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篇1
方法论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践中的指南，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对科学研究也是一样，正确的方法至关重要，诚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必须运用恰当的方法，以获得事半功倍的功效。同样，我们在学习、研究国际金融法时，也必须选取科学、恰当的研究方法，以便真正掌握国际金融法的知识，促进国际金融法学的全面发展和完善。
国际金融法是用于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的总称，是国际金融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处于初创阶段的新兴学科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在学习、研究国际金融法的过程中，除了可以适用法学一般研究方法，也可以借鉴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其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立足本国实际的方法、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与比较的研究方法以及跨学科的方法。
一、立足本国实际的方法
国际金融法一直以来都是与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相伴相随的，虽然在早期的跨国交易中就有了国际货币的资金融通，但国际金融法的繁荣兴起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国际经济关系结构的日益复杂，跨国银行以及各类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相继设立，国际金融日益增多，国际金融法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及重要性也日益提升。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其具体表现为生产、贸易、投资以及金融的全球化等。其中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金融机构的全球化、融资工具的证劵化、资金流动的电子化、金融业务的综合化等等，这些变化使得原来各国相互隔离的国际金融市场逐渐走向开放和统一。
国家要想在当今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不是被世界金融浪潮所吞没，就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建立健全、完善的国际金融法律制度。从当今世界各国国际金融法的研究动态来看，各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也正都是基于本国的国情，针对涉及本国政府和个体的国际金融活动中的国际法以及国内法问题进行研究。毕竟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相同，国际金融立法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国际金融法研究在金融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有几十年历史，而在中国对于国际金融法的研究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因此，研究国际金融法，除了要紧跟时代的脚步，把握国际金融法律实践的最新发展，充分学习与借鉴西方已有的先进制度和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要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实际，以中国已经参加或准备参加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金融条约以及中国涉外金融活动等为重点，进行相应理论研究，为中国的国际金融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才能避免在研究中从理论到理论、为研究研究，漫无目标迷失方向。
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实证分析作为哲学层次上的方法论，在法学分析中也被广泛运用。其一般表现为与演绎法相对应的逻辑推理方法，即从具体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方法。就运用实证分析的历史渊源而言，最早将这种方法用于法学分析的是罗马法的注释法学派，但实证分析的鼻祖却是法学家边沁，其最早对实然法和应然法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并且提倡将实际的法和应当的法，注释法学和评论法学在法学研究过程中分开。而真正将实证分析方法推到极致的是著名奥地利裔犹太人法学家，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凯尔森，其所创立的纯粹法学最完全也最彻底的贯彻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凯尔森认为，法作为一种理论，它的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纯粹法学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样的，而不是去回答法应当如何这是因为法学首先是一门实践科学，它来源于实践，并且其目的也是进一步有效的指导实践。国际金融法学也不例外，对国际金融法的研究离不开对各国特别是本国的司法实践的研究和分析。国际金融法是一门应用指导性很强的学科，学习和研究国际金融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的又好又快发展。由于国际金融活动中的各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在国际金融活动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从而导致各个国家或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也直接导致国际金融关系中的法律问题更是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因此，研究国际金融法，应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要注重国际金融法的基本理论研究，重视具有普遍意义的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以及各相关国家的立法;另一方面必须运用法学的基本理论，有针对地分析、研究和探讨国际金融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从国际金融的相关案例分析中理解和运用规则。
这两种研究方法各具优点也各带缺陷，只有两者结合才能互补。针对国际金融法的研究，同样也不可缺少法哲学的指导。马克思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只有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该理论才能有效的指导实践。只有将对国际金融法的案例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理论，才能更为深刻的理解、掌握国际金融法，更好的实现国际金融法的各项社会功能。
一直以来，我国的法学研究都是以理论分析为主导，而通过案例结合进行分析则甚是不足。而对我国来说，国际金融法尚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各种金融立法尚不完善，而西方发达国家在此方面已有丰富的经验。因而我们可以立足现实案例，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归纳我国法院的私法实践，并针对性的分析、研究其他国家和国际上的各类金融制度和相关案例，从而掌握解决有关国际金融法律问题的对策依据，最终才能对促进国际金融发展和维护本国利益有所贡献。
三、综合和比较的方法
综合的方法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国际法研究方法，事实上是几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这些研究方法可以单独的使用，但各种方法之间并不是毫无联系，断然分开的。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基于研究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研究者往往将这些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综合的方法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毕竟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交叉化，从多种角度入手，促进从多维的方向研究法律问题，既然有利与取得研究成效，也有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理论高度。社会考察方法、历史调查研究、比较研究方法、经济分析等方法都可以根据研究课题以及研究目的的不同，自由的组合并加以运用。
而比较是人们观察、了解、认识事物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法学中的比较方法指的是对不同国家的法律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法律进行比较研究，以弄清各种法律之异同的研究方法。对于法学研究而言，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培养研究者的多向思维，扩展空间思维，从而使得研究者能够从多维度思考、研究法学问题。比较方法在国际法学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解决国际性问题提供多样性的方法，正如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言比较法作为一种实用性研究方法比那种面向一国国内的法学能够提供范围更加广阔的解决模式。
在进行国际金融法研究中适时、适当运用综合与比较的方法是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客观需要。这是由于国际金融法调整的国际金融关系涵盖面广，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以及客体的复杂性，其所涉及到的法律既包括国际法，又包括国内法;既包括实体法，又涉及程序法，而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区别，又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且世界各国关于国际金融立法方面更是存在重大差异，不仅有资本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法制之分，而且有发达国家法制和发展中国家法制之别，此外还有英美法制和大陆法制的差异。面对如此复杂的法律问题，对于国际金融法的研究采取综合与比较的方法就凸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即综合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综合研究，在国际金融条约之间、国际金融条约和国际金融惯例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法之间、相关国际法规则和国内法规则之间展开多角度、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方法在发挥对国际金融法学研究的作用上主要表现在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两大方面。对国内立法的作用。通过比除此之外还能够避免走入其他国家已经走过的误区，少走弯路。
对国际立法的作用。国际金融条约是国际金融法最重要的渊源之一，也是国际金融法律制度重要表现形式。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国际金融条约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如多边金融条约和双边金融条约、全球性的国际金融条约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条约以及仅作用于国家行为的国际金融条约和直接作用于法人、自然人行为的国际金融条约等等。但从国际立法的目的而言，其立法的目的在于协调或避免各国法律上的冲突，因此，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国际金融条约，都必须建立在普遍的比较调查研究基础之上，才能让相关的当事方在特定问题上达成一致，从而实现国际金融条约预期的效果。
四、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跨学科研究方法是一种新型的、有效的介于哲学方法和具体学科研究方法之间的中间层次的认识工具和研究手段，是指运用多学科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以及获得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研究的方法，又称交叉研究法。由于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科学整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获得全新的知识和智慧，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去寻求解决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各种可能途径。正确掌握运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我们才能在各种复杂问题中拨开层层迷雾，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西方国际法领域，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的交叉研究早已被承认国际法学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其通过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具体意义，而源于国际金融法正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的、应用型学科，国际金融法具有广泛的研究范围和复杂的研究结构特点，因此在国际金融法的研究过程中，跨学科研究法的重要作用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这是因为首先，国际金融法是以国际金融关系为基础的。而国际金融关系是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金融关系往往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经济交往的目标及要求的体现。此外国际金融关系以外的其他国际经济关系，也多于国际金融关系息息相关，且往往表现为以一定数量的货币转移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关系。因此，对国际金融法的系统研究必须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为起点，综合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密切关注、了解、分析并掌握与国际金融相关的一系列国际紧急现象，从而准确且全面的把握国际金融关系的快速变化和适时发展的特点。换而言之，研究国际金融法既然是研究金融方面的国际法，就不应仅仅只停留在研究法的层面之上，而且要进一步研究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即与法有关的经济现象，或是导致法或存在于法背后的经济问题。单纯的只是就法论法，其研究是无法深入和取得成效的。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法的发展与国际社会政治、科技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等因素都有重要的联系，因此，要使国际金融法的研究深入和获得有效成果，就必须开阔视野，开放胸襟，从其他学科中获取灵感，创新运用将法学学科、经济学学科和政治学学科等各大相关学科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篇2
关键词：金融生态；生态环境；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128-04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于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和市场意识、商业文化建设，乃至促进地方行政、司法、执法部门的职能转变，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
“金融生态”的概念属于中国学者首创，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学者。主要包括金融生态的环境、运作机制、法律条件、利用金融生态理论研究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农村金融生态问题研究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法等研究领域。
（一）“金融生态”概念的提出
白钦先教授在2001年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申到金融领域，在国内最早提出“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提出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其环境容量和“净化”能力对经济活动会产生的约束性影响。周小川（2004）第一次系统地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周小川作为金融生态理论的早期倡言、阐释明确、推广最有力者，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研究的空前关注。
（二）“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
围绕金融生态的内涵和外延，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研究。目前对金融生态这个概念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金融生态环境观和金融生态系统观。
金融生态环境观主要从金融外部运行机制或基础条件等方面出发来探讨其实现的相关运作机理，侧重金融生态在金融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如苏宁（2005）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作环境。易宪容（2004）认为，金融生态应该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曾康霖（2005）认为金融生态实质是金融环境，且金融生态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
金融生态系统观则认为，金融生态是一种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应包括金融生态主体、生态环境、生态调节三个方面。金融生态建设既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又包括生态主体的改造和生态调节机制的完善。如李扬（2005）把金融生态系统界说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构成。徐诺金（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张鹏、姜玉东（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三）对金融生态水平评价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对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标准和指标的研究大多从地区层面展开。《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提供了对国内291个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和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和排名。同时，李扬等人（2005）提出了一套对城市金融生态进行综合评价的富有启迪性的分析方法。程亚男等（2006）以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层面阐述了一种健康金融生态环境的理想状态模式。他认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定量和定性两个指标体系，定量指标设计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社会信用和法制环境三个目标层、14个准则层；定性评价包括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状况等四项标准，从可操作层面为央行、政府及相关部门决策、构建和谐金融生态环境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四）对金融生态作用的研究
部分学者对金融生态的作用进行了相关研究。宋逢明（2005）研究认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使得经济系统建立了一种自我调控机制。在该机制作用下，制度得以有效运行。一个良好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利于中国的银行业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位（2006）认为，改善金融生态，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有利于优化区域环境，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企业和广大群众的诚信意识和风险意识，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中央银行金融调控的有效性。
（五）金融生态的运作机制及相关金融主体的研究
易宪容等（2006）认为，制度决定了各个金融主体的行为方式和选择边界，并由此决定了金融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论述，只有基础性制度才是金融生态的核心，中国恶劣的金融生态质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曾康霖（2007）将“金融生态”这一概念的内涵明确为金融企业的生命力状态和生存环境，认为此概念的对象特指金融企业，而不是泛指一切金融机构，更不包括金融市场中所有的金融主体。因此，这一概念的外延应当有金融生态平衡、金融生态周期、金融生态环境。张球（2008）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与需求是金融生态演化的动力源，而政府行为、经济基础、社会信用状况、中介服务水平等则是它的支撑条件，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正反馈交错的复杂的动力系统。杨秀菊（2008）综合国内外学者与专家的观点，认为金融生态即是可持续发展的金融运行环境，是金融结构和金融活动面临的各种意识形态、体系及各项准则共同形成的反映金融内外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体系。
（六）金融生态系统与环境的研究
李扬等（2005）参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构造与演化理论，把金融生态系统界定为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两部分：金融生态环境构成金融主体的服务对象和活动空间；金融主体则以其生产并分配信息、引导资源配置、提供管理风险之手段的强大功能。韩国文（2006）根据对金融组织与其生存环境的理解，提出了金融生态学的核心范畴：惯例、金融生态因子、金融生态位、金融生态链等。他还提出了金融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包括开放和非平衡原理、普遍的依存与制约规律、双向反馈、自然演替原理、相互适应的协同演化原理、生态阀限原理等。徐诺金（2007）借鉴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对金融领域里的几个重要问题，如金融主体问题、金融环境问题、金融平衡问题、金融调节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具有进化性、竞争性、创新性和稳定性等四大生态特性，并构建了金融生态系统结构。陈小云（2008）从权利的基本法律保障和法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两个方面分析改善和重塑金融生态需要管制的重点法律问题。
（七）对区域金融生态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关于区域生态改善和优化的研究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探索。高新才（2004）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如何谋求经济发展，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问题，提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曹红辉（2005）从政府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在差异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差异化的财政分配政策、差异化的区域税收政策、差异化的区域投资政策、差异化的金融政策五个方面分析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提出应通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修正地方政府非均衡性在金融生态建设中的行为，提升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高小琼（2005）认为，作为中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应充分认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切实推进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敖惠诚（2005）通过“马太效应”表明，欠发达地区更要关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而超越“马太效应”的关键是改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资源是经济资源的货币化形式。资金流动不仅仅是资本要素的再分配，也同时反映了其他经济资源的配置结构。通过资金配置引导资源配置，通过吸引资本流入带动要素流入，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手段。
