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篇1
“坚持贯彻检察工作总要求，实现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的有机统一”，“三个强化”的总体要求深刻把握了检察工作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推进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健康发展的“三驾马车”。根据我国《宪法》第一百二九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此得出，我国将检察权原则上定位为法律监督权，检察人员最根本的职责应是强调对法律的一种强势监督，据此对检察权进行配置的其他职权，例如公诉权、自侦权，也都是对这种根本职责的派生。检察机关依法承载的法律监督职能在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作为基层检察院我们处在执法办案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必须切实将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和强化队伍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促进检察事业的科学发展。
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责赋予其法律监督职能具有国家性、专门性、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具有独特的性质，是其他形式的监督不能替代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如此，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首先，我国对法律实施的监督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以外，还包括党的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察监督、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以及其他形式的监督，这些监督形式互相促进、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制度设计上基本属于程序性监督，即主要是依法启动程序或作出程序性的决定来发挥监督作用，它不具有实体性的行政处分权或司法裁决权，必须接受权力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裁决，而这些裁决本身就构成了对法律监督权的监督和制约。
其次，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缺乏前瞻性和主动性，缺乏了解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的机制和渠道，监督手段较弱，难以保证监督的效力。如检察机关虽有立案监督权，但由于无法了解执法机关的具体执法情况，导致立案监督产生滞后性，难以对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现象实施有效的监督；在侦查活动监督、刑罚执行监督中，同样由于检察机关因掌握具体执法情况滞后等原因，不能及时对侦查中的违法行为以及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问题提出监督纠正意见。对于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按照刑诉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以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的方式履行监督职责，而且这种意见的监督效力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刚性措施，监督意见往往得不到有效落实，影响了监督的效力。
再次，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基本上是一种建议和启动程序权。对诉讼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监督意见，往往通过要求启动法律规定的救济程序，建议有关机关纠正违法，这种监督方式并不具有终局性或实体处理的效力。诉讼中的违法情况是否得以纠正，最终还是要由其他有关机关决定。特别是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问题，不仅需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也需要有关机关认真接受监督，自觉纠正违法现象。否则，可能导致监督流于形式，难以实现法律监督的最终目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起不了多大作用。
“坚持以强化法律监督为立身之本，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坚持以强化自身监督为发展之基，严以律己，切实保障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坚持以队伍建设为根本保证，做到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能力素质、锤炼品德意志、矢志奋斗拼搏、确保公正廉洁”。“十三检”报告中的这一精神，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法律监督、自身监督、队伍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将三者有机统一到服务检察大局中来指明了方向。
一方面基层检察机关应强化法律监督观念，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提供正确导向。观念引导行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执法行为。强化法律监督观念是由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要求决定的，是由检察改革和检察创新的需要决定的。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必须强化自身的法律监督观念，真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和规范监督，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作用更加充分和有效地发挥。当前，检察改革和检察创新工作正在逐步深入，在改革中也难免出现一些有违检察工作性质和检察工作发展规律的现象发生，只有牢固树立法律监督观念，才能保证检察改革和检察创新工作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进行，并向更深层次发展，避免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可以说，改革越深入，越需要深层次检察理念的指引，因此，检察长“六个有机统一”的提出，将正确引领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入检察改革和检察创新，这也是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的要求。
另一方面基层检察机关应提高执法素质，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执法素质问题其实质是人的素质问题，因此，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是解决检察机关执法素质的有效途径，这也是法治的需要、人民的期望，是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关键。“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是检察人员应树立的执法观，要求将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规定贯彻落实到每一次执法过程，将公平正文融会贯通于每一个具体案件，既要重视打击犯罪，又要注意保障人权；既要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也要保护个人合法权益；既要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要提高检察人员的执法素质，养成良好的法律素养是能否公正执法的重要保证，提高业务技能是解决公正执法的客观需要。
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篇2
论文关键词 执行检察监督 监督范围 检察建议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现，民事执行是民事法律得以实现必不可少的形式和途径，是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确立和展示的纽带。近年来，各地民事执行工作都存在“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主要包括怠于执行、执行案外人财产、增加被执行人以及执行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近些年来，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在民事执行监督这个领域进行了许多有效的尝试和探索。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文件，在部分省、市、自治区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同时对执行检察监督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规范。人民检察院在国家司法体制中的独立地位和在诉讼活动中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它对民事执行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应当说，作为专门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是最为有效的监督方式。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基于法律监督职责，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决定及执行行为进行监督，并依照法定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对执行活动中的实体和程序瑕疵予以矫正的司法制度。今年8月份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235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执行检察权，使得检察机关开展执行检察监督拥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仅用一个条文对人民检察院的执行检察监督进行了授权规定，对监督范围、方式、程序、权限等一些具体问题还应进一步论证和细化，使这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取得更好的监督效果。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依据
《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我国的检察机关是行使国家法律监督权的专门机关，有权监督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与执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其实质是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执行活动中的体现与落实。
在这次修改之前，《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人民检察院有无执行监督权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该条中“审判活动”的理解上，即“审判活动”是否包含了执行行为。笔者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法官在执行阶段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失职渎职等行为拥有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方面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在追究民事执行人员的失职或滥用职权行为时，必然要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相关审查和监督，对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就成为该法的应有之义。可以说，从刑事法律角度来讲，早已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行为的法律监督权。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民事诉讼法》第14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将民事执行活动正式纳入检察监督范围。
之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主要集中在民事抗诉再审后的诉后监督领域，主要对法院的裁判结果进行监督。应当说，将检察监督延伸到执行监督领域，对法院的裁判结果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是检察工作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必然需求。审判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要在法院的审判和执行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和正义的精神。豎如果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在执行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必然会损害审判公正，进而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和信心。审判程序的结束只是当事人实体权利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权益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当事人的自动履行或法院的强制执行。当前，能够自动履行的案件并不多，多数实体权益的实现更依赖于执行程序的保障。豏执行检察监督的专门性、专业性和针对性决定了其成为对法院执行活动最有效的监督途径。
