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护理的定义篇1
一、充分认识加强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见义勇为是指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以及协助有关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进一步加强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对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维护我区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全区各单位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一区双城”同发展共繁荣的战略构想，把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内容，与其他各项工作同部署、同要求、同检查、同评比、同落实。
二、明确加强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的目标任务
全区各级综治部门要积极做好见义勇为工作，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并把见义勇为工作成效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体系，要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主动协调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单位，落实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的具体事宜。
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把见义勇为工作当作公安工作的一个重要事项，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切实保护好见义勇为人员，配合综治部门、见义勇为工作机构在行为确认、动员群众、调查取证等方面，做到行动及时，认真负责，保护有力，保障和推动见义勇为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三、建立健全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的组织机构
（一）进一步借鉴外地经验，成立“西湖区见义勇为工作协会（理事会）”，并制定章程和有关制度。“协会”主要职能是：确认、审核、报批和推荐见义勇为先进事迹，管理和使用见义勇为基金及其利息，表彰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协会”受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领导，日常业务主管单位为区综治办，区综治办要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对见义勇为工作的检查、监督和指导。
（二）各街办（镇、管理处）要成立相应组织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隶属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管理，主要职能是收集、确认、审核和上报见义勇为先进事迹工作
（三）各社区（村）要指定专人负责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主要职能是收集和上报见义勇为先进事迹，形成贯通全区上下的见义勇为工作网络。
四、完善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的措施
依法维护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是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的基本要求，根据我区实际，进一步规范见义勇为的确认、救助、奖励、保护工作程序，调整表彰奖励标准，形成比较完善的见义勇为保障体系意义重大。
(一)本区公民（指具有本区户籍的公民）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见义勇为；非本区人员（指本区户籍以外的公民）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见义勇为；本区公民在本区行政区域外的见义勇为均按此意见执行。
(二)区人民政府根据见义勇为人员的事迹，授予“西湖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颁发证书；其中一般见义勇为行为，一次性奖励人民币1000-2000元；在见义勇为过程中造成流血并负伤较轻的，一次性奖励人民币3000-5000元；在见义勇为过程中负伤较重或造成肢体残疾的，一次性奖励人民币1万-3万元（并申报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在见义勇为过程中牺牲的，一次性奖励人民币伍万元（并申报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负伤的人员，应当及时送医院救治；医疗机构应当积极组织抢救和治疗，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或拖延。救治见义勇为负伤人员的费用按《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无工作单位且生活困难在本区发生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医疗期间，由协会从见义勇为专项资金中给予每月不低于本市当时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经济补助。
(四)因见义勇为致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企业职工、无工作单位人员，其伤残等级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评定。因见义勇为致残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伤残等级由民政部门参照有关优抚规定评定；户籍在本区的伤残待遇所需经费，由协会从见义勇为专项资金中支付。在评残过程中，区卫生医疗机构等部门要给予积极配合。
(五)因见义勇为牺牲，其抚恤按照国家有关因公（工）死亡规定办理；国家没有规定的，户籍在本区的协会或民政部门从专项资金中给予一次性抚恤金。
(六)见义勇为人员伤残后尚有一定劳动能力而无工作单位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有关规定解决就业；生活不能自理且家庭供养困难的，经本人申请，由区民政部门按照规定批准或报市级民政部门同意后，可以安置到相关福利机构。
(七)因见义勇为牺牲或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其家属没有生活来源的，由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其家属就业；愿意从事个体经营的，由区工商、税务等部门给予优先办理证照、减免有关税费等照顾。
(八)对获得“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的牺牲和一至四级伤残人员的子女，在入托、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时，区教育部门在同等条件下予以照顾。
(九)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的外地务工人员，劳资关系在本市辖区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等。
（十）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应由事发地综治部门和见义勇为工作协会共同负责，接受当事人的申请，并按照确认条件在7个工作日内对发生在行政区域内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并完整准确地填写《见义勇为审批表》，上报区级见义勇为工作协会和综治部门进行审批。
（十一）对事迹特别突出的或在见义勇为行为过程中英勇牺牲的应当及时表彰，在区级表彰的基础上，要积极向全国、省、市推荐表彰对象，对集体见义勇为或其他见义勇为行为实行年终统一会议表
（十二）见义勇为发生地的街办（镇、管理处）综治部门或区见义勇为工作协会要对每个发生在辖区的见义勇为人员建立档案资料，要详细记录见义勇为人员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情况，工作、生产、学习情况，享受烈士抚恤、低保情况，经济收支情况，伤残费用情况等，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社区护理的定义篇2
关键词：传统社区；遗传资源；行政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090-02
本文采用理论研究的方法，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从不同视角和层面阐述遗传资源保护的立法模式、具体制度设计、惠益分享安排等内容。学界对传统社区遗传资源是纳入传统知识范畴还是遗传资源范畴尚存争议，而争议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看待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的关系[1]。本文尚且将传统社区遗传资源作为众多遗传资源的一种，重点就传统社区遗传资源行政保护模式进行文献综述如下：
一、传统社区遗传资源行政保护的概念
（一）传统社区遗传资源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遗传资源的定义大都是引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对遗传资源的定义，即“遗传资源”（genetic-resources）是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遗传材料”（geneticmaterial）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中国国家环保总局认为：遗传资源是指具有实用或潜在实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的材料，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的Dna、基因、基因组、细胞、组织、器官等遗传材料及相关信息[2]。印度为保护本国的生物遗传资源制定了《生物多样性法》，该法没有使用“遗传资源”这一概念，而是使用“生物资源”的概念。法学博士张小勇通过对印度遗传资源立法的考察，提出立法者之所以使用“生物资源”的概念，是因为在很多情形下，遗传资源往往包含在生物资源之中，如欲获得其中的遗传资源，需要借助有关技术和设备进行分离和提取。这意味着获取遗传资源必须以获取生物资源为前提[3]。
遗传资源的载体是遗传材料，核心是遗传信息。《生物多样性公约》对遗传资源的定义是从遗传资源的载体――遗传材料出发的，突出其物理属性，而忽略了隐藏在遗传资源内的遗传信息。印度《生物多样性法》在本国生物技术不太发达的情况下，采用“生物资源”的概念来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遗传资源，将遗传资源与生物技术联系起来。基于此，笔者将遗传资源定义为：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任何材料中含有的具有实际和潜在价值的遗传功能信息。
本文所探讨的是传统社区遗传资源，作为众多遗传资源的一种，传统社区遗传资源与本土居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经过本土居民多年的积累和传承，已经超越了“上帝给予的礼物”的范畴，而通常包含了人们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和才智[1]。传统社区遗传资源应当具备以下因素：第一，在传统或世代相传的背景下产生、保存和传递；第二，与本土居民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第三，该遗传资源的形成凝聚了生活在该传统社区数代人的劳动和智慧。因此，传统社区遗传资源排除了野生动植物资源，植物新品种，而特指与传统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动植物遗传资源。
（二）遗传资源行政保护的概念
当前我国学术界鲜有对遗传资源行政保护的研究，更没有对遗传资源行政保护做出一个权威定义，笔者试图通过对著作权行政保护、专利权行政保护等概念的分析对比得出遗传资源行政保护的概念。我国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双轨制”，参与我国著作权法制订与修改的沈仁干先生曾经指出：“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处理侵犯著作权行为，可以说是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一个特点”[4]。由此，著作权行政保护可定义为：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处理著作权纠纷、查处著作权违法行为（如行政处罚）等一系列行政执法活动的总称。
笔者认为，学术界对“行政保护”的定义一般是与“司法保护”对比做出的。司法保护强调司法机关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作用，而通过对上面著作权行政保护、专利行政保护的定义阐述，不难发现：“行政保护”突出拥有公权力的行政机关在纠纷处理、违法行为查处过程中的作用，其中一方主体必定是行政机关。由此，遗传资源行政保护的定义可表述为：主管遗传资源的行政管理机关（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依法处理遗传资源纠纷、查处遗传资源违法行为等一系列行政执法活动的总称。
二、传统社区遗传资源权的主体
资源实现配置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主体明确，讨论传统社区遗传资源行政保护的前提也应明确传统社区遗传资源权的主体。近年来，对于传统社区遗传资源产权配置模式的探讨国内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主张遗传资源的国有制，即国家是遗传资源的所有权人，但同时提出国家还应当建立遗传资源利用反哺机制，对为遗传资源和与此相关的传统知识做出突出贡献的土著和地方社区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5]；二是主张将遗传资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相分离，国家在宏观上享有遗传资源的所有权，传统社区对其中经过数代人保护、保存的遗传资源享有支配权[6]；三是主张遗传资源多种产权配置模式共存，林业植物野生品种由国家所有，林业植物传统品种由农民―社区所有，林业植物新品种由私人所有[7]。综观上述，无论哪一种观点，都围绕着一个焦点，即在遗传资源保护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将行政机关的管理职权同传统社区居民的自主性结合起来。至于哪种产权配置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目前只存在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学者们还未达成一致意见。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尝试性地建立遗传资源行政执法机关与传统社区的协作机制。
三、传统社区遗传资源行政保护模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优化配置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遗传资源亦是如此。正如学者所言，遗传资源具有强外部性，遗传资源保护制度中融合了公共政策的多元价值[8]。因此，在遗传资源保护中，行政机关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根据所阅读的参考文献以及自身体会，从行政机关和传统社区之间关系不同的角度，形成三种利益主体主导模式，即行政机关主导型模式、传统社区主导型模式以及行政机关与传统社区协调型模式。
行政机关主导型模式。在行政机关主导型模式下，行政机关通常对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实行严格管制。在这种强政府模式下，行政机关一般享有广泛职权，其职权范围包括：对惠益分享事项设立最低标准，负责处理协定的申请、审查并予以批准或拒绝，批准后监督协定的严格遵守，确保遗传资源短期惠益分享及时到位，掌握中长期惠益的渐进情况，保护地方、社区的权益[9]。行政机关主导型模式要求明确管制范围，制定有效的获得公平惠益分享及技术转让的准则，建立高效履行机制和监督方案。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例如有学者提出：尽管遗传资源具备公共物品的特征，国家可以从公权保护的层面加大对遗传资源的保护力度，积极履行政府的保护职责，但仅仅将遗传资源保护中的全部重任寄托于政府的单方面努力显然是不够的。应当看到在遗传资源的保护过程中，调动地方及原住民的积极性对于实现遗传资源的保护及利用意义重大[10]。
传统社区主导型模式。传统社区主导型模式实施的前提必须承认传统社区遗传资源由社区集体所有或所有权虽归国家，但支配权由社区持有。该模式突出传统社区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在遗传资源惠益分享中的作用，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获取申请者同传统社区订立惠益分享协议，按照协议进行惠益分享活动。这种模式可以极大地调动传统社区居民保护遗传资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传统社区作为一个独立市场主体参与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活动，可以有效解决单个主体势单力薄的局面，但该模式同样存在一些弊端。
行政机关与传统社区协调型模式。所谓“协调型”是指既注重行政机关的管理职权，又强调传统社区自主性的发挥。遗传资源的获取申请者需要获得行政机关和传统社区的双重同意，一方面，必须首先征得传统社区的同意；另一方面，该活动还必须征得行政机关的许可。在具体制度设计时，传统社区可以在行政机关的引导下成立一个行业协会，由行业协会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参与到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同时，应当建立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的沟通、协调机制，行政机关应强化对行业协会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对行业协会开发和利用遗传资源过程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对行业协会与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者签订的惠益分享协议进行严格把关，在保护传统社区利益的同时，不会致使该协议的执行危害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四、总结
在我国，传统社区遗传资源权属归国家所有还是归传统社区所有尚不明确，或者将国家所有与社区支配权分离，学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但无论是主张哪种产权配置模式，都紧紧围绕着一个焦点：如何更好地将行政机关的管理职权同传统社区居民的自主性结合起来。围绕这一主题，我们比较了行政机关主导型模式，传统社区主导型模式以及行政机关与传统社区协调型模式三种不同行政保护模式，在这三种行政保护模式中，行政机关以及传统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有所差异。最后提出行政机关与传统社区协调型模式比较适合未来我国对遗传资源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杨明.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J].法商研究，2006，（1）：115.
[2]期海明，姜志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制分析[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1）.
[3]张小勇.印度遗传资源立法及其启示[J].法商研究，2007，（1）：123.
[4]文宁.关于著作权行政保护的思考[J].商业时代，2006，（35）：50.
[5]罗晓霞.遗传资源保护路径选择的理论基础[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11（3）.
[6]张海燕.遗传资源权权利主体的分析――基于遗传资源权复合式权利主体的构想[J].政治与法律，2011，（2）.
[7]吕祥熙.林业植物遗传资源产权配置问题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
[8]罗晓霞.遗传资源保护的立法模式探讨[J].河北法学，2011，（9）.
