的关注度。城市中较高收入者占有的消费资源丰富，他们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光顾高级消费场所，从事富有娱乐性、技能型和知识性的休闲活动，其购买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的意向远远大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商品所承载的不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还有地位品位身份等符号象征意义，在追求使用价值需要的消费得到满足后，在大众媒介的推动下和消费心理的作用下，人们自然就把消费兴趣转移到了商品的符号意义上了。这一点不仅是城市高收入人群的专利，其他收入群体包括城市中低收入居民和乡镇农村居民也具有类似的消费行为倾向，只不过对消费对象的具体指向不尽相同而已。
受中高收入人群的示范作用和媒体的推波助澜，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一部分有经济能力的人群已将消费主义价值观体现在现实的购买行为上，而那些尚不具备高消费能力的人群则在消费观念上也逐渐有了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城市青年群体成为这一方向的主流，他们首先在观念上认同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在与消费主义消费水平相适应的经济独立能力和支付能力还未确立之前，他们更多的是靠逛商店、买假名牌、穿时尚服饰来体验感受、积累经验，为今后成为现实的消费主义消费者做好观念上的准备。市场的变化，消费行为和方式的变化，必然决定着企业战略策略的调整与改变。如今，象征一定生活品位与风格的品牌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对象。一个企业只有在品牌上独树一帜，在消费者心目中烙下深刻的印象，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消费主义文化下企业品牌的塑造更具内涵
当前，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环境都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使消费文化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适应这种变化，企业必然需要更加重视和加强品牌的塑造与建设。
2.1品牌应更加富有情感内涵
品牌一直以来都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而这种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土地、货币、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构成企业的诸多要素。品牌一旦树立，其不但有价值而且不可模仿，从而形成企业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为企业带来直接且长远的经济效益。品牌已成为现代企业的生命和灵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态势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消费者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话语权，具备崇尚和选择品牌的条件。人们期望产品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能带来更大的心理满足感和愉悦感。于是，消费者对品牌层次的追求一步步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就不能再只把品牌看做是一个简单的标志符号，应该说品牌是一种文化现象乃至文化系统，文化是构成品牌的本质要素，是它的内容和形式，甚至全部，而不是它的简单装点和附庸。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知道，人对品牌的需求具有层次性。尤其是随着品牌竞争的加剧，以及消费文化中人们更注重视觉的美感和心灵的愉悦感，更使得消费者对品牌情感内涵的追求或多或少地成为必然。于是，对于企业来说就应该适应这样的变化，把品牌发展定位在不同层次上，深入挖掘品牌的情感内涵，从而实现企业与消费者双赢的局面。因此一个企业要成功地构建品牌，就应当注重消费者对品牌情感内涵的追求，用丰富贴切的情感内涵取得消费者最大限度的满足，从而正确引导消费者个性化、随性化的消费文化，最终使消费者摒弃消费的善变型而成为忠实消费者或终身消费者。
2.2品牌应更加蕴涵文化韵味
品牌不仅是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也是社会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它对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观念产生着重要影响。消费者在消费品牌时，不仅是在消费实体产品，同时也消费着品牌所承载的文化。难怪有人说：做营销就是做文化，只有做足了文化功夫，营销才可能有成效。品牌文化是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总体印象、感知感觉和附加价值，是企业经营观、价值观、审美因素等观念形态和经营行为在品牌上的集中结晶。因此，企业在品牌建设上，要结合自身特点对核心文化价值观等观念作必要的转换以形成特有的品牌文化，从而让品牌蕴涵丰富的文化韵味。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及市场态势的变动，企业动态且稳定的品牌文化意蕴逐渐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被消费者所接受，由此适应了消费者消费趋向品牌化的这一特征，并影响消费者对该品牌的美誉度和忠诚度。从战略和长远来看，将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3品牌应拥有较丰富的产品体系
品牌代表了产品、企业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价值往往通过产品得以实现。成功的品牌总能将其形象深入人心并具有广泛的目标人群，这样其品牌就能够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全球性的大众化品牌的代表，世界许多知名品牌都拥有多种产品的组合。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很难具备品牌塑造的持久发展动力。就市场上消费者需求千变万化和消费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而言，任何一个品牌若想在市场上得到良好的发展，有时需要把特定的产品卖给特定的聚焦人群，实现市场的聚焦，但有时过于聚焦又会失去很多市场，特别是在中低价位产品的市场，这时又需要提供最多人共同需求的产品。所以很多时候，品牌的构建需要具有清晰的脉络，兼顾消费者大众化与聚焦化的需求，构建起多层次多种类的产品体系。为此，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不同的产品或副品牌，针对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满足其聚焦性的要求。而在保持和构建大众化品牌方面，企业可以围绕着技术创新和捕捉消费者需求变化方面提升层次，用丰富的产品内涵及核心价值展现品牌形象，从而使得大众消费者在与企业双向沟通的基础上，通过恰当且方便的购买过程，愿意支付相当的价格来满足自身真实的需求和欲望，最终达到消费者需求与企业的品牌实现整合双赢的效果。
3结论
消费文化的变迁必然引起对传统品牌构建的认识进行再思考，现代品牌理念和构建技术也必然要进行某些消费文化特征影响下的修正。一个优秀的品牌创造者应在消费者的需求与文化取向的基础上走在消费者的前面，针对不同的目标消费群去创造需求，最终完成适应消费文化趋势的品牌嬗变，从而从文化经济的视角塑造出承载过去、现在与未来文化的品牌。
参考文献：
[1]朱捍华，季瑞国试论中国当代消费文化的现状和发展态势[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
消费市场的定义篇7
关键词：消费时代文学；生产；危机
目前，中国的文学主要呈现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相鼎立的状态，主要概括为在市场经济下当代文学的存在形式，在消费市场中不断开拓的方式等。如何坚守文学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是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在感官欲望、翻奇求新以及坠入时尚的消费时代，应该始终坚持文学理论的引导，在实践活动中采用积极灵活的方式较好的维护文学的自主性。
一、在传统媒体时代下文学的存在形式
（一）审美的创造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是指文学既是对现实的模仿，又是对现实的回应，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作家对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的记录和反映，更是作者对目前社会生活中人们对现实的态度，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是经过作者的创作，思想家的认可，思想家的反映，形成具有功利性的审美创造，最终使人们对文学的本质能够较好的理解。
（二）意识形态
在中国文论史上，没有一位思想家较为明确的提出过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提出，使得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影响下，将这种文学的意识形态具体的应用到了实践当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展，导致文学的意识形态被简单化、片面化，造成巨大的文学损失，在新媒体时代下，淡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得文学的本质受到了现实的拷问[1]。
（三）道德的象征
作为道德的象征文学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逻辑演变的过程，中西方古代文论史中，解释文学是道德的象征，是世界本源的反映。随着文学进一步的发展，美逐渐转化为伦理象征。
二、文学和消费的关系
（一）文学倾向于享乐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文学趋向于享乐主义，市场成为社会的杠杆，是文学发展成为享乐主义的主要原因。文学和市场具有较为不同的价值取向，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对立性，文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意“雅”的体现，主要归结于精英意识，消费的现象是“俗”的体现，主要立足于大众文化。目前，文学主要倾向于享乐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产生，另一方面是受到了消费主义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通过新时期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观察到，文学自律性观念不够强，文学的道德功能如果出现简单的情绪化拒绝，就会逐渐偏向享乐主义，导致消费市场中的经济逻辑和大众媚俗占据较为重要的席地[2]。
（二）文学倾向于享乐主义和自律性的关系
新时期的文学发展，符合实际的逻辑主要表现在自律性诉求不受到限制，按照人们的情绪化进行发展，使得文学以自律为名，同时与消费时代的通俗化价值取向相互吻合，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促进了文学享乐主义的进程，文学和市场是否对立，文学的自律性，是否代表着文学需要离开市场经济，通过文学和美学发展得出，文学和市场的对立是相互转化的，目前，文学观念和体制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在文学自律观念角度上，可观察到文学和市场的对立关系不是恒定的，艺术的高雅和自律性法则的确立，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市场的产物，因此，市场和消费维度阐释文学享乐主义不符合文学发展的事实，根据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找到一定的依据，进一步的分析理解了文学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市场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文学和市场之间的对立关系不是恒定的，马克思之前提出，要分析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不能将物质生产当作范畴进行考察，要以历史的形式进行考察，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物质均以所处阶段的具体形态进行表达，精神生产是指主要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意识存在形态，在处于具体阶段的物质生产中，精神生产同样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将具体落实到文学领域当中，可成为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同时受到历史阶段物质生产的制约，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文学会表现多重特质，除了自身具有一般文学的艺术性外，同时也具有时代性，在市场经济中文学是双重组成产物，即为艺术和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的结合，是文学历史性的重要体现。
