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自查自纠报告篇1
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财政收支规模急速扩大，财政收支行为也日益多样化，与财政有关的监督项目变得纷繁芜杂，财政监督在确定“抱西瓜”和“捡芝麻”的问题面临诸多难题，单纯依据资金规模确定监督重点的财政监督理念越来越不得法，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千头万绪，违规违纪的“招数”层出不穷，即使财政监督部门具有见招拆招的能力，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研判都确定为监督的重点，而必须找到一种开放式的决策平台，来汇集更多的精力和智力，借助外部和社会力量实现监督方式的科学转型。而网络平台的开放性特征就使其具备了很好的决策参考功能，最为典型的是“三公经费”在网络上的大讨论，使得财政监督部门越来越重视对“三公”支出的监督和管理，还有网络舆情推动的监督事项、津补贴清理规范、政府采购和“小专项”治理等等。在这些监督事项的确定上，网络舆情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理清重点，明确监督方向，充分发挥出了自身独特的优势。
二、网络舆情利于建立开放式的公共财政监督平台
公共财政作为一种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缺陷，直接参与民众生计和深入社会机理的现代财政构建模式，其具体体现在用于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资金量越来越大，财政的投入方式也越来越临近民生的“一线”，受益群体日益宽泛、参与人群日益丰富，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从“小众”到“大众”，涵盖了社会保障与救助、经济建设、公益事业发展、科技文化和生态治理等等众多方面，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财政监督方式方法已经很难满足公共财政发展的监督需要，具体表现在，监督信息源的瓶颈制约和公共财政项目“井喷“的矛盾，公共财政使得需要财政监督的项目数量日益庞大，所谓的日常监督在此情况下大打折扣，又退回了“取样抽查”的低效阶段，实施全部项目的全程监督变得不再现实。网络舆情的出现能够使财政监督从千头万绪中理出层次，其信息的指向性强、公众的参与度高，是一种非常适合进行公共财政监督的方式，充分利用网络舆情能够扩大监督覆盖面，还能够多角度地审视公共财政的执行情况。
三、网络舆情能够增强财政监督的专业跨度
我国目前的财政监督队伍主要由财政、会计、审计等方面的人员构成，即使有相对专业的辅助评审机构，也很难满足当下财政资金宽泛的覆盖范围。财政监督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往往面临着“看不懂、问不清”的专业门槛，在这种情况下，监督失去了主动权，任由被监督对象“说什么，是什么”，在财政监督受制于专业跨度不可能过于深入实施的条件下，存在着被监督对象利用专业优势，巧立名目或者虚报冒领等方式套取财政资金，或者影响预算执行的问题。网络舆情作为群众自愿进行信息和智力分享的空间，对网络舆情的利用就相当于雇佣了若干的各行各业的专家，通过专业性的分析，可以简单明了地把一些被专业性掩盖的财政问题揭示出来，网友的智慧是不可限量的，我们在网络中经常见到的“一张图看懂某某现象”的案例很多，这种深入浅出的释义让财政资金在某一专业的使用变得透明而清晰，比如北京市公交一卡通押金利息去向问题，就曾经引起过广泛的关注，网友纷纷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进行解析，网友从制卡成本、银行利息计提、物权法等角度进行的专业性意见有理有据，迫使北京市发改、财政、审计部门介入调查。
四、网络舆情有利于建立由外而内的补充监督体系
财政监督不同于审计监督和纪检监察，更侧重于充当一种整个社会财政体系内部的自检自修工具，作为一种内部的治理方式，财政监督往往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监督，这样一来，监督视角也被局限于单向度的检查和问责，常见的监督检查程序一般是：财政部门确定监督检查对象—派员对检查监督对象的账务进行核查—出具监督检查报告—监督检查对象对报告提出辩解意见—财政部门修订确定检查报告—提请决策。这样的监督程序是一种内循环式的而且是从上而下的，借助网络舆情就可以另辟一种由外而内的、自下而上的监督路径，监督检查的程序可以是：通过网络舆情由外而内确定监督对象—派员自下而上进行取证和搜集线索—查实账务并与被检查对象沟通—出具附有一手证据材料的监督检查报告—提请决策。比起由内而外，以查账为主的单一监督手段，由外而内主动搜集证据的监督一方面更加有说服力和公信力，另一方面使得财政监督占据监督博弈的上风，增强监督的主动性。同时，网络财政舆情作为最敏感、最及时的政府行为纠偏利器，其敏感性和及时性有助于克服财政监督“后知后觉”的问题，提高监督的及时性。综合以上两点，网络舆情监督方式是传统财政监督方式的较好补充和手段变革。
五、结语
网络舆情自查自纠报告篇2
网络舆论一般情况下能正确反映普通大众的呼声，合理反映民意，作为一种“普遍的、无形的和强制的力量”来监督人民法院，促进司法过程实现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但与此同时，网络舆论具有情绪化、非理性化和工具化等内在缺陷，对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建设构成了负面影响和挑战。
（一）个别人民法院、法官的违法违纪或不文明行为、个别案件审判或执行存在错误或瑕疵引发网络舆论聚焦放大，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如2010年5月网络上热议的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法官收黑钱被偷拍的新闻以及《山东法官收黑钱院长千里来善后》的网络视频，引起全国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各大传媒、网站密集报道。法官收钱办案的消息和评论形成了强大的舆论风暴，给人民法院和法官的形象造成极大损害，降低了司法公信力。又如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09年审结的“协警临时性案”，本是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辩护律师所持的“临时性的即意犯罪”的意见并非法律用语，却被判决书引用并采纳。该案件在网络上引发广泛争议，网民质疑“以临时性为借口换减轻刑罚”。“临时性的即意犯罪”被演绎为“临时性”后蹿红网络，使人民法院成为舆论的漩涡，最后演变为一场网民质疑司法公信力的“盛会”。尽管上述行为和判决是个别现象，部分网民以偏概全，向人民法院猛抛“板砖”，强烈质疑司法公正，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二）网络舆论进行“网络审判”，部分当事人利用网络舆论干扰司法审判活动，冲击了司法公信力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矛盾、纠纷交织。在网络时代，由于传播速度快、公众参与面广等特点，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机关，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网络舆论对司法活动越俎代庖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网站、网民片面理解言论自由，滥用监督权，不了解甚至不尊重司法活动的基本程序，对人民法院未终审的案件随意发表评论，引导社会舆论，给人民法院的公正审判施加了影响和压力。有的网站记者没有摆正舆论监督者的位置，有意无意地站到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发表片面观点、极端言论。有的网络媒体追求“眼球经济”，在案件还未判决之前，就给犯罪嫌疑人冠上“贪官”、“罪犯”、“罪不容诛”之类的帽子。案件的证据和事实都未经过人民法院庭审质证和认定，网络媒体即进行分析、评论，作出“判决”，得出结论，对人民法院提出质疑、责难、挑战，从而引发民众的各种联想、猜测，伴之产生的不满甚至愤怒就通过网络这个平台释放出来，形成强大的舆论，进行“网络审判”，把人民法院推向风口浪尖。近几年发生的许霆案、彭宇案、张明宝案、河南公路天价收费案等之所以短时间内引起广泛关注，其实就是网络舆论推动的结果。部分当事人认为“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后，希望借助强大的网络力量改变现状，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支持。有的在网上发泄不满、捕风捉影地抹黑法官，有的歪曲事实攻讦人民法院司法不公，有的盗网络舆论监督之名，行破坏和干预独立审判之实，在网络上大发不实之词，试图引起网上共鸣，让“案件变成事件”，借助网络舆论风扰司法裁判和执行。部分网民置身事外，很少质疑网络信息的真实性，他们未全面了解客观情况，也不进行理性思辨，仅凭主观臆断发表意见，带有严重的感彩。他们面对现代陌生人社会的生活压力，对传统道德有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幻想，往往站在道德捍卫者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价和道德批判。更可怕的是，司法活动有时会被“网络黑社会”介入，如中央电视台在2009年12月19日《经济半小时》节目曝光了“网络黑社会”现象，报道中一位网络公关公司营销总监说:“期待当代包青天评判，话题的矛盾性都是非常强的，相当于在网络上造出了舆论，逼到一个风口浪尖上，国家不得不判，我做到的是让2.2亿网民全知道这事，五万元短平快，300家论坛是最核心最积累人气的地方，50%网民在上面。”面对网络舆论洪流，人民法院很难排除干扰，独善其身，保持中立，唯法是尊，判案时常面临两难境地：屈从大众思维、网络民意，则可能背离法律，有损法治原则；不遵从大众思维、网络民意，则可能遭受网民围攻，降低司法裁判的大众接受度和社会公信力。
（三）不当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造成损害，削弱了司法公信力“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即程序的正义是保障结果正确的前提。实体正义之“正义”更侧重于“真实”，而程序正义之“正义”则更侧重于“正当”。程序的独立价值体现于过程之中，与结果没有必然的关系。人们会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有利于发现结果真实的程序，但因为结果的真实只是一种主观的相对的真实，所以它更要受过程的价值的制约。诉讼程序是一个封闭的法律程序，其信息来源渠道受当事人举证责任、不告不理等法律规则的限制。法官判案的过程是审查、判断在诉讼程序中提出的有限信息和证据的过程，未进入诉讼程序的信息、证据不应当成为法官裁判的依据。裁判的公正性首先体现的是程序正义，而非实体正义。网络舆论则偏重于追求事实真相，如网络舆论的信息来源较诉讼程序中产生的信息更全面，网络舆论比司法裁判可能更能体现实体正义。当网络媒体对个案大肆制造舆论、左右舆论、诱导舆论，调动起社会大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就会对人民法院审判形成巨大冲击，实际上就把人民法院和法官推向了社会的对立面。网络舆论对于案件的强势、主观的报道和宣传实际上是对案件的“预审”，从而加剧司法判决与法律准则之间的背离,也进一步削弱司法的公信力，加剧司法权的边缘化。