社区护理的定义篇3
关键词：社区；特殊人群；家庭病房；护理措施；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G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83（2012）11-0382-01
社区护理即是面对社区内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团体的健康服务工作，如健康教育、健康指导、家庭护理、康复指导、患者及健康人的营养指导、妇幼及老年人保健及心理咨询等[1]。近些年来，社区文化及社区医疗获得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也逐步获得了社会和医疗学者的重视。我社区对辖区内特殊人群实施家庭病房护理管理措施获得了较好效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管理服务对象
我社区内精神障碍患者36例，残疾运动障碍患者42例，心脑血管意外卧床患者44例，共122例，其中男性患者60例，女性患者62例，年龄38-72岁，平均年龄（60.5±5.5）岁，所有患者均为限制行为或是限制运动障碍患者。
2护理方法
2.1传统护理方法：在实施前主要采用的传统的护理管理方式，主要措施是定期对社区内管理122例特殊人群进行访视，给予治疗和护理方法的指导，进行生活饮食的指导。
2.2家庭病房护理管理措施：对我社区管辖内的特殊性患者建立家庭病房护理管理措施，方法如下：（1）饮食生活护理干预指导：依据患者的情况制定规律的饮食习惯，保证患者摄入足量营养及维生素，以定量、定时、营养均衡为主要原则，低盐、低脂、高维生素降低糖分的摄入。增加粗纤维食物及蔬菜的使用量，尤其是对卧床患者，要注意保证大便通畅。（2）运动管理措施：对精神障碍患者应进行适当的增加体育运动，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患者患病能力，对卧床患者应适宜的增加床上运动，对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应限制其体运动，减少心脑负担，严格执行下床运动的标准，避免过早下床运动导致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3）药物治疗：对患者实施严格的药物管理，尤其是针对精神障碍患者治疗药物，严格要求患者家属定期定时定量的发放治疗药物。（4）心理干预护理：对特殊患者实施心理干预措施，同患者及家属进行良好的沟通，增加对患者的关心和人性化关怀，增加相互患者及家属的相互信任，提高治疗依从性。（5）健康教育干预：对社区内特殊人群实施家庭健康教育知识的讲解，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的重视和患者家属对患者的关心度。（6）防止并发症：要积极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对卧床患者要注意褥疮和肺内感染的发生发展，要积极的预防和治疗。
2.3统计方法：统计学分析选用SaS8.0统计软件，以x±s表示计量资料，应用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p
2结果
2.1对比护理管理措施实施前后：分别对实施管理措施及前后进行100份的问卷调查，实施管理后患者的生活质量，生活幸福感，舒适感，家庭和睦度及对社区护理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均显著优越于实施管理前情况，差异性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近些年伴随社区医疗服务的提升和进步，社区卫生服务已经走进了每一个家庭，不但提高了每个家庭及整个社区内，居民的疾病防治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也相对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随着社区医疗服务体制的逐渐完善和成熟，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也越来越高。
常规的社区护理服务仅局限于健康教育知识的宣传和社区内就诊患者的护理干预管理，但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残疾患者及心脑血管疾病导致意外卧床患者，这一部分患者的护理干预则发生缺失，近一年来我社区医疗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改进，成立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深入社区，家庭，针对这一部分患者采取建立家庭病房的措施进行护理管理干预，以提高特殊性患者享有高质量的社区护理服务。通过对家庭病房护理干预措施实施前后患者及家属，社区护理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及工作质量均得到了认可和好评。通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庭病房实施前情况但对比实施后，存在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由此可见，社区内特殊人群实施家庭病房护理管理措施，能有效的增加患者幸福感、增加生活舒适感及家庭和睦度，提高对社区护理工作人员的满意度，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适宜应用于社区内特殊人群的护理管理。
参考文献
[1]王化玲，刘书祥，胡玮.社区护理实践探讨[J].卫生职业教育，2008，26（12）：92-94
社区护理的定义篇4
论文摘要：文章认为，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实践，指出建设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文章论述了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作法和生态省论文摘要：文章认为，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实践，指出建设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文章论述了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作法和生态省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生态省建设的建议。论文关键词：环境法，生态社会，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生态社区，生态园区，生态区，生态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引言由于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和各种生态社区、生态园区都是一种区域概念，为简便起见，笔者将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和各种生态社区、生态园区统称为生态区。生态省是行政区、经济区和自然区相互交叉溶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以生态特征为主要标志的区域概念，是建设生态国家的基础。生态省的基础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生态园区和生态社区。生态园区主要是经济区和自然区的交叉和溶合，是发展可循环经济的细胞。生态社区主要是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交叉与溶合，是建设生态社会的细胞。目前，建设各种形式的生态园区、生态社区，发展可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和促进社会生态化，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我国则正处于试点阶段。目前正在我国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陕西等省试验的生态省建设活动，主要包括环境保护、发展生态经济和建设生态社会等内容，主要目标是发展可循环经济、促进社会生态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其中环境保护是中心，发展生态经济和建设生态社会是两翼。一方面，生态省建设不能脱离环境保护这一中心任务；另一方面，生态省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保护问题，还包括发展生态经济和建设生态社会的内容；只有围绕中心、两翼齐飞，将环境保护与发展生态经济和建设生态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在发展生态经济和建设生态社会的过程中深化环境保护，才能实现强省富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发展生态经济（又称绿色经济、可循环经济），包括发展绿色产业、推行清洁生产、产出绿色产品等，落实到基地建设是建设各种生态园区，主要依靠政府宏观调控和指导下的企业组织；建设生态社会（又称绿色社会、可持续社会），包括建设生态市、生态县、生态乡镇、生态村庄等，落实到基地建设是建设生态社区，主要依靠政府领导或指导下的政府基层组织、社区组织和非政府非赢利组织。这种生态省建设，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环境保护，新就新在它是一项将环境保护与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生态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全社会、各行业的共同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正在我国兴起的生态省建设，是在省级行政区（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范围内实现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和综合形式，是强基（加强基础建设）、固本（巩固生态根本）、兴省、富民的根本措施，是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展方式和建设战略的根本转变，是正确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建设生态社会的一个伟大创举。一、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是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国外生态园区、社区和可循环经济、社会生态化的理论和实践，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生态化运动和80年代兴起的可持续发展运动的产物。生态化是与生态学紧密相关的概念。生态学（ecology）一词系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所创造。生态化（экологизация）这个词是前苏联学者所创用，俄文的意思是把生态学原则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中，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最优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生态化实质上是生态学化，简称生态化。这里的生态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综合科学──人类生态学。1.经济生态化与循环经济的法制保障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学的迅速发展，人们产生了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愿望，按照自然生论文摘要：文章认为，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实践，指出建设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文章论述了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作法和生态省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循环经济。90年代之后，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趋势；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普遍采纳，发达国家开始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不少国家的循环经济已经取得很大成效。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它运用生态学规律、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来组织经济活动，使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从而根本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它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传统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或物质单行道流动的，oneway）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循环经济是由“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与环境相和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它使物质和能量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和环境的配置效率，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经济模式正在成为新的世界潮流和趋势，被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桥梁。循环经济下的工业体系在实践上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企业间共生形成的生态工业园区（eco-industrialparks，eips）；由上述两个层次，以及产品消费后的资源再生回收，而形成的“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整体社会循环。生态工业园区是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建立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是实现生态工业的重要途径和基地。生态工业园区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建立工业系统“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和食物链网，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废物可以用作另一个工厂的投入或原材料，实现物质闭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过程的工业生态系统，达到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量最小化。经济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探讨和实践，目前仍处于探索过程。生态园区的实践主要来自企业界、产业界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建设清洁工厂、科学园区的努力。在美国、加拿大等工业园区环境管理先进的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规划建设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最典型的循环经济实例是杜邦化学公司采用的3R制造法（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通过这种方法，杜邦公司1994年生产形成的塑料废物和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比20世纪80年代末分别减少了25%和70%.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成功的一个典型。加拿大的工业园区Burnside，已经建成一个颇有影响和成效的清洁生产中心。在泰国，已经专门设立工业园区管理局。根据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在取得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必须加快制定循环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规范。为了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有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将其法定化。例如，德国于1991年颁布的《危险废物处理法》和《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1994年9月公布，1996年修订），规定到1995年7月1日，玻璃、塑料等包装材料的回收率应达到80%.1998年修订的《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明确宣布：“本法的目的是促进循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废物按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进行清除”；该法规定对废物的优先顺序是避免产生、循环利用和最终处置。该法提出将系统的资源闭路循环的循环经济思想从包装推广到所有的生产部门，把废物处理提高到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高度并建立了系统配套的法律体系，这种法律开创了环保立法的新局面。欧盟其他国家也相继制定了旨在鼓励废物回收利用和绿色包装的法律，例如法国有关法律规定到2009年要有85%的包装废物得到循环使用。日本自1993年颁布新的《环境基本法》后，根据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理念，制定了《容器包装回收法》（1995年）、《日本环境影响评价法》（1997年）、《特定家电产品再商品化》（又称《家电产品回收法》，1998年）、《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1998年）、《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2000年）、《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2000年）、《家用电器再利用法》（2001年）、《环保食品购买法》（又译为《绿色购买法》，2000年）、《建筑废物回收法》（2000年）、《容器再利用法》（2000年）、《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又称《食品回收法》，2000年）、《汽车回收法》）（2000年）、《化学物质综合管理法》（2000年）、《pCB处理对策推进法》（2000年）、《回收？破坏法》（2001年）等法律。其中《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再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又译为《绿色购买法》）、《建筑废物回收法》、《容器再利用法》、《食品循环论文摘要：文章认为，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实践，指出建设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文章论述了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作法和生态省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又称《食品回收法》等7项法律于2001年4月起实施，这被认为将为日本发展“循环型经济”奠定法律基础，提供法律保障。目前日本已经把将废物转换成再生资源的企业形象地归入“静脉产业”，因为这些企业能使生活和工业垃圾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如同将含有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送回心脏的静脉。美国自1965年颁布《固体废物处理法》后，先后在1968年、1970年、1973年、1976年、1980年、1984年多次修订该法，目前称为《资源保护和回收法》；该法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废物再循环和综合利用工作。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污染预防法》，宣布“对污染应该尽可能地实行预防或源削减（SourceReduction）是美国的国策”，规定了以“末端控制”为特征的源削减制度。美国俄勒冈、新泽西、罗德岛等州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制定了促进资源再生循环的法规。2000年12月2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有机农业法》，该法长达300多页，规定在美国不允许用新鲜的人畜粪尿施肥，只能用堆肥；规定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其生产基地必须3年以上不施用化肥、农药。该法的实施对美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2.社会生态化与生态社区的法律保障目前国外所说的社会生态化包括生态社区、生态城市、循环型社会、生态社会、生态社会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其理论来源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特别是人类生态学）、环境学、系统论、未来学等理论。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开宗明义地宣告了一个著名观点，他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中，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形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肯定社会形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肯定自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自然化。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境资源问题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生态运动（又称绿色运动）蓬勃兴起，到80年代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对解决环境问题乏力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满。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解决环境资源问题，占世界人口仅26%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耗着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资源，结果引发出日益严重的全球性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生态社会模式”、“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认为，生态社区和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绿色运动的产物。同时人们发现，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但没有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反而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新情况，推动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深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等观念，认为“自然主义”是遵循“人和自然的统一性”或“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原则：“人道主义”是所有人享有公平的权利和义务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原则；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高级形态，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他们从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研究，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了“生态社会模式”。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和自然不是对立的，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又是社会化（人化）的自然。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实现统一。绿色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在1980年，美国政府发表了《公元2000年的地球》的报告，支持《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同年3月5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1年，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Br论文摘要：文章认为，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实践，指出建设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文章论述了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作法和生态省own）的著作《建设一个可持续的社会》（BuildingaSustainableSociety）出版，明确提出了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大课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社会的观点。他认为只有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处理好生态、经济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最权威且广泛流传的定义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其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中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即里约会议，有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有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有5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2万名代表参加了同时举行的非政府组织大会。这次会议通过、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5个体现可持续发展新思想、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是会议发行最广的出版物，它代表了178个国家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国家承诺；该宣言提出了27项原则，强调“各国应当合作加强本国能力的建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提供了一个涉及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领域的行动计划，是在全球、区域和各国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它还要求各国制订和组织实施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为这次会议做准备并在全球广泛散发的《保护地球──持续生存战略》，即经过修订的《世界保护战略（wCS）》（1991年出版），提出了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9项原则和旨在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而采取的132个具体行动，明确提出了“建立一个可持续社会”的任务。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生态自治主义（ecocomunalism）、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mmarxism）、新马克思主义主义（neo-marxism）、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和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设生态社会的主张和途径。生态自治主义者提出了走向绿色社会之路，这就是创建生态社区或绿色社区；绿色社会是一个合乎自然的、合作和谐的社会，是在生态学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生态社区，是一个在人与人的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消灭了统治、征服与压迫的绿色社会。