二、明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定位和基本原则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对象是人民法院及执行人员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活动。检察机关开展执行检察工作，必须准确把握职能定位，坚持检察监督不能代行执行权的基本要求。执行检察监督作为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一项延伸和拓展，应当遵循民行检察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
（一）规范监督原则
开展执行检察应树立规范意识。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履行执行检察监督职责，监督程序、监督方式及法律文书都要有明确的依据和规范，避免随意性。
（二）居中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监督是以公权力监督公权力。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执行监督职责，既不代表执行案件当事人，也不代表人民法院；既不能代行执行权，也不能与法院共同执行或协助法院执行。
（三）有限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监督应当适度。凡属法院自由裁量权范围的事项，如证据的采信，实体法律问题的决定等，检察机关不得干预。检察机关执行检察启动的时机和采取监督措施的强度都要适当，避免干涉司法独立。
（四）同级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应主要实行同级监督，即执行监督的检察机关与执行法院级别相对应，改变现行的抗诉监督的上级监督模式，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公平和效率成为了法律最为核心的价值。将民事执行案件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并实行同级监督，正契合了当代社会公平和效率相平衡的法律价值观。
三、适度扩大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范围
根据“两高”会签文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监督主要集中在以下五种违法情形：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期限未将款物给付申请执行人的；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当事人、案外人的书面异议、复议申请作出裁定的；无正当理由自立案之日起超过两年未采取适当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执行的款物，并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后，仍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实践中，民事执行监督案件主要集中在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但法院怠于执行或者执行不力的（尚未超过2年）；超标的执行的；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的；执行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为更好的适应民事执行领域维护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有必要适度扩大目前的监督范围。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主要应包括人民法院执行民事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仲裁决定以及公证文书等活动，具体包括执行裁定、执行决定和执行行为。考虑到目前执行检察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具体工作内容还需要逐步探索，笔者建议在目前的五种情形之外，增加对超范围执行；执行案外人财产；执行人员不作为；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等措施；执行人员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几种情形的监督，以适应目前的形势需要。
四、规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在监督方式方面，民事执行监督应以检察建议为主，暂缓执行通知书、促成和解、移送犯罪线索等其他方式为辅。
（一）规范使用检察建议
对于执行裁定、决定及具体执行实施行为中确有违法和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问题的，检察机关可及时采取检察建议的方式指出法院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执行法院和执行法官及时纠正。检察建议的运用方法相对比较灵活，可以自由掌握，也便于法院接受。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违法情形拟发出检察建议的，应当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依据和理由以书面形式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回复有异议的，还可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
（二）暂缓执行通知书
对于执行后可能出现执行回转困难或根本无法实现执行回转的案件，以及案外人遭到错误执行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可以向法院发出《暂缓执行通知书》，尽量减少被执行人因裁判错误或执行错误而可能遭受的损失。检察机关的《暂缓执行通知书》一经送达，法院即应暂缓对本案生效裁判的执行。
（三）促成和解
检察人员在审查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如发现执行法官在执行过程中，未尽力进行执行和解或当事人双方有和解倾向的情况，可主动联系双方当事人，积极参与并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解决实际纠纷矛盾，实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四）移送犯罪线索
在执行监督工作中应注意收集和发现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在监督工作开展过程中，发现涉及执行工作人员涉嫌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线索，及时移送相关职能部门。
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篇3
论文摘要 社会保障监督系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对社会保障的监督管理，是社会保障体系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对实现社会保障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监督系统的基本方向是法制化与独立化，监督方式是实现内外监督、上下监督、专业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
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做法，完善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监督系统的基本方向是法制化和独立化。社会保障监督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进行，应当通过法律和法规赋予监管机构一定的法律地位、权力和职责。监管机构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以独立、规范的方式来行使监督权力，不受其他部门和个人的干预，以确保监督的独立性、强制性、权威性和有效性，使社会保障监督机构能够超越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切实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进行有效监督。
我国当前社会保障监督必须是全方位的监督，即整个监督必须是内外监督结合、上下监督结合、专业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的方式。从监督系统本身来看，初步考虑应该建立以下几个子系统：
一、组织监督
笔者认为首先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最高管理机构。这个机构可以以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形式出现，这个委员会负责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管理，确保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从组成方面来看，委员会应当体现独立和公民参与原则，组成上可以包括政府代表、学者和专家、社会公众团体的代表等。要明确社会保障系统的运行方向，消除目前的无序状态。
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管理和监督的现状来看，其工作对象主要分为社会保障制度、政策和基金3个方面，其工作职能可概括为：指导、协调和监督。因此按照对工作对象和工作职能侧重点的不同，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可以有以下几种形态：
第一种是侧重协调的社会保障协调委员会，它代表政府综合协调各部门的社会保障监督事务。因为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事务政出多门，各部门对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的设计执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部门倾向。由此，成立一个连接各部门的机构，由其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行动是方法之一，实施起来也比较简单。但是这种形态的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缺点，也就是组织结构上的松散性和执行过程中的自我监督性，这使得社会保障协调委员会的形式作用远远大于实质作用。
第二种是代表政府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包括增值)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主要侧重于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分散于不同的部门和层级，近年来社保基金又大案不断，因此，各级政府为加强基金监管而纷纷成立了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保障基金对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运作起着奠基石的作用，社会保障的资金除了政府拨款外，绝大部分由社会保障基金的运作筹集。把握住了对基金安全的监督，社会保障资金的“源头活水”才能滚滚而来。但是把监督委员会的监督范围仅限于社会保障基金这一方面是不够的，主要有两方面的缺陷。其一是这种监督方式不能对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进行有效的监督，它只能依托现有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受到极大的限制。其二是这种现行的监督方式仍然没有摆脱政府监督政府的尴尬局面，监督的独立性和社会性一定会受到公众的质疑。
第三种是由劳动者自己选举代表组成社会保障管理委员会。这种委员会称之为理事会更好。由理事会代表劳动者进行社会保障监督。虽然我们一直在谈社会保障监督制度的社会化，虽然在社会保障体系一直由国家管理的欧洲，出现了私营管理的趋势，但以纯民间机构形态出现的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是绝不可取的。没有政府对整体路线的把握，没有政府行为的干预，社会保障监督必然会走进商业化的误区，必然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权性质相违背。
比较以上几种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形态，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应定位为代表政府、缴费单位、尤其是广大参保人员利益的、以社会保障监督为职能的、独立的、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国家监督机构。
二、法律监督
尽管我国在不断努力完善社会保障立法，但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和法律监督制度的发展滞后状况依旧严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保障立法理念发展滞后。这主要表现在缺乏指导社会保障立法的理论基础、立法原则和立法精神上。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定位；对社会保障立法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认识不统一，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立法中一直没有理顺。目前的现状是地方性法规、部门性规章的订立与中央脱节甚至于相互冲突，制约着社会保障立法的完善。
二是社会保障立法运作制度发展滞后。我国立法整体规划缺乏，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完备，社会保障制度各构成部分不平衡，人大立法少，行政法规多，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但是，我国自1979年以来，没有制定和颁布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制度被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中。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分割，由此导致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程度差。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纠纷进行仲裁或提起诉讼时，在部分案件中，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对社会保障争议进行仲裁或判决，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三是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和监督机制薄弱，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欠缺。从目前实际情况看，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筹资机制、社会保障管理机制和社会保障运行方式等方面，都缺乏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规范性措施，也缺乏社会保障法律监督机制和监督办法，降低了社会保障法的威慑力。
