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技术发展史篇1
【关键词】 萨满巫医术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
【abstract】beforetibetanmedicinewasintroducedintomongoliandistrictwithtibetanBuddhism，themedicalpracticeofShamanwitchdoctorcoexistedwithfolkexperientialmedicine.thus，wecansaythatancientmongolianmedicineiscomposedoffolkmedicineandtheoriginalreligiousmedicine.thesignificantinfluenceofShamanmedicineontraditionalmongolianmedicineisConcentratedmanifestedintraditionalmedicaltreatmenttechniques.inthelong-termmedicalpractice，Shamanwitchdoctoraccumulatedsomeeffectivemedicalmethodsandexperienceenrichedanddevelopedthecontentoffolkmedicineandcontributedgreatlyto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traditionalmongolianmedicine.
【Keywords】ShamanwitchdoctorJiromtraditionalmongolianmedicine
蒙古族传统医学（蒙医药）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药学。它是蒙古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它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为蒙古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防病治病、维护健康的使命。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本土的萨满教以及后来传入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客观地评价萨满教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传统医学与原生性宗教的关系，探讨萨满巫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及医药文化的影响。
1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及萨满
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分布地域广阔，曾为诸多民族世代信仰。中国地处萨满教分布的核心区域，由众多民族组成，信奉萨满教的民族很多。历史上，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如肃慎、挹娄、靺鞨、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高车、突厥等都先后信仰萨满教。近代，我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仍多信仰萨满教。作为蒙古族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蒙古民族发展史上，它是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形态，在蒙古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教地位。特别是蒙古帝国时期，萨满教被确定为“国教”。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萨满教逐渐从“国教”的宝座上跌落到民间，特别是16世纪中叶，以俺达汗为首的西南蒙古各部宣布喇嘛教为“国教”，并在1640年颁布的《卫拉特法典》中认定萨满教为非法，对萨满予以清剿。于是，蒙古萨满教在土默特、察哈尔、喀尔喀等众多的西南蒙古各部很快消亡。萨满教由喇嘛教取而代之。只是在内蒙古的东部几盟，如呼伦贝尔盟的达斡尔蒙古人中，特别是哲里木科尔沁草原，蒙古博(萨满)得以残留。蒙古族萨满教从原始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命运几经沉浮而能够残存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驱邪治病直接有关。
“萨满”这种称呼，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称呼跳神巫师的音译，意为兴奋、不安和狂悖的人。长期以来流行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中，是对这一流行地域广泛的原始信仰或原始宗教的统称。可是不同的民族对萨满的称谓也各不相同。在蒙古语中，男萨满被称为“boge”，在《蒙古秘史》中boge的汉字音译是“孛额”，在不同的地方也作“勃额”、“博”等。女萨满则叫做“itugan”(etügen)译作“渥特根”也作“渥都干”、“亦都罕”等。“渥特根”在巫医活动中多为妇女及婴幼儿医病，所以有时也把擅长治疗妇幼疾病的民间治疗者也称为渥特根。博是蒙古族对萨满巫师的统称。哲里木地区依据博在信仰上的差异，行巫方式、分工及职能、性别等不同，分为“白博”、“黑博”、“查干鄂勒”、“莱钦”、“世袭博”与“非世袭博”等。
2民间医疗与巫师的医疗实践
巫术医疗、民间医疗以及传统医学，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始终植根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土壤、民风民俗之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走过了现代医学诞生前的历史岁月，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古代医学形成之初，医疗艺术浸染着巫术的气味并且控制在巫医的手中[1]。人类活动的复杂性，构成了巫术、科学、医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不确定性。很难确凿无疑地给出“医巫同源”、“医源于巫”的结论，也难以将医学的发展规律简单地概括为从低级的经验医学逐步向高级的理论医学的发展。因而，医学与宗教，特别是传统医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史上论争不断的研究领域。但可以确认原生性宗教与民间经验医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古今中外各类宗教的共同点就是祛病除灾这一重要职能，以祛病除灾作为传播宗教的主要手段之一。消灾祛病，成为人们与宗教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系纽带。宗教与医学的目的在防范邪恶灾祸方面是相似。人类自身的疾病、死亡、梦等生理现象是医学和宗教共同的思考对象，由此产生的原始观念既是医学，也是宗教诞生的基础[2]。关于古代医学与巫医术的关系，医学起源于巫术和宗教活动，原始社会的舞蹈形式通常是其复杂仪式的一部分，超自然力量就产生于其中。如果医学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有意识的尝试，那么医学就和人类自我意识本身的发展历史一样久远。各民族之医，多出于巫，吾族亦如此[3，4]。此外，在英语中，medicine一词既是医学、医术、药物，又指北美印第安人所信的巫术、魔法。巫医在英语中为medicineman。这说明中西医在发展史上，都与巫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萨满教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一种原生性宗教，也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地方性知识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萨满教虽然历经变迁，但其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却不同程度被保持着，至今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信仰群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萨满祛邪治病是其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蒙古族萨满教从远古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能够延续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直接相关。长期以来，萨满的医治实践以及人们有病求助于萨满的行为都被看成是愚昧、荒诞甚至是反科学的代名词。萨满的医疗观念是建立在其特有的灵魂观上，这种相信万物有灵的思维特征是与现代的科学思维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是违背现代科学精神的。但现代医疗技术极为发达的今天，有些民族的萨满仍然在本民族地区存在，承担着为人祛疾治病的职责。
萨满的医疗实践是民间医疗，或称民俗医疗的组成部分。所谓民俗医疗是指不同民族的保健习俗以及应对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平民大众所使用的，经验的、不成文的、在当地民间所孕育出来的医疗观念和行为。是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完整的信仰与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治疗、预防等内容。所以，应从心理治疗和民俗治疗等方面考察萨满治疗的作用机理[5]。实际上，巫医治病，除使用特殊的心理疗术外，又运用一些朴素的医药知识和一些简单的疗术。蒙古萨满的祛病巫术与民间医术有着不解之缘。
蒙古族传统医学经过不同的发展时期，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又保持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学术争鸣和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又为突出。该学派较多地保留了萨满教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病因观，相信自然疗法，理论上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治疗上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在16世纪中叶藏医学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民间经验医学与萨满巫医的医疗实践共存。古代蒙医学是在民间医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蒙古族古代医学是由以萨满医术为代表的原生性宗教医疗与民间经验医疗共同组成，萨满医术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3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传统疗术上。哲里木蒙医的传统疗术主要有蒙古灸、放血、针刺、外伤科、整骨术、正脑术、按摩、热熏、热敷、瑟必素疗法、酸马奶疗法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内容。这些疗法主要是从体外施治，以调整和恢复失调的机体功能的平衡关系，改善血液循环和精华与糟粕的吸收、分解及排泄等正常生理活动，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3.1萨满是原始医术最合适的传承者。
