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数据报告篇1
一、模糊化遗传Bpn演算方法的提出
尽管通过已有的研究以及一些简单的模型可以初步判定企业财务业绩是否出现衰退迹象，但由于财务报告舞弊的甄别有着很多挑战性的因素，如舞弊样本量极小、舞弊手法繁多、识别的特征指标不易设定、甄别技术的选择及智能设计较难掌握等，因此甄别虚假财务报告一直是困扰会计界的重大难题。
(一)模糊化遗传Bpn演算方法的必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广泛应用，许多领域的难题迎刃而解。数据挖掘技术(即利用数据库技术来存储管理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分析数据，从而挖掘出大量的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知识)已深受人们关注。会计本身就可以定义为一个信息系统，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财务报告舞弊的甄别必将是一个趋势，并且已有学者对该种方法的可行性进行初步探讨。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改进及发展，发掘实用高效的数据挖掘算法，构建舞弊识别系统，并真正实现舞弊识别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通过比较各种数据挖掘算法的优缺点，综合考虑提出用于会计舞弊识别的模糊化遗传Bpn系统，并对该系统所涵盖的具体算法、该系统的技术优势以及甄别系统的构建进行逐步研究，力求设计出更加行之有效的财务报告舞弊甄别技术。
(二)模糊化遗传Bpn演算方法的提出 数据挖掘技术分为两大类：探索型数据挖掘和预测型数据挖掘。探索型数据挖掘包括一系列在预先未知任何现有模式的情况下，在数据内查找模型的技术。探索型数据挖掘包括分群、关联分析、频度分析技术。预测型挖掘包括一系列在数据中查找特定变量(称为“目标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技术。预测型挖掘常用的有分类和聚类、数值预测技术。数据挖掘使用的算法很多，主要包括统计分析、机器学习、决策树、粗糙集、人工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等。
舞弊性财务报告的识别过程本身可以认为是一个分类的过程，即分为舞弊及非舞弊的过程。对数据挖掘技术的各种分类算法的优劣具体比较(见表1)。
基于此，综合各种分类算法的优势，本文提出模糊化遗传Bpn财务报告舞弊识别系统。
二、模糊化遗传Bpn的演算方法
模糊化遗传Bpn的演算方法包括模糊逻辑算法、遗传算法以及Bp神经网络算法等。
(一)模糊逻辑算法模糊逻辑算法简单地说是人们对许多决策思维的自然语言描述，并且转换成利用数学模型算法替代的一种应用科学技术。该模型包括三个主要处理程序：模糊化(fuzzifi―cation)、推论(inference)及反模糊化(defuzzification)。
(1)模糊化(fuzzification)：将原始的数据，利用隶属度函数转换成模糊输入，如在观察技术指标时也可以自然语言表示“偏高”、“适中”或“偏低”等。
(2)模糊推论(ruleevaluation,fuzzyinference)：根据模糊输入，依照口语化的规则(1inguisticrules)，产生模糊结果，如透过iF..tHen..的形式将推论加以定式化。
规则：ifxisathenyisB
事实：xisa’
结论：yisb’
(3)反模糊化(defuzzification)：将模糊输出转换成可表达的数据。
(二)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是模拟生物进化过程的算法，由三个算子组成，即选择、较差、突变。遗传算法具有十分顽强的鲁棒形，在解决大空间、多峰值、非线性、全局优化等复杂度高的问题时具有独特的优势。其可以单独用于数据库中关联规则的挖掘，还可以和其他数据挖掘技术相结合。如用于优化神经网络结构以得到结构简单、性能优良的神经网络结构；用于特征子集选择；用于决策分类器和模糊规则的获取等。遗传算法在数据挖掘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和优点所决定的。(1)遗传算法的处理对象不是参数本身，而是对参数集进行了编码的个体，可以直接对集合、队列、矩阵、图表等结构进行操作；(2)具有较好的全局搜索性能，减少了陷于局部最优解的风险，同时，遗传算法本身也易于并行化；(3)在标准的遗传算法中，基本上不用搜索空间的知识或其他辅助信息，而仅用适应度函数值来评估个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遗传操作；(4)遗传算法不是采用确定性规则，而是采用概率的变迁规则来指导其搜寻方向。
(三)Bp神经网络 反传递神经网络(Bpn)模式是监督式学习网络(SupervisedLearningnetwork)的一种，在取得训练样本后，透过训练样本输入网络时，告知网络预期的输出结果，而输入训练样本的目的主要是让网络学习，当学习完成后再利用测试样本来进行模式的测试。由于Bp神经网络具有高学习准确度、回想速度快以及能含杂讯资料处理等优点，因此运用最为普遍。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梯度下降法(thegradientsteepestdescentmethod)的观念，通过学习过程中输出值与期望输出值偏差，不断反向传递至隐藏层和输入层来调整加权值修正量及阀值修正量，使输出值与期望之间的误差予以最小化，进而通过不断学习求得最佳网络模式已达到预测的目的。Bp网络的构架主要分为三层：输入层(inputlayer)、隐藏层(hiddenlayer)及输出层(outputlayer)，各层中基本单元即为处理单元(processingelement，pe)，数个处理单元将组成一层，而若干层则结合成为网络。其中输入层的处理单元代表网络的输入变量，目前许多研究结合模糊逻辑(fuzzylogic)以及遗传算法(Ga)等方式选择Bp神经网络的输入层。输出层用来表示网络的输出变量，其处理单元数目依问题而定。隐藏层主要用以表示输入处理单元间的交互影响，网络可以不只一层隐藏层，也可以没有隐藏层，至于其处理单元数目并无标准方法可决定。
三、模糊化遗传Bpn优势
现存的关于国内外财务报告舞弊识别模型研究，大多设计为Logistic回归模型及神经网络(ann)模型。尽管神经网络对于财务报告舞弊的识别效果和准确性都比logistic回归模型更好，但还是存在一些局限性。而模糊化遗传Bpn正是一种可以弥补单纯神
经网络各种局限性的优势技术。
(一)模糊逻辑与神经网络的结合优势 由于神经网路工作方式是自组织式，即无教师学习网络，模拟人类根据过去经验自动适应无法预测的环境变化。由于没有教师信号，这类网络通常利用竞争的原则进行网络的学习，对知识的获取完全取决于感知。因此单纯的神经网络对于处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信息复杂的财务报告而言，显得有些吃力并且不一定十分精确。而模糊逻辑算法对知识的获取则是由专家来控制，其对所提供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均有一定的保证。另外神经网络内部结构使得追踪产生输出的过程变得困难，缺乏解释能力。而模糊逻辑算法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可以把专家的策略通过iF-tHen、and、or的关系式轻而易举的定义出来，形成模糊逻辑规则，将其与神经网络相结合可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
(二)遗传算法与神经网络的结合优势 遗传算法和人工神经网络都是将生物学原理应用于科学研究的仿生学理论成果。神经网络相当于一个专家系统知识库，能自动在海量数据中识别、捕捉和提取隐藏规律，并将其包含在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值中。遗传算法具有全局搜索、收敛速度快的特点，将其与神经网络结合起来，不仅能发挥神经网络的泛化映射能力，而且使神经网络克服收敛速度慢、容易陷入局部误差极小点、网络结构和学习参数难以确定等缺点；同时还可以优化神经网络的结构和连接权系数，这就满足了求得最优Bpn的必要条件。另外，遗传算法本身计算量较大，每次迭代过程需要大量运算，尤其是当遗传算法收敛到一定程度后，整个解群的素质和最优解素质的改善变得比较困难，导致搜索时间呈指数增长，此时用Bp网络寻求最优参数组合比单纯用Ga搜索要节约大量时间。
四、模糊化遗传Bpn财务报告舞弊甄别系统的构建
模糊化遗传Bpn财务报告舞弊甄别系统由模糊演化(Fuzzy)、遗传算法(Ga)和Bp神经网络三个模块构成。具体系统构建流程如图1所示：
(一)模糊演化模块 在模糊演化模块中，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是选择输入变量，即构建财务报告舞弊识别特征指标体系，通过显著性检验筛选进入系统的变量。然后将其模糊化，通过iF-tHen语句建立模糊规则库，再经过反模糊化方法输出模糊后的舞弊特征指标变量。
(二)遗传算法模块 在遗传算法模块中，首先根据模糊逻辑模块选定的舞弊指标变量定义遗传算法适应值函数；同时，设定遗传算法所需变量的范围与精度、族群数量及演化世代数、突变与交换率。然后，通过选择、交叉、突变算子演算产生下一代，输入网络框架计算适应值函数值，如果适合度满足终止条件，将网络结构输入给Bp神经网络模块，否则回到三个算子循环计算。
非遗数据报告篇2
致力于互联网搜索、云计算、广告技术、网络产品与服务开发的美国跨国科技企业——谷歌公司，2015年1月19日对外宣布称，该公司已在谷歌的欧盟网站上移除了用户搜索“被遗忘权”的搜索结果，原因是欧盟最高法院于2014年中期宣布，个人可以要求互联网搜索引擎将“不恰当、不相关或者不再相关”的信息从搜索结果里移除，从而保护欧洲公民的隐私权利。谷歌首席法务官大卫·德拉蒙德表示，该公司迄今已根据来自28个欧盟成员国的大量申请，删除了20.8万个相关链接。与此同时，微软和雅虎两家跨国电脑科技公司也宣布称，对于希望行使“被遗忘权”的欧洲用户，它们已开始在各自的搜索引擎中删除相关的搜索结果，以求在个人隐私与信息自由流通之间找到平衡。
所谓“被遗忘权”，就是顺从人们保护隐私权的迫切要求，把“旧闻”文章和其他在网页上可能会令人尴尬的过时内容链接从搜索结果中删除。谷歌、微软、雅虎等著名跨国科技企业的这一集中行动，使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还十分陌生的“被遗忘权”，转瞬间就变成了一个热词。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被遗忘权”实际上是以最直接的方式侵犯人们习以为常的网络言论自由，但这一法律概念在欧盟诞生，却体现出了欧美法律战背后的“暗战”智慧，即“被遗忘权”爆热的背后其实还是法律博弈。
欧盟最高法院的判决
2014年5月13日，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最高法院作出了一个颇具开创性的判决，支持人们拥有“被遗忘权”，同时责令总部设在美国的网络巨头谷歌公司尊重网民的意愿，将历史网页中那些令人尴尬的图片和内容链接删除。这就意味着，欧盟认为普通公民的个人隐私拥有“被遗忘权”，网络搜索引擎必须按照当事人要求删除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有西方媒体随后评论说，这是“被遗忘权”首次以欧盟最高法院裁定的方式成为网络搜索服务商需要承担的义务，同时也是“被遗忘权”首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实现。
欧盟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定，源于2011年发生在西班牙的一个案件：案中原告在谷歌搜索引擎上进行搜索的时候，居然发现了自己早年因财务窘迫而被法院强制出售家当的尴尬旧闻，他于是将新闻发表原网页的《先锋报》和谷歌公司双双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媒体和搜索引擎均侵害了他的隐私权。2012年，西班牙法院以该篇新闻报道的内容属于新闻自由的范畴，从而驳回了原告对报社的诉求，但却判决支持了原告对谷歌公司的诉求，原因是谷歌公司作为搜索引擎的运营商而非媒体，并不能凭借新闻自由的原则予以豁免，为了保障原告作为公民的“被遗忘权”，谷歌应该承担此类过时信息的删除责任。
因不服西班牙法院的判决，谷歌公司提出了上诉，该案最终打到了欧盟最高法院。2014年5月，欧盟最高法院对该案作出最终裁定，认为一般人都应该享有“被遗忘权”，即在某些信息属于“不足够、无关系或已过时”的情况下，这名西班牙男子有权要求谷歌公司从其网页搜寻结果中移除有关个人资料的相关链接，谷歌公司也有义务帮助该用户从搜索引擎结果页面中删除他的名字或相关历史事件。
“被遗忘权”实际上已不是首度被提及了，早在1995年，欧盟就在相关数据保护法律中提出了“被遗忘权”的原始概念，认为任何公民都可以在其个人数据不再需要时提出删除要求。2012年1月，欧洲数据保护立法者还在针对欧盟1995年《数据保护指令》的修改提案中，正式提出了“被遗忘权”的法律概念，该提案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起欧美理论和实务界的极大争议。从那以后，欧盟委员会还开始建议制定关于“网上被遗忘权利”的法律，内容之一便是要求搜索引擎修改搜索结果，以符合欧盟保护个人信息的方针。
在欧盟最高法院的裁定宣判后，谷歌公司很快就为欧盟网络用户特地建立了申请页面，只要人们提出申请，就可以很快删除网络中那些自己不想要的过期隐私网页的搜索链接。2014年6月26日，谷歌公司宣布其工程师们已加班加点地对技术架构进行了调整，并开始在欧盟国家中执行欧盟最高法院的裁定，即根据已经收到的5万多个申请，在搜索结果中删除了一些特定内容，从而给予欧洲用户以“被遗忘权”。截至同年7月18曰，谷歌公司已经收到超过9.1万个信息删除申请，覆盖32.8万个互联网地址。到了2015年1月中旬，谷歌公司更是收到了来自欧盟各地的20多万条删除请求，并且覆盖了70多万个互联网地址，这份判决书的影响力之大、影响面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覆盖范围或扩至全球
由于谷歌公司在欧洲的市场份额还不到5%，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曾表示，欧盟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只适用于欧洲网站，如德国的Coogle.de或法国的Google．fr等，基于较小的用户搜索量，欧洲公民的“被遗忘权”无需延伸至谷歌的美国站点。也就是说，目前谷歌公司仅在欧洲的谷歌网站中删除了适用于“被遗忘权”的搜索结果，在美国乃至其他非欧洲国家的谷歌网站中，那些本应删除的搜索结果还依然存在着。
但欧盟国家的隐私保护机构“29条工作组(article29workingparty)”却在2014年11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由于从欧盟国家域名切换到谷歌主页Google.com易如反掌，因此他们希望将搜索引擎删除不相关隐私信息的搜索结果的做法，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为此，欧盟委员会于2014年11月下旬提出要求，欧盟最高法院的判决应同样适用于在欧洲能够访问的、非欧盟国家的谷歌搜索站点，所以谷歌公司应将尊重网民“被遗忘权”的行动延伸至全球，而不是仅限于欧洲地区，即全球用户都有权要求谷歌公司删除其搜索数据库中“不相关、不吻合、不正确”的搜索项目。只有这样，那些已经删除的搜素结果才不会继续出现在欧盟国家以外地区（尤其是美国）的谷歌网站上，欧盟各国网站上也才不会再次出现那些已经过删除处理的“要求被遗忘”信息。
“29条工作组”是由欧盟会员国数据保护官员代表组成的欧盟数据保护工作小组，其负责人伊莎贝尔·法尔奎·佩隆迪不久前还表态说：“根据我们正在进行的法律分析来看，谷歌所有搜索站点，包括．com，都要遵守‘被遗忘权’！”有西方媒体对此分析称，谷歌作为全球最强大的搜素引擎，在欧洲面临着不少“特殊待遇”，据说欧洲议会就正在怂恿欧盟对谷歌进行分拆，以控制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近期被大张旗鼓地提出的“被遗忘权”，其实也是控制谷歌在欧霸权地位的一个步骤。
