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护理措施篇1
关键词：中老年人痛风病因家庭护理
中图分类号：R5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2（b）-0216-01
痛风是嘌呤代谢紊乱和尿酸排泄障碍所致血尿酸增高的一组异质性疾病。其临床特征是高尿酸血症、痛风性关节炎反复发作、痛风石沉积、特征性慢性关节炎和关节畸形，常累及肾，引起慢性间质性肾炎和肾尿酸结石形成[1]。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和运动方式的变化，缺乏痛风相关知识等因素，发病率呈上升趋势[2]。因此，避免相关诱因，建立合理生活作息，掌握正确家庭护理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患者及家庭的健康和社会的祥和，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发病机制与病因
1.1家庭遗传因素
从流行病学角度分析，痛风多属体内先天性嘌呤代谢紊乱所致，并查明期中部分与酶的缺陷有关，有明显的遗传性和家族史[3]。
1.2饮食因素
痛风在过去的欧洲被称作“贵族病”，贵族与平民的饮食区别在于贵族饮食肉类食品较多。而食物对痛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嘌呤的摄入的多少。据报道[4]每天经口摄入4克由酵母产生的核糖核酸，可使血清尿酸值上升19～36mg/L。嘌呤摄入越多，细胞外液尿酸水平变化越快，尿酸盐在体内沉积就越多，痛风发生性就增加。
1.3躯体疾病及药物因素
高血压病合并高甘油三酯血症，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体重超重或肥胖者，血尿酸水平易于增高。高尿酸血症与年龄、生活方式有一定关系。高龄、缺乏适当体育锻炼，喜食高嘌呤食物均可使血尿酸增加。此外药物作用，比如治疗高血压的某些药物长期使用，如小剂量阿司匹林，复方降压片，硝苯地平等均能阻止尿酸排泄，可使血尿酸上升[5]。
1.4家庭及社会因素
家庭生活对个体的生活方式无疑有密切影响，如果缺乏家庭的支持与帮助，就不能够起到有效监督，健康生活的作用。
1.5医护因素
医护人员的言语，态度可影响患者的情绪和状态。尤其是社区护士的工作作风，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可以使患者得到最大的收益。
1.6过量饮酒
病因学调查认为[6]血清尿酸值与饮酒成高度正相关。饮酒易引起体内乳酸堆积，代谢后的乳酸与尿酸竞争排泄，使尿酸滞留体内.
2家庭护理措施
2.1用药护理
秋水仙素是治疗痛风的主要药物，可终止由尿酸盐结晶诱发的急性炎症反应过程。应用药物时应该注意副作用，避免使用抑制尿酸排泄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青霉素、噻嗪类利尿药等，遵医嘱合理使用。
2.2饮食指导
合理膳食，减少嘌呤摄入。
2.2.1不同食物嘌呤含量见表1[7]
2.2.2食物烹饪方法
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如肉类食物可先用水焯一遍，以减少嘌呤含量。此外减少辣椒、生姜、芥末等易诱发痛风的食品调料，可选用柠檬汁，食醋改善口味，从而增进患者的食欲。
2.2.3饮水指导
供给充足的水，每日摄入在2000～3000ml左右，利于尿酸排泄。降低血尿酸浓度，达到治疗和控制疾病的目的。夏天尤其注意多饮水，避免出汗过多而尿量减少。以白开水为首选。
2.2.4限制烟酒及其他
饮酒可使体内乳酸堆积，而乳酸对尿酸的排泄具有竞争抑制作用[8]，影响尿酸代谢，应避免食用；酸奶因含乳酸较多，不宜饮用；蔗糖蜂蜜因含果糖高，果糖能增加尿酸形成，不宜食用。禁止吸烟。
2.3运动指导
在痛风急性期应卧床休息，抬高患肢，局部制动。关节疼痛72小时后恢复活动[8]；在痛风缓解期以中等有氧运动为宜，比如散步，打羽毛球，太极球等，不宜剧烈运动，大汗淋漓。运动时间每周3到4次，每次半小时到一小时。使用大肌肉群，能背就不手提，能用肩膀就不久手臂，尽量避免过度劳累。运动出汗应洗澡换衣物，穿着宽松柔软，以利于血液循环。
2.4心理护理
痛风患者在急性发作期会出现情绪烦躁，表情痛苦，活动受限，疼痛剧烈等情况，社区护士应该密切观察并指导家人，主动关心患者，听取患者主诉，做好心理疏导，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在缓解期，社区护士应该鼓励患者保持积极健康的情绪，增强其控制疾病进展的信心，锻炼其进行患处功能训练的耐心和毅力，讲述用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消除患者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
2.5避免诱发因素
痛风发作诱因有高嘌呤饮食，全身疲劳，酗酒，湿冷，某些药物（利尿剂、抗结核药物等），精神紧张[9]，控制体重，肥胖与饮食密不可分，与痛风呈正相关。但是降低体重应该循序渐进，不能过快过多，每月降低1KG左右，否则易导致痛风急性发作[10]。应对患者及其家属做好健康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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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立民.社区内科医生读本[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9：120.
