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的含义篇1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党内监察（纪律检查）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告诉我们，建设一个好的党，需要许多条件，其中，党内严格的纪律和健全的纪律检查（监察）制度则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革命胜利和执掌政权之后存在不存在发生分裂、和腐化变质的危险，要不要进行检查监察、如何有效监督检查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等问题上，工人阶级革命导师都作了肯定回答。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内监督的基本思想（1）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2）严格纪律保证党的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3）通过民主和批评实施有效的党内监督2、列宁关于党内监督的基本思想（1）关于加强执政党党内监察的必要性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以后，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党内监督；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后，为了同它的大敌——、骄傲自大、腐化变质作斗争，必须加强党内监督工作；为了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加强检查和监督工作；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必须加强党的监察工作。（2）关于党内监察制度建设列宁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党内监察制度的基本思想与实践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党内监察的目的与任务；监察机关的产生；监察委员会的人选；监察机关的地位等。3、刘少奇的监察（纪律检查）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了重要贡献。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监察思想。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以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了许多有关监察（纪律检查）方面的重要思想，并根据这些思想，确立了党和国家监察体制的基本格局。他们的监察（纪律检查）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对党和政府实行严格监督是防止腐化变质的重要条件（2）充分发扬民主是实行监督开展批评的根本保证（3）监察（纪律检查）工作必须加强4、邓小平陈云的监察（纪律检查）思想（1）邓小平的监察（纪律检查）思想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建国后，他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和国家的建设问题上，建树颇多。其中对加强监察（纪律检查）制度的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执政党必须加强党内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执政党不犯大错误的重要保证；有效的监督是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的重要保证；有效的监督是使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条件。必须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多方面的经常的监督。包括群众的监督；党委会的监督；党的监察机关的监督；派的监督；监督的关键，在于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是否健全。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在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彻底解决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问题。加强监察制度建设，发挥监察机关作用。（2）陈云的监察（纪律检查）思想陈云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对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有过许多重要论述。建国后，他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非常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在担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期间，就纪律检查工作的意义、任务、方针及组织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又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监察）制度建设，有着十分重要意义。陈云的监察（纪律检查）思想主要体现在：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重要任务是抓党风。纪检工作要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必须不断健全纪律检查机构，严格选拔纪检干部。二、党纪论党的纪律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是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的队伍纯洁性和坚强战斗力的有力武器。党的纪律的理论是党的纪律检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纪律检查理论，必须掌握党的纪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1、党纪的基本含义（1）党纪的含义党的纪律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党的纪律是各种党内规范的总称。党的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违纪者要受到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的追究。（2）党的纪律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制定了党的纪律。80年来，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随着党的队伍的不断壮大，党的纪律建设也在不断发展，现在已形成了《》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核心的、具有中国共产党特点的比较完整的纪律体系。它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宣传纪律、群众纪律、保密纪律、经济纪律、人事纪律、外事纪律等方面。（3）党纪与法律政策道德的关系作为执政党，规定：“党员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模范作用，带头维护社会秩序，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因此，遵守国家法律和共产主义道德，也是党的纪律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党员应当懂得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自觉地规范其社会行为。2、党纪的特点（1）工人阶级政党的纪律是为工人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纪律（2）工人阶级政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平等的纪律（3）工人阶级政党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4）工人阶级政党的纪律是科学的纪律（5）工人阶级政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3、党纪的作用（1）党的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2）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3）党的纪律是巩固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条件4、党纪的制定和执行（1）党纪的制定与党纪的执行（2）党纪执行过程中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正确执纪与从严治党的关系、执行党纪与改革创新的关系、党纪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三、党风论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风建设任务繁重而艰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作为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的职能机关，必须在实践中加强党风理论的研究，从而使党风建设工作更加科学，更加富有成效。1、党风的基本含义（1）党风的基本含义党风是政党的作风，是一个政党内通过一定数量的组织和成员的活动反映出来的，相对稳定、具有一定倾向性和影响的行为方式。党风是政党及其成员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总称。党风既作为党员个人思想、行为的风格而存在，又体现为党组织及整个党的风貌和形象，具体表现于政治、思想、工作、生活诸方面。（2）党风与党性党性决定党风、党风反映党性、党风具有相对独立性。（3）党风与党纪党纪是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准则，它与党风相互联系、相辅相成。（4）党风与改革党风建设与改革开放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密切联系。（5）党风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的路线以及依据党的路线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同党风息息相关，但又相互区别。党风影响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形成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党风的发展方向和内容。（6）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廉政建设所要解决的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问题。党风建设所要解决的是政党及其成员的作风问题，涉及的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党风建设比廉政建设起点要高，要求更为严格，内容更为丰富。党的组织和党员不仅要遵照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廉洁自律，而且要遵照的要求，在共产主义信念、理想的支配下，履行党员的义务，发挥战斗堡垒和模范作用。因此，廉洁奉公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党风建设的全部内容。2、党风的内容（1）党风内容的含义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排除又相互联系、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趋势和倾向。党风也不例外，既包括优良作风，又包括不正之风这一对立统一体。（2）党的优良作风核心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与之联系的我们党还逐步形成了谦虚谨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开拓进取等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好作风。（3）党内不正之风党内不正之风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形形，但其核心内容则是和。其他的不正之风，大都是和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由这两种与执政党的特点紧密相联的错误倾向滋生、演化出来的。3、党风的根本问题及党风估价的基本方法（1）党风的根本问题党风问题，说到底，就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2）党风估价的基本方法党风估价的基本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和分析党风建设状况，区分党风建设过程中的现象和本质，支流和主流的方法。（3）正确认识党风现状就总体状况而言，党风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党内也存在着、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严重地败坏了党的声誉、危害了党群关系。4、党风建设（1）党风建设的内容党风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二是反对和纠正党内不正之风。（2）党风建设的意义加强党风建设，是维护党的性质，保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条件；加强党风建设，对于形成和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党风建设，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顺利发展的重要途径；加强党风建设，是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3）新时期党风建设的思路党风建设必须紧密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来进行；党风建设必须把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党风建设必须走上制度化的轨道；党风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四、反腐败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借鉴国外反贪廉政的经验，结合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客观实际，研究和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活动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和制定新形势下深入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和对策，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确保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腐败的含义和实质（1）腐败的内涵一般来说，凡是公共权力被滥用而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就是腐败。构成腐败的内涵通常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腐败的主体，即与权力相联系的个人和组织；二是腐败的行为，即以权力被滥用为特征的社会行为；三是腐败的客体（后果），即受到损害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个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要素，构成了腐败的本质内涵。（2）腐败的外延揭示腐败概念所确指的对象的适用范围。确定权力被滥用的适用范围，必须确认一种社会行为的本质属性，即构成这种行为的政治腐败性。确定权力被滥用的适用范围，必须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对腐败的政治态度。确定权力被滥用的适用范围，必须兼顾到我国历史文化的特殊背景。（3）腐败的实质指腐败所固有的决定其性质和发展的根本属性。腐败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它的根本属性，就是某种权力的蜕化和变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范围的权力蜕变现象的主要特征是：权力官僚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2、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1）腐败产生的一般原因腐败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客观上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和心理诸因素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通常产生腐败现象的最基本的原因有：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产物；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腐败现象往往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伴生物；思想道德文化领域中的金钱拜物教和权力拜物教，往往是产生腐败行为的重要诱因。（2）新形势下腐败现象产生的特殊原因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腐败现象，其原因主要有：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对外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功，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趁机钻进来，成为一些人发生腐化的重要诱因；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也会给腐败现象滋生以可乘之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滋长，是腐败得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3）新形势下腐败现象的主要特点一般来说，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具有利己性、损他性、性、隐蔽性、传染性、顽固性、和可控性等共同特征。在我国，腐败现象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双重转换时期的特有现象。其主要特征有：由于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许多社会行为尚未通过法制形式得以严密规范，腐败现象具有易发性。在改革时期，腐败活动往往借改革之名滋长蔓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腐败活动往往选择经济领域中供需矛盾突出的环节作为其钻营舞弊的场所，带有一定的聚集性。