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制度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制度建设；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F810.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引言
近几年，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反腐倡廉政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行政事业单位在制定内控制度时要加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管理平衡，从而保证国有资产的绝对安全。
一、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分析
1.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信息质量是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事业单位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与记录，可以有效的提高会计信息整体质量，对提高内控制度建立有着重要的监督与管理作用。
2.加了相关法律制度落实
建立内控制度主要是为了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工作流程和工作内容的管理与监督，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落实。让行政管理事业单位可以依照相关法律制度开展相关管理工作，解决行政事业工作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减少由于制度造成的经济损失。
3.确保我国财政资金安全
财政拨款是行政事业单位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每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因此，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可以对财务工作流程进行监督，及时发现财务漏洞，有效减少现象发生，对提高我国财政资金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4.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服务质量与效率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资金流动，需要更多专业人才对财务进行管理，这时候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可以有效的缓解财务压力，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的经济损失，对提高行政事业单位服务质量和效率有很大的帮助。
二、现阶段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内控制度意识薄弱
内控制度意识薄弱会直接影响内控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在一些事业单位内部，由于员工和会计人员的内控制度意识薄弱，导致相关政策无法有效落实，严重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一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内控制度的重要性，只讲求单位发展和经济利益，导致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混乱。其次就是会计人员的内控制度意识薄弱，在行政单位的日常工作中，会计部门不能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实际业务活动中，对事业单位的决策和经济业务缺乏监督与管理，增加了行政事业单位的资金安全因隐患。
2.内控制度不够完善
我国现有的内控制度主要是针对有关企业制定的体系和制度，缺乏对行政事业单位管理内容的规范和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在管理上仍采用传统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来代替，一些行政事业单位虽然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做了有关调整，但整体内容缺乏合理性与规范性，导致内控制度无法真正发挥其作用。
3.预算管理水平落后
行政事业单位想要提高内控制度整体质量，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预算程序，但由于我国内控制度诞生较晚，再加上涉及的范围广泛，这就很容易导致预算在编制上出现问题。现阶段我国的预算管理主要是参考发达国家，导致整体水平较为落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控制度的建立。
4.缺乏内控监督体系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中普遍存在财务人员财务知识陈旧、内控制度意识薄弱的现象，这种弱势队伍，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导致行政事业单位在内控监督体系上缺乏建设力度，尤其在没有内部审计机构的情况下，单靠国家审计部门是无法对会计资料进行真正的监督和审计。
三、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的对策
1.加强内控意识培养
为了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首要要强化各部门的内控制度意识，让每一位员工都切实认识内控制度的重要性。加大宣传力度，定期对员工开展内控制度培训，让他们掌握相关内控知识，培养其良好的内部控制意识，从而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
2.加强政府监督与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是政府下属的职能单位，政府部门有权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在此基础上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可以平衡政府和行政单位的管理权力，提升政府监督与管理力度，减少现象发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力度
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原有的内控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的管理水平，不管是企业还是行政事业单位想要取得更好发展，就必须根据时代要求制定新的内控制度，逐层建立内控制度，明确各岗位的工作职能、落实责任，真正的将制度落到实处。
4.加强预算管理制度建立
预算管理主要是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行资金进行管理和分析，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它是行政单位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之一，加强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制度建立，有效控制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财政收支情况，将预算控制在一定的范畴之中。完善预算监督体系和执行责任制，从上到下，从员工到管理人员，减少、现象发生。
5.提高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
为了适应时展的需求，行政事业单位应该不断的调整企业内部人员结构，加强人员素质培养，在企业内部建立一套人才选拔体系，定期对财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内控意识进行考核，对专业技能与思想落后的人员进行淘汰，最终为企业选择高素质的财务人员，提高内控制度建设。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内控制度建设主要是为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也是为了落实政府的相关政策要求。内控制度建设一方面保证了会计信息质量。另一方面也有效的减少了现象的发生，对推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李进魁.新形势下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管理的必要性与对策分析[J].财会学习，2016，08：221+224.
行政制度的重要性篇2
一、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基本原则
以*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扎实推进实施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把《决定》要求与“*要率先成为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的地区之一”的要求结合起来，把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与法治政府建设结合起来，加强区县政府依法行政工作。
区县政府依法行政要坚持“三个有机统一”：一是坚持依法行政与科学发展的有机统一，通过依法规范政府行为，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二是坚持依法行政与以人为本的有机统一，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关心和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三是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机统一，使依法行政的各项工作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相协调、相适应。
（二）基本目标
经过五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区县政府层面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显著提升。
——行政决策机制基本完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程度显著提升。
——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制度基本落实，文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显著提升。
——行政执法规范基本到位，执法的效率和社会效果显著提升。
——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基本健全，公开的力度和层次显著提升。
——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基本确立，预防和解决行政争议的能力显著提升。
二、依法行政责任制度
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提高区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建立健全区县政府依法行政工作报告制度、第一责任人制度和考核制度；编制和依法行政白皮书，对区县政府依法行政状况进行定期分析和评估。加强区县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把区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各项工作要求落实到乡镇、街道层面。
（三）依法行政工作报告制度
区县政府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对本地区的依法行政工作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依法行政工作，建立健全领导、监督和协调机制。区县政府每年要向同级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报告本地区推进依法行政的进展情况、主要成效、突出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四）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制度
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依法行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主要负责人不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导致本地区连续发生多起严重违法行政案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五）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制度
区县政府要完善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考核体系，在考核指标中增加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况，促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增强依法行政意识，严格依法办事。考核结果应当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和任免挂钩。
（六）依法行政状况白皮书制度
市政府定期编制并向社会本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状况白皮书，反映区县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在制定和执行重大行政决策、制定规范性文件、实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办理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等方面的基本状况以及社会评议情况，总结、分析依法行政的成功经验和主要问题，以持续推进全市依法行政工作。
（七）政府法制机构及其队伍建设
区县政府法制机构是区县政府领导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顾问，要在推进本地区依法行政工作中充分发挥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等方面的作用。
区县政府要适应加强依法行政的新要求，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工作中，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区县政府法制机构的职责。区县政府法制机构要在继续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行政执法监督等工作的同时，切实承担起协调行政执法争议、对重大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对区县政府签订的法律文件进行审核把关等职责。
区县政府要把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机构，充实人员，加强力量，使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情况与法制机构承担的工作职责和任务相匹配。同时，要加大对法制干部的培养、使用和交流力度。
区县政府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明确所属部门、乡镇、街道承担法制工作的机构，保证依法行政的各项工作要求能全面落实到基层。
三、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机制
完善重大行政决策规则和程序。重大行政决策都应当事先经过合法性审查，并实行集体讨论决定。要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征求意见、听证、专家论证等制度，推进重大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要积极探索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估制度。对违法决策的，要依法追究决策责任。
（八）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
区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主要包括：1.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编制，区县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等政策的确定。2.区县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编制。3.财政预算草案、调整方案的编制，预算预备费的动用。4.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和重要专项资金的安排，重大国有资产的处置。5.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6.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公共交通、旧城区改造等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措施、项目的确定和调整。7.区县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调整的安排。8.其他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影响或者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
（九）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
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事先由本机关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制机构对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决策内容，应当提出支持性意见；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性规定的决策内容，应当根据需要提出调整的建议；对法律、法规、规章未作规定，但符合法律原则、国家政策精神、改革发展方向的决策内容，可以根据需要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十）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
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召集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要明确集体讨论决定的议事规则。重大行政决策方案草案经征求意见、听证、专家论证等程序的，承办部门应当全面报告公众意见、听证会、专家论证等情况；集体决策成员的不同意见应当记录在案；行政机关负责人未采纳与会多数成员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
（十一）重大行政决策征求意见制度
制定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应当听取人大、政协的意见；也可以通过座谈会、论证会等方式，听取利益相关人的意见；还可以通过政府网站、报纸等途径，征求公众意见。
（十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切身利益，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或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重大行政决策，应当进行听证。听证代表的名额分配和确定，要充分考虑听证事项的性质、复杂程度及影响范围，听证代表名单应当向社会公布。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并保障听证代表平等充分的发言和辩论的机会；行政机关负责人原则上应当出席听证会，直接听取意见。听证意见的采纳情况，要以适当形式向听证代表反馈。
（十三）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
对专业性强、技术性强、复杂疑难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组织专家论证会，或者委托专业机构、社会咨询机构、研究机构以及专业人士等对决策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论证和评估，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十四）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估制度
对涉及大量公共资源投入、大额财政性资金投入以及社会影响较大的重大行政决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应当进行评估。要探索专家评议、管理相对人评价、决策实施部门评估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制度设计合理性和制度实施有效性进行评估。评估报告中应当明确提出决策调整、继续实施、停止执行等建议。
四、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
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权限、内容、程序的管理，实行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和清理制度，强化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提高发文质量，促进规范发文。
（十五）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要求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法定权限。除市和区县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乡镇政府、依据法定授权进行行政管理的市政府派出机构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组织外，其他单位原则上无权制定规范性文件。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内容合法。不得创设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没有上位法依据，不得增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义务，不得剥夺、限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遵守法定程序。要事先听取意见、经过法制机构的法律审核，提交制定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由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发，并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以及新闻媒体等途径向社会公布。未经听取意见、法制机构审核并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不得施行；未经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十六）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
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一般不超过5年。制定机关需要延长规范性文件实施期限的，应当在文件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组织对文件内容和实施状况进行评估；评估后，制定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决定进行修改、废止或者确认继续实施。
（十七）规范性文件清理制度
区县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本市的有关规定和部署，组织区县规范性文件的专项清理和定期清理。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依据缺失，内容相互抵触，调整对象已不存在，有地方保护、行业保护等不适当内容，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以及与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不一致的规范性文件，都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清理后，应当向社会公布继续有效、废止和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未列入继续有效目录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十八）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
区县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向市政府备案；区县政府部门和乡镇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向区县政府备案。
