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监督体系篇1
关键词媒体监督司法公正一致冲突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的发展,公众对司法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各种新闻媒体也越来越积极地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和评论,媒体监督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同时,各种带有倾向性的新闻舆论对审判独立、司法公正也造成了或深或浅的不利影响。如何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同时避免其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在法治国家,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根本,这就需要给司法审判工作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而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又有着天然的侵犯性。比如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事实讲述,评判标准等方面二者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同时,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新闻媒体都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就决定了两者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
1.目的一致
司法机关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依照公众认同的法律规范,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力量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法求得公正。司法机关以依法、执法的形式来实现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媒体是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也就是用道德来评判是非,对进入公众视野的新闻事件“有感而发”,是一种道德性的情感与评价,批评侵犯者的侵犯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从表现形式来看,司法机关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而新闻媒体体现公众观念上的公正。但是他们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正当需要
司法的功能在于守护社会正义与公正。媒体监督能有力促进司法公正。基于此,媒体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前台,成为对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调控手段。媒体监督会促使权力制约机制生动活泼起来,因为任何社会都不能对舆论监督的作用等闲视之,再跋扈的当权者也要对媒体监督畏忌三分,不少人“不怕上告,就怕见报”就是明证。媒体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有力武器。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为了避免出现“官官相护”的局面,需要依赖另一种监督模式,即广泛的公开的社会舆论监督,借此寻找一种终极控制权。这也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一名谚的体现。另外,审判公开作为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有义务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可以说,新闻媒体既是审判公开的重要途径,又是促使审判公开的最佳手段。
3.制度规定
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宪法》的明确规定为媒体监督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实际上也是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的内在要求,也是司法程序公开化的要求。同时,我国宪法第4l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通过宪法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公众的知情权和批评权是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的依据。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是公众了解社会公共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反馈的最重要的渠道。反过来,公众的知情权也为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另外,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依法享有的表达自由的权利是新闻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的政治基础。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性
新闻媒体和司法机关各自有其固有的不同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产生冲突的必然性。
1.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确认了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同时,它也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任何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而新闻媒体的本能特性决定了媒体追逐热点事件、人物的需求,只有最快、最全地还原事件原貌真相过程才能获得读者的青睐与赞赏。较之于新闻媒体的运作,法院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它要有板有眼,要受传统的约束,要非常注意判决前对裁判意见的保密。在此过程中,要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
2.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目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监督。公开审理案件,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媒体参与审判,不仅符合审判公开的宗旨,而且可以扩大审判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审判公开原则落到实处。因为,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直接以旁听的方式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可能性不大,这样就为媒体间接公开审判活动留下了合理的空间。但是媒体监督有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广泛性的特点,而法院的审判有着其自身的保守性规则。比如在记者眼里应该公开的事情,而在法官心中却有着审判纪律的约束,这就必然造成两者的矛盾。
3.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性。一个社会,如果连司法都达不到公正,法治就根本无从谈起。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媒体监督功不可没。无数事例证明,运用得当的媒体监督对实现社会公正,推进民主进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孙志刚案,由于媒体的介入,引起了上层领导的关注。最后不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还由此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但是,媒体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后,就蜕变成了“媒体审判”。在我国,媒体一般都具有一些官方色彩,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重要的“宣传工具”,媒体受政治环境影响大,除了严格贯彻正面宣传引导外,又依托强大的政治权威为后盾,具有了解决纠纷的能力,影响力大。一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经其具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后,就已为最终审判结果定下了基调。其实,媒体也就从原来的监督功能变为干预功能,从而干扰了司法公正。再有,由于媒体的自由性、开放性,使它的触角伸得很长,这种渗透和影响无处不在,使本应作为理性局中裁判的法官,也会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这一过程中,经由媒体调动起来的社会和公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基于此,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混乱,从而做出了事实上的“媒体审判”。
二、如何构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和谐关系
构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和谐关系,既要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司法机关
1.以宽容之态对待媒体监督
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新闻传媒的监督,不应将司法审判人为的神秘化,形成黑箱和灰色区域。这种宽容表现为:司法机关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公信力,掌控国家司法大权。因此司法机关不能以地位上的优势压制媒体的监督。由于新闻媒体的特性,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司法机关对此不能太过于苛求报道的真实性,对媒体的一般细枝末节的过失应予宽容。据2009年6月25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目前在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司法不公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座谈会上透露,2005年至2009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渎职侵权司法人员9270人,司法不公渎职侵权犯罪共同犯罪增多,其中窝案串案比例增大。在司法腐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就要赋予新闻媒体充分报道的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2.以积极之态赋予媒体知情
在实践中,司法机关“惧怕”媒体的“不实报道”或“不利报道”,对媒体监督司法工作订制了很多限制性的规定。有些法院对于新闻记者即使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案件旁听都予以限制,这就使媒体的监督就无法实现。媒体为了获得新闻线索不得不依靠采访当事人,而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要保持一个客观、平和的心态来叙述案件审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这样就容易导致媒体态度的“一边倒”,也就更容易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使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积极行使,对促进司法公开是十分有益的。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这样既能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又能达到新闻媒体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新闻与司法这两柄利器真正体现其效能。
(二)新闻媒体
1.把握合理尺度
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同时媒体监督也不能忽略把握应有的尺度,否则,就会侵犯司法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首先,媒体应严格保持中立立场,只作客观报道,不对案件的处理提前下结论,不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其次,在坚持新闻的客观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对当事人个人隐私权、企业、个人商业秘密权的维护。再有,要维护裁判文书的尊严,在没有其他的判决取代现有的生效判决之前,即使裁判确有不公,也应当通过正当途径予以解决,要尊重司法裁决的即判力和法律文书的严肃性。
2.遵守相应原则
媒体介入司法,应当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事的同时,媒体自身更应该依法行事。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每一位人士都应该执行和遵守宪法、刑法、民法等诸多法律和法规的相关规定,不能违背法律法规而我行我素。新闻媒体也应遵循司法优先的原则,维护司法尊严。2004年底的《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十九条也明确规定“案件报道不应影响司法公正和法律判决。不偏袒诉讼任何一方;案件判决前,不作定罪、定性报道;不针对法庭审判活动进行暗访;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应遵循相关法律规定”。再有,新闻媒体对案件的发展进程进行追踪报道时,应注意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讲究积极的社会效果的前提下,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要力求提高这些题材报道的公开程度,从较多的“暗箱操作”逐渐向高度透明过渡,使得法律规定的“公开性”原则逐渐在媒体的采访报道中得到体现。
新闻媒体与司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因为二者有相似的价值认同,有为之共同奋斗的社会终极目标――实现公平与正义。所以要正确认识处理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关系,建设和完善两者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机制,这对于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法学研究.1998(6).
[3]甘朝端,杨凯.公开报道与公平审判的冲突与平衡.法律适用.2005(1).
[4]王文.论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新闻知识.2000(6).
司法监督体系篇2
最近,我国颁发了新的《会计法》,“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被重新地建立,该体系包括社会审计监督与政府监督,其中,前者一般是由单位内部监督,常常是注册会计师来执行。可是,现有的情况表明该体系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更糟糕的情况是,逃避会计风险的现象更加地严重,这主要是因为会计监督职能不能很好地起作用,知情人不知道是否应承担会计责任。
一、我国现有的公司会计监督体系的缺点
现在,我国会计监督体系仍存在不足和缺点,具体如下:
建设会计监督体系不足
第一,不能清楚地监督经营者的经济责任与经济活动。当前,经营者在监督体系处于主导的地位,是会计监督权的授权者,而审计与会计人员享有该项权利,而且,他们享有的会计监督权是不完全的,是受到很多条件限制的,另外,该监督权对经营者受到的某个时间内和固定的,缺乏时效性。无法有效地控制常见的经济责任与经济行为。
第二,该体系的事后监督不实际,太形式。一般来说,经营者被监督的的常见形式是社会审计监督,注册会计师是该项权利的施行者,所有者间接享受该项权利。可是,现实中的很多情况导致审计关系复杂和繁琐,导致社会监督脱离现实。
第三,政府监督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这具体体现为:(1)监督体系个部门的义务分配不正确,一些诸如审计和财政等部门值关心自己的业务;(2)监督途径没有及时更新,缺乏威慑力;(3)政府职能的变化远远赶不上经济管理的进步。
二、资金管理出现缺陷
近年来,金融体制的革新,银行的管理逐渐进入企业化的进程,银行为了获得尽量多的利益,不愿意承担过多的现金监管职能,有时候甚至片面地只考虑自身的经营目标,这样导致管理现金出现一些问题。
会计人员的监督职能不足,会计责任不清楚
只有当单位管理者允许,会计人员才能监督与处理会计相关的事务,只为授权人服务,只愿意承担该部分责任。会计部门一般只在乎管理当局的立场与好处,进而降低了会计监督应该起的作用,会计人员不得不依靠其
完善会计监督体系的法规举措