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领域及表现形式，会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转换和变化，具有多变性的特点。3、反腐败的性质任务和意义（1）反腐败的性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关系到四化大业的成败。（2）反腐败的任务反腐败斗争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涉及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但从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角度来讲，主要任务是抓好两个方面：一是坚决惩处腐败分子，二是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包括纠正不正之风。（3）反腐败的意义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坚决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这是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战略性措施。4、反腐败的思路和对策（1）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的思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2）把廉政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是新时期深入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经之途（3）建立有效约束滥用权力的机制是防范和遏制消极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的基本举措（4）坚持对党员和干部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教育是保证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更有成效地开展的基础环节（5）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重要条件五、监督论党内监督，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作为执政党，建立起一整套的监督制约机制，对于防止权力的蜕化，是完全必要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党内监督的职能机关，在党内监督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深入探讨、正确认识党内监督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特点，研究和掌握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对于纪律检查机关正确地、富有成效地履行监督职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监督的基本含义（1）监督的一般含义一般含义上说，监督就是一定的社会组织，根据既定的行为规范，对某一具体对象进行的察看、监督活动。（2）党内监督的基本含义党内监督的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含义：党内监督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党内监督是一种制度化的、协调有序的活动；党内监督是以揭露、评价、纠偏为主要方式的活动过程。2、党内监督的基本特点和原则（1）党内监督的基本特点党内监督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自觉性；强制性；客观性；相对独立性。（2）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党内监督具有以下几个基本原则：平等的原则；公开的原则；群众性原则；保护正当权力的原则。3、党内监督的基本任务和内容（1）党内监督的基本任务按照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监督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令，正确行使职权，防止和减少重大失误和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揭露和处理一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2）党内监督的核心问题只有对权力予以有效制约，才能保障和发扬党内民主；只有对权力予以有效制约，才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作用；只有对权力予以有效制约，才能克服和抑制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4、加强党内监督的途径（1）党内监督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结合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党内监督的构成要素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而对构成要素的结合方式的考察也会有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党内监督要素结合方式的基本问题是领导体制问题，即，党的各级组织、部门、党员在监督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职能监督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党是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有关党内监督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监督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党员和党的组织部门在监督中的活动和工作都是在党委领导下开展的，因而坚持和维护党委的统一领导，是党内监督要素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哪些层次，哪些方面要素的结合，都应当体现和遵循这一原则。（2）加强党内监督的主要途径加强党内监督的途径主要有：经常地、深入地对广大党员进行教育，努力形成和发展良好的监督意识；有机地协调党内的监督活动和监督工作，努力提高党内监督活动和监督工作的综合效果；以改革的精神，不断发展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5、纪检机关在党内监督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监督工作的基本方式（1）纪检机关在党内监督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内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有赖于党的各级组织，各个部门和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其中，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内监督的职能机构，在党内监督体系当中，居于重要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纪委具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这使纪委的监督工作的开展有了坚实可靠的组织保障，而且也使纪委的监督工作的效率能够通过各级纪检组织的努力而覆盖和影响到党组织的各个层次和党内活动的各个方面；纪委是党内监督的职能机构；纪委拥有和党内其他重要法规所赋予的权力和手段；纪委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因而在监督方面具有更大的权威性。（2）纪检机关监督工作的基本方式纪委是以监督为基本指责，并掌握一定监督权力的党内专门的监督机关。与这种性质和特点相适应，纪检机关开展监督工作的基本方式主要有：以监督的方式参与决策；检查处理违内行为规范的组织和个人；参与党的其他组织和部门开展的具有监督意义的活动；对带有倾向、普遍性的问题进行集中检查；根据改革开放、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和群众的反映，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地给有关组织和部门反馈信息，提供建议。协助、督促其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水平。选自曾繁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概论》
法律监督的含义篇2
【文章摘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与监狱监管改造工作紧密相连，相辅相成。进一步加强，既有利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本文在“国家治本安全观”的大背景下，深入阐述当前历史时期推进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意义、监狱巡回检察的内在价值及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性。
【关键词】国家治本安全观监狱巡回检察价值属性
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国家和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对依法治国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法部党组提出把“不跑人”的底线安全观深化为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的治本安全观。张军同志从司法部到高检院工作后指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作为监督刑事执行情况的专门机关,必须牢固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法治思想、政治思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着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维护监管安全稳定进行探讨。
一、认识“治本安全观”理念
治本安全观作为司法部首次提出的全新概念，是基于当前监狱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作出的科学决策，是新形势下监狱工作的理念引领、行动指南和重要遵循。治本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监狱工作指导的新实践，治本安全观是对监狱治理的新发展，治本安全观是对监狱警察队伍建设的新要求。
二、加快推进“治本安全观”视角下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刑事法律政策的调整，监狱押犯结构的变化趋势明显，罪犯改造需求更趋势多元。在新的历史时期，迫切需要我们落实“治本安全观”进一步维护监管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推进监狱安全稳定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切实要求
政治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人民幸福安康的基石。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要切实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工作，加强源头性、基础性工作，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是政法机关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对于监狱而言，安全稳定始终是监狱“生命线”，是压倒一切的重大任务。治本安全观的提出，就要把安全稳定这条“生命线”变成“起跑线”。坚持把教育改造罪犯作为中心任务，创新改造内容和改造方式方法，统筹推进惩罚改造、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逐步减少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
（二）推进监狱安全稳定是贯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总任务具体体现
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安全和公正的期待越来越高。监狱机关切实围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治本安全观要求，将以往“不跑人”深化为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不断创新改造工作理念和方法，提高教育改造工作专业化水平。通过教育转化、攻心治本，进一步提升狱内安全系数；要搭建监狱与社会互通共建平台，运用社会力量帮助罪犯改造自新，加大罪犯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促进刑释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最大限度地为促进社会稳定增加和谐因素。
（三）推进监狱安全稳定是不断开创司法工作新局面新部署
当前监狱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维护监狱安全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近年来形势政策调整变化，押犯结构日趋复杂，使狱情趋于复杂化，监管安全压力增大，有的罪犯对管理产生对抗，甚至铤而走险，发生脱逃、自杀、袭警、闹监或暴狱等重大恶性案件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对监狱的冲击是空前的。治本安全观要求，监狱工作重点应该而且必须由罪犯跑不了或不能跑向罪犯不敢跑、不想跑的目标迈进。
三、监狱巡回检察是刑事执行检察机关落实治本安全观的新举措
（一)监狱巡回检察的内涵。2018年5月31日，最高检决定启动监狱检察重大改革，选择8省（区、市）开展为期一年的检察机关对监狱实行巡回检察试点工作(后扩大到12个省)；2018年10月26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通过，“派驻+巡回”监狱检察二元结合模式在立法层面得以确认；2018年11月30日，最高检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人民检察院监狱巡回检察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监狱巡回检察操作性规范；2019年7月1日起，最高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监狱巡回检察工作。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监狱检察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监狱巡回检察应定义为：人民检察院适应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工作机制改革，采取检察官办案组的形式，在派驻检察基础上，灵活运用常规、专门、机动、交叉巡回检察等方式，对监狱执行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等情况全方位进行检察的一种创新工作方式。
（二）监狱巡回检察的价值属性
1.政治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监狱工作的首要任务，检察机关发挥监督职能作用，促进监狱实现政治目的，体现了监狱巡回检察讲政治、顾大局，主动融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如果在法律监督工作中只注意监督具体法律条文的实施，而忘记了贯穿在法律条文中的政策精神，或者只记住了法律而忘记了政策尤其是忘记了总政策，那就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法律监督工作者，就不能有效地保障法律的实施。二是坚持中国特色。“坚持党对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的绝对领导，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监狱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进行的改革，既是检察方式的创新，也是检察理念的创新，体现了检察机关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制度自信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道路自信。三是顺应人民需求。监狱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眼于人民群众对法治、公平、安全等价值的更高需求，通过完善监督，促进实现刑罚执行目的，提升罪犯改造效果，降低重新犯罪率，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法定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蕴含了宪法属性。监狱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的具体体现，所以监狱巡回检察也是落实《宪法》的具体体现。二是蕴含了实体法属性。《刑法》第七十八条和第七十九条是关于罪犯减刑的立法规定，《监狱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监狱巡回检察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监狱执行刑罚活动情况进行监督。三是蕴含了程序法属性。《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监狱执行刑罚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阶段，其工作应依法受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故监狱巡回检察蕴含了程序法属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相关内容也表明监狱巡回检察带有明显的程序法属性。四是蕴含了组织法属性。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七条“人民检察院根据检察工作需要，可以在监狱、看守所等场所设立检察室，行使派出它的人民检察院的部分职权，也可以对上述场所进行巡回检察”之规定，监狱巡回检察也是落实《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具体体现。五是蕴含了司法解释属性。《规定》和《目录》是经最高检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这两个规范性文件具有和司法解释一样的法律效力，所以监狱巡回检察也蕴含了司法解释的法定属性。
