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盈利理论篇1
【关键词】衍生金融工具；应计利润；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7）04-0048-04
一、引言
衍生金融工具研究是近年来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发展迅速，从国际成交量排名看，我国的期货交易整体规模位于世界前列，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交易品种看，涉及金融期货、金融期权、金融远期和金融互换多个品种；从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看，运用公司的数量不断增长，涉及行业不断增加，运用公司规模从大型公司不断向中小型公司扩展。另一方面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具有高风险，由衍生金融工具而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例屡见不鲜，既有国外巨头，也有国内精英。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内在动机到底是什么？其是否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盈余管理？基于此，本研究对我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盈余管理动因进行大样本的实证检验，以期为投资者和监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研究的早期理论认为，价格保险是企业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最初动因。价格保险就是转移或规避商品或资产价格波动的风险。早在20世纪初，marshaletal.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到了20世纪50年代，Holbrook[1-2]对价格保险理论在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动因理论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了质疑与挑战。他认为，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并非H仅是为了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还利用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差价变动获取收益。
markwitzts推出以均值方差理论为主的现资组合理论后，Stein[3]andJohnson[4]应用投资组合理论对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进行研究。他们在研究中指出，价格保险理论和收益回报理论并不全面，因为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许多进行套期保值的公司并没有对全部风险暴露进行套期，而仅仅对风险暴露进行了部分套期，上述理论对此无法解释。而在市场投资组合的框架下，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是否进行套期或者进行套期的水平取决于期望收益是否可以使期望效用达到最大化。
国内学者对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动因的研究起步较晚。陈炜和沈群[5]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主要是为了套期保值、规避风险，并选取深沪两市有色金属加工或生产行业的所有上市公司2003―2005年共111个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主要是规模效应、降低财务困境成本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具有盈余管理倾向。
曲琳琳和林山[6]对2008年中央企业投资衍生金融工具的情况做了统计和分析，认为中央企业主要是通过结构性存款、掉期合约等衍生金融工具对利率和汇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研究还指出，上述公司在衍生金融工具运用中出现的投资失败甚至巨额亏损主要是由于这些企业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投机而非单纯的避险。
程玲莎[7]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财务数据，研究公司治理对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治理对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存在重要影响，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管理者越倾向于利用衍生金融工具避免财务困境风险；相反，管理者越倾向于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规避薪酬风险。研究还发现，所有权性质会影响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效应弱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这主要是由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公司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政策监管存在差异。
现有研究成果对研究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行为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证据，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充分考虑研究对象所处的政治经济背景。对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其研究结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值得商榷。第二，研究结论方面。我国现有研究多以个案分析为主，个别案例的分析虽然具有代表性，但却缺乏普遍的适用性，因此研究结论尚不一致。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针对我国的制度背景与市场环境，对中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为上市公司管理者、投资人和监管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大量研究表明，盈余管理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利润平滑[8-12]。公司的会计盈余分为来自经营项目的现金流量和总应计利润两项[13]，因此，盈余的波动与现金流波动、应计利润波动以及二者的关系密切相关[14-15]。它们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方程表示：
σe2=σC2+σa2+2ρCaσCσa
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调整现金流的波动程度、应计利润的波动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来改变会计盈余的波动程度。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将会降低公司现金流的波动性，进而降低会计盈余的波动性。根据上述理论，提出假设1。
假设1：盈余管理程度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呈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该变量为上市公司是否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分类变量。本文采用将Stephanandmian的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运用公司和未运用公司，如果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其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公布了当期曾持有衍生金融工具并披露衍生金融工具盈亏以及持有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者名义价值，则将其作为运用公司，用虚拟变量（User）“1”来表示；否则为未运用公司，用虚拟变量“0”表示。
2.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计量，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即为该模型估计出的可操纵性总应计利润。由于本文研究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动因，侧重前期盈余管理对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影响，因此本文以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前一年度的可操纵性总应计利润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3.控制变量
研究表明，财务压力、成长性、管理层是否持股、公司规模、控股股东性质也将影响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因此，本研究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变量含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选择
本文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各因素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行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模型形式如下：
Logit（p）=y=Ln（■）=α+βXi+ξ
Xi=（xi1，xi2，…，xis）为sn的由检验变量组成的矩阵，α=（α1，α2，…，αn）；β为1s的斜率参数向量，β=（β1，β2，…，βs）；i为样本个数（i≤n），s为解释变量的个数（1≤j≤s）；为n1的残差项向量，ξ=（ξ1，ξ2，…，ξn）；n为样本个数。
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概率为：
pi=e（Y=1xi）=■
对Logistic模型可作如下解释，斜率参数β给出随x变化的Y的变化，它代表了解释变量变化一个单位，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概率的变化程度。
（四）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2012―2014年度非金融类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同行业、同规模、同时期的原则，选择相应的非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司作为配对样本，对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为保证配对样本之间的可比性，剔除了资产规模差异超过20%的样本公司，共选出215对样本430个观测值。
文中衍生金融工具运用信息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站公开披露的公司年报。通过对2012―2014年公开披露的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进行筛选，逐家手工整理得出符合上述要求的样本公司。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在手工整理的基础上，对运用公司和配对公司数据进行了抽样复核。其他数据来源色诺芬数据库（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以及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从盈余管理水平看，运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平均值为0.0128，中位数为-0.0163；未运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平均值为-0.0264，中位数为-0.0419；可见与未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上市公司相比，运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二）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有些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最高只有0.543（流动比率与资产负债率），根据Hossain的研究，当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8时，不会对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产生影响，因此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本回归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严重影响。
（三）回归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检验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与盈余管理动机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各解释变量纳入模型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模型1为没有考虑财务压力、成长性以及管理层自利因素下，盈余管理动因与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盈余管理程度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在5%的统计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设相一致，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
模型2为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综合回归结果。模型考虑了运用公司的公司价值动因、管理层自利动因和盈余管理动因，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综合回归结果与单动因回归结果相一致。盈余管理程度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在5%的统计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盈余管理动因假说，同时模型显示公司财务压力和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具有重要影响。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2012―2014年度非金融类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同时期、同规模、同行业的原则，选择相应的非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司进行配对，对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盈余管理动因假设得到证实，回归结果显示盈余管理程度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呈正相关关系，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概率越高。同时研究表明，成长性越好、财务困境成本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提升公司价值。本文为研究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上市公司管理层、投资者和相关监管部门制定上市公司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政策参考。
针对上述分析结果，提出建议：