政府、社会和企业进行联合共同构建完善我国的会计监督体系。《会计法》修改后专门指出会计的监督职权,如有人员违反本会计法或国家规定的其他会计制度,会计人员有权拒绝对其办理相关事项。同时,本法还规定,会计人员必须依法行使监督职能,不得提供虚假财务报告,销毁财务资料以及利用公职之便贪污、挪用公款等,这都是会计人员必须履行的职责。新《会计法》法律责任一章中,对这些违法行为,如利用公司会计张博、报告等从事违法活动等进行了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新《会计法》对会计人员有了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会计监督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了完善公司财务监督体系,从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国公司法》也明确指出:一方面,健全完善相关法律的规定对监事会制度的完善与强化内容,《新公司法》在第34条中作出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保障股东的知情权,对公司的财务账簿,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权进行查询监督;在第164条中指出,企业建立的财务与会计制度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相关政策档;在165条中指出,每一会计年度末,公司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相关政策编制出财务报告,而且会计事务所需依法进行审计;而在第172条中指出,除法定财务账簿,公司不得再编制其他账簿。而对于其违规惩罚,新公司法也通过其202、203条等对其进行了规定。
另一方面,健全完善公司内部财务监督体制一个完善、有效的财务监督体系能够保证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和公司业绩,而且有利于我国整个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和国家经济的迅速、有效发展。所以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财务监督体系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各国都在通过完善《公司法》《会计法》等不断进行监督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来确保公司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并使财务制度更合理公正。
三、完善会计监督体系的具体措施
1.为了确保会计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就必须制定出一套全面而有效的监督方案。我们可以通过多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比如来自国家机构的、来自大众舆论的以及公司企业自身的。有了这些监督资源,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来开展工作。首先从公司外部来看,我们应该明确审计员对公司监督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国内目前这方面职能的划分并不是特别的明确,可以向国外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学习经验。比如日本,他们在商业法案中明确了一个审计人员的工作内容,即可以同时进行公司生意上的监察和公司账务上的监察,并且把这两个部门分而治之,互不干涉。
其次,也应该对公司内部的监事会做出明确合理的工作安排,使各部门的工作健康有序的进行。作为一个尤其敏感的机构,财会部门应该着重监督。在我国的《新公司法》中明确强化了公司内部监事会对于公司账面情况的审阅权限,并且还从本质上加强了监事会的建议权和调查权,同时把其他相应职能权限也新加入了其中。由此可见,我国这些年在这方面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随着公司上市潮流的热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也成为了股民,证券交易量的激增,公司股东对于公司董事的督查也越发松懈,所以在这个时刻提出对于董事会的监察工作是一个必然的举措。对于监事会职能的强化,不仅要给予其独有的法律效力,还要延伸其职能的权限,使其可以对公司账目资料进行检查,这样才能真正使监事会发挥其作用。
最后,通过会计参与制度,邀请专业会计师,审计法人和税务会计共同来制定公司的财务报表。其中股东大会拥有对参与制定财务报表人员的任命权,并且这些参与人会承担同等效力的法律责任,所以这项工作看起来是具有法律效力和公正的。被任命的参与人此时并不是所谓的外人,而是作为公司董事的一份子,共同合作。通过这一举措,可以有效的实现监督工作,使其具有透明性,法律性和公正性。
四、结语
完善监督体系的策略包括维护会计工作秩序、从内部健全强化监事会的监督功能以及尝试创立会计参与制度完善监督。通过实施这些策略,可以极大地提升会计监督体系的效率,加强会计监督职能和责任。
参考文献:
[1]吕秀军.浅谈如何完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J].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05)
司法监督体系篇3
完善会计监督体系的策略研究浅析
最近，我国颁发了新的《会计法》，“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被重新地建立，该体系包括社会审计监督与政府监督，其中，前者一般是由单位内部监督，常常是注册会计师来执行。可是，现有的情况表明该体系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更糟糕的情况是，逃避会计风险的现象更加地严重，这主要是因为会计监督职能不能很好地起作用，知情人不知道是否应承担会计责任。
一、我国现有的公司会计监督体系的缺点
现在，我国会计监督体系仍存在不足和缺点，具体如下：
建设会计监督体系不足
第一，不能清楚地监督经营者的经济责任与经济活动。当前，经营者在监督体系处于主导的地位，是会计监督权的授权者，而审计与会计人员享有该项权利，而且，他们享有的会计监督权是不完全的，是受到很多条件限制的，另外，该监督权对经营者受到的某个时间内和固定的，缺乏时效性。无法有效地控制常见的经济责任与经济行为。
第二，该体系的事后监督不实际，太形式。一般来说，经营者被监督的的常见形式是社会审计监督，注册会计师是该项权利的施行者，所有者间接享受该项权利。可是，现实中的很多情况导致审计关系复杂和繁琐，导致社会监督脱离现实。二、资金管理出现缺陷
近年来，金融体制的革新，银行的管理逐渐进入企业化的进程，银行为了获得尽量多的利益，不愿意承担过多的现金监管职能，有时候甚至片面地只考虑自身的经营目标，这样导致管理现金出现一些问题。
会计人员的监督职能不足，会计责任不清楚
只有当单位管理者允许，会计人员才能监督与处理会计相关的事务，只为授权人服务，只愿意承担该部分责任。会计部门一般只在乎管理当局的立场与好处，进而降低了会计监督应该起的作用，会计人员不得不依靠其
完善会计监督体系的法规举措
另一方面，健全完善公司内部财务监督体制一个完善、有效的财务监督体系能够保证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和公司业绩，而且有利于我国整个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和国家经济的迅速、有效发展。所以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财务监督体系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各国都在通过完善《公司法》《会计法》等不断进行监督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来确保公司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并使财务制度更合理公正。三、完善会计监督体系的具体措施
1.为了确保会计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就必须制定出一套全面而有效的监督方案。我们可以通过多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比如来自国家机构的、来自大众舆论的以及公司企业自身的。有了这些监督资源，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来开展工作。首先从公司外部来看，我们应该明确审计员对公司监督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国内目前这方面职能的划分并不是特别的明确，可以向国外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学习经验。比如日本，他们在商业法案中明确了一个审计人员的工作内容，即可以同时进行公司生意上的监察和公司账务上的监察，并且把这两个部门分而治之，互不干涉。
其次，也应该对公司内部的监事会做出明确合理的工作安排，使各部门的工作健康有序的进行。作为一个尤其敏感的机构，财会部门应该着重监督。在我国的《新公司法》中明确强化了公司内部监事会对于公司账面情况的审阅权限，并且还从本质上加强了监事会的建议权和调查权，同时把其他相应职能权限也新加入了其中。由此可见，我国这些年在这方面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随着公司上市潮流的热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也成为了股民，证券交易量的激增，公司股东对于公司董事的督查也越发松懈，所以在这个时刻提出对于董事会的监察工作是一个必然的举措。对于监事会职能的强化，不仅要给予其独有的法律效力，还要延伸其职能的权限，使其可以对公司账目资料进行检查，这样才能真正使监事会发挥其作用。
司法监督体系篇4
一、上市公司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期，证券市场扩容速度明显加快，上市公司数量急剧增加，但上市公司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措施却未能及时调整，致使上市公司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监管法规不完善
监管法规是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前提，同时也是监管者进行监管的依据。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主要包括《证券法》和《公司法》，此外，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等。监管法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太单一、上市公司经营过程的监管措施不健全，以及上市公司违规的处罚较轻等方面。
（二）自身监管不到位
自身监管不到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对相关监管法规的学习、认识不到位；另一方面是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对相关财经法规的学习、认识不到位。这两个方面的不到位是上市公司非故意违规行为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三）监督体系不完备
监督体系是指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的各个方面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监督体系不完备是指监督体系中还存在某些监督的缺位。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督体系中，明显存在着社会公众监督的缺位。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缺乏的不是监督意识，而是监管平台。
（四）违规处罚不及时、不严厉
违规处罚包括故意违规处罚和非故意违规处罚两种情况。上市公司一旦被发现违规，有处罚权力的监管主体就应该及时查明原因，立即对其做出恰当处罚。只有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尤其是对故意违规行为的处罚及时、严厉，才能树立法规的威严，从而使潜在的违规者望而却步。
二、解决上市公司监管问题的主要对策
目前，新上市的公司明显具有规模大（如代码为“600050”的中国联通上市募集的资金就高达50亿元）、业务范围广、业务复杂等特点。针对证券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上市公司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进行改进：
（一）完善上市公司的监管法规体系
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因此上市公司的监管法规体系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任何法律和法规的出台都必然有其现实基础和历史必然性。
1．完善上市公司主体资格认定的法规。目前《公司法》对上市公司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比较单一，比如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要申请股票上市，其注册资本总额不得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这一规定导致了上市公司的规模缺乏层次性，从而也影响了资本的流动性，把一大批确有发展前景但其注册资本总额又达不到法定要求的公司拒之门外。这不仅不利于民间资本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也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司法》对上市公司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适当增加上市公司注册资金法定总额的梯度和层次。如上市公司的注册资本总额可以设置1000万元至3000万元、3000万元至5000万元及5000万元以上三个档次。其次，地方性资本市场的主体资格应该在《公司法》中给予确认，以增加资本市场的层次性。
2．完善上市公司经营过程的监管法规。在上市公司经营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经营决策权。从表面上看，经营决策权在股东大会，但实质上在董事会和经理层。因此，对上市公司经营过程的监管，主要就是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相关决策进行监管。
《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明确规定，由监事会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第一百二十四条又规定，监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但由于在《公司法》中对监事会成员的专业知识水平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所以很多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并不能有效地行使其监督权。如曾经出现的银鸽投资（代码为“600069”）斥资1．2亿元于“银广夏”，仅这一决策就给其带来近一个亿的损失，而监事会并没有能够对董事会的这一决策进行有效监督。为此，笔者建议，在《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或其相关的实施细则及补充规定中，应当明确规定，监事会成员中至少要有一名注册会计师和一名律师。因为他们可以弥补大多数股东和职工代表专业知识的不足，从而真正保证监事会有效地行使监督权。
经营监管的另一主要问题，就是对其相关重要信息的披露要求不完善。如目前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仅要求其公开披露财务报表、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而这些信息多是历史信息，笔者认为还应要求其披露更多的前瞻性信息，以便各利益相关者充分衡量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所以对信息披露要求的法规和细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完善上市公司违规处罚的法规。由于上市公司存在着趋利行为，这就诱使一部分上市公司不惜铤而走险，违法违规。它们为什么敢于这么做？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其违规成本太小。因此，加重违规处罚势在必行。如《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若上市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对财务会计报告做虚假记载，或有重大违法行为的，证监会将暂停其股票交易。笔者以为这一处罚规定太轻，也太单一。因此，在《公司法》中应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处罚规定，如可增加对其处以罚金（金额可设置几个档次），以及制造虚假信息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的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等规定。
（二）加强对上市公司监管法规的学习
知法懂法才能更好地守法。为了减少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违规行为，加强对上市公司监管法规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应由证监会或其授权的部门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上市公司监管法规学习班，时间约两周左右。学习班除进行有关财经法规和具体业务处理规范的学习外，同时还应增设政治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等课程。这样做可使上市公司的管理团队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改革上市公司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
近些年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争论都比较激烈，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由于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差、会计准则不完善等，更大程度上则是取决于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问题。
