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碳措施篇1
【关键词】建筑给排水工程；节能减排；问题；对策
在建筑施工中，给排水施工环节对周边环境产生的能源消耗量极大，据相关统计，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损耗的能源占据了建筑总能耗的约三分之一。随着人们对绿色环保建筑需求的提高，在低碳时代背景下，要有效降低建筑工程的能耗，需要着重在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采用节能减排措施。
一、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的能耗问题
（一）水供应及给水系统环节
建筑给排水施工中水系统出现的出流超压问题，极易造成水源浪费现象，外加上建筑排水系统带有一定的隐蔽性，相应的水源浪费较难及时发现[1]。此外，作为建筑给排水中的水供应系统来讲，其承担供应日常用水的任务，但如建筑中缺乏相应的加热设备，或加热设备与水源点相距较长，也极易使热水供应出现运输环节的热量损耗。
（二）排水系统环节
建筑物构成中，排水系统是保障水循环的重要载体，建筑物中的管道系统如设置欠科学，或出现配件、管道等施工原料不合格、配件渗漏等现象，都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给排水管网出现问题后，整修不够及时或耗费时间较长，也不利于水源的节约。
二、低碳时代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节能减排措施的具体应用
（一）使用可变频及可调速的水泵设备
建筑工程中的供水及排水主要借助水箱及水泵，通过采用水泵将水位拉高，然后经由水箱采取自高至下的供水。在供水过程中加装减压装置，达到稳定水压，保护水泵持续运转的作用。变频及可调速水泵在功能发挥上较稳定、在调速方式及范围上较灵活，通过采用可变频及调速的水泵设备，可以借助水量变化对其运行速度及开关次数加以调节，从而有效降低了其电能损耗程度。
（二）合理运用城市水管网压力
涉及到普通建筑，可以通过运用城市水管网压力，达到提高建筑给排水效率的目的。涉及到高层建筑，可以使用加压供水方式，通过在储水设备中安装进水装置，借助水泵实现增压效果。城市水管网供水水压不够稳定，当建筑物将储水设备建于地下时，会产生供水负压，在此过程中会伴随水源的耗损。因此，应结合建筑特征及城市水管网水压大小，采用建筑分区供水的方式，一方面在建筑上方部位采用水泵增压，另一方面将水泵连至下阀门，运用城市水管网水压进行供水，如城市水管网出现问题，此时借助阀门，可以实现水箱供水，从而极大提高了建筑物节水效率。
（三）提高建筑给排水设备的质量水平
建筑施工中在排水管材选择上一般选取镀锌钢管，一方面此类钢管较易发生锈蚀，造成水质污染；另一方面如锈蚀部位靠近管材管口，又往往会引起渗漏水现象，从而造成水源浪费[2]。因此，要注重选用质量更好的新型给排水管材设备，如不锈钢管、pVC-U管、pp-R管等，这些管材兼具杀菌性能，既可以保障管材的坚固耐用，同时又能够确保水质安全。
（四）优化建筑给排水供水系统
在建筑物供水系统设计上，要结合建筑物的实际情况，如供水水量要求、建筑高度等因素，采用竖向分区的方式进行设计[3]。一般而言，建筑物高度不超过100m，此时应采用垂直并联供水系统；如建筑物高度高于100m，应采用垂直串联供水系统。在水压控制方面，供水系统各个分区的静水水压应在0.45mpa以下，并在水表位置加装调压孔塞，以避免出现水压超高引发水流增多现象。
（五）做好节水计量与控制
在建筑给排水设备运行中要采用实时的计量与监控设备对其运行状况加以控制，一方面对给排水设备的水压及水流情况加以监测，如出现异常可及时发出警报，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储水设备水位、水温情况自动调节控制水泵的运转及挡位。此外，针对建筑给排水系统中的水量、水温及水质等因素也要对其参数加以计量控制，确保管网水压稳定、无污染渗漏现象产生。
（六）优选热源、热水系统，做好温度控制
在热源选择上，可以优先选择各类余热及废热，还可采用建筑物自身的锅炉蒸汽热。在热水系统上，一是要采用一致的冷热水系统分区，确保建筑物配水点在水压上趋于一致。二是借助冷热水管道铺设，使冷热水做到有效循环，达到满足建筑物冷热水供应需求的效果。在温度控制上，结合建筑物冷热水供水管道具备的保温措施来合理调控水温，科学设计及布置回水管道及环泵设备，做到既控制好回水温度，又根据水供应情况及时启闭环泵设备，最大限度地达到节能减排目标。
结语：
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能够得到合理优化，关系到建筑物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其能源节约及绿色环保的功能。在开展建筑给排水施工时，设计人员及施工人员应注重研究节能措施方法，通过优化布置，强化给排水设备质量水平等途径，实现建筑物给排水环节的能源节约。
参考文献：
[1]姚刚.关于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要点的探究[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5，（8）：230.
节能减碳措施篇2
关键词：江苏省终端能源消费企业碳补偿措施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节能减排是江苏省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绿色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低碳发展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工业清洁生产具有重要作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总体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目标，实现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Cop21召开时期，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到2020年，相比于2005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下降40%-45%，全面做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根据已有研究结论，“碳补偿”是在全球变暖和低碳经济背景下产生的生态补偿研究新领域。因此，江苏省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对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建立江苏省工业碳补偿措施，促进江苏省工业节能减排目标实现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大量优秀成果。RamakrishnanRamanathan采用Dea模型分析了碳排放量、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1]吴彼爱等发现GDp与碳排放量存在高度相关性，其中工业部门是碳排放的最主要部门。[2]赵荣钦等人首次将区域碳补偿的机制、措施及政策建议进行了综述，为当前低碳的运行与不同区域和主体之间公平发展找到平衡点。本文采用最新数据和视角，以江苏省工业为切入点，对其终端能源消费量与企业碳补偿措施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江苏省工业终端能源消费的各项指标，提出基于企业的碳补偿措施，为江苏省工业企业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实现自主减排提供建议与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在碳排放的计算方法中，由于实际测量法与系统仿真法的操作非常复杂且会产生很大的误差，因此排放系数法被广泛采用。[3]本文将采用传统的排放系数法来计算江苏省工业的碳排放。
（二）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时效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江苏省工业2005-2015年间8年的主要能源消费量，如表1所示。Co2的来源主要是化石燃料能源，选取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等七类能源，没有加入电力的消费，以免重复计算。根据ipCC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供的碳排放系数，[4]在此基础上乘以44/12转化为Co2排放系数。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能源消耗量及工业GDp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2016》，由于能源平衡表里的终端能源消耗显示数据为实物量，本文将实物量的数据全部折算成为标准量，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取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如表2所示。
三、结果与分析
根据江苏省工业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计算公式既可计算出江苏省工业碳排放量，再结合工业总产值，计算出工业历年增加值，进而计算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弹性系数，得出当前江苏省工业终端能源消费现状，如表3和图1所示。
根据表3和图1，江苏省工业总产值和工业Co2排放量2005-2015年期间均呈上升趋势，工业增加值则波动平稳，2009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上升。Co2排放量从2005年的40339.39万t上升至2015年的68792.66万t，平均年增长率为6.11%；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从7870.62亿元上升至8936.03亿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42%。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江苏省2005-2015年间，工业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大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即江苏省的工业发展趋势不符合节能减排的推行要求，需大力推行碳补偿以减轻环境压力。
工业Co2排放强度指由于单位工业的增加值而相应产生的Co2排放量，工业Co2排放强度的变化则表明碳排放和工业增长的变化程度和趋势。[5]据相关资料显示，工iCo2排放强度越高，说明工业增长对环境的污染越大，经济增长质量越低，否则相反。2005-2015年间，工业Co2排放强度呈波动上升趋势，2009年达到9.73，说明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程度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引起经济增长质量的降低，而2010年跌至最低值3.12，说明江苏省在经济恢复期间实行节能减排取得了良好成效。工业Co2排放强度数据的波动表明江苏省致力于节能减排标准的完善，然而，2015年，工业Co2排放强度达到了峰值9.93，说明距离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工业Co2排放弹性系数的计算方法是用工业Co2排放量的年增长率除以工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当其结果小于1时，说明工业增长速度大于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节能减排的效果显著，工业污染控制总体较好；若结果为负数，则说明工业污染总量出现下降，工业污染治理效果非常好；但是注意到当其结果大于1时，说明工业增长速度是小于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的，节能减排的效应不明显，工业污染加剧。由表3可以看出2005-2015年间江苏省工业Co2排放弹性系数均没有超出1且以负值居多，那么则说明江苏省工业增长速度大于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由此说明江苏省污染治理工作效果较为显著，但总体上Co2排放弹性系数呈上升趋势。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江苏省工业的迅速发展带来Co2排放量的快速增加，江苏省近年来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小于工业增长速度，节能减排的效应显著，并且通过相关专家与学者的预测，2015-2020年Co2排放强度逐年下降，Co2排放量呈上升趋势，[6]同近年来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小于江苏省工业增长速度的趋势相契合；同时，应注意到工业增长会对环境产生非常大的污染，经济增长质量还有待提高。因此，在全球变化和低碳经济背景下，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省市，江苏省各方面在碳补偿措施上需进一步探索。
四、碳补偿措施
查阅相关资料，碳补偿可下定义为“碳排放主体以经济或非经济方式对碳汇主体或生态保护者给予一定补偿的行为”，即通过经济手段消除碳排放的外部性的行为，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实施，实现区域公平发展及可持续，其实质上是一种以碳为纽带的区域低碳发展的措施和手段。[7]
本文从企业主体出发，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将企业碳补偿措施总结为以下3种。
（一）企业内部碳补偿
企业内部碳补偿是通过企业员工及企业自身宗旨和运作机制以抵消碳足迹的措施。有以下三种方式：①企业内部开展植树造林与员工捐赠活动。组织员工进行定期的植树造林和为政府设立的碳基金进行捐赠，从而在整体上减少和抵消企业的碳足迹。②严格按照政府颁布的碳排放配额进行生产运作，并按时缴纳碳税。当前政府颁布的碳排放奖惩措施、碳金融工具等政府碳补偿方式是最重要的碳补偿途径，企业应相应政府号召，建立企业碳基金，以实现自主减排。③建立创新企业文化，[8]创立专属碳排放包装标记。在工业企业的销售环节中，公司可将在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运输等生命周期环节中产生的碳排放量标注在产品的外包装上，并将碳排放的成本计入产品价格中，以便于消费者在同类商品中进行选择，从而间接实现消费者对企业碳排放的成本补偿，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二）企业间碳交易补偿
碳交易的本质是一种市场机制，其目的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的减量排放。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1年10月批准全国范围内北京、重庆、湖北、广东、天津、上海、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据统计，从2013年6月份开始，深圳、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已经陆续建立了碳减排交易所或交易中心。据了解，中国将加快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力争2017年全面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毫无疑问，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在此政策基础上，政府会将一定的碳排放配额分配给企业间每一项土地利用活动，并规定如果该项土地利用活动实施周期内的实际碳排放量没有超出政府所给予的配额，则可将多余的配额出售给其他土地开发活动主体，因此企业间碳交易的补偿措施可以从企业经济利益出发促进企业清洁生产，是十分重要的碳补偿途径。
（三）企业间非交易性碳补偿
“十三五”规划中强调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从企业间投资与技术援助的角度出发，核心是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向经济落后地区输送资本、技术与人力资源，最大程度帮助落后地区实现节能减排，从而以抵消自身碳排放足迹。此措施在进行推广时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政府制定相关企业间援助的机制与标准，规范援助的形式与流程，从而更好实现企业碳补偿。
五、结论
本文基于2005-2015年间江苏省工业企业主要能源消费量及工业总产值，结合标准煤折算系数、Co2排放系数，计算出江苏省工业Co2排放量、工业增加值、工业Co2排放强度和Co2排放弹性系数，得出相关结论。江苏省工业总产值和工业Co2排放量2005-2015年期间均呈上升趋势，工业增加值则波动平稳；工业Co2排放强度呈波动上升趋势，2009年达到9.73，2010年跌至最低值3.12；Co2排放弹性系数均小于1，且以负值居多，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江苏省工业的迅速发展带来Co2排放量的快速增加，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从企业主体出发，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企业碳补偿措施归纳为企业内部碳补偿、企业间碳补偿交易、企业间非交易性碳a偿等三种措施。鼓励企业内部开展植树造林与员工捐赠活动，严格按照政府颁布的碳排放配额进行生产运作，并按时缴纳碳税，创立专属碳排放包装标记；政府会将一定的碳排放配额分配给企业间每一项土地利用活动，并规定如果该项土地利用活动实施周期内的实际碳排放量没有超出政府所给予的配额，则可将多余的配额出售给其他土地开发活动主体；推动工业企业向经济落后地区输送资本、技术与人力资源，最大程度帮助落后地区实现节能减排，从而以抵消自身碳排放足迹。因此，虽然江苏省经济发展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但仍需从企业出发，创新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碳补偿措施方面勇于探索，致力于实现低碳模式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为江苏省经济发展和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RamakrishnanRamanathan.amultifactorefficiencyperspectivetotherelationshipsamongworldGDp，energyconsumptionandcarbondioxideemissions[J].technologicalForecasting&SocialChange，2006（73）：642-675.