三、结语
在新时期的形式下，在消费主导的市场环境中，要积极的、深入的了解文学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充分的认识到文学的双重性，使得文学和消费在符合历史的规律下能够共生，在消费式的生产方式中赋予了全新的价值。
参考文献：
消费市场的定义篇8
一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人们翻身做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有效经验以供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毛泽东意志主导全中国以及意识形态僵化，导致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下的「重集体本位，疏个人本位的伦理型社会。这种伦理型社会是一个整体性、同质性社会，也有学者称之为「总体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几乎控制着全部社会资源，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如基本生活品、身份的合法性、就业、教育、社会地位和权利等，无不由国家掌握，并根据每个人的政治表现由国家赋予，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任何自觉或不自觉控制社会资源的意图、尝试，都被视为对国家权威的挑战，从而遭到批判和斗争2。
正如《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所讲到的，在这种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各种生产进行控制并且通过再分配体制分配社会财富，许多商品退出了流通领域。在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中，公共消费占主导地位，居民个人的消费则被忽视，甚至被压抑。计划分配和低水平的私人消费导致了消费和收入的平均主义，居民过着一种「大众消费模式的生活，如穿着同一种衣服，吃着同一种食物，享有同样的休闲活动。卢汉龙认为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模式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是明显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不允许拥有生产性的物质，对消费商品的拥有成为个人财富的主要形式。3这种坐享其成、不愿扩大再生产的消费观念，至今还是禁锢中国人头脑、束缚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
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打破国家和各级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权，通过引入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分配利润的主要手段。尽管从全国整体来看，国家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各级行政权力在个人生存与发展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社会已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它可以发展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提供影响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领域与机会。因此经过十几年的改革，这个整体性、同质性的社会已经受到巨大冲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居民收入的变化十分迅速，除通货膨胀外，从1978年到1990年，人均收入成倍增长，从1990年到1994年增长了30%，城市居民的储蓄从1978年的1.85亿，到1990年增长到62.5亿，1994年增长到192亿。而消费品如洗衣机和电冰箱，以前为少数有着特殊关系的人所拥有，现在成为日常用品；一系列以前靠外国进口的产品现在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经销的普遍用品……4。正如戴慧思在引言中所论述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人们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新的社会话语词汇和通过新建的商业零售店获得了新的闲暇方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真是一场消费的革命5。
本书各章分别从住房、儿童消费、服装、食物市场、麦当劳、迪斯科舞厅、情感热线等各个方面，考察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如维克（annVeeck）在〈市场的振兴〉（"theRevitalizationofthemarketplace:Foodmarketsofnanjing"）中认为，食物一直以来是分析身份、角色关系和社会仪式的主要手段，他通过对南京食物市场的调查发现，南京居民在购物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是为了满足全家人的营养以及维系家庭亲密关系，而这种购物准则是不会改变的。弗雷泽（DavidFraser）的〈对绿洲的投资〉（"inventingoasis:LuxuryHousingadvertisementsandReconfiguringDomesticSpaceinShanghai"）一文指出，关注家庭生活是上海社会发生转变的一个指标，而购买私人住房则是创造美好家庭生活方式的第一步。通过对上海不动产广告的分析，作者认为购房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为了拥有更幽静、温馨的家庭环境和具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排外感。同样，吉勒特（marrisGilletle）在〈婚纱──西安回族的新娘〉（"what'sinaDress?BridesintheHuiQuarterofXi'an"）一文中对婚纱消费进行了研究，考察不同的人赋予婚纱的不同意义，发现花在服装上的消费，愈来愈成为人们重新定义自身、表达对现代性认同以及创造个人想象的一环。除此以外，欧文（Kathleenerwin）在〈电话的沟通与心灵的交流：家庭价值、性和上海谘询热线的政治〉（"Heart-to-Heart，phone-to-phone:FamilyValues，Sexuality，andthepoliticsofShanghai'sadviceHotlines"）一文中，分析了听众致电广播节目和谘询热线中所使用的社会话语，发现社会话语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人们能就从前被视为「忌讳的话题如爱、性、家庭进行讨论，从而「说明人们获得了在过去通过控制或惩罚的旧式作法不能得到的最大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空间6。
赵文词在后记中高度评价了这场消费革命，认为这是继1949年政治解放以来的第二次解放，并且具体分析了消费革命给个人带来的四种自由：首先，消费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免除饥荒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其次，人们享有了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再次，人们享有了表达的自由；最后，这种自由还表现在人们享有私人生活的权利上。赵文词既看到了消费革命最终是「人的革命，又看到了这场消费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消费已不再仅仅作为生产的「附庸，而是日益独立开来，发挥着启动经济、稳定社会等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它已不再停留于满足人的自然需求上，而是日渐发挥着张扬个性、完善自我的作用，成为「人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消费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带来了在新的历史形式下，人们寻求富足生活的新自由。它真正把现代化的「要义放在人的需求和发展上，从而宣告了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起航，标志着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纪。 二
《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对中国城市消费变革的论述是在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中进行的。依循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国家─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三层结构论，本书在质疑中国消费革命能否滋生和培育「公共领域的同时，也论述中国消费革命在变化了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特有表现。
尽管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解存在分歧，但大多数撰稿人认为不能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虽然自1978年以来，国家从很多领域撤退，让社会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市民社会的出现。国家只是表面上撤退或从一些不危及其利益的领域中撤退，实际上，国家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如建立一种新的权力结构来实现对社会的「监控。
旺克（DavidL.wank）在〈香烟以及在中国商业网络中实行的控制〉（"CigarettesandDominationinChineseBusinessnetworks:institutionalChangeduringthemarkettransition"）一文中谈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对以维克托·尼（Victornee）为主要代表的三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假定在经济的自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中存在积极的一致性。维克托·尼认为市场经济会导致国家行政权力的下降，从而削弱具有毛泽东时代特征的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实现社会整合。旺克认为建立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商品流通是镶嵌在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即包括企业家之间的水平联系，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商业化的「顾客主义联系以及企业主和「新劳动阶级之间的「劳力规训的关系等。因此，经济分配的自治和社会的整合并没有导致行政权力的下降；相反，在企业主和官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旺克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认为7：
在中国再分配经济体制下，以市场为基础的消费变革的结果应该被归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而不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这种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相关的制度的改变可以发生在一个民主或专制主义的背景中，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背景下迅速实行市场化的。
同样，克劳思（RichardKraus）在〈南京公园中的公共纪念物和私人乐趣〉（"publicmonumentsandprivatepleasuresintheparksofnanjing:atangointheRuinsofthemingemperor'spalace"）一文中认为，在反映个人兴趣和观点的公共领域和有助于保护和提升个人政治权利的市民社会之间不存在一致性。他不同意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理解8，反而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公共领域，中国也不例外，但他得出了同旺克相反的结论：由于中国共产党把其合法性建立在提高消费商品的成功上，通过放弃更多的社会空间给个人占用，并且通过允许中国居民无穷占有社会资源的欲望合法化，而无意识地减少了政党的影响力和合法性。