二、国外研究综述
就目前而言，国外直接涉及金融生态领域的相关研究尚未展开，而以其他领域的生态问题研究居多。
（一）金融生态研究的理论渊源
一是生态学。生态学是德国动物学家e.Haeckle于1866年首先提出的。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于1935年首次提出生态系统学，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已经成为现代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是仿生学。仿生学（Bionics）是从生物界发现机理来解决人类技术上问题的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国际上颇有声誉的动物学家wemernachtigall博士提出仿生学就是学习自然界的现象作为技术创新的模式的基本概念。近年来，出现了以仿生学的视角对经济领域诸如企业组织个体、商业生态系统以及产业生态系统等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我们研究社会经济运行开拓了新的思路。
（二）国外相关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为金融生态的研究初步建立了理论框架
1.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理论研究基础。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mekenzie提出了经济生态学的名词，主张经济分析不能不考虑生态学过程。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Boulding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金融系统提供了研究依据和研究基础，极大地促进了金融生态的研究进展。
2.演化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19世纪末期，凡勃伦首次提出演化经济学概念。受凡勃伦的影响，20世纪初，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20世纪末，演化经济学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不断发展的演化经济学为学术界从演化角度透视金融生态的演进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3.金融发展理论促成了金融生态系统观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蕴涵三个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金融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政府管制）地过度干预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金融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4.金融结构理论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研究范式。良好金融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实际上与金融结构理论密切相关。因为一切金融发展，归根结底表现为金融结构的变化。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系统的理念正是在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结构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
5.金融功能理论拓展深化了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内容。1995年，merton等人正式提出金融功能观。他们认为，任何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在时空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金融功能理论的形成为金融生态在相关环境功能上的拓展深化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要评价
（一）国内研究现状简评
国内学者通过几年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金融生态学的概念、意义、体系构建、研究对象和相关因素，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对于一个长期存在于金融理论领域的核心问题――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尚未取得普遍意义的共识。金融生态系统内各个主体之间，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发展如何促使金融生态系统成为一个自我完善并不断发展的动态体系，金融生态系统内如何达到内外部的协调并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实现金融行业发展问题的同时，推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等等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而且，国内学者还只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的定位和理性认知上，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研究范式，仅仅是从如何进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国金融生态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关于金融生态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金融生态作为一个较新的理论研究领域，是国内学术界近年来新兴的研究领域，研究体系相对比较单薄，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研究，而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特别是对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
（二）国外研究现状简评
从上述文献整理的情况来看，国外学术界还鲜有直接对金融生态的专题研究，而主要是在其他领域的生态问题研究居多，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机制等问题。总体而言，国外学者所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金融是一个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和演进的动态系统。金融业从实物经济中分离出来并为实物经济服务，到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这种进程本身就是类似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这一进程始终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各类金融组织之间及其内部形成了分工与合作，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系统。（2）自然生态是在一定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特征。金融生态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也具有鲜明的环境特征。因此，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入手，增强金融生态功能，提高金融的效率、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是客观、科学的主张。（3）金融生态体系也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体系。竞争机制通过破产、兼并来调整金融组织的数量、规模，优化结构，强化功能，提高金融组织的自律和内控水平，推动新的金融组织、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品种的创新，催生新的金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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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篇3
一、仿生金融学概述
仿生金融学是在金融领域对仿生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应用。简而言之，仿生金融学就是从仿生学的角度研究金融学问题，他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虑，同时运用仿生学的原理、方法、技术来研究金融交易的主体及其内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内在规律的科学。仿生金融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研究领域，因此，目前还不能称之为科学或者学科。仿生金融学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以前的很多思想。首先是自然论经济思想，从中国的佛、道、儒思想，到法国的经济学家魁奈的自然论经济学派，之后经过亚当·斯密改造成为了自发的市场秩序，之后脱离了自然法体系的影响，过度成为自由经济思想；其次是在20世纪初期，马歇尔提出了“经济生物学”，他认为，经济学所流行的分析是一种过度的状态，这种状态将被基于生物学的其他动态分析所取代；最后是生态经济学，他是仿生金融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Kenneth·Boulding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经济学主要是从生态的视角来研究经济学，它把经济内在规律作为生态系统来考虑，从而运用生态学的原理、方法以及技术来探讨经济的内在规律。
（一）仿生金融学的主流观点曾建中（2007）从仿生学的视角研究了金融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他认为，频频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我国的一系列金融风险揭示出了各国的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存在的内外环境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现象。这一研究引发了人们从仿生学的视角研究金融系统和环境系统如何协调的发展问题，而仿生金融学主要是研究金融交易的主体及其内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因此，仿生金融学与生态学、金融学以及系统论的关系非常密切。
（二）金融生态理论方面有代表性的观点“金融生态”理念最早由周小川提出，他将金融生态描述成金融市场的外部环境，而不是内部环境。这是我国第一次从生态学角度研究金融环境，也为研究我国的金融发展开辟了新思路。另外，韩平教授认为金融生态是“金融业生存与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在外部的环境中具体是指政治、经济、法律和信用等因素。不一样的是，他认为金融生态还涵盖金融市场的内在要素。在资金链的影响下，内外环境共同构成了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
具体而言，各具特色的生态金融观点集中表现为四种：一种是基于生态经济学的“金融环境观”；一种是基于全面角度的“融合观”，坚持金融和生态的合二为一；一种是仿生观，认为金融生态是模仿自然生态而来；还一种是经济生态观，以经济学为基础来分析生态金融。其中，仿生角度的观念更具联系性，它认为金融生态具有防生化的特点，研究成果可以抽象出金融市场上的内部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持续关系。
二、基于仿生金融学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是金融学研究领域的热门问题，研究学者和成果都很多。但是利用仿生金融学进行研究的只有少数，下面，我们将通过仿生金融学的角度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进行研究。
（一）研究的必要性主要包括：（1）研究角度的创新性。首先，仿生金融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视角。企业作为一个微观研究对象，金融生态则是一个宏观系统，将两者结合研究实现了宏微观的融合，必然会带来不一样研究特色；另外，生态学和金融企业的融资在物理特性上存在着共性，比如都具有环境适应性和特定的周期规律。从仿生观来研究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具有新颖性。（2）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如前所述，金融企业也遵循中一定的发展规律，从生态角度来看其发展过程必然与自然生态具有共性。两者在发展路径和规律上会有重和之处。因此，这样研究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是共性和特性的统一。既可以运用生态系统的共性，又能在具体的内外融资环境研究中发现金融企业的特性，整个研究具有极极强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克服了以往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3）研究领域的创新。从生态金融角度研究中小企业融资可以开发出更多的研究问题和领域。举例来说，理论上从横向信用来解决融资困难是常见的方法，现在可以考虑通过纵向角度来建立金融信用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下的融资难题。如仿生金融学可以为企业信用评级、银行企业关系等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扩展研究领域。
（二）金融生态理论的应用金融生态是一个融合了金融主体、金融生态环境的内外综合性、动态性的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共同存在于这个体系中的。具体来看，金融生态主题是系统的核心，发挥着生产、分配、引导的作用，它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关键，信息的流通、资源的配置以及风险的控制都由金融主体主导；而金融生态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它服务于金融体系，影响着金融体系的存在和发展。
（1）金融生态的意义。这是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性、价值性理论。从对立统一角度看，政府和企业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环境；金融业也是政府和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这样看，各个因素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我国金融业的生态环境还存在很多问题，制约着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金融生态的改善将促进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的改善。
（2）生态平衡理论。这是金融生态体系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平衡是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前提，金融生态的平衡至关重要。在金融市场上，金融企业之间、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之间都存在着价值、利益关系。如果任何一方割断了他们之间的平衡关系他们之间的价值链条就会断开，甚至影响到金融体系中的其他金融企业。
（3）宏观调控理论。这是金融生态体系中的重要机制，其中价格机又是最重要的均衡力量。价格具有变化性和传递作用，影响着各个参与体的关系，是供需平衡的重要调控力量。金融生态平衡离不开宏观调控，这些年我国在利率上的宏观调控有两种负面效果：利率过低带来的投资热，利率过高带来的融资困难。可见，金融生态平衡需要合理的宏观调控。
三、基于仿生金融学的中小企业融资措施
从仿生金融学视角对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进行理论性分析并发现一些问题，通过总结这些问题，对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一）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增级机制主要包括：（1）银企间增加信息交流：通过建立完善的金融关系体制缩短信息传递距离，中小银行加快发展贷款业务，在组织架构上实现扁平化。（2）信息用担保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政府在信用担保体系中要充分发挥作用，对已有的补贴制度进行改革；重点培养和建设一批担保能力强、担保金额大的核心企业；通过完善的担保制度来促进中小企业信用的提高；有目的的解决担保公司资本不够的问题。（3）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金融机构，自主构建和增强自身的信用机制，促进征信和授信之间的良性循环，依靠征信体系走金融生态之路；政府，起到宣传和指引的作用，提高监督的力度和效度；另外，还要走金融体系的信息化之路，实现现代化的金融管理；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
（二）加强法律的约束作用主要包括：（1）坚持竞争、公平和创新三原则。首先，以自由竞争作为基本原则；其次，坚持公平、平等这一核心原则。具体表现在保护和扶持金融体系中的力量薄弱者，比如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对于任何企业、任何主题都要同等对待，不能有歧视；此外，重点关注高新技术型金融企业，为其创造良好条件。（2）修订与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一方面，通过法律减低金融体系的进入门槛，充分鼓励民间企业和外企的进入；另一方面，地方机构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法规政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外，完善已有的公司法，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政策。
（三）完善财税制度主要包括：（1）充分贯彻和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规章条例，特别要完善已有的财税制度，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具体来说，既要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政策、详细规定，又要补充和合理发挥基金的杠杆力量；另外，合理的税收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2）制定并实施财税监管制度，提高中小企业的贷款。审核标准上，可以适当放松核销贷款的标准，降低门槛；贷款损失准备上，可以相应提高比例，以保证商业银行具有充分的税前贷款损失准备；此外，政府应该根据需要出台有关贷款风险划分、损失准备计提等方面实用性政策。（3）地方政创造有利于中小企业贷款发放的环境。一是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二是，中下企业的服务水平要切实提高；三是要规范中小企业贷款中的各项收费标准，特别市中介收费标准要透明、公正，以创造可靠地的贷款环境。
（四）构建多方位的资本市场体系主要包括：（1）开辟更宽的融资渠道，特别是鼓励境内资本向境外资本的扩展。对于境内资本比如在深交所上市的中小企业，在其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可以促进他们进入境外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宽融资来源。另外，中小企业的创业板也是重要途径，可以满足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具体融资需求，同时应加强对中小企业板的市场监督。（2）提供导向性政策与平台。在政策上，根据需要不断地制定适应市场发展的政策制度，促进交易市场的规范运行；引导中小企业适应金融市场发展；促进资产的重组。而且，需要提供广大的发展平台，为中小资本扩展提供交易平台，实现各种产权的充分交易。（3）实现股权基金的私募方式。现有的股票融资和贷款融资具有局限性，而中小企业更需要的是私募筹资，它更为重视企业的现有竞争力和长远成长。因此，私募股权融资具有投资期长、补充资本金等好处。
（五）不断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主要包括：（1）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扩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由于规模小，内部的组织架构较为简单，中小企业在经营中更具灵活性，管理的成本业较低。然后，由于自身规模小、地域规模狭窄以及服务对象少的影响，中小企业在资本规模上具有局限性，集中表现在贷款总额有限，这限制了其发展。加快中小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可以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和信誉能力，这将从根本上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扩展其融资渠道。（2）调整信贷营销策略，以高效的金融服务水平取胜。内部管理上，商业银行要实现适当的授权以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手续，从基层开始建立完善贷款管理制度，建立具有激励性的绩效考核制度；外部管理上，不断摸索有效的信贷营销策略，加大服务范围，，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切实提高服务水平。（3）给予民间贷款正确的发展导向。民间贷款同样是最小企业融资的重要力量。但是民间贷款存在着金额较小，分布不集中等局限性，因此，民间贷款的发展关键在于有序管理。各项法律法规是规范民间贷款的基础保证，要通过法律来加强对民间贷款的监管。另外，小额信贷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担保机构也是发展民间贷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四、结论
总之，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想要继续保持我国经济快速的增长，这一困难必须解决。因此，我国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需要在法律、金融、财税政策等方面加强管理与改进，比如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增级机制、加强法律法规的作用、实施配套的财税制度、构建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保持持续的金融体制改革等。只有解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才能保证中小企业更好地发展，进而保证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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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篇4
作为现代经济核心，金融掌握着社会生活的命脉，其产品种类、市场体系、经营管理以至新兴理论和学科等一系列的创新，使得金融服务业的范围迅速扩大。但对于金融服务业的界定，经济理论界一直都在争论，尚无定论。纵观已有相关文献，学者们普遍将金融服务业的界定与范围等同于金融产业。
国外关于金融服务业界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的金融服务经济研究和微观的金融服务营销方面，尤以金融服务营销为主，或者直接体现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经济统计中。
国内学者研究并对金融服务业最早进行明确界定的是秦池江（1995），认为“金融产业是由金融企业组成的以社会金融资源为利用对象，经过自己的加工以后能够为社会提供特有功能和规模的金融产品，并通过市场交换为社会为自身带来净收益的企业群体。金融作为一种产业，从宏观管理上来说，不仅是要承认它的分支机构有公司法、商业银行法所规定企业特征，同时必须要对产业发展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扶植政策、市场规则和监管手段，把这种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内，保持产业的合理布局和成长空间，避免产业膨胀和产业萎缩。从产业自身来说，金融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其产业群体特征，体现在产业技术优势、产品竞争优势、资源利用优势、经营能力优势、营销网络优势、人才开发优势。”