萨满大多反应敏锐，接受能力好，逻辑性强，预见准确。容易接受和掌握利用原始蒙医药知识。“萨满医疗”可分为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萨满以变化的意识状态接触动、植物及整个大自然与之交流。他们了解有关植物的专业知识和使用不同药物的知识，所以也可以对患者进行药物或其他物品(如火)治疗[6]。
3.2萨满信仰与古代蒙古医药知识有渊源。
在医巫不分家的古代社会，萨满文化促成了早期蒙医药的发展。古代蒙古人以萨满教的教理作为遵循的精神力量和衡量事物、认识客观世界的依据。古代蒙医学的萌芽在萨满手中，吸纳了原始萨满教的原始自然观，原始萨满教促进了古代蒙古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萨满教关于火的朴素认识，以及民间流传的由火的温热刺激使身体某一部位病痛得到缓解或治愈等，促进了传统蒙医热薰、热熨、火炙等热性外治疗的发展。
3.3灸焫疗法的使用与传播
灸焫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在萨满的驱魔术中，普遍应用火的神圣力量。哲里木蒙古族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尚火的习俗和观念，在人出生、取名、结婚、生育乃至死亡这些重要的生活事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蒙古族传统疗术中的灸焫疗法就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人们选择火疗，正是源于对火的威力的崇拜。认为火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能战胜一切生物，对引起疾病的鬼神，可以用火的神力来祛除疾病。灸法在哲里木蒙古族民间作为重要的医疗手段而传承，尽管原始火疗带有巫术的性质，但却具有祛除寒邪、温暖阳气、消毒避秽、灭菌等实际效能，因而得以传承，成为现今蒙医疗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4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的使用
放血疗法就是将一定部位的浅部静脉刺破进行放血，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蒙医“哈那忽”(放血)疗法就是适当放出恶血及病血来治疗疾病，是蒙医的一种比较古老，且沿用至今的医疗方法。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随水草而转移，决定了医疗手段必须简便速效。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适于峻急攻下。经过多次放出恶血，病痛得以缓解(鬼邪遁去)的体验后，放血疗法渐渐成为哲里木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特有的治疗手段。针刺疗法就是用金针或银针刺入人体的特定穴位给以刺激；或通过加温或冷却针体传导温热或冰冷，以增强刺激；或用特制的器械，穿破皮肤，排除淤滞于局部的病气、黄水及脓液等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外治法[7]。
哲里木博中也有很多会针灸的博。博认为，人的身体只是灵魂的栖息处而已，人熟睡后灵魂会随着气息从鼻孔出入，并认为人做梦是因为灵魂暂时离开身体到别处游荡所致。在此期间鬼怪会附在孩童身上，使孩子晕倒发病。用银针扎灵魂栖息的身体驱赶附体的鬼怪，游荡的灵魂就会回到身体里[8]。史料记载，哲里木库伦旗的塔斯博，经常同时用火针与银针进行治疗。
3.5蒙古族传统整骨术、“安代”疗法与哲里木博的医疗实践
在蒙古族传统医学中，整骨术是一项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征的医疗技术。这一特殊的医疗技术最初就是从萨满医术中分化出来的。整骨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度曾被萨满所掌握。在蒙古族萨满巫医中把从事接骨、整骨的萨满，被称为“牙思巴里雅其博”(yasubariyaciboge)或“黑狗大夫”。治病时使用具有神秘色彩的咒语和祷辞加上世代相袭的整骨技术。他们技术精湛，具有神奇的疗效，是当今蒙古族传疗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宝贵的民族医学遗产。至今这一古老的传统医术脱胎于萨满教的痕迹依稀可辨。
哲里木博中，还有专门医治年轻已婚妇女、未婚女子所得的身体上的不适症和精神的疾患的“安代”疗法的博。能够主持“安代”治疗仪式的博，被称为“安代博”(andaiboge)。“安代”疗法是民间集心理治疗、躯体治疗、运动治疗、音乐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治疗方式。但“安代博”对病因的解释始终未能完全摆脱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哲里木地区，通晓催生术、保胎术和妇婴保健，并从事接生、产婆职业的，被称作“德木其博”(demuqiboge)。蒙古族女萨满“渥特根”(etügen)大多承担着这一职责。
此外，萨满教的自然观、病因观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蒙古族的医药文化扎根于自身社会的、民族的土壤，与本民族的思想观念有着天然联系。萨满教作为从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原生性宗教，其宇宙观与自然观，必然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产生影响。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具有朴素的自然观和整体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观、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整体观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个体差异，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辨证施治。健康意味着身体、精神、情绪的和谐与平衡，而不单是没有病。在治疗疾病时，重视病因的查找。对于萨满治病而言，查找病因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首先要祛除的是病因，而不是只缓解症状。认为治本比治标更重要。
就蒙医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原始萨满教对蒙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原始萨满医术的不少内容是古代蒙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萨满巫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的医疗方法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间经验医疗的内容。萨满的除疾治病，不仅对维系氏族的生存与繁衍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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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技术发展史篇2
关键词信息化医疗产业教育文化重要性
信息化的概念起源于60年代的日本，首先是由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提出来的，而后被译成英文传播到西方，西方社会普遍使用“信息社会”和“信息化”的概念是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
关于信息化的表述，在中国学术界和政府内部作过较长时间的研讨。1997年召开的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将信息化和国家信息化定义为：“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根据最新公布的《2006-2020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对信息技术定义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结合《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和《吉林省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在医疗、教育领域运用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信息技术，促进吉林省医疗、教育的全面改革，使之适应信息化社会对医疗、教育发展的新要求。
根据《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和《吉林省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就信息化如何在文化产业中应用作为研究的重点，特别是针对吉林省医疗和教育单位更是文化产业的前沿阵地。二者看似互不相关，实质却紧密相连。教育单位更加注重信息化在文化产业中的输出、医疗单位更加注重信息化在文化产业中的输入。教育以信息化为技术方法，将文化作为产品传播给文化承载者，文化承载者将运用信息化将文化产业引入医疗单位。教育、医疗服务单位均为面向社会的服务窗口，它们运用信息化将文化转化成一种软实力来促进自身发展、并且还能通过为百姓服务之时将这种软实力转化为正能量传播给百姓、感染百姓，从而间接地促进百姓与社会、政府、企业的和谐局面。
吉林省信息化医疗、教育文化产业氛围如何，会直接表现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为实现吉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以“三动”促“三化”“十二五”发展战略，在医疗和教育单位文化产业信息化应用中就需有一次彻底的思维转变。
信息化是培养、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也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物质与能源的经济结构作为重心，向以信息为经济结构的重心转变的一种过程。
文化产业，这一术语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最初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
文化产业是社会领域，保持代际关系，传播社会经验的重要手段。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医疗、教育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教育文化产业是与医疗文化产业相对应的概念，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步入二十一世o的今天，信息化应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数字化的有效融合，使得信息化应用对文化产业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将信息化理论与医疗、教育文化产业理论有机整合，可以真正的发展改善传统医疗、教育文化产业的弊端。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始终以信息化为中心，以追问文化建设的意义、价值和存在的目的，提高医疗、教育文化者的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吉林省经济建设全面发展。