二、人民法院应对网络舆情的现状及不足
人民法院长期以来对于如何运用传媒资源塑造公正形象缺乏经验、能力和训练，存在着不少问题。部分法院领导观念陈旧，习惯于“捂盖子”、“遮丑”，将媒体监督定性在正面报道的层面上。他们媒体意识淡漠，不掌握传媒新闻传播的规律，也未全面了解新媒体、新环境、新特点，未能充分认识到网络传媒作为“社会排气阀”具有宣泄民众情感、舒缓心理压力的正面作用，一概排斥网络监督，更不知如何将网络“为我所用”，疏民意解民怨。在发生网络涉法舆情危机时，他们往往消极被动，应对媒体能力不足，欠缺经验技巧，有时会引起媒体、民众对司法公正的猜疑，最后造成人民法院在舆论上处于被动地位，损及司法公信力。部分法院应对网络舆情危机不利，存在以下不足：1.舆情危机处置机制不健全，不能适时果断地处理危机。对新兴的网络舆情缺乏有效手段。对网络不实言论，主要采取删帖了事，很少对事实进行澄清。有些问题早已解决，但反映问题的材料一直在网络中转帖。2.不善于和网络新媒体沟通，不能有效借助网络管理部门的力量平息舆情，也难以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比如，在2009年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中，人民法院没有及时建立起传媒沟通的良好机制，对出现在诉讼前或诉讼中所发生的冲突问题，没有及时与传媒保持互动。司法机关大都经历过从被动解释到不得不积极应对的发展过程，不善于对事件的成因与发展做出预判，不善于利用大众传媒、借用案件开展宣传法制的工作，反倒被各种民怨之声、破坏司法权威之声占据了一定的“上风”。3.缺乏网络舆情危机意识以及处置网络舆情危机的经验和技巧，容易导致枝节横生，衍生新的网络热点。同时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收集和分析工作也明显滞后，造成危机事件处置的被动。人民法院设立的网站、微博不符合信息时代要求，难以满足民众的司法需求。全国的各级人民法院基本建立了网站，开通官方微博的人民法院数量逐年递增。但与数以千计的公安微博相比，法院微博显得势单力薄。在新浪网政务微博中，司法部门的微博在影响力前200名的政府机构职能部门微博中只占1.5%，不如公安机关的56.4%。人民法院已经建成的多数网站、微博存在一些问题：网站、微博建设流于形式，只满足于网站、微博的建成；版面设计缺乏职业特色，没有形成亮点；网站、微博更新不及时，内容陈旧；网站、微博信息内容偏离了公众的需要，缺乏公众所急需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缺乏主动与网友的实质交流互动，缺乏亲和力；微博建而不用现象严重，未能发挥微博的便捷、灵活、迅速功能，增进与网民的沟通交流；微博管理处于混乱状态，科学化、常态化、规范化程度不高。大多数法院微博侧重“自我形象展示”，而对社会关注的审判执行、队伍建设等热点、难点问题披露少，通过微博积极回应公众关切少，通过微博解决实际问题少。大部分法院网站点击率极低、微博粉丝少，网民关注度不高。
三、应对网络舆情，提高司法公信力建设
人民法院除了做好公正司法、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司法能力、保持司法廉洁、注重诉讼调解、大力加强法院文化、作风建设等常规工作之外，还应依据网络舆论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
（一）在处理网络舆论关注的“公案”时应吸纳合理民意，避免“网络审判”案件审理过程不是机械过程，法官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时不可能闭目塞听，应积极回应网络舆论，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争取裁判结果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正如我国宋朝的胡石壁所言：“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两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对于网络舆论关注的个案，人民法院应科学分析、客观对待网络舆情，尊重人情民意、民间智慧、生活逻辑。但同时不被“网络民意”牵着鼻子走，违背法律原则、一味妥协退让，让位于“网络审判”。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秉承“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的立场，坚守“正当程序”的法治要求，对网络民意进行适当的区隔，借助网民的事实发现与观点论辩，依据法律事实，选择适用法律规则，并以严密的逻辑推理，运用适当的司法方法，得出裁判结论。司法过程中，人民法院要利用各种手段引导网络舆论，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说服民众接受判决，提升司法公信力。
（二）完善司法公开制度，设立网络发言人，做好网络直播庭审、裁判文书上网工作“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网络受众之所以容易对审判过程及判决结果产生各种怀疑，很多时候源于信息的不通畅，来自主流媒体的正规信息得不到有效的传播。主动增强司法透明度，及时把真实信息传播到普通受众，保障民众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可以有效遏制网络流言的产生和传播。人民法院应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整合各类司法信息资源，以视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在互联网上新闻及司法信息，并就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利益诉求，通过网络新闻平台和网络舆论监督回复专栏，以“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名义采取发帖、跟帖的形式及时予以答复。答复时应避免大话空话和模糊辞令，减少网民猜疑。力图做到对网民的回复“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努力维护和打造人民法院尊重民意、对民众负责的良好公众形象。选择部分案件进行网络庭审直播，将审理过程公开化、透明化，直播时可以当庭宣判，对网民进行法治教育，引导民众，培养民众的法律、程序、规则意识。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的工作成果和司法公信力的载体，应该在网络上予以公布，接受网民的检视和评价，消除网民的疑问和误解，平息网络谣言，取信于民。
（三）采取司法便民措施，加强网站建设，设立网络诉讼服务中心，开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法院微博人民法院要用网络的办法解决网络出现的问题，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精心打造网站，在法院与民意之间架起一座“金桥”，了解民意、传达民意、疏导民意和吸纳民意。摒弃“保密才有助于稳定”的观念，在网络上公开可以公开的司法信息，及时更新网站内容。要经过不懈努力，把法院网站建成本辖区内网民信赖、喜闻乐见的网络媒体，为司法网络舆论引导提供强有力的发力平台，掌握网络舆论宣传阵地的主动权，正确引导网上舆论。在网站上应设立网络诉讼服务中心，为民众提供全方位的司法服务。网民在网络诉讼服务中心可以查阅法院快讯、开庭信息、拍卖公告及结果公示、送达公告，法律法规、诉讼指南、诉讼文书格式。服务中心可以为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网上、材料收转、案件查询、约见法官、委托鉴定、申请判后答疑、网上阅卷、查阅诉讼收费计算方法等各项便民服务。服务中心也可以设置资深法官工作室、人民调解工作室、连线社区等栏目为民排忧解难，并接受网上违法违纪举报、审判作风监督、申请司法救助等，使网民接受便利服务的同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满足公众日益增强的司法需要。人民法院应开通贴近时代脉搏的微博，占领这块重要的公共舆论阵地，找准自己的位置和发出自己的声音。法院微博不能盲目跟风、流于形式，要将其真正打造成促进司法公开的重要工具以及法院提供便民服务的有效平台，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和举措，真诚吸纳民意和面对批评，破除有碍微博发展的作秀风。法院微博应做到兼顾信息的权威性、准确性和司法活动的特殊性。法院应建立健全一整套关于微博运行管理方面的制度规范，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提高运用现代传媒的能力，推动落实司法民主公开的长效机制。摆脱“司法未处理就不能发言”等机械教条观念的束缚。善于互动，增强语言的亲和力和感染力，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翻译”各类专业的法律术语，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法院微博的信息交流中来。要能宽容不同的声音，在沟通中实现求同存异，除涉及人身攻击的帖子外，轻易不要删帖。
网络舆情自查自纠报告篇3
关键词：卫生行业网络舆情形势原因任务
analysisontheSituationandtaskofnetworkpublicopinionmanagementinHealthindustry
Luoming1，QinXiaoming2，tianYong2（1.Schoolofmanagement，ChengduUniversityoftCm，Chengdu610075，China；2.SichuanCollegeof
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mianyang621000，China）
abstract：thispaperexploresthecausesandcharacteristicsofpublicopinioninthehealthindustrythroughliteratureanalysisandothermethods，andputsforwardthebasicprinciplesandstrategiesofpublicopiniondisposition，italsoclarifiestheResponsibilitiesandtasksofthecompetentdepartmentofhealthandmedicalhealthunitsatalllevels，andthenewsmediaandsocietyasawholeintheprocessofinternetpublicopinionmanagement.aimingatprovidingcertaindecision-makingbasisforstrengtheningthepublicopinionmanagementofhealthnetworkinourcountry，andthentobuildacomprehensivewell-offsocietyandbuildingaharmonious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
Keywords：HealthindustrynetworkpublicopinionSituationReasontask