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就不可能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已被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制定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以国家的名义推行，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重要环节。在社会保障制度中，需要立法明确规定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即需要把国家、社会和个人在社会保障中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明确下来，使社会保障法律关系明确化。而我国现行宪法并未提及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因此应当对现行宪法做出相应的修订，一方面要将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作为其基本权利纳入宪法，另一方面，在宪法中规定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为社会保障立法提供必要的宪法依据，有利于提升社会保障法的法律效力。
我认为中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应由《宪法》、《社会保障法》以及社会保障法规条例等构成。目前，我国要大胆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立法经验，形成以《社会保障法》为中心的内容完整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我国幅员辽阔，城乡差异很大，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妨考虑转变思路，按照德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先例，先立子法，后立母法。先结束无法可依的状态，再完成法典化的这个法制化进程。这对减少社会保障矛盾，加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来说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法律监督还要求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以便当事人在其社会保障方面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能获得有力的、公正的司法保护。在社会保障法律监督方面，建议在人民法院先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当事人在其社会保障权益受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现在，有些地方在人民法院已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庭，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采取强制的司法措施以追缴社会保险费，对侵害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充分运用司法机制在保证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方面具有的强制性和震慑作用。
三、财务监督
财务监督制度保障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和支付等问题。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一些社会保障财务会计体系与社会保障整体改革步伐不协调之处。举例来说，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制度本身的缺陷就影响了财务信息的可信度。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采用预算会计核算体系，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即只确认实际收到现金或付出现金的交易事项，计量某一会计期间的现金收支差额，并据此确认财务成果。会计核算比较简单，并且会计确认的是实际入库的预算资金，便于安排预算拨款和预算支出的进度，且能够如实地反映预算收款额。但是收付实现制存在的问题，也致使财务报告所提供的财务信息不完整，甚至出现信息误导。具体问题是：其一，收付实现制仅仅按照资金的进出情况核算基金收入、支出，无法反映基金收支和当期损益的全貌，形成管理漏洞。其二，收付实现制虽然能够客观真实记录现金流量，但却不区分资本性支出和经常性支出，会导致社会保险基金资产规模和数量信息失真，财务管理效率的降低。同时，基于错误财务信息基础上的管理决策和经济决策也就缺乏科学性。其三，收付实现制不提前考虑未来的许诺、担保及其他或有因素，从而形成隐性负债，容易造成政府和社会公众产生盲目乐观的预期。其四，收付实现制以资金进出作为会计确认、核算的唯一依据，造成收入成本等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忽高忽低，导致财务信息使用者既无法准确评估当期损益，也不能对不同会计期间的财务成果进行比较。同时，也给人为调节财务信息留下了操作空间。
因此，在加强财务监管方面，首先要改变社会保险基金的会计核算基础，具体办法是：社会保险基金核算基础应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以弥补收付实现制的缺陷。
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可以弥补收付实现制在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工作中的弊病。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有助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成本正确计量，真实反映社会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和财务成果；同时又能有效地将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绩效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经办机构的责任联系起来，促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从“保征收、保发放”向“管好、用好社会保险基金，实现基金保值增值”的管理目标迈进，为深化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创造条件。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现在和未来隐性债务的信息，增强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信息的完整性、可信性和透明度；也能正确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的持续能力，为政府规避基金风险、实施稳健的发展战略、制定长期的发展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当然，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基础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社会保险基金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的修改，还需在立法、人员培训、软件设计等多方面协调配套；更需要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以保证社会保险会计核算的正常有序，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益和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
四、专业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平台与自我监督
社会保障的专业性非常强，每一个社会保障的子系统都应当设立专业的监督组织，促进专业交流、研究和评审。这个工作可以由最高管理机构直接领导，通过加强监督反过来也可以保障最高管理机构决策的准确性和正确性。在这个平台里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保障管理和监督的社会氛围。加强公告监管，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将基金管理人置于社会公众、基金持有人和监管机构的多重监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损害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赋予社会保障享受者个人及其代表或团体对社会保障的监督权。
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看，最为薄弱、也最为需要的是社会监督，尤其是代表广大的参保人员、基金所有者的社会监督。社会监督相对于国家的专业监督，主体一般包括非执政党、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社会组织或团体、企事业单位、新闻舆论单位、公民个人等，他们手中没有直接可以控制的国家权力，而只有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选举、报道、批评、建议、检查、检举、控告、揭发、起诉、申诉、听证、申请复议等基本权利。社会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它必须通过国家监督采取相应措施后，才能产生相应的监督后果。
社会监督的对象既包括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的具体行为，又包括制定社会保障政策和法律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为。同时，社会监督还具有广泛性和及时性的优点，它可以成为国家专业监督介入的先导，可以及时弥补专业监督的漏洞、疏忽或不足，及时发现和纠正社会保险基金运行中的错误和失误。将专业监督和社会监督纳入同一个监督平台，专业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可以保证社会保障监督工作本身的公正性。
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篇4
（一）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职权有十多条，概括起来有四大项，即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人大的这种性质和职权表明，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法律赋予人大“权重位尊”的地位。由这样权威机关实施的监督，是根本制度的监督，是国家最高层次的监督，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有效措施。
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对国家权力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以致出现了像“”期间那种权力过于集中，甚至滥用权力的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明确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并使之制度化。党的十五大又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提出来。这些都是从法律制度上，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的重大措施。当然，落实这些措施，要有一个过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需要有来自多方面的监督，而人大的监督则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它的实质，就是人民通过人大，依法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权力进行制约，以保证国家机关按照人民的意愿和需要运转。这也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根本性措施。
（二）
实施人大监督，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监督机制，包括监督的主体、对象、内容、形式等。
人大监督的主体。人大监督权的主体是指监督由谁来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个人，包括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等，都不可能发挥监督主体的作用，只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实施监督权，因而才有资格成为人大监督的主体。从监督的实践看，地方人大还应重视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等方面的作用，让它们在一定的监督程序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人大的工作机构可以受人大或常委会委托，从事有关监督事项的具体工作。
人大监督的对象。人大的监督涉及到国家政权的性质，所以人大监督的对象，主要是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的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由人大选举任命、对人大负责的“一府两院”组成人员。从法律监督的角度来说，人大监督的对象还包括同级人大对它的常委会，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过，这种监督不是产生和负责关系，而是纯粹的法律监督关系。
