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篇1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关键，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重点，以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二）工作原则。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强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分步实施，向基层放权赋能，减轻基层负担。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三）主要目标。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全面完善，基层政权坚强有力，基层群众自治充满活力，基层公共服务精准高效，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力争再用10年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充分展现。
二、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
（一）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基层治理党的领导体制。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得到强化和巩固。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对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健全在基层治理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有关制度，涉及基层治理重要事项、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组织研究讨论后按程序决定。积极推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居）民委员会主任、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注重把党组织推荐的优秀人选通过一定程序明确为各类组织负责人，确保依法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有关要求写入各类组织章程。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加强日常监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二）构建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的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深化基层机构改革，统筹党政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编制资源，设置综合性内设机构。除党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派驻体制的机构外，县直部门设在乡镇（街道）的机构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继续实行派驻体制的，要纳入乡镇（街道）统一指挥协调。
（三）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坚持党建带群建，更好履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职责。统筹基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资源配置，支持群团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培育扶持基层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支持党组织健全、管理规范的社会组织优先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服务项目。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推行机关企事业单位与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联建共建，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参与基层治理、有效服务群众。
三、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
（一）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能力。加强乡镇（街道）党（工）委对基层政权建设的领导。依法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强化其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赋予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整合现有执法力量和资源。推行乡镇（街道）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优化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设置，确保管理服务有效覆盖常住人口。
（二）增强乡镇（街道）为民服务能力。市、县级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事项，将直接面向群众、乡镇（街道）能够承接的服务事项依法下放。乡镇要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任务，做好农业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建设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爱服务等工作。街道要做好市政市容管理、物业管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组织培育引导等工作。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乡村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乡镇（街道）政务服务流程，全面推进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理，加快推行市域通办，逐步推行跨区域办理。
（三）增强乡镇（街道）议事协商能力。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县级党委和政府围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确定乡镇（街道）协商重点，由乡镇（街道）党（工）委主导开展议事协商，完善座谈会、听证会等协商方式，注重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用。探索建立社会公众列席乡镇（街道）有关会议制度。
（四）增强乡镇（街道）应急管理能力。强化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和相应职权，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响应体系。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细化乡镇（街道）应急预案，做好风险研判、预警、应对等工作。建立统一指挥的应急管理队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每年组织开展综合应急演练。市、县级政府要指导乡镇（街道）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强化应急状态下对乡镇（街道）人、财、物支持。
（五）增强乡镇（街道）平安建设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发挥其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平台作用。完善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防范涉黑涉恶长效机制。健全乡镇（街道）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决机制和心理疏导服务机制。
四、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一）加强村（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坚持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制度，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备案制度，加强集体资产管理。规范撤销村民委员会改设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条件和程序，合理确定村（社区）规模，不盲目求大。发挥村（居）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作用，村民委员会应设妇女和儿童工作等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可增设环境和物业管理等委员会，并做好相关工作。完善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履职承诺和述职制度。
（二）健全村（居）民自治机制。强化党组织领导把关作用，规范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全面落实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资格联审机制，坚决防止政治上的两面人，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及涉及宗族恶势力等问题人员，非法宗教与邪教的组织者、实施者、参与者等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聚焦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和重要事项，定期开展民主协商。完善党务、村（居）务、财务公开制度，及时公开权力事项，接受群众监督。强化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的沟通协作、有效衔接，形成监督合力。
（三）增强村（社区）组织动员能力。健全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联系群众机制，经常性开展入户走访。加强群防群治、联防联治机制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在应急状态下，由村（社区）“两委”统筹调配本区域各类资源和力量，组织开展应急工作。改进网格化管理服务，依托村（社区）统一划分综合网格，明确网格管理服务事项。
（四）优化村（社区）服务格局。市、县级政府要规范村（社区）公共服务和代办政务服务事项，由基层党组织主导整合资源为群众提供服务。推进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依托其开展就业、养老、医疗、托幼等服务，加强对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关爱照护，做好传染病、慢性病防控等工作。加强综合服务、兜底服务能力建设。完善支持社区服务业发展政策，采取项目示范等方式，实施政府购买社区服务，鼓励社区服务机构与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合作。开展“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服务质量提升活动，推进社区服务标准化。
五、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
（一）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建设。提升基层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依法支持和配合基层治理。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和规范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乡镇（街道）指导村（社区）依法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健全备案和履行机制，确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
（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健全村（社区）道德评议机制，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组织开展科学常识、卫生防疫知识、应急知识普及和诚信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遏制各类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活动。
（三）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支持建立乡镇（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和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吸纳社会力量参加基层应急救援。完善基层志愿服务制度，大力开展邻里互助服务和互动交流活动，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六、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
（一）做好规划建设。市、县级政府要将乡镇（街道）、村（社区）纳入信息化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基础设施、系统平台和应用终端建设，强化系统集成、数据融合和网络安全保障。健全基层智慧治理标准体系，推广智能感知等技术。
（二）整合数据资源。实施“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完善乡镇（街道）、村（社区）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共建全国基层治理数据库，推动基层治理数据资源共享，根据需要向基层开放使用。完善乡镇（街道）与部门政务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机制。推进村（社区）数据资源建设，实行村（社区）数据综合采集，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利用。
（三）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各地政务服务平台向乡镇（街道）延伸，建设开发智慧社区信息系统和简便应用软件，提高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政策宣传、民情沟通、便民服务效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充分考虑老年人习惯，推行适老化和无障碍信息服务，保留必要的线下办事服务渠道。
七、加强组织保障
（一）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组织领导，完善议事协调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定期研究基层治理工作，整体谋划城乡社区建设、治理和服务，及时帮助基层解决困难和问题。加强对基层治理工作成效的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市、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以及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一线指挥部作用，乡镇（街道）要提高抓落实能力。组织、政法、民政等部门要及时向党委和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二）改进基层考核评价。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村（社区）权责事项，并为权责事项以外委托工作提供相应支持。未经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各职能部门不得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乡镇（街道）、村（社区）承担。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办法，加强对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综合考核，严格控制考核总量和频次。统筹规范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清理规范工作台账、报表以及“一票否决”、签订责任状、出具证明事项、创建示范等项目，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做好容错纠错工作，保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三）保障基层治理投入。完善乡镇（街道）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深化乡镇（街道）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编制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将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优化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明确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办公、服务、活动、应急等功能面积标准，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盘活现有资源或新建等方式，支持建设完善基层阵地。
（四）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充实基层治理骨干力量，加强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各级党委要专门制定培养规划，探索建立基层干部分级培训制度，建好用好城乡基层干部培训基地和在线培训平台，加强对基层治理人才的培养使用。推进编制资源向乡镇（街道）倾斜，鼓励从上往下跨层级调剂使用行政和事业编制。严格执行乡镇（街道）干部任期调整、最低服务年限等规定，落实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乡镇工作补贴政策。建立健全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人才库，实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管理。研究制定加强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政策措施，市、县级政府要综合考虑服务居民数量等因素制定社区工作者配备标准；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立岗位薪酬制度并完善动态调整机制，落实社会保险待遇，探索将专职网格员纳入社区工作者管理。加强城乡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引导高校毕业生等从事社区工作。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篇2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城市社区治理；内在逻辑；利益整合；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D267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7-0022-04
引言
城市社区是市民生活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的聚集地，同时也是国家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基层单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城市基层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转变政府单边管理格局，形成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新型治理网络。社区党组织处于城市基层政治社会权力结构的核心，是政府、党和社会三维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推进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在社会治理转型视域下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研究多聚焦于基层党组织在单位制向社^制转变中自身的功能转型、方式转变、理念创新和权威重建等方面。对于党组织建设与社区治理之间关联的研究，一般倾向于对党在社区治理中领导地位的重新强调，以及党领导下基层协商民主路径的探索，较少关注到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背后的逻辑和运行机制的分析研究。基于此，本文将深入研究社会治理转型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在机理，结合基层党组织功能属性的分析，剖析作为城市基层社会公共权力掌握者的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转型的逻辑缘由、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并提出两者良性互动关系形成的具体路径。
