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篇1
童工是指未满十六周岁的劳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81号）、《使用童工罚款标准的规定》（劳动部、财政部文件，劳力字〔1992〕27号）等法规和(文秘站:)文件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童工。
二、对未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未成年工是指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国家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第六十四条：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第六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劳部发〔1994〕498号）也对未成年工的使用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制定了具体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处罚
法律明确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有关禁止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工作。对使用童工的单位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对使用童工情节恶劣的，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企业的营业执照；对使用童工的有关责任人员，提请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对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对未成年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违反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保护规定和违反未成年工保护规定的罚款具体项目标准为：
违反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保护规定：
1、《劳动法》第九十四条：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2、《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第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处以罚款：（一）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童工的；（二）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允许未满16周岁的少年、儿童做童工，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三）职业介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为未满16周岁的少年、儿童介绍职业的；（四）单位或者个人为未满16周岁的少年、儿童出具假证明的。
3、《使用童工罚款标准的规定》
第三条：对违反《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个人，罚款标准如下：（一）使用童工从事营利性生产劳动的，每使用一名童工，罚款600-1200元；（二）使用童工从事家庭服务性劳动的，每使用一名童工，罚款300-600元；（三）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允许儿童做童工，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罚款300-600元；（四）为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儿童介绍职业的，每介绍一名童工，罚款600-1200元。
第四条：对违反《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单位，罚款标准如下：（一）对单位使用的，根据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具体罚款标准；（二）为未满16周岁的少年、儿童做童工出具假证明的，罚款1500-3000元。
第五条：数次、长期使用或一次使用多名童工及数次出具假证明的，加重罚款三倍。
违反未成年工保护规定：
1、《劳动法》第九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对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2、《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劳部发〔1994〕532号）
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篇2
一、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及保护意义
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在我国，年满14周岁的公民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年满16周岁的公民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所以，犯罪未成年人指的是14周岁到18周岁少年这个特殊的群体。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调查研究显示，2010年全国法院判处的未成年人罪犯近9万人，未成年人犯罪占全国犯罪总数超过9%，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犯罪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在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犯罪未成年人具有其特殊性：从犯罪主体上来讲，认识能力较弱，辨别是非能力差；从犯罪行为上来讲，常常是由于一时冲动或者是被教唆、被鼓动。此外，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易于矫正。所以，不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不宜将他们与成年罪犯同等处罚。如何加强对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以逐步建立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司法保护中存在的缺陷
完善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必须先明确目前我国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缺陷、才能对症下药。（一）立法规定不足1、定罪标准与成年犯无区分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下，虽然最高院曾出台过数条司法解释，针对未成年人犯“盗窃罪”、“敲诈勒索罪”、“罪”等罪的定罪上做特殊处理，但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适用同样的定罪标准，而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一旦被定罪，即使是只有较轻的刑罚处罚，对他们来说也像是人生抹上了污点，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以及继续接受教育，对于他们的家庭也是沉重的打击。2、庭审程序缺乏针对性的具体制度虽然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庭审程序有特别规定，但总体上并没有创设太多有效的针对性的制度。立法中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运用，容易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庭审中的制度创新是未成年人犯罪诉讼中的重中之重，如何用新的思路和新的制度在庭审中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可以通过试点加以尝试，最终以立法加以明确。（二）司法实践中的不足1、司法资源分配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在少年法庭中进行，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法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法院并没有少年法庭，司法资源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投入不足，导致少年法庭这一司法制度无法完全得到贯彻落实。2、司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我国目前在司法人员培训上并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培训，所以司法人员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往往出现观念陈旧、重视不足，缺乏特殊处理的专业能力。在适用法律时往往忽视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立法规定，在司法过程中缺乏特殊保护。此外，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重视程度不高，对立法中的相关要求贯彻落实不足，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保护工作视为普通的管理工作，也是司法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
三、加强司法保护的建议
明确了我国目前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制度的不足后，笔者在此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第54条提到的“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拯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提出几点加强司法保护的建议。（一）对未成年人谨慎定罪和对未成年人定罪时除了考虑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犯罪手段等情节，要谨慎定罪。检察机关要运用好不权，对于虽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潜在社会危害性的未成年人犯罪，要做到谨慎。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对于不的标准有待通过立法加以明确，从而使得不权得到合理、充分运用，落实《北京规则》所确立的“双向保护原则”，即保护社会利益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实现刑法打击犯罪以及社会要求保护未成年人的双重目的。（二）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犯罪未成年人一般来自于问题家庭，大多数无力聘请专业委托辩护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因为辩护律师对未成年人的情况不熟悉而辩护不力的情况。所以，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在各地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专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部门，建立专业团体，为犯罪未成年人提供援助。在此笔者建议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加强与社会工作者的联系，以求不仅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更要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在司法程序中的权益和身心健康。（三）创新庭审程序，实现“寓教于审”和“及时、简约”原则建立多元、创新的庭审程序，必须坚持“寓教于审”和“及时、简约”的原则，既要保证犯罪未成年人在庭审中得到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又要充分保障他们的在庭审中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在庭审过程坚持不公开审判、监护人在场，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做到同时要尽快结束诉讼程序，减轻司法程序可能带来的伤害和不良影响。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基层人民法院于2008年开始试行“圆桌审判”，即将原来“八字形”的审判格局变为半圆形，并设立了法定监护人席和帮教席，在审判过程中强调控、辩、审三方对失足少年的帮教，减轻未成年人的恐惧感。这种“圆桌审判”的方式后来得到大力推广，并取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四）完善犯罪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自2002年在上海开始试点，发展至今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和成熟度。对于所犯罪行较轻的未成年人，应当尽可能适用社区矫正制度。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最应当关注的是再社会化的问题，社区矫正是在正常的社会中进行矫正，能够让他们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同时通过公益劳动与文体活动使得这部分特殊群体在周围环境的感化下自觉悔悟，避免和社会脱节。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的社会矫正制度存在的缺少专业工作人员、活动开展较少、资金不足等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完善社会矫正制度的同时应当与未成年人犯罪相结合，建立专门的工作团队，提供专项资金服务于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并且加强行政、司法、执法部门，家庭、社会工作者等各方力量的合作，以期达到最佳矫正效果。（五）建立完整的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具体的制度和细节上的完善都是服务于最终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的建立。我们要充分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再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目前的立法、司法体制出发，尽快建立最适合我国的完整的司法保护体系，以做到对犯罪未成年人的规范、全面保护。
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篇3
摘要：近代以来，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经历了从惩罚主义到保护主义的转变。我国当代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实际上是对保护主义的继受，针对未成年犯罪人之特殊性而建立的特殊处置方式、特殊司法程序、独立矫正机构等都在不断完善发展当中。尽管当前保护主义刑事政策面临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的考验，其有效性受到质疑，甚至有的国家曾经或者正在转向惩罚主义，但是在历经几百年形成的整体理性成果面前，这些质疑都不足以动摇我们对保护主义刑事政策观的坚持。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惩罚主义；保护主义
近年，校园暴力事件频发，引发了社会舆论和理论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当予以降低的热烈讨论。而这一社会争议的背后透露的事实是对我国当代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考量与反思。众所周知，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是“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而面对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的严峻形势，上述刑事政策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在笔者看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行政策导向并不是某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策略，而是在吸收了近代犯罪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特点的产物。对于这种具有整体理性特点的思想和实践存在，我们的理论检讨不宜将目光局限在当下的某些偶发性事件上，而应当放眼于整个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思想的发展历程。相对于个人智慧，整体理性的成果显然更值得我们坚守。经过对近代以来保护主义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形成历史的梳理，以及对其在当代所受到的质疑的反思，笔者认为在当下的中国，保护主义政策导向仍然应当得到坚持，但同时也应当继续对相应的制度体系予以完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处理好“保护”与“惩罚”的关系。
一、从“惩罚”到“保护”：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演变与形成
所谓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就是指特定法域应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指导性理念或者原则，往往通过具体的预防、矫正和规制措施得以整体性体现。作为当代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创造，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关切。然而，就连这个带有特殊关切意味的概念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思想演进过程才被人们接受的，更不用说在这一概念所框定的思考方式之下得以发展起来的特殊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内涵了。概括地讲，根据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这一概念是否具有实存性意义，我们可以将其思想发展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概念化时期的惩罚主义阶段与后概念化时期的保护主义阶段。