人大监督的形式。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监督形式有多种，如质询、询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撤职等。这些监督形式，力度较大，效果较好。但由于多种原因，在实际工作中，上述监督形式还没有被广泛启用。近年来，采用较多的监督形式是执法检查、述职评议、听取工作报告、审查批准计划和预算报告、个案监督、错案责任追究制、组织人大代表视察等，并且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人大监督的内容。人大的监督内容按其性质可以概括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大类。但重点是法律监督。
法律监督是对“一府两院”和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违反宪法和法律行为进行监督。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立法监督，主要是审查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否有违反宪法、基本法和人大的决议、决定的情况，目的是保持一般法律与宪法、基本法的一致，保持有关法规与法律的一致，保证各种规范性文件与人大的决定、决议相符合，从而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二是执法监督，主要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中公正执法的情况，督促他们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对有法不依、贪赃枉法的情况进行追究。三是司法监督，主要是对审判、检察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司法的情况进行监督，受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申诉和对司法人员的控告，督促他们依法办理。
工作监督是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是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否正确贯彻人大的决议、决定，是否正确行使职权，做到勤政廉政等进行监督。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对“一府两院”工作总体的监督；二是计划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三是人事监督，主要是对国家机关政务类官员进行监督，包括选举、任命和免职、撤职等。
（三）
实施人大监督，必须遵循人大监督的原则。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报告中，把这些原则概括为三点。
一是依法监督。人大的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离开宪法和法律，人大监督就失去了依据。人大的监督是最高形式和最具法律效力的监督，只有坚持依法办事，才能充分显示人大监督的权威性和法律效力。人大监督的对象、内容、方式等，都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办理，坚持做到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对法定对象依法进行监督。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在思想上都应明确树立依法办事的意识，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在行动中严格依法办事，防止行政化和随意性，按照宪法和法律要求，规范自己的监督行为。
二是集体行使职权。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它的运作方式，既不同于党委，也不同于政府，更不同于其他企事业单位。既不是首长负责制，也不是个人分工负责制。它的最大特点是集体负责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行使职权。在监督过程中，从监督意向的确定，监督行为的实施，到监督结果的形成，都要按照法定程序，由集体讨论，通过会议表决来决定。任何个人都无权作出决定，即使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也要通过法定程序，形成集体决定，才具有法律效力。人大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通过视察、调查研究或其他形式发现的重大问题，有权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由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处理。
三是不包办代替。人大与“一府两院”性质不同，职能不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人大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是在保证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明确划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这样既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能使国家机关各项工作有效进行。因此，人大行使监督权，不能侵犯或代替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人大同“一府两院”的关系，正如有的同志概括的那样，应当是“尽职不越位，决定不指挥，监督不代替”。另一方面，人大与“一府两院”都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虽然分工不同，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总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人大监督，其目的和效果就是促进和支持“一府两院”依法把事情办得更好。所以人大既要依法实施监督，又要支持“一府两院”依法行使职权。
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篇5
1.约束经济权利与约束政治权力的差别。这是两者外部监督的差别。企业财务外部监督的根本点，在于它是政治权力对于经济权利的约束和规范。这是政治权力如何约束他人的问题。企业只是经济组织，只拥有经济权利。政府是凭借政治权力对企业财务进行监督的，这是政治权力对于经济权利的约束和规范。一旦建立了为市场所认可的法律制度，政治权力对于经济权利的约束和监督是相对有力的，也能够得到相对有效的执行。尽管经济组织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可能弄虚作假、巧取豪夺等，但毕竟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而基本上只能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弄虚作假和强取豪夺等也建立于经济权利的运用之上。此时政府对企业财务的监督，是“革”他人的“命”，其执法也相对容易下手。
相反，政府财政外部监督的根本点，在于它是政治权力对于政治权力的约束和规范。政府是政权组织，它本身就拥有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公众和人代会依靠法律权威对自己活动的监督，政府及其官员总会情不自禁地以自己拥有的政治权力进行对抗。一旦政府权力强于法律权威，则政府将一方面不尊重人代会和社会公众，另一方面对企业则予取予与，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尽可能地搜刮社会财力，严重危害市场以至根本否定市场。此时社会要想以法律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其遇到的抵制是强有力的，监督可能是软弱无力的。
2.监督竞争主体与监督垄断主体的差别。市场经济是由无数的企业进行的，企业相互之间存在着平等的竞争关系，每个企业的活动都受到其他企业的制约，都必须服从自动形成的市场规则的约束与规范。政府对于企业及其财务的监督，只要从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形成统一的正式法律制度以规范企业行为就行了；主要的和基本的监督活动，实际上通过企业之间的相互约束与限制，以非正式制度的方式，通过市场的自动约束机制解决了。所以，监督企业财务活动来说相对容易。
政府则不同。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并不存在几个政府相互竞争和制约。政府内部结构是垂直的宝塔式结构，它的各科层组织及其官员都拥有一定的政府权力，都承担着部分政府职责，都从事一定的具体行政工作，它们相互之间是上下级的行政领导关系，而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社会从外部以法律形式约束政府权力有着巨大的难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3.法律监督有无延伸至内部监督的差别。由于企业是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因而企业能够独立自主地确定自身内部的监督制度和机构，采用自己认为适当的监督方式方法，只要它们不与既定法律法规相抵触就行了。这是企业所有者能够独立自主地拥有和支配企业活动的具体体现，是经济权利自我实现的基本内容之一。
政府则不同。它是整个国家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必须受到整个权力构架的约束与规范。我国的宪法规定人代会是权力机构，而政府只是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为此，财政的内部监督，是在外部监督的约束下进行的，具有社会公众和人代会从外部对财政的监督向政府内部延伸的实质。这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必须形成有机统一体在财政监督上的具体体现。
（二）
不同的经济体制有着不同的财政类型，形成不同的财政监督内容与范围。
计划经济下不能说不存在财政的外部监督，如此时的宪法也规定了人代会是国家权力机构，而政府只是其执行机构等，绝对地说此时的社会公众和人代会不具备监督财政活动的能力显然是不确切的。但就具体实践来看，此时的政治权力格局中毕竟政府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整个政治生活几乎只围绕着政府运转。在这种背景下，财政的外部监督更多只是名义上和形式上，真正存在并实际发挥作用的只有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只是内部监督的陪衬。换言之，此时的政府几乎是只依靠自我监督来完成财政的监督。
财政监督的这种状况，是由计划经济决定的。作为国营企业，企业是国家的所有物，企业活动所取得的收益，都属于所有者即属于国家。此时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国营经济，其实质就是国家集中原本就属于自己的财务，财政支出则是国家在安排使用自己的财力。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和个人对国家财政活动是无权说三道四的。此时政府无须对缴款人负责，缴款人也无权决定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活动。所以，尽管社会公众拥有法律上的主人身份，但实际上是无法监督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此时有能力监督财政活动的只有国家自己。由于国家权力格局中政府居于主导的和决定的地位，又使得此时的财政监督只是政府的自我约束，是不受社会公众和人代会监督的。
这样，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经济活动是否能正常运转，与政府是否能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直接相关联。当政府能自我约束和监督时，其财政活动取之有度、用之有法，财政经济活动就相对正常和平稳发展；反之，社会经济就难以正常发展，严重者还出现灾难性后果。和“”时期政府的为所欲为使国民经济崩溃，其中财政的过度集中和无序使用财力是直接的和关键性的原因之一。其后政府被迫进行的自我调整之所以能够很快扭转局面而走上正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财政活动的自我约束和规范。
市场化改革否定了这种性质的财政监督。改革使得企业和个人摆脱了行政附属物状态，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根本改变了财政活动是政府集中和使用自己财力的状况，而逐渐显示出财政的公共性质，即此时的财政收入来自社会公众，来自纳税人；财政支出是政府在替社会公众、替纳税人用钱，因而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因此，所有的财政活动都必须对社会公众、对纳税人负责，都必须由他们来决定和监督。正是这种变化，使得此时的财政转变成为社会公众的财政，即公共财政。
这种变化也就是财政监督模式的变化：首先，是社会公众和人代会对财政监督，即外部监督的逐步形成，并且其约束力度随着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增强；其次，由于改革导致了政府职能、运行方式、制度构架等的不断变革与更新，也引起了财政内部监督的相应变化，形成了外部监督约束下的财政内部监督的新机制。于是，一个崭新的财政监督模式逐步形成。相对于旧的模式，新的财政监督的最大特点，就是财政成为社会公众约束政府活动，监督政府权力的关键性直接手段。它由财政的公共性所决定，反过来也具体体现了财政的公共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化社会是法治社会。市场化改革正逐步将财政活动置于法律的有效约束之下，其中包括财政监督。然而，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法治社会也远未建成，它表现在财政上就是社会公众和人代会以及法律还难以有效约束和监督财政活动，财政的法律建设还很不完善，财政监督主要还是政府的自我监督和内部监督。这种状况，是由市场化改革艰巨性所决定的，也是财政制度公共化改革还没到位的具体体现之一。
计划经济是依靠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来维系的，相应地，财政的内部监督也是以中央（上级）政府的集权和行政监督为基本特征的。它依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各级政府对本级所属各部门各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部门和单位，财政部门对同级兄弟部门和单位以及各级政府对本级财政部门的行政监督等等，来构成统一的财政监督体系。此时行政权力是构成财政监督威慑力的基本依据，监督是依靠行政权威和行政命令来贯彻的。
市场化改革强有力地影响着财政的内部监督：一是改革的分权性质，使得地方政府、部门和单位的自大大增强，仅仅依靠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和上级的行政权威进行财政监督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一是财政的外部监督正在逐步形成，各级政府的自我监督活动日益被置于社会公众和法律的约束与规范下，随心所欲的程度正逐步减弱。