一、基层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
基层党组织作为社区公共权力的领导核心，是完善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水平的重要主体力量。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除需要承继原有历史逻辑与发展路径外，还需要适应社会新常态的变化，积极整合社会力量，引导和推进社区自治和公民社会发展。
1.适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提升社会治理的参与水平。政党治理与国家政权、社会治理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衔接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民众利益之间的桥梁和纽带。[1]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由单位制转化为社区制后，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单位组织形态被打破，大量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回归社会，被分配到街道和社区的职责范围内，使基层成为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互相交织、渗透，甚至冲突的基本场域。但是，与国家权力的缩放下移相对照，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治理却面临着能力欠缺、自我发育程度相对迟缓的问题，迫切需要党和国家作出引导和策略性调整，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中共治双赢局面的形成。这表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党重新确立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统一路径，明确了党执政之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不可偏废的治理理念，要求党承担起更大的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2]具体到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加强自身的建设来推动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带来社会善治的实现、人民福祉的提升。基层党组织要积极拓展功能属性的边界，一方面通过政党属性增进政府与社会互动，缓解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造成的制度摩擦与不适；另一方面发挥社会性代表的属性作用，让社会力量“接近”政府，搭建起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促使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推动民众参与并形成有效的社会协商。
2.推动社会整合机制创新的需要，维持基层秩序和社会稳定。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异质化，具有自主意识和能力的社会主体日益成长，促进了社会化的资源积累机制衍生与发展。这使国家很难再依靠简单的行政下延或行政边界扩大来构建基层权威，从而迫切需要增加一个非行政色彩的力量来和政府一起实现对基层原有的行政动员整合机制的创新，[3]重构政社互动方式，共同维护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然，以社区居委会构筑整合机制的组织基础易于导致其自治性质发生变异，窒息社会自治精神的培育，而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因权威与能力不足显然难以承担使命。纵观之下，基层党组织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党属性回应和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而释放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需求，合法性“渗入”社会之中，将政府的公共政策隐性贯彻于社区之中，减少政府在基层的行政阻力和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利用社会公共属性能够拓展社区居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对社区居民的民生、利益诉求进行一定的组织表达与整合，促进社区公共领域的成长与成熟，实现国家权力与市民日常生活的有效连接。
3.促进社区党建自身发展的需要，累积良性的社会政治资源。“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4]现代政党性质决定着政党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与流动的系统，[5]自身的发展与转型必须同社会发展保持同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以及大众媒介的推广、政治参与面的扩宽等因素影响，使得政治、政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6]影响到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推进。而中国特定的政治结构和政党体系决定着如果没有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为了确保党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必须相应提高政党的现代化水平，提升政党的社会参与程度，扩大政党的社会化基础。
基层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创新，利用和发挥自身的制度和组织优势，有助于创造和累积起良性的政治发展资源。基层党组织通过参与政府在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事务，引导和整合居民的政治参与，带动社区的自我服务能力与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的发展，对政府的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形成正向推动力；依靠党组织作为基层公共权力核心的优势，引导和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基层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可以形成对政府行政力的监督，让政府更加具有社区回应性；引导市场在追逐效率的同时承担更多的社区责任；注重社会力量的发育和成长，促使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形成。[7]
二、当前基层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改革开放的直接结果是总体性社会的解体与释放，逐步衍生和形成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8]引发社区治理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新变化。这使基层党组织在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着来自于目标定位、理念转换、路径选择、模式转型等方面的困境与挑战。
1.党建理念转型迟缓，存在忽弱忽强的倾向。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受制于急剧的社会制度变革和宏观的国家诉求变化影响，以及来自于自身的资源权力约束，在理念转换上不能有效适应最新的实践需求，出现偏松偏紧两方面的建设倾向。一方面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忽视和弱化党组织的作用。在一些地方的党建理念中依然遵循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纵向思维，不能横向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多维主体实践出发，导致党的因素往往被置于国家与社会建设的视野之外，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拘泥于其阻碍社会自主力量发育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基层党组织、政府和社会的三维关系中忽视党组织建设这一环，或将党组织建设归并入政府建设之中，使其陷入“边缘化”的处境。具体表现为党组织空缺、党组织空转，或动员组织群众的力量减弱、手段单一等，[9]使党组织整合社会能力下降或在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中主导地位丧失。“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10]另一方面是许多基层党组织继续坚持管控思维和“威权主义”[11]逻辑，侧重于对基层秩序维护和社会的全面控制。党的基层组织是联系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双重人角色，[12]既代表党向基层社会传递党的意志和行动纲领，又代表社区居民向党表达意见和诉求。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基层党组织对两种角色的把握经常出现偏差，更多地扮演起单向度人角色，主要是加强党在基层的掌控力，而忽视下情上达的作用。随着社区多元治理理念不断深化，以及城市化、信息化等现代元素的不断注入，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逐渐由隐性转向显性。在这种环境下，基层党组织如果依然单纯地强化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将会挤压社会自治和自主发展的空间，同时也使得党和政府为维护社会刚性稳定而陷入无穷尽的疲于应付，导致社区党建权威与社区民主发展的对立，反而约束了党组织社会化和现代化功能转型的实现。
2.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面临权威重建的挑战。在计划经济和单位制时代，城市基层的治理主体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提出与推进，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元素参与进来，基层社会治理开始由过去相对封闭、单一、线性的形B逐步演化为开放、多元、交织的形态。[13]社会治理主体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除了基层党政组织、居民委员会以外，还包括众多政府派出机构、驻区单位，以及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众多治理主体的出现，使我们在总体性社会时期形成的党的基层领导方式与转型后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出现错位。由于众多社会治理主体在组织任务、目标取向、运作机制、作用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大大挤压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范围，影响到基层党组织对国家意志在社区的贯彻顺畅度。尤其是大量“游离态”的两新组织体与党政部门不存在纵向的隶属关系，滋生于既存控制体系之外，给基层党组织向它们施加某些影响和制约，协调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发挥党组织的社会治理核心作用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基层党组织面临着“转型社会的权威危机”。[14]
3.功能转型缓慢，滞后于社会建设的实践需要。伴随城市化过程的迅速推进，社区治理呈现出了空间区域化、主体多元化、关系复杂化的局面。党组织原先主要基于组织动员构建的功能体系越来越难以应付转型社会的多变，加之受到现代政治理念和社会治理理论的影响，其权力、职能和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表现为：一是党组织的科层式管理结构不能有效适应社会治理扁平化的需要。城市社会单位体制的解体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使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的转变。[15]但目前绝大部分党组织依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政党行政化的路径，依托于国家在基层的行政资源而设置，呈现出党的组织与行政组织同构同质性的特点，在领导方式、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上表现出行政性强而政党性弱。[16]而扁平化社区治理中突出强调治理主体的非行政性权力运作和重大事项的平等协商共议。也就是说，党组织在扁平化社会治理中核心主体地位主要体现为规则制定的资格确认以及保证其它主体遵守已制定的规则。显然，许多基层党组织的行政性特征不利于现阶段多元化主体的社会治理创新。二是面临着组织动员型政党向社会服务型政党性质转变的难题。现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已从过去主体“单一控制模式”向网络状“多元合作模式”进行转换。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如果依然基于扩大组织规模、强化意识形态以及增加学习培训等传统方式来对自身调适，[17]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快速变化的需要，必将使党组织出现功能上的缺位、越位，或功能实现机制的不畅等，进而引起社区权力结构失衡与社区秩序失范。
4.社会利益代表能力下降，难以承担利益整合与协调的角色。社会是政党获得资源与合法性的基本场域。社区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最基本单元，其责任在于影响和保证公共权力始终运用于社区公共利益的维护，赢得社会性基础的支持。而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城市单位制的解体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如下变化：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已由垄断向市场化方式转变，在许多领域不再依赖于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直接分配；国家与社区居民个体之间由“国家――单位――居民”逐渐转变为“国家――市场――居民”的关系链，两者之间原有的“依赖――庇护”和“服从――命令”关系演变为契约关系或“委托――”关系；基层社区居民由单位制时代的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存在着强烈的群体异质性和利益诉求复杂性。以上这些变化导致国家基于传统利益调节机制基础上的介入和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能力弱化，短期内新的利益调节机制又难以建立，必然激起部分居民群体，或治理主体间在一些领域发生对抗，或隐或显，呈现“一致与冲突”的治理困境。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基层党组织，假如面对这种冲突不能适时地采取对策予以疏通或引导，将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党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基础，带来社区社会秩序的失范。现实情况是，许多城市的基层党组织面对这种变化，“政党及其权力都深陷危机”，[2]利益代表正在逐渐下降，表现为：作为联系城市社区与国家的桥梁功能正在衰落，作为政府在基层的制度性主体和社会性主体正在饱受诟病。
三、功能属性视域下基层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现代社会治理转型产生的倒逼机制和来自党内的自我革新要求，迫使基层党组织要在制度建设、领导模式、组织结构和行为属性等方面作出适应性调整，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来实现新时期的政党价值与利益追求。
1.强化制度供给，推动政治建党与制度建党的结合。在社会转型期，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吸收社会治理中创新性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准则等，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适应，逐步拓展和提升参与社区治理的领域和层次，从而使党的运作逻辑更好地满足社会治理的应然与实然需求。首先，党组织要构建起包括引导机制、协调机制、服务机制、保障机制在内的完善的社区党建机制系统，以有效的制度规制来引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整合和主导社区内多元化组织体系的发展及其运作。其次，推动制度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深层次融合。党组织要遵循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独特的行政逻辑和文化心理需要，注意制度外部嵌入与社区内部共生习俗之间的调适，将民主、和谐、法治、效率等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吸收进党的基层制度建设中。最后，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要突出党对社区治理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将基层党组织的自我革新发展与社会治理结构改善、治理方式变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国家制度主导与基层秩序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2.实现功能转化，由管控逻辑逐步转向社会政党逻辑。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持续下去。”[18]随着社区自治和公民自主性的发展，社区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公共权力的维护者，需要实现与社会的紧密结合，以夯实党的社会化基础。首先，基层党组织要由强调政治控制功能重新归位社会政党属性，即从以组织动员功能为核心，转变为以政治领导、政党关怀和社会利益协调为核心的功能结构；[19]更多地通过思想制度的引导、意识形态的输送以及精英型党员干部的培养等非权力性因素来影响和带动社区建设和发展；落实党全面服务社会的政治逻辑和行动策略。其次，基层党组织要淡化行政色彩，对承揽大量行政性工作的状况进行限制和约束；尝试引入现代化组织理念，对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内部科层结构设置进行调适，修剪和拓展组织的边界，改进社会服务方式，提升社会覆盖面的强度；改革基层党组织的运行机制，由侧重于纵向权力控制转向多元合作和协商治理。最后，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属地化功能和资源整合优势，着力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居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良性观感；在发挥传统组织动员路径优势的基础上引入和吸收网络化、信息化等新兴管理技术，增强党组织与社会互动的灵活性。
3.推动社区治理构成优化，妥善处理与其它组织的关系。基层党组织要发挥连接行政系统与社会组织、社会力量之间政治纽带和“嵌入式引领”[20]的作用，积极推动社区治理构成的优化，以整体性思维协调各方利益主体趋向于共同的社会治理，营造一种和谐的共生态系统。首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区自治的有机统一。基层党组织是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领导核心，但又属于社会政治团体中的一员，要受到社会公共权力的制约。尤其在基层自治体制不断发展完善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深入推进下，基层党政组织不可能延续原有的控制逻辑。在尊重社区自治的基础上，基层党组织要逐渐从权威和家长的角色回归其政党本位，主要转向利益关怀、利益协调、情感帮扶、公共服务提供等社会性事务方面。其次基层党组织要突出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与“服务”。社区内除自治组织外，众多社会组织也承担着国家行政权力撤离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社区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以及公共秩序的维护功能。基层党组织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一种竞争与调和的环境，促进层级完整、门类众多的网络化社区组织结构体系的形成。通过引导它们来对社会资源进行吸收与整合，提升党在基层的资源调配能力。再次，建构基层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社会行动网络，推动社会重大事务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在社区自治空间内，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为共同目标追求，将传统群团组织和各种新兴社会组织共同嵌入社会治理的运行结构中进行资源共享与利益交换，以有效应对特殊利益和特殊需求，实现体制内外社会资源的流动。
