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篇1
总览世界各主要国家(地区)的文物保护立法现状，文物保护立法模式主要包括三种:即分别立法模式、综合立法模式和统一立法模式。分别立法模式，是指从单个文物要素或者从文物保护某一具体措施的角度出发进行专门立法。在该立法模式下，各单行法适用范围各异，但是法律效力相同。除各类单行法外，没有规定多个文物要素或人文资源保护的综合性文物保护立法，也没有协调各单行法之间关系的法律存在。从文化遗产法历史发展历程来看，在文化遗产立法初期，各国一般采用分别立法模式，且将保护重点集中在历史建筑这类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上。如法国于1840年颁布《历史性建筑法案》、1887年颁布《历史纪念物保护法》、1913年颁布《历史古迹法》、1962年颁布《历史街区保护法》等;美国于1906年颁布《古迹保护法》、1935年颁布《历史遗迹法》、1976年颁布《民俗保护法案》、1979年颁布《考古资源保护法》。
由于不同单行法之间存在历史更替、重叠和冲突现象，采用分别立法模式会导致国家机关对文化遗产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注意不够，从而为法律实施带来困难，很多国家意识到这一立法模式的缺陷。时至今日，在文物保护立法方面，很多国家转向了另外两种立法模式，譬如法国转为了统一立法模式。英国、美国等少数几个有判例法传统的国家尚未变革立法模式，仍然坚持分别立法模式，主要针对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民间文艺、民俗及历史古城等不同层次保护的对象，进行分别立法，并对保护办法、机构与团体、地方政府职能与资金政策等给予较为细致的规定。综合立法模式，即基本法与单行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主要表现为:先将各单行法中共通的原则、制度加以归纳，制定一部超越各单行法的文物保护基本法作为文物立法的统率，随后在单行法中制定具体的文物保护实施细则。这种模式有其特有的优势:既可以克服单行立法模式体系化的不足，又可以避免法典模式的僵硬。
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采用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于1950年制定基本法《文化财保护法》，在此基本法的基础上，日本文化厅长将一部分立法权限委任给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由这些机构制定一些重要文化遗产保护的细致性规定。我国台湾地区以《文化资产法》为基本法，再制定《地方制度法》《土地法》《都市计划法》《区域计划法》《都市更新条例》《建筑法》等单行法和《台北市市定古迹及纪念性建筑物制定作业要点》《台北市古迹管理维护要点》《新竹市市定古迹评鉴审议作业要点》等地方性法规等作为具体的实施法。
总之，日本和台湾地区制定的文物保护基本法规定了原则性问题，在单行法中规定了细致性问题。统一立法模式，即文物保护事务的法典化，通过一部统一的法典来调整和规范文物保护事务，这种模式是指将各个文物保护法律规范按照一定逻辑体系编排成前后密切关联，少有重复字眼的完整法典。主要是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对该国已经成熟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进行整合、改造，制定出文物保护法典。法国、意大利是在文物保护立法领域采用统一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有着深厚法典编纂传统和强烈法典编纂情节的国家。法国于2004年将之前所颁布的100多部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编辑在一起，形成了一部综合性文化遗产法典《法国文化遗产法典》。该法典分为七个部分，内容包括一般规则、档案、图书馆、博物馆、考古、历史古迹与景观和保护区、海外文化遗产等相关规定，分别对不同种类文物的概念、取得、转让、保存、修复与违法行为的处罚等作了明确规定。法国能够构建出一个独立完善的文物保护立法体系，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法国国家机关逐渐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文书，从保护私人所有和国家公有的历史建筑，到保护周__围环境，再到保护某一单独的文化与自然景观，最后到保护整个城市空间，我们足以领略到法国的统一立法所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大。意大利于2004年制定了《文化与景观遗产法典》，该法典集总则、文化财产、景观财产和处罚措施为一体，几乎涵盖了文化遗产的所有部分，它吸收借鉴了之前该国所制定的各部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法律，是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集大成者。法国、意大利都是在已有的单行法的基础上，进行增加、删除、修改、合并并重新编排章节后，整合为一部调整范围更为广泛的综合性法典，该立法模式最大的优势即便于查询、检索。
二、我国文物保护的立法模式现状
我国文物保护主要采取综合立法与专项立法并存的立法模式。我国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跨越较大，上至效力级别最高的《宪法》，下至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存在文物保护的身影。内容包括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单位、馆藏文物管理、文物鉴定、文物出境、安全保卫、专业职称、文物商店、财物审计、历史文化名城等方方面面。初步形成一个以宪法为基础、以《文物保护法》为主干，并有相当数量的单行法律规范组成的多级别多层次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我国适用于文化遗产保护最为重要的综合性法律是《文物保护法》，该法设置了我国文物保护的方针等原则性条款。为了解决不同类别的文物保护事项的操作性问题，各级国家机关又制定了一系列更为细致的综合性法律规范和针对不同文物类别或具体某一保护措施的单项法律规范。综合性法律规范包括国务院制定的《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1992)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这两项法律规范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填补《文物保护法》的漏洞，将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民间收藏文物、文物出入境、法律责任进行更为细致的系统性规制;二是作为《文物保护法》的使用说明书，解释《文物保护法》中的具体条文。
单行法的数量庞大，设置较为复杂，包括针对某类文物的单项立法，如国务院制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89)、《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7)，由国家文物局的《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管理办法》(2008)、《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7)，建设部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0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2005)，国家文物局与建设部联合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1994)等;也包括针对具体某一文物的单项立法，如国务院制定的《长城保护条例》(2006)、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2002)、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的《福州市三街七巷、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2006)等;还包括针对某一具体保护措施制定的单行法，如国家文物局制定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2009)、《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2005)、《考古发掘管理办法》(1998)，还有法律效力最低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如《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2008)、《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2008)等。表1、表2更为直观地反映了我国的立法现状。
三、设计以综合立法模式为中心的文物保护立法体系
目前，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正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随着未来新《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完善我国文物保护立法体系势在必行。
(一)完善文物保护基本法的初步规划
一国就某一社会问题的解决采取多元化措施时，往往通过制定一个基本法，统一国家的行政目标、基本对策、综合措施。基本法的实质性意义和功能是为了确立一系列的预防性、控制性、管理性以及救济性的法律措施而制定的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我们在制定文物保护基本法时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坚持文化遗产基本法模式，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与理念等总括性问题进行立法。文物保护基本法的主要特征在于一般只对文物保护的目的、范围、方针政策、基本原则、重要措施、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法律责任等作出原则性规定，而非具体适用的实施法。我国现行的具有文物保护基本法性质的法律是《文物保护法》，而我国现行《文物保护法》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它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法律措施，出现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是，在原《文物保护法》立法之初，文物保护单行法规尚处于空白阶段，因此必须在文物保护基本法中规定具体的实施法内容。
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
一、我国现行公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利的现状
（一）宪法与宪法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从宏观角度，规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根本性法律依据，并指出我国制定任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相关法律、法规应当模范遵守宪法，同时指导性规定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这也同样适用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语言文化、传统医药、传统体育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该法律严格遵守了宪法并对宪法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进一步作出了细化的规定。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
多民族地区的云南、贵州、新疆等地相继制定了一些保护特殊行业的规章和办法，例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从上述法规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是由自下而上的立法模式，地方性法规立法实践早于中央法规的立法。少数民族自治区域较多且分散，更容易造成地方立法繁杂。
（三）其他公法中关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渊源
我国已经形成了《文物保护法》、《国务院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文物保护实施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国家土地管理以及防火规定，都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规范。《刑法》通过保护侵害他人风俗习惯罪，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权利进行了最后的保障性制裁，但是多部法律综合保护方式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对其他物质文化保护没有区分度。
综上，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权利立法保护现状主要是运用类似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式来进行保护，认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可以与主体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进行平等保护，并主要以民族文化大繁荣为目的，用以促进各民族文化权利平等和人权发展。
二、我国公法立法上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但目前仍没有具体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一部专门性法律，尤其是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系统性保护仍在起步阶段。