市和区县政府法制机构要切实履行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的职责，对报备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适当性、制定程序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等进行严格审查。对超越权限、内容违法、违反法定程序的文件，应当提请同级政府撤销、限期改正或者责令停止执行；发现应当报备而不报备规范性文件，应当责令限期报备。经审查准予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
五、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协调和监督
继续推进综合执法，建立行政执法协调机制，有效解决职责交叉和执法缺位问题。建立行政执法推进和督查机制、行政执法操作指南制度、行政执法分类分步实施模式和行政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切实做到规范执法、公正执法。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强化行政执法责任追究。
（十九）行政执法推进和督查机制
区县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提供必要的配套条件，推进法律、法规、规章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真正做到使违法者不因违法而得利益，守法者不因守法而受损失。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加大执法力度，及时依法妥善予以处理。要强化行政执法督查，严格责任追究，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
（二十）行政执法协调机制
区县的不同执法部门之间需要协调执法衔接等问题的，应当送交区县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协调。经协调，各方达成一致的，应当制作行政执法协调意见书；各方仍存在分歧的，应当提请区县政府决定。涉及不同执法部门的职责分工、执法依据的应用解释等区县难以处理的执法协调事项的，区县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提请市政府法制机构会同相关的市级执法部门进行协调。在全市范围有重大影响的执法协调事项，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对区县边界区域违法行为的查处，相邻区县的有关执法部门应当建立日常的协同执法机制，有关市级执法部门应当给予指导、协调和督促。对执法管辖有争议的，应当提交市级有关执法部门进行协调；协调达不成一致的，由市级执法部门指定管辖。
（二十一）行政执法操作指南制度
市级执法部门要根据回避、公开、当事人参与、诚实守信、保障救济权利等程序要求，在各自职责权限范围内，编制本系统行政执法操作指南，针对不同执法领域和事项，明确执法主体、权限、程序等方面的具体规范。市级执法部门要通过政府网站等途径，向社会公布行政执法操作指南，接受公众监督。行政执法操作指南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以及执法部门的职能调整情况，及时更新。区县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应当按照行政执法操作指南的要求，规范实施执法活动。
（二十二）行政执法分类分步实施模式
实施行政执法，既要维护公共利益，又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对危及公共安全、公众健康，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必须切实提高执法效能，加大执法力度，避免执法缺位、不作为。
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对尚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违法后果能够及时消除的违法行为，应当先进行告诫、引导、教育，并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再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执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要与执法目的相当，避免给当事人权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二十三）行政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
市级执法部门要按照符合法律目的、平等对待当事人、参照先例、必要适度等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基本要求，在各自职责权限范围内，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条款进行梳理，结合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本系统行政执法的性质、特点，制定并公布本系统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则和参考标准。市级执法部门应当对区县执法部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加强指导、监督。
（二十四）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区县政府法制机构要根据市政府法制机构制定的行政执法案卷制作标准、归档规范和评查办法，每年组织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指出执法案卷制作、归档中不规范的问题。案卷评查结果应当纳入年度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评议考核。
六、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入推进
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开或者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以外，政府信息应当公开。不断加大主动公开力度，规范依申请公开行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配套机制，逐步形成以主动公开为主、依申请公开为补充的格局。
（二十五）重点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
逐步增强财政性资金和社会公共性资金运行的透明度。加快推进区县政府有关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和重点支出执行情况及其审计结果的公开。落实区县政府财政性资金使用情况的公开，及时向社会公开扶贫、救济、优抚、义务教育、农业补贴等资金分配情况，以及重大建设项目招标、中标情况。公开区县政府的集中采购目录、采购限额标准、采购结果及其实施情况。配合市级有关部门做好社会保险信息、住房公积金等社会公共性资金收支和结余情况的公开。
重点推进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劳动就业、城市交通等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对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领域，应当依法、有序推进信息公开，进一步发挥“以公开促规范”的积极作用。
（二十六）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工作要求
在推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制度的基础上，区县政府及其部门要编制并公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目录，为公众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便利和指引。区县政府及其部门要探索各种有效机制，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提供咨询、引导和帮助，减少依申请公开争议。设立区县集中接收公开申请窗口，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区县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要建立相应工作机制，指导行政机关解决依申请公开工作中的难点问题。
（二十七）政府信息公开的配套机制
健全政府信息保密审查机制，明确保密审查程序和责任分工，在政府信息形成过程中同步明确公开属性，对已形成的政府信息进行梳理并明确公开属性。建立政府信息协调机制，政府信息涉及两个以上政府机关的，要及时启动协调机制，就政府信息的公开属性、公开内容、公开义务主体等协调一致。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监督和考核机制，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增加公众评议在监督考核中的比重。对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行为，要予以责任追究。
七、行政争议解决机制
建立行政争议的预防与排查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提高解决行政争议的能力水平。创新办案方式，保障办案条件，提高行政复议办案质量；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强化社会监督的同时，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监督、救济及争议解决作用。
（二十八）行政争议的预防与排查机制
建立行政争议预测机制，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前，区县政府及其部门要对可能出现的行政争议进行评估预测，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建立行政争议排查机制，区县政府及其部门要重点对本地区涉及城市建设和管理、房屋拆迁、社会保障、企业改制、环境保护等容易引发行政争议的领域进行排查；排查工作可以通过居委会、村委会等渠道组织进行。对可能引发行政争议的苗头和隐患，区县政府及其部门应当配合综治、等部门及时制定应对措施，把矛盾化解在初期、解决在基层。
（二十九）行政争议处理协调机制
进一步发挥行政机关在解决行政争议中的主体作用。对本地区群体性的、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行政争议，区县政府及其部门确实难以解决的，可以提交市有关部门予以协调；市有关部门应当指导、帮助区县政府及其部门，研究并采取有效调处、妥善解决矛盾争议的措施。
（三十）行政复议办案规范
畅通行政复议渠道，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案件。改进审理方式，综合运用书面审查、实地调查、听证、和解、调解等手段办案。依法公正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该撤销的坚决予以撤销，该变更的坚决予以变更。积极运用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等方式，促进行政机关及时纠正具体行政行为中的瑕疵。
要确保一般案件至少有2名复议人员承办，重大复杂案件至少有3名复议人员承办。要为办理复议案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经费，设置接待当事人和举行复议听证的场所。
行政制度的重要性篇3
一、切实提高依法行政重要性的认识
市、县两级政府在我国政权体系中处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线，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大力推进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是正确处理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根本途径。近年来，我市各级政府在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工作进展不平衡，工作力度自上而下逐级递减，部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办事意识淡薄，某些领导干部把依法行政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各级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依法行政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工作。
二、建立健全依法行政配套制度
市、市（县）区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要根据国发*
号、辽政发〔20*〕36号文件的要求，抓好政府依法行政相关制度的建设。
（一）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增强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意识，自觉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建立健全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专题法制讲座制度，制定年度法制讲座计划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集中培训制度，做到学法计划、内容、时间、人员、效果“五落实”。
（二）完善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依法行政知识培训，培训情况、学习成绩应当作为考核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三）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规范重大行政决策做出、执行、监督方面的程序，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决策建议的提出和决策事项确定应遵循的原则，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合法性审查制度、集体决定制度和实施情况后评估制度。完善行政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行政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关突发事件应对的行政决策程序，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四）完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要扩大决策听证范围，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听证。要规范听证程序，科学合理地遴选听证代表，确定、分配听证代表名额要充分考虑听证事项的性质、复杂程度及影响范围。听证代表确定后，应当将名单向社会公布。听证举行10日前，应当告知听证代表拟做出行政决策的内容、理由、依据和背景资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之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确保听证参加人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平等、充分的质证和辩论。对听证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要吸收采纳，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书面形式告知听证代表，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五）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要明确政府法制部门对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的范围、程序、要求和承办单位的职责，以确保合法审查有序进行。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出重大行政决策前应交由法制机构或者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做出决策。
（六）坚持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出重大行政决策之前，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进行论证，并经各级政府或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杜绝擅权专断、滥用权力。
（七）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要通过抽样检查、跟踪调查、评估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减少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
（八）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要纠正和制止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对应当听证而未听证、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未经集体讨论做出决策的，要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公务员给予处分。对依法应当做出决策而不做出，、贻误工作的行为，要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九）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要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得违法创设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行政权力，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义务。制定行政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并由制定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未经听取意见、合法性审查并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不得施行。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规范性文件，要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向社会公布，未经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十）完善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市（县）区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之日起15日内向市政府备案；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之日起15日内报本级政府备案。备案机关对报备的规范性文件要严格审查，发现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方针政策相抵触或者超越法定权限、违反制定程序的，要及时予以纠正，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备案机关要建立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制度，认真接受群众监督。
（十一）建立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公布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每隔两年要进行一次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与上位法相互抵触、依据缺失以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范性文件，尤其是含有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内容的规范性文件，要予以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清理后要向社会公布继续有效、废止和失效的目录，未列入继续有效的规范文件目录的，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十二）建立健全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制度。行政执法主体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并结合实际，以文件的形式对行政执法涉及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条件、种类、幅度等予以合理细化和分解，制定更加具体、更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
（十三）建立依法行政主要领导问责制。对我市各级行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决策失误、违法行政、执行上级决策和部署不力，不认真履行职责、治政不严、监管不力等被问责的，要明确问责方式、问责程序等。
（十四）建立依法行政定期报告制度。市、市（县）区政府每年要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政府报告本地区推进依法行政情况；市、市（县）区各部门每年要向本级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情况。
三、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一）加强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各市（县）区政府和市直各部门要建立健全由行政部门主要领导直接挂帅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协调。要从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把推进依法行政列入年度工作计划，摆上重要工作议事日程，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精心组织，狠抓落实。要定期对本地区、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研究制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计划，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做到流程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要建立监督检查记录制度，完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等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每年要组织一次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促进行政执法机关规范执法行为。
（三）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实行行政执法主体合法性审查制度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行政执法的人员上岗前要进行相关法律知识考试，经考试合格的方可准予从事行政执法活动。进一步整顿行政执法队伍，严格禁止无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进行执法活动，对聘用合同工、临时工执法的要调离行政执法岗位。健全纪律约束机制，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确保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四）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建设。市、市（县）区政府法制机构担负着推进依法行政的综合协调、督促指导、政策研究、情况交流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及所属部门要重视法制机构建设，使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要把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法律水平高的人员充实到法制机构中来。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充分发挥在依法行政中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作用。市（县）区政府所属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应明确专（兼）职法制工作人员，确保依法行政落实到基层。
（五）完善行政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市、市（县）区政府要为政府法制机构开展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法制宣传和培训等工作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办公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确保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行政执法部门履行法定职责所需经费，要统一纳入财政预算，严格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对下达罚没指标、违反罚缴分离规定，以及将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与行政机关业务经费和工作人员福利待遇挂钩的，要依照《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
