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典型发言材料篇1
各位领导、同仁们：
大家好!
按照会议安排，我简要作表态发言如下：
下一步，县司法局将紧密结合司法行政工作职能，认真贯彻落实书记讲话精神，继续在法治建设上主动创新，奋力推进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坚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开拓创新，切实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一是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利用横幅、标语、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提高群众对普法工作的认识，增强全社会参与普法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树立典型，培育骨干。根据新时期普法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注重发现、培育、推广各类典型，加强分类指导;同时选配好师资队伍，做好普法联络员的培训工作。三是按照“六五”普法的要求，健全学法用法制度，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并针对不同对象分类组织教育：领导干部层面，制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计划，全年举办一至二次领导干部法制讲座，注重提高依法决策意识;公务员层面，对县级机关公务员统一组织法律知识考试，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意识;青少年层面，抓好学校法制教育，结合“法律进学校”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实践活动，切实发挥法制副校长作用，提高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质量和实效;农牧民层面，通过农村普法宣传，广泛开展适合农牧民特点的法制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广大农牧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权意识;寺庙方面，采用民族语言传播法治，教育僧尼遵纪守法，爱国爱教，用法制宣传教育促进民族团结和睦。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多渠道、宽领域地开展法制培训和开辟法制宣传阵地，综合利用各类资源，扩大法制宣传教育覆盖面。
二、完善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作用
充分认识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建设职能作用，努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内涵和外延，着力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向纵深发展。
(一)排查调处纠纷。认真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广泛参与社会热点纠纷矛盾调解，实现矛盾纠纷、社会不安定因素早发现、早分流、早消化，调处率和成功率达98%以上。
(二)完善调解机制。提高人民调解工作在法院诉前调解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推进专业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加强司法助理员的调解技能培训。
(三)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和普及《人民调解法》相关规定，严格依法依规完善和改进人民调解工作。做好人民调解典型案例和先进个人的宣传推广工作，进一步树立人民调解工作的良好形象。
三、以预防重新犯罪为目标，加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
按照社区矫正“防脱管、防漏管、防再犯罪”专项活动有关要求，以推进社区矫正、帮教安置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社会化为中心，以管控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人员为重点，创新矫正帮教措施，提高矫正监管质量，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社区矫正对象和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
(一)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建立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管工作机制，以制度建设提升监管质量。加强安全监管各项制度落实，有效预防脱漏管，社区服刑人员的当年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0.5%以下，脱管漏管率控制在1.5%以内。
(二)完善部门衔接配合机制。加强与检察院的密切配合，每半年对全县12个乡镇进行一次监督检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日常监管制度落实，抓好对重点对象教育监管措施的落实;加强与法院衔接沟通，对新判决社区服刑人员宣告事宜进行协商，畅通法律文书送达渠道;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统一监管处罚法律依据，理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处罚审批程序，完善基层派出所与司法所协调配合机制。
(三)落实安置帮教措施。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登记造册，载明基本情况并建立档案，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强化接管帮教措施，拓宽安置就业渠道，健全衔接管理帮教制度，做到随回归、随安置、随帮教。
四、便民惠民，深入推进法律援助工作
(一)加强培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以规范初审业务、强化网格职能为重点，面向乡镇司法所开展一到两次法律援助窗口业务培训。确立常规化、周期化、制度化的业务培训机制，确保同步业务更新。
法律援助典型发言材料篇2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以文科为主，而文科的主要科目，在汉代以后，就是儒家学说。“四书五经”是古代学校最常用的教材。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学者蔡邕等人将儒学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刻石建于太学，相当于对教材进行统一规范，被后人称为《熹平石经》。有教材，自然就有“教学辅导用书”。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解读，其实就是一种教辅。在明代“八股文”兴起后，更有很多应运而生的“作文辅导资料”——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了一个人物“马二先生”，就是以“选文”为业，即编选优秀的八股文作品出版，是今天“高考满分作文”之类书籍的鼻祖。古代的学校教育内容广泛，并不限于儒学一门。官办的学校培养人才并不单一，而是各学科平衡发展。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开设儒、玄、史、文四个学馆；到了唐代，学科设置更加丰富，除了儒学、文学之外，还包括律学（法学）、算学（数学）、书学（书法学）、历法学（天文学）、医学、乐学、工艺学等，涵盖文理工多方面。而武学，作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更是在历朝历代都不曾欠缺。一些实用性强的学科如律学、医学，还不只是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往往还有实践操作课程。如著名的针灸铜人，就是北宋医学家王惟一为提高针灸教学效果而主持设计制造的，既是针灸教学的教具，又是考核针灸医生的模型。
二、巾帼不让须眉——古代的女教师
史书记载的最早一位女教师，大概要算秦汉之交儒家学者伏生的女儿。《汉书》记载：由于经历秦朝焚书及战乱，很多典籍都因此丧失。伏生将儒家经典《尚书》悄悄藏在自家墙壁中，躲过了战火，使学术得以传承。汉文帝于是派大臣晁错拜师伏生学习，但当时伏生年事已高，说话含糊不清，只有女儿羲娥才能听懂。于是伏生先把学问给羲娥讲解，再由羲娥转述给晁错。由此来说，羲娥可以算是最早的女教师了。东汉时期的女文学家班昭，是古代第一位正式收徒授业的女教师。班昭家学渊源，父亲班彪和兄长班固都是大学者、历史学家，她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皇帝赏识她的学问才华，让后宫的皇后妃子都拜班昭为老师，学习女子品德、文化知识等。十六国时期，前秦君主苻坚邀请太常官韦逞的母亲宋氏讲授《周礼》。当时宋氏已经八十高龄，在家中开设讲堂，用一层红色的帷纱隔开，120名学生坐在纱帘后认真听讲。苻坚特地封宋氏“宣文君”的称号，以褒奖她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而宋氏也是我国古代第一位政府官学的女教师。
三、“义学”是古代的“希望小学”——放假与助学
法律援助典型发言材料篇3
关键词：《吏文》；词汇特色；校误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3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项目号：cxzz13_037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史语料库建设研究》，项目号：10&zd117；
[作者简介]赵永明，男，安徽灵璧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词汇、训诂学研究。（南京210097）
中国明代时期的朝鲜为了使本国官员们熟悉吏治文书的格式体例，便从明王朝的各种文书以及与明王朝之间的往来文书中选取了若干部分，编成《吏文》一书，作为官员学习的范文读本。《吏文》一书原来包括四卷，其中卷一是明代皇帝的宣谕及圣旨，卷二至卷四是奏章、呈文、照会、咨议等各类吏文。明嘉靖十八年，为了帮助读者读懂《吏文》，当时的李朝朝鲜折冲卫将军义兴与卫副护军崔世珍编撰了《吏文辑览》一书，同时对于《吏文》中的繁难词语及专有词语、吏文体裁等进行了训释。日本人前间恭作先生在昭和15至少16年（1940—1941）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给该书加了日文训读，后于昭和十五年出版，更名为《训读吏文》[1]（248）。2001年2月，由韩国鲜文大学校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朴在渊教授对《吏文》一书进行了校注整理，出版了《吏文、吏文辑览》一书。在流传过程中，无论《吏文》的版本如何变化，《吏文》一书的原始内容基本没有被改动，变化的只是训释部分，这就为我们从事语言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了解一个时代的语言必须要有一个能准确反映该时代语言面貌的文本作基础，语言的研究“如果弄错了语言资料的年代，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发生错误”[2]（24）。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吏文》一书的语言材料具有高度的可信性。
一.、深受元代词汇的影响
明代前期的语言词汇深受元代语言词汇的影响，作为明代前期公文集的《吏文》反映了这一语言事实，《吏文》一书在语言词汇方面所受元代语言影响的情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元代普通习用词语的继承
祈使语气词“者”，假设语气词“呵”，句末动词“有”，表因果或目的关系的“上头”，代词“这般着”、“么道”，后置词“行”、“里”，口语词“勾当”、“根前”、“好生”、“地面”等等，仍在明代前期沿用[3]。《吏文》中习见，如：
因值飓风，有梢工林转五等故将粮船使开，飘至高丽王京地面山岛湾泊。
《吏文、吏文辑览》（6）①
今差人奏差程忠前去，合行咨呈，伏请照验。烦为根勾在逃军梢陈均详等到官，差人牢固管押。《吏文、吏文辑览》（6）
又想这子弟每，远来习学呵，在这里，或住半年，或住一年，或住年半。
《吏文、吏文辑览》（7）
又如“每”，在元代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语，太田辰夫认为“‘每’是替代了宋代的‘懑’，在元代广泛地使用于北方。”[4]（108）在诸如《董西厢》、《元刊杂剧三十种》、《元朝秘史》中屡有出现，如：“兄弟每”“咱每”“哥哥每”等等，它的作用是指人的词尾。“每”在《吏文》中出现频率同样很高，它的主要功能是作名词、代词的形尾。如“军官每”“老官人每”“百姓每”“你每”“他每”等。从用法和出现频率上看《吏文》中的“每”和元代的“每”是一致的。和《吏文》同时代的《皇明诏令》中同样也习见“?啊倍?患?懊拧薄懊恰保?庖挥镅允率捣从沉嗽??驶愣悦鞒醮驶阌跋熘?睢
（2）对元代公文词语的继承
《吏文》是明代前期公文的汇集，明承元制，所以《吏文》中的部分词语是对元代公文词语的直接继承。（元）徐元瑞《吏学指南》中习见的公文词语，如“省”“院”“风化”“教化”“科”“案”等在《吏文》一书中随处可见。其它元代公文常用的词语如“差发”（《元史·世祖纪一》：“诏减免民间差发。”）；“体覆”（《元典章·吏部三·体覆山长》：“仍就呈按察司体覆施行。”）；“勒?酢保ü睾呵洹堵痴?伞返谝徽郏骸靶菹肟嫌肴朔奖悖?q一片害人心，勒?趿诵┭?仪?！保┑仍凇独粑摹分幸彩庇谐鱿帧
（3）对元蒙语词的直接保留
《吏文》中的有些词语直接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语词，部分词语则是对元蒙语词原封不动的照搬。如，官名：知院、院使、达鲁花赤（元时指使臣之称）、三散·哈剌·双城（即北青·咸兴·永兴三官旧名）；人名：王哈剌不花、撒列不花、八丹、达达察罕；地名：阿失呵寨等等。
二、.成熟完善的公文词汇
《吏文》一书按性质来说属于典型的公文性书籍，其中的词汇包含有大量固定的、规范性公文词语。《吏文》一书公文词语从来源上看大致有以下几种：
（1）对古代公文词汇的直接继承
咨：二品以上官，、行同品衙门之文。、又上项各衙门，各与堂上官行②。
奏：大小人臣奏上之文，即所谓奏本也。
申：卑衙门及属司，行上司衙门之文。
呈：与“申”同。
照会：上司行下司之文。
（2）明代新产生的公文词汇。
保：明代二十五家为一保（不同于以往朝代）。
都官部：洪武初于刑部设四部，曰宪部、比部、司门部、都官部。
?l赏：?l，散也。
案验：各部清吏司并给事中等官出外，及御史在外，行移所属各府衙州县，又各御史瘪行五府经历司，及六部该司，又按察司，分巡官行府州县之文，皆曰案验。
回文书去：方回报文书而去。
自合依公奉行：犹言合当依公奉行也，凡取伏罪囚，必用自合字，所谓招眼也。白头文：俗称无印呈曰白头文。
（3）形成了完备的公文词汇体系
公文发展到明代已经相当成熟，表现在语言词汇上同样也是如此。这种成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词语使用上的程式化；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公文语言词汇的格式化上。
在词语使用的程式化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公文词语的专属性上。正如上文所言，明代公文词语的来源有一部分是来自明以前的公文词汇。如元代的徐元瑞专门编了一部公文用语的辞书——《吏学指南》，这一类书籍已经汇聚了大量的吏文专用词汇，诸如“台”“都省”“司”“署”“奉”“表”“诏”“?取钡壤啻视镌凇独粑摹芬皇橹兴娲?杉??逑至顺淌交?慕峁?
