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篇1
一、引言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拉动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收益率低等特点，加之固定资产具有巨额沉淀特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非常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随着投融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触及社会最深层次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演化博弈理论是演化生物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生物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最终的博弈均衡。历史、制度和经济等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选择产生影响。Smith和price1973年在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eSS）的概念，标志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体制内的群体抵抗体制外群体侵入的一种复制动态过程，对不同群体演化博弈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调整相应的应对策略，最终实现制度动态合理发展。因此，演化博弈适用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决策分析过程。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存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投融资群体，这两种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受到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是制度内外各相关群体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揭示制度变迁影响因素并寻求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路径。本文正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动态演化的过程，试图分析影响投融资制度变迁、稳定的因素，找出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1994年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教文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1］。
学者们围绕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环境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的必要性；20世纪40年代，基础设施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2］。学者们发现政治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具有重要影响。如evans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及其引致投资是最容易度量的“政绩”之一，有话语权的官员基于仕途发展的考虑，很容易进行政治性诱致的基础设施建设［3］；Rauch发现文官制度的改革、政府任期时间的延长会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具有内生扩张倾向［4］；Randolph指出较完善的政治制度会增加私人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能性［5］；Henisz认为政治环境和政府组织的差异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治环境是解释国家间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重要因素［6］；Gwartney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经济制度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7］；张军等人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政府竞相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具有激励作用［8］；Banerjee和Sudeshna提出地方分权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且地方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进各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9］。
学者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有学者采用相关性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如aschauer通过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10］；Shioji、esfahani和Ramirez、范九利与白暴力、郭庆旺与贾俊雪等学者均采用类似方法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1114］。也有学者采用因果关系方法（主要是联立方程法、向量自回归、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关系，如Demetriades和mamuneas、Calderón和Servén等学者［1516］。还有学者采用贡献度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Romp和DeHaan、刘生龙和胡鞍钢等学者［1718］。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学者们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融资进行实证分析，而较少从理论上研究，这也使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政治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这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演化博弈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变化过程的影响，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的决定因素。
三、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基础上：（1）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中存在两个群体，分别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2）两个群体都为理性的“经济人”，它们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来决定其行为；（3）两个群体分别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4）假设群体主要受政府管制影响，忽略其他因素影响；（5）为便于分析，政府的管制程度采用税率表示，税率越高则管制程度越高，反之越低①。
【①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中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经营。但“非公36条”主要是通过准入标准降低和优惠扶持政策来体现出放松管制，这使得博弈过程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难以得到有效衡量。税率作为最直接的管制政策，可以用来体现管制程度，即用来表征政府管制从紧到松的政策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以税率作为管制程度变化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动态重复博弈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共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a）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经营，（B）国有资本投资市场化运营，（C）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市场经营，（D）社会资本投资市场化经营。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是政府直接投资政府运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逐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如图1所示。
由于制度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化进程限制、政府角色错位等原因，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成为垄断竞争市场。在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博弈的双方地位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等、政策待遇不对等等方面，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处于一种不对称博弈状态，两个群体中的个体随机配对进行博弈，双方主要通过对博弈事件概率判断和策略选择来进行博弈。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国有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x，不合作的概率为1－x，社会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y，不合作的概率为1－y。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支付为u，其方程为u（C，R）＝x′ix＝μi（Ci，Ri）－μ0（C，R），其中μ0，μi分别为投融资制度变迁前后的收益，C为投融资制度变迁成本，R为变迁个体产生的增值利润。当μ＞0，此时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旧制度收益，即个体选择策略增长率为正，反之为负；当μ＝0时，投融资制度成本就等于投融资制度变迁收益，则制度变迁过程必然处在均衡状态，即渐进演化中的均衡状态。博弈双方的支付如表1所示。
五、结论
本文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博弈主体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过程，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演化有着决定性作用。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过程中，博弈双方的行为取决于博弈主体自身的收益，同时管制政策对博弈双方行为有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管制程度下，博弈双方会采用不同的对策，这会影响学习方向和演化速度，进而加速投融资制度的变迁和稳定演化。在内部原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政府的管制水平，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和稳定是政府管制政策的重要研究方向。
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方向，这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和演化历史中体现得尤为突础。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1）由于基础设施的固有特征和政府管制的作用，政府制定管制政策时，必须根据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现状和现实社会的需求，树立引导基础设施制度科学而合理演化的观念；（2）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的两种重要力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引导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并最终达到均衡状态；（3）在政府管制政策中，税收仅仅是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博弈双方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还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手段，如行政许可、特许经营等方式，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使其向政府和社会预期的目标演化。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34136．
［2］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王辰．基础产业融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史普博FD．管制与市场［m］．余晖，何帆，钱家骏，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6］彭秀丽，陈柏福．矿业集群演化与区域协同发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499．
［7］weibullJ．evolutionarygametheory［m］．Cambridge，mass：mitpress，1995．［8］Samuelson．evolutionarygamesandequilibriumselection［m］．Cambridge，mass：mitpress，1997．
［9］FriedmanD．evolutionarygameineconomy［J］．econometrica，1991，59：637666．
［10］aokim．organizationalconventionsandthegainsfromdiversity：anevolutiongameapproach［J］．industrialandCorporateChange，1998，7：399432．
［11］etsuroS．publiccapitalandeconomicgrowth：aconvergenceapproach［J］．JournalofeconomicGrowth，2001，6：205227．
［12］esfahaniHS，Ramirezmt．institutions，infrastructure，andeconomicgrowth［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3，4：443477．
［13］范九利，白暴力，潘泉．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J］．上海经济研究，2004（1）：3643．
［14］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6（7）：2940．
［15］Demetriadespo，mamuneastp．intertemporaloutputandemploymenteffectsofpublicinfrastructurecapital：evidencefrom12oeCDeconomies［J］．theeconomicJournal，2000，7：687712．
［16］CalderónC，ServénL．theeffectsof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ongrowthandincomedistribution［R］．BankpolicyRe
searchworkingpaper，2004．
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篇2
【论文摘要】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只有以发展中的宪法经济制度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使宪法经济制度保持活力。
一、前言
从哲学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要及时进行变革。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更要如实反映经济发展状况，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否则便不能发挥宪法的规范、约束、保障和导向作用。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经济制度是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宪法都对经济制度加以规定，把它作为其宪法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宪法学对经济制度研究的现状却不大令人满意。一般宪法理论大都围绕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等展开，认为宪法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己任。至于宪法经济制度条款在实际中的运行状况如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以及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事实上，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基础制度，之所以被各国纳入宪法体系中并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说明它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
二、宪法经济制度的内涵
关于宪法经济制度的概念，国内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它们所构成的经济成分，是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与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法学上所说的经济制度是指“国家确认并保护的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原则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直接调整经济基础的社会规范是经济制度，而被规定在宪法中的经济制度即宪法经济制度。宪法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起调整作用”。
对于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从宪法学角度对经济制度的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表述，既强调了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又强调了经济制度的主观成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所调整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与国家经济发展有重大关系的经济关系、经济原则，是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应作为概念的必备因素，没有它们，概念就缺乏其主观成分，不能显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作用。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第三种观点主要强调了宪法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忽视了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经济学中所描述的经济制度属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宪法学所述的经济制度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了制宪者或修宪者对不同经济关系所持的态度。经济制度一旦表现为宪法规范或法律规范，便进入上层建筑体系之中。宪法学所研究的经济制度正是作为上层建筑体系中制度范畴之一的经济制度，而不是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
笔者认为，所谓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及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社会主义宪法中的经济制度既要反映客观经济基础，又要体现人们的意志因素，是主客观的统一，它不是现实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现。这样定义既说明经济制度是个法定的、历史的概念，同时又说明经济制度包含客观的和主观的成分，即生产关系、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至于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由于政策的变化很大，不宜用宪法来规范，否则会影响宪法的稳定性，以至权威性。
三、我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变迁
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中宪法变革的历史轨迹，可知经济制度的每次重大突破都需要宪法作出相应的变革，从而推动了宪法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要求生产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此循环互动。
宪法与其相依赖的经济基础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为宪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宪法对经济制度的确定与实现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宪法以其根本法的地位，通过规定国家的经济制度，确定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宪法通过制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完善宪法的内容与结构。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求生产关系相应地变化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要求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发生相应变化，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在宪法中确立和巩固下来。
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等宪法制度的变革。我国宪法是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制定和修改的，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产生的新成果、新经验的总结。其中，有关经济制度内容的变化，既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人民对国情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四、结语
我国宪法经济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后，将使我国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更加健全和完善，各种经济政策将更加灵活，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都能大显身手，宪法的结构也将更加合理，宪法的权威也能得到更好的维护。但是，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只有以发展中的宪法经济制度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使宪法经济制度保持活力。
参考文献
［1］吴越.经济宪法学导论——转型中国经济权利与权力之博弈.法律出版社，2007.