四、加强依法行政的监督检查
行政制度的重要性篇4
一、统筹规划，深入推进国务院《纲要》和《意见》的贯彻落实
1.研究制定《市依法行政五年（-）规划》。根据《纲要》和《意见》精神，充分调研，起草我市依法行政五年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市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任务和措施。
2.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按照《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要求，市政府和各县区政府每年至少安排4次政府常务会议学法、举办2次领导干部专题法制讲座。同时，将学法效果纳入依法行政工作责任目标考评体系，确保学法计划、内容、时间、人员、效果“五落实”。
3.继续抓好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工作。对第一批市级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实行动态管理，巩固创建成果，探索新经验；组织对第二批申报单位进行检查验收，加强示范单位经验交流，以点带面，发挥示范单位典型带动效应。
4.认真开展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责任目标考核工作。总结通报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责任目标考核情况，督促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对存在问题加以整改。科学细化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责任目标考核评价指标和体系，进一步加大对行政执法卷宗的评查力度，严格考核工作，确保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考核结果对推进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激励和促进作用。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巩固行政审批清理成果，对已经取消、下放、转变方式的行政审批加强后续监管。进一步规范重大项目审批服务运行机制，完善并联审批。继续加强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加大对行政审批实施过程的监督和问责力度。
2.继续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认真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加大主动公开力度，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充分告知办事项目等有关信息，重点公开岗位职责、服务承诺、收费项目、工作规范、办事纪律、监督渠道等内容，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优质、高效、便利的服务。
三、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1.完善、落实重大行政决策有关制度。按照《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要求，进一步完善重大行政决策调查论证制度、听取意见制度、听证制度、合法性审查制度、集体决定制度、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作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适当形式反馈或者公布。
2.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重点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建立、完善部门论证、专家咨询、公众参与、专业机构测评相结合的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并将风险评估结果作为作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
四、突出民生重点，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1.突出立法重点，更加注重创制性立法。重点完善经济体制、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以及政府自身建设方面的立法。
2.继续完善立法公开机制。进一步健全听证等公开征求意见制度，通过网站等媒体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建立听取和采纳公众意见情况说明制度，并强化听取效果。
3.探索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制度。选取1-2件已经实施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效果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或废止。
五、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1.加强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管理，完成全市行政执法人员的换证工作，更新执法人员查询系统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行政执法人员名单。
2.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定期公布县区政府及市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备案情况；加强审查力度，重点审查纠正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收费、服务性收费和违法增加当事人义务等侵害群众利益的内容，加大规范性文件纠错力度。
3.由政府法制办、监察局等部门牵头，结合年度涉企科室评议结果，组织开展行政处罚监督检查工作，对存在问题进行督促整改。
4.健全完善行政执法监督程序，完善执法监督相关制度和流程，依法及时受理、处理行政执法举报投诉。
5.政府法制部门与市、区两级法院联合召开案件讲评会，针对法院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分析讲评，探索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的新机制。
六、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畅通渠道，依法处理行政复议申请，积极受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2.充分发挥协调、调解在处理行政复议案件中的作用，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依法化解行政争议，为防控社会稳定风险作出积极贡献。
3.依法办理政府行政应诉案件，监督、指导各县区和市直各部门行政应诉工作，督促各部门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强行政应诉工作的通知》中规定的各项制度。
七、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积极为政府法治建设提供优质服务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认真研究并及时办理重大涉法事务，为政府依法履行职责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加强对政府重大决策的法律咨询论证；对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招商引资、稳定等方面的问题，积极提出法律意见、建议，充分发挥法制机构的参谋助手、法律顾问作用，依法化解社会矛盾。
八、加强督促指导，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1.加强对基层政府和部门依法行政工作的督促和指导，协调解决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充分调动基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行政制度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行政程序 规范化 法典化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的关键和核心所在，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怎样才能做好依法行政工作是目前各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从行政法的基本原理看，行政主体行使权力不仅要受实体法规范的制约，而且还应当根据规范化的行政程序行使权力。只有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都符合法律的本质要求，才能从根本上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由此可见，行政程序在依法行政中具有重要作用，没有规范化的行政程序，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依法行政。既然行政程序如此重要，那么，我国目前的行政程序现状如何，又如何才能使行政程序规范化呢？本文拟从行政程序的涵义出发，对我国的行政程序规范化建设略提管窥之见，以期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
一、我国行政程序现状及形成原因分析
（一）行政程序的涵义
在现代汉语里，程序意味着具有一定形式的社会存在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方式、步骤和过程。［1］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看，法律程序一般指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做出决定的相互关系。［2］行政程序是最重要的法律程序之一，古今中外的法学界对行政程序涵义的解释各有差异。综合分析比较各种观点，本人认为，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即行政行为所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总和。［3］
（二）我国行政程序现状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制定了一些包含一定行政程序内容的法律规范，如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颁布的《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深入，行政程序的规范化、法律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行政法领域，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先后颁布实施，初步形成了一套程序保障体系。
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将符合法定程序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三大条件之一，从司法审查的高度对行政行为提出了程序上的严格要求，确立了行政程序违法导致行政行为无效的原则，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是我国行政程序法治最典型的立法，第一次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该法所规定的各项行政处罚程序制度，对于防止行政执法人员滥用权力、保障行政行为公正合理进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03年8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是继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及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后行政法制建设领域又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律，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它对行政许可从主体、内容到程序都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定，这必将推动我国行政程序规范化的整体水平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客观地看，我国现行行政程序与规范化的行政程序仍然相距甚远，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
1.行政程序立法不统一，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我国目前的行政程序规范虽然有了一些，但零星分散，既不便于当事人遵照执行，也不便于行政机关操作。而且，尽管我国行政程序法律条文早已有之，但大部分都是少量的行政程序规范和大量的行政实体规范结合在同一法律文件中，形成了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互相掺杂的局面。并且由于我国行政程序的立法往往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出现了行政程序设置不科学、不统一，权限重复、交叉、冲突，以及程序繁琐等现象。同时，许多行政行为缺乏必要的程序性规定，未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统一的行政程序体系。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奖励、行政规划、行政契约等大量的行政行为目前在程序上都基本无法可依。
2.本就不多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有相当一部分行政活动缺乏透明度，缺乏参与机制，没有说明理由、听证程序，甚至当事人没有申诉权。一些有利于实现民主、公正原则、保障公民权益、提高行政效率的程序制度没有形成制度化、法律化和规范化，没有建立或健全应有的时效制度。同时，在有限的行政程序法律条文中，也是要求行政相对人遵守义务的规定多，行政主体的程序义务少，并且普遍缺乏法律责任的规定。
3.在实践中，由于法律忽视对程序要件的条文规定，因而缺乏操作性；工作人员轻视程序，不按程序办事已成一大恶习。这样对程序性规定的忽视，加上许多由文件政策构成的准法律系统在起作用，就使得本就有限的程序条文得不到落实，有法不依成了常有的事。
（三）原因分析
导致我国行政程序不够规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法制传统，中国法制史上有关行政程序立法理论几乎是空白，更谈不上给我们留下民主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文化遗产，而近期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由于是政府推进型的模式，广大民众缺乏思想观念上的跟进，政府自身又只注重对实体权力的限制，从而导致“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始终左右着立法和执法活动。
2.行政行为范围广泛、复杂，且变化频繁，行政程序立法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我国幅员辽阔，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林立，职能广泛，要对各种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行为程序做出统一的规范，必然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立法技术上的困难。这种压力，无形中滞缓了行政程序规范化的步伐。
3.行政程序法典化的理论准备不足。法典化是行政程序规范化的核心，行政程序法典化必须具备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尤其需要在比较研究各国行政程序法典内容、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方面做大量基础性的工作。［4］近年来我国对于行政程序法典化问题的研究虽有较大的进展，但相对于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要求仍相对滞后。
以上原因造成了我国的行政程序规范化程度大大落后于依法行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要求，与社会公众对行政管理透明度的要求及日益增强的参与愿望格格不入。显而易见，规范化的行政程序是大势所趋，我们应当顺应这个潮流，早日实现行政程序规范化。
二、我国行政程序规范化的意义
行政程序规范化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步骤，对于发展民主政治，保护公民权利，遏制腐败现象，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规范行政程序，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可以平等切实参与国家管理，行使民主权利。行政程序中的听证制度，公开制度以及说明理由制度都是为了充分保障公民行使民主权利而建立的。行政程序确立了公民在民主社会中的应有地位，即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权利与义务，使人民成为行政程序的主体，特别在涉及本人利益的行政行为中，诸如听证，卷宗阅览，说明理由，公开等制度均为公民参与行政权的运作提供了基本保障。
（二）规范行政程序，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促进和发展人权事业。保护人权是现代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也是建立健全法律体系的重要宗旨之一。随着人权事业的发展，人们已经明显地意识到，完善宪法及其他实体法固然能够起到保障人权的作用，但要使人权保护的实体法真正发挥作用，更多要依赖于程序法的力量。应该说，行政程序与立法程序、司法程序一样在人权保护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行政程序之所以在人权保护中具有如此重要作用，是因为它可以为公民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提供参与、监督、防卫及救济的权利。
（三）规范行政程序，有利于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腐败的产生与权力缺乏制约有密切的联系。社会腐败的要害和核心是权力腐败，掌握权力的机关及人员为了个人及小集团的特殊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违反公共职责。造成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而实现真正的监督和制约则离不开程序法。尽管中国目前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有些制度说明行政程序是遏制和惩治腐败的最重要手段，只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程序制度，赋予公民和社会切实可行的监督手段，才能够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趋势，促进我国廉政建设。
（四）规范行政程序，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人们对行政程序的追求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公正，即限制行政权的恣意行使，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效率，即维持行政秩序，提高行政效率。［5］任何国家设定行政程序都不可能不考虑这两项价值，无论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国家，都把效率问题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因为没有效率的公正是虚假的公正，暂时的公正，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正价值。为此，行政程序的规范，有利于保障行政权的正常高速运转。
三、实现行政程序规范化的途径
规范行政程序，实现行政程序规范化，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我们从依法行政的本质出发，转变传统观念，从基本原则和制度入手，采用多种途径，努力加强行政程序的规范化建设。
（一）转变观念，树立“实体、程序并重”的新观念。行政活动中长期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十分有害，其危害性表现为：权力滥用、公权力异化、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滋生蔓延、行政效率低下。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导致“麻旦旦事件”、“处女卖淫”事件时有发生。由于我国民主法制传统的先天不足和旧有观念的烙印，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并非易事。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要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高度认识行政程序规范化的必要性，使实际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特别是要引起国家立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立法理念上要转变行政法主要功能是稳定行政秩序，因此应树立“秩序第一”、“效率第一”的观念，树立增强行政执法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增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程序的参与，重视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定程序权益的保护的观念；其次，社会公众要积极提高法律水平，增强对行政行为的参与性和监督性，变行政执法的被动接受者为行政程序的重要参与者和监督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政府机关和各行政部门更是要发挥主要作用，树立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观念、程序观念，切实转变职能，提高服务意识，实行政务信息公开，增加行政行为透明度，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建立主动接受监督、听取相对方意见的工作制度，尊重相对人及社会公众的意见，调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以切实推动行政程序的规范化进程。
（二）推进行政程序法典化。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是行政程序规范化的核心所在，以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为基础，将行政法的总则（一般行政法）法典化，同时以单行的行政程序法相配套，完善整个行政法体系，是行政程序规范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特别是《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和《行政强制法》的即将出台，这些单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实施将为编纂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奠定扎实的实践基础。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高度重视，并认真抓好这项工作，我国行政程序的规范化进程必将会大大加快。
（三）建立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基本制度。行政程序基本制度是指在行政程序的各个阶段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起着连接各个阶段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整个行政程序具有重要影响的法律制度。建立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基本制度是行政程序规范化的重要内容。下述基本制度应是我们在规范行政程序时应优先考虑的范围：
1.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或称情报公开，是指凡是涉及到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行政信息资料，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以外，有关机构均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或组织均可依法查阅、复制。这是行政公开原则的重要体现和必要保障。［6］信息公开制度有利于公民参政，有利于公民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有利于防止行政腐败，它具有将政府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重要制度保障，防止和纠正不正之风，因此，信息公开制度在整个行政程序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建议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知情权，从宪法高度保护公民的程序权利。第二，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阅览卷宗、说明理由等制度，使行政程序的每个环节真正对相对方透明。第三，制定专门的情报自由法，使一般民众对政府文件的查阅和了解的知情权制度化、具体化。