1965年穆利？布肯（murrayBookchin）发表了《生态学与革命思想》一书，认为，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是整个生物社会的一部分和自然的扩展，是一个生物与人类结为一体、和睦相处的社会。为了走向绿色社会，在美国兴起了所谓“第四世界运动”，意思是如同第三世界努力摆脱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殖民统治一样，他们要摆脱资本主义制度而创造资本主义沙漠中的绿洲。西方社会在建立生态社区的各种尝试中，比较著名的还有：鲁道夫？巴罗主张建立小规模的生态自由区，以解决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吉尔伯特？拉夫伦尼里（GilbertLaFrenniere）把寺院生活范式看作是生态社区的典型，由此形成了著名的生态寺院主义（ecomonasticism）；皮特？伯格（peterBerg）和雷蒙？达斯曼（RaymondDasmann）在1978年圣？弗兰西斯科地球圆桌会议上提出了生物区（bioregion）的概念，生物区是地球与文化心理的共同体，是人类社区与非人自然在特定生态系统的统一。若干个生物区构成生物区域，由此形成了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科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Sale）认为，生物区域是为了保证生态与社会的和谐，而由各个不同的人类社区建立的生物区之间的邦联。在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剧变后，西方学者曾广泛讨论通过绿色市民社会（civilsociety）走向生态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自然革命的要求，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社会革命、自我革命，还有赖于自然革命，或者说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以获得自然的解放，建立一个绿色的、公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法制等社会理性的进一步健全是实现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的基本条件，生态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严格的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即不仅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建立严格的契约和制度，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也要以契约加以规范，在契约的约束下人类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生态领域的契约不同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契约，它不仅包括我们这一代人与自然的契约，还包括我们与下一代人的契约，这是一种潜在的契约，是一种超时空的契约，因为上一代破坏了生态环境，下一代将无法生存。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弊病，上述生态自治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很难取得大范围的成果和大区域的进展，因而往往被一些反对环保的企业家和经济主义者讥笑为不能实现的人类20世纪末期“生态理想国”和“绿色乌托邦”。但是，上述理论和实践，对生态社会化（包括政府的绿化、政党的绿化和政策与论文摘要：文章认为，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实践，指出建设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文章论述了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作法和生态省法律的绿化）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为创建各种形式的生态社区和生态城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考察，西方生态型城市的萌芽产生于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1980年代前苏联科学家奥？延尼斯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思想。当代生态型城市（简称生态市）是一个崭新的概念。生态市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生态良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三个方面保持高度和谐，人与自然、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安全、清洁、优美、舒适，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建设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复合系统。目前国外已有不少城市取得建设生态城市的丰富经验和显著效果，比较成功的有英国、德国、日本等国。英国伦敦非常重视城市生态化建设，大伦敦议会早在1984年就已通过决议，要求政府重视自然保护、城市生态建设特别是保护鸟类等城市野生动物。日本建设省从1992年开始组织专家研究生态型城市建设的基本概念及具体步骤，确定生态市的建设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节能、循环型城市系统；二是水环境与水循环；三是城市绿化。日本北九州市从1997年开始实施环境产业建设、环境新技术开发、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市建设计划，提出了“从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生态城市构想。日本制定的《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2000年），从法律制度上明确了日本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即“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从而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全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从而为在日本建立“循环型社会”奠定了法律基础，提供了法律保障。澳大利亚从1994年开始在阿德莱市实施生态城市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倡导生态文化和人文景观、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大气、水、土壤、能量、生物量、食物、生物多样性、生态敏感地、废水循环等）等12条要求。德国中部的海德堡市，经过生态市建设的多年努力，实现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优美、生态健康、文化繁荣、旅游发达的良性循环，于1996年荣获德国首届环境友好城市奖，1997年获欧洲可持续发展城市奖，成为德国乃至欧洲环境保护的一面旗帜、内卡河畔的一颗明珠，被海德堡人自豪地称为德国环保之都。这些国家通过立法，已经为各种生态园区、社区和城市建立了一套绿色（或生态）法律保障体系，即：绿色秩序制度，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绿色市场制度、绿色产业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等；绿色产销制度，包括绿色生产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绿色贸易制度、绿色包装制度、废物回收利用制度等；生态激励制度，包括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投资制度、绿色税收制度、绿色统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绿色会计制度等；绿色社会制度，包括绿色教育制度、绿色信息（宣传）制度、绿色行政制度、绿色采购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根据德国海德堡市、图宾根市和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城市建设生态城市的实践，国外建设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的主要作法和经验是：第一，生态城市和生态论文摘要：文章认为，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实践，指出建设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文章论述了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作法和生态省社区的建设一定要有理论高度和战略高度，要站得高看得远，否则将产生消极反应。第二，把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城市建设一体化，所谓一体化就是对城市建设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将小区建设、工业、交通、能源等统统“涂上绿色”，使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环境建设协调发展。第三，加强对城市社区的建设，将一个个社区建设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态小区。第四，强调增强城市的生态功能，增强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的和谐共处。第五，生态建设要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又称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是生态城市的支撑和标志，没有循环经济作保证，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是一纸空文。循环经济的重点在工业发达国家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和资源再生产业体系。发展循环经济也不是一句空话，而要建立生态预算、生态指标、绿色会计、环境审计、环境标志、生态标准、生态产业、绿色产品、清洁工厂等体系。第六，重视环境道德、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建设。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的建设由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个方面组成，离不开环境道德、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建设。应该始终将生态道德放在突出的地位，加强环境宣传教育，用各种方式引导人们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亲近大地、保护环境，自觉地将自己的行动溶入到生态城市的建设。二、加强生态法制建设，是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基本作法我国在环境保护和社会生态化方面曾走过一段弯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及其以后所实施的“左”的政策，使全国的土地、森林、草原、江河湖海和野生动植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所带来的后果不是社会的绿化，而是环境恶化、资源退化、山岭光秃化、土地沙漠化。事实说明，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能使我国自动地处理好人与自的关系。1.建设生态区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在我国，包括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生态工业园区在内的各种生态区试点和建设，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建设各种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则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从中共十三届全会之后，我国开始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之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外交部和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提出了“实行持续发展战略”的十大对策。1994年3月，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有120多万字，集中了政府各部门正在进行和将要组织实施的各类计划，包括184个方案领域，内容涵盖了中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具有综合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是中国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一个指导性文件。该议程强调：“逐步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法律体系”，“建立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并注意与国际法的衔接”.该议程的第3章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并特别指出“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定型化、法制化的途径”。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目标、政策和措施。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7月召开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现在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98年8月修订的《土地管理法》、1999年12月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和2000年4月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已经将“促进社会经济（或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立法目的。我国学者于90年代初开始讨论可持续发展论文摘要：文章认为，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实践，指出建设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文章论述了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作法和生态省社会、生态社会及其法制保障的理论，例如，1992年11月，即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召开后不久，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环境法国际学术讨论会议上，笔者发表了“论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关系”的论文，明确提出应“努力研究和促进可持续社会的环境法”，认为可持续社会的环境法“是指适合于、服务于可持续社会的环境法，它既体现了当代环境法的基本特征和作用，又指出了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和目标，也是当代环境法的理想框架与模式”[1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欧阳志远在其1994年出版的《生态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13]一书中认为：生态化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第三次产业革命所造就的技术社会形态是生态化的生物产业社会。从总体上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逐步促使建设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崭新社会，包括促进建立一个以环境正义或环境公平为旗帜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个以环境资源权利体系为基础的良性循环的环境资源市场，一个以环境道德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环关系（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以前，我国进行的是以阶级斗争、所有制关系变革和粗放式经营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进行重大的、实质性的变革。而从传统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到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继政治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制度后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变革，是转变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和观念的革命。这场变革的形式、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影响到社会文化、思想、道德、习惯、法制等各个方面，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咨询委员会委员曲格平在谈到可持续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时指出：“这是一场绿色变革。这场变革虽然没有旌旗猎猎的场面和嘹亮的军号声，但是，它势不可挡，必将冲破一切陈旧观念，建立新的秩序，重塑我们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世界。”[14]2.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生态示范区建设工作，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将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生态工业园区等的建设统统纳入生态示范区建设的范畴。在建设生态园区、社区方面的主要经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根本，领导重视是关键，正确政策是灵魂，法制建设是保障。这里的法制建设包括制定政策、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加强政策和法律的宣传教育、实施和监督。为了推进循环经济，进行生态省、生态市、模范城市、生态县、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1994年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制定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1995年3月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纲要》，明确了目标和任务。从1996年至1999年，全国先后分4批开展了154个部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其中生态省2个（海南省、吉林省），生态地、市（盟、州）16个，生态县（市）129个，其他7个。1999年完成第一批33个生态示范区试点单位的考核验收，2000年3月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命名第一批17个生态示范区。2001年新增13个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试点，85个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到2009年国家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地区已经达到297个。“十五”期间，国家计划新建120个部级生态示范区，100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积极推进海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陕西省、福建省等生态省建设；建立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调蓄区和防风固沙区等15个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40个省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到2009年，使全国6%的县（市、区）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生态良性循环的良好地区。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一批保障生态园区、社区建设的法律法规。到2001年底为此，我国已经制定有关防治环境污染的法律6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后略去“中华人民共和国”7个字）、《论文摘要：文章认为，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实践，指出建设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文章论述了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作法和生态省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律13部，即《森林法》、《草原法》、《种子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文物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防治生态破坏和自然灾害的法律5部，即《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气象法》；城乡建设和区域开发整治法律1部，即《城市规划法》。还有17部与环境资源保护有关的其他法律，即《食品卫生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矿山安全法》、《动物防疫法》、《农业法》、《乡镇企业法》、《建筑法》、《海商法》、《对外贸易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标准化法》、《商标法》、《科技进步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在其他法律部门中也有许多与环境资源保护、生态区法制建设有关的规定和内容，重要的法律有12部，即《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赔偿法》、《行政监察法》。国务院已制定30多件环保行政法规，如《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5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森林法实施细则》（2000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2001年）、《煤矿安全监察条例》（2001年）、《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2001年）等。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制定90余项环保行政规章，如《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管理规定》（1992年8月国家环保局）、《防治尾矿污染环境管理规定》（1992年8月国家环境保护局）等。国家环境保护局已颁布427项各类国家环境标准，初步形成了我国的环境保护（主要是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如《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等环境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等污染物排放标准，《论文摘要：文章认为，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实践，指出建设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文章论述了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作法和生态省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14-1996）等基础标准、方法标准。我国已制定一系列与生态园区、生态社区建设有关的规划、计划。如《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九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十五”规划》、《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工业节水“十五”规划》、《环保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等等。我国已经签订、参加30多项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已先后与美国、朝鲜、加拿大、印度、韩国、日本、蒙古、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乌克兰、芬兰、挪威、丹麦、荷兰、巴基斯坦、波兰、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签订30多个双边环境协定或谅解备忘录。例如：《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的议定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CCD）》，《关于在国际贸易中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piC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pops公约）》等。上述法律法规建立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包括“老三项制度”（即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和排污收费制度）、“新五项制度”（即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许可、污染集中控制和污染限期治理制度），以及综合决策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制度、现场检查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强制淘汰制度和污染事故报告处理制度等制度。由于建设生态园区、社区的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领域，大都处于试点阶段，因而在条件不够成熟时很难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为了加强对各种生态园区、生态社区建设的指导，各种规划起到了特别具有特别重要的规范作用。例如，自1998年11月国务院《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后，接着有关部门相继制定了《全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规划》（2000年农业部制定）、《全国已垦草原退耕还草规划》（2000年农业部制定）等规划。2000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该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国50%的县（市、区）实现秀美山川、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30%以上的城市达到生态城市和园林城市标准。到2050年，力争全国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改善，实现城乡环境清洁和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该纲要提出了生态功能区、资源开发区和生态良好区保护的“三区”保护战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贯彻该纲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开展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的建设和环境优美小城镇的创建工作”。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决定在全国开发创建文明小城镇的活动。中央文明委发出了《关于在城市深入开展创建文明社区的若干意见》，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各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结合贯彻该《若干意见》，开展创建绿色社区活动，启动争创“环境执法全国100佳活动”。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大力倡导以……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2001年12月26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建立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调蓄区和防风固沙区等15个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40个省级生态功能保护区”：“新建120个部级生态示范区，100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积极推进海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陕西省等生态省建设”：“建成一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一批环境优美小城镇”：“建成20个部级自然保护区的示范样板”：“创建15个iSo14000风景名胜示范区”。注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刘东辉，从“增长的极限”到“持续发展论文摘要：文章认为，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是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实践，指出建设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文章论述了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作法和生态省”：可持续发展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37页。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编制，国家环境保护局外事办公室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参看陈学明主编：《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页。《中国环境报》，1992年9月17日第一版。《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同上注，第8页。同上注，第12页。《中国环境报》，1996年7月20日第一版。[12]蔡守秋的论文“论环境法与可持续原则的关系”，登于蔡守秋、王曦主编的《当代环境法》一书，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13]欧阳志远：《生态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中国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4]1996年10月8日《中国环境报》文章《世界正面临着一场变革》。