公文语言词汇的格式化主要体现在公文套语的格式化上。任何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词汇和独特的格式套语。宋代的司马光还专门写过一本书———《书仪》，对各种书仪语言的格式进行探讨；敦煌书仪语言中同样蕴含有书仪语言的固定格式和套语。作为公文性书籍的《吏文》，其语言其中不乏固定的格式和套语。如表咨询的客套语“右咨xx”；表必须送达咨文的“须至咨者”；表示公文起草缘由的“为xxx事”等等，都体现了公文中广泛使用的格式化套语。
三、.丰富的口语词汇
中国的公文发展到元代，在语言风格上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突出地表现为“俚言俗话（主要是蒙古口语）第一次大量地闯入了公文写作领域，给秦汉以来到唐宋所形成的公文语体以很大的冲击。不少公文俗语满篇，雅俗杂出。公文语言亦随之变化。”[5]（183）。“由于俚语俗话纳入公文，形成了对传统的以文言为主要表达形式的公文书面语的冲击。这种冲击使得元代的一些公文，在语言上较前代的唐宋公文通俗明白了许多。从文言的书面语向通俗的口语化迈进，这在公文语言上无疑是一大进步。”[6]（184）明代的公文承袭元代公文的体式和风格，所以《吏文》一书中的口语词汇异常丰富，随处可见。
如：“该用”、“教处重了”、“对说”、“他部下的”、“当月”、“咱兄弟每”、“老小”、“汉儿”、“习学”、“好生”、“送将来”、“一来”、“亲丁”、“东西”、”“媳妇”、“上紧”，等等。
同时，我们对比《吏文》一书的前后章节发现，前半部分的公文中的白话成分、口语成分明显高于后半部分，从年代上看，洪武年间的公文口语性较强，并且以洪武、永乐两朝文书中保留的口语成分为最多，历经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至成化口语性逐渐减弱[7]。反映了明代公文前后时期语言的变化情况。我们对比《皇明诏书》也发现了同样的语言现象。为何明代前期的公文语言中的白话、口语成分多于明代中后期，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明初的皇帝考虑到传谕的对象中有的文化浅薄，、有的目不识丁，如果使用规范的文言词汇效果则会使得效果很差。所以嘉靖皇帝说：“我也不能深文，这等与你每说，以便那不知文理者教他便省的。”[8]（508）同时，明初的皇
帝自身出身贫苦，所受教育程度不高，这些因素同样使得明初的皇帝重视白话俗语语言。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就对翰林学士詹同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9]（94）明代中后期，白话口语词汇在公文中的出现逐渐减少，公文的词汇文言成分加大。
四.明代公文词汇的特色——模式化
《吏文》中出现的公文词汇在主要继承了元代公文词汇的基础上同时表现出其自己的构造特色，突出地表现为词语构造的模式化和词语使用的模式化。
（1）公文词语构造上的模式化。这种模式化构词极为突出，以至于《吏文辑览》的编撰者崔世珍在给《吏文》词语做注的时候不得不给以特别提示。
①洪武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有朝庭差丁百户等官到来。先将陈魁五捉获，各贼家小俱各逃避。陈魁八与宝一前去蒸山藏避。于邻人高伯一家做饭吃食，将苏木等与讫本人。
《吏文、吏文辑览》（3）
②都省除将段子五百匹责付所断事官吴立并黄俦等收领前去外，仰钦依施行。具给赏过名数开呈。《吏文、吏文辑览》（4）
按：①中的“与讫”，《吏文辑览》崔世珍注：“与，即给也。给与已毕，故曰与讫。凡用讫者，皆仿此。”②中的“给赏过”，《吏文辑览》崔世珍注：“凡已施行之事，例用过字，‘奏过’、‘启过’皆仿此。”类似这种词语大量地出现在《吏文》中。我们仔细观察这类词语可以发现，“×讫”、“×过”中“讫”、“过”是这一词语模的属性词，在这一偏正结构中，“讫”、“过”明显都是中心语。在这一词语模的影响下，所有进入这一模式结构的“讫”、“过”都具有相同的意义，这种构词模式体现了汉语词汇构造的经济性原则。这种模式化的构词方式对于以后的构词影响深远，直至现代。例如，近年来汉语中出现的这一类型的新词，如“×女”“×男”“×族”等等。
（2）公文词语使用上的模式化
《吏文》属于典型性的公文，其在使用上表现出的模式化主要体现在某些固定词语被以高频状态的使用上。有些典型性的公文词语，如“咨”“奏”“申”“呈”“照会”等等，由于其模式化的承前性和体裁性的传承性，因此在使用上表现出模式化的态势。这些词语在《吏文》一书中被广泛使用而不会产生其他意义。
五.《吏文辑览》对《吏文》词语注释的失误
《吏文辑览》是在《吏文》成书后由朝鲜李朝折冲卫将军义兴与卫副护军崔世珍编撰并给其中繁难的词语进行释注的。由于释注者是朝鲜人，对汉语不够熟谙不够，其中不免出现释注错误。我们在研读的过程中发现部分词汇注释的错误，并一一标出，兹举例如下：
【赏捞】
开设辽东卫指挥吏司。将平章刘益，改除本卫指挥同知，铸与印信，颁降诰命。仍差大都督府断事官吴立同黄俦、王合刺不花亲买段匹前去赏捞，就行点视城池、军马。钦此。
《吏文辑览》崔世珍注：“赏捞，谓设宴馈劳也。”《吏文、吏文辑览》（2）按：崔注误。当释为“奖赏犒劳”。“捞”，《广韵》：“鲁刀切，平豪来。”“劳”，《广韵》：“?到切，去号来。”“劳”“捞”音同，《精严新集大藏音》：“捞，音劳。”“劳”“捞”使用混同。“劳”有“劳慰”义，故“赏捞”应为联合式构词，表“奖赏犒劳”。从上下文语境知，断事官吴立同黄俦、王合刺不花亲买段匹的目的是以这些物品去赏赐刘益等人。又，（明）《嘉靖新志》（卷一）：“军少力惫，故难??益税，课局在南关，在城驿西，所商税充边兵赏捞激劝之用。”这里的“赏捞”说的是商税的作用是用来奖赏犒劳边兵的。可证。
【打】
①本保里长卢子中，租赁莽张百户船一只，雇募宝一等充梢水，装运官盐赴京。于斜浦修船完备。忽有莽张百户到来对说，兰山叶演三、长涂王元帅、秀山陈元帅等船，都下海了。教我快赶船来同打明州。令伊男张子安与宝一等行船赶到招宝山，接见陈元帅。莽张百户船败阵前来，就拔宝一等船只于定海守把。
《吏文辑览》崔世珍注：“同打明州犹言同往明州也。”《吏文、吏文辑览》（3）
②卫官说将来，咱这里无脚力。一来金州有倭贼，又无船只，这道子上难行。早些回国，打水路里去。
《吏文辑览》崔世珍注：“早些回国打水路里去些，语词；打，向也。此谓早回本国，向水路去也。”《吏文
吏文辑览》（10）
按：崔注误。“打”汉语中从未有作“往”之义。①中的“打”当释为“攻打”义。从上下文语境可知，许多船都下海出战了，张百户来敦促其船赶快到明州去一起参加战斗的事情。②中的“打”当释为“介词，从。”“打水路里去”当为“从水路中走”。近代汉语中，“打”字结构用在动词前，表示动作行为经由的处所，“打”与介词“由”“从”有替代关系[10]（354）。如：《杀狗劝夫》：“我打这背项里去，无风好行。”《朴事通》：“王千户打背后来，扯了我一把刀儿。”《型世言》（1回）：“今天恩大赦，得命还乡，打这边过。”这几句中的“打”字都出现在“打+np+方位名词+v（趋向）”。在这一结构中的“打”的意义都作“从”义。
【比依】
详其情犯，合将通事吴克忠比依金甲雨定罪而死。施行。
《吏文辑览》崔世珍注：“比依援引他律而定罪，谓之比依。”
《吏文、吏文辑览》（11）
按：崔注误。这里的“比依”当为“依据相同的法律，参照对同案犯人的量刑而进行的定罪”义。根据文意，吴克忠与金甲雨是同伙，金甲雨为主犯，吴克忠为从犯，金甲雨为死罪，吴克忠因和金甲雨为同谋，所以参照金甲雨而判定为死罪，两人定罪依据的是相同的法律，而非他律。同样在《吏文、吏文辑览》（11）中有如下句子：“前件议得伴当徐温、李光、金仁奇、田顺等明知金甲雨等诈献马匹，回还不行首告。罪犯即系根随人数，合将各人比依金祉等减等，杖断六十下。”这里对于徐温、李光、金仁奇、田顺等罪犯的定罪的标准主要是参照对罪犯金祉的量刑而进行的。明代，“比依”确有“援引他律而定罪”的意义，如《大明会典·卷一百八礼部六十六》：“私将应禁军器卖与夷人图利者，比依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各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大明会典·卷一百六十八刑部十》：“一将腹里人口用强略卖与境外土官土人峒寨去处图利，除杀伤人律该处死外，若未曾杀伤人，比依将人口出境律绞为从者。”崔世珍之所以出现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搞清楚同案犯适用相同的法律，而非适用他律。
【追讫】
承此，已于犯人金甲雨名下追讫马价赃物生绢五匹、木绵四匹、衲[纳]袄一件，收贮在官。
《吏文辑览》崔世珍注：“追讫征纳也。”《吏文、吏文辑览》（11）
按：崔注误。“追讫”当为“把赃物追回完毕。”。“征纳”义为“征缴纳贡”，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从上下文义可知，官府捕获金甲雨后，把其所得脏物尽行收缴而充公。“讫”在近代汉语中有一种用法作词尾助词，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已经完成，相当于“了”。元沈仲纬《刑统赋疏》：“李大于郑县令面上打讫一拳，有伤。”又如《包公案》（卷一）：“张明吟讫，俄然见一美人望月而拜。”《包公案》（卷二）：“言讫，查生固命请题，贞娘乃出诗句。”诸例皆可证。
【声援】
除以移文各处守御等官整饬部伍严加提?祝?安钊顺鲈渡谔交杭绷硇型猓?闲芯叱矢呃龉?跽障辏?虼投嗖??碛诒艚?舷伦????哂κ┬小
《吏文辑览》崔世珍注：“声援以声势救援也。”《吏文、吏文辑览》（5）
按：崔注误。应为“在军事上遥作支援。”《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布遣人求救于术”
裴松之注引汉王粲《英雄记》：“术乃严兵为布作声援。”唐王勃《三国论》：“辎重不相继，声援不相闻。”（明）毕自严《度支奏议》（卷十四）：“设有兵勇，统以将领，材官以之护漕防患。原其职掌今宜责令该将官率领兵士随带锋利器械各分信地，布列河干，或于要会处所设立营垒，无事则巡行护送，有事则互相声援。”崔世珍注误的原因在于把“声援”一词解读为简单的两个语素的叠加了。
【随整】于是，歃血同盟，共推张良佐、房?背腥ㄎ朗拢?怨倘诵摹K嬲?聿焦倬??懿赌嬖艉楸15热ズ蟆
《吏文辑览》崔世珍注：“随整随即也。”《吏文、吏文辑览》（4）
按：崔注误。根据上下文及语境知，张良佐、房?奔纯陶?俟倬??手谧侥煤楸15氖
情。崔世珍因为不熟悉汉语语法而导致对汉语的词语做误判。汉语中的“随”当为“副词，随即。”修饰后边的“整（顿）马步官军”这一词组。简单地说“随整”不是词语，而是临时性的组合。
结语
纵观《吏文》一书，我们可以得出以下
的共识：首先，《吏文》一书为我们研究明代初期的语言提供了极为准确的文本材料，选择可信赖的文本对于我们做好语言研究尤显珍贵。其次，体裁性的语言研究需要加强，体裁语言词汇具有不同于通常性语言词汇的特点，加强诸如此类的体裁语言词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汉语词汇史的全貌，有助于词汇史的建设。最后，对于权威性的注本不可过度迷信，当以批判性的态度检讨之。
注：
①本文中《吏文·吏文辑览》的序号为该书中的公文序号。
②本文中对词语的注释一律?用《吏文辑览》中的注。
参考文献：
[1]〔韩〕朴在渊，洪波：《吏文·吏文辑览·校记》，韩国：延梨文化社，2001年。
[2]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邢永革：《明代前期汉语词汇特点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4]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译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5][6]闵庚尧：《中国古代公文简史》，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
[7]张全真：《古代朝鲜官吏汉语教科书<吏文>的语言面貌》，《贵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
[8]《续修四库全书》第4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9]余继东：《典故纪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10]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3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项目号：cxzz13_037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史语料库建设研究》，项目号：10&zd117；
[作者简介]赵永明，男，安徽灵璧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生，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词汇、训诂学研究。
通讯地址：南师大随园校区文学院s12401信箱（210097）
法律援助典型发言材料篇4
一、理论性资料
理论性资料是对客观事物和实践的抽象概括，形式可以是知识、定理、规律，可以是原则、方法、概念、论断，也可以是言论、思想观点，其表现为论述性的语句。在申论考试的给定资料中具体表现为：
（1）引述经典--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2）引述定律--价值规律就是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商品之间等价交换。
（3）引述文章言论--光明日报载文："不良的社会风气，负载着颠倒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起着一定的负面导向作用。……既要坚持强大的正确舆论导向，又要有机制和体制层面的得力措施，才能有效地整治不良社会风气。"
（4）引述谈话言论--D部长：相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目前所谓党政统一的领导体制肯定更有效。
（5）引述法律条文--《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6）介绍名词、定义--幸福感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
（7）介绍施政方针、政策--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提出、发展和完善，表明党对什么是小康社会、如何建设小康社会认识的飞跃。
二、事实性资料
事实性资料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描述，是事实的陈述和实践的总结，形式可以是事例、典型、经验、做法、措施，也可以是数据、图表、文件、谈话，语言形式为叙述性的语句。表现为：
（1）列举事例--a、哈尔滨一男子驾驶跑车在居民区撞死一老人后，公然恐吓围观群众后逃逸，警方和死者家属在寻找目击者过程中，知情人皆不愿出面作证。b、根据军嫂的特殊情况，温化县启动法律援助机制，使案件得到了迅速处理。
（4）介绍经验--浙江率先发展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经济形式，率先对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探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等，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5）介绍典型做法和措施--a、美国、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均有单独的证人保护法。b、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8月实行证人保护制度，这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尚属首创。c、温岭市泽国镇近年来一直在试行重大公共事务群众参与决策的"民主恳谈"制度，采取随机抽选的方式产生民意代表。
（6）介绍当事人的谈话或反应--a、温岭市领导谈了"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b、杏岭村村民吴惠光眼含热泪地说："多亏了合作医疗，我才看得起病，多年没动过的腿现在能走了。"c、建德市李家镇曙光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村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免费体检，物理检查、胸透、心电图、B超……。
法律援助典型发言材料篇5
一、法律援助制度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它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得以实现，对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目前已被在世界上140个国家所接受，并作为一项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载入了《世界人权公约》，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法律建设的日臻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亦更加完备和健全。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大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到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大到预防性服务，法律援助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对本国公民必须承担的一项国家责任。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4年，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1996年7月，司法部成立了国家法律援助中心，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也获准成立。1996年后陆续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继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基本原则和框架作出了明文规定。司法部于1997年5月颁布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最高法院、司法部1997年5月下发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1999年4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7月，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7月，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此外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方也出台了各自的法律援助试行办法。至上半年，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5000多个。
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追求，或者说，其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其理论根据有如下几点：第一，出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理由，需为社会中的弱者和穷人提供法律服务。历史地看，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也是各种社会集团权力斗争和利益平衡的产物。现代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更是集中体现了保护弱者以对抗力集团，保护公民社会利益而限制政治公权的价值取向。第二，提供这种服务，是为保证司法机器的恰当运行、实现司法公正所必不可少。在法治国家，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护皆有赖于司法途径（即司法救济），则司法公正是至为重要的。司法公正的内涵是以正当程序达成实质正义，正当程序包括了两个基本点：任何公民都有依其需要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和诉讼中当事人地位的实质平等。法律援助制度正可成为支撑正当程序的基石，诉讼费用的援助消除了阻滞贫困公民向法院起诉的障碍，律师援助创造出当事人地位实质平等的结果。第三，法治国家里，公民的平等权首要的和集中的表现为法律面前的平等，即平等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当今世界各国宪法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法律援助待遇在分配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平均，但各社会成员在享受这种待遇的机会和权利上呈现着显著的机会均等和利益均享，如任何一位社会成员，当其无力支付聘请律师费用而又需要律师帮助时，都可以均等地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和权利，而这种将相对稀缺的律师服务资源从高收入阶层转到贫困者身上的过程，也就是公平分配社会权利资源而实现“福利国家”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过程。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只是刚刚起步，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法律援助主体力量不足，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000万。如果按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0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按万分之三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有3万多件。另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调查结果，我国残疾人6000万，按1‰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18万件。另外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约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9240万，按1‰计法律帮助，有9.2万多件案件需要办理。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有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因为以上的计算比例可能大大低于世界的比例，绝大多数的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件-2件案件计，现有10万多名律师只能办理10万-21万件案件。可见，法律援助的现实是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根据《律师法》和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的通知》的规定，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目前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组织形式包括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和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律师无疑是提供法律援助的主要力量。但是，律师在提供法律援助中存在以下问题：专职的法律援助律师少；普通律师缺乏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总体上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由于律师力量不足，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工作跟不上，受援率较低，只有65%。总之，供需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