目前，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会计人员都是由公司直接聘任，会计人员的续聘或解聘以及薪水的高低也都是由公司决定。这一体制就必然带来会计人员的工作独立性差，难以摆脱公司管理当局的不利影响等问题。因此，要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改革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笔者认为，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试行的会计人员委派制，应该成为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如果能将其借鉴到上市公司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中去，相信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
（四）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监督体系
上市公司的监督，按照监督主体和上市公司的隶属关系可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类。其中，内部监督主要是指内部审计监督；外部监督主要是指国家部门监督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国家部门监督的主体，主要包括财政部门、证券监管部门、税务部门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笔者认为，在上市公司的监督体系中，应把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改为社会监督，使其平行于国家部门监督。同时，社会监督不仅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监督，还应包括社会公众监督。
内部审计监督是上市公司监督的第一道防线，在整个上市公司的监管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监督还相当薄弱。要提高内部审计监督的质量，除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外，公司管理当局还必须高度重视内部审计监督。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以恰当解决，内部审计监督将一定能够得以加强，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财政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应从两个方面加强监督：首先，必须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严把上市公司的入市关，坚决杜绝不合法的公司上市，这样就能从源头上堵死那些合法外包装下的非法公司的上市通道。其次，在公司上市后，财政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还必须按照《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和《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法规的要求，对上市公司的各具体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税务部门主要是依据税法，对上市公司依法纳税申报和税款交纳等环节进行监督，在监督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其会计利润的调整和所得税计算方法的选用是否合法；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是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监督上市公司的银行存款账户及各种专用款项的合法使用，尤其要监督其大额支票开支的审批手续是否齐全，切实保证上市公司的资金安全以及资金使用的合法性。
会计师事务所监督，主要是由注册会计师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对上市公司编制的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公允性和一贯性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其审查的重点是上市公司是否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财务报告，以及是否按《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准则》的要求恰当披露其相关信息等。
社会公众监督，主要是指除上述所提及的部门之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会计法》第三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行为，有权检举。”此规定明确表示，社会公众对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一切会计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都拥有检举权。检举权是监督权的一种行使形式。笔者认为，证监会可以在几个指定的大型网站设立主页，让社会公众在主页上对他们所了解到的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发表评论。同时，在证监会中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搜集这些信息，对那些社会公众反映强烈且违规可能性比较大的上市公司加大审查监督力度。
司法监督体系篇5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司法公正。
近年来，司法改革是个热点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司法独立更是备受关注。本人认为，尽管司法独立议题较多，方案也很多，但理论界的呼声并未在实务届产生多大的影响。颇受争议的媒体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司法独立，进而影响到了司法公正，包括正面与负面。下面本人就“许霆案”与“平顶山天价逃费案”引起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问题，试做浅论。
2010年年底，河南农民时建锋被指控伪造军牌骗免368万多元高速通行费，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判处其无期徒刑，引发舆论大哗。随后，平顶山中院启动再审程序，河南省高院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有关人士曾多次公开提及此案是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典型案例。对再审开庭进行现场直播，体现了司法工作和舆论监督之间的良性互动。
再看前几年发生的“许霆案”我们又可以看到，许霆的刑期，从无期到5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历一审，重审程序，完成了两者之间距离的跨越。同样的事实与证据，同一案件，同一法院，一审与重审的结果可谓大相径庭。一种观点以百姓的声音为主，他们认为，许霆刑期的变化，是媒体监督对司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种观点以法学家为主，他们以捍卫司法的独立性为己任，认为媒体干预了司法了，左右了法官的审判，导致了司法的不公正。本人认为，在这一期间，媒体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正当性，又不免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我们司法独立的路途还很遥远。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而且，我国司法机关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越来越开放开明。2009年12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最高法院作为最高的司法机关，确立或肯定了司法报道、评论乃至一般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的基本标准，在观念和制度上都体现了一种进步。
另外，舆论监督在扩大办案效果，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促进司法人员的廉洁自律，文明办案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今日中国，新闻媒体成为推动社会和谐，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健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舆论的强大压力及公众的密切关注下，司法机关会在每个案件上更加慎重，以引人注目的湖北邓玉娇案为例，正是由于广大媒体及无数网民的持续关注，我们才看到正义的曙光。如果没有媒体对这一个案的监督，“主人公”邓玉娇面临的可能就是另一番不同的境遇。因此，舆论监督确实是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强大的助推器。
二、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妨碍。
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舆论可以扭曲司法，使其改变程序，偏离合法的轨道。如杭州“胡斌案”，胡斌闹市飙车酿成血案的行为引起网民极大公愤，早在法院判决前，舆论已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对其了作了宣判，以至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出来时，网络舆论再次掀起大波，抨击法院量刑过轻、罪名不当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无疑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很多案件的当事人，为了使案件得到更快，更准确的处理，防止暗箱操作，往往会借助媒体舆论去造势，特别是网络。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借助舆论使案件得到关注重视并迅速成功解决的屡见不鲜。一旦新闻媒体介入司法，势必对执法者造成一定的压力，从而影响到法官对案件的处理结果。
三、舆论监督妨碍司法公正的原因。
首先，现实中司法的不独立。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是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法院、检察院的级别要低于同级政府，且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都是由地方政府供给的。这就注定了司法受制于行政的命运，而我国目前的新闻媒体无不隶属于各级政府，这种与权力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新闻机构很难真正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代表公意对国家和社会生活进行客观公允的监督。某些新闻媒体往往以某一级政府的“喉舌”身份出现，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着该级政府的意见和看法。因此在当代中国，新闻传媒很容易被扭曲，新闻监督也很容易变为一种权力干预，一股破坏司法独立的力量。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往往裹挟着社会道德来评判案件，以舆论的压力来影响司法人员的思维。对于某一案件，新闻媒体经常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处理之前，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有时甚至带有个人观点的评论，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定罪和量刑，便促使人们不得不对媒体舆论对独立审判的影响进行冷静的反思。
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最好在现场报道，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的本质特征则是滞后的、被动的，是在对既存的证据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对过去所发生事实的一种法律上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程序性、极高的确定性与权威性，非经司法程序不得变更。有的媒体对尚在侦查、起诉或审理的案件抢先作出定性报道，或发表有明显倾向性评论，导致大众对司法公正的疑虑甚至谴责。
另外，司法人员与媒体记者素质高低不同。毋庸讳言，当前无论司法人员还是媒体从业人员在政治素质、职业操守、法律知识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且，司法人员接受媒体监督的意识不强。由于司法与媒体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某些司法人员本能地对媒体监督存在排斥心理。
四、协调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而实际也表明，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两者的关系，不仅仅是各自为政或者非此即彼，而是共同推进法治进程不可或缺且相互支撑的重要力量。所以在法治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促进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通过立法规范新闻监督，使新闻监督法治化。
首先，维护司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坚持客观、准确、公正的原则，从客观的角度，以还原事实真相的方式来进行报道，仅对事实上的客观性的事件本身经过进行描述，对其是非曲直不进行任何评判。
其次，要完善相关制度。对立法者而言，由于新闻立法的社会共识正逐渐形成，把新闻立法提上议事日程是顺应社会发展状况、适应国际评价的当务之急。对执法者来说，要强化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理念和作风。对公众和媒体来说，要在强化监督意识的同时，注意行使舆论监督权也要受到限制。
再次，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检查与纠偏。除了新闻立法，还应从外部加强对新闻媒体报道活动的监督和制约。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监管，实现对网络舆论的动态实时监控和对现实媒体报道的定期抽查体系，通过“他律”方式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检查与纠偏。
（二）完善司法独立制度。
排除立法、行政对司法的干扰，进一步完善司法独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我国的司法独立也正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国司法独立运作行政化，司法权力地方化，行政干预司法现象严重。同时我国的司法独立还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完善司法独立，使司法独立真正的远离立法与行政的干涉，才能使公众更加信任司法，更加相信司法的公正性，从而保持司法的权威，减轻舆论对司法独立不利的一面，保证舆论对司法独立的干扰较小到最少的地步。
（三）提高全民素质，尤其是记者的法律意识舆论是大众立场的评论，因此公民的素质，尤其是法律意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以何种方式来宣泄其对于当前事件的看法。因此加大法务宣传，提高全民的法律知识，扩大司法独立的民意基础，清晰司法独立的专业要求是完全应该实行的一种方式。
另外，从司法实践来看，新闻舆论监督干扰司法，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专门负责法制新闻的记者都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有时记者为了追逐新闻不顾司法活动的规律，或者单纯以社会道德的标准来评判案件，这些都可能引导舆论向司法机关施压，最终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实现法制报道记者的专业化，是平衡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重要的措施之一。只有新闻工作者有了专业的法学知识，才能了解司法的规律与程序，才能更好地处理好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良影响，最终达到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四）吸收国际立法，公约的先进经验。
吸收国际立法、公约的先进经验。对于我国来说，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制度用来规制舆论
监督，因而适当借鉴一些国际经验，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比方说，1994年8月，国际法学家协会在马德里召开了一次会议，研讨了媒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系统规范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的规则，并最终形成了《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该准则对审前程序、庭审过程、审判后各个阶段媒体介入司法的方式方法作了具体规定，但并未付诸实施。总的来看，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在博弈的过程中，规范其行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需要遵循司法规律，通过立法的途径建立完善的预防、惩罚制度，并根据不同媒体的特性，建立相应的预防性和惩罚性制度，注意媒体监督介入司法的时间、方式，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对不良后果的救济。
参考文献。
[1]王艳。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研究[m].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2.