[2]桂宇石.中国宪法经济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篇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升，但区域经济却呈现出非均衡式发展，地区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分别是西部地区的1.86倍和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则分别扩大到2.60倍和2.14倍。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变为2008年的61.84%、25.22%和12.93%，说明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在不断增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在逐渐减弱。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优势互补的结果，但不平衡若达到一定的限度，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了。因此，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寻找平衡发展的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已有研究多是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而对制度因素的分析存在不足。事实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不仅与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关，而且与制度差异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否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在保持东部地区增长的同时，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以减少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冲击？这些都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基本停留在技术知识、劳动和资本的层面上，即使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制度与个人偏好也是作为外生因素来处理。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因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从而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许多学者就制度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进行了研究。Grei（f1994）通过回顾地中海地区论文马格里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历史，分析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Scully（1988）利用115个国家1960~1980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政治开放、法律健全、具有明晰产权以及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为2.73%，而制度因素较差国家的增长率仅为0.91%。张光南和李军（2008）利用英属和葡萄牙属殖民地41个国家1970~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制度和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制度质量影响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和政府规模，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差异。
对于制度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林毅夫（1994）指出，制度变革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刘元春（2003）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步入递减区域，简单的“非国有化”有弱化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杨友才（2008）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基本要素命题出发，将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使经济中存在正的均衡点，能够提高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从而可以解释后发优势现象；而不好的制度会使经济系统无法肯定地得到正的均衡点，导致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从而可以解释富裕国家变穷的现象。
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制度层面进行的研究并不多。高萍和孙群力（2006）认为，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是非均质的，在渐进式制度变迁方式下，不仅存在制度转型进程的区际差异，而且存在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区际差异。陆铭和陈钊（2006）利用地区间面板数据分析了商品市场分割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实证方面证明了地方保护对地区增长的作用。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中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2~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差异，以期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一）制度变量选择与基本假设
1．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govin）。一般而言，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经济发展。DeLong和Shleife（r1993）指出，一国政府的权力越有限，经济活动者所遵守的规则越透明，就越能促进经济发展。但他们认为，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这种完全市场经济下的假设可能并不适合于中国。此外，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晋升动机，为了搞好政绩，迫切想要采取政府干预手段，以确保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借鉴靳涛（2007）等的处理方法，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其数值越大，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1。
H1：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
2．产权制度（gpra和pa）。north（1994）指出，能够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产权制度决定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和努力程度。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与产权制度不明确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鉴于国有经济的强大地位，产权改革是从非国有经济这种体制外的方式进行的，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既代表了产权制度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改革进程。高萍和孙群力（2006）认为，产权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产权结构由国有经济为主向多种所有制结构转变，私有产权的引进，也释放出大量的经济增长潜力，隐含着经济增长效应。借鉴李富强等（2008）的方法，本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近似地表示产权制度的变迁，该指标数值越小，说明私有产权制度越健全。
除产权私有化外，产权保护程度也是有效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不显著。刘勇等（2008）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本文用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批准数表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该指标也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其数值越大，说明产权保护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21、H22。H21：私有产权越发达，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H22：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3．市场化程度（mar）。市场化程度反映了一国经济受市场调节的程度，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重要指标。汪锋等（2005）认为，以市场化进程为标志的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市场化不断推进的结果，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无法回避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对于市场化程度的度量方法有很多，而且不统一。罗幼喜等（2005）指出，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是政府用非市场方式支配资源的主要渠道，财政收入比重越低，市场能够直接支配的程度就越高，所以其可以用GDp减当年国家财政收入后占当年GDp的份额来表示。本文拟采用该指标近似地表示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其数值越大，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3。H3：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4．教育和科研制度（kj）。国家的总体教育制度虽然并无差别，但各省的实际教育投入差别很大，由此造成教育制度在实际执行上的地区差异很大。除教育投入之外，各地的科研投入也不一样。教育与科研制度不同，它直接影响地区人力资源的质量。依照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本文拟从教育和科研投入方面考察不同的教育和科研制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指标用各地教育和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表示，其数值越大，说明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4。
H4：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5．对外开放度（op）。市场开放度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依赖外部市场的程度。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的研究表明，出口开放度显著地影响了1970~2000年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Kanbur和Zhang（2005）也指出，中国沿海省区除了在国际贸易上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外，对外开放程度也是导致改革开放后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本文用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各地区经济开放度，其数值越大，说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5。
H5：对外开放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6．工业化水平（indu）。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起点不一致，工业化水平发展也极不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地经济的发展。高萍和孙群力（2008）从工业化水平的不同方面，考察了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拟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其数值越大，说明工业化水平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6。H6：工业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人均GDp（Y）作为被解释变量，借鉴Rodrik（2002）、涂红（2006）的方法，在回归方程中省去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因素，直接利用制度因素建立如下基本经济增长模型：LYit=a+B1govinit+B2Lpait+B3gprait+B4marit+B5kjit+B6openit+B7induit+uit
其中，a是各个地区的固定效应，u是用于解释模型中变量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的随机干扰项，B是各变量的系数，下标i表示相应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t表示相应的年份。本文的增长模型没有包括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源于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固然重要，但其作用是在相关制度环境下发挥出来的。本文的一些制度变量已经隐含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于该假设是否成立，本文将利用检验结果的拟合度予以说明。在模型中，除了百分比数据不采用对数外，其他数据均采用对数形式，回归系数分别为半弹性和弹性系数。
在样本选择中，由于重庆市和四川省1995之前的数据不易分割，我们在进行全样本分析时剔除了这些数据。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严重，也从样本中剔除。由于经济体制的差别，我们的分析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本文最终选择的样本为中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2~2008年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本文只取到1999~2001、2007年和2008年国有及其控股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数据；科研制度数据在1995年以前只包含科教文卫财政支出，所以只能取1995~2008年的数据，其中，1997年及以前数据为教育经费加科技三项费，1998年及以后数据为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费用。为了检验地区经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在整体样本分析中，本文分别用三个哑元变量（东部为poli1，中部为poli2，西部为poli3）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割出来，是相应地区的赋值为1，非相应地区的赋值为0；在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进行分析时，分别以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年份为起点，并赋值为1，其他年份赋值为0，以分析国家地区发展政策的效应。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四、结果分析
本文对28个地区的总体数据和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数据的所有回归模型分别进行了Hausman检验和冗余检验，结果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所给出的都是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考虑到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在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被解释变量和各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解释变量的符号。
（一）总体分析
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本文对所有制度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包括私有化变量时，调整后的R2为0.98，不包括私有化变量时，调整后的R2为0.94。该结果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制度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同时也证明了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制度变量可能包含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本文在分析时将基本模型分为三个，并在这三个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哑元变量，以进一步分析区位因素的影响。表1为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注：（1）表中各变量系数下面的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2）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12个省市；（3）模型1′、模型1″、模型2′和模型2″由于存在哑元变量，分析时采用的是一般回归分析方法。（1）模型1和模型3的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govin）越高，越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这与Barro（1991）的分析结果正好相反，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为什么政府不是从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出，而是加强了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这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下，地方官员为了晋升的需要，有足够的动力采取政府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构成了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来源（周黎安等，2005）。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经济取向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经济增长在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充分理由。
（2）模型1至模型3的结果表明，产权保护程度（lpa）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影响，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多年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较淡薄以及知识产权的转化率较低。
（3）模型3中gpra的符号为负且显著，并且加入该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力明显增强，调整后的R2达到0.96。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国有经济的逐渐退出、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是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4）模型1的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mar）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是分不开的。
（5）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表明，对外开放程度（o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该模型采用了东、中、西部各省的数据进行分析，而各省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一致，从而稀释了该系数。
（6）工业化程度（indu）的系数显著且较大，说明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强。从实际情况看，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拉动作用。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
（7）在基本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加入区位变量，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开，如表1的模型1′、模型1″、模型2′和模型2″所示。这几个模型的分析结果都表明，东部地区poli1系数为正且显著，而中部和西部地区poli2和poli3系数为负且显著，并且西部地区省份与东部地区相比，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不利。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沿海省份特有的优惠政策是其优先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沿海省份的区位优势。Démurger等（2002）在分析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时也强调指出，中央的优惠政策是形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存在政策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仍处于“资源诅咒”的困境。中部地区无论是在政策还是地理位置方面，都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
（二）东、中、西部地区比较分析
表1的模型分析结果初步证实了本文的基本假设。为了进一步分析制度因素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本文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三个地区的基本模型，模型1′和模型2′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政策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gpra）数据较少，我们在分析时去掉了该变量，这可能会影响模型的拟合度，但不会影响其他制度因素的分析结果。
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我们就制度因素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1）制度因素对东部的解释度最大，调整后的R2接近0.90，其次是中部地区，调整后的R2在0.87左右，而西部地区最小，调整后的R2仅为0.8左右。如果把所有制度因素都包含进去，东、中、西部地区的R2分别为94%、91%和85%。制度因素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解释度与地理上西高东低的地势恰好相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与市场相关的各项制度比较完善，而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其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带动，中部地区则呈现出比东部地区弱但比西部地区强的特征。
（2）政府干预程度（govin）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明显，表现为对中、东部地区的影响较大，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
（3）与总体分析结果一样，知识产权保护程度（Lpa）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较小，但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4）市场化程度（mar）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
（5）教育和科研制度（kj）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6）对外开放程度（op）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7）工业化程度（indu）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8）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彰显，但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虽然显著，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实施年份太短，或者是政策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
通过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进行分析可知，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因素对东部地区的影响都较大，东部地区明显具有制度优势；虽然某些制度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较大，但综合而言，中部地区的制度优势远不如东部地区；各项制度因素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利。该结论也表明，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因素也是导致地区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要使地区经济向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必须适当调整相应的制度政策。