2、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司法救助范围的倾向。
因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够具体明确，加之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司法理念不一，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滥用司法救助，对一些不够司法救助条件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诉讼费实行减、缓、免的比例过高。二是限制司法救助，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当得到但没有得到司法救助，造成制度的虚置。另一方面，对于受援助者的条件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就大大限制了受援者的范围，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
3、法律援助的经费短缺，人民法院负担过重。
关于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各国无一例外地都由政府拨款支持这一事业。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主要是政府行为，原则上应由各级政府纳入年度财政开支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援助经费，以体现国家对受援者承担的责任。法律援助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可以考虑设立一项专门用于法律援助的基金，接受社会上热心此项事业的公民和单位的自愿捐助，包括国内外的捐助。此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从律师协会的会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法律援助基金，以体现律师协会对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但是，由于中国还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国家财政压力很大，所以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国内还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社会捐助机制，社会捐款助的途径还不通畅，尽管一些援助机构能够从国外基金会获得一定的资助，但是国外资金的不稳定和不充足性，使得靠国外的资金来源只能是权宜之计。因此，各法律援助机构，尤其是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大多都面临着经费严重不足的局面。法院收取诉讼费用是国家财政行为，诉讼费用的收取可以弥补国家财政为办理案件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目前，法院的各项审判设施都逐渐进入更新换代期，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难免导致法院办公经费与司法救助之间产生互为消涨的关系而影响了司法救助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
4、立法滞后，现有制度操作性不强。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主要规定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最高法院、司法部的几个通知等，表现为形式分散，不甚集中，较为凌乱，操作性不强，而没有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如《法律援助条例》的受援对象是公民，而最高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的受援对象是当事人，受援对象是否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明确。再如，最高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第2条要求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从实际情况来看，当事人既然向法院起诉，当然认为自己的案件符合有关条件，然而是否如此最终需要立案法官进行判断。可是一般而言，案件事实情况，只有经过开庭审理法官全面掌握了案件证据情况之后才能确定，要求法官在案件受理环节就作出当事人是否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判断，过于苛刻，缺乏合理依据。第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在审判实践中，因为对救助范围的11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应提交什么样的证据材料，应由哪一级部门出具证明材料，是民政部门出具，还是所在地的办事处、乡镇出具，或是单位出具？没有详细的规定，所以不好把握。
除以上几点之外，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面临着许多外部问题，尤其是政府部门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普通老百姓对于法律援助服务的具体内容也并不真正了解，甚至社会舆论对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仍有偏见。
三、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理性思考。
1999年通过的中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通过的中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援助制度要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确保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在实现法治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应当制定法律援助法，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期对制定法律援助法有所裨益。
1、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应列入法律援助的对象，拓宽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
法律援助的对象，作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和实际享受援助受援主体，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援助对象包括哪些人的问题，西方社会不论采用哪一种法律援助制度模式的国家，几乎都将援助对象限制在公民或自然人的范围内，法人和社会组织一般不能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法人能否成为受援对象的问题，立法不是十分明确，而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援助对象只限制在自然人的范围；有人主张援助对象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其理由是第一、从完善诉讼民主机制，确保司法公正，以及化解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角度看，有关问题所涉及对象主要还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第二、现实社会中，既存在严重经济困难，又急需法律援助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并不鲜见，其数量和困难程度也不低于自然人。第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法人作为司法救助的对象，有先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定阶段针对特殊的案件，做出过司法救助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3月17日法函（）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减收积压房地产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的请示〉的函》，同意到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这类案件的司法救助对象大都为各商业银行等法人。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能否成为法律援助对象的问题，学者也有不少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是自然人，不论其是何国度的，只要在居住国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帮助，并符合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都应当成为被援助的对象；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就共同的法律援助制度来说，只有某一国家自己的法律，才能承担对本国公民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外国人、无国籍人不应不分条件、不加区别地一律成为某国家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很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对于外国人是否可作为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这一问题比较复杂。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对刑事案件被告人中经济困难的外国人给予法律援助，因为这涉及到我国刑法的公正实施问题；对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外国当事人，如系经济困难的，则应由其所属国籍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费用，或者由两国签订了法律援助的司法协助协议相互减免有关费用。”⑦笔者认为，对于无国籍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只要他居住在我国，符合我国法律援助的条件，应视其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
2、采用属地主义标准，完善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
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即对于如何确认援助对象的标准，世界各国由于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法律援助立法上的差异，对法律援助对象的确定标准有所差异。但共同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经济标准，即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必须达到法律所规定的贫困线（即低于该国或当地政府确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二是案情标准，即申请人确实有提出诉讼的理由，而且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或者正在受到侵害在对第二个标准进行审查时，各国均趋向于不能过分严格，不能要求法律援助申请人须有绝对胜诉的把握。即使也有败诉的可能，也就提供法律援助。在美国，凡是收入在贫困线的125%以下，均可申请法律服务公司给予民事法律援助。对刑事被告，所有可能被判刑的，未聘请律师，公设辩护机构都要向其提供法律援助。在英国，民事法律援助比刑事法律援助的审查标准更为严格。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者必须经过资力调查和案情调查。资力调查中，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扣除所得税后的”收入和“可自由动用的”资本低于规定的标准。案情调查中，申请者必须“基于合理的理由参与诉讼程序”，并且不能“在该案的特定情形下不合理地接受法律援助”。我国没有法律援助的统一立法，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地方确定法律援助对象，所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有较大差异。从广州、上海、武汉、北京这四个法律援助工作起步较早，成绩较大的大城市的经验来看，各地确定法律援助对象也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求申请人须为经济困难的公民，二是要求申请人须为已经立案的案件当事人（非诉讼案件除外）。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如何来确定具体的援助对象，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认定援助标准的冲突。一种是“属人原则”，以广州市为代表。即以公民的户口所在地和居住地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另一种是所谓的“属地原则”，以武汉市为代表。即以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发生地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笔者将二个标准进行比较，认为属地主义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属人主义有其局限性。第一，属人主义具有浓厚的地方本位色彩，而这种地方本位色彩所表现出来的狭隘性，与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以及保障公民法律服务权利的平等，消除公民由于经济困难而导致的法律服务权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基本宗旨是相违背的。不仅如此，这种标准确立的结果，必然导致法律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第二，属人主义的标准与目前异地交往增多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客观情况也不相吻合。随着人员流动的增大，诉讼和非诉讼事务的发生，往往都不在当事人的户口所在地。以属人原则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必然使大量急需法律援助的非本地居民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第三，属人原则将造成较大的浪费。因为以属人原则来确定援助对象，如果涉及本地居民在外地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援助，异地办案必然造成较大的经济花费，这也不利于有效地节约援助资金。实行属地原则，有利于国家节省人和力、物力。第四，当前由于人口是由农村流向城市，流向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总的说来，实行属地原则，城市和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对非本地人的援助要多些，这是扶贫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第五，外地人员到本地来务工，是对本地的发展作贡献，他们遇有需要法律援助的情形，理应依法为他们提供好的法律服务，优化务工环境。在实行属地主义原则中，如何确定“经济困难”的标准是关键。笔者认为，凡当事人有家庭负担的，按其家庭成员经济居住地的标准，如果没有家庭负担的，按其家庭成员经济居住的标准来确定是否无力支付律师费用。实行属地原则，不应当以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去衡量外地当事人经济是否困难。
3、规定法律援助的机构为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机构，明确法律援助的机构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第5条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或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并规定了其主要职责。但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和组织结构没有明确规定，立法的不完善，导致法律援助机构在设置及运作过程中缺乏法律依据，性质不同，模式不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存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实践中存在三种模式。一是代表各级政府的法律援助管理型机构，如1997年5月26日成立的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及各地司法局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职责包括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援助规章制度、中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协调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事宜等。江苏、广西等将法律援助机构确定为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二是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机构，如广州市成立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隶属司法局，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广州市的法律援助工作。该机构既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机构，又是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实施机构。三是各地律师协会成立的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如武汉市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主要是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机构，实施法律援助的具体机构是各律师事务所。此外，司法部还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与“12348”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合署办公。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也比较可行。(1)为保证那些影响较大、案情复杂，耗费时间长的法律援助案件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须由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直接办理。因此，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年月有一批不但业务精，而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公职专家队伍来承办这些案件；(2)各地原来占国家编制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逐步转变为不占国家编制的律师事务所，空下来不少编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公职律师队伍不需另外再增加编制，不会向国家精简人员的精神矛盾；(3)近几年，我国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增长较快，涌现出一大批愿意拿国家薪水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法律专业人员，从而使建立公职法律援助队伍和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直接办理部分法律援助案件成为可能；(4)法律援助机构拥有一批公职律师并直接办理部分法律援助业务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做法，如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署，美国的联邦法律服务团及联邦和各州的公设辩护机构。
4、扩大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规定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的责任形式。