这种背景下的财政内部监督，关键是形成各级政府各自的自我约束力。此时中央政府的监督当然还需要，但更多的应当依靠地方各级政府去监督。否则在分权状态下，中央政府仍然要监督数以万计的科层组织的活动，显然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当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提高财政法治化程度，通过宪法和财政法律，来约束与规范各级政府的自我监督活动。财政监督的根本出路在于法律监督制度的真正形成。
20余年的改革，我国财政的内部监督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法律对财政的监督力度逐步加强，法律对财政内部监督的根本约束正在形成，财政的制度化建设也逐步得到法律的规范和加强，财政内部监督正在从人治状态向法治状态转化。传统的单纯依靠行政权力进行的财政内部监督，也逐步转到依据法律和制度的监督上来了。随着政府预算的逐步透明化，社会公众、社会舆论和人代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财政监督上来，越来越多地决定着财政活动，财政的内部监督也更为公共化了。另一方面，由于分税分级的财政体制逐步形成，各级财政活动的约束和监督将更多地由本级的人代会来进行，从而各级财政受到上级财政的监督将会有所弱化。这样，都表明在我国建立法律对财政内部监督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我国财政监督模式的改革，其根本点在于：立足于财政的内部监督，按照市场化改革要求变革财政内部监督，同时将改革重心放在财政的外部监督上，全力推进财政法制建设，使整个财政监督法治化。（三）
企业活动是市场的活动，其目的是市场利润的最大化。为此，企业必须通过市场交往，依靠经济方式去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对企业财务监督的基本点，就在于寻求市场收益的激励与其约束之间的均衡点，以确保企业通过合法正常的市场交往和自身的努力，去追求自身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政府活动则是非市场活动，其目的是权力和政绩的最大化。对于官员来说，工资等货币收益尽管是重要的激励因素，但职位的升迁，权力的扩大，声誉的提高，鲜花、掌声和人们的拥戴等，都是政府及其官员所追逐的，更高层次的还追求青史留名，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通过市场活动，而是通过更多权力的攫取来实现的。由于政府的每一项活动都需要相应的财力，因而政府的各科层组织及其官员，也追求自身支配的公共财力的最大化。但这不是靠市场运营，而是更多政治权力的获得，和已有权力不受限制的使用。
这样，企业监督的实质是确保企业必须通过正当的市场活动才能获取利润。相反，财政监督的实质则是约束和控制政府权力，因而公共财政监督的最佳化，就是寻求公共财力支配权的授予与约束之间的均衡点，以确保政府及其官员不能滥用权力去危害正常和正当的市场活动，但又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市场，确保整个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然而，我国财政监督的这一均衡点至今尚未达成。触目惊心极度紊乱的政府分配秩序就是其典型表现。
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官本位传统，计划经济又赋予了政府及其官员前所未有的权力，使得政府权力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20余年改革使得市场和资本因素有了长足进展，但未能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分权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政府权力的约束和控制，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又大幅度地放大了原有的政府权力失控状态，使政府各科层组织及其官员获得前所未有的财政财力；新的市场诱惑与刺激，使他们逐利动机大为膨胀更加自行其是。与此同时，改革否定了传统的制衡与协调体系，却没有相应地形成由社会公众、人代会和社会舆论约束政府行为的能力。进一步看，至今为止整个改革仍然是由政府主导，而不是由市场推进，这又加剧了社会监督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困难度。这些都使得传统政府的无限权力状态继续存在。这就是目前财政监督严重困难、软弱无力的症结所在。
然而，要想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市场和资本对于政府的约束和规范又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政府是市场的直接对立物，因为政府不是按等价交换的市场方式进行活动的，政府活动的领域不是市场领域。所以，如果市场不能有效约束和规范政府活动于市场允许的范围与限度内，市场经济就是一句空话。
财政的公共化改革，恰好提供了最佳的手段和方式。财政是政府的直接经济基础，没有财政提供的资源和要素，政府就难以存在，就寸步难行。任何一项政府活动都直接间接地反映到财政上来，都或多或少地耗费一定的财力，财政的一收一支也就直接与政府的一举一动相联系，社会公众就可以通过监督政府的收支，而约束和规范政府的行为。财政的这种外部监督，是市场经济下所特有的，它直接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监督，是此时的财政之所以是公共财政的直接体现。通过监督财政活动，市场和社会也就直接约束和规范了政府的行为，从而确保了政府活动不仅不能侵犯和危害市场活动，反而只能为市场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而支持和促进市场的发展，也将使得改革从政府主导转到市场主导上来，确保市场经济在我国的最终建立。
总之，在市场经济下之所以需要财政监督尤其是外部监督，就在于如果没有公共财政监督，就没有正常的政府活动，从而也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四）
20余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的财政监督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主要有：则政监督职能逐步从对企业财务检查为主转向对财政收支监督检查为主，从事后监督为主向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财政监督机构从始于1962年的财政驻厂员机构到如今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财政监督体系；财政监督工作方式也从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清理检查“小金库”、清理预算外资金等到近年来的日常监督检查。不过，这些变化尽管很大，但仍未使我国则政监督根本摆脱传统模式，与公共财政监督仍有很大距离，亟需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为此，目前我国的财政监督方式应当有—个根本性的改革，这就是应当以强化法律对财政的监督为核心，以形成社会公众和人代会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监督为基本内容，着重抓好以下的工作：
1.抓好政府预算的监督。政府预算是公共财政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基本制度，因而政府预算监督也就是公共财政监督的核心和基本内容。政府预算直接规定着政府的年度收支活动，政府的一收一支都必须在年度预算中确立，都必须获得年度预算的认可。正是通过年复一年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审计和决算，社会公众以法律的权威约束和规范了政府行为。为此，对于政府预算的监督，就是对于财政活动的监督。社会公众、人代会、社会舆论、政府各机构尤其是审计部门等，都必须加强对政府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监督，财政部门更要通过加强自身的内部监督来做到这点。因此，财政监督的要点应放在检查政府各科层组织与官员是否严格遵循了政府预算的有关程序，是否依据已确立的政府预算进行活动上面。
2.抓好预算外和基金的监督。预算外是依据有关制度规定形成的，但又没有纳入政府预算的政府财力。在体制转轨时期因其特殊的历史作用而急剧膨胀起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其副作用也开始严重起来，对公共财政的构建形成了直接的否定。为此，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其中主要是部门预算改革正逐步取消预算外范畴。但在目前尚难以一步到位，一时还难以真正的和完全的取消预算外。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政府的预算外和基金收支的监督，就应当侧重于依据已有的法律制度行事，既要检查预算外和基金活动中违反财经法规制度的行为，更要阻止政府各科层组织和官员情不自禁地扩大预算外和基金的范围与规模的行径，配合政府预算制度的改革，尽快从根本上取消预算外范畴，同时更要否定制度外范畴的存在，将政府财力基本上都纳入政府预算。
3.抓好依法课税的监督。就历史上看，公共财政直接起源于依法课税，即议会通过法律对政府的课税行为的约束。依法课税并不是简单的税收如何征纳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税收的课征是由政府决定，还是由社会公众决定的根本问题。只有当税收必须由议会或人代会批准才能征收时，政府必须依据社会公众的根本意愿安排使用财政支出之时，才能避免政府对市场的根本危害。然而，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税收的决定权都在政府手中，人代会或者只能同意政府的税法提案，或者政府干脆避开人代会以税收暂行条例的方式执行。至今为止，各级税务部门的课税活动，除了税收立法和税收暂行条例以外，还依据上级政府的税收计划任务来进行。一旦税收计划与税法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依据的是税收计划，而不是依据税法课税，或收过头税，或该收不收。于是，企业和私人不依法纳税与政府不依法课税的现象并存，都极为严重。为此，我国目前财政监督的—个重要内容，就应当是依法课税，是对于政府乱收税的督察和禁止。
4.抓好政府收费的监督。政府收费是公共财政收入的补充形式，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税收所无法替代的财政收入形式。然而，近年来我国的乱收费现象越演越烈，苛捐杂费多如牛毛。更为严重的是，尽管政府已下大决心和花大力气进行税费改革，但困难重重历数年而无根本进展。应当说，乱收费是乱收税的派生物，只有能够乱收税，才能够乱收费，它们都是社会公众无力根本制约和控制政府行为的产物，是财政尚未真正“公共化”的具体体现。为此，我国目前财政监督的重要内容，就应当抓好政府收费的监督。
5.抓好财政其他活动的监督。就我国目前的财政监督来看，上述数项应当是其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但财政活动并不仅仅只有上述几个方面，对于其他方面的财政监督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诸如对于政府债务的举措、管理、使用和偿还等的监督，对于财政资金向国库的缴纳、划分、留解、退付、保管、调度和拨付等的监督，对于国有资产（本）的运营、处理、收益、股权等的监督，政府各科层组织和官员执行财务制度、财税制度、法律制度等的监督，等等，都是财政监督的重要内容，也是应当注意抓好的。
【参考文献】
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篇6
[论文关键词]法律监督内部关系概念
一、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概念
“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一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指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关系。法律监督各项权能共同构成法律监督职能,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属于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范畴。二是指法律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检察系统内部各功能主体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或者为了保障和促进法律监督职能而形成的关系。这两层涵义是有联系的。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联系直接决定和影响了法律监督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法律监督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应当由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客观联系所决定,理应是对它的全面反映。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层涵义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不过从本文写作的目的来说,从第二个层面来界定法律监督内部关系更为恰当。因为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联系最终仍然要通过构建合乎其要求的主体关系来实现。此外,主体关系的构建不仅仅要考虑权能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且要考虑更多的要素,这些要素虽然与权能之间的联系无关,但是对权能的有效发挥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此,本文中的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一词采用第二个层面的涵义。
这一涵义包括了以下两层内容:
1.法律监督关系是指检察系统内部各个功能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是一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语,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内涵。如在哲学领域,主体是相对于客体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中,起主动作用的事物。法学中的主体是与法律关系一词紧密联系的,确指法律关系中的人。如在行政法关系中,行政行为的发出者和接受者都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本文中的主体并不考虑上述两个层面的意义,而是特指所有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业务部门(机构)和监督管理部门以及这些部门内的职能人员。