第一、我国涉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法律在立法取向为重视秩序法而不是一种权利本位。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没有给予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独立法律地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通过口头传授，而很少通过书面或者实物资料进行传承。一般认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研究价值或者一种政治秩序价值。
第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已经先行，但国家仍未建立统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例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规，针对具体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条文很少甚至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来，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实施可操作性条文基本很少，涉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条款基本上是没有。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具体的司法实施保障上基本上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方式，而是按照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来进行保护。
第三、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立法技术不够成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我国一般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手段来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没有意识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比，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濒临灭绝，更需要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特别保护。
三、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公法保护可能的进路
公法保障的法律制度的优化设计是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最大保障手段。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复杂性之高，难度性之大，远远超过笔者想象。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颁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采用单独立法模式
由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涉及面较广，且都是采用综合立法模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本法的立法文本可选择采用单独立法模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不但涉及到人权保护，也可能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因此也可以将需要运用私法保护的交由《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来处理。如果采用综合的立法体例会造成保护的缺失和保护程序的复杂化。法律如同生活一样，越简单的生活对于管理来说要求越高，越简单的法律，意味着一部法律能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因此，法律执业者在运用法律来处理相关问题时，只需翻阅一部法律，这将会更大体现法律本身的指引性价值。因此，应当对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制度进行统一清理，并由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组织，修订一部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本法立法模式可以采用垂直关系保护模式，避免出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归属性争议。确立利益归本民族所有，并可以借鉴知识产权相关保护方式，建立一部逻辑结构紧密且体系协调的法律。对其他少数民族不同或者特别要求可以用附则的形式，纳入本部法律。在立法中，还可以吸收《土著民族权利宣言》等相关国际公约的立法精神，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优秀部分，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的立法经验来制定这部法律。
（二）确立“以人为本”为原则，作为立法价值取向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组成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其中每一组成该整体的部分，例如：人、技术、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且每一组成部分都是由具体个人或者个性化主体，而每一组成部分的不同恰恰又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其原有的知识、资源和文化表达的方式构成了整体特性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系统化保护。但是，处于保护当中主要关注点应该是“人”这个主体，因此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首先就是要保护传承人，将人作为根本的保护对象。
（三）进一步提高立法技术水平，并梳理相关法律、法规
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篇3
论文关键词生.物多样性环境立法改革完善
随着近年来我国环境的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面对的环境状况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要认清楚自然生态环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推动环境立法的有序进行，做好生态多样性保护工作。
一、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一）生物多样性内涵
生物多样性定义众多，内容广泛，包括了动植物资源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等多个方面。它是地球生物资源丰富性的具体体现，反映了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生物多样性也是生物之间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构成。其中的物种多样性是指自然环境中存在的生物形式多样；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遗传基因多样性是指生命体内决定性状的遗传因子及其组合的多样性。
（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了众多的生产和生活原料，维持生物多样性能够保证食品物种的丰富和材料来源的丰富。同时，生物多样性还能保持土壤肥力，保证水质以及调节气候，从而保障和改善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的维持还有益于保持地球物种的丰富多样，保护地球生命物种的基因库。防止濒危物种带来的生物基因库匮乏。
二、环境恶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一）生态环境退化，物种多样性锐减
由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合理过度开发利用引起我国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森林面积减少，草场退化、沙化，湖泊湿地减少，河流干涸以及水体污染等多种原因造成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同时加上滥捕、滥猎，导致我国动植物数量急剧减少，濒危物种逐渐增多。
（二）遗传基因多样性受环境影响而降低
大量的动植物资源丧失，必然会导致遗传基因的减少，从而导致遗传基因多样性降低。长期的保护不利和过度开发，我国众多地区的动植物资源明显减少。以野生水稻为例：早期调查中的野生稻分布点已经由16个减少到现在的3个，分布面积也大幅缩小。
（三）环境恶化造成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丧失
环境恶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尤为明显。大量的人类活动改变了生存环境，草场变耕地，山林成农田水泊，导致原来的生态系统发生重大变化。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化也会导致系统内的生物构成和生存方式发生变化。此外，许多自然生态系统被改造成人工生态系统，造成了生态系统单一，同时在改造过程中也导致生物物种多样性大量丧失。
总之，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索取，我国现存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物多样性迅速丧失。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物物种的减少，最终会威胁人类自身的健康和社会发展。由此，我们需要加强环境保护，为生态多样性的丰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环境立法的意义
（一）环境立法是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
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使得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而生物物种安全涉及的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与环境保护关系紧密。这就使得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成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
（二）环境立法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是社会长远发展的必需要素。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生产需求，对环境的破坏增加，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加剧，导致濒危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长期偏重于经济发展，忽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使得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严重受损，无法满足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要求。只有通过相关的环境立法，保持良好的生存环境，从而为众多的生物存在创造条件，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生物资源，保障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三）环境立法是健全我国法律保护体系的需要
加强环境立法，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法律依据，使得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法可依。建立一个健全合理的法律保护体系，能够从制度层面和法律层面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同时使具体的保护工作能够有明确的规范和指导。填补了法律空白，也提高了保护工作的有效性。
四、加强环境立法的基本原则
（一）环境立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思想。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自然资源的消耗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和发展预期，需要有符合发展规律的发展思想科学合理地进行指导。
（二）环境立法坚持物种平等原则
任何物种在自然生态环境中欧冠都有其独特地位和功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无论物种的生命形式和功能大小，都应该得到尊重。人类与其他物种在生态环境中应该是互相平等相互联系依赖的关系，我们要尊重其他物种存在的合理性和平等性，不能自居高等，要通过科学细致的环境立法，保护物种共同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促进物种间的平等协调发展。
（三）环境立法要结合地区实际状况