家庭护理措施篇2
关键词:征收;直接征收;间接征收;环境保护
一、国际投资中的直接征收
传统上国际法就承认国家有权征收外国人的财产，征收问题早于当代国际投资法。在当资条约中一般都有有关征收的规定。有关征收的习惯国际法寻求实现国家和投资者权利间的平衡，现在投资法明确规定了构成征收的条件和征收的法律后果。征收需要服务于公共目的。环境保护措施无疑满足了公共目的的本质特征。习惯国际法中的征收往往是为了协调国家权力与投资者财产权利间冲突。在国际法领域，征收的合法性没有争议，但是必须满足四要件才能符合合法征收。第一，征收必须为了公共目的。联合国大会将公共利益定义为为了公共事业、安全、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内外的个人或私人的利益。投资者不能挑战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就国家征收决定其本身而论，其可以认为是国家决策的表现，投资者很难对抗东道国为了公共目的的决策。第二，征收措施不得武断和歧视。国际法庭在eLSi案中首先对武断进行了定义，其认为仲裁者故意忽视法律的正当程序，其行为动摇了司法得体。国际法院的这一裁判中的定义在后来仲裁裁判中当作最有说服力的先例。仲裁庭在azuris诉阿根廷案中将武断定义为为仅来源于主张，反复无常的、任性的，放纵的、不受约束的，专横的，其定义包括了布莱克大辞典中的定义和国际法院在eLS案裁判中所做的定义。仲裁庭在occideental诉厄瓜多尔案中，认为征收是建立在偏见和偏好基础上，而不是在事实原因的基础上。武断的定义必须建立在该术语的一般含意的基础上，也应当在国际投资法具体情境中考察。国际法一般要求东道国对外国人或外国投者进行武断的待遇行为进行克制。国际习惯法并不要求东道国对所有的外国人公平对待，或者将外国人和本国国民同等对待，甚至无正当理由不公正的待遇可能也是不可诉的。为了在特定领域保护外国投资，大多数的投资协定规定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仲裁实践表明，相对于主观意图，仲裁庭更倾向于以措施的实际后果为武断的认定标准。在西门子诉阿根廷案中，主观意图对于认定歧视待遇不是决定性因素。确定是否存在歧视的决定因素是相关措施对于投资的实际影响。第三，征收程序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对于这一要件至今存有争议。正当程序原则是国际习惯法给予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类似。另外，程序正当原则往往明确规定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因此正当程序原则是否构成征收措施合法性要件也就产生了争议。在国际最低待遇标注和公平公正待遇原则下，再规定程序正当显然是重复的。有人认为征收中的正当程序不同于违反投资保护待遇中的正当程序要求。但仲裁庭在与征收有关的争议中并不考虑正当程序。有关正当程序的考量是在投资待遇中解决的。第四，征收需要充分、及时、有效的赔偿。学者对于该要件争议也较大。及时、有效要求补偿不能不合理的延迟，并且赔偿的支付货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补偿的充分性要求一直存在争议。当今的标准要求补偿应当在征收发生之前或者征收决定为公众所知悉时的公平市场价为准。一般将公平市场价格作为实际的补偿标准。
二、国际投资中的间接征收
间接征收的构成要件很早就有人论述，也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多边文件中，《保护外国财产公约草案》、1992年世界银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行为指引》、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以下简称naFta)等规定了间接投资或相当与征收的措施。间接征收是国家采取的管制措施，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管理上的措施都可能引起投资条件单方面的改变。投资仲裁中有大量有关间接征收的案件。在RewerCopper诉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案件中，牙买加政府在合同中明确做出了不上涨税收和专利税的保证。仲裁庭指出，虽然Copper的当地分支机构仍然拥有条件变化之前的投资财产权利，但是不能再对投资进行有效控制。在Cme诉捷克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发现捷克媒体委员会干预了Cme的当地分支结构CntS的合同权利，并且指出“如上述的捷克媒体委员会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了Cme当地分支机构的经营权受到了严重破坏，CntS变成了一个有资产但是不能经营的公司。”被破坏的正是申请人的投资，这种破坏正是申请人的高压政策造成的。在Sabtaelena诉哥斯达黎加案中，仲裁庭认为，当东道国采取的措施对投资者的所有权、占有、使用和收益产生影响时，东道国行为构成了征收。在S.D.meyers诉加拿大案中，仲裁庭明确指出，征收包括不仅包括公开的、故意的公认的财产掠夺，而且还包括对投资者的全部2016•2（中）或大部分的财产的使用造成损害的国家干预。technicasmedio-ambientalestecmedS.a.诉墨西哥案中，仲裁庭认为，为了区分国家的管理行为和征收行为，国家必须核实投资者的财产因为东道国的行为已经失去了经济价值。
三、环境保护与征收