2.回避制度。行政程序中的回避制度是指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与其处理的法律事务有利害关系，为保证实体处理结果和程序进展的公平性，依法终止其职务的行使并由他人的一种程序法律制度。回避制度的法律价值在于防止偏私，确保行政程序的公正性。实行回避制度，对于防止公务人员出于利害关系而不公正地处理案件以及消除当事人的思想疑虑，树立当事人寻求行政程序来解决行政争议的信心，使行政行为取信于民，提高政府威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客观上也有助于产生社会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对于我国现行回避制度的完善，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回避的条件应作具体明确的规定，在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中，必须在目前的确定“利害关系”为回避前提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列明常见的利害关系的表现形式，以切实达到法律设定回避制度的目的。第二，明确回避的方式及其程序，对其具体程序如提出回避请求人的资格、方式、受理机关、决定机关、决定方式、时限等做出明确的程序规定。第三，对国家公务员回避应如何确定人做出规定。行政行为的连续性、稳定性的特征，决定了国家公务员在依法回避后，必须有相应人员其行为，否则就要影响行政行为实施，同时也会影响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实现。因此，我国未来行政程序法在确立回避制度时，应对人的资格、的法律程序、人法律后果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3.听证制度。听证是行政主体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主体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方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主体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行政程序基本法律制度。任何权利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这是英美普通法的一个重要原则。［7］听证制度作为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真正体现了行政相对方参与行政活动的原则，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提高了行政活动的透明度，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免受非法侵害，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减少执法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对于我国听证制度的规范化应着重考虑以下两点：第一，逐步扩大听证程序适用的范围，我国目前行政听证的范围与现代听证制度的内在精神相比，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方面均要进一步发展。第二，强化听证记录的法律意义。听证的目的在于通过听证获得行政决定的证据，因此，听证应坚持“案卷排他性原则”。听证记录作为听证过程的书面记载，连同听证中相关文件构成听证案卷，行政机关的裁决只能以此为依据，案卷以外的未经听证事实不能作为裁决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听证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这在行政许可法中已初步得到了体现。
4.时效制度。时效制度是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给予时间上的限制，以保证行政效率和有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程序制度。时效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特别是直接涉及到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法律应明确其时间限制，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超过一定时间，均会产生相应法律后果。时效制度的确立可以保障行政行为及时做出，避免因行政行为的拖延耽搁造成对相对人权益的损害，防止和避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督促行政主体及时做出行政行为。我国现行的时效制度应从以下两点加以规范：第一，加强时效规定的确定性。我国目前的时效制度在规定法定期限后，一般均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这既不利于行政主体的执法，也不利于对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保护。所以应该考虑加强时效规定的确定性，减少延长时效的任意性。第二，增加对违反时效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在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时，对违反时效产生何种法律后果则予以明确的规定，以真正加强时效制度的程序意义。
当然规范行政程序的制度还应包括咨询制度、制度、告示制度、档案制度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总之，从以上各行政程序基本制度可以看出，他们都完全符合行政程序的民主、公开、公平等要求，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程度上规范了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控制了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行使，防止了行政权力的腐败，从而推动了依法治国的进程。
［1］杨寅：《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法理学与法文化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
［2］季卫东：《比较程序论》，载于《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3］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4］王万华：《行政程序法典化之比较》。
［5］王锡锌：《行政程序法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机制》，载《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第215页。
［6］吴秀玲：《现代行政程序制度对行政控权的意义》，载于《行政与法》，2001年第6期。
［7］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上册，第382页。
参考文献
1、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2、苗连营著：《立法程序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3、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行政制度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伦理；政治协商；多党合作；民主
中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5-
收稿日期：2013-06-26
作者简介：刘娜，女，哈尔滨工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高校政治理论课与德育创新研究。
党的十报告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1]。从制度设计入手规范国家权力运行，肇始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2]167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对推动当今法治建设、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否稳定有序和高效运作，能否充分发挥其伦理属性和功能，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政党制度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我国特色政党制度伦理是党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倡导的制度价值理念以及实现过程中的基本规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设计与运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表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国特色政党制度伦理建设，进一步完善民主协商制度，是事关党的执政地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途命运的重要课题。
一、加强政党制度伦理建设的重要意义
政党制度伦理简而言之，就是政党制度架构中所体现出来的伦理关系及调解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的政党制度伦理是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价值理念“正当”存在与付诸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体现的基本规则和原则。我国政党制度伦理以国家强有力的法律为保障，以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指向。凡是涉及到政党制度的伦理性问题，如指导政党制度建构的价值理念的正当性，政党制度组织与运行过程的合法性、政党关系与政党成员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合理性，以及政党制度对人民大众特别是政党成员道德品质的影响，均是我国政党制度伦理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关注制度与伦理的设计早已有之，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我国古代儒家的社会规范方案等都是对制度与伦理结合的典型代表。然而，直到20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制度伦理概念才被正式提出。特别是在我国，关注政党制度伦理建设，还是一个新生理论点，但它已经成为加快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客观需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
（一）加强政党制度伦理建设是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报告指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的新要求，面对新情况、新任务，加强政党制度伦理建设成为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政党制度伦理建设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吻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伦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为显著特征，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能力正是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以及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提高与派合作共事与政治协商的能力也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来源和表现形式。这就要求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伦理的同时加强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党制度伦理有利于完善党的制度建设。制度伦理是规范个人、群体、组织（政府）等主体的制度、政策、法规所内含的道德性要求，是社会理性对制度的各种伦理追求，也是对社会体制的正当、合理与否的道德评价和价值评判[3]。因此，政党制度伦理为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价值评判标准和伦理基础。加强政党制度伦理建设，有利于党的制度架构理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有利于党的制度设计与组织的公平性，有利于党的制度运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有利于党的制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
（二）加强政党制度伦理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党际关系的必然趋势
党际关系，顾名思义，就是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国际党际关系和国内党际关系两种类型[4]，本文指的是后一种类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步探索并确立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政治格局，形成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政治制度，党际关系即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共存共荣、和而不同、民主法制、协商合作、互督互勉”成为社会主义和谐党际关系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促进政党关系的和谐，是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各党派的团结和谐，是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必然要求[5]。加强我国政党制度伦理建设，要求构建公平的政党制度价值理念，加强党际民主制度建设，规范共产党和派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推进派参政议政的法制化建设以及增强党际互动等，这些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党际关系的重要题中之义。因此，加强我国政党制度伦理建设必将对和谐党际关系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
（三）加强政党制度伦理建设是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五）理论支撑的相对滞后
政党制度伦理建设离不开相应的理论支撑，制度伦理学的发展可以为研究政党制度伦理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制度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涉及到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从我国现行的研究成果来看，制度伦理学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研究领域一般涉及制度伦理的概念、制度伦理的社会功能和地位以及制度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前景等。但面对我国现行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众多新问题，以及我国伦理道德的滑坡现象，制度伦理学的发展显得相对滞后，很多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作为基础，制度伦理学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
三、加强我国政党制度伦理建设的途径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逐步加快，制度伦理建设也得到了较多重视，但政党制度伦理建设仍然滞后于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发展的需要和人们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变化的需要，特别是面对当前我国政党制度伦理建设存在的种种问题，加强我国政党制度伦理建设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一）加强政党制度伦理法制化建设
十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1]。加强政党制度伦理法制化建设是保障制度伦理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举措。政党制度伦理法制化建设就是将政党制度中涉及到的伦理规范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下来，以个体的自律约束变为外在的他律约束规则来弥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运行的随意性。我国政党制度伦理要求在多党合作中充分发挥公平、正义、平等、法制等价值理念，并通过相应的规则保障其理念的实现。因此，只有通过法律明确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地位，将平等、协商、民主、法制等理念融入到政党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才能保障制度伦理功能的发挥。首先，要对多党合作制度进行法制化建设。特别是对派的地位、职能、机构设置、工作程序等进行法律规定，明确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参政党的参政方式，明确各派与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的关系等。其次，要明确政治协商会议的法律地位。将政治协商会议与其他“统一战线组织”团体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区分，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现实状况和进一步发展政治合作的要求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的职权问题进行法律界定，保障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职能的实现。通过这些举措，从整体上提升政党制度伦理的法制化水平。
（二）推进地方政治协商制度化
十报告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1]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诺思说：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当前，面对我国部分地方省市政治协商理性相对缺乏的问题，必须推进地方政治协商制度化建设，以确保真正把政治协商纳入到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决策程序。一般来说，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出的协商议题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都能达成共识，但也存在着针对个别问题的不同意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来规范处理，对不同的意见无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都要做出明确答复，特别是不采纳的意见要说明缘由。对意见分歧较大的议题要进行多次沟通和协商，不能草率的进入决策程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政治协商的过程是对各方意见充分吸纳的过程，保证协商结果的民主性、公平性、平等性，凸显我国政党制度的伦理性。
（三）提高参政党职能地位
提高参政党的职能地位，是确保参政议政职能发挥的有力保障，只有参政议政职能的有效发挥，才能促使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提高参政党的职能地位，首先，要切实加强派自身建设。加强派自身建设，对于其更好的履行参政党职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保障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派建设，要坚持以理论建设为重点，派可以借鉴共产党理论建设实践，探索出适合自身的理论，并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方针以指导派的实践活动；要坚持以思想建设为核心，派要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自己，掌握党的政策，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要坚持以组织建设为基础，派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参政议政职能，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培养；要坚持制度建设为保障，完善派各项工作、生活规章制度等，提高派长期性、稳定性建设。其次，要进一步规范多党合作的政治关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鼓励派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在思想上可以发挥独立的思考，对国家大政方针充分发表意见，在组织上，自行设立内部机构以及人员安排，独立开展活动等，以调动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其参政职能地位，保障政党制度伦理作用的发挥。
（四）完善政党民主监督体系
要保障执政制度伦理功能的有效发挥，必须确立完善的政党民主监督体系。第一，要加强立法监督。加快政党民主监督立法进程，制定一系列专门监督法律、法规，如《监督法》、《政党监督程序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第二，完善党际监督和党内监督。首先，要进一步规范参政党的职能，提高参政党的政党意识，保障参政党行使民主监督权利；同时要注重加强党内监督，完善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不但要使党员敢于提意见，也要使党员领导干部善于听取和接受意见，提高抵制诱惑的能力，以保障制定政策或形成决策的过程都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第三，完善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首先，政府要对舆论监督加以规范和引导，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其次，要加强舆论监督的法制化进程，保障舆论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减少人为干预，特别是监督、改进和提高党员干部行为作风；要积极调动群众监督的主动性，实施党务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要制定专门的法律，保护群众监督的合法地位，明确群众监督的权限、职责和程序，使之能够依法行使监督权，以此保障政党制度的伦理性。
（五）推进制度伦理学科建设
在我国，制度伦理学科的发展历程还较为短暂，制度伦理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制度伦理问题的凸显，制度伦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则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当前，是我国制度伦理学建设的重要时期，为此，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紧紧抓住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制度伦理问题，加强调查研究，深入探索，加快推进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与制度伦理学相关学科的研究，加强科研机构、高等学府与政府部门的协调合作，加强学术交流。只有立足我国实际，以创新的精神着力加强制度伦理学科建设，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伦理学科体系，才能为我国政党制度伦理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为探索政党制度伦理建设路径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光明日报，2012-11-18（4）.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67.
[3]张桂珍.制度伦理与官德建设[J].唯实，2010（12）.
[4]林怀艺.社会主义和谐党际关系及其构建[J].科学社会主义，2006（6）.
[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8.