网络舆情管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有着不可或缺和替代的重要性。新媒体与广播、报纸、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相比，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具有不可比擬的优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1]，网络已从媒介舆论的边缘走向主流，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了解民意、汇集民智的重要渠道之一。卫生行业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社会各界对其十分关注，中国社科院的2014年《公共服务蓝皮书》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中，医疗卫生与公共安全、公共住房、基础教育等被列为一级指标，卫生行业已成为网络舆情聚集的焦点和热点领域。
一、卫生行业网络舆情管理面临的总体形势
卫生行业网络舆情是指患者或公众以网络为载体，以相关医疗卫生事件为核心的各种情感、态度、意见、观点的表达、传播与互动，以及后续影响力的集合[2]；据2014年《中国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互联网舆情研究报告》显示，民生领域的网络舆情依旧位列全年网络舆情总数第一，如医疗卫生行业中曾被披露的“走廊医生”“缝肛门医生”和“西安医生手术室自拍照”等事件引起了数百万网民的热议，这些个别事件既损毁了卫生行业的声誉，也挫伤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尤其是在我国社会正值矛盾转型期，还可能被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攻击和离间党群关系和执政基础的工具与手段。加强卫生行业网络舆情管理，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环节，更是实现全民健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之一。
（一）卫生行业网络舆情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从主观方面看：
（1）卫生行业服务的差异性和缺陷性不同程度存在。如医院内部的医务人员道德修养不够、未树立正确的服务意识、态度冷漠、价值观失衡等，造成医患关系紧张而产生信任危机；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有限以及医疗设备陈旧而造成的差错、事故等而引发医疗纠纷；医院管理错位，忧患意识淡薄、麻痹大意，管理机制不健全以及医疗核心制度未完全落实到位等等。
（2）媒体传播准确性和客观性的差异化不同程度存在。微博、论坛等新媒体已打破原有的媒介格局，成为社会舆论场的重要信息来源，但传统媒体优势仍在，在网络舆情的二次舆论意见市场中扮演重要的发声者；影响较大的舆情事件往往都是由主流媒体如报纸、电视新闻栏目等披露的，由于这些媒体在权威性、内容深度、议事能力等方面表达的内容、方式不尽相同，其详细程度及立意深度大多也是不少网络媒介所难以企及的。
（3）处置措施得当与否是舆情变化的重要因素。在卫生行业网络舆情事件中，矛头往往都直指政府部门，舆情管理措施往往能够影响舆情的波动和延伸，积极有效的干预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舆情事件的消退，加速相关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的介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舆情事件的影响等级，易引发更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4）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呈多元化。思想价值多元化以及网民的社会心态成为舆情发育、培植的土壤，如：目前存在的仇富、仇官心理，同情弱者心理及窥探隐私心理等；加之互联网的快速發展为人们进行信息沟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其交互式的传播模式为公众所青睐。因此，在卫生行业网络舆情事件中，网民很容易被一些核心议题所吸引，参与到讨论之中，最终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从客观方面看：
（1）社会转型期矛盾的转移。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转型期，人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多元化，人民内部矛盾往往更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加之城乡低收入群体“因病返贫、无钱治病”的现象时有发生，其积累的怨气和相关诉求不能完全化解和满足时，则极易触发其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把对现行医保制度的过高期望和社会存在的分配不公等集中发泄于医疗卫生行业。
（2）医患双方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医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学科，大多数患者缺乏医药知识，既不了解疾病发生与转变的因素不能完全人为控制，又不能科学准确地认识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一旦利益受损，医疗纠纷便可能发生；加之一些媒体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吸引公众眼球、追求点击量而恶意炒作、弄虚作假，加剧了患者对医护人员的误解，轻者使医患关系紧张升级，重者造成公共危机事件。
（3）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且分布不均。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呈高速增长态势，2014年全国诊疗总量达78亿人次，比2013年增加5.9亿人次，但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仅为4.55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量为2.06人[6]；同时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主要分布在大城市的大医院，使城市医疗服务更加供不应求，难免导致大医院医护人员工作量骤增，医疗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医患沟通不到位；加之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淡化，存在以药养医、过度医疗等不同程度的逐利行为，使医患纠纷升级带来的网络舆情事件频发。
（二）当前我国卫生行业网络舆情的主要特征
（1）敏感程度居高不下，易产生围观效应。健康是立身之本，医疗卫生服务涉及千家万户，医疗卫生问题是网民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出于“切身之痛”，涉医事件的舆情燃点和沸点普遍较低，极易触发大家的情感共鸣和广泛讨论，对事件的敏感度和关注度持续走高；加之“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依然突出，患者被认为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网民往往会因感同身受而产生“全民围观”效应，并不约而同地“声讨”医院。
（2）舆论阵地异军突起，易引起二次传播。知乎、微视频、网络直播等非传统舆论阵地异军突起[3]，人人都是可独立发声的“自媒体”，正逐渐步入主流舆论场，扮演着重要的源头作用，形成大量讨论和传播后，容易引起新闻媒体、微博微信等的参与二次传播和再次发酵。如“魏则西事件”就始于知乎，他在知乎的求助和父亲用同一账户的回复，被网民关注而后一键分享至微博、微信等平台，并被多家海内外新闻媒体持续跟踪报道。
（3）持续时间整体较短，易出现反转现象。大多数舆情事件持续时间整体较短，一般在半个月内就会消退。舆情演化大致经历潜伏期-发展期-高峰期-衰退期四个阶段，潜伏期以个体情绪宣泄为主，发展期个体意见趋于相同而出现意见群体，高峰期形成主流舆论[4]，但网民态度总随真相的披露而此起彼伏，舆论走向犹如墙头之草，哪边风劲就往哪边倒，患者利益受损就谩骂医方，医方受到伤害就批评患者，容易出现舆论反转现象。
（4）负面影响渐趋扩大，易联动线上线下。网民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网民个体之间以及线上线下之间的互动性越来越强[5]，他们开始走下互联网，从最初在网上的声援、理论和围观逐步演变为直接到现场去聚集、声讨、关注及广泛传播，网上舆论向网下空间扩散的趋势在逐渐加大，网络舆情落地化倾向显现，易造成网上网下的配合联动，舆情迅速发酵，极易酿成群体性突发事件，从而影响甚至干预现实的社会生活。
二、处置卫生行业网络舆情事件的基本原则与策略
（一）卫生行业网络舆情处置的基本原则
（1）树立大局意识完善防控机制。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危机意识，把危机管理与卫生行业文化结合起来，塑造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把危机视为一种转机和加强自身凝聚力的手段；完善建立专门负责的舆情管理部门，深入了解引发舆情的潜在因素，随时监测可能出现的危机，研究、制定防范措施，一旦发生能迅速、及时、高效应对。
（2）把握时间节点引导舆情走向。在网络信息繁杂的时代，信息量过大，而人们的时间、精力有限，往往来不及甄别，容易造成先入为主，卫生相关主体部门应把握第一时间准则，借助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类媒体“快速”进入，牢牢把握话语权，抢占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相关信息，压缩负面消息的传播空间，引导网络舆情的积极走向。
（3）立足实事求是坚持以人为本。舆情的处置不仅是矛盾双方的舆论较量与妥协，更是对广大网民追求事实真相的尊重和述说，卫生相关主体部门要立足实事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客观事实，全面准确调查，充分考虑民意认可度和承受力，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加强与网络民众的交流互通，及时澄清公众的疑虑，获取更多理解与支持。
（4）坚持公平公正严格依法处置。在准确、全面还原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形成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特别是对于严重失实、恶意炒作等负面舆情报道，要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和媒体网站进行交涉，必要时可通过法律途径，依法依规维护卫生部门及医疗卫生机构的合法权益，彰显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正义。
（二）卫生行业网络舆情处置的主要策略