自然生态环境是个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呈现出多样的地域特点，衍生的生物链、生物物种也各不相同。例如我国高原地区存在其他地形下没有的独特动植物资源，沙漠环境中的生物物种和生态链也与平原地区差别很大。因此，要针对各地区的独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研究本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地制宜地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四）环境立法要充分考虑公众的可参与性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作用很大，从而显著改变了环境中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因此，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主要就是控制好人类活动的不良影响以避免产生生态破坏。在制定环境法规时，要综合考虑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特性，以明确地法规制度控制当前活动对生态环境不良影响。同时，从方便居民活动角度出发制定符合地区居民发展特点的环境保护法律，从而引导居民科学合理地开展日常活动达到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如果制定的法律与当地的实际状况不符，保护工作的可操作性和公众的参与积极性都会降低，限制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实际效果。
（五）环境立法要注意吸收借鉴先进成果
相较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我国的环境立法工作比较滞后，存在很多不足。对于国际上已经取得的环境立法工作成果，我们应该积极引进运用以完善自身的立法工作；对于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和教训也要相应地吸收借鉴，防止类似问题的产生。此外，引进相关人才，促进经验技术交流也是加强工作中切实可行的方法。但是在吸收借鉴当中，我们要充分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现实条件，不能盲目照搬，要重视理解消化。
五、环境立法中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环境立法存在的相关问题
1.环境立法目的不明确难以适应发展需要。现行的环境立法工作比较注重对于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忽视了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立法目的不明确造成了后续的环境法律制定工作重心偏离，制定的法律法规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从而影响法律法规的执行实施效果，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展不力。以往法律片面注重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而不是以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为主要目的。这样的认识需要改变，要从宏观上树立系统保护、全面保护的长远保护思想。
2.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存在漏洞。现行的法律条款制定的时间较长，已经落后于现实发展需要。陈旧的法律规定不符合当前的工作条件和实际状况；部分法律只有大略的规范，缺乏明确可依的具体条文规定，造成具体实施困难。此外，一些地区性的环境保护法规与国家性的法律不协调一致，甚至产生矛盾。这就造成环境保护的具体实施工作难以开展，取得的保护效果不明显。
3.环境立法在多领域存在法律缺位问题。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主要针对个别的环境问题进行法律规定，没有系统性地对整个生态环境改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整体协调规划，造成一些重要领域的法律规范不健全、不完善。比如对进来突显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和基因库保护问题都缺少系统合理的法律规定，导致相关工作不到位。
4.法律执行机制不完善。体制不健全和执行不到位等原因使得我国的法律执行效率低下。部分地区和部门存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等问题，而且相关检查部门、执法部门和监督部门之间协调管理不善，权责划分不清晰且缺少必要的执法条件，这些问题共同作用导致环境保护法律的执行难以实现，对产生的有关问题找不到责任人或者处罚不当，妨碍了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二）改进环境立法工作的措施
1.纠正环境立法的目标偏离，完善法律规定。从环境立法目标认识上，加强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视，制定全面规范的法律条文切实指导相关工作的实行。对不符合生态系统保护目标的陈旧条文及时修订，使得制定的法律条款能顺应自然生态发展的现实需要。针对实际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制定相关法律以指导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填补法律上的空白。
2.制定明确清晰的法律条款，提高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粗略笼统的法律规定严重影响相关工作的开展，使得环境保护法律执行困难，影响了法律规范纠正作用的实现。规定清晰、权责明确地法律法规，能够提高实际运用中的执行效率和实际效果，更好地促进保护工作顺利进行。
3.健全法律管理体制，加强法律执行落实。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需要健全的管理执行机制来落实施行。因此，环境立法工作还要建立健全相关的组织管理机构，协调相关部门的配合执法，使得制定的法律能够有效执行、违法者得到追究惩罚，从而提高环境保护的效果，保护生物多样性。
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动物权利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动物福利
2009年9月18日,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向社会公布,这是我国首部动物福利性质的非正式法律文稿,动物权利再次受到社会关注。支持动物权利的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法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展及监护或制度的设置等为动物法律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理由。但对这些理由需要深入考究。
一、道德权利不等同于法律权利
有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为动物的权利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为其最终上升为法律权利提供了前提。①笔者认为,“动物权利”一词首先出现在环境伦理学领域,对其应作道德意义上的理解。我国著名环境伦理学者余谋昌认为:“当我们涉及生态伦理学时,可以认为它既包含科学,又包含信仰,因为它是作为科学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又包含崇拜生命的敬仰。”②环境伦理学者将动物的道德权利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讨论,提倡赋予动物法律主体资格,并未考虑和理解权利的法学意义。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过渡关系,二者性质不同。首先,从产生方式看,道德权利产生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共同行为准则,而法律权利除来自风俗习惯外,很大一部分由人为立法产生;其次,从内容看,道德权利义务内容因人因地而异,衡量标准模糊不确定,而法律权利义务的内容是明确一致的;最后,从保护方式看,道德权利里被保护是通过舆论力量以及行为人内心的道德自省实现,而法律权利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在道德层面谈及动物,是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来实现的,而法律强制力显然超出了道德自律范围。
二、动物作为权利主体—“主客二分”法律结构下之不能
有学者建议立法赋予动物法律权利主体(或类主体)地位,这在传统的“主客二分”法律结构下难以实现。参加任何法律关系都必须具有权利能力,参加某些特定类型的法律关系除了要具有权利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行为能力。③而动物却不具有权利能力。首先,在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有自然人、法人以及国家(特殊情况下),而物、人身利益、精神产品、行为等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指向对象。我国在理论与实践中一直都将动物当作“物”看待,例如,前些年出现的清华学生向熊泼硫酸的行为被定性为“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使用有关物所确定的有效规则。”有学者引用该条规定的第一句来否定动物是法律上的“物”而应是“主体”,这是对该条文的误读,即把条文肢解后的部分独立进行理解,而没有从整体上把握条文的意义。作为私法,《德国民法典》的真正意图是说明,动物在私法的范围内是一个活物(livingthing),而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拥有的无生命“物”;作为活物,它应该得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对待……必须保证动物被当作一个活着的物及具有一定思维和创造能力的伙伴来对待,对待的措施不应不利于动物物种和感受的保护。④从此看出,德国法律仍将动物视为物,但将动物同传统的普通物区分开来,作为特殊的物,适用特殊的法律进行保护。当不存在特殊规定时适用一般物的规定。
动物成为法律主体,其权利和义务之间无法平衡。依法理,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无权利的义务和无义务的权利在平等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几乎不存在。如果动物是与人对等的权利主体,那么无论是人伤害动物抑或动物伤害人,侵权一方都应承担相应责任。然而要求动物承担行为后果却缺乏现实可能性。动物受其自然属性的限制,不能因年龄增长或接受类似人类的教育而形成意思能力,从而也不能形成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能力,这是动物不能实现其权利义务的先天。进而,有学者主张用现行法律监护制度,将动物作为有限的法律主体来保护其权利。⑤笔者认为,现行监护制度是为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设立的保护其利益的法律制度,要求监护人能够代表并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制度的本质在于通过人的行为使被人承受行为的后果,要求关系双方存在法定关系或以意思联络为基础的授权关系。然而动物与人之间,并没有监护关系以及关系的发生原因。人既无法承担起监护动物的责任和法律后果,动物也无法承受被行为的后果,动物与人之间也没有可相互理解的法则。人能够体会动物的感觉,只是人根据自身的体验所做的一种“换位思考”。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证明动物的本意,人无论如何也超不出自己的视野来理解非人类存在物。⑥如果动物权利通过制度来实现,动物意志恐怕代表的是人的喜恶,其实质也仅在于动物被作为人之间意志较量的工具而已。
动物具有法律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会引发一系列难题。例如,动物如何参与诉讼?如果人损害了动物的利益,动物何以寻求救济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法律是否也调整同为法律主体的动物之间的“侵权”关系?如果动物具有法律权利,人类还能继续买卖、圈养、屠宰动物吗?除非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动物权利无从谈起。
三、法律主体范围的扩展能否及于动物
法律先后承认奴隶、妇女、儿童、法人、国家的主体地位,但动物并不必然被纳入法律主体扩及的范围。前述法律主体在本质上具有共同特征,即属于人的范畴。奴隶、妇女、儿童本属人类,只是在社会不同阶段其权利受到一定限制。随着人类文明和道德的进步,人类逐渐消去在人内部划分等级的观念。而法人、国家属于人的范畴因其是人类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创设的一种具有“人格”的拟人化特殊主体,能确实被人所控制,体现人的意志,并像人一样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虽然人是由动物演进而来的,人与动物的本源是一致的,但应承认,人经过不断地选择和适应环境,最终发展为一个高级物种。人与动物分离,也正因为人具有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能,有理性、能思考、善言语、会劳动、可直立行走等。在人类社会,人类有自己的行为法则。同时,动物世界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但两者很少甚至没有共通性,人显然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动物身上。例如,我们显然不能用“计划生育”政策来限制动物的生育,也无法使破坏人类财产的动物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正因为存在诸多“不可为”因素,才让动物法律主体地位难以成立。法律终究是人的法律,过分扩大权利的主体范围,可能会造成动物权利对其他权利的侵害。
四、建议——动物法律保护的可行出路
为更好地保护动物而颠覆现行“主客二分”的法律结构,把动物设为法律主体未必能得偿所愿。最明智也最可行的方法是用旧体制去解决新问题,应循序渐进地对现有动物保护法律规定加以完善,以满足动物保护的时代要求。人类保护动物归根结底也不在于是否赋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本质上是靠法律制度规制人的行为,强调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