行政制度的重要性篇7
【论文摘要】：补正和追认是治愈行政形式违法性的两种重要方式。其中，补正主要用于治愈行政程序的违法，而追认用于治愈行政主体的超出其职权范围的行为。这两种制度能够促进行政效能的实现，然而，也会带来行政正当程序和行政组织秩序被牺牲的风险。因此，一方面要在立法中限制其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另一方面，还需要在法律适用中进行严格解释，以确保行政正当程序和行政组织法功能的实现。【论文关键词】：行政行为效力矫治补正追认正当程序一、引言近年来，违法行政行为的矫治制度成为在实践和理论中一个受关注的议题。在2008年10月出台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研究起草、条件成熟时安排审议的1个法律草案之一。在理论界，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和追认等违法行政行为的矫治制度的具体制度的研究和讨论也被广泛开展，多位学者都主张我国应当引进违法行政行为的矫治制度。在民法中，违法民事法律行为并不一概无效或被撤销，违法的民事行为可依法律的规定，当事人的追认或不予撤销的选择发生法律的效力，因为促进交易乃为民法的最重要价值目标，从这一促进交易的效率价值目标出发，尽可能地使更多的法律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是民法制度设计的合理选择。效率价值目标也被认为是引入违法行政行为的矫治制度的理论依据所在，即通过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矫治制度，尽可能地使行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避免行政资源的浪费，促进行政效能的实现。然而，作为单方性的、强制性的行政行为，与双方性的、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制度目标、制度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违法民事行为的效力矫治制度，不能简单地移植到行政行为制度中。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矫正制度的设计，必须从行政行为法律制度自身的制度目标、制度结构去考量。而且，西方的制度设计只能作为一个参考的标准，不能不加论证地盲目引入。毕竟，与作为私法的民法相比，行政法作为公法与一国的政治架构、历史传统、文化氛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从这一思路出发，本文将以具体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矫治制度为重点研讨的对象，探讨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和理论依据，以及其在我国会遇到的困境和应对的策略。二、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的界定和理论根据（一）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的含义和适用范围界定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首先得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界定。违法行政行为，顾名思义，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这一概念是建立在行政违法性的基础上的。由于行政行为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和抽象的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也可分为抽象的违法行政行为和具体的违法行政行为。本文的研讨对象为具体的违法行政行为，此下文中的违法行政行为即指具体的违法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有多种可能，如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不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或形式不合法，或具体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不合法等。违法行政行为的具体形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例如，以行为的方式和状态为标准，可把行政违法分为作为行政违法和不作为行政违法，以行政行为的范围及与相对人的关系为标准，可把行政违法分为外部行政违法和内部行政违法{1}。从司法审查的角度，德国和我国台湾把行政违法分为形式违法性和实体的违法性，因为一个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需具备形式的要件和实体的要件，不符合其中的某一要件即是违法性。形式的合法性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须由有管辖权限的官署所发；(2)须遵守法定的程序；(3)须依法定的方式颁布。实体的合法性是指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不仅仅包括成文法的规定，而且包括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习惯法，其主要涉及：(1)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致；(2)授权基础的遵守；(3)裁量权的行使须正当；(4）比例原则、确定性原则、平等原则等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遵守{2}。在对行政违法性的分类中，把行政违法性分为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直接与行政合法性的司法审查要件挂钩，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意义。这一分类对违法行政行为的矫治制度适用范围的界定也是直接相关的。所谓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矫治制度，是指针对某些违法的行政行为，通过补正、追认、转换的方式消除其违法性，使其产生合法行政行为效力的制度。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矫治制度的适用，以形式违法性为原则，以实质违法性为例外，即这一制度原则上只适用于形式违法性的情形，只有在特别例外情形才适用于实质违法性的情形。具体而言，这一制度主要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的颁发主体不合法，行政程序不合法，以及具体行政行为未依据法律规定的方式作出三种情形。在特别例外的情形下，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矫治制度也可适用于实质违法性的情形，如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具备另一合法的行政行为的要件时，产生另一合法的行政行为法律后果的制度，此即违法行政行为的转换。又比如通过法律法规的溯及既往使得根据旧法违法的行政行为在新的法律法规的支持下获得实质合法性的情形。但是，违法行政行为的转换并无很大的适用空间，因为行政机关可采取其他的途径（如撤销、更正、重新处分等）达到相同目的，不必选择转换{3}。而通过法律法规的溯及既往使得根据旧法违法的行政行为在新的法律法规的支持下获得实质合法性的情形，与违法性判断基准时间理论和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相违背，除非有着极其强烈的公共利益的原因，也不能适用。所以讨论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矫治制度，应主要着眼于形式违法性的情形。如果把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矫治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对形式违法性的矫治上，那么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违法行政行为的追认。指具有合法权限的行政机关或其他主体，对不具备合法权限的行政机关或其他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追认，从而使违法的行政行为消除其行政主体的违法性的情形{4}。这一制度与民法中对无权或无权处分的追认制度类似。由于在行政执法中委托行政的广为运用，对违法行政行为的追认就有了宽阔的适用空间，但追认制度不仅仅局限于委托行政的情形，在非委托行政的情形下，不具备管辖权的行政主体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也可因为有权限行政主体的追认而获得合法性。其二，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是指针对行政程序方面或行政行为方式方面的违法性行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进行事后补救，从而使违法的行政行为成为合法的行政行为，具有合法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的法律制度{5}。正当行政程序原则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理念，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行政程序法被视为行政法的通则性规定，因此行政法中有着大量的程序性规定，对违反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的补正制度也就成为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矫治制度最重要的、运用频率最高的制度。除对程序违法的补正外，补正制度还可用于行政行为方式的违法，如法律要求某一特定的行政行为须于书面作出而行政机关只是于口头作出的，也可通过事后书面形式的补正来使其获得合法性。但相比于行政程序的违法，这种情形在实践中发生的频率并不高，因此也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二）理论依据主要运用于形式违法性的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实质法治主义实质法治主义的思潮主要在大陆法系国家具有影响力。与英美国家视行政正当程序为行政法制的核心和司法审查的关键所在不同，实体的公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为法治关键所在的思想在大陆法系国家从来就不乏影响力。强调抛弃法治的形式主义转向法治的实体内容的自由法运动及社会连带主义思潮分别在德国和法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受这种实质法治主义思潮的影响，行政法治的主要任务不再局限于防止专制和保护个体权利的正当程序的维护，而且还要肩负起维护实体内容的公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重任，以此来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在行政法中代表实质法治主义思潮的理论是行政程序的服务功能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行政程序的功能只存在于其对行政行为内容的公正性、适当性和合法性的促进和服务{6}。因此，虽然行政程序有瑕疵，但如果行政行为的实质内容具备合法性，应当容许行政机关通过补正措施，使整体的行政行为具备合法性和生效。因而，即使行政程序有瑕疵，只要实体的内容合法，程序瑕疵也可通过补正给予治愈，行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2．行政效能理论和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效能理论是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的另一理论支撑。形式合法性的严格执行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然而，过分地、不合理地强调形式合法性不但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是一种障碍，也未必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利益，而且会导致行政效能的降低。因为行政机关不得不在行政的繁文缛节上浪费过多的人力、时间和财力。一个实质上正当和合法的行政行为仅仅因为颁发主体的不合法或程序及方式的问题就要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这对行政机关行政效能的实现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行政机关或许就此不能颁发类似的行政行为来实现行政目标，或者要重新作出一个行政行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行政的效能都要大打折扣。居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原理，如果其他行政机关、法院或行政相对人对此行政行为产生了信赖，则此行政行为撤销或无效所引发的效率损失还会更大。因此，从促进行政效能的角度出发，通过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对形式违法性进行矫治，既维护了依法行政原则，也避免了行政行为因为形式的违法性而被撤销或宣告无效所引发的效益损害，无疑是促进行政效能的上佳制度选择。三、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在我国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正是因为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对实质正当性、行政效能和信赖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所以这一制度在理论上被许多学者所推崇，而且这种理论的支持也体现在了行政程序法的起草中。然而，我国引入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却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困境。理论上，实质法治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难，被认为是我国行政法制发展滞后的重要理论原因之一，而且，民法与行政法不同的法理构架决定了民法的原理不能套用到行政法中。实践中，我国的行政法制的现实任务与法国、德国等国大不相同，他们做法不能简单地照搬移植。（一）行政程序的独立价值和实质法治主义的弊害实质法治主义的思潮无论在英美国家和大陆法法系国家都受到质疑。实质法治主义的最大问题是人们很难就何为实质的正当性达成一致的观点，这从古今中外的法学家所提出的纷繁复杂的正义理论可瞡一斑，在无法就实质正当性达成一致共识的情况下，通过程序正义来实现法制秩序就成为现实的选择。把这种程序正义的理论运用到行政法中，就不能把行政程序仅仅看作是为实体合法性提供服务的手段，他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行政程序正当是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没有程序的合法性行政法治便无从实现，程序保障并体现了独立于实体的过程价值（processvalue)，这些价值包括参与、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公平、人道以及程序理性等{7}。行政程序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其对行政行为实体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服务，行政程序本身就是行政行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之一，即行政程序本身具有自在的目的性{8}。某种程度上，即使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不具备恰当性和正当性，行政程序的本身的合法性可使这一行政行为获得政治的合法性。从行政程序的独立价值的角度出发，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的引入就不是当然地具有合理性。因为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允许行政程序违法的行为通过事后的补正制度获得合法性，这与行政程序独立价值的理念是格格不人，因为这会损害行政程序的独立价值，使行政程序丧失有效性和严肃性，成为服务于实体合法性的工具。（二）民法与行政法的不同法理民法从鼓励交易的角度出发，在不损害善意当事人的权益的前提下，应当尽可能地使民事行为生效，以此来促进交易的发生，这在民法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民法属于私法，私法中的基本原则是私法自治，只要法律不禁止的就可为，违法的行为只要能兼顾公平的价值理念，不撤销此民事行为或不宣告此民事行为无效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行政法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优位和法律保留原则，行政机关的行为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只有在法律依据的情形下才能进行相应的行为。而且，行政法不同于民法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包含大量的程序性规范，这些规范不是诉讼程序规范，而是行政机关颁发行政行为所须遵循的。居于上述行政法的特殊法理，把民法中的违法行为效力矫治制度搬到行政法中并非是理所当然的。（三）与我国行政法制的现实迫切任务不符虽然把违法行政行为的追认、补正等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的具体制度引入我国的讨论已经不少，但论者都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西方行政法制与我国行政法制的现实任务并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办事，依程序办事早已蔚然成风，其行政改革所要面临的主要课题是提高行政效能。