2014年11月末，欧盟“29条工作组”出台了“被遗忘权”的具体实施细则。在这份实施细则中，欧盟强调：这是在个体权利和公众利益间所做出的平衡，其最终结果主要取决于所处理数据的自然属性和敏感程度以及个别数据对公众利益所产生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已得到证明，用户删除相关信息对言论自由和信息获取上的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欧盟出台的这份数据保护实施细则同样适用于那些在欧洲能够访问的全球谷歌搜索站点，且欧盟各成员国的隐私保护机构都有权对谷歌作出罚款决定。
有消息称，美国加州等地之前也通过了名为“橡皮擦法案”的法律，赋予网民将自己年少时发表于网络的不当言论和图片删除的权利，即要求科技公司应用户要求而删除涉及网民个人隐私的网络信息。且这项新规将于今年正式生效，并有可能催生相关的诉讼。也就是说，美国虽未像欧洲那样以法院被动判例的形式来为民众确立“被遗忘权”这一权利，但也为网民确立了类似的“清除网底”的权利，两种做法所不同的仅是：欧洲倾向于对搜索引擎的制约，美国则倾向于对网民“后悔权”的确立；欧洲以隐私权保护为核心，美国则以人格自由权为核心；欧洲更愿意将数据作为涉及人格尊严的隐私加以保护，美国则在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基础上，并不排斥数据的商业化使用。
而今的问题是，从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中删除掉链接网址的网络信息，是否从此就在互联网上抹掉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有业内人士透露说，尽管人们可以要求将某一特定文件的网址由谷歌公司从搜索引擎上删除，但它实际上依然存在于相应的主机上，只是不再被搜索引擎纳入罢了，绝非真正的消失了。即便网管在网站上删除了这类令人不快的文件，网页的缓存版本依然还会“活”在其他的搜索引擎里，直到该引擎的网络爬虫再度访问那个页面后才会更新缓存内容，而在这之前的时间段内，“活”在缓存版本上的那些文件依然可以被人们随便获取并自由下载……
由此引发的反对之声
创造了“被遗忘权”这一概念的美国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所著《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等图书中指出，置身于大数据时代的人类需要“被遗忘权”，因为遗忘在人类决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遗忘使得我们能够及时地进行行动，并且“防止过去完全地决定我们的未来”。这应该说就是“被遗忘权”最具支撑力的理论，建立于其上的“被遗忘权”被认为是互联网改变和重塑人类交往模式和社会关系而带来的新兴权利。
不过欧盟最高法院的前述判决与欧盟隐私保护机构出台的实施细则，也引出了不少反对意见。有观点认为，欧盟最高法院关于“被遗忘权”的判决，其实是对互联网透明化运动明确说不——哈佛法学院教授乔纳森·齐特林评论说，这个判决虽然想要应对现实问题，但却是个非常糟糕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不会阻止更多的“斯诺登”继续泄露西方政府情报，也不会阻止政府和公司运用大数据侵犯个人隐私，反而给非民主国家立下一个坏的榜样。其更直接的危险还在于，虽然“被遗忘权”号称适用所有欧盟公民，但因申请过程有技术障碍和验证成本，必然使得该过程最终会转换成有偿，也就是“删帖公司”，结果是一些名人、官员、富人们都会购买专门服务，全面删除对他们不利的负面消息。
非遗数据报告篇3
Keywords：Yunnanprovince；traditionalhandicraft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archives；nationalminority
2011年，我??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第35条提出，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1]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的传统工艺，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传统工艺企业，建设传统工艺展示、传习场所和公共服务平台，举办传统工艺的宣传、培训、研讨和交流合作等”。[2]自2005年以来，云南省启动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形成了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如何对这一重要档案发掘利用，学界进行过相关研究，如黄经庭《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开发》[3]、刘青《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播研究》[4]等，但未涉及非遗档案的发掘问题。该问题的研究，可对展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珍贵价值，做好其非遗档案的发掘利用工作提供启示。
1发掘意义
1.1有利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以手工劳动创造的制作工艺[5]。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产品市场需求萎缩、从业人员减少和断代传承问题严重等方面。“由于学艺艰辛、收入不稳定等原因，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传统手工艺。”[6]为保护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云南省依托非遗保护名录的申报建设，积极开展建档工作。从传承视角看，建档只是基础性工作，开发利用档案并最终让非遗生存延续下去才是最终目标[7]。具体而言，发掘利用对其保护意义表现为：一是实现传播性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的开发，可以“把手工艺的观念、思想推向社会”。[8]同时，还“可拓宽生存和发展空间，促进其传承发展”。[9]二是实现活态性传承。开发利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可在“不违背手工生产内在规律前提下，将传统手工艺导入当代社会生活及产业体系，在参与生产实践过程中得以保护和延续”，[10]实现其活态性传承发展。
1.2有利于推进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发展。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极其丰富，制作成果主要有漆器、木器、金银器、玻璃器、玉器、陶器、瓷器、服装、刺绣、染织、皮革和剪纸等。其非遗档案记录了这些传统手工艺的制作方法、生产经验，以及产品形式，发掘利用不仅可展现其作品所蕴含的民族审美思想、艺术观念，同时还可研发创新特色品牌，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产业的发展。在发掘利用实践方面，如2008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后，西双版纳州文化馆同时在玉南罕、玉问、玉拉三家建立了三个传习户，以传承人玉南恩为核心，依托传承人非遗档案，对曼飞龙艺人进行培训，研发创新陶艺产品。近年来，所生产的陶罐已由原来20元卖到70元，并形成产业化规模生产，收入由原来的2000～3000元/（人?年）变为1万～2万元/（人?年）[11]。又如云南省个旧斑锡产品依据其非遗档案进行研发创新，不断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如今已拥有工艺品300多种，先后在昆明、北京、青岛、浙江等地建立了7个销售点。2010年，斑锡的产值从原来的100多万增长到了500万以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良好态势[12]。
2存在问题
为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云南省各民族地区依托其非遗档案，开展发掘利用工作。如德宏州文化馆利用非遗档案开展第一批至第四批部级和省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非遗档案展览，展示了部级阿昌族户撒刀锻制技艺、省级景颇族织锦技艺等保护项目，以及省级葫芦丝制作技艺传承人杜德光等非遗档案。2009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省文化厅编撰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收录了230位传承人，其中对诸多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的自然情况、成长经历、生产工艺、特色作品，以及荣誉称号等进行详细介绍[13]。2011年，大理州拍摄的《剑川木雕――匠心独运》，对这一民族品牌进行宣传。总体而言，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发掘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以下滞后问题：
2.1资源建设不完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建档局限性问题。从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建档情况看，主要依托保护名录进行建档。就建档范围而言，云南省现存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有10000多项，而入选各级非遗保护名录并进行建档的只是其中的部分项目。如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89项，云南省5项；第二批共518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97项，云南省5项；第三批共191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26项，云南省1项；第四批共153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29项，云南省1项。而省级、州（市）级和县（市、区）级保护名录建档也存在着数量限制问题，其资源建设局限性问题十分突出。二是资源分散性问题。关于非遗建档主体，2005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向所在行政区域文化行政部门提出非物质文化遗?a代表作项目的申请。”[14]在此体制下，非遗保护中心、文化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艺术研究所、寺庙、民间个人等都可进行申报建档[15]，这就造成了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保管的分散性，极不利于这一档案文献的整体性发掘利用。
2.2利用方式陈旧性问题。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利用工作看，普遍存在方式陈旧性问题。以普洱市为例，迄今为止，普洱市共有各级非遗保护名录597项，其中，部级有5项，省级有43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09人，其中部级有3人，省级有54人。目前，普洱市文化局已设置专门档案室，对国家和省级等重要非遗进行建档保护。从利用方式看，首先是提供非遗档案查询利用。调研情况显示，除部分宣传报道和编研需要查询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外，公众查阅利用较少。其次是实物展览，2012年，市文化馆设立普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对省级非遗名录拉祜族葫芦笙、傣族传统制陶技艺等进行展示。再次是编研出版。201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普洱市编写的《普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汇编共刊载400余项普洱市非遗项目，对其中36项传统手工艺进行详细介绍。普洱市的非遗利用情况在云南省各州县具有普遍性[16]。除上述方式外，其发掘利用方式还有影视传播、网站平台展示等。如2015年，云南卫视录制播出的《手工云南》；以及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对部级、省级传统手工艺保护名录和传承人的展示介绍等。总体而言，其发掘利用工作存在着宣传、展示多，传承活动相对少的问题，这极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活态性传承，以及特色产业的发展。
2.3数字化建设滞后问题。主要问题有：其一，已开展基础性建设，但数据库建设滞后。如普洱市文化馆对非遗传承人建立了专门档案，建档材料包括：证明书、授权书、推荐表，传承人调查报告、专题片光碟、电子文档和图片光碟，以及代表人命名文件等。从建档材料看，开始重视申报电子文件的建档，但尚未开展专题数据库建设[17]。2017年，作为部级非遗保护项目的白族扎染技术完成了数字化采集工作，对其进行数字化归档，但也存在着专题数据库建设问题。其二，宣传介绍性利用多，系统性专业性展示少。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网站建设为例，该网站设计了首页、组织机构、新闻公告、政策法规、保护名录、传承人、信息公开、申报指南、学术视野等栏目。其中，保护名录包括第1批至第5批部级、省级保护名录；传承人包括第1批至第5批部级、省级传承人的简要介绍。如第1批部级传承人，傣族剪纸传承艺人思华章的介绍共一个幅面，包括图片和文字两个部分，其中，图片包括作者像，以及两幅剪纸和一幅作品图片；文字则简要介绍了思华章性别、籍贯等自然情况，简要成长经历，主要剪纸成就，成果参加的各种展示，以及获得的荣誉称号等[18]，介绍简要，不能满足其手工艺传承发展的现实需求。
3发掘路径
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发掘利用首先要做好宏观保障工作：一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发展的精神，做好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的发掘利用工作。二是鉴于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建档主体的多元性，建议由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牵头，成立由非遗保护中心、文化局、档案局、文物局等部门参加的非遗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规划协调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发掘利用工作。三是加大经费支持与人才建设力度，以保障其发掘利用工作的长期开展。如2010年起，云南每年从省级财政专项安排2000万元，用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工作。此外，云南省文化厅还举办多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培养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保护与开发人才。具体发掘利用路径如下：