[2]吴彼爱，高建华，徐冲.基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河南省碳排放分解分析[J].经济地理，2010，30（11）：1902-1907.
[3]昂双龙，李启明，李德智.江苏省建筑业能源消耗及省级比较研究[J].发展战略，2010（12）.
[4]胡颖，诸大建.中国建筑业Co2排放与产值、能耗的脱钩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8）：50-57.
[5]谢守红，邵珠龙，牛水霞.无锡市工业碳排放的测算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2（5）：140-146.
[6]田立新，钱佳玲.江苏省工业碳足迹研究及情景模拟[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3）：26-31.
节能减碳措施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税收政策;税收优惠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1-0066-04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为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大力推进以高效能、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税收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西方各国立足本国国情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减少碳排放,促进节能产业和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利用等方面成效明显。面对中国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基本国情,以及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和趋势,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对于促进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税收政策
(一)欧盟
欧盟把向低碳经济转型战略与保持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实行节能减排方面是发达国家的典范。
1.实施相关税制。瑞典、荷兰和丹麦等北欧国家率先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导入“地球变暖对策税”,在1999年德国、英国、意大利等经济规模较大的欧洲国家开始导入相关税制;欧洲主要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导入碳税,根据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课税(见表1)。2007年6月,荷兰财政部又专门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公里超过200克和240克的柴油与汽油发动机汽车,每公里多排放1克二氧化碳征收80欧元~90欧元的附加税[1]。此外,开征生态税引导生产者的行为,促进生产商采用先进的工艺和技术,进而达到改进消费模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如德国,除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外,其他能源如汽油、电能、矿物等都要收取生态税,间接产品也不例外。
2.税收优惠。欧盟最早实施减税和退税的优惠措施,鼓励节能、替代性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如奥地利对环保领域投资免资本税,空气污染控制设备减所得税、公司税、固定资产税;挪威对旨在降低废气排放量的投资免投资税;葡萄牙对利用太阳能、地热、其他形式的能源、利用垃圾生产能源的工具或机器的增值税减5%。此外,实施设备投资加速折旧,如法国对空气净化器的电动车(船)、节能设备加速折旧;瑞士对节能、新发热设备、太阳能设备加速折旧等等。
(二)美国
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把实行“绿色”财政刺激措施作为向低碳化转型的重要战略。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2月17日正式通过了“美国再生、再投资法”,大约580亿美元投入到环境与能源领域,其中直接税式支出171美元[2],占29.48%(见表2)。
1.实施相关税制。美国的生态税收制度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实施汽油税,鼓励广大消费者使用节能型汽车,减少汽车废弃物的排放;有关资料显示,虽然美国汽车使用量大增,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比20世纪70年代减少了99%,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减少了97%[3];开征能源开采税抑制资源过度开采,据估计,可减少约10%~15%的石油开采量[4]。此外,在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方面,美国虽然还没有开征真正意义上的碳税,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对电力生产征收的“碳税”,旧金山海湾地区八个县的企业需要根据其温室气体的排放缴纳碳费,为将来开征碳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税收优惠。美国采取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从碳减排、可再生能源、节能、鼓励出口等方面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1)鼓励碳减排的优惠。如新型煤炭技术项目投资抵免和煤气化投资抵免等。(2)对鼓励可再生能源的税收优惠,主要是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生产和利用给予税收优惠抵免,如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实行三年的免税措施,对小型风力发电设备投资抵免,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每千瓦时可获1.5%税收抵免;对太阳能和地热能设备投资额的10%可获得税收抵免。提高住宅能效利用的设备抵免。(3)鼓励替代能源开发利用的优惠,如生物柴油和可再生柴油抵免,延长和调整替代能源抵免,机动车能源转换装置抵免。(4)提高能源效率的优惠,如商用节能建筑抵免,新节能住宅抵免等,提高住宅能效利用的设备抵免。(5)鼓励节能的税收优惠,如对购买符合条件(节能环保型)机动车允许在计征州税和联邦消费税时提高扣除额,延长最低选择税的减免等;扩大对家庭节能投资的减税额度(每户上限1500美元)。(6)鼓励出口的税收优惠。为确保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能源消耗量大且生产的商品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的产业部门,提供“退款”或“退税”的制度,以弥补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所带来的成本,从而确保美国制造商与国外企业竞争时不会陷入不利的地位。
(三)日本
日本是一个能源资源缺乏的国家,由政府主导促进节能投资与新能源开发,实现太阳光发电、燃料电池、蓄电池以及环保车的低成本化和低碳化。
1.实施相关税制。日本为了治理环境,减少污染,节约能源消费,建立了世界上最庞杂的运输税收体系。在国税层次有石油消耗税、道路使用税、液化气税、机动车辆吨位税、车辆产品税以及二氧化碳税。此外,根据“排放责任者负担的原则”修改与汽车相关的税制,将现行的以排气量和重量为课税依据改为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课税依据。在促进混合有生物质燃料的汽油的普及方面,导入生物质燃料的促进税制。
2.税收优惠。(1)为实现住宅和办公大楼的低碳化,修改住宅贷款减税条例,对节能型住宅实行税制上的优惠;实施“办公大楼领跑者计划”的制度,对导入高效率机器设备和系统的实行税制上的奖励。(2)为促进交通运输领域的低碳化,在税制上明确奖励购买和使用低碳汽车,对汽车拥有者(车主)在更换购买新车时购买低碳汽车者要在税制上提供优惠。(3)为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普及,在税制方面优惠清洁电力证书制度,并加强对智能电网的投资和建设支援。(4)为提高能效,对改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除一般折旧或税收抵免外,还可按取得成本的30%提取特别折旧。
二、国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税收政策的主要特点
(一)运用税收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但税收政策的侧重点和政策取向存在差异
在税收政策方面,欧盟国家为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碳税已包含在统一征收的消费税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芬兰、瑞典、英国、德国、卢森堡和法国,实行碳税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实现了各自的减排目标。日本在2009年的税制改革中,考虑对碳定价的重要性,实施针对二氧化碳课税的环境税。而美国暂未开征碳税,美国主要采用汽油税鼓励消费者使用节能汽车。oeCD国家通过开征能源开采税抑制资源开采活动,德国通过采取“燃油税”附加的方式征收生态税,使近几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2%~3%,而且单位油耗下降10%[1]。此外,欧盟注重限制高碳排放,而美国、日本侧重于促节能、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节能产品的使用、消费等。
(二)以研发、生产、销售、使用、服务过程的“低碳化”为核心,正面激励和逆向约束政策兼施
通过征税政策限制实施者的行为,而通过税式支出政策来鼓励实施者的行为,两者从正反两方面引导并扶持低碳经济的发展。
1.正面激励的税收政策。主要通过减税、免税、退税、特别折旧、投资作为成本抵扣等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低碳化。如电力公司向居民安装节能设备的费用可以免税,企业购置政府指定的节能设备,并在一年内使用,可按设备购置费的7%从应缴所得税中扣除,并可在普通折旧的基础上按购置费的30%提取特别折旧,等等。此外,还实行碳税返还政策。一部分碳税用于奖励那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企业,另外一部分收入用于奖励那些对于解决就业有贡献的企业和弥补个税。
2.逆向约束的税收政策。主要依靠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开征某些税种,提高某些税率等措施给纳税人施加压力,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环境污染,促进节能投资,提高企业能效,减少高能耗消费。首先,广泛征收碳税①,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可达到排放量越少负担额越少的效果;据测算,1990~2000年,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5%[5]。其次,开征能源税②。据估计,企业征收能源税和碳税对减少能源消费的贡献为10%[6]。再次,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实施碳关税,防止本国或本地区的企业逃避严格的二氧化碳排放管制而把生产制造等经营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三)灵活运用各种税收优惠措施,直接调控与间接引导相结合
减免税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措施,主要体现在对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等方面。此外,重视运用设备投资加速折旧、税收抵免、退税等手段鼓励节能、替代性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美国在节能、使用或生产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方面较多地运用税收抵免和加速折旧手段,日本也强调使用税制上的优惠、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手段,均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促进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能源消耗量与同样人均能源占有量较低的日本相比,能耗水平比日本高出24%。钢、水泥、合成氨等产品的能耗水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20%以上[7]。在全球气候变暖,能源日趋紧张和中国建设两型社会的背景下,如何抓住经济发展的契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抢占低碳经济发展的先机,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大事。应充分借鉴西方各国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节能减排的目标导向及现实要求,综合考虑环境、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坚持直接支持与间接引导相结合,全方位促进与重点支持相结合,正面激励与逆向约束相结合的原则,完善各项税收政策。
(一)建立健全绿色税收体系,改革相关税收制度
从短期看,面对紧迫的节能减排任务,以及较为不利的国际外部环境,为减少税制变动对经济主体的影响,可以通过整合现行税制中具有促进节能、碳减排、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研发、利用的税种,调整其税制要素,对其进行绿色化改造(见表3)。从长远看,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和高二氧化碳排放的产品,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状况、能源结构战略调整的基础上择机设立一些新的税种,如碳税、碳关税、环境保护税、能源消耗税,等等。
(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税收调节力度
从税收优惠内容来看,优惠面较窄。如没有对使用新型(或可再生)能源如天然气、乙醇、氢电池、太阳能和使用其他环保能源的车辆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节能、保护环境的税收优惠条件过于严格等,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在税收优惠方式上,目前与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采用税收减免方法,对投资抵免、税收豁免、再投资退税、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盈亏相抵等其他手段基本没有采用。应综合加大税收优惠的宽度和力度,在同一税种内合理设计和配置,在不同税种之间统筹运用,体现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功能的主题效率,引导低碳投资、生产、消费以及技术推广,保护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新技术和新能源的发展。如对企业安排减排设备给予免税措施,对相关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普及以及技术研究给予投资减免、再投资退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
(三)整合、协调相关政策,加强制度创新,提高税收政策效果
低碳经济与经济、社会、能源、环境的密切相关性,决定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经济、社会、能源与环境保护政策的统一与协调。因此,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法规标准和经济措施,协调统筹相关政策,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首先,处理好财政支出与税收优惠的关系。除了财政直接支持节能减排项目研发和技改外,应充分发挥财政补贴的作用,对符合低碳经济发展导向的节能改造、节能技术研发、节能消费,以及可再生能源的研发等,不管是生产者、销售者还是消费者,予以适当的补贴。其次,配合使用碳排放交易制度和碳定价政策。通过对高排放的高碳经济(如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实行排放许可权交易制度,并将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与相关能源税收特别是燃油税的制定统筹考虑,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再次,考虑设立碳基金。由于中国开展碳税的条件尚未成熟,在还没有开征碳税之前,基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碳排放交易费。开征碳交易税后,碳税资金成为基金的主要收入来源。支出主要用于提高能源效率、研发节能新技术、寻找新的替代能源、实施植树造林等方面。