反观我国，提高行政效能和贯彻行政正当程序的双重任务都需在行政改革中实现，但现实的问题是行政正当程序往往被行政效能所压倒和牺牲，所以在引人追认、补正制度时，应该谨慎为重，否则，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极有可能成为中国贯彻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绊脚石。因为我国的现实是许多行政程序的规定很难成为刚性的规定，加强行政程序的刚性从而促进正当行政程序应当是我国行政法治的首要任务。如果形式的违法性可以通过效力矫治制度得以获得合法性，这无疑会削弱我国本来就薄弱的行政程序意识，使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标成为镜中月、水中花。四、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困境的应对策略—德国经验考察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的困境，不仅仅是我国行政法所要解决的议题。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的困境，追根到底源于行政法的行政形式合法性和行政效能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如果形式的违法性不产生否定性的法律后果，行政程序法的程序规定和行政组织法的权限规定就会形同虚设，退化为可有可无的一种政策宣示。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和行政组织权限规定又可能导致行政沉溺于繁文缛节，行政过程拖延，从而使行政效率成为形式合法性的牺牲品。因此，如何处理好形式合法性和和行政效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各国行政法在评价形式合法性的法律后果是必须把握的关键点之一。西方各国也要面临此议题，只是问题的程度和具体情形有异，即便如此，西方经验仍能给我们提供启示。本部分将以大陆法系的典型国家，德国行政法中的行政程序和方式违法的补正制度为例，来考察德国应对这一议题的经验。（一）补正制度的立法德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5条是专门规定补正的条款。第1款规定：“如果一个行政行为的程序或形式的违反不属于第44条规定无效情形，这种程序或形式的违反是无需注意的，如果：1．事后提交行政行为所需的申请（对行政相对人而言）;2．事后提出所需的说明理由；3．事后补作对参与人的听证；4．须协作的委员会事后作出行政行为所需的委员会决议；5．其他应参与的行政机关补充其参与”。第2款对补正的时间进行了规定，“第1款所规定的补正行为能够在行政诉讼程序最后一次事实调查结束之前进行补正”。从立法条文可以看出，德国补正制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其针对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形式上的瑕疵，可补正的程序和形式瑕疵仅限于法律所明确列举的五种情形；其次，补正是通过行政机关事后的行政程序补救来实现的，并且有时间限制；再次，补正以后，违法的行政行为成为一个合法的行政行为。（二）对《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5条的解释体系解释要求对法律条款的解释需考虑这一条款的体系性关联。合宪性解释是体系解释的必然要求。在第45条的解释中，德国宪法中的法治国家原则和基本权利的保护条款是必须要考虑的体系关联{9}。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法治国家原则要求行政的展开需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而且，基本权利的保障是所有法律规定所应当贯彻的宪法指示，这要求行政法要服务于基本权利的保障。法治原则和基本权利的保障都要求行政行为的实施应当遵循法定的程序。虽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有相当的展开空间，在程序保障和行政的效能之间寻求平衡，因为维持行政的功效和能力也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考虑的宪法目标，然而必须确保基本权利和法治国家原则所要求的正当程序不被行政效能的目标所压倒和牺牲。而行政程序瑕疵的补正制度如果不进行严格把关，就有可能使行政的正当程序被行政效能的目标所压倒和牺牲掉，因此，只有对这一制度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进行严格解释，才可能保证宪法所要求的正当程序原则能得到保障。1．补正制度的适用对象按照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评论的解释，对补正制度的适用对象要进行以下限制{10}：(1）补正只能适用于第45条第i款中所列举的五种程序的瑕疵，未被第45条第1款所列举的程序瑕疵，即使不属于无效的程序违法行为，也不能适用补正制度。(2）补正制度只适用于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无瑕疵的情形，有内容瑕疵的行政行为不适用补正制度。《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5条规定的补正制度，其目的在于避免对那些尽管有程序或形式的瑕疵，但实体内容没有瑕疵的行政行为进行撤销后又重新作出的情形，以此促进行政的效能。如果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有瑕疵，则违背了补正制度的目的，因此当然不适用补正制度。(3）补正制度也不适用于无效的行政行为。《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4条规定了行政行为的无效制度，凡属于第44条所规定的无效行政行为的范畴的，自然排除补正制度的适用。第44条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界定采用了概括界定加具体列举的方式。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界定采用的是明显理论。根据第44条第1款的规定，如果行政行为有严重的瑕疵，并且根据这一行政行为的相关情形进行理智评判这种瑕疵是明显的，则此行政行为无效。第44条第2款列举了六种当然无效的情形，其中包括：(1)行政行为以书面或电子方式颁发，但不能得知行政行为颁发机关的。(2)应以证书方式作成而未给予证书者。(3)没有管辖权，未经授权而从事除本法第3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的地域管辖之外的事项的（即未经授权而违背法规规定有关专属管辖之规定或事务管辖权之规定的）。(4)除于实际的原因无人能够执行的。(5)所规定的违法事项是构成犯罪或遭受罚款的。(6)内容违背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2．补正的适用条件补正制度的适用不仅要严格把握其适用的对象，而且要严格把握其适用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宪法所要求的行政正当程序不被行政效能所压倒和牺牲。在适用条件的方面关键点主要有二，一是由何主体来补正，二是补正的时间限制。补正的实施主体需根据不同的补正对象来确定。第45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申请的补交由行政相对人来进行。第4项和第5项所规定的委员会决议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参与可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由复议行政机关主持并审查补正的内容。说明理由的补正可由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进行，而听证的补正一般是由行政复议的机关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之前进行{11}。补正的时间限制对保障补正制度价值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适当地限制程序瑕疵补正的时间，才能达成行政的正当程序和行政效能之间的衡平。德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争议颇多，法律条文也几经修改。现在的立法第45条第2款规定的补正时间限定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事实调查结束之前。尽管修正后的第45条对程序瑕疵补正的时间作了上述进一步的限定，仍然没有彻底地消除行政正当程序被补正制度消解的风险。第45条的规定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违反法治国家原则和基本权利保障所要求的行政正当程序要求，因为立法机关应当在行政正当程序和另一宪法任务—行政效能之间作出衡平，但补正时间的解释必须进行合宪性解释，使程序瑕疵的补正能够确保行政程序目的的实现。而补正时间在说明理由和听证的瑕疵补正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理由的说明和听证在正确的时间点进行，这两种程序才能发挥其功能—实现和行政相对人的有效沟通，从而作出正确的行政行为。这种有效沟通也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行政诉讼。但如这两种行政程序的瑕疵到行政诉讼程序中才进行补正，这两种程序的上述目的和功能已经不可能实现。因此，保障宪法的行政正当程序原则要求行政程序的目的和功能必须在补正制度中得到实现。这就要求在对说明理由和听证补正时间进行目的性缩限，即限制在行政复议程序结束之前{12}。对涉及行政裁量和不确定概念时行政行为的听证瑕疵的补正，只有由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在复议决定作出之前进行补正方能实现听证的功能。而行政相对人申请、委员会决议和行政机关参与的补正，可按照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事实调查程序结束之前进行补正。五、中国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的制度困境的应对策略从德国的经验来看，一方面在立法中通过对行政程序违法补正制度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进行明确的限制，另一方面在解释适用法律的规定时，根据宪法的法治国家原则所引申出的行政正当程序原则对补正制度的法律条款进行严格解释，并在事实上缩小了补正制度的适用范围，严格了适用的条件，把补正制度的适用限定于行政程序的功能不被损害的前提下。这样，很好地协调好了行政正当程序和行政效能之间的紧张关系。德国的这一经验也可推广到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的制度的另一重要领域，对无权限的行政行为的追认。即一方面在立法中对可以追认的情形进行列举，并反向列举不能追认的情形，另一方面，在法律适用中，对追认的运用进行严格解释。德国的经验可以为我国所借鉴，但是考虑到我国行政机关按程序办事的风气并未形成，需要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对效力矫治制度的运用进行更严格的限制。（一）立法中采用列举式立法对适用对象进行限制并规定适用的条件1．补正制度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在我国，提高行政效能和贯彻行政正当程序的双重任务都需在行政改革中实现，但现实的问题是行政正当程序往往被行政效能所压倒和牺牲，所以在引入行政补正制度时，应该谨慎为重，否则，补正制度极有可能成为中国贯彻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拖累。采用比德国更严格的界定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的策略对我国是更好的选择。即适用对象的界定采用列举主义，具体列举可进行补正的情形，并规定除列举外的程序瑕疵不适用补正制度。而在补正时间上，除行政相对人补交申请可延长至行政诉讼程序结束之前外，采用诉讼程序启动之前的限制较为合理。另外，未履行法律要求的听证在我国应该排除补正制度的适用为佳，因为听证程序的时间点非常重要，如先作行政行为再作听证，听证的功能已无。还应当反向列举排除补正制度适用的是回避程序，因为这一程序对行政正当程序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未履行回避程序或回避不合法的，应当撤销行政行为。2．追认制度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无权限的行政主体从事了相应的行政行为，如果实体内容合法正当，针对某些特定情形可适用追认制度来治愈行政主体的不合法性。在适用对象上，追认制度应限定为以下两种情况：(1)地域越权，即无地域管辖权但职能相同的行政机关从事了不属于其管辖权限的行政行为，如果有管辖权限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与已存在的行政行为结果相同时，有权限的行政机关可通过追认的方式来治愈违法的行政行为。(2)在委托行政中，委托行政机关对不具有管辖权限的行政主体的行为事后进行追认。但是，以下三种情况应当排除追认制度的适用：其一，纵向越权，即下级机关行使了上级机关的职权，鉴于其违背了层级机制和行政隶属关系，而层级机制是行政管理发挥其功能的关键所在，所以此种情况应排除追认制度的适用，否则会带来行政管理的混乱。其二，事务管辖越权，此种情形违反了行政中的各司其职和专业分工的原则，所以也应当排除追认制度的适用。其三，专属管辖。追认的适用条件主要涉及到由谁来追认和何时追认的问题。追认只能由有行政权限的机关来进行，自不待言。在追认时间上，应当限定在行政诉讼程序启动之前。（二）在法律适用中对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进行严格解释西方的经验表明，立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的困境，在具体的个案中通过法律解释来协调形式合法性和行政效能的紧张关系是另一重要路径。由于行政正当程序和行政权限分工是现代行政法实现科学行政，公正行政的基本制度构架和重要原则。所以在补正制度和追认制度的适用过程中，应当确保行政正当程序和行政权限分工的功能不被这两个制度的运用而牺牲。所以在对法律条款的解释时，要采用严格解释的原则，在具体的个案中，即使客观属于法律规定的适用对象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但如果适用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会导致行政正当程序的功能无法实现，或行政权限分工的目的无法得以实现时，应当排除效力矫治制度的适用。特别是当遵守法律的形式性规定可能会作出另一个对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更有利的行政行为时，效力矫治制度更应当排除适用。注释：立法规划的另一种形式是列入提起审议的计划范围。信息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29/content_10275167_1.htm，访问时间2009年3月31日。近年来，多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正制度进行了研究，总体上都对这一制度持推崇的立场。参见：叶必丰，张辅伦：《论行政行为的补正》，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1期；杨海坤，黄学贤：《违反行政程序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比较研究》，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5期；张峰振：《论违法行政行为的治愈》，载《政治和法律》2007年第6期；柳砚涛、孙子涵：《论行政行为的追认》，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彭慧：《论违法行政行为的治理》，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王利明先生当年以《合同法的目标与鼓励交易》一文，对当时合同立法和司法适用中把多数违法民事行为确定为无效的做法进行了深刻批评。这篇论文引起了广泛反响，王先生的观点也被后来的合同立法和司法实践所采纳。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标与鼓励交易》，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1}胡建淼．行政违法问题探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0、41.{2}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m]．台湾：三民书局，1997.231.{3}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61.{4}柳砚涛，孙子涵．论行政行为的追认[J]．行政法学研究，2008，(3).{5}叶必丰，张辅伦．论行政行为的补正[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1).{6}ossenbuhl，ZurBedeutungvonVerfahrensm?ngelnimatomrecht[J]．nJw1981，375；v.mutius，GrundrechtsschutzkontraVerwaltungseffi-zienzimVerwaltungsverfahren?nJw1982，2150{7}应松年．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30.{8}morlok，DieFolgenvonVerfahrensfehlernamBeispielvonkommunalenSatzung，1998，S.118ff.{9}Stelkens/Bonk/Sachs，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Kommentar，6.auf.，2001，S.1555.{10}Hennecke，VwVfGKommentar，CarlHeymannsVerlag2004，§45Rdn.9-18.{11}Hennecke，VwVfGKommentar，CarlHeymannsVerlag2004，§45Rdn.9-17.{12}Hennecke，VwVfGKommentar，CarlHeymannsVerlag2004，§45Rdn.45.