4.注重利益整合与加强代表性，推动社会化调节方式的应用。基层党组织要适应社区利益分化、多元主体参与的扁平化社会治理结构的需要，从强调权力的社会控制、单向度的组织动员逐渐转向以意识形态引领为主，注重利益协调和利益整合。首先，加快基于政党属性的基层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基层党组织要发挥社会群团组织的代表性作用，构建社区多元利益主体协调机制和协调体系，有效处理各方利益冲突，均衡各方利益分配，并作为它们多元化利益的表达和整合渠道。“执政党只有把社会分化出来的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整合成为有着共同目标的统一整体，……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21]基于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建立不同利益群w之间的对话通道，培育成员利益表达的组织化能力，是实现基层利益诉求和整合的重要前提。其次，调整和拓展基层党组织的利益表达范围、方式和层次。不同社群的利益诉求差异决定了社区组织分化程度和整合难度。基层党组织要在维护全体公民利益的基础上，运用社会政治团体属性的优势合理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升社区居民对基层党组织的心理认同度；推动基层党组织利益调节方式的社会化，打通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的通道，融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边界；扩大基层党组织的代表性，注重社区公共民意的收集与提炼，在博弈与协商过程中升华为党的政策主张。
5.加强党组织的权威建设，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中领导权、执政权的核心代表，提升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民众中的公信力和认同度，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基层党组织作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要组织载体，要主动直面社区公共性领域，积极介入社区共同议题的讨论，增强主导公共领域和公共议题的意识和能力。基层党组织要依靠业已形成的各种党政、群团联结纽带以及通过资源共享、利益往来、情感体恤等方式来扩展社区权力结构，扩大基层党组织的代表性基础，推动高异质性和高流动性的城市居民发生持续交往，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基层党组织要调整运行方式和目标指向，重点从扩大组织规模、强化组织的政治动员、吸纳功能方面转向社会化控制与协商民主式治理，提升公民的理性思维与表达能力，化解国家公共政策在基层推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梗阻与不适。
总之，在当前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与转型中，基层党组织要保持社区公共权力的核心作用，一方面必须加强对基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型过程的深度参与，缓解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造成的制度摩擦与不适，解决转型时期权威重建的难题，提升社会治理参与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持续推进和基层社会自主力量的不断成熟壮大，从增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党组织要注重服务和反哺社会建o，支持和服务社会自治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应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复杂化变局，降低社会秩序面临冲击的风险，拉近政府与社会之间有机联系的紧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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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篇3
论文关键词 大社区 定位 治理模式
一、“大社区”的定位
目前全国有些地方进行撤销街道办的试点，改以往“区——街道办——居委会”为“区——大社区”的两级管理模式，撤销街道办改成大社区，同时撤销原有的居委会。在目前我国的行政架构中，街道作为中间层，集聚了大量来自上一级政府划拨的资源，而社区由于受资源、权力的限制，难以为公民提供直接有效的服务，这种尴尬的局面使街道办成为社会建设的一大障碍。撤销街道办这一中间层级，可以使权力和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更好的为居民服务，同时尽可能的减少行政权力对社区事务的干涉。那如何对大社区进行定位就成了新的问题。
所谓大社区是相对于我国以往的社区形式而言。在我国，社区建设主要是以法定社区即行政单位或者基层自治组织来进行操作的，长期以来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城市地区的居委会所辖范围和农村地区的行政村所辖范围。大社区就是在整合原有居委会和部分村委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笔者认为大社区应该具备两大特征：第一，大社区不是地方自治，完全的地方自治与我国宪法和国家结构形式都是违背的。第二，行政权力下放。结合我国的行政架构和我国的国情，大社区是我国行政层级的一级，但不同于以往的街道办，做到了事、权、责主体一致，具备较强的服务性、治理性和协商性。第三，大社区不应是市区级政府的派出机关而是具有治理色彩的基层政府，否则还是不能解决上级行政权力干预的问题。当然这需要在宪法和法律上赋予其一定的地位。因此大社区应该定位成直接服务群众、可由群众直接参与的、协商性更强的较大范围的社会网络。
大社区治理模式：目前学术界对治理理论的理解主要有二，一是各利益相关者合作管理共同事务，二是在国家和市场之外的自组织治理。我国大社区治理主要指的是前者。长期以来，对于社区的管理，虽然有居民委会自治、村民委会自治等基层自治形式，但仍摆脱不了上级政府的管理，政社一元化和权威主义影响了自治效果。大社区治理就是要摆脱单纯的政府权威，形成多元的管理主体。对于大社区治理要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引入新公共管理的理念。
二、大社区治理存在的障碍
实现大社区的治理，进而实现与之对应的“以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为基本要素的善治社会”是国家和公民期望达到的目标，但是目前存在较大障碍。
（一）权力理念问题，即如何平衡大社区中公民权、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问题
大社区的治理的权力理念问题在于如何平衡三者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往往都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贯穿于社区建设的始终，难以调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大社区要实现有效治理，就必须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减少和规范行政权力对社区建设的干预。因此大社区治理的权力理念应该具备以下三点：（1）国家权力对社区治理的支持但不是过度干预。（2）发挥社会权力的主导作用，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权力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3）保障公民权。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我国公民有权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只有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和参与权，才能保障公民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二）大社区治理的现实障碍
1．行政权力的干预
尽管街道办撤销，减少了行政层级，但是如果不改变行政命令的主导地位，大社区与上级政府的关系模式和之前的街道办与上级政府的关系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尽管街道办的人员大多转移到大社区从事社区服务，但离真正的“权随责走，费随事走”还有距离。如何放权，如何区分行政职能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如何在宪法和法律的合理框架内实现大社区利益最大化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原有的制度不完善
我国目前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协商机制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促进社会治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仍旧存在诸多问题，问题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从协商制度看主要是公共决策的听证制度，从社会治理的主体看，主要是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听证制度不同于我国的民主座谈会、民主恳谈会等民主形式，它可以使公民直接表达意志对政府形成压力。但近几年的执行却不尽人意。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不成熟，虽然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到一定程度，但离善治社会所要求得距离还很远。
3．复杂的利益关系有待协调
大社区不同于范围较小的小社区，也不同于行政权威主导的街道办，社会利益关系复杂。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协调各种利益的过程。如何处理和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是摆在大社区治理面前的重要问题：（1）社区范围变大带来的问题。范围变大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大社区经济团体的关系。大社区不同于以往的居委会和村委会，辖区内往往包含经济团体，如何处理好与经济团体的关系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二是解决村改居带来的问题。（2）与原有群众自治制度的关系。原有的居民委员会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是组织公民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撤销居委会，建立新的大社区，如何实现基层管理形式的有效转变，如何处理好其与原有人员的关系，如何解决原有人员与大社区工作人员待遇“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三、探索大社区治理的道路
大社区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把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协商作为解决问题的首要理念，把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
（一）在健全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划分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的界限
1．大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划分
大社区治理就是要改变以往的行政主导，建立多元管理主体，因此大社区在职能划分上要遵循以下规则：上级安排的行政性的事务统一由区级政府管理，必要时可以在大社区设立分理站，服务性的事务由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统一管理，社区内部事务由社区委员会讨论决定。只有按照这样的原则才能真正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走”，实现权力的下放。
2．推行大社区领导人直选，探索集体决策机制
借鉴农村村民自治中选举村领导的经验，以及近年来在四川、云南等地进行的乡长直选，在大社区中推行领导人直选。大社区领导直选有助于改变基层政府领导由行政命令决定，基层政府不对下负责的局面，改变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借鉴部分地区乡长直选的经验和教训，实现大社区领导人直选需要立足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和程序设计。二是实现党内民主与大社区民主的同步。三是直选后的制度保障。
3．充分利用已有协商机制，积极开发新的协商形式
社会治理要把协商放在第一位，改变以往的行政主导，把协商贯穿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始终。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利用政治协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制度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要依据现实对听证制度、政务公开等制度进行改革，要把网络民主、业主委员会制度等新民主形式利用好。尤其是充分挖掘互联网在社会问题协商方面发挥的作用。
（二）加强公民参与、提高社会组织地位
1．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建立公民对大社区的归属感
长期以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差，政治冷漠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长期实行的居民委员会制度和村民委员会制度由于行政色彩浓厚也不能让公民建立归属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增强公民参与意识，通过各种途径保障公民参与。同时要加强大社区内公民的互动，真正建立“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通过大社区内社会群体的互动，建立市民对于大社区的归属感。
2．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改革
公民是否能够影响甚至参与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是衡量民主社会的一大标志。人本社会制定公共政策时必然听取公民的意见，以公民的意志为导向。实现社会有效治理就要增加公民参加公共政策制定的可能性，尤其是涉及到大社区公民利益的分配性政策和再分配性政策。要增加公民参与在社会问题觉察机制中的比重，改变以往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式，减少“精英理论。
3．促进社会组织的独立和成熟
社会组织是社会权力的核心，是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真正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首先要转变传统观念，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培育，加快政社分开的步伐。政府要通过“税收优惠，购买服务，建立社会组织发展基金”等方式促进其发展。其次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体系。承认社会组织的合法地位，尽快出台《社会组织法》，降低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再次，要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构建合理的组织治理结构，借鉴公司等法人形式的治理结构。最后，在经费上政府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投入，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募集资金，增加经营性收入。但要通过监事会监督，公民监督等监督形式确保经费专款专用，避免浪费和腐败。
（三）协调大社区各方面利益关系，避免出现社会矛盾
1．与经济团体的关系
大社区与与原本居委会等小社区在辖区范围上的区别主要在于大社区下的经济团体的大量存在。调动经济团体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性，协调与经济团体的关系是实现大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
2．与村改居辖区的关系
村改居是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城镇化的和城市化的过渡形式。在村改居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要处理好村改居问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第二，村改居辖区的服务保障。第三，促进城乡居民的互动。
3．街道办变大社区后的人员分流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篇4
政权
政权又称国家政权，它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指国家权力，即统治阶级凭借国家机器进行阶级统治的权力；二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包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基层政权
基层政权是设在最低一级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在城市是指不设区、乡、镇的市和不设乡、镇的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在农村是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为了便于行政管理，我国部分城市基层政权设有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
a
B
乡镇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
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考虑乡镇政府职能问题，要从农村工作的现实状况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出发。重点强化三个方面的职能：
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包括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权益，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监管，组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发展。
三是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加强社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开展农村扶贫和社会救助，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提高基层自治能力。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
C
2006年民政部统计
全国有:
35473个乡镇,其中
镇19522个
乡15951个
6152个街道
7.9余万个城市(镇)社区
64.4万个村民委员会
D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篇5
这次会议是经市委同意召开的。昨天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全市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XX书记对总结好换届选举经验，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了重要指示。因此，开好这次会议，对于认真总结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经验，巩固换届选举成果，提高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刚才，红生同志代表市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对全市第六届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总结，XX、XX和XX的同志作了交流发言。大家讲得都很好，我完全同意。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巩固换届选举工作的成果
XX市第六届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是根据省的统一部署进行的。从去年9月召开全市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以来，经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的辛勤工作，圆满完成了换届选举任务。我认为，这次换届选举工作可以概括为“四条基本经验”和“五个显著特点”：
(一)四条基本经验