第一,修订、完善我国相关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扩大保护范围,增加保护内容。就我国而言,动物保护立法存在很大缺陷:一方面体现在保护范围过窄,主要限于野生动物尤其是濒危物种。而对普通动物如不加以保护,其将来也可能濒临灭绝。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立法应体现人类对更多物种的关怀,从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适当扩大动物保护范围,并酌情施以不同的保护力度。这样做既符合道德要求,也符合法律要求,是法律和道德共存并逐渐融合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体现在保护内容单一,我国现有动物保护法律更多地将动物作为一种资源来保护,且只简单地保护动物生命不被杀害或身体不受伤害。应在有关法律中增补对动物福利的保护内容,更关心动物的生理状况和生存条件。第二,在坚持原有法律框架内可进行适当的创新。我国著名民法学者杨立新创造性地提出:与法律人格对应,可以建立一种多层次的“法律物格”制度,使动物具有高层次的法律物格资格,相应地在法律上对其设置特别的规则,或许更能体现动物在法律上的特别属性以及法律对其所应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⑦
第三,保护动物也应成为法律规定的道德义务,此举并非承认动物对人具有法律权利。奥地利学者凯尔森认为,“法律规范使某人负有对某一别人作一定方式的行为的事实,并不自然就意味着后者有对前者的这种行为的权利”,而“每一个人使个人有义务对另一个人作一定方式行为的法律规范,并不都授予后者以对前者的法律权利”。⑧因此,权利可引起义务,而义务并不可引起权利。在法律中规定人保护动物的义务,基于人类自我反省和自觉基础之上,是人类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义务。
第四,从长远看,应加快我国动物福利立法进程。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是将保护动物的义务法律化,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法则。前不久公布的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就是一部保护动物福利性质的法律建议稿,站在维护人类社会总体利益的立场上平衡动物福利和人的利益关系。该稿如能最终成为正式法律文本,将有利于遏制虐待动物的不良风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卫生,在全社会树立关爱动物的良好道德风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风气,最终推动我国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五、结论
解决动物的生存现状最终有赖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保护动物归根结底是人的道德意识问题,只有了解生命的意义,对生命体现足够的尊重,才会善待动物。赋予动物道德权利,旨在帮助人们形成尊重动物生命的道德意识,建立生态平等的文明意识。人类保护动物并非在于是否承认动物的权利地位,主要还是要解决人自身对动物存在的各种偏见,进行“道德洗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待动物的非道德行为,而法律规制只是一种辅助工具。
注释:
①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39.
②余谋昌.惩罚中的觉悟.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76.
③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187.
④常纪文.动物只能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7).8.
⑤高利红.动物不是物,是什么?.环境法研究网.
⑥许健,沈展昌.动物“权利主体论”质疑.河北法学.2004(1).139.
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篇5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文物保护法》的实施对规范社会行为、保护中华历史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对民间收藏文物内容涉及较少。这种对民间文物所有权的过度限制，忽视其客观存在的经济价值，造成了从民间文物立法到实践中都存在各种问题，严重不利于民间文物的保护。
一、民间文物之经济价值分析
（一）民间文物的经济价值具有客观存在性
文物作为一种特殊的物，当然具有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客体的性质。文物所有权是一种特殊的物权，它是指文物所有者依法对其合法所有的文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已经承认私人文物所有权的合法性，并规定了收藏文物合法流通的多种渠道。这就证明，法律实质上承认了文物是一种特殊商品。既然文物是商品的一种，那么其必然符合商品的一般理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文物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最初目的是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物质或精神需求），其中必然凝结了人类无差别的劳动。而文物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涨船高”，主要是由于其具有不能再生产的特点。在商品流通的渠道中，“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规律作用，直接促使文物的价值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高。文物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其具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但这并不能否定和抹杀其客观存在的经济价值。
（二）强调民间文物经济价值的必要性
正文物的经济价值，正确认识民间文物的重要地位是文物保护的必然要求。2013年，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曾公布“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我的竟有超过半数的馆藏文物受到腐蚀或其他的损害，数据令人大跌眼镜。其中，29.5万件（组）处于濒危腐蚀程度，占全国馆藏文物总数的2.01%；213万余件（组）属于重度腐蚀程度，占全国馆藏文物总数的14.52%；另外有占馆藏文物总数34.13%，约501.7万余件（组）文物属于中度腐蚀程度。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国家馆藏文物正面临严重的威胁。毫无疑问，作为我国文物保护的主力军，国有博物馆具有人、财、物方面的绝对优势，仍然有过半的文物遭受中度以上的腐蚀损害，那么，数量更加庞大的民间文物的损害程度又有多严重？存在一种情况，即民间文物所有人在无力维护所有的文物，希望将其出售，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可以有三种途径供其选择：一种是将文物出售给国有文物商店，但文物商店现已名存实亡；二是将该文物委托具有资格的文物拍卖行竞拍出售，但这种方式对文物的级别和价值都有要求，且成本极高；三是将普通文物（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一、二、三级文物）与他人交换。显然，三条路都很难走通。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除了少数价值较高的文物通过拍卖完成交易，大量的文物交易是在古玩旧货市场以“文物监管品”的名义流通。这种情形更加复杂，因我国现行法律不承认实际存在的文物交易市场，如果其中出售贩卖的是真品，法律不允许其交易；如果是赝品，则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之法律对文物监管品市场持“睁一只、闭一只眼”的态度，使其成为“三盗”文物销赃获利之地，严重不利于民间文物的保护。故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正视已经存在民间文物的交易市场也是耽误之急。
（三）民间文物经济价值在其流通中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0.42万亿美元，人均GDp约为8016美元。这表明，我国的消费者已经具备了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的经济基础。面对如此繁荣发达的文物市场，文物的经济价值更加突出，其存在的客观性不容忽视。世界上有些国家或地区，甚至直接在相关法律文件中使用“文化财产”或“文化财”的概念，其含义与我国所称的“文物”并无二致。例如，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中认为，文化财是由祖先创造而流传至今的文化遗产，文化财作为贵重的人类信息，不单是为了了解祖先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称为人类创造未来的指针。保护文化财，并广泛而灵活的利用之，无疑可以成为可以为新文化的创造增添能量。此外，美国的法律文件中也强调文物的经济功能。这些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因为强调文物的经济价值而导致对其保护的不利；相反，通过适当突出文物的经济功能，可以互补不足，相辅相成。民间文物的经济价值是其能够流通的基础，也是必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制文物流通的基础。因此，必须正视文物的经济价值在文物价值总体中的作用。
二、民间文物流通中存在的法律障碍
（一）专门调整民间文物流通的法律缺失
对文物流通的规制不应由《文物保护法》来进行。《文物保护法》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颁行较早的一部文化类行政法，其调整对象是文物领域中的行政管理关系。文物保护法目的是通过约束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来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是规定了行政主体的行为准则来防止行政权力违法或滥用。文物流通领域中交易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买卖双方有着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规范文物流通的法律应该是以规范交易行为，维护交易秩序为目的。这种法律价值上的追求决定了，仅仅依靠完善《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来规范文物流通领域是行不通的。除此之外，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也都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法规，基本形成了中国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处于统领地位的《文物保护法》内容广泛，因此其规定不可能面面俱到。但随着人们文保意识认识的提高，对文物保护的要求越来越细，仅依靠一部《文物保护法》无法满足需求。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规定文物流通的一般法，这也是导致这一领域规则混乱的重要原因。
（二）立法层级混乱并存在部门规章突破法律的现象
《立法法》第八十条规定，国务院各组成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其内容仅限于执行法律的事项，应遵循一致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实际上就划定了部门规章的规制范围，其内容必须与上位法保持一致，不得独立对其他事项进行规定，更不得和上位法矛盾。换言之，部门规章是执行性或者补充性规范，而不是自主性规范。但在文保法领域却存在部门规章突破法律的情况。1992年由国务院四部门联合颁布的《加强文物市场管理的通知》，是目前规范民间文物流通的重要文件。从行文表述中，该文件的颁布明显是迫不得已，本身就违背上位法的规定。从内容上看，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仅规定了民间收藏文物的取得方式，以及国有文物商店经营和文物拍卖两种合法流通方式。但《加强文物市场管理的通知》确定了“文物监管品”可以流通，并定了可流通文物的时期、性质等。这就说明该规章不是补充性规范，而是自主性规范。目前，依法治国在各个领域不断推进，法律法规本身的违法更应该是重点的调整对象。
三、建立和完善规范民间文物流通法律制度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短时间内在各领域取得长足进步，法制化建设同样也是如此，到2011年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但高速立法中也存在其他问题，比如部门法之间不协调、上下位法冲突、法律修订频繁等问题。因此，我们在修改《文物保护法》、制定文物流通专门法的同时，必然面临着整个文物保护法律系统的协调一致问题。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要建立和完善民间文物领域法律体系及具体的法规，不可能通过仅仅修改《文物保护法》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立、改、废各个环节。既要在平等保护的思想下修改统领法――《文物保护法》，又需要清理违法的规章制度，同时还需制定单行法，工程量较大。因此，我们应该采用一种新型的模式来克服这种问题。具体来讲，包裹立法就是把横向上规制同一领域的法律规范中，需要修改部门挑选出来，并针对此提出修改意见，用“法律包裹”统一的、一次性修改。对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进行统一的整理，不仅节约立法、修法资源，而且能够避免新修订法律之间的适用冲突问题。这种新式的立法模式，有利于解决某一领域法律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能提高法律体系的适应性和协调性。就文物保护法领域而言，目前正是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立法导致各种问题的关键时期，而这种新的新的立法模式，正是解决我国文保领域系统性法律问题的不二之选。
四、结语