行政制度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022-02
新制度主义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济学中兴起的一种思想流派，在80年代又从经济学领域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
西方新制度主义者是在对行为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基础上，否定了旧制度主义用静态的眼光看制度及其忽视对制度的动态分析。新制度主义者反对行为主义者只注重过程，不注重制度的研究，批评、修正了行为政治学，倡导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相关联，以加强应用性研究为宗旨。
新制度政治学的“新”体现在：新制度政治学创新了“制度”的内涵，包括了传统的正式制度，如法律、组织等，也囊括了人类生活中所形成的习惯、风俗，这就深化了我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新制度政治学打破了旧制度主义从整体主义观研究政治制度，而且从制度和行为两个方面来分析政治现象。新制度政治学没有像行为主义那样否定政治价值对政治制度的积极意义，而是将各种形式的价值进行分析，认为制度支撑着政治价值观；新制度政治学也借鉴自然科学定量分析、动态研究的方法，并结合传统政治制度学的定性、静态。规范理论的研究方法，丰富和完善了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体系。
目前，对新制度主义流派的划分有七分法、四分法、二分法，学术界公认的是彼得・霍尔和罗斯马丽・泰勒的三分法，他们在美国《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共同发表的“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学派”中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
政治学中所谓研究方法，是研究政治现象的基本策略，研究法可以提供概念框架，还可以成为政治理论形成的动力，
奥尔森提出，当一个人应用他认为“既有效率又有效果的手段追求其目标”时，他的行为就是理性的，可以看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吸收了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但是认为“理性人”也是受制度约束的，认为政治分析的核心是个人在制度约束的情形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凸显了制度在个人行为选择中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三个特征：
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为前提，认为个人效用最大化是个体的基本动机，个体的目标在制度运行中以算计的策略来有效实现，也就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以个体作为政治分析的逻辑起点。
2.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倾向于将政治看成是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困境，制度是理性行动者解决集体困境时的产物，制度之所以产生是行动者为达到自己目的而用算计性途径达到的结果，也就是“结果性逻辑”。所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的核心内容是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
3.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理性人假设、产权和交易成本等理论来分析政治问题，它主要受到威廉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诺斯的制度发展理论、米尔格罗姆和普拉特等人的委托-理论等的影响。
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特征中可以发现，前提假设体现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基本假设：（1）个体是政治活动的核心行动者，个体展开理性行动的目标是个人效用最大化[1]；（2）制度是形塑个体行为的规则或非正式实践模式；（3）大多数个体对于制度的制约或激励能够做出理性的反应。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
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运用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一种分析路径。该学派所要解释的重点是组织采取某种特定的制度或实践模式来提高组织的效率，也即从文化层面来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
1.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三个特征。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将更为广泛的文化因素界定为一种制度，这就颠覆了仅仅将文化看成是与情感相关联的价值趋向或态度，这样将文化看成是为行动者提供认知模板。其次，制度影响着个体的基本偏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社会行动者的自我印象和身份认同是由社会生活所提供的社会形式所赋予的。社会制度主义者坚持认为，当我们面对某种情况时，个体必须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认识这种情况并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制度所提供的行动模板就为完成这两个任务提供了手段。最后，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某一组织之所以会采用某种特定的制度形式，是因为该制度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
2.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基本演变。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自建立之日起，就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和制度变革的比较分析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最丰富的制度主义传统存在于社会学中，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倾向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的认知模式和认知标准。这就使制度的界定显得更为广泛。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个体在面对某种情势而采取行动时，制度提供认知模板来完成这一过程，制度塑造出的认知模板使个体受到规范的约束，从而遵循社会规则的要求。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人并不能单纯视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而应当把个人看作是出于各种不同制度背景下的社会人。例如政治家出于自利的目的采取行动赢得选票，他们之所以那样是因为他们的职责所在，公共利益和集团利益驱动着他们。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人行为更多的是基于“认知模板”采取行动的，而不是从计算结果回报的角度规范行为。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算计途径和文化途径解决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持的是结果性的逻辑，个体行为者的行为是受对于结果的期望和偏好而驱使的：社会学制度主义所持的“适合性逻辑”，强调人们在共同的规则下来规范行为。这两种逻辑并不冲突，一般情况是，结果性逻辑和适合性逻辑是相联系的。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制度是规则的集合体，遇到新环境时，制度便与环境结合起来，所以政治制度在实现了预期性结果时也使得行动者在特定环境中履行了义务和责任。
三、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重视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历史制度主义的四个特征：
1.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用相对广泛的视角来界定和阐释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使用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算计途径”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文化途径”。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的变迁是通过制度和行为的互动关系来推进的。
2.强调权力在制度运作过程中及不同集团间的非均衡分配状况，认为制度框架本身是在一种资源不平等的格局下形成的，所以在制度运行中更倾向于制度给予某些集团或个人更多的决策权和利益分配的机会，不倾向于采用一种使人变得更好结果的制度，而倾向于强调政治结果对某一集团的损害和对另一集团的好处。
3.历史制度理论强调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在历史中的作用。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形成在历史上具有强烈的惯性作用，行动者选择了某一路径后，再很难改变道路。所以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既定对历史演变的“无效性”，除非在这一连续性历史过程中出现一个“断裂节点”来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如经济危机或军事冲突等重大事件可以打破原有的制度平衡，促使新的制度产生，而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必须是个体对某种认知性框架获得充分认同后的制度化产物。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认为现存的制度不能给行为者带来更大的利益时，制度变迁将会发生。
4.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观念”性的东西可以和制度结合在一起来分析某种政治结果，制度与观念存在着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会对不同国家同一观念产生不同的影响。
四、三大流派的交流与整合
历史制度主义将文化、理性对行为的塑造纳入具体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时，对新制度主义进行了交流和整合，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认为，新制度的建立和运作是在现存制度中进行的，它们使我们注意到新制度在建立初期权力在不同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间的不均等分配，它们也让我们看到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解释了个体行动者的“经济人假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政治行为者非理性的一面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中，这三大理论流派已经存在共同的交流与混合的基础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新制度主义的发展状况时，我们已经不重视它们之间的区别了。它们实际上共同分享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即政治行动者的有限理性，制度的路径依赖和观念的重要作用。
五、整体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特点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个体行为、环境、理性间的互动关系，通过研究这种互动关系来考察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在个人与制度的关系上，新制度主义不仅关注个人偏好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而且关注制度对在特定社会中个人的行为产生的结果。制度受到个人行为的影响，但同样影响和塑造个人的偏好、行为方式和观念，制度也和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是相互影响的，制度影响环境，环境也影响制度的产生和变迁。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宪法和法律为核心的正式制度，还应看到非正式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关注个体行为与制度的相互作用，重视习惯、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正力图改变过去研究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隔离状况，并探索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间的功能互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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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晓文.政治学视野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3）.
行政制度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预算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优化策略
一、前言
为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改革要求，深化预算会计制度改革，是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完善会计体系建设、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保障。随着预算会计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工作暴露出诸多问题，特别是“会计科目设置不合理”、“会计体系不完善”、“会计核算方法不科学”等问题，强调优化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笔者看来，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工作的建设，应以预算会计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完善会计体系、健全会计科学、创新会计核算等举措，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体系。
二、预算会计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化预算会计制度改革，是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建设，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因此，以发展的视野看待预算会计制度改革，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预算会计制度改革是深化政府会计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何优化政府会计体系，强调推进预算会计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以更好地提高公共财政管理水平。首先，在行政事业单位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改革有的尤为重要，以契合新时期会计工作建设的需求；其次，基于政府公共管理理论，国家对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预算制度有了新要求。特别是在政府采购、部门预算，以及国库集中支付等领域，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体系。如何确保财务体系的科学性、规范化管理，需要预算会计制度改革，为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制度的建设夯实基础。
2.预算会计制度改革是新时期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
对于预算会计管理而言，其本质就是如何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以发挥资源的最大价值。为此，行政事业单位在预算会计改革的进程中，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域，强调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性。在预算会计制度改革之前，我国实行的预算会计体系难以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数据进行全面、有效反映，过于强调预算的执行情况，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财务预算管理工作的开展。但随着预算会计制度的改革推进，行政事业单位总预算与预算进行了合并，优化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体系，提高了社会对公共财政的监督管理。
3.预算会计制度改革是提高财务会计管理水平的重要保障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制度执行不到位，财务管理水平欠缺的现实情境，强调依托a算会计制度改革，强化行政事业单位的科学执行，进而有效解决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首先，行政事业单位在国库集中支付、部门预算等的改革之后，应贯彻落实相关制度，提高预算会计体系的科学性；其次，以预算会计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提高预算管理能力、优化财务管理水平，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现实需求，进而深化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发展。
三、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事业单位财会制度改革，一直是改革发展的重点，强调优化制度建设、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性。就实际来看，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存在“设置不合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行政事业单位财会工作存在的不足，影响内控管理改革的进程。因此，在笔者看来，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科学性不足：预算会计核算的科学性不足，资产难以实时管理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在预算会计中，多采用“实付实现”制度，这就导致财务会计信息集中，审核多以年度预算为主。这样以来，既难以实现对行政事业单位的长期资金进行有效监管，形成监管空白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决策效果。对于很大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而言，对固定资产等的管理落实不到位，缺乏有效的这就处理，进而出现单位固定资产流失，或价值“虚报”等情况，这就造成固定资产价值无法在预算会计报表中真实体现。与此同时，单位对资产的实时管理不足，导致财务信息更新、反馈存在较大的滞后性，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的出现，弱化了财务报表的完整性、科学性。
2.体系不完善：预算会计报告体系不完善，影响会计工作的开展
就目前而言，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报表一般由收入支出表、资产负债表等构成。但从财务管理的角度而言，现有的预算会计报告体系尚不完善，难以对单位的财务状况全面而有效反映。首先，在预算会计报表不完善，难以对预算会计信息形成规范的报告制度，进而导致单位领导难以基于报告对资金流向等信息的全面了解；其次，报表的合理性有待提高。从会计报表而言，会计报表中的信息反映存在重复性，且财务数据交叉，进而出现资产总额、负债等的“虚增”，对财务信息的真实性造成影响；再次，财务管理工作开展不到位，尚未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进而影响预算会计报告体系的优化。
3.设置不合理：会计科目设置不合理，难以形成有效的财务反映