3.1完善资源建设工作。其一，拓展建档范围。为打破非遗名录建档的限制性，建议依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19]，整合协调非遗保护中心、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分工合作，将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以及濒危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进行建档保护。其二，加强资源共建。一是构建资源共建体系。也就是依托各级非遗保护中心或档案馆，通过整合协调机制建设、目录体系构建等方式，将各单位或个人保存的非遗档案纳入其资源建设范围，最终建成省级、州（市）级和县（市、区）级四级资源体系。这一资源体系的建设首先可以了解全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档案分布情况；其次，便于档案部门对各单位建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最后，可依据其资源分布情况，对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资源开发进行协调规划，共同做好其发掘利用工作。二是开展数据库建设工作。建议各保管单位利用申报建档电子文件，开展本单位非遗档案数据库建设工作，依托当地档案馆或非遗保护中心，进行数据库资源汇总，构建地区数据库，最终完成全省非遗档案数据库建设工作，以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档案的数字化开发提供数据库资源基础。
3.2创新发掘利用工作。
3.2.1重视宣传教育，强化形象性发掘利用。基于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实践性的特点，建议对其进行形象性开发利用：其一，实物展览。也就是依托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或博物馆等保管机构，设置主题展厅，集中展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生产场所、用具，以及特色产品等，以起到展示宣传的效果。其二，影视传播。如2011年，剑川木雕被列入第三批部级非遗保护名录，为宣传这一民族品牌，当地政府拍摄纪录片《剑川木雕――匠心独运》，讲述剑川木雕发展历史，展示木雕工匠精湛技艺，介绍精美木雕作品，在传播宣传这一特色民族工艺品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云南卫视拍摄《手工云南》，分10集集中展示云南少数民族雕刻、编结、印染、刺绣、髹饰、金工等手工技艺。该片开播仅三天就创下了网络点击量逾60万的纪录[20]。其三，网站展示。网站展示有两种类型：一是静态展示，即按照特定专题，以文字、图片等方式，介绍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历史、类型构成以及现实发掘价值等。二是动态展示，以专题片播放或特色数据库开放的方式，以文字、影像、声音等多媒体形式，全面展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生产场所、制作方法、工艺精品等，这对形象了解其制作工艺，更好地宣传、培育和传承这一民族传统手工艺有现实意义。
3.2.2注重传承发展，实施活态性发掘利用。活态性传承首要问题是传承，其核心是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在不破坏非遗核心内容的原则下对其进行现代化开发[21]。活态性传承有两个重要元素：一是传承；二是创新。鉴于此，可从两方面开展活态性利用工作：其一，开展传承活动。云南现存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方式主要有家庭传承、拜师学艺式传承、课堂教育传承、民间技艺培训传承等，这些传承方式都涉及其非遗档案的利用问题。为此，建议加强对传承人建档的指导，建立健全传承人非遗档案，以便于传承人在家庭传承、拜师学艺式传承等活动中，利用文字、声像等非遗档案进行传承。同时，还可利用传承人或各单位保存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编制专业教材、课件等，开展课堂教育、民间技艺培训等活动，传承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其二，推进创新发展。传统工艺只有主动融入实际生活，生产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的产品，才能在具体生产实践中得到活态传承和保护[22]。为此，建议利用其非遗档案，研发特色产品，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制作模式，进行品牌性创新发展。如建水紫陶利用非遗档案，研发创新特色产品，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及水平与宜兴紫砂陶、钦州坭兴陶、荣昌陶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陶，形成了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23]，在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了这一民族特色工艺的活态性传承保护。
非遗数据报告篇4
（一）不实陈述的概念
在证券市场上，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称为不实陈述。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节（a）前段规定：“当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虚假陈述或者漏报了规定应该注册的为使注册报告书不至被误解所必须的重大事实时，任何获得这种证券的人（除非被证明在获得证券时，他已经知道这种虚假陈述或者漏报情况）都可以根据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英国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第14条（1）规定，招募说明书或补充招募说明书中存在不真实或具有误导性的陈述，或遗漏了规章所要求载明的任何事项而给获得有关证券的人造成损失的，负责该招募说明书或补充招募说明书的人应当向其支付损失赔偿金。因此，各国证券法规中把不实陈述界定在虚假、误导和遗漏信息的范畴。
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中对不实陈述行为也予以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制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公司、证券法律法规条文中：
1.《公司法》第207条规定：“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及其利息，处以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证券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纠正措施。”
3.《证券法》第59条规定：“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证券法》第202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股票条例》第17条规定：“全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以及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7.《股票条例》第21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承销股票，应当对招股说明书和其他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发出要约邀请或者要约；已经发出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8.《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虚假陈述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
9.《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前条所称虚假陈述行为包括：（1）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在招募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公司报告及其他文件中作出虚假陈述；（2）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参与制作的其他文件中作出虚假陈述； （3）证券交易场所、证券业协会或者其他证券业自律性组织作出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的虚假陈述；（4）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业自律性组织在向证券监管部门提交的各种文件、报告和说明中作出虚假陈述；（5）在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中的其他虚假陈述。”
根据证券发行交易程序和信息公开的阶段性，可以将不实陈述分为：发行市场的不实陈述与交易市场的不实陈述。本文仅研究证券发行市场的不实陈述。所谓证券发行市场的不实陈述，是指证券发行过程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的事实、性质、前景以及法律等事项作出虚假、严重误导或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此种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
根据上述我国禁止不实陈述行为的法律法规来看，证券发行中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不实陈述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1.虚假记载。
所谓虚假记载，是指在信息披露的文件上作出与事实真相不符的记载，即客观上没有发生或无合理基础的事项被信息披露文件加以杜撰或未予剔除。虚假记载的方式很多，尤其在财务报表中经常出现。财务报表虚构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类：（1）虚增资产负债比例，虚构公司偿债能力；（2）虚构投资者权益，夸大公司实力；（3）虚报盈利虚构资产价值；（4）虚构成本费用率，夸大公司效益。除上述方法外，还可能有多报营业收入，虚构营业资本周转率，高估无形资产，夸大公司信用等手段进行财务报表方面的虚假记载。[1]中国证监会查处的一些上市公司中，出现过大量的虚假记载的情况。如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骗取上市资格，以1996年度实际亏损10300万元记载为盈利5400万元。[2]大庆联谊公司在上市申报中编制的财务报告比三年同期的利润多出16167万元。[3]这种方式属于积极行为的方式，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
2.误导性陈述。
所谓误导性陈述，是指信息披露文件中的某事项的记载虽为真实但由于表示存在缺陷而易被误解，致使投资者无法获得清晰、正确的认识。误导性陈述的类型有：（1）语义模糊歧义型，这种陈述使公众有不同理解；（2）语义难以理解型，这种陈述的语句晦涩难懂，虽从文义上看是正确的，但对于一般投资公众而言则不知所云，不可理解；（3）半真陈述型，即部分遗漏型，这种没有表述事实全部情况，遗漏了相关条件，误导投资者。[4]如披露公司某项资产价值5000万元，而在价值评估时采取重置价值法，并非现实的价值，这种未予明确说明资产评估的方式容易使公众误以为是资产的现实价值。误导性陈述既可表现为积极的作为的方式，也可表现为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在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对是否构成误导之判断，不应仅注意文件或其构成部分之字面含义，而更应注重该文件之表示对公众所可能造成的印象。[5]
3.重大遗漏。
所谓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文件未记载依法应当记载的事项或为避免文件不致被误解所必须记载的重大事项。重大遗漏是一种消极的不实陈述，是以不作为的方式进行的。如某股份公司对其涉及的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件在招股说明书上只字未提，使投资者难以了解资金投向的风险，这种行为就属于重大遗漏。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和过失，故意遗漏的称为隐瞒，过失遗漏的称为疏漏。
根据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凡对投资者判断证券投资价值有影响的信息应全部公开，即应包括“充分详情及资料，使一个具有理性的人对于在公开文件发出时的公司股份或债权证，及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达到一个确切而正当的结论。”[6]公开文件中应当披露的内容不以法定表格所列举的事项为限，证券发行人尤其要注意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因为对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可能被投资者期待、信赖，并以此为根据作出投资决策，而义务人往往最容易在这方面造成遗漏。有些信息如果可以不披露，当义务人披露时，就要严格进行全面的披露，否则也可能因其披露信息具有误导性而导致民事责任。
（二）信息披露中的重大（material）性标准
信息披露要求发行人充分披露有关的信息，但并非所有关于投资决策信息的不实陈述都会引起民事责任的承担。各国证券法在确定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时都是以重大信息的不实陈述为基础。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节规定，投资者提起诉讼的依据是有关人员对重大事实的错误陈述，或者隐瞒了应当或必须说明且不得有误导性的内容。这一规定旨在促成发行公司全面披露公司情况，不得以沉默回避对重大事实的报告。这就要求信息披露具有全面性，即发行人披露的信息应当充分（full disclosure），凡是与投资者证券投资判断有关的必要资料必须完全披露。但是，对于所有投资者而言，所有的信息公开在实践中并不可行而且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信息披露并不是仅以最大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原则，因此，不实陈述必须与信息的重大性相联系，否则将会使发行人处于不利的地位。
关于信息披露的重大性标准，美国法中通过SeC的规则和法院判例予以确立。在1937年RegulationC中将“重大”定义为“普通谨慎的投资者在购买注册证券之前必须被合理地告知的信息。”[7]到了 20世纪80年代，由于SeC采用了综合信息披露制度，对Regulation C做了重大修改，并将重大性标准限定为“一个理性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购买注册证券时会认为该证券具有重要的实质可能性。”[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关于说明的判例（如SeC.v.texas Gulf Sulphur Co.）中特别强调了“重大性”的问题，即信息是否重大取决于一个理性的持股人在决定如何进行选择之前，是否有很大可能认为这些信息是重要的。对于那些依赖信息披露文件购买证券的投资者来说，联邦最高法院关于重大性的标准是非常有用的。在tSC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解释道：“重大性的判断需要细心地分析一个合理投资者将会从一套既定事实中得到的结论以及这种结论对他是否重要。”[9]虽然美国也希望重大性的标准能够更加明确地确定下来，但是他们意识到这种目标是不现实的，因此，美国SeC反对采用行政手段把重大性限定在一个刚性的公式上。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可以看出，判断一个信息是否属于重大信息取决于实际情况，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在英国法上，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1986年金融服务法》、《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公开出售证券规则》以及普通法中。根据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146条的规定，公司上市信息披露应包含投资者及其专业咨询人员为了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财务状况、损益情况和发展前景作出评估而合理所需并正当期望的全部信息。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第8条（1）规定，在不影响本规章第11条及本条第（2）、（4）、（5），（6）款规定的效力的前提下，招募说明书应当包含本规章附件1第2至10段规定的信息。该附件1第8段规定，招募说明书中应当注明：“如对本文件有任何疑问，应当向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法被授权从事股票及其他证券买卖咨询业务的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或相关字样，因此，与美国法中以普通理性投资者的判断标准不同，英国法中以投资者及专业投资咨询人员的判断为标准决定信息的重大性。