在投资中引入环境保护要晚于在贸易领域。贸易领域的环境保护可以追溯到《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arifsandtrade,以下简称Gatt）第20条（b）、(g)项；1991年《能源》在第18条有关自然资源的规定、第24条有关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第19条允许成员国采取谨慎措施保护环境等条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14条规定了环境措施。晚近的双投资协定完善了相关规定。例如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12条规定了投资和环境保护，本条第5款规定“本条的任何一款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采取、维持或实施与条约一致的、易于保证境内投资活动的、意识到保护环境重要性的措施”。在第8条第3款（c）项允许成员方采取或维持包括环境在内的措施，“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与保护生物或非生物可耗竭自然资源有关”。有关环境保护的征收案件构成仲裁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当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也不意味着赔偿不正当。tecmed诉墨西哥案中，仲裁庭认为，依据投资条约环境措施构成间接征收。尽管投资对居民的健康和环境产生影响，但是在庭审中仲裁庭发现这些环境影响并不足以引起终止许可的后果，事实上这种终止许可起因于社会动荡。仲裁庭也明确指出，相关措施是否构成可补偿性的征收需要考虑环境保护的社会背景。更特殊的是，仲裁庭指出一般管制性征收并不阻碍本案措施的征收法律效果，仲裁庭认为环境措施是否是征收取决于环境措施的特性，即环境措施的客观效果。在本案中仲裁庭开始采纳效果和目的因素来认定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在CompaniadelDesarrollodeSantaelena,S.a.诉哥斯达黎加政府案中，仲裁庭在裁决中指出，环境征收措施无论多么值得赞赏、也无论对社会有多大好处，与国际采取的其他政策措施相似，即使是为了环境保护的目的，无论是对国内的还是对外国人的财产进行征收，国家的补偿义务仍然要承担。有学者指出仲裁庭考量有关环境问题的征收时应当限于调查决定征收的最低科学标准，作出征收决定的措施是否以合法和科学的手段和程序，并且调查是否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潜在的损害。如果仲裁庭确信证据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那么，应当认定征收是为了环境保护目的。这一分析重点在征收目的的合法性上。其要求仲裁庭在做出裁定时依据做出征收行为背后环境保护的原因。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环境保护无疑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仲裁庭需要确认被征收的投资是否会造成环境风险。但也要考虑其他征收要件，将其他征收要件作为实施征收措施的前提。仲裁庭主要的考量应该是东道国采取的征收措施是否是为了环境保护目的。首先满足了东道国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环境保护目的后，还要满足于非武断、非歧视性。若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补偿，国家的措施就不会认定为武断和歧视，东道国政府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合法。2012年美国新定的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将投资争端中的环境措施排除在征收之外。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第6条规定除了在极少情况下，缔约一方旨在保护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等的非歧视性管理行为，不构成间接征收。这一规定与国际习惯法关于征收的规定略有不同。
四、新一资条约中的环境保护及其发展趋势
国际法中关于征收的有关规定是为了解决保护投资者的所有权和东道国管理本国公共事务间的冲突。合理的环境保护不仅要符合国家的公共管理权和立法权，而且要符合合法的公共目的。东道国环境保护规则影响投资者投的资决策。东道国环境立法具有不确定性，新环境规则可能改变投资者初始所赖以投资的财政和管理体制，很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继续经营。东道国所采取的环境措施很容易构成征收，其中包括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征收。国际习惯法不排除东道国对征收对象的补偿义务，即使出于公共目的、非歧视并且符合正当程序。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所规定环境保护构成征收的例外。那么投资者的财产权利受到此类措施影响时，东道国将免除补偿责任。美国2012年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缩小了征收条款的适用范围。不仅附件B4(b)第四项将国家因环境保护目的而采取的非歧视的措施排除在间接征收之外，而且附件B4(a)也为仲裁庭提供了认定间接征收的标准。这一规定将对有关环境措施是否属于征收的仲裁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在具体的案件中，一般情况下环境措施符合2012年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的规定，除非投资者有证据证明受到了歧视待遇。因此，如果双边投资协定采取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的模式立法，环境措施将被排除在间接征收之外，那么投资者将会为东道国的环境保护负责。美国依据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签订了一些双边或区域性的投资条约，
五、结语
无疑环境保护问题应当受到各国的关注，它也是促进国际投资法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去努力寻找平衡东道国环境保护利益和投资者海外投资利益保护的法律规则。将环境问题排除在间接征收之外并不符合投资法律体系的原始目的，也对投资者的商业期待不公平。仲裁庭将会明确什么条件下一项措施可认定为环境保护措施。在不久的将来，有关环境征收的案件仲裁庭可能狭义解释有关环境措施的规则，使得间接征收不赔偿的范围最小化。
作者:葛宪运罗庆勇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家庭护理措施篇3
论文关键词人身保护令家庭暴力完善措施
一、人身保护令概述
（一）人身保护令的含义