张作荣（1996）从金融产业成长导向经济要素流转与重组入手，界定金融产业及其成长的实质。曾康霖（2002）认为，金融产业是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同一属性的部门和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集合体，自然就是国民经济中的产业。金融产业具有先导产业、风险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特点。金融产业在社会经济中既能发生正面效应，又能发生负面效应。金融产业作为金融本体内在构成经济的组成部分。张凤超（2003）指出，“所有金融要素按照一定比例参与地域运动，通过专业部门的运作，构建出完整、独特的价值运动系统，凝聚成具有统一属性的产业集合，即金融产业。金融产业不是虚拟经济，而是一种复合型组织体系，它一般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专业部门构成。”冉光和（2003）认为，“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是指金融产业部门在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及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产业与真实产业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信用合作、平等互利的产业经济关系，金融产业应该按照产业发展规律进行规划发展和经营管理。”何德旭等（2003）从理论上对金融服务的内涵和全融服务业的范围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金融服务业增加值核算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增加值和吸收就业两方面考察了主要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业近十年来发展状况，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历程。孙伟祖（2006）将金融产业界定为“以经济金融资源为利用对象，通过提供金融商品与服务，经实现金融功能，并从中获得净收益的金融组织的集合”。如按职能划分，金融产业应“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和相关的金融服务业”。何德旭（2006）、徐丹丹等（2008）均沿用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2002）的分类，将金融服务业界定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其他金融业。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服务业包括金融控股公司、金融重建基金、中央存款保险公司、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金融交易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针对国内从产业角度研究金融问题的理论成果薄弱这一状况，2006年和2008年，由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组织国内金融界的专家学者主持编撰的理论前沿丛书――《中国金融服务理论前沿（4）》和《中国金融服务理论前沿（5）》，通过以综合报告、主题报告、行业报告和专题报告的形式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体制改革与组织变迁、发展战略与模式、产业关联、国际比较、金融服务集群、金融创新、政策保障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大大丰富了金融服务业理论研究，对促进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持。
二、关于国际竞争力中金融因素的研究
1、国际竞争力
国外关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在国外，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或协调机构，为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开展工作。目前，研究国际竞争力最有影响的机构是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民间组织――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managementDevelopment，imD），并且形成了基于国家或地区层次的国际竞争力评价原则、方法和指标体系。自1996年开始，weF每年公布《全球竞争力报告》（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以未来5-10年的中长期人均GDp的经济增长为基础，建立多因素决定的系统评价体系；imD每年公布《世界竞争力年鉴》（theworldCompetitivenessYearbook），从国际竞争力概念的定义出发，着眼国际整体的现状水平、实力和发展潜力，兼顾国际竞争的资产条件和竞争过程、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引进吸收与输出扩张、个人风险与社会凝聚力的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平衡关系，强化市场经济理论在系统描述中的评价原则的开发与运用，建立系统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
学术界开始关注国际竞争力问题则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际竞争力概念和来源的争论，以及从国际贸易、生产率、价格、成本、技术创新等角度进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在企业层次主要是进行调查和案例研究。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和案例逐渐增多，用标杆测定法对政府在宏观经济环境、创新、教育方面竞争力的测定，对产业竞争力及其决定因素、企业竞争力及其最佳实践活动的测定发展最快。竞争力理论权威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把产业组织理论引入战略管理研究，从产业这一中观层次对竞争力展开了深入分析。
国内关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也是从国家层面开始研究的，而且与国外情况不同的是，国内政府机构参与和进行的竞争力研究并不多，相关研究成果更是甚少。1989年，原国家体改委与weF和imD合作研究国际竞争力，但真正将中国的部分数据纳入《全球竞争力报告》则是四年后的1993年。1994年中国加入《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分项目比较，自1995年开始，中国才进行《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全部项目比较并参加全球竞争力排序。1996年，原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及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组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运用《世界竞争力报告》的方法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研究，并于1997年出版了《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6）》。
当国内政府部门与机构关注国际竞争力问题时，学术界也开始了相关的探索。1991年，狄昂照等承担了国家科委的重大软科学课题《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重点研究了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定义及度量方法，提出经济活力、工业效能、财政活力、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对外经济活动活力、创新能力、国家干预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并设立了这些决定因素的评价指标，进行了亚太15国（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比较。1993年，任若恩等与荷兰格林根大学国际产出与生产率比较项目组的专家合作，进行中国制造业各产业部门的国际比较研究。从1995年开始，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进行了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其提出的产业评价方法，被许多学者用来进行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从1997年开始，赵彦云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分专题连续出版了《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7、1999、2001、2003）》，如1997年报告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1999年报告讨论了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2001年报告讨论了21世纪发展主题的国际竞争力，2003年讨论的区域国际竞争力等。裴长洪（1998）深入研究了利用外资和产业国际竞争力问题。邹薇（1999）运用国际竞争力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指标，对中国1965-1995年九大类产业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郭克莎（2000）从生产率、劳动成本、经济效益、进出口等角度对1993-1998年中国和世界工业的差距进行了研究。高世楫等（2000）在weF和imD框架下从国家层面分析评价了中国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彭丽红（2000）从环境竞争力、市场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企业内在竞争力四个方面进行企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张金昌（2002）从竞争主体、竞争对象和竞争结果三个角度分别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此后，国际竞争力问题成为了研究热点，学者们对国际竞争力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界定、经济分析范式研究和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并取得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成果。
2、国际竞争力中的金融因素
国外对金融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金融市场效率和金融服务竞争力的评价方法上，而金融服务竞争力评价又主要体现在银行竞争力上。在金融市场效率研究方面，Carlin等（1998）、Beck等（2000）认为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对于金融服务而言，金融服务体系的基本职能是资本配置，资本配置效率是衡量金融服务体系竞争力的基本指标。在金融（银行）竞争力的评价方法研究方面，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理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表现，而一国的特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取决于国内以下关键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以及机会和政府。虽然波特并未专门研究金融竞争力问题，但是其倡导的诸如价值链分析、钻石理论、五力模型等思路和研究方法却给研究金融竞争力问题提供了触发灵感的源泉和一系列实用的分析工具。weF和imD对金融业竞争力的评价是根据一国金融业对整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程度，把一国银行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作为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银行规模、贷存款利差、金融机构法律监督与金融稳定等。weF的评价理论认为，金融是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八个重要因素之一。imD提出了一个类含290个指标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金融竞争力是其中的一类要素，包括资本成本竞争力、资本市场效率竞争力、股票市场活力竞争力、银行部门效率竞争力等4类子要素共27项指标。在imD金融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用股票市场筹资额、国内上市公司数、股票市场人均交易额、股东权利与义务、内幕交易情况共五个指标来评价股市竞争力；用银行规模、银行部门资产占GDp的比重、信用卡发行量、信用卡交易量作为评价银行体系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就是说，imD认为规模和交易量是体现和决定股市及银行部门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Shleifer，andrei和Robertw.Vishy（1986）和Bhide，amar（1993）认为股市的流动性过高，只能使股票持有者不注重所投资公司的经营状况，减少公众参与公司监管的可能性，因此消弱股市的资本配置功能。
国内的研究主要是遵循imD的思路对中国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的针对金融整体进行研究，有的仅针对银行业进行单一层次研究。1995年中国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第一次按照imD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测定和比较排序。赵彦云等（2000）参照imD的金融体系竞争力指标体系，从资本成本大小、资本市场效率高低、股票市场活力和银行部门效率等4个方面运用27项指标对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研究，指出金融体系国际竞争主要是资本与银行服务效率的竞争，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发展缓慢的原因是由于金融效率不高所致。赵旭等（2001）在分析传统共谋假说（结构-行为-绩效理论）与有效结构假说的基础上，运用Dea综合效率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绩效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效率是影响银行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市场集中度、市场份额与利润率呈负相关。谭庆华（2002）以金融资源论为指导，提出了金融竞争力理论研究的另一种思路和发展趋势。雷宏（2004）对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案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彭丽红等（2006）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一国金融部门竞争力的强弱决定着一国现实与未来经济的增长，而金融部门竞争力与自身的实力和效率、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诸多经济、法律因素相关。李静萍等（2007）结合imD金融环境要素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遵循规范性、金融现实性等原则构建了资本成本竞争力、资本市场效率竞争力、股票市场活力竞争力4个要素18个指标所组成的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李正辉（2008）同样以imD国际竞争力评价中的金融体系要素为基础，运用单项要素评价方法、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了资本成本竞争力、资本市场效率竞争力、股票市场活力竞争力、金融机构效率竞争力4个层次24个指标的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三、关于金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国外理论界关于金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银行业、保险业。英国的《银行家》、《欧洲银行家》、《亚洲货币》等杂志每年都根据银行的一级资本规模、总资产及其增长率、资本资产比率、利润总额及其实际增长率以及反映经营状况的资产收益率、资本收益率、盈利能力等对世界1000家大银行进行排名，这既可以考查单个银行，又可以考查一国银行的实力水平。标准普尔公司对银行评级的方法重点考虑商业风险和财务风险因素。其中，商业风险因素包括经济风险、行业风险、市场状况、业务种类及业务地域的分布、管理及政策等；财务风险因素则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融资及资金流通性、资本率、盈利能力、风险管理、财务灵活性等。穆迪对银行业的评价内容包括经营环境、所有权及公司治理、品牌价值、盈利能力、风险结构与管理、经济资本分析、管理重心和战略等七个层次。CameL评级是将资本、资产、管理、盈利、流动性五项作为评价商业银行经营状况的指标进行评价分析。2001年，CameL评级在原有五项指标基础上增加了敏感性指标，从而构成了新的CameLS评价法。wendyDobson和pierreJacquet（1998）认为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发展金融服务业就应该放松管制和对外开放。philip等（1998）研究了保险业的竞争力。RasoulRezvanian（2002）对新加坡商业银行业的成本结构和盈利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G.n.Bajpai（2003）认为金融业正在原有基础上被重新界定，具体表现在金融服务范式上的改变；提高金融服务竞争力必须从个人、企业、经济和监管等方面展开。Fariborzmoshirian（2004）认为，增加金融创新和产品差别化的金融服务，使得主要金融机构出现了金融服务的产业内贸易，放松对金融服务业的管制和许可，有利于扩大一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东道国金融服务业的效率和竞争力。Georgem.vonFurstenberg（2008）研究指出国际金融服务（iFS）行业正在进行内部重组和地点调整，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技术以及节省成本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吸引国际金融服务业务。
国内很少专题研究金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竞争力上，且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大部分还停留在对概念的挖掘和财务指标的对比与分析上，对除银行业外的主要细分行业竞争力研究则很少涉及。
关于金融业竞争力的研究，田华等（2003）从imD指标和贸易角度分析了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并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了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熊德平等（2003）指出金融产业竞争力是内生于金融系统的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制度竞争力、金融政策竞争力和金融企业竞争力的统一体。殷兴山（2003）构建了由金融聚集力、金融资源力和金融区位力的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统计方法对长三角15城市金融竞争力进行了评估。于尚艳（2005）将金融产业成长划分为量性指标和质的量性指标，其中量性指标包括金融产业的组织扩张、生产能力扩张和区域扩张，质性指标既包括结构指标和效率指标，也包括金融产业成长的产业、空间结构以及金融产业的宏观、微观和市场的效率。牛丽花（2005）认为，要提高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就需从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采取措施。代桂霞（2006）则指出，金融业竞争力主要在于技术再造，银行可以通过技术再造完善新的银行业务管理模式，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信息技术的成本和服务结构，对相互冲突的资源需求进行协调，利用技术的力量大幅度改进银行与市场互动的效能。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2007）将金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划分为现实竞争力分和潜在竞争力，其中，现实竞争力主要是通过现有的金融细分产业的数据指标进行分析评价，潜在竞争力则通过对制度性因素，如政府政策、监管制度、公司治理、创新机制等进行分析评价。辛伟（2008）依据现代金融业的产业和贸易性质选择变量并构建模型，实证发现资本劳动比率、技术、人力资本和银行业国外资产额是中国金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而韩景华（2008）通过研究发现，全球金融环境的剧变及银行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缓慢是制约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借鉴国际先进的金融监管经验，改变原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保险业及证券业，以形成国际竞争优势，提高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
关于金融业主要细分行业竞争力研究，焦瑾璞（2001）将中国银行业竞争力分解为现实竞争力、潜在竞争力、竞争环境以及竞争态势等四方面，并针对各个方面设计指标体系。现实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盈利能力、流动性、资产质量分析以及资本充足率分析；潜在竞争力包括法人治理结构、业务体系及创新分析和监管有效性分析；竞争环境指标包括宏观经济金融运行、金融政策和相关产业发展；竞争态势研究的是现实、潜在竞争力和环境因素随时间发展而变化的趋势。殷雷（2002）从波特的竞争力理论出发，提出商业银行竞争力主要是指商业银行在兼顾其社会责任和公众服务义务的同时，拓展市场、开创未来的能力。朱衍强等（2004）从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两个方面深入研究和评价了中国证券业的全球差异。熊剑庆（2005）认为，我国证券业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构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即资本融资能力、业务创新能力、服务营销能力、研发学习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蔡红艳（2006）从中国银行业重组中全面分析和研究了金融竞争力的形成机制及其与金融改革的关系。闫磊（2007）认为，提高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是中国保险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张晶等（2008）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具体研究了中国保险业国际竞争力水平，指出应从培育保险人才、激发保险需求、发展混业经营、参与市场竞争、促进保险创新等方面来提升其竞争力。王艳平（2008）从银行规模、经营能力和服务质量、盈利能力、不良贷款比率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分析了中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薛昊(2008)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对中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陈晓静等(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制约中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为创新能力不足、经营环境较差、公司治理结构欠完善。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人们研究金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与启示，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如关于金融服务业内涵，理论与实务界并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也未形成金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完整的研究体系，有的还停留在对概念的挖掘和财务指标的对比分析上，对银行业以外的其他细分行业竞争力较少涉及，更缺少一套公认的全面、客观衡量金融服务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而这些也正是学者们应认真探讨与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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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篇5
内容摘要：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一些探析，在金融学是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范畴内，从分析经济学的科学性入手，探讨了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阐释了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并认为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关键词：金融学经济学方法论科学
我国金融学研究正在从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到现代金融学的新阶段。目前，在金融领域普遍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理论创新上，对金融研究中的方法论范式研究尚显不足，而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故本文尝试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一些探析。
一直以来，金融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直是一门属于经济学类的学科。更具体地来看我国，在学科划分上，金融学被归入了经济学类中的应用经济学。既然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金融学研究的方法从本质上讲也应该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了；当我国的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发展时，也就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学向现代金融学发展。从本质讲，对金融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就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的科学属性
对经济学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我国学术界曾对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而且这种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最终统一的答案。科学一般概念是对现象规律性的系统解释。从这个角度说本文认为，判断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核心标准，在于经济学对经验世界（或者说现实社会）的解释力是否足够强大，如同数学、物理学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能力一样，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探讨经济学理论是否有国界。如果经济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在不同制度下的社会环境里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时候，那么经济学就是科学了，否则就还只是一门学科。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学理论是没有国界的，而存在不同的是约束条件即社会制度环境、文化、政治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从边际革命那天起，经济学就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科学。