在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中，用“主要内容”称谓“重大信息”，对主要内容的范围，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台湾学者陈春山认为，“主要内容是指可能影响理性投资人投资决定之记载。”[10]
证券立法采纳的重大性标准必须保持以下两方面的平衡：一方面该标准必须达到发行人具有可以合理地决定何为重大信息从而满足即时披露义务的能力；另一方面该标准也应当充分考虑到投资者做出理性投资决策的需要。[11]信息披露的重大性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每个发行人都有义务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一个信息是否重大，这使得各国在立法中都难以用准确的词语来进行勾勒，因此，很多情况下要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进行判定。为了使信息披露的标准更具有操作性，各国都对证券发行制定了一系列标准的表格，尽可能将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规范化。在我国证券法中，对于重大信息的标准，在《证券法》，《公司法》《股票条例》等证券法规中有所列举，并通过证监会颁布的一系列规则予以具体化。这主要包括：《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7号-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9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0号-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申请文件》、《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1号-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招股说明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号“商业银行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2号“商业银行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3号“保险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4号“保险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5号“证券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 6号“he券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10号“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11号“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从有利于投资判断和保护投资者利益考虑，上述规则中列举的法定披露事项以外的重大信息的披露是必要的。因为重大信息很难以准确的词语进行概括，而且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许多立法者未能预料到的信息很可能也是影响公众决策的信息。在上述规则中，也有明确表明不限于所列举事项的信息公开的规定。《招股说明书准则》第3条规定：“本准则的规定是对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不论本准则是否有明确规定，凡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披露。”第4条规定：“本准则某些具体要求对发行人确实不适用的，发行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影响披露内容完整性的前提下作适当修改，但应在申报时作书面说明。”
（三）关于预测性信息的披露
预测性信息，习惯上称为“软信息”（Soft lnformation）。在传统的证券法上，信息披露的范围主要限于“硬信息”（Hard lnformation），即事实性的、客观上可以核实的资料，不鼓励甚至禁止披露软信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信息在本质上是不可信赖的，促使“无经验的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时不正当地依赖这种信息。”[12]而且投资者的目的仅在于盈利，有关发行人的硬信息与投资回报有直接关系，并较为具体客观便于审查其真实性，强制公开硬信息有利于投资者阅读，以供作出投资决定。[13]美国当初禁止软信息的披露是为了稳定证券市场，防止误导性的信息充斥证券市场。随着市场的规范运作和投资者的成熟，美国SeC意识到某些软信息的披露对投资者的利益可能是帮助大于损害，认为前瞻性分析信息对于评价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非常重要，对于被告知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也是重大的。因此，美国SeC允许发行人在注册文件中和在定期提交的材料中使用预测。[14]1979年，美国SeC接受“Sommer公司信息公开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公告鼓励公司自愿公开其预测信息。[15]
预测性信息以披露义务的强制性和自愿性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强制性披露的预测性信息和自愿性披露的预测性信息。我国证券法中也将预测性信息划分为上述两类。
1.盈利预测。
我国早在刚刚发展股票市场时起，就要求公司对预测性信息进行披露。[16]但由于利润预测本身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而且公司本身还要在证券市场上生存下去，预期利润率并不能完全代表公司的发展前景，同时理性的投资者具有甄别公司投资价值的能力。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从1993年起将强制性盈利预测披露改为自愿性盈利预测披露。证监会颁布的<招股说明书准则）中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作出如下规定：
（1）如果发行人认为提供盈利预测报告将有助于投资者对发行人及投资于发行人的股票作出正确判断，且发行人确信有能力对最近的未来期间的盈利情况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预测，发行人可以披露盈利预测报告。凡有控股子公司并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应分别编制母公司盈利预测表和合并盈利预测表。
（2）发行人披露的盈利预测报告包括盈利预测表及其说明，盈利预测表的格式应与利润表一致，并应分项披露上年度经审计的实现数和本年度预测数，本年度预测数应分栏列示经审计的实现数、未经审计实现数、预测数和会计数。
（3）发行人应扼要披露盈利预测的说明，包括编制基准、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及其合理性、与盈利预测数据相关的背景及分析资料等。存在可能对盈利预测产生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特定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或非经常性收支项目的，应加以分析说明。
（4）盈利预测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带说明的审核意见时，发行人应全文完整披露该审核报告的内容及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对上述事项的说明。
如果发行人披露盈利预测报告，在盈利预测报告中应载明：“本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应过分依赖该项资料。”
2.公司发展规划。
公司发展规划是强制性披露的预测性信息。根据<招股说明书准则）的规定，发行人应披露发行当年及未来两年内的发展计划，主‘要包括：（1）发行人的发展战略；（2）整体经营目标及主要业务的经营目标；（3）产品开发计划；（4）人员扩充计划；（5）技术开发与创新计划；（6）市场开发与营销网络建设计划；（7）再融资计划；（8）收购兼并及对外扩充计划；（9）深化改革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规划；（10）国际化经营的规划等。
非遗数据报告篇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面临着严峻形势。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有关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以下意见：一、充分认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方针工作目标：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工作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三、建立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要将普查摸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有序进行。要在充分利用已有工作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地区、分类别制订普查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要通过制定评审标准并经过科学认定，建立部级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国务院批准公布。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同级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要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注重科研成果和现代技术的应用。组织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鉴别真伪。经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单位可以征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并予以妥善保管。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资料流出境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也要予以保护，对已被确定为文物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执行。充分发挥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保护。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四、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建立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由文化部牵头，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行政部门与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同时，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将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及时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要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目标。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根据其总体规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循序渐进，逐步实施，为创建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积累经验。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通过有计划的教育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充分利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大力培养专门人才。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要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展教学活动。