第一，领导重视是保证。为了加强对换届选举工作的领导，经市委常委会研究，成立了市换届选举指导小组，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分管领导分别任组长和副组长，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为成员，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部署、民政实施、相关部门配合的运行机制。各区(市、县)、各乡(镇)也成立了相应的指导机构，加强对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市委对换届选举工作非常重视，在换届选举过程中XX书记还专门作出了重要批示：“一是对这件大事，各级党委、政府要非常重视；二是县、乡干部，特别是乡镇干部要善于依法办事，依法引导，确保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依法、公正、有序地进行；三是干部作风要深入，要做好群众工作，及时掌握动态，努力化解矛盾，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由于领导重视，机构健全，为换届选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第二，宣传发动是基础。在换届选举的过程中，市、区(市、县)、乡(镇)和村(居)四级，按照选举方案，采取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集散互补的办法，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进行宣传发动，调动了选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参选率。据统计，选民参选率达93.8%，较前几届有所提高。
第三，依法办事是关键。在选举过程中，严格按照村(居)委会《组织法》、《选举办法》和有关《实施方案》的规定进行，把依法进行民主选举贯穿于选举的全过程，在民主推选产生村(居)民选举委员会、选民登记、提名确定候选人、投票选举、委托投票、宣布选举结果、工作交接等七个环节严格把关，及时发现并纠正个别地方出现的把握政策不严、不按程序办事等问题，确保了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尊重民意是核心。在选举过程中，充分相信群众、充分依靠群众，认真倾听选民的意见，及时掌握工作动态，耐心做好群众工作，妥善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比如，针对选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市、区(市、县)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和办公室的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运用点上经验指导面上工作，并先后4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予以解决，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五个显著特点
五个显著特点，也可以归纳为“五个新的提高”：
一是选举成功率有了新的提高。在全市1166个村中共有1157个完成了换届选举工作，占99、2%，比上届提高39%。全市426个社区居委会，全部完成了换届选举工作。
二是新一届村(居)委会班子素质有了新的提高。在新一届村(居)委会成员中，党员3087人，占40.2%，比上届有所提高；高中以上学历2904人，占37.8%，比上届提高2.5%；年龄结构更趋合理，30至50岁之间的占79.3%。
三是换届选举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绝大多数村的选举工作组织严密，操作规范，使村民的推选权、提名权、选举权、投票权得到了落实，绝大部分村的选举是一次成功，村民上访比上届减少。可以说，这是程序不断规范，组织更加严密，工作疏漏减少，选举质量提高的具体体现。
四是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参政能力有了新的提高。各地普遍以这次换届选举为契机，对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加强了民主法制观念和参政能力的培养教育。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换届选举工作，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通过积极参与界定选民身份、明确候选人条件、提名确定候选人、正式投票等选举的关键环节，既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行使了民利，又经受了基层民主政治生活的实践和锻炼，法律意识和参政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五是基层各项工作有了新的提高。各地坚持把换届选举工作与促进基层各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一大批群众满意、组织满意、善谋发展、善带民富、善待百姓的能人选进了村(居)委会班子，实现了组织意图与群众意愿的统一，从而促进了村(居)民自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目标体系的建设，使各项工作有了新的提高。
总体上看，这次换届选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全市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分不开，与各级民政部门的努力和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分不开，同时也与广大选举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分不开。在这里我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刚才，红生同志在总结中讲了存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再重复。我想，对于选举过程中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妥善予以解决。一方面，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好剩下的8个村的补选和1个村的选举工作。对此，我提几点要求：1、XX、xx和XX对未完成选举的村，要分别明确一名县级干部作为这些村选举的责任人，负责抓好该村的补选工作，明确选举的具体时间，并在7月30日前将责任人和选举的具体时间报市换届选举指导小组办公室，供市领导和相关部门参阅。2、三个区的相关责任人和区、乡指导机构的同志，要深入到这些村了解情况、开展调研，真正掌握这些村选举中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针对这些问题研究制定出选举工作方案，提高选举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3、市换届选举指导小组办公室特别是市民政局要加大督促检查，搞好指导工作，对选举时间要提出具体要求，对提出的目标任务必须要求按时完成。4、未完成选举的三个区要在这次会议结束后，迅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这些村的选举工作，对补选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必要时，市委、市政府督查部门要对这9个村的补选或选举工作进行督查。此外，还要深入细致地做好部分群众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对落选的同志要鼓励他们振奋精神，积极支持新当选的领导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要深入系统地总结这次村(居)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经验和典型，探索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工作的规律，提高换届选举和日常管理工作水平，进一步巩固村(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成果。
二、继续加大力度，进一步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
村(居)委会是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基础，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石”，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关键在两点：一是搞好三年一次的换届选举，打好组织基础；二是加强日常管理，不断提高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特别是在刚刚完成换届选举以后，抓紧、抓好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的各项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要充分认识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的重要意义
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今年2月19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作了精辟的概述。村(居)委会是农村(城市)最基本的组织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沿阵地，没有城乡基层的和谐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因此，大力推进城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是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
通过这次换届选举，村(居)委会领导班子的整体结构得到了改善，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基层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对村(居)委会干部的培训，努力提高村(居)委会干部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在换届选举后，村(居)委会都进了不少新人，干部的培训工作更应抓紧，否则就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需要。
第三，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是搞好市、县、乡三级换届的需要。明年是XX市的换届年，按照省的有关精神，市、县、乡三级都要进行换届选举。只有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不断提高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让群众看到自己选出了放心、满意的当家人，才会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为圆满完成明年的市、县、乡三级换届选举打下基础，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
第四，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的需要。明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是实现XX市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关键年。要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生态经济市、建设大XX等一系列奋斗目标，必须夯实基层组织。从现在起再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新的班子对工作情况就会比较熟悉，班子成员之间的磨合就会比较好了，这样就能为“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要明确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的思路
XX书记多次强调，“思路决定出路”。如何围绕全市的工作大局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呢？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关键是要“把握两条主线、突出两个重点”。
第一，把握两条主线。就是要根据城乡的不同特点，分别把握好农村和城市基层政权基础的主线。就农村而言，今年6月省委XX书记到xx调研后，作出了“XX市要率先在全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指示。XX书记的重要指示，指明了新时期我市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向。因此，我们要以“率先在全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线，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基础建设，使村“两委”成为率先在全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坚力量。就城市而言，今年3月XX书记在xx调研社区工作时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切实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坚持以人为本、以党建为核心、以服务为基础，努力建设文明祥和的现代化社区，扎扎实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工作思路。XX书记提出的这一思路，不仅针对南明区，而且对全市社区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以“建设文明祥和的现代化社区”为主线，切实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基础建设，使社区“两委”成为建设文明祥和的现代化社区的骨干力量。只有把握了这两条主线，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才能在农业农村工作和社区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全市工作大局。
第二，突出两个重点。就是在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中都要突出抓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基础工作这两个重点。就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在农村，随着近几年中央有关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文件出台，特别是中央专题部署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04〕17号)下发以来，随着去年以来包括免征农业税在内的各种惠农措施的实施，广大农民群众民主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构成了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头戏。可以说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形势就是：中央促，农民推，村民自治在需要中应运而生。在城市，随着社区服务范围的拓宽、社区经济的发展和社区群众参与热情的提高，居务公开、民主管理也提上了日程。因此，我们要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基层政权基础建设的一个重点来抓。就基层基础工作而言，城乡基层组织承担着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省、市决定的重要职责，如果基础不牢，势必影响各项工作在基层的落实。因此，我们要把基层基础工作作为基层政权基础建设的一个重点来抓。
对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市委下一步要作出具体部署。但是从现在起，各级各部门就必须树立抓基层打基础的意识，下大力抓好基层基础工作。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查找基层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积极探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新思路，拿出切实可行、针对性强的措施，认真加以整改，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三)要着力抓好城乡基层政权基础建设的几项重要工作
一是以强化培训为手段，进一步提高村(居)委会干部队伍素质。全市绝大多数村(居)委会已经在今年3月份完成换届选举工作。要抓紧时间，突出重点，利用党校这个阵地，有计划、有针对性地举办村(居)委会干部特别是新当选干部的培训班，加强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培训，努力把村(居)干部队伍培养成一支政治业务素质高、战斗力强的基层工作者队伍。最近，XX召开了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区委书记XX同志参加会议并作了讲话，提出要对全区新当选的村(居)委会干部普遍进行一次培训。这种做法值得提倡。据了解，其他区(市、县)也对新当选的村(居)委会干部的培训工作作出了安排。
二是以规范“两委”工作为重点，进一步增强村(居)班子的整体功能。村(居)党支部与村(居)委会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这是很明确的。但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有的村(居)“两委”关系不融洽，有的还有较深矛盾。比如，有的村(居)党支部书记把党的领导简单理解为村(居)支部的领导，甚至是支部书记的个人领导，把村(居)委会作为村党支部的一个部门，使村(居)民自治成了党员自治、党支部自治甚至支部书记个人自治；有的村(居)委会产生后，认为自己是村(居)里大多数人选举出来的，有群众基础，腰杆子硬，因此不把党支部放在眼里，重大事情不向党支部请示报告，喜欢自己说了算，背离了村(居)民自治，把村(居)民自治搞成了村(居)委会自治，甚至村(居)主任自治。根据《》和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居)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城市)的基层组织，按照党的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居)民委员会，是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负责办理本村(辖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务，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有的学者认为，村(居)民自治具有三项功能，一是提供社会秩序，主要是通过村(居)民自治来维护治安和调解纠纷；二是提供公共服务，即让村(居)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商量着办；三是抑制村(居)组织的不良行为。因此，各基层党组织和村(居)委会都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服务理念，党支部要切实增强民主法制观念，尊重村(居)委会的法律地位；村(居)委会要服从党支部的领导，增强党的观念，同心协力，促进发展。实践证明，实行村(居)党支部书记和村(居)委会主任“一肩挑”的任职模式，是破解“两委”矛盾的有效之举，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推行这种任职模式。
三是以制度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要以“一公开、三民主”(村、居务公开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管理制度、民主监督制度)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基层自治的水平，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目标。一是进一步健全村(居)务公开制度。要完善村(居)务公开内容，规范村(居)务公开形式、时间和程序，加强村(居)务公开的硬件建设，及时听取和处理群众意见。特别是村委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发〔2004〕17号文件的精神，对计划生育政策、土地征用补偿及分配、村集体债权债务、救济捐赠款物的发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国家对农民的各项补贴等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及时公开，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二是进一步规范民主决策机制。要建立健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规范民主决策和一事一议的程序，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在村集体土地承包和租赁、集体企业改制、集体资产处置、村干部报酬、筹资筹劳方案等事项上都要实行民主决策，保障农民群众的决策权。三是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制度。要建立和完善村委会换届后的工作移交制度、民主理财制度，规范集体财务收支审批程序，用制度规范村干部和村民的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四是进一步完善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农村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督，推进民主评议村干部工作制度，建立和完善村干部的激励制约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监督权。
