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篇1
【关键词】智慧城市建设通信基础设施规划
一、智慧城市建设的简述和基本原则
1.1智慧城市建设的简述
随着近几年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进行，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基础设施就是通信设施，比如，现在我们每天用到的宽带、无线、云计算等一些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站在规划国土管理的角度去规划、建设，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确保通信基础设施有足够的用地空间，所以说，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新的通信基础设施规划标准。
1.2智慧城市建设的简述和基本原则
（1）要注重系统工程，科学构建智慧城市，使智慧城市能够统筹规划、综合集成资源，总体效果能够最好，并且使智慧城市的产业经济、市政管理、社会民生、资源环境和技术能够得到高度智慧管理。（2）要强调优化配置，构建两型性社会，就是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统一实现人、物、环境的协同共享、优化配置，以此来发展我们城市的产业经济、市政管理、社会民生。
二、智慧城市通信基础设施的规划和规划要求
2.1智慧城市通信基础设施规划的主要内容
“规划引导、集约建设、资源共享、规范管理、满足需求、适度超前”这些是现代我国对建设智慧城市所提出来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信息网络的承载能力、通信基础设施的综合利用率以及信息通信集聚辐射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宽带城市建设。改变传统网络宽带的传送能力，因此，就要在建设DwDm全光设备传输网络时确保其容量（tB级）必须大、可靠性必须高同时还要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新建小区和一些楼房安装光纤时，要做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建设，另外对那些已经安装了光纤的老用户和住楼居民要及时进行改造，确保城市的每一座楼房、每一个住户都要安装最新的网络宽带。（2）智慧公共服务。为了实现城市资源共享，在建设智慧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系统时，通过加强就业、医疗、文化、安居等专业性应用系统建设，通过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规范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有效促进城市公共资源在全市范围共享，积极推动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协调高效运行，在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推动城市发展转型升级。（3）无线城市建设。加强城市无线网络的建设力度，比如：wi-Fi无线联网技术、wLan热点、3G以及最新将要上市的4G技术等。（4）三网融合建设。三网融合建设就是要考虑两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广电；二是，电信业务因此，三网融合建设就是将广电、电信业务进行双向推进，最终建设完成的三网融合业务运营模式必须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网络信息安全和文化规范管理这三方面的要求。（5）数据中心建设。加强对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的力度，以便能够形成具有强大处理能力、强大储存能力、稳定性高、应用范围广、布局合理的云计算环境。（6）智慧安居服务。开展智慧社区安居的调研试点工作，在部分居民小区为先行试点区域，充分考虑公共区、商务区、居住区的不同需求，融合应用物联网、互联网、移动通信等各种信息技术，发展社区政务、智慧家居系统、智慧楼宇管理、智慧社区服务、社区远程监控、安全管理、智慧商务办公等智慧应用系统，使居民生活“智能化发展”。加快智慧社区安居标准方面的探索推进工作，为今后全市新建楼宇和社区实行智能化管理打好基础。
2.2智慧城市通信基础设施的规划要求
智慧城市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包括宽带城市建设和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这两方面的建设内容，因此，随着智慧城市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行，对现有的通信机楼规划提出两方面的要求：数量和容量。除此之外，在进行无线城市建设时，要求数量非常多移动通信基站提供支撑，然而在促进三网融合建设以及对宽带城市建设“最后1公里”问题进行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对通信机房进行合理规划。
简述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篇2
1、基本概况（小型泵站现状、发展情况、存在问题等）
2、总体思路、目标
3、工程量及投资（分远期目标、近期目标叙述）
4、改造效益
5、泵站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规划
第一章基本情况
1.1规划区基本情况
1.1.1自然地理概况
（简述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质土壤等，概述河流水系情况。）
1.1.2社会经济概况
（简述项目区基准年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产业结构状况等。）
1.1.3水文水资源概况
（1）水文气象
（简述项目区地表、地下及外来过境水资源现状、水资源特点。）
（2）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1.2水利工程现状
（简要表述区域性骨干水利工程现状，详细叙述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突出小型泵站发展概况，以及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作用。）
1.3小型泵站工程现状评价
本次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范围：单站装机流量小于10m3/s、乡镇以下（含乡镇）管理的小型泵站。
1.3.1工程现状
（统计现有泵站的数量、建设年代、装机情况等基本参数，按“单灌、单排、灌排”三种功能结合建设年代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1.3.2管理运行情况
（从管理形式、运行情况、工程效益等方面对小型泵站现状进行分析。）
1.3.3存在问题分析
（从工程现状以及管理体制、资金投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第二章规划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
2.1指导思想和目标
2.1.1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备城乡防洪保安体系、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科学制定灌排标准，合理调整泵站布局结构。实施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达到安全、节能、高效运行，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保障，为我省率先全面实现小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
2.1.2总体目标
远期目标：用8年时间（20__-2015年）基本完成全省现状老化失修的小型泵站更新改造。恢复和提高小型泵站灌排能力，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管理科学的农村排灌工程体系和管理服务机制。
近期目标：20__—20__年，重点实施全省老化失修严重、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亟需更新改造的泵站。力争使50%的老化失修严重的泵站得到更新改造。
2.2规划水平年
现状基准年：20__年
近期规划水平年：20__年
远期规划水平年：2015年
2.3规划原则
全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小型泵站在泵站型式上、规模和建设标准上、泵站的布局、老化失修程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差异较大。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确定建设标准和布局，同时要符合区域规划要求，要本着以节能高效为原则，采用节能高效泵型，提高工程效益，降低建设和运行成本为目标，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有计划的进行小型泵站更新改造。
2.3.1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分年度实施的原则
2.3.2先急后缓、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的原则
2.3.3运用和创新更新改造技术，确保技术先进的原则
2.3.4更新改造与运行管理同步规划的原则
2.3.5实现经济运行和科学调度的原则
2.4建设标准
2.4.1除涝标准
苏南地区达到20年一遇标准，模数达到1.1—1.4立方米/秒/平方千米；苏中地区达到10年一遇标准，排涝模数达到0.7—1.1立方米/秒/平方千米；苏北地区达到5—10年一遇标准，排涝模数达到0.6—1.0立方米/秒/平方千米。
重要城镇除涝的泵站，在符合区域规划要求下，标准可适当提高，一般不超过50年一遇标准。
2.4.2灌溉标准
苏南地区灌溉保证率达90%以上，苏中地区达85%以上，苏北地区达到75%以上。水田种植区，规划灌溉模数每万亩不超过2m3/s；旱作种植区，规划灌溉模数每万亩不超过1.0m3/s。
2.4.3泵站完好率及效率标准
按《泵站技术管理规程》（sl255-20__）标准，工程完好率（kgo）≥80%，设备完好率（kab）≥90%，能源单耗e≤5kw?h/(kt?m)。按《灌溉与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程》（sl/t246-1999）标准，更新改造后，泵站效率η站≥54.4%；特低扬程（净扬程ha<3m），泵站效率η站≥50%。
2.4.4管理标准
产权清晰，管理人员和经费落实，制定小型泵站管护制度，保证泵站正常养护、维修，确保正常运行，发挥效益。
第三章工程规划
3.1工程总体规划
（20__—2015年，按照科学制定的标准和合理调整布局的要求，提出需拆建、维修改造、新建泵站的总座数、台套、流量、装机容量等。）
3.220__—20__年工程规划
（20__—20__年，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的原则，提出需拆建、维修改造、新建泵站的总座数、台套、流量、装机容量等。）
3.2.1泵站拆建工程
拆建座数、台套、流量、装机容量，拆除工程量、土建及机电设备工程量等。原有泵站拆除、优化布局改换地址而兴建的泵站，列入拆建工程，编码选用原站（或其中之一）站址编码，经纬度采用新站址实测数据，并在表格备注栏中说明；泵站装机容量较原来发生较大变化的，应进行充分论证和说明。
3.2.2泵站维修改造工程
维修改造座数，土建及机电设备工程量等。
3.2.3泵站新建工程
新建座数、台套、流量、装机容量，土建及机电设备工程量等。近期目标以现有泵站更新改造为主，适当考虑新建急需排涝动力的半高地无站圩，新建泵站工程需做可行性研究
报告，进行论证。不符合区域治理规划要求的小型泵站禁止列入本次规划范围。
3.320__—20__投资估算
3.3.1工程投资估算
分拆建、维修改造、新建三种类型，进行工程投资估算。
3.3.2典型泵站投资估算
依据《江苏省大中型灌区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及配套定额、动态基价，按拆建、维修改造、新建三种类型分别进行投资测算。每种类型选择不少于3个典型泵站，并进行单位功率和单位流量的投资分析。
第四章效益分析与经济评价
4.1直接效益
4.1.1排涝效益
4.1.2灌溉效益
4.1.3节能效益
4.2间接效益
4.2.1社会效益
4.2.2生态效益
4.2.3环境效益
第五章环境评价
5.1规划方案对环境的影响
（简述规划方案对水环境、生态环境、土壤环境等的影响）
5.2工程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主要分析工程施工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群众生产生活等的影响）
5.3结论
（对污染环境因素、破坏环境因素分析，进行治理方案比选，提出治理措施方案。）
第六章保障措施
6.1加强组织领导
6.2加大资金投入
6.3规范项目管理
6.4强化工程建设管理
6.5完善建后管理体制
附表：
表1县(市)小型泵站基本情况汇总
表2县(市)小型泵站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3县(市)20__—20__年小型泵站更新改造实施情况调查表
表4县(市)小型泵站运行管理情况典型调查表
表5县(市)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汇总表
表6县(市)20__—20__年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汇总表
表7县(市)20__—2015年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汇总表
表8县(市)20__—20__年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表
表9县(市)20__—2015年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表
表10县(市)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效益表
地理信息系统：
1、泵站编码
采用行政编码＋泵站编码。行政编码：市＋县（市、区）的行政编码；泵站编码定义：bz+数字编号，如bz0001。（基本情况中对现有泵站进行编码，泵站名称与编码应一一对应，新建泵站可新增编码。）
2、信息采集
所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软件由省开发后下发，信息录入以县为单位采集，省、市汇总。
3、电子地图
待县乡水系规划电子地图制作方法明确后，统一由数据库自动生成电子地图。为此，数据库信息必须准确，每个泵站的经纬度数据用gps定位仪进行实测（精度要求偏差在10米以内）。
数码照片：
需拍摄每座小型泵站的数码照片，照片内容包括：泵站外观（需照到站名）、机电设备现状；每座泵站不少于二张，用于地理信息系统。
泵站规划表.xls
填表说明
一、规划范围
根据gb50288-99《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中工程等级划分标准，本次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范围：单站装机流量小于10m3/s、乡镇以下（含乡镇）管理的小型泵站。
二、填报分工
所有表格县级负责填写，市级负责汇总。
三、具体填写说明
1、编码：与信息系统中小型泵站的编码统一。（新建泵站可新增编码；拆建泵站仍采用原编码，涉及到泵站布局调整工程，选择原泵站编码替代，经纬度采用新站址实测数据，并在表格备注栏中说明。）
2、表2
（1）“地形地貌”一栏按平原、圩区、山丘区填写。
（2）“改造日期”指最近一次所进行的技改、增容、加固或扩建的时间。
（3）“泵站类型”一栏按单灌、单排、灌排三种类型填写。
（4）“工程完好情况”一栏按完好、带病运行、报废填写。
（5）“投运时间”指泵站建成后，正常开始运行的年份。
（6）柴油机填写在“电动机”一栏，并标明。
（7）“泵站效率”定义：动力机效率、传动效率、水泵效率、管道效率、进出水池效率的乘积。
（8）“产权情况”按国有、集体、个人填写。
（9）“管理形式”按县管、乡管、村管、个人填写。
（10）“经纬度”采用gps定位仪实测数据（精度要求偏差小于10米）。
3、表3
（1）“项目来源”按水利、开发、国土、其他填写。
4、表4
按单灌、单排、灌排结合三种形式，根据运行情况的好、中、差各挑选一个典型泵站，进行典型调查。
5、表8、表9
简述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篇3
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和福建省教育厅颁布的《福建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历史学科教学实施指导意见（试行）》、《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学业基础会考方案（试行）》、《2018年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学业基础会考历史学科考试大纲（试行）》，并结合我省普通高中教学实际情况进行命题。
二、命题原则
1．导向性原则。面向全体学生，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健康的发展，有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充分发挥基础会考对普通高中历史学科教学的正确导向作用。有利于养成和提高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2．基础性原则。突出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注重学科基本思想和方法；考查初步应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学科基本能力；试题难易适当，符合学业基础会考的实际要求。
3．科学性原则。试题设计必须与考试大纲要求相一致，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试卷结构合理，内容科学、严谨；试题文字简洁、规范，相应的答案准确、简明。
4．时代性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学科知识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联系，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与心理特点，体现历史学科的教育价值。
三、考试目标要求
历史学科学业基础会考要求测试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以上测试目标不可分割、相互交融和相互渗透,力求三者兼顾，综合体现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
（一）知识与能力
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历史线索。
理解试题提供的图文材料和考试要求，获取有效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有关问题进行说明。
归纳、比较和概括历史知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人物和观点。
（二）过程与方法
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包括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等。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在历史学习中养成历史使命感、爱国主义情感、人文主义精神、公民意识、科学精神和世界意识。
历史学科学业基础会考能力测试分为识记、理解和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考试大纲中“列举、知道、了解、简述”等测试目标，属于识记层次要求；“概述、理解、说明、认识”等测试目标，属于理解层次要求；“分析、探讨”等测试目标，属于应用层次要求。
四、考试内容
（一）考试范围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Ⅰ）、（Ⅱ）、（Ⅲ）
（二）考试内容与要求
必修（Ⅰ）
1．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1)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
(2)知道秦的统一和皇帝制度的创立，了解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含义，理解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影响。
(3)了解汉代察举制、隋唐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的基本内容与作用。
(4)了解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设置的史实，认识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2．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1)列举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列强侵华的主要史实；了解《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影响；概述黄海海战、义和团运动等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事迹，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2)了解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日军的罪行；简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意义；列举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史实；理解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认识抗日战争胜利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3．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1)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史实，认识太平天国运动的作用。
(2)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3)概述五四运动的原因、经过，认识其历史作用；知道中共“一大”“二大”内容，认识中共成立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4)知道国民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红军长征、解放战争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史实，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4．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1)知道开国大典的基本史实；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认识新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