四、结束语
发展低碳经济对于每个国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一个焦点话题。发展低碳经济成本之高是世界公认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可盲目推行纯低碳环保主义的发展战略,更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根据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行课税。税率根据燃料的含碳量来确定,总体税率差异也较大,如瑞典为38.8美元/吨二氧化碳,芬兰为7.0美元/吨二氧化碳,荷兰为2.5美元/吨二氧化碳。
②按能源热值计征,税率约为7欧元/GJ(丹麦),采暖征收10%的能源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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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axpolicyofForeignCountriespromotingtheLow-carboneconomy
Developmentanditsenlightenment
Hepingjun
(Collegeofeconomics,Hu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angsha410128,China)
节能减碳措施篇4
关键词:碳关税/边境调节税/性质/界定内容提要:本文从碳关税问题的缘起出发，在深入分析支撑碳关税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对碳关税的性质进行了厘定，认为“碳关税”属于wto规则中的边境调节税，是一种区别于关税而被定性为税收调整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平衡国内被征收“碳税”产品与相同进口产品之间的税收负担，但由于wto规则的模糊性，“碳关税”措施尚有待于进一步澄清。一引言在钢铁般的国家利益、锱铢必较的权利分割和无休止的争吵面前，人类的前途何其渺小，经过十二天的漫长会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和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并没有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达成具体共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就在全球失意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有专家便指出，可以预料的是，全球气候政治的激烈博弈不会随着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束而停止，而是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作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被探讨、谈判乃至争执。碳关税作为一种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的手段，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越来越受到以欧美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的重视。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能源气候项目负责人伊恩霍夫表示：“如果启动碳关税，那么可以帮助欧盟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获得主导地位。”法国总统萨科奇也多次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销”碳关税，表示将继续推动欧盟设立碳税边界机制，以加强针对“环境倾销”行为的斗争。2009年12月22日，欧盟各国环境部长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很多欧盟国家部长均认为碳关税将是一种最终的选择。事实上，这是碳关税引起的第二轮冲击波了。2009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第一次提出了“碳关税”相关条款，虽然没有马上出台具体实施细则，但仍然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可见，在征收碳关税的问题上，欧洲和美国正遭受着巨大的压力，以至于碳关税被热炒成箭在弦上、伺机而发的问题。面对严峻的形式，亟需国内学者在对碳关税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的合理应对策略。本文拟从碳关税问题的缘起出发，在深入分析支撑碳关税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力求对碳关税的性质进行厘定，为其后对碳关税规则的全面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二碳关税问题的缘起碳关税（carbontariff），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目前尚无权威定义，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早在2006年11月6日至17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12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就提议：“应对没有签署后2012气候变化国际公约（即所谓的“后《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的工业产品出口征收额外关税（extratariff）”。由于欧盟委员会认为该提议与wto规则存有潜在的冲突而提出反对，因此，这一所谓的“额外关税”尚未在普遍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关注。一般认为，碳关税这一提法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2007年1月，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要求美国签署《京都议定书》和《后京都议定书》时，警告美国如果不签署该协议，则会对进口自那些不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其用意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之竞争。由此，“碳关税”作为一种新形势下政治经济手段日益受到有关国家的重视。法国现任总统萨科奇在2007年11月，再次重申了碳关税的提议，旨在保护在欧盟排放交易体制下（eUetS）面临沉重执行成本的欧盟企业。2009年6月，萨科奇再次将碳关税的讨论升级，建议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没有达成一致，则可考虑将碳关税作为一种机制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欧洲公司与来自尚未进行二氧化碳减排的国家的产品间的竞争建立一个“公平的环境”。面对法国在碳关税问题上的狂飙突进，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不甘示弱，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09年6月26日投票通过了由议员韦克斯曼和马基共同提出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这部法案中虽然没有carbontariff的直接表述，但规定了internationalReserveallowanceprogram（国际储备配额，笔者译注），指从2025年1月1日起，在与美国参加的国际协定一致的基础上，对于未采取相应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的国家，凡进口自这些国家所涉产品的进口商必须购买国际储备配额，来抵消与他们进口有关的排放，否则不能进入美国市场，配额的购买价格将等于美国国内最近一次碳排放配额拍卖的交易价格；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比例不到0．5%的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无需购买特殊配额。三碳关税的基础理论解析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负外部性。为了纠正这种负外部性，需要内化这些环境成本，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环境破坏者为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将环境成本内化到其经济活动中去。目前，被广泛讨论，并被一些发达国家青睐的内化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成本的国内措施主要包括两种机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国内税收机制和排放交易机制。这些机制的运用固然会起到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作用，但同时也会在实践中产生不公平竞争和碳泄漏的问题。首先，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非附录1缔约方暂无硬性减排任务，所以，对那些履行《京都议定书》协议的附录1国家（主要是欧盟）而言，实施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必然会增加其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所谓的“竞争力损失”问题。以欧盟为例，为了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欧盟各国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气候保护政策，并通过征收环境税、排放交易措施等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耗。由于欧洲大面积地开征能源税，已形成了能源价格相对（美国）不断上升的局面，这种局面正使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着能源密集型行业或出口导向型行业越来越多的抱怨与政治压力，这些行业认为他们受到了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同类行业的不公平竞争。可以预见，随着各种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的出台与实施，欧洲各国的传统能源价格还会进一步上升。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无论是通过开征碳税，还是利用减排交易手段对环境实施保护，都会增加该国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引发相关企业或行业竞争力的损失问题。而对于那些没有采取相应环保措施或环境保护力度小的国家，其产品或企业就可能获得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带来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其次，在减排义务上，由于存在着附录1缔约方与非附录1缔约方的区别；同时，在附录1缔约方之间，还存在着减排标准高低不一的问题，所以，在履行《京都议定书》协议的过程中，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很可能会由附录1缔约方转移到非附录1缔约方，或由减排标准高的国家转移到减排标准低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的“碳泄漏”问题。具体而言，如果一国通过开征碳税的手段来实施减排，在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同时征收相同的碳税的情况下，企业出于避税的倾向会从征收碳税的国家转移到不征收碳税的国家，或从碳税负担重的国家转移到碳税负担轻的国家。这样一来，某些国家或地区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被其他国家或地区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所抵消，“碳泄漏”问题将使得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难以实现，同时还会带来工作机会的转移，即产业（能源密集型）的转移必然带来工作机会的转移与减少，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对“碳关税”在wto框架下的合理性提出了明确的设想，他认为“碳关税”本质上就是一种增值税，是政府对市场所产生的扭曲一种矫正。克鲁格曼认为，wto应当将碳排放限量及交易中减少各国扭曲的边境税与增值税一样对待，即碳排放许可价格最终是加在消费者身上的税，并且消费者应该对进口品所发生的碳排放与国内生产品所发生的碳排放支付同样的税负。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国内减排而没有对外国未减排的产品征收碳关税，会使国内处于不利的不公平地位，使消费者没有动机去避免购买外国没有承担碳减排义务的进口产品，从世界来看这种结果没有效率，与增值税一样，碳关税起到了平整竞技场的效果，不是保护主义。由于各国采取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差异会导致能源成本差别，会涉及竞争优势。假如仅仅美国采取气候管制，并且没有采取投资先进的低碳和无碳技术行动，那么，未来20年里给碳排放定价的气候政策可能对美国能源密集制造业竞争力具有实质影响，因此，碳排放成本高的国家会有对来自没有或较小碳限排政策和低能源成本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边境调节税的政治压力。这种调节税会基于与每种进口商品生产相关的碳排放，并且调节税要使发生的成本增加与出口国比照进口国所采纳的气候政策相匹配。与等同于对碳排放限量及交易的碳税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对尚未内部化二氧化碳排放外部性的任何国家课征碳关税是最优的。相反，如果没有碳关税，却对碳排放进行限量及交易或征收碳税会使市场扭曲。只有各国协调达成最优关税，才会增加全球福利，减少碳排放。因此，边境调节的碳关税能够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简言之，在克鲁格曼看来，碳关税是为了公平竞争而夷平竞技场，不是为了保护。没有缴纳类似碳关税的进口产品会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承担了强制性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有权选择在边境采取贸易措施，提高国外相似产品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即所谓的边境调节措施，对进口产品，根据其含有的二氧化碳（或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成比例的征税；同时对其本国出口的含有二氧化碳的产品，进行免税或退税。四碳关税的性质厘定出于对新生事物认识的缺乏，“碳关税”的名称本身极易使人认为它是一种关税，那么，碳关税就是一种普通关税吗？众所周知，关税一直被用作管理贸易尤其是限制货物进口的措施，由于世贸组织致力于倡导单一关税保护原则，因此，关税措施是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内管理贸易的主要手段。Gatt1994在允许成员方使用关税手段的同时，也确立了约束关税和分阶段削减的原则，一国在作出关税减让后不得再进一步提高，成员方有义务不再实施超过减让表所列的关税水平或其他税费。从在Henrywaxman和edwardmarkey提出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征求意见稿中可以看出，钢、铁、铝、水泥、玻璃和纸浆、纸、化学制品、工业陶瓷是碳关税针对的主要产品，而这些产品大多在美国的关税减让表中进行了明确的约束。因此，如果把碳关税视为一种普通关税，其不具有在wto多边贸易规则框架下的合法性。如上所述，既然碳关税不应被视为一种普通关税，如何对其性质加以界定呢，这就需要全面辨析碳关税的征收规则。由于欧盟内部对实施碳关税尚存极大争议，也缺乏相关的具体法案，因而下文拟主要围绕《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辨析。从《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的相关规定来看，碳关税是作为美国在国内开征“碳税”的辅助手段而提出的。碳税从本质上说属于环境税，是一种针对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为改变环境资源无价的状况而提出的全新税种，它是对生态环境的一种补偿，通过税收的形式平衡应由资源开发者或消费者承担的对生态环境污染或破坏后的补偿。环境税既具有保护环境的潜在效用，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而从世贸组织的宗旨来看，世贸组织强调在扩大贸易的同时保护和维护环境，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实施环境税对实现wto的宗旨，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征收环境税会增加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到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又为各国所不愿。