五、政策建议
其一，由于产权制度至关重要，各地区应继续鼓励和保障私有产权，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其二，就东部地区而言，虽然其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但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各项制度措施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广泛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目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经济增长若还依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其弊端在不远的将来会完全暴露出来，那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可能难以校正。因此，在国家地区发展政策逐渐向中、西部倾斜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政府应审时度势，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中适时适事而退，政府的主要工作应放在保护私有产权、增加教育科研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提高居民医疗保险水平等方面。其三，就中部地区而言，各项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释放力，一旦各项制度优势并力齐发，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目前，中部地区应抓住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机遇，除继续实行必要的政策干预外，重点要保护私有产权制度，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同时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加快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篇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自19世纪70年代兴起后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正统经济学日益丧失解释力。造成这种脱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缺陷，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一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随机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使得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学科。凯恩斯主义革命引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思想，然而其后的新古典综合派通过形式化处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却丢弃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等革命性的思想。并且，新古典综合的这种理论范式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得以保持与巩固，使得整个经济理论的根基并未有根本性的触动。（注：参阅贝尔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漫谈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20世纪初，凡勃仑的制度分析曾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凡勃仑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光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学派，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也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
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非主流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及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new-institutionaleCconomics”。为了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之为后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也有学者提出新的分法，即根据其理论关联，将前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之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参阅张林《两种新制度经济学：语义区分与理论渊源》，《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称谓已为大多数人所习惯，本文仍采用前一种分法，将这两支制度学派分别称为“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后制度经济学派较多地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传统。这一学派中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受过主流经济学的熏陶，但随着深入接触大量现实，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产生不满，从而转向制度主义分析。最典型的是缪尔达尔，根据其学术信仰由新古典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有“老缪尔达尔”和“新缪尔达尔”之分。他们认为，正统经济学狭隘的方法论使得经济学变成了供经济学家玩乐的枯燥无味的游戏；毫不客气地批评正统经济学“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断定它是失败的，并且“在方法论的门堂的台阶上，这种失败就已经开始了”(may,Sellers,1988)。
新制度经济学则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支，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联系相对较少。新制度经济学同样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且长期被新古典主义忽视的现实，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这些现实前提的经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尖锐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一堆工具，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更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讲中对新古典主义作了这样的评价：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把那只“看不见的手”模型化，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科斯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三种形态的制度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批判，都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对制度的剖析出发，建立自己的学说，但研究制度的视角和方法又各不相同，各有理论特色，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其中，早期制度学派和后制度学派理论存在较多的理论传承性，而新制度经济学和前两者的差异较大，本文将先对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再比较前两者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
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后制度经济学派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理论传承关系，理论上共同的特征较为突出。可以将两者共同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文化与整体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认为社会是以制度、习惯、态度和价值观组成的动态的有机复合体，因而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在制度分析中，着重考察家庭、国家、法律、文化、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发展到后制度经济学以后，其核心依然是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通过分析制度，并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处理，从而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政策性建议。加尔布雷斯明确地表达了其整体主义的观点：“经济学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注：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3，第3页.）
(2)过程与演化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从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待制度整体。早期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凡勃仑最早提出了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制度学派。这一思想后来又为后制度学派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无论早期制度经济学或后制度经济学派都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演化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演变的制度理念中，不存在事物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状态之分，一切都被认为是自然发生的，不存在什么“干扰因素”，出现任何结果都是以往的原因次序展开的结果，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理解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被技术、人口增长和社会变化所主宰的世界里，社会进步的方向不是向任何最终的或者是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文化安排的方向发展。这种信念强调，虽然个人行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以目的论方式展开的过程，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有效率的和最优的结果。
(3)更为注重权力而不是价格。在经济系统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者并不否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的普遍而又重要的作用，但不认为价格是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因素。他们认为，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他们指出单纯寻求稳定均衡的技术条件与最优化，会模糊经济的基本权力与选择方面的特征。在现实世界，应当关注的不是如何从机会集之中进行选择，而是关注机会集是如何形成的。就是说，均衡与最优化问题只有在制度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通过制度调整才能得到解决。
(4)实用主义取向。实用主义是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共同哲学基础，两者的制度理论中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即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对制度进行有目的的介入，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改变社会制度。凡勃仑将制度定义为一种流行的思维习惯，而习惯是滞后的，技术则是前向的。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人的介入提供了逻辑前提。从而，尽管凡勃仑并投有直接表明对制度进行理性设计的观点，但由其二分法方法论为人类对制度的理性干预提供了逻辑基础。后制度经济学的实用主义色彩应该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为浓厚一些。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我们将在后面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区别中更多地述及这一问题。
(5)集体主义方法论。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者并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们将经济系统看作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
(6)超越“效率”观点，关注人类价值。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理论都关注超越市场价格的价值概念，对所谓全人类更高利益的社会规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价值是一种由个人或制度作出的判断。价值在这里回答的是规范研究中“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应用所选定的规范或标准来确定某类行为或客观状态是否是理想的。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才是有利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不是效率标准，而是“社会价值”理论：制度的调整要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他们还认为真正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满足人类高质量的生活”，即经济价值只是各种社会价值的一种，还应考虑除此以外的社会价值，加尔布雷思称为“文化的价值”。价值判断标准是制度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本质差别，双方在这一争论中是不能指望能有什么妥协的。
后制度经济学并不只是对早期制度学派思想的重复，而是有自己的特色与发展。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均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这是他们存在一些理论共同性的思想根源。差异在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较早期的实用主义；而后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都深受进化论、历史学派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可见到深刻的演进观、整体主义的特征。但是对前者，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德国、英国新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心理因素决定论。而后者已经明显地采用演进观、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人类学等方法论，对经济行为和制度进行结构的、历史的和社会文化的分析，甚至包括阶级分析。
(2)后制度经济学具有更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取向。后制度经济学主要继承了康芒斯的思想传统。强调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更明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以及切实广泛的政策主张都是后制度经济学的特点。后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多与公共目标、公共政策相关，如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丹尼尔•布罗姆利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等。前者强调要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后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单纯以“效率”为制度批判标准的非效率性，指出所谓的“效率”只是在特定制度结构下的循环论证，制度应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人类目标。他们的政策主张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脉搏”，可以说，这些政策主张是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华部分之一。
(3)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关系。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偏好、制度等参数给定的基础上，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和以均衡分析为主要模式。早期制度经济学对这种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建立了一套各方面都与新古典主义迥异的制度分析体系，与新古典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制度经济学虽然同样对新古典的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了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强调通过政府政策、制度变革来调节经济、实现社会目标，但后制度经济学并未完全否定新古典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后制度经济学仍运用了新古典的部分分析工具来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公共政策理论，客观上形成了对新古典市场理论的补充，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衔接。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渊源。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灵感和基础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早期研究所有权与法律的经济学。例如康芒斯提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利，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相联系的；并指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可以看出，康芒斯的观点在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基本得以保留。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派无论承认与否，其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体系存在某种理论联系是可以肯定的。但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经济现实的认识以及分析方法存在本质差别，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
（一）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法：二分法与交易成本法
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经济与制度，认为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早期制度经济学就是从制度与技术、仪式与工具的二分法来看待、解释经济的发展的。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工具，人类的建设性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的特征是静态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凡勃仑将制度视为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矛盾。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
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制度是保守的。社会发展过程敢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当制度结构中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则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凡勃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既得利益者不断强化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规范，操纵制度对技术变化的反应，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
对制度运行的成本的考察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交易费用的提出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市场交易瞬间完成以及交易费用为零的状况，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企业存在的原因、不同的公司组织形式和契约形式的变化等现实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论题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产权结构就对生产绩效产生影响。从科斯开始的产权分析的主旨，就在于从理论上解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所导致的组织规模的决定、市场与科层的选择，以及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变迁的内在机理。
所以，如果说在传统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是一个演化着的制度整体的话，那么新制度经济学着重的则是在交易费用基础上的不同制度形态的绩效与选择。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了不同制度形态的存在，多种形态的制度的存在正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努力所导致的结果。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不同的产权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效率，而对效率的追求会使得当事人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制度，从而会存在不同的制度形式。诺斯又将其更简洁地归纳为：制度是重要的。正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分析范式，使经济分析深入到具体的生产的制度结构，使得对制度选择、制度绩效的研究和比较成为可能。
（二）人的行为的决定：文化的视角与成本的视角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视角上的分野，同样也反映在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方面。凡勃仑对新古典主义以理性涵盖人类复杂的习惯活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凡勃仑认为，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人类的行动是他的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的结果，行动不能被理解成效用与成本的计算，而应当从人的“本能”及所存在的环境重新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因此，在经济行为的决定上，凡勃仑坚持从行为人所具有的遗传特征、个人环境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坚持认为正是多种因素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后制度经济学也基本继承了这种观点。
新制度学派也认识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假设的不现实，因而力图采取与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人不同的假设。交易费用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斯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则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威廉姆斯指出(1979)，人类理性受到信息传播效率和接受信息的能力等多种制约，只处于欲望的合理和有限制的条件之间，落在非合理的行为与超合理的计算行为之间的中间地带。从“无限理性”到“有限理性”，这应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假设的一种改进，但其实质是将这种认知的差异归结为新的成本——信息成本，即在新古典主义预算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信息约束。这样通过运用交易成本进行新的阐述，维护了新古典理性选择的内核。
（三）对市场作用的看法：两者的根本差异所在
有关市场的作用问题一直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与以科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所在。