第一，加强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信息的对外披露。对外披露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信息，既是外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依据，也是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基础。信息不对称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因此上市公司应当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充分披露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和风险信息。一是规范衍生金融工具表内信息披露，细化衍生金融工具披露项目，如可在利润表“投资收益”项目和“其他综合收益”中分别增加“衍生金融工具损益”和“已确认未实现衍生金融工具损益”子项目，分类反映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已实现和未实现的损益。二是加强衍生金融工具信息附注披露。为提高我国企业财务报表信息披露的质量，应在附注中充分披露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及避险措施等信息。
第二，完善衍生金融工具业务信息的对内报告。基于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杠杆性和传导性，上市公司应当在风险实时预警模型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应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快速反应机制的对内风险报告系统。这一报告系统既应满足业务部门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头寸进行实时监控的需要，又应满足会计部门对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和核算的要求，而且根据实时预警模型的结果，风险管理部门可以分析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面临的风险，及时制定风险对策；内部审计部门可以评估有关部门的风险业绩和检查公司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于超过预先制定的风险限额，内部风险报告系统将为上市公司的决策部门提供危机预警信息，构建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业务部门、会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内部审计部门以及管理决策部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衍生金融工具风险对内报告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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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盈利理论篇2
摘要：一个企业盈利能力的好坏既关系到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切身利益，而资本结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又如何？本文选取了2010―2014年近五年共69家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数据，首先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综合盈利指数，再利用eview6.0软件对综合盈利指数与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利息保障倍数等资本结构指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关键词：盈利能力资本结构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
一、引言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是国民经济、人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础材料以及国防工业、科学技术发展重要的战略物资。在当前“新常态”局势下，结构调整与产业优化是首要任务，有色金属行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需要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据观察，近五年来，有色金属行业在盈利能力方面，净资产收益率虽然从2010年的负值上升到正值，但波动幅度较大，到2014年只有4.10%，总体比率偏低；五年平均资产报酬率为6.53%，而且表现也不稳定，呈下降的趋势；销售净利润率平均值保持在4.49%。这几个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近五年来盈利能力不稳定，呈现下降态势，且总体水平偏低。而在资本结构方面，平均资产负债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不过保持在50%左右，比较稳定。那么有色金属行业的资本结构和盈利能力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如果存在，又会呈现什么特点呢？为实现有色金属行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本文从资本结构和盈利能力的角度分析有色金属行业的资本结构和盈利能力相关性。
二、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起步早且范围广，F.VoULGaRiS，D.aSteRioU等人研究了资本结构、资产利用效率和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得出总债务杠杆比率与净利润率呈负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增长率呈正相关，长期债务率与毛利率显著正相关。Sibilkov研究了资产的流动性与资本结构的相关性，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流动性与有担保债务和无担保债务的关系两方面研究了财务杠杆和资产流动性的联系，得出资产流动性与财务杠杆呈正相关性。
国内关于资本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很丰富。王长江、林晨（2011）选取了158家江苏省上市公司，发现盈利能力与代表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与流动比率呈显著正相关。刘林涛（2011）研究钢铁企业的行业特征、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的相互关系，利用VaR模型进行实证，结果证明，资本结构的优化与企业的总资产规模有关，当资产达到一定规模，资产与负债的比就不必改变。杨远霞、易冰娜（2012）等选择湖南省2000―2009年间共367个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对于湖南省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而言，无论是与代表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率，还是与代表资产结构的货币资金比率的相关性都显著，但与流动资产比率、固定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比率没有显著线性关系。王静、张悦等（2015）分析了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的关系，分析结果证实，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权益对负债比率与企业的盈利能力呈正相关。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相对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而言，新资本结构理论建立在非对称信息的基础上，包括理论、啄食理论等，分析非对称信息环境下资本结构的治理效率以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其主要研究成果。啄食顺序理论强调，企业融资要遵循一定顺序，由内部融资到债权融资，最后过渡到股权融资，从而达到有序的合理的融资。企业合理的融资结构有利于降低因债务融资或股权融资发生的成本，发挥财务杠杆的效用，降低融资风险。然而公司融资结构合理有序，获利较高时，资产负债率反而有所降低。现实中，有色金属行业的融资途径比较多样，而在不同发展阶段选择的融资方式是不同的。要根据企业具体的发展状况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就需要综合考虑企业自身的盈利状况以及财务风险情况。本文基于上述理论提出了三个假设：
假设1：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
假设2：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
假设3：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利息保障倍数与盈利能力呈正相关。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沪深两市2010―2014年正常上市的有色金属上市公司，为确保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经过数据整理和归集，选取了这五年里各上市公司共同披露的信息，最终确定了69家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eXCeL、SpSS19.0和eviews6.0软件来完成。
（三）变量的设计
金融盈利理论篇3
关键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盈利模式市场建设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是否讲究盈利，决定了其不同的经营方针和经营模式。时下，我国正在制定政策性银行条例，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否应将盈利作为一个经营目标，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一种惯性思维是：国家开发银行属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贯彻国家政策、实现国家意志为职责，应当是保本微利，不追求盈利，不以盈利为目标。这是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野所在。但开发银行的实践表明，政策性目标与盈利性目标并非绝对分立、当然对峙，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且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在贯彻国家政策的过程中，采用开发式的工作手段，运用建设市场和建设制度的方式、方法，在推进客户生产、经营进入良性循环，发展壮大的同时，实现符合经济规律的盈利，在追求盈利的过程中和盈利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政策性目标的实现。
一、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与发展
政策性金融作为商业性金融的补充，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具有重要作用。其存在的合理性主要是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在金融领域同样存在的客观性，要求政府进行一定的干预，政策性金融即充任了政府调控市场、协调经济运行的金融工具。受思维定式影响，国内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贯彻政府意志的机构，其作用的领域也有特殊性，不应如商业性金融机构一样追求盈利，而应完全服务于政策性目标；两种目标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矛盾、冲突，不可能相互结合、协调起来，如果政策性金融机构讲效益、讲盈利，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能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很好地履行政策性职能。
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成立至1998年，基本上是依如上目标运作的政策性银行。但不良贷款项目也越来越多，不良贷款率曾高达40%，可持续发展和贯彻国家政策的能力受到挑战。自1998年，国家开发银行开始了政策性目标与盈利性目标相结合、盈利性目标服务于政策性目标的探索，在不懈的探索、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了开发性金融理论。该理论厘清了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区别和联系，认为二者同为实践的产物，但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与发展。
对于开发性金融而言，其本质性特征是在政策性金融活动中引入市场规律和资金成本的概念。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政策性金融可以“不依据市场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核算”的观点，将效率与盈利作为政策性金融活动的基本原则，从而将政策性金融活动与商业性金融活动置于相同的市场原则基础之上，并将二者有机的统一起来。
因此，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在本质属性上没有什么不同，都体现了国家信用，都是实现国家意志的金融工具，以贯彻国家政策为法定职责。但二者也存在一些重要区别：首先，它们的经营理念不同——开发性金融注重市场业绩，以盈利为经营原则，强化风险控制，政策性金融则强调财政补贴，填补“空白点”，不注重风险控制，不讲经济效益，实为财政融资或财政融资的延伸；其次，贯彻国家政策的方式方法不同——开发性金融注重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注重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也是国家政策，尤其是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以促进提高融资主体的信用能力，促进形成微观主体经营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健康发展，而政策性金融在这些方面存在缺陷或不足。因此，产生的后果不同——开发性金融机构具备可持续发展和持续贯彻国家政策（包括体制建设）的能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这些方面的能力不足，反而有可能成为政府的负担。此两种融资模式是阶段性互补的，也可以同时使用，但就整体而言，用开发性金融的方法可以解决大部分政策性金融过去想解决而又没解决好的问题。
概而言之，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注重盈利，但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的是市场业绩与国家特定社会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统一；其强调盈利，可以而且应当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把所得利润用于新的项目、新的领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或者用于促进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即盈利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与商业性金融机构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有着本质区别，而与政府在配置经济资源（如土地出让，电信号码资源的使用，矿产资源开采等行政许可）的同时遵循经济规律取得一定利益并将其用于国家和社会公益目的具有一致性。
二、开发性金融的融资领域
开发性金融作为商业性金融的补充，其业务领域不是不能实现盈利的项目，而是不能市场化融资，或者市场化融资成本太高导致不能成功融资并完成项目建设，但借助体现国家信用的开发性金融的支持可以完成项目建设并实现盈利的项目。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项目融资常常具有这种特点。
不能市场化融资，表现为企业当期信用不足，或者信息严重不对称，所以，不可能通过市场进行融资，包括银行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化融资成本太高，表现为高昂的交易价格（高风险，金融机构要求高回报）和/或交易费用。如，所需资金量大，可能需要十几个、几十个，甚至成百上千的投资者，企业寻找交易对象、谈判的费用（可能还包括时间成本）高昂；若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由于担保以及其它发行条件的限制（制度服从成本），或者由于时间上的紧迫性，不能成功实现融资。开发性金融运用国家信用通过发行金融债券将分散、短期资金变为集中、长期资金，对具盈利前景或可能性的项目进行支持，即节俭了交易费用，使项目建设变得可行。