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这对范畴是来自于西方的文化概念，它植根于西方的历史实践和心智结构。当把这对范畴移植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时，便会出现许多理解上的偏差。在西方人士看来，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作为两股讨价还价的力量，似乎两者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只能是在国家领导下进行，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国家必须从社会领域中退出，让社会力量得以滋生和壮大，使社会成为一个强社会，而不是弱社会；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力，以更好地动员人们进行市民社会的培育，使国家成为一个强国家，而不是弱国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在处理这个悖论上，存在着不少理解上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从社会大部分领域撤退，使得国家的能力在减弱，如克劳思。有的则认为由于国家采取了新的形式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国家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如旺克。
迈可·曼（michaelmann）的国家权力观为解决这一悖论提供了分析的思路9：
（迈可·曼）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pow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根据这两种权力强弱的状况，迈可·曼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国家作了分类，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其一，两种权力均弱型，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其二，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等传统帝国；其三，弱专制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官僚制国家；其四，两种权力均强型，当代的集权主义国家如中国即属此类。
由此可见，集权的政府与强政府不是等同的概念，集权的政府，即享有宽泛权力的政府，完全可能是一个在能力上比较软弱的政府。中国完全可以一方面简政放权，让各部门「自行其事为市民社会的培育创设条件；一方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提高中央权威对社会的控制，以此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欧文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说明了国家对社会渗透能力的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民主化进程对迅速推进现代化的中国而言仍任重道远。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认为这场消费革命是不彻底的。尽管市场经济的发挥减少了官僚机构的再分配权力，工作单位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然而，在这个转型时期，再分配的权力仍旧存在，并以决定性方式影响消费。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企业的成员利用职务之便，把集体的资源用于私人或个人消费，即「公款消费。除此之外，由于国家在资源分配上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市场所需的信任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使得私人企业通常求助于国家官僚体制中的个人关系来寻求保护和获取稀缺资源。这就出现了如黄宗智所说的在国家、市场之外的「第三领域的形成，并为个人和企业的「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对奢侈品的消费正好起到了这种中介作用。《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通过对炫耀性商品如保龄球、香烟等消费的论述，说明了国家政府官员、私人企业主和国营企业管理者之间如何互动来获取各自所需的资源的情况。通过对社会资本的论述，本书认为国家和市场的界线有时是可以逾越的，商业精英依靠从国家人中获得的特殊的「优待来发展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被「殖民化，公共资源遭到破坏。以上提出的问题的确发人深思。
转贴于三
赵文词在后记中指出，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自由必有限制。中国的这场消费革命也是如此。在指出伴随消费革命而来的限制的基础上，他认为在消费革命中潜伏着四种威胁：第一，关于国营企业的命运问题；第二，关于城市「新贵的问题；第三，传统价值和工具理性的二律背反问题；第四，中国是否会像美国那样出现反消费主义的运动。本人认为以上几个问题都可归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消费主义、发展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对于发展主义的困境问题，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之进行了批判。发展主义是一种提倡数量、忽视质量；注重经济指标、忽略人文价值；损耗资源、破坏生态的发展观。自建国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发展主义：第一种类型存在于改革开放以前，这是一种片面、盲目地强调生产和积累，抑制消费的发展主义；第二种类型存在于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受西方的影响，它把西方发展经验普遍化为全球的「通用真理，忽视了特定的、本土的文化与社群脉络，注定是片面、畸形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这种发展主义在中国的登陆是不争的事实，如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滑坡；一味追求功利，使得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丧失等。
消费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并不是和发展主义同步进行的，严格说来，只是到了90年代初期的繁荣以后，消费主义才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日常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开始四处蔓延10。注重生产、忽视消费的发展主义与强调消费、疏于生产的消费主义是冲突的。在中国，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表现是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一些「新富为享受发展的成果，常常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显示其「出人头地；另一方面「自80年代中后期，就不断有人鼓吹『高消费，认为这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则为许多人纵情消费提供了崇高的理由11。激发人欲、追求功利的发展主义，铺张浪费、炫耀身份的消费主义与讲求伦理、黜奢崇俭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有矛盾的。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从而获取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呢？
卢汉龙〈在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中建立小康社会〉（"toBeRelativelyComfortableinanegalitarianSociety"）一文似乎为以上问题提供了答案。卢汉龙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构想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小康社会的规划与传统文化如《礼记》的渊源关系，并且论述了不同社会理念下不同的消费模式和生存态势。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里，以毛为首的领导人把传统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和毛所描绘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混同起来。但是当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践使社会各方面陷入萧条、瘫痪状态时，邓小平开始了在伦理上被认为是低于「大同社会的「小康社会的规划，在这个社会中，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社会存在着不平等，政府则通过法律来管理人民。
卢汉龙认为中国是在一个有着浓郁的平等主义取向的社会中开始「小康社会的规划的，而「小康的社会理念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一方面小康社会的渊源来自于儒家经典《礼记》，很容易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另外小康社会奉行的准则如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的不可避免以及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等，都是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暗合的。卢汉龙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中国如何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走上一条充满希望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卢汉龙既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把邓的「小康社会构想和《礼记》作简单对比亦有失偏颇（毕竟两者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另外，他也没有说清楚小康社会之所以能够整合社会主义成分和市场经济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理路。
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居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使用。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和动力，消费对生产起反作用。消费不仅有经济上的依据，而且有社会学上的意义，一定程度的消费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状况，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和社会风貌。马克思把消费资料分为三类：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通过对三类消费品的划分，马克思从一定侧面上揭示了人的三大本质需要，并且通过对人的这三类需要的满足程度来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民主状况。随着科技进步和物质生产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经济与生产愈来愈依赖于消费者，受消费者所指引。由于消费直接取得人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因此消费已不是一般的经济环节，而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12。
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束缚，中国传统社会倾向于以社会关系的透明性作为对富足社会的追求。儒家经典如《礼记》通过对天下为公、天下一家构想的描绘，纯粹强调社会关系的透明性，以表达人们对一种伦理型的理想社会的诉求。萨林斯（marshallD.Sahlins）说过，贫困并不在财富的量少，也不在于简单地理解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归根结柢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3。以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知足常乐的古训，社会主义信念在中国的深入人心，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攫取超额利润的贪婪（西方人倾向于以物质丰裕作为对自由社会的诉求，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曾对此进行批判）。
如果说，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强调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和互补性足以使当时的人感到社会丰盛而不是贫困，那么当世界大势、现代化的潮流已经打破知足常乐、民风淳厚的农业社会时，就需要建构一种发展经济、刺激需求、确保公平的新社会。每个人都能获得充足的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都能获得个人充分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这是现代化的应有主题，也是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之源和衡量其自身文明程度和先进水平的标准。