随着预算会计制度改革的推进，在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制度之下，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科学的优化与调整，是适应新制度的内在要求。但就实际来看，我国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科学设置不合理，在新制度的实施之中，表现出较大的不适应性。首先，国库集中首付制度等的实施，强化了对财政资金流向管理的转变，而会计科目未能及时调整，进而给财务管理工作带来困难；其次，现行会计制度缺乏了资金来源的变化，进而导致资金预算在预算会计中的真实性。因此，如何在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之下，优化会计科目设置，提高财务管理的实效性，是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工作要求。
四、优化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的应对措施
基于预算会计制度改革，深化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建设，是以发展的视域，抓住改革发展的契机，以实际出发，建立健全会计体系，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以适应多元化的新环境。在笔者看来，优化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建设，关键在于完善预算会计制度，健全会计预算报告体系，优化会计科目设置，进而深化改革发展。
1.深化资产实时监管，提高会计核算的科学性
新的改革环境、新的制度体系，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在深化改革发展的同时，要坚持以创新发展的思维，完善会计核算内容、创新会计核算方法，都是提高会计核算科学性的重要内容。而预算会计制度改革为会计核算内容、核算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基础，也进一步要求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工作创新发展的必要性。首先，行政事业单位应强化对长期资金的有效监督，抓好固定资产管理。特别是在固定资产折旧处理中，应严格依照会计准则，避免固定资产流失或“虚报”等情况的发生，确保在预算会计报表中，固定资产价值的真实体现；其次，资产管理是全面深化实时监管，确保财务信息及时更新，信息及时反馈，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有效利用，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并且提高财务报表的完整性、科学性，这是财务报表分析的工作基础。
2.完善预算会计报告体系，明确预算会计目标管理
在预算会计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行政事业单位要以发展的视域，紧扣制度改革，逐步完善预算会计报告体系，以适应新的环境。首先，行政事业单位要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的相关制度，紧扣预算会计改革要求，这是提高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建设的重要基础；其次，预算会计报告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一是要立足行政事业单位的现状，在内容统一、完整的前提之下，建立与国际预算会计制度相接轨的会计制度，从而实现规范化、统一性管理；二是优化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体系，从本质上打破行业壁垒，进而提高会计体系的科学性、适用性，建立科学的核算方法与体系；再次，强化预算会计目标管理，提高预算会计的有效性。一是要做好预算外资金、财政拨款的分类，并对预算会计制度进行细化；二是要完善制度建设，在现金流量上，建立权责发生制，进而提高制度的约束管理；三是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有效性。在预算编制中，应明确职责，明确部门分工，通过相应的奖惩激励机制，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3.优化会计科目设置，形成有效财务反映
首先，行政事业单位为确保真实、完整地反映单位财务情况，应对现有的会计科目进行调整，并进行科学细分，进而更好地适应新的制度要求；其次，适应新的制度要求，一方面要对国库集中支付等财政制度进行修订，并对新预算会计的核算方法进行创新，重新设置收支类账户，并对结算项目进行细化；另一方面，对固定资产等的核算，要进一步有优化，并将“基建”进一步纳入会计核算之中，而不是简单的每月汇总纳一次，进而建立完善的预算会计体系，提高会计核算的科学性；再次，消除财务数据交叉问题，严格控制资产总额、负债等的“虚增”，对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所造成影响。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行政事业单位深化会计工作建设，是基于内控管理制度改革的工作重点，强调预算会计制度改革之下，建立健全会计体系、创新会计核算方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改革发展的视角看待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建设，应以预算会计制度的改革为契机，坚持以创新发展为驱动、以优化调整为抓手，夯实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基础，推进会计建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体系。
参考文献：
[1]黄清淦.预算会计制度改革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的影响[J].江苏商论，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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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制度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公共财政；现代预算；财政制度
【正文】
我们把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财政定义为“公共财政”，把“公共”一词提出来作为财政的限定语。但到底什么是公共财政，激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对立的观点似乎水火难容。本文对财政的公共性作三重区分，在运行机制的涵义上界定公共财政，基本观点是：公共财政是建立在现代预算基础上的财政制度，预算是公共财政运行的“道路规则”，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财政活动的机制。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就是要重建预算制度。
一、财政公共性的三重涵义与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建立在现代预算基础之上的财政
财政是以公共权力进行的资源配置。在本质上，财政就是“公共”的，公共性是财政一般，这是由公共权力的性质决定的。
“公共”，最一般的语词意义是，属于社会的、大众的、公有公用的；人所共知的、公开的。财政的公共性有三重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涵义：（1）目的性涵义，是与阶级性相对的公共性。财政是满足整个社会的共同需要，还是满足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需要？即财政“为谁干”，为谁服务，是目的问题。(2)分工性涵义，是与盈利性相对的公共性。财政是提供公共产品，还是参与竞争性领域？以我们一直沿用的方式表达就是要不要搞经济建设？即财政“干什么”，是活动范围和活动边界问题，是与市场的分工问题。从主体性上看，是公共权力主体与私人主体的分工问题。(3)制度性涵义，是与集权性相对的公共性。谁支配财政，财政运行是少数人说了算，还是多数人说了算？是集权决策，还是公共决策？财政运行是隐性的，还是公开、透明的？即财政“怎么干”，是制度(或机制)问题。
在财政公共性的三重涵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第三重涵义，它决定前两重涵义。少数人说了算与多数人说了算、公开透明与隐蔽含混对于公共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不一样的，财政的活动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在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王权财政，满足公共需要的程度就大打折扣。在市场经济下，与财政具有本质联系的是现代预算制度的产生，或者说，公共财政是建立在现代预算基础上的财政制度，即第三重涵义在制度上规定了市场经济下的财政的公共性。政府预算是代议机构控制政府财政活动的机制，它的产生和发展与议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同一历史过程。预算不但对财政具有严密的控制权，且形成为指导、监督及批评一切行政活动的最有效工具，以法律程序保证政府收支不偏离纳税人利益，也是用法律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利不受政府权力扩张的侵犯。预算是纳税人控制的，所以在根本上是纳税人“说了算”。在制度和运行机制上，此时的财政是公共决策、公开透明的财政，而不是少数人说了算的、集权的、隐性的财政。计划财政是计划“说了算”，计划是政府高度集权控制的，所以在根本上是集权的政府“说了算”，是集权财政，集权是计划财政的最本质特征。计划体制下也有预算，但那时的预算在本质上是计划性的，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性预算。用“生产建设型财政”或“经营型财政”都不能确切表达计划财政的真实内涵，计划财政也必须首先满足国家机器运转，公共支出也是第一位的，哪怕是压缩到最低限度，因为“无财难以行政”。
二、界定公共财政涵义的必要性与意义：把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着眼点集中到重建预算制度上来
上面的分析表明，这一界定绝不是“别出心裁”，而是基于历史发展事实的概括。这种区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它在制度涵义上界定了什么是公共财政，进而搞清楚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公共财政，怎样建立我们的公共财政。在这个区分的基础上，可以理清我们讨论的思路，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
1.关于财政的阶级性问题。这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似乎是我们改革的“底线”。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一是把阶级性绝对化，认为公共财政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能搞公共财政；二是把人民性即公共性绝对化，总认为社会主义财政与资本主义财政不同，资本主义财政是对立性的，应该有预算监督；社会主义财政是人民性的，政府不是剥削性政府，是与人民一致的政府，因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实这两者的“精髓”是一致的。对于前一种倾向，事实上只要国家存在，财政的阶级性就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它们的阶级性。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我们的阶级性。如果这样认识问题，那末在这个意义上的争论应该停止了。对于后一种倾向，重要的是要从空想回到现实。扩张与滥用是权力的本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也不例外。马克思、列宁的国家理论早就提出了训诫。无产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危险，这一危险一旦由可能变为现实，工人阶级就要失去统治。如果没有代议制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如果不是空想，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人都会注意到历史与现实提供到我们眼前的事实，按二连三曝光的腐败行为哪个不是与财政有关？权力缺乏监督必然产生腐败，作为以公共权力配置资源的财政尤其需要监督，缺乏预算监督的财政是腐败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引起我们对重建预算制度的紧迫性与艰巨性的重视。一言以蔽之，阶级性与公共性是对立统一的，构成国家财政的矛盾整体。公共性是财政存在的基础，阶级性是财政的特定表现形式。阶级性以公共性的存在为前提，阶级性不能否定公共性。当社会必须的或者说是最低限度的公共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阶级统治就难以为继了。历代王朝的更替就是财政公共性与阶级性矛盾激化的结果。
2.关于财政的活动范围问题。在第二重涵义即财政活动范围上的公共性，现在有三种观点：一是“我们现在搞公共财政是过渡的办法，现在财政困难，没有更大的实力搞经济建设，只能先维持公共支出，最急迫的要求是维持社会稳定，将来财政不困难了，还得搞经济建设。”二是“我们现在不能搞公共财政，经济建设现在不能丢，将来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再搞公共财政。”三是“我们就是不能搞公共财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就是看政府要不要进入竞争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的争论可能永远都不能达到统一，永远得不到大家的一致接受，且会影响改革进程。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第三重涵义上，上面的问题就解决了。让大家来说，目前谁也不会说不搞经济建设，“市场能干的，就交给市场；市场不能干的，政府就要干”，这是大家都能同意的。
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是渐进式的，半个世纪以来人民用血汗积累的这么一大块国有资产，在目前市场体制不完善的时候，谁也不会同意一下子就完全交给市场，政府总得小心经营，使之逐步纳入市场经营的轨道，这事关社会稳定这个大局。尽管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在竞争性领域是有效率的，但在市场体制不成熟时、市场运行出现问题时或在市场正常运行但不能满足特定时期和条件下的公共需要时，政府从来没有“坐视不管”。政府不管，人民是不答应的。整个社会需要的满足，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是由国家主导的，政府选定的经济体制确立政府与个人的分工，理性政府的活动边界是视私人能力而定的，视私人能力的强弱而“进退”。如果这样认识问题，在第二重涵义上的争论也该结束了。
3.关于财政的运行机制问题。我们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改革以来的财政表面看来存在严重的困境，但财政困境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根本问题是财政秩序混乱。财政困境是由财政秩序混乱造成的。财政困境并不是所谓的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下降，而是国家控制财政的能力下降，在根本上是制度性的，是运行机制的问题。据一份研究表明，1996年我国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1.6%，加上预算外、制度外支出(当然是推算的)的政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为24.4%，再加上通过金融机构支配的资源，占gdp的比重为40%左右，与oecd大部分国家的水平差不多。这个比重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算低。重要的是，目前的财政状况无论如何不能说已经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众意志，人民不满的地方甚多。一方面，义务教育要靠“希望工程”，另一方面，每年的公款吃喝玩乐要耗费上千亿的财政资金。这些资金能办多少学校？如果不从制度上入手，财政困境问题是永远摆脱不了的。也不可能使财政“归位”，“缺位”与“越位”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这么多年讲加大教育投入，也有了教育立法，但实际上却一直没有到位。什么原因？根本上是预算的问题。预算既没有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也没有很强的约束力。财政困境以及财政“缺位”与“越位”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规范即指令性计划在转轨以后很快失去作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规范不仅没有预先设定，而且没有及时递补、跟进，出现制度空档。也就是说，转轨以来的财政缺乏应有的制度基础，财政运行缺乏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国家理财走进非规范化状态之中。现在要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是什么呢？就是预算。我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上面来，由争论前两重涵义的问题，转为讨论第三个问题，即如何尽快建立起一个能够最大化体现公众意志的预算制度，确立以公共决策决定政府收支的程序与机制，有效地控制财政的规范运行。
政府活动范围应该是由财政制度———预算决定的。进一步看，制度涵义的公共性可分为这样几个环节：第一，公共决策。既然是人民的财政，大家的财政，就要大家来说财政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全民直接决策在稍大的范围内就有困难，直接民主是不现实的，但是现代社会发明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代议机构，我国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审议财政计划（预算）就是对于人民财政的公共决策。第二，执行过程公开。既然是大家决定的，政府就要照办，不能越轨，恣意而为，要让公众知道政府财政是不是按预算执行的。第三，预算执行结果要接受检查，要公开，即回应性，让公众知道执行的结果怎么样。按预算执行了，效率不高，责任在公众大家，下年制定预算再提高质量；不按预算执行，公众要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样，我们对于公共财政的争论应该清理一下思路，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
三、对重建预算制度的历史地位与艰巨性要有足够的重视
我国的预算状况相对于规范财政运行的需要以至整体改革的需要是严重滞后的。改革已经20多年，但预算改革是在近两年才开始的，而且步履艰难。直到今天，还没有设计出一套能够清淅反映财政活动的预算科目体系，全面地反映各类财政收支活动的复式预算体系也没有确立，部门预算在既得利益格局之中推广十分艰难，零基预算也很难推开，提交给人大审议的预算“粗枝大叶”，包括人大代表在内没有几个人能看懂，有的还存在着预算成立的时间晚于财政年度开始的时间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形式”问题，等等，预算对财政运行实际上的约束力就可想而知了。严格地说，预算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重建的问题。预算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既是制度，也是技术；既是计划，也是法律；……“预算是摆脱一切意识形态粉饰的国家骨骼”，因此，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绝不是轻而易举的。
1.预算依存于民主政治体制。在集权体制之下，预算就只能是形式，谈不上预算纪律和财政秩序，预算的效力就大打折扣。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预算，但专制王权下的预算不是我们现在要求的预算，计划体制下的预算也不是我们现在和未来所要求的。预算是“摆平”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中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2.预算制度的确立就是经济体制的重构。预算首先决定全部资源在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之间分配的比例，即各自的规模，然后决定被分配在公共部门的资源规模的内部配置，即配置结构。民间部门资源的最优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重新确立预算制度。
3.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有效制度的形成是制度变迁需求和制度变迁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复杂的社会变革，是多种利益集团经过多重博奕的结果，还受人们的观念、历史、文化传统、习惯等诸多因素影响，预算是“钱袋子权力”，它的重建就更具艰巨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现代预算制度的确立就是改变了“国家面貌”。
四、结语
重建预算制度需要对原有预算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培育纳税人主体，同时在全社会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公共意识和法律意识，提高代议机构的财政法治能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最关键的是预算公开，让财政状况大白于天下，这既是对政府提高财政效率的压力，也是对代议机构严格监督政府的压力，迫使改革速度加快。如果不树立并严格恪守公开性的预算原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建立起公共财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