（一）前概念化时期的惩罚主义阶段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成年人被视为成年人的私有财产或附属物，成年人可以随意处置未成年人。例如，在古代波斯，人们常常会活埋男孩子和女孩子，以向传说中的冥界之神表示谢意①。迦太基人也曾经有祭祀时杀害子女做贡献的习惯②。《十二铜表法》也规定：“父母可以立即杀死畸形怪状的婴儿；子女终身在家长权的支配下，家长可以殴打、奴役，甚至出卖或杀害他们。”③在晚些时候，未成年人又被视为在本质上与成年人“一样”，只不过是身形和体重较小的“小成人”。例如，中世纪就有一种预成论的思想，认为人在被创造出来之前，“一个极小的人形态在母体怀孕时就被植入或卵子中，至诞生时，只不过是身体长大了而已”④。由此，未成年人一旦到了可以摆脱父母、保姆或者其他经常性的关照（5—7岁）后，就必须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分担成人的工作并参加成人的娱乐活动⑤。在未成年人被视为成年人的私有财产、附属物，或是“小成人”的背景之下，人们根本不可能对未成年人犯罪有什么特殊的认识，未成年人犯罪被认为是与成年人犯罪完全相同的社会现象。作为结果，未成年人犯罪同样也会遭受刑罚的处罚，其适用的刑罚种类或强度与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种类或强度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例如，在雅典，曾经有一个儿童把自己养的小鸟的眼睛挖掉，最高裁判所的法官对其处以死刑⑥。1596年，英国捕获106名未成年流浪者，全部判处死刑；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犯夜盗罪的12岁少年曾被处以死刑；在1629年，8岁儿童约翰•丁尼曾因放火罪而被判处死刑⑦。以无差别于成年人的措施应对未成年人犯罪，这种政策性导向一直延续到了刑事古典时期。按照刑事古典学派的看法，犯罪被认定是人自由意志支配之下的理性选择。按照这一逻辑，人既然有能力决意实施“恶”的犯罪行为，就理应受到谴责，招致国家所组织的“报复”。这种由国家组织起来的“报复”犯罪的方式便是刑罚。
古典主义刑法理论认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犯罪是理性之人“自由意志”的产物，实施了犯罪的行为人应当承担道义的责任和刑罚的惩罚；为了公平起见，刑罚应当事先明确规定，刑罚的种类和强度应当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相适应，相同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应当施以相同的刑罚。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上，古典刑法学家们坚持的也是社会危害性决定刑罚适用的立场，只不过这里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受到未成年人理性程度的影响。古典主义刑法学家将未成年人划分为“非理性人”和“理性人”两种类型。过于年幼的人被认定是无异于精神病人的“非理性人”，不需要担责；但是，达到一定年龄的、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未成年人则被认定为与成年人一样的“理性人”，如果他们实施犯罪行为，刑法则给予他们与成年人同等的对待。然而，过于年幼的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仅对他们实施的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作应受刑罚程度上的区别，进而予以宽宥的做法并不会改变社会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政策的整体基调⑧。真实的情况是，在刑事古典时期，未成年人犯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处以与成年人犯罪相同的刑罚。例如，此一时期，英国20多项可以被判处绞刑的罪行中，未成年人若犯了其中任何一条，都会被一视同仁地处以绞刑；在法国，1791年《刑法典》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智力发育迟滞者规定了与普通成人同样的刑罚⑨。因此，尽管古典主义刑法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宥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与罪刑擅断期间统治者“随意”的怜悯和施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政策仍然没有摆脱成年人犯罪刑罚政策的窠臼。在这样的刑法理念指导之下，犯罪人是抽象人，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并没有得到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政策与成年人犯罪刑罚政策并没有实质区别。
（二）后概念化时期之保护主义阶段
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社会迅速进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除了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外，在社会领域也制造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犯罪问题。此一时期，犯罪数量急剧攀升，社会整体犯罪形势十分严峻，其中尤以未成年人犯罪和累犯问题最为严重。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古典刑法理论支撑之下的应对犯罪之法。同时，此一时期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开始将其影响力渗透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科学观察为特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具体到犯罪研究领域，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研究犯罪现象、探寻犯罪原因，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找根治犯罪之法的刑事实证学派理论诞生并发展。刑事实证学派秉承“决定论”思想，否定古典学派的“自由意志论”，认为犯罪并非是人“自由意志”决定之下的自主选择，相反是行为人生理、心理及外界客观环境综合作用之下的产物。刑事实证学派主张：第一，既然人的行为是“非自由”的，那么刑事责任的根据便在于行为人而不在于行为。对行为进行“报复性”惩罚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专注于对行为人的教育和矫正才能够取得良好的防控犯罪的效果。为此，刑事实证学派创造了“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应对行为人施以矫正措施、施以何种程度的矫正措施以及施以多长时间的矫正措施。第二，既然个人并非犯罪发生的唯一原因，那么没有理由让犯罪人个人承担所有不利的后果，社会也必须负担相应的责任。
社会责任首先是教育和矫正犯罪人的责任，其次是消除和减少导致犯罪产生的因素的责任。基于上述观点，刑事实证学派认为，防控犯罪的最优手段并非刑罚，而是针对具体犯罪原因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各种教育矫正措施和社会预防措施。他们声称：“为了保护我们免受犯罪侵害，最好……是利用比所有镇压措施都更有效的社会替代措施。”⑩此时的犯罪应对策略已经不是单纯地借助报应性制裁促使人们遵守法律，而是通过采取措施作用于引发犯罪的具体原因以遏制犯罪。人们刑法视野中的“人”也不再是千人一面的抽象人，而是具有各自具体特征的、有血有肉的具体人。现代社会的刑事政策概念正是在这种走向具体化、个别化的思想转变中得以确立的。相应地，未成年人群体之自身特点及其与犯罪之间的联系逐渐被纳入人们的视野，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从此走向实存，人们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应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是未成年人不再被视为“小成人”，二是社会中出现了专门指向未成年人犯罪的“少年罪错”一词，三是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对之策逐渐显现。及至今日，国家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和防卫社会为目标，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运用有别于成年人的处理措施、矫正手段和司法程序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仍然是人们孜孜以求的体系性政策目标，此即保护主义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之内核。
二、我国对保护主义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继受与发展
我国当代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秉承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的基本理念，向着构建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独立处置体系、特殊司法程序和矫正机构不断推进。这种对近代以来未成年人保护主义刑事政策的继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主义是一贯的顶层设计方针
197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针对未成年犯罪人提出了“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1991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1999年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上述方针完善为以“教育、感化、挽救”为内容的“六字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内容的“八字原则”，并实现法定化。至此，“六字方针”和“八字原则”正式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以此为指导，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和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就建立少年司法制度，开展了系列和持续的探索、尝试，初步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检察、审判和社区矫正制度。2006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更是明确提出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和优先保护原则。
（二）有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处置体系不断推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虽然没有具体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但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应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以及适用死刑和逮捕措施等还是作出了一些特别规定。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六字方针”和“八字原则”有效地融入司法实践，对未成年人的出罪化、非刑罚化、刑罚个别化和缓刑适用等作了相关规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将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罪人列为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1995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又补充规定了未成年人在财产刑、减刑、假释适用上的适度放宽条件和标准。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刑法修正案（八）》更是在原有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基础上，规定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司法程序不断发展，如在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援助政策方面，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将未成年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扩大到了侦查和审判阶段。同时，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矫正机构趋于完备。我国专门的未成年犯监禁机构在早期被称为少年犯管教所，现在被称为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性质上是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负责关押未满18周岁、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执行刑罚时余刑超过三个月的罪犯。我国最早对未成年犯监禁机构进行规定的是1954年的《劳动改造条例》，其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对少年犯应当设置少年犯管教所进行教育改造。”而后，多部法律文件都对这种专门监禁机构进行了确认，如1982年《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试行）》、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4年《监狱法》、1997年《刑事诉讼法》、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司法部《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等。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又重申了“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的规定。然而，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主义刑事政策的落实毫无疑问存在很大问题，其总体的政策贯彻容易受到社会形势和临时性司法运动的影响。
如自1983年开始、持续20余年的“严打”及其所蕴含的强烈犯罪化和重刑化观念，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未成年人犯罪保护主义刑事政策虚位化。就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处置措施体系而言，我国既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法，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部刑法典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章节对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的相关问题作出规定，有关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问题的规定散落于成年人犯罪与刑罚法规的各个部分；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种类及幅度并没有从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种类和幅度中独立出来，使得保护性的“从宽”更多地依赖于实践当中的具体把握。就特殊的未成年人刑事程序构建而言，尽管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但由于未成年人司法机构亦缺乏相对于成年人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缺乏以保护处分为内容的实体性立法，使得对未成年人的正当程序保障成为无根之水，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并不能真正实现。同样是在这个方面，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专门调查机构尚未形成，这不仅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未成年人犯罪状况与侦查活动本身的重要程度并不吻合，而且与未成年人检察和审判机构的建设相比也是极为不协调的。
在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矫正方面，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监禁刑的矫正人员无论在专业化程度还是在整体素质上，都与世界发达国家、地区有一定的差距，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监禁刑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未成年犯管教所是一个小社会，其中所涉及的矫正工作多样且性质各不相同。矫正工作的多样性决定了矫正队伍的多样性。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监禁刑的矫正工作人员主要由监狱警察来兼任。单一的警察构成模式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单一警察矫正模式的发展方向不是专业化，而是标准化、统一化，这导致很难对他们提出不同的任职要求，不利于建成专业化的矫正队伍；此外，在单一警察矫正模式下，警察与罪犯之间不可避免的隔阂造成教育矫正渠道并不通畅。综上所述，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而言，保护主义刑事政策的贯彻实际上还存在不少障碍，进而影响到此刑事政策的功能发挥，而未来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将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