有鉴于此，2009年6月26日，世贸组织（wto）在与联合国环境署（Unep）共同发表的《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各国政府可以通过诸如“碳税和能源税的边境税调整”来制衡因一国采取碳税或排放贸易而增加的成本所带来的与别国产品的价格差异的可能性，并通过该“边境措施”来解决“碳泄漏问题”。根据上述报告，笔者以为“碳关税”只能定位于wto规则中的边境调节税（bordertaxadjustment，简称Bta），是一种区别于关税而被定性为税收调整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平衡国内被征收“碳税”产品与相同进口产品之间的税收负担，同时也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根据世贸组织的相关文件，1970年Gatt边境调节税工作组适用了oeCD对边境调节税的定义：指（一国）根据目的地原则，全部或部分，实行的任何财政措施。可将其分为两种类型：（1）出口国家，通过实施一种措施，将出口产品，相对于在其本国市场上销售给消费者的相似国内产品，从其承担的部分或全部税收中解放出来，例如采取退税，减免税的措施；（2）进口国家，参照其本国相似的国内产品，对进口产品征收部分或全部税收。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边境调节税既可以适用进口环节也可以适用出口环节，而《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的“碳关税”显然属于进口环节的税收调整。由于wto在《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中强调wto的多边纪律将调整上述涉及国际贸易的国内措施和边境措施，Gatt和wto规则都将适用于基于含碳产品或具有“可比性”的气候变化减缓措施的边境措施。由于进口环节的Bta是一种调节税，而不是关税，是对进口产品征收的一种费用，等于国内“相似”产品承担的税收。换句话说，“边境税”和“边境调节税”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施加在进口产品上的税（或关税），而“边境调节税”是当产品进口后，进口国对施加于其上的国内税的一种调整。因此，Gatt1994第2．2（a）条应成为界定碳关税的法理基础。第2．2（a）项允许两种类型的进口税费（即边境调节税）：（1）对与国内产品相似的进口产品征收的费用；（2）对全部或部分用于制造或生产进口产品的物品征收的费用。对于第一种类型，被征收基于碳的边境调节税的产品即是与国内燃料“相似”的进口燃料。对于第二种类型，则引起广泛争议，用于生产特定产品的能源投入和化石燃料是否可被视为“全部或部分用于制造或生产进口产品的物品”？一些学者建议，第2．2（a）项的措词已经将第2条的适用限制在能（部分）物理包含入最终产品的能源投入上，即该“物品”必须实质存在在最终产品中，这样就排除了对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源或化石燃料适用边境调节税的可能性（但并没有排除对燃料本身征税进行调节的可能性）。按照这种观点，对那些并没有转化或合并到最终产品的原材料所征收的间接税是不能进行边境税调整的，显然“碳税”即二氧化碳排放税属于此列，而《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是针对美国国内产品征收的“碳税”进行边境税调整的，因而不能够涵盖在wto的边境税调整范围之内。但第3．2条的规定给了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的可能。第2．2（a）规定对进口产品征收与国内税等值的费用必须遵守第3．2条及该条附录注释中的序言。第3．2条规定，对进口产品征收的税费仅限于“对国内相似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的税费”。那么“直接或间接”如何界定，这在与二氧化碳排放调节税有关的文献中被广泛讨论。这里问题的焦点在于，根据第2．2（a）和第3．2条，当最终产品被进口时，是否只有针对物理包含在最终产品中的投入所征的环境税才有资格适用边境调解。一些学者认为，第3．2条中的“间接”一词可以解释为：对特定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材料投入征收的税费，可以视为是对该产品“间接”征收的税费，因此应允许对其使用边境调节税。那么，根据这一论断，对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源或燃料或排放的二氧化碳（不需要物理包含在最终产品中）征收的税费是可以适用边境调节税的。例如，在Gatt超级基金案（theGattSuperfundcase）中，美国超级基金税并没有针对进口产品本身征税，而是对该进口产品的某种化学组成成分征税。该案专家组报告指出：进口的产品在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使用了属于被征对象的化学原料，所以在国民待遇基础上对这种化学原料征收的税可以在最终产品进口时进行边境税调整。有学者认为这个案件确定了Gatt允许将进口产品的边境税调整适用于针对生产过程中对某些化学原料所征收的国内税。然而本案的专家组对被征税的化学原料是否必须包含在进口的最终产品中或最终产品是否含有被征税的化学原料，以及有关化学原料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消耗尽并没有成为最终产品中的物质是否也可以进行边境税调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如果对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源或燃料或排放的二氧化碳征税也可以视为对最终产品的“间接”征税，那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针对美国国内产品征收的“碳税”是可以对其适用边境调节税的。综上所述，“碳关税”属于wto规则中的边境调节税，是一种区别于关税而被定性为税收调整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平衡国内被征收“碳税”产品与相同进口产品之间的税收负担，同时也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但由于在对排放的二氧化碳征税是否可以视为对最终产品的“间接”征税问题尚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的“碳关税”措施是否属于wto规则中的边境调节税尚有待于wto的进一步澄清。尤其要强调的是，即便是通过wto嗣后的解释，该措施被证明为属于wto规则中的边境调节税，仍需依据wto的多边纪律全面辨析“碳关税”具体规则的合法性。注释:“Countriesthatdonotsignuptoapost－2012internationaltreatyonclimatechangecouldpotentiallyfaceextratariffsontheirindustrialexports．”http：//euobserver．com/9/23124/，2009－7－8．http：//www．nytimes．com/2007/02/01/world/europe/01climate．html？_r=12009－7－8－11：00．http：//www．euractiv．com/en/trade/carbon－import－duty－proposal－fails－impress/article－1686652009－7－8－11：05．111thConGReSS1StSeSSionH．R．2454（June22，2009），SeC．766inteRnationaLReSeRVeaLLowanCepRo-GRam，p．945－946．SeetrevorHouser，RobBradley，BrittChildsStaley，JakewerksmanandRobertHeilmayr（2008），“LevelingtheCarbonplayingField：internationalCompetitionandU．S．ClimatepolicyDesign”，p．30，workforthepeterso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andworldResourcesinstitute．DemaretandStewardson（1994），p．18．pauwelyn（2007），p．20．BiermannandBrohrm（2005），p．293
节能减碳措施篇5
关键词碳关税;wto规则;冲突;建议
一、碳关税的由来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附录Ⅰ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其他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其中包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没有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为由，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而也不承担减排义务。作为执行气候政策的先行国家，欧盟各界纷纷呼吁政府对美国和中国等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税收调节(Bordertaxadjustment)，来避免竞争力损失，防止碳泄漏发生。其后有好多文件、草案、报告表示要对未采取减排行动国家的能源密集型进口产品征税。美国也出现类似倡议。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的《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BorderCarbonadjustment)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产品设计。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该议案宣称，将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的说法由此而来[1]。
美国，欧盟成员国大部分国家以及中国都是wto成员，有关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循wto的贸易规制，那么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有关规则呢?
二、碳关税和wto的适应性分析
关于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的问题，需要结合wto的相关规定具体分析。
(一)碳关税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t第1条第1款2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按照该原则规定，缔约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缔约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都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在国际贸易方面，最惠国待遇一旦载入双边或多边条约，则规定缔约一方在贸易、关税、航运、公民法律地位和投资等领域给予任何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必须无条件地给予缔约另一方。然而，征收碳关税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征收多少并成员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且也很难再短期内达成一致。因为，人们并没有讨论其他国家到底应该允许排放多少碳的问题。环境方科学家认为地球仅能承受有限的碳排放量，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分配碳排放量。而碳排放量的分配恰恰是界定什么是公正的国际贸易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如果不先解决碳排放量的分配问题，碳关税的征收很难符合wto最惠国待遇要求。由于每个国家到底应该分配多少碳排放量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的碳关税在额度上必然差异很大，这将直接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破坏国际贸易秩序[2]。
(二)碳关税和wto国民待遇原则
wto国民待遇原则规定在Gatt第3条，该基本原则要求wto的成员给予进口产品不低于国内产品给的待遇。如果征收碳关税，就需要为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制订排放标准并计算排放成本，而进口产品的排放标准或者排放成本不能高于本国成本，这是基本的要求。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产品，即使是同类产品它的碳排放量也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所谓的碳追踪技术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因此，为某一个产品制订专门的碳排放标准和成本是不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制订一个平均的标准，比如说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征收碳关税，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使进口国的产品受到歧视，从而违背wto国民待遇原则原则[3]。
(三)碳关税和Gatt20条的例外规定
Gatt20条规定了一系列例外规定，其中(b)款是“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例外。(g)款，是“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有关措施”例外。但是，若想成功适用该例外，采取措施的成员方必须证明除了“碳关税”以外，没有其他“可合理获得”的措施来达到减排的目的，而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而在第20条一般例外中，无论是(b)款还是(g)款，在实施中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如前所述，对于“碳关税”征收，目前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成员国一旦实施，其措施很容易被判定具有“武断性”和“不合理性”[4]。
美国曾多次试图借助以上例外，在贸易上遏制其他国家，但很少得手，比如在小虾-海龟Shrimp-turtle案，为了保护海龟，美国禁止进口未采用海龟隔离器捕捞的虾或虾制品。后来Brazil-tires案也采用这些例外作为抗辩理由。巴西认为禁止进口翻新轮胎是为了预防蚊子传播疾病。以上两个案例最终都被判定与wto规定不符[5]。
(四)碳关税和wto的边境调节税制度
在wto中，削减关税是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各届回合谈判的努力方向，额外增加关税很难有合法性支持。事实上，“碳关税”并不会是一种关税，而只是一种类似的边界调节措施。其之所以得到如此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tt中有一个“边境调节税制度”。Gatt规定，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考虑到各国的国内税存在差别，允许对进口的“相似产品”征收一个国内税，而在出口相关产品时，也进行国内税的退税。
边境调节税制度的制定避免了由于各国税制差别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进行增值税制改革时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具体到当前讨论的“碳关税”问题，边境调节税制度是否依然适用?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不同国家，由于生产过程和方法不同，产品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或者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同，而这一差别不影响产品使用的性能。能否基于这一差别而进行贸易政策的区别对待，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争议，wto也尚无定论。而碳税或能源税的征收，正是基于生产过程和方法。Gatt唯一的关于边境调节税制度的规定，明确指出，对于类似能源税的边境调节还存在分歧。不能适用[6]。
三、碳关税之争对我国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征收碳关税很难在wto多边贸易框架下找到合法依据。从理论上讲，作为wto成员我国可以借助wto相关规制，向试图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国家提出抗辩，甚至诉诸于wto争端解决机制。但是由于wto多边贸易机制对有关环境问题处理上显得极为乏力，况且，wto争端解决机构还没有审理过类似案件，没有先例可循。而且耗时通常很长。所以，从长远看，作为碳排放量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该认真分析碳关税背后的原因，不仅重视推动出口贸易，还应该把贸易和环保统筹考虑。通过采取节能减排等措施。确实在减排方面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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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7/08/content_11672554.htm:2009-9-6日.