（1）深入现场—了解事实—分析情况—确立对策。依据舆情信息的来源、性质、规模、平台级别和影响力等指标，立即启动舆情危机管理应急预案，做到“防早防小、抓实抓好，统筹谋划、联防联控、严格程序、谨慎应对”，并迅速深入第一现场了解事件真实情况，对舆情进行科学分析、研判和持续监测，制定出精细化的应对措施，形成联动有序、防控有力的舆情处置局面。
（2）直面公众—缓和对抗—联络媒介—主导舆论。充分发挥网络发言人和网络评论员的作用，用网言网语谈网事，及时发帖或跟帖，澄清事实真相，缓和公众情绪；以新闻发言人等形式，按照“步调统一、表述一致”的要求，及时对外相关信息，回应公众关切，为其释疑解惑；秉承实事求是，做到有备而来，保持心态平和，联络媒体加强正面宣传和引导，准确把握舆论主导权和话语权。
（3）转变思维—加速化解—有效行动—转危为机。不能固守传统的思维方法和思维定势，要由惯性思维向创新思维转变、平行思维向立体思维转变、静态思维向动态思维转变、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转变，做到“对上级多报告、对下级多督促、对患者多沟通、对媒体多联系”，全面提升综合协调能力，把要我做变为我要做、把阶段性作为变成深入持久的跟进，加速问题解决，变危机为转机。
（4）多方沟通—联合调查—跟踪报道—公布结果。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积极面对，不能怕、躲、拖，开诚布公地与公众建立对话窗口，表明依法公平公正公开处理的中间立场；要有坐不住的责任感、慢不得的紧迫感等不起的使命感，迅速成立包括患者、医院和社会等多方在内的联合调查组，邀请具有权威性的新闻媒体全程参与，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形成调查结论并及时公布结果。
三、防控卫生行业网络舆情事件的主要职责与任务
卫生事业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治国方略的重要窗口行业之一，城乡群众往往通过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效来看党委、政府的行政效能，来看社会的和谐公平。因此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及医疗卫生单位、新闻媒体及全社会要紧密配合、理清思路、明确职责，齐心协力做好卫生行业网络舆情的防控工作。
（一）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应敢于担当
（1）卫生主管部门要突出行业监督与服务的统一。网络舆情防控工作须从源头抓起，尤其是注重行业内部的监督和管理，始终要把医疗安全与质量和群众满意度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药品供应、院感防控、医疗安全等重点环节的专项督查，确保不发生重大医疗事故或因医疗纠纷引发的突发公共事件；在行业内大力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对项目资金、设备采购、药品配送等重点环节加大监管力度，在全系统营造不愿贪、不敢贪、不能贪的良好氛围；做好网上、网下医疗投诉的办理工作，确保监管服务无盲点、无漏洞，将热线值守、微信微博等作为畅通民意渠道、完善内部管理、接受群众监督的重要载体；将卫生宣传工作与其他重要工作同安排、同推进、同考核、同奖惩，创新宣传方式，强化正面宣传，以事实说话、用典型引路，树立卫生队伍的良好形象。
（2）醫疗机构要把握质量安全与人文服务的统一。医疗质量与安全是医院建设发展的生命线，各级医疗机构始终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要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坚决抵制“生、冷、硬、顶、推”等现象，充分尊重和维护患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加大政务、院务公开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方便随时查询及在院内多处设置投诉电话和信箱等措施，完善医患沟通机制，提高医患沟通水平；做到患者进院有人陪、检查有人送、治疗有人管、服务有人问、出院有人访，并在就医的环境上用绿化、亮化、净化、美化的多种措施提升人性化服务的综合效果，使人文服务与技术服务并驾齐驱，医患双方共同面对病魔的伤痛与威胁，以全域、全程、全面的优质服务不断增强防控网络舆情事件的能力。
（3）医务人员要强化自身素质与服务效果的统一。“敬畏生命、保护生命”是医院的最高使命，也是医护人员的最高信条和最高使命。医护人员要将理解生命、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融入医疗服务全过程，优化服务理念；善于与病人交朋友，“医者父母心”，更要坚持勤学善思、融会贯通，不断提高自身诊疗服务水平；尤其要注重自身沟通能力和技巧的锻炼，与患者充分交流，尊重每一位病患的选择；并通过微博或微信等新媒体工具，建立个人的服务品牌，为患者提供线上咨询帮助和随访服务，积极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二）新闻媒体要体现桥梁作用和维护医患平等关系
人们对生命科学的认识正处在不断提高之中，新闻媒体作为医患关系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应当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社会监督的职责，以负责、公正、客观的态度做好医疗卫生界的报道与评论，既要多挖掘医者的正面形象，弘扬先进典型，又要在舆论监督中选择性曝光一些不良现象，有理、有利、有节地推动医德医风建设，应立足于疏导而不是点火、帮助而不是添乱，引导医患关系始终朝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新闻主管部门要完善媒体报道审核制度，针对专业性强的医学报道，应保持审慎、积极的态度，在对卫生突发事件真相和医学专业知识缺乏了解或尚存疑惑之时，应向权威医学专家进行求证，必要时与当地卫生主管部门沟通、核实和确认，保证在得到专业指导下进行公正不偏的报道；要强化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医学知识的教育培训，提高涉医报道的专业性，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和虚假新闻的“黑名单”制，依法依规追究虚假或失实报道当事人责任，让违背新闻职业道德，损毁社会公平、和谐、正义的媒体及其相关人员永不能在新闻界执业。
新闻媒体及记者应遵从媒介道德规范和新闻伦理，恪尽职守、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上三思而行；不仅要大力宣传国家医疗卫生方针政策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传播卫生行业在应对急难险重任务时甘于奉献、勇于胜利的正能量，还要引导广大群众从不同的层面更多地理解、支持并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更要经常自警自省，在采访、编辑、播报过程中，做到客观细致、准确深入地了解问题，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切实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搭建医患之间良好的沟通桥梁，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三）共同营造十分重要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
（1）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加强卫生领域法治建设是推进我国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要通过立法、修法等手段深化行业法制建设，使广大从业人员把法治精神内植于心、外践于行，努力做到卫生主管部门依法管理、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依法执业；要加强部门协作与联动，明确责任分工，联合执法办案，持续深入开展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惩治非法行医和暴力伤医行为，维护行业内稳定的医疗秩序；要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法制宣传教育“进医院、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倡导践行“科学立法、办事依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并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学、守、用”列入国民素质教育，从幼儿抓起，分类别、分阶段、分步骤对国家法律法规和医学科普知识进行全民普及。
（2）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2014年我国卫生总费用超过3万亿元，仅占GDp的5.57%，而oeCD（经合组织）国家所占GDp的比重平均为9.3%[6]，我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医院为保障自身运行和发展，只好用自己的劳动与服务来获取经济效益，加之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不合理用药和不合理检查不同程度存在以及物价的上升等，造成了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导致医患关系日趋紧张，为此各级政府首先要加大对卫生的财政投入，建立科学的补偿机制，逐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破除以药补医现状，并深化编制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二是要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产业，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并加快推进医师多点执业，改革绩效考评制度，建立完善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三是要拓宽医保覆盖面，加强行业监管，积极推动医疗救助、大病特殊贫困救助、商业保险等制度相衔接，环环相扣，让保障体系更加全面，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
互联网既是社会大众对政府实施监督的有效途径，又是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卫生行业的网络舆情管理任重道远，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责任重大、任务艰辛、使命光荣，我们既不能为取得的初步成效盲目乐观，又不能为可能出现的问题退避三舍而怨天尤人，只要各地医疗卫生行业同行主动与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协同互助，立足本职、真抓实干，必将会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6.