交易费用高昂阻却项目建设成功的也可能表现为体制原因，如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风险投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另由于我国公司债市场的欠缺和a股市场的目前困境，使95%以上的企业资金依赖于银行贷款。①
信息不对称常常是阻却交易发生的制约因素。只有价格信息，其它信息（包括关于交易标的的相关知识）不对称，市场也不会形成，或导致市场萎缩。信息不对称阻却交易发生的其实也是高昂的交易费用，因为信息劣势一方需要搜寻信息、处理信息，这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资金，它们构成了交易费用中的主要部分。高新技术产业融资是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的一个领域，资金提供方对于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的了解都很缺乏。以安全性为原则的金融市场一般较少介入这一领域，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主要由风险投资来弥补这一市场缺陷。我国目前没有建立风险投资体制，且由于文化因素，依靠民间力量建立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开发性金融运用国家信用弥补这一市场缺陷显得尤为必要。
体现国家信用的开发性金融的支持表现在以低于市场的交易价格及比较长的偿还期限以覆盖市场风险。如此，企业还可以改善融资条件，从而吸引商业性资金的后续进入并降低融资成本。开发性金融还可以对信用不足的项目市场化融资提供保证担保。由于风险降低为几乎为零，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交易实现。
所以，开发性金融的支持可以起到弥补市场缺陷和体制缺损的效果，具有建设市场、建设制度的功能。
三、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
开发性金融机构有自身特定的融资领域，其盈利模式有别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它是以信用建设为核心，用建设制度和市场的方式，在体制资源整合中控制风险、保证资产安全并取得合理盈利。
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领域为存在市场缺损的领域，由于融资主体的信用缺损或者不足，如项目法人刚刚成立、前景不明，项目建设期长，现金流需要培育，项目建成风险和市场、财务风险较高，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进入，或者进入后发现风险太高，无力或不愿进行市场建设、制度建设，又主动退出②。这决定了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为项目融资，贷款期限长，与借款人处于共进退、同发展的利益格局之中。这种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全部贷款工作的核心是信用建设，即用开发式、创造性的工作方法和手段，弥补融资主体的信用不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促进提高融资主体（亦即市场主体）的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使其从稚弱走向成熟、强大，能够用自身创造的财富承担合理的融资成本（即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收入）。同时，使弱小产业逐步壮大，使弱质产业摆脱落后，使瓶颈产业逐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为此，开发性金融机构需要根据项目和借款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根据项目所属产业的特点，设计信用结构、资金结构（软贷/硬贷，资本金/贷款）、贷款期限、宽限期、提款计划、还款计划等关涉借贷双方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并在贷后管理中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在融资的同时，做好财务顾问，推动借款人发展规划、法人治理结构、经营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推动借款人经营能力的提高，即“融资”与“融智”相结合。这种开发式贷款的典型案例如三峡工程、神华集团等，借款人均由初期信用能力不足、融资困难，发展为多家金融机构争抢的优质客户。
存在体制缺损的领域也是开发性金融机构重点支持的领域，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银行通过自身融资优势与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相结合、政府组织增信机制，拓展项目开发，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城建项目一般属于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一次性投资大，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或为低收益，传统上属于财政投资领域。同时，城建项目又需有一定的超前性，在目前国家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投融资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对银行信贷资金产生了大量需求。监管机构在对商业银行监管趋严，须遵守《贷款通则》、《担保法》等法律制度的条件下，由于商业银行难以找到合适的贷款主体和担保方式，为开发银行在城建领域留出了巨大信贷空间。在这一领域，开发银行摆脱了就项目论项目的观念，创造性地设计了城建项目贷款模式和风险防范机制。即以各城市或地方政府的信用能力（主要依据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可支配财力、城建支出水平）为基础，通过与地方政府签订金融合作协议、政府对指定借款人增信进行补贴现金流建设、城建项目打捆评审承诺的方式迅速占领了市场，扩大了贷款规模。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盈利还源于自身经营成本的节约，如人员精干，工作效率高。节约成本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将自身的融资优势与政府（包括一些企业集团）的组织协调优势相结合，注重融资机制和融资平台的建设，进行批发性贷款，减少费用支出，从而获得信用建设和利润的双丰收。如旨在支持中小科技企业融资的“瞪羚计划”、支持解决“三农问题”的北京市延庆县奶牛养殖项目、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发展项目、市政基础设施打捆项目等，国家开发银行均以信用建设为中心，注重融资机制建设和/或搭建了融资平台，保证了贷款项目的顺利实施和信贷资产安全。
四、风险控制机制
截至2004年12月，开行累计发行金融债券20172亿元，其10年的筹资总额超过我国股市13年筹资总量，贷款余额达到14095亿元，充分发挥了将零散、短期的社会资金聚集起来投向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资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和风险控制机制
作者：沙尘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1更新时间：2007-11-110:34:19
内容提要：开发性金融机构盈利性目标的确立和盈利模式，是开发性金融与传统政策性金融的根本区别。但盈利性目标与政策性目标并非截然冲突，可以协调统一，因此，开发性金融本质上仍为政策性金融，而非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的盈利模式也有别于商业性金融，它是以信用建设为核心，用建设制度和市场的方式，在体制资源整合中控制风险、保证资产安全并取得合理盈利。
关键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盈利模式市场建设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是否讲究盈利，决定了其不同的经营方针和经营模式。时下，我国正在制定政策性银行条例，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否应将盈利作为一个经营目标，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一种惯性思维是：国家开发银行属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贯彻国家政策、实现国家意志为职责，应当是保本微利，不追求盈利，不以盈利为目标。这是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野所在。但开发银行的实践表明，政策性目标与盈利性目标并非绝对分立、当然对峙，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且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在贯彻国家政策的过程中，采用开发式的工作手段，运用建设市场和建设制度的方式、方法，在推进客户生产、经营进入良性循环，发展壮大的同时，实现符合经济规律的盈利，在追求盈利的过程中和盈利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政策性目标的实现。
一、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与发展
政策性金融作为商业性金融的补充，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具有重要作用。其存在的合理性主要是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在金融领域同样存在的客观性，要求政府进行一定的干预，政策性金融即充任了政府调控市场、协调经济运行的金融工具。受思维定式影响，国内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贯彻政府意志的机构，其作用的领域也有特殊性，不应如商业性金融机构一样追求盈利，而应完全服务于政策性目标；两种目标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矛盾、冲突，不可能相互结合、协调起来，如果政策性金融机构讲效益、讲盈利，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能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很好地履行政策性职能。
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成立至1998年，基本上是依如上目标运作的政策性银行。但不良贷款项目也越来越多，不良贷款率曾高达40%，可持续发展和贯彻国家政策的能力受到挑战。自1998年，国家开发银行开始了政策性目标与盈利性目标相结合、盈利性目标服务于政策性目标的探索，在不懈的探索、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了开发性金融理论。该理论厘清了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区别和联系，认为二者同为实践的产物，但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与发展。
对于开发性金融而言，其本质性特征是在政策性金融活动中引入市场规律和资金成本的概念。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政策性金融可以“不依据市场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核算”的观点，将效率与盈利作为政策性金融活动的基本原则，从而将政策性金融活动与商业性金融活动置于相同的市场原则基础之上，并将二者有机的统一起来。
因此，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在本质属性上没有什么不同，都体现了国家信用，都是实现国家意志的金融工具，以贯彻国家政策为法定职责。但二者也存在一些重要区别：首先，它们的经营理念不同——开发性金融注重市场业绩，以盈利为经营原则，强化风险控制，政策性金融则强调财政补贴，填补“空白点”，不注重风险控制，不讲经济效益，实为财政融资或财政融资的延伸；其次，贯彻国家政策的方式方法不同——开发性金融注重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注重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也是国家政策，尤其是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以促进提高融资主体的信用能力，促进形成微观主体经营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健康发展，而政策性金融在这些方面存在缺陷或不足。因此，产生的后果不同——开发性金融机构具备可持续发展和持续贯彻国家政策（包括体制建设）的能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这些方面的能力不足，反而有可能成为政府的负担。此两种融资模式是阶段性互补的，也可以同时使用，但就整体而言，用开发性金融的方法可以解决大部分政策性金融过去想解决而又没解决好的问题。
概而言之，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注重盈利，但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的是市场业绩与国家特定社会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统一；其强调盈利，可以而且应当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把所得利润用于新的项目、新的领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或者用于促进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即盈利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与商业性金融机构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有着本质区别，而与政府在配置经济资源（如土地出让，电信号码资源的使用，矿产资源开采等行政许可）的同时遵循经济规律取得一定利益并将其用于国家和社会公益目的具有一致性。
二、开发性金融的融资领域
开发性金融作为商业性金融的补充，其业务领域不是不能实现盈利的项目，而是不能市场化融资，或者市场化融资成本太高导致不能成功融资并完成项目建设，但借助体现国家信用的开发性金融的支持可以完成项目建设并实现盈利的项目。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项目融资常常具有这种特点。
不能市场化融资，表现为企业当期信用不足，或者信息严重不对称，所以，不可能通过市场进行融资，包括银行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化融资成本太高，表现为高昂的交易价格（高风险，金融机构要求高回报）和/或交易费用。如，所需资金量大，可能需要十几个、几十个，甚至成百上千的投资者，企业寻找交易对象、谈判的费用（可能还包括时间成本）高昂；若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由于担保以及其它发行条件的限制（制度服从成本），或者由于时间上的紧迫性，不能成功实现融资。开发性金融运用国家信用通过发行金融债券将分散、短期资金变为集中、长期资金，对具盈利前景或可能性的项目进行支持，即节俭了交易费用，使项目建设变得可行。
交易费用高昂阻却项目建设成功的也可能表现为体制原因，如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风险投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另由于我国公司债市场的欠缺和a股市场的目前困境，使95%以上的企业资金依赖于银行贷款。①
信息不对称常常是阻却交易发生的制约因素。只有价格信息，其它信息（包括关于交易标的的相关知识）不对称，市场也不会形成，或导致市场萎缩。信息不对称阻却交易发生的其实也是高昂的交易费用，因为信息劣势一方需要搜寻信息、处理信息，这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资金，它们构成了交易费用中的主要部分。高新技术产业融资是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的一个领域，资金提供方对于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的了解都很缺乏。以安全性为原则的金融市场一般较少介入这一领域，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主要由风险投资来弥补这一市场缺陷。我国目前没有建立风险投资体制，且由于文化因素，依靠民间力量建立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开发性金融运用国家信用弥补这一市场缺陷显得尤为必要。