四是以各类活动为载体，进一步提高基层工作的水平。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基层组织建设，近些年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基层工作的文件。在社区建设方面，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提出了城市社区建设示范活动、创建精品社区等活动；在社区党建方面，市委下发了《关于开展“三优社区”创建活动，进一步加强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提出了创建“三优社区”、社区党建示范点等活动。在农村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设生态经济示范村等活动；在农村党建方面，提出了“双带致富”工程、“双千工程”、创建党建示范村等活动。实践证明，这些活动的提出，都是从实际出发，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强城乡基层工作的重要措施，是行之有效的载体。村(社区)“两委”，要结合实际深入开展这些活动，使之不断丰富和完善，推动城乡基层的各项工作。
三、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向前发展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肩负着重要的职责。因此，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
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切实加强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领导，做到常抓不懈。要按照工作职责，指导督促民政部门抓好这项工作，帮助民政部门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理顺工作关系，加强机构，充实人员，安排必须的经费。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是农村(城市)基层组织的“龙头”，担负着抓好村级(社区)组织建设的直接责任。对村级(社区)班子和成员，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对村(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支持和督促他们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要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步伐，进一步推进村(居)民自治工作的开展。
(二)各级部门要密切配合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篇6
一、社区治理的困境与选择
加强社会管理和提高公共服务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其根本目标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区民主治理实现城乡管理体制的http://一体化，最终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社区作为公民社会活动的共同体，既是居民实现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末端领域，其在我国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因此，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推进，社区必将成为我国基层治理中维护社会和谐安定、保障民生公平权利、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承接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石。
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割裂,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导致了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长期滞后，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居民享有起点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迟缓、消费增长乏力、“两栖人口”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等一系列发展难题；对于城市社区而言，基层治理的内容虽与农村社区存在细微差异，但是面对相同的宏观背景和社会挑战，城乡社区在运行机制、治理目标等诸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因此，城乡间要素流动加剧所带来的城市流动人口监管和综合治理混乱，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涉及的农村土地流转、房屋拆迁以及社会保障等基层改革的尖锐矛盾，都亟待我国在社区层面构建出有效表达民众利益诉求、民主处理公共事务的新型治理机制。
成都市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第一大省的省会城市，为应对城市化过程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自2003年以来坚持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以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改革为取向，以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作为“四大基础工程”重要内容，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推动了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进程。在基层治理方面，成都市注重社区变革的时序性，从基础资源相对薄弱的农村入手，加大基本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供给，创新村级民主治理机制，使得农村社区能够获得与城市社区相同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构建了调节居民内部纠纷、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公共事务民主决策平台，解决了许多原来由政府无法妥善解决的基层改革尖锐问题，有效弥补了政府和社会在社会运转中的空白和失灵，对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社区治理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
二、成都村级治理机制的发展轨迹
（一）基本历程
2008年底，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的建议》和《关于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指导意见》文件，按照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理顺农村社区组织职能关系、推进基层民主自治的思路，在全市农村初步构建了党组织领导、村民（代表）会议和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框架。
2010年初，成都市相继出台了《成都市村民议事会组织规则（试行）》、《成都市村民议事会议事导则（试行）》、《成都市村民委员会工作导则（试行）》以及《加强和完善村民党组织对村民议事会领导的试行办法》四项新型村级治理机制配套制度，保证村民议事会规范化运行，促进村委会转变工作职能。2010年9月，政府出台了《关于村级事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补充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级治理的监督职能，初步形成系统性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2011年6月，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城乡社区治理机制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以扩大基层民主自治为目标，以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重点，继续深化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和加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功能，健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努力构建党组织领导、村(居)民(代表)会议或议事会决策、村(居)民委员会
转贴于http://
执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城乡社区民主治理机制。
（二）具体措施
成都市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思路，创新在于通过成立村民议事会作为常设议事决策机构，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和监督权；目的在于实现社区治理的“三分离两完善一加强”，即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相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组织的领导。
1、以加大财政投入保障治理机制运行
建立村级公共服务的经费保障机制是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运转的基础与保证。2008年起，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向全市范围内的建制村和涉农社区提供不低于20万元（2011年专项资金最低标准已调整为25万元以上）的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资金。为照顾相对落后地区，成都市确立了不同的市、县财政配额。中心城区由区财政全额安排，近郊区（县）财政按市与区（县）5:5的比例安排，远郊县（市）财政按市与县（市）7:3的比例安排，各级政府对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投入的增长幅度必须高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为确保资金对农村倾斜，成都市进一步规定各级政府应以2008年为基数，将每年新增的政府性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村级设施建设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可以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向城投公司融资7倍杠杆率的专项资金。2009年，成都市、县两级财政共预算村级专项资金7.1亿元，投向近远郊区县的有6.7亿元，其中市财政下拨4.2亿元。确定的专项资金项目超过13000项，平均每个村（涉农社区）经费达到25万元。截止2010年7月，已核准融资的村（社区）88个，共融资金额1.2亿元。
2、以推行村民议事会构建民主决策机制
村民议事会的建立起初是应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尔后与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紧密关联，形成了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村民议事会作为村级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受村民（代表）会议委托，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实现村级自治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有序协调。自2008年成都市、区（县）两级财政为村（社区）提供每年不少于20万元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后，这一专项经费“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完全由村民及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政府的决策仅限于制度安排、财政保障和项目规范，充分赋予村民议事会决策、管理和监督公共服务项目的权力，形成了上下联动的民主决策机制。在实践中，民主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步骤：一是民主议定项目，通过走访摸底、问卷调查、投票计分等方法，由村民集体决定项目内容和实施次序，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二是民主监督项目，村民议事会或监事会，定期对项目的实施和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三是民主评议项目，完成项目都要经过“三评”：一评是否达到合同要求，二评村民http://是否满意，三评如何改进提高。
3、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社区组织关系
成都市通过理顺村党委和村委会的重叠关系，一方面促进村党组织领导方式转变，使其由原来的决策、执行功能转变为领导和监督社区组织发展，将精力放在把握国家政策方针、维系群众关系、加强社区监管和自身发展建设，提高了村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机制，“倒逼”村委会职能转变，使其在承接上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的同时，成为对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议事会负责、执行村民（村民代表）和村民议事会的决定的行动机构。在理顺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方面，考虑到村委会不仅是村级事务的管理机制，还是集体经济法人代表的双重角色，成都市积极推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与村民自治职能分离，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保证其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经营管理活动。转贴于http://
4、以多元供给渠道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
社区多元治理的结构在于政府和社会基于各自的权利、利益和责任，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之上，共同构建稳定的选择关系。在具体实践中，成都市克服原有依托村两委负责公共产品供给的难题，根据“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思路，将现阶段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划分成7大类59小类，按照公共服务的性质分为政府为主、村自治组织为主、市场为主的供给主体，以“公共性服务政府承担、福利性服务社会承担适度补贴、经营性服务探索市场化供给”为原则，采用政府提供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由政府部门制定计划并负责实施；采用村级自治组织提供的服务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由村（居）民大会或代表大会或村民议事会自主决定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村（居）民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采用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运用政策引导、资金扶持、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政府负责规制与监管,从而实现社区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
三、成都社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社区民主治理机制有利于缓解多方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上下互动”的治理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益探索。成都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优于完全“自上而下”的传统体制，使改革过程中每一个措施具体落实到空间时能够充分体现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从而得到群众的支持，最大程度发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赢得发展的高效率；另一方面，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又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这是党和政府“自上而下”正确把握改革方向和改革内容架构、保证国家科学发展前提下的民主。当党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时，群众“自下而上”能够自觉地加以执行，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改革中防止利益被剥夺，赢得效益最大化。
第二，村民议事会有利于发挥自治组织功能，形成民主决策平台。发挥社区自治组织作用一直是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突破口，使其成为村民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改变了原有村级自治组织的弱势地位。村民议事会在实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化解了基层群众的内部纠纷，解决原来由政府出面做不好、做不了的“家务事”。成都的经验表明村民议事会作为代表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村级自治组织，完全可以成为社区居民调节内部矛盾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民主决策平台，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
第三，专项公共资金有利于明确社区治理目标，增强基层治理效果。成都市在推动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引导社区民众广泛参与区域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建设，明确了公民参与社http://区治理的目标和任务。社区居民获得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内容，真正乐于参加民主决策事务。从治理效果来看，这20多万元的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经费，对于短期改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增进居民生活物质水平的效果看似并不明显，但是这笔完全由村民自主决定怎么花、怎么用的经费，让社区居民享有起点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提高了其作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也为政府治理改革赢取了宝贵的民众信任基础。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引导治理结构改善，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基层民主治理改革的内涵在于将不同质的公共职能分别赋予相应性质的组织加以承担，理顺村级组织间的利益关系。政府虽然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这种既“掌舵”又“划桨”的做法，不仅承担了极高的社会转贴于http://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篇7
一、社区治理的困境与选择
加强社会管理和提高公共服务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其根本目标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区民主治理实现城乡管理体制的http://一体化，最终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社区作为公民社会活动的共同体，既是居民实现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末端领域，其在我国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因此，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推进，社区必将成为我国基层治理中维护社会和谐安定、保障民生公平权利、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承接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石。