社区护理的定义篇5
关键词：环境法，生态社会，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生态社区，生态园区，生态区，生态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
引言
由于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和各种生态社区、生态园区都是一种区域概念，为简便起见，笔者将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和各种生态社区、生态园区统称为生态区。生态省是行政区、经济区和自然区相互交叉溶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以生态特征为主要标志的区域概念，是建设生态国家的基础。生态省的基础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生态园区和生态社区。生态园区主要是经济区和自然区的交叉和溶合，是发展可循环经济的细胞。生态社区主要是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交叉与溶合，是建设生态社会的细胞。目前，建设各种形式的生态园区、生态社区，发展可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和促进社会生态化，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我国则正处于试点阶段。
目前正在我国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陕西等省试验的生态省建设活动，主要包括环境保护、发展生态经济和建设生态社会等内容，主要目标是发展可循环经济、促进社会生态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其中环境保护是中心，发展生态经济和建设生态社会是两翼。一方面，生态省建设不能脱离环境保护这一中心任务；另一方面，生态省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保护问题，还包括发展生态经济和建设生态社会的内容；只有围绕中心、两翼齐飞，将环境保护与发展生态经济和建设生态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在发展生态经济和建设生态社会的过程中深化环境保护，才能实现强省富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发展生态经济（又称绿色经济、可循环经济），包括发展绿色产业、推行清洁生产、产出绿色产品等，落实到基地建设是建设各种生态园区，主要依靠政府宏观调控和指导下的企业组织；建设生态社会（又称绿色社会、可持续社会），包括建设生态市、生态县、生态乡镇、生态村庄等，落实到基地建设是建设生态社区，主要依靠政府领导或指导下的政府基层组织、社区组织和非政府非赢利组织。这种生态省建设，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环境保护，新就新在它是一项将环境保护与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生态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全社会、各行业的共同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正在我国兴起的生态省建设，是在省级行政区（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范围内实现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和综合形式，是强基（加强基础建设）、固本（巩固生态根本）、兴省、富民的根本措施，是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展方式和建设战略的根本转变，是正确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建设生态社会的一个伟大创举。
一、重视生态法制的保障作用，是国外建设生态园区和社区、促进可循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化的基本经验
国外生态园区、社区和可循环经济、社会生态化的理论和实践，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生态化运动和80年代兴起的可持续发展运动的产物。
生态化是与生态学紧密相关的概念。生态学（ecology）一词系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所创造。生态化（экологизация）这个词是前苏联学者所创用，俄文的意思是把生态学原则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中，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最优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生态化实质上是生态学化，简称生态化。这里的生态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综合科学──人类生态学。
1.经济生态化与循环经济的法制保障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学的迅速发展，人们产生了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愿望，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循环经济。90年代之后，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趋势；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普遍采纳，发达国家开始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不少国家的循环经济已经取得很大成效。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它运用生态学规律、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来组织经济活动，使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从而根本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它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传统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或物质单行道流动的，oneway）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循环经济是由“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与环境相和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它使物质和能量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和环境的配置效率，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经济模式正在成为新的世界潮流和趋势，被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桥梁。
循环经济下的工业体系在实践上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企业间共生形成的生态工业园区（eco-industrialparks，eips）；由上述两个层次，以及产品消费后的资源再生回收，而形成的“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整体社会循环。
生态工业园区是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建立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是实现生态工业的重要途径和基地。生态工业园区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建立工业系统“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和食物链网，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废物可以用作另一个工厂的投入或原材料，实现物质闭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过程的工业生态系统，达到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量最小化。
经济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探讨和实践，目前仍处于探索过程。生态园区的实践主要来自企业界、产业界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建设清洁工厂、科学园区的努力。在美国、加拿大等工业园区环境管理先进的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规划建设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最典型的循环经济实例是杜邦化学公司采用的3R制造法（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通过这种方法，杜邦公司1994年生产形成的塑料废物和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比20世纪80年代末分别减少了25%和70%.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成功的一个典型。加拿大的工业园区Burnside，已经建成一个颇有影响和成效的清洁生产中心。在泰国，已经专门设立工业园区管理局。
根据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在取得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必须加快制定循环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规范。为了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有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将其法定化。例如，德国于1991年颁布的《危险废物处理法》和《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1994年9月公布，1996年修订），规定到1995年7月1日，玻璃、塑料等包装材料的回收率应达到80%.1998年修订的《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明确宣布：“本法的目的是促进循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废物按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进行清除”；该法规定对废物的优先顺序是避免产生、循环利用和最终处置。该法提出将系统的资源闭路循环的循环经济思想从包装推广到所有的生产部门，把废物处理提高到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高度并建立了系统配套的法律体系，这种法律开创了环保立法的新局面。欧盟其他国家也相继制定了旨在鼓励废物回收利用和绿色包装的法律，例如法国有关法律规定到2003年要有85%的包装废物得到循环使用。
日本自1993年颁布新的《环境基本法》后，根据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理念，制定了《容器包装回收法》（1995年）、《日本环境影响评价法》（1997年）、《特定家电产品再商品化》（又称《家电产品回收法》，1998年）、《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1998年）、《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2000年）、《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2000年）、《家用电器再利用法》（2001年）、《环保食品购买法》（又译为《绿色购买法》，2000年）、《建筑废物回收法》（2000年）、《容器再利用法》（2000年）、《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又称《食品回收法》，2000年）、《汽车回收法》）（2000年）、《化学物质综合管理法》（2000年）、《pCB处理对策推进法》（2000年）、《回收？破坏法》（2001年）等法律。其中《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再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又译为《绿色购买法》）、《建筑废物回收法》、《容器再利用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又称《食品回收法》等7项法律于2001年4月起实施，这被认为将为日本发展“循环型经济”奠定法律基础，提供法律保障。目前日本已经把将废物转换成再生资源的企业形象地归入“静脉产业”，因为这些企业能使生活和工业垃圾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如同将含有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送回心脏的静脉。
美国自1965年颁布《固体废物处理法》后，先后在1968年、1970年、1973年、1976年、1980年、1984年多次修订该法，目前称为《资源保护和回收法》；该法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废物再循环和综合利用工作。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污染预防法》，宣布“对污染应该尽可能地实行预防或源削减（SourceReduction）是美国的国策”，规定了以“末端控制”为特征的源削减制度。美国俄勒冈、新泽西、罗德岛等州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制定了促进资源再生循环的法规。2000年12月2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有机农业法》，该法长达300多页，规定在美国不允许用新鲜的人畜粪尿施肥，只能用堆肥；规定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其生产基地必须3年以上不施用化肥、农药。该法的实施对美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2.社会生态化与生态社区的法律保障
目前国外所说的社会生态化包括生态社区、生态城市、循环型社会、生态社会、生态社会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其理论来源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特别是人类生态学）、环境学、系统论、未来学等理论。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开宗明义地宣告了一个著名观点，他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中，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形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肯定社会形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肯定自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自然化。
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境资源问题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生态运动（又称绿色运动）蓬勃兴起，到80年代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对解决环境问题乏力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满。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解决环境资源问题，占世界人口仅26%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耗着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资源，结果引发出日益严重的全球性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生态社会模式”、“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认为，生态社区和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绿色运动的产物。同时人们发现，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但没有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反而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新情况，推动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深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等观念，认为“自然主义”是遵循“人和自然的统一性”或“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原则：“人道主义”是所有人享有公平的权利和义务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原则；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高级形态，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他们从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研究，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了“生态社会模式”。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和自然不是对立的，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又是社会化（人化）的自然。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实现统一。绿色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
在1980年，美国政府发表了《公元2000年的地球》的报告，支持《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同年3月5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3]1981年，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Brown）的著作《建设一个可持续的社会》（BuildingaSustainableSociety）出版，明确提出了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大课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社会的观点。他认为只有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处理好生态、经济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最权威且广泛流传的定义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其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中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4]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即里约会议，有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有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有5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2万名代表参加了同时举行的非政府组织大会。这次会议通过、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5个体现可持续发展新思想、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是会议发行最广的出版物，它代表了178个国家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国家承诺；该宣言提出了27项原则，强调“各国应当合作加强本国能力的建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提供了一个涉及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领域的行动计划，是在全球、区域和各国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它还要求各国制订和组织实施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为这次会议做准备并在全球广泛散发的《保护地球──持续生存战略》[5]，即经过修订的《世界保护战略（wCS）》（1991年出版），提出了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9项原则和旨在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而采取的132个具体行动，明确提出了“建立一个可持续社会”的任务。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生态自治主义（ecocomunalism）、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mmarxism）、新马克思主义主义（neo-marxism）、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和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设生态社会的主张和途径。生态自治主义者提出了走向绿色社会之路，这就是创建生态社区或绿色社区；绿色社会是一个合乎自然的、合作和谐的社会，是在生态学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生态社区，是一个在人与人的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消灭了统治、征服与压迫的绿色社会。1965年穆利？布肯（murrayBookchin）发表了《生态学与革命思想》一书，认为，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是整个生物社会的一部分和自然的扩展，是一个生物与人类结为一体、和睦相处的社会。为了走向绿色社会，在美国兴起了所谓“第四世界运动”，意思是如同第三世界努力摆脱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殖民统治一样，他们要摆脱资本主义制度而创造资本主义沙漠中的绿洲。西方社会在建立生态社区的各种尝试中，比较著名的还有：鲁道夫？巴罗主张建立小规模的生态自由区，以解决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吉尔伯特？拉夫伦尼里（GilbertLaFrenniere）把寺院生活范式看作是生态社区的典型，由此形成了著名的生态寺院主义（ecomonasticism）；皮特？伯格（peterBerg）和雷蒙？达斯曼（RaymondDasmann）在1978年圣？弗兰西斯科地球圆桌会议上提出了生物区（bioregion）的概念，生物区是地球与文化心理的共同体，是人类社区与非人自然在特定生态系统的统一。若干个生物区构成生物区域，由此形成了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科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Sale）认为，生物区域是为了保证生态与社会的和谐，而由各个不同的人类社区建立的生物区之间的邦联。在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剧变后，西方学者曾广泛讨论通过绿色市民社会（civilsociety）走向生态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自然革命的要求，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社会革命、自我革命，还有赖于自然革命，或者说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以获得自然的解放，建立一个绿色的、公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法制等社会理性的进一步健全是实现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的基本条件，生态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严格的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即不仅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建立严格的契约和制度，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也要以契约加以规范，在契约的约束下人类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生态领域的契约不同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契约，它不仅包括我们这一代人与自然的契约，还包括我们与下一代人的契约，这是一种潜在的契约，是一种超时空的契约，因为上一代破坏了生态环境，下一代将无法生存。[6]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弊病，上述生态自治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很难取得大范围的成果和大区域的进展，因而往往被一些反对环保的企业家和经济主义者讥笑为不能实现的人类20世纪末期“生态理想国”和“绿色乌托邦”。但是，上述理论和实践，对生态社会化（包括政府的绿化、政党的绿化和政策与法律的绿化）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为创建各种形式的生态社区和生态城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考察，西方生态型城市的萌芽产生于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1980年代前苏联科学家奥？延尼斯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思想。当代生态型城市（简称生态市）是一个崭新的概念。生态市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生态良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三个方面保持高度和谐，人与自然、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安全、清洁、优美、舒适，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建设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复合系统。