关于法律援助主体的界定问题，国外有两种基本做法：一类是只有律师或专门的法律援助机关从事法律援助。又可细分为所有的律师均有义务，如德国；只有专门从事法律援助的机关才有义务，而其他律师只凭自愿参加，如日本、英国及瑞典等北欧国家。另一类则除了专门的法律援助组织外，还包括其他非营利组织，兼职律师事务所（即正常营业外也从事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比较而言，第一类有利国家调控，但对国家拨款依赖相对较大；第二类则能广泛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法律援助，缺点是国家的调控能力不如第一类国家。而从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来看，各地法律援助主体皆有各自特点，如广州成立由市政府财政拨款并由专职律师组织的法律援助中心；上海浦东规定所有律师每年至少承办1件法律援助案，费用由律师事务所自行承担；郑州由各律师事务所自行制定并实施法律援助计划；武汉大学成立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等等。这些援助主体都有着各自鲜明优势和特色，在我国目前经济欠发达，国家财政难以承担一切法律援助费用的情况下，走援助主体多元化道路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中，也将法律援助主体的范围界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其他团体、组织、学校的志愿者等。但《通知》对具体形式、权利、义务等缺乏相关规定。我国目前法律援助的巨大需求和律师和现状也决定了法律援助的主体不能局限于执业律师。对于全国13亿人而言，我国现有的10多万律师，仅折合10多万人中拥有一个律师，再加上律师分布与法律援助需求并不呈正比相关分布，更加剧了供求矛盾。
综上所述，我认为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及责任形式应为：（1）、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由国家财政支付其工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费用皆由国家财政负担；（2）、合作、合伙开业的执业律师，规定律师事务所每年应承担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定最低数量，法律援助中心补贴其适当比例的费用（3）、从事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机构及志愿者，应由法律援助中心核准成立，工作人员可以从当地声誉好的退休司法官员、法律院校师生、其他志愿者中选取，法律援助中心可以解决其适当比例的经费开支；（4）、加快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建设，目前北大、武大、复旦、华政、中南等院校都成立了学生法律援助组织，但均有待进一步引导规范。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应在法律援助中心登记，并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导监管。
5、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的资金，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
法律援助是从经济上的帮助入手，以达到保护公民的诉权，使其能够公平地得到司法救济之目的的一种法律制度。这一制度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是经济来源——即资金。法律援助制度既然是关系到全国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够平等地、切实地得以实现的一项广泛的社会法制保障建设工程，某经费来源就应当多渠道、多层次筹措，仅由某一方或某一层次来解决，不仅不现实，而且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国外适合我国实际的一些成功作法，解决我国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1）、政府财政支持。政府的财政投入都是其中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原因是法律援助作为对社会弱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扶持，本质上是现代法治国家应承担的一种国家义务，况且财政投入拨款列入国家预算，受法律保障和财政机关的监督，其投入和运作具有稳定性、可靠性等其他资金来源无法比拟定之优点。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将政府拨款列为主要资金来源，但未作具体规定。因此我国应考虑有关法律援助中政府财政支持的具体方式和途径。笔者认为政府给予经费支持可以有多种方式：第一，财政拨款。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拨款应拨付法律援助专款，主要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工作，以保证全体公民平等地享有最低标准的法律援助。第二，政策上的支持。规定律师交纳的税收的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加拿大规定的比例为75%）；对社会各界用于法律援助的捐款给予免税的优惠及其他相关的鼓励政策，如特许发行法律援助的等；制定相应政策，允许法律援助机构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受援人收取一定数额的费用等。
（2）、受援人分担费用和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费用。第一，受援人分担费用。这一措施的实质是，就涉及经济方面的援助案件而言，国家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帮助某些当事人“讨回了公道”。当事人也据此获得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益。收益人应当从自己所获得的钱财中拿出一部分，以偿还部分法律援助费用。根据受援人经济状况，采取受援人分担费用提供法律援助是各国的通行做法。但受援人因败诉、或胜诉但未因此而获得经济收益时而免于分担费用，我国也应由财政部门、物价管理部门制定有关政策，让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受援人根据自身能力分担费用。该费用享受有关税费优惠政策，纳入整体法律援助的经费管理中，专用于办案。第二，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费用。在香港地区，受援人若在民事诉讼中胜诉，败诉的对方当事人被法院裁定必须支付受援人的费用，并且将赔偿金缴到法律援助署中，受援人已经支付的分担费用就可以被发还。在瑞典，当受援人胜诉时，对方当事人通常有责任偿还其全部的法律援助费用，其中包括依照法律规定应由受援人承担的费用分担。最高法院、司法部下发《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办案必要开支，受援方列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判决由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此项规定的落实，将大大减少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压力。
（3）法律服务行业的奉献。在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过程中，法律服务业负有特殊使命。表现为：要求法律服务者个人提供一定量的无偿法律援助义务，也可准许法律服务者用捐赠资金的方式来代替免费服务；法律服务机构组织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等等。
（4）社会支持。社会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有多种方式：第一，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个人、组织、团体直接向法律援助基金会捐款。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已于1997年5月26日正式成立。各省、市、自治区也可根据本地区条件依法设立各省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地（市）、县也可视各地的情况，设立相应的组织。基金会的基金用途是，在保证基金会本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基金的增值部分，来资助符合基金会宗旨的活动和事业。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目前接受社会捐赠的范围仅限于境内，不得接受国外、境外的捐赠。显然该规定已不符合社会发展和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允许接受国内外的有益于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第二，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联络一些基金会以及拥有经费的民间组织或社团组织设立某些特定项目的法律援助，如残疾人、消费者、外来务工人员等。第三，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就如同爱心助学，将需要援助的案例刊登于报纸，寻求捐款。
（5）司法保险。可借鉴意大利和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挪威等国推行的诉讼保险制度，即公民个人预料到将来可能介入诉讼纠纷，在还没有发生诉讼纠纷前，每月或每年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司法保险费用，一旦将来发生诉讼事项，便可通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包括聘请律师费在内的一切诉讼费用。在司法保险的法律关系中，保险公司成为法律援助资金的相对承担者，从而减轻国家负担。
6、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处理好司法救助案件。
如何让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能打官司，打得起官司，并且最终能够保证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法官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公正、高效地处理好司法救助案件。
法律援助典型发言材料篇6
现代社会是法律社会，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被规范在法律框架内，这个框架是由法律文本搭建的。但近些年我们发现，从国家所立的根本大法，到地方法规、单位规章，再到个人保险、经适房申请、低保申请、遗嘱等，这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文本，经常会给人晦涩难懂的感觉，让我们没有信心、没有耐心、甚至没有能力阅读这些布满“术语丛林”的文本。
法律文本的发出方与普通民众之间，前者是强势方，后者是弱势方，一个文明社会，不允许用术语丛生的语言暴力以及语言陷阱损害弱者利益。而在一些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如保险类理赔文本中，民众经常不可避免地陷入强势方有意架设的语言陷阱中，损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却有苦说不出。目前，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面向大众的专业文本如何能让普通民众很好地阅读与理解，并与切身的工作和利益结合起来。在当前民众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文本与民众接触日益深入广泛的情况下，我们提倡走出“术语丛林”，追求专业法律文本亲民化表述。
西方一直非常重视法律文本的亲民化表述，用平易语言来简化法律文本。美国的alanSiegel教授多年来一直倡议简化法律术语[1]，并且与iRS等政府部门合作，简化了美国的收入税收申报表单等法律文本，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有时法律文本的表述是否亲民甚至可以决定官司的输赢。庞继贤曾经介绍过一个案例[2]：美国的伊利诺伊州公共援助部门发给受援人一封信，告诉受援人他们应得的津贴将受削减，同时告诉他们享受的法律权利。但两万受援人向援助部门提出集体诉讼，称这一信件文本表达有问题。基金会律师聘请语言学家Levi为专家证人分析这份文件。Levi发现文本中存在滥用官僚术语、关键术语表述含糊或无定义、不必要的复杂句法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导致这一信件并没有成功地传达受援人本应享受的有关权益等信息。Levi提供的这些语言鉴定使原告方胜诉。法庭还裁决，被告方重新撰写信件，以使受援人充分了解他们应享有的权益。
上世纪50年代，国内学术界曾经有人就档案术语通俗化的问题提出倡议，80年代，有学者提出简化医学术语的呼吁，但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缺乏深入的细节性探讨及解决思路。
在当今被各类文本高度覆盖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如何做到法律文本亲民化呢？
二、要保证法律文本表达的专业性与全民性的统一
法律属于社会科学，有着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那样严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法律术语与法律概念、法律事物有着非常一致的对应性，体现着鲜明的专业性特点。但作为研究和规定、评价、规范民众行为的学科，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社会性、人文性，体现着鲜明的全民性特点。全民性、专业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法律文本与交际者的距离——全民性体现的是最短距离甚至是零距离，反映着法律文本与普通民众生活的息息相关，表现出亲民化特点，所以，大多数常用的、基础法律术语在民众中都有一定的知晓度；专业性体现着远交际距离，反映出的是法律术语与普通民众的疏离性，普通民众无法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理解法律术语。法律文本表述的亲民化并不代表将法律文本完全转向全民性、通俗性，作为一个专业学科，法律文本表述是离不开一定程度的专业性保障的。我们认为，与民众相关的法律文本的运用要保证专业性与全民性的协调统一，这才是亲民化的核心。
三、要了解法律文本的不同类型，厘定和选择亲民化文本
蒂尔斯玛(tiersma)[3]把法律书面文本进行了三分：一是操作性文件，“创造或修正法律关系”，奠定了法律框架本身，包括立法、答辩词、起诉书、判决书以及一些私人文件，如合同遗嘱等；二是解释性文件，给客户的信或办公会议纪要，培训材料或教材；三是说服性文件，为了说服法院而向法院提交的书面文件。
法律文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法律文本只包括立法和司法文本，而广义的主要是内容涉及法律的文本。本研究探讨民众接触比较多的法律文本，采用广义界定，将法律文本分成以下五类：1.法典化立法文本，特点是非交际性突出，逻辑严密，抽象度高，文雅度和书面度最高，是“最冷酷”的语言、典型的书面语；2.交际化的司法文本，如法庭语言、审讯语言等，文本特点是互动性强，口语度最高，是典型的口语；3.“独白式”的法律文书，如合同、遗嘱、保险书等，是为了读(阅读、朗读)而写的，不具即时交际性，风格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4.普及性、教学性法律文本，如教材、培训材料、法律词典等，这些材料面向大众或本专业初级入门者，用平实的语言解释最专业的术语或知识，专业性与通俗性结合，理解与传播难度弱于立法文本的书面语；5.交叉性法律文本，如法律新闻等，它们更多的是具有新闻文本的特点，只是涉及法律专业特点而做出相应的表述调整，是法律文本中最边缘的文本类型。
我们高度关注的是其中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操作性文件，如立法文本中的司法解释、司法文本中的法庭语言、法律文书中的合同遗嘱等个人文书、普及性教育性法律文本、交叉性文本中的法律新闻等，这些文件都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在保证法律语言准确、严谨的基础上，大多需要人性的、亲民的语言表达，反对文本的纯书面化、信息的浓缩化。我们称这些文本是政府法律文本话语体系中的“亲民化法律文本”。
四、提高法律文本表述亲民化的具体做法
在难解度高的法律文本中，高度专业性的术语是最重要的阅读和理解障碍。因此，实现文本亲民化表述的根本做法是简化术语，明晰表达，稀释专业性，提高易晓度。解决好术语运用问题，法律文本亲民化的核心问题就会得到较彻底的解决。
(一)文本中的必需法律术语建议择用元术语
法律术语用量和频率的提升与法律文本的亲民化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如果简化术语，法律文本表述的通晓度必然提升，但专业度、严谨度、准确度就会相应降低。提升法律文本的亲民性不是一味地使用减法原则来削减法律术语，不是要杜绝使用术语，也不是用同义替换的方法替换掉术语。法律文本毕竟是专业文本，即使是最亲民性的文本，也要体现其专业性，法律术语是这种专业性的必要保证。过度简化法律术语必然造成法律表述的繁杂化，法意表达的不充分、不完备、不到位，损害法律文本的严谨性、周延性。大量使用具有多义多用性的普通词汇代替科学术语，也会带来法律文本意义的无序扩散与歧义。另外，也不能低估民众的理解能力：法律文本的主要阅读者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民众，过专、过深的法律知识固然影响其理解，但他们对法律的基础术语、基本术语意义还是具备起码的理解和推理能力的。
因此，法律文本中的术语使用是必需的，我们提出简化术语，只是把术语的使用量降到一个可接受的度。这就有必要审核法律文本中必需的法律术语所具备的特征，以便从法律术语集中进行精确的术语选择。我们建议选择元术语(meta-term)。元术语在文本中用量的增加，对亲民性的影响最小，而且会在亲民性与专业性、权威性之间形成较好的协调。元术语多具备以下特点：
1.多具传承性
这些术语从古到今都是基础术语，多有历史传承性、使用的稳定性和通用性。如法律术语“初审、再审、法官、审讯、初犯、证人、赦免、自首、罪状、重罪、轻罪、讯问、赃物、拘留、徒刑、死刑”等，在《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法典中都是基本术语，在现代法律体系中也保持基本术语的身份，具有显著的传承性特点；另外，通过对古今法学词典的对比，也可以提取一部分具有传承性、常用性、稳固性特点的术语，如“从犯、逮捕、对质、法典、法律、法治、法制、公法、过失、缓刑、立案、前科、上诉、申诉、守法、税法、司法、私法、弹劾、宪法、刑罚、证据、主刑、自首”等。
在亲民性法律文本中，不宜选择一些已经不再使用的古术语、历史术语、旧术语等，它们是标准术语的异形术语，是被规范的对象，在术语集中的地位比较边缘，甚至已经退出共时术语集，所以这些术语与民众认知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矛盾和距离，在文本中出现将会降低亲民性。新术语由于意义和用法尚不定型，在民众中多有歧解，所以在亲民性法律文本中也应该慎用。
2.多具较高的民众知晓度
这些术语多与民众日常生活语域有一定的交集，在日常生活语域也多有借用，在普通的新闻文本、文学文本等大众文本中使用较多，所以民众知晓度高。这种跨域性，导致这些术语多具有词汇意义和术语意义的双层性。这两种意义具有意义方向的一致性，不会造成歧义，因为它们在法律学科、法律语境中的法律意义是明确而无争议的，经验性的词汇意义可以辅助其科学意义的理解，而不会干扰其反映法律概念本质特征内涵与外延的明晰性。通过对《汉语大词典》[4]所收词目的调查，以下这些词语都具有这种特点，例如从术语到日常语域进而两语域兼用的：证人、初犯、如法、定律、常法、律条、律法、漏网、裁判、法理等；从普通语域而产生专门术语意义从而兼用的：驳回、回避、异议、当事人、证据、辩护等[5]。
与之相关，在亲民性法律文本中不宜使用一些从普通生活语域借用来的内涵外延尚未定型的俗术语、准术语，一些口语性的行业用语也不应进入，这些成分的使用将把亲民化等同于口语化，从而使法律文本的语体色彩出现问题。
3.多具一定抽象度
这些术语多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是对集合概念、类概念的指称与反映。另外，应该注意其与“名称”的区别。
俄罗斯术语学派[6]区分了“术语”和“名称系列”的概念：术语是对普通概念的抽象，而名称是对个别概念的指称。术语有完整的语义内容，而名称只是指称符号，与专有名词有些相似。名称必须通过术语起作用，例如“《婚姻法》第23条”“第二法庭”等，它的所指是通过“《婚姻法》”“法庭”体现出来的。法律文本中，如果名称过多的话，将徒增文本的字数，信息及意义并没有增加。很多法律文本晦涩难懂，往往是术语和句式表达所致，但如果给读者的感觉是令人生倦、生厌而又不知文本中说了些什么，则主要是因为大量堆砌法律专有名词和法律名称，因此要限制名称的滥用和堆砌。一些必须要使用的名称，采用注释或附录细则的方式供民众深度阅读或扩展阅读，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4.多具学科基础性
这些术语在学科概念分类树中多指称中上层属概念，层次级别较高，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义域的广泛性。有时，在同一学科中，这些属术语常为跨部门术语，具有分布的广泛性和使用的高频性。在法律文本中，不宜选择窄部门术语和窄专业术语，它们往往不是基础术语。
界定学科基础术语还有一条思路，就是利用框架语义学[7]的理论，把法律知识框架化，法律术语就是最小的知识框架。框架是由各种法律要素构成的，可分出必需元素、选择元素和自由元素，必需元素是框架赖以存在的必要元素，例如“控告”框架必须要有“被告”“原告”“犯罪动机”等要素；选择元素是界定框架知识的可选择要素，对框架知识的确立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完善框架知识；自由元素对于框架知识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不具有影响力，但可起到补充框架信息的作用[8]。一般来说，指称框架名、必要元素和部分选择元素，多采用法律术语的语言形式。但作为亲民性文本在选择术语时，一是选择指称法律知识框架集中的基础和必备框架的术语，二是选择框架中指称必要元素的法律术语。
5.多具通用性和语际性
通用性指的是在全民族共同语域中具有一定的知晓度，具有分布上的广域性、使用上的高频性。从不同语言的交际的角度看，语际性往往与民族共通性、国际性联系在一起，元术语指称的法律事物和概念在不同语言的民族和国家的专业交流中多具有共通性，词形理据基本一致。亲民性法律文本中不宜盲目使用未经广泛认可的借入术语、民族术语、区域术语、地方术语，也不宜使用不常用术语，除非具有表述上的不可替代性，而对于一些所谓的行业内公认术语、个人术语、偶用术语都应该禁用，因为它们都不符合通用性、语际性要求。
6.多具定名理据透明性和构词能产性、派生性
元术语多能派生出具有理据联系的下位术语，如上位术语“罪犯”与下位派生术语“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等。我们把几种经典汉语法律辞书收录的词条合并去重后，得到7468条法律术语和专名，经过测查，“法律”派生构成“法律援助、法律不能、法律承认、法律类推、法律执行、法律秩序”等179个术语和专名，派生术语中主谓结构较多，且多为较高抽象层次的属概念；“管辖”派生构成“约定管辖、移送管辖、专属管辖、普通管辖、牵连管辖”等66个术语和专名，偏正结构的术语较多。