（一）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的差异
经济学科学化的过程就是对经济学问题研究采取技术化手段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混为一谈了。经济问题是现实中涉及经济现象的所有问题，而经济学问题则是可以用经济学去解释的问题。正如，当我们讨论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的时候，婚姻是个法律问题而没有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但我们把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看成是一个契约过程时，此时它已经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了；而当我们谈论农民工待遇过低是否公平问题时，我们是在谈论这一社会经济现象，但它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引入了价值判断，而当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就应该住嘴了。这还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是有边界的。
（二）经济学问题研究的技术手段
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就可以明白，在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水平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人们所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还相对较为简单时，人们普遍使用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而当人类社会日趋复杂化而形式逻辑不能满足经济学研究需要的时候，数理逻辑就取代了形式逻辑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经济学研究走了一条被很多人称为“数量化的道路”。从对学科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无疑是经济学的进步。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这种技术手段的使用，使得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开始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变。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经验世界进行了简化，经济学家们利用技术手段构造了一个理想中无摩擦的经济学世界，并且以这个“无摩擦的世界”作为比较基准去解释经验世界（张树民，2006）。
（三）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由于经济学讨论的关键问题是稀缺性资源的如何配置，因而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在于效率，这就要求经济学家们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不加入价值判断，因而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不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内容。正义与公平这些含有价值观取向的内容，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而应被归入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着极为强大的解释力。于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逐渐扩大到其它社会学科的分析中去，产生了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等交叉学科，这些新学科分析的基本框架依然是建立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上的。有人把经济学研究范围扩大的现象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说明了经济学科学属性的结果。一门学科之所以能成其为科学，就是在其对经验世界具有普遍的解释能力，只能局限于解释一定范围内世界的学科是不能成为科学的。
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总的来说，金融学理论发展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那么金融学研究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学研究。尽管迄今为止的金融学科相对于经济学学科而言并不完整，这种不完整不仅表现为金融学的假设前提、范畴、理论或研究的方法论均有待于完善和发展，还表现为金融学科边界界定的不完整。但是，金融理论使用了对于所有现代经济理论都很关键的基本假设，金融学的范畴亦是以经济学的范畴为基础，其研究的方法论依然根植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中。经济理论及其某一分支的发展影响和拓展着金融理论，反之亦然（冯用富，1998）。正是随着经济学日渐科学化，金融学的发展也逐渐沿着科学的道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边界逐渐清晰，也逐渐拓展。
（一）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现代经济学是已经被定义为最优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研究，即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研究。被最大化的对象以及施加在选择上的约束，从一个背景变化到另一个背景：家庭的消费和劳动的供给，企业的生产和政府的政策。但是，所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数学结构，这一数学结构又反过来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经济学直觉（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2006）。
Zvi•Bodie和Robert•C•merton在他们合著的《Finance》一书中认为“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这一金融学的概念与经济学含义已经十分接近了。这一金融学的定义可以解读为，金融学其实就是以金融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纵观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针对不确定环境的研究体系，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为资产定价，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金融实现了从单期到跨期、从个体决策到市场动态一般均衡的拓展，形成了独特的无套利分析方法，从而得以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的两个基本要素是时间（跨期）和风险（不确定性），其目标则是通过确定合理的资产价格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市场均衡。因此，Bodie和merton所说的“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的确是对现代金融学的一个准确描述。
现代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微观经济学基础，这是金融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科学的表现。有学者把金融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相融和的趋势看成是金融经济学的形成。金融学探寻微观基础可以理解为金融学家对整个现代金融学科体系统一理论基础进行归纳和总结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可以说正是对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化，使得现代金融学初具系统性和完整性。从总体研究框架来看，现代金融学是从个体效用最大化出发，试图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最优化投资、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去考察跨期资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方法和相应的效率问题，这一研究体系显然和微观经济学已经相当近似了。
（二）金融学研究主要的方法
在什么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以此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存在重大的差异。无可置疑，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但无套利分析背后的基础相对价格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在众多的金融学理论模型中，主要包括两种分析方法：其一是均衡分析方法，如典型的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等；其二则是无套利分析方法，其经典运用包括apt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
从金融均衡分析法来看，它就是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分析在金融学中的运用，金融均衡分析法与经济学均衡分析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首先，均衡分析法的整体研究思路是从市场投资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出发，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获得均衡状态的资产价格，该价格是最终的输出变量，这和经济学中消费者理论的演绎过程相当接近。其次，它们都属于均衡分析方法，更进一步说都属于绝对定价法。它们的核心都在于理解和度量那些导致金融资产（商品）价格变化的各种经济因素，用以解释资产价格的形成和变化过程。第三，金融学均衡分析和经济学供求分析的理论演绎过程，都比较侧重于问题的纯理性描述，往往形成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均衡价格，其缺陷在于常常和市场相去甚远而难以实际运用，但在描述资产价格形成和变化的整体影响因素方面却往往具有更大的一般性，因此都被较多地看做一个分析资产定价问题的理论框架。
从无套利分析法来看，其基本思路其实非常简单，研究者唯一需要确定的是当市场中其它资产价格给定的时候，某种资产的价格是多少才使得市场中不存在套利机会。很明显，无套利分析法的诸多方面都是与金融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相吻合的，既然数量―价格机制不存在，无法从均衡数量推导出最优价格参数，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不再考虑价格运动后面的数量变化，而是将市场价格作为输入变量；既然金融产品之间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投资者随时可以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切换，他们关心的只是各种金融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以“相对定价”为核心，寻求各种近似替代品价格之间的合理联系，通过对“无套利”目标的追求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通过对无套利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分析，可以发现其实质和核心是经济学中相对价格的分析方法，只不过这里是对资产这一商品定价而已。
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科学化方向
现代金融学在研究方法上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学在大量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后，其研究范式正在走向规范。实际上，金融学研究方法已经和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那些涉及到时间和不确定性等领域，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分析工具。在现代金融学已经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凭借传统式的简单直觉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需要运用更加精密复杂的数学工具帮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将直觉转化为理论和模型。诚然也承认思想的重要性，但是更要明白的是，思想的正确性要靠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也正是数学技术在现代金融学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逐渐科学化，作为经济学分支的金融学，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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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篇6
关键词：金融稳定性；金融稳定性指数；主成分分析法
作者简介：惠康(1981-)，男，陕西清涧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监管研究；任保平(1968-)，男，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研究；钞小静(1982-)，女，陕西佳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1-0145-05 收稿日期：2009-10-05
近年来，世界金融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各种金融危机也在频频爆发。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危害。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等著名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法国、丹麦、瑞典等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定期金融稳定报告来监测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以及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经济快速扩张稀释并掩盖了诸多风险及不稳定因素；是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各方面管制较多；是由于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随着金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这些金融风险和不稳定因素渐渐凸显出来，金融稳定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从2005年开始定期《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从定量角度看当前中国金融稳定性的态势如何?是相对稳定的还是存在危机?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仅能让我们准确观察和把握到当前中国金融稳定性的现实状态，还能够为相关政策的选择与制定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目前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金融稳定性的内涵和测度等基础性问题的讨论上，而且研究者们在许多关键点上没有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尤其是对于金融稳定性的评价没有被广泛认同的成果。现有中国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不是从金融稳定性内涵的部分维度人手分别进行描述就是将银行稳定性作为金融稳定的变量进行判断与评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2009；王明华等，2005；万晓莉，2008)，但却缺乏对金融稳定性的全面量化考察与综合评估。基于此，本文将从金融稳定性的具体内涵出发，在充分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构建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以中国相关数据为样本对我国金融稳定性的基本状态进行测度。本文研究结构如下：第一节对金融稳定性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第二节在金融稳定性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测度金融稳定性的指数；第三节对中国2004―2008年的金融稳定性进行测度；最后是本文的主要结论。
一、相关文献回顾
金融稳定性的内涵是一切对金融稳定研究的起点，它决定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围以及研究内容，也构成了金融稳定性测度的基础。现有研究文献对于金融稳定性内涵的理解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早期的研究视角只考虑金融体系基本要素的正常运行和关键功能的正常发挥，而近年来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则从更广义的角度人手赋予了金融稳定性非常丰富的内涵。狭义的金融稳定性主要是指构成金融体系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andrewCrock。ett，1997；wimDuisenberg，2001)。广义的金融稳定性认为金融稳定性不只应当具有基本要素稳定运行的特征，它的内涵还应该体现在其他方面。在noutwellink(2002)看来，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还应该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和承受各种冲击，能充分发挥筹集资金、分散风险的功能，货币执行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职能。eCB(2008)认为金融稳定性是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具有抵御冲击和解决失衡的能力，可以降低储蓄向投资转化时资源配置效率严重受损的可能性。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金融稳定性归纳为以下两个维度：第一，构成金融体系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关键功能正常发挥；第二，金融体系具有承受巨大冲击的能力。
关于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国外研究比较多。而且主要是由一些相关机构在进行。mishkin(1999)和Davis(2002)等提出了金融稳定的框架，但基本是从学术视角出发，没有考虑政策含义。英格兰银行(1999)、德意志联邦银行(2003)、比利时国民银行(2003)以及瑞典银行(2003)等提出了评估金融稳定性的基本设想，但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工作。imF(2006)编制了由12个核心类指标和27个鼓励类指标构成的金融健全指数(FinancialSoundnessindicators)来衡量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对所需数据序列的定义及计算进行了说明，其中与银行部门相关的核心类指标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是适用的，符合所有选择的标准，而与银行部门、其他金融机构、住户、市场流动性以及房地产市场相关的鼓励类指标则依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只符合部分标准。他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进行跨国的分析与比较，这就要求所有的成员国必须使用同样的方法进行金融稳定性的评价，但是由于各国的标准尤其是在会计标准和数据收集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金融健全指数的计算和跨国比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eCB(2006)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健全指数基础上构建了宏观审慎指数(macro-prudentialin-dicators)来评价其成员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一指数包括内在因素、外界因素以及关联因素三大类，八个层次共200多个指标。与金融健全指数相比，宏观审慎指数包含有更多的指标数量而且与银行部门相关的指标，都是在一个统一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的，但是这也会导致建立在领土原则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与宏观审慎指数演进之间联系的缺失。
imF(2006)和eCB(2006)的研究构建出了评价金融稳定性的指数并提供了具体的编制方法，现有大多数金融稳定性的定量分析都是建立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之上的。adam等(2008)在金融健全指数和宏观审慎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了金融稳定性指数，并对捷克1997-2006年间的金融稳定状况进行了研究。eCB(2008)从金融稳定在促进经济发展进程
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抵御反向冲击破坏性影响的能力两方面人手，分别从金融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体系的运行以及其他特征三个视角对欧元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行了量化考察。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对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2009)从宏观经济运行环境、金融机构发展状况、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金融风险管理四个层次对2008年中国的金融稳定性进行评估，研究得出2008年中国克服了国内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环境复杂多变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金融体系总体平稳安全。虽然该报告中尽量增加了量化分析的内容，但这仅限于各个层次的指标描述，而并没有进行金融稳定性的全面测度。除此之外，国内部分学者认为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从而选择了银行稳定性指数作为金融稳定性的变量来对其进行测度。王明华、黎志成(2005)以银行稳定的宏观成本控制作为理论依据构建了金融稳定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它由包含22个基础指标的宏观经济指标和包含27个基础指标的金融机构内部指标所构成，但并没有针对具体研究对象计算相关结果，而且这一指数中所涉及的基础指标评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各指标的权重结构也过多依赖于人的主观认识。万晓莉(2008)考虑到中国银行系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以银行稳健性指数作为金融稳定的变量对中国1987-2006年的金融稳定性进行测度，指标集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存款占货币总量的比例、贷款与存款的比率、对私人部门的真实债权增长率和银行机构真实外债的增长率五个指标构成，他以中国1987-2006年问的季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来考察金融稳定性的时序变化。
对金融稳定性进行测度是金融稳定问题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基础，它不仅可以反映出金融体系的发展与稳定状况，而且还能够为监测与预防金融危机以及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由于金融稳定性本身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使得对它的评价很难通过一个单一指标来实现，除此之外金融稳定性所涉及到的各种指标还会因不同国家经济、政治和体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而且具体相关指标数据的可得性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对金融稳定性综合评价指数的构建与计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我们不难发现.imF编制的金融健全指数和eCB构建的宏观审慎指数是对金融稳定性进行量化考察的代表性方法，但却主要是针对跨国的分析与比较，受到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差异的限制。现有对中国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金融稳定性的某些侧面，但却不能在整体上对金融稳定性进行全面的度量。因此，本文试图从金融稳定性的内涵出发来构建完整的金融稳定性指标体系，以2004-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状态进行全面考察，以弥补国内文献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二、金融稳定性指数的构建