[2]谭世贵。司法独立问题研究[m].律出版社，2004,3.
[3]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法公正与权利保障[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
[4]韩秀桃。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司法监督体系篇6
【关键词】媒体监督；正位监督；司法独立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
媒体监督司法的正当性简析
媒体监督作为一项现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开放性监督模式，其监督司法活动，具有深厚的政治、法律、道德基础。首先，言论自由是政治基础。言论自由是公民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其指的是公民享有按照自身意愿发表意见以及听取他人意见的权利。我国实行在民，因为“政府的权力原本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①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赋予人民言论自由，以舆论为监督工具，以此制约国家机器。其次，知情权是法律基础。媒体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既是国家权力主动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社会民众获取信息、实现知情权的主要途径。简言之，知情权既是媒体获取信息、传递给社会民众的正当途径，也是媒体监督的法律基础。最后，民心倾向是道德基础。在我国，社会民众一般是站在道德的角度来对事物或权力展开探讨、评论或抨击，而这些探讨、评论或抨击经过社会整合，会形成一种主流的民心倾向。这种民心倾向既可能与国家机器不谋而合，推动、强化国家机器的运行，为国家机器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也可能是与国家机器相互背离，阻碍国家机器的运行。但是，不能因为民心倾向可能存在的负面作用，就否定民心倾向的价值与意义。因为无论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民心倾向既是社会公众督促国家机器的一种方式，也是社会民众表达对国家机器期望的途径，这些都能促进、推动国家机器的良性运行，增加国家机器的可接受性、公正公平性与科学合理性。可见，媒体监督作为一种普通社会大众都能参与的监督方式，既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督促国家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正常运行的“民间利器”。其实，从性质归属上来说，媒体监督是一种法定权利，是媒体享有的一种获取信息并报道、评论或抨击的资格。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法定监督只是一项权利，而不是权力。但是，基于媒体的开发性、引导性与文化性特征，媒体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确切的说是一种有着极强倾向性的民间力量。因此，如何正确行使这股民间力量、发挥媒体监督的正常功能，已经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社会研究课题。
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共生性与对立性解析
司法作为一项公权力，司法独立是司法活动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其本质属性的最基本表现。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媒体监督司法是社会民众私权利的集中表现。然而，这种公权力与私权利交汇于媒体监督司法。这既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碰撞，也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开放。因此，从性质、产生、主体与适用等方面来说，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兼具共生性与对立性，是一种互相依赖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关系，具体如下：一方面，共生性能推进共同进步，实现双赢。“司法独立的本质是依法办案。”②司法独立既要求司法不接受来自任何个人、集体及组织的胁迫与干扰，也要求外界的任何个人、集体及组织也不应该向法院及法官施加任何压力或妄加评断。但是，司法作为一种“看得见的公正”，作为一种“活的法律”，它需要一个渠道、一个窗口，向社会展示、向民众诉说—法是怎样的、正义是怎样的、司法是怎样的程序、法官又是依据哪一条法律法规做出怎样的判决。而媒体作为一项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受众人群多、能与时俱进的传播媒介就是最好的选择，它能及时有效地将法的精神、司法活动及司法案件传递给千家万户，将法律以及司法演绎成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细枝末节、家长理短，在潜移默化中，使法律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内心守则与德行操守。同时，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也同样具有权力的劣性根，即司法权同样存在腐败的潜在危险。因此，司法权也需要监督，以防止权力滥用，媒体监督便应运而生。简言之，媒体对于司法而言，具有传播与监督两项重要功能。媒体作为一项传播媒介，是以时事新闻为基础展开追踪与报道的，而司法案件正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与折射点。追踪报道司法案件，不仅能增加媒体的看点，延长媒体的生命力，拓宽、拓深媒体的影响力，还能充分发挥媒体教育民众、监测社会、引导价值观的功能。简言之，报道司法案情，聚焦社会热点，是媒体的生命力所在。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共生性，能够推进两者共同进步，实现共赢。法院与法官借助于媒体这个传播媒介，在将案情大白于天下、还原事实真相的同时，也将审理过程及审判依据放置于社会民众的视野内，使法律及司法暴露于阳光之下。这样不仅能引导社会民众建立正确的法律思维与法律意识，建构社会的尚法理念，还能增强法律与司法的权威性、公信力及公正性，推进依法治国与民主政治。同样的，借助于报道司法案件，媒体在实现监督之责与言论自由的同时，还能提升自身法律素养与法律理念，增强媒体监督的合理性、科学性与法律性，又能积攒人气、聚拢民心，增强生命力，奠定媒体当之无愧的传播媒介地位与“无冕之王”的称号。另一方面，对立性会相互排斥，干扰司法。司法独立要求法官必须依法办案，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严格限定证据来源，以法律认定的法律事实为依据展开审理与判决。简言之，司法活动的审判性与法律性要求司法独立就是一种法律环境下的封闭循环。但是，这种封闭性是为了从根本上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在民的政治体制以及每一个社会主体合法权益的实现。而媒体作为一项兼具广泛性、开放性与自由性的传播媒介，它具有信息来源的广泛性、渠道的多样性以及审判标准的道德性等特征。媒体在对司法案件展开报道时，往往会忍不住挖掘案件当事人隐私详情，并纳入以道德为依据的评价体系展开报道。但是，这种报道不仅摒弃了法律思维与法律认知，反之，它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与主观倾向性，追求所谓的“事实真相”，以便形成媒体热点、收拢人气。简言之，媒体是以一种道德的眼光来看待、感知、了解、评价司法案件，其更注重惩恶扬善与社会民众所希望的结果，而非法律与过程。简言之，正是因为司法与媒体的评价来源、评价依据、评价标准的完全对立性，才导致了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存在天然的矛盾性与排斥性。在信息时代之下，新闻舆论监督的无限扩张已经对司法独立与司法审判构成了极其严重的挑衅与侵犯。如何减少对立性、推进共生性，保证司法的独立性、法律性，避免媒体监督的错位性、越位性，建立正位的媒体监督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
司法领域中媒体监督的越位性剖析
一直以来，媒体监督在违法犯罪、腐败贪污、渎职受贿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容乐观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司法领域的媒体监督逐渐走向了反方向，有着严重的错位性倾向，即越位干预司法，而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媒体审判。媒体审判作为媒体监督干预司法的极致表现，指的是“过当的媒体报道对司法审判的公正外观造成了负面影响即可能影响审判过程公正性的一种媒体行为。”③为吸引眼球、增加人气，媒体会选择一些新奇的司法案件，进行不实不公正的报道或倾向性极强的报道，借此引起社会民众的共鸣或反响，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对独立司法造成极强的干扰与破坏，进而使法院及法官迫于舆论压力与民心所向，做出有悖法律的判决。简言之，媒体审判就是对“司法独立的不当干预。”④为避免新闻媒体借助舆论与民心干扰司法独立，早在1996年，我国相关部门就联合下达了对法制新闻的报道要求。但是，这并没有能阻止媒体监督错位性步伐，媒体监督逐渐走向扭曲与滥用。在现阶段的我国，为迎合社会民众的情绪倾向与关注焦点、挑起社会民众的同情怜悯或嫉恶如仇心理，媒体摒弃监督立场，以当事人或法官的角色来报道、评论案件的情况及结果。媒体监督的错位性与越位性不仅对司法权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形成了极其恶劣的挑战，也造成了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二次伤害，更是对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严重挑衅。我国司法审判一项奉行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的指导思想，秉持独立审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很显然，媒体监督的错位性与越位性违背了上述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是一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虽然我国《法官法》第七条规定，法官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应当是通过正当程序，正常化、合理化、法律化的监督，而不是媒体这种借助于舆论与民心向法官施加压力、从而影响法官独立审判的越位性监督。
媒体监督在司法领域正位回归的措施
司法权作为三权分立的核心，不仅是依法治国的主要支撑，也是法律的生命力所在，更是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独立性才是司法权的本质属性，是司法权在程序与实体上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司法权行使审理判断之责的最根本保证。然而，媒体言论自由的错误性扩张，最终导致了媒体监督逐渐走向错位性与越位性，严重侵犯了司法的独立性、法律性与公正性，使媒体监督丢失其原有的立场、位置与目标。因此，为督促媒体监督的正位性回归，必须做到以下三点：首先，媒体监督应该准确定位监督者的位置，正视司法与媒体的区别。在现代信息社会，媒体已经成为社会民众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扇认识世界、解读社会的窗口。但是，在司法活动中，媒体只应该也只能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介入司法活动。因为司法独立就是“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⑤简言之，媒体应该时刻谨记监督者的身份，在跟进司法、报道案件时，独立、旁观、公正的承担监察职责。同时，由于司法与媒体拥有两套完全不相同的评价标准与体系，导致在同一情况下，两者的结论往往具有不一致性。但是，基于媒体的监督者身份，媒体应该端正态度，秉持真实负责的精神，正视司法与媒体的区别，尊重司法活动及其评价标准与体系，客观冷静的报道司法案件。为进一步理解案情、监督司法，媒体还应该置身于司法活动的评价标准与体系之中，探寻、认知司法活动及司法案情。其次，媒体监督应明确案件的阶段、内容与性质，真实客观报道，尊重法律事实。司法的唯一依据就是法律。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任何可能干扰案件的因素都应当被阻隔在司法之外，以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与公正性。媒体应该尊重司法、信仰法律，谨慎的选择报道案件的阶段与内容，时刻谨记监督之责，客观真实报道，尊重司法活动与法律事实。具体如下：一方面，媒体应该注意案件所处的阶段及性质，选择最适宜的时间、最适宜的方式报道最合适的内容。针对那些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媒体应该报道程序上的内容，忽略实体内容，以此来避免媒体报道先于司法越位审判局面的出现；而对于那些审理完并已经生效的法律案件，司法可以在程序或实体中选择报道或二者兼有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未成年人案件、个人隐私案件、商业秘密案件、国家安全案件等不适宜公开审理的案件，媒体报道自始至终都应只关注案件的程序性内容，而不是实体性内容。这既是基于尊重，也是出于保护的需要。另一面，媒体应该真实客观报道，尊重法律事实。媒体作为社会民众读取社会的窗口，其本身就要求真实客观，而不是妄加揣测、随意删改，甚至是添油加醋。同时，媒体应该收敛本身的自由性，做到不挖掘诉讼当事人信息、不指摘影射法官，并在审理过程中不打听、不评论案件审理结果。同时，媒体还应该在报道中，尊重司法机关认定的法律事实，不煽动、不引导社会民众错误理解司法案件与法律法规。最后，建立健全对媒体监督的监察体系，明确媒体错位监督的追责制度。媒体之所以走向错位，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媒体监督缺乏相应的监察体系，也缺乏相应的追责制度。在赋予媒体监督之责的同时，国家以及法律却忘记了媒体本身的商品性、市场性与利益性，以至于忽略了设置监察体系与追责制度。在缺乏有效的监察与追责制度下，媒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走向错位与越位已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在监察体系与追责制度双重缺失的情况下，媒体无论是否正位还是错位，这都不会影响媒体的地位性与影响力，更无损于媒体的经营权与利益链。因此，很多媒体为追求社会热点，选择铤而走险，在报道中丢掉客观真实、摒弃法律真实，故意歪曲误导社会民众，以积攒人气、聚拢民心。为了扭转媒体的错位性与越位性，威慑改造媒体行业，惩罚预防错位行为，保证媒体监督的客观真实，必须建立相应的监察体系与追责机制。在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其一，监察体系主要是一种媒体报道前的监察，这种监察既指案情来源、手段、性质的监察，也指报道内容的监察。任何有损于媒体监督者身份、具有错位性与越位性、有悖于司法独立原则的报道都不应该诉诸于报端，暴露于社会民众的视野中。这样就能将任何可能影响司法独立的报道掐断在摇篮里，从源头上杜绝媒体监督的错位与越位。其二，追责机制虽然是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方式，但是适宜的追责能够在惩罚错位媒体的同时，震慑其余媒体，预防更多的媒体错位与越位以及错位媒体再次越位。因此，追责机制一定要做到惩罚性与错位性相对应，形成一种从轻微到严重的阶梯式的惩罚制度，保障惩罚的准确性、适度性与公正性。媒体正位监督司法独立，既是满足传播与监督的功能需求，也是媒体言论自由、落实知情权的典型表现，更是现代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因此，媒体错位监督司法独立的局面亟需遏制与扭转。但是，媒体监督在司法领域的正位回归，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吴传毅：“由在民的宪法原则看现代政府的角色定位”，《行政与法》，2004年第1期，第23页。