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宣传展示，普及保护知识，培养保护意识，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附件1：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一条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和评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第二条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第三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类：（1）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2）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一）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二）传统表演艺术；（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技能；（六）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第四条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是：（一）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传承；（二）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提高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三）尊重和彰显有关社区、群体及个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展示中国人文传统的丰富性；（四）鼓励公民、企事业单位、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五）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第五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评定工作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具体实施。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要与各有关部门、单位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调工作。第六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项目，应是具有杰出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或文化空间；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典型意义；或在历史、艺术、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及文学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具体评审标准如下：（一）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二）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三）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四）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五）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六）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第七条申报项目须提出切实可行的十年保护计划，并承诺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进行切实保护。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一）建档：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二）保存：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三）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四）传播：利用节日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讨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该项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共享；（五）保护：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以保证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保护该项遗产的传承人（团体）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所享有的权益，尤其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第八条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向所在行政区域文化行政部门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申请，由受理的文化行政部门逐级上报。申报主体为非申报项目传承人（团体）的，申报主体应获得申报项目传承人（团体）的授权。第九条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项目进行汇总、筛选，经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后，向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申报。中央直属单位可直接向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申报。第十条申报者须提交以下资料：（一）申请报告：对申报项目名称、申报者、申报目的和意义进行简要说明；（二）项目申报书：对申报项目的历史、现状、价值和濒危状况等进行说明；（三）保护计划：对未来十年的保护目标、措施、步骤和管理机制等进行说明；（四）其他有助于说明申报项目的必要材料。第十一条传承于不同地区并为不同社区、群体所共享的同类项目，可联合申报；联合申报的各方须提交同意联合申报的协议书。第十二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将合格的申报材料提交评审委员会。第十三条评审委员会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和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承担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评审和专业咨询。评审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评审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主任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有关负责同志担任。第十四条评审工作应坚持科学、民主、公正的原则。第十五条评审委员会根据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进行评审，提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推荐项目，提交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第十六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通过媒体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推荐项目进行社会公示，公示期30天。第十七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拟订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名单，经部际联席会议审核同意后，上报国务院批准、公布。第十八条国务院每两年批准并公布一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第十九条对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各级政府要给予相应支持。同时，申报主体必须履行其保护计划中的各项承诺，按年度向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交实施情况报告。第二十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专家对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进行评估、检查和监督，对未履行保护承诺、出现问题的，视不同程度给予警告、严重警告直至除名处理。第二十一条本《暂行办法》由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第二十二条本《暂行办法》自之日起施行。附件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文化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建设部、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一、部际联席会议的职能（一）拟订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审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二）协调处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涉及的重大事项；（三）审核“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名录”名单，上报国务院批准公布；（四）承办国务院交办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其他工作，重大问题向国务院请示、报告。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部际联席会议由文化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建设部、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组成。文化部为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文化部部长任部际联席会议召集人，文化部副部长任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兼秘书长。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任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各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赋予的职能开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文化部，负责日常工作。三、部际联席会议工作规则和要求（一）部际联席会议定期召开例会。根据需要或按照领导同志指示，可临时召开会议。会议的议题主要包括：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政策措施和建议；审议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交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名单，上报国务院。（二）部标联席会议议讨达成的意见要形成会议纪要，印发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会议所决定的事项，按照各成员单位职能，分工负责，具体落实。
非遗数据报告篇6
「关键词遗失物，拾得，有偿，报酬请求权
「正文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当我们许多人打小起就哼唱这首童谣时，就知道捡了东西要归还的道理。千百年来，把拾金不昧作为一项传统美德，就是这样在潜移默化中不断传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物权法草案中规定了拾得人的费用和报酬请求权以及留置权。即第八十八条“拾得人有权向受领人请求支付因保管、返还、拍卖和变卖遗失物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拾得人有权请求受领人支付一定的报酬。受领人向拾得人支付的酬金由当事人协商确定，但最高不得超过遗失物价值的百分之二十。如失主已在其发出的悬赏广告中确定了酬金的，则不在此限。”第八十九条“拾得人在义务人支付费用和一定的报酬前，有权留置遗失物。”对于这些条款，在理论界引起很大争议。究竟我国要不要确立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制度，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制度，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一、民事立法现状
目前，在我国民事立法上，规制遗失物拾得问题的就是《民法通则》第79条，该条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与此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若干意见》第94条，该条规定：“拾得物丢失、毁损，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拾得人将拾得物拒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物权法草案是我国首次立法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经济补偿。现行的民法通则只是规定，因拾得遗失物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
我国《民法通则》现行规定的本意是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拾金不昧的公共道德。这一规定建立的基础是我国民事立法中，将市民社会的自然人与政治国家的公民混为一谈。法律显然拔高和夸大了现代市民社会中人的思想意识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并由此对人的行为提出了统一的不恰当的法律要求。现行制度使拾得人没有归还的动力，倒有引导拾得人占有拾得物的消极作用。这一点只要对我国立法稍加分析便可知晓。
二、要不要确立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制度
（一）、我们信奉的“传统”美德是否真的存在过？
反对拾得人享有报酬请求权的最有力的理由在于，我国提倡拾金不昧的道德风尚，而且《民法通则》第7条又确认了尊重社会公德是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既不符合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也与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相悖。
其实，从“拾金不昧”的语意来说并未拒绝遗失人给付一定的报酬，我国古代也并非一概不给予报酬。
首先，从“拾金不昧”的语意来说，《辞海》、《辞源》、《康熙字典》上均无“拾金不昧”这一词条。根据《新华词典》可查到，拾金不昧是指拾到金钱或财物不隐藏，“昧”即隐藏之意。《现代汉语词典》对拾金不昧的解释是：捡到钱物不隐藏起来据为己有。可见，拾金不昧仅指拾到金钱或财物后不隐藏而已，并不指拾到金钱或财物后，在失主认领遗失物时拾得人不得收取一分报酬。