人身保护令是司法令状的一种。司法令状是由法官根据行政机关及其人员的申请签发的一种命令，根据这一命令，该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在办理该刑事案件中被授予某一权利（如进行有证逮捕、有证搜查）或者进行某一行为（如根据人身保护令释放被拘禁者）。最早将人身保护令引用到民事领域的是美国，美国法院发现制止家庭暴力的最主要途径是通过民事保护令，通过该程序，受到家暴迫害的妇女可以得到保护，也叫反对施暴的禁止令。美国大部分州都颁布了法律明确规定违反保护令的行为是犯罪。在美国若被申请人违反保护令就会被定为“违反保护令罪”，如果是由申请人直接到法院自诉则可以控告被申请人“藐视法庭罪”。在我国，人身保护令在我国算得上是一种崭新的制度，其本质仍然属于一种强制措施，是在离婚诉讼中由人民法院依照申请人之申请而做出的裁定被申请人不得为某些行为的一种民事裁定。
（二）主要内容
在我国由于自古受到夫权思想的影响，大部分家庭都以丈夫为家庭中心，以致很多女性都遭受过或者正在遭受家庭暴力。然又由于传统观念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很多受害者都在隐忍。到最终忍无可忍之时爆发的就是家庭的悲剧，危害社会的犯罪。当一种社会问题上升为普遍现象时就需要法律予以调整。所以2013年新的《民事诉讼法》出台给饱受家暴之苦一族带来了希望，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造成对方当事人损害的案件，可依对方当事人之申请，裁定责令当事人作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这是我国人身安全保护令首次在法律中明确规定。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人身保护令终于有了法律的身份，遭受家暴的当事人在提起离婚诉讼若害怕再次遭受家暴就可以据此申请人身保护令了。
二、人身保护令在反家暴中的意义
（一）家庭暴力的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中一方成员以殴打、捆绑或者以其他手段，对家庭中另一方成员进行摧残，给对方的身体造成伤害的行为。当然有学者还将家庭暴力扩大至精神方面。在此，我们说虽然精神上的伤害也可以被定性为家庭冷暴力，但是由于精神的伤害大小无从评估，所以我认为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的应该仅限于身体上可能受到的伤害，这也便于执行和操作。我国的法律比如《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都有禁止家庭暴力的相关规定，对于那些实施家庭暴力的可以视情节轻重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在我国一般只有家庭暴力上升为犯罪时才能对施暴者进行惩罚。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遭受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助为一种事后救助，达不到真正遏制家暴发生的作用。对于那些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拨打报警电话，请民警前来制止，有的也可以请求当地居委会或村委会来劝阻或调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及时制止家暴，但是由于家暴的发生本身就具有私密性，并不能达到长期遏制家暴的作用。所以寻求一种能够预防和减少家暴的制度就显得极为迫切。
（二）人身保护令在反家暴中的意义
为遭受家暴的受害者提供一种有效的救济措施，一道反家庭暴力的“人身保护令”便应运而生了，由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8月6日签发的人身保护令开创了我国人身保护令制度之先河。据统计自2008年3月《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出台以来，截至2010年10月18日，全国各试点法院发出的人身保护令超过100个，其中只有两例违反情况发生，自动履行率高达98%以上。不得不说公权力的适当介入确实可以对施暴者起到威慑和警示作用。虽然我国尚未进行反家暴的专门立法，但人身保护令的实施运用的确给反家庭暴力的司法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首先就给当事人和社会传递一种信息：家庭暴力不是私事，公权力要干预，可以给无助的受害人一种支撑。可以说，保护令制度为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救济途径，维护了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对防止暴力的再次发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打个形象的比喻：“保护令”是申请人的“护身符”但也是被申请人的“紧箍咒”近年来，在形形色色的离婚案中，难以承受的家庭暴力已成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要因，而鼓起勇气到法院离婚后又往往因“同在屋檐下”而难免受到对方报复进而不得不继续忍气吞声。但自有了人身保护令后便使得平日被对方当作情绪宣泄工具的受害人有了依法维护自身人权不受侵害的“护身符”。而且“保护令”是确保案件顺利审执的法宝。一方面它不仅可威慑被申请人在诉讼中尊重申请人的人身权利，防止暴力下的不测事件发生，避免了案件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出现，也可将事后惩罚施暴者转变为事先保护受害人，从而开辟了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防治的新途径。因此“人身保护令”之举值得提倡。
三、人身保护令在我国的现状及不足