康芒斯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康芒斯还认为，如果斯密认识到这一点，他一定会发现，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个人的利己心在走向公共的福利，而是那看得见的普通法庭的手在采取当时和当地的良好习俗，使一些顽固不驯的个人必须遵守、符合休谟所谓的“公共效用”。
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在《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对市场、集体行为和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通常的观点认为集体行动意味着强制，而市场中不存在强制。事实是市场和集体行动都同时限制和解放个人。市场通过预算限制个人选择，集体行动通过对个人选择集的规定限制个人选择。认为预算限制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比对可接受的个体行为作出的某一集体决定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为少，那是寻求不是区别的区别。例如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不向别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穷人却不得不通过“非强制”的市场方式来交易自己的劳动。非强制的市场形式下隐藏着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分配关系形成的预算制约，这种制约一点儿也不比集体行动的制约来得弱。所以，布罗姆利提出，市场表面的自由，或者是不存在强制，实际上通过进一步的审视，需要的条件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质是通过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得以将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式统一到制度领域。这样，制度和商品一样，都是可在自发的市场交易中实现优化与均衡的。与新古典主义一样，在这个新的领域，市场作用仍然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如同新古典主义一样，只看到他们之间的一种交易或契约关系，而对其背后的强制关系视而不见。新制度经济学效率导向的制度理论未脱离“同义反复”的困境。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拉坦－速水模型，还是诺斯模型，均是试图将制度解释为经济收益驱动的、对市场过程中外生不均衡的反应。它们试图通过出现增加收入所得的机会或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来解释制度环境的变迁。然而，正如布罗姆利所批评的，“这些制度创新最致命的缺陷是它们没认识到不管怎样定义，效率总是倚赖于制度结构。是制度结构赋予成本和收益以意义并决定这些成本和收益的发生率。在寻求经济效益基础上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循环论证。制度安排决定了什么是效率，这就是产生这种循环论证的原因所在。”（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0页.）由此可见，制度结构相对于市场是更根本的、更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的也就不仅是由这些基础决定的交换过程，而且也是这些基础本身。
（四）方法论的区别：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新制度学派同另外两个制度学派的不同还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基本的方法论，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般而论，个人主义方法论是通过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一般，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则是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直接源于斯密、马歇尔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贯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其特征是强调个体的独立存在意义和利益特征，承认利己主义，主张通过个人之间的安排来解决问题，强调个体面对外部约束条件作出反应，忽视人和制度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机制。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集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他们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恰恰是“社会”使个人行为得以形成，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他所作出的选择，不仅以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更重要的还要受下列因素的影响：社会经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演进的学习过程等。理性决策的个人并不能独立于独特的文化整体而存在，这决不是说个人没有理性，而是要承认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个人行为之和不等于集体行为。他们认为，社会不是、也不应理解成为个人行为的简单之和，尤其是其目标的形成与变化（Hodgson,1988;miller,1989；张宇燕，1994）。制度和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自身的运动特点，不能分解为个人行为之和。所以说，通过对制度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以及个人如此行为的信念。
新制度学派也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从而也具有某些集体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尤其见于新经济史理论中，特别是诺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带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但是，归根结底，无论是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理论，个人作为原子式的财富最大化主体，始终是分析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创新，仍是个人主义的。
四、各自的影响与局限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是在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制度经济学揭示了传统经济学的静态、狭隘与脱离现实的特征，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并从整体、系统的视角进行制度分析，抓住了制度“演化”的本质，取得了丰富的思想与理论成果。在方法论上，早期制度主义者坚持集体主义方法论，指出新古典主义仅对经济个体的行为作分析并进行简单加总，而完全没有考虑制度等方面的作用，这一方法论是脱离现实的。所以，早期制度学派所提出的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然而早期制度主义所蕴涵的作为整体的制度演化思想难以数量化，更难以建立模型，使得该学派的理论一直停留在主流的分析视野之外。
后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早期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将经济学看作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并将制度研究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体现了更为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后制度学派提出，制度安排和其他政策一样，可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选择变量来考虑。可以说后制度经济学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旗帜鲜明地坚持规范分析，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点。这一观点在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的一段话中得到清晰的表达：“一种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为一台生产物品和服务的机器，因为如果这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另一种具有更崇高的目标的经济体制将会把它抛弃。在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唯一重要的任务是设计一种有序的关系，它构成了运行的经济体制。”（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中译本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页.）同时，后制度经济学也对流行的“效率”观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所谓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这一观点也是极具启发性的。总体来说，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代表了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与主流经济学的鲜明对照。
新制度经济学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种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依托于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基本上延续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它依旧承认经济行为人的个人特征，只不过，个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发生了变化，即在原来收入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了交易成本的约束，表现为从个体“无限理性”向“有限理性”的修正，增强了现实感。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新制度经济学也得到了一般化的应用。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即将当事人面对的复杂环境通过一些约束和假定来简化，井通过逻辑演绎来导出理论结论，这在契约经济学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假设中引入了交易成本并将分析的范围拓展到了制度。不过，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这种符合“科学”的标准但却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并不能有效地揭示经济活动复杂系统的本质，也难以深刻描述制度的动态演化。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新经济史学派意识到文化、观念、意识形态认识能力等非经济因素对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并在理论中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构建了一些无法纳入新古典体系的概念范畴，没有将这些概念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整合统一起来。相反地，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在这些方面却很有说服力，能够对技术进步、文化和制度演进提供一致的理论说明。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引人瞩目，但仍远不是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学派尽管远离主流化，但却提供了并一直提供着现代制度分析的思想与灵感，并且由他们引发的演进思想在近年不断发展，已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分别代表了三种制度观和三种研究思路与方法论。这几种制度观与方法论，各有其真理性与局限性，不能相互涵盖。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不能用单单一种分析方法或是仅仅通过某一种视角了。也许，这正是几种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共同存在的原因。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往往热衷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与介绍，而对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国内的研究却甚为冷清。事实上只有了解制度学派的全貌，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门学科，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与判断。
【参考文献】
[1]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诲三联书店；1994.
[4]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篇5
关键词:日本改革土地制度
日本农业与我国一样，都是在小规模分散的土地上开展家庭经营，有着相似的资源禀赋和农地经营规模。对我国而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壮大农业经济是扩大内需，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而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对农业经济发展有着长远和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过程，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农地制度的演变过程
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其土地制度主要是地主制和租佃制度，土地的封建占有关系占主导地位。广大农民无地或少地，被迫成为佃农，地主利用对土地的占有权收取高额地租。这种封建土地制度阻碍了农业发展，也给战后日本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障碍。于是，日本开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制度改革。日本土地制度改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建立自耕农体制阶段。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废除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阶段主要特点是统一农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1945年—1950年，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购买地主的土地专卖给无地、少地的农户。通过土地改革，日本确立了自耕农体制，自耕农在总农户中的比重占到88%，耕地占到90%，农户土地规模限制在3公倾以内。为了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日本政府于1952年制定了《农地法》，把以上规定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此日本形成了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经营方式，据统计，1950年，日本共有农户618万户，户均耕地0.8公倾，其中1公倾以内的农户占75%，2公倾以上的农户只占3.5%。
2.建立“自立经营农户”阶段。放宽土地所有权流转限制，提倡土地转让和相对集中，鼓励扩大土地占有规模。日本政府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标志着农业政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消除农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为实现这一目标，该法采取了一些措施，有选择地鼓励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农业结构的调整。在1962年的《农业基本法》修正案中，出台了鼓励扩大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修订后的《农业基本法》允许农民拥有土地量超过1952年《农地法》规定的3公倾。但其前提条件是:这些农民只能使用本家庭的劳动力。同时，《农业基本法》修正案也允许那些离开村庄，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城里的农民将其土地委托给小规模的农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可以成立公司，这些公司也可以购买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但有两个规定:一是股份公司不得购买农地;二是这些小规模的合作社也必须像自耕农家庭农场那样进行农业生产。在这些法律法规下，1950年—1964年间，日本的农业年增长率为4%，高于大多数国家的农业增长率，也满足了当时由于人们收入提高而对食物消费需求的增长。
3.第三阶段，从1970年《农地法》第二次修改至今。这一阶段，日本经历了战后经济的高速成长。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使农地总面积不断减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30多年间可耕地减少了17%。另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也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民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1950年-1970年的20年间农业劳动人口减少了46%，兼业农户由50%上升到84.4%，甚至兼业收入占到农户收入的50%以上。在此背景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知识程度较高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城谋生，从而造成农业生产者高龄化，后继乏人，农地抛荒现象严重。基于这种形势，日本的农地政策重点发生了变化，突破了土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限额，以土地的经营使用权转移为中心内容，鼓励土地的租借和流转。其主要目的是促使土地向有耕作能力的农户集中，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改善农地的规模结构和经营结构，提高农地的使用效率，实现高效、稳定的农业经营。围绕这一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地的有效利用，确保农民安心出租土地，促进农地流动，鼓励农民之间相互形成农地的合作利用，从制度上促进规模经营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二、日本农地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
从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历程来看，无论是“强制私有化”，还是走“合作社”化的路子，都是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发展的，它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既推动了日本农业的发展，又为日本二、三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是农业基础地位的必然要求。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步降低，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及其战略作用是其他产业不能替代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农业不仅关乎国家粮食安全，还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不仅是确保大中城市主副食品稳定供给的需要，也是维持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从战后恢复经济到为了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适时调整农业政策，逐步实现从土地零星分散、私人所有、小规模家庭经营向零星所有大规模经营的方向发展等等，无不说明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战略作用。
2.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是与日本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实时变化。战后日本经济的变革是以土地制度变革为突破口的。战后初期重点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和巩固自耕农制度，使得农业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了恢复，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农地制度的改革重点是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以促进农地集中，实现规模生产。同时，农业合作组织应运而生，并在日本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内在要求。起初，随着日本农业装备的不断改善，现代科技在日本农业中的应用，日本的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从1960年到1997年，10公亩水稻的劳动时间从173小时下降到36.8小时。农业机械的使用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对土地规模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4.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是适应农业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日本加入wto农业协定生效后，在面对国外廉价农产品冲击的压力下，为提高本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势必发展大规模农业经营。日本调整农业补贴政策，一改过去对包括小规模兼业农户在内的所有农户给予补贴的做法，只对有一定规模的骨干农户和有一定规模的而且比较规范的生产合作组织进行收入直接补贴。2007年政策实施后，小规模的兼业农户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危机，为土地的更大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三、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日本与中国农业虽然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但在人均土地状况、农业生产组织结构方面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以农户为单位，分散经营，规模小，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等。因此，日本在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政策措施有许多方面是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
1.农地的流转应以其经营权流转为主。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更兼有社会保障功能，关系到社会稳定。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试图通过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帮助农户购买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受到挫折。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体制上，必须要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2.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日本的农协作为农业的最广泛组织，对促进日本农业经济发展、恢复政治稳定、减少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日本的农协组织总量呈现下降趋势，但规模不断增大。以日本的香川县为例，原有基层农协组织45个，目前其中的43个基层农协组织已合并成一个大区域规模的农协，合并后该农协的正式社员达到69000户，非正式社员30600户，农协的农户组织率达到75%。日本农协在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借鉴日本发展农协的成功经验，我国要引导农户由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向大市场迈进，必须提高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各类专业协会，坚持民办、民营、民管的原则，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不仅要鼓励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而且要重视发展为农民提供综合服务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3.通过经济立法保障农业发展。日本政府根据农业发展各个时期的需要，通过经济立法把各种政策、目标和经济措施法律化。我国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法律的基础上，处理好农地所有权、承包权以及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使新的土地法律制度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4.农业现代化要兼顾保障供给、农民收入和环境保护三大目标。事实上，我国政策上确定的农业发展目标也是在不断丰富的，从20世纪80年代强调有效供给的增加，到90年代初提出的增加农民收入目标，到现在提出农业的生态功能、发展现代农业等等，也反映了这一规律。日本农业的教训是在旧基本法时期片面强调收入目标，而且收入目标的实现又是以兼业化和政府高补贴实现的，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农业的发展能力。由此可见，三者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5.实行最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同日本一样，我国也是人均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特别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非农产业势必与农业发展形成“争地态势”，加之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的内在需求，也会形成对当地土地的侵蚀。目前，我国耕地已由2000年的19.24亿亩减少到18.26亿亩，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对土地呈现刚性需求，因此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任务异常艰巨。要层层落实责任。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总责。要强化耕地占补平衡的法定责任，严格落实“耕地实行先补后占，不得跨省区市进行占补平衡”的精神。同时对“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严格保护，不得占用。