《教育信息十年发展规划》强调：“教育信息化整体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支撑与引领作用充分显现。”
形成以信息化为依托，成为人人可享有的优质的吉林省医疗、教育文化产业学习环境。用信息化来形成吉林省医疗、教育学习型的文化产业支撑服务体系。用信息化来实现吉林省医疗、教育文化产业网络的全面覆盖。管理信息化对吉林省医疗、教育文化产业水平的提高。信息技术与吉林省医疗、教育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
医疗技术发展史篇3
温建民的观点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教授的支持。3月5日，当记者采访两位全国政协委员时，他二人详细表述了这个观点。
道：中医药的基本理论
温建民说，“道”就是中医药的基本理论。其基本特点是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这种学说在具体指导医疗实践时是一种系统论、整体论的观点，而现代西方医学在最近这些年才认识到还原论和微观论的误区。早在我国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就可以开展刮骨疗毒，甚至开颅手术，这在西方医学是不可想象的。
史大卓进一步补充了温建民的观点。他说：“传统中医药学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体系。它将自然界的各种生态变化用相对的‘阴’、‘阳’概念去概括，用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指导人体生理、病理观察，认为机体的生理活动皆处在对立统一的‘阴’、‘阳’矛盾变化中，且在矛盾变化过程中相互联系，维持着生命的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被破坏，机体就会发生疾病。因而传统中医学治疗疾病的重点在于如何调整机体的动态平衡，而不是针对某一个病理环节逆转或拮抗。在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将自然界药物的生物属性用‘阴’、‘阳’概念加以概括，根据机体‘阴’、‘阳’动态变化的不同，将几种‘阴’、‘阳’属性不同的中药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用于调节机体病理变化。这种诊疗疾病的方法似乎简单，但其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注重机体的整体功能；二是注重疾病的动态变化；三是将机体生理病理变化和自然界动植物性能纳入一个整体系统中去认识、分析。”中医药的这个基本理论就是“道”。
器：各种医疗技术
温建民说，中医药是非常开放的，它与时俱进，海纳百川。我国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就说过，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勤求古训”就是要多读经典，多读书。“博采众方”就是要广纳百家之长。“勤求古训”以持道，“博采众方”以练器，那么各种医疗技术都是“器”，都可以为我所用，为什么要把医疗技术分为中医、西医呢？如骨科，西医动了手术，用了钢板、镙钉，中医就不能用了吗？中医用了就是中医西化吗？
史大卓说，必须要有宽广的视野，要从现代医学的整体上来认识这个问题。任何学科都要发展，发展的基础就是博采众长，而不能把自己禁锢起来。看看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医药活血化淤论、温病理论等不都是在医学实践中吸收了新东西产生的吗？
在以前记者的采访中，史大卓也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他说，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医体系，目前许多方面还不能完全用现代医学的观点阐释。例如，传统中医主要依靠“望、闻、问、切”收集患者的症状、体征，而后归纳出中医的“证”，根据“证”的不同去遣方用药治疗。和现代西医学相比，这些整体宏观推测演绎诊察疾病的方法在病理诊断、微观诊断方面显得模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这种宏观认识疾病的方法和现代西医学的病理微观定性定量诊断在一定程度上却可相互补充。医学的目的是防病治病，无论中医、西医，只要有利于防病治病，拿来主义还是需要的。
所以，“道”是根本，“器”之为用，只要坚持中医药的传统理念，什么样的“器”都可以为我所用，现代科技的检查手段、治疗手段作为“器”都可以引入中医药的实践中，而不能视之为中医西化。
蓬勃发展的骨、关节二科
医疗技术发展史篇4
（一）病种病例分型
病种医疗成本可按不分型的病种综合进行病种医疗成本核算。但是，这样核算的病种医疗成本是“病例组合”内涵很不完整的医疗成本。由于在同一种病种之中，因其病情轻重、合并症有无和多少，以及医疗技术手段等显著差异，其医疗消耗大不相同，其成本必然有很大差别。因此，最好是进行病种分型的病种医疗成本核算。就是对每个病种都按分型标准，各分为工a、b、c三种类型，分别进行医疗成本核算。
（二）病种医疗成本核算方法
病种医疗成本核算有两种方法：一是历史成本法。就是通过病种或病种病例分型的医疗成本的回顾调查，进行病种成本核算。二是标准成本法。就是对每个病种按病例分型制订规范化的诊疗技术方案；再根据诊疗方案所需医疗服务项目的标准成本核算病种医疗成本。
（三）历史成本法技术路线
病种医疗成本核算历史成本法，国内已有初步研究（详见《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93年第9期张鹭鹭等的《单病种成本核算》一文）。
历史成本法的主要特点，是必须进行较为大样本的病例回顾调查，以调查资料为依据，进行医疗技术项目归集，以计算出项目成本；同时将间接成本（即所谓非项目科室所发生的成本），按一定的分摊系数分配到病种医疗成本中，最后归集为病种医疗成本；并将回顾调查的实际费用与核算的病种医疗成本加以对比分析。
（四）标准成本法技术路线
标准成本法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标准化要素，并与小样本病例回顾调查进行对比分析，可节省大样本病例回顾调查所需人力、物力。
标准成本法的优点是：既能使病种医疗成本计算科学合理；又具有保证医疗质量的意义。
首先强调病种的疾病诊断标准及病种病例分型标准化。
通过制定“病种（分型）的诊疗技术方案”，使医疗技术项目标准化。“病种诊疗技术方案”的具体内容即诊疗技术项目。每个诊疗技术项目均分为a、b、c三型填写具体剂量或使用次数和天数；手术治疗分a、b、c三型填术等级和麻醉方法；护理栏分a、b、c三型填写各级护理天数。在检诊技术项目中，包括x线检查、b超、ct、mri、心电图、心向量、超声心动、肺功能、心导管检查等，以及其他仪器检诊。在治疗技术项目中，包括中医中药治疗；治疗处置栏内包括吸氧、胸穿、腰穿、骨髓穿刺、换药和各种急救治疗等；仪器设备及其他治疗栏内包括放射治疗、理疗、高压氧舱、按摩、针灸以及碎石机治疗和心理治疗等。
医疗技术发展史篇5
关键词：临床医学；近现展史；临床应用技术；临床思考
前言
在已经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医学飞速发展，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日益健康长寿，同时也更期待一个逐步消灭各种疾病的美好时代的来临。与此同时作为与病患直接接触的现代临床医学已成为探索生命奥秘、防治疾病、缓解病痛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的综合体系。
1.临床医学发展史
1.1临床医学理论发展进程
要想深刻理解临床医学的现状，首先需要大致了解临床医学的近展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临床医学相关的巨大变革是生物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突飞猛进的重要成果。现代临床医学发展的显著标志则形成于19世纪后期，此时建立了一批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学科，如细胞病理学、遗传基因学、实验生理学等。
1.2临床医学技术发展进程
（1）外科技术突飞猛进
而临床医学的一个重要应用--在20世纪初攻克了几种困扰外科手术的难关后，外科技术开始突飞猛进。同时带动了临床医学的飞速进步。在20世纪后期，外科因感染、失血等问题的解决取得了质的飞跃。其中标志性事件有，1944年，美国的布雷洛克和托马斯经过多年的准备和研究，对一个已经生命垂危的“蓝婴”女孩成功实施了心脏外科手术。1960年，主动脉-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心脏移植业已成型，技术日趋成熟。1954年全球第一例肾器移植手术的成功开启了器官移植的全新时代。
（2）细胞生物学等学科建立
20世纪中叶以后，细胞生物、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科的建立，使人们能够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和疾病本身，这极大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为如肿瘤、遗传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3基因工程的建立与应用
（1）基因工程的建立
上世纪另一重要里程碑就是基因工程的确立和发展。为新药物、新疗法和新技术的诞生铺就了一条全新的道路。1985年美国科学家率先提出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基本了破译人类遗传信息。
（2）基因工程的应用
80年代基因工程就开始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如：英国伦敦大学的医学哲学博士阿密特等人研究发现基因治疗对B型血友病有一定效果效。
2.临床医学现状
2.1与各门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
现代临床医学技术发展与医学与各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在20世纪，人们想到医院时首先想到的是各种各样先进精密的医学器械，繁杂的检验，而不是过去的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和针剂药品。近几十年来临床医学开始应用的X射线、二维超声、血管动脉造影、Ct扫描、磁共振（mRi）、核医学显像、内镜技术等，使诊断结果的各项标准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临床诊断变得越来越精确、标准、动态。介入治疗、放射治疗的进步，微创外科使得许多疾病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步。
2.2药物学迅猛发展
同时，药物学的迅猛发展也成为临床治疗进步的中流砥柱。在此我们必须一提的是祖国的精萃—中药学。在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为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屠呦呦对青蒿素研究40余年如一日，，终于迎来了巨大的成功。屠呦呦表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进入21世纪，基因组学、生物学及纳米技术被广泛运用在中药研究中，辉煌指日可待。中医药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医学的独特之处，而中国医药学要有更大的发展，需要搭上世界科技这艘大船，运用现代科学的一切先进手段进行研究和发展，使祖国的这块瑰宝放射出更加绚烂的光彩，造福于人类。