其次，在古代拾金而昧同样要受到处罚，拾金不昧也并非不给予报酬。据《易经》可知，早在西周初期，凡得到遗失的牛、马、羊、奴隶或遗失的其他财物，应呈报有关机关，负有返还义务，同时可从失主处领补偿金。《尚书。费誓》曰：“马牛其风，臣妾捕逃，无敢越逐，诋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即捕到遗失的马牛和逃跑的奴隶，不能拒为己有，要如数归还失主，如此可得到酬金，否则要受到处罚。据明律《户律。钱债》规定：“凡得遗失物，限5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30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主。”可见，明朝法律赋予拾得人以遗失物的50%作为报酬，拾得人可附条件地取得遗失物所有权。清朝的作法与明朝类似，清律户律钱债门得遗失物条载，“凡得遗失物之人，限五日送官，官物尽数还官，私物召人认识，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还失物之人，如三十日无人认识者，全给。”即便到了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也未例外，该草案第1033条规定：“拾得遗失物人依特别法令所定，取得其所有权。”1925年的北洋政府《民国民律草案》直接援用《大清民律草案》关于遗失物的规定。1929年11月3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即第三编），规定拾得人的权利和义务，其第805条规定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第807规定了拾得人附条件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现在，这些规定在台湾继续有效。
第三、民众一般都认为“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其实，拾金不昧的要求并不高，它只是要求拾到东西后不要隐藏私占就行了，这一低层次的要求正是所有权的弹性力所致。在古代，拾金不昧是法定的要求，拾金而昧的人在古代甚至要被定罪。在外国，拾金而昧还可能会构成侵占罪，外国人并不认为拾金不昧（不隐藏私占）是一种美德，而认为是拾得人的法定义务，其法律一般都明文规定拾得人负有报告、招领、返还的义务。而在我国，却把拾金不昧视为一种传统美德。把法律义务当成美德是社会心态不正的一个表现，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杀人的权利，我们负有不杀人的义务（杀人是犯罪行为），如果有一天我们把“不杀人”当成美德，那么我们的社会肯定是一个极不安全的社会了。我国民众把“拾金不昧”当成美德，那为什么不把“不杀人”当成美德呢？其实，杀人比拾金而昧的社会危害性要大得多。若硬要说是，那么按规定交罚款也是一种美德，罪犯被执行死刑就更是一种传统美德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由此可见，我们所信奉的“传统”美德并没有真的存在过。
（二）、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
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最大化，最大化被看作是每个经济行为体的目标，拾得人也将追寻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无偿归还的规定下，拾得人选择不归还的结果是最有利的，要么全得要么不得，他不会有什么损失；在有偿归还的规定下，他就有很大可能选择归还，因为他面临的形势是要么肯定得一部分要么全部失去，他没有多少理由拒绝有把握的利益。就失主而言，给予拾得人报酬尽管会造成一点损失，但与有可能全部失去相比要划算。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个人所有的动产再也不限于一般的个人生活日用品了，随身携带的物品价值万贯并不稀奇。就社会利益而言，确立遗失物拾得人报酬请求权也是有益的，减少了规避法律的现象有助于维护法律尊严，减少了产生诉讼的可能性，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从博奕学的角度看。遗失人支付报酬换来了物归原主；拾得人拾而有奖励，他更愿意去拾取。彼此之间的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属于正值交易，双方都可依据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规定分享合作剩余。
综上可见，拾得人报酬请求权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阻碍了人们获得应有的经济机会，这必然会引发新的制度形式的产生。据此，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必然会产生。
（三）、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是符合国际立法潮流的。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拾得人权利义务的规定都是对立统一的，即在规定遗失物拾得后归还义务和违者承担民事、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规定了失主应付酬的义务，即拾得人获酬的权利。
德国民法典关于遗失物拾得问题的规制相当详细，从第965条到第984条规定了涉及拾得人的通知、保管、交付义务以及责任范围、拾得人的费用、报酬请求权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分别以专条规定了费用及报酬请求权。第971条规定，“拾得人可以要求受领权利人支付拾得人的报酬。拾得物的价值在一千德国马克以下的，其报酬为该价值百分之五，超过此数的，超过部分按百分之三计算，动物，为价值的百分之三。”可见，该法典赋予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即在立法上规定了失主付酬的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遗失物拾得问题作了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相比要简明得多。该法第805条规定，“（1）遗失物拾得后六个月内，所有人认领者，拾得人或警署或自治机关，于揭示及保管费受偿还后，应将其物返还之。（2）前项情形，拾得人对于所有人，得请求实物价值十分之三之报酬。”显见，该条规定之效果与德国民法典第970、971条规定的效果基本相当。
日本则制定了单行的《遗失物法》，对拾得人的酬劳金作了具体规定。第4条规定：“（一）受物件返还者，应将不少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五，不多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二十的酬劳金给付于拾得人。但是，国库或其它公法人，不得请求酬劳金。（二）有第10条第2款的占有时，受物件返还人应分别将前款规定的酬劳金的二分之一，给付于拾得人及占有人。”
英国规定：付酬是该项遗失物的百分之十。
法国民法典中虽未规定此项权利，但却通过时效取得、占有取得制度提供了拾得人取得拾得物所有权的机会。就是说均未片面强调失主的利益，强制要求拾得人无偿归还，而是为拾得人利益留下了一定的法律空间，进而刺激拾得人归还拾得物，实际上也维护了失主的利益。我们在创制和发展自己的法律规则时，如果对外国相似的规则凝结成的经验财富视而不见或不加利用，那将是不明智的，“接受外国法律制度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符合目的和需要的问题……只有傻瓜才会因为金鸡纳霜不是在自己的菜园里长出来的而拒绝用它。”
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变无偿为有偿，是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的，况且权利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法律并不禁止拾得人自愿无偿返还遗失物，故在法律中承认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并不影响其发扬“拾金不昧”的精神。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也符合经济学原理，此种做法有利于促使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就遗失人而言，给予拾得人报酬尽管会使其财产遭受损失，但相对于全部失去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个人所有的动产再不限于一般的个人生活用品了，随身携带的物品价值高昂并不希奇。就社会利益观之，确立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减少了规避法律的现象，从而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降低了产生诉讼的可能性，故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也是有益的。
三、这一制度具体实施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报酬数额
报酬数额是遗失物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重要内容，亦是相关立法不可或缺的部分。各国及地区在立法上基本上是以比例加以规定，而不固定具体数额，增强了法的适应性。但在比例数额规定上不尽一致，德国民法典第971条规定，“拾得物的价值在一千马克以下者，其报酬为百分之五，超过此数部分，价值百分之三；关于动物为价值的百分之三。”日本遗失物法第4条规定，“受物件返还者，应将不少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五，不多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二十的酬劳给付于拾得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05条规定，“拾得人对于所有人，得请求其物价值十分之三之报酬。”笔者认为，报酬比例数额应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习惯等确定之，既不能过低，使拾得人觉得返还不划算，也不能过高，使失主的权益受到损害，应在拾得人与失主间寻找利益平衡点，使双方的利益在最大可能程度内实现。拾得物为金钱或经拍卖变为金钱时，即可按金额相应比例计算，如拾得物为金钱以外之物，以原物返还时，则应估价依比例计算。如拾得物为种类物且系可分物时，亦可依价格比例以物作为报酬。遗失物价值难以衡量，如有感情价值的照片、书信、有证明价值的证书或其他的仅对失主有价值而对拾得人价值不大的，可以要求有受领人支付适当数额的酬金。“适当”应参照给付义务人的资力、身份、地位、其感情程度等因素决定物品的价额，并以此确定报酬的数额。
（二）、关于悬赏金额
如失主在物遗失后以悬赏广告寻找，而广告中所允诺之报酬与法定报酬有出入时，应认为两项请求权并存，但拾得人系因一个行为同时取得两项请求权，而且均以遗失物归还失主为现实目的，所以拾得人只能择一行使，而不能同时行使。酬金不明，不影响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如“必有重谢”、“当面酬谢”等。根据诚实信用、公平原则，行为人因自己付出劳动有权获得报酬。同时，应斟酌指定行为的内容、性质、完成该指定行为所需劳力及费用、交易惯例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双方在广告完成之后，合意决定报酬。若酬金大于费用的，酬金可以包容费用。
（三）、关于报酬请求权的限制
所谓报酬请求权的限制，是指依法规定某些拾得人不得享有遗失物拾得报酬请求权。这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由于职责所在，某些拾得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将有悖于弘扬高尚道德，故各国立法均有对此施加限制者。如日本遗失物法规定，公法人不得请求酬劳金（第4条），德国民法典规定，公立机关或为公共交通服务的交通机构的公务员在工作场合拾得遗失物时，不得请求报酬（第978条）；瑞士民法典第722条第3款规定：住房、承租人或公共场所管理机关在其住宅内或在其管理的公共场所拾得遗失物，无拾得报酬请求权。笔者认为，在我国立法上亦应对遗失物拾得报酬请求权进行限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有维护公众财产安全义务的公民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拾得遗失物不得享有报酬。这些拾得人的根本任务在为人民服务，因此无取得报酬之理。如公安机关性质有维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义务，如其有报酬请求权显然不当。
第二，没有尽归还拾得物的相关义务的拾得人不享有取得报酬的权利。拾得人侵占遗失物，违反应尽的义务如通知、报告、保管、交付义务，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丧失费用补偿请求权、报酬请求权。
（四）、关于报酬请求权的放弃。
请求报酬既为一种权利，权利当然可以放弃，在现实生活中，拾得人无偿将遗失物归还失主的情况也是有的，此种行为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我国应该确立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制度，现在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去完善这一制度，而非是否要确立。
「主要参考资料
1、梁慧星、陈华彬（编），《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徐炳：《买卖法》，经济时报出版社，1991年版。
3、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彭万林（编），《民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非遗数据报告篇7
1、利用100万元扶持资金，深入做好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发展。一是对__籍名人刘完素、冯国璋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研究。目前已会同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工作小组，并组织人员正在查阅《__县志》、《__府志》等资料对__籍名人刘完素、冯国璋两人的生平进行搜集、整理，计划年底前完成对刘完素、冯国璋两人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为2016年编写出版传记系列丛书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二是对诗经文化、戏曲文化等__特色文化的研究，收集、整理历代反映社会、文化、民俗等情况的历史资料，编辑出版《历史文化专辑》。目前已会同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工作小组，组织人员对诗经文化以及历代反映社会、文化、民俗等情况的历史资料进行梳理。计划年底完成编目任务细化分解工作，并责任到人，主要包括方言卷、谚语卷、典籍卷（__籍人氏著作、__官员著作、地方文献、方志、党史、文史）、地名卷（村名、城镇街道名、文化遗址名、企业名、河流）、名人卷、民俗卷（节俗、葬俗、婚俗）、风物卷、非遗卷、艺文卷。三是完成《__歌诗》影像资料制作以及出版《__大鼓鼓谱》一书。我局组织人员下乡搜集、整理__歌诗、__大鼓鼓谱资料，截止目前已录制了30首歌诗资料，搜集、整理了80套__大鼓鼓谱，以上两项工作于11月底前完成。四是普查、盘清我市文化资源家底，分级分类建立资源名录、资源数据库网站。目前已会同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工作小组，我们正在整理出土文物、馆藏典籍录入工作，建立资源目录。计划年底完成文化资源名录的整理工作以及文化资源分类分级初步登录工作。主要包括遗址遗迹、馆藏典籍、出土文物、文保单位、非遗传承。五是争取承办国际毛诗研讨会工作。目前我局正与中国诗经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夏传才教授联系，争取承办国际毛诗研讨会。六是争创“中国曲艺之乡”。目前一是我局正在向省曲协、中国曲协跑办申报“中国曲艺之乡”有关事宜，二是组织专业人员提前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2、投资80万元，举办第二届“中国__西河书会。我局及时对第一届西河书会进行了总结。一是对第一届西河书会演出节目进行了录制合成；二是河北省电视台杂技频道、河北省广播电台等30多家媒体对第一届西河书会惠民演出节目多次播出报道；三是将第一届西河书会座谈会内容印辑成册；四是积极与河北省曲艺家协会、河北省非遗中心等单位沟通联系，共同起草了《关于举办第二届中国__西河书会的建议报告》；五是正在全省范围内征集西河大鼓作品，现已收到十三首作品。