体现国家信用的开发性金融的支持表现在以低于市场的交易价格及比较长的偿还期限以覆盖市场风险。如此，企业还可以改善融资条件，从而吸引商业性资金的后续进入并降低融资成本。开发性金融还可以对信用不足的项目市场化融资提供保证担保。由于风险降低为几乎为零，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交易实现。
所以，开发性金融的支持可以起到弥补市场缺陷和体制缺损的效果，具有建设市场、建设制度的功能。
三、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
开发性金融机构有自身特定的融资领域，其盈利模式有别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它是以信用建设为核心，用建设制度和市场的方式，在体制资源整合中控制风险、保证资产安全并取得合理盈利。
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领域为存在市场缺损的领域，由于融资主体的信用缺损或者不足，如项目法人刚刚成立、前景不明，项目建设期长，现金流需要培育，项目建成风险和市场、财务风险较高，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进入，或者进入后发现风险太高，无力或不愿进行市场建设、制度建设，又主动退出②。这决定了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为项目融资，贷款期限长，与借款人处于共进退、同发展的利益格局之中。这种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全部贷款工作的核心是信用建设，即用开发式、创造性的工作方法和手段，弥补融资主体的信用不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促进提高融资主体（亦即市场主体）的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使其从稚弱走向成熟、强大，能够用自身创造的财富承担合理的融资成本（即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收入）。同时，使弱小产业逐步壮大，使弱质产业摆脱落后，使瓶颈产业逐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为此，开发性金融机构需要根据项目和借款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根据项目所属产业的特点，设计信用结构、资金结构（软贷/硬贷，资本金/贷款）、贷款期限、宽限期、提款计划、还款计划等关涉借贷双方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并在贷后管理中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在融资的同时，做好财务顾问，推动借款人发展规划、法人治理结构、经营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推动借款人经营能力的提高，即“融资”与“融智”相结合。这种开发式贷款的典型案例如三峡工程、神华集团等，借款人均由初期信用能力不足、融资困难，发展为多家金融机构争抢的优质客户。
存在体制缺损的领域也是开发性金融机构重点支持的领域，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银行通过自身融资优势与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相结合、政府组织增信机制，拓展项目开发，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城建项目一般属于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一次性投资大，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或为低收益，传统上属于财政投资领域。同时，城建项目又需有一定的超前性，在目前国家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投融资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对银行信贷资金产生了大量需求。监管机构在对商业银行监管趋严，须遵守《贷款通则》、《担保法》等法律制度的条件下，由于商业银行难以找到合适的贷款主体和担保方式，为开发银行在城建领域留出了巨大信贷空间。在这一领域，开发银行摆脱了就项目论项目的观念，创造性地设计了城建项目贷款模式和风险防范机制。即以各城市或地方政府的信用能力（主要依据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可支配财力、城建支出水平）为基础，通过与地方政府签订金融合作协议、政府对指定借款人增信进行补贴现金流建设、城建项目打捆评审承诺的方式迅速占领了市场，扩大了贷款规模。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盈利还源于自身经营成本的节约，如人员精干，工作效率高。节约成本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将自身的融资优势与政府（包括一些企业集团）的组织协调优势相结合，注重融资机制和融资平台的建设，进行批发性贷款，减少费用支出，从而获得信用建设和利润的双丰收。如旨在支持中小科技企业融资的“瞪羚计划”、支持解决“三农问题”的北京市延庆县奶牛养殖项目、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发展项目、市政基础设施打捆项目等，国家开发银行均以信用建设为中心，注重融资机制建设和/或搭建了融资平台，保证了贷款项目的顺利实施和信贷资产安全。
四、风险控制机制
截至2004年12月，开行累计发行金融债券20172亿元，其10年的筹资总额超过我国股市13年筹资总量，贷款余额达到14095亿元，充分发挥了将零散、短期的社会资金聚集起来投向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资金引导作用。在国有银行全部基本建设中、长期贷款中，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的贷款长期来占据着40%的份额，提供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近80%的信贷资金和国债项目超过30%的配套贷款；累计为4000多个项目提供了信贷支持，其中约90%的贷款投向了能源、交通、电信、公共设施管理等“瓶颈”领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在取得对国民经济建设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国家开发银行也获得了骄人的市场业绩，在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等指标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不良资产率、不良贷款率稳步下降，其主要财务指标目前优于国内同行，在国际上也处于先进水平。以不良贷款指标为例，1998年始，开发银行的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率连年“双降”，从2002年开始，在2%~1%的范围内小幅波动，逐步进入稳定期。与国际一流银行不良贷款率在3%~0.5%的区域内处于总体稳定小幅波动状态的特征一致。
在管理、控制风险、追求盈利方面，国家开发银行主要是制定、实施了以下制度、方法：
其一，信用先行，建立、实施二元评审体系。在受理贷款申请之前，必须先对借款人进行信用评审，对每项贷款的信用风险采用借款人评级和债项评级两套评级系统进行管理。总行信用风险管理委员会在对分行上报的借款人的信用评级报告进行分析、讨论后，设定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和风险限额。在受理每项贷款申请、发放贷款之前，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必须达到要求，并不得超出其风险限额。并对每个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和风险限额实行动态管理。总行贷款委员会拥有对贷款项目的最终审批权。
其二，项目评审与审议决策分立，贷款决策民主化。通过建立独立委员电子路演、聘请专家审议和贷款委员会审议贷款项目等制度，加强贷款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社会化，打破行政审批贷款和少数人决策大额贷款的旧有格局。
其三，采用先进的贷款评级技术和方法。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不断改进内部评级的制度、方法，规定某项新贷款的预期损失率不得超过一定比率（2004年规定为1%）。
其四，信用风险限额管理。对行业、地区、客户都在信用评级的基础上设定风险限额，并实施严格的限额管理。在行业、地区方面，还设定了集中度控制目标。尤其是行业评级，为开发银行逐步退出高风险行业，进入并加大低风险行业的贷款力度提供了依据。
金融盈利理论篇4
关键词:公允价值盈余管理公平交易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在会计准则中大量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我国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会计准则中涉及很多公允价值计量。有人担心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会引起经营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侵害投资者利益，扰乱社会秩序;另一些人认为，我国已具备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推行公允价值计量，更能反映交易的经济实质，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本文支持后一种观点，从公允价值形成的原因、优点及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展开论述，并提出限制盈余管理的对策。
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根源
(一)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经济的持续增长及通货膨胀，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的会计信息日益失去相关性，公允价值会计应运而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会计准则开始引入公允价值计量观念，目前已被许多国家广泛运用。公允价值计量主要指向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因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价格是波动的，需要根据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初始确认和后续的再确认。部分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也使用了公允价值，如通过资产减值试图部分地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弥补(历史)成本的不足，其实质是对减值资产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刘玉廷等，2005)。这样，建立在公允价值计量基础上的收益更符合经济学收益概念，因而能提供更真实、相关的会计信息。
(二)经济的虚拟化
近年来，衍生金融工具不断推陈出新，以金融为核心的信用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经济也因此呈“虚拟化”趋势，即各种金融资产和负债越来越脱离物质生产过程的约束，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另外，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异军突起。例如，微软公司的windows操作系统产品所创造的产值远远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产值，收入与成本相差上百倍。因而成本与价格的高度脱离形成了虚拟资产与传统商品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虚拟资产历史成本计量会使会计信息失去相关性，虚拟资产唯一相关的计量基础是公允价值。
(三)会计目标的转变
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会计目标发生转变，由受托责任观转向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要求企业经营管理者(受托人)要保证所有者的资产保值增值，历史成本正好满足这一要求。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主体提供的会计信息要能满足使用者的决策需要;决策是对未来的判断，既包括已完成交易循环的历史信息，也包括尚未完成交易循环的，甚至是将要发生的重大交易事项和情况的信息。历史成本是对历史信息的计量，而公允价值是对历史、现在、将来信息(如现值)的计量，显然公允价值更能满足决策有用的要求，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信贷等决策，以实现会计目标。
公允价值的属性及计量优势
(一)公允价值是传统计量属性的目标
传统的计量属性具有可以被量化，能够描述具体金额来源的能力，属于技术层面，历史成本在交易之初是重要、公允的，但由于通货膨胀、生产技术进步等影响，资产价格波动很大，历史成本等就不能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而公允价值强调的是一种交易状态，要求交易价格必须是市场参与者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客观评价，公开、公平活跃的市场上的交易价格代表了公允价值的最佳量度，在完全有效的市场上，公允价值就是资产或负债的内在价值。资本市场的发展，网络交易平台的出现，使公允价值的取得变得容易。2000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将公允价值称为会计计量的目标，其他计量属性的最终目的是获得计价的公允。
(二)公允价值的契约导向
在经济持续增长条件下，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的比较(见表1)。历史成本计量低估企业价值，低估盈余，不反映资产持有收益，提供虚假的信息。而公允价值恰恰相反。公允价值较历史成本资产负债率低，企业财务风险小，有利于企业与债权人债权契约的签订;真实的高企业价值，体现企业的经营实力，有利于股权契约的签订;高的盈余，减少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有利于薪酬契约的签订;真实的应纳税所得额有利于税收契约的履行。
(三)公允价值反映交易的经济实质
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稳健的计量属性(如历史成本)低估了资产价值、盈利、企业价值，储存了企业盈余，使投资者丧失了投资机会;当增长放缓，低估的盈余又释放出来(如处置资产)，此时加大了盈余，但这种盈余是前期的利润，是人为的盈余管理，高估了企业价值，但因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并不知道企业价值被高估，又吸引了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所以，历史成本计量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四)公允价值有利于企业资本的保全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耗费资源，同时为了进行再生产，又必须购回这些资源，若企业耗费的生产能力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则计量得出的金额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将购不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生产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进行。反过来，若企业耗费的生产能力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此时不管是何时耗费的生产能力，一律按现行市价或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则计量得出的金额即使是在物价上涨的环境下，也可在现时情况下购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实物资本得到维护，企业的生产将在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综上所述，公允价值恰恰反映了交易的经济实质，体现了真实的企业价值，更符合全面收益观、资产负债观，具有相关性、如实反映等质量信息特征。
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关于盈余管理，目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共识，本文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即企业管理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和职业判断操纵利润，让信息使用人作出有利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包括合理地利用会计政策及职业判断(狭义盈余管理)，也包括以非法、欺诈的手段制造虚假的盈余数据。