这些成套的术语理据联系强，易于从构词词素进行语义类推，理据透明，便于理解，而且派生术语多能体现概念的核心和根本内涵特征。另外，理据性强的元术语的字面意义和表达的术语意义要多具有内在联系性和一致性，能从字面义直接推导出基本的术语性。而带有隐喻色彩的术语，理据不透明，民众难以从术语语义中推导其意义，所以会影响理解性，应谨慎使用。
7.具有标准性、规范化
这类术语很多是经过政府相关部门采用系统的术语整理原则和方法审定的规范化术语。目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政府部门是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名词委”)。例如，全国名词委已公布的《语言学名词2011》[9]，收录理论语言学、文字学、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等13个部分2939个规范术语条目，平均每个分支学科大约二三百个。法学术语审定委员会于2007年成立，专门审定法学术语，但目前整理好的法学术语还没有公布。
审定工作最主要的对象是异形术语。异形术语是一个所指，却具有多种能指，多个异形术语可整理为一个术语。这些异形术语可能因翻译、历史兴替、俗称、不同法学家的界定等原因形成。我们建议从能指语形群中选择主形，反对使用与主形对应的各种异形，特别是等义术语。
同形术语是法律文本表达中的重要干扰因素，尤其是在同一学科语境中形成的同形术语。同形术语多个术语使用了一个能指形式，所指截然不同。如果文本表述时避不开同形术语，一定要明确上下文的学科和知识框架语境，否则会造成表达上的张冠李戴。
有限度使用同义术语。同义术语的意义大同小异，往往在法律文本中有独特的、互补性的表达作用，但要注意在语流中尽量用语境和搭配将其大同和小异清晰地体现出来，防止出现误读、误导。
有限度地使用多义术语。多义术语的“多义”是相对的，不同学科、不同分支、不同框架集中对同一术语的不同应用，产生出不同的指称，形成了术语的多义性。多义性往往代表着多用性、高频性，因此多义术语往往在术语集中的位置比较核心，可采用明确的语境分化其义项，不必过于限制。
这类元术语可在全国名词委等相关权威部门的经过整理、规范化的法律术语集中挑选。
(二)适度降低法律文本的术语密度，稀释法律专业性
在亲民化法律文本中存在着术语密度不同的问题。术语密度来源于词汇密度，是国外学者Ure提出的一种测查文本易读性的方法[10]。一般采纳的是计算名、动、形等实词量占整个文本词量的百分比来对比不同文本的易读性。同篇幅的文本，密度越高，文本包含的信息越丰富，表述越难解，越需要读者具有足够的相关背景知识；反之，则通俗易懂。一般认为科学文本的词汇密度最高，而日常随机的、亲密的口语的词汇密度最低。
五大类型的法律文本中，其密度也不相同。
立法文本是脱离语境“高度自治”的文本，要求在有限的文本量或篇幅内表达尽量全面、细致、周延的法律内容，它必然大量选用法律术语来表述立法内容，术语密度最高。
法律教材或培训材料术语最大的特点是对法律术语进行解释，虽然密度比较高，但每个重点术语都有专门的阐释，术语集中，解释也集中、明确，有针对性地稀释法律术语的专业性，降低了难解度，这是教育类文本独有的反术语密度规律的现象。
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司法文本等是语境依赖性较高的文本，着眼于与民众和专业人士的交际，需要依对象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水平而随时转换话轮，口语性必然高，其术语密度较低。但一些法律文书存在着堆砌铺排术语、人为提高术语密度的“术语丛林”现象。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表述上的非亲民化，用普通民众难解的术语体现其知识上的优越感；二是不排除有的机构(如保险机构)用术语丛林的方式营建“术语陷阱”。
交叉文本中法律新闻是术语密度最低的。法律新闻的核心在于法律事件的报道，反映的是大众的人文性和经验性，所以文本中忌罗列术语，术语密度最低，出现的术语多为偶用。当然也有例外，如法律新闻中报道法律的制订、修订等情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术语，但不会铺陈术语，只会选择民众最关心的术语进行形象化、具体化的描述或介绍，把民众最关心的内涵、外延及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用通俗的语言展示出来，刺激读者产生阅读兴趣。
我们需要根据以上几类法律文本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降低其表述中的术语密度。
(三)针对不同的法律文本，选择不同的亲民化术语语用方式
立法文本不是直接面向普通民众，往往需要培训文本、阐释文本等进行辅助传播，甚至需要律师作为与民众沟通的中介，所以术语语用上以信息丰富、表述简洁为重点，对术语的亲民化要求最弱，只需适当弱化法律文本的术语密度。其余四种与民众接触面广的文本中，术语亲民化语用至为关键。
1.法律文书与民众接触最多，文本表述中要节制术语的使用，降低密度
减少术语密度是亲民化的主要做法。如果既要减少术语密度，又要将意思表达清楚，可采用对术语进行同义替换和注释的方式。同义替换抓住法律术语的核心语义特征，将概念化术语还原为小句表达式或长语形短语表达式。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易理解，行文中可替换为“采用非法手段获取证言和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表述文本虽然加长，但在保证适度繁化的情况下，可以谨慎采用这种同义替换，以降低术语密度。不过这种同义替换不能影响到法律术语的周延性和专指性。如术语“刑事和解”不能直接用普通词“私了”替换，“刑事和解”包括诉讼外和解和诉讼中和解，前者与普通意义上的“私了”有一定的对应性，但在表述时仍须加上必要的条件限制，如“必须通过司法机关的监督和审查，才能采用私了方式”，以体现与普通生活中“私了”的区别。
2.交叉性文本中，要适度还原高浓缩术语的情境类型
韩礼德(Halliday1985)曾指出，在书面与口头文本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统一体，从最没有计划、高度情境化的文本，一直到最有计划、去情境化的文本。如果法典中的法律术语体现的是最有计划的、最高挤出情境成分的典型书面语特点，那么在法律亲民文本中就要适度还原语境，丰富情境要素。在行文时多表现为举例等方式，为适度降低法律术语的专业性提供具体的语境。
例如，前一段时间的法律新闻中，有很多关于“刑诉法二次修改或有较大突破”的预见性新闻，新闻在表述“近亲属可拒绝作证”这一条可能修改的原则时，采用了与民间所说的“大义灭亲”、传统法律原则“亲亲相隐”以及现代法律理念“以人为本”三种不同时代、不同特点的同类情境进行对比，具体形象地为民众展示这条可能被修改的原则的具体内涵和立法精神。再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对“共同财产”这一术语的内涵与处延进行了详细规定，各种媒体报道时则采用了突出有新闻价值的细节事实(“房产证署名”)的方法来对这一术语进行情境化、具体化操作，让民众对此有更深入、更准确、更全面的了解。
(四)法律术语进入句子、句群语流的逻辑化、简明化
法律表述要求严谨、周延。从法律修辞学和法律逻辑学的角度看，这一要求要落实在概念、判断和推理三个层面，分别对应文本语言形式中的词、句子和句群。要做到句子、句群层面的亲民化，仍然要以术语为核心。
1.句子(判断)表述中法律术语(概念)的语用
句子表达的是对法律术语所指称的法律行为和法律事物的看法和观念，法律文本中的常用词[11]是把法律术语连成句子的最重要的手段。如连词、关联词语等将法律术语从词汇层面带入术语组合、小句、句子、句群层面，体现严密的表述逻辑；语体风格词能集中体现法律句子表述的亲民风格；情态副词和能愿动词等能在句中明确表明立法者及政府立场和价值取向；模糊词语能体现法律文本执行宽容度和灵活性；介词能集中体现介引的法律术语之间的关系……这些常用词可以使法律文本的句子表述逻辑性更强，也更加简明、亲民。
法律常用词是最基本、通晓度高的普通语文词，所以句子表述的亲民性依赖于常用词和法律术语的组合，组合形式好，会稀释必需使用的法律术语的专业性，提高其亲民性。这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一些必须用到术语的句子，在不影响严谨表达的基础上，要挤掉所有信息量不丰富的普通语文词。简洁但不损失信息量的表达既能体现法律的法令性、权威性特点，又能消除因语文词的多义多用而产生的不必要的干扰义或歧义，保证民众对文本的清晰理解。因此要反对长句子及欧化句子，可通过计算机软件统计出得体适度的句长参数。句长参数过大，难解度高；过短，又失于零散。但总体方向是以精炼为主——长句中句化或短句化，短句短语化，精炼后的句子语义中心由术语承担。
其次，在一些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亲民文本中，容易与日常词汇意义相混淆的术语要采用加下划线的方式进行暗示。
再次，句子宜多用主—谓—宾(SVo)语序结构，这是最基本的认知句型。法律术语作为表义的支撑点，多处于主语和宾语位置，成为表述谓词的关联论元。宜多采用把字句、被字句、双宾句、存现句等常规句式。兼语句、连谓句由于有两个语义表述中心，与位于主宾位置的术语论元的关系变得复杂，因此要谨慎使用；而一些把字句、被字句的糅合句、连谓句兼语句的兼用句等复杂句式，会使表述谓词与术语之间的语义、语法、语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且拉长了句子的长度，建议尽量不用；杜绝使用倒装句等特殊化、个性化句式。
2.句群(推理)表述中法律术语(概念)的语用
推理(句群)与判断(句子)之间存在垂直的层级关系，从句子到句群是层层组合关系，由句群到句子是层层分解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个句子表达一个个小观点，一个个小观点按严谨的逻辑关系组合成推理句群。亲民性法律文本的表述毕竟要面向普通民众，要避免成为深奥的逻辑推理，我们建议在句群中，在关注句子之间的逻辑表述的同时，要跨层系联，关注法律术语及法律常用词在推理中的语用。
首先，法律术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与外延信息，有着明确的内涵意义与指称意义，它是法律文本的意义支撑点，文本中的法律术语之间可以形成一个主题词或关键词链，这个内容要点链体现出严密的逻辑关系，保证推理的严密性。因此，亲民性的文本要注意研究这个临时生成术语集内各成员之间的语义连接性和关联性，争取用最小、最简明的术语链充分表达出复杂的法律意义。
其次，要特别注意能愿动词、形容词、副词等法律常用词的使用，其本身具有的属性、情态、程度、范围等特征，会在术语组合中，通过语义传递与语义感染，把一定的情态性、主观性、评价性传递给专业的法律术语，使术语在民众理解中更具可感性。这是法律术语、法律文本不同于技术术语和技术文本之处[12]。
法律援助典型发言材料篇7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以提高师生的精神文明素养为目的，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核心，以规范师生的行为重点，以“推荐身边好人，比学高尚品行”为主题，广泛发动全校师生推荐身边好人，学习身边好人，在全校形成追求高尚道德品行的社会风尚，提高全体师生思想道德素质。
二、参选范围和标准条件
1、参选范围：全校学生和全体教职工。凡一贯模范践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具有感人道德事迹、群众赞誉、社会形象好的个人均可参选。
2、标准条件：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种类型，具体标准如下：
（1）助人为乐类：长期主动无私地帮助他人，坚持帮助无血缘关系的老幼病弱、鳏寡孤独以及其他困难群众；对遭遇不幸或遭受灾害者奉献爱心，努力帮助排忧解难；积极参加捐资助学、扶残助残、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赢得群众高度赞誉。
（2）见义勇为类：未成年人要“见义智为”；教职工在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设法进行保护和援救；勇于同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义务协助追捕犯罪嫌疑人或提供重要线索，为侦破特大案件作出贡献；在抢险救灾中，奋力排除险情，保护国家、集体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
（3）诚实守信类：具有强烈的诚信意识，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坚持诚信为本、操守为重，严格自律、履行承诺；从事教学和服务工作坚持优质规范，享有高度信誉；在人际交往中，真诚待人，实心做事，即使遇到困难，仍坚持信守承诺。
（4）敬业奉献类：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在提高服务质量、劳动效率等方面贡献突出；干一行、爱一行，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尽职尽责、默默奉献；恪守职业规范，办事公道、服务优质，赢得群众广泛好评。
（5）孝老爱亲类：模范践行家庭美德，孝敬父母，长期悉心照料体弱病残的老人，使他们享受人生幸福；关爱子女，夫妻和睦，兄弟姐妹团结友爱，家庭生活温馨和谐；在家人亲属有伤病、残疾等困难情况下，做到不离不弃，守护相助，患难与共，事迹感人，群众颂扬。
三、方法步骤
推荐评选活动坚持师生为主体原则，使推荐评选过程成为师生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
1．宣传发动。制定下发活动方案，通过校园网、广播站、宣传橱窗等阵地和手段，广泛宣传评选活动的重要意义、目的要求、标准条件等，发动广大师生积极参与，营造浓厚社会舆论氛围。
2．基层推荐。各科室、各年级组要广泛组织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通过召开民主推荐会，采取书面推荐、口头推荐等形式，积极发动师生发现推举身边好人好事。以年级和行政后勤为单位，各推荐1—3名候选人（每个类型只能推荐1人），推荐身边好人需填写推荐表，并附1000字的好人事迹材料（用纪实性语言，不要空话套话，一律用第三人称），提供2寸标准照片及生活照片（有电子版）。每季度第一个月5日前将事迹材料及照片发至邮箱：。
3．公示投票。身边好人候选人将在校内进行公示，接受师生评议、监督。
4．综合审定。学校成立身边好人评选组。每季度最后一个月评选组根据候选人的事迹材料，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评选“一中身边好人”3-5名并予以表彰。
5.向上推荐。在学校评选的基础上，对事迹典型的师生向县文明委推荐，参加更高级别的好人评选。
四、表彰奖励
凡被评为学校好人者，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五、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好人评选活动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提高师生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各科室、各年级组要引起高度重视，要将评选活动作为提升师生文明素质的重要载体，抓实抓细。对填报人的报名表、事迹材料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先进人物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典型性。
法律援助典型发言材料篇8
1991年苏联解体，独立后的俄罗斯进行了以税制改革和实行预算联邦制为核心的全面财政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解决集权与分权的最佳结合问题。这次改革和调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993年末至1994年初，俄罗斯开始了建立预算联邦制的改革。当时，为解决长期存在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不规范问题，俄对所有地区都确定统一的联邦税提成定额，并规定了更加客观和所谓透明的财政援助资金分配标准。这些办法对消除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资金分配问题上的主观随意性，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次改革并没有始终如一地进行。1996-1998年，俄罗斯地区财政危机加剧，不仅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各级财政之间和各地区之间在财政资金分配上的主观色彩也更加浓厚，地区和地方财政的债务急剧增加。为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政府于1998年7月30日制定并通过了《1999-2001年俄罗斯联邦预算间关系改革构想》。其要旨是改变联邦主体财政援助资金的分配办法，建立联邦主体新的财政援助机制。接着，1999年又通过了地区财政援助基金转移支付的新分配办法，到2001年，俄基本完成地区财政援助基金改革。同时规定，给予联邦主体的财政援助资金，其基本部分的分配办法和分配程序由联邦决定。对于这次改革和新分配办法的实施，俄政府副总理赫里斯坚科(2000)给以充分肯定。
总的来看，经过10年的改革实践，俄罗斯中央与地方政府改变了财政体制和财政分配上的集权与分权模式，但财政分权化趋向有时表现得比较明显，有时则不明显甚至倒退。有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40%逐渐增加到56%，1999年又降至49%。2000年，这个比重继续下降，主要是由于出口关税的增加和税法的某些变化造成联邦收入增加。就财政收入的分权化程度而言，俄罗斯与中国以及德国、美国等国接近，超过巴西、印度和墨西哥。而俄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分权化程度则低于其在财政收入方面的分权化程度，这是由于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中有一定数量财政援助资金的缘故。1999年，联邦财政转移支付占俄联邦主体联合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15%，而中国和墨西哥等国财政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拉夫罗夫，2001）。
总括起来，俄罗斯对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与调整，主要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
（一）按各级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划分税种，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的税收收入
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年，俄罗斯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在税收方面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对税种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做了重新划分。当时归联邦中央政府征收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消费税、企业利润税、特别税、自然人所得税、关税、印花税、道路税、遗产税等。归地方征收的税种主要有企业财产税、木材费、自然资源税、环境污染税、个人财产税、土地税、广告税、运输税、教育税、企业注册费等。尽管从数量上看，归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种并不少，但由于税收总额不大，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较低，一度引起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它们要求扩大对税收的支配权。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俄联邦中央政府划出一些税收给地方：将增值税收入的20-50%划给地方；从32%的利润税中划出22%给地方，其中又将12%划归州财政，10%划归州以下的地方财政；自然人所得税全部归地方。但这种划分的有效期仅为5年。要求地方在5年期内建立自己的税收体制，这就意味着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征税。因此，地方政府在税收方面的权限较前扩大。
虽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税收权限上做了很大让步，但地方政府越权截留中央税收的现象仍很严重。据有关资料，1993年有30多个联邦主体截留联邦税款，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将该地区90%的税款留为己用。究其原因，地方本位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作祟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也是事实。我们认为，根本的原因还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明确，相应的财权也不甚清楚，因而不仅造成各级政府税收管理上的模糊和混乱，而且也使地方政府由于税收权限模糊和税收管理混乱而有机可乘。其二，虽然当时赋予地方政府自行征税的权力，但在严重经济危机、生产大滑坡和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在地方课征新税并非易事。其三，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俄在税收政策上对民族地区和困难地区倾斜不够，造成这些地区私自截留联邦中央税款来平衡地方财政收支。针对上述问题，俄罗斯首先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然后采取税款留成的调节办法努力平衡地方预算。当时增值税的35%、利润税的66%、消费税的47%都留给了地方。
1994年以来，俄罗斯在税收体制上进入了对中央和地方关系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时期，主要方向是实行分税制。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职能及税收权限划分上取得了进展。一方面，规定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另一方面，地方拥有一定的税收管理权限，尤其是联邦主体的执法机关和代表机关有权规定纳入地方财政的那部分税收的税率，有权新增税种。地方政府在财政和税收领域独立性的加强，使俄罗斯财政收入再分配向着有利于地方财政的方向发展，地方预算在俄罗斯联合预算中的比重增加到51%。但1999年1月1日《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生效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首先，税法典规定要进一步强化联邦中央政府的税收立法权，强调税法典所列税种清单是详尽无遗和不可增补的。其次，大大收缩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规定除税法典规定的税种外，不允许各级地方政府自行新增地区税或地方税。再次，取消13种地方税费，缩小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据俄罗斯政府计算，由于取消了这些税费，地方财政每年减少收入136亿卢布。近几年俄罗斯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结构见表1。
（二）按各级政府的职能及权限划分其支出权限和范围