[3]《wto快讯》第181期(2009-11-17至2009-12-4日).
节能减碳措施篇6
【关键词】建筑；低碳经济；发展
作为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北方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天津市，资源禀赋不高，而能源需求量近年迅速攀升，使得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较快.2009年11月26日，我国政府已经对外承诺，2020年碳排放强度将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并将碳排放指标纳入“十二五”、“十三五”发展规划当中。天津市面临碳排放成为硬约束的压力，为此应该从规划入手，及早行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节能减排为契机，大力发展节能技术、开发低碳产品和服务，促进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向低碳经济发展方向转变.不仅能够缓解天津市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而且能够为促进天津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立生态宜居城市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发展低碳建筑是大势所趋
截止2012年底，我国累计建成节能建筑面积40.8亿平方米，占城镇建筑面积的21.7%，且比例逐年提高。建设节能建筑，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
天津市是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市域总面积15000多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500平方公里。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天津市能源消耗总量持续增加。但取得成绩的同时，天津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也面临极大的压力。2007年天津市建筑运行能耗约为1275万吨标煤，占社会终端能耗的28.3%。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天津市节能建筑的研究及推广工作，将对全市的碳减排工作起到非常大的贡献作用。
二、发展低碳建筑的积极意义
有低碳经济，引出低碳城市的发展理念，再到低碳建筑的推广，这些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当前大力推行低碳建筑是低碳经济时代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金融危机后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一条优选路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低碳建筑切合节能减排的主题
目前，建筑相关能耗（包括建筑能耗、生活能耗、空调能耗等）已经超过工业成为社会第一能耗大户，占总能耗的46.7%，而在住宅使用过程中的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相同技术条件下为发达国家的2-3倍。在发展低碳建筑的道路上，建筑的“低碳”和“节能”注定成为绕不开的话题，每个行业都有责任与义务解决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发展建筑节能减排将成为建筑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减排将成为建筑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减碳潜力巨大，更切合全球“节能减排”的发展主题。
（二）低碳建筑是城市与产业发展的需要
在我国，绿色建筑探索了十年，绿色化进程蹒跚起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的严峻挑战与后果。从建筑节能，到绿色建筑，再到低碳建筑，可以看到对建筑“可持续”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在全社会对低碳的呼吁与共同参与中，下一个十年，低碳建筑将成为建筑发展的新视角。
（三）低碳建筑有助于天津市抢占国内经济制高点
随着碳强大控制时代的开启，“碳标准”得诞生，这意味着未来社会的所有经济行为都会以低能耗、低排放为衡量标准，而低碳建筑的节能减排的特征符合低碳社会的标准，因此，推行低碳建筑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材料生产国和消费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中，具有更加广阔的低碳建筑市场。低碳建筑技术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在需求和相对较小的国际差距，将成为支撑我国新能源革命，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的有力保障。
三、发展低碳建筑面临的问题及天津市发展节能建筑的相关措施
（一）发展低碳建筑所面临的问题
低碳建筑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但在天津市甚至在我国要将低碳建筑与低碳经济联系起来，还有一些困难需要解决。
1、缺乏有效的鼓励政策和监管机制
目前，由于我国缺乏有效的成体系的鼓励政策和监管机制，导致了市场个方参与积极性不高，制约这低碳建筑的发展。
对于建材制造商而言，由于没有激励机制，在技术和资金上都受到了限制，研发能力较为不足，低碳材料造价比较昂贵，致使低碳建筑很难得到较快推广。对于开发商而言，由于成本造价相对较高，利润空间有限，加之房价处于高位，市场认识度低，尤其在当前供需方矛盾依然突出的情况下，卖方市场导致开发商更多地关注短期利益，推行低碳建筑的动力严重不足。对于消费者而言，由于低碳建筑的建造成本通常高于普通建筑，而这部分附加成本往往会转化为用户的负担。当相关税收优惠不足以抵消购房成本的增加额时，低碳建筑就只能成为高档住宅的尝试，而难以广泛赢得市场。
2、缺乏完善的产业相关技术标准
由于我国绿色建筑起步晚，实践经验少，基础数据不足，现有的评估体系侧重建筑环境质量的评价，强调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等内容，忽视了建筑本身的经济性和使用的舒适性，不利于实现包括开发商和建筑使用者利益在内的绿色效应最大化，也影响低碳建筑的推广和扩展。
3、低碳改造中资金来源不足
目前，我国对民用建筑节能在补贴、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激励措施非常有限，民用建筑节能工作推进起来难度较大。同时，我国还未成功搭建起与低碳建筑项目相关的融资平台，包括从政府层面建立风险补偿机制，政府对部门低碳建筑项目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等。这使得现有存量建筑低碳节能改造资金的来源不稳定，主要依赖地方财政，资金压力比较大。
（二）天津市发展节能建筑的相关解决措施
1、完善法规政策
天津市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制定了一系列建筑节能的法规和政策措施。颁布了《天津市节约能源条例》、《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评估和审查管理暂行办法》（津政发【2007】15号）、《天津市建筑节能管理规定》（2006年市人民政府令第107号）、《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2010.6.1正式实施）等，并修订完善了《天津市节约用水条例》等。通过上述法规政策的实施，为低碳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定支撑，并取得良好效果。
2、制定节能标准规范
为了提高建筑节能力度，天津市在全国率先实施住宅三步节能和公建二步节能的建筑节能标准，在规划、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方面，建立了较完善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
近几年天津市的地方性标准主要有《天津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9-153-2005）、《天津市建筑节能门窗技术标准》（DB29-1-2007）等；此外，天津市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的节能检测、施工及质量验收等均了技术规程，使建筑节能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
节能减碳措施篇7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挑战，近年来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二氧化碳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气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开始着手采取措施，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如芬兰、瑞典、挪威等国家通过征收碳税的形式来减排。此外，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多边气候治理体制下，由于实施强制减排措施的国家担心本国相关碳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受损，以及由此引发的“碳泄漏”，纷纷声称要采用边境碳调整措施来解决相关问题。法国在发达国家中最先提出使用边境碳调整措施，欧盟在新的排放交易指令2009/29/eC中，明确规定了以“碳均衡制度”为代表的边境碳调整措施，美国在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也提到了将对没有采取与美国相当减排措施的国家进行边境碳调整。虽然现在还没有任何国家真正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但随着国际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这种措施一旦实施，将会对国际贸易与投资带来巨大影响。
一、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类型
关于边境碳调整措施(BorderCarbonadjustments,BCas)的含义，不同的学者和组织都进行了相应的界定。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2007)认为，边境碳调整措施指进口国对出口国未在生产过程中实施同等减排措施的产品采取的单边措施，以此来弥补进口国因采取减排措施而导致的损失。由此可见，边境碳调整措施是一种针对进口产品所采取的贸易措施，通过对来自不符合减排要求国家的进口产品施加一个碳成本，创造一个进口国认为的公平市场环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09年关于贸易和气候变化的报告中，把边境碳调整措施分成三类：对碳税或能源税的边境调整、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和其它边境碳调整措施。
（一）对碳税或能源税的边境调整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基于碳含量对化石燃料征收的消费税；二是基于产品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所征收的税。能源税指基于能源含量而征收的税。虽然碳税和能源税的税基不同，但它们都对减少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有一定的作用。Gatt边境税收调整工作组在1970年的一份报告中采纳了oeCD对“边境税收调整”的定义，边境税收调整指任何全部或部分采取目的地原则征税的财政措施，这种措施使得出口产品与同类国产品相比，能够全部或部分免除在出口国家征收的税，此外，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与同类国产品相似的全部或部分税收。
对碳税或能源税的边境调整是指实施减排措施的国家对来自于未实施减排措施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同类国产品需缴纳的碳税或能源税，对出口产品退还已缴纳的碳税或能源税，以此来保证实施不同减排措施的国家的产品处于同样的竞争环境。
（二）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
碳排放交易机制指在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碳排放权可以像商品一样在特定市场中进行交易。欧盟于2005年正式启动碳排放交易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国和一些其它国家也把碳排放交易机制纳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中。碳排放交易机制为碳排放设置了一个上限，在限额内这种市场机制可以促使碳排放的企业合理使用配额。
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是指进口商或国外出口商被要求在拥有排放权的前提下，其产品才能进入进口国。一般来讲，此种措施要求进口商或国外出口商提交排放配额或排放信用，以此来抵消进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或者要求进口商或国外出口商在进口国市场以与国内产业同等的条件购买排放配额。
（三）其它边境碳调整措施
为了促进某些国家加强实施减排措施，其它的边境碳调整措施也被提出来。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来自于未实施减排措施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进口费或高关税，因为有些学者认为未实施减排措施等于给予了进口产品变相的补贴，应该予以惩罚；另一类是针对运输环节，如对过境货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征税。
二、边境碳调整措施在操作中的困难
（一）测定特定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困难
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需要对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精确测定，但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能源管理和监测方面水平较低，各国产品生产过程中燃料与能源的种类及使用效率等存在不同，因此精确测定特定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困难，尤其是对能源投入在最终产品中没有物理体现的产品。
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主要提出两种解决方法，一是产品进口时提交其生产过程中涉及排放问题的相关证书或标志；二是按照进口国的“主要生产方法”或“现有最佳技术”测定进口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种解决办法的困难在于国外生产者不愿或无法提供其产品生产过程的相关信息；第二种解决办法虽然不用识别进口产品的具体生产方法，但“现有最佳技术”的确定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且还必须被贸易伙伴所接受。此外，若出口国采用的生产方法和技术比进口国的“主要生产方法”或“现有最佳技术”还先进，那么该方法对这类出口国就有失公平，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排放交易机制中碳价格确定的困难
在排放交易机制中，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有多种方式，既有免费分配的，也有以拍卖的方式从政府购买的，还有在排放交易市场中购买的，这样就使得排放交易机制中碳价格的确定非常困难。碳价格不确定，就无法恰当实施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确定排放交易机制中碳价格的关键在于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而实际上各国由于发展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差异，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三）认定同类产品的困难
Gatt(1994)非歧视原则适用于“同类产品”，但其文件中并没有对“同类产品”给出明确的定义。在认定“同类产品”的过程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能否基于生产方法和生产过程(non-product-relatedproductionandprocessmethod,简称npRppms)来认定。一般来说，Gatt(1947)禁止基于生产方法和生产过程来认定同类产品的做法。wto上诉机构在两次金枪鱼—海豚案中判定美国不能由于捕捞方法的不同而对进口产品进行限制，但是在海虾—海龟案中，虽然谴责了美国采取的歧视措施，但是认为这些歧视措施有其存在的基础。可见，海虾—海龟案的判决中虽然没有明确认可npRppms，但认为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歧视措施符合Gatt第20条的例外条款。这就使得基于npRppms来认定同类产品的做法变得模糊，由此可能引发某些国家寻求实施基于此法的贸易限制措施，不利于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
（四）确定适用范围的困难
根据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规定，该措施将会适用于因为实施减排措施造成竞争力下降或存在碳泄漏风险的行业，而确定这些行业在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这些行业的标准不明确。其次，相关行业竞争力的下降或转移是否是由于实施减排行动引起的也不易确定。再次，若边境碳调整措施适用于制成品行业，由于制成品涉及多种原材料和零部件，而它们又有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搜集相关能耗及排放数据存在极大困难，因此降低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五）确定实施目标国的困难
边境碳调整措施实施的目标国主要针对未实施进口国认可的减排措施的国家，如美国在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规定，对来自未采取“相当”(comparable)减排措施的国家的某些进口产品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其中，“相当”一词缺乏明确的解释，这就容易造成确定实施目标国的困难。在相关术语没有达成一致的前提下，若进口国武断地对某些国家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不仅会造成贸易争端，还会阻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三、边境碳调整措施实施的可能效果
（一）保护进口国相关产业竞争力
实施减排措施的国家认为，无论是采用碳税还是采用排放交易机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相关产品的成本，从而影响企业或行业的竞争力，尤其是那些易发生竞争力损失的行业，如钢铁行业、水泥行业、造纸和纸浆行业、化工行业等。
关于边境碳调整措施对保护进口国相关产业竞争力的问题，虽然有些学者(ismer&neuhoff,2007)认为该措施能够有效弥补实施减排措施所带来的产业竞争力的损失，但是大部分实证研究显示保护效果有限，且这种效果取决于碳调整措施的具体实施方式。实证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减排措施对相关行业或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在总成本中的比例很小。此外，许多国家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竞争力损失问题，采取了一些补偿机制，如对能源密集型产业采取全部或部分减税。因此，边境碳调整措施对保护进口国相关产业竞争力的效果有限。
（二）防止碳泄漏
碳泄漏是指由于某些国家采取了强制减排措施，而未采取强制减排措施的国家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实施严格减排政策的国家认为，碳泄漏不仅会使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导致本国碳密集型产业转移，进而影响本国的就业和产出。边境碳调整措施通过增加进口产品的成本，降低进口产品的竞争力，可以抑制对外国碳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从而降低外国碳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或阻碍本国相关产业转移至外国，以此来防止碳泄漏现象的发生。