(2)知道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成就。
(3)简述“一国两制”的理论，了解香港、澳门的回归、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与发展，认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
5．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1)了解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知道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基本史实，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
(2)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及意义。
(3)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史实，探讨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4)以中国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多边外交活动为例，认识我国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6．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1)知道雅典梭伦改革、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雅典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2)了解《十二铜表法》的主要内容及地位，认识罗马法在世界法制的地位。
7．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
(1)了解《权利法案》制定和责任制内阁形成的史实，理解英国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特点。
(2)了解美国1787年宪法的主要内容和联邦制的权力结构，分析1787年美国宪法的作用。
8．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了解《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
(2)知道巴黎公社革命的主要史实。
(3)了解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史实，认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历史意义。
9．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1)了解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约与华约的主要史实，认识美苏“冷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
(2)了解欧洲共同体的形成、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中国的振兴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3)了解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瓦解和多极化趋势加强的史实，认识多极化趋势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
必修（Ⅱ）
1．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1)了解铁农具的应用、牛耕的发展，知道都江堰水利工程，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列举汉、唐丝织，商、春秋、汉冶金，唐、宋、明、清时期陶瓷等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3)列举唐、宋、明、清时期我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我国古代市场与城市发展的史实。
(4)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
2．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1)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2)了解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认识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1)概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共八大的正确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等史实，总结其经验教训。
(2)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的内容，认识其对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意义。
(3)了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4)概述我国创办经济特区、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史实，分析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的特点。
(5)了解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4．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1)了解近代以来人们服饰、饮食、居室建筑等物质生活和婚姻等社会习俗变化的史实，探讨影响其变化的社会因素。
(2)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火车、汽车、电报、电话等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认识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5．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1)认识地理大发现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意义。
(2)了解荷兰、英国野蛮抢夺殖民地和建立海外商品市场的史实，认识殖民扩张与掠夺是资本主义列强建立世界市场的主要途径。
(3)了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工厂制度的出现、瓦特改良蒸汽机和蒸汽时代到来的史实；了解石油能源的使用、电能应用的重大发明和电气时代到来的史实；认识两次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的影响。
6．罗斯福新政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节
(1)了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认识罗斯福新政的历史背景。
(2)列举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了解罗斯福新政的特点和影响。
7．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1)了解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背景、内容及影响。
(2)列举“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主要表现，认识其经验教训。
(3)了解赫鲁晓夫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历程，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8．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1)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容及其影响。
(2)知道欧共体到欧洲联盟的发展过程，以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例，认识当今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趋势。
(3)了解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了解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史实，认识其影响和作用。
必修（Ⅲ）
1．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1)知道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认识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2)知道罢黜百家和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3)知道朱熹的理学以及地位。
(4)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2．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1)概述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认识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2)概述汉字和绘画的起源，知道东晋、唐、宋时期的书法家，了解中国书画的基本特征。
(3)知道诗经、楚辞和汉赋的文学成就，概述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文学成就，知道明清四大长篇小说。
3．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1)概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理解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2)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了解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3)知道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
4．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1)了解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认识它们分别在推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2)了解毛泽东思想在工农武装割据、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主要内容，认识毛泽东思想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3)概述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认识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
(4)概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
5.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1)列举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的主要成就，简要说明科技进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2)知道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3)了解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其主要成就，认识“科教兴国”战略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
6.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
(1)了解普罗塔戈拉和苏格拉底对人的价值的阐述，理解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
(2)知道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亚的主要作品，简述马丁·路德的主要思想，认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含义。
(3)列举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观点，概括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
7.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历史足迹
(1)概述牛顿的主要成就，认识经典力学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2)简述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观点。
(3)列举瓦特和爱迪生的主要发明，说明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4)知道相对论、量子论的主要内容，认识其意义。
8.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艺术
(1)知道《唐璜》、《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认识其影响。
(2)知道凡·高和毕加索及他们的代表作。
(3)知道贝多芬及其主要作品，理解这些音乐作品的时代性和多样性。
五、考试形式
1．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2．试卷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间为90分钟。
六、试卷结构
1．题型结构：试卷包括选择题和非选择题，选择题60℅，每小题2分，共30小题。其中，历史（Ⅰ）12题，历史（Ⅱ）7题，历史（Ⅲ）11题。非选择题40℅，共5小题。其中，历史（Ⅰ）2题、历史（Ⅱ）2题、历史（Ⅲ）1题。（模块占分比例不变，各题型题量可相应调整变化）
2．内容比例：历史（Ⅰ）约40℅，历史（Ⅱ）约30℅，历史（Ⅲ）约30℅。
3．试题难度：试卷包括容易题、中等难度题和较难题。
容易题，难度值0.80以上，约占80℅。
中等难度题，难度值0.60～0.80，约占10℅。
简述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篇4
关键词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宪法原则、格式化修辞
一、引言
如果要把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概括为一个固定的格式或定则（formula）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公式应该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而不是像多数宪法学教科书所说的，是什么人权、法治、民主，等等。宪法是关于国家之内主权的分配与运用的规则。在当代中国，最终的主权属于人民，而人民是通过共产党的代表作用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作用得以组织化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表达的是中国人民的主权组织化、定型化的第一原则。
宪法序言有三处分别以两种修辞格式明确地指涉这个原则或事实：
一、“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www.133229.com”
三、“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前两处语言格式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也都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后一处语言格式不同，“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由一个介词短语“在......领导下”连接，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作出的宣示或决断。不管是作为陈述还是作为规范的语言格式，上述两个格式都有瑕疵，作者建议修改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作为规范，最严整的界定是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中国共产党，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中国版本“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权，因为共产党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bruceackerman教授认为，美国宪法的历史就是“我们人民”不断被诠释的历史[1]。套用他的说法，我则要说，中国当代的宪法史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演化史。概括地说，这个公式的形成过程分为以下几个知识步骤：通过阶级区分，“中国人民”的概念被解构、重构，形成了“人民——敌人（反动派）”的两分法，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得以正当化；“人民”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重新界定，赋予新的内涵，直至人、公民、阶级三个概念的内涵同时被注入人民的概念；代表概念被赋予双重定义，既指向共产党对人民的代表，也指向人民代表大会。
和美国宪法的公式不同的是，中国宪法公式多了一个主体“中国共产党”和一个介词短语“在......领导下”。这就使中国宪法原则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宪法原则，使得阐释更加复杂和困难。法学家们没有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放在一个公式中认真地分析，要么仅仅从“人民——主权者”出发，套用西方宪法学的原则和公式，从而给读者提供一幅歪曲的、不真实的宪法图景；要么忽视人民的主权，提供一套完全没有权利意味的语汇和分析框架。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说，二者都是不负责任的学风。中国的宪法学者有义务对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贡献出一种既真实又合理的表述和解释，这是建构中国宪法学体系的基础。
二、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是什么？
我对中国宪法的原则的概括，建立在戴雪的宪法观念之上。戴雪为了划定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厘清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对“宪法”做了这样的定义：“宪法，就这个词在英国的用法而言，看来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内主权权力的分配和运用的全部规则”[2]。我认为这是宪法的最基本的含义，适用于中国宪法的研究。什么是中国国内主权的分配和运用规则呢？象任何一个共和国的情形一样，主权离不开人民，在机构意义上离不开代议机构。和自由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存在一个基本的权力事实——共产党的领导权。因此，不管是描述中国的主权权力分配与运用，还是规范地建构中国的主权结构，任何一种格式化修辞的设想都必须综合“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要素，必须能够实现中国人民的组织化，只有组织化的人民才成其为主权者。
无疑，只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公式才能有效地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在描述的意义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最准确地概括中国的政治统一性和具体社会一般秩序的整体状态，即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能最真实地表示使中国这个政治统一体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力量所在或动态生成的原则。“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一个政治事实，无视这个基本事实，而局限于宪法的文本关于国家机构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不仅无法理解中国政治权力的流程，也理解不了权利保障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学者往往比老百姓更迂腐，尽管老百姓可能不懂得使用专业化的法律语言。学者们受到西方宪法教科书的概念和体系束缚，总想依样画葫芦，反而背离了常识和事实。中国宪法学者必须学习面对中国国情。“面对现实”的意思不是要把事实直接等同于规范，不仅如此，事实还需要进行规范的证明。学者们回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客观事实，原因正在于他们无力将这个政治存在和宪法学上尊奉的价值和谐地结合起来，甚至无法论证宪政的可能性。
当我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格式化修辞时，背后隐含着一种综合的宪法观念。那些拒绝把这个公式接受为根本原则的人，其背后也同样有某种宪法观念的支撑。
“语言的首要用处在于名词的正确定义，这是科学上的一大收获。语言的首要滥用则在于错误的定义或没有定义。”[3]为了在宪法的根本原则上达成共识，我们首先必须界定、解释宪法的概念。国外的许多中国法研究者常常爱问一个反讽性的问题：中国有宪法吗？当他们如此诘问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什么是宪法的先入之见，要回答这样简单而复杂的问题，就必须对宪法者个名词形成正确的定义。
宪法这个概念有三层意思，我分别称之为描述性宪法、规范性宪法、价值性宪法。
第一层，描述的宪法或常人宪法观念。在光绪皇帝“仿行立宪”的军谕（1906年7月13日）之前，江西御史刘汝骥于1905年12月上奏称：“近者禁贡献，赦党籍，去笞杖，裁书吏……不可谓非环球中宪法完全无缺之第一国也。而议者乃欲舍我之宪法以模仿彼之所谓宪法者……”[4]。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宪法“完全无缺”，中国之患不在无宪，倡议立宪者是在舍弃中国既存之宪法而仿行洋人之宪法。此公之论是否持之有据？正确地说，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宪法”一词的？