盈余管理的理论基础有:产权理论说、契约理论说、委托理论说、博弈理论说。paulmHealy&Jamesmwahlen(1999)述及盈余管理的动机有: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监管动机等。秦荣生(2001)认为盈余管理的原因是:委托责任关系、债务合同约束、合理避税考虑、避免巨额政治成本、规避经营风险等。
可见，公允价值不是盈余管理产生的理论根源，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相反公允价值能限制企业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认为，公允价值要想成为利润操纵的工具需要同时具有三个要素:上市公司管理层蓄意造假，会计、审计人员失去职业道德与证券市场监管失灵。事实上，具备了这三个要素，任何制度也不能发挥防护作用，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就如同汽车的发明给人带来很大的便利，而不能因为罪犯可能利用汽车犯罪而不去制造汽车。
限制盈余管理的对策
(一)增加信息披露
增加低级次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公允价值信息披露要遵循严格分级原则，第三级次金融资产信息披露设计成“金字塔”结构，其中，一级金融资产(如股票期权)根据成熟的股价模型，二级金融资产(类似SpV)按照公司的估价原理估价，此估价存在大量假设和预测(属主观概率)，需强制性单独披露项目的估价关键影响因素，范围估计、置信区间及引起公允价值变化的敏感因素，并从质量上详细披露衍生金融工具潜在的风险性质和程度。
要求强制性披露。在自律尚未达到有效均衡的制度下，严厉的监管是有效的。强制性明确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程序和责任，可以直接将空泛的公平、公开披露原则转化为实际的法律程序义务和责任。从中航油巨亏案例可以看出强制性披露的重要意义。
(二)重视独立评估机构的作用
在公允价值计量中，二、三级次计量不同程度地介入了主体的估计和判断。这些估计和判断受制于主体的利益取向，破坏计量的公允性。独立资产评估机构不受主体利益取向的影响，在可观察价格不存在的情况下，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成为可靠公允价值计量的重要依据。国际会计准则(iaS)16对通过独立评估机构计量“不动产、厂场和设备”的公允价值颇为青睐(iaSB，2004);新西兰会计准则规定，如果企业用新的评估结果调整先前记录，影响了会计报表，则该结果必须源于独立的评估机构(Herrmannetal，2006)。在我国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财务报告中的公允价值计量更需要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的协助。陈小悦(2006)认为，我国企业应尽量委托合乎资格的评估机构来估算会计计量所涉及的公允价值。刘玉廷(2006)指出，会计与评估行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关性，评估界与会计界形成联动机制是大势所趋。
(三)建立目标导向会计准则体系
目标导向会计准则既贯彻了会计目标，反映了交易的经济实质，又有了足够的操纵指南，以使准则能在一致的基础上得到应用，减少盈余管理的空间。我国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运用正是为了反映交易的经济实质——公平交易的价格，并且使用了相应的约束条件。如，基本准则第43条指出公允价值计量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在具体准则第10条(CaS10)明确规定只有在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情况下，才可对其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并对可靠取得的含义、条件进行规定)。此外，公允价值使用的限定性条件还在金融工具、股份支付、套期保值、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准则中均有规定。CaS8和CaS22提供了比较详细的公允价值计量指南。新会计准则向企业传达的信息是严肃而鲜明的，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均可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资产负债的计量;公允价值不是随便估价的金额;禁止含有较多假设的估值技术的应用。
目标导向会计准则要求转变收益观念，强化资产负债观，淡化利润表观念。追求企业真实资产负债条件下的净资产的增加，体现综合收益和资本保全，削弱盈余管理的根基，降低盈余管理发生的频率。目标导向会计准则还要求增加对将来经济发展可能出现新业务的预见性，不能出现例外情况，这样才能对新业务下的盈余管理的可能环节、方式和方法有预见和预案，同时降低会计准则制定成本。
另外，限制盈余管理，还需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监督;完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消除企业管理者调节盈余的动力;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增强外部监督作用。
参考文献
1.魏明海，龚凯颂.会计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赵春光.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会计研究，2006(3)
3.路晓燕.公允价值会计的国际应用.会计研究，2006(4)
金融盈利理论篇5
关键词：盈余管理盈余操纵现金流量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一、引言
外部信息使用者广泛使用以净利润为主的财务指标来评价企业业绩，包括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每股收益（epS）等。理论上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编制的利润表能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因为利润表能更好的体现收入费用配比原则，能较为准确地度量在会计分期假设下企业当期的经营业绩。但“权”与“责”的界定给企业带来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导致盈余质量下降。出于业绩考核、合同条款约束、再融资等压力下，管理层可能会对企业业绩进行盈余操纵，以达到某些特定的利益。所以，以净利润为基础的盈余评价指标已经不能很好地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了，甚至会误导决策。然而盈余管理与盈余操纵的最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在适合的会计准则以及相关会计制度下进行。对盈余管理的识别通常仅限于定性上的经验分析，而对盈余操纵的识别往往只能通过注册会计师的外部审计或是监管部门的调查。所以有必要研究一种定量的分析方法用于辅助识别盈余管理与盈余操纵。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Hawawini与Viallet（2002）的研究数据表明：在每五家倒闭公司中就有四家公司盈利，一家公司亏损。一个盈利的企业如果没有相应的资金作为保证，则无法偿还到期的债务，同样也将面临倒闭。从以上研究看出：倒闭并不等于亏损。根据基础财务理论可知：即使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但只要产品变动成本低于单价企业仍可以继续运营；若企业无法获得外部资金重新购置新的固定资产来维持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长期下去企业便很容易走上破产清算的道路。所以导致企业倒闭最直接的原因是资金链断裂，而不是亏损。若企业没有有效的管理现金流，正确地利用现金流量表中的信息，将可能导致一个在过去、现在以至于未来都能够盈利的企业面临财务危机并可能通向倒闭之门。从企业目标角度分析：分为生存、获利及发展三个阶段，如果缺乏足够的现金即使获利也不能满足生存的要求，那就更别谈获利及发展了。管理层常利用应计项目（如折旧和摊销）进行盈余管理。并且研究表明：在进行年报审计时，注册会计师很难发现管理层利用应计项目进行了盈余操纵。即使发现，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应计项目的计提是不恰当的，最终还是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报告。如果基于这样的指标来进行企业业绩评价必然存在很大弹性，而且这个弹性将会被管理层利用，以达到股东对管理者的考核标准，这类事件在国有产权背景下的企业屡屡出现。然而，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编制的现金流量表不存在应计项目，其计算的依据就是实实在在的现金。现金较其他流动资产而言，其优点在于：企业要生存就必须有足够的现金，支付到期债务，以及采购需要的材料等等。现金具有最强的流动能力，企业要获利就是要收取现金，而不是应收账款，拿着再多的应收账款也不能作为现金在企业的采购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充当剂。现金具有稳定的支付结算以及存储功能。第四，现金是企业经营的最终归宿点，并且企业拥有现金的多少和现金的流动都是有迹可查，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企业的报表时可以收集足够的证据说明现金的存在与否以及计量的正确性等。便于报表使用者知晓现金的收支状况以及流向。以上说明了现金的重要性以及相对于净利润而言更具有的“刚性”。另外，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现金流量指标在收益基础以及收益和来之经营活动的营运资本基础都体现出了增量信息含量。如Cheng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控制住盈利信息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流量指标体现出的信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并且比利用资产负债表以及利润表中的数据估算出来的现金流量指标更能体现出增量价值相关性。
（二）国内文献赵春光（2004）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现金流量表中的信息增量价值在一年之内并没有体现，但在三年以后才明显的显现出来。之前的研究一方面体现了现金流量表以及现金流量分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我国，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流量信息并没有广泛的受到关注，从而没有将现金流量的信息迅速的反映在股价中。当然，有学者也指出，由于现在的报表编制本身有一定的缺陷（比如会计分期假设，关联交易等）（王啸，2004），导致现金流量表上的项目以及结构方面都有可能纵。但是，相比利润表，要对现金流量表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难度较大，而且比较容易被发现。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在特定的情况下（如配股）也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配合使用，并且真实盈余管理还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各个项目的构成，但由于真实盈余管理较易被发现，所以企业一般只在特定的情况下短期使用。注册会计师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其财务报表存在真实盈余管理并加以说明和强调，而不像利润表中面临应计项目该如何计提、计提多少的问题。FaSB的财务概念框架第一号就明确表明：财务报告应具有对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的大小、时间分布以及概率提供预测信息的功能。也就是说，财务报告应具有对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含量，以帮助决策者对企业的价值进行评估。如果会计研究的目标是如何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的，那么评价一个会计分析方法的好坏就是是否能够提高决策的有用性。本文试图以一个案例的形式提出基于现金流量表的分析对决策有用性的提高程度大于基于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分析向基于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分析的转变所带来的决策有用性的减少程度，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决策有用性。
三、南京高科（600064）的案例分析
（一）基于经验的定性识别盈余管理与盈余操纵如（表1）所示，在2009年的年报中，南京高科的资产主要由存货40.32%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45.75%构成。在（表2）中，南京高科在这三年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有着较大的波动，其原因并不是南京高科进行在投资方面有较大的方向性的变动，而是中国股市经历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南京高科的主营业务是房地产销售和开发，其销售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61.47%，但是却持有如此之高的股权投资，让人难以理解这到底是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还是证券公司。并且在2009年度中，南京高科的所有者权益上升284881万中有的是由于持有与增持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上升361998万造成的，贡献率达到127%。所以南京高科的低市净率其实是个假像，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并且资产质量令人担忧。（表3）说明该公司的盈余质量并不高，虽然利润与收入稳步上涨，但是经营现金流却出现较大的波动。造成经营现金流与净利润差额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南京高科的利润构成中存在大量的财务费用，投资收益，以及存货的增加，并且借款费用有相当部分资本化计入存货。单单从经营净现金流量就可以看出南京高科的现金链存在问题，如果不能及时的从外部融资，企业将会出现财务困境。（表4）从企业现金流量的角度分析了南京高科的财务状况。其中的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现金投资满足比率、经营性现金流量对流动负债比率三个指标为负的数值中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其负值只能说明企业在偿债和投资方面如果不经过外部融资，仅仅通过经营所产生的现金净流入是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在2007与2008年度如果得不到外部融资，南京高科将面临财务困境。从指标中也反映出南京高科在2009年度财务困境得以好转。对比起净利润为基础的财务指标，不难发现南京高科是一个稳定的速度在增长，但是配合其现金流量为基础的财务指标再看企业的财务状况却出现了另一种结论，即企业的盈利不稳定，质量不高。为何会出现如此的现象，其原因归结于企业的管理层有多重的盈余管理动机，利用“权责发生制”将利润平滑，以达到特定的目的。然而，通过利用现金流量表，尤其是利用经营净现金流量这一指标可以帮助报表使用者在一定程度上识别盈余管理的程度。当然，现在的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主要是以净利润为基础，企业管理层更加倾向于对净利润进行盈余管理，所以也不排除将大量的现金流量指标设定为企业业绩评价指标后，管理层可能会倾向于对现金流量进行盈余管理。另外，本文认为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并没有按照会计准则编制。南京高科持有栖霞建设13.06%的股权，并且向栖霞建设派遣南京高科董事长徐益民当董事以及南京高科会计负责人陆阳俊当监事，在实质上已经符合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确认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对被投资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利，此时应按照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进行核算。而南京高科对栖霞建设的股权在会计上的处理列为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没有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南京高科对南京银行的股权投资中，南京高科持有南京银行11.17%的股权，虽然限售期未到，不能交易。