三、保护主义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观面临的当代挑战及其驳论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政策制定者一直坚定贯彻并且不断推进未成年人保护主义刑事政策的落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其所面临的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各种挑战置之不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保护主义刑事政策观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浪潮催生了回归惩罚主义的思想倾向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趋向于两极分化——“宽松”和“严厉”，此即所谓“轻轻重重”。所谓“轻轻”，就是立足谦抑主义、特别预防和刑罚宽和，强调对轻微犯罪及主观恶性小的罪犯进行矫正和教育，主要体现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缓化、程序简易化、非监禁化；所谓“重重”，就是立足于社会利益保护，强调对重大犯罪及危险犯罪者的惩罚和报应，基本措施是入罪化、从重或加重处罚、长期隔离或监禁。“轻轻重重”是西方国家面临爆发式增长的犯罪态势而推行的抵制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是对长期坚持的轻缓刑事政策的某种修正。面对近年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与日俱增的态势，报应主义、威慑理论再次受到青睐，少年责任理念应运而生。这种理念认为，少年司法制度的主要任务在于使少年对其不法行为后果承担认知、消除甚至接受惩罚的义务。相较于以往少年保护理念重视少年利益与特殊的人格特征，责任理念更加关注少年的行为和后果特征，强调社会、社区的安全利益以及对受害人的保护和补偿。
（二）保护主义刑事政策观在一些国家已经被惩罚主义取代
美国较早适用教育矫正原则，但近年，其少年刑事司法经历了从“福利型控制”到“通过惩罚的控制”的模式转变。1970年代以来，美国少年司法日益强硬化，“严惩思想”逐步占据政策上的主导地位，1978年纽约州《少年犯罪法》就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例证。该法基本上抹除了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差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加重对少年犯罪的刑罚。无独有偶，日本2000年《少年法》也表现出同样的严厉化倾向。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违法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惩罚回归”，可以解读为人们逐渐认识到片面强调教育矫治的政策性缺陷，并试图予以修正。
（三）教育矫治效果本身就是可质疑的根据
相关研究结论，教育矫治的现实作用存在大局限性。在社会学意义上，教育矫治的具体成效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特定社会的“群体性共识”程度的影响。“群体性共识”程度越低，针对违法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的预期成效也就越低，这是因为社会意识多元化程度越高，教育矫治越难以获得共识支撑。就此而言，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变革期，社会群体性共识程度较低，单纯的教育矫治难以取得实质成效。
（四）过分强调教育矫治会带来负面效应，而惩罚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取得社会同一性效果
如果过于强调教育矫治，会使违法未成年人在没有进行深刻反省之前就认为其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谅解，造成他们对自己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严重不足，不利于其社会同一性的取得。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有效应对，实质上是一个“再社会同一性”的问题。而如果说社会同一性的本质在于构建共同的行为准则，那么其最有效的实现方式就是公正的惩罚。笔者认为，保护主义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经历了长达几百年的演变发展。美国和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惩罚主义倾向的确引人关注，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并非任何法域都作出了走向惩罚主义的反应。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虽然经历了自1970年代、1980年代的严苛化历程，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严苛主义”就再次受到决策者以及学术界的严厉批判，许多人又开始建议重新肯定传统少年司法的康复主义、福利理念，再次重视保护少年的最大利益，并以此来决定对其采用何种处理措施，而不是主要根据其行为及后果来衡量其刑罚量。
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篇4
一、关于未成年被告人的诉权保护问题。
在刑事诉讼法中，未成年人的诉权主要有申请回避权、自行辩护权、申诉权、上诉权、陈诉权等。在辩护权的保护上，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实际操作中，也没有分歧意见。一般情况下，在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都应询问是否为未成年被告人委托律师辩护。如果在押的未成年被告人要求委托律师，应当代为转告其监护人为其委托辩护人。如果被告人不要求委托辩护律师，也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告知监护人为其委托律师辩护。如果未成年被告人及其监护人都有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则应当按照刑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从而保障未成年人辩护权的行使。在监护权的保护上，法律的规定比较原则、概括，存在立法规范问题。实践中，常会遇到一些无法调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1、未成年被告人系单亲家庭，父母离婚后，又均再婚，顾及新家庭的关系，双方均不愿履行监护职责。2、特困家庭，生活、经济环境非常困难，全部精力都消耗在维持生计上，无心顾及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益，也无力承担任何涉及监护权的责任。3、未成年被告人屡教不改的不良行为让其监护人感觉到灰心绝望，而拒绝履行监护责任。4、未成年被告人父母早亡，其他亲属或法律规定的有关人员不愿承担监护职责的。监护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保护权利，它的实现与否，对于未成年人以及在行为能力上存在缺陷的人群意义重大。上述问题，虽然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分别以强制指定、批评教育等方法实现未成年被告人监护权的保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强加于被指定人的责任，并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仍旧处于无法实现的状态，而且也不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改造。我国法律对不履行监护责任的处罚规定相对较轻，仅仅是予以训戒或批评教育，没有其他强制性规定，因而无法实现特殊保护的效果。笔者建议，应加强有关监护人权利和责任的立法，规范和约束监护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
《北京规则》中强调对于未成年人犯应该减少收监的机会，从而减少再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纷纷颁布保护未成人的法律，制定对未成年人犯的特殊处罚原则。我国刑法中第十七条规定了对未成年被告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条规定，没有区分具体情况，对于有着不同犯罪情节的未成年被告人无疑有“一刀切”之嫌。量刑情节中的缓刑制度，虽然可以对宣告缓刑的人犯不予关押，不限制人身自由，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个刑事处罚的后果，对于未成年人犯日后重返社会都是一个不小的影响。笔者认为，对于那些确实是主观恶性不深，犯罪危害性不是很严重的未成年被告人，应当给予他们一个宽松的改造环境，这样更利于实现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目的。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借鉴外国少年司法制度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建立无前科档案制度。所谓的无前科档案制度是指对于宣告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未成年被告人，初犯、认罪态度好，并且具有悔罪表现，所犯罪的罪行社会危害性小，家庭监护条件好，重新放置社会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人犯，先将该刑事案件中止审理。如果被告人在押的，应当立即取保候审，进行考察。如果在考察期间内，未成年被告人没有不良倾向，并且具有悔罪表现，便依据刑事诉讼法15条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被告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终止审理。如果经过考察后，被告人具有不良倾向，并且不遵守考察规定的，应当立即依法对案件作出判决。针对未成年人不成熟的心理、生理特点，建立无前科档案制度会有利于减轻以至消除未成年人思想负担，从而更加易于教育改造。目前，我国在司法机构的设置上，能够体现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仅有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少年法庭，公安、检察系统则几乎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犯设立的预审、批捕、起诉等机构，在诉讼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衔接不紧或重视不够等问题。而无前科档案制度要求社会各部门目标一致，行动统一。所以，如果真正要实现对未成年人保护，应当健全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司法机构设置，变消极的司法预防为积极的社会预防，以更好地体现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关注和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全面保护。
三、关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保护问题。
从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看，主要特点有四个：一是涉及的罪名多是侵财型案件。比如我院今年共受理未成年刑事案件92件，其中抢劫42件，盗窃35件，抢夺1件，侵财型案件占78件，占整个案件的84％。共判处有罪未成年人犯139人，占判处人犯总数的87％；二是未成年人犯单亲家庭多，占判处人犯的90％以上；三是未成年人犯的文化水平低，在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犯中，初中以下文化占95％；四是团伙作案增多，暴力手段更加恶劣。从这些特点中，我们看出，未成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不外乎社会、法制、家庭三大环境因素。首先，社会经济环境的好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社会治安环境，这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未成年人犯都是特困家庭，经济情况的窘迫，使他们的犯罪动机集中在获取钱财上。游戏厅、网吧、录相厅以及部分成年人腐化的生活方式给未成年的身心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次，父母离婚后重组家庭，对未成年人心理和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自己、对生活缺乏自信，对别人的批评特别敏感，其性格集自私、孤僻、冷漠于一体。这种病态心理，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中种下反社会的强烈意识，很容易激发他们采取过激的行为。再次是少数家长本身就品行不端。身教甚于言教。第三，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如片面追求升学率，伤害了一些“差等生”的自尊，使他们产生厌学心理，从校园走上社会，为犯罪埋下伏笔。校园内不良风气的滋长，学生挨打或被同学欺侮，未引起学校重视和及时处理，致使校园暴力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问题，无一不暴露出我国在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颁布实施已给未年人的生活和成长环境打开了法律的保护伞，但是，要切实解决问题，却不是单纯颁布一两部法律能够实现的，全社会的综合治理，家庭的道德教育等都极为重要。
四、未成年保护法执行的矛盾性
众所周知，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法定界限是未满十八周岁，那么未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的特殊规定。应当是适用于一切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基本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对于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执行起来却是千差万别。如两部法律中对于有过犯罪行为受到非监禁刑处罚的未成年人在就学、复学、升学方面不得岐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中等专业和大学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学生犯罪的在被判处非监禁刑之后，在复学方面遭到了学校的拒绝，学校以《高等学校的管理条例》中规定对于有过刑事处罚的学生一律开除的规定。笔者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说保护法和预防犯罪法是一部基本法，而高校的管理规定是一部法律法规，按照法理应该是法规有效力服从于法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又有哪一个高校的教授愿意和你去讨论哪部法律熟大熟小呢。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法律规定，但是执行起来却带有那么多的人为因素。未成年人的权利又怎能有效地得到维护呢。
五、审理未成年人案件遇到的实际问题。
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篇5
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和解
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未成年人尚处于人格未定型期，具有身心发育不成熟，自我控制、辨认能力低等特殊性，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危害性相对要轻，主观恶性较成年人犯罪要小，因此，法律对其所适用的犯罪处置将深刻地影响到未成年犯的人格塑造过程及发展。有研究表明，将刑事和解制度有效的应用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正确的引导未成年人起着促进的作用，并且用它来替代刑罚是也刑事和解发展的主流与趋势。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正式生效施行，涉未案件及刑事和解已经作为两个独立的特殊篇章分别写入立法，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研究价值与基础平台。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的可行性分析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提供政策支持
宽严相济作为我国当前的基本刑事政策，它有利于推动社会矛盾化解，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对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尤其突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权益保护，主张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用轻缓的处置措施。因此，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也在积极发挥能动作用，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那些犯罪后能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未成年人，适时采取刑事和解等非刑罚化措施，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贯彻到办案过程中，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
（二）新刑事诉讼法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提供法律依据
新刑事诉讼法专门立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虽然仅有短短的三条条文，但较为概括的涵盖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及适用效果等。具体讲，通过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统一了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为开展刑事和解工作确定了方向；通过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了刑事和解工作开展的方式、方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扮演的角色；通过第二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固定了达成刑事和解后的几种处理方式，包括从宽处理、不等。另外，新刑事诉讼法还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制度，二者有机结合，为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立法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民间调解组织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积累实践素材