constitution源于拉丁文constitututio，这个名词又源于动词constituere，con是“一起”（together）的意思，situere是“设”、“置”（set）的意思。动词的意思是用各种部分（部件）或成分组织或组建一个事物。名词乃是指事物如何做成的方式、结构、组织、气质。从纯粹的描述意义上说，任何事物，有机体或人造物都有其constitution。国家在其概念自身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在描述的意义上，宪法可以等同于政治统一性和具体社会一般秩序的整体状态，也可以等同于统治与服从关系或者统治形式，还可以等同于使政治统一体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力量或动态生成原则[5]，翻译为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语言，就是阶级力量的对比。任何国家都有其宪法，不管是否存在一个叫做《宪法》的文本，也不管其宪法是好是坏，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中国作为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政治实体，尽管周期性地发生王朝更迭，但政治的基本理念和秩序模式保持不变，怎么能说它没有自己固有的构建方式呢？至于是否完美无缺，另当别论。可见，保守派刘汝骥和立宪派的对立不仅仅是一个是否需要一个成文宪法的表面对立，而是一个原则对立，一个关于什么是好宪法的观念。我之所以把描述的宪法称之为常人宪法观，并非常人一定会使用宪法一词来指导他们的言行，而是因为常识往往能准确把握一个政治体的真实的权力中心、动态的能量和现实的运作方式。
第二层，形式主义的宪法，亦称法律家的宪法。在法律家的眼里，宪法就是调整国家政治秩序的规范，日常政治应该在宪法的框架内开展并接受宪法批评或审查。在成文宪法国家，法律家对于政治的评判总是要回归到宪法的条文上来，看宪法是否得到遵循。当宪法没有成为日常政治的合法性词典的时候，当政治家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性行事，根本不考虑宪法规范的时候，当国家不存在审查合宪性的专门机获该机构形同虚设的时候，我们就会扣地问天：这个国家有宪法吗？
中国宪法的研究者如果不认真对待宪法序言明确宣示的或隐含的原则、制度，而只专注于规范性的条文的话，就会套用西方宪政主义者的认识模式，从而也必然痛苦地发现其所津津乐道的原理、规范和现实格格不入。
第三层，政治哲学家的宪法或意识形态的宪法。在政治哲学家看来，宪法的内核是一个价值体系，因此，只有符合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制度或行为才是合宪的。我之所以又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宪法，是因为关于政治宪法的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当代社会的宪法大致可以分为自由的宪法和权威式宪法。自由宪政主义者往往不把他们赞成的宪法称为意识形态的宪法，而把社会主义的宪法称为意识形态的宪法，因为后者明确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但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宪法同样要灌输、高扬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告诫我们：“凡分权未确立和权利没有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它的价值取向是多么的鲜明啊！在自由宪政主义者眼中，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宪法。究其原因，部分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歧视，部分是因为对宪法实施的特定方式的倚重。
上面区分的三种宪法观念，是三种理想模型，并不是说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或不应该结合。以这种区分为基础，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认识到那个反讽式的问题背后的观念是自由宪政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把宪法本身当作国家规范秩序的基础的法制观。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中国宪法的文本存在，不能否定中国政治有自己确定的形式和价值体系。问题的本质是观察者的立场。以这样的问题入手研习中国法律，从一开始便把自己挡在了门外。研究中国宪法应该考虑多种观念角度，尽可能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中国宪法的基本事实，无视这个事实就违背了常识，也就无法解释宪法规范的运作。当我强调“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宪法根本原则时，表面看起来停留在宪法的第一层意义上，但是由于突出“中国人民”的主体性，突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格式的固定性，所以本质上是试图完成一种规范论证的任务。
三、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格式化修辞
接下来的问题是，宪法以什么修辞方式表达根本原则？修辞是在辩论中为了说服或影响他人而运用语言的艺术[6]。本文所说的宪法中的格式化修辞，不仅指宪法中前后几种表达方式的说服力，而且更主要的是指表达原则内涵的语言的格式化和规范性。宪法修辞艺术有两个特殊要求：一是格式化，所谓格式化就是语言组织的固定化、不可随意变动的性质；二是规范性，即格式中的概念必须是规范的，格式整体需进行规范定义。美国宪法关于主权的格式化修辞是“我们人民”，英国宪法（尽管没有成文宪法）的原则被格式化为“国王/女王在议会中”。中国宪法文本对根本原则有两种表述格式，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二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宪法的修辞手法包括历史陈述、决断宣告和规范设定，三种手法层层递进。但是，两种表述格式使用的核心概念不规范，因此应该修改。
（一）、事实陈述
第一段事实陈述是关于革命和建国的政治事实的陈述。这个政治事实本身就是合法的，其合法性的基础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制宪权（constituentpower）。然而这个陈述流于文学叙述，其中“中国各族人民”的用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这个结构都不符合宪法叙事的规范原理。
“中国各族人民”是一种描述性短语，明确指向个体之和或个体的集合，不指向一个单一的道德主体或权利主体，因而不能传达制宪权概念和“主权者”概念的应有之义。在经验描述层面，参与革命的中国人不是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否包含了全部民族的人民，我不确知。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任何革命虽然都是部分人进行的“抛头颅，洒热血”的冒险事业，但在人民主权的时代，革命直接诉诸人民的理念，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而为的，因为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天然地是正确的，是一切权力的最终归属。作为立宪的主体回头来叙述成功的革命事业的时候，更应该从整体的意义上，从主权者——“中国人民”的立场来叙述。
“各族人民”表面上似乎强调了包容性，实质上却是内部区分的，要么区别民族，要么区别个体，总之是“个别”之和，仅具有描述意义。尽管“各族”是定语，用来修饰“人民”，但“中国各族人民”容易产生“各个民族之和”的歧义，让人误以为各民族都是政治实体。“人民”既可以是一个集合，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各个共和国都把制宪权归于“人民”，并非由于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属于一个民族才不强调各个民族，而是因为不能这样写。“各族”不仅是一个不必要的修饰语，而且反而冲淡了“人民”的整体性与政治上天然的合道德性。
该段旨在宣告一个建国的事实，但在现行宪法文本的表述中，制宪权的主体却有些含糊。无可置疑，号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正如歌词唱道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行宪法的叙事方式在一般语境中未尝不可，但作为宪法对建国事实和人民的制宪权的宣告却有失妥当。这很容易让人将其简约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党与国之间前因后果的关系，而把人民当成革命事业的被领导者和参与者，从而导致“党国”或“党天下”的误读。从人民主权的原理上说，人民先于任何政党，制宪权属于人民，宪法修辞应该明确地把“人民”作为主语。“某某领导人民革命，建立政权”的语言格式可以套用在任何成功的革命上，无法把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的农民革命、王朝更迭区分开来。
该段最后说，“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里使用了正确的词语——“中国人民”，但不经意地偷换了概念。建国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合法化、普遍化的“时刻”，更重要的是或者说本质上是人民主权实现的“时刻”。这一个陈述极其重要，表明权力回归到人民手中，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人民实现其主权的革命，从而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区别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王朝政治。这样，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的主权二者之间构成内在和谐的、同一化的关系，而不是彼此独立，相互紧张的关系。相反，如果前面的叙述简约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就不是顺理成章的了。要实现这个转化，至少中间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共产党把主权交还给人民的环节和时间段。“从此”暗含的意思是没有时间差。这印证了我前面的观点，说明宪法文本前面的表述欠准确。
第二段叙述除了重申建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联系外，还宣告了建国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之间的客观联系。前一种联系是一种政治存在，后一种联系还是一个法律事实，一个基于建国的行为而形成的法律事实。这里，叙事格式和前面保持了绝对一致，因而存在上面指出过的某些同样的问题。由于该段是纯粹的叙述，所以采用“各族人民”未尝不可。考虑到用语的一致性，“各族”也可以省略。
总之，宪法叙事是主权者的叙事。起草宪法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确定主权者是谁，以谁的口吻告示。在新中国，主权者当然是“中国人民”。为了避免误解，建议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或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中文表述的简洁和美感考虑，我倾向于后者。翻译成英文就是，“thechinesepeopleledby/undertheleadershipoftheccp”。实际上，我国宪法的英文翻译就是这样，不发生中文本的误解。做这样的改动并没有否定共产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事实和领导权，不是否定革命——反革命的对抗，也不是抹杀民族团结，因而不会产生误解。
我不是主张任何时候都不能采取现行的叙事方式，而是主张对于制宪权（建国权）的叙述，必须明确其主体——人民。究竟是采用“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提法，这要看是否直接涉及到主权权威。在一般叙事中，采用“中国各族人民”未尝不可。
（二）、决断宣告
事实陈述固然必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共产党的领导权树立为宪法的根本原则和宪法的一个根本规范。宪法是以什么方式设定这个规范的呢？宪法的立法技术非常高超，首先在序言中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宣告”了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规范性，从而同化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主权，然后在总纲中界定国体，把共产党的领导权包含在规范之中。
1、“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作出的宣示，“中国各族人民”在该句中是主语。究竟采用“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各族人民”合适呢？按照上面的论述，主权者决断就应该采用“人民”，而且人民概念既可以解释为个体之和，也可以解释为单一的主体。其次，强调“各族人民”“将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的领导下”，表面上看似乎突出这个决断代表了各个民族的心声，但是按照“各族”的逻辑往前推进，就能得出危险的结论：宪法就不仅需要人民代表的同意，还需要各民族代表的同意。这其实也就预设了民族的主体性，预设了一个原则——民族自决。尽管我国的人民代表制度充分考虑到各民族代表人数的比例，但是我们的人大代表在功能上并不是“民族代表”，而是“人民代表”。
“将继续”在语气上直接呼应前面的历史叙述，从而使后面的决断奠定在革命与建设的双重经验的基础之上。“将继续”表示的是一种意志（will），是决断（decision），说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人民的自愿的抉择。宪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叙述的方式表达了一个规范性的规定，用人民的意愿表达一个根本的原则。为什么能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共产党的领导权呢？因为人民是制宪权的主体，宪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需要指出一点，1982年的宪法不是建国的宪法，而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制定的新宪法。这一点并不影响人民的决断，制宪或修宪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端，一种新的选择。
2、宪法第一条。该条和序言不同，是规范性的规定。中国宪法学著作普遍认为该条从正面界定了国体，也就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构成。这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一词是一个纯政治意义的国家（state），也就是作为一个合法政权的国家。它的内涵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窄，后者既可以指1949年以后的合法政权，也可以指地理意义上的现在的中国（country），还可以指领土范围内的人民（nation）。地理的中国和民族的中国都以政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代表。“国家”的修饰语“社会主义”含义宽泛，在对“社会——国家”认识上，社会主义的国家观认为社会就是政治的，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这和古典共和主义相似，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观认为社会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所以社会主义宪法学给国体赋予了专门的含义。在西方宪法学中，国体（formsofstate）和政体（formsofgovernment）往往交换使用，甚至不承认国体的区分。把国体等同于阶级构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是在内涵上缺乏完整性，因为这种定义忽视了“共和国”的基本的宪法内涵，即宪法第二条规定的人民主权和第33条规定的公民的平等权。由于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宪法学者往往把第二条概括为政体，和第一条对应，把人民主权限定在形式意义上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过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而已，它的根据在于第一款。他们把公民平等仅仅当作一种基本权利来分析，而不作为国体的观念基础之一。只有结合上述三个条文，我们才能完整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质：既是阶级区分的，也是共和的；换句话说，既是共产党领导的，也是人民主权的。任何分离上述条文的解释都是片面，要么夸大阶级区分，而不把人民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主体，要么取消阶级区分，而引向西方式的民主。
第一条没有直接提到共产党，而是提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毫无疑问，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指向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不直接写“共产党领导的”呢？这是因为，根据传统的理解，国体关心的是各阶级的政治地位，界定了“人民”的阶级构成，共产党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两个概念不在同一层面。
结合上述事实陈述、决断宣告和规范性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是当代人民的决断，是科学的社会观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来说，宪法的表述包括了经验的、决断的和规范的三重论理逻辑。历史陈述具有说服力，经验推理是人们惯用的方式。一个民族的法律只有通过该民族的生活才能得到理解，因为法律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和表达。但是，经验推理对于一个命题的证明是不充分的。决断宣告表达人民的意志，主权者意志从理论上说是永远正确的，这个“正确”是一种道德正确和法律正确，因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意志可以否定主权者意志。在做出决断的时候，人们依赖过去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宪法序言在陈述了历史成就后宣告人民的决断。规范的设定必须有规范的理论作为支撑，共产党领导权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观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上，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该理论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发展。这一新的发展在2004年修宪时已经被写进宪法序言。
四、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规范定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字面上说更像是一种描述，因此，要把这个格式确立为原则，就必须进行规范定义。英国宪法的“国王/女王在议会中”表面上也是一个描述的短语，但是因为被赋予了规范的定义，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所谓规范定义，并不是说宪法文本必须完成定义，也不是说定义永恒不变，而是说，在特定时期必须通过某种机制赋予其确定的法律意义、政治意义。目前，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规范定义的困难何在？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展开论述，只想勾勒出解释工作的基本任务或难题。
第一个难题：谁是人民？——对“人”、“公民”、“人民”三个概念的界定
中国宪法和西方宪法在用词上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民”出现的频率极高。除了作为主词和宾词，还作为修饰语，从国名到国家机构名称、军队名称、统一战线组织的名称统统冠以“人民”的修饰语。语言格式多样，有“中国各族人民”、“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全国人民”、“广大人民”、“人民”。那么，究竟人民是谁呢？在不同的语境中，人民的含义有差别，对于上述原则解释来说，最相关的是上面提到的宪法第一条和第二条的“人民”的意义。
第一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化语言中的“人民”具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区别于西方民主制的人民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不同，人民的范围也不断地被重新界定，从建国以来的整个历史看，人民范围的演变趋势是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接近总人口。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之前，敌对阶级是明确的，客观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走向了“极左”的错误道路，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而且把共产党内部不同持政见者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意识形态的区分当成了阶级划分的标准。1982年宪法的阶级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理解为只是简单地恢复一九五四年宪法的提法和内容”[7]，因为此时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确认为被消灭，知识分子也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工人阶级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从此，人民的概念尽管仍然具有阶级内涵，但是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敌对阶级的阶级。人民内部存在阶级区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角色、地位有区别，其中前者是领导阶级，后者是被联盟的阶级。在人口数量上，农民阶级占绝对优势，为了保证少数人口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人民代表的比例上就必须实行非均衡的分配。