3.监督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法律监督。如前文所述，监狱巡回检察是监狱检察监督模式的创新和发展，是刑事执行检察职能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生动实践，所以监狱巡回检察具有天然法律监督属性。二是社会监督。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监察员等社会代表和第三方人士参加监狱巡回检察以及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巡回检察开展情况，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监狱巡回检察监督，不断改进监狱巡回检察工作。三是专业监督。通过邀请安监、食药监、检验检疫、审计、消防等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参加监狱巡回检察，补齐巡回检察人员专业受限短板，将法律专业之外的专业问题交给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监督，形成法律监督合力，提高监督专业水平。四是行政监督。上级院对下级院辖区监狱巡回检察的同时，对受检地检察机关的检察室规范化建设及派驻检察工作情况也要同步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提出具有行政特点的行政监督整改命令、意见和建议。
4.案件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巡回检察也是办案。检察机关通过开展巡回检察，集中人员力量针对监狱执法活动的某个或多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检察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违法问题，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监督纠正，督促监狱落实整改到位，促进监狱规范执法，这个过程就是在办案。二是实现“办事模式”向“办案模式”转变。作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监狱巡回检察应顺应和应对检察工作发展变化带来的要求和挑战，树立起办案思维，实现从“办事模式”向“办案模式”转变。三是办案责任制落实。根据《规定》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对监狱巡回检察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实权责统一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以及第六条关于巡回检察办案主体的规定，监狱巡回检察性质和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等业务工作一样，都是检察机关的办案活动。四是巡回检察实践。巡回检察中制发《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活动都具有鲜明的办案特征，每一关键节点和环节都要录入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以下简称“业务应用系统”），接受案件管理部门对办案流程的监控和管理，所以巡回检察实践也充分反映出这项工作的办案属性。
5.效能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政治效能。监狱巡回检察的狱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落实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目标和价值使命决定了检察机关通过监狱巡回检察必将释放出一定的政治效能，向社会乃至世界传递国家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进步、自信、文明和昌盛。二是人权效能。通过监狱巡回检察，把人权保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通过依法维护罪犯获得刑事奖励权、休息权、劳动报酬权、会见权等法定权利，促进提高监管改造质量；通过受理控告、举报和申诉，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通过打击“牢头狱霸”和体罚虐待等违法行为，开展罪犯死亡和监管事故检察，保障罪犯生命权、健康权和人格权，等等。三是公平效能。通过监狱巡回检察，确保监狱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改造活动中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制度，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四是检察效能。监狱巡回检察可以激活和挖掘以往监狱检察中存在的活力不足、动力不足、嗅觉不足、本事不足、威慑不足的因子和潜力，通过案件办理和问题解决，最大化产出检察效能，提升司法公信力。五是双赢多赢共赢效能。监狱巡回检察不是零和游戏，并不是为了突显你错我对的“优越感”，其实质是要通过法律监督，帮助被监督者解决问题、补齐短板，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共同推动法律贯彻执行到位，共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在开展巡回检察中，基于“从维护司法公正角度看，监督也是积极的配合和支持”的深刻认识，检察机关主动加强与监狱、司法行政机关的协调配合,确保刑罚执行公平公正，确保罪犯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更好地满足人们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实现法律监督、刑罚执行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双赢多赢共赢，实现监狱巡回检察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监督的含义篇3
关键词：乳品；安全；政府监管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54-02
随着我国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乳品成为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一部分婴儿的主食。但2008年“三鹿事件”及随后出现的一系列乳品安全事件粉碎了人们对乳品的信赖，人们感到震惊、愤怒，对有些国内乳品企业感到失望，并逐渐对乳品安全也丧失了信心。在法律制度还不是很完善，企业诚信普遍缺失情况下，为了我国人民饮食安全，为了促进我国乳业发展，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希望政府能加强对乳品安全的监管。
一、乳品安全的含义
乳品包括生鲜乳和乳制品。而乳制品指以生鲜牛（羊）乳及其制品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的产品，种类繁多。乳品安全指的是乳品中不含有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因素。即乳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和农药、兽药残留量，致病性细菌和病毒，以及在其加工过程中人为添加的添加剂和强化剂等不能超过人体本身的抵抗或自净能力，不能对人体健康造成现实及潜在的危害；不同分类和特殊人群专用的乳品所含的营养成分不能造成使用者营养不良。乳品中不含任何有害物质的要求不现实，因为乳品营养丰富，生产环节又多，受一些有害细菌或其他有害物质污染的几率大。乳品安全不是指不含任何有害物质的绝对安全，而是所含的有害物质要在一定量的范围内，是一种相对安全。
二、乳品安全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虽已初步建立起乳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颁布了乳品安全监管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定了乳品安全监管的政府主体及其监管权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乳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等。但是，目前的乳品安全政府监管还不完善，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乳品安全政府监管主体处于变动期，自上而下的新的监管主体还没完全确定，相互之间的权责还不明确
2008年10月9日颁布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奶畜饲养以及生鲜乳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负责乳制品生产环节和乳品进出口环节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乳制品销售环节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乳制品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照职权负责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其他工作。”由此确定的我国乳品安全政府监管模式是“多主体分段监管模式”，各监管主体包括农业部门、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分别负责不同环节乳品安全监管。2013年3月22日，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挂牌为标志，新的乳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在中央层面开始建立。根据规定，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对乳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进行统一安全监管。中央层面农业部负责奶畜饲养以及生鲜乳生产、收购环节的监督管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乳品安全风险评估和乳品安全标准制定。但是，中央没有对地方乳品安全监管主体做统一要求，让地方因地制宜进行设置。
2.乳品安全政府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政府对之管理要依法进行。依法管理前提是有法可依。乳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是实施乳品安全监管的根据，其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乳品安全监管的效果。目前我国已制定并颁布了《乳制品企业生产技术管理规则》、《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等多部有关乳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存在问题：一是这些法律法规系统性和协调性差，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法律法规由不同主体创制，包括农业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部门等，各创制主体从自己角度出发制定法律法规，为维护本部门利益，容易各自为政，各自为大，从而造成法律法规之间不协调、不系统。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乳品法律法规修改清理工作落后实际需要，也会导致新法和旧法之间的不统一，甚至冲突。二是有些法律条文内容还不够明确具体，比较笼统。三是有些内容还存在法律空白，法律条文还没涉及。
3.乳品安全政府监管的国家标准不全，并且偏低
2010年3月26日卫生部公布了《生乳》（GB19301-2010）等66项新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新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了以往由不同主体制定的比较零散的乳品标准，使得乳品检验检测及乳品安全评价有了统一尺度。但是新的乳品国家安全标准制定的比较仓促，是在危机事件推动下出台的，主要针对短期现实急需而进行规定，对乳品生产链各环节没有做到分别详细规定，乳品的运输和销售环节标准欠缺，例如乳品在商店或超市待售时，冷藏条件几乎由商店或超市自主决定，没有统一标准；同时，新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对各种调味乳或含乳饮料营养标准及包装要求也没做出明确规定，以致出现了调味乳和含乳饮料都可以叫“早餐奶”的现象。另外，乳品标准偏低，有人就惊呼“一夜回到25年前”乳品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细分指标均低于1986年的国标。生乳理化指标中蛋白质为每百克2.80克，微生物限量中细菌总数为每毫升不超过200万个。而1986年的乳品国标规定每毫升生乳细菌总数不超过50万个，蛋白质是每百克2.95克。发达国家生乳蛋白质含量标准都至少在3.0克每100克，菌落总数每毫升在10万以下。
4.乳品安全政府监管检验检测技术和设备有待提升
对乳品进行检验检测，需要检验检测的内容面广，不仅包括应该含有成分质和量的检验检测，还包括一些违禁物和限量物的检验检测，如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物等。需要的检验检测技术种类和设备种类多，如需要抗生素快速检验仪、三聚氰胺检验仪、解抗剂检验仪、微生物快速检测仪、蛋白快速测定仪、脂肪快速测定仪等。但目前，尤其在基层政府，由于资金和检验检测人员技术操作水平的限制，对乳品营养成分进行检测基本还是沿用比浊法、比重法、超声波法等并非真实、可靠的传统检测方法，无法确切弄清楚乳品中是否添加淀粉，甚至添加三聚氰胺等禁止检出的物质。检验检测设备落后并匮乏，有效的液相色谱、气相色谱、红外检测分析仪等设备不仅价格昂贵，检测、维护费用也高。
三、加强乳品安全政府监管的几点建议
1.加快职能调整和机构改革、尽快确定各级政府乳品安全监管主体
中央层面，要按照机构职能调整的要求，对食品安全办的职责、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职责、质检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进行有效整合，将整合后的权责统一划入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真正成为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统一监督管理者。并将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队伍和检验检测机构划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根据中央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调整目的和原则，结合地方本身情况，尽快制定本级地方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调整方案，并对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及其职能进行调整，尽快确定政府乳品安全监管主体及其职责权限。
2.健全乳品安全法律法规
乳品安全政府监管部门职能及机构调整，需要现有法律法规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如《食品安全法》和《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中关于监管主体及其职责权限的规定就需做出相应调整。对由工商、质检等不同立法主体创制的乳品安全法律法规要进行清理，以保证法律法规的适应性和统一性，提高法律法规的权威。对存在法律空白的地带要及时进行研究并立法。同时，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更为详细的实施办法及配套制度，实施办法和配套制度要做到语义明确、条文具体、可操作性强。最终实现对乳品生产链各个环节的立法，使乳品生产链上的每个环节的每一内容都有法可依。
3.完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并坚决贯彻实施
乳品生产链长，种类多，需要制定的标准多，虽然我国已制定了《生乳》（GB19301-2010）等66项新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但远远没有实现对乳品生产链各环节、各种类型乳品的全覆盖。接下来要对存在标准空白的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分类奶的营养和包装要求等进行标准研究，加快形成全覆盖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使乳品安全获得进一步保障，也使乳品安全评价有一个全面、统一的尺度。为此，政府要大力支持乳品标准的研究，给予资金支持，鼓励包括国家标委在内的政府部门及非政府部门开展空白领域的乳品标准的研究和探讨，在归纳、整理和细化现有笼统规范及借鉴他国经验基础上，做出合乎实际的标准规定。并要根据我国乳业发展情况，和国外乳品安全标准每2～3年就进行一次较大调整的实际，调整我国已制定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乳品标准对乳品安全的意义取决于标准得到何种程度的执行，执行程度越高，对保障乳品安全的意义越大。政府要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大力宣传，使乳品生产相关主体、政府乳品安全监管部门、消费者明确标准内容，在此基础上，坚决贯彻执行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并监督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实施情况。
4.政府应加大对乳品安全监管检验检测技术和设备的投入支持力度
政府应通过项目等形式支持乳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鼓励科研单位和企业等进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技术在乳品安全监管检验检测方面的应用，促进快速、灵敏、精确的新的乳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和相应设备的诞生。同时，对基层政府乳品安检验检测设备应进行及时更新，淘汰一批老旧设施，尽量配全设备。
参考文献：
法律监督的含义篇4
笔者所称的法律责任是指法定的权力行使主体或作用对象违反法定的职责或义务时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具体而言，一方面是法定的权力行使主体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的职责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是法定的权力作用对象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的义务时，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区分法律责任体现的是权义责相一致原则。依法理，任何主体在拥有和行使一定的法定权力时，必须相应地履行一定的法定义务，而权力的行使与义务的履行又必须以明确的责任承担来保证。就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而言，权力的行使主体是检察机关，权力的作用对象是侦查机关(包括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刑罚执行机关。明确区分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法律责任，既包括明确权力行使主体即检察机关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又包括权力作用对象即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及刑罚执行机关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义务时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而且这种不利后果应该是严格的而不是随意的，是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是刚性的而不是柔性的，是能执行的而不是可期待的。在笔者看来，没有法律责任约束的权力是“摆设式的权力”，同样，没有法律责任约束的义务是“摆设式的义务”。从现行刑诉法的立法设计来看，一个致命的硬伤是对权力行使主体是否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及权力作用对象是否履行法定义务缺乏刚性的责任约束。这是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约束力软弱、作用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运行规范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明确区分法律责任。