②陈卫东：“司法独立的本质是依法办案”，《环球法律评》，2013年第2期，第21页。
③贾志强，闵春雷：“‘媒体审判’基本问题研究”，《理论学刊》，2014年第5期，第87页。
④朱健，王人博：“‘媒体审判’负面效应批判—兼论构建传媒与司法间的和谐关系”，《政法论丛》，2006年第6期，第30页。
司法监督体系篇7
论文摘要 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我们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备，司法不公的现象仍然客观地存在于当今社会中。如何维护司法公正就成了党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中的一件大事，而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是法治社会的基础与标志，更是司法公正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在全社会依法治国的进程当中，监督机制的加强与完善已成为我国司法建设的重要课题。
论文关键词 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 制约 传媒
法律监督权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一种专门权利，它的主要职能是保证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的实施。“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主题。在检察实践中落实这一目标，需要不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由于现行法律监督机制不完善，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发挥和能力的提高受到了很大制约，因此，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就成了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一、我国现行法律监督机制特点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监督体制循序渐进的发展造就了今天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辉煌成绩，监督机制的充分发挥不仅净化了我国司法运行的大环境，更在无形中推进了国家民主建设与政治建设的步伐，现如今，法律监督机制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概括地讲，现阶段我国监督体制的基本特点如下：
（一）法律监督机关的专门性
权力监督机制是文明社会政治体制不可或缺的制度，这种机制的具体形式通常总是与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并列于权力运作的同一平台上，通过相互之间的制衡关系来实现限制和监督其他权力的目的。在这种机制中，检察机关通常不具有与行政、审判并列的地位。与西方法律监督机制不同，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都是经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两者之间不具备制衡力。因此，为确保法律长效、公正的得到实施，我国在组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时，在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专设了检察机关，让其承担维护法制统一、监督法律实施的职责，以行使对审判权、行政权等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二）法律监督职能的规范性与权威性
为了保证国家法律实施的公正性、有效性，作为法律监督部门，检察机关所行使的权力是一项国家权力，因而具有权威性。它的权威性要求被监督者必须尊重检察机关的监督，并依法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同时，我国的法律监督作为一种专门的监督机构，其所实施的监督行为，包括监督范围、监督对象、监督方式等，必须以法律授权为前提、以法律条文规定为依据、以法律允许的监督对象为监督客体，并按照法定程序采取合规、合法的监督。
（三）法律监督权不包括实体处分权，只具有程序上的意义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需要采取诸如“启动诉讼程序、提出检察建议、发出检察通知”等相关步骤，整个监督过程是通过程序的控制来实现的，不涉及最终的、实质意义上的裁决权。具体说来，这种监督关系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制衡关系”，它要求被监督者不得轻视监督者的建议和意见，必要时须及时调整并修正其行为。豍因此，这里的法律监督权不再是所谓上下级之间的监督，更没有强制性服从，而只是不同主体间进行的一种平行制约。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这种监督关系便构成了一种“建议修正”权或者“提请追诉”权，应该说它从本质上是无法替代或者侵犯被监督者有效行使国家的权力。
二、我国现行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立案监督权较难落实
《刑事诉讼法》第87条所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接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即“公安机关接到检察机关的立案通知后应予立案”，“公安机关须对不立案给出理由”。可现实中，如果公安机关存在以某种理由对案件“立而不侦”，实施搁置、进而造成无限期拖延，这时检察机关就会处在相对比较被动的位置，因此，在实践操作层面，公安机关是否对立案监督有足够的认可度将决定检察机关监督工作的有效性。
（二）刑事审判监督权有弱化的趋势，纠正不易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量刑幅度往往过大，甚至横跨三个刑种的规定比比皆是，这就为法留下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践中，各级、各地、各院量刑尺度不尽相同，甚至出现同一法官的不同时期、或者一个法院里的不同法官在同类案件量刑中表现出不平衡甚至不一致的现象，而检察机关却不能给以及时、有效的监督与纠正。此外，检察机关作存疑不起诉的案件，一般都是不了了之，公安机关是否应当重新启动侦查，无法监督，而这样有可能放掉一批犯罪分子，致使无法对监督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进行保证。
（三）通知纠正权缺乏法律强制力，监督效果不佳
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相比，其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既不拥有实体处分权，也不像党的纪检监察机关那样拥有纪律处分权。正如现行法律规定，“启动诉讼程序、提出检察建议、发出检察通知”等形式是检察机关日常行使法律监督权力的常规途径，但现有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并没有设定确保监督到位的追究责任条款，也没有其他法律上的强制作保障，虽然检察机关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和《纠正违法意见书》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监督活动，但效果并没有完全真正的发挥出来。
三、完善我国司法监督机制
我国在1997年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发展方略，自此，为确保司法公正、保障人民的权益不受侵犯，必须不断强化和完善我国法律监督机制。在这项工作开展中，要学会建立科学、高效、民主的并能与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督观，要能够在全面实现司法公正的进程中不断完善并且逐渐优化现行的监督机制，使其成为实现依法治国的有效工具。因此，这种监督职能客观上是需要临界在国体和政体的层面，在具备法治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使其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体制运行的基石和着眼点。
（一）强化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了司法机关内部的关系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因此可以说，作为公、检、法的指导性原则，“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仅凝聚了多年来宝贵的刑事司法经验，也是对我国社会现实状况和当前刑事司法政策的反映，构成了我国特有的一项政策性原则。然而，所谓的制约并不能等同于监督，制约的关系是双向的，而监督的显著特点是单向的。豎围绕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完善司法机关机构设置、并建立健全司法体制的长远目标，结合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具体实践，须尽快在司法体制内完善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因此，配合已经开展的法官制度改革，笔者认为应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委员会。这一举措不仅可以从组织机构上保证国家权利机关的监督职能得以落实，同时也有利于对司法机关行使监督权利的统一管理，从而确保司法机关公正、独立地行使司法权。
（二）强化、规范大众传媒的监督权
近些年，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与日俱增，而国家也一直在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其中关于如何强化现行的司法监督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传递社会舆论的最佳途径——大众传媒，其很好的承担了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的角色，应该说，媒体的这种监督职能及其效力将对我国的司法公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如今，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盛行，媒体监督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监督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很多隐性的、甚至有可能被人们忽视的违法案件正是通过媒体的客观曝光使其绳之以法，其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为打击国家司法腐败、推进司法创新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性，当媒体监督本身没有了适时地监督与制衡，它的“天然的侵犯性特质”豏不仅会影响到司法公正，甚至将会妨碍正常的司法实践活动。因此，传媒与司法之间应当保持适当的、合理的距离，使两种不同价值和利益保持一种平衡，只有这样，才能既保障公众对司法的知情权、监督权，又保证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2．规范大众传媒对司法的监督
解决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性和公正性之间的矛盾，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契合点，是解决我国传媒监督司法上存在的问题的根本途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必须坚持客观真实、文责自负的原则。客观真实、文责自负是新闻舆论必须遵循的准则，尤其是对案件审理情况的报道，不仅要符合客观真实，还要符合法理。对于报道失实、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要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不枉不纵，以弘扬正气，维护传媒对司法监督的权威。对于有些失实的报道，即使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也要加强批评教育，以恪守“客观真实”准则。
第二，必须建立“互动监督、层层把关”的机制。媒体关注司法、司法也应重视媒体，构建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制约、相互支持的和谐关系。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媒体监督司法应依法、依规按程序进行，对案件审理情况的采访报道必须经过人民法院同意。此外，作为人民法院，一方面不能受媒体的不当监督影响公正判决，另一方面也要主动接受媒体的监督，建立并落实新闻制度，对人民法院改革、社会普遍关注的大案、要案审理等须主动公诸于众，借助媒体的作用宣传司法、弘扬司法正义。
司法监督体系篇8
《决定》的颁布直接促进了各类社会鉴定机构的诞生和繁荣发展。根据司法部2010年统计，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从2006年底的3789个发展为2010年的4955个、司法鉴定人员由43153名发展为53835名、鉴定量从2006年底的31万件逐年增长为2010年的117万件。在社会鉴定机构迅速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扰乱鉴定秩序、妨碍司法公正的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促进鉴定事业的健康发展，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有责任对社会鉴定机构进行监督。社会鉴定机构开展鉴定业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首先，社会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员业务素质良莠不齐，很多不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社会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员主要包括应届毕业生、退休人员、医院在职医生兼职的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其中以医院医生兼职从事司法鉴定工作的居多，这些人员大都缺乏从事司法鉴定的经验，未受过正规和系统的法医学专业知识培训。《决定》中对鉴定人员从业规定了较低的门槛，导致实践中很多缺乏专业素养、缺乏法律意识、不具备相应法律素质的人员进入司法鉴定人的队伍。而由于社会鉴定机构缺少人才队伍梯队建设，鉴定人处理重大疑难案件经验缺乏，这些鉴定人在实践中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能力有限，导致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错误鉴定，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次，在社会诚信滑坡和经济利益诱惑下，很多社会鉴定机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扰乱鉴定市场秩序。部分社会鉴定机构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参与制造虚假鉴定；部分社会鉴定机构为扩大案件来源，在案件委托中许以司法机关委托人高额回扣，导致本该委托公安和检察系统鉴定机构进行的鉴定被委托到社会鉴定机构；部分社会鉴定机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管当事人原来有无鉴定，不管已经进行了几次鉴定，更不管鉴定结论正确与否，只要有当事人委托或有关机关委托，只要缴费就给予鉴定，造成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现象比《决定》颁布前更严重。社会鉴定机构在目前立法和管理不够完善的背景下，其鉴定实践错误百出，具体的案例令人震惊。案例一：有一被木棍击伤头顶部致头皮挫裂创的伤者，因其创长达不到有关条款轻伤鉴定的标准，自己找乡村卫生院医生对原有挫裂创口进行了延长，社会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在鉴定中不问案情，也不管挫裂创的性质是锐器创还是钝器创，只是根据创长，鉴定构成轻伤，导致伤者拿着造假的鉴定结论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申诉，要求公安机关立案处罚有关当事人，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案例二：有一邻里两家发生纠纷，其中一家庭主妇左前臂被木棍击打致挠骨骨折构成轻伤，另一家当日得知其损伤后果的消息后，通过关系找到该鉴定机构有关鉴定人员，寻问如何造成其与对方对等的损伤程度，在该鉴定人员的授意下，回家用火柴将左耳鼓膜松弛部捣破，后被该鉴定机构鉴定人员鉴定其构成轻伤。