作为一个共和国，中国奉行人民主权。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中国语境中，最普遍的理解是把这里的“人民”和第一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作为绝对的同义词对待，认为二者都是一种以对全体国民进行阶级区分为基础的人民。人民和敌人相对，传统上敌人可以用阶级的概念来概括，称为剥削阶级，人民就是全体国民扣除剥削阶级之后的成员之和。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宣布消灭的条件下，敌人仍然存在，人民的数目增加，知识分子成为工人的一部分，但是人民的阶级构成保持不变，还是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的，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同盟者。为了明确起见，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人民不等于国民全体。这种理解的合理性是使宪法涉及人民的两个主要的规范——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主权——在概念使用上保持一致。但是，如此一来，第二条第一款就变成了对第一条的补充、解释，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可是，既然人民不是国民全体，如何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共和国”呢？如何在基本理念和价值上和两个人权公约保持一致呢？2004年修正的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是人之为人当然具有的权利。尽管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在很大程度上相一致，但是二者在理念上有重大区别，因为“人”与“公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阶级”意义的“人民”比“公民”概念进一步政治化，即进一步区分“人”的政治身份。如果我们坚持把“人民主权”的“人民”解释为阶级意义的人民的话，就会无法解释宪法规定的人权，甚至无法解释公民政治权利。
第二种理解是，按照人民主权的普遍原理解释。什么是人民主权呢？简单地说，人民主权即是说人民是主权者，倒过来说，主权者是人民。由于主权者和人民是同一主体，所以政治统治才能实现自由和权威的同化。在政治体中，人民既是主权者，也是法律的服从者或臣民（subject）。人民的精神结构就是“主权者：臣民”的辨证统一。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其意志的形成是作为个体公民之和的人民的参与过程。作为臣民的人民是个体之和。最完整、理想的人民主权就是卢梭的全体人民直接、亲自出场集会，行使立法权的模式[8]。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这是无可实现的梦想，人民只能通过代表制度而实现其主权。尽管如此，一切的共和国都建立在一个相同的信念之上：在最终的意义上lang=en-us>“中国人民”的概念被解构、重构，形成了“人民——敌人（反动派）”的两分法，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得以正当化；“人民”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重新界定，赋予新的内涵，直至人、公民、阶级三个概念的内涵同时被注入人民的概念；代表概念被赋予双重定义，既指向共产党对人民的代表，也指向人民代表大会。和美国宪法的公式不同的是，中国宪法公式多了一个主体“中国共产党”和一个介词短语“在......领导下”。这就使中国宪法原则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宪法原则，使得阐释更加复杂和困难。法学家们没有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放在一个公式中认真地分析，要么仅仅从“人民——主权者”出发，套用西方宪法学的原则和公式，从而给读者提供一幅歪曲的、不真实的宪法图景；要么忽视人民的主权，提供一套完全没有权利意味的语汇和分析框架。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说，二者都是不负责任的学风。中国的宪法学者有义务对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贡献出一种既真实又合理的表述和解释，这是建构中国宪法学体系的基础。
二、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是什么？
我对中国宪法的原则的概括，建立在戴雪的宪法观念之上。戴雪为了划定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厘清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对“宪法”做了这样的定义：“宪法，就这个词在英国的用法而言，看来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内主权权力的分配和运用的全部规则”[2]。我认为这是宪法的最基本的含义，适用于中国宪法的研究。什么是中国国内主权的分配和运用规则呢？象任何一个共和国的情形一样，主权离不开人民，在机构意义上离不开代议机构。和自由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存在一个基本的权力事实——共产党的领导权。因此，不管是描述中国的主权权力分配与运用，还是规范地建构中国的主权结构，任何一种格式化修辞的设想都必须综合“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要素，必须能够实现中国人民的组织化，只有组织化的人民才成其为主权者。
无疑，只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公式才能有效地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在描述的意义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最准确地概括中国的政治统一性和具体社会一般秩序的整体状态，即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能最真实地表示使中国这个政治统一体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力量所在或动态生成的原则。“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一个政治事实，无视这个基本事实，而局限于宪法的文本关于国家机构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不仅无法理解中国政治权力的流程，也理解不了权利保障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学者往往比老百姓更迂腐，尽管老百姓可能不懂得使用专业化的法律语言。学者们受到西方宪法教科书的概念和体系束缚，总想依样画葫芦，反而背离了常识和事实。中国宪法学者必须学习面对中国国情。“面对现实”的意思不是要把事实直接等同于规范，不仅如此，事实还需要进行规范的证明。学者们回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客观事实，原因正在于他们无力将这个政治存在和宪法学上尊奉的价值和谐地结合起来，甚至无法论证宪政的可能性。
当我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格式化修辞时，背后隐含着一种综合的宪法观念。那些拒绝把这个公式接受为根本原则的人，其背后也同样有某种宪法观念的支撑。
“语言的首要用处在于名词的正确定义，这是科学上的一大收获。语言的首要滥用则在于错误的定义或没有定义。”[3]为了在宪法的根本原则上达成共识，我们首先必须界定、解释宪法的概念。国外的许多中国法研究者常常爱问一个反讽性的问题：中国有宪法吗？当他们如此诘问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什么是宪法的先入之见，要回答这样简单而复杂的问题，就必须对宪法者个名词形成正确的定义。
宪法这个概念有三层意思，我分别称之为描述性宪法、规范性宪法、价值性宪法。
第一层，描述的宪法或常人宪法观念。在光绪皇帝“仿行立宪”的军谕（1906年7月13日）之前，江西御史刘汝骥于1905年12月上奏称：“近者禁贡献，赦党籍，去笞杖，裁书吏……不可谓非环球中宪法完全无缺之第一国也。而议者乃欲舍我之宪法以模仿彼之所谓宪法者……”[4]。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宪法“完全无缺”，中国之患不在无宪，倡议立宪者是在舍弃中国既存之宪法而仿行洋人之宪法。此公之论是否持之有据？正确地说，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宪法”一词的？
constitution源于拉丁文constitututio，这个名词又源于动词constituere，con是“一起”（together）的意思，situere是“设”、“置”（set）的意思。动词的意思是用各种部分（部件）或成分组织或组建一个事物。名词乃是指事物如何做成的方式、结构、组织、气质。从纯粹的描述意义上说，任何事物，有机体或人造物都有其constitution。国家在其概念自身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在描述的意义上，宪法可以等同于政治统一性和具体社会一般秩序的整体状态，也可以等同于统治与服从关系或者统治形式，还可以等同于使政治统一体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力量或动态生成原则[5]，翻译为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语言，就是阶级力量的对比。任何国家都有其宪法，不管是否存在一个叫做《宪法》的文本，也不管其宪法是好是坏，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中国作为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政治实体，尽管周期性地发生王朝更迭，但政治的基本理念和秩序模式保持不变，怎么能说它没有自己固有的构建方式呢？至于是否完美无缺，另当别论。可见，保守派刘汝骥和立宪派的对立不仅仅是一个是否需要一个成文宪法的表面对立，而是一个原则对立，一个关于什么是好宪法的观念。我之所以把描述的宪法称之为常人宪法观，并非常人一定会使用宪法一词来指导他们的言行，而是因为常识往往能准确把握一个政治体的真实的权力中心、动态的能量和现实的运作方式。
第二层，形式主义的宪法，亦称法律家的宪法。在法律家的眼里，宪法就是调整国家政治秩序的规范，日常政治应该在宪法的框架内开展并接受宪法批评或审查。在成文宪法国家，法律家对于政治的评判总是要回归到宪法的条文上来，看宪法是否得到遵循。当宪法没有成为日常政治的合法性词典的时候，当政治家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性行事，根本不考虑宪法规范的时候，当国家不存在审查合宪性的专门机获该机构形同虚设的时候，我们就会扣地问天：这个国家有宪法吗？
中国宪法的研究者如果不认真对待宪法序言明确宣示的或隐含的原则、制度，而只专注于规范性的条文的话，就会套用西方宪政主义者的认识模式，从而也必然痛苦地发现其所津津乐道的原理、规范和现实格格不入。
第三层，政治哲学家的宪法或意识形态的宪法。在政治哲学家看来，宪法的内核是一个价值体系，因此，只有符合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制度或行为才是合宪的。我之所以又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宪法，是因为关于政治宪法的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当代社会的宪法大致可以分为自由的宪法和权威式宪法。自由宪政主义者往往不把他们赞成的宪法称为意识形态的宪法，而把社会主义的宪法称为意识形态的宪法，因为后者明确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但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宪法同样要灌输、高扬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告诫我们：“凡分权未确立和权利没有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它的价值取向是多么的鲜明啊！在自由宪政主义者眼中，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宪法。究其原因，部分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歧视，部分是因为对宪法实施的特定方式的倚重。
上面区分的三种宪法观念，是三种理想模型，并不是说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或不应该结合。以这种区分为基础，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认识到那个反讽式的问题背后的观念是自由宪政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把宪法本身当作国家规范秩序的基础的法制观。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中国宪法的文本存在，不能否定中国政治有自己确定的形式和价值体系。问题的本质是观察者的立场。以这样的问题入手研习中国法律，从一开始便把自己挡在了门外。研究中国宪法应该考虑多种观念角度，尽可能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中国宪法的基本事实，无视这个事实就违背了常识，也就无法解释宪法规范的运作。当我强调“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宪法根本原则时，表面看起来停留在宪法的第一层意义上，但是由于突出“中国人民”的主体性，突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格式的固定性，所以本质上是试图完成一种规范论证的任务。
三、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格式化修辞
接下来的问题是，宪法以什么修辞方式表达根本原则？修辞是在辩论中为了说服或影响他人而运用语言的艺术[6]。本文所说的宪法中的格式化修辞，不仅指宪法中前后几种表达方式的说服力，而且更主要的是指表达原则内涵的语言的格式化和规范性。宪法修辞艺术有两个特殊要求：一是格式化，所谓格式化就是语言组织的固定化、不可随意变动的性质；二是规范性，即格式中的概念必须是规范的，格式整体需进行规范定义。美国宪法关于主权的格式化修辞是“我们人民”，英国宪法（尽管没有成文宪法）的原则被格式化为“国王/女王在议会中”。中国宪法文本对根本原则有两种表述格式，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二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宪法的修辞手法包括历史陈述、决断宣告和规范设定，三种手法层层递进。但是，两种表述格式使用的核心概念不规范，因此应该修改。
（一）、事实陈述
第一段事实陈述是关于革命和建国的政治事实的陈述。这个政治事实本身就是合法的，其合法性的基础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制宪权（constituentpower）。然而这个陈述流于文学叙述，其中“中国各族人民”的用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这个结构都不符合宪法叙事的规范原理。
“中国各族人民”是一种描述性短语，明确指向个体之和或个体的集合，不指向一个单一的道德主体或权利主体，因而不能传达制宪权概念和“主权者”概念的应有之义。在经验描述层面，参与革命的中国人不是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否包含了全部民族的人民，我不确知。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任何革命虽然都是部分人进行的“抛头颅，洒热血”的冒险事业，但在人民主权的时代，革命直接诉诸人民的理念，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而为的，因为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天然地是正确的，是一切权力的最终归属。作为立宪的主体回头来叙述成功的革命事业的时候，更应该从整体的意义上，从主权者——“中国人民”的立场来叙述。
“各族人民”表面上似乎强调了包容性，实质上却是内部区分的，要么区别民族，要么区别个体，总之是“个别”之和，仅具有描述意义。尽管“各族”是定语，用来修饰“人民”，但“中国各族人民”容易产生“各个民族之和”的歧义，让人误以为各民族都是政治实体。“人民”既可以是一个集合，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各个共和国都把制宪权归于“人民”，并非由于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属于一个民族才不强调各个民族，而是因为不能这样写。“各族”不仅是一个不必要的修饰语，而且反而冲淡了“人民”的整体性与政治上天然的合道德性。
该段旨在宣告一个建国的事实，但在现行宪法文本的表述中，制宪权的主体却有些含糊。无可置疑，号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正如歌词唱道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行宪法的叙事方式在一般语境中未尝不可，但作为宪法对建国事实和人民的制宪权的宣告却有失妥当。这很容易让人将其简约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党与国之间前因后果的关系，而把人民当成革命事业的被领导者和参与者，从而导致“党国”或“党天下”的误读。从人民主权的原理上说，人民先于任何政党，制宪权属于人民，宪法修辞应该明确地把“人民”作为主语。“某某领导人民革命，建立政权”的语言格式可以套用在任何成功的革命上，无法把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的农民革命、王朝更迭区分开来。
该段最后说，“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里使用了正确的词语——“中国人民”，但不经意地偷换了概念。建国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合法化、普遍化的“时刻”，更重要的是或者说本质上是人民主权实现的“时刻”。这一个陈述极其重要，表明权力回归到人民手中，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人民实现其主权的革命，从而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区别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王朝政治。这样，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的主权二者之间构成内在和谐的、同一化的关系，而不是彼此独立，相互紧张的关系。相反，如果前面的叙述简约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就不是顺理成章的了。要实现这个转化，至少中间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共产党把主权交还给人民的环节和时间段。“从此”暗含的意思是没有时间差。这印证了我前面的观点，说明宪法文本前面的表述欠准确。
第二段叙述除了重申建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联系外，还宣告了建国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之间的客观联系。前一种联系是一种政治存在，后一种联系还是一个法律事实，一个基于建国的行为而形成的法律事实。这里，叙事格式和前面保持了绝对一致，因而存在上面指出过的某些同样的问题。由于该段是纯粹的叙述，所以采用“各族人民”未尝不可。考虑到用语的一致性，“各族”也可以省略。
总之，宪法叙事是主权者的叙事。起草宪法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确定主权者是谁，以谁的口吻告示。在新中国，主权者当然是“中国人民”。为了避免误解，建议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或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中文表述的简洁和美感考虑，我倾向于后者。翻译成英文就是，“thechinesepeopleledby/undertheleadershipoftheccp”。实际上，我国宪法的英文翻译就是这样，不发生中文本的误解。做这样的改动并没有否定共产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事实和领导权，不是否定革命——反革命的对抗，也不是抹杀民族团结，因而不会产生误解。
我不是主张任何时候都不能采取现行的叙事方式，而是主张对于制宪权（建国权）的叙述，必须明确其主体——人民。究竟是采用“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提法，这要看是否直接涉及到主权权威。在一般叙事中，采用“中国各族人民”未尝不可。
（二）、决断宣告
事实陈述固然必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共产党的领导权树立为宪法的根本原则和宪法的一个根本规范。宪法是以什么方式设定这个规范的呢？宪法的立法技术非常高超，首先在序言中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宣告”了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规范性，从而同化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主权，然后在总纲中界定国体，把共产党的领导权包含在规范之中。
1、“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作出的宣示，“中国各族人民”在该句中是主语。究竟采用“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各族人民”合适呢？按照上面的论述，主权者决断就应该采用“人民”，而且人民概念既可以解释为个体之和，也可以解释为单一的主体。其次，强调“各族人民”“将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的领导下”，表面上看似乎突出这个决断代表了各个民族的心声，但是按照“各族”的逻辑往前推进，就能得出危险的结论：宪法就不仅需要人民代表的同意，还需要各民族代表的同意。这其实也就预设了民族的主体性，预设了一个原则——民族自决。尽管我国的人民代表制度充分考虑到各民族代表人数的比例，但是我们的人大代表在功能上并不是“民族代表”，而是“人民代表”。
“将继续”在语气上直接呼应前面的历史叙述，从而使后面的决断奠定在革命与建设的双重经验的基础之上。“将继续”表示的是一种意志（will），是决断（decision），说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人民的自愿的抉择。宪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叙述的方式表达了一个规范性的规定，用人民的意愿表达一个根本的原则。为什么能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共产党的领导权呢？因为人民是制宪权的主体，宪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需要指出一点，1982年的宪法不是建国的宪法，而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制定的新宪法。这一点并不影响人民的决断，制宪或修宪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端，一种新的选择。