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篇6
关键词：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事先知情同意；惠益分享
中图分类号：DF5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31-02
一、遗传资源概述
（一）遗传资源的内涵
目前，在遗传资源保护领域，最为权威、最重要的是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它规定：遗传资源是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遗传材料”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1]。具体来讲，遗传资源包括：动植物、微生物的Dna基因、细胞、组织等遗传材料及相关信息。遗传资源具有稀缺性显著、有形性和无形性相复合、价值性、经济性和可利用性凸显等特征。了解遗传资源的内涵对我们认识遗传资源，建立中国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在世界范围内，对遗传资源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其直接原因就是，通过对它分析与提取而获取的商业产品和方法受到了知识产权法（主要是专利权和动植物品种权）的保护。与此同时，世界上各个国家也大都以知识产权法来保护遗传资源。我国也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基于遗传资源而获取的商业产品和方法，主要有三类，化学物质、生物技术发明以及植物新品种。这是遗传资源划拨到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需要。
除了现实需要外，简单来说还有以下几点：首先，动物、植物资源是可以作为专利来进行保护的。同时，植物的新品种权、育种者权等都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列。其次，专利制度中有一个要求就是信息公开。这可以运用到遗传资源中，这样方便获取与它有关的利用、保护等方面的信息。成为保护遗传资源的有效手段。最后，我国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独占权的获得，必须在有关机构进行登记，获得批准。将遗传资源保护纳入知识产权，若要对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分析和检测，它的获取必须首先获得我国有关机构的批准，可以减少非法获取遗传资源的可能性。从以上可知，作为遗传资源保护的首要法律制度就是知识产权制度。
二、目前中国遗传资源保护的现状
（一）遗传资源保护的立法现状
中国地大物博，生物资源富饶。如，有脊椎动物6300余种，兽类600余种，微生物资源中，已查明就有10000多种。除这些已查明的，还有很多生物资源未查明和记载[2]。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与条例，均是为生物遗传资源服务的。《宪法》第九条、第二十六条和《刑法》规定的“破坏资源罪”，为我国资源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石。同时，还有一些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关于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通知》、《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等等。上述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有助于遏制遗传资源减少的趋势，控制它的丧失与流失，使其得到有效保护。
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款和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的具体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想从专利申请与授予方面对遗传资源予以保护，这一保护思路也契合了CBD公约的相关条款[3]。但是，从切实有效的角度来讲，现有的遗传资源保护制度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随着各国交流加强，现有的制度也不能适应目前国际规则以及满足国际社会和国家间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需要。
（二）对遗传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
1.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我国并没有专门的遗传资源管理与保护的法律，也没有专门的遗传资源管理部门。看上去我国有很多与遗传资源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大多是存在于其他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被包含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主要是一些原则性、抽象性的规定，内容不具体，不完善。使得遗传资源在生产和开发中遭到严重破坏。所以我国“略显单薄”的法律是无法很好地保护遗传资源的。
2.可操作性差，且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目前我国的遗传资源管理在实践中大多是多个部门共同管理，但是各个部门的职能又无法准确划分，混乱的管理体制使得生物遗传资源输出和引进渠道混乱，登记管理制度失控，有的遗传资源没有登记就“莫名其妙”的流入国外。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法律法规往往无法落实，并且遇到违法现象执法人员不依据法律，或依据法律却不严格执行，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3.缺乏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法规。我国因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专利法》也做出相应的修改，在第五条、第二十六条加入了对遗传资源的规定，但也存在很多的法律问题，如并没有针对获取遗传资源合法但是将源于该遗传资源的技术申请专利违法或违反与遗传资源使用权人的约定这种可能的情况做出规定。除了这两条，还没有体现CBD其他相应原则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如何执行CBD关于知情同意、惠益分享的规定。同时我国也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国际条约。但实际上，并没有将国际条约确立的原则和法律规范很好转为己用。
4.保护意识淡薄，法律滞后，西方国家“生物剽窃”严重。和遗传资源带来的巨额利益相比，法律的保护显得十分落后，同时广大国民包括政府对遗传资源的保护意识淡薄。缺乏法律保障的遗传资源，就无法避免地面临着代表国家利益的资源被其他国家所侵犯、窃取，同时遗传资源直接受益者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地保护，而我们最多只能从道德层面上加以谴责。由于自然原因，遗传资源大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而生物科学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为了攫取其背后的经济价值，以各种手段在发展中国家无偿获取。
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
我国政府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发展与繁荣的权利和要求，不仅是经济与政治方面，更包括文化与思想方面。国家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及《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自治条例》等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颁布和实施，给予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最大的生存空间，以保持少数民族传统的延续、促进少数民族文化随着时代而发展。甘肃特有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文化权利也受到了国家和甘肃省政府以及民族地区政府的关注，但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保护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仅就其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及措施进行探讨。
一、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应当承认，由于经济条件、政治制度、自然资源以及人文观念等种种因素的影响，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保安、东乡、裕固三个特有民族优秀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环境在急剧改变，经典的婚礼祝词已支离破碎，保安族的宴席曲基本已没人再唱，少数民族与其信仰有关的祭祀活动和民间礼仪，因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复存在，民族记忆趋于淡化。传统的传承机制日益遭到破坏，传统技艺濒临灭绝，保安腰刀、东乡族擀毡生存状态堪忧。还有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的艺术品，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海外；一些神话、历史传说、工艺技术等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着一些艺人的去世而消亡。而面临的困境与我们在法律保护中存在的以下问题和缺陷有很大关系。
1.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立法重物质轻精神。目前，我国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分两条线，一条线是关于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保护，这部分国家重视保护的比较早，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以行政命令保护为依据，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文物保护法》以及地方法规和规章，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保护体系。另一条线是对精神文化的保护，相对于物质文化来讲这方面的保护还存在欠缺，从1990年以后才开始注意，虽然颁布不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对精神文化遗产明确了具体保护措施，例举了具体表现形式，但范围依然比较窄，文化认同权、发展权、合作权、保护权还未进行类型化保护，甘肃省文化权利保护情况更是如此。
2.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零散不完整。当前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主要是《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原则性保护，专门的保护内容散见在《著作权法》的第6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及行政法规阶位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中，保护法规零散。
3.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缺乏专门立法。我省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缺乏专门立法。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方面地方性立法要比国家立法发展快，一些省份已经颁布了专门法条。自2000年5月云南省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之后，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和民族自治区也相继颁布了地方性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但是作为少数民族也比较集中的甘肃省对精神文化保护的专门立法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不够，法律保护几乎空白，对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主体、内容、权利、义务、责任等都没有相关规定，这与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现实需要差距很大。
二、文化权利保护的地方立法缺乏操作性和民族特性
甘肃省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主要依据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这些条例缺乏操作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主要作用在于弥补国家立法的不足。因为《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国家立法对少数民族权利（包括文化权利）的保障是宏观的，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及每一民族地方特定事物的特点。而各地的自治条例则主要针对某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和某个专门问题作出规定，所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必须要有很明显的民族特点、地方特点。甘肃省地方法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的特点，如结婚年龄特殊规定，民族节日放假等规定。但总体看大多是对《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原则性保护条款的照搬、照抄条文；没有结合本地民族的特点制定操作性强的地方立法，无法满足对这些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需要。