刑事和解将刑事纠纷的当事人直接参与到和解程序中来，司法机关则退居次要位置，在其中发挥帮助调解、确认公正、监督落实等作用。这个制度体现出的对当事人充分尊重的理念也为民间调解组织的介入提供了必要前提。201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颁布以来，国家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设，村（居）民调解委员会、基层司法所、派出所等组织实际承担了大量的调解民间纠纷的职能，换言之，民间调解组织在此发挥了一个中间调停人促成和解的应有作用，解决了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尴尬地位，这些调解组织多年来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为未成年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立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素材。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的适用范围及条件
（一）适用范围的适当扩张
新刑事诉讼法限定了当事人和解的案件范围，其中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和侵犯财产罪的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才适用刑事和解。也就是说新刑事诉讼法通过刑期的限定将宣告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刑事案件排除在外。但笔者认为，即便未成年犯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后仍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根据未成年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及案情情况，对于可能不会涉及到再次升刑格判处的未成年犯也要尽量促成双方刑事和解，在刑罚裁量上留出较之成年人犯罪更大余地，这样有助于未成年犯消除仇恨，矫正犯罪，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以体现对未成年犯“刑罚个别化”的刑事理论追求。
（二）适用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和解的三个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获得被害人谅解及被害人自愿和解。笔者认为，除此以外，未成年犯是否具备良好的监护条件也应作为未成年犯罪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条件，这里所说的“良好的监护条件”除监护人的法定监护义务外，还应包括司法行政机关的帮教与监管，因为，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其不能分辨是非、不能控制自我行为的特点决定只有具备良好的监护措施才能够帮助其矫正犯罪思想或行为，达到未成年犯罪刑事和解应有之效果。但该条件不能以未成年人的户籍所在地作为考量是否具有良好的监护条件的依据。
三、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应当在立法中明确“特殊优先”的司法保护原则
“未成年人需要社会提供特殊保护，尤其是立法、社会以及司法体系的保护；未成年人需要特别的法律适用原则；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干涉应始终把未成年人的主要利益考虑在内。”基于该原则，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了修订，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特殊优先的原则”。在总则第3条中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与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的规则》（北京规则）规定：“少年司法制度应强调少年的幸福，并应确保对少年犯作出的任何反应与罪犯和违法情况相称”。因此，笔者建议，在制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法律法规中应明确规定未成年犯“特殊优先”的原则，也就是对未成年犯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给予高度的优先，在侦查阶段，应赋予侦查机关对少量刑事案件达成和解的审查处理权；在阶段，应扩大酌定不的范围，把未成年人放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体现对未成年人权利的高度重视，能够使未成年犯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过程，对于未成年犯的矫正和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明确刑事和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
在被害人与未成年犯达成和解协议后，应当将和解协议书、谅解书、赔偿金收据等提交检察机关备案审查。检察机关可要求未成年犯亲属、委托人当场履行或定期履行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始终存在一种阻碍刑事和解制度效果的问题，即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并签订了刑事和解协议书后，由于刑事和解协议书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效力而导致当事人反悔的问题。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协议书首先是一种刑事契约的典型形态，以刑事责任的归属为标的，通过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确认，保证了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它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通过契约的形式使侵权行为责任转化为一种契约责任，并以经济赔偿为其主要内容。因此，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赋予刑事和解协议民事契约的效力，当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反悔后，不必然恢复原来的刑事诉讼程序，而是针对该协议书启动民事诉讼程序，要求对方按约定履行，判决生效后，仍不履行的，可以强制执行。
（三）经济赔偿数额范围的确定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并非以经济赔偿（补偿）作为必要内容，然而对于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的案件，经济赔偿对被害人来讲却是得到其谅解的必要因素。经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最常见多发的类型是盗窃、诈骗、抢夺、抢劫这种财产型犯罪，占整个未成年人犯罪的75%以上，实施这种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家境贫苦，让这类未成年犯家庭承担可能高额的经济赔偿金似乎难上加难，最后，只能使未成年犯接受严厉的刑事惩罚代之以经济赔偿，这有悖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初衷。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中，通过立法明确赔偿金数额范围，根据未成年犯家庭负担能力以及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形的不同，确定具体适用范围。当然，针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较重的案件，也应充分尊重双方的意愿，经过充分协商后，可以启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使那些因犯罪而受损的刑事被害人在得不到加害人充分赔偿的前提下，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这不但体现了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护，同时对贫困的未成年犯家庭来说也解决了其财产赔偿问题。
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篇6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指定辩护制度的价值分析
指定辩护制度的价值就是指定辩护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具有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和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保护原则两个方面。
（一）指定辩护制度与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本人单独行使和他人协助行使。前者是指被告人亲自为自己辩护，行使辩护权，没有其他人的协助，即通常所说的自行辩护；后者是指被告人以外的人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包括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施，使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程度大大增加，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定经常会引起控辩双方激烈的争论，而对未成年人来说，由于其年龄因素、智力发育程度限制，常常很难理解控辩双方纷争的实质内容，甚至会因理解上的差异而造成审理的难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参与就显得非常之必要，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方面都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所以说，指定辩护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是未成年人享有获得辩护人权的应有之义。
（二）指定辩护制度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保护原则
未成年时期是人生中的特殊阶段，未成年人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状况，因此，在法律待遇上应与成年人有所区别。对未成人的这种认识，正如《北京规则》中的表述：“认识到鉴于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在身心和社会发展方面得到照顾和帮助，并且需要在和平、自由、尊严和安全情况下获得法律保护”。指定辩护制度正是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殊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朝着公正、民主、文明迈进的产物。这一制度的实施，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未成年被告人的要求和愿望而设定。指定辩护人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既是维护其合法权益，也是为了保证案件的质量，保证刑事诉讼法任务的实现，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的身心特殊性决定了其自行辩护不足以保护其合法权利，而辩护律师作为其合法利益的专门维护者，提出的有效辩护对于案件质量的保障就多了一道进行制约、把关防错的关口，这无疑有助于克服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已有的和可能有的不公正、不文明的现象，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二、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指定辩护制度评析
（一）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案件只有进入审判阶段后被告人才有权获得指定辩护人的帮助，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从上述法律规定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未成年被告人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最早时间只能是公诉机关将案件移送法院至开庭前十日这一阶段。笔者认为，这一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在于：
首先，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在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最可能受到侵害的侦查阶段得不到律师的帮助，难以有效防止侦查权力可能的滥用而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对未成年人来说，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申请复议等权利，没有律师的帮助就都无法正常实现。虽然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这一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但由于未成年人没有经济收入和财产无力聘请律师，或者由于其法定人缺乏法律意识而怠于聘请律师，亦或属于流浪少年侦查机关没有及时通知其法定人，远在他乡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往往是等到审判阶段才知道孩子的状况，就更不可能在侦查阶段为其聘请律师。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出现犯同样罪行（如盗窃相同数额）同为初犯的未成年被告人，有的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由于聘请律师得到法律帮助得以取保候审。有的被告人没有能力请律师不知如何行使诉讼权利一直被羁押。这对未成年被告人而言，可能在心理造成一种有钱就能够享受不同诉讼待遇的错误认识，也会影响未成年被告人的改造。
其次，受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一般是在开庭十天前才介入诉讼，指定辩护律师对案件的了解只局限于到人民法院去查阅检查机关移送的材料。按照笔者所在地的未成年刑事案件指定辩护流程为例：法院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于开庭前十日发函给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收到指定辩护函后根据当地律师事务所排列顺序确定某一律师所接受指定，再由该律师事务所主任指派所里某位律师担任指定辩护人，如此几个环节下来，至少需要花费三天时间，所以指定辩护人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的时间有时距离开庭时间不足七天，由于时间的限制，使得辩护律师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的接触时间过短，对其犯罪情况以及心理状况、家庭背景、生活等情况都不能充分了解，更谈不上通过社会调查，走访学校、社区等方式来全面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以达到为其全面、客观辩护的目的。
因此，往往造成指定辩护律师在庭审辩护过程中就案论案，或者泛泛而谈，缺乏深层次的辩护意见，不能确实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
笔者认为，根据刑诉法第96条的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那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一方面让指定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监督侦查人员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可以避免未成年被告人因为行为能力尚不完全、自行辩护和对客观事实表达能力差异等原因，在缺乏法律援助的情况下，丧失诉讼权利的行使。另一方面，指定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介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能够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案情，与未成年被告人有更多接触，对其性格特点、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使辩护人能够确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能够在和审判阶段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辩护任务。
鉴于我国法律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各个诉讼阶段，如果分别由各阶段的主管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律师，虽然可以实际操作，但容易出现各环节的衔接问题，而且可能出现公、检、法三家为同一未成年被告人在不同阶段指定不同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这会让未成年人产生不稳定感，增加其对诉讼的紧张恐惧情绪。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改进指定辩护制度：