二、司法鉴定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分析
所谓司法鉴定监督，是指特定的主体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或权利，对参与司法鉴定活动的各类主体的行为包括公权力和特定私权力的处分行为所进行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为检察机关监督司法鉴定确立了合宪性基础。部门法同样明确检察机关有权对司法鉴定进行监督：（1）民事行政诉讼。尽管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但对民事诉讼进行的民事监督仅仅始于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颁布之时。（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在《民事诉讼法》中，鉴定意见是证据的基本形式，检察机关有权监督；如果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基于当事人伪造的鉴定意见或者鉴定人做出的虚假的、错误的鉴定意见或者鉴定人员对鉴定意见做出虚假陈述，符合“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请上级检察机关抗诉。《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理规则》第33条之规定，“原判决、裁定所采信的鉴定结论的鉴定程序违法或者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的；原审法院应当进行鉴定或者勘验而未鉴定、勘验的”，可以提出抗诉。（2）刑事诉讼。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主要通过对案件中各类技术性证据材料进行文证审查来实现其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监督体系较为完善，有关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开展新鉴定、要求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监督手段。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66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侦查机关没有鉴定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进行鉴定；必要时也可以由人民检察院进行鉴定或者由人民检察院送交有鉴定资格的人进行。”第3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可以询问鉴定人并制作笔录附卷，也可以指派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有鉴定资格的人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公诉部门对审查案件中涉及专门技术问题的证据材料需要进行审查的，可以送交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审查。审查后应当出具审查意见。”
三、司法鉴定检察监督的定位分析
司法鉴定监督体系非常庞杂，按照监督主体区分包括人大监督、人民监督、舆论监督、人民法院监督、人民检察院监督、司法行政监督等；按照监督层次区分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准确定位检察监督在司法鉴定监督体系中的位置，有利于司法鉴定监督体系的良好运转，有利于检察机关发挥优势，起到应有的作用。根据检察机关的性质、力量以及司法鉴定机构的监管关系等因素，应赋予检察机关对于司法鉴定活动全面、独立的监督权力，使其在整个外部监督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其他监督方式则作为有益补充而存在。“全面的监督”体现为对民事诉讼中涉及司法鉴定活动的所有应监督之行为和主体进行监督，强调建立完整的检察监督之体系“；独立”则强调检察机关一家单位就可以实现对该监督之行为和主体的监督、纠正和惩罚的整个流程，相关单位应积极接受检察机关监督，强调独立监督，反映了对监督效能的追求。原因分析如下：第一，检察机关属于宪法授权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是其应有职能。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体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广泛的权力，除了行使立法权外，还有众多职能，这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无法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从国家权力机构架构的角度来说，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就是为了承担国家常规法律监督职能。而其他部门的监督由于不能够保证中立性，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其监督难以使人信服。可以说，对于司法鉴定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第二，近年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在规模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案件质量和办案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上都有较大提高，成为了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具有较好的社会影响和公信力。由检察机关担当对司法鉴定活动的全面和独立监督，有助于改善司法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同司法行政机关等机关相比，检察监督的效果有法律强制力作为保障，有抗诉、检察建议等法定手段做支撑，也有长期培养的技术人员和积累的设备资源做后盾，这些保证了检察机关有能力担当对司法鉴定活动的全面和独立监督。第三，由检察机关负责对司法鉴定活动的全面独立监督有利于破解我国司法鉴定管理混乱的局面。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在鉴定机构、鉴定人员、鉴定职能的监管权限等问题上存在多机关各行其是、各执一词的现象，非常不利于司法鉴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司法鉴定事业的长远发展。监管权限的混乱造成了司法鉴定活动中的种种漏洞和管理死角的存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于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管理等问题不具有自身利益，具有超然地位，如能由检察机关全面独立承担对于司法鉴定的监督将使目前的混乱局面有所改观。第四，根据《决定》规定，对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员的监督权归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但是这种监督权是狭义上的监督，局限性明显———司法行政部门仅能对鉴定机构和相关鉴定人员的“入口”（《决定》第3条、第6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鉴定机构设立登记和鉴定人资格审核）和“出口”（《决定》第13条、14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违反决定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管理措施）进行监督管理，缺乏对运营中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进行定期的考核，因此其监督范围和方式狭窄且缺少保障。而检察监督则可以弥补这一空档，从而对司法鉴定的检察监督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构成相对完整的监督体系。司法行政部门对鉴定机构的入口和出口实施监督，检察机关对司法鉴定的过程实施监督，这样入口、过程、出口的监督体系已经基本具备，入口控制为预防性控制、事先控制，过程控制强调实时控制，出口控制为惩罚性控制、事后控制。
四、完善司法鉴定检察监督的若干建议
司法鉴定检察监督的建立和完善，对我国司法鉴定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具体来说将产生以下积极作用：第一，司法鉴定检察监督制度的建立将深刻影响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审柴福敏司法鉴定检察监督的建立和完善查批捕等业务中的相互关系，这将对侦察活动中的鉴定质量提出新的要求，有助于鉴定质量的提高；第二，司法鉴定检察监督将会深刻影响民事诉讼中对于鉴定意见的质证理念，改良法庭对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第三，司法鉴定检察监督会对发展中的社会鉴定机构产生巨大影响，规范社会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促进其合理布局的形成和资源的市场分配；第四，检察机关对司法鉴定的有效监督可以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机关的社会形象。完善司法鉴定检查监督，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检察监督的立法尽管《宪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权，但无论是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还是刑事诉讼法中，都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权力，具体针对司法鉴定环节的监督，还缺少具体而有操作性的法律规定或者是司法解释。要想完善司法鉴定检察监督，首先应当推动立法修改或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司法鉴定检察监督的范围、手段以及具体的监督程序，使得司法鉴定检察监督的推进能够有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对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规定只有简单的几条，且较为原则，立法上的粗疏导致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问题难以把握。从监督的范围来看，检察机关只有在“原判决、裁定所采信的鉴定结论的鉴定程序违法或者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的；原审法院应当进行鉴定或者勘验而未鉴定、勘验的”这两种情况下才能提起抗诉。司法实践中，对于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人不违反鉴定程序而做出的错误的鉴定意见、虚假的鉴定意见，或者对鉴定意见故意做虚假陈述这种严重违背鉴定目的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则缺少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在刑事诉讼中对司法鉴定的检察监督———文证审查，虽然法律依据明确，但其仅通过《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加以规定，在法律效力位阶上较低，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本应起到全面监督作用的检察机关对司法鉴定只能在检察机关审查中实施。对于同样存在涉及专门技术问题的证据材料，如公安机关申请检察机关批捕所涉及的专门技术问题的证据材料、监所检察中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在羁押、服刑期间重伤、死亡或者保外就医原因的医学鉴定材料，文证审查这一司法鉴定检察监督的手段却没有得到应用。
（二）加强对监所检察中司法鉴定的检察监督监所检察是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的重要环节。监所检察是保障被监管人员的基本人权，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对惩治在监所监管中出现的司法腐败、监所干警犯罪和司法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就监所检察中的司法鉴定监督而言，主要涉及被监管人员申请保外就医和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对于保外就医而言，主要体现为在押人员勾结相关人蒙混过关骗取保外就医，以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其中伪造病伤和造假诊断证明是主要方法。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对“严重疾病”缺少明确的标准，没有明确鉴定医生的资格、资历问题、保外就医“只放不收”等。其中对保外就医缺少必要的监管是保外就医出现“种种乱象”的重要原因。监所监督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加强对于保外就医的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对保外就医过程中出现的“医学鉴定”的检察监督而言，重点是构建完善的监督程序和惩戒机制。应当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检察机关内设司法鉴定机构对于保外就医“医学鉴定”进行专门性审查的职权和责任，明确审查的主体、启动、进行、反馈、备案等相关程序规则，同时建立对审查过程中发现的渎职和行为的侦办对接规则。在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方面，自2009年云南“躲猫猫”事件引起舆论大哗之后，又出现了“洗澡死”“喝水死”“撞墙死”“睡觉死”等一系列涉案人员离奇死亡事件，有关人员给出的解释同大众的理解常识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并随即被媒体报道和网络炒作而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仅给死者家属带来了痛苦，也给司法机关的权威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一旦处理不当非常容易引发。涉案人员非正常伤亡事件，不光发生在监狱、看守所内，也有很多发生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内。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频繁发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是我国司法体制中存在的不足和弊端的极端性反映，其解决需要依赖我国法治建设的整体完善和进步。但如果这类事件发生后能够处理得当，则可以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最大程度地保全司法机关的形象。处理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关键在于通过具有司法公信力而中立的司法鉴定机构及时对涉案非正常死亡人员的死亡原因进行法医鉴定，同时还要加强对该类案件的媒体监督，使涉案人员死亡案件从发生到查明并公布死亡原因整个过程都向全社会进行公开。具体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实践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公信力，应当仁不让地对法医鉴定的过程进行司法监督，或者直接进行法医鉴定。对于检察机关内发生的涉案人员死亡案件，则应该选择异地上级检察机关的司法鉴定机构来完成法医鉴定工作。