2、宪法第一条。该条和序言不同，是规范性的规定。中国宪法学著作普遍认为该条从正面界定了国体，也就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构成。这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一词是一个纯政治意义的国家（state），也就是作为一个合法政权的国家。它的内涵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窄，后者既可以指1949年以后的合法政权，也可以指地理意义上的现在的中国（country），还可以指领土范围内的人民（nation）。地理的中国和民族的中国都以政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代表。“国家”的修饰语“社会主义”含义宽泛，在对“社会——国家”认识上，社会主义的国家观认为社会就是政治的，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这和古典共和主义相似，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观认为社会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所以社会主义宪法学给国体赋予了专门的含义。在西方宪法学中，国体（formsofstate）和政体（formsofgovernment）往往交换使用，甚至不承认国体的区分。
把国体等同于阶级构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是在内涵上缺乏完整性，因为这种定义忽视了“共和国”的基本的宪法内涵，即宪法第二条规定的人民主权和第33条规定的公民的平等权。由于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宪法学者往往把第二条概括为政体，和第一条对应，把人民主权限定在形式意义上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过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而已，它的根据在于第一款。他们把公民平等仅仅当作一种基本权利来分析，而不作为国体的观念基础之一。只有结合上述三个条文，我们才能完整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质：既是阶级区分的，也是共和的；换句话说，既是共产党领导的，也是人民主权的。任何分离上述条文的解释都是片面，要么夸大阶级区分，而不把人民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主体，要么取消阶级区分，而引向西方式的民主。
第一条没有直接提到共产党，而是提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毫无疑问，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指向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不直接写“共产党领导的”呢？这是因为，根据传统的理解，国体关心的是各阶级的政治地位，界定了“人民”的阶级构成，共产党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两个概念不在同一层面。
结合上述事实陈述、决断宣告和规范性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是当代人民的决断，是科学的社会观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来说，宪法的表述包括了经验的、决断的和规范的三重论理逻辑。历史陈述具有说服力，经验推理是人们惯用的方式。一个民族的法律只有通过该民族的生活才能得到理解，因为法律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和表达。但是，经验推理对于一个命题的证明是不充分的。决断宣告表达人民的意志，主权者意志从理论上说是永远正确的，这个“正确”是一种道德正确和法律正确，因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意志可以否定主权者意志。在做出决断的时候，人们依赖过去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宪法序言在陈述了历史成就后宣告人民的决断。规范的设定必须有规范的理论作为支撑，共产党领导权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观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上，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该理论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发展。这一新的发展在2004年修宪时已经被写进宪法序言。
四、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规范定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字面上说更像是一种描述，因此，要把这个格式确立为原则，就必须进行规范定义。英国宪法的“国王/女王在议会中”表面上也是一个描述的短语，但是因为被赋予了规范的定义，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所谓规范定义，并不是说宪法文本必须完成定义，也不是说定义永恒不变，而是说，在特定时期必须通过某种机制赋予其确定的法律意义、政治意义。目前，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规范定义的困难何在？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展开论述，只想勾勒出解释工作的基本任务或难题。
第一个难题：谁是人民？——对“人”、“公民”、“人民”三个概念的界定
中国宪法和西方宪法在用词上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民”出现的频率极高。除了作为主词和宾词，还作为修饰语，从国名到国家机构名称、军队名称、统一战线组织的名称统统冠以“人民”的修饰语。语言格式多样，有“中国各族人民”、“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全国人民”、“广大人民”、“人民”。那么，究竟人民是谁呢？在不同的语境中，人民的含义有差别，对于上述原则解释来说，最相关的是上面提到的宪法第一条和第二条的“人民”的意义。
第一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化语言中的“人民”具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区别于西方民主制的人民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不同，人民的范围也不断地被重新界定，从建国以来的整个历史看，人民范围的演变趋势是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接近总人口。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之前，敌对阶级是明确的，客观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走向了“极左”的错误道路，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而且把共产党内部不同持政见者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意识形态的区分当成了阶级划分的标准。1982年宪法的阶级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理解为只是简单地恢复一九五四年宪法的提法和内容”[7]，因为此时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确认为被消灭，知识分子也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工人阶级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从此，人民的概念尽管仍然具有阶级内涵，但是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敌对阶级的阶级。人民内部存在阶级区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角色、地位有区别，其中前者是领导阶级，后者是被联盟的阶级。在人口数量上，农民阶级占绝对优势，为了保证少数人口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人民代表的比例上就必须实行非均衡的分配。
作为一个共和国，中国奉行人民主权。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中国语境中，最普遍的理解是把这里的“人民”和第一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作为绝对的同义词对待，认为二者都是一种以对全体国民进行阶级区分为基础的人民。人民和敌人相对，传统上敌人可以用阶级的概念来概括，称为剥削阶级，人民就是全体国民扣除剥削阶级之后的成员之和。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宣布消灭的条件下，敌人仍然存在，人民的数目增加，知识分子成为工人的一部分，但是人民的阶级构成保持不变，还是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的，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同盟者。为了明确起见，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人民不等于国民全体。这种理解的合理性是使宪法涉及人民的两个主要的规范——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主权——在概念使用上保持一致。但是，如此一来，第二条第一款就变成了对第一条的补充、解释，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可是，既然人民不是国民全体，如何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共和国”呢？如何在基本理念和价值上和两个人权公约保持一致呢？2004年修正的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是人之为人当然具有的权利。尽管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在很大程度上相一致，但是二者在理念上有重大区别，因为“人”与“公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阶级”意义的“人民”比“公民”概念进一步政治化，即进一步区分“人”的政治身份。如果我们坚持把“人民主权”的“人民”解释为阶级意义的人民的话，就会无法解释宪法规定的人权，甚至无法解释公民政治权利。
第二种理解是，按照人民主权的普遍原理解释。什么是人民主权呢？简单地说，人民主权即是说人民是主权者，倒过来说，主权者是人民。由于主权者和人民是同一主体，所以政治统治才能实现自由和权威的同化。在政治体中，人民既是主权者，也是法律的服从者或臣民（subject）。人民的精神结构就是“主权者：臣民”的辨证统一。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其意志的形成是作为个体公民之和的人民的参与过程。作为臣民的人民是个体之和。最完整、理想的人民主权就是卢梭的全体人民直接、亲自出场集会，行使立法权的模式[8]。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这是无可实现的梦想，人民只能通过代表制度而实现其主权。尽管如此，一切的共和国都建立在一个相同的信念之上：在最终的意义上，人民是一切权力的主体。无论选举制度是否有效，代表机制是否忠实于人民，一切形式的共和国都必须坚持，至少是宣称坚持上述信念。这里的人民既是一个行而上的整体，一个独立的道德人格，也是一个基于个体平等的集合概念，两种意义不能进行阶级区分。根据这种理解，第二条第一款的“人民”和第一条“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不仅外延不同，前者是全包容的，后者是区分的和排他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前者以公民的平等为条件，后者却根据公民的阶级地位区分其政治地位。在理论基础上，前者基于个人自由的先验假设，后者基于社会分层的经验观察和历史目的论。两个规范使用的“人民”概念差异悬殊！如何把两个规范解释成一个内在和谐的主权结构呢？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宪法学最大的理论难题。
第二个难题：为什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代表”的定义。
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格式中，“人民”是作为一个单一的主权主体的人民，也是作为被领导的国民之和。只有作为主权主体的人民才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只有作为主权主体的人民才能宣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今后将继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诚然，建国的时候，共产党实际领导的人民不是全体国民之和，但是人民之外的国民属于反动派，即敌人，因此，革命者可以以“中国人民”的名义进行革命，并建立新中国。这个“人民”是一个行而上的虚构，一个必要的虚构。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格式中，“人民”同时也是被领导者。在任何政治秩序中，人民都必须同时是被领导者或法律的服从者。共和国与专制政体的区别在于，人民除了是服从者之外是否还是主权者。根据卢梭，共和国的人民的精神结构是“主权者——服从者”的辩证结构。没有服从，便没有尘世秩序，但如果主权不属于人民，则只能存在专制。中国宪法的特色不在于人民是否是服从者或被领导者，而在于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的一致性和同一性。许多的论者往往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释为一种存在，把这个格式作为一种描述格式，从而完全使其丧失规范意义。依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仅仅是一个状语，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语言组织方式，“中国人民”仅具有被领导者、服从者的含义。我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对宪法规范的表述格式。所谓规范或原则，就是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应然的，而不是或然的，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实现结构。正如宪法的事实陈述所表明的，这个格式来源于经验，来源于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历史学家揭示历史内在的逻辑，说明如何如此；宪法学家应把这个格式当作一个宪法原则并论证：第一、在这个结构中，人民主权和共产党领导权如何同一化；二、这个结构内涵哪些根本的紧张关系，共产党在革命终结以后如何转换为执政党。
人民主权在中国的实现有两个基本的机制，即共产党的代表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共和国，和西方国家一样，人民有选举的权利，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尽管具体的制度和实际功能状况不同，中国的人民代表制度和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制度逻辑都是“选举——代表”的程序民主。中国的区别性特征是另外还存在一种代表制，即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对人民的代表，这种代表一方面独立于遵行“选举——代表”逻辑的人大制度，另一方面又渗透于人大制度。那么，共产党是如何代表人民的呢？决定中国实行先锋队代表模式的现实因素是什么？在规范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突出个人权利的时代，这种代表制如何得到新的理论支持？它和人民的“选举——代表”制度如何界分、衔接、协调？在原则层面，问题是如何把两种主权代表制解释为一个统一的结构。主权不可分割是主权的一个基本特征，博丹、霍布斯、卢梭等主权作家都坚持此论[9]。英国在国王与议会的冲突中，最终发明了一个公式“国王（女王）在议会中”[10]，用来概括英国复合而统一的主权结构。那么，我们能否设想一个公式来概括两种代表制的互动与平衡呢？
这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根本的政治哲学问题，并不是宪法学者单方面可以完成的。但是，宪法学者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否则，对于共产党领导权的解释和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解释就只能完全割裂，无法在二者之间建立内在的逻辑联系。
--------------------------------------------------------------------------------
[1]他的宪法三部曲的名称就是“wethepeople”。2005年上半年，我旁听了他的宪法课，受到他的启发，并告诉他我想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主题构思中国宪法学的体系，他鼓励我尝试之。
[2]a.v.dicey,introductiontothestudyofthelawoftheconstitution,london,macmillan,1915，p.cxl.
[3]黎思复，黎廷弼译，（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85。
[4]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中华书局，第108-109页。
[5]刘锋译，（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4—9页。
[6]simonblackburn,oxforddictionaryofphilosoph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pp.330.
[7]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
[8]何兆武译，（法）卢梭，《社会契约论》，1982年。关于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参见陈端洪，《人民主权的观念结构》（未刊稿）和《政治法的平衡结构》，《政法论坛》，2006年第24卷，第145-165页。
简述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篇5
3、财政职能的合理范围需要细化和具体化。对于大量的半公共品或混合产品不可能有简单划一的处理方式；对于“竞争性领域”也要区分一般竞争与垄断竞争－后者财政不可能完全退出，但现实生活中某些原来的垄断竞争行业可以演变为一般竞争行业。4、财政职能调整转换必须紧密联系财政职能实现方式的创新，否则难以在新形势下有效履行职能。
以“公共财政”导向和“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实行的财政职能调整，近年在我国已有所进展，但尚未到位，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本报告拟对财政职能的进一步调整提出一个概略思路。
财政职能的定位与调整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定位与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责的基本领域，是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满足不了或满足不好的社会公共需要。一方面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对市场配置的“缺陷”进行调节和弥补。目前我国财政仍然“越位”和“缺位”并存，供给范围过大，包揽过多，特别是向一般竞争性生产领域延伸过多，超出了政府职能的合理范围，同时，一些应由政府承担的属于社会公共需要的事项，又由于财力紧张、收支矛盾尖锐而无法满足。为了保证财政资金的有效运用，必须在2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政府事权，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应当看到，由传统财政模式向公共财政转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就位；在各级政府之间、各发展阶段之间，职能的设定也不应“一刀切”；职能合理范围的一些原则性的说法，尚有待细化；职能的具体实现方式，亦亟需创新。下面试作几个方面的讨论。
一、财政职能调整需要区别不同政府级次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为导向，财政职能调整要与政府职能调整相适应，退出“越位”，弥补“缺位”与“不到位”。按照这种大的原则要求，应当收缩财政的生产建设支出，逐步退出一般营利性和一般竞争性投资领域，主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如社会基础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并促进公平分配、维护宏观经济及社会稳定、保证政权建设、国家安全等。在这个大方向下，还要看到，不同级次的政府职能与财政职能是应当有所区别的，不同级次政府职能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决定了各级财政职能亦有层次性和差异性。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上述层次性、差异性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层次性和差异性。一般来说，公共产品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不受或基本不受空间、地域限制的公共品及服务，这一类主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二是较大程度上存在空间、地域限制的公共品及服务，这一类一般应由地方政府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决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职能范围相应要有所不同，显然中央政府的事权应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和总体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与追求，全国性公共品和服务的提供、调节地区间的公平状况和全社会成员的公平状况以及国防、外交等职责。与上述中央政府职责相区别的一些具有区域性的公共事务，则应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地区性的基础设施、社会治安、公用事业服务等。