如前所述，金融稳定性内涵的界定包括两个层面，即金融体系基本要素运行平稳和具有承受巨大冲击的能力，因此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这两方面着手来构建金融稳定性指数(见表1)。从金融体系要素平稳测度指标的选择来看，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据此我们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来分别测度金融体系的运行。我国的金融机构按照地位和功能可分为四大类：中央银行、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在境内开办的外资侨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是指关键机构能够正常运转并顺利履行职责，主要体现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的运行状态之上，由此我们选择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型商业银行资产占比、达标银行资产占比、证券公司资产利润比、保险业资产收入比作为金融机构运行状态的基础测度指标。金融市场是一个由许多不同市场组成的融通资金的庞大体系，一般根据交易工具的期限可分为融通短期资金的货币市场和融通长期资金的资本市场，它们进一步又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子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主要由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以及黄金市场构成。根据代表性的原则和数据可得性的考虑选择债券发行额、股票成交金额、证券投资基金成交金额、期货成交金额作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基础测度指标。这些市场的发展不仅可以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形成均衡的市场体系，增强金融稳定性，而且还能够优化资源的配置，将社会资金有效转化为长期投资保障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从承受冲击能力测度指标的选择来看，金融体系承受动荡冲击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的保障、开放经济的威胁以及金融结构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可以为金融稳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相关金融理论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经济增长率、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m2与GDp的比率、外汇储备量、短期外债占比、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比和直接融资占比来作为金融体系承受巨大冲击能力的基础测度指标。
金融基础设施是维持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这一层面体现的是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如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完善、高质量会计标准的制定等问题都很难通过量化的指标得以反映，所以本文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并没有将其纳入考虑。由此，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就由18个基础指标构成，虽然我们所选择的基础指标均为各维度具有较高代表性和可比性的核心指标，但由于金融稳定性包含非常丰富的内涵，这一指标体系无法穷尽、涵盖它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反映其全部内容。
三、中国金融稳定性的测度
(一)指标合成方法
对于一个包含有多个基础指标的综合指数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对其进行合成，现有针对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一般依据国际通行标准和相关背景知识对原始数据进行评分，然后使用加权平均或是设定权重的方法进行综合指数的合成，但上述方法的缺陷在于各基础指标及方面指标的权重不能反映数据值的动态变化信息或是权重由研究者的主观经验进行确定。除了以上方法之外，常见的指标合成方法还有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等。对于层次分析法，各指标的权重由研究者根据对各指标重要性程度的认识进行赋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经验，而且这种方法比较、判断的过程较为粗糙。对于熵值法，这是一种利用信息熵的工具根据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定各分类指标的权重的客观赋权方法，但这种方法不能很好地反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都是通过降维把多个具有相关性的指标约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客观赋权合成方法，对于包含两个维度的金融稳定性测度而言，因子分析法只能将原始变量分解为公共因子和特殊因子两部分因素，对新产生的主成分变量及因子变量计算得分得到公共因子的变动态势，但是却无法准确刻画出各个维度的具体变化情况。主成分分析法的权重也是根据数据
自身的特征确定而非人的主观判断，与因子分析法不同的是，采用这一方法可以获得构成金融稳定性各个维度的量化结果，所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充分反映金融稳定性两个不同维度以及各基础指标对于形成总指数的贡献大小。基于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Componentsanalysis)来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方面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方面指数，并进而采用同样的方法合成总指数对中国当前的金融稳定性状态进行量化。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5-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个别缺失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方程进行估测。对于基础指标数据的选取需要说明的是：债券发行额是国债、政策金融债券、次级债和公司债发行额的总和；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波动率根据以2004年为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而得；直接融资占比是指在融资总额中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包括住户、企业和政府部门)以股票(可流通上市股票的筹资部分)和企业债这两种方式融人资金的比重。
由于各基础指标的指标属性和量纲量级并不相同，因此我们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对于指标属性问题，逆指标指标值越高而金融稳定性却越低，如果将不同性质的基础指标直接加总就无法正确反映出不同作用力的综合结果，因此我们对所有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来改变其性质，从而使所有指标对金融稳定性的作用力同趋化。对于量纲量级问题，各基础指标一般都会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级使得无法直接对其进行综合，除此之外直接采用原始测度指标还会造成主成分过分偏重于具有较大方差或数量级的指标，所以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处理的常见方法有极值化方法、标准化方法、均值化方法和标准差化方法，现有研究中大多都选择采用标准化方法，但这一方法只能反映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却不能体现各指标之间变异程度上的差异，而经过均值化方法处理的各指标数据构成的协方差矩阵既可以反映原始数据中各指标变异程度上的差异，也可以体现各指标相互影响程度的差异。基于此，我们选择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三)测度结果
在对逆指标取倒数和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均值化后，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2004-2008年中国的金融稳定性指数。如前所述，标准化方法只能消除量纲量级的影响，但却容易导致对不同指标相对离散程度判断的偏差，而均值化方法可以在兼具标准化方法优点的同时保留不同指标离散程度的特性，因此在与这两种无量纲化方法相对应的相关系数矩阵和协方差矩阵中，我们选择后者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运用SpSSl6.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我们首先获得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数(见表2)，由此求出金融体系基础要素和抵抗巨大冲击能力两个维度的方面指数值(见表4)，在此基础上得到方面指数在金融稳定性指数中的权数(见表3)，并据此计算出最终的金融稳定性指数值。
从2004-2008年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变动状态中(见表4、图1)我们不难发现，这五年期间金融稳定性指数值表现出一种缓慢上升的趋势，由2004年的-0.223211逐渐增加到2008年的2.001680，这表明在这一阶段我国的金融稳定性是不断增强的。具体来看，在金融稳定性指数中，金融体系基础要素的权数非常高，为0.928985，这意味着金融稳定性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金融基础要素维度，而抵抗巨大冲击能力的权数相对较低并且为负，是-0.369790，这说明这一维度对于金融稳定性指数的贡献相对较小。2004-2008年问金融体系基础要素方面指数由0.754996逐步提高到1.837725，这与金融机构的良好运行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此期间一方面金融机构的改革成效非常显著，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总体得到好转、资产质量明显改善，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工具种类更加丰富，再加上金融基础设施的渐渐完善，这都为金融稳定性的增强发挥了积极作用。与金融体系基本要素维度变化趋势相反的是，在这5年间，抵抗巨大冲击能力方面指数却从2.500312缓慢下降为-0.796292，虽然国民经济的迅速扩张为金融体系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但是过高的经济波动率、较低的直接融资占比等问题使得我国当前应对巨大冲击的能力并不是很强。值得注意的是，各方面指数和金融稳定性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迅速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在2008年急剧恶化，大量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影响了金融的稳定性。
四、简要结论
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一、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
新农村建设核心是解决农民的增产、增收问题,故发展农村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而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筹集和使用主要通过金融活动完成,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金融服务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间关系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效果。根据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金融功能的实现,而这离不开金融发展。
自熊彼特提出的金融发展重要性之后,麦金农和肖通过深入研究在1973年建立了金融发展理论。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主要由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构成,且理论分析主要局限于研究初期。谈儒勇(2004)将金融发展界定为金融体系朝好的方面变化,所以,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是金融体系是否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功能,即主要用于论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期该类研究主要在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下就金融拟制和金融结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中观层面,其立脚点是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大都基于金融服务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假设下或计量验证影响因素。后期研究开始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证分析,Levine(1997)以作用渠道为研究目的进而证明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而Granger提出的因果分析方法被大多数学者用于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国外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学者研究该类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有全局、区域和农村,其中基于农村的视角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或农民收入增长)间的关系在随着新农村建设提出得到更深入研究。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路径中,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可分为农村金融深化和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两种。其中,基于金融深化框架下研究主要探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的贡献,通过数据分析找出重要影响因素并得出相应结论。而农村金融中介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研究则突出农村金融功能发挥,试图解释金融服务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具体研究中,张春喜、孙伟(2007)从金融演进的内在关系及更长的历史视角下以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为背景和李政(2009)用实证的方法证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并通过因果检验得出相应的结果。而方金兵、张兵、曹阳(2009)基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选取农民收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替代指标,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两者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并指出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李广众、陈平(2002)利用我国1952-1999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对于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VaR系统研究分析了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提出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效率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丁晓松(2005)研究1986-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同样认为金融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有存在双向作用。姚耀军(2004)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根据1978-2002数据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利用因果检验法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影响到农村经济增长。
二、模型构建
由以上分析可知,现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主要从实证角度进行,尽管视角不一,但均得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因此,在现有经济体制下为更好的建设新农村,通过金融发展支持农村经济增长是最优选择。然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十分有必要的,若想通过金融发展支持农村经济增长应先确定两者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模型构建则探讨两者之间均衡的可能。
(一)分析方法及指标设计说明
1.分析方法。由于单方程的oLS法会出现自变量内生性问题,加之在非平稳变量上的oLS法可能出现伪回归问题,而李广众、陈平(2002)和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的方法能较好的解决oLS法的不足。因此,本文在分析方法采用上借鉴李广众、陈平(2002)和姚耀军的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就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2.指标设计。一般研究,将两者关系置于资金供给、需求和成效角度上进行。所以,在设计指标时主要考虑农村经济增长衡量和金融发展的供给及需求。具体研究中,设计农村经济增长指标、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结构指标和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标等四个指标。在对指标界定中:将农村人均GDp(RpGDp)作为衡量反映农村经济增长状况的指标。哥德史密斯在研究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时指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iR),随着农村金融发展研究深入,我国大部分学者开始计算我国农村金融相关率指标(RFiR),其中张兵等(2002)在农村FiR与农村经济增长将农村FiR确定为农村金融资产和农村GDp之比。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RLtL)鉴于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设计了反映农村贷款结构的指标作为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即RLt/RL,其中RLt是指乡镇企业贷款余额,RL是指农村贷款余额,将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简记为RLtL。王志强、孙刚(2003)认为,可以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故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RLD)可定义为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率。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RLtL)鉴于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设计了反映农村贷款结构的指标作为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即RLt/RL,其中RLt是指乡镇企业贷款余额,RL是指农村贷款余额,将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简记为RLtL。将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比率衡量金融发展结构规模。
(二)模型说明及数据处理
1.模型说明。安翔(2004)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出发,以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创建农村经济增长模型,并得出农村金融深化是解释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结论。同样的方法还被王莹(2006)和邱杰、杨林(2009)所采用。本文主要就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性,目的在于判断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及影响方向,故直接设置若干个指标进行衡量。
2.数据处理本文数据均来自各年的《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未能获得完整数据针对部分数据缺失的事实,在实际处理中仅选择1988-2007年份数据且主要分析1993-2007年数据。同时考虑到农村经济的根本是农业,本文在指标计算中利用所得的数据进行一些替代操作。如在计算农村人均GDp时,在未能获得足够可信的农村人均GDp数据下,本文采取了用农业GDp除以农村人口进行替代,张兵等(2002)同样采用农业GDp代替农村GDp。受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实影响,我国农村金融资产主要是农民在银行的存款,所以,在处理RFiR时用农民存款与农村GDo之比计算。农村存款余额和农村贷款余额在1978-1986期间主要在已给出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加总计算,在计算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标时受条件所限,数据来源主要是《金融年鉴》和《统计年鉴》的数据未能完全描述农村金融机构的贡献。
三、基本分析结论
通过运用eViewS5.0处理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农村人均GDp逐年增长。但与RLD、RLtL之间并未有之间的线性关系,剔除掉替代、Cpi等影响本文认为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均衡关系至少在93-07年间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农村经济增长却对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显著的影响。
尽管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功,基本上形成以国有正规农村金融机构为主,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补充的体系,从农村经济增长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看,虽然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但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金融发展状况的格兰杰原因,这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增长,证明了邱杰、杨林(2009)的观点。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看,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姚耀军,2004)。实证得出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将会严重制约农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成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应所存在的均衡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上述关系。这也说明了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已经逐步向依靠金融要素投入的内生式增长模式转变。麦金农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在我国就表现为金融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鉴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格兰杰原因的事实,加快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在农村经济增长初期,应进一步强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资金主导供给作用,适度放开竞争,逐步建立合理、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1]曹啸,吴军.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格兰杰检验和特征分析[J].财贸经济,2002(5).