3.关于临床医学的深入思考
3.1清晰临床医学的最终意义
临床医学的终极意义在于治病救人，时代在进步，技术在发展，临床医学面临的问题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3.2临床医学现在面临的问题
（1）主要疾病的变化
在20世纪中后期，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因素，各种慢性病、职业病逐渐成为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虽然慢性病与职业病的防治目前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人类对这类疾病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明确了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除了生物学因素外，还与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活动、环境污染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目前已进入慢性病、生活方式病、现代文明病或各种职业病时代。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医学界晰的定位与思考。
（2）医学技术进展缓慢
医学技术进展相当缓慢，医生与学者凭借有限的药物，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竭尽全力解决病。
（3）人群对医学产生不现实的依赖性
在21世纪，这种局面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医学掌握了控制疾病的武器，而且对操纵生命的密码有了最基本的认知。现代医学在为增强人类健康交付越来越多的好处的同时，许多棘手的问题也随之而至。人们陷入了一种人类万能的不切实际幻想中：医院万能，医生万能。先进的技术、高效的药物，克隆技术，移植技术等等，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没有什么疾病是无法治愈的错觉。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很多所谓的治疗只是延缓死亡的过程。单就治疗而言，这一过程对病患本身而言也许只是痛苦的延长，对病患家庭和社会而言则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质疑与批评。
3.3在质疑中前行
努力寻找高精尖技术与药物与适宜的技术与药物之间的平衡点；了解病患心理倾向与治疗疾病之间的矛盾，是现代临床医学与社会需要共同面对并联手解决的问题。
4.结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发展必然伴随着怀疑，发展要在质疑中成长，在批评中寻找方向。上个世纪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前路依然渺茫，医学何去何从始终是盘桓在我们心头的难题。本文希望通过指出医学的困境，拨开迷雾，共同探讨医学发展的必经之路，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阐述临床医学的目的所在，不忘初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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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技术发展史篇6
近几年，患者或其家属冲击医院、殴打甚至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在各地不断上演，下面仅举两例：2003年8月24日武汉市同济来福门诊部发生两名医务人员被刺死、四名医务人员被刺伤的惨剧;[1]2005年8月12日福建中医医院戴春福医生在“国医堂”医院坐诊时被一患者用刀捅死。[2]此外，患者或其家属辱骂、威胁医务人员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医患关系恶化到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值得我们做深刻的反思。
1医患关系在历史嬗变中的差异化表现人与人之间是具有各种差异的，只有承认这些差异并合理利用，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由于差异背后隐藏着同一，所以仅有差异不可能产生运动，差异不能自己运动，只有差异与同一的矛盾才能造成运动[3]。差异与同一的矛盾运动在医患关系嬗变的历史轨迹中，其发展趋势表现为由替代性向共生性的趋近，由差异与同一替代的大波动向小波动发展。所以，医患双方的矛盾也表现为二者的共生、融合。
在中国医患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差异与同一的矛盾运动体现的淋漓尽致。“无伤也，乃仁术也。”[4]孟子指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儒家之道体现在医疗上，就是要求医生应当以仁为怀，思想上树立“人命之重贵于金”的基本理念，悬壶济世。人们称医学界为“杏林”，虽然具有神话色彩，但却赞扬了医务人员的高尚德行，传承的是儒家仁者爱人的道德理念。此时的医患双方的差异性是很小的，医生往往处于较主动的地位，但毕竟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医疗条件和水平极其落后，生命被神圣化，因此，古代的医患关系带有泛道德色彩，可总体上医患双方表现为同一，是相对和谐的。
随着近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患关系与古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医学发展中技术属性与人文属性从此失衡，医疗活动中伦理与良知的视野从此遮蔽与迷失，医学的骄纵与贪婪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5]。因此可以看出，近代医疗设备的飞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经验医学的治疗方法，为医学事业注入强心剂的同时，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医生对医疗设备越来越依赖，而与之相对的客体——病人的交流机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医患双方的差异性相对加大，同一性则相对减少，医患关系由传统的相对和谐变得紧张起来。
生物医学的发展是医患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分水岭，一些医学工作者对医疗技术的膜拜，把药物、手术或其他手术手段的施行作为医疗服务，患者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标本，却忘记了病患不仅是生物学存在，更是社会存在，是具有心理情感的活生生的人。医学水平的提高，片面增大了医患双方差异的落差，导致了医患矛盾的突显，特别是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医患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医患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多维关系已成为发展趋势。
勿庸置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矛盾运动替代性规律，差异性在一段时间会表现强劲，因此，一些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是“红包”、“回扣”充斥医院，一方面是看病难、看病贵写满患方。在医患双方的差异中，不论医务人员医术多么精湛，自我期望值多么高，还是患者对自己的权利知之甚少，但在双方的人格上是平等的，这是医务人员与患方之间同一性的抽象表现对具体医患差异的协调。
差异是事物发展的必需状态，没有差异事物是不会发展的，正如水没有落差就不会流动一样，医患之间正因为存在差异，医患关系在历史嬗变中才得以发展。面对当今的医患冲突，从一般本质上来讲，如何区分医患之间的积极差异和消极差异，并对既成差异进行合理化的调整，是建构和谐医患关系必须解决的课题。
2和谐医患关系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提出和谐医患关系的建构，并非简单的向最初发生医疗行为的古代回归，而是一种理性回归，就是在现代医患关系的条件下，寻求一种在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在古代，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是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关系，医生在尽力为患者治疗和缓解病痛的同时，更注重对患者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患者的同情、关心、安慰等，使患者体会到一种情感的关照。尽管医生的身份等决定了他与患者的差异，但古代的医生把这种差异作为一种积极差异，主动缩小与患者的距离，发展医患双方之间的同一性，唐代的“患坊”，宋代苏东坡创办的“安乐病坊”，无不是这种积极差异精神的体现。“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6]这是对传统医患关系的最好概括。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人的差异逐步加大，“求异”的思维模式占据着社会的上风，同样，那种具有泛道德化的医患关系也受到了侵袭，以往那种一对一的医患关系已不复存在，出现了一医对多患或一患对多医的多头关系，医患双方的情感联系相对减弱了。进入飞速发展的现代，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被机器和技术手段几乎隔开了，物化现象极其严重，许多医务人员和医疗单位认识不到患者的权利，只注重自身的利益，而患者又受传统伦理义务论的影响，导致他们之间认知上的偏差，于是医患冲突便在所难免。
医学是人学，是健康学，是围绕人类的健康而建立起来的，而健康作为人的基本人权，是人类生存和从事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医患双方的同一性，是医务人员与患者保持和谐的基石。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分析，医患双方作为能动的存在物，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向各种疾病做斗争，才能不被自然所奴役，保持自己(也指整个人类)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唯有如此，医患双方甚至于整个社会才能生存，这是医患双方的同一性。因此，医务人员与患者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论医疗水平和条件多么发达，他们之间总是具有同一性，即使现在医患关系存在矛盾和冲突，也只是一种消极的差异，是事物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我们要正确面对，对其要进行合理的调节，真正使医患关系走上和谐之路。