但是，南京高科一样向南京银行派遣了董事，获取了对南京银行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利，然后却同样没有以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南京高科对栖霞建设以及南京银行的股权投资在会计处理上是选择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还是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将会导致利润表以及所有者权益表上的构成产生重大影响，体现在投资收益的确认和计量以及公允价值的变动是否造成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变动，并且选择将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更有利于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其净利润不会大幅度的受到股价和被投资单位盈利情况的影响。所以，资产分类的差异已经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注意到企业2009年度的应收账款-66.65%，但其他应收款却增加89.63%。这两个指标的大幅度变化的背后，可以反映很多问题。首先在报表中反映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余额比例较大（达到18.55%）。其次在金额不重大的应收账款余额中，账龄达到五年的达到11.17%。最后，还有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从应收账款上直接反映为6.28%。可以说明南京高科并没有做到有效的收回资金。还有一个方面需要注意到，如果南京高科对持有的栖霞建设的股权计入长期股权投资，这时两公司应该为关联方关系。但是报表中的关联方披露中并没有进行说明，如果这两个公司进行交易，或者以短期借贷的方式挪用资金就不会被认为是关联交易。另外，南京高科在08年对栖霞建设提供了4900万的贷款担保，并且两个公司都是同一家会计实务所进行的报表审计。并且，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比重为持有南京银行的股权，其处理方式以及相关问题，都与南京高科对栖霞建设投资的会计处理一样存在令人费解的问题，并且报表中没有关于资产分类以及金融资产重分类问题的相关解释。2009年度报告期内，南京高科处置持有栖霞建设的股权（约为持有可供出售资产―栖霞建设的7%），如果南京高科对栖霞建设的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选择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而不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话会有什么后果。虽然对这两种金融资产的划分并不会显著的影响所有者权益，但会显著的影响企业的利润表，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会直接计入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背景下，会导致利润表项目中的净利润大幅波动，甚至可以导致2008年南京高科的净利润为负数。所以在财务报告中推进全面收益表的编制有利于消除金融资产之间分类的选择所造成的差异，避免资产分类照成财务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
（二）基于盈利指标的时间序列分析协整理论揭示两个或者多个变量如果存在相关关系，即使存在短期的因为某些变量存在短期偏离，但在长期上看，这些变量之间将会存在均衡关系。所以本文的分析思路是：如果每股收益被盈余操纵，则不仅与每股净经营现金流量存在短期偏离，并且长期也不存在均衡，从而不会出现协整根。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如果企业存在盈余操纵，则差分后的每股收益（CepS）将会是差分后的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CCpS）将不会出现协整根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应该具有一定的惯性，即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可能在弹指之间有好变坏，所以企业过去的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能够反映在未来的盈利能力上，即盈利能力指标的过去值能够具有预测未来的信息含量，然而如果存在盈余管理，每股收益与每股净经营现金流量的过去值对未来值的相互预测能力将降低。所以本文的分析思路是：如果存在盈余管理，每股收益将在各个期间被人为的分配，将会导致当期的盈利没有体现在当期每股经营现金流上，会将现金流入延后到以后期间实现。所以，过去的每股收益的变动将会导致未来每股经营净经营现金流量的变动。另外，如果每股收益被人为的进行管理，则过去的每股净经营现金流将不会对未来的每股收益产生预测信息。从而体现出每股收益是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的原因，而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不是每股收益的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如果企业存在盈余管理，则差分后的每股收益（CepS）将会是差分后的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CCpS）的原因
本文选取了南京高科2003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每股收益以及每股净经营现金流量两列时间序列对该公司的盈利状况做近一步的分析。为了避免虚伪回归的出现，本文对序列进行了一阶差分后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表6）为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CepS与差分后的CCpS存在至少一个协整根，说明两个盈余指标的变动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说明南京高科对盈利并没有进行盈余操纵。从长期上看两者对盈余的评价是一致的，存在差别的原因在于会计的基本假设―会计分期。（表7）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通过对不同阶数的设定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盈利指标的滞后值对现在盈利的波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具有预测的价值，所以可以构造VaR模型并以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分析两个盈利指标波动的作用机理。由于滞后变量间存在着相关性，考虑到多重共线性对参数标准误估计的影响，综合滞后变量的显著性以及aiC与SC最小准则，本文确定VaR模型中的滞后阶数为2。另外，从（表7）可以看出，在原假设为CepS不是导致CCpS的原因的检验下，拒绝原假设，认为CepS是导致CCpS的原因，说明每股经营净现金流的变动可以由滞后的每股收益的变动预测，两者存在时间性的偏差。然而在原假设为CCpS不是导致CepS的原因，除了滞后二期外，都不拒绝原假设，认为滞后的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的变动对预测每股收益的变动不具有增量信息。从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经营现金流滞后于每股收益，本期实现的收益并没有反映到本期的经营现金流中，而是滞后的反映到未来期间的经营现金流，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南京高科存在盈余管理并将收益在各个期间平均化的可能性。
（表5）的结果表明，当差分后的序列通过aDF平稳性检验以后，我们对差分后的序列再进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将差分后的每股收益定义为CepS，将差分后的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定义为CCpS）。从（图1）可以看出给予VaR模型中残差一个标准差的波动将会导致目标变量的波动情况。在短期上看，残差的波动通过自身的传递导致自身的波动程度较通过对方传递造成自身的波动程度要大。长期上看，残差的波动通过对方的传递虽然波动程度较小，但是持续时间较长。说明CepS与CCpS在自身的短期预测上存在较大的惯性，相互间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在长期上两者的相互影响保持的时间较长，换言之，由于盈余管理的存在，使两者在短期内的波动程度并没有趋同，而在长期上才能保持一致。另外，CCpS自身的波动程度较大，而CepS自身的波动程度相对较小，可以看出，盈余管理将净利润平滑了，而经营净现金流则出现大起大落。（图2）为CepS与CCpS的方差分解图，说明CepS与CCpS的波动中（以方差来表示），自身的解释部分较大，对方的解释部分较小。在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下，即当期的收益都能反映到当期的经营净现金流的情况下，自身的波动以同比例的波动传递到对方，两者的方差分解程度应该趋近于50%。然而实证的结果却是自身的解释部分远远的大于对方的解释部分。
四、结论
本文分析说明了南京高科有盈余管理的行为存在的可能性较高，并且造成了净利润与经营净现金流量之间过去值相互预测对方未来值的能力降低，但不存在盈余操纵。从中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下的业绩评价将会失真。作为一个修正的方法，可以引入现金流量表中的相关指标替代原有的业绩评价指标，如用净经营现金流量代替净利润。通过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与每股收益进行协整检验，可以用来识别企业是否存在盈余操纵。需要说明的是盈余操纵必然会导致每股收益与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不存在协整根，但不存在协整根并不代表必然由盈余操纵造成的，此时就需要探求是否存在其他的原因导致不存在协整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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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世忠：《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法与案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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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啸：《现金流量操纵方法案例分析》，《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年第7期。
［10］Cheng、Liu、Schaefer，theValueRelevanceofSFaSno.95CashFlowsfromoperationsasassessedbySecuritymarketeffects，accountingHorizons，1997.
金融盈利理论篇6
关键词：金融理论；政策；开发性
一、开发性金融的概念及其涵义
开发性金融。如同农业(农村)金融､中小企业金融､住房金融和进出口金融一样，是出于某种方便或需要，从金融机构或金融业务的服务对象或服务领域的角度而做的某种划分，它并不是金融基础理论或基本实践中的一种基础性､规范性的标准划分｡显然，上述几种金融，每一种又分为商业性与政策性两类，例如开发性商业性金融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农业(农村)商业性金融和农业(农村)政策性金融､中小企业商业性金融与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进出口商业性金融和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等｡
开发性政策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主体部分，但是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却有本质上的区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上所述，政策性金融从外延上包括开发性政策金融､农业(农村)政策性金融､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等多种类型；开发性金融从外延上则包括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商业性金融两大类｡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区别，也可以用数学中的集合原理及其文氏图来说明｡
设a为政策性金融所有类型元素构成的集合，即：a={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农业政策性金融，进出口政策性金融……}；B为开发性金融所有类型元素构成的集合，即：B={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开发性商业性金融}｡
则由a和B的所有公共元素构成的集合C，为a与B的交集，即：C=a∩B={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亦即，除了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是既属于政策性金融又属于开发性金融外，其他政策性金融则不属于开发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开发性金融理论是政策性金融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但不能由此得出“政策性金融只是开发性金融的一个初级阶段”这种混淆概念的错误结论，也不能说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组成部分｡因而我国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就不应该统统地向综合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
开发性金融强调自身与传统意义下的政策性金融有明显的区别，笔者认为，这种传统意义下的政策性金融应该指的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种不讲经济效益､贷款有借不还､行政化色彩浓厚的“超政策性金融”，而非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也非常强调和注重国家及政府的信用，把融资优势和政府组织协调优势相结合｡笔者认为，在我国地方政府的目标多元化和行为短期化的影响下，政府信用的可能性缺失所导致的银行信用风险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过多地参与市场活动，是否有悖于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也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开发性金融理论与政策性金融理论一样都是发展中的理论，需要进一步地探究和完善｡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转型和改革的方向
肯定开发性金融理论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创新性，并非意味着中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都要依据这种理论而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协调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科学发展观蕴含着协调发展的内涵，创建和谐社会更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主旋律，其中也应该包括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和谐发展｡所以，中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没有必要一味地模仿国外的一些政策金融机构(其中以韩国产业银行为典型代表)的针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竞争性盈利战略，而且这种竞争性盈利战略愈来愈引起业内外人士的普遍质疑｡其最终能否引致政策性金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金融业的整体性､长远性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商榷和探讨｡但无论结果如何，政策性金融行为过程中的非主动竞争性盈利准则，以及充分发挥其诱导性的虹吸与扩张性功能，即通过相对缩减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和业务范围，以较少的资金来吸引诱导商业性金融的主动参与，应该成为协调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业务活动的基本原则｡