邓小平审时度势地实现了这种转变。他高瞻远瞩地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由伦理本位向生产力本位的转变，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明特色：第一，引进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商品市场，开放社会途径，为每个人的发展和完善自身提供各种有利条件；第二，立足传统，始终保持社会关系的透明性，力求在社会结构上体现社会公正，减少贫富不公，但并不像卢汉龙所分析的那样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对传统的「否定之否定。因此不难看到，中国正以崭新的面目为全世界所瞩目。但是发展主义、消费主义在中国引发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注释
1;12 戴慧思（DeborahS.Davis）、卢汉龙：〈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社会学研究》（北京），2001年第5期，页117；117-18。
2陈晏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页107。
3;4;5;6;7 DeborahS.Davis，ed.，theConsumerRevolutioninUrban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0)，130;1-2;2;13;286.
8克劳思（RichardKraus）在这一章中认为西方对中国公共领域的讨论经常把两个独立的概念即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混合。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更是把公共领域同市民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克劳思认为中国学者不必采用哈贝马斯的定义，因为所有的社会都有一个公共领域。
9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页18。
消费市场的定义篇9
关键词：市场流通基本法；立法；适度干预经济；消费者
一、导论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市场流通立法。2003年商务部成立后，配合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已经起草制定了一批框架内的法律、法规(如直销管理条例、商业特许经营条例、城市商业网点管理条例等)，同时根据工作需要和框架的指导也已制定颁布了一批部门规章。但是，我国目前商事立法比较混乱，尚未形成体系，并呈现出一些立法空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务部目前正积极研究对已经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系统化和有层次的整理，将具体规则抽象成系统化的法典，制定商品流通法(市场流通基本法)，以更好的促进我国商品流通业的发展。2008年，商务部将对框架进行修订，并且计划于2009年提出《市场流通基本法》草案。法学界应该加强该领域研究，为市场流通立法献计献策。
目前提出的《市场流通基本法》的体系框架主要包括市场主体法、市场行为法、市场秩序法、市场监控法等部分。在市场主体方面，主要涉及以下规定：批发商；零售；经纪人；交易市场；商会与行业协会；商事登记等。在市场行为法方面，主要涉及以下规定：连锁和特许经营、无店铺销售、电子商务、物流、商事、佣金、商业促销、分期付款销售等。在市场秩序法方面，主要涉及以下规定：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商事交易管理、知识产权、价格等。在市场监控法方面，主要涉及以下规定：商业网点规制、生活必需品应急管理、特殊商品管理、特殊行业规制、中小企业促进、传统特色商业保护等问题。
可见，目前提出的《市场流通基本法》体系框架比较宏大。市场主体法和市场行为法调整的主要是横向法律关系，是传统商法的规范内容，而市场秩序法和市场监控法调整的主要是纵向法律关系，在传统分类上属于经济法的规范内容。在经济法出现以前，公法与私法的界线相当明确，法律的部门法归属并不难。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出现打破了公法和私法的明确界线。作为涉及经济领域宏观调控的市场流通法，其定性如何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根据传统法律分类理论，《市场流通基本法》很难归入商法或经济法，应该定性为一部商事经济综合法。
在市场流通立法中，涉及一些技术性问题，比如如何协调《市场流通基本法》中的市场秩序方面的规定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基本规定，如何协调《市场流通基本法》中的知识产权方面规定和《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专门立法中的规定，也涉及一些原则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在市场流通立法中，原则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是必须首先予以明确的。只有解决了该问题，才可在根本原则的指导下展开具体规则的制定，否则容易发生规则之间的互相矛盾。我国《市场流通基本法》尚在起步阶段，法学界应该为这一部重要法律的制定开展一些有益的研究。本文试对市场流通立法的应有原则进行探讨。在市场流通立法中，有必要重申适度干预经济这一基本原则。现代商事经济立法也应该引入“以人为本”的观念，本在市场流通立法中应该以消费者权利保护为导向。
二、适度干预经济
尽管有着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学说和思潮，近现代主流观点仍然认为适度干预经济是国家的权利和职责。对国家干预的经济法解说始终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重大难题，经济法的各种学说莫不围绕国家干预展开，因为国家干预是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与学科特质的基石。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一部运作精巧、成本低廉、效益最佳的机器，有效地调节着经济运行和各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但市场却无法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在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外部效应、公共物品、社会分配、限制垄断、抑制经济波动、社会道德以及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等方面也会失灵，于是就不得不借助政府力量予以矫正和弥补，这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由。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起着自主调控经济运行的作用。但由于市场运行条件的缺失及市场主体对利益无限度的追求，也会造成市场失效，从而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此情况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保障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必要手段。但是政府干预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发挥弥补市场失效作用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对市场的运行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就呼吁政府干预的适度性，也就是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不是否定或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恰恰是弥补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市场和政府是相互伴生、缺一不可的，国家有必要介入经济以克服市场失灵，但为避免政府失灵，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经济，当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需加强，而当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国家干预则需递减。
适度干预经济作为各国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还必须考虑另一个因素。我国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是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和国家干预由全面转向有限的过程而提出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否认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突出强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的直接经济管制。折射到经济法领域就是把经济法看作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和垂直经济关系的规范，把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理解为全面干预。1992年我国开始推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的改革，要求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干预)能力，缩减国家的微观管理职能。与此相应，经济法也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方向，把调整对象重新界定为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把基本原则修正为适度干预，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为维护经济的协调和持续发展。这样，我国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也得以最终确立。可见，适度干预经济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适度干预经济作为国家治理和经济法律的根本原则，在市场流通立法中仍然有必要进行重申。良性的经济法应该反映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并且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而变迁。由于经济社会化进程的繁杂以及经济社会化变迁的频繁，经济法上干预的对象、方式、范围及干预深度都不恒定。百余年的经济法历史就是一部干预对象、干预方式、干预范围及干预深度不断变迁的历史。但经济法的发展史却表明，适度干预经济是国家进行市场法治的最佳模式。
政府适度干预经济这样的提法中蕴涵着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适度”，如何界定适度将是法治社会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法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府适度干预经济由立法、执法、司法等阶段综合组成。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体现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公正原则，政府在行使职权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时，应当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对所有市场主体，不分内资企业、外资企业都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其次，还应该考虑效率原则，要促进政府职能向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转移，要增强政府效率意识，相同或者相近的职能应由一个政府行政机关承担；办事拖拉、相互推诿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适度干预原则应该通过具体的规则来保障其实施。在市场流通立法中，应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确保对市场流通的干预程度是适当的。在具有“官本位”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更应该强调从程序意义上保障适度干预。在市场流通立法中，应该从源头上确保法治市场中的适度干预，从而真正发挥法律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功能。
三、以消费者权利保护为导向