一是今后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规定指定辩护的适用阶段为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由最先受理案件的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由接受指定的辩护律师应当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立案后至一审终结时的法律服务。笔者没有把最先受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机关直接定义为侦查机关，是考虑到刑事自诉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应由受案法院指定辩护。
二是应该形成一支专门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队伍。各地法律援助专门机构要把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案件作为工作重点，采取特殊措施，提供优先法律服务。鉴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特殊性，指定辩护人在承担未成年人法律帮助或辩护经常要付出比成年当事人更多的劳动，如果能够专门基金或以专项拨款方式对指定辩护人进行补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济因素导致指定律师办案质量不高的现象。
（二）未成年被告人是否有权拒绝指定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未成年人对于法院为其指定的律师予以拒绝，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在审判过程中，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可以拒绝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但同时规定，未成年被告人要求人民法院另行指定辩护律师，合议庭同意的，应当宣布延期审理。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辩护律师为其辩护，如果被告人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法院不予准许。上述规定实质上是强制辩护制度，也称必要辩护制度。指定辩护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即这种辩护一经法院指定，就具有强制辩护的效力，被指定的辩护人不能随意拒绝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而基于辩护权的性质，被告人有权放弃这一权利，拒绝指定辩护人为其辩护，但这一放弃必须以被告人神志清醒、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为前提条件，否则被告人的处分行为是无效的法律行为。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自身尚未成熟、尚未达到法定年龄的现状即成为其不能正常行使这一重要权利的障碍，因此，未成年人被告人不能随意拒绝指定辩护。但是，在未成年被告人具有正当理由或指定辩护律师对未成年被告人明显不利的情况下，经法院同意，可以为未成年被告人重新指定辩护律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规定了被告人可以拒绝指定辩护，但拒绝的次数只能是一次。
综观其他国家法律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原则上实行任意辩护制度，被指控人享有放弃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但都对未成年人放弃辩护人有一定条件的限制，例如要在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参加诉讼、未成年人参加综合情况测试合格等条件下，才准许未成年被告人放弃辩护。而俄罗斯、德国、奥地利等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对未成年人案件实行强制辩护制度，规定未成年人的案件，在进行法庭审理时必须有辩护人参加，无辩护人到庭者不得审判。
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实行强制辩护，是对未成年人行使诉讼权利必须给予的一定辅助，指定辩护人参加诉讼不仅有助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是体现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的民主、公正、文明程度，如果未成年被告人既不委托辩护人，又可以拒绝法院的指定辩护，就会造成辩护职能严重萎缩，因此有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判决。不公正的判决不仅会损害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益，同样会危及国家和社会利益。因此，未成年被告人对于法院第一次指定的辩护人不满意并有正当理由，有权拒绝该辩护人而要求另行为其指定辩护人，但没有拒绝法院为其指定辩护的自由。
（三）审判实践中指定辩护制度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1、法院能否指定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担任其辩护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应当是依法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因此，对于被告人在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其辩护人，而不能指定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作为其辩护人。即使该未成年人的父母具备律师资格，也不能指定为辩护人。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应当以法定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而法定人与指定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完全不一样，不能相互取而代之。
2、法院应当为受理案件时未满18周岁开庭审理时已经满18周岁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刑诉法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都把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作为应当指定辩护人的对象。实践中有一些案件，公诉机关移送法院时被告人未成年，合议庭在确定开庭时间时根据起书上载明的被告人出生年月，可以推算出开庭时被告人已经满18周岁，对这一类案件，法院仍应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因为根据书上推算出被告人开庭时满18周岁并不一定准确，特别是一些来自农村的未成年人，家长为其报户口时常用农历出生年月，在庭审时若确有证据证明其户籍上的出生年月为农历时间，换算成公历日期，被告人在开庭时仍属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这一类案件，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7条的规定，为其指定辩护人。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案件的顺利审理。
参考书目：
1、《刑事辩护论》，熊秋红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未成年人法学》，佟丽华著，中国民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刑事诉讼法修正实务全书》，陈光中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篇7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年月日
我市的劳动保障工作始终坚持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建立了以《劳动法》为龙头，以全面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为突破口。始终把《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儿童义务教育法》作为劳动保障执法监察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以加大法制宣传和严肃查处相结合，制止和纠正侵害务工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坚决制止和杜绝非法使用童工，逐步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机制，落实特殊保护措施，使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工作达到了制度化、规范化要求，走上了重在源头、重在基层、重在保护的运行轨道。
一、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充分调动企业劳动者学习贯彻《劳动法》的自觉性
我们从本市的实际出发，把宣传《劳动法》的重点放在乡镇、放在企业，因地制宜的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宣传教育活动，深入乡镇、深入社区、深入企业、深入员工中重点突出了《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宣传普及，通过宣传周、劳动法律咨询等形式，发放《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法规汇编材料余册，宣传提纲余份。同时在有线电视播放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法律知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营造劳动保障法制氛围。今年来，我们举办企业劳工干部培训班期，有人次的企业经营者、劳工干部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企业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依法用工行为，提高了企业主维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使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措施真正得到落实。
二、牢记“三个代表”的核心，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利益
一是依法行政，落实特殊保护措施。未成年劳动者的身体发育尚未完全定型，正在向成熟过渡，他们在生产劳动的同时还要进行学习。过重的、长时间的或过度紧张的劳动，不良的工作环境，不适的劳动工种和劳动岗位，都会对未成年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并要求用人单位在招用未成年劳动者时，要对其进行体格检查，合格者方可录用，录用后每年必须定期进行一次体格检查，保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同时把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保护措施作为工作重中之重，今年共检查各类用人单位家，查处存在违规现象家，立案受理女职工举报投诉案件件，结案率，有力地保护了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身心健康。
二是深入企业，督促用人单位履行义务。为了保护女职工的安全健康，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我们定期深入企业、深入员工中检查和督促用人单位贯彻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法》规定的各项特殊保护措施，以实际行动实现政府对女职工的关怀。首先，督促用人单位把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纳入到本单位生产经营和劳动管理环节中去，在制定生产计划和工作计划时，将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进行明确规定和合理安排，要求企业在组织生产劳动时，照顾女职工的特点，坚决纠正违反国家关于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法律、法规的现象。其次，要求企业不断加强关于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指导企业建立身体健康检查制度、登记制度、学习培训制度。今年来共检查企业家，涉及人数人，提出整改意见条，清退童工名。
三、牢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立足服务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奉献社会
⒈设立女职工、未成年工服务窗口。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各用人单位，特别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越来越多的女职工出现了，但在生产实践中，有不少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由于法律、法规知识缺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设立了女职工、未成年工法律咨询窗口，宣传国家对女职工、未成年工保护的有关法律、政策，免费为企业提供《未成年工登记表》，核发《未成年工登记证》，使未成年工的劳动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⒉超前服务。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有意识地扩大服务范围和领域，主动贴近企业、贴近女职工、未成年工，直接面对危害女职工、未成年工健康成长的各种违法行为，当女职工和未成年工遇到侵害和困难时，我们迅速出击，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⒊开创就业渠道、发挥妇女作用
认真做好妇女就业工作，这不仅是发挥妇女作用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加快我市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为进一步做好妇女再就业工作，我们积极开展了“一三一服务工程”，即进行一次免费培训、提供三个供选择岗位、进行一次职业指导。近年来共培训女职工期人，推荐就业人，其中推荐下岗再就业女职工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女青年人、残疾妇女人。下岗女职工再就业率达，有力地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同时，保障妇女的生育权利，着力扩大妇女生育保险覆盖面，生育保险参保单位家，参保人数人，基金收入万元，支出万元。其中：企业生育保险参保单位家，参保人数人，基金收入万元，支出万元；机关事业生育保险参保单位家，参保人数人，基金收入万元，支出万元。让更多的育龄妇女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保证基金安全，对符合报销规定的及时给予报销费用。
四、构筑服务网络，及时化解矛盾
针对我市企业大多分布在乡镇，我们从实际出发，构筑了市、镇、社区三级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各乡镇对本辖区底子清、情况熟、服务及时的特点，在个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设立了“女职工及未成年工服务窗口”，并确定了四个重点服务群体。第一个重点群体是未成年人。他们处在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各方面没有发育成熟。一旦发生侵害，对他们的身心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第二个重点群体是进城务工青年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女职工。这一群体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处在社会的边缘，游离于正常的组织体系之外，在工作中可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从心理上、情感上都有很大的社会压力。第三个重点群体是下岗失业青年、残疾、贫困青少年群体以及两劳释放人员。这一群体在成长中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如果不能妥善地引导，他们就可能因贫困而绝望，因挫折而颓废。第四个重点群体是农村女青年。这一群体生活工作的状况同城市青年区别很大，他们的权益往往受到世俗观念、地方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无法得到保障。面对这些重点群体，我们因地制宜贴近企业、贴近员工中去宣传、教育、引导、保护、服务、跟踪问效为主要支点，带有接力性、连续性的维权岗服务网络，使需要帮助的女职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得到维权岗的服务。版权所有
一是建立了管理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标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改进工作方式，落实创建内容。在争创的过程中，加强管理，突出劳动保障特点，围绕劳动保护措施主线开展具有劳动保障特色的创建活动。落实一套完备的工作制度，包括维权岗工作职能、青少年投诉程序和受理程序等制度；并配备一名有青少年工作经验的咨询服务人员，免费提供咨询服务；公布了维权热线电话。
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篇8
【论文摘要】：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对累犯制度的规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不少缺陷。现行累犯制度不应当把未成年人纳入其中，而未考虑单位累犯，在特殊累犯的构成上仅考虑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未将贩卖、走私等同样恶劣的犯罪行为纳入其中，规定对累犯一律不得假释，这些规定不利于累犯制度的准确执行，应当在立法上加以修改和完善。
前言：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人。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可分为一般累犯、特殊累犯两类。累犯制度根植于现实生活。1997年《刑法》对1979年的《刑法》中的累犯制度作了较大修改，迎合了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坚持了原有的累犯从重处罚原则和累犯不得缓刑的规定，加强了对累犯人身危险性和刑罚对累犯的矫正和关注。然而,“法律像人类创建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某些弊端”①我国现行累犯制度仍有不足之处。