在1998年以前，俄罗斯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权限总的还是缺乏明确划分的。这种情况无论是在联邦与联邦主体权力机构之间，还是在联邦主体与地方政府之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上，俄罗斯为地区和地方政府确定了财政支出权限和范围，并将对住宅公用事业和运输业的补贴支出，以及维护地区级道路的支出都固定给了地方。此外，地方政府与联邦中央政府之间对教育、卫生、社会政策和经济补贴等共同性支出的拨款责任也做了划分。但俄罗斯联邦政府在把支出责任及义务划定给各级财政时，并不为其提供自主确定财政规模和财政拨款的实际权利。由此看来，俄地方财政大部分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仍由联邦政府实行硬性调节。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根据相关的联邦法规，联邦政府通常将没有收入来源做保证的很大一部分支出责任及义务交由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承担。因此，俄罗斯各级财政支出权限划分不明确不合理的基本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表现得更加突出（拉夫罗夫，2001）。
已经生效的预算法典虽然对固定财政支出权限和责任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距离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目标尚有一定差距。更准确些说，预算法典只是对联邦主体和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支出规定了限制措施。强调各联邦主体和地方政府无权在一个财政年度内通过关于财政支出增加或其他财政级次收入减少的决议，即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权限和责任只能限定在联邦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能自行加以变更。此外，虽然早在预算法典生效前的1999年，俄财政部就对规定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义务和权限的有关法规进行了清理，并提出划定联邦财政、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支出权限的基本方案，但联邦法规规定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要承担没有拨款来源做保证的各种义务，仍是造成各级地方财政收支长期不平衡的基本原因，也是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主要障碍。有资料表明，1999年仅一些最大的不拨给资金的“联邦政府委托项目”，就约占GDp的8%，即相当于地区自有收入的60%。
综上所述，由于俄罗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职能界定不清，支出责任划分不甚明确或不具体，一方面容易造成联邦中央政府支出责任的转移和重新分配，形成对地方财政的“摊派”，扭曲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另一方面又促使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在财政收支问题上讨价还价，从中不断攫取地方经济利益。更有甚者，俄罗斯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不清晰或不具体，与政府间财政收入的明确划分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强烈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既框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又限制地方政府根据自己需要而进行的财政支出，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可以随时转移给地方，从而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
二、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两大特点
（一）实行分税制
1994年后，俄的分税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实行分税制成为俄罗斯处理各级政府税收权限问题的重要手段。分税制实际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彻底的分税制和适度的分税制。所谓彻底的分税制，其主要特点是只设中央税和地方税，不设共享税，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税收立法、税收征管等方面的权限及责任完全分开。它们各自根据本级财政的实际需要和实际可能独立确定税费的征收，税收收入也全部纳入本级财政。所谓适度的分税制，其主要特点是既设中央税和地方税，也设共享税，而且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联邦中央政府规定明确且详尽无遗的各种税费清单，但地方政府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设立一些具体税种，具有一定的税收管理权限。
从1999年1月1日《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生效前的情况看，俄实行的是适度分税制。这种分税制的最大特点，是联邦中央集中了税收立法权，而且明确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及应征收的税种，地方政府在税收上享有一定的自利。税法典生效后，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收权限的划分问题上有一些新的变化。目前实行的既不是彻底的分税制，也不是适度的分税制，与二者均相区别。实际上，中央政府在税收上仍实行集权，税收的立法包括征收的税种、税率、征税条件和怎样分配，都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具体的税收条例、法令由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地方政府只能按中央政府的税收政策法令执行，无权各行其是。但划入地方预算的那部分税收的税率可由地方政府来确定，中央政府则对地方政府规定的税率总规模加以限定。例如，利润税是联邦税，该税的设立和征收办法由联邦中央法律做出规定，而联邦主体只能对该税划入本级地区财政的那部分改变税率。尽管这样会减少地方政府在税收政策上的权限，但能使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贯的税收政策。此外，根据需要，俄在税收的划分上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二）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在俄罗斯独立后的最初几年，财政体制和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税收划分或税收分享问题。至于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其在俄财政体制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使联邦政府向地区级政府提供一定数量的财政援助，其规模和分配方向均带有随意性，即缺少转移支付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证。自1994年起，俄罗斯对财政援助制度不断进行调整，以“拉平各地区的预算条件”。为此，将需要财政援助的地区划分为接受“一般援助”的地区和接受“特别援助”的地区，并确定两类地区所需的两种规模不同的财政援助数额。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对财政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区按所划定的标准提供“一般援助”或“特别援助”，以使各受援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与俄全国的平均水平接近。有资料显示，1994年，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筹措财政援助资金，俄联邦中央政府将来自增值税分享收入的16%用于建立财政援助基金。用这笔资金和来自其他渠道的资金向58个地区级政府提供了“一般援助”，另对23个地区级政府提供了“特别援助”。1995年，用于建立财政援助基金的资金已占联邦中央政府增值税分享收入的27%，约相当于增值税收入总额的20%（伯德等，2001，中译本）。尽管如此，当时用于转移支付的财政援助基金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而且，这种转移支付制度对各受援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产生的刺激作用，远不像联邦中央政府所期待的那样明显。
为扭转不利局面，俄政府于1998年7月30日通过了关于1999-2001年预算之间关系改革构想的第860号决议。该决议规定要改变对联邦主体财政援助资金的分配方法，拉平各地区的财政资金保证条件，执行各联邦主体在联邦财政面前的平等原则，并在各地区实行合理的财政政策。与此相适应，俄罗斯开始调整各级财政之间的收支划分，减少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债务，试图消除中央和地区之间在税收及财政关系方面存在的随意性以及“个别问题个别处理”的不正常现象。此后，俄政府2001年8月15日的第584号决议又批准了至2005年的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该纲要的主旨是保证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稳定，明确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和收入权限，对用于各地区的财政援助资金实行新的分配办法，保证地区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性和责任，支持地区的经济发展。俄罗斯在编制2001年联邦预算时，就采用了1999-2001年预算之间关系改革构想提出的对联邦主体财政援助资金的分配方法。
应当指出，直到目前，俄罗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身以及转移支付的核算方法仍是不完善的。相当一部分财政援助资金未经预算批准就进行分配。虽然自1999年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后出现了某些积极的变化，但有专家认为，新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包括：(1)预算调节的范围过大；(2)对联邦主体的同一预算需要多渠道拨款；(3)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上依然存在着“个别问题个别处理”的情况；(4)对地区的财政支持缺乏明确的目的性；(5)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与进行的改革缺乏相互联系等（古谢夫等，2001）。虽然俄政府通过的1999-2001年预算之间关系改革构想试图解决这些矛盾，而且强调不能把财政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来自联邦政府的财政援助，但上述问题和矛盾并未得以消除。不仅如此，由于联邦政府每年都改变提给地方财政的联邦调节税提成定额，因而无法保证划归地方的联邦调节税基础定额的稳定。
三、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完善与发展趋势
《至2005年俄罗斯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指出：“俄罗斯形成的预算之间关系体系，虽然在90年代进行了改革，但仍不符合预算联邦制的基本原则，不符合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该发展纲要指出了俄罗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现行财政关系体系的主要缺陷：(1)由联邦中央政府各类法规严格规定的联邦主体和地方政府的税收预算权限极其有限；(2)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负担过重，联邦中央政府往往让其承担过重的责任和义务，但又不提供相应的拨款来源做保证；(3)对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基本支出部分的集中性规定过于严格；(4)依靠联邦税收提成而形成的地区财政收入比重过高；(5)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过分依赖于每年规定的联邦税收分割比例；(6)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的透明度不够；(7)没有从法律上明确固定拉平预算条件的方法。这些问题导致财政资金的无效使用，加大了各地区间的比例失调，加剧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阿利穆尔扎耶夫等，2001）。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的症结，一是各级政府之间的支出权限缺乏明确划分，这在中央与地区之间以及地区级政府与其下属的地方政府之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二是联邦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使各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继续拉大。三是联邦中央财政与地区财政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四是没有根本解决地区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联邦主体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实际上完全由联邦主体的法规决定并进行调节，联邦中央政府法规的作用反而很小。正是由于以上诸多问题的存在，《至2005年俄罗斯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提出，必须在俄罗斯中期发展总战略目标内，开始新一轮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体系的改革。
实际上，近几年来，俄罗斯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及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许多专家学者主张，在俄罗斯目前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中央政府对税收的集权管理，一切税收立法和规定均由中央政府制定。他们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税收立法和税收管理方面各自完全独立的彻底分税制，并不适合俄罗斯。在税收政策问题上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利目前尚不合时宜。因为：第一，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轨时期，必须将影响经济的杠杆重要集中在联邦中央政府手中。在俄罗斯现实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在税收领域的很大独立性必然会破坏全国范围内经济政策的统一。第二，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尚不善于正确利用为它们提供的独立经济权限。在经济转轨时期，中央政府应循序渐进地使地方政府适应新的经济条件。第三，地方政府试图在税收政策上最大限度地考虑本地的具体特点和特殊性，这样容易使它们为满足地方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第四，从维护俄罗斯国家体制，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也应该限制地方政府的税收独立性。国家必须将足够的财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有这样，联邦中央政府才能握有管理国家经济的主动权。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教训都证明，搞地方分裂一般都首先从要求经济上更大的独立性开始；然后逐渐减少国家财政的提成；接下来便将全部税收纳入自己的地方财政，只把固定款项提成给国家财政；再后来就连这些提成款项也以种种借口缩减并很快被地方政府全部截留。因此，从保护俄罗斯的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在税收领域向地方政府提供较大的权限是不适宜的（莱温，1997）。
诚然，以上只是一家之言或是一部分专家学者有代表性的观点。而据我们对所掌握资料的综合分析，俄罗斯今后对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将以预算联邦制为基础进行，其基本发展趋势和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预算结构，达到财政体制的真正分权化。目前，俄罗斯联邦联合预算税收收入的近一半，以及约60%的非利息支出均集中于地区和地方预算。从这两个数字看，俄罗斯财政体制的分权化程度似乎已经很高。但如上所述，由于地方政府要承担大量不给拨款的“联邦政府委托项目”和其他摊派任务，而地方财政收入除一些地方税费外主要来自于联邦税收提成和财政援助资金，收入的总规模有限，因而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往往出现很大的不平衡。财政体制的分权化程度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因此，重新调整预算结构，真正实现财政体制的分权化，是今后俄罗斯调整和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首要任务之一。俄罗斯有关专家也指出，俄目前实施的预算纲领以及现行预算结构不能保证联邦中央与预算过程的所有参加者利益的结合，不能保证他们相互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因此，应当将改革预算体制的重点集中在预算体制的分权化原则上，以便使地区和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本地区现有的税收潜力（古谢夫等，2001）。
调整预算结构和实现财政体制分权化，“首先要求在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形成能够实现居民地方自治权的这样一种权利、资源和义务分配体制。……必须保证完成国家对居民的义务，并实质性地扩大归地方政权机关管辖的范围。……为此，至2005年的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建议将地方自治划分为两个层次：与地区的区域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大城市和大区一级；更低层次的市镇（马克西莫娃，2001）”。诚然，通过调整预算结构真正扩大地方自治权并实现财政体制的分权化，并不意味着目前就要大大削弱联邦中央财政。恰恰相反，就俄罗斯情况而言，在扩大地方自治权的同时，短期内甚至还可能会增加联邦财政的相对规模。这是因为：一方面，目前由地方财政承担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社会保障支出，可能改由联邦财政承担并进行更有效管理；另一方面，既然地区财政和地方财政承担没有拨款来源做保证的各种义务尤其是“联邦政府委托项目”，是造成各级地方财政收支长期不平衡的重要原因，那么缩减或者是将这类委托项目的财政责任转给联邦中央，会有利于这些项目的优化，但同时也会增加联邦财政支出。当然，从长远看，随着俄罗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和改革的深入，如果保证地方财政独立性和财政责任的机制真正得以建立，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差距缩小，俄联合预算中地方预算所占的比重会不断增加，而联邦预算的比重则会逐渐下降。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第二，完善和改进财政支出权限的划分。多年来，财政支出权限划分上存在的缺陷一直是困扰俄罗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痛点”，因而关于财政支出权限划分问题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鉴于此，《至2005年俄罗斯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规定，应当将“支出权限”这一概念以法律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并在兼顾地区协调一致性、考虑外部效应、地区差别和规模效益等原则的基础上，确定各级财政支出拨款的总方向。俄许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也极力主张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权限。他们认为，一方面要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所谓“共同”支出范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必须详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的支出责任。为此，应当对已经生效的预算法典做相应的修改，包括：不仅要明确划分各财政级次之间的支出责任和范围，而且要保证地方政府独立确定地方性支出的规模、结构和拨款方式的权限（拉夫罗夫等，2001；赫里斯坚科，2000）。
在财政支出权限和责任的划分问题上，俄有关方面以及专家学者达成的另一个基本共识，是今后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使地方财政摆脱没有拨款来源做保证的“联邦政府委托项目”的沉重负担。禁止以任何法律和法规等形式向地方财政摊派超过其权限范围的追加支出。对用于居民社会保障支出的联邦委托项目，可以采取两个方案：一是由联邦财政直接拨款；二是由联邦财政向地方财政提供专项补助金。第二个方案虽然能够调动地方积极性并发挥地方的优势，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容易导致地方财政竭力从中央得到更多的专项补助金，为地方攫取经济利益。实践也证明，第二个方案弊端较多。因此，第一个方案应是今后俄罗斯完善财政支出权限划分的首选。此外，普京在2001年总统预算咨文中还提出，2002年和以后几年俄将继续缩减提供给联邦主体用于实施联邦社会法律的专项财政援助，并免除地方财政承担的对联邦组织和机构的拨款义务。