二、权力行使具有调和性
所谓调和是指事物内部各构成要素合法、合理，要素之间无梗阻、无矛盾、无冲突、协调一致。笔者所称权力行使具有调和性，是指检察机关中承担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相关职能的部门在法理上不存在与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不相容的矛盾或冲突。换言之，承担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相关职能的部门既不能同时扮演“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双面角色，也不能同时兼具“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笔者之所以强调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权力行使具有调和性，是因为宪法和法律既赋予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与诉讼职能，但同时又赋予了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侦查职能、诉讼职能与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从宏观上讲是相对的权能，两者的身份尤如“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运动员”与“裁判员”，是一对矛盾的双方，在一般的法理意义上两者不能兼容。如果这种不能兼容的权能由检察机关同一个职能部门承担或行使，则既会削减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作用，造成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内耗”，又会难逃检察机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两面角色”之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理解和把握权力行使主体具有调和性时，应着重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在一般法理意义上之所以不能兼容，其根本原因是存在“两面角色”或“双重身份”的内在矛盾。二是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职能不能兼容，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职能不能相容，指的是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职能整体上的不能兼容，但诉讼法律监督的部分职能与诉讼职能则可以兼容。是否存在有碍司法公正之嫌是评判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具体职能能否兼容的根本标准和依据。换言之，如果存在有碍司法公正之嫌，则两者不能兼容;如果不存在有碍司法公正之嫌，则可以兼容。我国现行刑诉法第54条规定，在审查环节对非法证据应依法进行排除，这充分说明了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的具体职能并非绝对不相容。三是承担刑事诉讼的职能部门可以承担法定的部分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但不应承担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能。刑事诉讼职能之所以与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不能兼容，是因为如果两者兼容则存在“双重身份”的利己之嫌，这与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5］不相容。
三、权力行使手段法定且适当
一般而言，权力的有效运行往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手段是体现权力作用强度和促进权力运行效果的重要保证。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权是一项重要的检察权能，其规范运行要通过法定的手段来保证。从法理上讲，法律如果不赋予权力行使必要的手段，则该项权力就不可能运行，实际上该项权力也就成了虚设的权力。法律如果赋予权力行使的手段不明确，则容易造成手段的滥用，最终导致权力的滥用，造成司法无序的混乱局面。在笔者看来，如同权力配置一样，在赋予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手段时，既不应唯少、又不应唯多，而应以适当为原则。唯少则不利于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唯多则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适当则要求手段种类适中，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需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规范化必须适当配置法定的权力行使手段。
四、信息资源充分共享
就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而言，往往由于监督的事后性，一般很难做到同步监督，监督效果往往大打折扣。能否及时监督在一定意义上对监督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及时监督的首要前提之一是信息收集反馈要及时迅速。在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中，信息是“触角”、“传感器”和“信号源”。可以说，如果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缺乏必要的信息，则其应有的效果很难体现。从信息与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来看，理论上，信息的封闭性越强，则监督的效果越弱;信息量越少，则监督的效果越小;信息获取越迟，则监督的效果越差。相反，信息的开放性越强，共享度越高，则监督效果越好;信息量越多，则监督效果越突出;信息收集反馈越及时，则监督效果越明显。实现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运行的规范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确保信息资源充分共享。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强调的信息资源充分共享包含三层含义:其一是迅速、准确、全面地收集信息;其二是收集的信息及时反馈;其三是信息的全面互通和充分利用。
五、配套制度机制健全完备
由于法律本身所固有的滞后性和粗疏性，因而任何一项权能的实际运行要想实现法定的预设价值，取得预期效果，离不开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而其中健全完备的制度机制又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可以说，如果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备，权力的实际运行就不可能顺畅，权力的作用效果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司法实践中，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备存在明显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入成本的增加;二是隐患瑕疵的增多;三是资源的浪费。就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而言，笔者认为健全完备制度机制至少应包括以下五个主要方面:一是发现机制;二是监督制约机制;三是纠错机制;四是责任追究机制;五是保障机制。应当指出的是，“制度机制是理性构建的产物，也是利益平衡的产物。制度利益直接联结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对它的衡量是利益衡量的核心所在。”因此，制定健全完备的制度机制，必须充分考虑其制度利益与利益平衡，保持制度机制的利益理性。
六、高素质的检察队伍
法律监督的含义篇5
关键词侦查监督职务犯罪法律性质
一、侦查监督的法律特性
在现行检察权配置中，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构成检察权的重要内容。其中侦查监督就是对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活动的监督，可以有效地保障国家法律在刑事诉讼侦查过程中得到正确统一实施，以实现社会正义，解决刑事矛盾，调和利益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①。侦查监督作为一种法律监督权，它的权能特性自然脱离不开法律监督主体唯一性、手段专门性、对象特定性等特点。除此之外，它还有如下两点须引起我们重视。
(一)侦查监督是一种建议和提请纠正权
按照现有的宪政体制，法律监督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监督，平等主体之间的监督具有相互制约、制衡的功能，是一种软性监督，而不是上位监督，这种监督关系的实质不是要被监督者服从监督者，必须按照监督者的意志纠正自己的错误，而是被监督者与监督者之间的一种制衡关系，它要求被监督者必须重视监督者的意见，重新审视检查自己的行为。如果认为确有错误就应当按照被监督者的意志来纠正错误。②正是因为法律监督权对于其它主体只具有建议纠正和提请追诉的权力，而不具有实体处分和惩戒的权力，所以它不可能从根本上妨害其他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因此，法律监督的制度保障要通过赋予法律监督者以实体处分权来实现的观点违背了权力制衡的原理，是不太可能被主流理论界所接受的。侦查监督不无例外要遵守这一原则。这一法律特性直接影响到其具体权能的内涵，在下一节中会详细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二)侦查监督的后果具有法定性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按照法律规定要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这是法律监督与其它监督的显著区别之一。法律监督只有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才能具有权力的特征，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监督的作用。即法律在规定法律监督主体的权力时，应当同时设定被监督者按受监督的义务及违反这种义务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但是，我国关于侦查监督的立法，恰恰就存在着这种明显缺陷。如《刑事诉讼法》第7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但是，立法上并未规定这种通知的补救措施，未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拒不纠正的法律后果和责任，也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进一步采取的法律措施。这种制度设计缺陷是造成侦查监督制度未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立法上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予以法律强制效力，并规定其执行义务及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在公安机关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应当无条件予以纠正，并在法定期限内将纠正结果回复检察机关，逾期不予纠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侦查监督的范围
(一)审查逮捕是否属于侦查监督的范围
司法实践中，审查逮捕、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往往被视为侦查监督部门的三大职能相提并论。在这里，侦查监督与审查逮捕是作为并列的两项职能出现的。因此，有人认为侦查监督与审查逮捕是两种独立的职能，应当分列部门单独管理比较妥当。造成这种观点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侦查监督的含义及范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侦查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作出相应决定以及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监督。根据这种观点，侦查监督的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审查批捕、起诉并作出决定;二是对侦查活动合法性进行监督。前者是审查批捕、起诉，后者是侦查活动监督。侦查活动监督从属于侦查监督。第二种观点认为:侦查监督仅指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不包括批捕起诉职能。这种观点认为，按现在的法律规定，侦查监督仅指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监督，而不包括对案件适用法律正确性的审查。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关于侦查监督的含义和范围，从目前的立法情况看，主要包括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以及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合法性进行监督两个方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第3款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一规定比较符合上述第一种观点的表述。其次，从理论上看，侦查监督是法律监督的组成部分，而法律监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审查批捕等职能，对公安侦查的案件在适用强制措施等环节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合法所进行的审查，理所当然应该包含在侦查监督的范围内。因此将批捕职能排除在侦查监督范围之外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高检院将审查批捕部门更名为侦查监督部门正是第一种观点的体现，比较切合实际，是可取的。
(二)立案监督是否属于侦查监督的范围
刑事立案权是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还是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中的一个环节，理论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立案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也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但笔者认为，立案只能是一种具有明显程序性的启动诉讼活动的一个环节，其本身隶属于侦查程序，并不具有一个独立诉讼程序的实质属性。且从立法规定来看，无法表明立案程序在立法上的独立程序地位。《刑事诉讼法》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这一法条把立案与侦查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视为一个程序。因此把立案认定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法律依据并不充分。
三、侦查监督的内涵
侦查监督作为一项权能存在，必然具有其相应的法律内涵，我们要探究的是到底侦查监督的具体权能如何科学配置，才能发挥其最大效能。笔者认为，侦查监督权的科学内涵，应当包括:一是检察机关发现违法行为的权力;二是纠正违法行为的权力。
在发现违法行为方面，就刑事立案监督而言，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立案监督只规定了质询权和纠正权，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和“认为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通知侦查机关立案”，而对检察机关关于侦查机关立案活动的知情权却未作规定。但是，司法实践告诉我们，检察机关只有在全面了解、掌握被监督对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对其行为有效监督。如果离开知情调查权，法律监督无从实施，效果也难以保证。知情调查权，主要是阅卷权和调查权。为了保障检察机关能够客观、真实、全面地了解、掌握被监督对象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和提出纠正意见，应当在立法上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依法调取、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利，具体包括受案、立案、破案的登记表册、立案、不立案、撤案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书、审批手续等案卷材料，此为阅卷权。而调查权是指对侦查机关的活动是否违法进行的证据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权是判断违法行为是否存在的前提，是实现侦查监督的手段和方式，涵盖在监督权之内。它有别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因此不能认为是违反权力分工制衡的原则越权行使。
在纠正违法方面，强化检察机关程序性制裁权，是行使各项法律监督职能的有力保障。为此，立法上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以法律强制效力，并规定其执行义务及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公安机关接到纠正违法通知后，应当无条件应予纠正，并在法定期限内将纠正结果回复检察机关，逾期不予纠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建立案件管辖及承办人变更制度也是一种对人的有效制裁措施。至于是否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程序性决定权，即其在必要时直接依法纠正公安机关违法行为的权利，有学者持赞同观点。笔者认为，受制于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现行检警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监督关系，对于侦查违法行为只有建议权，无直接纠正权。监督只是启动纠错程序，而不是直接纠正错误。当然，笔者亦希望能在立法上参考国际通行做法，打破现有的检警格局，赋予检察机关更多实体权利。“应借鉴侦检一体理论中符合我国国情的要素，加强对侦查工作的检察监督。”④以便更为有效地发挥侦查监督职能。
注释:
①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法律监督.中国检察官.2008(1).第27页.
②张智辉.法律法律监督三辨析.中国法学.2003(5).第24页.