其次是介入生产性“重点建设”的层次性和差异性。从一般地市场经济“公共财政”原则看，政府对生产建设领域（特别是一般竞争性领域），是不宜介入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也不能完全背离这个定位，但又不能简单照搬这个定位，而应从中央、地方不同级次上作区别对待的考虑。作为发展中的后进大国，我国中央政府的事权与财政职能，既要遵守古今中外一律的共性，又要具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过程中必需的个性，财政分配应循如下顺序作适当的统筹安排：首先是国家机器运转和纯粹公共品；其次是需政府介入的“准公共品”领域；然后是贯彻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建设等。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的艰巨任务，因而仍需由政府动员集中一部分资源发展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为数不多的大型、长周期、跨地区、对全国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有突出意义的生产建设项目，因此中央财政有必要保留一定的生产建设投资权并适应介入某些具有竞争性的项目。与此不同，地方政府则原则上应从一般竞争性、营利性项目完全退出，将投资领域设定为地区性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的公共工程项目建设。这种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和财政职能的区别对待，既可以为理清中央、地方政府间的事权纠葛，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创造条件，又可以紧扣中国国情发挥政府在推动现代化中的能动作用，显然比笼统地提出“政府退出生产建设领域”更具备可行性与合理性。
二、财政职能调整需要区分不同发展阶段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财政职能的调整和公共财政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势必要经过一个渐进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逐步趋于合理。
在这个渐进过程中，财政职能的调整，有必要从实际出发，在正确的大方向下，按全国而言的不同发展阶段乃至按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区别对待。比如，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财政过去介入偏多，需要减少，特别是一般竞急性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应交给市场，使有生命力的项目通过市场取得融资支持。但在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大型国有企业“三年解困”任务成为头等重大事项的现阶段，基本退出竞争性国企技改领域却是做不到的，不具备可行性。1998年增发国债的资金“一分钱也不用于加工项目”是对的，因为当时已无法在资金拨出前很短时间内具体确定“不搞重复建设”的加工项目而予以支持，但1999年增发国债资金则正面介入了国企技改领域，这更是对的，因为已有一定时间和条件来选择项目，加大对国企解困的支持力度。总体而言，不论从政治、经济的任何角度看，对这个战略性任务，现阶段财政是不可能“袖手旁观”予以回避的，这就深刻地反映了发展阶段上的特定要求。如何帮助国有企业实现三年解困，积极有效地支持大型骨干企业技术进步、技术改造及推动国有企业战略重组，这是财政必须承担的重大职责之一，不可能绕过。待跨越此阶段后，才能进而考虑财政如何竞争性领域大型骨干国企技改的问题。在国企战略性改组的解困目标大体达到之后，可以预计，财政职能又应强调落到基本不介入国企竞争性项目技改的定位上（说“基本不介入”也就意味着不是绝对不介入。在中央政府的职能不完全脱开重点建设项目的情况下，不论是国家独资还是控股的企业的技改，财政都是有可能在必要时介入的）。
与此相似，政府退出经营性、竞争性领域，在各区域也应分阶段掌握。其中的基本原则是将财政“退出”程度与市场发育水平相联系。一般来说，我国沿海地区经济起步早、发展快，市场发育较成熟，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范围日益增大，财政的职能应随之较大动作地转移到与此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上去，政府支出主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财源建设提供良好的软、硬环境。而在不少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化水平低，市场化程度弱，这些地区的当务之急突出地表现在通过政府作用启动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和降低失业率、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方面。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政府支出在支持生产建设方面还不能简单地与沿海地区一样较快“退出”，特别是在近期，加快中西部发展，既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提高区域性骨干企业的投资力度，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工业化水平，这必然成为这些地方政府与财政现阶段工作的重要任务，这方面政府的特定的作用，市场是无法完全替代的。当然，今后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步具备，中西部欠发达区域无疑也要也沿海地区一样，酌情加快“退出”步伐。
总之，在经济转轨时期，财政职能的调整和公共财政的建立，包括原则上应退出生产建设领域的地方财政职能的定位，也要取决于市场发育状况和其他相关因素，分阶段、分区域掌握，不能搞一刀切，这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中的客观制约和客观要求。
三、财政职能合范围需要细化和具体化在具体考虑政府和财政职能调整的操作问题时，仅仅停留于大的原则往往远远不够，即使是某些“公认的”合理范围的界定，也需细化和具体化。比如，大家都接受政府应提供公共品的原则，但仍然存在如何合理掌握政府介入公共品的界限的问题。在经济学文献中，公共产品的特征是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完全上述条件的纯粹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并不多，更多的是不够纯粹的公共品和服务，称为准公共品、半公共品或混合产品（“混合”的比例也各不相同）。教育、医疗保健、基础设施等等都是如此。而且，产品或服务的公共属性与特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技术的突破、管理体制与市场条件的变化，公共品、半公共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界限会发生漂移，原来一向是纯粹公共品的可能变成半公共品，原来一向是半公共品的也可能转为私人产品。因此，现实生活中对于公共品界限处理不可能有简单划一的方式。例如，道路桥梁，传统观念认为是公共产品。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管理手段与水平的提高，部分道路桥梁已成为同时具有公共与非公共产品特征的准公共产品（如政府收费的高速路和桥梁），甚至近乎私人产品（如tot、Bot形成管理的道路桥梁）这时政府介入到何种程度，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公共财政职能范围细化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又比如教育。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教育视为公共产品，由政府全部包揽起来。其结果是政府投入的成本高，效率却并不高，财力运用捉襟见肘，最需保证的纯粹公共品即基础义务教育得不到有效保证。其实“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外的高等教育，带有较浓厚的非公共品色彩，应当随市场经济发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部分产业化（一些特殊专业除外；对低收入阶层和少数民族的子女仍需实行特殊政策），这样鼓励民间投资，多元化办学，并引进竞争机制，政府就没有必要对高等教育大包大揽，而需要首先全力保证义务教育的落实。
与此相似，“部分性领域”的概念其边界也是比较复杂并会发生漂移的。“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提法本身就存在过于笼统、简单的问题，因为竞争至少有一般竞争与垄断竞争之分，政府不可能退出垄断竞争领域（但应在这些领域力求增强竞争因素，弱化垄断因素），所以应当采用相对严谨的“政府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表述。即使这样，“一般竞争性领域”与“垄断竞争性领域”的边界在实际生活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我国的无线寻呼业几年间已从一开始的垄断行业，变成垄断竞争行业，进而又演化为一般竞争行业，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果用垄断或垄断竞争的理解来掌握今天政府与财政关于无线寻呼业的政府基准，就会发生严重的偏差。
总之，政府合理职能范围的界定，需要从具体事项出发作具体分析，加以细化，这样才能避免在相关财政政策和职能设计上宽严皆误。
四、财政职能调整转换必须紧密联系财政职能实现方式的创新
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是在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所要求的政府和财政职能范围内，如果沿用过去的调控手段和方式，也往往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与体制变化的要求。财政职能的调整和定位必须紧密联系财政职能实现方式的创新。扼要列举下面几点：
1、总体而言，实现财政职能所运用的管理方式要从非规范向规范化转变。所谓规范化，主要表现在以法治为基础的财政收支与管理的制度化、程序化、体现民意和具备必要的透明度以接受公众监督。从预算的编制、审议、修改、批准，到执行与执行中必要的调整，都应建立严格的程序，对各个环节都规定明确的责任，并且必须运用特定的合理方法（如零基预算、因素法转移支付、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等）。这样，过去弹性很大、透明度不高、各个权力环节上热衷于“分小钱”的预算收支运作，就要转向弹性小而合理化程度高、各个权力环节相互制约并接受有效外部监督的规范状态。财政部门要从沉缅于对企事业单位具体管理而“乐此不疲”的状态退出，将主要精力转到依程序协同掌握制度、规则和研究把握政策规范的大事上来，并加强对财政经济形势和财政经济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分析，与有关部门一道努力提高宏观管理水平，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国家财政稳定经济、调节分配、维护公平竞争等宏观调控职能作用。
2、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要由直接生产为主转为组织协调为主。公共产品政府供给并不必然要求政府直接安排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产品的生产可以并应尽量采取民营形式。财政通过政府采购的科学化、合理化，可以更有效率地协调非公共部门产出与公共部门投入之间的置换与衔接，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包括优化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
简述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篇6
答：****是指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应该享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权利的总称。****具有三种形态，即应有****、法定****和实有****。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是每一个国家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对公民基本权利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的过程。由于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因此，宪政是发展****的手段，没有宪政实践，****的保障就只能停留于宪法条文的静态之中，而不可能表现在公民的实际享有之中。如果说宪法是应有****向法定****转化的关键，那么宪政就是法定****向实有****转化的关键。
2.简述宪政与法治的关系。
答：法治意味着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它包含一个国家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由静态到动态的运行过程。法治强调国家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依宪法和法律指示的轨道有效地运行。法治的集中表现是法律至上、宪法至上。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即运用宪法的民主原则和法治精神来治理国家。离开了宪法和宪政，法治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托，丧失了生命和活力，权力也就不会服从于法律。因此，宪政是法治的基本标志，法治是宪政的必然结果。
3.简述有限政府与宪政的关系。
答：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众所周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宪法的基本内容。现代政治制度之所以要以宪法为基础，就是想通过制定宪法的形式为国家权力设定根本的规则——提供合法性来源，规定权力行使的根据、标准和程序，明确其界限和责任。按照宪政主义的基本要求，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根植于宪法当中，概言之，即必须建立有限政府，也就是说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首要精神。这一精神具体表现为两项宪政原则：一是国家权力是人民通过宪法授予的，不得行使宪法没有授予和禁止行使的权力;二是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有义务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论述题
1.试论宪政与宪法的联系与区别。
答：从英文词源上看，宪政(constitutionalism)与宪法(constitutionorconstitutionallaw)有不解之缘。《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即将宪法、宪政作为同一词目诠释而并未将其明确区分。从历史渊源看，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也曾交替运用宪法、宪政、政体等词语。在他那里，宪政与宪法的含义并无二致。但到了近代以后，宪法与宪政的含义在有联系的同时，也有很大不同。
(1)宪法与宪政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①从逻辑上看，宪政以宪法为起点，没有宪法便谈不上宪政，而离开了宪政，宪法则成了一纸空文;②从内容上看，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宪政的产生、存在、发展和变化都必须服从于使纸上的宪法成为现实宪法的目的;③从价值取向上看，宪法和宪政都是商品经济普遍化发展的产物，都是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表现，都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根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因此可以说，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指导宪政实践，宪政实践完善宪法。宪法与宪政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2)宪法与宪政在具体含义、表现形式、内容范围和价值取向上又存在区别：①从外在状态的角度来看，宪法通常是指宪法典，或者指宪法性法律，因而一般是指静态的文书形式;宪政则是指立宪政治的实际运行，即动态的立宪政治。②从内容范围的角度来看，宪法是规定国家组织、活动的政治规范，但一国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所遵循的规范，并不限于宪法的规定。诸如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宪法典以外的规范，由于是在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是动态政治的产物，因而都属于宪政的范围。③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看，有宪法并不意味着有民主，但宪政则必须贯彻民主精神。如果不以人民主权为主导，从而将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全面真实地贯彻于具体的政治实践，那么，这样的政治状况绝不是民主宪政。因此，虽然宪法与宪政在根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上可能相一致，但也有可能相抵触。
简述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篇7
【关键词】区域环境审计，pSR概念，绿色GDp，指标
一、区域环境审计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是审计人员进行评价、判断被审计事项是非优劣的准绳。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不是很多指标的任意堆积或者简单叠加，而是从“体系”的角度出发，围绕环境绩效审计评价这一主题或核心，把描述或者评价环境绩效的可能度量参数集合在一起。环境审计评价指标是链接审计目标和审计方法的纽带。根据此审计目标，在环境审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和构建上应该遵循以下五项原则：1.系统性原则；2.简明性原则；3.动态性原则；4.地域性原则；5.适用性原则。
二、pSR概念框架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本文的区域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主要考虑使用pSR，即“压力―状态―响应”概念框架指标体系，并结合绿色GDp指标。
以下的图示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给出的“压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图。
在前述的pSR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出如下的指标体系：a准则层：是指指标体系对评价对象总目标的综合描述和整体反应，本研究以环境绩效审计面临的经济监督、经济评价、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和压力作为准则层，即压力层。B要素层：也可以称之为子系统层，在构造这一层次结构时，我们从对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标准、状态、内涵、特征的科学分析入手，避免只注重单一情况，而把与环境绩效相关的其他方面忽略掉。
三、区域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除运用上述的pSR概念框架和绿色GDp的理念以外，我们在构建指标时必须要考虑到环境治理的效果、环境治理的效率性、经济性以及区域环境的特殊性，来设置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是核心指标，因为它与效益审计的总目标直接相关。因此，我们将这部分的指标设为重中之重，在其他指标当中占有较多分量。
1.环境绩效技术指标。环境绩效技术指标侧重于环境质量评价和对污染的控制评价两个方面，其中又包含5个具体的指标，因为兰州市在上述分析中已经暴露出在水资源、空气质量两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将其分为这几部分是合理的，同时也是依据了区域特殊性。
2.环境绩效经济指标。在环境审计指标体系中，环境绩效经济指标主要是考虑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环境管理和循环经济利用率三个方面。包括的内容有年度各项指标投入与产出比以及与上年的比较。
3.生态环境状况指标。该指标是根据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t192―2006）中的指标及计算方法，计算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以此来确定从优到差五个不同级别的生态环境状况。
4.定性指标评价。前述的各项指标都是从定量的角度出发的，定性指标也是不可缺少的。主要有国家性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规章和政策性文件。
四、区域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应用对策
（一）提高审计人员队伍的数量和质量。
环境审计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强，而目前全国环境审计队伍都面临知识老化、专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可通过以下方式来解决；一是可以通过聘请环境专家和法律专家参与环境审计；二是对现有的审计人员环境知识方面的后续教育和培训，同时选派审计人员到环境管理部门锻炼交流来掌握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或者审计人员参与审计署或特派办环境绩效审计项目等；三是从人员机制上创新，重新吸纳资源环境人才。
（二）创新审计方式和方法，提高现代化信息化水平。
从审计方式来看，环境审计是一项涉及多部门的工作，这就要求环境审计有效整合审计资源，强调协调组织同同级审计机关对跨区（跨流域）同一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开展合作审计。从审计技术方法上看，灵活运用传统的审计方法，以便更好地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三）定性和定量的有机结合。
环境绩效审计的对象千差万别，因此衡量审计对象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标准也难以统一。因此，在建立指标体系时，应考虑绩效评价的特殊性，遵循系统评价全面考虑原则、权责对等原则、注重效果原则，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四）国家审计与环保部门协同作战。