一．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缺陷
（一）规定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
我国现行的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的适格性则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就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假释和缓刑。
鉴于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如此规定，是否符合我国刑法设定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是否科学、合理呢？以下做简单分析。
1．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各国对未成年人都提供了刑事实体法和诉讼程序上的特殊保护。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现行刑法典对未成年人给予了较大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此外，严厉打击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对象的犯罪。例如强迫他人吸毒罪，如果所强迫的对象属于未成年人，则应当从重处罚；严厉打击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工具的犯罪，例如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从重处罚；最后，未成年人犯罪的，在处罚时应当从宽处罚，例如《刑法》第17第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所体现的以上整体精神，在未成年人犯罪时，不管其是否存在累犯的情节，均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从我国刑法典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以及累犯的规定，不但在未成年时实施前罪成年时实施后罪的情况下可以成立累犯，而且前后罪均在未成年时实施的也可构成累犯。如此一来累犯从严的刑罚处罚原则就与对未成年人均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产生了逻辑上的冲突。
2．从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来考虑。未成年人在受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和未成年人初犯相比固然要大，但考虑到是未成年人，其生理和心理发育都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有限，性格和心理上的可塑性强。由此可以说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就大于成年人再犯，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把未成年人像成年人一样，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机会，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分子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造。
3．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预防其再次犯罪和初犯者变成累犯。由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生理、心理发育不够成熟，容易出现反复，因而再次犯罪的未成年人，未必就属于主观恶性较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未必就一定要适应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的原则。
4.按照我国累犯的条件，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条件的，应当是刑事司法实践的非典型事例，因此要将未成年人排除出累犯范畴。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具有不科学合理之处。
（二）尚未明确规定单位累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类性质的单位越来越多,特别是出现了很多法人单位。这些单位的出现活跃了市场,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单位犯罪的行为也越来越多,单位犯罪后即便受过刑罚处罚,只要不解散或不被解散,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构成累犯的条件之一，就是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显然是针对自然人犯罪而言的，对于犯罪的单位是不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可见，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承认了单位犯罪，但现行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累。我国刑法应增设单位累犯的规定,理由如下：1.单位再次犯罪的大量事实，为刑法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现实基础。法律植根于现实生活。是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初次犯罪和再次犯罪的事实。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人的增多，法人犯罪也逐年增加，主要集中在走私、毒品、偷漏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及非法出资、经营等领域②。许多法人不仅仅是初次犯罪，而且缴纳完判处罚金后，又继续实施牟利犯罪或经济犯罪。单位再次犯罪的现实存在，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所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的目标，也就是说，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是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2．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前提条件。单位犯罪在我国新刑法中第30条和31条已有明确规定。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从我国新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单位犯罪广泛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和贪污贿赂罪等章中,具体罪种约有120个左右。而且,这些单位犯罪多数是故意犯罪。
3.增设单位累犯,可以充分体现公平、平等原则。自然人存在再犯的可能性,单位犯罪同样存在再犯的可能性。我国刑法典将自然人和单位同视为适格的犯罪主体，平等原则要求对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给与平等的处遇。既然承认了单位犯罪的存在,对于单位的再犯罪,我们同样应该作好预防准备。然而，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自然人再次犯罪，符合一定条件的，便可构成累犯，从重处罚；而单位再次犯罪的，即使符合一定条件，也不构成累犯，不从重处罚。这未免有违法律的平等原则。因此，刑法只要承认了单位犯罪，就应承认单位累犯。
4．增设单位累犯，是单位犯罪的特征性所决定的，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位也存在着自己的意志活动，犯罪单位在被判处刑罚后的一定时期内再犯新罪的，同样表明其主观恶性深，社会危险性大。此外，单位作为社会组织，拥有和掌握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再次犯罪具有更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且单位的犯罪意志一旦形成之后，较为顽固，因而，单位受到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极大，其再犯造成的危害也极大。因此，需要增设单位累犯，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单位，从重处罚，以打击和预防单位累犯。并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会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对符合条件的单位再犯只按初犯一样处理，势必不能更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特殊累犯范围过于狭窄
累犯制度类型分为特殊累犯制、普通累犯制和混合累犯制三种。我国采混合累犯制，既规定了普通累犯，又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但仅将特别累犯囿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种过于狭窄，使得特别累犯特别对待的功能未能完全发挥。
1、1997年《刑法》将特别累犯仍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因袭忽视了国内外犯罪形势的变化，不能适应我国目前打击某些犯罪累犯的现实需要。法律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其应尽可能适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变化。我国危害国家安全罪特别累犯的立法源于19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特别累犯的规定，1979年刑法对反革命罪做出特别累犯的规定有其历史成因性和历史合理性。然而，今天的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从阶级斗争转向会主义经济建设。纵然有少数搞分裂、搞破坏的敌对分子的存在，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预防和打击的迫切性也比不上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客观危害较大、扩散性强、重犯率高的，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生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犯罪③。这一因袭，不但忽视了当今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刑事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那些客观危害较大、扩散性强、重犯率高的犯罪分子，已不能进行有效、严厉打击。现行特别累犯的规定已经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学者争论极大的《刑法》第356条关于毒品犯罪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该条规定实际上就是现行累犯制度不能满足打击毒品累犯需要之下的无奈选择④。
2、将特别累犯仅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不符合我国设定特别累犯的目的。我国之所以在普通累犯之外规定特别累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某些犯罪的累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因其对国家统一、民主政权等重大利益的特殊危害，作为特别累犯来重点打击，自然合理。然而，仅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规定为特别累犯之罪，是不能满足了我国特别累犯的设定的目的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涌现了许多客观危害较大、犯罪结果容易扩散、复发率较高的犯罪，对于这些犯罪，用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来要求已不能满足打击和预防的现实需要。如果还因循守旧地认为我国的特别累犯就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犯罪都不得规定为特别累犯之罪，这显然违背了我国设定特别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不仅对累犯制度的完善无益,混合累犯制中特殊累犯形同虚设，还会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定。
（四）规定累犯不得假释有失科学性
根据我国1979年刑法，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假释。然而，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即不管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表现如何，都不得假释。显然，1997年《刑法》的累犯不得假释的这一规定，有失科学。其理由是：
1．累犯不得假释违背了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制度。我国刑法规定的假释是在刑罚执行一部分将其提前释放的刑罚制度。行为人是累犯,固然表明其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但并不表明其后罪执行一段时间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仍然较大。而判断是否假释的关键要看犯罪分子在被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我国新刑法仅仅因为构成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就规定了所有累犯不得假释,是与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制度相违背的。
2．它违背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不利于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重新回归社会。累犯制度的设立，并非仅为了给予累犯人较重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谈到促进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假释制度则应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而我国刑法却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完全剥夺累犯者通过积极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希望，必然损伤了累犯者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其结果自然也违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促进改造、鼓励累犯重新回归社会的目的，妨碍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目的的实现。
3．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狱的负担，不利于监狱提高其教育改造的质量。1997年刑法针对我国重新犯罪的态势，适当扩大了累犯的范围。累犯者的人数增加，相应的被判重大刑犯人也增多。而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就意味着，即使是符合假释其他条件的累犯人，也不能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监狱内的人口自然就随之攀升，导致了监狱负担增加。而监狱又是一种有限的国家资源，其结果自然是影响监管改造的质量，对累犯者的教育改造质量也就得不到很好的提高。
二．对我国累犯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
观诸外国立法例，排除未成年人适格性的立法例有两种：其一，只要是未成年时所实施的犯罪，均不作为认定罪犯时的“前罪”考虑。即，不但前后罪均实施在未成年时的情况，不构成累犯，而且前罪实施在未成年时后罪实施在成年时，也不构成累犯。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明确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其二，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如，埃及刑法规定，不满15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英国刑法规定，不满22岁的人不构成累犯。即如果后罪实施时，行为人尚不满一定年龄，即使符合累犯的其他条件，也不构成累犯；但后罪实施时，行为人已超出一定年龄，即使前罪是在未成年时实施的，符合累犯其他条件的，也构成累犯。可见，第一种立法例，排除累犯适格主体的范围，显然要比后者宽泛很多。然则，我国应采用何种立法例为宜?在我看来，第二种立法例在我国更可取。第一种立法例为未成年人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但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上有些不足。行为人在前罪实施时，固然因为未成年人辨认、控制能力有限，但在成年以后就应以前罪为戒，成年后又故意犯罪的，其犯后罪时生理、心理皆发育成熟，足以说明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如仍不作为累犯处理，未免不利于保护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全。而第二种立法例将不构成累犯限制在一定的年龄内，则充分照顾了未成年时实施前后罪的生理、心理特点，又注意保护了公众利益，更为可取。因此，建议应在累犯相关制度中增设一款：“未成年人不应构成累犯”。
（二）增设单位累犯
综上所述，我国应增设单位累犯。在确定单位普通累犯的条件时，应与自然人普通累犯的条件一样，既不能过于宽泛，也不能过于狭窄。普通单位累犯的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和主观条件，应与自然人普通累犯相同，即单位前后犯了两次罪，并且后罪是发生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的5年以内；单位所犯的前后罪都是故意。至于单位普通累犯前后罪的严重程度，也应以前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来确定。那么，以多大数额的罚金为构成单位普通累犯的刑度条件呢？我个人认为，在具体数额的确定上，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单位犯罪的特点来确定。在我国现阶段，以10万元作为单位累犯前后罪的刑度条件，应比较合适。