法律监督的含义篇6
【关键词】媒体监督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冲突协调
2013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重新激发了广大司法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对新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冲突的关注。在新媒体时代，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联系越加紧密，以微博、微信、手机平台为载体的新媒体监督以其开放性、实时性和广泛性等优势，在促进司法公信与权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媒体监督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极有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干扰。因此如何规范新媒体监督的作用，既确保新闻自由，又能真正维护司法公正，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对两者的关系作深入的探讨，希望通过一系列制度的确立，为在实务中解决两者冲突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含义
媒体监督的含义及发展特点。媒体监督，传统意义上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①现在有学者认为媒体监督是借助于舆论工具对社会中一切公共事务进行监督，是新闻媒体及网络媒体使用者运用新闻报道或微博、网上发帖等方式，对不合符法律、纪律、道德的行为进行报道或发表看法、意见，以促进其转变行为方式。②这就是目前引起学者广泛讨论的新媒体监督，其在现代社会监督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此类监督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网民是其主要的参与者和关注者，沟通方式更加开放，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2012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截至2012年6月30日，我国互联网普及率39.9%。虽远低于美英日韩，但报告认为中国的网络舆论场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力度最强的。由于任何网民都可以通过博客、电子论坛甚至手机短信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也使此种监督极易激发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进而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压力，促使政府机关、社会公共组织提高工作效率和作风，加快对某些意见和事件的处理进度。
司法公正的含义及要求。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指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人们所追求的崇高理想、价值和目标。司法权作为国家的重要权力，是国家实现统治权的主要途径，司法公正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所谓司法公正，专指审判公正，其基本内涵是要求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和审判结果中坚持合法性、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人民法院就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所做出的处理或裁决是公正的，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都是正确的。程序公正则是指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所得到的权利主张机会是公平的，所受到的对待是一视同仁的。因此司法公正要在具体的个案中实现，法官必须坚持严格依法作出裁判，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以正当、合理为价值追求，所作出的裁判结果能够得到全体诉讼参与人及其社会公众的认同。
引起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对立的原因分析
两者在旨趣上存在巨大差别。在当今时代，由于新媒体监督加大了舆论力量，提升了公民对司法活动的关注度，但某些不实报道却使其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不断加深和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在旨趣上存在差异。对于媒体而言，新闻自由原则、典型原则、实时性原则，与司法独立有着天然的矛盾。新闻自由要求媒体有信息采集、、传递的自由，有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在媒体对某些重大、热点案件进行报道评论时，社会大众对案件的评价一般是从道德的视角来审视司法公正与否，这种评判标准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使其容易顺从媒体审判，以至于出现误判，如1997年的张金柱案。
而司法活动必须严格遵循程序，注意在判决前对案件处理意见的保密和保留，法官审判工作切实需要一个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的封闭环境，隔绝各种权力、社会势力和情绪对法官的干扰和影响，使法官真正依法律和事实进行审判。而媒体的立场却正好相反，其奉行报道自由的原则，追求实时性、典型性和爆炸性，一切公众热议乃至热炒的话题媒体都乐意报道，尤其是新媒体中的个人媒体，在叙述事实中往往掺杂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倾向，经互联网放大后，迅速煽动民意，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最终导致法官迫于舆论压力而作出有失法律公允的判决，进而导致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种种冲突。
司法机关内部监督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司法审判监督模式中最有效的是审级监督，主要通过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以及检察院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来进行，通过申诉、抗诉等途径使不当的司法裁判行为得到纠正，使当事人及时获得司法救济。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主要有修正请示制度和错案追究制度，通过向上级法院或最高法院请示，由上级或最高法院就重大疑难案件给予答复，保证案件得以公正审判。
外部监督主要是指各级人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依照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受其监督，我国宪法和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人民代表大会制是落实人民意志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群众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主要平台。此外外部监督还包括检察监督、社会团体对法律的监督及以新闻媒体为主的舆论监督及党政监督。
法律监督的含义篇7
[论文摘要]司法腐败的存在，引发了实务界与理论界对“司法独立”合理与否的争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司法独立的简单存废,而在于我们的司法制度一方面妨碍了司法权的独立，另一方面却放纵了司法权的专横。因此，从制度层面上构建人大与法院的和谐关系，保证独立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这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
近年来，司法公正已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话题，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司法独立，更是让人莫衷一是。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冲突的尖锐化，对司法独立所保障的效率与公平寄予了前所未有的厚望：另一方面，权力失衡所导致的司法腐败却再三地打击着公众脆弱的“法制”信心。
一、司法独立之内涵——人大与法院之文本关系
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是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由议会、总统(内阁)、法院分别独立行使，彼此分立，互相制约；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表现为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机关的影响和干预，即使是上下级法院之间在行使审判权时也是彼此独立的：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即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只依照法律和良心。独立对案件作出判断，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
我们考量人大与法院的权力制衡，构建人大与法院的和谐宪法关系，主要是就司法独立的第二层含义而言。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就人大与法院的关系而言．这种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以用法院对人大的四点要求来予以确认，即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法院对于人大的四点要求，确立了人大与法院文本意义上的宪法关系，对于法院和法官摒弃人大的不当干扰。客观、公正地司法有着毋庸置疑的意义。但是长久以来，我国在司法独立上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人大与法院的关系也一直不够顺畅。
二、司法独立之现状——人大与法院之现实关系
产生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等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司法制度不独立，司法公正失缺依托，应是其最主要的原因。诚如学者所言“司法的独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从谈起”。但据现时的国情而言，司法权的独立仍受到诸多制约，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除受到来自行政权力在财政、人事等方面的压力外。也受到来自人大的干预。
1．人大监督超越监督范围。就个案监督而言。大家的共识是个案监督只监督重大违法案件。但根据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对人大个案监督的基本情况调查的实际情况看，人大个案监督无所不有。有刑事、民事经济案件，也有行政案件和执行案：有实体问题，也有程序问题，包括案件的受理、超期办案、证据认定等；有案件审理不公正问题，也有法官本身的违法、徇私枉法问题。如果人大这样事无巨细地监督案件。将有损人大权力机关地位，使人大陷于琐事泥潭。
2．人大监督不适当地介入审判。就个案监督而言，主张人大个案监督的共识是监督应是事后的。但实际上在什么时问介入监督的都有。有的在案件一审之前就介入监督，有在一审开庭时进行监督，也有在二审以前介入监督的。还有一审判决后当事人不上诉，待判决生效后再找人大申诉，也有相当多一部分是要求对判决执行的监督。
3．人大利用监督对审判施压。人大在对法院的监督，尤其是个案监督中，一般倾向于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审判者，促使审判者作出监督者认为正确的判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浙江建德市黄小军要求返还捐款案”中，当地人大实行全程监督，在审判过程中人大主任会议的意见办了才罢休。象这样的监督案件，不论人大的监督意见是多么正确，但这种做法是建立在对司法制度不信任基础上的，它会强化人们对法院和法官的不信任，使法院失去权威和尊重。
4．某些人大代表利用监督对审判妄加评论。在蔡定剑调查的50起案子中，人大对个人监督的案子都不同程度作出判断．发表了对实体问题的监督意见，包括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意见。
司法独立对公正价值的终极追求固然要求法院接受人大的合理监督，以保障司法权不被滥用，实现公民的诉讼正义。但不可忽视的是，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几乎受到来自人大各个方面的不合理的牵制。我们不考虑制度因素的消极作用．却要求法院去实现理论上的司法公正，未免强人所难。因此，探讨人大与法院的关系，构建和谐的制度体系，保障人大与法院的良性互动，实现诉讼的公平与效率，当是我们真正的追求。
三、司法独立之对策——人大与法院之应然关系
我国的司法独立，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实现司法公正。保证司法公正，一方面离不开司法独立，没有独立就没有公正：另一方面又离不开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是相互统一，相互依存，并行不悖的。因此制定完备的司法制度，构建和谐的人大与法院关系，使人大一方面保障司法独立之地位以树立法院之权威，另一方面监督司法独立之实施以实现司法之公正就显得尤为重要。
1．人大必须尊重法院，以认同司法之独立。
要理顺人大与法院的关系，关键在于处理好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问的关系．人大对司法的监督要以司法独立为前提，也就是说人大监督应充分尊重司法独立。
首先，只有尊重司法独立，才符合宪法关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正确分工。根据宪法精神，立法权由权力机关行使，行政权由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由司法机关行使，一个机关不能代替另一个机关行使权力，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也是司法独立的重要依据，所以．在加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的同时必须明确，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是在宪法确认的权力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监督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人大不得妨碍司法机关依据宪法的规定独立行使司机权，不能以一种权力取代另一种权力，更不能将两者混为一体。
其次，只有尊重司法独立，才能实现国家权力的相互制衡。防止权力腐败的最好办法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就像社会科学合理的国家分工，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形成了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衡机制，并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腐败和滥用。
再次，只有充分尊重司法独立，才能实现司法公正。司法独立首先是严格执法的前提，因为只有保持司法独立，使司法者依法独立司法不屈从于任何权势和诱惑，超然独立于任何一方当事人。才能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2．人大必须支持法院．以保障司法之独立
人大必须尊重法院以认同司法之独立，在此基础上，人大还必须为司法独立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从应然意义上讲，人大监督本身包含了保障司法独立的内容，而且在诸多监督形式之中。也只有人大监督才有能力保障司法独立。保障司法独立的人大监督．主要是对制度的监督，即监督司法制度运行是否良好、是否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等。
财政保障。目前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由地方行政机关供给，人事同样受到地方行政机关的管理，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而言，地方司法权都不得不依附于行政权。所以，司法权独立的首要前提便是要改革现时的人财物管理制度，人大应为独立审判提供充分的保障。人大应利用其预算审查和批准权。为独立审判提供经费上的保障，使审判机关可以独立于行政机关。
人事保障。在目前的人事管理方面，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人事关系仍受地方行政机关的严格管辖．人事关系的受制势必影响司法执法的力度和深度，在某种程度而言，人事受制与财政受制对司法系统的消极影响或者说是潜在消极影响是等量齐观的。
同时，人大除应依法遵循程序对审判权进行监督外，还应加强对于扰独立审判权行为的监督。特别是对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应发挥其权威作用，排除干扰，从而为独立审判提供程序上的保障。
3．人大必须监督法院，以公正司法之独立。
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但司法不公的现象较大范围地客观存在，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的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更为严重的不安全之中。况且，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其仍处于逐渐完善的不发达阶段，要使司法处于没有任何监督的绝对独立状态之中，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并不仅仅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两者有其统一的地方。在现代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不与公正相联系的司法就丧失了现代司法的应有之义。公正与现代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司法独立既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又为司法公正创造了必要条件。司法监督同样如此，其目的归根结底也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司法人员总体素质不高，司法工作行政化等一系列阻碍司法公正的因素还比较多，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现象也没有杜绝，加强和完善对司法的监督就尤为重要。在我国现阶段对司法进行监督完全有必要，监督的目的在于保证司法的公平正义，而我们追求的司法独立其要旨也在于此。因而，司法独立和对司法进行监督能够做到并行不悖，人大应当对法院进行合理合法的司法监督以保证司法独立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而不是干扰、阻碍、破坏司法独立。
法律监督的含义篇8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除两个国家外（英国和新西兰）都有成文宪法，而实行司法审查体制的国家，明确规定的有40多个，间接规定的有20多个；由宪法法院监督宪法实施的国家也有37个1，这均表明了宪法监督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司法化的趋势。那么，什么是宪法监督司法化，它具有什么价值和功能，当代司法化发展前景如何，以及对于我国反思和选择宪法监督体制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予以认真对待和研究。一、宪法监督司法化的概念及其当展趋势（一）宪法监督司法化的概念关于“司法化”的表述，最近两年来在法学界，特别是在宪法学界已经耳熟能详。论者都以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在讨论这个问题，表示自己或赞成或反对或疑惑的态度。应当承认，日前在中国学术界不仅对“司法化”意义的理解上见仁见智，没有也不能统一起来；而且在“司法化”的概念上至今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权威性的解释。概念上的含混不清，也是导致对相关问题表述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在此对“司法化”的概念作一梳理，同时表明一下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从字义上来说，“化”有多种含义，按《辞海》的解释，其含义达十二种之多。与我们研究最密切相关的意义是：“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如绿化、电气化、大众化。”；“司法化”应当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不过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其使用都用了不同的前置词，主要有两种表述，即“宪法司法化”和“宪法监督司法化”。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两者之间在适用的范围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影响了人们对它们的选择态度。我们不赞成“宪法司法化”的表述。首先，因为这种表述至少部分地不能在学理上准确地反映宪法的基本意义，容易产生对宪法、宪政、宪治的误解与误导。宪法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工程，其基本性质至少包含政治和法律的两种属性。其政治性是最早被设计和开发出来的，首先主要用来规制和约束国家公共权力机关的设立、配置、职能、权限和活动原则等机制。这是宪法最基本的功能，宪法的最初设计主要就是用于这种功能，至今也没有丝毫克减这方面的重要性。其次，宪法的政治性还表现在国家与公民的相互关系上。在近、现代国家，当高贵的血统、神圣的宗教等因素退出国家政治舞台之后，唯一能够把国家与公民联系起来的政治性工具就是国家的宪法。通过宪法，国家设立公民的政治性权利与义务以及其他的基本权利，使国家和公民结成特定的政治关系，从而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并进而结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此外，宪法的政治性还表现在它需要规范国家与政党、政治组织或团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等。这种政治性决定了宪法的实施、宪政和宪治必须遵守某种政治关系原则和政治活动规范。尽管在这种政治原则和政治活动规范中已经引入了一定的司法机制，甚至在目前还有不断加大司法机制的趋势（这一点下面还要进行详细分析），但无论如何，司法机制是不能完全取代政治机制的。换句话说，宪法的政治关系是无法用司法机制来调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司法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应该舍弃政治机制而完全代之以司法机制。即使从宪法的法律性方面看，简单地适用“司法化”机制也是不适宜的。宪法毕竟是国家的根本法，它只是为社会和国家的法律关系确立一个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以此为调整各种法律关系的各部门普通法律奠定立法的基础。这一特定的性质就决定了宪法与普通法律的根本区别，包括在实施或执行方面的区别。换句话说，宪法是不能完全以普通法律，特别是刑事、民事等方面的法律的执行方式来贯彻实施的，特别是不能完全以普通法院的司法判决形式来实施宪法。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中，普通法院总要被限制或自我主动地限制实行这种有关违宪问题的司法审查权，甚至确立某些确定性的原则以回避进行司法审查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和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国家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或宪政院以监督宪法实施的原因。除此以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宪法理论和实践中对“第三者效力”的问题一直聚讼不已，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沉寂下来的原因。因此，即使只是单纯的考量宪法性质与实施机制和效力范围这些大的方面，也不能简单地说“宪法司法化”是适当的、可取的。不错，现代宪法的实施越来越多地引入了司法机制，司法适用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尽管存在较多的争议。但不加区别和分析，就笼统地说“宪法司法化”是不确切的，同样容易引起对宪法性质的误解和宪法实施的误导。在中国目前的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对于其必要性，就有一种意见认为：所有的法都必须适用司法，而宪法也是法，所以适用司法，乃至司法化，不仅应当而且必要。这种认识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的差异与区别，将适用普通法律的司法按照形式逻辑式的推理适用于宪法，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法律监督的含义篇9