环境绩效审计工作离不开大量数据的支撑，因此环境绩效审计必须得到环保部门的协作与配合，两者的通力协作，是做好这一重要工作的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简述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篇8
一、关于地方高校办学定位问题的认识
地方高校已成为承担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不仅在面向地方、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引领地方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以及学习化社会创建等方面也发挥着多样化的功能。但也不可否认，近些年来，我国地方高校出现“学校类型不清”“办学层次盲目攀高”“办学规模盲目求大”“学科专业盲目求全求新求热”“办学模式趋同”“缺乏特色”等状况，影响和制约了地方高校整体功能的发挥。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但地方高校办学定位不清不准、缺乏对高校自身的身份和地位的清晰认识则是关键因素。刘献君教授指出：“高等学校定位是指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一所大学如果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办学就会走向盲目，学校就无法办好”。那么，地方高校如何定位自身的办学才是科学合理的和清晰准确的？
关于定位，不同的研究领域有着不同的认识。从科学主义解释范式上讲，定位一是指通过测量而确定事物所在系统或环境中的位置；二是指通过对系统或环境的整体把握，把事物放置于适当的位置。如果按照科学主义的解释，那么，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则应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了解高校自身所处的环境，明确高校在地方区域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应承担的社会职责和任务；二是明确高校自身在区域化高等学校系统中的位置，确定把高校办成什么样子的大学。所以，在科学主义解释范式的语境中，思考地方高校办学定位的逻辑应是：环境条件及所处位置――职责和任务――大学设计。
而在社会生活领域，“定位”这一概念则被赋予更多的主体目的和价值判断，如人生定位、能力定位、生活方式定位等。这种“定位”，已不是科学主义解释范式语境中的涵义，而是基于现实而设定的一种可能生活，既表达着主体对现实及未来生活的一种认知和判断，也内涵着主体对自己可能生活的一种设计和创构。依据社会生活领域对“定位”的理解。那么，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则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地方高校的身份，即必须在观念上清晰“地方性”这一“身份”规定性，并在观念上清晰高校自身在地方区域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二是明确希望把高校办成什么样的地方大学，即把主体目的和理想追求付诸于理想大学的设计和规划；三是了解高校自身的办学条件、自身办学优势及不足，论证自身发展转型所需要的环境资源，确定自身的办学特色、办学层次和类型，确定人才培养规格，规划学科专业建设以及办学规模等。所以，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语境中，思考地方高校办学定位的逻辑则应是：身份和职责――主体目的、自身条件――大学设计。
基于上述的简要解析可以看出，在科学主义解释范式的语境中，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应强调高校所处环境或系统中的“位置”，重视办学定位的条件限定性。但这种办学定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容易忽视地方高校办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极易产生地方高校办学定位的“简单趋同”而缺乏自身办学特色的现象。这也是近年来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存在的现实问题。而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语境中，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则应强调办学主体的自主性和合目的性，重视办学定位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负载等内在需求。但这种办学定位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容易忽视或弱化环境限定，急于解脱现实困境而把希望寄予未来，极易产生“盲目攀高”或“求大求全”的现象；其二，容易产生地方高校游离于地方区域社会发展需求的现象，即办学定位忽视“地方性”，缺乏办学定位与地方区域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切性等。上述情形也是近年来地方高校办学定位经常出现的问题。如近些年来的“升本热”，特别是通过联合、合并等方式“联合升本”的地方转型高校，办学规模确实扩大了，动辄“万人大学”，但办学特色在哪里？办学定位上明确服务地方，但为什么依然存在地方区域社会需要大批人才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在持续加剧？这种需要与满足之间的“剪刀差”，虽然有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历史积累性弊端”的原因，但也是办学定位游离于地方区域社会需求的明证。
结合上述的简要论析，我们认为，应从如下方面认识地方高校的办学定位问题。其一，应首先在观念上清晰地方高校的特性。“地方性”“服务地方”和“自主选择”，是思考地方高校办学定位问题的三大基点，脱离“地方性”和“服务地方”，其实质是在弱化地方高校“自主选择”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只有立足“地方性”“服务地方”和“自主选择”这三大基点来展开分析和讨论，才能够体现地方高校的自身特性及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二，地方高校的办学定位，在概念解释的意义上是确定希望把地方高校办成什么样的大学的理想设计，但这种理想设计决不是办学主体的主观随意，必须考虑社会条件、制度和政策要求、社会责任和任务、自身条件和优势，明确地方高校自身可为与不可为的规范限定；其三，清晰了解地方高校办学定位的内容和任务。一般而言，办学定位包括：办学方向或服务面向定位、发展建设规划定位、办学类型和层次定位、人才培养规格定位、办学规模定位和办学特色定位等；其四，确定地方高校质量监测及评估的相关绩效标准。这是决策地方高校办学定位经常忽视的重要问题和关键环节。近年来，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出现诸多弊端和现实问题，与缺乏对这一问题和环节的关注有直接关系。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认识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应在明确“地方性”“服务地方”和“自主选择”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地方高校办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把地方高校的发展问题置于地方政府、地方高校、地方区域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平台上，全面具体地分析思考环境条件、理想追求以及自身条件等问题，确定办学的方向、类型、层次、人才培养规格以及建设规划、办学特色和办学规模等。
二、地方高校办学定位的策略选择
所谓策略，其本意原指“计策谋略”。在本文，我们主要是指从“怎么办”的方法论视角思考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应采取的行动计划或方案。策略是否科学、合理和恰当，直接关涉地方高校办学定位的质量以及是否具有实践上的切实可行性。近些年来，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出现诸多现实问题和弊端，其原因虽是多样的，但与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也有直接的关系。在此，我们提出如下可供选择的策略：
1.理想类型策略
所谓“理想类型”，简要地讲是指办学主体依据办学目的和理想追求设计或创构几种理想大学类型，在比较衡量的基础上，选择出较优的理想大学类型，以此为据，确定高校办学定位。这一策略的关键是：其一，理想大学类型的设计或创构。按照“理想类型”的策略，要求地方高校的办学主体在设计或创构理想大学类型时，凸显出每一种理想大学类型的特色、功能、结构及规模等关键构件，为人们讨论、评价提供较为清晰的理想大学的基本框架和形态。一般而言，办学主体应设计或创构两种或以上的理想大学类型。这是这一策略的首要环节和关键任务；其二，展开全面的比较衡量。依据办学主体的目的和理想追求而设计或创构出的哪种理想大学类型能够较优地体现办学主体的目的和理想追求？这就需要办学主体对设计或创构的几种理想大学类型作出现实性、可行性等方面的分析比较，衡量几种理想大学类型达成主体目的和理想追求的可能可行程度以及所需要的人财物等资源的投入，选择与主体目的和理想追求相近或较具一致性的理想大学类型，在此基础上确定办学定位。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其一，能够使办学主体在思考和决策地方高校办学定位时，打破传统的单向度直线思维的方式，以反向论证的认知线路，从办学主体设计或创构出的理想大学类型为范型，为办学主体在思考和决策地方转型高校办学定位时提供较为清晰的认知“图式”以及对象范围；其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办学定位的“盲目性”或“尝试错误式”的“试误”频次。这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办学定位的“认知成本”，又能够凸显出理性在决策办学定位中的重要性。当然，这一策略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一，容易忽视环境条件及自身条件的限定性；其二，缺乏衡量判断主体办学目的和理想追求是否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一旦出现办学主体的认知偏执或理想偏好，就会直接造成办学定位过于理想化问题。
2.质差分析策略
所谓“质差分析”，简要地讲是指办学主体对自身办学与社会需求之间展开多维度差异分析，找出差距和不足，在此基础上确定办学定位。实施这一策略的关键在于：其一，确定分析维度，明确地方区域社会发展的多维度需求及特点。一般而言，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地方区域社会发展需要哪些种类的知识和技术？地方区域社会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人才结构是什么样态，需要哪些层次和类型的人才？地方区域社会发展需要哪些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等。上述诸方面是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必须考虑和审慎对待的重要问题，也是地方高校确定办学的方向及功能指向的前提；其二，“盘点自查”。立足地方高校发展的现实，对自身的办学质量和水平、满足服务地方区域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能力、自身办学特色以及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等；其三，确定自身办学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和不足。通过分析比较，找出自身办学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剪刀差”或“质差”。在此基础上设计或创构能够满足地方区域社会发展需要的理想大学，进而确定地方高校办学定位。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其一，能够较为客观地了解“质差”在哪里。虽然说办学定位是办学主体希望把学校办成什么样子的一种理想设计和发展规划，但现实与理想之间究竟有多大距离，这是衡量和判断“理想大学”是否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的重要指标体系。近年来，一些地方高校办学定位所以出现“虚化”、“游离”和针对性不强等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质差”究竟在哪里；其二，能够较清晰地了解高校自身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这一策略，能够让办学主体较清晰地把握地方区域社会发展需要什么？高校自身提供哪些服务？能够满足的，进一步维持和完善提高，不能够满足的，就通过新的办学定位来确定发展转型的目标和任务；其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办学定位的盲目性，提高地方高校满足服务地方区域社会发展需求的针对性、实效性等。当然，这一策略也存在自身的局限，主要体现在：其一，明确地方区域社会发展需求，其实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有些“质差”难以获得较为清晰可信的量化数据；其二，容易过于强调实用性和技术性而盲目开设一些“短平快”的所谓“热线”专业，对地方高校的基础学科和专业的重视程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3.原型变式策略
简述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篇9
一、《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是对《地方志工作条例》方志定义的说明
目前方志理论研究尚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阶段，对于方志定义、志体把握、记述方式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来新夏认为：“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1王晖提出“方志是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它既是纵述历史的地方史书，又是横陈现状的地方百科全书。”2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指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应该说，《地方志工作条例》所概括的志书定义，最科学，也最权威。《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正是在《条例》定义的基础上，做出的明确规定。体现了志书的地方性，即《条例》所说的“本行政区域”;广泛性，即《条例》所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内容;系统性，即《条例》所说的“历史与现状”;资料性，即《条例》所说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五章第十五条规定“越境不书”体现地方性。第四章第十三条所提到的具体内容范围，体现广泛性。系统性指志书的横向互相关联，纵向记述连贯，《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四处提到系统性。其中第四章第十三条两处提到：“内容反映本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纵不断主线”;第五章第十六条规定：“续修志书处理好与前志的衔接”;第六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反映事物发生、发展过程的资料连贯、系统”。由此可见，《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对系统性的重视。这里提到的“历史和现状”、“与前志的衔接”，是二轮修志应该重点把握的。《条例》定义地方志书是“资料性文献”，《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六章对此作了详细规定，强调资料的准确性、系统性和权威性。同时，在第三章第八条中规定志书的记述方式是“述而不论”，这也是对“资料性文献”的一个诠释。
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体现了方志理论精要
地方志书既然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那么，只要是记载了一个地方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不论其采用何种体例，都可以说是地方志书。故中国方志史上的志书体例结构五花八门，有门目体、纲目体、编年体、纪传体、记事本末体、政书体、三宝体、辑录体、经纬体等3各种不同的体例结构形式。但志书内容广泛，牵扯的面广，涉及记述时间久远，采用编年体、纪传体、记事本末体、政书体、三宝体、辑录体、经纬体均不能达到理想的编纂效果，只有门目体、纲目体统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统辖自由，分合方便，利于升格和降格以突出地方特色。所以，旧志以门目体和纲目体为主体。徽州地区现存府县志45部，除万历《歙志》为纪传体外，其余44部府县志均为门目体和纲目体。
建国后的首轮修志，继承了旧志门目体、纲目体统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优点，无论是篇章节目体还是类目体，均是如此。同时在总体结构上增加了“概述”和“大事记”，以补门目体和纲目体整体概貌不明显、历史脉络不清晰的弊病;在体裁运用上，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索引诸体并用。从目前的方志编纂实践来看，是比较成功的志书编纂体例模式。《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肯定了一轮修志的编纂体例模式，并在第三章中作了具体规定。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一共有9章50条，涉及志书质量的方方面面。对此我们要明确重点，把握关键，有些方面是硬性规定，有些方面是弹性规定。对于硬性规定，必须毫无条件的执行，不得以理论探讨，创新实践为由，自由发挥。对于弹性规定，则可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创新发展。
下面先就一些硬性规定与理论探讨有冲突的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1、越境不书。《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五章第十五条规定：“越境不书”。对此，方志界曾有不同的意见，杨杏芝提出：“不越界而书，是旧志的一条规定，但对新志已不适应。”4王登普甚至提出：“‘越境而书’应是二轮志书编纂的一项通则。”520xx年5月15～17日，黄山市方志系统在举办志书分纂研讨会时，谈到关于新设行政区域与原行政区域的关系，也有人提出历史上属于本地的人和事要记，以尊重历史。我就曾说：这涉及到疆界问题，信守现在的行政疆界是方志理论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不可以越界而书，不可以凭义气说我就是要记、就是要突破、就是要创新，如果你现在就是要突破、要创新，等你书出来以后就会受到别人一致的指责。尤其这二十年来，撤县改区，撤地区改市，行政区划变动很大，越境不书往往给修志带来很多困难。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把握好志书的这一基本准则。
人物传不存在“越境”的问题，只要与本行政区域有联系，都可以记。《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的很清楚：“立传人物为本行政区域有重大影响者，以及本籍人物在外地有重大影响者。”外地人对本地有重大影响者，我们可以记;本籍人在外地有有重大影响者，也可以记，关键是把握住传主与本地的联系。对历史上属于本行政区域，现在因区划调整已不属于现行行政区域的人，从籍贯上来说他已不是本地人。如历史文献上习惯性称呼的“休宁戴震”、“歙县汪道昆”，现在戴震属于屯溪区、汪道昆属于徽州区。现在《休宁县志》、《歙县志》要不要立传。我认为历史上属于你这个行政区域的名人，对你们的影响又很大，可以记。如戴震、汪道昆，历史上对休宁、歙县的影响都很大，《休宁县志》、《歙县志》完全可以为他们立传。不过观念要转变，这次《休宁县志》、《歙县志》为戴震、汪道昆等名人立传，实际上是给外籍人立传，因为他们对“本行政区域有重大影响”应该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立传，问题在概念上要弄清楚传主同本行政区域的联系。
疆域问题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人物，还涉及到事件、事业发展、建筑和文化古迹的坐落点等，如果说人物历史上在你的行政区域，你要记，那么宝纶阁修成是在歙县行政区域范围的时候，记不记?西溪南的老屋阁记不记?如此类推，不是把徽州区整个搬到歙县去了吗?对黄山市志而言就更可怕，婺源、绩溪县原属徽州区域，都得要记。黄山市的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有的地方整个县、整个市拆拆并并，更不好掌握。现在《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作出明确规定“越境不书”，成为志书质量的硬指标，绝对不可以违反。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还指出：“交代背景，反映本行政区域外的横向对比、联系等，不视为越境而书。”但要把握好。《黄山市志》记“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已经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必然要涉及到婺源、绩溪，我们采取“交代背景”法，但在具体举例时不过多的提婺源、绩溪的例证。
2、横不缺要项。《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四章第十四条规定：“内容完整，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哪些内容属于要项，哪些内容不属于要项呢?我个人理解，第四章第十三条所提到的具体内容范围即为要项：“(一)建置、自然环境、资源、人口等;(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交通、邮电信息、公用事业;(三)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经济管理等;(四)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群众组织、公安司法、军事等;(五)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卫生和计划生育、体育等;(六)人民生活、人事和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宗教、风俗、方言等;(七)人物。”
这些内容都不可以缺项。邓国宝、钱金喜曾提出：“续志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动态事物，对一些静态事物，如山脉河流、地质地貌、土壤，以及建置、方言、民俗等，不必再写，可在续志的总述中扼要说一下。”6郭凤岐也说：“对于续志来说，又有了新的情况，所记述的内容，一般为二十几年的事，有很多事物，比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建置沿革、方言民俗、名胜古迹等，没有明显变化，还要不要单独横分、单列篇章，把第一届志书内容作搬移式的记述?我看没有必要;在概述或综述里记述就可以了。”7《安庆市志(1978～20xx)》干脆省略了民俗、方言。要项怎么能省略或在概述中提一下就行，那还是要项吗?不说设卷设篇，至少得要用章或节体现，这样处理不很妥当。