2.法律监督关系是指各个功能主体之间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或者为了保障、实现法律监督职能而产生的关系。每一个功能主体在对外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难免要与其他的主体发生关系,比如下级与上级、侦查与批捕,等等。为了确保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实施,在检察系统内部还存在对职能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部门,它们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关系。这两类关系是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实际内容。
学术领域对每一个概念的界定都与界定者的研究目的与研究范围直接关联,本文的这种界定也是由本文的写作任务和目的决定的。本文的出发点不是要从一个超然的角度来阐述、介绍或者评价检察系统的内部关系,而是要研究如何使法律监督主体与法律监督职能更为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换言之,就是要研究解决如何更好地促进检察系统提升整个系统的法律监督能力,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而一个系统能力的提升不仅仅取决于单个个体的能力,同时取决于多种内部结构与关系的协调和处理。正是这些对于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来说是必须解决和协调的关系组成了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外延,这也是笔者对法律监督内部关系进行上述定义和界定的理由和根据。这同时也体现了研究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重要意义。
二、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分类
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内部关系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既有相同性或者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据此,对主体进行分类,以此作为进一步分析和归纳的前提和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笔者进行了四个向度的分类:
(一)第一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内部关系的现实性程度。据此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1.应然关系。本文中的应然关系又包括两种类别,第一种是从社会发展和有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客观要求出发得出的应然关系,不妨称其为理想型关系;第二种是综合上述客观要求、当前的客观实际状况即实现要求的客观条件得出的应然关系,不妨称其为现实型关系。2.实然关系,即当前内部关系的实际状况。
(二)第二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发生关系的主体之大小,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四大类:1.个体与部门、机关之间的关系;2.部门之间的关系;3.部门和机关之间的关系;4.机关之间的关系。
(三)第三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发生关系的主体之级别,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1.级别相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2.级别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
(四)第四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主体之间发生关系的时点。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三大类:1.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前发生的关系;2.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中发生的关系;3.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后发生的关系。
上述四种不同分类下产生的类别关系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一是彼此在外延上往往存在交叉。如机关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履行职能之前发生的关系,也可能是之中、之后发生的关系;既可能是同级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不同级别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的类别关系可能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处理原则和方式,比如上下级机关之间的关系与同职能的上下级部门之间的关系处理原则是相同或相似的。三是同一类别关系中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处理原则也可能存在差异。比如同是上下级部门关系,侦查职能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上下级关系在处理原则上就存在差异。
总之,内部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一方面需要我们条分缕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归纳、整理和概括,对共性的东西进行归类和抽象。为此,根据上述分类,笔者拟定了如下的行文思路:以对理想型应然关系的研究为起点,通过对实然关系的调查和分析,最终
探讨和构建现实型应然关系。以第二种分类产生的四种关系作为分析各种内部关系的基本框架,在对每一种关系的分析中,再根据第三、第四种分类对各种具体关系进行探讨。
三、衡量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优劣的依据和标准
要探讨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应然模式,首先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依据什么能够断定我们得出的这种模式就是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应然模式?这就如同我们判定一个党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必然在先的要有一个标准和依据。笔者认为,判定某种模式是应然模式的依据在于:它能够使法律监督各项权能和谐且更好地得到履行,充分发挥其作用。因为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使命和设置的意义就在于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这个依据和标准又可以具体分化为四个内涵:
(一)各项权能在运行中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和立法设置该项权能的目的
从人类历史来看,任何一项权力最初都是基于管理某种社会公共事务的需要而产生的。即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集权时代,权力为私人所有,其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性质也并没有被抹煞。相反,任何忽视了权力服务社会之客观任务和性质或者用权不慎的王朝,终会被社会和人民所抛弃。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个人作为一级主体,通过古典个人主义的繁荣获得了与社会这一主体同等的地位与价值,权力的公益性和服务性在此基础上日益得到重视。每一项权力的设置都应该是为了管理或者解决某种公共事务,这是社会和立法设置该项权能的基本目的和出发点。权能得以更好履行的基本标志也就在于它能更好地实现社会设置它的目的和赋予它的任务。
(二)各项权能在实际运行中能够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项活动都需要具有效率观和效益观,司法活动也不例外。这作为法律监督权能履行得更好的标志,无需多言。
(三)各项权能之间能够实现一种有效的配合,形成一种高效的整体合力
与其他刑事机关不同的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具有多样性,从侦查、批捕到起诉,还有诉讼监督和职务犯罪预防。这些权能之间会存在某些联系,比如某种对立、制约或者互长关系等。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些客观联系,在此基础上对各项权能进行组合和优化配置,即有可能形成一种高效的整体合力。通过这样的组合与配置,每一种权能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四)法律监督各项权能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形成一种良性的整体合力
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篇7
【关键词】检察院;民事执行监督;监督模式;问题;对策
一、概述
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民事执行行为是案件审判后的强制履行行为，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得到实现。而现实中广泛存在着“执行难”“执行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此种情况，国家对执行问题越来越重视，2011年最高法和最高检会签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将原来检察院法律监督的对象由单一的审判监督扩展到了执行监督，为民诉法的修订做了铺垫。2012年8月新《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法律层面上对检察院的执行监督权进行了明确，但是，由于缺乏更为细致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往往受制较多，无法很好的发挥检察院的监督权。
二、民事执行监督权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规定过于原则
虽然新民诉法对检察院的民事监督权进行了明确，但是，该条规定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的监督范围或者事由，也无明确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效力，可操作性较差，势必影响其功能的发挥。[1]举例来说，法律对于检察院行使民事执行监督权的监督程序无明确规定，因此，导致基层检察院在受理具体的执行监督申请时如何正确运用监督权无依据。如：执行监督的时间规定是否参照审判监督，如果适用，那么申请人必须先向法院申请执行异议，只有在法院不支持异议或者超过时间不作答复的情况下，当事人才能到检察院来申请检察监督。
2、监督权的约束力不强
对于检察院如何行使民事执行监督权，在实践中，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监督的方式主要有四种：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和解和查办执行活动中的职务犯罪。[2]另外，现在大多数基层检察院普遍采取的是向法院发检察建议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监督权。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没有明确检察建议的效力，[3]因此，检察建议作为一种力量相对较弱的形式往往很难受到法院的重视，很多基层法院在收到检察院发来的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后往往置之不理，既不接受，也不反对检察建议。此时，检察院对于自己先前所发检察建议也没有后续强制法院落实的法律依据。因此，检察建议往往很难起到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强有力的监督效果。
3、案件来源不够
法律规定检察院如果要对法院民事执行行为进行监督的话，不能自己依职权提起，而必须由当事人申请。因此，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执行监督权的行使，很大程度上受到当事人是否申请的约束。而实际情况是，目前大多数人对于检察院的认识较为片面，认为检察院只负责刑事案件。因此，即使当事人认为法院的执行活动存在违法行为，他们也很少会想到向检察院申诉。当然，这也和检察院的这方面宣传不够有关系。检察机关内由民事行政检察科负责具体的民事法律监督工作。该科室在各地基层检察院中设立相对较晚，另外人员配备较少，有些基层检察院民行科甚至只有一人，因此，作为直接负责监督的机构也缺乏必要的人员进行宣传，从而使得公众对检察院机构职能缺乏全面认知。
三、完善和加强民事执行监督的对策建议
1、对民事诉讼法进行细化
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有效运行必须以强有力的法律规范作为后盾，缺乏具体细致的法律规定，民事检察监督权也会大打折扣。首先，法律应该就民事执行检察的对象加以明确。如民事执行检察的对象是针对民事执行行为还是民事裁决行为，这直接关系到民事执行监督权的启动。其次，民事执行监督权的运行程序也要加以规范，避免程序的不规范。比如，是否需要将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作为检察院启动监督权的前置程序。另外，监督的形式也应该加以细化。目前基层检察院普遍采取的是检察建议的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就是约束力不强。因此，应对检察监督权的行使进行更为有力的保障，如要求法院在接到检察建议后，须在几个工作日内将意见反馈给检察院，如不采取检察建议的要说明理由。
2、加大宣传力度
目前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执行监督权不够到位，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有民众对于检察院的这一项职能不了解的原因。因此，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作为检察机关应该多向院内民行机构加派人手，定期到所辖社区当中进行宣传，有条件的可以和法院沟通，能够定期到法院内进行宣传。律所作为承接当事人委托的集中地，检察院应该和律所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希望律所能够将本律所律师遇到的可能存在执行违法的问题及时和检察院联系。另外，在现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宣传都不能遗落网络这一形式。人民检察院利用网络平台来宣传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职能，开通各个基层检察院的网站，通过在线提问，专人解答的方式拓宽业务范围，为民众提供服务、加强宣传。[4]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案源少的问题。