研究行政诉讼基本原则首先要回答的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含义，因为对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不同定义会导致对其不同的理解，从而也会导致在确定基本原则的具体种类时产生不同的观点。因此，研究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首先要探讨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含义。
关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含义，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指反映行政诉讼基本特点和一般规律，贯穿于行政诉讼活动整个过程或主要过程，指导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诉讼行为的重要准则。”[1]（2）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反映行政诉讼的基本特点，对行政诉讼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体现并反映行政诉讼的客观规律和法律的精神实质的基本准则。[2]（3）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行政诉讼法本质要求，表现行政诉讼法各种制度和具体规则间的内在关系，指导行政诉讼活动基本方向和基本过程，调节基本行政诉讼关系的概括性法律规则。[3]（4）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贯穿于行政诉讼的主要过程或主要阶段，对行政诉讼活动起支配作用的基本行为准则。[4]（5）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指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的，贯穿于行政诉讼活动整个过程或主要过程，调整行政诉讼关系，指导和规范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诉讼行为的重要规则。[5]（6）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着行政诉讼的特点，对行政诉讼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审理和解决行政案件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6]（7）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在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中起主导、支配作用的规则，它反映着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精神，是行政诉讼法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7]
分析学界的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之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基本行为准则；贯穿于行政诉讼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对行政诉讼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反映行政诉讼基本特点或一般规律或精神实质。存在分歧或不一致之处包括：（1）有的使用“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有的使用“行政诉讼法基本原则”；（2）有的认为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有的认为是由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的，有的没有指明是由什么法规定的；（3）有的强调行政诉讼基本原则调整行政诉讼关系、指导和规范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诉讼行为，有的强调在审理和解决行政案件过程中必须遵循。
关于以上三点分歧，本文认为：（1）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与行政诉讼法基本原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行政诉讼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的基本准则，后者是对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全过程具有指导作用的基本准则，但二者有密切联系，在具体内容上有重叠之处。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不讨论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2）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和法律共同规定的。由于法律是按照宪法的原则或规定来规定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因此，认为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宪法和法律或法律规定的在具体操作中不会产生差异，但从理论上讲，宪法当然应当规定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法律也应当符合宪法的这种规定，因此，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和法律共同规定的。但这一问题实际上是解决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来源，而不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本质属性，因此不适宜放在定义中。（3）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各方主体在各种活动中均应遵循的准则，不仅仅是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要遵循，因此，它是指导和规范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各方主体诉讼行为的准则。
根据以上分析，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指反映行政诉讼基本特点、一般规律与精神实质，贯穿于行政诉讼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对行政诉讼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一定义具有以下几个基本含义：（1）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反映了行政诉讼基本特点、一般规律与精神实质，不能充分反映行政诉讼基本特点、一般规律与精神实质的原则就不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2）行政诉讼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诉讼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只贯穿于行政诉讼部分过程或次要阶段的原则就不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3）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对行政诉讼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那些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就不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
二、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
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也就是研究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方法，即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行政诉讼原则中找到基本原则，如何抽象概括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关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学界尚没有对此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许多行政诉讼法的著作没有相关的论述，有论述的也十分简单。而这一问题实际上是研究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没有确立依据实际上就无法得出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种类，确立依据不明确或不统一就会导致学者所确立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种类的不一致。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深化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源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和学者根据案例和法律进行的理论概括。[8]（2）既要考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活动的内在要求，也要反映行政诉讼的价值追求，并服务于行政诉讼的目的。[9]（3）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定以行政诉讼活动的内在要求为出发点，而对行政诉讼内在要求的揭示应当建立在对行政诉讼特殊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10]
结合学者对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定义和归纳、概括，可以发现学者们确立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根据行政诉讼法总则的规定来概括和归纳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一是脱离法律的具体条文规定，而对行政诉讼基本原则进行学理上的抽象概括。[11]
从理论上讲，研究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学理概括，一是法律规定。二者即有区别也有联系，从区别来讲，前者主观能动性体现得较多，主要体现学者对于行政诉讼基本特点和精神实质的理解，后者客观实在性体现得较多，主要体现立法者对于行政诉讼基本特点和精神实质的理解。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学理概括不能脱离实定法的规定，在法律明确规定了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学理概括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实际上是学理概括在立法中的体现，法律规定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充分吸收学界的研究成果，在法律没有规定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则只能靠学者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进行学理概括了。
由于我国是大陆法的传统，基本原则一般都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因此，研究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应以概括法律的规定为主，以抽象的学理概括为辅。在概括法律的规定中，仍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是从宪法和法律中还是仅仅从行政诉讼法中来概括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从理论上讲，宪法和法律中都可能规定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必须符合宪法的一般规定，因此，概括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当然应当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概括。从实际操作上来讲，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已经把宪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的基本原则都具体化为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因此，仅仅研究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就足以概括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
三、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种类
由于学者们所理解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含义有所不同，也由于学者确立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依据不同，因此，学者们所概括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种类也有所不同，但同时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因此，学者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相同的。学者们对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概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于行政诉讼特有原则的概括上，对于诉讼的共有原则的概括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种类，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包括：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原则；当事人诉讼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辩论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就包括以上这些。[12]有学者提出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衡原则；行政被告不得处分法定职权的原则。[13]有学者提出了保障相对人充分有效地行使诉权的原则；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人民法院享有司法变更权原则；起诉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原则；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原则。[14]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人民法院特定主管原则；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依法灵活设定原则；人民法院部分管辖原则；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等。[15]另外，有学者采用学理概括的方法，得出了行政诉讼的四大基本原则：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给予公民权益以特殊保护；适当考虑公共利益的需要；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审理行政案件。[16]
概括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既需要考虑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也需要考虑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特征。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来看，学理概括的方法有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从基本原则法定性、明确性的要求出发，使用抽象的学理概括的方法很难与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相协调，很难在学者中达成共识，因此，本文仍采用法律规定的方法来探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但并不否认学理概括的方法具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上文在分析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定义的过程中分析了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三个基本特征，在研究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就必须以这三个基本特征为标准来衡量某一原则是否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学者所提出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平衡原则”实际上可以概括在当事人诉讼法律地位平等这一原则中，“行政被告不得处分法定职权的原则”仅仅是对行政诉讼被告一方的要求，并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不是基本原则：“保障相对人充分有效地行使诉权的原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原则，其具体内容体现其他的各项基本原则之中，如将其作为基本原则则很难处理它与其他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人民法院享有司法变更权原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则，它仅对法院具有指导意义，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而且并没有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起诉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原则”也是一个具体的原则，它仅适用于起诉阶段，并非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也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也是一个具体原则，它仅适用于举证责任的处理阶段，并非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和主要阶段，也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原则”也是一个具体原则，仅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具有指导作用，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人民法院特定主管原则”也是一个具体原则，仅对解决人民法院的主管问题具有指导作用，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也没有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依法灵活设定原则”实际上是解决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关系的原则，并不是行政诉讼的原则。学者普遍公认的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原则之所以是基本原则，是因为它体现了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特点与精神实质，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对行政诉讼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符合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三个基本特征。