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篇8
一、农村金融效率的界定
西方国家金融体系较为发达，不存在二元金融体系的问题。所以西方国家主要研究某些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金融问题。在国内对农村金融的研究主要是在解决我国二元金融体系，加快农村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但是，目前对农村金融效率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岳意定，2013）。总体上，目前对农村金融效率的研究主要是在对金融效率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分析与讨论。借鉴赵崇生、高新才（2004）等学者对金融效率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在农村金融资源观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对农村金融效率进行界定，分别为：农村金融功能效率、农村金融配置效率以及农村金融管理效率。农村金融功能效率是指农村金融系统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般性作用；农村金融配置效率是指农村金融系统资源的配置状况；农村金融管理效率是指村镇银行、农商银行等具体农村金融机构内部投入产出的效益状况。农村金融三个层面上的效率界定分别对应农村金融资源在农村金融系统与农村经济系统、农村金融系统内部以及农村金融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配置状况。
二、农村金融效率的测度
由于学者们对农村金融效率内涵理解并不一致，从而使得对农村金融效率测度的方法选择与应用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对农村金融效率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回归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法）以及指标体系分析法。
（一）对农村金融功能效率的测度
对农村金融功能效率的测度主要使用回归分析法。彭阳、王燕（2011）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运用VaR模型对我国1980年至2009年农村金融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农村微观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及金融结构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但是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农村发展结构则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宏观金融效率与之相反；李国璋、耿理想与王秋晨（2010）借鉴Jeffreywurgler分析资本配置的方法，运用协整检验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分析法对甘肃省农村金融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甘肃省1996年至2007年农村贷款效率整体较低，农村金融市场的配置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对农村金融配置效率的测度
对农村金融配置效率的测度主要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法）与指标体系分析法，分别从相对效率与绝对效率两个层面对农村金融配置效率进行测度的方法。孙玉荣、陈奇（2013）使用Dea法分别以农村金融合作机构从业人员、机构数与总资产作为投入指标以及以农村金融合作机构的存款、贷款与税前利润作为产出指标，对我国30个省份2011年农村金融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同时认为导致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偏低；李季刚、向琳（2010）周再清、吴俊杰（2009）同样使用Dea模型分别以每万人金融机构数、每万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获贷农户比率、人均储蓄存款、人均农业贷款与农村金融结构比率为投入指标以及以人均农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回收率为产出指标，对我国30个省2007年金融支农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整体上，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并未达到有效状态，农村金融资源存在未充分利用状态；黎翠梅、曹建珍（2012）在借鉴已有代表性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以储蓄动员效率、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投资投向效率3个层次11项具体指标的农村金融效率评价体系，以该指标体系对我国1998年至2008年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与综合评价。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总体上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呈现出较为典型的“塌陷”特征。
（三）对农村金融管理效率的测度
指标体系分析法不仅可以用于测度农村金融配置效率，还可以用于测度农村金融管理效率。对农村金融管理效率的测度主要使用指标体系法。周治富、郭梅亮（2011）借鉴Yaron提出的农村金融机构业绩评估指标体系，对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绩效进行了客观评价。研究后发现：改革后的农村信用社在发挥支农效果、农村客户覆盖面以及自身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李敬、陈澍（2012）运用指标体系法与排序多元选择模型研究了西部地区311个乡镇农村信用社的运行绩效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311个乡镇农村信用社的运行绩效整体上处于中偏差的状态，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运行绩效的人力资本结构、治理结构等10个因素。
三、结论
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篇9
人类正经历着从“野蛮”残杀转变为“文明”博弈时代的蜕变，但人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其表现形式呈现为螺旋式推进。
在完全市场经济体系下，投机且唯有投机是遏制与化解人类这一“战争”危机的有效途径。其效果看起来就像人类正因为核武器的发明，以毁灭性的武器，最终达到了避免大残杀的效果。在混沌的世界里，人类的一切多么像自组织临界点的舞蹈！
摘要：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防巩固，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内容。在当前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趋势中，金融交易市场安全的重要性尤为突出。特别是不断出现的金融风暴的影响和日益显著的金融交易市场波动的全球化趋势已使预测并控制大的金融风险成为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严重关注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正在变得日益严峻。
目前，金融市场交易系统提供的各种高频数据与物理学研究体系在时空结构上具有相当程度的严格对称性，可反应出系统的演化过程和行为特征，并且数值模拟技术已经为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基础，因此现在已经进入了探索和构造金融市场物理模型并用高频金融数据检验这些模型的模式辩识与市场演化趋势跟踪能力的时代。
尽管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预测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国际性科学难题，但在强化各种减轻金融交易市场风险问题措施的同时，仍须大力推进金融交易市场数值预测研究。为此，需要打破长期徘徊在以线性的、完全理性的均衡范式的现代（主流）金融学为基础的经验性预测局面，把注意力尽快转向研究以非线性动力学为基础的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数值预测。
以金融交易市场数值预测为目标的非线性金融市场动力学的理论、模拟试验和实际观测，数据同化和计算软件的开发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我们积极借助数值分析天气预报、物理建模地震预测和航位推算弹道导弹等学科领域的经验，强化多学科，多部门的组织协调，尽早在我国股市和期市开展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动力学数值预测的科学试验。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数值预测研究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基础研究和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国家安全，金融安全，金融市场，价格波动，数据挖掘，数值预测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之威力可以从亚洲金融风暴看得很清楚。原本经济很有活力的东南亚，1997年的10月一夜之间数百亿美元被调得无影无踪，致使东南亚的经济陷于瘫痪，元气大伤。
由于近年来发生在全球一系列灾难性金融风暴预先没有察觉，引发了国际金融科学界关于“金融市场能否预测”，“是否应该把金融市场预测作为研究目标”的激烈争论。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学术界对如何推进金融市场预测研究尚无具体、明确的认识，甚至对是否应该把发展的重点放在金融市场预测也有不同的看法。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随着国民待遇的实现，市场准入的逐步放松，金融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将进一步加大。这要求我国尽快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其中防御和减轻金融市场风险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其发展战略和技术路线不但是专业部门的问题，同时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和相关学术领域的关注。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孕育、发生的过程确实十分复杂。突破金融市场预测难关不但涉及若干金融学分支；甚至远超出金融学的范畴。开放的，而不是封闭或半封闭的研究和探讨，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
近年来，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关注，尽管多数研究给人以鞭长莫及的印象，但在金融市场数值预测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进一步深思和研讨的时候。为此，本文试图对今后我国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数值预测（简称金融市场预测）研究的发展问题提出某些未必成熟的思考和建议，希望有助于打破某些固定的思维模式，有助于吸引其他部门领域的关注，有助于推进我国金融市场预测事业的发展。我们的讨论将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
二、金融市场预测研究面临的社会需求和压力
当前，世界金融市场的表现与发展具有经济与政治、金融与贸易、投资与投机交错和复杂性扩大的特点与趋势。世界金融市场的研究特点和趋势是，在方法论方面，从原来线性的、完全理性的均衡范式、使用传统的统计学方法（主流金融学）向非线性[1]-[4]、有限理性的非均衡范式、应用分形维数理金融学方法（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金融经济学，如金融物理学[5]、信息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6]）转变；在空间方面，将市场宏观层面的研究与微观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向市场生态系统[7]（有机整体）的研究拓展；在技术手段方面，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实验金融学的产生和发展，目前能够获取的金融和经济的高频数据如同物理实验一样，提供了验证或任何相关理论的手段。总的发展趋势是，将现代数理金融学[8]从现有架构基础上提升到分形维尺度的复杂系统层面。
当前，中国金融交易市场（股票、期货）日趋成熟，总体而言，进入到了一个“协同博弈”阶段。由于金融交易市场是一个非均衡的演化着的复杂系统，因此，股市和期市的交易价格波动显然是一个非线性动力学[9]问题。由此可知，对于这样一个混沌的金融市场，应用均衡范式的主流金融学方法，以及仅凭经验地、直觉地进行金融市场预测显然是不科学的，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盲目性，不确定性因素太大，难以真正认识和发现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的规律。而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是，基于复杂系统科学理论，以非线性动力学建模，可以面对更为多样且更真实的金融交易市场情况，是解决金融交易市场复杂问题和进行金融交易市场预测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从复杂系统理论角度研究现代金融市场，一些学者进行了市场混沌特性、分形、分数布朗运动等实证研究，对市场的本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10]-[14]但对金融交易市场的高频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前瞻性的控制模型，特别是为管理决策者提供具有实用参考价值的金融市场数值预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未见公开报道。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将变得更加活跃和复杂。这种基本的金融市场背景决定了我国必然长期面对大范围金融交易市场频繁活动和价格波动暴涨暴跌频发的局面。我们必须对我国面临日益增加的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简称金融风险）威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为抵御和减轻这些金融风险，最主要的措施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金融生态环境自身建设层面上加强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搞好金融风险设防，对于减轻损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并没有异议。另一方面，从科学技术层面上加强金融风险的定量预测和控制，金融市场预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提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这对于减轻和消除金融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风险问题作为各类风险的集中表现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金融市场预测研究的投入，其中股市和期市为其预测研究的重点。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
三、由金融市场能否预测争论引发的思考
首先，让我们来从科学层面对“预测”（prediction）概念进行认识，预测特指由专家做出的科学研究的并给出确定性的结论，具体是指根据对象属性之过去观察值来推估该属性未来之值，为决策问题提供定性或定量的决策信息。如地震预测，用科学方法对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震级和烈度）作预先的估计。预测的准确性（精度）取决于对所预测系统的认识程度及其所采用的预测物理模型及其方法。此外，在预测时间上，按照时间尺度的长短不同，可以(人为地)分为长期预测(年时间尺度)、中期预测(月、日时间尺度)、短期预测(时、分时间尺度)等，这是一个人为的工作分类，并无明确的物理意义，并且不同作者对于这些术语的意义也有不同的理解。