参考文献
1.焦必方.日本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动向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0(7)
2.胡霞.日本农业扩大经营规模的经验与启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
3.王威杨，丹妮.日本多功能性农业对我国都市农业的启示.社会科学，2005(3)
4.韩鹏，许惠渊.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世界农业，2002(12)
5.郭红东.日本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政策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农村经济，2003(8)
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篇6
一、经济发展与制度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Q＝aF（K，L，R）其中Q＝产出，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投入的劳动力，R＝投入的自然资源，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J·m·凯恩斯，1988）。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格拉斯·C·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1859）。可见，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但同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自我调节，并认为这种自我调节虽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却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畴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区分为制度结构（或称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称为制度安排，而把社会基础性的规则称为制度结构，认为制度结构是制度安排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维斯和诺斯就认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L·e·戴维斯、D·C·诺斯，1991）。而马克思研究的侧重点则近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结构”及其根本变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关注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他们生活在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而且认为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没有体验过、也不认为会发生社会制度层次或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变革，因而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去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范畴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来加以研究，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本质上他们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在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必须要有的清醒认识。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的意义更为明显，而且这种研究必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安排层面，而必然涉及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综上，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同时，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遭到破坏。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函数之外，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就更是如此。二、经济发展与创新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熊彼特把“创新”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开发生产一种新产品，或开发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或经营方法，而这种新方法并不必须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基础上；（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生产或经营的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创新理论”的特点是：（1）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内在因素”的作用。（3）强调“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些观点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多见。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而熊彼特则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经济中制度因素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而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的函数。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有学者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增长范式划分为“亚当·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Joel,1990）。其中，斯密增长方式是指社会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长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广义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和社会成本，它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改进、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索洛增长方式是指由资本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由于在给定的产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熊彼特增长方式是指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加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前者表示一种新的信息可以使人类以较低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品，或者生产出新产品。制度知识包括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认识、应用。熊彼特的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综合上述几种增长方式，本文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1）技术进步。（2）规模经济。（3）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广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经济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越位、配合协调的经济体，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充满活力、具有内在的不断创新的能力）。（4）制度建设（资本深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中）。其中，规模经济是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适应技术要求而变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涉及整个经济体内的生产组合和协作方式，它们都可纳入经济制度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创新。有关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观点在这里有必要再多谈几句。亚当·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外，还提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是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斯密定理”无疑是说，经济发展根源于劳动分工，但其制约因素是市场规模。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疯狂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斯密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又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现新的劳动分工和开辟新的市场都属于创新，所以，这又证实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陈平（2001）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不只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三种因素的限制，第一种因素是市场规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任何技术的边际收益最后都会递减。第二种因素是资源的种类。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有限的市场利用一种资源的收益是迟早要下降的，这时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新的技术革命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资源，如发现新的矿产、培育和发现新的脑力资源、开发新的信息。资源种类越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不能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就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因素是环境的涨落。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稳定，因为它是个简单系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比西欧社会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如果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只有一个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因此，陈平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观点（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就会使社会发展经常被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系统。这样，就会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鼓励创新和发明，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社会系统才能从简单
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徐长生（2001）比较了对工业化含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钱纳里（H.Chenery）、库兹涅茨（S.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是张培刚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张培刚解释说：“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induced）的生产函数。从已知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徐长生认为前一种定义是对工业化的“狭义”的理解，而后一种则是“广义”的理解。其实，不仅如此，本文认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对工业化的表象和结果的描述；而张培刚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则更侧重于工业化的实质、动力、起因、发生机制的分析。前一种定义描述了由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张培刚的定义则承袭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认为工业化的原因是出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什么是发展？本文认为，发展就是创新。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关键或者说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是经济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是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是资源利用方式取得了进步，而不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如储蓄（资本）、劳动力等——数量的增减。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创新有相对性，并非只有全人类的最新成果才是创新，只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内引入一种新的成果，并能够增进该经济体的经济福利，就是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限于技术与企业组织创新，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只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并不是他研究的创新本身。而本文讨论的创新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与组织创新，也包括宏观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认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创新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这里强调了四个观念，一是资源组合观念，为了实现发展，经济资源必须组织在一起，分散的、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只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如乡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银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储蓄，这时，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具备的，但这却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如果银行的储蓄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闲置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这些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仍然存在于生产体系之外，经济仍然可能停滞。只有当生产要素被有机地组织起来，潜在的生产力才可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二是变革观念，如果前述闲置资本（储蓄）和劳动力虽然实现了结合，但是却没有实现新的结合，继续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产组合，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那么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只有实现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新生产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三是效益观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如果组合在一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实现的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组合，虽然会生产出产品（服务），但也不会实现经济发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经济规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苏联，其经济总量为什么会突然大幅度萎缩至不足原来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产是没有效益的，很多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四是创新的层次观念，生产函数的创新可以分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和“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基要的生产函数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能够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被诱导的生产函数随着基要生产函数的变革而变化。而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内涵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基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张培刚建立其理论的时代是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而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显然更为“基要”。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在基要的生产函数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其制度变革的方向是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进步，那么，它就会实现发展。而且，它不仅能够利用其本身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还会成为一个发展的磁体，能够吸引经济体以外的资源参与它的发展。所以，创新包括科技的新发展、新突破，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新市场的开拓，新的资源组合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等。概括地讲，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科技创新能够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既可能是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也可能是重组没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还可能是对原本有经济效益但效益较低的资源进行重组，进行更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或者是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重大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组合方式的变革，或带来以前从未有过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使科技创新的潜力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本文的经济发展概念的内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几层意义的创
新。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为：G＝f（i，t）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制度（i）与科技（t）的关系是：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又能阻碍科技创新。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期，创新的重要性愈益明显，这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三、制度与创新现在，应该给制度下一个定义了。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他还说，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组成。斯考特（Schotter,1981）认为，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种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汪丁丁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制度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由人类理性不断积累和筛选的协调分工的知识。舒尔茨和诺斯的定义概括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现为人们合作、竞争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规则、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伦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理规范；其功用在于约束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使人们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又可以分为：（1）基础性规则（属于制度环境或制度结构范畴），如宪法秩序等国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规则，是决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秩序的基础，具有普遍约束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制度安排，它是在基础性规则框架内约束特定行为和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等。非正式规则包括：（1）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或叫“文明”，它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它对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发展以及外部规则的引进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础性影响，是人们必须接受而难以改变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认为，应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我们不能选择、不能重新构造的，并始终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来推动其不断演化的。（2）意识形态，它“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的”（诺斯，1991）。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人们通过它来判断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规则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分类是交叉的，也就是说制度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们所强调的制度安排“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总之，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既有侵犯别人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面临着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的风险；同时，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需要与他人合作，而且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日益复杂和广泛。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建立长期预期，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合作，能够保证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筛选并固化下来，成为了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不断扬弃和代替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所以，从研究经济发展的角度，本文给出如下的制度定义：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制度是约束机制，它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励机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能促进和刺激经济发展，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则是经济发展的桎梏。从具体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观角度来看，制度可以被界定为行为规范，它是约束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界限，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判断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形成长期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个人效用；制度还是激励机制，较优的制度就是较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制度，较劣的制度则会压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从本质上说，制度是一定约束下的激励机制的组合。由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创新的过程。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技术或基要生产函数的不断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及基要生产函数的创新。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微观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也就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创造性的激励或抑制。一句话，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制度是刺激创新还是阻碍创新。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整个社会经济是各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结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进社会技术和基要生产函数创新，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统一起来，那么，这个