综上，行政诉讼共有八个基本原则：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原则；当事人诉讼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辩论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原则；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
四、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分类
分类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分类的目的在于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类型化，从而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逻辑结构。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进行不同的分类，这些不同的标准分别有其适用的领域，也分别有其独特的价值，下面着重探讨几种比较有理论价值的分类方法。
1.根据基本原则反映行政诉讼特殊性的程度，可以把基本原则分为诉讼的一般原则与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行政诉讼的一般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适用的基本原则，或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都适用的原则。特有原则是行政诉讼所特有的，与刑事、民事诉讼特别是与民事诉讼相区别的基本原则。[17]一般原则一般规定在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中，当然也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之中，行政诉讼特有原则只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根据学界的一般观点，行政诉讼的一般原则包括：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原则；当事人诉讼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辩论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原则。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区分一般原则与特有原则的意义在于：（1）明确这些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领域，一般原则适用于诉讼的一般领域，行政诉讼特有原则只适用于行政诉讼领域；（2）明确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侧重点，行政诉讼法学所研究的重点是一般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特殊性以及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对于那些与其他诉讼中相一致的一般原则可以作为研究的非重点；（3）明确这些原则的作用与意义，一般原则反映诉讼的一般特点，特有原则则反映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只有特有原则才能把行政诉讼与其他诉讼相区别，才能凸显出行政诉讼的精神实质。
2.根据规定基本原则的法律的不同，把基本原则分为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三大类。[18]宪法和组织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就是诉讼的一般原则；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则除了一般原则以外，就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除了一般原则以外，就是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除了一般原则以外，就是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这种分类方法与第一种分类方法在结果上是一致的，只是二者分类的标准或者说是分类的视角不同。
3.根据基本原则所规范的主要主体之不同以及其所发挥职能的不同，可以把基本原则分为审判原则与诉讼原则。审判原则是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诉讼原则是原、被告在进行诉讼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由于基本原则对于各方主体均有指导意义，因此，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即着眼于基本原则所规范的主要主体与其所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审判原则包括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原则；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诉讼原则包括当事人诉讼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辩论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比较特殊，可以作为单独的一种原则-检察监督原则。
五、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内容
行政诉讼的八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七项是诉讼的一般原则，有一项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重点是一般原则中具有行政诉讼特色的内容以及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基于这一观点，本文重点探讨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和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
（一）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一条的规定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1）这里所谓的独立是否仅仅指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2）独立的内涵是什么？（3）人民法院与人大、党委、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下面分别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1.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指人民法院不受任何机关的非法干涉，不仅仅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而是独立于一切个人和组织，包括人大、党委和检察院等。关于这一点，学界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虽然行政审判要接受国家权力机关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但为确保行政审判的独立，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都不得提前介入。”[19] “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权力机关的监督，都不能直接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处理。”[20]但法律如此规定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以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仅仅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其他机关的干预不在法律禁止之列。因此，从法律表述严谨和避免产生误解的要求出发，在以后修改法律的过程中应该对这一条进行修改，以使其含义更具体、更明确。在行政诉讼法起草过程中，曾有人提出将这一条作更具体明确的表述，这个意见未被采纳。使用现在的表述，主要出发点是考虑与宪法的提法保持一致。[21]
2.“独立”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独立的主体是人民法院，而不是法官或审判庭；（2）独立的相对方是指除审理案件的法院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人大、党委、政府、检察院以及上级法院；（3）独立的时间是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在审理案件之前和审理案件之后，人民法院都不享有针对此案件的独立权；（4）独立必须“依法”。
3.人大、党委、检察院、上级法院与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22]它们对法院审理案件的监督活动必须在法院审理案件之后，即只能进行事后监督，而不能进行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因为监督的目的在于纠正法院审判的不公，在事前和事中根本谈不上公与不公，没有监督的余地。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理解这一条规定的内涵必须明确“事实”和“法律” 的特定含义。
1.关于“事实”的含义可以有三种理解：（1）行政机关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根据的原始的客观情况；（2）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一客观情况；（3）包括以上两种事实。学界大多数学者持第一种观点，也有学者持第三种观点。[23]本文认为，法院审理案件的重点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因此，法院所关注的事实首先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这一客观情况，其次才是原始的客观情况。如果根据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这一客观情况就能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就没有必要关注原始的客观情况。比如法院要求被告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在被告提交不出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判决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没有必要审查原始的客观情况如何。对此，有学者指出：“‘以事实为根据’应当理解为以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此来判断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是否存在。这里不能理解为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根据。”[24]这里所持的实际上是第二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在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的情况下，法院就必须根据客观事实来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就需要深入到原始的客观情况之中来进行判断。因此，这里的“事实”包括两个方面的事实，但这两方面的事实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根据第一层次的事实就可以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时，就没有必要探究第二层次的事实了。因为，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而不是对原始事实的处理问题。
2.关于“法律”的含义可以有两种理解：（1）广义理解，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理等法律规范；（2）狭义理解，仅仅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学界一般认为应作广义理解，也有学者认为应作狭义理解。[25]《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根据这一条的规定，这里的法律应指广义的法律。具体的行政行为只要符合广义法律中的任何一条规定，就应认定其合法性。有学者指出：“法规、规章如果与法律相抵触，人民法院只能依据法律，适用法律。否则就会导致法制的混乱。”[26]这一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但由这一点并不能得出“以法律为准绳”中的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当然，从中我们也发现了我国法律的某些规定的不严谨，以及在我国尚未建立宪法诉讼或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通过一些不是十分规范的途径来解决。
（三）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条规定相当原则，准确理解这一条的规定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1）实行法律监督的对象是什么？（2）实行法律监督的方式是什么？
关于法律监督的对象，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包括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的诉讼活动；判决、裁定的执行情况三个方面。[27]一种观点认为包括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28]
法律监督的对象不应该是无所不包的，而应该是特定的；法律监督的对象应该是有监督必要的，没有监督必要的，检察院就不应该监督，实际上也无法监督。在行政诉讼中的基本主体是法院、原告和被告。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法律监督的主要对象，这是学界的普遍观点。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其职权和职责均是法定的，既不允许滥用，也不允许放弃，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理应接受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但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主要是私法主体，对于这些私法主体而言，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其如何行使权利是其意思自治范围内的事，在其没有滥用权利以致损害其他主体权益时，[29]其他主体不应对其行使权利的行为施加影响与干涉，在行政诉讼中也应贯彻这一原则，对于私法主体的诉讼行为不应予以法律监督，实际上也是根本无法进行法律监督的。对于作为原告的公法主体，由于其职权和职责均是由法律规定的，行使的是公权利，其权利义务是统一的，不允许自由处置其权利，因此，对于作为原告的公法主体的诉讼行为应该作为法律监督的对象。
关于法律监督的方式，学者一般认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现法律监督，可以有多种形式。如提起诉讼，支持起诉，出庭监督，依上诉程序提起抗诉，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等。但现行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形式。[30]从这些可能的方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对象只能限于法院的审判活动、被告以及作为原告的公法主体的诉讼行为。当检察院对其诉讼行为实行法律监督时，实际上是否定了这些主体自由处分其权利的自由。由于法院、行政机关和公法主体均应按法律规定来行使权利而不允许自由处分，因此，可以通过法律监督对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使权利的行为予以监督与限制，但对于私法主体则不允许对其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处分权利的行为予以限制，因此，不能对私法主体的诉讼行为予以法律监督。即使进行监督，如没有私法主体的配合，上面所列举的那几种监督形式实际上都无法具体操作的。
法律监督的形式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没有扩大以前，只能实行抗诉这一种监督形式。如果能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允许公众诉讼、纳税人诉讼或环境诉讼等，则检察院则完全可以作为公益的代表人而提起诉讼。
（四）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
法律监督的含义篇10
一、法律监督是一种政治制度
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包含有三种意义:其一，国家监督性。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是代表国家实施的监督，法律监督的效能和后果具有国家意义，目的是保证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忠实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性。
其二，政治地位优越性。中国有各种监督，如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纪委监督、社会组织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等。各种监督的政治地位和法律意义不同。在中国，除了人大的权力监督外，法律监督具有更高的地位，它“是由权力机关授予、由宪法规定的与行政权、审判权和军事权相平行的专门的国家权力，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1］，是保证宪法和法律完整和统一实施的力量。其三，对象国家化。法律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普通公民不在法律监督的范围内。法律监督的监督内容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合法性。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律监督的对象意义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监督，即是以国家名义、代表国家和针对国家的监督，是维护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重要力量。因此，法律监督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法律监督体现的是国家监督，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政体的根本性需要，“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和产生的一项法律监督制度”［2］765。在当今世界，国家政体的形式一般有两种，即分权型的国家政体和授权型的国家政体。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政体的选择上，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授权型国家政体。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组成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权力授予各国家机关，各国家机关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分权产生制约，授权产生监督。在中国授权型的国家政体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授权主体，当然，也具有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但由于这一权力机关还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各项事务较多，很难做到还要面面俱到地监督其他国家机关执行和适用法律的活动，所以，权力机关把一部分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守法的权力通过宪法和法律授权给法律监督机关，这样做既合理又正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检察机关在中国的宪法结构中，成为与行政、司法机关等并列的国家机关。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机关属于公诉机关的性质，社会主义检察机关则不同，它是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为目的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3］王桂五教授也强调:“为了全面了解我国的人民检察制度，就不能限于以往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仅仅地或者主要地把检察制度当做诉讼制度来看待，而应当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整体中加以考察，才能更清楚地看清它的实质和意义。”［2］154中国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法律监督职能，其权力来源于权力机关的授予，是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源于权力机关并要受权力机关监督的一种延伸。这种性质决定了法律监督地位的优越性。另外，从中国现行的国家机构性质看，也唯有检察机关才能担当起这样的职责。除检察机关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机关都难以履行法律监督的使命。
法律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还与其法治的本质有关。中国法治建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有许多衡量标准，但从本质上看，法治国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4］。如何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呢?近代以来，最大的保护成果就是确立了法治和治权原则。