3、尝试派驻法院监察室模式
有些地方检察院已经开始尝试派驻检察室在法院执行局。这种尝试能够很好地解决检察院民事执行监督的案源不足问题，因为，法院执行局作为民事执行案件的汇聚地，能够直接地反映出法院在民事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另外，这也能够更好地方便当事人直接向检察院进行申诉。但是，在尝试该制度时，也应将某些问题加以考虑，如不能过度干预法院的执行工作等等。
四、结语
拉丁法谚语道：“执行乃法律之终局果实，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5]为了将法律的成果能够正确的得到落实，完善检察院的民事执行监督机制是一条不可绕过的途径。虽然，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检察院的民事执行监督权，但是，由于其缺乏实际的操作性，所以使得该项监督权没有能够很好的得到落实，因此，现阶段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尝试不同的监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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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篇8
关键词：基金监管分权市场化
一、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必然性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了一个转变的经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在1951年政务院公布开始，变成具备无尽责任的福利提供者的国家，国家财政要承担所要资金的全部;九十年代改革，先后进行过几种方案的资金筹集，最后产生三方就是国家、单位与个人一起负担的方式，产生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相联合的基金管制方式，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基金产权构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制的从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股权资产、中央财政拨入资金、经国务院同意以别的形式筹措的资金和其产生投资收益的从中央政府聚集的社会保证基金的是基金国家所有权。从个人与单位按职工工资的必然比例缴纳组成的是基金个人所有权。世界全国各地对社会保障基金经营形式关键有2种：由国家详细负责的是第一个;由基金个人负责是第二个。但在国家制度的监管下执行的占了大部分，从国家行政监管机构、专职监管部门为预防与化解风险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依据国家法规与政策规定，对参保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税征收机构、基金开户行、基金经营机构和社会保险基金、中国社保基金与单位填充保险或别的相关中介机构在基金筹措、经营、支付的经过和结果实施监督。所以，能够说社会保障基金所有权在现实中是经过所有权和其权能分离的形式完成的。
二、完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的思考
1.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政策法规系统。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达工业国家经济的滞胀与来临的人口老龄化，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面对挑战。所以，要依据宪法与中国社会保障系统的现状，提升社保基金管理的立法层次与法律限制能力，从法律的基本上标准对社保基金的监督与管理，完成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法制化管理。要结合《社会保险法》的贯彻进行，修订与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办法》《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制度，用心吸收现行社保基金监督管理方面相关行政规章适当成分，完善社保基金监管有关的政策法规，尤其是要尽快拟定《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法》，确定法律责任，统一法律标准，构建一套权责分明的法律系统，清楚与标准社保基金安全监管运营的法律责任，对各级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机构实施清晰的职责分工;进一步标准基金征缴、管理、支付、运营等行为，对社保基金的类别、项目、筹集与支付的规范、形式等以法律与制度的方式确定;明确规定相关机构违反有关法规要受到处罚的细则，同时规定监督机构的职责与要承担的责任。
2.强化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与社会监督。依照《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的规定，劳动保障部门要充足施展主管部门的职能功能，高度注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强化基金管理监督队伍的建设。每一个监管部门要建设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制度，按照规定步骤，进行社会保险基金现场监督与非现场监督相联合。建设社保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保障社会公众得到社保基金信息的权利与对社保基金运行状况实施监督。经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包含财务会计报告在内的社保基金年度报告，把社保经办机构根本状况、社会保险基金征收支付政策、征收支付状况、欠费单位和金额、基金结余和保值增值状况等牵涉参保职工切身利益、社会公众广泛关心重视的关键事项披露出来，加强基金运行的透明度，接受全社会监督，以透明运行推动有效监督、确保安全运行。
3.进行制衡式的社保基金监管模式。社保基金监管是一项复杂的体系项目，设计众多程序，需要很多懂得有关法律政策、有特定管理经验或专业技能的工作人员，所以在监督管理上一定要进行多方管理、互相监督、权利制衡。进行制衡式的基金监管模式，严厉区分各机构的职权区域，就是基金筹措是税务部门负责，基金支出是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基金发放是银行部门负责，基金保值增值是有关的经营机构负责，基金管理是财政部门负责。经过各部的相互限制相互合作，把各社保经办机构的权利、职能置于监督之下，有效地制约各部门的行为，让管理成本降低。
总而言之，社会保障制度是由国家与社会依法建设起来的一项关乎人民基本权益的社会制度，完善与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稳定有着关键的意义。
参考文献
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篇9
关键词：抗诉；民事检察；调查权
时代对于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项重点工作”的提出让民行检察工作人员在办理民事案件时创新工作方式有了政策上的支持，民行检察除了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还要依法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应享有民事检察中的调查权在各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争议的焦点在于调查权应在何种情形下行使、以何种方式行使，使之即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又能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本文在此做一探讨。
一、民事检察调查权的涵义
从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来看，检察机关的职责就是通过依法行使检察权开展法律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张智辉教授认为法律监督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监督是对法律实施中严重违反法律的情况所进行的监督。第二，法律监督是一种专门的监督，其专门性体现在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专门职责和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手段是由法律特别规定的。第三，法律监督是一种程序上的监督。第四，法律监督是一种事后性的监督，只有当法律规定的属于法律监督的情形出现以后，检察机关才能启动法律监督程序，实施法律监督行为。［1］调查权是检察机关为更好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而采取的手段，从性质上来说应从属于检察权，因此法律监督与调查权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检察机关享有调查权是检察权的天然之义。调查权是实现法律监督不可或缺的手段，是检察机关各项职权的基础，因而是检察权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2］因此，可以把民事检察调查权定义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监督过程中，为了查清相关事实真相，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合法权益及司法公正，依法采取查阅案卷材料、查询、调取相关证据、询问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勘验、鉴定等非强制性措施予以核实的权力。
二、民事检察调查权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对民事检察调查权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适用民事检察调查权主要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精神和原则以及最高法、最高检的相关司法解释。主要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对民事检察调查权的明确规定还没有上升到立法层面上。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的职能规定的过于单一，仅仅是规定了检察机关发现生效的裁判符合某些特定情形享有抗诉权，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发现”没有明确的说明，因为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进行调查时“理不直，气不壮”，相关机构和个人也常常以法律无明文规定而不予配合，给案件的审查造成了相当大的难度。此时，法律成为了对抗“法律监督者”最强有力的武器。因此，由法律明确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的调查权是一个前提和基础，这样使检察干警的调查工作“师出有名”，避免上述的尴尬局面产生，使民事检察不再流于形式。［3］
第二、司法解释性文件对调查权的范围规定难以满足司法实践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下简称办案规则)长期以来一直是检察机关开展调查权的直接依据，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非确有必要时，不应进行调查。”但同时第十八条又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的四种情形。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出于某种检察利益的需要，加之“非确有必要”这一限制规定的主观性，容易出现滥用调查权的现象，实践中由于法院对于检察院的“内部规定”缺乏足够的认同，往往可以以种种理由轻易排除调查证据的适用。最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两高意见）把检察机关可以调查的情形限缩为三种情形，虽然在形式上使法检两家在调查权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并可以以此作为处理此类问题的依据，但是从内容上来看，至少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较《办案规则》规定来说，某些地方存在明显的退步，例如《办案规则》规定的“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没有明确为可以调查的情形，对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做伪证严重损坏了判决的实体公正，是司法不公的典型体现，这当然应成为民行检察监督的对象，如果不能适用调查的手段，监督只是成为一句空谈。第二、没有把可能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列为可以调查的情形。面对虚假诉讼高发的现状，法院因其审理模式固有的缺陷，难以发现虚假诉讼的情形。虚假诉讼扰乱司法秩序，除了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外，实践中更多的是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种情形，有必要通过行使调查权查明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打击。第三、没有明确行使民事检察调查权的方式。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行使监督权的前提是依法，在没有法律对民事检察调查权行使方式明确授权的情形下，不但检察机关调查时权责不明，而且调查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也不易明确，对于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调查相对人不予配合的情形，缺少法定的处理手段。
三、如何行使民事检察调查权
从现实对民行检察的要求来看，民行检察要实现科学发展，切实履行好民事法律监督责任，必须要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好调查权这一有力武器，笔者结合司法实践，从以下几点谈谈对如何行使民事检察调查权的认识。
1、民行检察调查权的行使原则