制度就必须是激励相容或称自选择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按照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实现了纳什均衡。如果一种制度能够使经济人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与该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相符，或者说，如果一种制度所发出的激励信息恰好是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的激励，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自愿选择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自动实现，而这种状态就是纳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实现了纳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是当事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最优选择而自觉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规范。显然，至少在现阶段，这样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渐并无限趋近于纳什均衡。在强调制度激励创新的功能的同时，还应指出其中暗含的几点：首先，制度不仅是激励机制，它还是一种约束机制。它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规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须损害，那么必须通过谈判相应地付费。说理想的制度是纳什均衡就包含了这一点。其次，制度要能鼓励创新、促进发展，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它就必须能够使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的预期。也就是说，它要使人确信，如果干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做了贡献，一定能够得到回报（这就是产权制度的精义）。否则，如果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由谁承担，行为人就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会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第三，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陈平，2001）。人类社会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逼近纳什均衡的过程。无论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还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经济效率，都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高效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变迁的目的和结果，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则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滞。总之，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是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实现的，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同时，这种制度本身也应是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的。【参考文献】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经济学》（第16版），中文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道格拉斯·C·诺斯，199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3.J·m·凯恩斯，1988：《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5.马克思，185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L·e·戴维斯、D·C·诺斯，1991：《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7.约瑟夫·熊彼特，1990：《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德文第1版），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8.mokyr,Joel,1990:twenty-fiveCenturiesoftechnologicalChange:anHistoricalSurvey.London:Harwoodacademicpublishers,1990,pp.2～4.9.陈平，2001：《中国的劳动分工为何难发展》，凤凰卫视之“世纪大讲堂”（见）。10.徐长生，2001：《信息化时代的工业化问题》，载《经济学动态》，2001（2）。11.t·w·舒尔茨，1991：《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12.Schotter,a.,1981:theeconomictheoryofSocialinstitution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3.汪丁丁，1992：《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载《经济研究》，1992（5）。14.J·m·布坎南，1989：《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5.亚当·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6.谢识予，1999：《纳什均衡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17.林岗、刘元春、张宇，2000：《诺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3）。18.林岗、刘元春，2000：《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载《经济研究》，2000（6）。19.K.arrow:theorganizationofeconomicactivity,JointeconomicCommittee,UnitedStatesCongress,theanalysisandevaluationofpublicexpenditures:theppBsystems,Vol.1.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 office.20.科斯，1990：《企业、市场与法律》，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篇7
中国模式，已经为世界关注。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如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更需要有极大的智慧。
作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参与研究和衔接国家发改委系统内各司局及国家其它有关方面拟订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推进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指导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改革试验区工作；协调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很多政策的制定者之一。
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孔泾源司长。
《财经界》：“十二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面临怎样的形势?如何理解“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孔泾源：“十二五”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更趋复杂。无论以历史的眼光还是从近中期看，改革对于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新变化，对于落实“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要求新部署，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适应加快迈向全面小康的新形势，必须加快改革。从人均GDp、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率、就业结构等各项经济指标看，我国正加快实现从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的转变。在这一阶段，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大幅增长，高端消费规模迅速增加，亟需进―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公共服务体制创新，加快开放高端产业与服务业，迅速提升供给能力，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
第二，适应内需集约型发展的新要求，必须加快改革。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囿于发展阶段和经济水平，我们采取的基本上是粗放型的外延增长模式，重点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数量和规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从沿海地区到内地逐步扩大对外开放，依靠税收优惠等政策和生产要素成本低的优势吸引外资，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我国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但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方式，总体而言是延续了过去那种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益的发展路子，导致资源能源不可支撑，生态环境难以承载。尤其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更加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我们推进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科技等体制改革，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消耗及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由外需粗放型增长向内需集约型发展、内外部经济平衡发展转变。
第三，适应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的新趋势，必须加快改革。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7.5％，并且还在以每年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按此速度，预计到“十二五”末期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将超过50％，达到52％左右。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后，中国将首次总体上进入城市社会，由此将会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的重要变化。适应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创新，包括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提供，进一步调整所有制结构，等等。
第四，适应我国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新课题，必须加快改革。根据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口径，人均国民收入936-11455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936-370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706-1145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145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按此口径，新世纪初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200美元左右，我国已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从国际经验看，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将面对许多全新的难题，应对得当，就能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不当，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如何避免陷^这个困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项重要任务。为此，必须加快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居民收入的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就需要在一系列领域加快改革攻坚步伐。
第五，适应我国国际地位提升的新格局，必须加快改革。2010年，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坚持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的国际责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主要有：一是世界经济平衡责任。这就要求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内需发展战略，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平衡发展，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对外投资，都要考虑国际环境和其对所在国的影响。甚至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时，也需要考虑国际效应。二是绿色经济发展责任。我国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但二氧化碳排放已与美国相仿，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很大。我们既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要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型，负起绿色经济发展的责任。三是科技创新引领责任。如果不在自主创新上有新建树的话，我国长远的经济发展必将受到影响，“由大而强”的路既走不好，也走不远。四是国际安全维护责任。要采取积极措施，保障我国的产业、金融乃至整体国民经济安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过程中拓展有利的发展空间。要承担或履行这些责任，都离不开体制机制或制度创新。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鲜明地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要“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加快改革攻坚步伐。
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的主要原因。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尽管转变发展方式(增长方式)已经提出多年，但进展比较缓慢。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不健全。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但是各方面的改革任务并没有完成，改革攻坚仍处于关键时期。
总之，不加快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基础、
利益导向和政策体系，就不可能恸口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各方面的自觉行动，就不可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
《财经界》：什么是“改革的顶层设计”?为什么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孔泾源：所谓“顶层设计”，专家学者可能见仁见智，但从改革实践的角度看，主要是：第一，就改革的“方向”看，就是要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明确改革的方向、路径和步骤，依次推进，有序衔接。有的改革很难一步到位，但方向必须正确，决不走弯路，甚至走错路，决不使今天的制度设计成为明天改革的障碍。第二，就改革的“方式”看，就是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自上而下地进行。渐进式改革本质上是“―把手工程”，需要中央的统筹规划和总体指导。第三，就改革的“方面”看，就是要明确改革的重点任务，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又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这样一个时点，为什么要强调“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我理解，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这是解决快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复杂问题的需要。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改革的复杂性。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发展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我国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30多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程。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带来了大量新矛盾新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都有赖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提出“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新要求，正是基于对我国发展进程的阶段眭和改革任务的艰巨性特征的清醒认识和准确判断。
第二，这是应对新形势下改革面临诸多重要变化的需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是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转变；二是从新旧体制转轨，向全面完善新体制转变；三是从以增强市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向全面提升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转变；四是从建立陕速发展的体制机制为重点，向建立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重点转变；五是从奠定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向全面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总体看，新形势下改革的重点、对象、环境、动力、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改革的关键性、系统性、风险性明显增强。在此形势下，必须“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第三，这是在更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统筹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需要。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进程当中，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并且还将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国家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国内改革与国际形势的联系空前紧密。在此形势下，必须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全球视野出发，“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第四，这是完成“十二五”时期改革攻坚任务的需要。《建议》和《纲要》对“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改革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必须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搭建起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改革任务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目前，旧体制改革不彻底遗留的老问题，与新体制发育不健全出现的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利益调整更加艰难，社会矛盾和风险进入高发期，协调各方面利益和形成改革共识的难度更大，继续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和复杂。一些事关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大改革任务，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涉及面宽，利益调整深刻，推进难度很大。只有“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才有可能“啃”下这些“硬骨头”，全面完成《建议》和《纲要》部署的重点改革任务。
《财经界》：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十二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主要任务有哪些?