正如美国法学家麦克尔文所说:“在所有相继的用法中，立宪主义都有一个根本的性质:它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真正立宪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模一样，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5］人民检察院是中国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所有的国家机关中，人民检察院以国家名义、代表国家和针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法律监督，因而最具有“通过法律限制政府”的属性，包含着强烈的限权和治权的特性，“对于树立法制权威，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履行职责的观念，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制水平和文明程度，都有重要的、深远的意义。”［6］
但是，检察机关同时又具有司法性质。传统的以公诉为核心的检察制度是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于是，中国的检察制度也就具有了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双重属性。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作为刑事司法机关，中国检察机关的刑事追诉制度又是一种司法制度。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监督制度与以刑事追诉为特点的司法制度具有不同的特点，不能加以混淆。(1)从功能上看，法律监督作为政治制度的功能是控制、约束公权，防止其他国家权力的滥用，是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极为重要的制度形式。而司法制度、特别是刑事司法制度的目的是追究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保障社会的基本秩序。(2)从目的上看，法律监督作为政治制度是为了促进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国家权力，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完整统一实施;而刑事司法制度的目的则在于打击犯罪，制约刑事司法权，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3)在手段上，法律监督的手段目前极少，即使是目前用得较多的检察建议，也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定。但刑事司法制度已经比较成熟，如公诉、抗诉等。(4)从地位上看，法律监督体现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政体和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表示国家机关间的关系。由于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完整实施的权力，从而具有更优越的地位。而司法制度、特别是检察权所体现的刑事司法职能则侧重于追究犯罪，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只是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因素，是中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显然，由于具有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双重属性的原因，中国的检察权实际上包括两大权力，即法律监督权和刑事司法权。我们经常说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就是针对检察机关所具有的刑事司法权而言的。检察权确实包含了司法权和司法职能。传统上把检察机关归入司法机关也主要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①但由于中国宪法将检察院确立为法律监督机关，那么，检察机关就不仅仅是司法机关，因为检察机关还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能。中国检察机关这种一身二任、双权的现象是中国检察制度所特有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何在?上文已经提到，中国的国家政体是一种授权型政体。中国检察制度中的法律监督，是中国授权型政体自然产生的。权力机关把国家权力授予不同的国家机关后，就自然产生了一种监督的权力。
权力机关可以自己监督，也可以将监督权授予其他国家机关实施监督。然而，有人却对经授权产生的监督的合理性表示质疑。为什么权力机关监督就是合理的，而权力机关将监督权授权给法律监督机关就不合理了呢?对这一问题也很少有人提出疑义，即“谁来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或“谁来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呢”?诚然，检察机关具有刑事追诉的职责，刑事诉讼也有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但检察机关的刑事追诉职责和法律监督职能并不是对立的。事实上，法律监督和刑事追诉所体现的制约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可以将两者加以分离。《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的关系是“互相制约”的关系，也就是说，涉及刑事诉讼时，应当体现国家机关间的制约。有的学者从诉讼的公平性、对称性角度来反对检察机关成为法律监督机关，这种反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并不是不应当有法律监督，而是我们没有处理好检察机关的刑事司法权和法律监督的关系。
事实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为一种国家监督，与检察机关的刑事司法权有不同的对象要求，并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法律监督当然包括对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但又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法律监督理解为对法院的审判监督。因为对法院的审判行为具有依法独立审判的宪法要求。如果人民检察院监督法院的审判，人民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就不会实现。但法院的法官、法警等也有非审判程序的活动，比如吃请、受贿、外界的干扰等，都应列入法律监督的视野。从实践的需要来看，对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审判程序外监督也是极为必要的。近些年，检察院对法院的法律监督主要是一种审判监督，这样做并不合理，因为这一方面导致了检察机关应有的诉讼制约没有得到有效实现;另一方面对法官个人行为的法律监督也往往被忽视。这实际上影响了检察机关双重权力效能的发挥。
中国检察制度这种一身二任、双权的合理性，还可以从当代检察官的“法律守护人”身份和社会对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呼唤中体现出来。由于没有实施分权，中国国家机关间的制衡就呈现出自己的特点，而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的法律监督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安排。诚然，国家机关违法侵犯公民权利，公民可以到法院寻求救济，但这样还不够，针对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还需要有一个公共利益的代表来实施监督。发达国家的检察制度都有这方面的职能。美、德等国的法律明确规定，检察官是公益代表人。在美国，检察官可以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提出诉讼。在英国，检察总长既代表国王，也代表公共利益。
当前还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随着舆论监督的发展，法律监督会被逐步淡化。事实上，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属于不同的领域，各有不同的功能。在舆论监督比较完善的西方国家，仍然有大量的国家监督。如美国议会就对政府的各部部长有监督权，部长都要接受议会的质询。瑞典的监督制度同样渗透于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当然，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法律监督机关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分权型的。在中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举人民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权力机关将行政权、审判权、法律监督权分别授予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由此产生了监督关系。显然，中国应不应该有法律监督机关，与有没有舆论监督没有关系，这是由中国的授权型国家政体所决定的。
二、法律监督是中国检察制度的核心
法律监督是中国检察制度的核心，这是目前检察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笔者同意这个判断，但却不能认同他们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一切检察活动都统一于法律监督，都是法律监督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形式”［2］166，这是这种判断的典型表述。其实，法律监督只是中国检察权中的一种权力或一种职能，把所有检察职能都与法律监督挂钩并不妥当。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法律监督是中国检察制度的核心这一判断呢?答案就是，因为法律监督是一种政治制度。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政治制度不仅由根本法宪法所决定，而且体现着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结构。从中国来看，法律监督制度所体现的监督，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权力来源于权力机关的授权。而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使之依法行政、依法审判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根本要求。因此，完善中国法律监督制度、有效实施法律监督不仅是检察机关的制度建设要求，也是中国国家制度、政治制度建设的迫切需要。
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下位制度。政治制度是由宪法确立并进行规范的。宪法是根本法，也是政治法。宪法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确立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权力及其行使。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的国家政治制度，其他制度都围绕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构建，并要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他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制度，都属于第二层面的制度，如经济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文化制度等等，都要从属于政治制度、要为政治制度服务。
作为政治制度的下位制度，司法制度必须以政治制度为前提。“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的一种特殊形式。”［2］166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制度决定了司法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司法制度必须与政治制度相一致，并从属于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国各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法院审判员、各级检察院检察官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任命，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司法制度对权力机关也即国家制度的从属性。而且，从根本上说，司法制度要真正成为公平有效的制度也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没有合理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就不可能完善。
中国检察制度应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由于这种法律监督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所以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不断完善。如果没有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原则作指导，就很容易偏离到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中去。理论和实践中大量否认法律监督的观点，在某种角度或某种程度上，都是受到了西方公诉型检察制度的影响。我们不否认西方检察制度作为公诉制度、司法制度的合理性，但这一制度与中国的国体不一致。当今世界，将检察机关明确确立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只有中国，也唯有中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与其他国家机关并列的国家地位。这样一种检察制度显然是西方公诉型检察制度所不能涵盖的。
中国检察制度以法律监督为核心还与法律监督和刑事追诉的特点有关。法律监督作为政治制度，其目的在于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防范国家权力滥用，维护法律的权威。因此，法律监督具有防范性、预防性和纠正性的特点。法律监督的有效实施，必将大大促进国家的依法行政和依法审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减少社会犯罪的作用。中国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广泛使用的检察监督就具有这样一种功能。而刑事追诉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和惩治。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中，当然需要对犯罪予以追究和惩治。但当加大法律监督能有效地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后，社会犯罪的发生率也会大大降低。从这意义上看，法律监督比单纯的刑事追诉意义更大。
此外，由于理论和实践的原因，作为司法制度的检察制度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在中国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而相比之下，法律监督的理论和实践却亟待发展和完善。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对法律监督和检察权的概念加以明确区分，或者长期把检察权的行使等同于法律监督，或者把制约和监督相混淆，①导致了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中国检察制度的理论和实践都需要以法律监督为核心，但检察制度所包含的刑事司法制度也具有保障国家制度、促进国家制度的功能。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证，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能够有效地促进相关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完善。比如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马伯里诉杰弗逊案，就有效地促进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如果说法律监督制度是以监督为特点的，则检察机制的诉讼权主要是一种制约权。检察机关通过对警察权和审判权的双重制约，保障警察权和审判权依法行使，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还会促进政治制度的完善，成为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国家制度的重要力量。
有西方学者认为，“社会越是趋向专制，检察机构的地位会越高”［7］。这种把检察权的大小与社会民主化程度相联系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历史上检察制度产生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专制。“检察官之创设，乃催生法治国并克服警察国之明显标志。”［8］事实上，当代两大法系的检察权就有大小之分。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权就比英美法系国家的权力要大得多，法国、德国的检察制度中就有许多监督的内容。如法国检察官就有权监督司法辅助人员、监督检察书记员、监督司法求助制度的营运、监督户政官员、监督私立教育机构和公立精神病院，对开设咖啡店、酒店等特种营业的资格进行审查，对新闻杂志等定期审查等等［9］。在德国，检察制度具有保证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责，除对刑事诉讼的侦查、审判和执行享有广泛的监督权之外，对律师执法的合法性也有监督职责［10］。此外，葡萄牙检察官有权监督司法官的工作，监督司法职能依法进行，监督常规法律的合宪等等［11］。而所有这些检察权的“大”并没有引发大陆法系国家的专制。同样，中国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权和诉讼制约权本身并不会引发专制或腐败。专制和腐败的根源是权力不受制约。因此，中国检察制度建设以法律监督为核心并不会带来权力的滥用，反而有利于正确使用权力，促进检察制度更加完善。
以法律监督为核心构建中国检察制度，体现了中国检察制度的本质特点———控制约束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但在中国检察制度中，控制约束国家权力不仅仅是法律监督的责任，还包括诉讼制约。中国检察制度包括国家制度和司法制度即法律监督和诉讼制约两种机制。中国检察制度具有强烈的控制约束国家权力的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检察权是一种控权性的国家权力。
三、法律监督———实现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互动
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和刑事追诉职能的关系。中国检察制度以法律监督为核心，是检察制度中的政治制度优先于司法制度的表现。以法律监督为核心，就是强调在中国检察制度中，作为司法制度的刑事追诉要从属于作为政治制度的法律监督。这里的从属有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在中国，宪法规定的检察制度中既包括政治制度又保护诉讼制度。在检察制度建设中，诉讼制度、司法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必须服从于政治制度即法律监督的需要，必须要真正有利于法律监督的发展。但从近年来中国检察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看，这一问题似乎并不明确，也不理想。实践中所谓的“诉讼监督”和“非诉监督”职能的区分，就是把检察机关的公诉、抗诉理解为法律监督，而把公诉、抗诉以外的职能理解为“非诉监督”。检察机关普遍重视的是诉讼监督职能，非诉职能不仅不受重视，甚至成了检察机关的依附性职能。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对法律监督的政治职能认识不清。把检察机关的公诉、抗诉职能当做诉讼中的法律监督，不符合法律监督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规定，也与公诉、抗诉的法治内涵相背离。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守法行为的考察和督促，具有纠正违法、促进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的功能。而公诉、抗诉等检察职能是一种追诉性的权力，并不具有考察、督促、纠正的功能。而且公诉、抗诉所针对的是犯罪嫌疑人，在检察院、警察和法官的关系上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把检察机关的诉讼活动称之为诉讼监督，不但与《宪法》中关于刑事诉讼中“互相制约”的规定不一致，也必然导致刑事诉讼中真正的法律监督的缺失。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多年来，检察建议这个最具有法律监督内涵的手段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有些部门、包括检察院普遍都不重视检察建议，认为其可以回复也可以不回复，有时甚至根本不予理睬。这不仅是对国家制度的不尊重，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律监督的权威性不足。
同样，中国检察学理论研究也要以有利于法律监督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为出发点。有学者认为法律监督不是一种权力，而是检察权的功能。
按照这个观点，检察机关只要大力推进刑事诉讼制度建设，法律监督的政治职能也就实现了。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这种观点对于法律监督制度建设妨碍极大。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要实施法律监督就必须有法律监督权。没有法律监督权就没有法律监督。功能与权能有关，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有什么样的功能。军队有军事权能，故能发挥作战的功能;行政机关有行政管理的权能，故有行政管理的功能。功能和权力不可分离，没有法律监督的权力，就没有法律监督的功能。显然，“功能说”无益于法律监督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在检察机关普遍强调加强法律监督、完善法律监督的时候，否认法律监督是一种权力的观点，对于法律监督制度的建设是极为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