（1）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民事检察调查权的首要原则，就是说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时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一切调查活动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不能以调查权的行使而破坏法律的统一，任何违法行使调查权的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合法性原则包括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两方面的内容，不仅要遵守实体法规范，而且要遵守程序法规范。
（2）公正性原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者，要把维护公平正义的理念贯穿在行使调查权的始终。在行使调查权时要保持中立的立场，客观、全面的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既包括有利于申诉人的证据，也包括不利于申诉人的证据。
（3）必要性原则《办案规则》中“非确有必要，不应进行调查”的规定尽管在《两高意见》中没有明文体现，但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的调查可以随心所欲，这种调查权应当是“有限的”，在判断是否启动调查权以及调查内容的确定时要在司法资源的效益性、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平衡性、公共利益的维护性之间找出最佳的平衡点。
（4）强制性原则强制性原则并不是附带强制措施的原则，而是说带有强制性后果的原则，因为检察机关调查权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检察监督权，其每一调查行为必然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4］调查相对人有义务对检察机关的调查予以积极配合，否则除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外，检察机关还可以通过一定的强制措施保障调查权的有效实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调查权得以有效行使。
2、民事检察调查权启动的条件
受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抗诉条件的限制，检察机关调查权启动的条件亦有所限制。《两高意见》第三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调查核实的三种情形，对于此处规定，应理解为对典型的可以调查的情形用列举的方式予以肯定，除此之外并不排斥其他符合立法本意的可以调查的情形，不然会使调查权的范围过于狭隘。这种理解可以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得到印证，《证据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可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属于“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法院应当以职权调查，如果法院在此种情形下应当调查而没有调查的属于违法，检察机关当然应当予以监督，但是两高意见并没有直接列举，因此民事检察调查权的启动条件不应囿于《两高意见》第三条的规定。民事检察调查权的启动形式既可以依职权直接启动，也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民事检察调查权的启动条件都不是随心所欲的，都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调查权一旦启动，就意味着公权力的强力介入，就有可能破坏诉讼平衡制度的构建，调查权应当具有谦抑性。依据宪法对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及民事诉讼法的精神及规定来看，民行检察调查权启动条件可归纳为两大类：一是需要启动调查权开展违法监督。这种情况下启动调查应是审判可能出现严重违法，包括审理程序违法和判决结果违法，这种严重违法一旦被调查证实，应足以引起抗诉的法律后果。除了《两高意见》第三条规定的几种情形外，至少还应包括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应予调查而没有调查的情形，这也是和目前打击虚假诉讼、加大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监督力度的工作要求相吻合的。二是需要启动调查权核实新证据。这种新证据应是原审判决生效后新发现的证据或是新生成的证据，这种情形下需要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检察机关不宜依职权直接启动。当事人因客观情况无法收集申请向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这一点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中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规定。
3、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效力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虽然检察机关处于中立地位，但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还是应当依照证据适用的一般规则进行质证以最终确定其效力。《两高意见》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庭的，对人民检察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包括有利于和不利于申诉人的证据予以出示，并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予以说明。”《两高意见》里要求检察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予以说明”的行为就是对证据进行质证，根据权力制约的原则，法院应当审查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时主体是否合法、程序是否适当、是否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以确定证据效力，最后由法院根据证据规则决定是否采纳。
注释：
［1］参见张智辉《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9月，第66-68页。
［2］刘京升.关于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权的思考［D］.中国政法大学2010
［3］张昊郝利凡：《民事检察调查权制度研究》，法制与社会，2011年5月，第40页。
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篇10
诚然，欧圳的专门机构监督模式是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分权理论与价值观基础之上，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的宪政秩序。但就其具体内容和形式而言，也具有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相兼容的一面，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专门机构监督模式体现的理念并不必然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冲突。该模式体现了当代宪政的“宪法至上”的理念在欧洲国家的确立，反映了通过建立和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来维护宪政秩序、保障基本人权的客观要求。欧洲的专门监督模式可以给我们一种启示，即设置专门机构来监督宪法的实施并不会改变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就专门机构监督模式所体现的宪法至上的法治观念，宪法监督机构的专门化，监督机构的组织和监督内容的政治性与司法性结合的特点，反映了当今宪法和宪法监督制度的客观要求等，都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宪法至上”的法治观念的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是我们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国家的监督体系，实行专门机构监督模式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宪法监督的基本精神就在于通过审查和纠正违宪行为，保证权力行使的合宪性与合理性，维护国家的宪政秩序。而设立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是健全权力制约机制的非常有效的形式。“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p.154)任何权力都应当是有限制的、受到制约的，这是近代宪政的基本精神。要解决权力的滥用，我们也必须建立和完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体制。如果说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更多地强调加强人大监督；那么在宪法的实施和监督上，则应当大力主张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制约，实行以权力制约权力，完善依法行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就人大活动来说，各类因素都可能导致人大的立法和决议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发生违宪行为。在人大本身违宪的情况下，仅靠其自身的制约机制是很难加以纠正的，而设立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活动起一些制约和监督作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有效的机制。四建立宪法监督机构是宪法监督得以有效开展的首要前提。但是，仅有宪法监督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化，没有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对宪法监督机构的组成、地位、职权、行使职权的原则、程序、手段等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或确认，宪法监督机构也无法正常运转。宪法监督是旨在限制权力和解决冲突的活动。监督机关要实施自己的职能，就应当拥有相应的手段和职权，在监督过程中，如发现被监督部门有违法行为，即应采取一定措施。换言之，违反规范就将引起法律后果。既然监督目的是限制权力和解决冲突，因此它的范围应该与社会体系的范围是一致的，其对象只能是社会体系中预先确定的具体机构。可见，监督是对社会体系以及它是否符合基本原则所作的内部检查，以消除社会中产生的紧张局势。在实行专门监督机构模式的国家中，宪法监督制度完善化的趋势最为明显和典型。这一趋势在这些国家中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首先，通过制定和修改宪法，规定宪法监督主体、监督权力、提起诉讼或审查主体、监督机构成员组成、任期、职务保障、裁决效力等内容，为宪法监督制度完善化提供基础和依据。如法国、南斯拉夫等国。其次，制定规范宪法监督专门机构行使权力的专门性法律，如德国、韩国等。由于这些国家的宪法或专门性法律对宪法监督制度作出了完善、周密的规定，就为宪法监督专门机构行使职权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依据。我们必须看到，宪法监督是当代宪法与宪政制度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发展与完善本身也是改革，对于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直接意义。在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问题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不涉及宪法的修改”作为一种前提条件。既然是改革，只要是必须的，也完全通过修改现行宪法，也可以通过制定专门性法律来规范宪法监督，以使其法律化、制度化。现行宪法监督体制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无法落实，缺乏实效，应当通过改革，建立和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实效的宪法监督体制。为了对宪法监督工作进行全面的规范和调整，保证宪法监督机构能够依法、切实地行使宪法监督职权，有必要借鉴国外尤其是实行欧洲模式的国家的经验，通过修改宪法或制定专门性法律如宪法委员会组织法等，对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独立行使监督权给予具体规范，在立法上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包括在监督内容上和监督形式上确立新的规范，对设置的宪法委员会的地位、权限、组织的运作程序作出明确规定。综上所述，健全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最重要的是设置有很大权威的宪法委员会，该宪法委员会应当是能依法独立行使监督、审查、裁决权的权威组织。设立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宪法委员会来监督宪法的实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状和国情。我们应当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实际情况，借鉴外国宪法监督制度中切实可行的方法，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完善的、可行的、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监督制度。【参考文献】［美］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m]．三联书店出版，1996．王丹丹．美国司法审查的运用和评估[J]．外国法学研究，1997，(2)．［德］库特·奈特海默尔．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苏］C·B·博博托夫．资产阶级国家宪法监督的理论和实践[J]．苏维埃国家和法，1989，(3)．程湘清．关于宪法监督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J]．法学研究，1992，(4)．陈云生．走法治必由之路——论宪法和法律监督的制度化[J]．比较法研究，1997，(1)．金永健．违宪审查比较[a]．宪法比较研究文集[C]．(2)．王磊．试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J]．中外法学，1993，(6)．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J]．法学，1998，(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