（三）重视对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的检察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对民事诉讼进行的检察监督起步较晚，理论和实践都很薄弱。实际上，人民法院受理的诉讼大部分是民事诉讼案件（如各级人民法院审结各类案件中，2010年刑事诉讼案件只占8.05%，2009年刑事诉讼案件只占8.25%），司法鉴定涉及的诉讼案件也大多是民事诉讼的。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在民事纠纷解决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鉴定意见的应用，越来越多的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基于鉴定意见的采纳与否。实践中，民事诉讼所使用的司法鉴定由社会鉴定机构提供，而我国社会鉴定机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管理和监督上的盲区，广为诟病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有愈演愈烈的倾向，已经对民事审判秩序带来了诸多侵扰，因此必须重视其监督工作。此外，古人云“物极必反”，检察机关对司法鉴定进行法律监督，应当在合理的限度内运行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则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必须明确检察机关对司法鉴定进行监督的运行界限。例如，在民事诉讼中，对司法鉴定的检察监督应当坚持事后监督为主，防止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干扰，这样既可以避免某些企图利用检查监督干扰司法秩序的图谋，同时也可以消除人们对检察权干扰司法独立的担忧。（本文来自于《晋中学院学报》杂志。《晋中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司法监督体系篇9
1我国现有的企业会计监督体系的缺点
1.1不能清楚地监督经营者的经济责任与经济活动。当前，经营者在监督体系处于主导的地位，是会计监督权的授权者，而审计与会计人员享有该项权利，而且，他们享有的会计监督权是不完全的，是受到很多条件限制的，另外，该监督权对经营者受到的某个时间内和固定的，缺乏时效性，无法有效地控制常见的经济责任与经济行为。
1.2该体系的事后监督不实际，太形式。一般来说，经营者被监督的的常见形式是社会审计监督，注册会计师是该项权利的施行者，所有者间接享受该项权利。可是，现实中的很多情况导致审计关系复杂和繁琐，导致社会监督脱离现实。
1.3政府监督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这具体体现为：①监督体系个部门的义务分配不正确，一些诸如审计和财政等部门值关心自己的业务；②督途径没有及时更新，缺乏威慑力；③政府职能的变化远远赶不上经济管理的进步。
2会计管理落后导致资金管理出现缺陷
近年来，金融体制的革新，银行的管理逐渐进入企业化的进程，银行为了获得尽量多的利益，不愿意承担过多的现金监管职能，有时候甚至片面地只考虑自身的经营目标，这样导致管理现金出现一些问题。
如：会计人员的监督职能不足，会计责任不清楚。只有当单位管理者允许，会计人员才能监督与处理会计相关的事务，只为授权人服务，只愿意承担该部分责任。会计部门一般只在乎管理当局的立场与好处，进而降低了会计监督应该起的作用，会计人员不得不依靠其。
3完善会计监督体系的法规举措
政府、社会和企业进行联合共同构建完善我国的会计监督体系。《会计法》修改后专门指出会计的监督职权，如有人员违反本会计法或国家规定的其他会计制度，会计人员有权拒绝对其办理相关事项。同时，本法还规定，会计人员必须依法行使监督职能，不得提供虚假财务报告，销毁财务资料以及利用公职之便贪污、挪用公款等，这都是会计人员必须履行的职责。新《会计法》法律责任一章中，对这些违法行为，如利用公司会计张博、报告等从事违法活动等进行了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新《会计法》对会计人员有了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会计监督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了完善公司财务监督体系，从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国公司法》也明确指出：一方面，健全完善相关法律的规定。对监事会制度的完善与强化内容，《新公司法》在第34条中作出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保障股东的知情权，对公司的财务账簿，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权进行查询监督；在第164条中指出，企业建立的财务与会计制度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相关政策档；在165条中指出，每一会计年度末，公司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相关政策编制出财务报告，而且会计事务所需依法进行审计；而在第172条中指出，除法定财务账簿，公司不得再编制其他账簿。而对于其违规惩罚，新公司法也通过其202、203条等对其进行了规定。
另一方面，健全完善公司内部财务监督体制。一个完善、有效的财务监督体系能够保证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和公司业绩，而且有利于我国整个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和国家经济的迅速、有效发展。所以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财务监督体系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各国都在通过完善《公司法》、《会计法》等不断进行监督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来确保公司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并使财务制度更合理公正。
4完善会计监督体系的具体措施
司法监督体系篇10
[关键词]监事会；独立董事；机构投资者；制度整合；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5）10―0080―04
在我国，围绕上市公司监督模式究竟是实行“一元制”还是实行“二元制”，学界形成了四种不同的代表性观点，分别为：（1）取消独立董事制度，实现公司内部监督的一元化，完善监事会制度〔1〕；（2）取消监事会，由董事会同时行使公司决策权和监督权〔2〕；（3）保留监事会制度，同时引进独立董事制度〔3〕；（4）赋予公司自主选择权，授权公司在其章程中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公司情况的治理结构模式，一元制抑或二元制〔4〕。然而，随着我国新《公司法》的颁布，上市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这种二元制监督模式正式被我国公司法确定下来。然而，面对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的现实，单纯依靠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两种制度设计却远远不能发挥他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督作用。因为，无论是监事会还是独立董事，都缺乏积极监督公司经营的动力。〔5〕相反，作为中小股东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由于上市公司的发展关系着自身的利益，他们有必要、有时间、有精力也有能力对其所投资的上市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立足于我国国情，研究监事会、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的制度整合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实现制度整合的前提：三者在上市公司监督中的关系梳理
监督权利主体的多元化，未必带来上市公司监督效力的“帕累托最优”。在产权学派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制度设计的重要功能是合理确定权利的边界，只有权利界限清楚，责任才能明确，才能降低制度运作成本，减少外部效应。〔6〕因此，要实现监事会、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的制度整合，就必须弄清楚三者在上市公司监督体系中的共性和差异。
（一）监事会、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监督中的共性
监事会是专司我国上市公司监督职能的机关。独立董事作为上市公司的内部监督机构则是法律移植的产物。但是，从独立董事的产生渊源来看，真正推动独立董事制度产生发展的是美国资本市场和企业所有权结构化的变化，即机构投资者的崛起和股权在机构投资者手中的集中。〔7〕因此，监事会、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监督中的共性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三者均为上市公司的监督主体。在我国，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是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监督主体，并不存在争议。但对于机构投资者，随着股东积极主义的兴起，机构投资者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其持股数量较多且保持相对独立。这使得它既有交易的动机，也有监督的动机。〔8〕而且，机构投资者拥有的资金、信息和专业优势使其有能力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也有实力去监督管理层。〔9〕机构投资者通过监督管理层，可以在一定程序上弥补我国上市一股独立所引致的缺陷，可以提升独立董事乃至整个董事会的效率。〔10〕可见，机构投资者作为所有者的监督者角色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其次，三者的监督具有互补性。对于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互补性问题，学者们一般认为监事会制度具有经常性监督、事后监督、外部性监督的特点，而独立董事具有事前监督、内部监督以及于决策过程密切结合的特点，二者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互补性的。〔11〕事实上，除了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具有互补性之外，机构投资者与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的监督中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对此，学者刘安兵认为，机构投资者是外部治理的核心，而独立董事是公司内部治理的核心，两者互为条件，不可偏废，共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机构投资者的介入要求建立有效的外部独立董事制度，并提高独立董事治理的效率；另一方面，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也需要机构投资者的积极参与。〔12〕学者吴晓晖、姜彦福则通过对2001年12月31日之前在深、沪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1289家公司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后一期的独立董事比例影响显著，并且在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情况下，独立董事比例和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中最有可能成为机构投资者代言人的是独立董事。〔13〕总之，在我国上市公司监督实践中，监事会、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最后，三者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上具有契合性。根据我国公司立法，监事会是监督上市公司业务执行状况以及检查公司财务状况的公司必要监督机关，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与监事会相类似，我国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的初衷旨在于有效制衡控股股东和监督经营者，从而确保董事会考虑公司整体利益，减少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操纵。而对于中小股东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而言，其行使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权时，除了考虑维护自己作为股东的个人利益之外，也会考虑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因此，监事会、独立董事和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在目的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二）监事会、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监督中的差异
由于具体价值目标的不同，制度设计的不同，监事会、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监督体系中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
首先，三者的监督地位存在差异。以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监督地位而言，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建设，应坚持以独立董事制度为主，监事会制度为辅的原则，故在监督职权的授予上应向独立董事倾斜”〔14〕；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监事会作为与董事会并行的专门监督机构，有权对独立董事监督，监事会的监督是第一层次的监督，独立董事的监督是第二层次监督，第二层的监督应服从第一层的监督”〔15〕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至于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监督中的地位问题，笔者认为，机构投资者作为股东基于所有者身份行使监督权时的监督地位显然与作为股东大会受托人的监事会、独立董事行使监督权的监督地位是不一样的。
其次，三者的监督范围并不一致。在我国，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系根据我国公司法第54条的规定行使职权。而但独立董事系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的规定，在行使《公司法》等法律赋予董事的职权之外行使一系列特别职权，例如重大关联交易认可权、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议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提议权等。显而易见，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监督范围既有交叉又有不一致的地方。至于机构投资者的监督范围，机构投资者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不仅可以通过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直接行使质询权、查阅权以及诉讼权等权利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进行监督，还可以通过行使表决权、撤销股东大会决议请求权等方式对股东大会及大股东实施监督”。〔16〕