尽管经济法是政府适度干预经济的法律，但是，经济法并非维护国家利益之法，经济法追求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经济法应该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在保护和协调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又必须重点保护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消费者利益。
现代立法应该引入“以人为本”的观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和指导方针，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的重要思想，同时成为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一切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为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全面发展服务，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机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不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将对我国立法和法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以人为本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西方人本主义不同，以人为本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考察事物的方法“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马克思法价值观的思想主旨是“以人为本”，“人”是法律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依归点。“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把握与探索；相应的，法治是这种思考、关注和把握过程中的产物。就是说，人本身理应成为法治的逻辑起点和最终逻辑归宿。
“依法治国”与“以人为本”，是协调统一的。如果说，“依法治国”解决了治理国家是“依人”、还是“依法”这一关涉一国文明程度的重大问题的话，那么，现今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则是“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重要补充和价值升华。因为，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牢固地奠定法治大厦的人文根基，才能彰显出法治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关怀。可见，“以人为本”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经济法的主体为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以何者为中心，三者的利益如何衡量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提出，应以消费者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主体体系。本文进一步明确提出，应该以消费者权利保护为导向进行市场流通立法。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科学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社会再生产环节的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并把生产看成是手段，把消费看成是目的，而分配和交换则是中间的过渡环节。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环节的目的，在以法律规制社会再生产环节的过程中，对流通和交换环节的法律规制也应该考虑到消费的目的。在市场流通立法理念上，就反映为以消费者权利保护为导向。
在各国关于市场流通的政策和立法上，以保护消费者权利为导向的立法理念已经有所体现。在政策上，早在193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宣称：“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流行的经济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未来，我们将更多地为消费者着想，而相对较少地为生产者着想”。当今，我国政府明确提出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关注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立法上，我国《反垄断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将“维护消费者利益”作为立法宗旨。国外的市场流通立法也表明消费者权利保护是一个重要目标。日本《独占禁止法》第1条规定该法的目标是：“……，促进公平的、自由的竞争，发挥事业人的创造性，繁荣经济，提高工资及国民实际收入水平，以确保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并促进国民经济民主、健康地发展。”澳大利亚《贸易行为法》第2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促进竞争和公平交易以及保护消费者，提高澳大利亚的福利。”
消费者权利并非是一种新型的权利，而是从权利主体——消费者角度提出的权利概念。消费者权利概念中的“消费者”是作为与生产者、经营者相对立而存在的一个概念。消费社会到来之后，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已经很难再将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作为传统民法中的“人”来等同观之了，他们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日益明显。维护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平等就成为从法律角度界定消费者概念的动因，对于权利主体——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就成为构建消费者权利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础。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其实质上的不平等，消费者沦为生产者与经营者所支配的“弱者”。弱者保护是现代文明“以人为本”的体现。在逻辑上，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法价值观之后。又有必要引入“身份”的观念。人生平等自由是一个崇高的理念，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着不平等，存在着“强者”与“弱者”。“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观要更加强调对“弱者”的法律保护。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与利益的日益分化，各多元化阶层与主体正不断整合为经济规模、认知能力差异巨大的弱势与强势群体；人类为解决自身生存发展与稀缺资源的紧张关系正形成可持续发展观；以政府作为唯一的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主体的有效性正在受到质疑，等等。这些，都是经济法的关注对象。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具有“后现代法”特征的经济法自然要关注被边缘化、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平衡其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消费者保护原则体现了法律作为利益平衡的天平的功能，体现了法律所追求的实质公平和正义的价值。
对个体权利给予平等保护还应坚信所有社会成员而平等。对权利主体的某一部分——老人、妇女、儿童、少数民族、种族、语言上的少数、难民、战俘等——特别保护的原因是他(她)们容易受到伤害，而不是这些群体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在现代民主社会，作为民主的原则，尊重和保护少数就意味着在实施大多数人的意志时，尽可能地保护“少数人”中的个体权利，对他们的“援助”、“关怀”、“让步”等就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在强调基本人权的同时，法律的天平又必须向弱者倾斜，以达成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
经济法确认，保护人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其重要作用在于借助国家力量进行利益再分配，缓和由市场导致的严重不平等，以逐步实现人的实质平等。而达成此目的的方式主要有两个，也可以说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限制或牺牲某些人的自由和减少某些人的利益，并将以这些办法收集的社会资源分配给社会的弱势群体，如失业工人、妇女、儿童、残疾人、消费者等。在此意义上，这种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又被称为“类权利”或“集体权利”。二是以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需要为基础，其利益指向对象是全体人，比如环境权、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权利等，这些权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国家的再分配来弥补自由市场的缺陷以及其负面效应，以满足市民社会的共同需求。消费者权利是一种主要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甚至可以提升到人权的高度。合理保护消费者权利是法治社会的需求，当代立法的应有理念。
“以人为本”作为市场流通立法的价值观和终极取向，不是虚无的口号，而是体现为实实在在的保护人的权利尤其是消费者权利的各种制度安排。事实上，一部市场流通法的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在设计法律框架和具体内容时能否将保护人的权利尤其是消费者权利贯穿于始终。
法律开始关注“人”，关注“身份”，法律开始强调对弱者、消费者、劳动者、受害人、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的保护，这是现代私法立法的一个趋向。流通环节的另一端就是消费者。多数情况下，消费者相对于销售者来说是弱者。在流通立法中，必须考虑消费者利益。整顿和规范市场流通秩序，目的就是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市场环境。现在的市场当中，最最强调的共同的价值理念就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福祉。维护市场流通秩序仅仅是一个手段，更重要的是保护消费者权益。流通立法应该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导向，应该以消费者权利保护为导向构建市场流通法律制度。
总之，市场流通立法中所需要的价值目标是多样的，自由、公平、正义、效率、秩序、安全等价值目标都需要进行衡量。市场流通立法的基本原则包括适度干预原则和消费者权利保护原则。从法的价值上观察，适度干预原则体现了自由和秩序价值的平衡，而消费者权利保护则主要体现了公平和正义的价值。适度干预经济是当代经济立法的根本原则，消费者权利保护作为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是一种趋势。这两个原则在市场流通立法中都应该得以体现和强调。只有在这两个基本原则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制定其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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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的定义篇10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立法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thesociety,thelawprotectionoftheconsumers''''rightsandinterestsisbecomingthehottopicofthewholeworld,andtheextentoftheprotectionhasbeenoneofthesymbolformeasuringthecivilization.Forthecause,thepaperfocusesonthenecessityandimportanceofthelawprotectionontheconsumers’rightsandinterests,andthedeficiencyofthelegislation.then,theauthorputsoutsomesuggestionstoimprovethelegislation
[Keywords]therightsandinterestsoftheconsumerslawprotectionlegislation.