目前国外已有不少城市取得建设生态城市的丰富经验和显著效果，比较成功的有英国、德国、日本等国。英国伦敦非常重视城市生态化建设，大伦敦议会早在1984年就已通过决议，要求政府重视自然保护、城市生态建设特别是保护鸟类等城市野生动物。日本建设省从1992年开始组织专家研究生态型城市建设的基本概念及具体步骤，确定生态市的建设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节能、循环型城市系统；二是水环境与水循环；三是城市绿化。日本北九州市从1997年开始实施环境产业建设、环境新技术开发、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市建设计划，提出了“从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生态城市构想。日本制定的《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2000年），从法律制度上明确了日本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即“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从而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全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从而为在日本建立“循环型社会”奠定了法律基础，提供了法律保障。澳大利亚从1994年开始在阿德莱市实施生态城市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倡导生态文化和人文景观、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大气、水、土壤、能量、生物量、食物、生物多样性、生态敏感地、废水循环等）等12条要求。德国中部的海德堡市，经过生态市建设的多年努力，实现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优美、生态健康、文化繁荣、旅游发达的良性循环，于1996年荣获德国首届环境友好城市奖，1997年获欧洲可持续发展城市奖，成为德国乃至欧洲环境保护的一面旗帜、内卡河畔的一颗明珠，被海德堡人自豪地称为德国环保之都。
这些国家通过立法，已经为各种生态园区、社区和城市建立了一套绿色（或生态）法律保障体系，即：绿色秩序制度，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绿色市场制度、绿色产业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等；绿色产销制度，包括绿色生产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绿色贸易制度、绿色包装制度、废物回收利用制度等；生态激励制度，包括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投资制度、绿色税收制度、绿色统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绿色会计制度等；绿色社会制度，包括绿色教育制度、绿色信息（宣传）制度、绿色行政制度、绿色采购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
根据德国海德堡市、图宾根市和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城市建设生态城市的实践，国外建设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的主要作法和经验是：第一，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的建设一定要有理论高度和战略高度，要站得高看得远，否则将产生消极反应。第二，把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城市建设一体化，所谓一体化就是对城市建设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将小区建设、工业、交通、能源等统统“涂上绿色”，使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环境建设协调发展。第三，加强对城市社区的建设，将一个个社区建设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态小区。第四，强调增强城市的生态功能，增强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的和谐共处。第五，生态建设要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又称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是生态城市的支撑和标志，没有循环经济作保证，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是一纸空文。循环经济的重点在工业发达国家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和资源再生产业体系。发展循环经济也不是一句空话，而要建立生态预算、生态指标、绿色会计、环境审计、环境标志、生态标准、生态产业、绿色产品、清洁工厂等体系。第六，重视环境道德、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建设。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的建设由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个方面组成，离不开环境道德、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建设。应该始终将生态道德放在突出的地位，加强环境宣传教育，用各种方式引导人们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亲近大地、保护环境，自觉地将自己的行动溶入到生态城市的建设。
二、加强生态法制建设，是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基本作法
我国在环境保护和社会生态化方面曾走过一段弯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及其以后所实施的“左”的政策，使全国的土地、森林、草原、江河湖海和野生动植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所带来的后果不是社会的绿化，而是环境恶化、资源退化、山岭光秃化、土地沙漠化。事实说明，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能使我国自动地处理好人与自的关系。
1.建设生态区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
在我国，包括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生态工业园区在内的各种生态区试点和建设，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建设各种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则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
从中共十三届全会之后，我国开始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之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外交部和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提出了“实行持续发展战略”的十大对策。[7]1994年3月，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有120多万字，集中了政府各部门正在进行和将要组织实施的各类计划，包括184个方案领域，内容涵盖了中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具有综合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是中国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一个指导性文件。该议程强调：“逐步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法律体系”，[8]“建立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并注意与国际法的衔接”[9].该议程的第3章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并特别指出“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定型化、法制化的途径”。[10]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目标、政策和措施。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7月召开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现在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1]1998年8月修订的《土地管理法》、1999年12月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和2000年4月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已经将“促进社会经济（或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立法目的。
我国学者于90年代初开始讨论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社会及其法制保障的理论，例如，1992年11月，即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召开后不久，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环境法国际学术讨论会议上，笔者发表了“论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关系”的论文，明确提出应“努力研究和促进可持续社会的环境法”，认为可持续社会的环境法“是指适合于、服务于可持续社会的环境法，它既体现了当代环境法的基本特征和作用，又指出了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和目标，也是当代环境法的理想框架与模式”[1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欧阳志远在其1994年出版的《生态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13]一书中认为：生态化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第三次产业革命所造就的技术社会形态是生态化的生物产业社会。
从总体上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逐步促使建设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崭新社会，包括促进建立一个以环境正义或环境公平为旗帜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个以环境资源权利体系为基础的良性循环的环境资源市场，一个以环境道德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环关系（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以前，我国进行的是以阶级斗争、所有制关系变革和粗放式经营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进行重大的、实质性的变革。而从传统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到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继政治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制度后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变革，是转变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和观念的革命。这场变革的形式、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影响到社会文化、思想、道德、习惯、法制等各个方面，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咨询委员会委员曲格平在谈到可持续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时指出：“这是一场绿色变革。这场变革虽然没有旌旗猎猎的场面和嘹亮的军号声，但是，它势不可挡，必将冲破一切陈旧观念，建立新的秩序，重塑我们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世界。”[14]
2.加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区的根本保障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生态示范区建设工作，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将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生态工业园区等的建设统统纳入生态示范区建设的范畴。在建设生态园区、社区方面的主要经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根本，领导重视是关键，正确政策是灵魂，法制建设是保障。这里的法制建设包括制定政策、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加强政策和法律的宣传教育、实施和监督。
为了推进循环经济，进行生态省、生态市、模范城市、生态县、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1994年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制定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1995年3月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纲要》，明确了目标和任务。从1996年至1999年，全国先后分4批开展了154个部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其中生态省2个（海南省、吉林省），生态地、市（盟、州）16个，生态县（市）129个，其他7个。1999年完成第一批33个生态示范区试点单位的考核验收，2000年3月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命名第一批17个生态示范区。2001年新增13个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试点，85个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到2002年国家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地区已经达到297个。“十五”期间，国家计划新建120个部级生态示范区，100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积极推进海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陕西省、福建省等生态省建设；建立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调蓄区和防风固沙区等15个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40个省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到2005年，使全国6%的县（市、区）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生态良性循环的良好地区。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一批保障生态园区、社区建设的法律法规。到2001年底为此，我国已经制定有关防治环境污染的法律6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后略去“中华人民共和国”7个字）、《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律13部，即《森林法》、《草原法》、《种子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文物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防治生态破坏和自然灾害的法律5部，即《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气象法》；城乡建设和区域开发整治法律1部，即《城市规划法》。还有17部与环境资源保护有关的其他法律，即《食品卫生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矿山安全法》、《动物防疫法》、《农业法》、《乡镇企业法》、《建筑法》、《海商法》、《对外贸易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标准化法》、《商标法》、《科技进步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在其他法律部门中也有许多与环境资源保护、生态区法制建设有关的规定和内容，重要的法律有12部，即《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赔偿法》、《行政监察法》。国务院已制定30多件环保行政法规，如《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5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森林法实施细则》（2000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2001年）、《煤矿安全监察条例》（2001年）、《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2001年）等。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制定90余项环保行政规章，如《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管理规定》（1992年8月国家环保局）、《防治尾矿污染环境管理规定》（1992年8月国家环境保护局）等。国家环境保护局已颁布427项各类国家环境标准，初步形成了我国的环境保护（主要是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如《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等环境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等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14-1996）等基础标准、方法标准。我国已制定一系列与生态园区、生态社区建设有关的规划、计划。如《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九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十五”规划》、《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工业节水“十五”规划》、《环保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等等。我国已经签订、参加30多项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已先后与美国、朝鲜、加拿大、印度、韩国、日本、蒙古、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乌克兰、芬兰、挪威、丹麦、荷兰、巴基斯坦、波兰、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签订30多个双边环境协定或谅解备忘录。例如：《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的议定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CCD）》，《关于在国际贸易中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piC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pops公约）》等。上述法律法规建立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包括“老三项制度”（即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和排污收费制度）、“新五项制度”（即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许可、污染集中控制和污染限期治理制度），以及综合决策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制度、现场检查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强制淘汰制度和污染事故报告处理制度等制度。
由于建设生态园区、社区的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领域，大都处于试点阶段，因而在条件不够成熟时很难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为了加强对各种生态园区、生态社区建设的指导，各种规划起到了特别具有特别重要的规范作用。例如，自1998年11月国务院《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后，接着有关部门相继制定了《全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规划》（2000年农业部制定）、《全国已垦草原退耕还草规划》（2000年农业部制定）等规划。2000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该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国50%的县（市、区）实现秀美山川、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30%以上的城市达到生态城市和园林城市标准。到2050年，力争全国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改善，实现城乡环境清洁和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该纲要提出了生态功能区、资源开发区和生态良好区保护的“三区”保护战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贯彻该纲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开展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的建设和环境优美小城镇的创建工作”。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决定在全国开发创建文明小城镇的活动。中央文明委发出了《关于在城市深入开展创建文明社区的若干意见》，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各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结合贯彻该《若干意见》，开展创建绿色社区活动，启动争创“环境执法全国100佳活动”。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大力倡导以……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2001年12月26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建立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调蓄区和防风固沙区等15个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40个省级生态功能保护区”：“新建120个部级生态示范区，100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积极推进海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陕西省等生态省建设”：“建成一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一批环境优美小城镇”：“建成20个部级自然保护区的示范样板”：“创建15个iSo14000风景名胜示范区”。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3]刘东辉，从“增长的极限”到“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37页。
[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5]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编制，国家环境保护局外事办公室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6]参看陈学明主编：《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页。
[7]《中国环境报》，1992年9月17日第一版。
[8]《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9]同上注，第8页。
[10]同上注，第12页。
[11]《中国环境报》，1996年7月20日第一版。
[12]蔡守秋的论文“论环境法与可持续原则的关系”，登于蔡守秋、王曦主编的《当代环境法》一书，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社区护理的定义篇6
[关键词]社区；青少年；概念；意义
[中田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
现阶段我国青少年成长中出现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区青少年问题。社区青少年数量趋于增加，同时，社区青少年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也增加了新的难度，尤其是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进一步凸现，给青少年的教育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为了加强对社区青少年形成的原因、特点和对策的研究，最大程度上预防和控制社区青少年的堕落和失足，科学有效地教育、保护和服务社区青少年，促进社区青少年的成长成才和更好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必须对社区青少年的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
一、社区青少年的法律概念界定及解读
长期以来，生活在社区中有这样一部分青少年，他们既没有上学读书，也不务工经商，实际上处于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的闲散状态，习惯上被人们称为闲散青少年、流浪青少年、不良青少年、问题青少年、社会青年等等，其中以闲散青少年为主要称谓。尽管一个公民处于不读书、不就业的状态，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人们无法干预，且本身无所谓优劣，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下人们对这一特殊群体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性思维定位，即闲散人群似乎就是那些不务正业，整天无所事事，专干偷鸡摸狗的不肖子弟。在不少人的眼中，他们是不务正业之人，游手好闲之辈，是不会有出息的社会“渣子”，属于社会的“另册”，即使他们现在还没有坠入违法犯罪的深渊，但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犯罪的“胚子”。从一定意义上说，闲散青少年称谓的本身具有非常明确的贬义性质。