对于碳泄漏的研究，国际学术界一般采用碳泄漏率来衡量减排政策的影响。虽然碳泄漏现象存在某种理论上的风险，但由于碳泄漏衡量问题的复杂性，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对碳泄漏幅度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大部分学者认为，边境碳调整措施对防止碳泄漏有一定的效果，但对这种效果的大小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三）促使有关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
承担强制减排责任的国家认为，若某些发达国家或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责任，就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希望通过边境碳调整措施对这些国家施压，促使这些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2006年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提议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时，明确表示此举在于使美国重新回到多边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但实际上，此举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美国仍然游离于多边约束机制外。美国在联邦气候政策中也提到了将对没有采取与美国相当措施的国家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此举在于迫使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
边境碳调整措施能否促使其它国家履行强制减排措施？大部分实证研究认为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这种影响力不足。Houseretal(2008)认为美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五类碳密集型产品只占中国经济产出的0.2%，即使算上对所有国家的出口，也只占中国GDp的1%。
由于边境碳调整措施所涵盖的非减排国家出口商品的种类非常少，只能对某些特定行业造成不利影响，对非减排国家的整体经济影响非常有限，因此这种措施很难成为约束非减排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的有效工具。此外，边境碳调整措施还容易引发相关国家的冲突，阻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
四、中国应对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策略
（一）密切跟踪和研究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进展
目前，国际上提出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的主要是欧盟和美国，因此应密切注意它们关于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规定。欧盟最新的排放交易指令2009/29/eC扩大了原有排放交易机制的实施范围，并将其纳入到“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中。该计划将实施“碳均衡制度”，即对进口商应用欧盟内部的标准，如要求其提交配额。该项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欧盟内部的碳密集行业及贸易暴利行业。美国在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规定，自2020年起，对来自于未采取与美国相当措施的国家的某些进口产品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此外，在2018年1月1日前，其它相关国家若未能与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达成多边协议，该法案将授权总统建立一项国际储备配额计划，要求进口商品只有在进口商购买或提交国际储备配额前提下才能进入美国市场。虽然欧盟和美国在相应的立法中都对边境碳调整措施进行了规定，但其将来是否实施，什么时候实施及实施的具体形式都有可能会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密切跟踪和研究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进展，将有利于我国在应对上做好准备。
（二）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并提出相应主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是当今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最重要的机制，我国要积极参与其中，要对边境碳调整措施提出相应的主张。首先，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个原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领域内达成的共识，应该共同遵守。而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安排违反了该原则，为了更好地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进行，发达国家不应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其次，坚持在多边谈判框架下来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反对单边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气候状况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只有在多边体制内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反对以边境碳调整措施为代表的单边解决方案。再次，团结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以共同应对发达国家提出的边境碳调整措施。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相似的利益诉求，边境碳调整措施总体上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基于共同的利益，我国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有利于更好地应对边境碳调整措施。
（三）寻求法律解决途径
发达国家一旦对我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引起与贸易有关的冲突，我国可以利用wto和UnFCCC的相关规定，利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我国的贸易利益。首先，若发达国家维持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设计，这违反了UnFCCC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wto的“非歧视原则”等，那么这种边境碳调整措施是不能适用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其次，若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设计有所改变，试图从wto例外原则上寻求突破，进而可以合理地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该措施，因此，我国要认真研究wto例外原则以及与此相关的判例，从中提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证据和主张，来对抗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再次，即使边境碳调整措施可以实施，我国也要寻求对自身有利的策略。因为边境碳调整措施中涉及的一些术语缺乏明确界定，如美国提出的“类似的努力”(comparableefforts)。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国可以和相关国家和机构进行磋商，尽量降低边境碳调整措施对我国的不利影响。
（四）积极减排，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虽然发达国家提出边境碳调整措施主要是为了维持自身竞争力，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但是目前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若不改变这种状况将会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要在自身能力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减排，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一方面，我国通过采取积极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减少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的可能性及实施力度，最大程度地降低边境碳调整措施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子孙后代的利益，低碳道路是我国必然要做出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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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碳措施篇8
关键词:低碳政策;低碳经济;启示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在对资源和环境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造成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环境灾难,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国,承担着节能减排和发展经济的双重责任,尤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没有成功的先例。通过借鉴英美德三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环境,不失为一条捷径。
一、英、美、德三国的低碳经济概况
(一)英国低碳经济政策
低碳经济是由英国率先提出的,最早见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2006年10月英国政府又《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主要措施有:提高能源效率;对电力等能源部门“去碳”;建立强有力的价格机制;全球联合对去碳高新技术进行研发和部署等。
2007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英国政府进一步表示,力求在2010年减排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20%,2050年减排60%。
为了保证低碳政策的顺利推广,英国政府推出了气候变化税。这实质上是一种“能源使用税”,计税依据是使用的煤炭、天然气和电能的数量,使用热电联产、可再生能源等则可减免税收。据测算,截至2010年英国每年可减少250多万吨的碳排放(相当于360万吨煤炭燃烧的排放量)。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英国初步形成了以政府政策为主导,市场运作为基础,以企业、公共部门和家庭为主体的“低碳经济”互动体系,成功突破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初瓶颈,为英国实施低碳计划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美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美国虽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但在政策措施上,积极倡导推动新能源产业。
奥巴马政府在其新能源政策中承诺,在未来10年内耗资1500亿美元刺激私人投资清洁能源;实施“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计划,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降低80%。
为积极应对碳排放,奥巴马政府计划自2012年起,连续10年拨款150亿美元给环境署用于推广新能源市场化,未来10年建立起一支6450亿美元的能源基金,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清洁环境和推广可再生能源。美国各州政府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了地方节能产品税收减免政策。能源部支持美国绿色建筑协会推行以节能为主旨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
(三)德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德国政府采取了限制性和激励性经济措施并举的做法,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自1994年起,德国政府把科技政策的支持重点集中在发展环境保护技术和能源技术上,并且出台了很多新的能源和环境政策,实行此项政策的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能源消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下降,德国逐步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污染问题,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从2001年11月开始,德国对每千克含硫量超过50mg的汽油和柴油每升再加收1.53欧分生态税,从2003年1月起,将含硫量标准调整为每千克10mg,使超过该标准的汽油和柴油每升加收的生态税累计达到16.88欧分,此举使得德国一次能源消耗量不断下降。对于废水排放、固体废弃物倾倒引起的水污染,德国按照一定方式以废水的“污染单位”为基准,实行全国统一税率,并且每年的税率不断提高,每年的水污染税收入全部用于改善区域水质。德国政府从2003年1月1日开始,对无硫燃料征收的燃料税比含硫燃料的税率低1.5个百分点,在税收激励下,德国企业已经放弃使用含硫燃料。
200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又在“高技术战略”框架下制定了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根据这项战略,联邦教研部将在未来10年内额外投入10亿欧元用于气候保护技术的研发,德国工业界也相应投入一倍的资金用于开发气候保护技术。构成了对德国节能减排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综合分析,英美德三国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制定有关气候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法律,通过立法倡导环境保护行为;政府通过科技政策的倾斜、财政政策的支持、税收政策的调节等措施来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制定有关燃煤、燃油、汽车油耗、水污染控制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制定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些措施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这三国低碳产业的发展和低碳技术的研发;同时也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公众低碳理念的缺失
在物质生活极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往往忽略对环境的保护,这既是生活陋习,更是低碳生活理念缺失所至,而个人低碳生活理念的形成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一个漫长过程。倡导低碳理念、建设低碳社会,每一个人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二)我国能源结构的单一性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我国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长期制约因素。煤是我国主要的能源资源,2007年生产煤25.26亿吨,占我国总能源的76.7%左右,当年世界产煤56亿吨,我国占32%,居世界首位(我国能源结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据了解,目前全国85%的二氧化碳、90%的二氧化硫和73%的烟尘都是由燃煤排放的,我国已经形成了以煤炭为主、多种能源互补的能源结构,这种状况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很难改变。而研发低碳燃煤技术,发展利用新型能源就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当务之急。
(三)我国低碳技术开发相对落后、并缺少相应技术标准
在低碳技术的研发上,我们起步晚,而且缺少成熟的技术标准。在低碳经济管理上,我们缺少一个成功的运营模式。如我国的重化工业发展比较迅速,水泥、钢材、电镀等高耗能行业含碳量非常高。如何实现这些行业的低碳生产,目前尚缺少一套成熟的标准。
(四)经济高速增长与节能减排的矛盾
长期来看,我国经济仍将继续增长,能源消费仍会稳步上升;短期来看,节能减排任务艰巨,需要大量地推广节能技术,强制性地限制减排总量,制定节能准入和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三、解决我国低碳经济发展问题的应对措施
(一)政府通过制定法规和政策,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推动低碳经济
政府出台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增加经济投入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于一些高碳排放的企业加大征税力度,限制其碳排放;对于新兴的低碳企业,降低征税,出台相关的补贴政策。
(二)改变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鼓励发展清洁能源
政府出台鼓励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整体能源结构的改善。低碳经济不同于我国的传统经济,尤其是诸如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应用,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推动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集中,形成了新的经济热点。借鉴国外的经验,如英国公布的发展“清洁煤炭”的计划草案,要求英国境内新设煤电厂必须首先提供具有碳捕捉和储存能力的证明,每个项目要有在10-15年内储存2000万吨二氧化碳的能力,政府同时对这些项目提供相关财政支持。
(三)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核心
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我们应组织科技攻关,加紧技术研发,力争掌握一定规模的自主技术;同时,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推广和应用;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
(四)培养社会公众的低碳意识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简单又长期的任务,需要通过政府的引导,媒体的宣传,民间志愿服务等形式让人们接受低碳理念;要鼓励和引导人们采用低碳生活方式,如城市交通建设方面鼓励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少开私家车等。
四、结论
实现我们承诺的减排目标,发展低碳经济是唯一选择。通过对比分析三个国家发展低碳产业的情况,可以发现我们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诸多不足;借鉴其发展经验,提出我们的发展措施,落实好这些措施,将让我们少走弯路,会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更加健康。
参考文献:
1、潘家华.英国低碳发展的激励措施及其借鉴[J].中国经贸导刊,2006(18).