第三，进一步界定并划分税收权限和收入来源。俄罗斯预算法典虽然确定了地方财政的独立性原则，明确了地方政府在形成收入和实现支出方面的权力，但并没有详细规定地方财政自有收入的具体名目以及自有收入规模和收入来源，从而保证地方财政自有收入达到能够满足最低社会需要的应有水平。更何况，大部分地方财政收入是依靠联邦和联邦主体的财政援助资金以及联邦与地区调节税税收提成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方财政没有属于自己的真实的自有收入来源，就谈不上地方政府在解决地方问题上的任何独立权限。而且，为了能够得到财政援助资金，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按国家政权机关的指令或意图来改变自己解决地方问题的政策。再则，由于税法和预算法每年都要进行修改，导致经常削弱地方财政的收入基础甚至造成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丧失。为克服这些弊端，进一步界定并划分地方财政的税收权限和收入来源势在必行。
其一，根据普京在2001年总统预算咨文中提出的要求，今后必须保证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稳定性，主要保障措施，是将自然人收入税进款、总收入税、自然资源使用费，以及相当一部分利润税收入长期固定给地方财政。而从长远看，地方税费应当成为形成俄罗斯地方财政自有收入来源的基础。鉴于此，应当将那些能够保证地方政府有稳定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收固定给地方财政，这对地方是有重要意义的。与此相关，俄罗斯许多专家学者建议要对税法典以及其他联邦税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便对一系列税费做有利于地方财政的再分配。俄罗斯国家杜马地方自治问题委员会主席莫克雷(2001)建议，将税法典第一部分中列为联邦主体税的企业财产税、不动产税、总收入税，也归入地方税。土地税则应当全部列入地方财政。
其二，放弃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在各财政级次之间分割税收收入的原则，特别是不再将税收划分为自有税、固定税和调节税。所有的税收收入不再以固定税和调节税等形式分割给各级财政。最终达到联邦税收入全部纳邦财政；地方税收入全部归地区财政；地方税收入则完全列入地方财政，并将这些税收权限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同时，在实质性扩大地方政府税收权限的条件下，将来按“一税一预算”的原则划分税收收入，并以此作为划分各级财政收入的终极目标。不仅如此，税收权限和收入来源将以注重稳定性、经济效益、税基的地区机动性、社会公正和财政责任等原则为基础，在各级财政之间进行明确划分。
第四，拉平预算条件。在2001年总统预算咨文中普京指出，应当着手建立有助于在地区实行经济和预算改革的财政机制，继续完善拉平预算条件的方法，并在法律上固定这种方法的基本原则。据分析，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拉平各地区预算条件的主要方法，仍是通过建立财政援助基金的形式，由联邦中央财政向各联邦主体提供财政帮助。只不过是要从各地区的税收潜力出发，采取有利于拉平各地区预算保障条件的新的分配办法。而且，财政援助基金的形成和分配方法，将由联邦法规和国家中期财政计划加以确定。
第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俄罗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法律基础之上，应从法律上确保各地区和地方的自，明确划分它们的税收和支出权限。但实践证明，俄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目前，俄罗斯已经通过的联邦法律包括：《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组织的总原则法》、《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的财政基础法》、《俄罗斯联邦预算法典》和《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等。今后还可能通过一些与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有关的重要联邦法规，如《赋予地方自治机构以国家某些权限的总原则法》、《国家最低社会标准法》等（莫克雷，2001）。
四、结论
1.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是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由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以及财政资金的形成和使用条件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预算联邦制问题以及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划分财政税收权限、划分支出和收入等方面的关系问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如果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不能得以有效界定并不断加以完善，俄地方自治的财政基础也就难以巩固。这是促使俄罗斯为适应变化了的条件而对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2.为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以及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当在税收的划分和财政支出的安排上真正建立起自己的财政权威；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一个有效运行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体系，特别是建立有法律保证的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划分体系。
3.俄罗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与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益、加强财政预算责任和保证地区间的公平与公正。要达到这一目标，最直接的方法是放弃联邦中央对地方财政收支的调节。但由于俄各地区之间的财政保证程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加之受财政管理体制集中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等原因，联邦政府还应当拥有比较广泛的财政权限，包括在拉平预算保证条件并对地方实行的财政税收政策施加影响方面的权限。因此，财政资金的相对集中化与财政权限的分权化原则并重，仍将是俄罗斯今后一个时期调整和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点。
【参考文献】
1阿利穆尔扎耶夫等(2001)：《对预算之间关系的新学说观点与联邦政府的预算政策》，［俄］《俄罗斯经济杂志》第9期。
2伯德等主编(2001)：《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权化：转轨经济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中央编译出版社。
3古谢夫等(2001)：《从地区的立场看预算改革》，［俄］《财政》第8期。
4赫里斯坚科(2000)：《预算间关系改革：新的任务》，［俄］《经济问题》第8期。
5拉夫罗夫等(2001)：《俄罗斯的预算间关系改革：“创建市场的联邦制”》，［俄］《经济问题》第4期。
6莱温(1997)：《从地区角度看税制改革》，［俄］《财政》第12期。
法律援助典型发言材料篇9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2002年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2004年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2005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1年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200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2003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2001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援助典型发言材料篇10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统筹安排，突出重点，普法依法治理进一步加强
1.健全组织机构。今年以来，XX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更名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下设县委政法委。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人大、政府、政协班子主要领导任副组长，19个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依法治县的组织协调和督查落实等工作，形成了健全完善的组织网络，保证了依法治县工作的顺利开展。
2.完善各项制度。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工作，充分发挥成员单位职能作用，县委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了五个专项工作组，并明确了工作职责；制定完善了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建立健全了《XX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述法考评制度》，把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内容，推动实施“德、能、勤、绩、廉、法”六位一体的述职考评体系，形成了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的刚性机制。
3.全面实施“七五”普法规划。制定下发了《XX县2017年依法治县工作年度计划》。同时要求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也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年度计划，细化分解任务，层层靠实责任，确保了依法治县工作有序开展。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以全国12.4法治宣传日为主线，结合3.15等重点节日，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在城乡集中开展法律宣传咨询服务活动，免费发放图书资料、便民联系卡、法律援助指南、法律服务卡等宣传资料200多万（份），发送普法短信27万余条，在县电视台播出宣传标语1120条次，群众法治宣传活动知晓率达到95%以上，掀起了全民学法、懂法、用法、守法的热潮。
4.全力开展“法律八进”活动。深化“法律八进”，为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通过中心组学法、举办法治讲座、法律培训等方式，促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迈进；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以乡村干部为教育重点，不断强化基层领导班子法治观念和群众法律意识；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聘请了37名法治副校长，在中小学校全面推行“法入课堂”，做到了计划、教材、课时、师资、法治副校长五落实；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以暂住人员、流动人员和社区矫正对象为重点，着力增强特殊群体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权意识；开展“法律进单位”活动，以领导干部、专业人员为重点，强化各类行业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培训，要求每人每年摘抄3万字的学法笔记，促进单位人员学法用法；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通过创建“诚信守法企业”、“平安企业”等措施，有效增强了企业负责人及职工的法治观念；开展“法律进宗教场所”活动，司法、民族宗教等部门定期到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活动点，开展对宗教人员、信教群众开展民族宗教政策和反知识教育，提升信教人员法律意识。至目前，共开展宣传活动66场（次），开展知识讲座5场（次）；开展“法律进家庭”活动，以每户1名法律明白人为重点，培育法律明白人，创建平安家庭户。
5.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今年以来，我们制定下发了《XX县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实施意见》，大力推进执法部门普法责任制度化，着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大普法格局。要求以各类执法机关为责任主体，充分发挥各系统、各行业的职能、人才、资源优势，自觉承担普法教育责任。同时，不断创新宣传形式，采取网络宣传、张贴标语、电视专栏、宣传展板等形式，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宣传，积极开展“谁执法，谁普法”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努力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6.扎实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紧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不断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引领全县干部队伍、广大公民学法用法，营造良好全民学法用法氛围。一是理论学习常态化。建立和完善了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县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要求每年度开展法律讲座学习不少于2次，并纳入绩效考核细则。二是学法考试制度化。建立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考试考核机制，实施领导干部任前法律考试和对新提任的领导干部进行廉政法律知识考试，进而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三是主题活动灵活化。结合“两学一做”活动，组织开展党内法规的宣传教育，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意识，筑牢拒变防腐的思想防线。以“法律进机关”为主要渠道，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微博、普法微信等大众传媒延伸领导干部学法触角，动员领导干部参加法庭旁听、法治征文、法治摄影比赛等活动，丰富学法活动形式，提升法治宣传的生动性、艺术性和趣味性。
7.扎实推进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为持续深入推进法治XX建设，以深化普法宣传体系建设为抓手，全力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一是建立了高标准、多功能的法律服务大厅和法治宣传教育中心，对法治宣传教育阵地进一步巩固提升。村和社区则重建立了法治宣传栏、法治图书角等基础设施，使村级阵地成为农民学法的有效载体。二是着眼艺术“熏陶”，突出文化的根本性。将法治宣传教育融入到戏曲、剪纸、草编、农民画、书法中，体现艺术对法治传播的文化魅力，让人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能够在潜移默化间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三是推行“网机一体”，突出媒体的融合性。推行“互联网+法治宣传”新模式，在加强XX司法行政网、XX普法微博的同时，与西部XX网站、新XX报社链接，形成了覆盖全县的法治宣传“一张网”。四是聚焦系列“主题”，突出对象的差别性针对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开展了“法治大讲堂”主题活动；针对青少年“关键时期”，开展了“法护青苗.起航明天”主题活动；针对企业经管人员“关键环节”，开展了“法律服务企业行”主题活动；针对广大农村群众“关键群体”，开展了“法治赶大集”主题活动；针对特殊人群“关键对象”，开展了精准普法活动。
8.不断强化新媒体普法力度。在《新XX》和XX电视台开辟“以案释法”宣传栏目，以全县发生的虐待老人、传播等典型案例为教材，组织政法部门领导、办案人员、律师参与点评，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得到了干部群众好评。把网络宣传作为重要的普法渠道，在县政务信息中心网站开辟法治宣传教育专栏，以继承赡养、医患纠纷、惠农政策落实等为重点，坚持以案释法，既方便群众学习，又普及法律知识，受到了干部群众的好评。
（二）强基固本，规范管理，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夯实
1.人民调解工作。我县始终将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摆上议事日程抓紧抓好，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县共建成人民调解委员会204个，共有调解人员1043人。居民调委会6个，成员30人；行业性人民调委会15个，成员159人。村调解小组1458个，调解信息员1458人。形成了以乡(镇)、村（社区）调委会、组调解小组三级基础调解组织为主体，专业性、行业性、区域性调解组织相结合的多层次、全方位的调解组织网络体系。今年，全县各级调委会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3996起，调处成功3922件，调解成功率为98%，涉及金额1737.27万元，其中疑难案件275起。运用“三调联动”机制调处案件共259件，达到调处纠纷总和的6.5%。诉前司法确认案件56件。“协助各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共调处矛盾纠纷194起，调解成功193起，成功率为99%。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全县人民调解工作，适应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稳定工作的实际需要，充分调动基层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XX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XX县财政局XX县司法局关于印发《XX县人民调解“个案补贴”发放管理实施办法》精神，2017年列入县财政预算并拨付人民调解“补助经费”22万元。上半年落实发放人民调解“个案补贴”86850元，下半年人民调解“个案补贴”工作正在核查落实，尚未结束。
2.社区矫正工作。今年以来，通过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积极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参加各种业务培训、讲座，强化日常专业知识学习，进一步提高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同时加强与其他兄弟县区的联系，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努力拓宽工作思路，探索行之有效的新方法，不断提升我县社区矫正工作水平。一是做好建档工作。对照掌握的资料，逐个核实，做到有人有档，有档有人，核实彻底，并将社区矫正工作流程图、职责制度等上墙明示。在核实的基础上，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原因、犯罪类型、危害程度、悔罪表现、家庭及社会关系等情况分类建档，严格实行一人一档制度。二是做好了监管工作。严格落实周报告、月汇报、季考评的管理制度和请消假等制度。重大敏感时期逐人走访等制度，随时掌握矫正对象的心理和行为动态，确保监管到位，防止脱管漏管。三是加强与法院、公安机关和监狱等单位的工作联系和沟通，对社区矫正对象及时进行人员接管和相关法律文书的交接，真正做到“无缝衔接”、防止脱管漏管失控，防止重新违法犯罪。四是扎实开展集中训诫教育、公益劳动和警示教育活动。今年以来，县司法局对全县社区服刑人员开展集中训诫教育3次。五是适时开展心理辅导和法律讲座。通过深刻的教育，使社区服刑人员进一步增强了在刑意识，从心理、思想到行动上都有了较大转变。六是明确县、乡两级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的任务和职责，工作职责分工明确，确保录入信息的真实有效。自《XX省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平台》运行以来，累计录入社区服刑人员501人，至目前在矫186人，开通手机定位186人，定位率达到100%。七是以“五查看”为手段，强化能动监管。即：一查工作（活动）场所，看是否有重新犯罪风险；二查消费情况，看是否有明显收支不符的现象；三查活动轨迹，看是否有超出监管范围的行为；四查现实表现，看是否有不良行为或违法动向。今年以来，累计警告不服从司法所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62人次；五查社会交往，看是否有交叉感染的倾向，抓好排查分析，明确重点管控环节。八是扎实推进“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工作，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轻刑快办”案件社会调查评估99件，其中办理县人民检察院“轻刑快办”案件社会调查评估99件，被采信96件，采信率97%；办理县人民法院“轻刑快办”案件社会调查评估0件，被采信0件，采信率100%。“轻刑快办”案件调查评估平均用时为2.5天。所办理的99件“轻刑快办”案件社区服刑人员均认罪伏法，无上诉、无脱管、漏管，无重新违法犯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止目前，全县共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755人;累计解除矫正568人，现在册186人（其中缓刑183人，假释2人，暂予监外执行1人），累计重新违法犯罪2名，全年开展集中训诫教育活动3次368人，开展集中公益劳动1次145人，开展审前社会调查评估154件，组织成员单位及社会志愿者开展教育帮扶13人次，基层司法所开展教育训诫活动220场次，开展教育学习和公益劳动226场次。经过全体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社区服刑人员在思想、心理、行为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转化，均能以积极的心态融入社会。