[2]陈立富，王兰成，王果.医疗机构网络舆情原因分析与应对策略[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14，21（1）：35-37
[3]源清智库.“魏则西事件”舆情分析[J].经济导刊，2016，7：42-47.
[4]蒋玉波.自媒体时代涉医网络舆情演化规律及应对策略研究[J].辽宁医学院学报，2016，14（1）：61-63.
网络舆情自查自纠报告篇4
一、健全工作责任体系，推进综治责任落实
(一)落实领导责任。县局把综治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保障。坚持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层层签订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分解量化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班子成员的责任，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健全完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落实体系。
(二)健全长效机制。县局从组织领导保证、管理职责分工、应急反应预案、科技信息手段、安全投入保障、责任追究和教育培训等方面，建立健全综治工作长效机制，不断创新工作方法，认真研究本单位影响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苗头，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及早消除各种不安定隐患，确保了单位未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
(三)改进考核办法。完善综治工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改进考评方式，强化结果考评，使综治考评工作更切合实际、更具有公信力、更具有科学性。县局班子成员综治责任明确;每半年进行一次述职报告，并建立政绩档案。将综治工作实绩作为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与业绩评定、奖惩等挂钩，对综治工作成绩突出的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全年全局未发生重大问题。
二、持续深化平安建设，抓好单位内部防范
(四)深化平安国税建设。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深入开展平安单位、平安小区、平安家庭等创建活动，健全组织领导机构，制定平安创建规划，落实创建责任和目标任务，不断提高创建水平，确保内部和谐稳定。
(五)着力推进法治建设。按照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要求，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能力，规范税收行政决策和税收行政行为。不断改进执法方式，预防和化解涉税矛盾纠纷，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各种偷税、骗税、抗税等违法犯罪活动。精心组织六五普法宣传，采取日常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合的办法，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形成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理念。
(六)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以安全问题无小事为原则，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安全隐患和矛盾纠纷排查活动，重点检查了华考范文办公场所、公车使用、食堂卫生等，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进一步落实了人防、物防、重点要害部位技防措施，全天聘用值班员专职负责县局安全保卫工作，确保24小时不断人，加强了办公楼院的物防、技防措施，加强了财务、档案、重要物品存放场所等重点要害部位的安全工作，未发生可防性刑事案件。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定期接访制度、挂点联系制度和信访包案制度，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七)加强舆情管理。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反馈及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做到网上热点问题第一时间回应，网上不实信息第一时间澄清，网上有害信息第一时间消除，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充分发挥网络评论员作用，对涉及国税工作的网络负面信息传播等问题，及时跟进做好正面引导工作，占领舆论宣传主阵地。
三、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保持系统和谐稳定
(八)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县局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重点基础性工作，严格执行《江西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规程》，建立健全基层常态化排查调处工作机制，落实经常排查、集中调解工作措施，使矛盾纠纷在萌芽状态得到妥善化解。加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切实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
(九)抓好重点排查整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结合本单位实际，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地摸底排查，及早消除各种不安定隐患。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的维稳工作责任制，对排查出的信访突出问题和矛盾纠纷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行集中交办化解，确保问题不上交，矛盾不激发，上访不越级。
(十)落实重大事件报告制度。严格执行重大突发事件报告制度，对群体性上访、重大安全事故、自然灾害、重大暴力抗税案件、重大偷逃骗税案件、重大盗窃案件等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在及时妥善处置的同时，于2小时内报告市局。对突发重大涉税舆情，及时报告市局。
四、加强综治队伍建设，夯实综治基层基础
(十一)提升综治业务水平。进一步整合单位内部的综治干部力量，建立健全单位内部综治组织，确保综治工作有人抓，能落实。大力推进基层综治工作、综治台帐等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全局综治安全工作管理水平。
网络舆情自查自纠报告篇5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明确学校领导班子、党员教师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为了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特制定此细则。
一、工作目标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学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做好学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事关党对学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
支部班子是校区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主体,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支部书记、校长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方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点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支部分管领导是直接负责人,协助支部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支部其他成员依照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处室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
三、工作责任
(一)把握正确方向。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州委和县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定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定期研判、及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支委会每年至少一次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并及时向县教育局党委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情况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三)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指导和督促支部的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教育培训，增强责任意识，提高政治鉴不力。
(四)加强对学校基层的治理。支部要加强对全学区党员教师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持续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对学校主题活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的价值引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社会实践基地的作用，牢牢掌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治理权、话语权。
(五)加强网络信息管控。配合县网信部门做好新闻舆论和社会动员，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旗帜鲜亮地开展网上舆论斗争。
(六)领导、组织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咨询题的处置。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度量衡，评判意识形态领域的是非曲直。
(七)严格党员教师纪律约束。加强对党员教师的党纪党规教育，加强对党员教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执纪监督，决不同意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省委、州委和县委精神的言论，决不同意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对在境内外各类媒体、互联网、出版物及讲坛论坛等公开场合发表同党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精神相违背的言论，非议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的党员干部，将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四、贯彻措施
(一)开展自查自纠。对比《临潭县贯彻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督查考核方法》，由分管领导牵头，就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并将相关工作形成总结报告及时报送县委宣传部。
(二)完善制度体系。按照贯彻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对比自查情况，健全意识形态定期研判、突发咨询题和重要事项专题会商、工作通报、网络信息管控、基层党组织治理等制度，完善党委意识形态工作体系。
(三)强化宣传教育。结合"两学一做"、"三会一课"，开展专题党课，组织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和基层党组织生活会，加强我校党员教师意识形态工作教育培训，增强党员教师纪律意识。针对文化、宗教、教育等重点领域，制定专项宣传打算，强化宣传阵地建设，巩固党员信迷信、信教清理等行动成果，增强青青年爱国拥党意识，营造和谐文化氛围。
网络舆情自查自纠报告篇6
把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精选2020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自查报告、希望大家喜欢!