政策性金融机构种类多样，不仅包括开发性政策金融机构，还有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等等，各种机构的性质不同，专业性不同，业务范围不同，职能定位也不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组织形式，因而不能简单地､片面地和不加区别地把政策性银行都统统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尽管目前有少数国家的开发性政策金融机构(如巴西社会经济开发银行)，在其他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缺失的情况下，也从事进出口､中小企业融资等政策性金融业务，但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严格地分业经营的｡除非是像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那样的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才有可能成为业务综合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而且，开发性金融过于突出市场业绩，并采取主动与商业性金融竞争的方式实现盈利，这种有悖于政策性金融宗旨和业务行为原则的经营策略和方式，值得商榷，目前不宜广泛地推广，否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与商业性金融摩擦和竞争的深度和广度，结果是又制造一个新的改革对象，加大改革的机会成本｡所以，无论是从理论逻辑上､从大多数国家政策性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趋势上，还是从国情和国内金融运行环境上，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政策性银行都不应当“一刀切”地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
综上所述，我国政策性银行目前改革､转型与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政策性业务与非主动竞争性盈利的有机统一，即政策性､盈利性和非竞争性的“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其中，“政策性”是目标，体现了政策性银行的宗旨和性质要求，以及对其业务范围的基本规范；“盈利性”是动机，体现了政策性银行作为一种金融企业的基本要求，也比较顺应其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形势要求；“非竞争性”是手段，体现了政策性银行实现盈利的基本准则和方法，也是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金融盈利理论篇7
[关键词]财务公司；资金管理；现金流匹配
1.现金流匹配策略概述
现金流匹配策略是重要的资产负债管理方法之一，因此现金流匹配策略的基础理论是资产负债管理理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资产管理理论、负债管理理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
资产管理理论认为金融机构的规模是被动消极的，即由外因（如企业活动、人口增长、货币政策等）而不是由自身的决策所决定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应该通过购买高流动性的资产来实现。由于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当风险降低时，收益也会随之减少。
负债管理理论认为金融机构保持流动性可以采取主动负债、主动购买外界资金等手段实现，因此金融机构应该将资金投入高盈利的贷款或投资之中，一旦出现流动性需要，随时可通过负债管理实现。
这两种理论的缺陷在于，资产管理理论过分强调安全性和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金融机构的盈利性；而负债管理理论虽实现了盈利性与流动性之间均衡，但是更多地依赖外部条件，往往给金融机构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因此，单靠资产管理或者单靠负债管理，都难以形成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均衡。资产负债管理理论通过统一协调管理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来达到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均衡，即需要从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去预测流动性的需要，同时又从这两个方面去寻找满足流动性需要的途径，在保证流动性的基础上最大化自身的盈利性。
2.财务公司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在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企业的资金来源，资产则是企业利用所有资金进行投资的成果反映。因此，对财务公司的资金使用现状分析，可以通过分析财务公司的资产结构得以实现。财务公司的资产结构分析表显示了2010年发放贷款和垫款、存放同业款项以及现金和存放中央银行款项构成了财务公司的主要资产项目，合计占85%左右。
有价证券的投资报酬率通常高于银行存款的报酬率，但是财务公司投资于银行存款的金额却超过有价证券规模的一赔。财务公司的有价证券投资分析显示2010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三项合计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平均在12%左右，而银行存款在总资产中占比约为31%
从以上可知，发放贷款与垫款以及存放同业款项是财务公司的主要资产组成项目，这说明财务公司将大部分的闲置资金投资于银行存款。2010年，财务公司的有价证券业务占总资产的比例约为12%左右，其投资规模不足银行存款的一半。银行存款虽然具有高流动性，但是其收益也最弱，而有价证券跟银行存款相比则有更高的盈利性，且当财务公司选择科学的投资策略时，有价证券投资不一定会大幅降低资金使用的安全性与流动性。由此可知，财务公司对现金流匹配存在很大需求。
3.财务公司高比例存款的原因
通过分析发现，这既有“财务公司自身经营理念和创新能力方面的问题，也有政策及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因此，本文从外部和内部俩个方面对财务公司选择银行存款而不是有价证券作为闲置资金的主要投资方式的原因进行分析
(1)外部原因分析
2010年中国银行也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了《关于财务公司证券投资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就财务公司证券投资风险加以提示，并提出严格管理证券业务的要求。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讲过“对财务公司投资业务的要求是：有则做，无则不做。确有资金长期沉淀，没有不良贷款，现金流量很大，可以做一些，但首先是保本、保流动性，然后再考虑盈利性”。可以看出，监管机构认为投资业务只是财务公司主业的延伸和派生，不应成为财务公司的盈利重点和工作重心。
由于财务公司资金的封闭运行，经营风险与集团兴衰密切相关，使得财务公司的风险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当财务公司将大量资金进行有价证券时，自身就很有可能将自身暴露在过高的投资风险中，一旦金融市场发生动荡，财务公司将面临投资亏损甚至无法收回本金的困境。这不仅会影响到财务公司自身的流动性，流动性短缺的困境，还会通过财务公司与集团之间的资金纽带传导到整个集团，从而影响集团及各个成员单位的生产经营的状况。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很有可能使整个集团的资金链发生断裂，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为满足监管层对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财务公司选择银行存款而非有价证券作为闲置资金的主要投资方式。
（2）内部原因分析
2009年末国家电网财务公司的审计报告披露现金类资产余额444.52亿元，占资产总额的39.53%。公司解释“现金类资产通常保持较高水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成员单位的资金需求，服务于国网系统整体的业务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财务公司持有高比例的银行存款的目的是保持自身的流动性。
金融盈利理论篇8
关键词：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影响因素；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内源融资
将通过对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的一般分析，指出其应用于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时的局限性，进而对影响俱乐部融资结构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并结合目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现状和特点，为其选择合适的融资结构。
1 现代融资结构理论适用于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局限性
由于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尚处于发展的初期，较之现代企业还存在缺乏盈利能力、可行的融资方式较少和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致使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在适用于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的研究对象为成熟企业。无论各种融资结构理论研究视角如何变换，它们的分析都存在一个暗含的假设：即研究对象是一个成熟企业，企业未来的现金流是相对稳定的，具有可预期的法人治理结构、信息传导机制、激励机制，可根据企业的信息结构、激励制度、经理控制偏好等进行融资结构优化分析。而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从总体上看还是尚未成熟的企业，没有稳定的可预期现金流人，大部分俱乐部亏损运营，缺乏盈利能力，这是目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与现代企业的主要差距。
其次，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是如何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目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尚未进入良性发展阶段，缺乏自我“造血”机制，在内源融资无法实现的困境下，只能依靠外部资本市场融资(主要是股权融资)来获得发展资金。
再次，现代融资结构理论分析的技术路径是寻找财务杠杆利益与财务风险的最优均衡点。根据融资结构理论在给定投资机会时，企业一般的分析路径是根据其情况拟订几套方案，并计算出各个方案的投资收益率或平均成本率、风险水平，取收益率大于加权平均成本率的融资方案，收益越大方案越好；相同风险水平下加权成本率最低或相同加权平均成本率下风险水平最低的方案为最优；最后利用财务杠杆原理，找出融资方案的财务杠杆利益与财务风险的最优均衡点，确定最优融资结构。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缺乏有效的盈利机制，大部分俱乐部连年亏损，投资收益率一般为负值，投资者所获得的投资回报更多的是社会效应和广告效应。
2 现阶段影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融资结构选择的主要因素的分析
2．1 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是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在财务理论还是在财务实践中，融资成本都是影响企业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股权融资成本高于债务融资成本。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目前股权融资主要以企业集团的风险投资、原始股东的增资和俱乐部股份制改造融资这三种方式为主，尚未有职业体育俱乐部通过股票市场融资，即不存在股票交易费用。因此，在现阶段我国俱乐部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就是股利回报。由于我国大部分职业体育俱乐部亏损经营，基本上没有盈利可供分配，俱乐部股权融资的成本几乎为零。即使俱乐部有盈利可供分配，股利分配政策主要由董事会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成为管理层可以随意调控的砝码。因此，相对于债务融资的按期归还本息的硬约束，俱乐部的管理层更愿意选择这种无还本付息风险的股权融资。股权融资的软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目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自有资本运作的低效率和俱乐部连年亏损、黑色支出泛滥等不良现象。此外，由于银行在审批贷款时坚持逆向选择，即银行愿意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都是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具有稳定的市场和现金流量的企业，而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目前正处于发展初期，虽然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由于整个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缺乏较为有效的盈利模式，不具有稳定的可预期现金流以及偿还债务融资所要求的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因此，银行会要求以更高的利息率以补偿按期收回贷款的不确定性，故在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债务融资的融资成本远远高于股权融资的成本。
2．2 融资能力 融资能力是融资主体所具备的运用各种融资方式进行融资的条件或资格。目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融资能力是由俱乐部自身的规模、资产的构成、盈利能力等诸多因素决定的。根据资金来源的不同可将融资方式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是由初始投资形成的股本、折旧基金以及留存收益(包括各种形式的公积金、公益金和未分配利润)构成的。外源融资包括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两种方式。进行内源融资首先要有盈利，目前我国大部分俱乐部连年亏损经营，人不敷出，没有盈余进行内部积累，故不具备内源融资的能力。在外源融资中的股权融资，目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以企业集团的风险投资、原始股东的增资和俱乐部股份制改造融资这三种方式为主。职业体育俱乐部债务融资主要是以银行贷款、商业信用和企业集团内部借贷为主。由于目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缺乏可行的盈利模式，不具有稳定的可预期现金流以及按期支付贷款本息的能力。因此，目前俱乐部很难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很少有俱乐部利用商业银行贷款融资。
2．3 融资风险 股权融资作为一种权益性融资，俱乐部不负有按期还本付息的义务，对俱乐部是一种软约束，融资风险相对较小。债务融资，要求俱乐部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债权人支付既定的本金和利息，而且是硬性的，这种硬性的约束加大了俱乐部的融资风险。
2．4 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经营状况 目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收入来源主要有：1)门票经营收入；2)冠名权经营收入；3)赞助和广告收入；4)电视转播权收入；5)转会费收入；6)其他经营收入。在产业化水平比较高的部分职业足球和篮球俱乐部的现实经营中，上述六个收人渠道中只有门票经营、冠名权经营和广告赞助收入渠道基本畅通，国内大多数俱乐部在这三方面的收人约占俱乐部总收入的80％以上。电视转播权经营在我国尚未形成良性竞争市场，转播价格过低，未能成为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个别项目在以前还存在出资请电视台转播的尴尬局面。在球员转会经营方面，受现行转会制度影响，球员流动性差。因此，我国大部分职业体育俱乐部处于连年亏损经营状态。