关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构，应该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建立医务人员与患者的差异与和谐关系，还应建立医务人员与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针对当前存在的医患冲突问题，国务院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是医患双方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二十字”规范具体在医疗过程中，就是要求医患双方要共同遵守平等、参与、尽责、克制的原则。[7]另外，正常有序的医疗活动是以医生和患者良好的沟通和合作为基础的，双方也要共同遵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营造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的责任，更是社会的共同责任。
3在动态过程中建构和谐医患关系和谐医患关系不是一个既定的状态，而是一个发展过程，和谐只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的和谐，在动态过程中建构和谐医患关系，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1)重点研究和把握好医患关系中的技术层面的差异问题。医患关系实质上具有技术与非技术两个层面的意义，医生之所以称其为医生，因为他本身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并且运用这样的专业技术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患者相信医生，把自己的生命健康托付给医生，那么，这种托付就产生了一种非技术层面的关系。医患双方技术与非技术层面的差异，是造成医患矛盾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Davidozar把“专业”定义为“一个由于拥有特殊的专门知识而‘自成一家’的职业群体”[8]，医生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患者只能属于外行的行列，这是医患差异的客观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医患双方虽然具有所谓技术层面上的差异，但医患之间的托付关系，是以信任为基础，双方都具有独立人格，其关系是自愿建立的，并且相互尊重，这就是医患双方的同一性。在非技术层面上，二者是一种人伦关系，可以进行情感沟通，这种同一性就可以起到替代作用，缓和医患关系，化解医患矛盾，从而缩小他们之间的差异，使医患关系走向和谐。从某种程度上说，医患之间的和谐就是在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达到动态平衡的。
(2)重点研究和把握好医患双方之间的积极差异与消极差异。和谐是差异的和谐，没有差异就没有和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差异都产生和谐，从医患关系来说，只有利于医患双方生存和发展的积极差异才能带来和谐，不利于双方的消极的差异只能带来矛盾和冲突。传统医患关系以义务论为核心，突出医生至高无上的权威，无视患者的尊严和权利，实际上这是一种消极的差异，医学伦理要求尊重人的生命和医疗权利，如果医务人员意识不到这一点，构建核心医患关系就无从谈起。
要想使医患关系达到和谐而不冲突，就要及时对各种差异进行调整，避免消极的差异，引导积极的差异，才能找到他们之间的同一性。中华医学会在1988年10月17日的《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宣言》，其中有一项就指出：“医患利益统一，患者利益居先”[9]。由此可以看出，医患双方共同的利益才是二者和谐的根本。
(3)重点研究和把握好医患关系中的横向差异与纵向差异的关系。就是要在纵向差异中改善横向差异，在发展中改善横向差异。所谓纵向差异，就是医患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所谓横向差异，简单地说，就是医务人员与患者的差异，从量上看，这种差异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对双方都有利，医患关系就处于和谐状态，这是一种积极差异;从质上看，这种差异如果太大，冲破和谐状态，就会导致医患矛盾，这是一种消极差异。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纵向的高度发展的差异所带来的利益能够消解横向比较差异带来的心理压力，今天的医患冲突已经很大了，但患者对当今的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还是肯定的，因为纵向的发展给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利益，没有人愿意回到虽然医患关系相对和谐但医疗水平极低的古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纵向发展速度的加快弱化了横向的医患差异的对比度。总之，在纵向差异中改善横向差异，就是在医学发展中寻求医患关系的新的和谐。
综上所述，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既要认识到医患双方的各种差异，又要找出其差异的同一性，找到双方利益的吻合点，也就是他们利益的一致性，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建构和谐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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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技术发展史篇7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医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在保持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建立现代中医学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提高中医药医疗卫生保健的能力和水平，促进现代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更好地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医学在科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层面有着一定的优势，而在技术层面的弱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近几十年来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中医现代研究过程中，没有充分按照中医学理论观念去发展中医现代技术，使得目前中医临床诊疗技术存在着要么几乎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要么脱离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等，没能有效地促进中医学术进步和中医诊疗的能力及水平的发展，导致中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这也是制约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1技术在中医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发展上看，所有关于发展的理论都承认技术变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如何评价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个十分复杂的工作。有学者认为，“技术是社会过程之一；它一方面是技术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或过程。社会由技术变革定形，反过来，技术变革又受社会影响。有人设想……(技术)只是在人不想控制它时才失去人的控制。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既由那些它决意优先应用和发展的技术来决定，也由那些它所创造的技术来确定”(萨洛蒙，1981年)。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与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事业；而技术是为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法、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由此，技术包含了手段、方法、工具和应用规则几个方面。有人也将技术划分为软技术和硬技术。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类在判断科学和技术进步时，往往以所运用的生产技术的物质手段为依据，即以硬技术为依据。换言之，就是以物质手段为依托的技术往往是判断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对于具体学科而言，有的学科长期没有进展，其根本原因是技术上的创新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一门学科、一个领域，抑或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大趋势下，注重在中医科学原理下，融合现代适用技术，发展中医现代技术，是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更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从医学发展的角度看，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医学技术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学赖以实现社会职能的物质手段。医学技术具有常规技术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点，它的研究、发明、应用与推广是医学科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标志。医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对医学发展和医疗实践的能力和水平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人们一般将医学技术硬件看成是医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于医疗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以来，在医学技术的价值导向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现代医学也因此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层次上，从客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上，认识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揭示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的规律，寻求更为精确、便捷、有效的诊疗手段。从中医学历史发展上看，中医学的产生并不是从理论开始的，而是从原始的、朴素的、简单的治疗手段开始逐渐积累、总结、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祖先通过不断实践和创造，历经数千年演变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医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与方法。从砭石到九针，从神农尝百草到丸散膏丹汤饮酒露的制剂技术，从推拿正骨手法到小夹板的应用，从三部九候到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都是时代的创造，都是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医学领域的领先技术。几千年来，直至18世纪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学就是依靠这些技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医诊疗技术与方法，中医的理论观念就无法在医疗实践中体现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中医学的优势是通过中医技术来体现，也将通过中医技术发扬光大。