消费者,几乎是我们每人每天都要扮演的社会角色。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在世界范围广泛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益成为世界性引人注目的话题,而消费者权益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国家的法制所保障则成为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历史渊源
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利益。消费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从消费的目的看,可以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类;从消费主体看,可以分为个人消费和单位消费。法学界一般从消费目的对消费进行分类,并以此分类为基础对消费者权益进行研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部以规范生活消费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因此,本文论述仅限于生活消费一个方面。在近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法制的不断完善,人权意识的发展,消费者保护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产生了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和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最早可追溯于消费者运动,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先驱,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垄断阶段,而后波及世界各国成为全球性运动。1898年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消费者组织———全国消费者同盟;1960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简称iow)成立,它是由世界各国、各地区消费者组织参加的国际消费者问题议事中心,其宗旨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做好消费者权益的一系列保护工作,在国际机构代表消费者说话。现代消费者保护立法最早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开始的,它的兴起与世界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迄今,世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都很细致全面,它已成为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程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
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的现状和不足
（一）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规定
出于对消费者这一市场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我国建立了一些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消法》中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5种解决途径,其中向人民法院提讼、通过司法审判程序来解决,相对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的解决方式而言是最强有力的。
《消法》中没有明确地规定诉讼制度,但是消费者权益争议是一种民事权益争议,消费者因权益纠纷所进行的民事诉讼,就必须遵循民事诉讼的制度。例如消费纠纷诉讼程序要遵循《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等;同时,还要坚持《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消费的活动中,消费者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就必须举出足够关于产品技术、性能等方面的证据。《消法》第49条中明确地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被称之为“1+1”惩罚性赔偿制度,基本含义是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首先应退还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此费用也就是引号中的第一个1;其次还要增加赔偿,金额同样是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个1。一般而言该制度的惩罚也就体现在这里。以上这两条法规已经明确地将诉权赋予了那些权利受侵害的消费者,并同时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惩罚,鼓励消费者积极行使诉权,以争取自己合法权利的实现。但是这两条法规却存在着缺陷,制约着消费者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实现。因为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诉讼无疑具有终局性、强制性以及权利实现的相对完整性等几大优势”。但是复杂的诉讼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等诉讼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往往使得一些小额侵权纠纷的消费者对法院大门望而却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但由于它给予违法经营者的惩罚过轻,给予消费者的补偿过少,不能对违法的经营者产生足够的威慑,大量的消费者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自己获得赔偿的权利,它的激励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二）我国消费者投诉特点和变化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我国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投诉也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1、投诉范围扩大
发展型和享受型，尤其含服务类的消费投诉比重继续上升；生存型消费投诉比例下降。曾经在消费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老三件”、服装鞋帽等已经基本退出占据投诉“关注点”的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手机、汽车、计算机、互联网、短信等产品和留学中介、教育培训等的投诉增幅较大。相关含服务类的投诉继续呈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
①服务业行业投诉增加。如：浙江省为此加大了对公交、水、电等行业的投诉处理力度；贵州省处理了当地的电表计量失准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了自来水集团公司与消费者签订的《供用水合同》显失公平的问题；天津市处理了对当地的蜂窝煤质量及价格的集中投诉。
②垄断行业投诉高居不下。电信、邮政服务在某些地区仍引起较大投诉。如：江苏省、大连市反映有的寻听台在转网兼并过程中，收取费用后不能提供正常服务，甚至在收费后逃匿。另外，对邮政服务投诉的问题主要有邮寄包裹时间长，快递物品没有按时送达目的地。
③中介服务投诉多。摄影冲印、洗染、美容、服务投诉问题多。最为突出的是所谓“免费服务”和中介服务中欺诈情况比较集中。
④网络交易投诉增长。例如：上海市消费者反映通过网络购买的实际物品与网上的宣传不符，预先付款后不能按时得到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后退换货难。再如：2001年，my8848网站倒闭的消息曾引起多方投诉。
⑤汽车行业投诉增长迅猛。2003年全国消协共受理汽车投诉多达5651件，比2002年的3919件增长了44.2%，使汽车成为2003年投诉增幅最大的商品之一。
2、总体投诉增长平缓
自1985年以来，历年投诉几乎都呈上升态势，尤以1990、1997年上升幅度最大；而近几年以来呈下降趋势最明显的是2003年，其投诉总量共计690062件，比2002年度减少了31099件，下降幅度达4.3%。2004年投诉总件数基本处于小幅波动的态势，只比2003年上升了0.7%。
3、新兴的消费类型从而带来一些非传统类型投诉热点。如：转基因食品悄然走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尚无定论，国内科学家的观点也存在分歧。不过，从国际到国内有一点是共同的，公众有权利了解转基因食品和进行选择。虽然各个方面对此看法不统一，但对转基因食品是否需要标注说明却多趋向肯定。
（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不足
由于我国颁布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所以本身存在着不少亟待修改和完善之处。
第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是一般法律式,这种模式固然可以使权利义务关系具体,法律责任明确,但它不利于形成以基本法为核心的其他受制约的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有机法律体系。而这恰恰是政策性立法模式的优点。由于政策式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它只是一般性地规定国家、地方团体和企业应当承担的任务和责任,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综合性地推进消费者保护及促进消费者利益政策的执行,这样,如配套法律跟不上或行政执法不力,则只能是满纸空言。所以政策式立法模式就必然要求在基本立法的指导下,迅速制定出符合其要求的许多单项消费者保护法律。
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由于适用范围的不确定,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争议。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消费者定义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法律法规保护”。这个定义首先“为生活消费需要”的限定似乎过窄,如某商人为其办公室购买办公用品,他是不是消费者呢?以索取双倍赔偿为目的知假买假的“王海们”是不是消费者呢?尤其是后者引发了有关“王海现象”的争议。如果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义“王海们”买假并非为生活消费,应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围,如果按当前现实,为调动广大消费者打假积极性,“王海们”又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这显然是立法宗旨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其次该定义未明确消费者是否包括单位。所以有人建议将其改为“任何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直接和他的贸易、商业、生产和职业有关的自然人”,笔者认为不无道理。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用经营者这一概念界定不清,因为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是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但生产者的含义是什么?销售者的范围又包括哪些?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给消费者依法索赔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要经过诸多环节,涉及很多主体,到底谁应该对消费者负责,直接决定着消费者向谁提出索赔。因而,建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用生产者、供应者、销售者的概念,并对此分别作出明确的界定。