至于能否增设单位特殊累犯，有学者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只将特殊累犯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单位又不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主体，因而不主张增设单位特殊累犯。这种考虑有一定道理，但我国现行特殊累犯的规定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应将特殊累犯之罪由危害国家安全罪扩大到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则第六章第七节和第九节规定之罪等。如此一来，单位自然也就可构成特殊累犯。
综上所述，建议将单位累犯的条文设计为：被判处10万元以上罚金的犯罪单位，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10万元以上罚之罪的，是单位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三）适当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累犯制度规定的特殊累犯范围过于狭窄，因而应予以适当扩大。那么，我国应如何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呢？综观国外立法，在关于构成特殊累犯之前后罪的性质和种类上，可分为两种：一种立法例要求，特殊累犯只能是某一或某类特定之罪累犯。另一种立法例要求，特殊累犯就是累犯同一或同类之罪，但对具体犯罪的种类或性质不作特别要求。扩大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是指将特殊累犯由原先唯一的国家安全罪扩大到其他特定种类的犯罪呢，还是规定，只要前后犯的是同一罪名，就可构成特殊累犯？我国持扩大说的学者多主张后者，建议我国刑法对特殊累犯应不限定具体的种类和性质，而只规定特殊累犯是前后犯同一罪的累犯⑤。在规定特殊累犯时，一方面，应放宽特殊累犯的刑度条件、时间条件，使其在范围上具有扩张性；另一方面，又应限制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使其在范围上具有紧缩性，如此一来，特殊累犯的范围方能恰当。我国刑法对特殊累犯的刑度和时间间隔不作要求，因而，合理界定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关键在于合理确定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现行累犯制度，将构成特殊累犯之罪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固然过于狭窄；然而，主张只要前后罪为同一犯罪或同一性质之罪即可，不限定其具体的种类或性质，从而几乎所有的故意犯罪都可能构成特殊累犯，实则矫枉过正、失之宽泛，但实际不利于集中力量重点打击那些客观危害较大的累犯。
因此，主张将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扩大到前后犯同一或同类之罪的观点，不是很合理。有学者认为，确定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应遵循以下三个标准：一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客观危害，应比较严重；二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复发性应较高；三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犯罪后果，在社会上易于扩散和流传。遵循这一思路，建议可将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分则第!6章第7节规定的毒品犯罪和该章第9节规定的淫秽物品犯罪纳入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这几种犯罪客观危害比较大，犯罪后果易于流传和扩散，并且在实践中易于复发，将它们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应比较合适。
所以，建议应将刑法第66条关于特殊累犯的条文设计为：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本法分则第6章第7节或第9节规定之罪被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前述相应之罪，都以累犯论处。
（四）规定对累犯可以假释，但条件应从严
既然刑法规定累犯不得假释有失合理，就应规定对累犯可以假释，但累犯与其他类型犯人相比，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大，如果累犯假释的条件与其他类型犯人的条件相同，体现不出对累犯从严的精神。而且，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需要通过更长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才能判断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在对累犯适用假释的同时，在时间条件上，规定应更为严格。有的国家的立法例值得借鉴，如巴西刑法典规定，初犯者假释的时间条件是必须服刑一半以上，累犯者假释的时间条件必须是服刑四分之三以上。所以，应将我国刑法关于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累犯，执行原判刑期四分之三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累犯，实际执行15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我国累犯制度基本上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累犯制度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当代世界各国刑法所普遍规定的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之一。我们应更好地运用累犯制度这一武器同犯罪作斗争并根据累犯的特点调整刑事政策完善对累犯的刑事立法。
注释：
①[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88页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②夏冰《对我国累犯制度的反思及建议》2007年10月
③赵欣《试论我国累犯制度的不足及完善》2007年3月《学术论坛》
④苏彩霞著累犯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3页）
⑤罗堂庆：《从累犯比较研究看完善我国刑法的累犯制度》，《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第20页
【参考文献】
1．《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厦门大学邱春霖2006年4月
2．谢应霞《我国累犯制度研究》2000年
3．苏彩霞.《累犯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篇9
摘要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关注以人为本，社会管理亦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刑事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形势政策倾向人性化，刑事法规趋向人本化。本文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罚；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罚；对精神病人、盲人、又聋又哑人的特殊保护；对妇女的特殊保护；革新纠纷解决机制，灵活多样化解矛盾五个关于特殊群体保护的具体方面来探讨刑事法治的人本化发展。
关键词刑事法治特殊群体人本化从宽处罚
社会管理的实质在于对人的管理和服务，依托法律的社会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其宗旨在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而刑法的根本在于惩治和预防犯罪。“犯罪是人实施的，刑罚是科于人的。因此，作为刑法的对象，常常必须考虑到人性问题。”在现代法治语境中，刑法是具有强制力和暴力性的公法，但是单纯的强制力只会造成刑罚的残酷和无效，因此，“刑事政策中的人道主义原则，作为刑事司法中的适当程序原则的保障、科学主义刑法的合理化及刑事政策中的法治主义的指针，已经成为现代刑事政策的指导理念。”我国刑法历来重视对犯罪人的人文关怀，在刑法中设立了一系列针对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赋予刚性的刑事法治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可以强化公众对刑法规范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奠定公众对刑法规范的内心忠诚而非心理恐惧，从而保证现代刑事法治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应有功效。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未成熟，社会经验不足，是各国法律保护的对象，因此，对他们不能采取和成年人同样的犯罪对策。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往往给予从宽处理。我国历来对未成年犯罪人体现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未满14周岁的人所受的教育有限，人格、伦理上不够成熟，对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不能领会，并非法律上的自由人，在刑法上属于无责任能力的人，对于这种年幼的人，只能基于防卫社会的考虑，以感化教育应对。对于已满14周岁而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虽然应当作为犯罪处理，但是基于其尚处于性格形成期，心智还不完全成熟，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还要面对未来的生活，刑法也予以了特殊的从宽。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从79年刑法已经有规定，至《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加全面，不仅排除了未成年人成为“累犯”的可能，还规定对未成年人在具备缓刑适用条件下应当适用缓刑，免除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的义务，使得对未成年人尽量采用非监禁刑的原则落到实处，最大可能地降低刑罚对其带来的不利后果。在刑事司法中，鉴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可矫正性、可塑性、可教育性的特点，目前对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一般较多地采用刑事和解的方式结案，如轻罪不、暂缓等路径，贯彻教育、感化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原则，通过未成年犯罪人、家庭、社区等形成立体式的帮教体系，以期未成年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从宽还可以在限制财产刑或资格刑的适用上有所发展，在减刑和假释制度方面的条件设计上可以更加宽松。
二、对老年人犯罪从宽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国历史传统上即存在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中国自古以来的宗族文化，老年人作为家庭的长者，一人犯罪往往影响到几代人的生活，对老年人犯罪给予过于严厉的惩罚，会使得老年犯罪人的家人产生对社会的离心倾向，诱发新的社会对抗情绪，所以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对老年人犯罪不宜过于严厉惩罚。从刑法理论来看，老年人犯罪虽然不像未成年人犯罪那样存在意识能力的欠缺，但随着老年人身心机能的逐步衰退，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减弱却是客观事实，对老年人犯罪从宽符合刑事责任减轻的理论。此外，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人身危险性也比较低，在行刑中也不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监禁处理，这样不仅可以维护社会秩序，还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目前我国刑法关于老年人从宽的立法规定有三处：即刑法典第17条之一、第49条第二款、第72条。在刑事司法中也存在对老年人犯罪逐步从宽掌握的趋势，如2006年12月28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犯罪的老年人要慎用逮捕措施，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依法不。面对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既符合刑法基本理论，也有利于缓和矛盾，预防犯罪。但是在老年人年龄的界限上，笔者认为，根据我国2007年国务院批转的《卫生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披露的数据，中国人口平均年龄预期寿命到2010年达到72.5岁。对75周岁以上老人适用有期徒刑的话，如对其判刑15年（甚至数罪并罚时25年），刑期届满时寿龄至少90岁，此类老年人罪犯，在执行有期徒刑期间内可能大多数早已自然死亡，因此，没有必要在排除死刑的适用时附加“特别残忍手段”的例外。
三、对精神病人、盲人、又聋又哑人的特殊保护
我国刑事责任能力判断的内容除了年龄还包括了精神状况，达到一定年龄而精神健全的人，由于其知识和智力得到相应程度的发展，因而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刑事责任能力就开始具备。但是，如果存在精神障碍尤其是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即使其达到了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也可能影响其刑事责任。因此，1997年刑法典第18条对于精神病人之刑事责任进行了专门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考虑到了精神病人本身的特殊情况，有助于维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对造成危害结果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处理，采取两种方式：传统的是责令家属看管，现在可以强制住院治疗。但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及对精神病人管理体制的松散，使得部分精神病人逃脱强制治疗，使得刑法的人道也受到民众的苛责，所以，为了保障对精神病人从宽制度的落实，应当改革现有对精神病人管理的相关制度，有效实现社会防卫。
此外，对于一些生理上有缺陷的人来说，由于重要的生理功能的丧失而影响其接受教育，其刑法意义上的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受限。对这类人群犯罪也应当适当从宽。我国刑法典第19条即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对妇女的特殊保护
我国刑法对妇女的特殊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受到适当的从宽处理；二是在妇女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使其得到刑法的特殊保护。1997年刑法典第49条关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以及《刑法修正案（八）》新补充的对符合缓刑条件的孕妇应当适用缓刑的规定，是人道主义在刑罚适用方面的起码要求，国际社会有关人权及妇女权利保障公约中一再强调对怀孕的妇女不得执行死刑。这是对妇女作为母亲的尊重，也是对胎儿的保护。此外，我国1997年刑法典也强化了对妇女合法权益的特殊保护。刑法典中关涉妇女合法权益特殊保护的罪名主要包括：罪（第236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第237条）、拐卖妇女罪（第240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第241条）等。上述罪名涉及妇女的性自由权利、人格尊严等多方面的合法权益，架构起了我国刑法对妇女的特殊保护机制。
五、革新纠纷解决机制，灵活多样化解矛盾
刑事纠纷的解决经历了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历史过程。在公力救济的情况下，国家取得了绝对的话语权。一般来说，犯罪分子由国家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罪的犯罪分子判决有罪并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并交付国家执行机关执行；对没有证据证明有罪的犯罪人予以无罪释放，这样刑事纠纷也就解决了。但这种解决纠纷只是完成了法律程序，真正的纠纷双方之间的矛盾被替代了。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主动依法维护群众利益，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事实层面上，纠纷的主体是被害人和犯罪人，而由于刑法的公法性，被害人的追诉权被让渡给国家，这时国家成为被害人的代表，直接与犯罪人对话打交道。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忽视了被害人作为真正的纠纷主体的地位，事实上被害人和犯罪人的关系并不能因此得到改善，因此，当被害人发现公力救济无法充分满足其个人对争端解决的理想预期时，便再次将注意力转向私力救济，而有些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仍然向被害人寻仇，造成暴力事件恶性循环。因此，为了有效化解矛盾，必须突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必须从抽象的法益保护转向具体的被害人保护，推动被害人的报应感情转向实际的利益恢复，一方面要处罚加害人，另一方面要使加害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害，以调和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利益冲突，从根本上解决其纷争。这种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大量存在，由于其迎合了我国传统社会的需要，因而在诉讼中也得到了广泛的适用。时至今日，调解原则仍然是民事诉讼的主要原则，在解决民事纠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解决民事纠纷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