3.安置帮教工作。今年以来，我县在及时充实调整县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基础上，乡（镇）居委会、村、组根据帮教对象也成立了安置帮教小组。目前，共有县级安置帮教组织1个，乡（镇）社管委安置帮教工作办公室11个，在有刑满释放人员的村及企（事）业单位建立帮教小组542个，基本形成了横向贯通、纵向联合的县、乡（镇）、村（居）和村民小组四级安置帮教工作体系。认真贯彻《出狱所人员接送经费补助管理办法（实行）》精神，严格落实出狱所人员“必接必送”制度，下大力气抓好了出狱所人员接送工作。认真贯彻落实《XX省刑满释放人员和社区服刑人员过渡性安置帮教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在全县各企事业单位共安置刑释人员23人，其中自主创业人员8人。核查服刑在教人员信息41条，核查成功40条，核查成功率为98%。录入刑满释放人员信息信息229条，录入率100%。远程会见帮教系统全面建成，远程会见室已完成场地建设和设备调试工作，现已能全面正常运行，为服刑、戒毒人员家庭、社会帮教组织提供“一站式”的便民服务创造了条件。今年止目前，共接收刑满释放人员229人（解除社区矫正178人，监狱释放51人），其中省外监狱释放13人，省内监狱释放38人，组织接回31人，接回率82%。农村籍207人，城镇籍22人。期内帮教人员共542人。共建立帮教小组542个，帮教率达到100%,542名人员均得到了妥善安置。
4.虚拟专门学校工作。2017年，11个乡（镇）集中班、远程班委会共有学员87人，其中：社区服刑人员39人，刑满释放人员27人，社会闲散青少年21人。为加强学员的教育管理，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教育活动。一是以法德教育为主，开展集中教育培训。每月开展一次思想汇报，每季度组织一次法制主题讲座，每年进行一次综合评估鉴定，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人格、品格。采取了从“心理辅导—法律法规教育—预防犯罪—犯罪行为发生—犯罪后果承担”由浅入深的方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一定程度上既增强了学员的法律意识，也强化了社会责任感，对预防和遏制重新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二是利用虚拟专门学校远程教育平台创建了远程班教育矫治QQ群（蓝色港湾）、微信群（心灵驿站）和心理学网络学校交流群开展网络教育，及时掌握外出刑释人员的生活情况、现实行为和心理动态，适时开展心理疏导和教育矫治工作。由法律辅导老师和心理咨询师不定期一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并引导学员进行学习心得交流，营造良好的学法氛围，增强他们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三是开展了警示教育活动。为进一步做好学员的教育矫治工作，强化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组织集中班学员到县看守所开展了集中警示教育活动。实地观看了所内羁押人员的学习、生活情况，并以案为例，告诫学员们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怀感恩之心，珍惜现在的自由，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做合格公民。集中警示教育活动不仅丰富了学员的管理方式，而且让学员认识到了违法乱纪带来的严重后果，让他们更加懂得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提高了社会矫治质量。至目前，87名学员没有发生违法犯罪案件。
5.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室建设稳步推进。今年新建司法行政工作室38个，至目前，全县共建立司法行政工作室178个，达到村委会（社区）建制数的100%。各工作室均达到了“四统一”（统一标识、统一程序、统一制度、统一文书）、“四落实”（落实组织、落实场所、落实工作、落实制度）同时，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对已建立的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1个公共法律服务站，172个村和6个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点进一步巩固完善建设成果，有力地提升了公共法律服务向城市社区、农村基层延伸的统筹城乡、整体推进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新形象。
6.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今年以来，我们在原有规范化司法所的基础上，重点打造精品司法所2个（三堡司法所、丰乐司法所）。专门拨付资金5.2万元用于软硬件的配备。建立健全了司法所各项制度，做到了工作职责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工作管理有序。同时，进一步落实省政法委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司法所建设的意见》，上报县委县政府专题请示，实现司法所机构单设、编制单列、职能强化、管理规范、人员充实、保障有力的建设目标。
（三）服务为民、成效明显，法律服务进一步规范
1.法律援助全面覆盖。今年以来，为让分散在各地的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在全县各乡（镇）及社区设立了21个法律援助工作站，确立了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人员42人，其中专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21人；在县机关相关部门设立6个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人员12人；建立了村级法律援助联系点84个，制订了联络员制度。全县至今已形成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核心，以镇司法所、部分机关部门、社会团体为工作站和村、社区为联系点的县、乡（镇）、村三级法律援助网络，使每个法律援助需求者在正常状况下，半小时之内可以快速找到一家法律援助工作机构提出申请或求助，形成了“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援助中心充分发挥“12348”法律服务热线的优势，并在司法局网上开通网上申请，对来电咨询和网上咨询的受援人，全部进行耐心细致解答。对咨询中提出申请法律援助请求的，只要符合相关条例规定，便引导其办理手续，可优先受理和指定，安排法律服务工作者尽快给予调解处理或诉讼，需要相关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做到全力、及时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全年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08件，其中刑事案件13件，民事诉讼案件290件，非诉讼案件5件；在受理的案件中，其中“12348”热线申请5件，网上申请11件，一卡通申请9件，指定辩护14件；共接待咨询当事人252人次，其中电话咨询59人次，网上咨询24人次，代书95件，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32万元。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8场次，发放宣传资料15000份，现场接待咨询105人次。
2.律师服务领域有效拓展。继续深化“律师法律服务直通车”活动，172个行政村和6个（社区）结队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开展法律服务活动。帮助修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开展法律援助；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普法宣传教育等引导村民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解决诉求。今年以来，XX峰和律师事务所、德言盛律师所共承办各类案件1909件。法律文书695件，法律咨询856人（次）件。
3.公证业务发展迅速。公证处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以法制宣传月、宣传日为契机，采取设置咨询台、广播、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灵活、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广泛宣传公证法律知识，提高公众的公证法律意识。主动介入教育、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文化体育、创新创业、残疾人特殊服务等各个领域，以社会公信力扩大公证服务的社会影响力和知晓度，有效地促进了公证业务量的持续增长。全年共办理各类公证850件，为服务“三县建设”和促进全县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
4.基层法律服务发展良好。今年以来，我县按照办案数量、质量、效益同步发展的工作要求，不断强化队伍自身建设，健全完善各项工作制度，认真履行法律服务职能。认真贯彻落实“双联法律服务直通车”、“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活动精神，充分发挥基层法律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满足基层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更好地为“精准扶贫”和“法治XX”建设提供法律服务。我县9名法律服务工作者分别在13个行政村开展工作，至目前共开展法律服务活动152场次。为县域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农村土地承包与流转、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销售等事务提供法律服务；积极为农村土地征用、城乡房屋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法律帮助；主动参与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涉法涉诉工作，参与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法律咨询服务工作，努力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在乡村、社区开设法制宣传，举办法律讲座，宣传介绍法律常识，开展以案释法活动，促进基层学法用法守法。今年止11月底共办理法律服务案件419件，其中：办理诉讼案件113件，办理非诉讼案件102件，办理援助案件95件，主持调解纠纷109件，开展各类咨询服务活动128多场次，很好地发挥了法律服务群众的积极作用。
（四）增进效能、提升素质，司法行政队伍进一步加强
1.政治理论常抓不懈。坚持业务学习和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始终把抓好学习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做到“学习计划、学习内容、学习时间”三落实，组织大家主要学习了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国际国内形势方面的常识和法律法规、中央、省、市、县政法工作会议和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用理论武装干部队伍的头脑，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得以正确贯彻实施。在全系统开展了争做遵纪守法守规的模范活动，增强干部的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持坚强政治定力，保持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两学一做持续深化。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化拓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局机关出台了《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方案》、“两学一做”学习计划和安排表，要求广大党员按照“四讲四有”(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标准，做到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要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把查找解决问题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规定要求，以真查实改的实际行动体现学习教育实效。
3.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加强。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深入推进领导干部“三述”工作。按照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市委“八项要求”和县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精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教育每个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各项制度，努力养成良好习惯。我局把加强党风廉政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促使反腐败的关口前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活动。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加强廉洁从政教育，筑牢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一是突出主题教育。扎实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活动，确保司法行政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确保司法行政机关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二是深化警示教育。组织干警观看警示教育片，使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腐败所带来的危害和影响，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三是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教育。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找准自己的风险点，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进一步增强了干部职工反腐倡廉的自觉性，提高了廉洁从政、执政为民的意识，筑牢了党员干部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开展了讲廉政党课活动。围绕《公务员处分条例》、《律师法》、《公证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等课题，采取领导辅导发言，每个支部成员带头讲廉政党课；五是制定廉规。建廉政文化阵地、定规章制度、办宣传专栏。基层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根据办公场所还实行了廉政文化“三上”，即：“上墙”：在办公场所悬挂反腐倡廉图片、书画、漫画作品和廉政格言警句牌匾以及执业职责、规章制度等；“上桌”：在办公桌摆放廉政警示牌；“上网”：利用局域网建立廉政网页或廉政屏保；六是建廉园。举办了征文、演讲、廉政书画展等活动，将崇廉、尚廉、颂廉为主题内容的资料汇集制作成廉政文化园地。七是典型导廉。邀请勤廉先进个人作勤廉专题报告，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和激励作用，教育大家将勤廉意识转化为对工作的实际行动；八是过廉节。每逢重大节假日都为干部职工和所属人员发廉政短信等提醒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过好“廉关”。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形成了一个既有文化品味，又有廉政特色的整体。九是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真贯彻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责任查究制度，执行党风廉洁建设责任制，落实“一岗双责”，层层签订了责任书，明确了工作职责，切实营造了廉洁勤政的良好氛围。
4.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果。今年以来，局班子切实把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断完善创新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运行机制，确保了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全面落实。一是紧紧围绕《目标管理责任书》，依据宣传思想工作要点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点，研究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使我局政治和精神文明工作更加切合实际和工作特点。二是加强组织领导，将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纳入本局目标责任书，与业务工作同检查、同考核。使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与目标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有效性不断增强。三是做到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与业务工作有机结合。以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业务工作，以业务工作的成果体现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改进了工作作风，推进了司法行政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三是突出行业特色，深入开展文明行业创建活动。以“规范拓展法律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主题，整合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律师事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等法律服务资源，建设XX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确定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司法所等单位为创建文明行业示范点，做到以点带面，不断推动本单位在优化服务、发挥示范作用等方面，提升层次，扩大影响，促进了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四是突出司法特点，创优工作环境。对办公大楼内部形象进行整体布局设计，将司法行政标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言警句、书法字画等挂上办公室、会议室的墙上，营造浓郁的法治文化氛围。五是深入开展各项文体活动。为丰富干部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局机关购置了大量中外名著、法律类书籍，设置专门的图书阅览室，供干干部职职学习，丰富各方面的知识。机关后院建成为羽毛球和排球场地，局二楼设乒乓球、健身室等文体活动场所，鼓励干部职工在业余时间积极参与业务学习、文艺活动、体育锻练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局党组不定期组织干部职工开展羽毛球、乒乓球、象棋等竞赛活动。通过开展各种文体娱乐活动，既丰富了干部职工业余活动，又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和团结，实现了双丰收。六是深入开展道德讲堂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良好的单位文明风尚，我局按照县文明办“道德讲堂”部署要求，结合我单位实际，在局机关四楼开设“道德讲堂”，组织机关全体工作人员每年开展道德讲堂活动，不断提升我局干部职工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文明程度。七是深入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为弘扬志愿精神，推进志愿服务事业大发展，组织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村组、社区送温暖、送法律、献爱心，集中开展“法律进乡村、进社区、进家族”法律咨询志愿服务活动，为老弱病残、留守儿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八是深入开展传统文化活动。我局充分发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在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建设中的载体作用，在清明节，组织全系统干部职赴烈士陵园开展缅怀祭扫活动和开展节日民俗活动，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在慎怀追远、缅怀先辈的情怀中认知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增进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在端午节，组织开展法律知识、节日民俗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主题文化活动，中秋节引导干部职工重视家庭成员间的互爱、互敬、互谅，重阳节教育干部职工敬老爱老，在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中，提高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