2影响中医技术发展的因素分析
近50年来，中医行业和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中医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特别是在脉象诊断技术、舌象诊断、经络诊疗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甚至有些技术的研发被列为国家的科技计划项目。经过近50年的努力，取得了20余项中医技术成果，到目前为止，已注册专利的中医技术与仪器共100余项。但目前在中医临床所应用的诊疗技术几乎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研究开发的现代中医诊疗技术没有被行业认可并得到推广，大多数只能停留在单纯成果或专利的状态而束之高阁；没有攻克一批对中医现代化发展带动性大、覆盖面广、关联度高的关键技术及其配套集成技术，影响了中医学术的创新和发展，影响了中医优势和特色的发挥，影响中医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影响了中医在中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中作用的发挥。分析其历史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2.1尊古尚古的传统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人立论的习惯是言必称尧舜，言必称三代，法古、崇古、尊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素养。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下，中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言必称岐黄，法必尊仲景；加之传统的“师承授受”教育模式，导致中医从业者在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基础上，更加崇拜和维护“恩师”的技艺水平，并以能达到恩师的境界水平为追求的目标。这种尚古思想和习惯本无可厚非，但正是这种极端尊重传统的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创新和发展欲望的萌生，影响了技术的发展。
2.2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视技术的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技术的观念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①中国古代“学”与“术”没有明确的分工是十分明显的。凡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可作得，但凭你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就是了。②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技术，如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但是这些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的，而不是基于科学理论或原理而发明的技术。而且，无论是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都是靠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换言之，技术(手艺)源于经验的积累，传授也靠口授和弟子们在实践中的经验再积累。③自古以来，人们在观念上是轻视技术的，是“奇技淫巧”。因此，便使其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而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在这种环境下，中医的诊疗技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是可以理解的。
2.3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较强的实用性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本身特点看，虽然理论性不强，但偏重实用，而且大多技术具有以不变应万变、一专多能的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能够应对实际中的任何问题，不需要有新的替代技术产品。如起源于周代，一直很让中国人骄傲，并将其视作先进象征的筷子(箸)，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但从科学发展角度来看，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不含任何复杂的工艺技术。可这种虽然简单、原始的筷子，直至今日仍然是能够胜任国人饮食所需的主要工具。
中医的诊疗技术也是这样，无论舌诊还是脉诊，无论针灸还是推拿，几乎亘古未变，仍然是中医医疗实践中的主要而且是有效手段。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这种较强的实用性和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医疗实践的需要，但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2.4软技术的特性限制了中医诊疗技术向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方向发展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把技术区分为“获得术”和“制造术”两大类。获得术包括学习术、知识获得术、利润获得术以及斗争术和狩猎术；制造术包括农耕术、医疗术、建筑术以及生产工具和艺术品的制作术。近来，有学者提出应该“回到柏拉图的技术原点”来认识和发展技术，并依此将柏拉图的两类技术归结为硬技术和软技术。对于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操作被归结为硬技术，而对于人类之行为和心理的操作被归结为软技术。软、硬技术如同计算机的软硬件：一方面，硬件配置相同的计算机由于软件配置不同而具有截然不同的能力；另一方面，高效能的软件在硬件配置低的计算机上运行会受到很大限制的。
一般说来，硬技术是以“物质”为载体，而软技术是以“人的心理和人的行为”为载体。软技术作为技术属性，首先必须是“操作”性的知识体系，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各种工具、程序和规则体系，是以实践为目的，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服务”。其次，软技术的操作知识根植于人的内在的操作意识活动；其操作领域包括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以及被心理活动(感性、情感、价值观等)所支配而体现出来的行为，因而“技术参数”是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参数；软技术提供服务的方式，除产品外，更多的是以服务、过程、规则、制度等无形的形式；各种软技术的内容、功能和特征，根据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根据内在的心理活动和社会环境得以表现、塑造或改变。因此，软技术是围绕人的思维、思想、情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和组织的行为、人类社会进行创造和创新的智力技术。
在很大程度上，中医的技术是属于软技术范畴。首先，中医通过四诊获取人的健康状态的信息后进行辨证、立法、处方的过程，是通过感知和理性思辨认识疾病、确立治疗方案的过程。其次，从操作对象和思维方式看，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其基本的思维形式是区别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具象思维，即通过感官获得对事物的具体感知，是医生的主观感知病人的客观。数千年来，中医注重的是内在的、个体化的洞察力、感应技术和思辨技术。第三，从技术参数上看，基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中医将人看作是自然、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人的因素、社会因素、时间因素、地理因素等都是中医技术的重要参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自然也就成为中医诊疗实践中的重要原则了。
鉴于此，在几千年中医发展的历史中，历代医家更注重卓越的思辨能力和体验技术，并且这些能力和技术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中医临床实践的需要，因而就影响了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的发展。
3结语
医疗技术发展史篇8
【关键词】医患关系；社会关系；和谐
【abstract】thisarticleaimstounderstandthemeaningoftherelationshipbetweendoctorsandpatientsbyusingofmarxismsocialrelationshiptheory，toanalyzethepropertyof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fromtheethical，economic，legalandotheraspectsinmultidimensions，andalsotocomprehendthemodeofthe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indepth.thearticalalsoanalysesthedevelopingtendencyofthe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grasptheconnotationoftherelationshipaccuratelyandputforwardthesignificanceofconstructinga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doctorsandpatients.