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上所存在的对闲散青少年的偏见，给闲散青少年贴上了“渣子”、“没出息”甚至“违法犯罪”的标签，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受到来自社会上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歧视；再加上闲散青少年本身思想的不成熟以及客观上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影响，给他们的社会化进程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阻力和障碍，最后导致了部分社区闲散青少年心理异常和行为偏差，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此外，闲散青少年自身的传统观念和习惯思维也给我们开展工作带来阻力，给社会带来麻烦。长期以来，我们在从事闲散青少年的教育和保护工作中，经常发现青少年成长中普遍存在的逆反心理在闲散青少年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所谓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就是指青少年个体受到客观外界事物的刺激，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与主观愿望才眼的感觉，从而引起的反向心理运动。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等的独立看法，而且常常会与家长、老师和社会其他成员有不同的见解，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但导致闲散青少年对来自于家长、老师和社会其他成员完全对立的逆反心理的形成，大多是由于家长、老师早期教育不当和社会先入为主的看法，使青少年主观愿望受到压抑而不能够满足，进而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偏激态度，他们常常拒绝任何正确的教育和帮助，或者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对来自于外界的任何教育和保护措施都不赞成、不配合、不响应，而习惯上总是采取公开反抗、沉默抵制等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包括对自己的父母等亲人，也同样抱有一定的逆反心理。特别是许多“失学”、“失业”的闲散青少年严重存在的逆反心理，必然会使相当多的人处于“失管”状态，而“失学”、“失业”和“失管”的三者合一，势必与社会的主流文化和社会现实发生冲突，如果这一情况不及时解决，那么，这些青少年正常社会化的途径就会受阻，闲散青少年势必会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问题青少年”、“不良青少年”等。由此客观上造成了对闲散青少年的社会评价劣多优少的社会现实，也就必然会被人为地贴上“问题青少年”、“不良青少年”的标签，从而给闲散青少年带来了更多的心理烦恼，妨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健康成长。
基于对闲散青少年社会评价的负面影响较大这样一个现实，为了使这一群体的青少年教育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性和有针对性，要求社会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避免可能发生的对所谓的“失学”、“失业”和“失管”的青少年群体产生任何不当的标签效应，更好地开展教育保护工作，首先就面临着对这一群体的青少年的概念界定问题。2002年4月8日，上海市召开了“社区青少年教育管理工作专题会议”，专门研究和布置了对所谓闲散青少年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建立“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领导、协调和推动社区青少年工作。同时，会议还作出了一项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决议，即今后不再使用“闲散青少年”的概念，而改用“社区青少年”，并将社区青少年界定为“16-25周岁，无固定工作和收入、并未进一步就学的青少年”，后来经过不断修正，现在基本上达成共识的社区青少年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社区青少年是指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具有本市户籍的16至25周岁的青少年。而广义的社区青少年除了具有本市户籍的青少年外，还包括外来流动人口中的青少年，也就是说，凡是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只要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16至25周岁的青少年，都应当归为社区青少年，都是社区青少年工作的对象。
我们认为，对社区青少年科学概念的理解，要把握以下四点：
(一)社区青少年的年龄因素
一般认为，青少年的概念主要属于社会学的概念，其年龄界限根据不同的需要和目的有所不同，因此，在制定政策和从事研究工作中，比较多的运用青少年的概念。但由于法律概念需要准确，灵活运用容易引起误解，因此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很少使用青少年概念，即使在个别法律中有青少年的概念出现，也常常会有具体的年龄界限。如原《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本条例所指的“青少年”，是指从零岁到18周岁的公民。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中所指的“青少年”概念不甚科学，为了与全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统一，上海市已经于2004年废除了原来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重新制定了《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明确使用“未成年人”的概念，并将其严格界定在18周岁以下的公民。鉴于世界各国的政策和法律对青少年年龄的界定很不统一，专家学者对青少年年龄的理解和把握
又很难一致，因此，人们习惯做法是在制定政策和文件以及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会对青少年的年龄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例如，联合国《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1995)中规定的青年为15-24岁的年龄组，同时指出，“关于青年的定义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情况有波动而不断有所改变”。鉴于我国的相关法律文件虽然有将未成年人的年龄限定在18周岁以下的规定，但没有青少年年龄界限的规定，因此，上海市现在所指的社区青少年设定的下限年龄为16周岁，上限年龄为25周岁。
之所以把社区青少年的起点年龄界定为16周岁，是有多方面考虑的：一是因为16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一般都在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我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法定入学年龄为6周岁，条件不具备的地区，义务教育入学年龄可以推迟到7周岁，特别困难的地区还可适当推迟入学年龄，义务教育的年限是九年。因此，把16周岁作为社区青少年的起点年龄符合实际情况和法律规定，同时从具体工作上看，也比较有实际价值；二是因为16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一般不具有劳动行为能力，不存在所谓的就业和失业的问题。
同样，对于社区青少年终点年龄的界定，也采用了理论界的基本共识和我国官方文件的惯例，即严格限定在25周岁。对这一规定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从将更多的人纳入保护范畴角度出发，提出是否可以适当将上限年龄提升到28周岁甚至30周岁的意见，但考虑到16周岁到25周岁这一年龄阶段是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过渡的阶段，到了25周岁后的青少年心理生理等基本上发育成熟，同时也考虑到工作对象过泛可能导致工作可行性所产生的实际困难等因素，最终还是作出了将25岁作为社区青少年年龄上限的规定。
从社区青少年的年龄因素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社区青少年实际上是有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16周岁到17周岁的未成年人，另一部分是18周岁到25周岁的成年人。上海市曾经对16―25周岁的沪籍社区青少年的年龄进行过分析，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1．34岁。其中18-21岁的人数约占总体的49．5％。22-25岁的人数约占总体的46．5％。16-17岁的人数约占总体的4．0％。由于社区青少年年龄界限覆盖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两部分人群，同时这两部分人群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也给社区青少年的研究和事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提出开展社区青少年工作要建筑在分类基础上，其中最主要的分类标准就是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社区青少年进行分类，揭示作为未成年人的社区青少年和作为成年人的社区青少年的不同特点，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
(二)社区青少年的教育因素
我国现行的学校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有阶段和层次的划分，又有教育性质和类型的划分。此外，按教育时间来划分，有全日制、部分时间制和业余制；从教育形式来划分，有面授、函授、广播电视教育等；从教育对象来划分，有学龄期教育、成人教育等。因此，对社区青少年的“无学可上”就必须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
从基本教育制度来看，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达到法定入学年龄的青少年都必须在学校接受九年制的基础义务教育。这个阶段的青少年接受国家义务教育既是其权利，也是其义务。作为权利，青少年及其监护人有权要求国家提供设备和条件，保障青少年得到教育的权利；作为义务，青少年达到法定入学年龄后，必须到学校接受教育，具监护人必须让其子女接受教育，否则，将会被国家追究责任。因此，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特点决定了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一般不会失学或辍学，从理论上说，一般不会产：生“无学可上”的情况出现。而接受完义务教育后，青少年人群就发生了分流，城市中的大部分青少年会选择进一步升学，接受中等、职业或高等教育，农村中的大部分青少年会从事就业。此时青少年接受教育就成了一种权利，而非义务，他们既可以选择放弃升学，也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进一步升学深造。但由于在当前，教育在我国还属于稀缺资源，国家和社会还没有力量保证所有希望进一步升学的青少年都能得到继续教育的机会，学生本人也常常因为家庭经济因素无法继续读书，或者因为学习成绩因素导致竞争力不够而被教育制度淘汰，或者由于其他的各种复杂原因，而无法在全日制学校获得进一步教育机会，这就出现了青少年的“无学可上”。
其实，“无学可上”并不表示社区青少年与书本无缘、永远不读书’了，我们一般将社区青少年“不在学”的范围仅限于不在全日制学校就学，不包括自学、参加成人教育等情况。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目前我国教育的现状来看，全日制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比较严格和规范，而其他类型的学校管理比较松散，甚至有的学习类型仅仅是对学生知识的传播，而不管学生的思想品德和行为规范，学校基本上不对学生的日常品行发挥实际约束功能；另一方面，全日制学校一般要求学生全脱产(包括不能参加就业，实践中全日制学生一般不能和用人单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关系)，且有明确的学制要求，而其他类型的学校并无此要求。尤其是考虑到今后的社会将要求社会成员的知识不断更新，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终身接受教育，否则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现实，社会上许许多多的成员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而会在人生的各个年龄段、会在各类学校里接受继续教育，因此，将社区青少年严格限制在不在全日制学校就学，可以保证在开展社区青少年工作时，工作对象清楚，工作重点突出，工作目标明确。
(三)社区青少年的就业因素
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一定方式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劳动过程，获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活动。国际上通用的就业标准确定，凡是在规定年龄以上，具有下列情况的都可以作为就业人员：(1)正在工作中，即在规定的时期内正在从事有报酬或收入职业的人；(2)有职业但是临时没有工作的人，如由于疾病、事故、劳动争议、休假、旷工或因气候不良、机件损坏、故障等原因而临时停工的人；(3)雇主和自营人员，或正在协助家庭经营企业或农场而不领取报酬的家属成员，在规定的时间内，从事正常工作时间的3人以上者。而与此相反，有劳动能力但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况的人可以纳入失业的范畴。
我国劳动法规定，16周岁以上的公民才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因此，16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一般不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国家对其也不进行就业统训，因而无所谓就业或失业问题。同时，年龄在16周岁以上但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青少年，由于必须接受义务教育，不能参加就业。只有那些已经达到16周岁，且接受完义务教育的青少年才有可能失业。这些失业的青少年可分为两类：一是自愿失业的青少年，这部分人存在就业机会，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本人放弃这些机会，不愿就业。例如，独生子女中有许多人怕苦怕累，不愿参加劳动；家长因为孩子要出国、要复习参加高考等，都属于这类情况；二是非自愿失业的青少年，这部分青少年具有就业意愿，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但因为各种原因仍然找不到职业。例如，因为就业岗位少、文化水平低、职业素质差、性别健康等因素，多次求职但没有用工单位接受的，就属于这类情况。
社区青少年劳动就业因素的复杂性还在于，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影响就业的因素错综复杂，例如，由于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青少年的工作岗位处在动态变化之中，有相当多的青少年在就业过程中，都会出现短期或长期的、自愿或被迫的、公开或隐秘的无工作岗位的情况，本身增加了就业和失业率统计的不准确性，同时也带来了社区青少年工作的难度。
(四)社区青少年的家庭因素
现在凡涉及青少年的教育保护，常常会想到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因此，提出了我国在教育保护青少年、预防青少年犯罪中，要始终发挥五支力量的积极性，即政府力量、家庭力量、学校力量、社会力量和司法力量，这五支力量利用各自的优势，发挥着自身的职能作用，为我国青少年实行综合性的教育保护工作。但我们在青少年保护工作的实践中发现，家庭是青少年生活的主要场所，青少年时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刻，早期青少年世界观的确立主要是在家庭之中，因此，家庭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所有的来自于外界的保护力量中，来自家庭的保护最早，通常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保护。家庭保护在青少年健康成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国家和社会都非常重视家庭在照料和保护青少年方面的特殊作用。尤其是相当多的社区青少年，一方面，他们之所以会处于今天“失学”和“失业”的状态，是与所处的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他们一旦处于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的情况下，基本上生活在家庭中，物质依赖父母，家庭能不能有效地加强教育和保护，对于社区青少年会不会接触不良环境和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实际情况是，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出现种种问题，绝大多数是与家庭缺少必要的监护和教自管理有关。据有关报刊报道一上海市离婚人数已经位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二位，破裂家庭的增多与社区青少年的增多以及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增多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据有关调查，上海绝大部分社区青少年处于未婚状态，他们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高达81．7％。但社区青少年的父母大部分是国企人员和下岗人员，从事行政、事业和外企单位工作的比例相对较少。父母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大部分社区青少年家庭的月均收入在3000元以下，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有效监管。其中一部分社区青少年的家长是不尽监护责任和未完全尽监护责任，更多的家长是想管但由于孩子已经长大，想管但已经管不住、管不好自己的孩子，导致事实上的家庭失管，而失去家庭监管的社区青少年更加容易误入歧途。
社区青少年的年龄因素加上“失学、失业、失管”这三大因素，构成了社区青少年与其他同龄青少年的显著区别，同时也表明，社区青少年与家庭的联系紧密的同时，与社会正常联系的渠道和途径缺少，与学校、单位、社会缺少联系，其家庭又因种种原因对他们缺少管教或管教不善，因此，相当多的社区青少年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游离于社会控制之外，从而导致他们经常出入不良社会环境，接触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交上不良朋友，走上违法犯罪道理。
二、社区青少年概念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社区青少年的概念取代过去的闲散青少年、社会青年和流浪青少年等概念，并赋予具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是社会进步和思想观念更新的体现，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社区青少年名称的科学性
社区青少年的名称是否具有科学性，要看社区青少年是否准确概括出这类群体的特征，并且没有任何负面作用。现在使用的社区青少年的名称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目标群体，符合对象的特征，并能反应出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思路和导向，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的特点。
首先，从社区的概念看，社区青少年概括了这类群体的主要活动区域。社区意指居住在一定区域中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地域是社区的首要元素。社区青少年没有工作，也不在学，他们与工作青少年主要活动在单位、在学青少年主要活动在学校里不同，他们主要活动区域一般都集中在社区。须注意的是，社区不同于社会，社区是一个具体的“地方社会”，是整个人社会的一部分，是地方―卜的小社会。如果说整个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话，那么，社区就是其中的子系统。社区代表了一个社会集体，这个集体是居住、生活、甚至工作在同一区域内，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信仰、背景、利益及功能的一群居民的集合体。它是社会的微观化，是连接个体和社会的桥梁。
其次，从社区的功能看，社区不仅具有居住性质，而且还具有社会控制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从过去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以后，社区是对所居住地公民所控制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对那些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的社区青少年来说，社区控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社会控制，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社会或者其群体为维持社会秩序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只要一个社会成员努力完成团体的既定目标，遵守社会规范，即受其控制；二是社会和社会群体对偏离和违背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所采取的各种限制措施和限制过程；三是社会互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个体的行为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社区青少年脱离了学校的控制，校规校训对他毫无约束力；社区青少年也不在单位上班，单位的生产管理制度对他毫无影响；剩下的只有他所居住的社区，社区是他们每天必须生活和活动的场所，理所当然地，社区的管理规定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范。
再次，社区青少年概括了这类群体社会化的主要特点，可以把他们与在学青少年和工作青少年区分开来。社会化是指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者群体的社会互动过程。不同人群所获得的社会性是有所不同的，工作着的青少年主要从工作实践中获得社会性，在学的青少年则主要在学校中逐步社会化，而社区青少年无法从学校、单位得到社会化，那主要只能从社区的生存环境、社区道德观念以及社区居民的种种活动中得到社会化。社区对社区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社区青少年工作则承担起教育、管理和服务社区青少年的重任。
也许有人会说，只要居住和生活在社区的青少年，都可以称作社区青少年。其实这是毫无意义，因为这样的话，社区青少年就和青少年毫无区别。而把社区青少年概括为16至25周岁、无固定工作、并未进一步就学的青少年充分说明这类群体的特性，不仅避免了消极的因素，同时还体现了社区的作用和责任，所以是应该肯定和值得推广的。
(二)社区青少年名称的进步意义
以社区青少年取代原来的社会青年、闲散青少年、问题青少年或不良青少年，并不单单是称谓的变化，而是具有更加重要的进步意义。
1．社区青少年的名称适应了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趋势
在我国，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逐渐展开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社区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劳保等一切都由国家包揽，以“单位人”排斥“社会人”，以“集体事业”代替“社区事务”，使得利用社区资源、借助社会力量的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缺乏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和内在要求。在农村社区，体制下的农民以集体劳作方
式进行单一的农业劳动，粮食生产以外的社区事务无暇亦无力顾及，农村很长时间跳不出传统社会的窠臼，因此，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也就无从谈起。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行，一改国家包揽一切、生产统一计划、消费统一安排的旧制，改“单位人”为“社会人”，变“集体事业”为“社会事务”。在城市下岗失业、农村劳动力外流、社会流动加速、多项改革需要以城镇居民或乡村农民为主体的情况下，原来以国家和单位为解决问题的主体之方式已不能奏效，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就成了新形势下社会健康运行的最佳选择。社区青少年的名称可以适应这种选择，符合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2．社区青少年的名称有利于加强社区对社区青少年的社会管理和控制
近几年，中国城市社会控制方式开始由单位制向社区制回归。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社区发展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联，并对社区成员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制约社区成员素质的形成。社区对青少年的影响不但体现在社区对青少年价值导向性、情感归属性、行为引导性和教育实践性上，而且更重要的影响是，社区可以通过加强对社区青少年的社会控制，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社区青少年由于其不在学、不就业的生存状态，再加上大多数社区青少年的家庭关系不和谐，决定了社会对其的控制程度比较薄弱，事实上，许多社区青少年一般流落在社会，处于无人、无组织约束的状态。因此，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促进社会有序变动、和谐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组织来管理、控制和服务社区青少年，从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社区的重要功能。
3．社区青少年的名称突出了社区对这部分特殊青少年的服务功能
和其他同龄青少年或其他社会劳动力相比，社区青少年既没有教育优势，也没有经验优势，很多人还没有经济实力，他们更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和关爱，国家和社会的关爱通过何种途径、哪种平台来体现呢，具体讲就是社区。社区青少年没有具体的工作地位，因此，对他们的帮助和关爱一般是通过社区来落实的。社区通过各种方式为社区青少年提供身心健康和文化教育、社会教育的服务；社区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各种劳动培训和职业介绍，帮助他们改变自身境况；社区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各种咨询服务，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塑造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等。社区不仅是社区青少年生存和休息的主要场所，而且还应当是社区青少年发展和成才的重要舞台，因此，社区为社区青少年提供的服务是综合的、具体琐碎的和全方位的，是社会服务的基础和着眼点。为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强化社区的服务功能，提升社区的服务意识，发挥社区在教育、管理和服务社区青少年中的积极作用。
社区护理的定义篇7
关键词：西藏 行政管理 权限 行使 原则
西藏作为民族自治区域，既有着宪法赋予的一般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限，又有着宪法赋予的一般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不具有的特殊行政权限。这一特殊行政权限就是西藏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自治权。它使西藏行政机关能在自己所辖的行政区域内，按照本区域行政环境的现实要求，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努力实现对本区域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和体现，离不开这种特殊权限的行使。特殊
权限数量的多少，范围的大小，反映着自治地方自治程度的高低”。为了保证西藏行政机关充分、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而快速地发展，我们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应努力遵循下述原则。
一、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原则
我国是五十六个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宪法充分肯定了包括藏民族在内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功绩，肯定了我国作为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的客观事实，肯定了西藏与祖国的密切联系和不可分离的神圣性。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贯彻实行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为特征的民族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民族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已不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各民族出现了新型的、其本质特点是劳动人民之间关系的民族关系，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正是这一民族大团结使我们顶住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成就，维护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和稳定。我区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必须首先遵循这一原则。这是因为：第一、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是保证和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前提，任何破坏这一原则的企图和行为，损害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同时还将极大地损害广大藏族人民的利益。中华民族是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有机整体，只有紧紧依靠团结、统一、奋斗，才能获得共同繁荣。这已被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因此，我们要珍惜民族团结，使各民族兄弟相互扶持，一同迈向小康。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一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区各级行 政机关必须充分认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对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深远意义，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努力遵循和把握好这一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没有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便没有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祖国的统一，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就无法进行。