我国对诸多文化权利都有确认，但是却没有完善法律责任规定，使权利无法落实。我们不仅要提倡和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还应该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法规和政策，保证权利得到真正的体现。这方面我们显然做得还不够。如甘肃三个民族的自治条例都明确规定各族享有包括对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的文化认同权。但对权利如何落实，责任人如何承担不履行义务的后果，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又如条例都规定各自治区可以采取特殊措施，优先发展教育，决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和招生办法等。但实际上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课程设置上并没有安排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课或虽然安排了但无法实施。笔者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调查中得知，该县学校没有开发少数民族乡土教材和开设民族传统方面的课程，导致部分学校入学率低，民族群众以牺牲正规教育，自行通过非正规教育的途径习得民族文化。肃南裕固族地区极少数学校虽然开发了一些以本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乡土教材，开设了相关课程，但总体实施上步履维艰。大部分家长对子女学业成就的高期望和升学竞争的客观存在，加上中考、会考无法全面反映和衡量学生的各种素质，学校面临追求升学率和教育评价制度的压力，乡土教材课程教学计划在具体的执行中大打折扣。［1］可见只确定权利，不设定责任，不明确责任人及其违法承担的后果，文化权利将变成一种奢侈和悬置的权利。
三、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措施
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篇8
【摘要题】文化遗产保护
【关键词】民间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立法建议
【正文】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关注始于九届全国人大。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开始就有关问题进行大量的立法调研。在广泛听取各地方、各部门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借鉴国外相关法律及参考我国云南、贵州地方立法的基础上，到2003年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第6稿(以下简称《草案》)。日前，该《草案》经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审议通过，即将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日程。《草案》共7章60条，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继承人的保护、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和相关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本文拟将《草案》与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2000年5月26日云南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2年7月30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以及国内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比，剖析《草案》的主要特点，并提出有关商榷意见。
一、《草案》的主要特点
(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兼顾保护相关物质文化遗产
日本在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是国家文化财产的根本性法律，它的保护范围非常广泛，涵盖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传统建筑物群、文化财保存技术、埋藏文化财等七大类[1](p18)。韩国于1962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受日本影响很大，文化财被划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纪念物、民俗文化财这四大类[2](p437)，可见它也是一部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性法律。与日、韩两国不同，由于我国在198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是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基本法律，所以只能实行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立法的保护方式，即物质文化遗产由《文物保护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调整，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即将出台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及其他相关法规调整。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譬如，戏剧的道具服装、音乐的乐器、手工艺的制成品、宗教仪式的场所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物质的承载体，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的物质证明。所以《草案》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兼顾了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草案》将法律的保护范围界定为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社会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受国家保护：(1)濒危的古语言文字；(2)口述文学和传统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木偶、皮影、剪纸等；(3)传统工艺美术制作技艺；(4)传统礼仪、节日、庆典和游艺活动等；(5)与上述各项相关的代表性原始资料、实物、建筑和场所。(6)其他需要保护的特殊对象。”其中(1)至(4)项指非物质文化遗产，(5)指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为避免与《文物保护法》的调整范围发生交叉，《草案》第59条规定：“已被确定为‘文物’或‘文物保护单位’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适用《文物保护法》。”
云南、贵州等地的地方法规虽也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物质文化遗产为辅，但没有突出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相关性”这一重要特点。譬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保护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指：(1)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2)代表性的民族民间文学、诗歌、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3)具有民族民间特色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传统的文化艺术、民族体育和民间游艺活动、文明健康或者具有研究价值的民俗活动；(4)集中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的民居、服饰、器皿、用具等；(5)具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建筑、设施、标识和特定的自然场所；(6)具有学术、史料、艺术价值的手稿、经卷、典籍、文献、谱、碑、楹联以及口传文化等；(7)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传承人及其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艺；(8)民族民间传统工艺制作艺术和工艺美术珍品；(9)其他需要保护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其中的(4)、(5)、(6)项调整的都是物质文化遗产，第(8)项也涉及到物质文化遗产，立法者实际已将许多本该由《文物保护法》调整的遗产类别纳入了这个地方法规的保护范围。
(二)确立了文化部门的行政主管部门地位
存留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极为庞大，品种繁多，保护工作涉及到政府的许多行政管理部门，如文化部门、文物部门、建设部门、宗教部门、民族事务部门、旅游部门、公安部门、工商部门等等，仿佛谁都可以是主管部门，但实际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主管部门。这样既容易造成管理的交叉重叠，致使管理成本加大、效率低下，更容易产生各管理部门之间职责不分，相互推诿的问题。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状况主要是因为缺少一部非物质文化方面的基本法律直接对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规定。国务院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第4条规定：“国务院负责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的部门负责全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但事实上，国务院并没有设置一个像文物局之于文物管理、版权局之于版权管理那样的专门部门负责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究竟哪一个部门是“国务院负责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的部门”，该行政法规未作规定。根据国务院的这个行政法规，各地方的地方法规或政府规章有的继续语焉不详，有的则作出了进一步明确。如《江苏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艺美术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实行监督管理。”《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第4条规定：“市人民政府经济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和发展及其相关工作。公安、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劳动和社会保障、旅游、文物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和发展的相关工作。”
对这种状况的改变始于《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该法规开始明确由县级以上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文化行政部门共同做好保护工作(第6条)。《草案》吸收了云南、贵州地方法规的宝贵经验，在第6条中规定：“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国务院其他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这样一来，如果此《草案》获得通过的话，县级以上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将会因为法律的授权而成为主管单位，它的主要职责是：1.制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项目认定的具体标准和办法(第2条第2款)；2.负责制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规划(第11条)；3.拟定地方级和部级保护名录(第14条)；4.批准命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和传承单位、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第17、21条)；5.受理有关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的维权申请，并可提起诉讼(第31条)；6.审核外国团体或个人到我国境内进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重大专项考察(第35条)；7.建立传承人档案，及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抢救性记录(第41条)；8.依法实行行政处罚(第6章法律责任)。