第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应当作有利于消费者的修改,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倍数,扩大适用范围,缓和适用条件。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倍数,因为按目前49条之规定,消费者对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仅能获得双倍的赔偿,而合同法第50条则规定行政罚款的数额为侵权行为人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消费者所得到认可的加倍赔偿与行政罚款的一至五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由此会造成消费者心理上的不平衡,从而对参与打假持消极麻木的态度。这表明我国仍然偏重于行政措施,而忽略侵权行为受害者(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这正是法律的实施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扩大适用范围,因为按现行49条之规定,消费者仅能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欺诈行为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这就给那些并非欺诈而以恶意或因重大过失实施侵权行为的人网开一面,这又如何体现法律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呢?如果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产品责任和不正当竞争领域的话,那么,对恶意制假者所给予的惩罚金额将更大,而他们的制假元气就会丧失殆尽。缓和适用条件,因为按现行49条之规定,消费者必须证明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在实践中,经营者对于前来索赔的消费者总是百般刁难,设置种种障碍,例如要求消费者对其欺诈的故意进行取证,要求消费者提供证明及其他事实的证据,而这对于本来已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有时会显得极为不合理。因而要适当地缓和适用条件,免除消费者某些不适当的举证责任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从而真正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三、消费者权益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生活消费品的数量和品种日益增加,人们的生活消费主要依赖市场的途径而获得满足,消费的范围与层次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但由于经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消费市场复杂化及其发展、营销手段的多样化导致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虚假广告满天飞扬;乱搞所谓“降价销售”;不失时机地牟取暴利;故意制造内在缺陷,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故意将本来可以融于一体的功能分开,制造所谓系列产品;内销产品有意取洋名,使用英文说明书和专业性极强的名词、术语,故意不让消费者弄清其产品的“庐山真面目”;名牌商品的认定混乱,使消费者无所适从。更不要说公用企业滥用垄断地位的市场优势向消费者索取不合理费用和进行强行的交易,这些都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特别是近年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讼案件急剧增加,据统计,仅1998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诉讼案件总计达425088件。我国从80年代初开始了对消费者权利的认识。1984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章程中提出消费者拥有六项权利:①了解知悉权;②选择权;③安全权;④监督价格权;⑤提出意见权;⑥索取赔偿权。从此以后,消费者权益逐渐被引入到地方立法中,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我国进行了大量专门的消费者保护立法,使消费者保护立法已初成体系。我国在消费品安全、卫生、商品质量、商品标示宣传、物价、市场管理、竞争规则方面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计量法》、《商标法》、《广告法》等等。而1993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消费者享有的九项权利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标志着我国消费者保护的法制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部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与利益应运而生的《消法》,重新确立了“消费者”的观点,从法律上确认并保护了消费者的各项基本权利,同时又规定了生产经营者的义务以及损害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消法》具有显著的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社会经济法的特色,而这些特别之处又无时无处不充分体现着保护消费者权益,加重经营者的义务(以削弱其强者的地位),赋予消费者特殊的权利(以加强其在交易中的地位),从而谋求与经营者在实际中的平等的立法价值取向,充分体现着消费者的弱处
由法律予以强行弥补的实质。这些特点正是该法进步性之所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法》不仅明文确定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且还在第五条、第六条专门规定了“国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以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的原则,这说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引入国家公力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消费者在与生产经营者进行交易时的地位。
第二、《消法》专章规定了作为个人的消费者建立在生存权基础上的各项基本权利及安全权、知悉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结社权、依法求偿权、求教获知权、维护尊严权等九项权利以确保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同时它又加重了生产者、销售者的义务和责任,即依法订货约定履行义务、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做虚假宣传、出具相应凭证和单据、提供合乎要求的商品和服务、不得从事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
不得侵犯消费者人身权,从而维护作为不平等主体的个人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尤其是它规定了经营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时的严格义务,但没有规定经营者相应的权利;规定了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和接受服务时的权利,却没有规定消费者的义务。(论文)
第三、《消法》适应当代立法的新潮流,专章规定了消费者组织的性质和职能,将该法第六条及第十二条“消费者享有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社会团体的权利”加以具体化规定。特别是对消费者协会职能的规定具体、详细,贴近消费者的生活,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四、由于《消法》调整的是不平等主体间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它在“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一章中详尽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者等有关行政部门以及司法机关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的职责,以便国家直接介入并行使公力扶持经济上弱者的消费者,对经济上强者地位的生产者、经营者加以必要的限制,协调两者间的利益冲突。
第五、《消法》第六章“争议的解决”中详尽地规定了因产品不合格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后获得赔偿的具体途径,从而使广大消费者更加明确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后,应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具体向谁索赔,如何索赔。
第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消法》第49条关于对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增加赔偿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即“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更是国家运用强制力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的有力证明。在此之前,我国民事法律中的赔偿损失实行的是实际赔偿原则,侵害人所给予的赔偿数额与受害人实际受到的损失基本一致。而《消法》第49条是对原有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也正是经济法中存在国家强制性规范的体现。其所反映的法学原理就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它是损害赔偿机能和惩罚机能的结合,早已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所谓惩罚性损害赔偿,就是侵犯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它的目的一是削弱侵犯行为人的经济实力,防止他们东山再起,防止社会上其他人效仿;二是鼓励受害人对不守法的侵权行为人提讼,激发他们同不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三是对受害人遭受侵害的精神进行情感方面的损害赔偿。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假货屡打不绝,泛滥成灾,广大消费者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借鉴英美国家所采用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将打假的主动权赋予消费者,调动广大消费者参与打假的积极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我国尊重消费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体现,是法制建设上的一大进步。
四、如何加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基本法或者说是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在众多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中,只有该法是以消费者为本位,以规定消费者利益和保护措施两大内容为核心的,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全面协调、补充和制度化,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诸法中,处于综合性法律地位。然而,对广大消费者的法律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的配合。在我国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制度是很不健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加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深度和广度。