最后，三者的监督机理不同。从监督机理上来看，独立董事侧重于决策过程中的制衡，是事前和事中控制，而监事会则主要是发现问题后的纠正作用，是事后控制。其中，决策过程中的约束是监督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事前和事中控制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事后控制只是消极措施而非根本解决办法。〔17〕但是，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其作为所有者的身份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则是全面、全过程监督。
二、实现三者制度整合的必要性：基于法哲学与经济学的理性反思
（一）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的本土化：制度整合的法哲学分析
应该说，我国原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并不缺乏内部监督机制。因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设有专门的监督机关即监事会。不过，由于原有上市公司监事会人事任免不独立、缺乏专业性、缺乏激励约束机制等原因，致使“监事会的职能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更多时候只是董事会或高管层的一个‘橡皮图章’，无法适应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18〕。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法律移植产物的独立董事和机构投资者，能否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监督效力低下的现状呢？答案却是否定的。据一份对独立董事的调查报告显示，33.3%的独立董事表示，在董事会表决时从未投过弃权票或反对票；35%的独立董事表示，从未发表过与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管有分歧的独立意见。〔19〕独立董事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而另一份对基金公司这类机构投资者的调查表明，尽管超八成基金公司称其有能力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但调查显示，54%的基金公司认为，它们过去“很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另外46%则选择了“一般”。〔20〕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笔者认为，这与独立董事和机构投资者移植到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不衔接不无关系。因为，法律移植的方式方法以及成功与否不仅要考虑外来的法律与本土法律的同异性，更重要的是考虑本土的其他各种因素，如本土文化的积淀、本土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以及本土的观念与心态等。〔21〕从美国的独立董事和机构投资者的产生过程来看，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经历了一个由集中到分散再到相对集中的过程。与此相对应，独立董事制度的最终确立来源于股份在机构投资者手中的集中。如果说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机构投资者在美国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较低，致使美国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是“用脚投票”，但随着机构投资者力量的增强，促使其有条件从被动持股者向主动投资者的角色转化。可见，在美国，机构投资者与独立董事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姐妹。然而，在中国，独立董事被引入上市公司监督体系时，国内的机构投资者才开始发展。尽管2010年机构投资者持股已占流通a股市值的70%，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中仍有大量股票属于非流通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尚无法解决，无疑降低了机构投资者在整个企业资产的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不愿意行使监督权力的“搭便车”现象较为普遍。因此，要想提升独立董事和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监督的作用，必须面对我国的各种本土因素，例如经济性质、股权结构、投资环境、配套制度等，通过对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的“改造与转化”，从而达到法律移植本土化的目的，并使其与本土原有的监督机关即监事会共同形成对上市公司监督的合力。
（二）三者在上市公司监督中的帕累托改进与制度均衡：制度整合的经济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制度均衡与非均衡的转换过程。其中，制度均衡包括制度安排的均衡和制度结构的均衡。〔22〕当制度出现不均衡时，便会发生制度变迁。而制度的变迁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制度的帕累托改进过程，即制度从非均衡转向均衡的过程，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完善和交易的整个运动形式。
在我国，监事会、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均为上市公司监督的主体，但在笔者看来，三者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既存在制度安排上的不均衡问题，也存在制度结构上的不均衡问题。就制度安排上的不均衡而言，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三者对上市公司监督的相关配套制度尚有阙如。例如，现行法律缺乏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股东分类表决制度、股东表决权限制制度、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等；二是上市公司本身的监督效力低下，监督不足。就制度结构上的不均衡而言，主要表现为监事会、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三者之间的不衔接。例如，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的职权重叠与监督协作问题；监事会、独立董事与中小股东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之间监督协作问题等。
为了解决三者对上市公司监督的制度不均衡现象，笔者认为，在我国，唯有通过帕累托改进方式，即通过对现有或原有制度的制度整合，实现三者在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上的均衡，才能形成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合力。
三、实现三者制度整合的路径选择
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监督效力低下的现实，我国应当实现三者对上市公司监督的制度整合。具体整合路径表现为：
（一）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监督的价值理念
一般而言，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是否参与上市公司的监督，取决于对监督的绝对净收益和相对监督收益的比较。只要监督的绝对净收益大于超过其他行动绝对净收益，即相对监督收益大于零，则监督仍然是有利的选择。〔23〕因此，要想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监督的价值理念，就必须确保机构投资者的相对监督收益大于零。因此，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完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制度环境。具体措施包括：（1）通过立法修改尽快确立私募基金的合法性；（2）放松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限制。比如，取消“一个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10%；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的持股比例限制等。
2.尽快建立成熟的资本市场。在成熟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是一股理性的力量。成熟市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为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4〕应该说，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一个散户主导，且机构投资者普遍热衷“炒新、炒小、炒差”的股市中，股指难以避免‘熊长牛短’，投资行为也难以体现出成熟”〔25〕。因此，加快推进成熟资本市场的步伐刻不容缓。
3.完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在我国，中小股东的权益被大股东和内部人控制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中小股东权益被侵害的现象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则必将严重打击作为中小股东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监督积极性。面对我国目前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笔者建议有必要进一步修改公司法，建立股东分类表决制度、股东表决权限制制度和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完善股东投票制度、股东质询制度以及中小股东权益救济制度等，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中小股东监督上市公司的积极性。
4.建立中小股东监督的利益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正如前文所述，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是需要付出监督成本的。当监督的绝对净收益小于或者等于采取“搭便车”等其他行动的绝对净收益时，多数情况下中小股东会选择采取“搭便车”等其他行动。因此，为了促进中小股东的监督积极性，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完善证券法建立中小股东监督的利益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例如，可以规定中小股东的监督成本由上市公司承担；同时规定，当中小股东监督公司而使公司股票的市值增加的，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其持股比例获得的公司市值增加部分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等。
（二）构建监事会、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监督中的对接机制
1.构建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对接机制。具体措施包括：（1）科学划分二者的职权范围，即独立董事为“事前监督、内部监督”，监督范围应以对董事会所有重大决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监督为主；监事会为“事后监督、外部监督”，监督范围应以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经理的业务行为合法性；（2）建立科学的监督协作制度。具体设想为，当独立董事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发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行为不合法时，应报请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责；反之，当监事会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发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行为合法但不公正、不科学时，应报请独立董事从专业性角度履行监督职责。任何一方报请对方履行监督职责时，对方必须给予书面答复。如确属自己监督范围且情况属实，对方必须采取相应的监督措施。否则，给公司造成损失，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构建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的对接机制。具体措施包括：（1）发挥机构投资者在提名和选举独立董事方面的作用。例如，建议将《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修改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由机构投资者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但控股股东对该事项不享有表决权”，从而实现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人的独立监督；（2）发挥机构投资者在保障独立董事“独立”履行监督职责方面的作用。例如，可以规定董事会制定独立董事的津贴预案时，应当征询提名该独立董事的机构投资者的意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的津贴时，控股股东对该事项不享有表决权；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独立董事时，控股股东对该事项不享有表决权等；（3）发挥独立董事在促进机构投资者积极履行监督职责方面的作用。例如，可以规定当机构投资者向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提出决策建议和股东议案时，独立董事应当就该决策建议和股东议案提出相关的独立性判断，供董事会和经理决策时参考。
3.构建监事会与机构投资者的对接机制。具体包括：（1）为了实现监事会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独立监督，公司法应当明确规定监事会的三分之一应由机构投资者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但控股股东对机构投资者提名的监事不享有表决权；（2）发挥监事会在促进机构投资者积极履行监督职责方面的作用。例如，可以规定当机构投资者合法行使股东监督权时如遭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拒绝，监事会有权要求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必要时，可以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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