2、胡淙洋.低碳经济与中国发展[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1).
节能减碳措施篇9
市政府决定召开这次全市低碳节能减排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全市节能减排工作，深入分析面的形势，安排部署“十二五”低碳节能减排工作任务，进一步加强领导、明确目标、强化措施，全力推进低碳节能减排各项工作，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扎实工作，全市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显著
期间，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全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节能减排工作的决策部署，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攻坚克难，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各项工作，圆满完成了目标任务。
一是节能降耗指标圆满完成。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累计淘汰落后水泥生产能力43万吨、造纸1万吨、铁合金8600千伏安，工业节能成效明显。大力推进工业三废资源化，全市制糖业已基本形成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链，全市工业固体废弃物回收和综合利用企业达22户；完成了46户企业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工作，全市清洁生产技术设备工艺与管理水平明显提高。积极推进非工领域节能，共推广节能灯77万支，每年可节约1.6万吨标煤；累计建成沼气10.6万口，建成沼气化乡镇7个，沼气化村115个，沼气普及率达32.8%，实施节柴改灶36.7万户，保护和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交通运输汽、柴油综合单耗从2007年每百吨公里8.64升下降到2010年的8升；公共机构能耗下降5%；全市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5.06%。
二是污染减排取得显著成效。期间，围绕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排放总量削减的目标任务，通过不断强化工程、结构、管理三项减排措施，全面加强污染防治工作，全市14户制糖企业着力实施和运行好“pSB光合菌剂治理酒精废液CoD减排工程”，解决了占全市90%以上的工业废水CoD排放问题，制糖业“增产减污”的成功经验得到了国家和省的充分肯定，并在全省推广；翔区污水处理厂和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其他7县污水处理工程积极推进，实现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和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率“零”的突破。全市污染治理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与2005年相比，全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由83.07%提高到96.86%；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由41.18%提高到52.07%；工业烟尘、粉尘、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分别从86.16%、82.9%和94.35%提高到95.1%、91.97%和100%。全市主要污染物CoD和So2削减量分别达12010吨和566吨，分别比2005下降10.11%和5%，超额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的减排任务。
三是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先后启动实施了“七彩·秘境”保护行动、新家园行动计划、城市市容市貌百日整治活动、南汀河和西河综合整治工程等重大举措，全市生态环境总体水平保持良好，城乡区域环境质量逐步改善。截止2010年，8县（区）17个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均达Ⅱ、Ⅲ类水质标准，全部符合国家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标准要求；境内7条主要河流10个监测断面达Ⅱ、Ⅲ类水质的各占40％、达Ⅳ类水质的占20％，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8县（区）城市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以上标准，空气质量状况保持良好。全市森林覆盖率由46.63%提高到60.56%，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比例由10.42%提高到10.49%。
二、明确目标，确保“十二五”低碳节能减排任务圆满完成
“十二五”时期，是全市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期，全市将面着加快发展与完成低碳节能减排目标的双重考验。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低碳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桥头堡”战略的重大机遇，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推广低碳技术，走节能、低碳、绿色发展之路，实现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十二五”期间，我市低碳节能减排目标任务是：
（一）低碳目标。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降低9.5%。
（二）节能目标。到2015年，全市单位GDp能耗降低8.5%；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0%；重点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指标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重点企业达到省内先进水平；全市新开工房屋建筑工程全部按国家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设计，使用新型墙体材料，达到省有关要求；营业性公路运输载客，货车汽、柴油综合单耗下降到每百吨公里7.8公升，内河船舶运输燃料单耗下降到每千吨公里34公斤；公用设施、宾馆、商厦、写字楼高效节能灯具应用率达95%以上，全市60%以上的家庭使用高效节能灯；农村新建户用沼气池5万口以上。
（三）减排目标。到2015年，计新增排放量，全市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在2010年基础上削减5.2%、氨氮削减7.0%，二氧化硫削减0.1%。
为实现上述目标任务，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调整产业结构，构建低碳节能环保产业体系。要认真落实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合理规划产业和区域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益，加快发展低能耗、污染少、高附加值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业、文化产业和网络信息等现代服务业；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引导企业进行资产整合，做大做强做优企业；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紧密结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部署，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促进生产、流通、消费方式向低碳、绿色、高效方向转变。
二是优化能源配置，大幅降低能源消耗比例。要深入挖掘节能降耗潜力，实现节能重心从“单一依靠工业”到“依靠工业、建筑、交通、商业、农业、公共机构等多项”转变；不断优化能源配置，实施低碳节能减排调度，努力提高全市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采取丰枯、峰谷分时电价等措施，引导电力用户改变用电方式、转移用电负荷，提高终端用电效率，优化电力资源配置；对铁合金、水泥、锌冶炼等高耗能行业，继续实行差别电价政策；积极争取列为全省生物质能试点市，引进国内外燃料乙醇先进生产技术；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加大城乡太阳能开发利用力度，继续推进农村户用沼气工程建设，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行业、各个方面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三是发展循环经济，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以企业为载体，构建以高新适用技术产业为主体，以工业共生和物质循环为特征的区域产业体系，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链条效应，不断延长产业链，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继续抓好全省工业循环经济试点县（县）建设，在制糖、建材、生物等重点行业组织实施重大工业循环经济示范项目，大力推进制糖业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制糖业节能、节水、减排、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效率；积极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合理布局再生资源回收网点，逐步建立完善社区回收、市场汇聚、再加工利用三位一体的废旧物资回收再利用循环系统；抓好高耗水企业节水示范，重点支持制糖、造纸等高耗水行业节水改造项目，矿井水利用和企业中水回用等废水资源化项目。通过实施技术改造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是突出重点领域，切实抓好低碳节能减排工作。要认真落实低碳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低碳节能减排日常监管，突出抓好工业硅、锗、铜、锌、制糖、造纸、矿山采选、建材、电力等重点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深入挖掘节能降耗潜力，建立能源管理制度，完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及公告制度，开展企业能源审计和用能设备节能监测；培育低碳节能环保示范企业，促进企业加强节能减排基础工作、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技术改造，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推动新建建筑严格执行节能标准，抓好新建建筑节能设计管理；新建住宅小区要按照有关规定同步建设污水处理和中水回用设施，全面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积极推进“低碳节能环保型”园区、企业、酒店、社区、单位、学校和村镇的创建。
五是实施示范带动，全面加快重点工程建设。要坚持在建材、冶炼、制糖和电力等重点行业实施余热余压利用、燃煤工业锅炉节能改造、电机系统节能改造、能量系统优化、煤层气(瓦斯)利用、绿色照明等6大节能示范工程，使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指标总体达到或接近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重点行业水污染防治及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以制糖、造纸、食品等行业为治理重点，加强水污染防治，确保工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加快实施环保基础设施示范建设工程，使城市河流水质明显改善；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推动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六是强化技术创新，加快低碳节能减排成果应用。要加快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在重点行业推广一批潜力大、应用面广的重大节能减排技术，加大高效节能家电、汽车、电机、节能灯等推广力度；鼓励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节能服务体系，培育节能服务市场，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广泛开展低碳节能减排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低碳节能减排技术、产品和管理经验，不断拓宽低碳节能减排国内外合作的领域和范围。
三、强化措施，为完成低碳节能减排工作提供保障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为切实推进全市低碳节能减排工作，市政府成立由我任组长，中义副市长任副组长，市级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低碳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和市环保局分别设立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市低碳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推进、检查考核及日常监管；各县（区）也要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机构，县区政府是实施低碳节能减排工作的责任主体，县（区）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负起责任，全面抓好落实。要建立部门协作联动机制，市发改委、工信委、环保局、公安局、农业局等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能职责，积极配合和认真抓好各自领域的低碳节能减排工作，形成共同推进低碳节能减排工作的合力。
（二）加大投入，提供保障。“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大低碳节能减排的投入，省每年也将安排专项资金，继续加大低碳节能减排投入。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抓住正式成为国家首批五省八市低碳试点省区的机遇，以项目为支撑，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的支持。县（区）政府每年要将低碳节能减排引导资金和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增长逐年增加投入，为低碳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提供保障。
（三）强化宣传，全民参与。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能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弘扬健康文明、节约环保的消费模式和生活习惯，使节能低碳和绿色消费成为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
节能减碳措施篇10
关键词：低碳规制；效率困境；低碳认知；“认知-态度-行为”模型
中图分类号：F205；X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03407
作者简介：宋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上海201204）
一、背景与问题：单一治理结构下的“规制效率”困境
“十一五”节能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措施的干预。我国节能法第六条确定了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将20%的节能目标作为各地方政绩考核的约束性指标，明确了政府在低碳治理中的主导责任。为完成该行政减排指标，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开展结构型节能管理，主要是电力、交通运输、建筑等高耗能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升级①；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投入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和中央预算内基金用于节能环保工程建设，特别用于能源消耗效率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技术应用和改进②。
政府的一系列财政、税收和电价政策，大力推动了结构性节能和技术性节能的贡献率，促进了落后产能和落后技术的改进和替代。在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干预下，我国的节能减排在短时期内，特别是“十一五”末期取得明显绩效。截至2010年，我国单位GDp的一次能源消耗比2005年下降19.8%，主要污染物单位GDp排放量下降10%。其中，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的能耗强度下降17.4%，工业的能耗强度下降16.9%，建筑能耗强度下降15.4%，而交通和生活用能的单位能耗有上升趋势，2010年比2005年分别增长了32.9%和44.4%。自2001年以来，我国居民生活领域的能耗一直保持快速增长，2005年后甚至超过工业能耗的增速，成为我国增长最快的能源消耗领域。尽管生活领域的能耗占总能耗的比重变化不大，维持在13%，但其绝对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数据来源：2010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可见，政府的节能政策和新能源发展措施推动了电力、建筑和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有效地降低了相关领域的能源增长，但规制政策供给对于改善社会公众的低碳消费理念，强化节能减排责任，仍然缺乏成效。低碳规制政策在激励企业和公众的低碳行动中遭遇治理困境。