根据市委办公室《关于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自查整改的通知》要求，现将市扶贫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把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和目标管理，同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并作为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成立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主任任组长，分管副主任任副组长，各科室(中心)负责人为成员。制定了《xx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落实<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工作方案》，为我办意识形态责任制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真正履行了岗位职责，形成“一把手”负总责、相关科室密切配合的工作合力,进一步把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细化、量化、具体化。
(二)明确工作任务，强化制度保障。认真履行班子集体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坚持“一把手”带头，切实当好“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将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完善谈心谈话制度，始终掌握机关干部职工的思想文化动态，有针对性引导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社情民意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分管领导每月听取一次分管科室(中心)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汇报，主要领导每季度听取班子成员就分管领域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汇报;各党支部每半年向党总支专题汇报一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年底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整改落实。
(三)强化理论学习，提升思想认识。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平台，结合推进xx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学习内容，切实抓好党员干部职工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工作。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中央、自治区和我市有关意识形态工作会议精神，及时传达全市网信工作会议、网信办主任工作会议精神，通过理论武装增强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与此同时，党组成员及干部职工主动走出会议室，深入基层，把学习和开展调研结合起来，把学习和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结合起来，把学习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用实践来丰富理论。
(四)管理用好新媒体，积极传播正能量。建立健全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制定出台了《xx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信息公开制度》，所有宣传栏、信息公开平台上公开的内容须经分管领导签字审核，主要领导审定后由办公室统一审核。加大对本单位网站信息的审核、监管力度，加强“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的建设、管理和运用，由专职工作人员负责网络的维护更新工作以及上传信息的审核、统计工作。目前我办有官方网站x个，微信公众号x个，政务微博x个，目前已各类信息xx多条，没有出现敏感事项。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先后在xx日报，xx日报、xx新闻网等媒体上信息xx多篇，营造了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
(五)注重舆论引导，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始终坚持做好网络舆论管理，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制定完善了网络舆情应急处理方案，切实做到舆情情况第一时间知晓，引导和服务第一时间到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讨论网络热点和舆论风向，及时做好重要节点和敏感时期的舆论监管。确定专人负责我办的网络舆情管理工作，经常性地关注网络舆情，及时监控和删除网络不良信息。
二、存在问题
(一)思想认识方面。个别干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仍需进一步加强。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形势复杂性的认识、把握还比较浅表化，对社会上暗流涌动的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还缺乏应有的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还不到位，业务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协调推进不够。
(二)工作标准方面。在意识形态形势专题研究、舆情综合分析、党内情况通报等规定动作上还未完全到位，在相关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资金支持上与上级要求还有差距。
(三)理论学习方面。政治理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够，系统性不强，理论学习倾向于机械化、碎片化，习惯于会上学习，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系统学习还不够，同时联系工作实际开展政治纪律教育的方式还有待丰富，个别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认识不到位。
(四)阵地建设管理方面。对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业务成果方面的宣传较多，对弘扬传统美德、精神文明创建、主流文化思想内容宣传较少，宣传思想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战斗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三、整改措施
一是把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党组书记做到重要意识形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意识形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意识形态事件亲自处置。
二是坚持不懈抓好理论学习。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创新理论学习方式，丰富理论学习内容，不断完善落实好理论学习活动。
网络舆情自查自纠报告篇7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理、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是一项极端重要性的工作。我部深刻领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在各种会议上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公司党委关于意识形态责任制的规定和要求，下半年，我部门一直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来抓，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
宜春农商行党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党组书记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此项工作为第一责任人负总责，领导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各负其责，层层传达到工作任务、目的。我部门定期分析判断意识形态情况，辨析思想文化突出问题，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舆情中的苗头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
二、强化学习教育
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学习的重要内容中，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抓好“”报告学习和法制宣传教育，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我部门组织员工利用安全会学习相关知识，确保职工无违法违纪案件、无行政责任事故、无“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如节前廉洁自律以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报告等，坚决避免不正之风，并举例典型事例进行讨论，加强党员们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并切实起到带头作用，号召党员增强“四个意识”。
2、组织部门员工学习，使员工能够自觉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组织各部室及维修部主任进行学习。在集中会议上强调落实公司党委下发文件精神，严格杜绝只喊口号，光说不练，不认真贯彻落实的现象发生。杜绝服务意识淡薄，纪律松懈效率低下，推诿扯皮的现象发生。
3、我部内部进行的自查自纠思想动态排查工作，坚持按半月汇报各部门内部情况做基垫，将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将部门内出现的小矛盾，及时地进行思想疏导工作，及时化解矛盾。
网络舆情自查自纠报告篇8
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邀请网民代表组成调查团对一桩命案的真相进行调查，这是信息公开的一种“创新”，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积极和进步意义。事实上，在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媒体环境守望和监督功能，政府信息公开职能以及公众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等重大命题交织在一起，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现今的传播环境和舆论格局中，政府与媒体和公众关系的互动与“调整”，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中国政府和媒体所面临的传播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交往体系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自求发展。对中国而言，从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不夸张地说，如今中国的一举一动正在牵动着世界各国的心弦。从“非典”到近年发生的种种，从拉萨“3.1”，再到“5.12汶川大地震”、“奥运会”以及“三鹿奶粉事件”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已不能单靠“埋头苦干”和自力更生来“独善其身”，必须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去“兼济天下”，融入整个世界大家庭。无论国际国内，无论媒体还是受众，对于政府开放和公开的呼声日益高涨。
与此同时，互联网等新媒体兴起之后的舆论引导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新兴媒体日渐成熟，“颠覆”了原有的舆论引导格局。社会生态的“去中心化”和传媒生态的“碎片化”情势凸显。以往传统政府的逻辑中对于信息的“延报、缓报甚至不报”的“宣传政策”无法延续，全球化的即时信息传播使得政府对于部分信息的封闭很难实现。
从“孙志刚事件”到“华南虎事件”，从“抵制家乐福事件”到深圳海事局官员“猥亵”女童案，从“瓮安事件”到“躲猫猫事件”，这些事件背后都有网络舆论的身影，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清晰地感知到网络个体民意聚合之后的强大力量，它带动传统媒体跟进和“纠偏”，同时对政府的决策和作为形成了“无形”的监督和推动作用。
所有这些都要求政府具备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能够在危机中面对公众及时公布真相，维持和提升其公信力。因此，面对当前的传播环境，政府亟须通过制度性的信息公开，与媒体和公众形成良性互动，进而构建开放透明的形象，赢得包括本国媒体和公众在内的全球利益相关体的信任与尊重。
事实上，随着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以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各环节联系的日益密切，政府、媒体和受众的关系正在进行深入“调整”。对国家和政府而言，其信息的公开透明成为媒体和受众“常态化”的需求。对于媒体而言，追求真相和监督政府的职能迫切需要进一步拓展。而公众客观上要求政府和媒体层面对于其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行使的保障更为便捷和畅通。