3、做好文化市场日常监管和“扫黄打非”工作。一是规范行政审批，严把市场准入关。审批项目办理工作，严格遵循“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提高效率，缩短审批时限，上半年审批一家。二是强化文化场所的安全检查，保持了高密、高压态势。在检查中发现存在安全问题的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并实时跟踪各经营单位的整改和复查，确保了上半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三是加大网吧违规行为的查处工作。加强网吧执法监管，大力推进网吧技术监管平台建设，采取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的方式对全市的网吧进行监控，切实做到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与往年同期相比，网吧投诉和违规现象呈明显下降趋势，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四是加强娱乐场所的监管工作。根据上级通知精神，召开全市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生产知识培训会，对歌舞娱乐场所非法音像制品和播放含有禁止内容的曲目和画面进行全面清查。五是完成了对全市出版物印刷企业、零售企业的日常监管工作及行政审批工作。六是配合市法院审判了左氏非法经营案。七是围绕本年度“扫黄打非”工作的重点和任务，扎实有效的开展“清源2015”、“净网2015”、“秋风2015”、“三假”等一系列专项活动。上半年出动执法人员364人次，检查印刷企业28家次，检查复制企业56家次，检查书店38家次，收缴出版物80000页半成品。
4、做好广播影视管理工作。一是2015年初根据上级要求，完成全省城市数字影院基础信息统计上报工作。二是4月份会同市电视成全省了第二批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覆盖摸底工作。三是开展整治广播影视社会管理集中整治工作。通过整治行动净化声频荧屏环境、治理违法违规广告、治理违规设置广播电视频道、规范卫星电视传播秩序、清理互联网有害视听节目、整治违规有线电视小片网，坚决制止乱播滥放，严厉查处违规播出行为和播出内容，确保了广播影视舆论导向正确、节目内容健康、播出秩序规范，为全市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文化环境。四是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广告行为。针对__电视台广告播出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按照《大众传播媒体广告审查规定》要求，对照整治重点和主要内容，对在播和备播广告进行了认真排查，对查出的虚假违法医药广告播出现象进行了整改。会同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对果
子洼乡进行了挨家挨户地毯式排查，经查未有违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信息现象出现。5、做好旅游工作。一是2015年度旅游项目专项资金申报。2015年我局申请河北省旅游局旅游发展专项资金11万元，其中6万元用于__市通博园博物馆星级卫生间建设，5万元用于__府署景区，目前专项资金已拨付到位，专项资金严格按照文件要求使用，我局跟踪了解财政资金项目执行、资金使用和财务管理等情况，确保了财政资金专款专用。二是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功能完善工作。根据上级部门通知精神，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更好地发挥纪念设施、遗址和教育基地的功能，我局对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功能进行了完善。目前，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蜡像已制作完成，已安装完毕；残疾人通道及真武庙护栏已安装完毕；为改善纪念馆展馆主体质量和卫生间标准，于6月初对展馆主体屋顶防雨彩钢和移动卫生间进行招标，目前已开标，待签订施工合同后即可施工。三是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基地申报及乡村旅游“百千万品牌”推介工作。1、根据上级通知精神，我局经过反复调查、筛选，最终确定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基地申报项目。目前，已向沧州市文明办进行申报。2、为落实好我市“百千万品牌”工作，我局对全市乡村旅游项目及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进行梳理，最后确定通博园博物馆馆长张树通作为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进行申报。
6、做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一是积极组织相关材料，拟将大朱村指挥部、孙际昌申报为__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对瀛州镇山张庄村张树通的私人博物馆正在申报中。二是完成了国保单位光明戏院数字平台的传输报送工作。三是配合市国土局完成了全国地情普查工作。
7、搞好群文活动。一是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市图书馆举办了《女读者风采图片展》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展示了女读者的文化素养，激发了女性读者热爱生活和学习新知识的热情。二是在“世界读书日”活动当日，市图书馆、新华书店等相关部门，在瀛海公园广场联合举办了以全民阅读为主题的读书活动，读书者达到两千人，取得了较好地效果。三是市图书馆举办了“图书漂流活动”，此次图书漂流活动走进曙光小学、往来咖啡馆，收到了一致好评。四是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根据上级部门通知精神，市文化馆完成了省抗战胜利70周年巡演的节目筹备工作以及组织筹备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书画作品展。五是部级西河大鼓传承人张领娣参加中央六套《远方的家》专题节目的录制，并演唱了传统曲目西河大鼓《绕口令》。六是市文化馆组织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并先后组织声乐、书法、绘画、曲艺讲师到二实验、三实验小学进行培训讲学。七是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河大鼓骨干人员参加京津冀举办的西河大鼓培训。
8、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交办的临时性任务。一是完成了瀛州水系公园文化布展工作。二是完成府衙回迁安置房交接工作。三是积极配合市民政局申请千年古县文字资料初稿工作。四是正在开展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1、利用100万元扶持资金，深入做好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发展。一是继续做好对__籍名人刘完素、冯国璋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二是组织人员，继续做好诗经文化、戏曲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三是完成《__歌诗》影像资料制作以及《__大鼓鼓谱》一书的出版工作。四是完成对我市遗址遗迹、非遗传承的整理、录入工作。五是组织人员于六月下旬赴石家庄拜访中国诗经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夏传才教授，研究相关事宜，争取承办国际毛诗研讨会。六是成立专业队伍，培养专业人才，做好争创“中国曲艺之乡”前期准备工作，待上级通知下达后，积极申报“中国曲艺之乡”。
2、投资80万元，举办第二届“中国__西河书会”。
一是组织相关专家对征集到的作品进行审核；二是对书会建设进行研讨。书会组委会将于6月20日至21日，邀请国家曲艺家协会、河北省曲艺家协会、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等单位领导、专家到我市召开西河书会建设性研讨会，举全局之力为举办好第二届西河书会做好准备，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__西河书会”。三是利用一切办法抓紧培养新人。
3、做好文化市场日常监管和扫黄打非工作。继续加大网吧、演出、娱乐市场的监管力度，重点解决城乡结合部、农村乡镇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和部分网吧锁闭门窗超时营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问题。严格按照上级“扫黄打非”部署，落实各项专项活动，抓稳抓实，加强对印刷复制企业，书店的检查，对城乡结合部，车站等敏感地区，进行巡回检查，不留死角，确保不出任何问题。
4、做好广播影视管理工作。一是严厉打击非法安装地面卫星接收设施，防止“__功”分子利用中新二号和韩星五号转播“__功”电视节目。在加强日常管理的同时，组织两次大的突击清理检查活动。二是加强广告管理。按上级要求对广告播出进行监督检查，防止超时播出和违规插播，净化荧屏。
5、做好旅游工作。将继续对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进行保护维修，同时与沧州市旅游局联系，对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通博园博物馆aa景区进行申报。
6、做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一是完成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二是完成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三是完成山张庄博物馆的申报审批工作。
7、做好群文活动。一是开展“你读书我买单”阅读活动。二是开展“走进诗词天地感悟经典之美”燕赵少年读书系列活动。三是开展图书漂流进乡镇活动。四是举办“牵手京津冀，欢乐进万家”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非遗数据报告篇8
考古档案的管理特点
1 考古档案是考古工作的伴随物。考古档案资料是指在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过程中形成的所有记录资料，是文化遗存和文物的附属档案，是进行考古学和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也是文化遗产的有效组成部分。这一特点说明，考古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应保持项目成套，并与相关文物一并保存。
2 考古档案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考古档案的形成始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而后在收藏、鉴定、修复、流动等过程中都将不断产生新的档案，直到该文物“寿终正寝”为止。这一特点说明，考古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只能采取跟踪追加的方式进行。
考古档案的归档范围
1 考古发掘文件，包括对发掘地点、时间、方式、方法、发掘人、发掘过程等的记录。
2 考古工作文件，包括勘探发掘过程中形成的合同、协议、发票、初步鉴定文书等。
3 工作方案、经费预算表，考古协议书、要求考古的申请及批复、考古完毕通知书、工作日记、探方记录、各类登记表格、各类图纸、照片、录像、专家论证材料、发掘报告或简报等。
4 各类与考古业务有关的文件，包括对工作计划、工作记录与总结、研究成果报告等文件。
考古档案的管理要求
考古档案的形成是深入了解考古工作及挖掘文物内涵的一项科学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原始记录、原始资料归档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了解相关考古工作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研价值的过程，要求业务人员和档案员应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分工协作，责任到人。
1 考古档案资料的收集。收集工作是档案管理工作的起始环节，要求我们抓好源头，以确保考古档案的收集不繁杂也无遗漏。在考古工作之前，对资料进行规范统一要求，如记录本的规范统一、图纸规格的统一、摄录像及照片的统一等都应有科学规范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为规范管理提供保证。考古遗存所包含的信息是丰富多样的，但并非每个发掘者对这些信息都能认知，只有发掘者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全面、客观、真实地进行记录。考古发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尽量全面地收集资料。目前方兴未艾的科技考古正在大大地丰富考古学者的学术视野，在考古发掘中，专业技术人员要进一步完善应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技术手段，努力进行新的探索，使获取的信息资料更加丰富，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信息。
2 考古档案资料的整理。由于考古报告是发掘者发掘水平及研究水平的集中体现，仓促的时间要求对有着大量发掘任务的发掘者来说，势必会造成编写报告质量的下降，不能尽显发掘者的真实水平。尽管有困难，但也应及早安排报告的编写，制定专门的整理计划，责任到人，绝不能无限期拖延，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以免物是人非，为考古事业带来人为的损失。当然最好是发掘、整理、编写三个环节同步进行，这样可以增强考古报告的时效性。应坚决避免只发掘，不整理的现象，只有报告的完成，文物及原始材料移交有关资料管理部门后才能算是考古工作的真正结束。对于历史积压报告，应制订专门措施，对确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进行资料整理的，应由发掘单位与发掘者协商，另行安排其他人员对资料进行整理，不因人废事，以保证发掘报告的出版。针对报告的编写可专门签订协约，在署名等问题上使发掘者的发掘成果得以体现。
3 考古档案资料的检索。检索系统可有两种模式：一种以地域为线索(如地市)，专题项目以项目为线，另一种是以时代为线索，按“分散制作、集中归档”的原则建档。为便于考古档案的管理和检索，考古档案应编制分类案卷目录和专题目录等检索工具。有条件的应当利用计算机建立机读目录。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与数据库管理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其在考古学资料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好的前提条件。图像信息的数字化便于考古图像信息的后期处理，有利于重要遗迹、遗物图像信息的及时回馈；文字资料的数字化便于快速检索、远距离传输、资料共享以及高密度存储。因而，其在考古资料的管理应用上前景十分广阔。