第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是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经济建设是西藏的中心工作，它关系着西藏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此，必须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然而近年来，“达赖集团鼓吹西藏独立，他们以宗教为精神武器，诱惑僧尼和广大群众跟随他们祸教乱藏。”他们“一方面加紧在国际社会上的招摇撞骗，一方面加强了对藏区的渗透，”还“准备铤而走险，时而要搞什么‘和平挺进’，时而鼓吹什么不合作运动，派遣特务携带武器，搞爆炸破坏。”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西藏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西藏人民思想上的混乱，极不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和祖国的统一。与此同时，“剥削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仍然存在，仍有表现，或消极抵触其他民族人员，或盲目排外，影响民族团结，不利于各民族共建西藏，共同发展。”我们应当重视这些政治环境中的消极因素，通过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的特殊权限，消除它们的影响。
我们应当明确，民族越平等，团结才越巩固；各民族团结一心，相互间的隔阂才会逐步消除，信任才会建立并不断加深，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会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达赖集团祸教乱藏，分裂祖国的图谋才难以得逞，西藏的长治久安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才能更加巩固。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区的遵守和执行。”我区的各级行政机关都应努力尽到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义务，为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安定、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各民族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本身不能解决整个民族问题。”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之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要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归根结底离不开自治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西藏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过大差距，使得它与其他兄弟省区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要使西藏加快发展，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尽快走上富裕文明的道路，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如果我不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不断缩小与兄弟省区的差距，民族平等就难以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难以得到很好地贯彻，民族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西藏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证，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就无法加强和巩固。
正因为如此，西藏各级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必须切实遵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充分发挥西藏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按照《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积极开发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加强横向经济交流，大力发展与兄弟省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资金，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边境贸易，促进经济的繁荣。引导全区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实现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在中央和兄弟省区的大力支援下，不断缩小与兄弟省区的差距，使西藏的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
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则
社区护理的定义篇8
关键词:国际法/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渔业管理/新发展内容提要: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的迅速丧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文件，完善和细化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推动了国际法在诸多领域，如法的渊源、法律原则和实施机制等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关注和研究这一变化，有利于我们跟踪和把握当前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环境资源法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动向，也有益于完善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法规。据《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09》，世界近海生物“死亡区”的数量和面积一直在扩大，而近海之外大洋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同样令人震惊。（p19）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全面建立新的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在内的现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框架性一揽子协议。（p41）《公约》从法律上明确了各国管辖海域与公海的界线，但新的海洋法律秩序在实施中已逐渐暴露出国家管辖范围内资源管理的强化与公海生物资源管理无序之间的弊端，海洋生物资源和渔类种群不会也不可能去遵从人们所划定的人为政治边界。《公约》在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制度安排上的缺失，导致了智利、秘鲁、加拿大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试图以违反《公约》精神的单方国内立法将其渔业管理与资源养护的管辖权扩展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外，单方主张200海里以外海域的“特殊权利”。（注释1：1991年智利颁布渔业法将专属经济区外200海里广大海域宣布为“承袭海”，置于国家管辖之下；秘鲁1992年颁布法令规定国家管辖范围内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措施适用于跨界鱼类种群出现的公海海域；加拿大1994年通过国内法宣布对邻接公海海域的渔业管辖权，宣布在该公海海域可单方实施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的管理措施，并扣押了西班牙渔船。）90年代以来，为弥补《公约》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在制度安排、合作机制、实施能力等多方面问题，国际社会和相关国际组织陆续制订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文件，完善《公约》确立的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推动和实现了国际海洋法在这一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关注国际法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领域的新发展，以深化我们对国际法和海洋法的研究。一、《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是我们研究其新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是伴随着20世纪国际社会为控制海洋污染、保护海洋环境和维护海洋生态平衡而进行的众多国际立法和相关国际实践而产生的，是对长期国际协约和国际习惯的总结，也是《公约》建立的现代国际海洋法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角度来看，运用国际法律手段，通过国际协议，加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最早是从1867年《英法渔业条约》中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开始的。（p28）1958年日内瓦海洋法会议通过的《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是国际海洋法发展史上第一个全面保护公海海洋生物资源的国际协议。1982年《公约》是1958年公约实施以来通过和实施的有关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系列国际协议和相关国际实践所体现的国际习惯的总结和发展，（p459）它全面规定了缔约国在管辖海域和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公海海域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权利义务，明确了缔约国在管辖海域内外所承担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一般性责任和特殊责任，是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制度形成的标志。（p575）《公约》已成为当今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内容主要包括：（一）确立了生物资源养护的概念和目标人类已意识到海洋生物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观念指导下，养护概念得到重视并出现在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实践中。《公约》本身并没有明确生物资源养护的概念，但从其有关条款和与之有重要传承关系的1958年《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第2条规定来看，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的内涵是清楚的。《公约》第61条规定，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应“参照其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应通过正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确保生物资源保持最高持续产量以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1958年《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第2条规定，“养护公海生物资源一语系所有可使此项资源保持最适当而持久产量，俾克取得食物及其他海产最大供应量之措施的总称。”其目标是使海洋生物资源达到最完全利用的理想平衡状态，以充分发挥环境、生态、资源和经济效益，使人类社会持续利用而不减损海洋生物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和利益。总括来看，所谓养护应是指为了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和人类社会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对海洋生物资源所采取的保养、护理及管理等措施的总和。这一概念是海洋环境保护从单一的渔业资源保护向整体性生态系统保护、从单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人类中心主义向更多关注生态平衡、物种安全，实现环境、资源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变的体现。（二）《公约》形成了全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法律制度《公约》从法律上将浩瀚的海洋划分为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海洋区域，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公约》视不同海域规定了不同的养护管理权。具体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一是沿海国拥有完全主权的海域，如内水、领海和群岛水域等，明确了沿海国拥有全面而充分养护管理生物资源的权利和义务；二是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生物资源，及对洄游、跨界、溯河产卵和降河产卵等种群或鱼种，沿海国和在邻接公海海域捕捞这些种群的国家及相关方在养护管理上的“特别性”权利和义务；三是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公海及其海床洋底，不论是沿海国还是非沿海国均享有《公约》规定的养护管理的“一般性”权利和义务。（三）确立了缔约国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方面的国际合作义务《公约》站在国际社会的高度，在众多条文中特别要求缔约国，无论是在拥有管辖权的海域还是各国不得主张管辖权的公海海域，都有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合作义务。这是现代海洋法的一大进步。如《公约》第118条要求缔约国在国际海域，凡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共同开发相同生物资源，或在同一区域内利用不同生物资源的国家，都应在适当情形下进行合作，以设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的合作义务。《公约》第61条规定为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而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沿海国在适当情形下应当和各主管国际组织，不论是区域、分区域或全球性的，都有为此目的实施国际合作的义务。包括其国民被获准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国家，应经常提供和交换可获得的科学情报、渔获量和渔捞力量统计，以及其他有关养护鱼类种群资料的合作义务。公约第63—67条分别规定了各沿海国和在邻接区域内捕捞洄游、跨界、溯河产卵和降河产卵等特定生物种群或鱼种的国家及相关方，应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适当的区域或分区域组织，进行养护合作的义务。《公约》建立了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秩序的新框架，开启了生物资源由传统开发利用向现代养护管理的根本转变。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形式特点《公约》建立的海洋新秩序，迅速带来了国家管辖海域的法治有序化和国际海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混乱无序之间的鲜明对比，对海洋生物资源尤其是公海生物资源形成了新的严重威胁，也暴露出《公约》在资源养护管理的制度安排、合作机制、实施能力等方面存在的缺失和不足。（p52）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社会力图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国际文件完善和弥补《公约》在资源养护管理方面的制度缺陷。这种发展因发生于1994年新的国际海洋秩序建立之后，故可以称之为“新发展”。从法律渊源角度，这种新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新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大量出现并成为新发展的主体海洋生物资源的公共性、整体性、洄游性和脆弱性等特点决定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不可能通过个别国家的努力来实现。（p10）运用国际法，通过制定国际条约，形成国际社会一致公认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行为准则，是保护海洋资源，维护海洋生物资源多样化的根本途径。90年代以来或称“后公约时代”，国际社会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方面制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主要包括：第一，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对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在内的所有洄游生物资源明确了缔约国的权利和养护管理责任；第二，1993年粮农组织第27次会议通过的《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及管理措施的协定》（以下简称《遵守协定》），强化了公海捕捞渔船国籍国所承担的管理责任；第三，1993年4月至1995年8月联合国就跨界鱼类种群和洄游鱼类种群问题举行了六期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种群协定》），确认了在公海捕捞管理中应采取预防性措施，是《公约》缔结以来养护管理公海渔业最重要的多边法律文件；第四，1983年生效的《养护移栖物种公约》及其后制定的各项区域协定，如《关于养护黑海、地中海和毗连大西洋海域鲸目动物的协定》、《养护波罗的海和北海小鲸类协定》和《养护信天翁和海燕协定》等，要求缔约国单独或合作采取适当的必要步骤，养护移栖物种及其生存环境；第五，其它涉及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条约，如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系列议定书（如京都议定书）、2000年《对危险和有毒物质污染事件的准备、反应和合作议定书》、2001年《控制船只有害防污系统国际公约》、2011年《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等；第六，区域性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如《北太平洋溯河性种群养护公约》、《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印度洋金枪鱼国际公约》、《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等。“后公约时代”的上述国际法律文件作为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国际条约，法律形式上属于具有“立法”功能的普遍性国际文件，是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性质上属于正式国际法律渊源，其内容主要是细化和补充了《公约》的相关规定，完善了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制度，是国际法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领域新发展的主体。（二）非约束性的“软法”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步成为重要的国际习惯法以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通过的决议、守则、宣言或标准等形式出现，并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软法”现象，是现代国际法的一大特点。西方学者弗朗西斯·施尼德曾为软法作过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即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却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在国际法上，通常是指国际法主体间达成的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的协议。虽然关于这类被称为软法的国际文件的性质和效力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但普遍认为：软法虽不具有条约法上的约束力却有力地影响和推动着国际法的发展。形式上，它们往往表现为一般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具体规范，它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针而不是适用于具体情况的有约束力的规范；在内容上，多是对现有或正在形成的国际法原则与具体制度的阐明、确认和宣示，其代表和反映的正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广泛接受。正是这一特点，使“软法”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发展和确认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国际法意义。特别是在那些各国由于利益冲突而不易达成一致的资源、环境、人权等现代国际法新领域，其地位和作用往往不可或缺。（注释2：现行国际法律体制注定了国际习惯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在环境、资源和人权等国际社会尚存在较大争议的国际法领域。）90年代以来通过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软法”性国际文件主要有：其一，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禁止在公海使用大型流网的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到1992年底在各大洋和公海海域全面禁止大型流刺网作业；其二，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等系列文件；其三，1995年粮农组织通过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简称《渔业守则》）列举了负责任渔业的基本原则和行为标准；其四，粮农组织为推动《渔业守则》的执行又先后制订了国际文件，如1999年《在延绳捕鱼中减少附带捕获海鸟国际行动计划》、《养护和管理鲨鱼国际行动计划》、《管理捕捞能力国际行动计划》和2001年《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国际行动计划》就渔业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更高的养护要求；其五，1998年《粮农组织改善捕渔业现状和趋势资料战略》是一项关于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自愿性文书。此外还有1995年《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和2001年《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负责任渔业雷克雅未克宣言》等。以上众多国际文件虽然在性质上属于没有强制约束力的“软法”，是国际社会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表示的共同态度或政策，并无意就具体事项规定明确的权利义务，或鼓励各国自觉自愿地遵守，或在制订文件时即已表示不认为该文件具有法律拘束力。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件都“在扩充着或编纂着既存的规则”，都应视为国际法的一种渊源。（p12）在现实国际法律实践中，这些文件或成为后来制定的国际协议的先导；或逐渐为其后众多全球或区域性国际文件、国内立法所吸收和援引；或是现行国际法律制度的扩展或说明；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习惯。（p54）如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跨界鱼类种群在养护管理上的众多宣言与和决议，正是最终促成《鱼类种群协定》签署的根本原因。这一过程，既是国际习惯法逐渐建立法律确信和共同国际实践广泛出现的过程，（注释3：国际习惯或称“通例”是公认的国际法重要渊源。普遍认为其构成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国家之间普遍、一致、重复性的行为或实践；二是国家承认其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受其拘束，或称“法律确信”。）也往往是国际社会最终制定成文国际协约从而走向成文国际法的必由之路。大量出现的软法规范及对其的广泛认同，正反映了现代国际法在法律渊源上的新变化。（三）国内法与双边法律文件或合作安排的大量出现并成为推动国际法发展的源泉1982年《公约》通过之后，各国纷纷通过国内立法落实《公约》确立的生物资源养护管理责任与义务，如1983年挪威《海洋渔业法》、1980年美国《渔业保护和管理法》（1983年、1996年多次修订）、1996年日本《关于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渔业等主权权利法》与1996年《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等。其内容主要涉及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可捕量、特殊鱼种的养护利用、海洋保护区建设、捕捞能力控制、捕捞方式限制等问题。国内海洋渔业法规的发展已成为各国养护管理200海里专属区内生物资源重要的法律武器。双边法律文件或合作安排，是“后公约时代”国际社会解决区域或跨区域渔业纠纷与资源养护管理冲突最普遍使用的法律手段，相关文件或安排在世界各地大量出现。各国之间陆续签订了大量以共同开发利用和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的双边或区域性协议、安排。如中国先后与周边各国签订了《中日渔业协定》（1997年11月11日）、《中韩渔业协定》（2001年6月30日）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2000年12月25日）等，并建立专门渔业或资源管理委员会，负责协定的具体实施。这些文件的效力虽然从法律上讲仅限缔约方，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其内容或规则或成为正式国际协约的先导或补充，或是逐渐成为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的法律传统或国际习惯，为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增加了新的活力和内容。对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国际法的国内化和国内法的国际化”。（p5）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讲，国际法的所有内容无不发端于国内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国内法是国际法的最终渊源。