虽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大力加强了经济立法,尤其是《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计量法》、《标准化法》的出台,可以说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已经日趋完备,但较之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距离。因而,我们应当尽快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扩展到信用卡、环境保护等新的领域;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措施要逐渐具体化,同时应当加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规定对消费者有利的民事制度,如无过错责任制度、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特别应当强调的是,我国对公用企业市场行为的规制问题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我国公用企业凭借其“自然垄断”的市场优势,滥用市场优势向消费者索取不合理价格或进行强迫不公平交易行为,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公用企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性质已从过去服务于社会大众的非盈利性事业转变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法人,出于盈利的本能就会滥用市场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靠其自身道德的约束是很难克服的,所以必须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有关行业立法规制公用企业的滥用行为,而《反垄断法》的出台也势在必行。
（二）必须尽快完善消费者保护机构
世界各国一般都有消费者保护常设机构,甚至一些国家还为保护消费者权利设置专门机构,如美国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日本的消费者保护会议等。我国消费者保护的各个方面,都是由相应的政府机构开展工作,而没有代表国家政府统一专门地承担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工作机构,这样会使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不负责任,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不能得到完全及时地制止。
（三）必须确保消费者维护自己权利的渠道畅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为消费者列明了五条维权途径:与经营者协商调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其中,提讼应当是效率最高、权威性最强的方式。而事实上,消费者真的进行民事诉讼是屈指可数的。因为消费者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权利满足可谓困难重重:(一)耗费时间、金钱、精力。消费者个人受到损害往往金额不大,有时甚至是精神上的损害,而一旦提出诉讼,就面临着诸多费用:诉讼费、调查费、文书资料费、律师费,这些加起来可能会数倍于实际所受的损失,更不要提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针对于此,笔者认为英国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即在其基层法院设立专门的小额法庭,处理争议标的金额不大的案件,由于法庭采用简单的表格,简单的审理程序,诉讼费用低廉,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二)从经济效益上看,诉讼当事人会从诉讼成本和预期判决价值之间的比值关系来决定自己的行为选择,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和反映着诉讼的基本价值。因此提高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就成为当务之急。①适应消费侵权纠纷的特点,简化诉讼程序,设置小额纠纷处理程序。许多国家都建立了适合消费诉讼特点的诉讼程序和机构,我们可以借鉴。例如,美国有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澳大利亚有消费者申诉委员会,专门处理涉及消费利益方面的1500美元以下的消费争议。我国的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审理消费者权益争议的专门机构,专门处理消费者小额纠纷,从、受理、法庭调查、辩论一直到裁判的作出等一系列的环节上都予以适当的简化,并且缩短相应案件处理时限,从而尽可能地做到及早立案、及时审理、及时裁判,从而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②建议在消费纠纷中对举证责任进行重新配置,即可以在消费者诉讼程序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或者相对减轻消费者举证责任的原则。在外国的消费纠纷案件处理中,有关侵权的发生、因果关系等均是无须证明的事实。因而在侵权诉讼中配置举证责任时应向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倾斜,即消费者只需负责举证受损害的事实证据,其他举证责任则应由商品生产经营者负责。
（四）市场竞争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根本途径
保护消费者权益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综合采取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社会的手段，而其中最根本的是大力加强市场经济建设，通过市场竞争维护消费者权益。市场竞争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促进是多方面的：市场竞争推动了新技术的采用和扩散，导致生产扩大，从而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增加了市场可替代品的种类和数量，使得消费者的“货币选票”相对稀缺，消费者在购买力市场上日益享有生产者在短缺条件下曾享有的地位，卖方市场逐渐被买方市场取代；市场竞争增加了市场压力，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增加了某个生产者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机会成本，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惩罚机制约束了生产者的机会主义倾向，迫使生产者致力于声誉建设和诚信行为，从而加深了生产者对消费者的依赖，
提高了消费公共化、内部信息外在化，更有效地发送“信号”以区别于其他企业。和生产者相比，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既存在知识体系方面的障碍，也存在费用方面的问题，许多信息搜寻活动对单个消费者而言是“不经济”的，因此生产者的信息供给相对消费者的个体搜寻有社会效率。同时，随着消费者信息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消费者购买决策质量的提高，逐渐实现生产者的优胜劣汰，这正是资源优化配置在市场机制中得以实现的关键。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消费者权益的核心在于通过调整生产者和消费者二者关系，规范生产者行为，从而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西方发达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与维护正常的竞争格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负责这两方面的事物，其他国家也大抵如此。
目前，我国处于从传统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渡的转阶段，推动市场竞争体制建设尤为必要。一方面，积极开展反不正当竞争行动，当前一个重点是地区间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不正当、甚至非法竞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许多地方政府往往从当前利益出发，为了局部利益甚至极少数人的私利，对于当地企业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打击不力，对于各种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姑息、纵容，严重阻碍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深入，实际上也危害其自身的长远发展。浙江温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目前温州正在实施“质量兴市”实现经济转型，这可以作为那些目前仍在进行假冒伪劣的“机会主义者”予以借鉴和深思的。有些地方设关立卡，阻止竞争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人为制造市场分裂，这是一种封建割据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条件下的死灰复燃，它一方面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一方面人为抬高产品价格，直接损害本地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保护了落后的生产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破坏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完整，妨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阻碍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其危害之大是不言自明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护消费者权益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决不是权宜之计。只有从市场经济建设的高度来分析消费者权益，才能进一步认识各种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危害，从而把保护消费者权益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五）加强监督工作完，保护消费者权益
发挥媒体的新闻监督功能。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定期对产品质量抽检结果进行曝光，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形成强大的舆论威慑力量。实行举报有奖制度；发动社会组织和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市场监督检查。加强社会监督作用。利用社会传播媒介和消费者运动，广泛宣传消费者意识,形成“讲诚信、反欺诈”、自我抵制假冒伪劣商品、自我保护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气，通过社会舆论，使假冒伪劣商品退出历史舞台。
政府是监督市场的主体力量，套充分发挥政府的市场调节功能。一方面加强专业执照管理。政府对某些服务质量关系重大、而一般消费者又缺乏足够专业知识的服务业(如医疗、家电维修、美容、农机、农资等)即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行业实行专业执照管理，甄选合格人员，严格把关；同时强化产品安全标准。单个消费者对诸如食品、药品、交通工具等产品的消费安全程度难以凭个人知识、经验加以鉴定,而一旦鉴定错误，其后果往往是以生命或健康为代价。因此,政府必须制订并强化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实行安全标准检验；另外要严厉制止、打击具有外部负效应的消费行为,如市场欺诈、制售黄赌毒等。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符合时代精神，是新时期实践履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是切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正如中国消费者协会制订的在2004年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年主题“诚信•维权”：我们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需要的是认真实干，诚实守信；而完善具体的细节，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努力发展经济则是我们更远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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