3 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融资现状与融资结构分析
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融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融资需求大，供给不足；2)融资渠道狭窄，以其他企业资金来源为主；3)融资方式单一，以企业集团风险投资为主；4)融资结构不合理，以股权性融资为主。
4 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融资结构的选择
4．1 优先选择股权融资 1)俱乐部应首选股权融资，在现
实中我国大部分俱乐部也都是通过股权融资来筹集发展资金的。
2)鉴于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股权融资的融资成本是非常低的，故股权融资应成为其首选。
3)现阶段我国职业俱乐部在融资结构的选择上应优先选择股权融资。
4)我国体育产业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必将引起国内外资本市场的青睐，职业体育俱乐部作为稀缺资源必将成为国内外资本追逐的对象。在2004年初原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所有权转让时，众多的投资者意欲投资便是明证。在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共有五位富豪投资于职业体育俱乐部，这都说明俱乐部进行股权融资是非常可行的。
4．1．1 股权融资的主要实现方式
4．1．1．1 俱乐部原始股东的增资 俱乐部原始股东增资是目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股权融资的一种主要方式。
4．1．1．2 企业集团的风险投资 企业集团投资于职业体育产业，不仅可以借助其强大的广告宣传效应提高公司的知名度，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节省部分广告费用，还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持续、高额的风险投资回报。
4．1．1．3 股份制改造融资 股份制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而产生并完善的一种现代企业财产组织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资金分散占有与集中需要的矛盾。因此，职业体育俱乐部可以通过股份制改造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于俱乐部，从而解决俱乐部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
4．2 适当比例的债务融资 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在通过股权融资解决了其发展资金不足的后顾之忧后，应进行一定比例的债务融资，从而实现俱乐部市场价值的最大化。而且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目前也具备一定的债务融资能力。虽然当前俱乐部进行债务融资的直接成本要大于股权融资，但俱乐部若仅依靠股权融资，则必然导致俱乐部自有资本使用的低效率，增加俱乐部的平均资本成本，不利于财务杠杆作用的发挥，最终导致俱乐部经济效益的下降。一定比例的债务融资不仅可以优化俱乐部融资结构，降低其平均资本成本，冲减税基，还有助于俱乐部财务杠杆作用的发挥，使股东获取超过俱乐部正常盈利水平的收益，提高俱乐部的市场价值。
4．2．1 债务融资的主要实现方式
4．2．1．1 商业银行抵押贷款 俱乐部在有可供抵押的财产时，就比较容易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俱乐部以自己的财产作为偿债的保证，在俱乐部不能履行债务时，银行有权依法从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中优先受偿。
4．2．1．2 股东信用担保贷款 俱乐部通过股东信用担保贷款不仅有利于资金的合理使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还可以减轻股东的财务压力，股东只有在俱乐部无法偿还债务时，才以担保人的身份代俱乐部偿还债务。
4．2．1．3 企业集团内部借贷 企业集团内部借贷在实际操作中有两种方式：一是当职业体育俱乐部靠自身资质和信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或成本过高时，可以由企业集团出面申请贷款，然后转贷给俱乐部，这样既可以降低债权人的贷款风险，又可以降低俱乐部的融资成本，因为债权人所定的利息率与投资风险具有正相关性，而目前职业体育又恰恰是高风险行业；二是在企业集团内部成立财务银行，按照资本市场上资金运行规则调剂其他子公司的闲置资金借给俱乐部。
4．2．1．4 商业信用融资 商业信用是指商业交易中的延期付款或延期交货所形成的借贷关系。职业体育俱乐部利用商业信用融资主要是指俱乐部在交易活动中利用延期付款、预收账款等商业信用形式进行短期流动资金融通的活动。
4．3 俱乐部长期发展的融资结构――优先选择内源融资目前我国大部分职业体育俱乐部由于连年亏损经营，没有盈余进行积累，基本上不具备内源融资的能力。因此，当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应不断加强其市场经营能力，拓宽收入渠道，提高盈利能力，使其逐步进入良性发展渠道，待俱乐部具备内源融资能力时，应优先选择内源融资。
金融盈利理论篇9
李新路博士的著作《中国股市个体投资者行为实证研究》就是基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框架,首先对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心理因素进行了探讨,并用行为金融学的有关理论进一步解释了投资者决策行为模式;然后以行为金融理论为指导,利用中国股票市场个体投资者在二级市场的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中国个体投资者个体和群体交易行为特征,并探讨其理性程度。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首先,对中国股票市场个体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从认知性偏差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到行为金融学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投资者行为,从投资者个体行为到群体行为,乃至个体投资者投资策略和预测股价变动趋势的能力,本书都做了详尽的实证研究。这是目前关于中国股市个体投资者交易行为较为全面的实证研究力作。
其次,该书首次系统研究了市场态势对个体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影响。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不但受到其本身认知方式的影响,也受到市场氛围的影响。市场氛围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及市场预期变化,影响投资者风险偏好,从而影响投资者交易行为。该书对不同市场态势条件下,投资者买入、持有及卖出行为,处置效应、羊群效应、投资策略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投资者行为理论。
第三,关于股本规模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是该书最具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在国外已有关于股票规模对投资者行为影响的文章,多数局限于市场总体或基金管理人的研究。国内目前尚没有发现关于股票规模对投资者行为影响的研究文献。该书基于中国股票市场股权二元结构的现实状况,研究了流通股本规模对我国个体投资者“处置效应”、“投资策略”、“心理账户”和“羊群行为”的影响,发现了许多与国外研究不同的结论,并结合中国股市、中国个体投资者特征进行了解释。
金融盈利理论篇10
(1)国外研究——目标股利。根据德国公司法的规定:经理人仅能保留当年净利润的50%,而剩余的以及留存收益则由股东在年度大会上决定。出于此商业监管,经理人往往会通过向下的盈余管理来实现预期的股利政策,因为报告更高的盈余会带来更高的股利压力,向下的盈余管理使他们更容易支配股利政策。支付股利的公司当其收益下降不足以支付预期的股利水平,倾向于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同时全面论述了目标股利驱动的正负向盈余管理情形。通常情况下,盈余水平决定了股利发放情况,但是上述研究却发现了股利和盈余之间新的关系,那就是目标股利(或预期股利)影响甚至决定报告的盈余,而当公司盈余不满足目标股利时,盈余管理就自然而然出现了,而且盈余管理方向取决于真实盈余是低于还是高于目标股利。这些文献隐含着国外固定的股利支付政策,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股权分置改革后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善,目标股利之说并不适用于我国股票市场。
(2)国内研究——预谋现金股利(利益输送视角)。中国的现金股利主要是由于国有控股股东出于利益侵占、盈余管理的动机所驱动,并不能缓解上市公司大小股东之间的问题,反而是非流通股东作为利益输送的合法隧道。在中国股利并不是单纯作为信号或者现金流分布,相反可能成为控股股东从事利益输送的隧道。针对“自由现金流量”和“利益输送”假说,实证检验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不是出于减少冗余现金的需要,而是与大股东套取现金的企图有关。对于政府控制公司,用利益侵占假说解释其股利分配动机更为恰当。可见,在我国由于股权分置导致的特殊股权结构及流通特征,控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对上述因利益输送而预谋分配高额现金股利的行为,特别定义为“预谋现金股利”,完全不同于国外的固定股利,以此来区别国外出于目标股利或预期股利动机而对盈余进行管理的行为。然而,大股东的控制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利益侵占上,同样能为会计信息操纵提供便利。现有文献已证实利益输送的其他主要形式——资金占用、关联交易所驱动的盈余管理行为;基于利益输送的现金股利,即预谋现金股利,可能也会诱发企业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高派现需要高盈余支撑,大股东为了名正言顺地高派现,通过盈余管理“制造”出高盈余,起到支撑和粉饰作用。基于2007年数据实证得出:大股东要求发放的现金股利和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现金股利推动了公司盈余管理。股票股利不需要高盈余支撑,大股东不会为了股票股利进行盈余管理,股票股利与盈余管理之间则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鉴于以往研究成果只是把高派现作为大股东利益输送的手段,公司没有好的投资项目;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高派现可以减少管理层滥用多余现金行为,从而降低成本;公司业绩优秀,且具有高回报股东的优良传统。所以,如何识别现金股利的发放是基于利益输送的动机,有待于进一步思考。
二、盈余管理后果——股利分配倾向与形式
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活动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相对于真实盈余管理,更多地是偏爱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会计盈余可以分解为应计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应计利润的形成受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影响,给企业管理当局带来了盈余管理的可乘之机。国外学者发现了盈余管理会影响到股利分配倾向。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影响了可能的股利削减,如果公司没有通过可操纵性应计消除盈余缺口,公司更可能削减股利。盈余管理对股利支付率有影响,回归系数虽显著但数值很小,从而显示两者关系很小,接近于没有关系,是因为处于经济衰退期间,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和行为增加,并开始减少股利支付。此外,盈余管理还会影响到股利支付形式。实证得出发放股票股利的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在报告年度大幅度增加应计利润,但在随后一年其收益和股票价格表现则很糟糕。更重要的是,发放股票股利的公司的操作性应计与未来收益下降和股票异常收益负相关。我国少数学者也对此方面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彭江平、郑琦(2007)采用修正Jones模型,研究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选择不同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发现:既派现又送股的公司最有可能操控应计利润以提升会计盈余,非常应计利润越多的公司,有分配股票股利和用股票股利替代现金股利的倾向,非常应计利润越小的公司则不分配股利。从2000-2010年期间上市公司不同性质会计盈余对股利发放的影响。该文将会计盈余进行拆分,实证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为可操纵性盈余支付了股利,且可操纵性盈余对股利发放的影响系数要小于不可操纵性盈余的影响系数,支持了股利发放的信号传递功能和股利的利益侵占假说。上述学者均是从应计盈余管理考虑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而鲍学欣、曹国华等(2013)则从真实盈余管理出发,采用2007~2011年数据,实证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及分配力度显著负相关。田中禾、孙权(2012)同时从会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维度出发,利用实证解释我国股利分配方面存在的独特现象。实证结果表明:两种盈余管理的结果与股利分配均负相关;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与每股股利大于0.5元的高股利分配之间正相关,会计盈余管理的结果则是负相关。但是,该文的结论值得商榷,同样是研究盈余管理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综上研究,现有学者大多通过应计利润来考察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发现应计盈余管理会影响股利政策,具体影响到股利分配倾向和股利形式。随着会计准则的完善和监管力度的加大,应计管理盈余的空间越来越小,公司日益倾向于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从后一个角度入手的实证研究较少,且存在着一些不足,值得进一步研究,而且可对比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三、盈余管理手段——现金股利(再融资视角)
再融资是我国上市公司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之一,但也可能演变为上市公司圈钱的手段。中国证监会对再融资的监管,尽管从1993年以来变化好几次,但最核心的要求是净资产收益率(Roe)和现金分红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这种再融资门槛要求,强烈驱动着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以满足再融资条件。正如李朝霞(2003)所言:在政策和利益的双重压力驱动下,股利分配成为盈余管理的动机,它也是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从理论上,李朝霞(2003)指出:当公司的Roe接近门槛以及每股净资产很高时,为了满足再融资的需求,通过发放大量的现金股利,一是能达到最低分红水平,二可以降低每股净资产,从而提高Roe。针对上市公司异常高派现,伍利娜、高强等(2003)实证表明当年净资产收益率是否接近配股达标线区间是其显著影响因素之一。袁天荣、苏红亮(2004)通过实证同样发现:接近配股达标线的上市公司容易发生超派现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达到再融资要求。尽管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常用方法是增加净利润,但是在净利润一定时,通过另一种方法——发放现金股利,可同时达到净资产收益率门槛和最低分红水平,从而满足再融资的要求。但是,随着证监会对再融资业绩要求的放松,从2006年来仅公开增发和发行可转债的公司,才要求最近三年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而这些公司的业绩往往较好,此外,现金股利的发放是实实在在的现金流出,需要公司的现金流作支撑。所以,为满足再融资条件,现金股利是一种较弱的盈余管理手段,所以本文未对此部分进行实证研究。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