4 考古档案资料的移交。考古结束后，资料的移交(或备份)是十分必要的。为充分尊重考古界流行的知识产权问题，应制定相应制度：备份资料在正式报告未发表之前，一般应不提供借阅(除经单位领导及发掘者允许外)。对于近期无编写发掘报告计划的发掘工地，发掘结束后也可将全部资料移交资料管理部门保管，等发掘报告编写计划制定后再从资料管理部门借阅，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资料管理之法。
在考古工作之前，对应移交的考古资料提出规范化要求十分必要，接收资料的规范是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基础。制定严格的考古档案移交制度，使考古发掘材料(即照片、摄像、绘图、年度发掘报告)等文字材料，按年度及时移交到档案室，由档案员经过整理、鉴定、归档。资料的规范性也应体现在新接收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上，如有的数码照片无明确的探方号、墓号或器物号等，这会给以后的查阅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新增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的规范要求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进行资料移交时，档案员应严格按照规范化标准接收资料，不合要求的，档案员有权退回发掘者重新整理完善后再行接收。
为避免档案移交拖欠现象，除建立严格的档案移交制度外，应把考古档案管理工作纳入各部门的年度工作目标，这样才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门及时将考古发掘材料和勘探材料移交到档案室。
如何对考古档案资料进行规范化管哩，使其更加有效地发挥利用，除加强瞄案资料的获取，整理，移交等到各个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外，还应做到：
首先，要提高对考古档案资料重要性的认识，考古档案是出土文物的附属档案，因而对其重视程度应上升到与文物同等重要的程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考古发掘单位要成立专门的考古档案管理部门，专人管理，这也是考古档案资料规范管理的基础。同时，考古档案应根据考古发掘及后续工作等不同需要，编制重要考古发掘报告等汇编资料，积极主动地为考古工作服务。
非遗数据报告篇9
一、普查工作的目的、意义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是全面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普查时间和范围
（一）时间：20*年4月至20*年6月
（二）范围：凡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在普查范围内，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宇宙和社会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艺；与上述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具体参见《普查手册》）。
三、普查工作的指导原则
（一）全面性
1、普查应涵盖本地所有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
2、注重吸纳以往调查成果，对已调查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行认真复查和核对，注意了解其现状。
（二）真实性
1、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和原貌。
2、确保普查内容和成果真实可靠。
3、杜绝提供虚假材料。
四、普查工作的组织机构
成立进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五、普查工作的步骤
（一）普查准备阶段（20*年4月——10月）
1、制订普查工作实施方案。
2、选调人员和配备必要设备。
3、选派人员到省、市参加培训。
4、拟订普查提纲、制作普查登记表格。
5、举办全县文化站长培训班。
6、各乡镇自查。各乡镇文化站根据普查内容对本乡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摸底，记录好详细方位及传承人情况。
（二）实地普查阶段（20*年11月——20*年底）
1、按照普查项目和乡镇文化站提供的情况，县普查工作组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形式和内容包括普查、典型调查、专项排查、专题调查、传承人专访、群众访谈、数据统计、现场摄像录音等。
2、普查一律要填写表格，记录普查日记。每进行一乡（或一村）调查，都要在普查地图上作出标记。普查中采集的民间作品、搜集的民俗实物和民艺作品、调查采访时填写的表格、绘制的普查地图、摄制的照片与录音录像，均应登记造册。登记的项目，除了文本、实物的名称、内容简介、类别等外，还应包括讲述者、传承者、提供者的年龄、性别、居住地，标明普查人员的名单、普查时间、普查地区等。
（三）普查总结阶段（20*年1月——20*年6月）
在原始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疏理、汇总并形成以下资料：
1、普查工作总结报告，其内容包括：普查工作的时间、地点、人员安排、经过及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分布、现状、价值、传承人名录、对保护的设想等。总结报告以文字为主，5000字以上。
2、立体地、形象地、真实地、全方位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即文字、摄影、摄像的同步记录资料。
提交的照片要求由不少于500万像素的数码照相机拍摄。每个项目交不少于10张6寸大小的照片，每张照片要配齐文字说明，注明项目的步骤、产生的过程等。普查过程中注意收集保存各个阶段的工作照片（包括与老艺人交谈的照片）。
提交的摄像资料片要求拍摄项目产生的全过程，反映图像的同时要配文字和语言说明。
提交的每个项目的文字、图片说明，要求清楚详细；传承人的情况要作详细的介绍，除填写调查表格外，还应用文字说明其现状、生平简介、技艺程度、传承等情况。普查表格参见《普查手册》。（文字材料统一用a4纸制作）
为了对普查对象进行规范化记录与收集，并使普查中所获资料（文字、图片、音像等）和实物得到标准化和序列化的登记、存档、保管，要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进行分类编码。
3、提交的地图二种，即：绘制全县总体分布地图和项目分布地图。
4、提交全县保护项目清单，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目录、重点抢救项目名单分期保护项目名单等。
六、几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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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列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第三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真实性和整体性的保护原则。
第四条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全国范围内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监督该项目的具体保护工作。
第五条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制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体规划，并定期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规划，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并于每年十一月底前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提交保护规划本年度实施情况和下一年度保护工作计划。
第六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确定保护单位，具体承担该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保护单位的推荐名单由该项目的申报地区或者单位提出，经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审议后，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
第七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者相对完整的资料；
（二）有实施该项目保护计划的能力；
（三）有开展传承、展示活动的场所和条件。
第八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全面收集该项目的实物、资料，并登记、整理、建档；
（二）为该项目的传承及相关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三）有效保护该项目相关的文化场所；
（四）积极开展该项目的展示活动；
（五）向负责该项目具体保护工作的当地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报告项目保护实施情况，并接受监督。
第九条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统一制作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标牌，由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交该项目保护单位悬挂和保存。
第十条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给予必要的经费资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对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给予资助。
第十一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根据自愿原则，提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名单，经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评议后，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完整掌握该项目或者其特殊技能；
（二）具有该项目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第十三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传承义务；丧失传承能力、无法履行传承义务的，应当按照程序另行认定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怠于履行传承义务的，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
第十四条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有条件的地方，应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或者展示场所。
第十五条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制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等级标准和出入境标准。其中经文物部门认定为文物的，适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和相关实物资料的保护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妥善保管实物资料，防止损毁和流失。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鼓励、支持通过节日活动、展览、培训、教育、大众传媒等手段，宣传、普及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促进其传承和社会共享。
第十八条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依存的文化场所划定保护范围，制作标识说明，进行整体性保护，并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可以选择本行政区域内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第二十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名称和保护单位不得擅自变更；未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标牌进行复制或者转让。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域名和商标注册和保护，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一条利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艺术创作、产品开发、旅游活动等，应当尊重其原真形式和文化内涵，防止歪曲与滥用。
第二十二条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含有国家秘密的，应当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密级，予以保护；含有商业秘密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或者捐赠资金和实物用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十四条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对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五条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定期组织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情况的检查。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严重警告，直至解除其保护单位资格：
（一）擅自复制或者转让标牌的；
（二）侵占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资料的；
（三）怠于履行保护职责的。
第二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变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称或者保护单位的；
（二），致使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文化场所及其环境造成破坏的；
（三）贪污、挪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经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