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割裂,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导致了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长期滞后，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居民享有起点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迟缓、消费增长乏力、“两栖人口”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等一系列发展难题；对于城市社区而言，基层治理的内容虽与农村社区存在细微差异，但是面对相同的宏观背景和社会挑战，城乡社区在运行机制、治理目标等诸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因此，城乡间要素流动加剧所带来的城市流动人口监管和综合治理混乱，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涉及的农村土地流转、房屋拆迁以及社会保障等基层改革的尖锐矛盾，都亟待我国在社区层面构建出有效表达民众利益诉求、民主处理公共事务的新型治理机制。
成都市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第一大省的省会城市，为应对城市化过程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自2003年以来坚持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以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改革为取向，以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作为“四大基础工程”重要内容，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推动了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进程。在基层治理方面，成都市注重社区变革的时序性，从基础资源相对薄弱的农村入手，加大基本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供给，创新村级民主治理机制，使得农村社区能够获得与城市社区相同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构建了调节居民内部纠纷、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公共事务民主决策平台，解决了许多原来由政府无法妥善解决的基层改革尖锐问题，有效弥补了政府和社会在社会运转中的空白和失灵，对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社区治理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
二、成都村级治理机制的发展轨迹
（一）基本历程
2008年底，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的建议》和《关于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指导意见》文件，按照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理顺农村社区组织职能关系、推进基层民主自治的思路，在全市农村初步构建了党组织领导、村民（代表）会议和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框架。
2010年初，成都市相继出台了《成都市村民议事会组织规则（试行）》、《成都市村民议事会议事导则（试行）》、《成都市村民委员会工作导则（试行）》以及《加强和完善村民党组织对村民议事会领导的试行办法》四项新型村级治理机制配套制度，保证村民议事会规范化运行，促进村委会转变工作职能。2010年9月，政府出台了《关于村级事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补充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级治理的监督职能，初步形成系统性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2011年6月，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城乡社区治理机制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以扩大基层民主自治为目标，以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重点，继续深化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和加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功能，健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努力构建党组织领导、村(居)民(代表)会议或议事会决策、村(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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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城乡社区民主治理机制。
（二）具体措施
成都市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思路，创新在于通过成立村民议事会作为常设议事决策机构，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和监督权；目的在于实现社区治理的“三分离两完善一加强”，即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相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组织的领导。
1、以加大财政投入保障治理机制运行
建立村级公共服务的经费保障机制是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运转的基础与保证。2008年起，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向全市范围内的建制村和涉农社区提供不低于20万元（2011年专项资金最低标准已调整为25万元以上）的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资金。为照顾相对落后地区，成都市确立了不同的市、县财政配额。中心城区由区财政全额安排，近郊区（县）财政按市与区（县）5:5的比例安排，远郊县（市）财政按市与县（市）7:3的比例安排，各级政府对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投入的增长幅度必须高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为确保资金对农村倾斜，成都市进一步规定各级政府应以2008年为基数，将每年新增的政府性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村级设施建设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可以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向城投公司融资7倍杠杆率的专项资金。2009年，成都市、县两级财政共预算村级专项资金7.1亿元，投向近远郊区县的有6.7亿元，其中市财政下拨4.2亿元。确定的专项资金项目超过13000项，平均每个村（涉农社区）经费达到25万元。截止2010年7月，已核准融资的村（社区）88个，共融资金额1.2亿元。
2、以推行村民议事会构建民主决策机制
村民议事会的建立起初是应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尔后与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紧密关联，形成了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村民议事会作为村级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受村民（代表）会议委托，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实现村级自治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有序协调。自2008年成都市、区（县）两级财政为村（社区）提供每年不少于20万元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后，这一专项经费“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完全由村民及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政府的决策仅限于制度安排、财政保障和项目规范，充分赋予村民议事会决策、管理和监督公共服务项目的权力，形成了上下联动的民主决策机制。在实践中，民主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步骤：一是民主议定项目，通过走访摸底、问卷调查、投票计分等方法，由村民集体决定项目内容和实施次序，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二是民主监督项目，村民议事会或监事会，定期对项目的实施和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三是民主评议项目，完成项目都要经过“三评”：一评是否达到合同要求，二评村民http://是否满意，三评如何改进提高。
3、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社区组织关系
成都市通过理顺村党委和村委会的重叠关系，一方面促进村党组织领导方式转变，使其由原来的决策、执行功能转变为领导和监督社区组织发展，将精力放在把握国家政策方针、维系群众关系、加强社区监管和自身发展建设，提高了村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机制，“倒逼”村委会职能转变，使其在承接上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的同时，成为对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议事会负责、执行村民（村民代表）和村民议事会的决定的行动机构。在理顺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方面，考虑到村委会不仅是村级事务的管理机制，还是集体经济法人代表的双重角色，成都市积极推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与村民自治职能分离，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保证其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经营管理活动。转贴于http://
4、以多元供给渠道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
社区多元治理的结构在于政府和社会基于各自的权利、利益和责任，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之上，共同构建稳定的选择关系。在具体实践中，成都市克服原有依托村两委负责公共产品供给的难题，根据“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思路，将现阶段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划分成7大类59小类，按照公共服务的性质分为政府为主、村自治组织为主、市场为主的供给主体，以“公共性服务政府承担、福利性服务社会承担适度补贴、经营性服务探索市场化供给”为原则，采用政府提供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由政府部门制定计划并负责实施；采用村级自治组织提供的服务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由村（居）民大会或代表大会或村民议事会自主决定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村（居）民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采用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运用政策引导、资金扶持、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政府负责规制与监管,从而实现社区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
三、成都社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社区民主治理机制有利于缓解多方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上下互动”的治理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益探索。成都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优于完全“自上而下”的传统体制，使改革过程中每一个措施具体落实到空间时能够充分体现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从而得到群众的支持，最大程度发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赢得发展的高效率；另一方面，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又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这是党和政府“自上而下”正确把握改革方向和改革内容架构、保证国家科学发展前提下的民主。当党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时，群众“自下而上”能够自觉地加以执行，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改革中防止利益被剥夺，赢得效益最大化。
第二，村民议事会有利于发挥自治组织功能，形成民主决策平台。发挥社区自治组织作用一直是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突破口，使其成为村民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改变了原有村级自治组织的弱势地位。村民议事会在实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化解了基层群众的内部纠纷，解决原来由政府出面做不好、做不了的“家务事”。成都的经验表明村民议事会作为代表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村级自治组织，完全可以成为社区居民调节内部矛盾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民主决策平台，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
第三，专项公共资金有利于明确社区治理目标，增强基层治理效果。成都市在推动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引导社区民众广泛参与区域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建设，明确了公民参与社http://区治理的目标和任务。社区居民获得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内容，真正乐于参加民主决策事务。从治理效果来看，这20多万元的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经费，对于短期改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增进居民生活物质水平的效果看似并不明显，但是这笔完全由村民自主决定怎么花、怎么用的经费，让社区居民享有起点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提高了其作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也为政府治理改革赢取了宝贵的民众信任基础。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引导治理结构改善，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基层民主治理改革的内涵在于将不同质的公共职能分别赋予相应性质的组织加以承担，理顺村级组织间的利益关系。政府虽然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这种既“掌舵”又“划桨”的做法，不仅承担了极高的社会转贴于http://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篇8
论文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社区自治公共问题民主
在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以来，我国政府不断简政放权，在社会公共管理方面，逐渐改变为服务性政府，进一步减少了政府的行政主导作用。在社会治疗模式方面，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寻求一种多元管理模式，强调公民与政府互动，双方共同管理，而对于社会基层——社区的治理则更多的放弃于民众，并提出了社区自治的管理模式。社区自治模式，是解决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其集合了公共机构和民众的策略，明确了治理主体，强调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使公众利益真正得到了保障。
一、“善治”理念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启示
对于基层社会治理而言，其在解决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也要积极维护社会的和谐关系，而这种和谐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求政府遵照社会现实，调整社会治理模式。现阶段，我国政府进一步强调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政府要还权给民众。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我国政府大动作“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累积超过700项。在国务院的号召下，各地区各级政府也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幅度，社会活力空前迸发。简政放权不仅是过去两年的改革重头戏，也将会是未来的重头戏，而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也要“简政放权”。事实上，行政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而政府要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构。但是，重构需要强大的理论指引，而“善治”理念给了我们较多的启示。
“善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思想，其中其概念的中心是goodgovernance，“善治理念”主要强调了通过有效的治理，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集体。“善治”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阐述，具体来看：
（一）合法性质与法治状态
即公众和政府均对社会秩序和权威表示认同，并自觉服从。在基层社会治疗重构中，我国政府也要保证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并使其社会大众认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公众深度参与
“善治”的基本原则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等，同时强调民众的深度参与性质。对于基层社会治疗重构而言，民众（社会组织）参与治理，要体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两方面。中国式的“善治”更加倡导政府和民众，深层次的友好合作，这样才能提高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性。
（三）公开与透明
“善治”要求治理过程中，关系公民和组织成员的直接利益事务要保证公开与透明。具体来说，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应告知民众，政府、政策等治理相关信息，并给予公众（组织成员）参与治理相关决策制定的机会。此外，也要重视民众对公共决策的监督职能，进而保证管理政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公共服务优质性
“善治”强调治理的关键是为公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否优质、高效直接决定管理的成败。同样，在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中，也要保障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具体来说基础建设、软性服务等都要保证较高的治理效果。民众与政府的协作管理，将最大限度的突显公共利益。
从“善治”理念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启发，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集中体现为“还政于民”，完成这个过程也将提升社会自治能力。对于社区自治问题，我国应以培育自治能力为主，进而完成整个治理模式的重构。
二、基层治理模式重构——社区自治的治理路径
重构社会治理模式其本质就是改革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对于社区治理而言，“自治”要求社会个体要逐步实现“社会人”的转变，这样才能做好基础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良好互动。在治理模式重构中，社区要尽快实现“政府主导”完成到“自治”的转变，具体来说其治理路径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自治主体多元化发展