金融市场是一个演化着的复杂系统，类似于地震和飓风的自然科学现象。各类市场参与者共同构成了开放的市场生态环境，且在混沌的市场状况下不断调整彼此关系及局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而自发地涌现出的系统总体性状、结构与动力学行为。金融市场预测的科学前提是认识金融市场孕育和发生的生态环境演化过程，包括各类市场参与者共同构成的市场的异常变化。但是人类对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的成因及其发生的规律还知之甚少，主要是因为由人所发展出来的金融市场行为，不同于其它属于纯物理过程的自然现象，其影响因素过于复杂，还可能有人类未知的因素存在，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自然现象。不过，从金融物理学角度来看，价格涨落本质应该是在某一区域的构成介质（市场参与者）的非平衡定态发生失稳，并伴随有应变能的加速释放（响应发生：价格波动、暴涨、暴跌）。[15]这与地震发生的原理十分类似。
尽管在金融市场预测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开展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但我国金融市场预测主要仍是基于线性的、理性的均衡范式的现代（主流）金融学系统下，人们所能做的是对一些基本面信息进行分析和观测，或者应用一些有限的手段对已发生的行情进行所谓的技术分析和观测，这种分析和观测通常是不完全的和不完善的，其认识必然都带有很强的局限性和主观性。我们不难发现，各种统计方法充斥于现有的金融市场预测。这是经验预测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统计方法虽可用于寻求宏观规律或某种因子关系，并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具有某种价值和意义，但进一步的深入则有赖于对问题本质的揭露。总体上，定性的金额市场成因研究较多，定量的金融市场动力学研究相对不足，对今后的发展缺少明确、具体的突破方向。如果不能建立金融市场预测的新理论，金融市场预测的效果和水平将会长期停滞在目前的状况，难以适应我国金融风险威胁日益增大的形势。
不可否认，金融市场预测的确是一个国际性的科学难题。正因为如此，金融学界至今对金融市场能否预测仍没有统一的认识，某些经济学家甚至以非常率直的语言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意见。应该说这些为经院学者们所不屑的“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的确不是传统的金融学的内容。但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又确实是金融投资市场中的一场博弈（信息经济学）。我们很遗憾地发现，长期以来学者对市场“技术分析”人士的工作内在原理（物理学、动力学）没有足够的重视，尽管价格波动问题困惑着包括学者们在内的所有人。然而，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又促使我们从理论原则的高度，重新审视价格波动预测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所幸，复杂系统理论，非线性动力学（混沌、分形、孤子）在新世纪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会不会出现金融学的新纪元？
长沙非线性特别动力工作室基于复杂系统科学，应用非线性动力学原理，进行了“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数值预测建模”研究开发，即对现代金融交易市场数据，如价格、成交量、时间区间等，进行多种特定的相空间重构和时间序列处理；在重构的高维空间中，构造非线性特别动力因子——金融孤子；将无规则可寻的锯齿状价格波动映射成较光滑的函数曲线；运用鞅方法和不动点理论，以动力因子处理连续时间的市场价格波动（即所谓布朗运动），实现对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跟踪逼近和预测。该模型具有气象预报一样的数值分析、地震预测一样的物理建模、弹道导弹一样的航位推算的特点。[16]
显然，对于如此重要、如此复杂的金融市场来说是十分需要这样数值预测的，能作出有实用价值预测，即同时报出发生时间、市场（指数或品种）和强度（幅度），且越准确越好，越早越好。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对科学家来说挑战很大，你要知道，预测未来，特别是预测比较长的未来，预见发生一个实际上概率很小的事件发生的未来，这个风险是很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金融市场预测的否定，而只是对金融市场预测的提法要更加科学、合理。
首先，应该认清金融市场动力学系统到底是完全混沌系统还是“弱混沌”系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完全混沌系统是指不稳定和无序的体系存在一个时间尺度，超过这个时间尺度，就不可能对其行为进行预测。如地球大气的时间阶段是以五天为单位计算的，也就是说，每五天空气在地球上流动一次。人们在五天的时间段中可以精确地推算出天气变化的情况。但是，要预测出更长时间的天气变化就需要精确地掌握当前的大气状况并要进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复杂计算。我们不可能超越季节平均值预测六个月以后的气候变化。据此，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是不可长期确定性预测的。
弱混沌系统，即自组织临界状态的系统，不存在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因而可以对其行为进行长期预测。[17]据此，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是可长期确定性预测的。
不管将非线性金融市场动力系统看成完全混沌系统，还是将其看成“弱混沌”系统，确定性的短期（有限时间内）预测都是有效的，这里的预测有效不是一个精确值，而是一系列的逼近值。因为，混沌的初始条件敏感性使得对于未来的测量不存在精确的办法。长期预测成为不可能，但只要有足够好的模型和对初始条件的精确观察，它的确定性却使之在预测能力消失以前可以进行短期预测。要准确地预测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发生应该包括四个要素(具体时间、具体指数或品种、具体价格涨落幅度以及具体成交量)，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可知，对于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发生的具体时间、波动幅度以及成交量是不能事先预测的。看来，对于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的预测更加科学和合理的提法是趋势的跟踪逼近，类似于代数中“无穷小”概念，某些曲线可以无穷接近坐标轴，但永远不会与坐标轴重合或相交，也就是永远会有误差存在。然而，即使就是这样的跟踪逼近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即金融市场的凯恩斯选美难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科学难题。
要开展金融市场预测研究工作，必须具备和完善以下条件和基础。
（1）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时间尺度金融市场预测的主要难点，并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确定金融市场预测的突破方向，恰如其分地确定金融市场预测的内涵和阶段性目标。如长沙非线性特别动力工作室对金融交易市场的高频数据，运用多种数理原理进行数据挖掘，得出了一些不同于主流金融学的结果，即价格波动的有限尺度布朗运动，它是指在证券期货市场中，追踪价格波动的一种操作性概念，具体来说，是根据交易市场高频数据所构造的空间时序结构，选择与其相匹配的尺度并进行划分和变换，应用分形原理发掘标准布朗运动中的关联增量过程，从而发现相应尺度的有偏随机游走的趋势（上鞅或下鞅）。
（2）必须充分重视不同时间尺度金融市场预测研究的科学基础，不能把追逐不同时间尺度的涨跌前兆指标作为发展金融市场预测的基本思路。金融市场的形成必然伴随非平衡定态的积累和失稳过程。因此，相应的动力学研究应是解决金融市场预测难题最根本的科学基础，并应作为我们集中力量研究的重点。
（3）天气变化、地震形成和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都是自然界中的非线性复杂过程。就非线性复杂过程的预测本身来说，金融市场与地震和天气一样，应是有可能做出某种时间尺度的预测。对金融市场预测研究来说，天气预报和地震预测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现阶段，没有必要把金融市场形成过程中的非线性混沌现象作为金融市场预测研究的障碍，而应把研究和发展金融市场动力学预测作为今后金融市场预测发展开拓的主要方向。
四、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的可能性
所谓数值预测指的是根据数据记录中的其他变量预测某个连续变量的值，实质上就是根据物理问题的数学模型对系统的演变过程作出定量化的结论。
金融市场数值预测包括了对金融市场具体指数或品种价格波动成因及其动力学过程的研究。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是由影响金融市场的内部、外部等因素之间复杂的关系。外部因素有国家的经济政策、政治方针、上市公司的各种行为、产品的销售、竞争中的优劣等，内部因素是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和操作策略等，它的变化直接产生系统的波动。即使是同一国家甚至同一地域的两个市场，都可能有明显的不同。但金融市场的某些观察量，如：交易价格、成交量、交易频率和市场指数值的统计性质对于十分不同的金融市场看起来却有令人惊讶的相似性。这意味着金融市场作为复杂动力学系统可能存在“普适”的行为与规律。这些都构成了进一步深入开展金融市场非线性动力学预测研究的理论和技术基础，而数值分析则是揭示金融市场的涨落规律，发现能够导致涨落和变化的因素与动力学机制以及推进金融市场动力学预测最根本的途径和手段。
与天气、地震系统一样，金融市场的孕育和形成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而是多种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视为相互作用的多粒子体系，并表现为一种复杂过程。因此，任何孤立因子的研究都不可能对金融市场的孕育和形成过程作出有效的预测。数值预测的优势恰恰在于对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的完整过程进行系统的，而不是孤立的研究。
根据天气数值预报的经验，对某种系统演化过程进行数值预测的必要条件：(1)必须对研究的系统有较为充分的理论认识，即能够建立起充分反映问题本质的数学－物理模型；(2)必须能够对该系统进行符合客观实际的参数化；(3)必须具备相应的数据处理能力。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的必要条件如下：
1．金融市场数学－物理建模
金融市场数值预测能否可行的最大疑问首先在于是否能够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关于金融市场与物理时空结构对称性研问题，应该说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为此提供了相当的理论和实验基础。[18]-[24]长沙非线性特别动力工作室应用金融孤子(非欧几何)构造规范变换建模。
应用非abel定域规范变换方程
，(1)
其中，为非线性动力特征函数，为自然对数的底，是虚数单位，是孤子的特征量，是描写该变换的参量。进行多种时空、规范对称变换，特别是非abel定域规划变换，辨识孤子。[25]
价格波动的自组织临界性决定了转捩点（皮卡不动点）的存在，因此，应用不动点理论
，(2)
可以对价格的波动峰、谷值可推算逼近、辨识和确认，判别临界点（峰不动点），指导买卖交易。[26]
鞅方法为带预期的最优消费选择，运用杜布半鞅分解定理跟踪价格变化趋势
，(3)
当谷不动点测出，跟踪上升趋势时，这里；当峰不动点测出，跟踪下降趋势时，这里。本实验应用上鞅方程跟踪波动趋势。[26]
当前人类对价格波动形成过程认识的不足并不应该成为进行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研究的障碍。恰恰相反，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的实践将会进一步检验和有力地推进人类对金融市场复杂过程的认识，并将在很多方面弥补单纯理论研究和实证实验的不足。如长沙非线性特别动力工作室基于复杂系统科学，以非线性动力学原理建模，应用鞅与不动点理论对金融交易市场进行数值预测，关注动力学的时间关联和非平衡态性质，在实践中已经有了较好的结果。由此可知，进行价格波动数值模拟研究，首要的问题并非来自物理模型本身的缺陷，而常常是因为缺乏对金融市场复杂性的数据挖掘，以至于以往的动力学数值模拟研究不得不限于历史的或者定性的研究阶段。
2．金融市场高频数据参数化
现代计算机科技手段处理下的股票、期货等交易市场，提供了巨量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数据，高频数据这为开展金融市场复杂介质结构及其动力学响应奠定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基础，并对以价格波动数值模拟为目标的模型参数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市场的模拟离不开边界条件的确定，但边界条件的确立可以看成是一个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数据的反演过程[27]。价格波动的连续观测提供了不断修改边界条件，并逼近真实情况的可能性。金融交易市场数据可以提供金融市场即时数据。通过相应的数据的数值模拟可以获得研究区域内价格波动过程及其能量释放的各种信息和数据，以及参与者的行动过程。因此，可以对实时交易市场的数据，如价格、成交量、时间区间等，进行多种特定的相空间重构和时间序列处理，在重构的高维空间中，构造非线性特别动力因子（金融孤子）。通过对金融交易市场数据挖掘，可以得到相关动力学的行为特征。
3．数据处理系统
实时跟踪逼近金融交易市场，包括价格波动的孕育和形成过程无疑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强大的数值计算能力是不可缺少的支撑条件。幸运的是，现在我国证券交易市场和期货交易市场上所使用的计算机系统已经为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基础，并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例如我国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均拥有适用可靠的计算机交易系统，通过高容量光纤及数据专线、双向卫星、联网等通讯手段确保前台和远程交易的实时和安全可靠。同时，通过中心数据库实现结算、资金、交割、异地交割仓库、风险监控等系统数据的实时同步传送和交换。因此，对于金融市场数值预测来说，计算和数据处理能力应该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
这实际上是长沙非线性特别动力工作室开展的，命名为金融市场数值预测计划——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数值预测建模。该工作室的同仁们发现这些高频数据有效地描述了市场参与者的行动过程，而行为心理的原理表明，这些交易活动就是群体的高阶逻辑思考过程（信息）的反映，即发现了金融交易市场非线性特别动力因子（金融孤子）存在，并且根据孤立波是非线性方程的行波解，孤子具有粒子的特性，通过孤子可以观察跟踪一些非线性变化，从而为金融市场（股票、期货）交易价格波动行情进行跟踪、预测提供依据。该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利用中国股市和期市的交易数据，研究金融市场预测的数值方法。该项研究已经完成无交互作用模拟操作实验（表1），以及股票、期货实盘交易（附件1），尽管在为管理决策者提供金融市场数值预测方面仍面临着一系列理论和技术的问题仍然需要解决，但这标志着金融市场预测研究将开拓数值分析的新纪元。如果我国的金融市场预测研究仍然固守原有的研究思路而裹足不前，那末我们将面临失掉机遇的危险。
表1中国联通600050数值分析及交易报告
table1thenumericalanalysisandtradingreportofChinaUnicom600050
基本面大盘、电信、指标股
流动性评估1.流通盘(总持仓量)m＝500,000万股/仓单
2.流通市值Q＝H×m＝1,555,000万元，今日收盘价H＝3.11元/股
3.区间统计
类型时间成交万元换手率%振幅%均价元
长期021011～0309186,724,076425.5735.503.16
中期030319～0309183,771,463233.5325.883.23
短期030725～030918287,61017.927.443.21
价格波动模式识别不动点类型时间价格元成交额万元换手%
逼近谷(谷/峰)不动点0309123.178,976.0/日0.56
辨识谷(谷/峰)不动点0309303.105,480.6/日0.35
确认谷(谷/峰)不动点0311193.417,842.5/日0.64
辨识、确认上(上/下)拐点0401134.8990,760.5/日3.56
波动曲线模式图
交易结果买入总结：
共32日交易单位（分、时、日）
最高价3.64元/股，最低价3.07元/股，振幅18.56％
均价3.37元/股，换手率52.12％
总交易量26,060万股，总交易金额878,336万元
总买入（买入/卖出）量260,600,000股
总发生金额878,336,000元卖出总结：
共10日交易单位（分、时、日）
最高价5.36元/股，最低价4.61元/股，振幅16.26％
均价5.00元/股，换手率36.06％
总交易量180,300万股，总交易金额902,786万元
总卖出（买入/卖出）量260,600,000股
总发生金额1,303,000,000元