在刑事诉讼中，以前人们认为不存在调解的空间，随着价值的多元化、司法资源的稀缺和对被害人权利的关注，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事实上，公共利益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个人利益的集合，犯罪作为的行为也是对个人权益的侵犯，这就使得公共利益神秘化、抽象化的面纱被刺破，在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恢复性司法走入人们的视野，人们日益认识到在刑事诉讼中对某些案件实行调解或和解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刑事司法中被害人参与和解的方式突破了国家追诉垄断的重围而兴起成为必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7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也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提出刑事和解，并不是简单的从公力救济回归到私力救济，并不是简单的回到原点，而是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螺旋上升的理性反思。我国的调解与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功效：其一，强调自愿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重视利益的协调，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其二，能够快速、低成本地解决纠纷。目前实践中，针对轻微刑事案件，司法机关对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充分交流和协商、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案件，一般不再移送，或者对犯罪人免予刑事处罚，采用非刑罚手段处理。相比较于国外，我国刑事和解在适用范围和方式上还比较局限。在未来的发展中，面对刑事和解适用的扩张，如何把握案件性质、犯罪种类、犯罪主体以确保法律效果不受影响，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刑事和解的模式下，加害人对行为是否将受到惩罚以及如何惩罚不再具有明确的可参考的成文法依据，“罪刑”的预测可能性明显削弱。然而，笔者认为，犯罪是触犯刑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应受刑罚处罚”暗含了行为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基础不仅包括厂犯罪行为，而且也包括行为本身反映出来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性。在刑事和解中，赔偿问题仅仅是民事部分的问题，之所以不追诉或免除处罚，是因为行为人真诚认罪、积极赔偿的行为也反映了其“人身危险性”较低。在轻微刑事案件中，从犯罪行为来看，犯罪性质本身就已轻微，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又较低，对其完全可以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不”的规定或者刑法第13条“但书”中“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和第37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对行为人予以从宽处理。这不能与用钱买刑划等号，也并不会真正削弱罪刑法定的可预测性。因为经过刑事和解所处理的这些轻微刑事案件，本身就应当是社会可以内部化解的一些矛盾，这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一致的。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背景可知，它产生于对中世纪刑罚擅断的斗争之中，所以，罪刑法定最基本的价值在于对“入罪”的限制，即追诉与定罪的限制，而不是对“出罪”的限制，这与刑事和解有利于行为人“出罪”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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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篇10
保护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现实需求
（一）保护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立法空白亟待填补理论上，吴洪教授早在1998年就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应在婚姻法中增加保护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原则，因为在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问题上我国历来都是给予保护的，他们是弱者，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然而残疾公民也是弱者,也需要给予特殊保护,在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均有相关的保护其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唯独在残疾人保障法中未对残疾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作出规定。因此,对现行婚姻法进行修订,应弥补这一缺陷,使残疾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得到特殊保护。[7]夏吟兰教授也认为应加强对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保护，但其认为应当在残疾人保障法中增加有关保障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内容。[8]残疾人保障法是一种基于宪法平等保护理念之上的对权利的再分配，其立法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显然，残疾人保障法属于社会法、公法的范畴，主要侧重于对残疾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保护，而婚姻家庭权属于私权，不宜放在其中进行规定。因此，2008年新修改的残疾人保障法仅在第三条规定：“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该法从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社会保障、无障碍环境等六个方面的专章规定，主要突出对残疾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的保护，而对于家庭生活权的保护，具体规定只有一条，即残疾人保障法第九条：“残疾人的扶养人必须对残疾人履行扶养义务。残疾人的监护人必须履行监护职责，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残疾人的亲属、监护人应当鼓励和帮助残疾人增强自立能力。禁止对残疾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以上规定，显示了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护的明显不足：其一，该条只涉及扶养监护等家庭权益，并未涉及婚姻权利的特殊保护；其二，家庭权益仅作原则性规定，且保护水准是“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保护权”，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仅平等保护是不够的。由此，在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残疾人权益保护只字未提的情形下，造成目前我国立法领域关于残疾人婚姻权益的保护几近空白。（二）保护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有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4月1日零时，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结果推算，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34%。有残疾人的家庭户共有7050万户，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17.80%，残疾人家庭的人口占全国总人的19.98%。根据世界范围内残疾人人数增长的规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增多，人们面临致残的风险不断增大，残疾人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会随经济发展不断提高。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期，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残疾人人数还将会有一个较大的上升空间。残疾人虽然身体、智力、精神等方面有缺陷，但他们身残志坚，与健全人相比，更加需要家庭的关爱和照顾，更渴望爱人的呵护和不离不弃。残疾人属于社会，更属于家庭，婚姻家庭对残疾人的意义是社会福利机构无法取代的，因为家庭的人文关怀更加人性化，体现了作为一个自然人最本真的情感需求。家庭作为残疾人基础的生存环境，特别是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还不太富裕的情况下，不能将保障残疾人的全部的责任都放在国家福利上。法律对残疾人权益的保护，应该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法所不能做到的，就有必要从婚姻家庭法的角度来实现。“十二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总的要求是，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建立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基本框架，使残疾人基本生活、医疗、康复、教育、就业等基本需求得到制度性保障，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促进残疾人的状况改善和全面发展。[9]为残疾人基本生活提供制度保障，首先要强化家庭的责任，家庭是残疾人权益保护的起点和归宿，婚姻家庭权益是残疾人的基本生活权益。为了让残疾人更加有尊严地生活，实现残疾人的全面发展，婚姻家庭法所应当发挥的基础规范作用应当受到重视。残疾人靠家庭供养和邻里接济。[10]由此可见，家庭对于现阶段我国残疾人的生存和发展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在婚姻法增设残疾人保护制度，是现实的必然选择。
保护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制度设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补充和完善。不管婚姻法如何变迁，坚守婚姻的伦理性，提倡法律的道德化，把握身份法的特性，是婚姻法始终不变的本色。残疾人权益保护写入婚姻法完全契合婚姻法的以上特色，并将使婚姻法更加体现以人为本。婚姻法对残疾人权益的保护应当贯穿于整部法律中，具体设计如下：（一）在婚姻法总则中予以原则性规定在婚姻法中，其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其中，第四个原则是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原则，1950年婚姻法曾规定了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1980年婚姻法补充了保护老人权益的内容，婚姻法（2001年修正案）重申了这一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婚姻家庭养老育幼功能的体现，规定这一原则的原因在于妇女、儿童、老人处于弱者地位，为建设文明家庭、保护祖国未来、弘扬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应当特别保护。对这一原则，笔者认为还应当进一步扩充，即应当将婚姻权益的特殊保护扩大至残疾人。残疾人作为家庭中的特殊一员，生活上会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无论社会还是家庭都应当给予更多的关照。保护残疾人权益应当在婚姻法的总则中给予宣示性的规定。因此，婚姻法第二条第二款应当予以补充完善为：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以此在家庭中倡导平等对待、残疾人优先和特别扶助的基本理念。（二）在婚姻法分则中予以具体规定在总则规定的同时，婚姻法分则应当结合残疾人的特殊困难予以具体规定。夏吟兰教授认为残疾人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结婚自由难以实现，婚检、孕检率低，监护不到位，养老问题没有真正解决，离婚时没有特殊保障措施。[8]对于婚检和孕检的问题，由于先天缺陷的残疾人生育时容易发生出生缺陷，应当在《母婴保健法》和《婚姻登记条例》中规定免费体检制度，婚姻法作为基本法律不必专门作出规定。对于残疾人的监护制度，修改后的残疾人保障法已经给予了规定。随着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残疾人养老问题正在逐步加以解决。所以，笔者认为，从婚姻法角度来保护残疾人权益，应主要突出强化对残疾人婚姻权利的保护。首先，在结婚制度中应当保护残疾人的结婚自由权利。有学者对残疾人婚姻家庭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残疾人的婚姻家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他们的主要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通过对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残疾人在婚率低、离婚率高、丧偶率高、结婚难、初婚时间晚、婚姻状况会显著影响到残疾人的生活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随着残疾人生活活动能力的降低,未婚的人所占比例逐渐升高,残疾人面临的结婚成家的困难会越来越大。[11]因此，保护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权益首先应当保护其结婚自由的权利。婚姻状况始终是影响残疾人心理差异的一大显著变量，不论精神健康还是生活满意度，不论自尊感还是驾驭感，已婚者的变量值均高于未婚者。[6]85因残疾人在婚姻问题上容易遭到歧视，择偶难，结婚自由容易受到干涉，婚姻法第五条应当特别规定保护残疾人的结婚自由权。其次，在家庭关系中应当强化残疾者一方的扶养权利。就夫妻的扶养权而言，因为夫妻双方具有相互扶养的权利，一方的权利对应另一方的义务，扶养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夫妻中残疾一方在自理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应当适当豁免其对配偶的扶养义务，优先保护其扶养权的实现。婚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应当修改为，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残疾人扶养权优先受到保护。另外，由于我国老年残疾人在残疾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尊老爱幼是中国传统美德，老年残疾人权益保护也要重点在婚姻法中体现。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义务。这一条当然适用于父母为残疾人的情形，但仅给付赡养费对于身体残疾的老年人来说，不能有效保护残疾老年人权益，应扩大赡养的方式，因为扶养（包括赡养和抚养）作为一项婚姻法中的法定义务，其承担义务的方式不限于财产义务，还包括劳务成分和精神内容，因此，婚姻法第二十一条应增加规定老年残疾人有权要求其子女给予生活照顾的权利。再次，切实保护残疾儿童的权益。近年来，我国因出生缺陷产生的残疾儿童增长较快，残疾儿童出生后容易遭到家庭和社会的歧视，面临最恶劣的生存环境，是弱者中的弱者，婚姻法应当给予特别保护。所以，应在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四款中增加规定：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疾儿童。最后，在离婚制度中，应当切实考虑残疾人的处境和困难，给予全面的制度保护。残疾人的离婚率较高,残疾人在离婚后很可能面临生活困难、情感缺失以及再婚的难题,在财产分配和子女监护权方面,应适当考虑照顾残疾人,可以适当考虑残疾人可以得到较多的财产,并且得到子女的监护权。[11]具体设计如下：其一，对于婚后致残的残疾人，应当适当限制非残疾配偶一方的离婚自由权。[8]当一方在结婚以后遭遇不测而身残时，非残疾的另一方，无论基于夫妻相互扶养的义务，还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都不应当草率向对方提出离婚，以避免给受残一方造成更大的打击。因此，婚姻法第三十四条应当增加一款：对于婚后致残的残疾人，除其久治不愈的情形外，非残疾配偶一方在残疾一方治疗康复期内不得提出离婚，残疾人提出离婚的不在此限。其二，离婚财产分割时应当增设对残疾人的特殊保护制度，因为一般情形下，残疾人的收入往往不容乐观，为避免离婚导致财产分割会使残疾人生活难以为继，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婚姻法应当规定对残疾人离婚时财产分割的特别保护。当夫妻都是残疾人时，可适当照顾残疾程度较重和条件较差的一方。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应当增加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有困难的残疾人权益优先给予保障。其三，子女抚养是离婚的主要法律后果，为切实解决残疾人的家庭养老问题，子女抚养人的确定除照顾子女利益外，还要适当考虑残疾人一方或残疾较重一方的意愿。从1950年至今，我国婚姻法已走过了61年历程，其每一次完善都刻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促进家庭和谐稳定是婚姻法的根本任务。以保护弱者的名义让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拥有更多的人文关怀，是立法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期望本文能引起婚姻法学界对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护的重视，期望残疾人保护能成为未来婚姻法完善的新亮点。
作者：马海霞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