【Keywords】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Socialrelations；Harmonious
First-author’saddress：XuzhoumedicalUniversity，Xuzhou221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32.041
1985-2005年，医改20年中，医患关系没有改善反而持续紧张，尤其是进入21世纪初，“医闹”职业的出现，严重绕乱了医疗秩序、危胁医护人员安全，威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2009年4月6日，众望所归的“新医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提出了完善四大体系和开展五项重点改革的改革方案。在新医改背景下，对医患关系含义的再定义，深入分析医患关系的内在意义，探索医患关系紧张成因，寻求解决对策，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医患关系含义的再认识
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指出：“医学的目的是具有社会性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恢复健康，还是使人调整以适应所处环境，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患者，或者更深入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团体，医学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1]。因此对医患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对医患双方的含义进行深入理解，在此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研究。有的观点狭义地理解医患关系，认为医患双方即是医生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直接的人际关系；有的观点广义地理解医患关系，认为医方是以医护人员为中心的群体，患方则是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医患关系是这两者在医疗过程中的群体关系。
思想家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从社会关系的发展历史上看，社会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而不断演变的。因此在国家进行新医改的背景下，对医患关系的含义应进行再认识，不能停留在仅对“医”、“患”双方传统含义的研究，应将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理论应用到医患关系含义的理解中来，从社会关系的层面对医患关系的含义进行再认识，充分理解医患关系首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并且它的发展也遵循着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具体的，受时代、社会因素影响的，这样才能够将医患关系的含义准确把握。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医疗服务内容和范畴不断扩大，医患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医方群体与患方群体的关系，而是整个社会关系在医患双方缔结关系过程中的一种典型、集中的体现。
2医患关系的性质分析
受多种因素影响，医患关系的性质是多样性的。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医患关系的性质。
2.1特殊的伦理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医患关系，它首先是一种由道德、诚信来约束的关系，这意味着道德及诚信的准则是约束医患双方的标准。医患关系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在陌生人之间的异质性的不对称、不对等、不可逆的交往，这些因素导致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具有风险性、不确定性、困难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最终使医患信任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2]。从伦理学范畴来看，在医疗过程中，应遵循最优化不伤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自主择医原则等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由于医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关系，这种特殊性要求医患双方具备较高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所以，和谐的医患关系必须建立在道德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医患双方应在诚信原则下进行充分地沟通和交流[3]。
2.2特殊的经济关系在医疗实践行为完成的过程中存在货币交换产品的行为，医护人员提供的诊疗方案、医学知识及医疗经验可视为一种劳动产品，患者支付医疗费用换取健康。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市场交换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医疗市场区别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4]。医疗服务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最典型的特征是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服务提供者的自然垄断和缺乏价格弹性。医疗服务产品的替代性较差，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者对质优价廉服务的选择成本，限制了患者的选择范围，降低了医疗机构竞争的内动力，弱化了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能力，形成了较弱的医疗市场竞争环境[5]。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关系的经济关系特征只是它的一个方面，不是一种绝对的经济关系，在医疗行为实施的过程中更不能以经济关系为中心，如果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会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导致医疗道德水平滑坡，不利于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患者疾病的治疗结果除与医生的诊疗水平相关外，仍受疾病厉害程度、自身健康水平的限制，如一味认为货币必然可以换取健康，一旦无法达到治愈目的，必将导致医患矛盾加深。
4医患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4.1医患关系的法制化趋势在传统意义的医患关系中，双方的权利及义务是依赖于双方的道德约束的，是约定俗称的，并无或缺少相关的法律依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新思潮的涌入，中国社会进入急剧变迁的时代，信息社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各类思想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思想道德水平的滑坡不可必变的出现，原有的医患关系的信任纽带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由于对医学发展了解程度不够、对自身疾病的片面认识、对社会的负面情绪等多种原因，医生由于自身医疗水平、国家医院医疗政策、医风医德滑坡等原因，双方常发生冲突或纠纷。依靠传统的道德约束已经不能够实现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将填补医患关系中的空白，医患关系的法制化是必然的，也是首要的。
4.2医患关系的市场化趋势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医患关系的发展也呈现出市场化趋势。市场经济对医疗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推动医学的快速发展，促进医药相关领域技术研发，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干预医疗活动产生了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少数医务工作者忽略医德医风标杆，过于看重医患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无视自己职业操守和道德标准，不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因此，医患关系呈现出市场化发展趋势。
4.3医患关系的技术化趋势美国著名医生刘易斯・托马斯曾说过：“触摸是医生最为古老而且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动作，在众多至今仍不断出现的新医疗技术中，听诊器是设计用来加大医生和患者之间距离的第一个设备”[14]。进入新世纪以来，医疗相关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高精尖端数字医疗技术包括3D打印技术、医疗智能机器人技术等的发展，在未来医疗领域材料、器械的替代上提出了新的可能，手持app、医疗物联网+的出现为医患双方的沟通机制建立、服务质量的提高、区域协同医疗的发展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新技术大幅提高了医疗诊断的准确性，同时使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大量使用新技术，忽略自身专业水平的提高。因此，医患关系呈现出技术化发展趋势。
4.4医患关系的民主化趋势在以往的医患关系中，因医务人员的高度专业性导致其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患者对医生的决策是绝对服从的。但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当今医患关系中医生的权威面临挑战，而患者的对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医患之间已衍变为共同参与医疗决策和选择的情况。目前患者对自我的知情同意权、诊疗方案选择、诊疗药品定价、医方服务态度均发挥了主动参与的作用，在出现医患纠纷的过程中，可以选择多种维权方式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因此，医患关系呈现出民主化的发展趋势。
5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意义
5.1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能够让患者更加尊重医务人员的人格与劳动，更好地理解和配合医生的工作；能够提高医生与患者提高接触的紧密程度，一方面有利于医生采集到质量高的病史材料，另一方面有利于医生为患者制定更加科学的诊疗方案，做出对患者疾病更为科学合理的诊疗方案；和谐的医患关系必然会促使医生工作更加严谨认真，大大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大幅降低避免医疗差错与医疗事故的发生。这些综合来看对患者的康复大有裨益，患者健康源于医护人员专业的知识技术水平，和谐的医患关系有利于医生发挥高水平专业技术，也有利于患者治疗效果，从而促进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