(三)以分级保护管理为原则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多彩，种类多种多样，保护工作也应该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对具有重要价值或濒临灭绝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应该实行重点保护。《草案》第14条规定国家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实行分级保护的制度，中央和地方分别建立保护名录，列入部级保护名录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在全国范围内有代表性的珍贵、濒危的项目。这一做法与《文物保护法》相类似。在我国文物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分级管理，根据文物价值的高低，区分等级，保护重点。不可移动文物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上述保护单位之外的其他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分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及上述之外的文物藏品。不过，《草案》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名录只分成两级，即地方级保护名录和部级保护名录，有权拟定地方级保护名录的是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省以下便不再按行政级别建立地市级、县级保护名录了。
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动物;法律地位;法律保护
长期以来,动物一直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来看待的,是权利主体支配的对象。但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很不合理的,因为“从自然的角度看,人并不比动物更优越,在大自然的宴席上,一切存在物都是平等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1]。”在大陆法系,1990年8月20日,德国立法者在《德国民法典》第90条项下增加了关于“动物不是物,他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适用为物确定的相关规定”的a款规定之后,这一修改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动物由权利客体上升为权利主体的立法实例而加以引证,并认为这代表着最新的立法动态,代表着人类对动物态度的转变在法律上的体现[2]。英美法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1.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相对而称,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和负担义务所针对的事物。关系的权利主体为实现其权利,而对客体处于支配或者有权要求的地位。关系的义务主体则必须向权利主体作相应的给付或者予以满足,主体相对客体处于必须向其给付或者满足其要求的地位。
2.关于客体范围的不同学说
关于客体范围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种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仅为物;一种认为法律客体仅为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多种多样,法律关系的客体形式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多种表现形式:物,行为,智力成果,人身利益,权利等等。
二、关于动物的地位和保护问题的不同学术研究观点
1.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完全的权利主体资格
该观点就是主张改变动物的传统法律地位,赋予其有限的法律主体地位。其理由是:民法要加强对动物的保护,就要对动物赋予人格权,法律应当规定,动物不仅享有生存权、生命权和健康权,还应当享有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也就是享有一般人格权,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动物,有效阻止人类对动物的不善行动。
2.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权利主体资格,但是享有的范围是有限的
基于这一观点,动物可以作为权利主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成为权利主体,一般说来只有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以及工作动物则不在此范围之内[3]。即使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动物,其所享有的权利也是有限的,只享有某些种类的权利,如生存权、生命权等等,“在主张动物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动物的权利必须有限度吗?正如任何权利都必须有限度一样,不同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是我们下一步应思考的问题[4]。”
3.主张动物在法律上不具有权利主体资格,应作为特殊物看待和保护
此观点有二:一是认为赋予动物以“人格”混淆了民事主体和客体的根本区别。在民法中只存在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人,二是物,人作为世界的主宰,支配其他的任何物,而物则只能被人所支配;二是认为如果赋予动物以人格,实践中会出现实际问题无法解决:首先,动物享有了主体地位,那么它们又将如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呢?其次,如果赋予了动物人格权,让动物享有了生命权、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那么又将如何解决人类饮食和日常品的需求呢?如果一定要对动物赋予“人格”使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那将会改变民法的性质,也会改变市民社会的性质。
笔者认为:民法是人法,在民法上,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动物永远受人支配,永远也不会与人平起平坐,成为世界的支配者。动物的属性是物,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这个基本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德国民法典》将动物从物的范畴中分离出来,但是并不表明动物因此就具有迈出向主体地位的契机。它仍然与其他物一样,属于客体。即使不这样规定,只要存在动物保护法,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在动物保护问题上,民法也应让位。可以说,没有动物保护法,《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也是形同虚设;有了动物保护法,即使民法不明示,仍然能实现对动物的特殊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德国民法典》只是一个具有倡导性和宣示性的条款,可以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就动物保护问题敲响了适时的警钟,没有多少具体的规范意义。
但是,究竟应当在法律上怎样落实对动物的特殊保护,还应当符合民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并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这就是以下的内容———动物法律物格制度。[
三、动物法律物格制度
1.法律物格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物格,即物之格,即物的资格、规格或者标准。法律物格则是指物作为权利客体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是相对于法律人格而言的概念,是表明物的不同类别在法律上所特有的物理性状或者特征,作为权利客体所具有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法律物格”描述了一个不拥有法律权利的资格的实体,该实体被作为法律上的人对其享有权利和对该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的财产来对待。许多学者一致赞同的观点就是建立“物格”制度,具体的设想为:一是野生动物和宠物;二是普通动物和植物;三是人体器官和组织;四是货币和有价证券;五是虚拟财产;六是一般物格[5]。
2.确立法律物格制度的意义
笔者认为,确立民法上的物格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对物的法律物格的不同。规定权利主体对其行使权力的不同的规则,主要有如下的三点:
第一,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作为权利客体的物的不同法律地位。区别不同的法律物格制度,就是为了表明不同的物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第二,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权利主体对具有不同物格的物所具有的不同的支配力。第三,确立法律物格制度,有利于对具有不同法律物格的物作出不同的保护。
我们建立法律物格制度,并不是赋予动物以权利,使动物成为民事主体,我们讨论的基础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理论指导下,将物依然作为客体,只不过通过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性质的物区别对待,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制度。现代民法人格是平等的,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应当是基于人的属性,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物是各种各样的,千差万别的,如果对物同等对待,显然不合理。如果建立了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属性的物设立不同的规则,可以更为合理地行使权力、保护各种物。
四、动物成为民事法律主体的法理障碍
1.与民法的基本价值相悖
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为私法自治,其旨在于个人得依其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私法自治表现在民法的各个制度上。意思自治被否认,民法还称得上是民法了吗?动物没有明确意思表示,无法进行自我认知和表达,如果将动物纳入民事主体的范畴,有违民法作为“人法”的根本性制度价值。而法律始终是人制定的,是规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动物也不可能参与到法律制定的过程,这样,即使赋予动物权利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6]。
2.与权利义务关系的逻辑关系相违背
对于动物行为能力的欠缺,有些学者提出建立监护制度来补救,比如为动物设定保护人或人[7]。那么动物的人如何确定;动物的法律诉求有哪些;怎么来定个标准来衡量监护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被监护动物的利益呢;[8]动物如何行使诉讼权;动物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能力如何确定;如何追究动物的法律责任等问题的解决都会对传统观点形成一定的冲击,造成立法、司法、执法的混乱[9]。
所以,笔者认为:不管是从民法的基本理论还是从法理上来分析,赋予动物民事关系主体地位都是不妥当的,有其无法克服的障碍,这些障碍的根源其实超出了法律的范围,说到底法律根源于社会现实,只要人类与动物本质差异存在一天,赋予动物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就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五、对我国关于动物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建议
1.应将动物看做是特殊物来看待
我国尚未制定出民法典,因而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问题还缺乏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7条关于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是将动物作为物看待的,199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是将动物视为一种特殊物而予以保护的。这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笔者还想就动物的法律地位的保护问题提出个人的不成熟意见:
已经明确了的问题:在法律上动物仍是物,不是人。但是这种物又不单纯地等同于一般物,这是一种有生命的物,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物,所以应当加以区分地对待,即作为特殊物来看待。德国立法者的最主要意图只是要表达:“动物是特殊的权利客体”以及动物的所有人不能像对普通物一样随意处分动物的意思而已,其法律上的意义只是对物权的必要限制,说明在无公法施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动物依然是一类可以适用规则的司法客体;在财产法上,动物依然是一类特殊的具有财产属性的特殊客体。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立法保护动物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立法保护动物不等于赋予动物权利或者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这样完全是矫枉过正的做法。
我们对动物的保护的范围还过于狭窄。只对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做出立法,其实对一些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对人类和自然有益的动物的保护都应该予以法律化,规范化。