孔泾源：“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按照“十二五”规划总体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围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力争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主要目标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基本建立，政府职能切实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基本理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基本建成；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基本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社会事业领域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基本完成，多元参与、平等竞争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基本形成；有利于经济良性循环、社会和谐稳定的收入分配机制基本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人力资源等要素市场和公共服务制度初步建立，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基本形成。
主要任务是：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推进和深化铁路、盐业、电力、电信、石油、公路、民航和市政公用事业等行业改革，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二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在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善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优化政府结构和职能责任、完善绩效评估制度、推进依法行政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三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问的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各级政府问财政分配关系，提高政府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优化税制结构和税权配置，加快构建有利于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
四是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健全金融组织体系，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显著增强金融业的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五是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以水、电、油、气、矿为重点，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环保收费制度，更好发挥价格在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控制污染排放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杠杆作用，更好地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六是加快医药卫生、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切实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并创新提供方式，放开经营性社会服务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形成责任清晰、主体多元、方式多样、运行高效、监管到位的社会事业体制。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七是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工资制度改革为重点，规范初次分配关系，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财税调节和社会保障在再分配中的作用，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恪局。
八是建立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机制，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健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体化。
《财经界》：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孔泾源：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所有制结构等多个方面。经济结构不合理，与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滞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有重要关系，甚至可以说根子在于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健全。因此，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建立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第一，通过深化改革，推进需求结构调整。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长期失衡，投资率持续上升，2000-2009年，由35.3％升至47.7％，其中2003--2009年连续7年均在40％以上；而消费率持续下降，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8％，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6.4％下降到35.1％。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原因，一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2000-2007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51.4％下降到39.7％，下降11.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由65.5％下降到57.5％，下降8个百分点。二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预防性储蓄较多，家庭储蓄率从19.9％上升到22.2％。三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主导的投资范围过宽；资源性产品、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实际成本和供求关系，导致投资需求过于旺盛。因此，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就必须深化投资、财税、价格、行政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
第二，通过深化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很快，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2000-2010年，在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5.1％下降到10.2％的同时，第二产业占比从45.9％上升到46.8％(其中工业由40.3％略减为40.2％)，第三产业占比从39％上升到43.0％。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经济增长过多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资源性产品、生产要素价格偏低，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体制不健全；另一方面是财税体制不够合理，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不够匹配，现行税制中地方政府的财源过于依靠第二产业，同时第三产业综合税负较重，准入和监管也较严。因此，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就必须深化要素价格、财税体制等改革。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推进要素投入结构调整。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重要特征。从要素投入角度看，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不到位，现代企业制度所应有的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还不完善。同时，节能环保、知识产权等标准、法规和监管体系不健全。因此，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根本上说，必须依靠深化经济以及科技、教育等体制的改革。
第四，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一个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战略性调整中发展壮大，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进一步增强。2010年，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生产供应业和水的生产供应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所在行业的比重分别高达92.7％、91.8％和64.2％；在石油加工和煤炭采选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本行业的比重分别为71.6％和60.2％；在交通运输设备、冶金、有色金属行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所占比重在31％-48.3％之间。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在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上均取得显著进展，目前创造了我国60％左右的GDp、50％左右的税收、75％以上的就业岗位。但必须指出，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任务远未完成，国有经济的战线仍然过长、过宽，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尚未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仍然存在。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加快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同时，要继续落实好国务院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切实放宽市场准入，完善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结构优化，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财经界》：“十二五”时期，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和能力建设，逐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孔泾源：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纲要》明确，要“坚持民生优先，完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明确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标准，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强化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考核和行政问责。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管理权限，健全地方政府为主、统一与分级相结合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要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此外，要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与此同时，要着力推进就业、社会保障、医药卫生、教育、住房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和能力建设，建立健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体化的制度安排。
一是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健全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机制，创造平等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努力实现充分就业。
二是进一步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积极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三是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增加财政投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医序保障体系，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
四是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按照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要求，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特别是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五是提高住房保障水平。坚持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加快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形成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房价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实现广大群众住有所居。健全住房供应体系，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
六是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体化制度。加快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体化。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
《财经界》：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在“十二五”时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何种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
孔泾源：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通过局部试验取得全局经验，是不断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有效方式。面对新时期的改革发展任务，2005年以来，国家从改革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后批准设立了十个区域、五种类型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十个区域”分别是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深圳市、沈阳经济区、山西省和义乌市；“五种类型”分别是开发开放、统筹城乡、“两型”社会建设、新型工业化、资源型经济转型)，目的是通过部分地区的先行试点，为推动全国改革提供示范和借鉴。
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对于新时期加快改革攻坚步伐，保障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选择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地区先行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有利于贯彻落实国家总体部署，有效实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战略；有利于推动重点领域的改革率先突破，示范和带动面上的改革工作；有利于以改革促发展，推动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新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生动实践，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安排部署“十二五”时期改革重点任务时，明确提出要进―步“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面对新时期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体制机制障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要继续发挥先行先试的改革探索作用，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率先突破，为加快改革攻坚，推进科学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财经界》：如何进一步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防止一些改革因部门利益的掣肘而“变形走样”?
孔泾源：改革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发展改革系统专司经济体制改革的同志，没有“三头六臂”，更不可能“包打天下”。只有加强统筹协调、上下联动、各方协同，形成整体合力，才能推动改革取得突破。
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篇8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金融；供给制度；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051-03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总体上讲，城市和工业反哺和支持农业的金融局面还远未形成，农村金融改革任重道远。
近年来，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化，学术界对农村金融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官兵(2005)认为，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和变迁是国家及人、农户和其他城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互动的产物，建立基于农户的市场化的农村金融制度是农村金融的改革方向；张杰、尚长风(2006)从农村金融市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角度，指出改革的方向应该着眼于理解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应有的地位，改革的方向应遵循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金融生态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均衡逻辑；赵丙奇、冯兴元(2008)认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大力推进农村民间金融制度的改革，在农村正式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框架的基础上，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两部门一元金融发展战略，即需求跟进战略。由此可见，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研究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问题的理论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从诺思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中的供给制度陷阱，并深入分析其深层原因，提出以农村金融供给制度创新跳出制度陷阱，推动农村金融的蓬勃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就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按照内在动力，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迁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利益驱动、自发性和渐进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国家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而引入实行的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其变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供给是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制度是一种公共品，而公共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制度均衡是极少的，制度不均衡却是经常的，国家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就是为了弥补制度不均衡状态中的制度供给不足。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要解释长期制度变迁，国家理论必不可少。道格拉斯-c，诺思在其所著《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提出了对经济学界影响颇大的国家理论，其主要观点如下：(1)国家是制度及制度变迁的主要供给者。(2)国家给社会提供制度并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机是为了取得收人。诺思指出，国家及其统治者也是“经济人”。也追求福利和效用最大化，他们之所以愿意提供制度或者进行制度变迁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完全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3)国家在提供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其目的(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常常会发生冲突，因而，统治者也往往不愿意改变低效的产权制度。(4)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主要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制度。而当国家提供这些基本制度时。会出现一种我们常说的“悖论”现象，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诺思悖论”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制度又往往不是中性的，在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的双重约束下，往往会导致低效的产权制度结构。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供给制度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三个阶段的改革，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主体信贷需求难的问题。相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金融发展陷入供给制度陷阱之中：在支农的旗号下，农村金融供给制度却一直体现“以农养工”、“以乡带城”的“劫贫济富”倾向，农村金融供求呈现出明显的总量与结构的双重失衡，农村资金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体系一直趋向“非农化”，其结果必然是“城市吃肉、农村失血”。
1 第一个阶段：1978--1996年，恢复和成立新的金融机构、建立起单独的农村金融安排时期。(1)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其农业贷款对象从以集体为主变为以农户为主。(2)农村合作信用社从政社合一的体制下解放出来，恢复“三性”，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3)1994年成立农业发展银行，专门经营从农业银行剥离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4)放开对民间金融的管制，农村合作基金会异军突起，大大满足了农村经济的融资需求。这个阶段的改革形成了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的多元化和竞争状态，促进了农村金融的较快发展。但是在农村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1)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明显滞后。1979--1993年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受到层层行政干预，背离了“合作”的初衷，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受到了种种限制，并初步形成了从农村“抽血”的局面：1984年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比率为0.41，1996年降为0.22，并且此后还在继续下降。2)农业银行一直身兼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双重任务，不利于商业化发展和经营管理的改善。3)部分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组织非规范经营，加剧了农村金融风险。为此。以建立农村金融体系为目的的第二轮农村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2 第二个阶段：1996--2003年，意图建立起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时期。按本阶段的制度设计，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三家金融机构中，中国农业银行发放商业性贷款，农业发展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农村信用社则按照合作制原则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形成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分工合作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去支撑农村金融的局面。实际情况是：(1)中国农业银行在1996年后“洗脚上田”，逐渐撤并