三、“合作执法”的国际法实施机制传统国际法上，国际社会的结构特征决定了没有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司法或执法机关保障国际法实施，只能有赖于国际法主体的自觉自愿或单独与集体的强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人将国际法称之为“准法律”或“弱法”。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日趋严峻的海洋渔业与资源形势，如何强化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提高养护管理制度的执行和实施效能，已成为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面临的最为突出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国际法律问题。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国际协议，突破了传统国际法在实施机制上的缺失，确立了一种具有明显“合作执法”特点的国际实施机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公海上船旗国的专属管辖原则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海洋的浩瀚广大、渔船作业的流动性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公共性等特点，都使传统的以船旗国专属管辖为主的船舶管辖机制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安排上日益显现出缺陷和无力。《种群协定》、《中白令海峡鳕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和《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鱼养护和管理公约》等新的国际文件都建立了突破传统国际法实施机制的合作执法新机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种群协定》，建立了包括观察员制度、登临检查制度、证据收集保全制度、联合执法机制、通报制度、非缔约国和参与方渔船的监督与管理等为内容的新机制。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合作执法机制具有如下几方面明显特点：首先，确立了在管辖或安排海域内，任一成员正式授权的渔业检查员的普遍管辖权。《种群协定》第21条承认调查国渔业检查员在管辖区域或安排海域内对悬挂另一缔约国旗帜渔船的登临检查权，而不论另一缔约国是否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该安排的参与方，以确保该组织或安排的措施获得遵守。其次，赋予调查国以一定的强制执法权。《种群协定》第19条规定不论违法行为在何处发生，船只应当向“调查当局”提供船只位置、鱼获、渔具及涉嫌违法捕捞作业相关资料；如调查国依据本国法律确定船只严重违反协议，为确保该船不在公海从事违法捕鱼作业，可酌情扣押船只，直至船旗国对违法行为所认定的但尚未执行的所有制裁得到执行时为止。再次，突破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原则，确立了协议或安排对非缔约国或有关参与方渔船的强制管辖权。《种群协定》第17条明确了对不属于某个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成员，在性质上属于“第三方”的合作义务。“第三方”有义务不得授权悬挂其国旗的渔船从事协定目标种群的捕捞作业，非组织成员国或安排的参与方并应就从事捕鱼作业、捕捞有关种群的渔船的活动进行情报交换，并采取符合本协定和国际法的措施，制止这种船只从事破坏区域或分区域养护和管理措施效力的活动。复次，确立了港口国的强制管辖权。《种群协定》第23条规定在港口国授权情况下，港口国可以禁止破坏养护管理措施而捕捞的渔获上岸，并可登临检查自愿到港的渔船。最后，确立了在“必须时”可以使用武力的原则。根据《种群协定》区域性渔业组织成员国通过其授权的检查员，认为任何缔约国或非缔约国渔船具有违法行为，即可无条件地行使登临权，一旦发生对抗还可使用武力。尽管在《种群协定》讨论是否可使用武力问题时，有关国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最终在协定中仍保留了“避免使用武力，但为确保检查员安全和在检查员执行任务时受到阻碍而必须使用时除外”的规定。[11]（p53－55）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彻底宣告了传统公海捕鱼自由的终结，突破了公海船旗国专属管辖的法律原则，赋予了非船旗国的强制管辖权，扩大了沿海国对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被有关学者称为“国际法领域此类法律制度中规定得最为详尽的制度”，是“极富活力”的国际法实施机制。[12]（p186－251，285）这一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国际法，是国际法在涉及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行法领域的新发展，体现了应对共同国际危机的国际法实施新机制。四、国际法律原则的新发展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冲击了传统的国际法律原则，并试图形成生物资源养护的新原则。虽然这些新原则的地位及其法律效力尚待国际社会的更一步的认可和确信，但这些新原则无论从条约法上还是从国际习惯法上，都并不缺乏国际法理基础、成文法的宣示、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形成习惯所必须的国际实践。这些原则主要包括：（一）负责任原则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具有明显的维护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征，确立负责任原则是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的必然要求。负责任原则又被称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各国政府对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在内的地球环境和整个生态系统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它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共同责任意味着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和强弱，均对地球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有一份责任，并参与到全球环境资源保护事业中来。有区别的责任是对共同责任的限定，指的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分担是不平均的，而应与它们在历史上或当时对资源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压力相适应。从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来看，一系列国际文件不仅继承和确认了国际环境法确立的这一法律原则，并有所发展和创新。在明确各国承担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共同责任的同时，对沿海国、船旗国、远洋渔业大国等“利益相关方”提出了更多的养护责任与管理义务。1982年《公约》确立了沿海国在管辖海域养护管理生物资源的特别责任；1993年《遵守协定》、《种群协定》和1995年的《渔业守则》都进一步强化了渔船国籍国在各国管辖海域之外公海所承担的“一般性”管理责任和义务，全面实施海洋捕捞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建立起了对捕捞渔船的监测、报告与强制执行、防止制止并消除非法、未报告以及无管制的捕捞行为等制度；提出了国家管辖海域和公海上负责任行为的原则和国际标准等。负责任原则已成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重要法律原则。（二）预防性原则依《里约宣言》，预防性原则是指为保护环境，各国政府应尽可能依照本国的能力，广泛使用预防性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确实科学证据为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从各法律文件普遍采用“precaution”一词的本意来看，也都是指在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人类行动确实会发生环境资源损害的情况下，要求国家和社会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损害。[13]（p152－155）本原则是针对环境资源问题所发生后果的滞后性与不可逆转性的特点提出的。传统国际法上，如1946年《国际捕鲸公约》规定，只有存在科学证据证实了环境资源问题的严重损害已经发生或即将出现时，才应采取国际行动。但90年代以来，海洋生物资源丧失的速度之快令国际社会震惊，在资源损害发生之前采取相应的限制或控制等预防性措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新国际文件的明确要求与基本规定。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提出“预测、预防和从根源上消除导致生物多样性严重减少或丧失的原因，至为重要”，在“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鱼类种群协定》将预防性做法作为协定的一般原则，要求缔约国在海洋渔业活动中采取审慎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以确保鱼类种群的长期可持续利用。（注释4：协定第5条“一般原则”规定，应根据第6条适用预防性做法；第6条“预防性作法的适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养护、管理和开发生物资源的预防性做法、互不抵触和相互合作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体现了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强；二是注重各类预防性措施之间的联系；三是协议具有强制性要求。应该说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中的预防性原则是国际环境法领域中表现得最充分、最得到广泛实施的法律原则，是预防性原则的典型体现。五、公海自由捕鱼权的彻底结束与全面管理的公海渔业新制度包括自由捕鱼权在内的公海自由是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后公约时代资源养护的系列国际文件，对海洋渔业和资源养护活动进行了全面规范与控制。从国际法来看，这种规范和控制标志着传统公海自由捕鱼制度的彻底结束和公海法律制度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于：（一）海洋渔业和资源养护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管理重视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及其国际合作，是现代国际海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新的国际文件，在资源养护管理上已逐步实现了对公海渔业资源、特别是跨区域或高度洄游鱼类或种群实现了公海海域或是整个洄游区域从整体上的全程管理和从捕捞、运输、加工和销售等整个渔业生产过程的全程控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众多双边、多边和区域或全球性的协议，并成立全球、区域、分区域或双边的养护管理机构，以形成广泛的国际合作机制来实现的。依《种群协定》要求，由沿海国和远洋渔业国联合成立的渔业管理机构，包括区域或分区域养护管理组织或安排，与全球性资源环境条约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共同推动着资源养护制度的发展。《种群协定》要求成立区域或分区域管理组织以从事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而不论是否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该安排的参与方的渔船均有服从区域和分区域管理组织或安排的“义务”，并严格将该种区域合作作为入渔的条件，并确立了非船旗国的强制执法等重要内容。为保证协定的效果，《种群协定》规定了有关“非组织成员和非安排参与方”条款，排除了非成员方的渔船在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所订立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管制的区域和分区域内捕鱼的权利。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成为当前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的主导性力量。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区域性或分区域性海洋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组织58个，其中粮农组织体制下的有11个，全球及跨洋性的有6个；大西洋区域15个；太平洋区域有13个；印度洋区域5个。这些组织依其对缔约国管理职能可分为三种类型：直接确立渔业管理措施的管理型、指导型和学术研究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为核心的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旧的公海渔业制度的全面结束，也是新的公海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二）公海养护管理措施的量化和细化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重要内容就是细化了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措施，构建了完整的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具体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渔船管理制度、捕捞许可与登记制度、渔船船员培训发证与值班标准制度等。这些制度的核心是加强对渔船及其捕捞活动的管理。二是渔业数据统计收集与保存制度、预防性措施、特定种群目标参考点和特定种群极限参考点等具体的量化管理措施。主要是针对海洋捕捞作业过程中的具体环节而采取的量化管理措施，强化对公海作业渔船的管理。三是渔船渔获标志制度。以加强对渔获物的加工、贸易和销售环节的管理和控制，打击非法无捕捞许可的违法渔业活动。另外，第62届联大关于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决议草案就要求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全面建立强制性船舶监测、监督和监视系统，尤其要求所有在公海捕鱼的船舶尽快配备船舶监测系统，大型渔船至迟应于2008年12月完成配备以强化公海渔业监管。“只有遵守规章的渔船才可以参与捕鱼作业游戏”。[14]（p138）这些管理方法和措施的出现，既体现了现代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措施由简到繁、由原则到具体、由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趋势，也标志现代国际海洋法已发展到对公海资源养护和渔业捕捞活动进行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新时期。全面管理海洋的新理念已取代了千百年来“海洋自由”理念。六、结束语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国际法在这一领域通过强化国际管理、建立国际新秩序所采取的多方面努力及其未来实施的成效，都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研究。这不仅仅因为海洋生物资源关涉到人类社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国际法在这一领域的新进展，给现代国际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和冲击，无论是法的理念、治理方式、法的形式，还是法的实施，“后公约时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新发展(第7页)，将为我们打开一扇观察未来国际法的窗户。注释: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报告［R］．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C．C．Joyner．theUnitedStatesandthenewLawoftheSea［J］．oDiL，1996，（27）．田其云．海洋生态系统法律保护研究［J］．河北法学，2005，（1）．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德］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国际法［m］．吴越，毛晓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薛桂芳．国际渔业法律政策与中国的实践［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傅秀梅，王云长．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与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罗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软法［n］．法制日报，2005－12－15．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曾炜．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影响［J］．时代法学，2004，（5）．[11]郭文路，黄硕琳．国际渔业制度的发展及对海洋渔业的影响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2，（2）．[12]G．G．Scrams，tahindro．DevelopmentsinprinciplesfortheadoptionofFishers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measures，DevelopmentsininternationalLaw［m］．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9．[13]刘超，夏清瑕，等．国际法专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14]Belton．StrengtheningtheLawoftheSea：thenewagreementonStraddlingFishStocksandHighlymigratoryFishStocks［J］．oDiL，1996，（27）
社区护理的定义篇9
关键词：晚期癌症患者；社区；临床关怀护理；效果；探讨
【中图分类号】R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6-0298-01
数据调查显示，经济水平的提升同时，各类工业迅速发展，人们的生存环境污染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癌症患者发病人数不断增加。对于晚期癌症患者而言，增强人性化关怀，采用舒适的护理措施，对于提升患者的临终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为了探讨系统化的临终关怀护理在晚期癌症患者社区护理和管理当中的应用效果，本文选取我社区中心收治的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文研究相关资料主要来源于2012年12月至2015年1月我社区中心收治的晚期癌症患者60例，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观察组患者30例，其中男性患者16例，女性患者14例；患者年龄在45-80岁之间，患者平均年龄为（53.1±10.6）岁；对照组患者30例，其中男性患者17例，女性患者13例；患者年龄在46-7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2.1±11.0）岁。60例患者当中主要包括食管癌患者、胃癌患者、乳腺癌患者，另外还有肝癌患者和肺癌患者，患者例数分别为17例、14例、10例、8例和11例。两组患者在相关资料和相关信息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对照组患者仅仅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给予患者社区临床关怀护理，主要包括日常生活护理、心理护理、以及临终关怀护理。
1.2.1日常生活护理
护理人员要把患者安置在宁静舒适的环境当中，由于晚期癌症病人往往会出现身体消瘦和抵抗力下降等情况，而且会长时间的卧床甚至产生大小便失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护理人员要认真做好晚期癌症患者的早晨生活护理和夜间生活护理工作，要按时为患者清洗身子，要经常为患者换洗床单以及衣服，还要帮助患者经常翻身，避免患者压疮等问题出现，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制定长期治疗和保健护理方案，合理安排患者的日常饮食，帮助患者进食以及休息，尽可能的提高患者舒适度，如果可以的话，帮助患者做一些适当的活动。在选择患者食物当中，要尽量选择软食，不要为患者准备比较粗糙的食物，还要为患者服用蛋白质含量和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多给患者准备患者喜欢吃的食物，必要时为患者补充肠外营养物质。
1.2.2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要多和患者交流沟通，时刻观察患者的心理状况变化情况，当患者情绪不良的时候，要与患者交流想法，疏导患者的担忧，适当为患者播放轻音乐，平抚患者的情绪，告诉患者及家属治疗和护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要适当给予患者鼓励，消除患者的恐惧感。护理人员还要定时询问患者的需求，与患者建立密切关系，使得患者主动说出不舒适的地方，及时为患者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给予患者安全感。晚期癌症患者身体往往是疼痛的，社区护理人员要尊重患者，鼓励患者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减轻患者的内心孤独感。
1.2.3临床关怀护理社区护理中心要成立临床关怀护理小组和管理小组，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社区临终关怀护理小组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患者家属取得联系，在消除患者家属心理障碍的基础上获取患者相关信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提供相应有效的临床关怀护理意见。护理人员在实施社区临床关怀护理的同时，还要给予患者家属交流沟通，使得他们掌握有效的护理方法，提高患者护理舒适度，还要给予患者家属适当的知识健康教育，使得患者家属正确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给予家属有效的心理支持。另外还要完善社区临床关怀护理系统，实现相关数据信息化管理。
1.3观察项目和指标（1）护理有效率（%）；（2）患者各项功能指标改善情况，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生存质量测定量表（wHoQoL）进行评定，包括躯体功能、认知功能、情绪、日常生活质量四项内容。满分100分，分值越高，表明患者恢复情况越好。（3）患者护理满意度（%）[1]。
1.4统计学方法本次研究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24.0软件，其中护理有效率、满意率作为计数资料，使用（n，%）表示，采用χ2检验；各项功能指标作为计量资料，使用（±s）表示，采用t检验。p
2结果
2.1两组在护理有效率上的对比观察组患者护理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在患者各项功能指标改善情况的对比通过评分结果可看出，观察组患者后期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在患者护理满意度上的对比经过观察对比，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综上所述，近年来，癌症患者发病率越来越高，死亡率也越来越高，当癌症患者到了晚期之后，其所承受的痛苦是比较大的。对于在社区当中接受护理管理的晚期癌症患者来说，他们通常都没有了治愈的机会，大量调查结果表明，给予这些晚期癌症患者社区临床关怀护理是十分必要的，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给予患者护理，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舒适度和生活质量[2]。大量临床实践表明，在给予晚期癌症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患者临床关怀护理，可以消除患者的恐惧感，提高患者的生活舒适度[3]。
总之，通过本研究结果表明，临终关怀护理在晚期癌症患者社区护理当中的应用效果是比较好的，且可以明显改善患者后期生活质量，效果显著，值得临床大力推广[4]。
参考文献
[1]钟惠.对社区65例晚期癌症患者临终关怀的护理体会[J].中国医药指南，2014，21（10）：241-242.
[2]朱晓芳.晚期癌症患者社区临终关怀护理体会[J].中外医疗，2012，31（13）：161-161.
社区护理的定义篇10
承诺对象：社区群众
承诺内容：
1、坚持围绕构建和谐社区，以“用心服务，让爱导航”为宗旨，为实践创先争优，发挥党委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努力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
2、坚持以人为本，为党员和居民办实事、做好事，把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经常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丰富党员居民精神生活，关注群众疾苦，妥善安排好困难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工作、生活，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认真搞好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做好计划生育、安全生产及社会维稳工作。
3、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保护环境卫生爱护绿化，主动参与调解邻里纠纷，热心帮助他人，关爱社区困难人员，踊跃参加献爱心活动。
4、遵纪守法，特别要遵守社区公德，带头维护并保持社区卫生、治安环境。积极参与活动。
5、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不定期参加社区义务劳动，同时积极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
6、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7、争做优秀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创先争优活动，模范履行规定的党员义务，支持社区工作，做好民情沟通联系。
8、继续狠抓落实计划生育工作，在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中搞好计划生育宣传和落实工作，每年至少召开2次计划生育协管员工作会议，组织开展至少2次计划生育b超检查。
9、加强城市建设与管理，美化辖区环境，从源头遏制违章建筑的苗头，争取做到零违建。做好城市管理流动摊贩、停车管理、移门设摊的长期管理工作
承诺者：xx社区党组织
2011年9月10日
承诺者：xx社区党员
承诺对象：社区群众
承诺内容：
1、坚持围绕构建和谐社区，以“用心服务，让爱导航”为宗旨，为实践创先争优，发挥党委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努力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
2、继续狠抓落实计划生育工作，在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中搞好计划生育宣传和落实工作，每年至少召开2次计划生育协管员工作会议，组织开展至少2次计划生育b超检查。
3、坚持以人为本，为党员和居民办实事、做好事，把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经常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丰富党员居民精神生活，关注群众疾苦，妥善安排好困难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工作、生活，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认真搞好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做好计划生育、安全生产及社会维稳工作。
4、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保护环境卫生爱护绿化，主动参与调解邻里纠纷，热心帮助他人，关爱社区困难人员，踊跃参加献爱心活动。
5、遵纪守法，特别要遵守社区公德，带头维护并保持社区卫生、治安环境。积极参与活动。
6、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不定期参加社区义务劳动，同时积极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
7、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8、争做优秀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创先争优活动，模范履行规定的党员义务，支持社区工作，做好民情沟通联系。
10、加强城市建设与管理，美化辖区环境，从源头遏制违章建筑的苗头，争取做到零违建。做好城市管理流动摊贩、停车管理、移门设摊的长期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