在社区自治中，需要对政府的职能、管理行为等进行重新定位，以提高治理的规范性。在社区自治中，自治主体已经发生了改变，其包括政府、公民、社区组织三部分，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重构后治理主体不再单一，而是出现了多元化发展。在社区自治中政府仍占有关键的主体地位，但是要保证社区的公民充分发挥其管理的职能。作为政府，要重新定位自身参与社区建设角色，将原有“全能政府”职能进行分解，让各类社会事务管理下放至公民治理。同时，近年来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逐渐开始承担起行业内社会事务的管理，这使得政府不必浪费精力管理纷繁的事务，社会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膀右臂。由此来看，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将作为政府的补充力量，在社区自治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在社区自治主体向多元化转变的过程中，还应完成以下几个任务：
1.定位权力与关系。应构建新的现代社区组织结构，传统的自上而下单向权利运行结构不能满足合作、协商的多方管理关系。因而，要构建一种上下联动的互动管理模式，要求多方管理主体可以进行良好的合作、协商。定位权力与关系的关键是保证管理主体处于一种伙伴关系，多方主体可以友好的协商确定管理目标，这种多方认同的管理模式也将提高公共事务的效率。现阶段，政府要“简政放权”，提高社会非营利组织、社区公民的主体地位，共构建三者“鼎力”的社会组织结构。
2.加强社会非营利组织培育。社会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部门组织，应突显其社会服务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各行业的自治管理需要一些行业组织、社会非营利组织进行管理，而政府加强这些组织的培育，将极大减轻政府管理的负担。这些组织属于民间力量，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应鼓励这些组织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服务功能，达到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目的。社会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社会服务内容主要为中介服务和针对性服务两部分，这样能迅速解决问题，同时也能提升服务的专业性。
3.激发内各方参与社区建设热情。社区自治的效果直接关系社区内每个个体，因而要广泛调动社区内各单位的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共建的氛围。当前，我国社区内各单位参与管理的程度较低，且参与热情不高，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参与率较低等。因而，在社区管理中，要积极宣传社区共设的精神，鼓励各方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同时，要完善制度规范，如政务公开制度、社区管理体制、听证制度等，从而用制度规范社区自治。
（二）自治方式转向复合型
传统社区治理方式以“管制”为主，强调单一治理主体（政府）绝对的管制权，而在社区自治中要打破这种绝对控制的统一管理模式。在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中，要体现出治理主体服务社会成员的理念，并不进行统一化管理，而要尊重社会个体的差异性。因而，社区自治的自治方式，应是服务、协调、回应等组成的复合型管理方式。社区自治方式要趋于复合型发展，可以运用法律、政治、文化等多种手段。
1.加强改革措施完善。社区自治一次全面的改革，改革离不开各项改革措施的支持。首先，要加快社区改革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构建一套完整且规范的社区法律体系，使社区自治模式规范化、制度化，同时为社区自治深化提供法律依据；其次，要完善社会政策，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公民的权益，促进社区治理向民主化发展。
2.明确公共服务的需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民间组织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未来应进一步明确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为原则，增加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这些公共服务将覆盖教育、扶贫、卫生、教育等社会领域。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较为有限，而购买公共服务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加多样化和异质化的公共服务。但是，当前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量较少，不能满足公众的现实需求，因此要求政府转变态度，鼓励民间力量支持社会建设，并针对现有公共服务的不足，购买公共服务。此外，基层政府还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信息评估公开，使社区民众可以监督政府行为。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篇9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新型农村社区正是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出现的，它相对于传统村落拥有更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更民主的管理方式，相对于城市社区它是以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支撑起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自治管理单元。然而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新型农村社区的自治管理仍存在明显的行政依附现象，影响了社区自治管理中公民主体作用的发挥。
一、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表现形式
（一）自治管理工作重形式、轻实质
可以说，“现有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是在保持政治与行政控制的前提下，形成一种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假象，用基层自治的表象掩饰了基层社区中政治与行政管理实质，对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模式极为不利。”[1]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在价值理念和工作原则上，赋予了社区居民自主决策的权力，是对农民自我能力的一种肯定，也是农民自治能力提升的一种体现。但是在社区实际建设和管理中，多年形成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力剥夺了农民的这种权利，农民往往成为公共决策的被动接受者，计划的被动执行者，尤其在新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征地补偿、社区规划等与农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事务，农民更是缺乏合法有效的参与途径。“在这种传统管理模式中，管理者和农民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甚至有些情况下演变为对立和冲突，导致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无法执行。”[2]
（二）社区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之间传统隶属化关系没有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曾明确规定基层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因此，在新型农村社区中，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的社区居委会与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之间也应该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现实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传承了传统农村自治体制中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街道办事处实际上主管着新型农村社区自治单位的大部分公共事务，社区居委会也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完成政府安排的任务上。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公民的公民意识不断加强，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农民迫切要求建设更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而行政化色彩较浓的社区自治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积极性。
（三）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现象增多
邓小平指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3]新型农村社区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制度化的产物，社区在兴建过程中常因征地拆迁、评估分房、资金补贴等因素的影响，与农民群众产生利益纠纷。同时新型农村社人员流动性大，公民异质性增强，公民的价值观发展日益多元化、利益诉求也增多，这就需要新型农村社区建立起民主的自治管理体制。但目前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中，一些公民因参与渠道不足和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的影响，常采用非制度化或非法的参与形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例如因征地拆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和因自治选举导致的暴力事件等。2009年辽宁省北镇市赵营子村村民李东辉在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后，因“有贿选行为”遭到举报后未能成功担任村干部，一怒之下他将举报人一家5口全部残忍杀害。非制度化或非法的参与形式的存在是在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模式下，政府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缺乏民主协商，群众基础不足、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导致了一些公民的非理性化的参与方式。
二、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原因
（一）国家行政管理的过多干预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像西方国家社区的形成那样是经过长期自然地形成，更多的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最大保障和后盾。一般来讲基层群众自治是对基层政府行政权利的消解，层政府为保持对基层社区绝对的控制，促进行政任务在基层社区的顺利推行，常决定和干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相关事务，“往往将自己的权力渗透到最基层的社区，使基层的自治管理行政化，基层社区组织的权力也经常变为地方行政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4]所以在社区管理中基层政权组织一般把村民自治组织看作下属机构，直接对其发号施令，形成一种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基而社区管理者因忙于应付基层政府的任务安排，挤压了社区自治管理的空间，影响了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行为效度，压抑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社区管理严重依赖于政府行政部门。
（二）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一方面，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关系不明确。基层政府把社区居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社区管理者的选任、财政拨付等重要事项均由乡基层政府控制，基层政府常以操纵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影响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社区居委会对此只能是“忍气吞声，任劳任怨”；另一方面，社区党支部与社区居委会关系不协调。《村民自治委员会组织法》只明确了党组织领导的核心地位和基本职责，却没明确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方法，导致有的社区党支部过多地干预社区公民自治。“有的社区支部书记把党的领导简单理解为社区支部的领导，甚至是支部书记的个人领导，而有的社区居委会产生后，认为自己是社区多数公民选举出来的，有群众基础，腰杆子硬，因此，不把党支部放在眼里，重大事情不向党支部请示报告。”[5]
（三）自治管理资源的匮乏限制了自治管理能力的发展
社区资源是指能够服务社区管理的人、财、物、技术的各种要素，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出发点，我国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普遍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首先是物质资源的匮乏。马克思曾说“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6]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只能从其外部获取资源以实现治理。但政府部门对社区管理财政的投入相对甚微，社区系统和外界进行资金、物品、信息等交流的时候经常处于被动的状态。其次是人力资源的匮乏。目前新型农村社区管理者多是传统村落原班人马，大多数参与社区管理工作的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缺乏社区管理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所具有的管理知识多与时代脱节，缺乏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和能力，难以满足社区对高质量专业管理的需求。所有这些又进一步增加了社区自治理管理对政府的行政依附。
三、改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措施
（一）加强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干部队伍建设
“十二五”规划中针对社区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出要“完善优秀人才服务社区激励机制，推进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职业化。”[7]在新型农村社区基层选举中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以“三个代表”思想和改革创新精神，选拔思想好、作风正、有创新意识和市场头脑的中青年人才，按照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进行岗前培训，实践能力培训。全面启动新型农村社区干部现代化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带头人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能力。切实促进实施乡村精英参与社区管理，因为乡村精英对本社区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资源、农业特色等情况熟悉，可以制定出因地制宜、切合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策略。通过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中干部人才的更新，从内部提升社区自治管理的执行力度，能有效防止对政策的行政依附。
（二）改革两委及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在上下关系的结构上消除行政化
基层党组织对于农村社会管理实施主要的领导和监督作用，在新型农村社区内部通过基层党支部参与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基层党组织主要监督和规范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民主规范执行，通过建立社区党组织实施居民自治民主选举，同时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促进社区发展。基层政府部门应以支持者、协助者和监督者的角色，通过行政管理方式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完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公共服务设施，为促进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公民有效参与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和文化氛围，而不是直接对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中的公共事务进行操纵。同时，新型农村社区的管理权力由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共同支配，事关社区的重大决策需由社区居民代表大会行使决策权，在权利上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自主决定社区的公共事务提供更大的运行空间。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篇10
作者简介：殷倩（1986-），女，山东济宁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于安龙（1986-），男，山东临沂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基层民主”概念历经了长期的理论积淀和实践探索。20世纪80年代，“基层民主”概念正式提出，其理论内涵在实践中逐渐深化，形成了两个层面、三个领域、四个环节为主的丰富内涵，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基层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12-0036-05
基层民主不仅是一种基层自治和民主管理制度，而且是国家民主制度在基层的具体化体现，是社会主义民主广泛而深刻的实践。一方面，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探索出来的新思路和新制度，能为高层民主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另一方面，基层民主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和教训，也能够成为高层民主建设的警示。所以有人认为基层民主的探索实践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突破口。[1]目前，学术界关于基层民主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对于“基层民主”概念的提出过程及实践意义关注较少。本文通过梳理“基层民主”概念提出的历程及逐渐丰富的多层含义，凸显其概念提出的现实意义，以期抛砖引玉，加强基层民主研究。
一、“基层民主”概念提出前的
理论积淀及实践探索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视基层民主问题，在革命战争时期，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增强自身战斗力、获取政权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并没有明确使用“基层民主”这个概念，但是，基层民主的实践很早就开始了。