结果统计交易成本：(87,833.6+130,300)×0.8％=1745.7万元
收益：130,300-87,833.6-1745.07=40,721.33万元
收益率：40,721.33÷87,833.6=46.36％
运作期：030930-040205共计127天。
报告人：马非特签收人：马金龙
五、结论和讨论
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的重要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为了解决社会发展对金融市场预测的需求与金融市场预测水平处于徘徊不前状况的矛盾，我们必须对我国金融市场预测研究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作出新的战略决策。其根本出路在于必须尽快开拓以金融市场数值预测为导向的发展道路。固守经验预测的后果将严重制约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研究的发展，难以改变金融市场科研与预测实践脱节的状态。
金融市场预测研究应该充分吸收和借鉴气象预报、地震预测和弹道导弹等学科领域的成功经验，谦逊地吸纳人类的最高智慧，如数学、物理理论，建立模型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应用非线性动力学原理充分对金融交易市场数据进行挖掘，建立的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系统，随着该系统的建设，实际观测经验的积累和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入，金融市场预测问题将会不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最后，建立由金融市场系统概念的产生并形成数值模式。应该指出的是，金融市场是由这么一群人构成的一个时空世界，比起那些相对缺乏生命活力的物理世界来，自然还要复杂得多，因此，应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来对待。长沙非线性特别动力工作室的最新研究表明，现代金融市场这一战场，早已从原始的tnt“炸药”时代进入了原子“核”时代。所以，战争的成败恐怕将取决于“核”能的威力，而不是简单的炸药吨位的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鉴于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的技术特点，当前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突破的目标无疑应首先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的中、短期预测。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目前在股市和期市的有关指数或品种作为研究的重点。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在于选择某些流动性好的品种作为试验对象，建立相应的研究开发组织，开展理论和方法研究，开发相应的技术软件，通过实时模拟（或实盘）同步交易操作实践，尽快取得经验和实效。
在金融市场数值预测研究的带动下，价格波动失稳的过程的阵列连续跟踪观测，金融市场的属性及性质，金融风暴的触发条件，金融市场的孕育和失稳过程的理论、模拟试验和实际操作，非线性金融市场动力学等都将成为研究的重点。在推进金融市场预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这也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金融学及非线性动力学的快速发展，并在一系列关键性科学和技术问题的研究方面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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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篇10
【关键词】公司金融课程建设教学方式工科院校
一、引言
金融学的研究起源于货币,金融学一开始就是对货币与金融及其漫长演进史的研究。金融学作为一门比较独立的学科存在则是从1939年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件:一是美国金融学会(theamericanFinanceassociation)于1939年成立;二是《金融学刊》(theJournalofFinance)于1946年出版。从学科领域拓展来看,经过近7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四个方面基本命题:有效市场理论、收益与风险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从发展的模式看,西方国家金融学演进主要经历了两种模式。第一,经济学院模式。货币金融学成为经济学理论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学专业主干课程为货币金融学、国际金融学和中央银行学,依托经济学院培养具有宏观金融经济分析与研究能力的金融人才。第二,商学院模式。公司金融学成为管理学理论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主干课程为公司金融学、投资学和金融市场学,依托商学院培养具有微观金融分析与实践能力的金融人才。对于我国,则经历了30年的“大财政、小金融”格局,只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金融学才真正获得新生,但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金融学科的发展相对滞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般的做法是:在开设主要课程《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公司金融学》等微观金融课程,这实际上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发展模式。
二、工科院校金融学定位与重点建设公司金融学的意义
偏理工科类的多科性院校,尽管开设金融学专业较综合性院校和财经类院校要晚一些,经验和积累要少一些,但是这类院校也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一是具有现代金融学数理基础――理工学科方面的优势。长期以来,这类院校在数学、物理、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学科上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了稳定的教师队伍,集聚了相对良好的教学资源,非常有利于培养对数理技术要求较高的微观金融人才。二是具有历史积淀少、转型便捷多的优势。相对于以货币金融学、国际金融学为主要课程教研见长的综合财经院校、工科院校历史积淀不多、教师等教学资源较易重新组合、重新优化,能够很快转型而定位到公司金融等微观金融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三是金融产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以及公司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提出了对理工与金融等复合性人才的巨大需求,从而为理工科背景的院校拓展金融学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工科院校金融学专业定位于商学院模式更适合大多数工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即强调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强调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与有效沟通能力,做到文理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因此,具体到课程开设和学科发展上,应该给予公司金融学等课程以核心课程的地位。就目前而言,工科院校将课程建设的重点放在微观金融领域和公司金融学,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第一,就改革可行性而言,西方的两种模式中,相比较而言,经济学院模式对宏观经济金融教学体系、教学资源的依赖性要强一些,理工院校一般不具备这些先天优势资源。而对于商学院模式,无疑更适合理工院校,办学成本较低,资源整合和优化更为便利,创设或转型更加可行。
第二,就服务国家建设而言,在世界和中国的经济、金融实践发生巨大变革的大背景和趋势下,我国高等院校金融学科建设显得严重滞后。21世纪的金融、经济实践,已不再局限于以银行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形成的围绕货币银行学进行课程教学、以银行为中心来展开研究的格局,也已不能适应这一变革和发展了。“宏观金融”和“间接金融”正在与“微观金融”和“直接金融”相融合并向以后者为重点的方向演进。
第三,就金融学课程创新而言,有利于纠正两种不良创新行为或避免两种“误解”。其一是认为改革传统金融学课程,就是将宏观金融微观化,将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和中央银行学等加入微观金融的内容,在教学上增加个案研究或案例分析。实际上,以货币银行学为核心的金融学研究领域、方法和人才培养,与以公司金融学为核心的金融学差异很大,不可以简单处理为“微观化”,否则只能是“形式上”的创新。其二是将公司金融与会计学、财务学混同起来,认为加大会计学、财务学等课程的份量就是微观金融课程改革。尽管公司金融学与会计学、财务学都需要使用会计工具、分析财务报表等来从事教学与研究,但是两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出发点都是不相同的。因此,将公司金融学纳入金融学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可以少走弯路,有助于金融学进行“实质性”创新与发展。
三、工科院校公司金融学课程教学界定与内容拓展
公司金融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融资理财为主的传统理财阶段;第二阶段,以融资、投资和并购为主的综合理财阶段;第三阶段,以mm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现代金融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金融理论与方法进行风险管理为主的理财阶段。一般认为,公司金融学讲授的是微观金融的基础性课程,其基础概念和原理是围绕“3C”展开:CapitalBudgeting(资本预算),是企业为了增加企业价值,进行比较和选择长期资本投资项目的过程;CapitalStructure(资本结构),是企业除短期负债以外的全部永久性和长期性资本占用项目的构成以及构成项目的比例关系,目的是企业通过安排企业资本中的负债和权益的比重,从而使股东权益价值最大化;CorporateGovernance(公司治理),研究的是公司兼并收购行为产生的公司控制权转移问题和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这三个部分构成金融学专业公司金融学课程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性教学内容。
在完成上述阶段教学的基础上,相应地拓展以下教学内容。
1、公司金融学研究领域的拓展。首先,需要进一步讲授公司融资、投资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延伸到企业重组与并购领域,如结合当前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分析其对公司并购产生的影响。也可以延伸开设新的相关课程,如企业并购理论与实务、公司并购案例分析等。其次,根据工科院校的具体学时设计情况,进入到第三阶段,讲授风险管理理财的相关内容,如结合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讲授投资、融资、重组、并购中的各种风险,进而结合当前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和全球金融风暴讲授其对金融业、经济实体的影响等,也可以另外开设风险管理或金融风险管理与实务课程,完善公司金融知识体系,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2、公司金融学研究方法的拓展。为了在公司金融学的教学中反映该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需要突出两个方面的研究方法:(1)行为公司金融学主要从两个视角来展开研究:一是在假定公司管理人理性的条件下研究其对非理性市场的反应;二是在假定公司管理人非理性、存在心理偏差时研究非标准偏好与判断误差对公司投资、融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2)法和公司金融学是法和经济学的延伸与发展,其所侧重的是公司的金融行为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企业金融,而是经济活动中的合法主体法人“公司”的金融行为,认为公司理论是公司金融学的基础。
四、工科院校公司金融学教材教法改革与创新
现阶段可以归为公司金融学的教材繁多,教材名称也各不相同。1998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陈琦伟主编的《公司金融》,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公司金融学教科书,是为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并按国家“九五”教材规划要求组织编写的。随后陆续出版的教材多达上百种,如《公司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原理》、《财务管理应用》、《公司理财原理与实务》等。但是,由工科院校金融学教师主编的公司金融教材非常的少,因此,组织编写适合工科院校金融学教学需要的公司金融学教材十分必要,围绕工科院校公司金融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也势在必行。目前主要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加强教材建设。教材的内容体系主要体现在“增减三性”上。(1)减少宏观性,增强微观性,加强微观经济金融行为的课程内容,加强适应各种经济金融主体人才需要的培养力度。(2)减少理论性,增强应用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教材能促进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和应用型人才需要信息的归集。(3)减少封闭性,增强开放性,注重公司金融学科前言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吸纳和掌握,教材要动态反映理论与实践中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
2、引导教师培养。教师队伍的培养需要积极引导。一方面,要“走出去,请进来”,通过与实力雄厚的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开拓一种“开放式”培养公司金融学科师资人才。另一方面,立足自身,积极转型,整合内部教师资源,培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形成一批具有从事财会业务和金融业务资格、高级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职称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和高级技师。
3、创新教学方法。要充分发挥具有绿色环保、直观形象、信息集聚特点的多媒体教学的作用,以此为基础深化教学方法改革。一是加大案例教学份量,精选案例和典型时事,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采用联合授课方法,聘请业界专业人士,分担部分教学与实践任务,将学校教学平台延伸到社会。三是增加模拟实验教学,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中嫁接“中转站”,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四是创新考试考核方法,可以考虑课程考试、课程设计、案例分析、社会调查和撰写小论文等多种形式。
4、改革实践环节。现阶段,尽管各高校增加了教学中的实践环节,但份量偏低。财经院校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4级金融本科的培养方案显示,包括军训、实习、学年论文、课外活动在内的实践环节学分为26学分,占全部总学分162学分的16%。工科院校如吉林大学金融学专业实践环节占总学分的比重仅为12.6%。因此,需要花大力气来改革实践环节。一是大力拓展校外实习基地,实习基地要兼顾金融与非金融领域――应放在资本运作频繁且投资、融资业务较多的经济实体企业方面。二是积极鼓励课外上机实验,学生应充分利用大量的课外时间来实验室从事收集信息、研判市场、模拟投资、熟悉操作,乃至拓展视野、教学互动、发现问题和研究创新,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教学科研平台,最大限度地调动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和科学研究的创造性。
(注:本文系湖北工业大学教研课题“凸现工科院校优势的应用型经济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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