危机事件中媒体对于政府信息公开职能转变的影响
应该看到，“非典”等一系列重大危机事件以来，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在加大，危机处理的能力和水平在提高。同时，包括网络舆论在内的媒体舆论监督对于政府信息传播的影响不容忽视。
程曼丽认为，“政府信息传播是指政府利用各种传播渠道，主要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向公众传递信息的过程与行为。同主要以信息（新闻）传播为己任的大众传播不同，政府传播不仅是一种传播行为，也是一种管理行为，传播行为是管理行为的延伸，是管理行为落到实处的必要步骤。”②从中可以看出政府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联与区别，同时也可对政府传播中媒体的作用有所理解。
“躲猫猫”事件中，云南宣传部门“破天荒”组织网民代表参与调查活动。这一举动在政府信息传播层面具有积极意义。“政府在处理这些事件中有这样的姿态，向尊重民意的方向靠拢，本身是一种进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肯定了云南的做法，但他同时指出，真正要体现民意，增加透明度，还有更好的方式，比如网民的选择应有一种公正的机制。喻国明认为，可以选择由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去调查。“真正要进行重要事件的调查，是要有一定的能力与技巧的，还要有责任主体的意识。”
然而还应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信息传播能力还较弱，对当前的新闻传播环境和舆论引导格局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明显不足，对于危机事件的媒体应对和舆论引导缺乏有效管理。
所谓的“躲猫猫”事件，云南宣传部门虽在初期便注意到了网络舆论的重要性，并有针对性地组织网民代表参与调查，但是却没有将舆论最关心的事实真相及时公布，而是仍以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的“调查结果”来“应对”媒体和受众。这种后来被不少人解读为存在“侥幸”心理的“作秀”行为，引发了网络乃至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新一轮“质疑”，最后导致国家层面的监管力量的进入。
这一过程中，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也显现出力量。《云南信息报》和《生活新报》等当地报纸刊载了新华社的新华时评：“躲猫猫”事件必须有人被问责。内容直指云南晋宁警方和看守所负有责任。对网民调查团的各类质疑和批评亦得到传播，甚至在由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云南网上，激烈批评嘲笑调查团资格意义乃至真假的论坛帖子升到显要位置。
之后，《新京报》与《南方都市报》都在社论位置刊发评论，称既看到了网民参与事件调查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举动”，也看到了网络监督无法替代更无须替代司法调查这一应予正视的现实，“呼吁更高层级的司法介入，是因为我们关注个案的正义；推动看守所管理体制的变革，是因为我们更需关注制度的正义。”
《人民日报》文化新闻版则以半版篇幅刊登题为“如何保证不跟公众‘躲猫猫’”的时评和相关文章。③综观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地方政府的信息传播能力受到严重质疑，其脆弱的危机管理能力和舆论引导力也在新旧媒体交织的舆论监督下暴露无疑。云南有关部门对于真相调查的“不力”或者说真相告知的“无效”，直接瓦解了媒体和公众对政府的信心；长远来看，严重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从媒体角度而言，这种危机之下的媒体“合力”及其有意无意的运行“秩序”和“逻辑”，正在实践中不断影响着政府信息公开的能力和方式。研究者认为，“大众传播无处不在，塑造着整个信息环境，它不仅是公众获知外部世界资讯的渠道，而且是一国形象进入国际社会的重要通道。大众传播不仅通过对事实的客观报道，来传达一定的信息，同时通过对事实的选择表达无形的意见，在字里行间渗透着资讯传播者的思想和观点，体现―定的立场和政治倾向。受众在接受事实信息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传播者的思想和观点，因而大众传播具有非同一般的潜移默化作用。”④而在当前新型的舆论引导格局中，媒体的大众传播有可能通过危机事件中非常态的报道与评论，对政府以信息传播职能的发挥与作为形成有效推力。对此，邵培仁等学者认为，危机事件中，媒体对政府的“训政”功能得到了强化。
由此我们想到汶川大地震报道。我国新闻媒体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突破原有的报道机制和报道框架，对地震进行了深入细致和较为全面的报道，同时对于政府全面信息公开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汶川大地震中，党和政府之所以受到高度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和政府的作为充分体现了危机传播的开放性原则，即实施信息公开最大化和对境内外媒体开放，同时，媒体在突发重大危机事件中的独立地位得以彰显。媒体的“环境守望”的“原功能”得到空前提升，议程设置能力增强。“媒介运行的逻辑不再完全受到政治逻辑的支配。这在中国媒介的演化历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⑤
新环境下媒体和记者如何做好新闻采访报道
“躲猫猫”事件实际上反映了在新的传播环境和舆论引导及舆论监督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突发性的危机事件中政府与媒体、公众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一个危机频发的全新传媒环境中，政府及时、公开、透明的声音对于公众了解真相和建立信心至关重要。而媒体的主动“守望”和监督有可能形成相对自主的媒介逻辑，进而推动政府更好地实施信息公开。所谓“媒介逻辑”，阿塞德认为，它意味着一套媒介文法的存在，这套媒介文法决定时间应该如何运用、内容项目应该如何排序，以及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符码）设计如何运用等。鲍勃・斯诺等人则把“媒介逻辑”界定为“理解和解释社会事件的方法……这种（传播）形式的成分包括不同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形式的要素包括材料怎么组织、材料呈现的风格，关注和强调的重点以及媒介传播的法则。”⑥邵培仁则认为，“媒介逻辑”是指一套控制“内容应该如何处理和呈现，以便竭尽所能地运用既定媒介的优点”的内在法则与规范。
在新舆论引导格局中，正是这些“媒介逻辑”推动着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开程度和方式。尤其在突发的危机事件中，媒体需要根据事件进展适时对政府进行“评点”，实施监督职能。
就政府而言，更多的是应该通过制度性的信息公开，第一时间告知真相，或者允许鼓励媒体深入探知真相，最好的效果是两者在一开始便能形成互动。比如在汶川大地震中，媒体自发主动的报道和跟进与政府公开透明的表态和告知形成了良好互动，这样在危机中能维护、提升或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危机，更能够保持或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对于媒体，首先是执行环境守望功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报道新闻，探究真相，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为受众的判断提供参照。同时，第一时间将政府的权威声音传递给受众。其次是通过直接的评论跟进事态的发展，与媒体新闻报道形成合力，聚合为舆论监督的态势。需要注意的是，在执行环境监测的过程中，媒体的监督功能始终是张开的。
目前，日渐成熟的新媒体格局被不少专业人士认可，有人提出当前我国舆论引导格局是“传统媒体扬善，网络媒体惩恶”。陈力丹则认为当前情形更多是这样的：“网络较多地抢先揭露问题，传统传媒在跟进的同时，给予理性的关照。因为网上的东西真实程度和观念的理性程度均不够，需要由传统媒体给予适当的‘纠偏’。这样的‘合作’关系正在形成。”⑦
在许多危机事件中，信息资源的稀缺导致媒体功能的全方位释放，“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之别”、“党报与非党报之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别”等长期以来存在的“业务壁垒”正在走向消解，⑧以“竞合、整合、融合”为特点的多元传媒的舆论格局正在形成。
这种“合作”关系或者传媒格局，可看作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媒介逻辑”，对于推动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开、透明，以及促成其从原有“全知全能”角色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根本的问题也许还不是探讨在危急时刻这种“非常态”的报道与政府信息公开的互动与“博弈”的成效，而是如何在危机之后建立制度性的媒体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机制，并将其“固化”为常态性的传播模式。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10月3日
网络舆情自查自纠报告篇9
一、治理原则
纠正电信领域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是今年纠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要严格按照“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原则，强化责任意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肃查处违规违法行为，规范电信行业服务和收费行为，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净化电信市场的消费环境，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电信行业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促进电信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治理重点
（一）集中整治违规收费、恶意误导消费者等突出问题
1、严禁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违规营销。严格按照《关于规范电信业务推广和服务宣传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信部电[2004]382号）要求开展业务宣传工作，确保内容真实准确，严禁差别定价、夸大优惠、隐瞒或淡化限制条件。
2、严禁强行扣费、自立项目、自定标准、扩大收费范围。严格落实《关于规范短信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信部电[2004]136号）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业务订制二次确认，严禁强行捆绑搭售、强制用户使用指定业务、伪造订购记录等行为；杜绝收费项目不清、收费标准混乱问题；严禁单方面改变收费标准、擅自增加收费项目，严禁电信企业与学校联合对学生或学生家长采取强制服务和收费。
3、严禁利用手机终端应用程序恶意吸费。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整治手机“吸费”问题的通知》（工信部联电[2010]668号）要求，加强对增值业务收费代码拨测抽查，严肃查处利用终端程序恶意吸费的增值业务；加强检查，严厉打击不法行为。
（二）严格规范电信收费行为
1、清理资费套餐，简化资费结构。严格按照《关于开展资费套餐清理和检查的通知》（信部清函[2007]208号）要求，履行电信资费审批备案管理程序，控制在售套餐数量，清理涉及网内网外差别收费等价格违规行为的资费套餐，清理过程中，要尊重消费者选择权，资费方案要适应用户要求，结构简单，简洁明了，一目了然，严禁模糊资费结构和使用条件。
2、实行资费公示制度。严格按照《电信服务明码标价规定》（计价检[2002]227号）和严格按照《关于加强电信资费网上公示管理工作的通知》（工信部通函[2011]275号）要求，在企业门户网站上公布各类电信资费套餐，明示各类资费方案的计费原则、收费方式、资费标准、适应时限等。电信资费套餐文本必须标注行业管理和价格主管部门的批准文号；严格落实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服务用户消费提醒工作的通知》（工信部电管函[2012]27号）精神，定期主动免费向用户反馈电信业务实际消费量和费用情况；严肃查处未按明码标价等行为。
3、推动电信资费水平合理降低。实施宽带及提速工程，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宽带接入性价比；营造良好市场竞争环境，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推动资费水平合理降低；加强电信计费系统检测，确保计费准确可靠，全面实行“收费误差双倍返还”，严肃查处擅自扩大计费单元、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等行为；完善电信资费、计费和收费管理制度和手段，解决手机话费设置有效期、余额不退等问题。
（三）切实提高电信企业服务水平
1、公开服务内容。严格按照《关于规范电信服务协议有关问题的通知》（信部电[2004]381号）要求，加强电信服务协议管理，做到企业用户责权利对等；切实做好服务公开工作，将服务事项、收费标准、办理流程和时限、服务质量、维诺责任、监督方式、投诉电话等内容向全社会公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自觉履行承诺。向用户提供符合《电信服务规范》（信息产业部第36号令）要求的电信服务，与用户签订入网协议必须附上用户签字认可的资费标准，并切实保障各项承诺的落实。严禁单方面取消服务功能、降低服务质量、改变服务方式等行为。