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民主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所以，“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2]。在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后，其基层民主思想首先在农村斗争实践中萌芽、生长，并为以后将其应用于城市管理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1927年3月，在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在农民协会领导下的农村，湖南农民做了“打土豪、分田地、废苛捐、修道路”等十四件大事。这是广大农民在农村建立民主新秩序的开始。“农民协会的民众参加县政，主持乡民会议的运动。民众已经开始自主管理自己的事，甚至打官司，交钱粮，减租，阻谷，办学堂，兴水利……都要自己来管。”[3]在乡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中央苏区的选举工作，并提出了做好选举工作应该从选前、选中、选后几个方面同时入手。比如，选前做好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动员最基层的工人、农民参加选举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号召各根据地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中强调，民主政治选举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等于说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4]。在他的组织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实行选举制度，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随后晋察冀、冀鲁豫、晋绥、晋西北、山东区、苏中区等各抗日根据地都制定了本地的选举法规。在农村，部分根据地实行了村代表会制。总体来看，民主革命时期，的基层民主思想尚在探索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的基层民主思想继续发展。因重心转移到城市，基层民主思想主要体现在企业民主管理、社队民主管理方面。[5]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调动基层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建国之初就在城市设立了街道居民委员会，并制定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在的指导下，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要求农民群众积极参与社队经营管理，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让群众参与评议，防止少数干部独揽财政支配大权；社队在决定重要问题时必须同群众商量，实行民主决策，既要考虑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照顾到农民的意愿和利益。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又了《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必须扩大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扩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发挥职工群众对于企业行政的监督作用。”[6]这标志着以职工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企事业基层民主建设的起步。的基层民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路径。
邓小平同样十分重视基层民主建设。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新精神。”[7]146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基层民主”的概念，但他的每句话都体现了基层民主的理念，对“基层民主”概念的提出有着重大的理论引导作用。
邓小平也高度关注村级民主。他强调指出：“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村，我们必须注意村级工作的领导。……村级工作是很复杂的，各级党必须继续研究与解决村的工作问题。”[8]如何在农村加强党的领导，推行民主制度呢？邓小平说：“把权利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9]在企业实行民主管理方面，邓小平继承了的思想，强调工人要直接参与管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今后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都要由本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企业的重大问题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企业的领导干部要在大会上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的批评和监督……工会再不是有些人所认为那种可有可无的组织了。”[7]137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基层民主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仅1980-1989年十年间，就先后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保障基层民主的法律法规。经过多年的民主实践，“基层民主”概念已是呼之欲出。
二、“基层民主”概念的提出及内涵的逐步丰富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国32年的历史指出：“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8]这是“基层民主”概念的雏形，是对基层民主思想的最朴实的表述。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关于基层民主的内容更加充实，目标更加明确：“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大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生活的群众自治。”[9]1983年6月，彭真同志在一次讲话中，首次公开使用“基层民主”一词。他说：“在广大农村，要按照宪法的规定，有准备有步骤地实行政社分开，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乡政府。这项改革要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乡政权，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村基层民主生活。”[10]477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目标，同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下放权力，调动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为此，“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11]39。这种表述实际上已揭示出了“基层民主”的内涵，即“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1988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继承了十三大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基础和群众的积极性，扩大基层民主，使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保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当家作主。”[11]167这是“基层民主”首次公开出现在中央正式文献中。
1992年，十四大报告进一步界定了基层民主的范围，报告指出：“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切实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作用。”[12]把基层民主中的“基层”初步界定在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这三个领域。此后，党对于基层民主范畴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但略有反复的过程。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总结我国城乡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阐明了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关于基层民主建设的内容和发展方向，强调：“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13]与十四大相比，十五大关于基层民主的内容更加具体，形式更加完整，尤其是在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这三个领域之外增加了“城乡基层政权机关”这个层面和领域。基层民主开始走向以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为特征的成熟化发展阶段，实现了从“静悄悄革命”到大张旗鼓地推行的历史性跨越。1998年在安徽考察工作时再次强调：“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也是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确保农村长治久安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14]提出要在农村抓好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村民议事和村务公开制度等村级民主制度建设，并将农村民主建设概括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环节，为基层民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发展基层民主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15]。在基层民主的内涵方面，十六大延续了十四大的思想，把基层民主中的“基层”界定在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这三个领域。2004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则强调要“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16]，与十五大的思想一致。这说明党对基层民主的内涵和范围的认识略有曲折性和反复性，究其原因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缺乏经验，对基层民主建设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不够充分。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反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依法保证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权机关、基层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中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17]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同志进一步指出，发展基层民主，就是“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18]490。可见，基层民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社会组织”也被纳入其中。此外，十七大报告将基层民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提出必须把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18]23，并且把基层民主作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方面。在报告中，基层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内容。这在党的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是第一次如此郑重地强调基层民主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基层民主的高度重视。
目前关于基层民主的内涵，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将基层民主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以村民委员会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和“以职工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企事业基层民主建设”[19]。这是对基层民主范围的狭义理解。第二种着重从基层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实践着眼，认为基层民主应该包括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一些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团体。这种观点与第一种相比，主体范围更加扩大，是对基层民主广泛意义上的理解。如魏宪朝认为基层民主至少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城乡基层政权机关”；二是“基层群众自治”；三是“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等。[20]徐勇、刘义强将基层民主概括为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县乡人大直接选举制度、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以及基层公共管理中的公众参与五个场域。[21]戴桂斌则将基层民主总结为六个层面，包括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的居民自治、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基层社会组织民主建设和基层党内民主建设。[22]学者们的不同观点源于党在不同时期对“基层民主”的不同理解，这也恰恰表明随着党对基层民主认识的不断提高，“基层民主”的涵义在不断发展、充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根据中央的文件精神，结合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认为基层是与地方和中央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基层民主应该包括基层这一层次范围内所有领域的民主。从中国现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基层民主的范畴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三个领域和四个环节。两个层面是指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三个领域包括以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以及基层社会组织民主建设为主的社会民主，以基层政权民主建设为主的国家民主和以基层党内民主建设为主的政党民主；四个环节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最终实现广大基层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维护基层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三、“基层民主”概念提出的现实意义
在民主政治建设所涉及的诸多概念中，进一步明确“基层民主”的内涵和边界，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发展，实现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为我们准确理解民主提供了新的视角。基层民主制度是对民主的真正复兴，它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精髓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在对西方民主理论辩证扬弃的过程中逐步提出来的，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基层民主从此摆脱了辅、补充性的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四项基本制度之一。正如彭真同志所言：“我国人民如何行使民利，当家作主，这是一个很大的根本问题，我看最基本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十亿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由群众自己直接行使民利。”[10]607-608把代议制民主与基层民主结合起来，使民主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内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推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事业向前发展，这反映了党对民主政治建设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把握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科学。
其次，是社会主义民主广泛性和真实性的又一力证。广泛性和真实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天然优势，这在基层民主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就广泛性而言，截至2007年底，我国农村有61万多个村民委员会，城市有8万多个社区居民委员会。85%的农村建立了实施民主决策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90%以上的农村建立了保障民主监督的村民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等组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等活动普遍开展。89%的城市社区建立了居民（成员）代表大会，64%的社区建立了协商议事委员会，22%的社区建立了业主委员会，居民评议会、社区听证会等城市基层民主形式普遍推行。[23]不分性别、职业、年龄、阶层的全民参与，是对西方金钱民主的超越，在程序上和内容上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就真实性而言，基层群众在城乡基层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的民利，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教育民主等各方面权利，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完全交给群众自己去办，让广大群众的观点、想法和意见真正表达出来，这就实现了民主的真实性和彻底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最后，有助于促进基层民主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基层历来是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和试验田。民主精神的培育、民主素质的锻炼、民主实践的操作，都是在基层产生、在基层发展、在基层得到检验的。”[24]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依附意识、臣民意识、政治冷漠意识等消极观念至今沉淀在国人心里。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基层群众的民主精神、平等意识和政治参与的诉求都非常薄弱，而人们的思想狭隘、因循守旧、冷漠麻木等特征却比较明显，尤其是广大农民，一直以来过着一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25]。要提高基层群众的地位，促进基层群众的解放，就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保障广大基层群众的民利，推动基层群众自我改造、自我教育，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也直接关系到我国民主建设全局。近些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基层开展的民主政治实践，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植根于我国现实基础之上，推动基层群众的角色由传统的政治的受动者、非制度化参与者向政治的主动者、制度化参与者转变，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得到极大增强，民主素质得到极大提高。虽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还存在不少问题，但不可否认，基层民主建设是“很实用的民主训练班”，群众自治是“最大的民主演习”。民主治理制度一旦扎根基层，基层群众的民利一旦落到实处，基层民主就有可能从抽象的“纸上权力”变成有效的实际行动，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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