所谓低碳治理的“效率困境”，是指完全或主要依赖中央政府政策规制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在该治理模式下，政策的供给和财政资金对低碳发展的促进效率逐层弱化。而地方政府在这一治理结构中是“承上启下”的核心行动者，其低碳行为博弈体现在：一是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自身利益与区域经济总量增长存在高度正相关，其以追求地区效益的最大化为发展目标。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了越来越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当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出现抵触时，地方政府会在节能降耗指标上“讨价还价”，以获得博弈的边际收益；二是由于中央政府掌握对地方政府“人权”的管理权限，基于政绩考核的顾虑和“一票否决”、“问责”制的行政管理压力，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最优博弈结果是被动接受低碳发展方案，或者将中央政策扭曲执行；三是作为“公共利益人”，尽管地方政府与市民在公共治理中存在广泛的利益共容性，但由于政府治理能力限制和信息的不对称，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和公众的短期利益诉求也存在相悖的冲突。
本文拟根据“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理论，通过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有关低碳意识的问卷调查，着重分析导致“效率困境”的政府规制内生性因素。“认知-态度-行为”模型认为对起因和影响的认知程度决定了行动的态度，而态度决定了行动意愿。基于该模型理论，政府的低碳意识被分为三个层次的指标：认知——政府的低碳价值观；态度——政府的政策供给偏好；行为——政府开展低碳治理的行动意愿。政府对气候变化减缓的认知指标，要测度不同科层、不同区域的政府对低碳发展概念、低碳发展目标、低碳发展措施和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水平；政府低碳治理的行动意愿指标，要测度政府促进低碳发展的驱动利益、行动阻力和已经采取的行动举措；政府低碳治理的政策偏好指标，要测度不同科层、不同区域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偏好的治理模式和政策措施供给。问卷调查将对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低碳治理行为进行比较。
从2011年1月至2011年10月，课题组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培训学员开展问卷调查。采取自填式问卷采集方式，共发放问卷377份，收回376份，其中有效问卷316份，有效回收率为838%。调研对象由中央部委官员（占27%）和地方政府官员（占73%）构成。其中，地方政府官员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调研对象选择上海、浙江和江苏，占总调研人数的37%；中部调研对象选择河南和湖南，占总调研人数的29%；西部调研对象选择四川、、贵州，占总调研人数的34%。调研对象所从事的工作涉及环境保护、水利、国土资源管理、交通运输、能源管理、城市规划及建筑管理等低碳治理领域。
二、低碳认知逐层弱化气候风险感知存在差异
（一）对“经济发展”和“低碳”的认知差异
该部分的问卷调研包括三个问题。如表1所示，中央受访者和地方受访者对“温室气体的主要构成”的回答正确率均不高，中央受访者的正确率为47.2%，地方政府官员为43.9%。主要的认知错误是将二氧化硫（So2）和化学含氧量（CoD）误认为温室气体。关于“2020年中国承诺的碳减排目标”2020年中国承诺的3个碳减排目标：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问题，只有三个目标均被正确认知，才被定义为“正确”。中央政府官员对该问题认知的正确率为688%，说明低碳发展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共识；地方政府官员的认知正确率为53%，略低于中央政府官员。从答案分布看，“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被84%的政府工作者认知，但地方政府官员对“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的认知正确率明显偏低，是中央和地方对“中国承诺的碳减排目标”认知的差异所在。
表1政府对低碳发展概念和目标的认知
问题12中央12地方温室气体的主要构成1247.2%12439%2020年中国承诺的碳减排目标12688%12530%强调“经济发展”比“低碳”更实际1212.2%1222.7%“低碳”是“经济发展”的良好契机1287.8%1277.3%关于“低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88%的中央受访者将低碳发展视为经济转型的良好契机，而地方受访者中仅有77%的人认同此观点。其中，东部区域的工作人员的该认知率较好，中西部区域除四川外，其他区域对“低碳”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知存在误区。产生认知差异的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看，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逐步降低的特点。长三角、珠三角等东南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转向现代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东部的高能耗产能也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东部区域政府的低碳发展意识相对较高。此外，从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看，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东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较为缺乏，能源储备较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大量需求主要依靠中西部地区（晋、蒙、豫等地）供给，区域能源降耗的内在压力较大。相应地，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本较低，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地方政府在实现区域产业由资源依赖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过程中，存在对“经济效率”的担忧和顾虑胡宗义、刘静、刘亦文：《中国省级能源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7期。。
（二）对气候风险的认知差异
如图1所示，在气候变化的认知方面，88%中央政府受访者和86%地方政府受访者都认识到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风险。相比之下，气候变化对海平面的影响尚未引起政府足够重视，仅有25%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和27%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可以引发海平面上升。
各级政府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已经形成较高共识，75%以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受访者都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在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方面，来自中央政府的受访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能源短缺风险有较高认知，认知程度分别达到88%和75%；而82%来自地方政府的受访者认为台风、暴雨等引发的洪涝灾害是今后的主要气候风险，对该风险的认知甚至高于中央认知程度（75%）。以上几方面的气候影响较为直观，而且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和洪涝灾害已经给农业、畜牧养殖业、城市的基础设施等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此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此外，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引发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十一五”和“十二五”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任务。在这一政策引导的背景下，能源的短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也得到政府的较高关注。
50%的中央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会增加交通的脆弱性和人体健康的脆弱性，但仅有45%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影响，27%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影响交通。仅有32%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和25%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表示认识到气候变化给城市带来的次生灾害。可见，以上几个方面的气候影响尚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其原因在于：一是这些气候影响并不直观，其潜在影响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个过程来显现；二是如果防护及时或者地方气候适应能力较强时，气候影响的脆弱性不明显，并且不会造成较大的灾害和突发事件，这种潜在气候风险容易被忽视。
图1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三、政府政策偏好治理理念、政策供给缺乏市场激励
表2政府低碳治理模式偏好
12中央12地方立法1238%1216%经济激励手段1238%1244%市场机制126%1215%nGo引导社区驱动模式1213%1223%其他125%122%表2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偏好理念。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更青睐规制性治理措施。76%的中央政府受访者表示，会选择立法和经济激励政策措施推进低碳发展，仅6%和13%的中央受访者表示会通过市场机制、nGo参与开展低碳治理。地方政府中，44%受访者表示青睐经济激励政策主导的治理模式，23%受访者对nGo参与的低碳治理模式表示了认同，即有意愿尝试碳交易市场体系和低碳社会的培育。总体而言，在治理理念上，我国各级政府主体在低碳治理理念上偏好行政资源和财政投入的经济激励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偏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节能市场化发展的现状决定的。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碳市场交易、低碳认证、碳排放清单等相关政策。尽管我国是开展CDm项目最多的国家，占全球CDm市场份额近50%以上，但由于缺乏碳市场相关办法和交易标准的建设等，中国的碳市场尚未建立，且碳交易一直处于交易链的低端。
表3体现了近5年里受访者在低碳发展过程中政策选择偏好。63%中央受访者和73%地方受访者均表示会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开展低碳发展。50%以上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者表示会开展“长期能源规划”、“低碳教育和宣传”来促进低碳治理。但75%以上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受访者对合同能源管理、低碳认证、碳排放交易等市场机制作用缺乏供给偏好。与表2描述的治理理念比较，地方政府在实践中较为保守，对市场化措施的偏好反而低于中央政府的偏好。地方低碳发展更多偏重“淘汰落后产能”，对中央的政策和行动方案产生明显的“依赖”惯性，低碳发展的政策创新活力不足。
表3政府低碳发展中的政策选择
政策选择12中央12地方能源立法和中长期能源规划1263%1250%淘汰落后产能1263%1273%征收碳税1213%1214%能源审计、合同管理等激励企业节能1225%1215%低碳认证、碳排放权交易制度1213%129%教育和宣传1250%1259%中央财政专项资金1225%1232%经济激励手段促进新能源开发1213%1227%四、低碳行动的系统认知和“主动性”偏弱
如图2所示，各级城市开展低碳行动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63%的中央政府管理者表示开展低碳行动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中央行政减排指标的压力。另外，分别有63%和50%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同时表示，会基于长期能源规划、国家形象或“城市荣誉”感的考虑来采取节能降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调控措施。地方政府的低碳行动主要受到两个因素驱动：一是来自中央的行政减排压力。68%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表示驱动力来自行政减排指标。二是期望获得低碳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协同相应。73%地方政府受访者都对新能源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表示出积极态度。
图2政府引导低碳发展的驱动力图3显示政府认知的低碳发展阻碍。75%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和72%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表示低碳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低碳与发展理念互相冲突”的观念误区。可见，GDp仍旧是政府的主要绩效指标，并在城市领导者的理念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地方政府对低碳发展障碍感知较中央政府强烈。61%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相关政策的缺乏”限制了地方开展低碳建设工作；44%地方政府受访者认识到技术研发和储备的滞后对低碳发展带来的限制；39%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其地方低碳发展缺乏专项资金的扶持；33%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低碳、节能相关专业人才短缺是低碳治理的主要瓶颈。
图3政府对低碳发展的主要障碍认知可见，在国际组织的压力和城市声誉资本的驱动下，中央政府已经形成“低碳化”发展的价值观。该价值观通过中央政府的决策和地方政府的落实进行传递，并最终影响和形成“低碳”社会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对低碳发展缺乏系统认知，我国地方政府的低碳行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框架，低碳行动能力缺乏“主动性”，从而造成价值理念在“自上而下”的传递过程中出现逐层弱化的趋势。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气候风险意识，并建立低碳治理与气候风险管理的协同机制
从问卷分析结果看出，我国中央层面基于能源安全、社会经济安全（农业生产、健康卫生等）的考虑，较地方政府具有更积极的低碳治理意愿；而地方政府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气候事件及次生灾害影响（极端气候下的交通瘫痪、建筑坍塌等）具有更直观的认知，因此，地方政府对气候风险防范，特别是增强地方防灾抗灾能力方面具有更强的行动意愿。《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对简化和适应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提高适应和减缓能力的政策有共同之处，其共同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协同影响。可见，适应气候变化与节能降碳战略同样重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有限条件下，低碳治理应该注重“减缓”与“适应”并重，通过建立减缓和适应的协同机制，鼓励地方的适应行动，提高地方的减排效应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
（二）从单纯强调政策主导转向企业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
中央政府的低碳发展决心是我国“十一五”低碳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根据中央政府制定的可再生能源规划、节能工程项目规划等，地方政府积极淘汰落后产能，补贴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从而使电力、制造业和建筑部门的碳强度取得明显回落。但这些政策措施较为单一，主要侧重生产领域或高能耗企业的节能降碳，而中小企业和公众的消费节能意愿并不强烈。低碳治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地方政府的低碳治理要解决的不是单纯的碳减排问题，而是“减排减量化”下的发展问题，其关键是促进地方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低碳消费也是带动企业低碳生产的重要内生动力，比如企业/家庭减排指标体系和碳标识制度、区域碳交易市场机制、阶梯电价等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创造低碳消费的社会环境，还能树立企业的绿色营销理念，激励企业自愿减排的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