2.对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的规定
动物是有生命的,随着现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针对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应该对此领域加以规范。比如如果宠物出现咬伤他人或者其他人的宠物的时候,究竟如何承担相应法律义务,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和做出怎样的赔偿,都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定。动物的主人应该对他人负担义务,这实际上也就是物权人如何妥当行使物权,不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3.加大动物保护的立法力度
对于动物的保护也应该根据不同的等级进行划分,分为禁止交易物、限止交易物和可交易物,对于不同的范畴,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医学利用动物进行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实验———比如用小白鼠来研究攻克癌症的实验,就无需纠正医疗单位的行为。所要做的是应当加强现行立法对动物保护的力度,对动物的滥捕滥杀的罪行进行严惩。曾经在网上看见这样一幅真实的画面:在青藏高原上,躺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肚皮被残忍地剖开,内脏统统挖走作为可以变卖的药品,羚羊角也被割下,血几乎染遍了整个山坡。对为了牟取暴利采用如此残暴的手段野蛮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法律应该予以深切关注。针对不同的“物”实施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不需要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做无谓的争论就可以对动物实施最有效最现实的保护,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4.完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
我国有学者指出:“动物的管理是操作在一个复杂的系统,构成这个系统的亚系统是:种群、生物环境和人。这三个系统相互影响,互为运动,野生动物管理就是维护三者的平衡。”动物保护的法律应是一个系统。为了更好地保护动物,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
比如众所周知的“虐猫事件”,相应地应该建立《反对虐待动物法》。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非野生动物,本质都是相同的,他们也有生命,也有感觉,善待动物也是一个人健康人格和美好心灵的折射。人对动物的关爱,也能够体现出人对人的关爱。目前已经建立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主要是针对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其实其范围应该涵盖所有的物种,因为如果不把范围扩大,等到物种濒临灭绝再亡羊补牢恐怕为时已晚,未雨绸缪的有所规范岂不更好。再比如可以单独设立《濒临物种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法》等等,对于以动物为资源的药制品、皮革制品的贸易也应当有相关的法律限制和规范。
民法在将动物定位为特殊物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动物的保护上面。毕竟任何法律法规确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施,利用制定的法律、法规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体现民法的公平和公正等基本理念。对动物的保护,更深层次的意义也就是对环境的保护,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德国人提出的“动物不是物”的理念也并非没有现实意义,正是由于问题的存在才引发了这些相关的思考和初期的探索。我们应当从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来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及其保护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严春友.主体性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2000,(3):35.
[2]高利红.动物不是物,是什么?[m].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0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2872303.
[3]孙江.动物法律地位探析[J].河北法学,2008,(10):61.
[4]江山.法律革命:从传统到现代———兼谈环境资源法的法理问题[J].比较法研究,2000,(1):33.
[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772878.
[6]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07.
[7]徐昕.论动物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及其消除[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30.
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遗产通过各种方式代代相传到今天，成为了我国人民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文化遗产包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昆曲、皮影戏、蒙古族的长调、马头琴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反映出特定地域或者民族在历史上的特点，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底蕴，而且也具有民族特点的独特价值。对于维护民族团结、维系民族感情，促进我国文明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对于我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单介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才进行明确的定义的，它的定义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是指各种团体、群体、个人对其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表演、实践、表现形式、技能、知识及相关的实物、工具、文化场所、工艺品。各团体和群体因为其所处的环境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从而使这种得以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创新，同时有具备他们自己的历史感和认同感，有效的促进了人类的创造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它主要包含这几个方面的内容：（1）表演艺术：（2）口头的表述和传说，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言，例如民歌、戏剧等形式；（3）传统的手工艺技能；（4）社会风俗、节庆、礼仪；（5）有关宇宙和自然界的实践和知识[1]。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分为两类：（1）文化空间，即定期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或者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它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2）传统的文化表现的形式，例如表演艺术、民俗活动、传统的技能和知识等[2]。
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自我发展中创造了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不同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民歌戏剧、医药秘方等，它们都凝聚了祖先的智慧，是祖先在征服和利用大自然的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这些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结构，包含了我们的民族的精神。山歌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时山间野外耕劳之余抒发内心感情的一种抒情的小曲，也可以说是在山上唱的歌。山歌是和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一种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歌，是所有的文艺形式中最先出现的一种形式，它取材于生活，和平时的生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直接为劳动生产和生活服务。平时的生活中要做什么活就相应的唱什么歌，种田、放牛、砍柴等都有各自对应的歌曲。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策略和方法
法律的作用和功能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来发现和解决人类社会中的问题，它通过保护权利人而获得法律救济，使义务人明白自己的行为的限度的规则而实现法律上的主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对山歌的法律保护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各界和法律制定部门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的关注，从法律立法机构来说要树立正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思想，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例如昆曲和民歌等，具有不可再生性，但是有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需要制定可以操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还要保证这些法律能够达到彻底的执行[3]。同时还要加强对法律的宣传，使人人能够懂得法律，自觉的拥护法律。
2.通过法律手段确定山歌的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为了确定合理的传承方式，就需要用法律来确定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对于一些非常重要，而又面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要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例如昆曲和民歌等[4]。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传承渠道方面注意是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际中得到人们的欣赏不够多，不够大众化，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给传承人带来足够的经济收入，使传承人不能有效的进行传承和保护，也失去了学习和传承的动力。
3.加强政府的有效干预。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政府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干预，在立法的过程中需要明确政府行为的底线，使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传承的平衡。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的作用就是，通过法律的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节，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直接的给予干预，因此法律需要明确的限定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和行为的限度[5]。
三、结束语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法律保护不够完善，特别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山歌等，使得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失在了我们历史文化的深处。对此，我们要进行深思，加强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法律保护。（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焦石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韩小兵.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一种超越知识产权的新型民事权利[J]，法学杂志；2011（01）：17-19.
[2]刘希.法律：一种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文化——我国民族民间文化法律保护诸问题的法律人类学分析[a].全球化背景下的云南文化多样性[C]，2010.
[3]熊英.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