基层分支机构，退出了农村信贷市场。(2)农业发展银行也没有担当起为农村发展发放政策性资金的角色，只是财政发放粮食收购贷款。粮棉油流通体制理顺后，连其存在的合理性都值得怀疑。(3)广大农村仅剩下农村信用社还发挥着正规金融供给者的作用，承担“一身三任”的角色。由于农村信用社既没有实行合作制的先天基础，也没有实行合作制的后天动力，只能继续沿袭农业银行管理时期商业化的经营方向，加上政策层面一直没有给其一个清晰的定位，其经营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实际上，农村信用社本身的历史包袱沉重，资本金严重不足，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不完善，管理责任难以落实，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4)农村民间金融受到压制，转入地下运营。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改革的结果是：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有所下降，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农民的消费性金融需求几乎不可能再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得满足，农业生产性金融需求有十分苛刻的贷款条件，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的发展性金融需求更缺乏来自大银行的资金保证。而且，在农村经济存款市场上，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和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流入城市，使资金本来就短缺的农村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3 第三个阶段：2003年以来，农村信用社初步走向市场化时期。以2003年6月《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的公布为标志，这轮改革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强化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把农村信用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人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维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2004年以来，以明晰产权和完善农村信用社经管理体制为中心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正在进行。可以预见，本轮改革完成后，诸如农村信用社产权不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责任不落实等问题将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将逐步形成农村信用社“谁出资、谁管理、出了问题谁负责”的管理模式。但是，由于本轮改革的目标不是解决农村融资问题，而是解决农村信用社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所以在解决农村融资问题上，一直没有多大进展。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制度特征：中国农村金融制度陷阱的理论根源
1 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是外力作用，而非内部驱动，是被动变迁而非主动变迁，是政治需求而非市场需求。农信社从国有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再与农业银行“脱钩”，恢复合作性质，均采用了政府供给主导型强制性变迁的方式。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却未必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微观金融主体的制度需求和提高农村金融效率。政府作为权力中心和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在决定与推行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时，既有促进农村金融效益最大化的动机，更有巩固既定经济体制和自身利益的意愿。改革的措施、速度都要与政府利益和偏好一致，微观金融主体只是金融制度的被动接受者。
2 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相悖。首先，1979年以来农村经济制度的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兴起，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诱发性变迁方式。结果这两次变革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一次变革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发挥，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第二次变革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如前所述的自上而下的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此形成了巨大反差。其次，农村经济制度的上述两次变革，都使农村经济主体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而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则使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关系更加模糊不清。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和农村经济制度变革路径相悖状况，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正规金融在农村的日益萎缩和民间借贷的产生与发展。变革后的农村经济形成了以农户、私人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格局，对资金需求具有小额、分散、灵活、方便的特点，但农业银行和农信社由于属于“官办”，衙门化作风严重，加上小农经济本身所蕴涵的风险性与现代金融机构经营目标所追求的资金运营规模化和安全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造成了农村中金融网点的收缩和农村金融业务的缩减。在此情况下，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应运而生，形成了现存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3 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性，即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会得到自我强化。诺斯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变迁会进入良性的轨道而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而要扭转既有方向，通常要引入外部变量，付出昂贵的成本。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之所以呈现政府主导特征，一方面，由创新的初始条件所决定：另一方面，创新路径选择的错误使然。首先，创新的初始条件决定了初始的创新必然是政府主导型的。中国金融创新的基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金融体制，这种体制下的金融机构是指接受政府控制、服务于实物分配计划的政府职能部门，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既无创新的愿望，更无创新的权力。因此，改革初期，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创新，都只能是由政府来决定、组织和推动。其次，创新的路径错误使政府主导特征得以继续。中国市场取向的农村金融创新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融资机制市场化、金融机构企业化、金融活动竞争化、金融管理适应化和人们金融意识的不断提高、信用观念的增强等多方面。这些方面不可能齐头并进、一步到位，因而路径选择至关重要。制度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因此，农村金融创新的首要任务是构造有效的金融机构。但是，产权制度是组织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之所以不是有效组织，首先是它不具有有效产权。国有独资产权无效决定了国有独资机构组织无效，进而决定了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经营创新无动力，再加上国有独资金融机构在金融业的绝对垄断地位，中国农村金融创新政府主导特征自然会延续下来。
五、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是跳出供给制度陷阱的正确选择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模式，也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让制度变迁沿理想的路径演进，不能就金融论金融，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1 推进农民组织化，为农村金融发展培植制度环境。首先，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推动农民组织化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对农民经济组织可以在税收上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并加大财政上的支持力度，在农民组织的建立和登记上提供便利，要特别重视对农民组织管理层的专业培训。其次，加强法制建设，构筑完备的农民组织法律体系，认真组织实施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
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篇9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社会保障；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6604（2013）01―0085―04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表面上看只有一词之差，但内涵不同，意义重大，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终极目标都有所变化。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经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但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社会保障的二元化结构、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对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要求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的总称。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方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如何分配和使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来实现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但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扩大出口、增加投资、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发展方式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调整结构、扩大内需、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式。
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时期，以科学发展和公平正义为主要特征。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助于解除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有助于改变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增长方式，建立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式；对社会保障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我国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实行了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的战略，建立了城乡二元化经济社会体制，社会保障也呈现城乡二元结构。
（一）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即着手建立面向城镇企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城镇各项社会保险的经费一般由企业与国家提供，范围覆盖到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以国有企业职工为主体。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7年是初创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制定一系列发展社会福利、职工福利的政策、方针和建立必要的设施；颁布一系列优抚工作、社会救济工作的政策法规等，使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正规化、制度化。从1958年到1966年是调整阶段。这一阶段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创立的各项基本制度为主要依据，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改进管理，修订不合理的待遇标准，等等。从1966年到1976年是遭遇重创阶段。在此期间，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遭遇了浩劫，正在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受到重创。例如“”一开始，工会、劳动部门、内务部等被撤销，社会保险无人监督、执行，社会保险政策、法令在许多地方和单位得不到贯彻执行。第四阶段，从1976年至今是重建和改革阶段。1976年粉碎“”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整个中国进入拨乱反正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步入恢复与发展改革的阶段。
（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在中国，家庭既是基本的生活单位，又是基本的保障主体。农民依靠耕作土地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而当遇到特殊困难，单个家庭难以提供保障时，家族往往是其求助并能提供帮助的主要对象。在这种传统的保障形式中，土地保障起了巨大的作用，离开了土地，农民的生活就无以为托。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制定了社会救灾救济、劳动保险等相应条款。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包括农村在内的救灾救济列为一项国家制度，由此应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当时国内外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使这项制度搁浅。城镇建立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国家对农村劳动者采取的仍然是家庭保障为主、社会保障为辅的保障形式，没有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全依存于农村体制。当时制定了六十条，该条例规定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每年可以从分配的总收入中扣留2%或3%的公益金，作为社会保障和发展集体福利事业的费用，许多公社、大队还相继建成敬老院、福利院，使老有所养、残有所为，较普遍地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建立了医务所（室），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了农民的身体健康水平。一些经济发达的公社、大队还互助合作建新村，兴办福利事业，实行社员退休养老制度、助学奖学金制度以及统办红、白喜事制度等。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按大队干部的报酬水准获得工分和现金补贴。药费从各生产队的公益金中抽取，作为药品周转金。社员看病用药的药费按成本收现金。到1965年，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都已建立起医疗卫生机构，其流动资金、人员的费用、设备的投入等都由集体经济提供。
解体后，集体保障消亡，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未建立起来，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得到了强化。
改革开放以后，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老弱病残、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住房保障制度等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城镇普遍建立。在农村进行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但与城市社会保障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层次低下、范围狭小、覆盖失衡、社会化程度不高、保障标准欠科学。
三、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
第一，它不利于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而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农民仅享有土地保障、家庭保障等，农村没有建立起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化过程中，大片农村土地变成工业开发用地，在新的保障制度建立前，农民变成失地农民，无地可种，原来仅有的土地保障也不复存在。
第二，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了城乡间已存在的差距。由于在户口、就业、福利设施建设等方面对城乡人口采取了差别对待的制度性安排，工农业产品间存在严重的剪刀差，加之农民有各种税费负担，在我国，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差别一直存在。而社会保障制度从它建立的本意上看，是要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扩大了城乡间已存在的差距。
第三，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在特定时期，农村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保障形式虽然从最基本的生存意义上保证了农民的需要，但随农村人口的继续增加与土地面积的减少，这种保障方式变得越来越脆弱。按照世界工业化的一般趋势，工业化总是伴随城市人口增加与农村人口减少，最终社会结构在城市化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一体化。
进入新世纪，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及现阶段的目标，然而在城乡制度安排上，延续了五十多年的社会保障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户籍制度、农业税收制度、土地制度等，仍然是城乡融合、统筹发展的严重障碍。城乡统筹，就是要求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能够合理流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但是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限制和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不利于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近年来，尽管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作过许多努力，一些政策也有所松动，但力度不大，二元结构依然存在。
第四，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把广大农村居民排除在现代保障制度之外，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不足，他们必须靠储蓄来养老和以防不测，因此不愿消费、不敢消费，影响了内需的扩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相关问题
第一，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应成为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的逐步形成，为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科学发展观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以往所提的经济增长方式虽只有两字之差，但内涵却相差甚远。经济增长方式比较注重量的增长，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则更为广泛，不仅包含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且还从单纯注重数量的扩张转向既重数量扩张又重质量提高；不仅强调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而且还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党的十报告首次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对于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具有深远和重大的意义。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乃至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第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部分，它不是指保障项目和保障标准城乡完全相同，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指城市和农村打破社会保障相互分割的壁垒，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在制度设计上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通过相关经济结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公共服务制度的配套改革，逐步消灭城乡社会保障之间的基本差别，促进社会保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三，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路径选择。（1）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目前在城市已经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也较低，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项目和水平上的差距。（2）为农民工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不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这不利于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对于有稳定工作愿意定居在城市的农民工，要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让他们享受与城镇职工同样的待遇，享有同样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等。对于不愿意定居在城市的农民工，要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关系的转接机制。（3）为失地农民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曾为农民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失地农民问题越来越多，政府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要为他们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4）建立城乡、地区之间社会保障的衔接机制，为最终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奠定基础。目前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保障的项目、水平各不相同，影响了社会保障关系在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的转移，也影响了劳动力的转移。国家应为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提供支持，通过建立合理的衔接体制实现社会保障跨地区、跨城乡的对接，逐步打破地区、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壁垒，为最终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奠定基础。
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篇10
摘要：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跨越了主流经济学理性人、最优、均衡的藩篱，提出历史演化、满意、多样性假说，并借用生物学基因的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的运作，为解释经济系统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变化的研究框架，使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革命。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