3、加强用户信息保护。电信企业要建立和完善用户信息保护制度，提升用户信息保护功能，落实用户信息保护责任制；坚决查处网站非法传播用户信息的行为，严厉打击危害用户信息安全的网络犯罪。
（四）加强电信服务质量监督
1、建立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县工信委会同县发改委（物价局）、县纠风办联合组建“市电信服务监督管理和投诉中心”，工作人员分别由县工信委、县物价局、电信、移动、联通抽调有关专业人员组成，县工信委黎洪波同志兼任中心主任，吴小红同志兼任中心副主任。中心职责是：加强电信服务质量和价格监管，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和投诉窗口，受理电信用户投诉，依法查处各种侵害电信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对电信企业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抽查及明查暗访，组织开展满意度调查，定期向社会公告电信行业纠风情况和电信用户投诉处理结果，对恶意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屡次违规的电信企业及查处情况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2、改进服务作风。改进服务作风，构建客户服务体系，增强服务能力。继续开展电信用户满意度测评活动，积极开展落实窗口形象“五统一”活动，（即统一公开服务规范、统一亮明党员团员身份、统一实行挂牌上岗、统一推进文明用语、统一安装服务评价系统），规范营业窗口服务；加大网上营业厅、掌上营业厅宣传力度，加快社会网点建设，拓宽服务渠道、推进便民服务引进自助服务终端，提高服务效率。
三、进度安排
专项行动从2012年6月开始到2012年12月底结束，为期半年。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2年6月1日-6月30日）
1.动员部署。计划于6月27日县工信委、县发改委、县政府纠风办召开有电信、移动、联通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部署专项行动。各电信企业应成立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和办事机构，建立相应工作机制，明确服务目标，结合本企业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公布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实施方案于6月30日前分别报送县工信委、县发改委、县政府纠风办。
2.学习教育。各电信企业要运用多种形式，组织本企业干部职工和行业内全体员工认真学习专项行动有关文件精神和电信服务与收费有关政策，充分调动参与专项行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制定行动目标和工作计划，深入开展法制教育、纪律教育、警示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自觉抵制不正之风的意识，筑牢思想道德和法纪防线。
3.宣传引导。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与监督作用，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全面系统宣传国家电信服务和收费政策，使广大电信用户广泛了解政策、自觉运用政策进行有效监督；关注舆情社情民意，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公开曝光违纪违规收费典型案件，为专项行动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4、调查摸底。县电信服务监督管理和投诉中心组织开展对县内及全网Sp商的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收集有关信息。各电信运营企业将所接入的Sp商的名称、服务代码、开办的主要业务等情况全面汇总。
（二）自查改进阶段（2006年7月1日-8月31日）
1.查摆问题。各电信企业认真组织本系统，对照本《方案》提出的治理重点深入剖析，认真排查传统电信业务和合作经营的增值电信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对业务收费和服务行为日常拨测自查。
2.组织填报。各电信企业要认真填报《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由市电信服务监督管理和投诉中心统一制发)，确保数据真实，并按规定上报；对汇总统计资料要认真分析，形成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连同汇总统计表于8月25日前报送县电信服务监督管理和投诉中心(附电子版)。
3、自查自纠。各电信企业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检查现有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重点对《电信服务规范》及电信服务明码标价、短信息服务规范、增值电信业务收费行为规范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进行对照检查。应针对本方案工作重点中所列整治内容，认真开展自查，并向社会公开本企业专项治理办公室举报电话。对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诱导或欺骗订制、强行扣费以及其他多收费和乱收费行为问题自行整改。电信、移动、联通三大基础运营企业要对所接入的各Sp商相关市场准入手续开展核查，重点核查是否具有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手续以及工商营业执照等。
4.落实整改。对自查自纠中发现的各种问题，逐一建立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及时进行纠正；对不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服务和收费文件要进行全面清理，主动予以修订或废止；对自查发现的各种违规服务和收费项目要及时进行清理。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及时发现和帮助各电信企业解决自查自纠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确保取得实效。
（三）督促检查阶段（2012年9月1日-11月30日）
1.明察暗访。县电信服务监督管理和投诉中心将对各电信企业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及时发现有关问题。并积极拓宽和畅通群众的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利用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电子信箱和清流在线、民声通道、领导信箱以及新闻媒体等平台，接受群众举报，收集舆情社情，发现乱设服务项目和乱收费问题的线索和信息，并逐一核实。
2.全面检查。在自查自纠基础上，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全面检查和重点抽查。重点检查各电信企业开展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和自查自纠工作落实情况。市电信服务监督管理和投诉中心将组织专项检查，专项检查内容如下：
1、组织相关人员对短信、iVR等业务进行测试。
2、对相关电信企业开展实地检查，重点检查内部管理措施和相关制度、所接入Sp商的相关许可备案手续。
3、对Sp商进行实地抽查，对其开办的有关业务现场测试。
4、对Sp商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开展业务宣传时，是否公示了收费标准、收费方式和终止方式等进行检查。
3.督促整改。以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电信用户在市电信服务监督管理和投诉中心的投诉或申诉问题为重点调查内容，有针对性地查处一批典型案件，做到发现问题不整改不放过，问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追究不到位不放过。对屡纠屡犯的，严肃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
（四）总结提高阶段（2006年12月1日-31日）
网络舆情自查自纠报告篇10
一、网络语境下表达自由分析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0年7月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网民规模和宽带网民规模增长迅猛，互联网规模已超过美国，稳居世界第一位。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较2009年底增长3600万，互联网普及率攀升到31.8%.应该说，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这几十年里，网络化已经广泛渗人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网络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在网络普及之前，社会公众获取信息主要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这些传统媒体的角色定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大多带有行政的色彩，其根本任务是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因此，我国的各种传统媒体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以宣传和服务于本机关、本行业为主要任务，并没有代表公共舆论监督司法的职责，媒体的官方性质决定了其并不是对什么案件都敢曝光的，凡是涉及重大问题的报道都必须经过其主管部门的批准。传统媒体所受到的种种限制决定了信息生产者(报社和电视台)和信息接受者(读者和观众)存在着严格的权威等级关系;但是网络的发展增强了信息的交互性、及时性和循环性，从而打破了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严格界限。在网络这个几乎不设防的自由空间里，社会公众行使表达自由的能力大大增强，其对一些热点案件的关注和评判往往会形成强大的舆论，这体现在司法活动中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舆论审判”或者“网络审判”。
如广州市中院一审对许霆作出无期徒刑的宣判引起了网络上的轩然大波，一时间公共舆论铺天盖地。网络民意对法院的判决“积怨’旧甚，九成以上的网友认为许霆案中量刑过重。而且普通网民也将许霆案类比于贪官污吏贪污受贿动辄成百上千万的案件，并质问着那些贪官大多也是最高判处无期徒刑，而作为打工仔的许霆只不过是利用atm机的故障恶意取款17万余元，竟然也被判处无期徒刑，差距如此悬殊，社会公正何在?在该案被发回重审最终改判许霆5年有期徒刑后，据新浪网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对于该判决结果仍有82.5%的网友认为不可接受，认为许霆应当被判无罪或者更轻的刑罚。
而2009年5月发生的湖北巴东邓玉娇案一经网络曝光，同样引起了网民的强烈关注，网民们纷纷在网络上发帖支持邓玉娇在防卫中刺死邓贵大的行为，称邓玉娇为“巴东烈女”，更有网民为其作诗立传。在该案的侦查审理过程中，一批“热心”的网友甚至自费前往巴东对此案进行跟踪报道，将案情的进展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布。而邓玉娇的辩护人时而在镜头前痛哭流涕，时而又宣称发现新证据但不为警方采纳，这对网上沸腾的民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狂热的网民容不得一丝反对之声，几位刑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在对该案进行学理分析后得出与网络主流意见不符的结论，然而也遭到网民的一致“炮轰”甚至“人肉搜索”。在网上一片“喊冤”之声中，法院最终对邓玉娇做出了定罪免刑的宣告。每一次成功的“网络审判”，都似乎成为了网民集体主义的胜利。网民们所代表的草根群体这一社会力量俨然已经崛起，社会民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建设已初现端倪。但在看到网民通过网络自由表达意志，彰显网络民意良好的道德诉求的同时，也必须对网络民意进行理性分析，正视其所具有的缺陷。
二、网络民意的缺陷
(一)群体非理性尽管卢梭认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是以公共利益为依托”，但他也承认“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有着同样的正确性”。作为个体，无论其如何聪明绝顶，一旦融人集体群众之中，其智商、情商及道德水准，无不马上降低为最低水准。虽然网络民意形式上代表的是网民的观点，但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舆论领袖”引导下的一种非理性的产物。有了“舆论领袖”，网络舆论就有了风向标，其他网民如同“选择性接触理论”所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者接近的人群及内容加以接触，从而形成群体认同。[51原先民主社会所仰赖的通过充分对话和讨论，针对公共议题进行充分辩论的机制在网络上虚拟的群体认同面前被遗弃，人们逐渐失去“互相说服和纠错”的机会。这种沟通交往模式会进一步强化其未能察觉的偏见，集体形成极端的立场，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二)道德缺失性本尼迪克特针对东方提出所谓耻感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真正的耻感文化，依赖外部的制裁以达致善行;罪感文化中，罪是一种内化的信念。羞耻感是对他人评价的一种反应，它需要有观众或者至少想象有观众存在，而罪则不然。在耻感文化的机制下，对个人行为的激励和约束不是依靠宗教和法律，而是依赖人的羞耻感和公共舆论。在网络中，网民表达自由的行使大多是以匿名方式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