5.2有利于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原卫生部部长高强曾说过：“医学发展史证明，只有医务工作者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使患者积极支持、配合诊疗工作，才能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和谐的医患关系能够促使医护人员主动的多关心、了解患者，从真心关爱患者的角度出发[15]。良好的医患关系造就良好的工作环境，医护人员能够集中更多的时间精力致力于业务知识的学习与提高，致力于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与探索，形成良好的学习工作氛围。这必然有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有利于推动医学科学水平的提高。
5.3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当前社会的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发生数量逐年增多，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层出不穷。根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每年医疗纠纷案件逾百万，平均每家医疗机构医疗纠纷事件每年的数量在60起左右[16]，恶劣程度日趋提高。当前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社会风气及人们道德水平滑坡，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如果社会整合能力跟不上，国家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容易出现急剧的社会冲突，引发社会矛盾，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17-18]。2016年5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刚退休的主任陈仲伟被人尾随回家，被砍了30多刀不幸离世[19]，究其原因患者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到二十多年前为其诊疗的医生身上。暴力伤医事件频发，严重威胁到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和医院财产安全，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阻碍社会经济繁荣发展[20]。
以马克思社会关系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我国新医改背景下的医患关系的含义进行深入认识，从伦理、经济、法律三个角度分析医患关系的性质，提出了医患关系近年来的市场化、法律化、技术化、民主化发展趋势。只有充分把握医患关系的内涵意义及时代特点，才能够有的放矢的提出缓解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从而有效减少医患纠纷发生几率及危害程度，加快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营造良好的医疗卫生氛围，推动医学事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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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技术发展史篇9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走过历史的风雨，迈着时代的步伐，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市第一人民医院迎来了建院40周年华诞。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医院的全体职工向莅临大会的各级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关心、支持市第一医院建设、发展的××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自治区卫生厅和自治区有关部门，××市卫生局和市各级部门的领导同志们，大中专医疗院校领导、教授，以及各位老领导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向信任、厚爱医院发展的人民群众，向为我院发展奉献出青春和汗水的医院老领导、老前辈、老同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向正在医院平凡岗位上勤勤恳恳、无私奉献的全体医院干部职工表示最亲切的问候！
四十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医学技术，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一直是我院几代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几代医务工作者始终坚持“敬业务实，求精争先，团结奉献，博爱至诚”的医院精神，百折不挠，上下求索，致力于疾病防治、医学研究、医学教育和医院管理，为××市乃至广西沿海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一串串坚实有力的足迹。
四十年的建设，几代人的奋斗，铸就了医院今天的辉煌。医院己从建院初一间简陋的诊室、51名职工，只有听诊器等简单的器械，发展成如今占地231亩，有955名职工，拥有核磁共振、全套腔镜设备、X-刀等十几台数百万元以上高精尖设备，广西沿海地区规模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爱婴医院和全国首批百姓放心医院。医院病床由最初的100张增加到500张，医疗用房面积由200多平方米增加到4万多平方米。医院年门诊量由1974年设立住院部时的10万人次，增加到如今的35万人次，年出院病人由1500人次增加到1.6万人次。
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我院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走上科技进步之路，依靠科技兴院，不断引进、开展新技术，研究新项目，创建特色专科，形成“院有专科优势，科有专病特长”的良好局面。精湛的医疗技术，先进的仪器设备，以人为本的优质服务，高标准的住院大楼，越来越显示出现代化医院的魅力。
在这里，我再次向为市第一医院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给予关心、支持的各位领导同志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扬今朝名院风范，展明天宏伟蓝图。40年的建设和发展为医院奠定了腾飞的良好基础，新的历史使命使医院充满了腾飞的巨大动力。在最近召开的市委二届十二次全会上，通过了“十一五”规划，把医疗卫生的发展摆上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为我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在医疗技术、服务、人才、质量、管理等方面紧跟现代化的步伐，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为病人提供优质的服务；以质量为核心，为病人提供精湛的医术；以信誉为保证，为病人提供品牌的医疗，真正做到“安全、优质、高效、低耗、满意”，把医院打造成设施齐全、技术精湛、医风高尚、人民群众信赖的现代化医院，为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再谱新的篇章！
医疗技术发展史篇10
我校附属医院开展“精湛医术谈”是贯彻落实军委科技强军的重要举措，也是继我校“精品讲座”举行了近百场之后，学校全面开展精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活动可以荟萃临床精英，凝聚百家专长，关注临床医学发展，倡导学术立院，促进临床工作的交流与发展，展示临床工作者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对提高诊疗技术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加快我校创建一流医学院校步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促使世界竞争更加激烈，传承科技和在竞争中求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我校临床医学有着辉煌的历史，创造了无数个第一和首次，造就了无数专家学者.1958年首次在国内开展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和经小脑幕上入路切除晚期听神经瘤获得成功；1960年首次成功救治一名烧伤面积96％、iii度烧伤面积68％的危重患者；1986年世界首例十指再植手术获得成功；1997年6月国内首次活体部分肝移植获得成功；2001年皮肤科成功发现了外伤后细菌性致死性肉芽肿，成为新中国成立来在国际皮肤病领域发现并命名的第一种新疾病，该发现入选当年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2007年4月成功实施了世界首例先天颌骨缺失造脸术（为人“换脸”手术），同年4月18日，口腔医院专家使“坑面女”的“变脸”梦想成为现实，这是世界首例“先天性双侧颧骨上颌骨缺失造脸术”；唐都医院近年开展的“骨肿瘤微波灭活保肢术”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我校临床医学专家辈出，在老一辈专家教授（如骨科专家陆裕朴教授，口腔医学专家陈华教授，胸腔外科专家刘锟教授等）的精心培养下，造就了我校一代又一代年青有为的临床医学专家，他们以患者为中心，以解除病痛为目标，使老一辈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代代传承.今天，这支临床医学专家群体中既有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有普通医师，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以精湛的医疗技术解除广大患者病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临床医学硕果累累，科技论文辉煌常在.“十五”期间我校在SCi收录的杂志上共573篇，居同类机构前列.近年我校在SCi收录期刊逐年稳步上升，2005年114篇，2006年196篇，2007年以我校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已达403篇，其中在柳叶刀（Lancet）发表的单篇论文［1］影响因子（iF）为25.800；自从2005年初学校开始统计国外论文以来，我校在国外的科研科室已达79.31%（92/116），论文数量及科室覆盖率在同类院校中已走在前列.2006年西京医院SCi收录论文142篇，名列医疗机构第1名.这些都说明我校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我校创办国内一流大学、国际知名大学打下良好基础.
我校学报开辟“精湛医术谈”栏目是适应学校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和改进医疗质量的重要举措.鼓励临床医学工作者将“精湛医术谈”内容从实践到理论，进一步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学报“精湛医术谈”栏目上，既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好地解除患者病痛，也有利于提高学报质量，成为学报的一个亮点和特色.学报将不断提高办刊的主动意识，造就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实现期刊信息化网络化，面对挑战，寻找对策，努力与国际接轨.积极主动与临床医学专家教授互动，充分汲取先进的办刊经验，把我校学报办成国内外知名的生物医学精品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