3、述而不论。《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三章第八条规定：“坚持志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论。”记述方式上的直接记述和夹述夹议，是区分资料书和史著的标准。对于地方志是“资料”还是“著述”，历来有争议，来新夏认为志书是“综合性著述”，魏桥认为是“资料性著述”8。客观的说，志书不是一般性的资料汇编，它的著作性更多的是体现在匠心独运的谋篇布局和资料取舍的编纂宗旨上，在记述方式上则是直接记述，“述而不论”体现“资料性文献”的本义。
有人否定“述而不论”，认为“对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地方志如果固守‘述而不论’的传统，不加以分析和说明，读者就很难获得有效信息”。9其实当代人评说当代人，议论当代事，总不免有局限性。君不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评说和议论，到后来，被当作笑话。人、事、物都必须经过历史沉淀，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述而不论”是地方志当代人记当代事的必然选择。评说之词对于写史来说，年代久远，无关弘旨。但地方志记当代，评说之词最易得罪人。明万历《歙志》主纂是著名史学家谢陛，该志采用史体，书中多有评说。如卷5《风土》在记载宗族祭祀及其奢侈浪费，“其器则金爵、银瓶、商彝、周鼎。其品则青鸾、朱鹭、斑虎、文鱼。其杂伎则角抵喧傩、狄鞮胡舞”，“未闻哭泣之声，睹登降之节，而但璀璨陆离之色，笙歌铙鼓之音，匝地以张，中天而起，隐如结蜃之市，俨如化人之宫。”然后一句结语：“呜呼，宁戚之谓何此?”徽州是宗族社会，尤为重视祭祀祖先，祭祀所花费资金越多，场面越宏大，越能体现一个宗族的势力。万历《歙志》的编纂者如此鞭撘宗族活动，必然会招致众人的反对。志书其它方面的议论也很多，虽然没有点名，但总会有人自己去对号入座，认为谢陛是在批评自己。志稿一出来，引来一片非议之声，要求重修《歙县志》。以致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刊刻印行万历《歙志》时，衔名竟然无主纂谢陛的名字。在一些士绅的积极推动下，天启三年(1623年)即开始天启《歙志》的编纂，次年志成刊刻印行。在十五年间连续修志，这在古代极为罕见的。参与纂修天启《歙志》的江秉谦对万历《歙志》就有一段激愤之词：“操觚之士期以三月倏忽成书，中间多有庞杂挂漏之迹。自辨志公言一出，即大夫亦怅然，无解于人言，亟欲改正，大书国门，而朝命行矣。呶呶至今，悬未了之案。”10所以《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述而不论”，具有很深的方志理论依据，同时又是硬规定，必须毫无条件的执行。
4、生不立传。《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五章第二十条规定：“生不立传。”不为生人立传，主张盖棺论定，这是我国编史修志的惯例。理由简单，当代人修当代志，受时势左右，顾忌较多，评价难以公允。其人未终，事迹不全，难以善始善终。对此，方志界的看法最为分歧。郭凤岐曾说：“‘生不立传’，可以说是旧志编修的铁则。这个法则本来是建立在“盖棺论定”理论基础之上的。然而盖棺就能论定吗?很多人不是盖棺以后论了又论吗?既然‘盖棺论定’的理论都站不住脚了，那么‘生不立传’还有什么铁则可讲呢?在编纂第一届新志时，我们天津和不少地方也给生人作了简介，有的实际上是不立传的传略，已经突破了‘生不立传’，把铁则变成了‘木则’。在续志中能否把简介再提升一步?这样不仅能够更好的抢救、保存资料，而且在人的问题上更能做到实事求是，并且可以增强志书中人的本体性。”11对此，欧阳发的看法是：“盖棺未必论定，虽说时有发生，这是属人们对其认识发展变化的问题，但作为已故人物的本身再也不能发展了。若为生人立传，很可能产生夸饰和溢美等弊端，应当注意‘远迎合之嫌，杜是否之议’。现在有为生人立传，但多屑文艺作品或私家著述，地方志属于官修政书，与之性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再从志书体裁来看，为生人立传不符合‘传体’。”12我完全赞同欧阳发的意见。既然《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已经将“生不立传”作为一项硬性规定，我们就一定要遵守。
另外，对第二十条还有一个文意理解上的问题。其全文为：“生不立传。在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以外记述人物，以事系人，人随事出。记述人物准确、客观、公允。”照文意，人物篇中的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都不得记在世人物。20xx年11月2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第二节第六条规定“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重大影响、有突出贡献、有代表性的在世人物，主要采用以事系人的方式记述;在人物简介、人物表(录)中需要反映的，要严格掌握收录标准，其原则由省一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确定。”则人物篇中的人物简介、人物表(录)又可以记在世人物，需要统一。
三、在《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范围之内创新发挥
越境不书、横不缺项、述而不论、生不立传作为方志学的基本理论，在《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都作了硬性规定，应遵照执行。同时，《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还有很多弹性规定，为编纂者的创新发挥提供空间。第三章第十二条对规定：“篇目设置符合‘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基本要求，科学分类与现实社会分工(现行管理体制)、全志整体性与分志相对独立性的关系处理妥当。”怎样才叫“关系处理妥当”，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弹性。第四章对志书内容要项作了规定，但并没有规定篇幅体量，这就为编纂者突出重点，弱化一般创造了条件。各个地方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可以在其要求的的规定范围内，根据自己的特点，谋篇布局。上海《奉贤县续志》13在经济部类单独设有“招商引资”、“经济园区”和“集团企业”三卷，突出当地较早实行“外引内联”，在上海最早建立工业开发区，企业集团较为发达的区域特色。也符合《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科学分类与现实社会分工(现行管理体制)”的要求。黄山市文化遗产(地面文物、馆藏文物、非物资文化遗产)内容丰富，我们将其提到一级目，设“文化遗存”卷，与“文化艺术”并列;公用事业、建筑业在黄山市规模都很小，我们将其归入“城乡建设”，用二级目写;突出黄山“旅游”和“徽州文化”特色，设“旅游业”、“徽州文化”卷等。
总之，《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是方志基本理论精要的体现，其中的硬性规定，作为政府部门修志，必须严格遵循。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研究其中的弹性规定，最大限度的为志书写出特色，创新发展孜孜求索。有些东西作为理论，可以继续探讨研究，在刊物上发表，但不能作为修志依据。目前，方志学还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倒过来，方志界本身又经常创新，另搞一套，方志学又如何立于学术之林。
————————————————
注：
1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2王晖：《论方志性质》，《中国地方志》1990年第1期。
3参见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页413、345、354、431、487;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183-192。
4杨杏芝：《论城市区志改革创新》，《上海志鉴》1998年第6期。
5王登普：《“越境而书”应是二轮志书编纂的一项通则》，《黑龙江史志》，20xx年第9期。
6邓国宝、钱金喜：《谈谈省志续修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20xx年第1～2期。
7郭凤岐：《(续志时空)与时俱进创新编志》，《内蒙古地方志》20xx年第4期。
8魏桥：《写在两轮修志之间》，载《二轮修志·浙江论坛》，浙江人民出版社，20xx年，第26页。
9史君伟：《续志应该重视记载问题与不足》，《江苏地方志》20xx年第4期。
10江秉谦：天启《歙志序》。
11郭凤岐：《(续志时空)与时俱进创新编志》，《内蒙古地方志》20xx年第4期。
简述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篇10
[关键词]街道体制；社区治理；责任机制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6）01--0031-03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成为改革全局中的一项基础性攻坚问题迫切需要突破。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调研课题形成的《上海市委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和6个配套文件（简称“1+6”文件），就是针对当前现实问题和矛盾而进行改革的破题之作。2015年作为实施“1+6”文件的第一年，上海率先在街道体制改革上寻求突破。
一、街道体制改革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一）社区治理新体制与运行机制创新的问题。依据上海市委2014年一号课题的指导，上海市各街道积极推进街道体制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组织架构，即1+2+6+2模式。“1+2”体制，即街道党工委下设行政党组和社区党委，“6+2”即六个职能科室和两个自主设立的科室，其目的是重新整合工作职责，实现扁平化管理，理顺社区治理关系，强化服务职能。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成为新的社区治理问题。社区党委作为街道党工委统一领导下的机构，其基本职能是负责“两新”组织和居民区党建工作。如果作为决策机构，则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工作机制和平台，整合区域内“两新”组织和居民区党建资源，激活党建活力。而社区党建办公室作为履行社区党建职能的具体工作部门，则更要处理好与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委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指导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开展工作。同时，八个职能科室的职责分工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二）街道公共服务职能的凸显与考核评价体系缺位的矛盾。街道体制改革亮点之一在于全面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及相应的考核指标和奖励，街道经费支出由区政府全额保障，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推动街道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等工作上来。同时，赋予街道党工委对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的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意权，赋予街道对区域内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权和重大项目的建议权等。权力的收、放完善了街道的职能定位，能更好推动街道为民服务，向下负责。但是，这种转变还必须建立在完善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的支撑上。原来强调税收返还、通过物质激励的方式，加上考核的指挥棒，基层对招商引资就有积极性。在社会管理和服务这块上，如果没有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就会容易局限于简单地完成任务。街道的工作绩效评价体系要以居民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为主，把群众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着眼点来考量。有自下而上的评估体系作支撑，能在一定程度改变信息不对称的格局，真正实现有序治理。
（三）社区治理主体责任的强化与社区共治作用的发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重点在于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在权力和资源下放、为基层减负赋权的同时，街道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责任也更为明确。诸如违法建筑、违法用地、违规种养、非法营运、无序设摊、群租、环境污染等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顽症问题的治理，都将责无旁贷地纳入街道职责范围之内。街道党工委不能只是忙于一些行政事务类的工作，而是真正转向服务社区，服务百姓。当然，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等方式，为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创造条件。但同时还需要有更多可发挥的机制和平台，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使社区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真正参与进来，并在动态管理中不断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发挥社区共治的作用。
（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前景与人才缺失现状的矛盾。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是街道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迫切需要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能力突出、群众满意的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社区工作者队伍。但是目前来看，社区工作者队伍种类过多、归属各异、缺乏规范，既存在待遇偏低的问题，也缺少职业发展预期，还存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情况，不符合社区管理专业化要求，缺少持续稳定的制度保障。为此，市委制定了《上海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明确了社区工作者范围，也能让社区工作者根据自己的岗位特点明确自己的发展空间，形成较为完整的职业发展体系，提高了社区工作者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度。只是这一制度优势的显现，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二、原因分析
（一）责任主体认识不到位。一是对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到位。少数党组织负责人片面认为党建工作是务虚的工作，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翻牌子，感觉翻来翻去“换汤不换药”，认为意义不大、作用不明显。二是对新体制下怎么抓工作思路不清晰。部分党组织负责人存在观望情绪，工作开展仅仅停留在保证规定动作的完成上，没有认真分析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严肃对待和认真处理党建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制度机制未跟进。街道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翻牌，它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体制架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落实效果。一是考核评议体系不健全。任务量化指标相对笼统，责任主体任务不够明确，第一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具体责任人各自所负的责任模糊。二是考核结果运用缺乏刚性约束。虽然文件强调要坚持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评定的重要内容，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训教育和奖惩的重要依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流于形式，激励作用不强。
（三）党员群众参与有效性不足。一是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有的群众认为基层党建工作是党员的事，与自己无关，对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包括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述职等不愿参与或尽可能少参与。二是群众参与渠道不畅。有的群众有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由于缺乏信息来源，找不到参与渠道，得不到有效引导，不知道怎么参与。三是群众意见吸收不充分。基层党员群众对社区治理的意见建议有时候得不到有效的采纳或者反馈，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参与的积极性。
（四）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作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而社区共治的推动，更需要多元组织力量的参与，尤其社会组织在民主发育的过程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但总体上看，社会组织发育还存在不足，承接能力还有待提高。为了使政府转移职能后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接得好，还需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一）理顺工作关系，建立健全目标明确权责一致的党建责任体系。2015年上海市100个街道党工委已全部完成更名，市、区县、街道三级党建服务中心已全部更名翻牌，新的社区党委组建工作顺利完成。但是，街道1+2+6+2的新体制并非简单的翻牌，必须要理顺条与块、上下级之间的责权关系，建立起相关的责任体系，通过责任体系的分解量化，形成责任清单作为考核的标准，这是落实责任制保证新体制正常运转的关键。首先，必须科学把握好党建工作目标。党建工作目标应该包括总体目标任务、具体目标任务、个体目标任务等方面内容。总体目标任务，就是要依据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规划和上级组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对本级组织党的建设提出的总要求和总方向。具体目标任务是在总体目标任务的指导下，结合各级党组织工作的现状提出的具体的、可以量化的目标要求。个体目标任务是在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双重指导下，按照领导班子成员分工不同的实际，分解出的不同的目标和要求，党员的个体目标则要根据其不同的岗位职责而确定。其次，明确新体制的责任主体。一是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办事处主任的领导责任；二是党政班子成员的分管责任；三是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其办事人员的直接责任。明确不同工作领域的不同责任担当，既要有共同的责任，也要有“量身定做”的岗位责任，这样才能防止责任漏洞。迄今为止，浦东、普陀等区对社区党委、行政党组的工作职责、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和工作关系予以明确，嘉定等区出台关于党建服务中心建设的文件和方案、建立职能清单，为健全责任体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突出建章立制，整合区域化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共治机制。坚持把服务群众、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这次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亮点。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改革，都留下这一时期的相关规章制度，需要不断清理取舍，形成适应目前街道社区新体制的新制度。深化拓展区域化党建工作，是坚持问题导向、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应多元多样、互联共生的特大型城市基层社区特点的工作新路。2015年10月27日，上海黄浦区召开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讨论通过了《黄浦区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章程》。以此为契机，开启了进一步完善三级（区―街道―居民区）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夯实工作基础的序幕。对街道和社区层面来说，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功能的发挥，还需要聚焦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目标，整合完善社区共治机制，打破行政和资产隶属关系束缚，实现共建共享、互利共赢，更好地推动发展、促进共治、服务群众。运作机制上，要进一步完善联系沟通、需求征集、项目化运作、互联互通、评议激励、经费保障等基本工作机制。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通过设计推出同步服务社区群众、区域单位需求，实现“双向联系、双向服务、双向受益”的“双向认领”工作制度，紧紧围绕服务民生、服务发展，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规范和细化了“双向认领”平等参与、双向服务、共建共享等基本原则和公益慈善类、生活服务类、文体活动类等服务领域，并明确了集调研、通报、协调、例会、跟踪、考核为一体的“六大工作机制”。这些有益的探索实践得到了社区群众和驻区单位的一致认可，才使社区共治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值得复制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