人身保护令在我国虽是一种崭新的制度，但也并非完全属于舶来的制度，其实我国一些法律中典型的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都能看到禁止家庭暴力的影子，另外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也有制止家庭暴力的规定。2008年9月2日全国妇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七部门还联合制定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但是上述的这些规定条款都过于原则化，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执行措施。遭受家暴的受害人一般要在家庭暴力已经演变为刑事违法时才能寻求法律的救助。再者我国公民的一些家庭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家务事不该上公堂，且古语常说的“家丑不可外扬”。当事人不主动寻求救济途径，公权力就很难介入。因为在民事法律当中一般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执法部门也无从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所以国家公权力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护具有明显滞后性，罪恶得不到惩治，遭受家暴的受害人的人身权益便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终于在200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了《涉及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首次提到“对被害人采取保护性措施，包括以裁定的形式采取民事强制措施，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安全”。《指南》中的“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安全”的民事强制措施即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身保护令。根据我国《指南》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保护令的主要内容概况起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针对受害人的保护、救济性规定。主要有如申请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或者生活确有困难的等。第二，针对施暴者的保护令内容。主要有禁止性规定，远离性命令，亲权行为限制，财产处分权限制，心理治疗等。但是由于《指南》，只作为法官判案的一种参考性文件，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故国内只有某些省市开展人身保护令的试点工作。
可喜的是在2012年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诉讼保全制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大幅修改，在原有的财产保全之外，增加了“行为保全”（即人身保护令）内容，这样一来人身保护令便有了法律的身份，扩大了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范围。这样的修改旨在切实解决现实生活中屡禁不止的家庭暴力的问题，随着《民事诉讼法》的开始实施，人身保护令制度也随之在全国法院依法正式推行，如2013年“李阳离婚案”中的人身保护令乃属民诉法修改后的北京法院首次发出。由于缺乏具体的执行办法以及违反人身保护令的惩治措施，人身保护令虽然有法可依但执行起来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四、人身保护令制度的完善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具体执行程序仍需法律明确
尽管新的民诉法明确了人身保护令，却没有关于如何操作的具体规定，且人身安全保护令依附于民事诉讼活动，所以人身保护令的时限适用于民诉法关于提起保全的时限，民诉法第101条规定，申请人在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30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法院应当解除保全。但有些夫妻只是希望通过人身保护令禁止家庭暴力，并不想离婚。在这种情况下，人身保护令的保护效力就只有30天。那么30天后受害人不提起离婚诉讼但又发生家庭暴力怎么办，法律并没有解决。在美国受害人只要觉得自己的人身权益可能受到侵害就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而且很多人身保护令的期限可以是1-2年，在人身保护令存续的期间若被申请人违反人身保护令，都可按犯罪处罚。所以我国的人身保护令中的具体执行措施还需要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
（二）强化司法人员反家庭暴力意识
缘于传统观念束缚及对婚姻及家庭关系的顾虑。在很多家事法律纠纷中虽常有遭受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事实，但受害人又不愿申请人身安全保护措施。有的是根本不知道我国有这样的制度，这时便需要法官对相关知识进行宣传解释，消除当事人的认识误区和心理上的担忧，让她们认识到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必要性。可以建议法官对于人身安全可能受到威胁的当事人予以告知是否需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可以在起诉、立案、审理等环节并为可能有需要的当事人提供《人身安全保护裁定须知》和申请表，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
（三）拓宽人身保护令的适用范围和保护方式
家庭护理措施篇4
【关键词】高血压；家庭医疗保健服务；社区卫生服务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高血压患病率为19%，即目前高血压患者达到1.8亿；在高血压人群中血压控制率并不高，美国1988-1992年的调查为28%，英国最近的调查为7%，我国北京方庄的调查为19.5%[1]。血压控制率低与高血压患者的依从性差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家庭护理干预是影响高血压患者依从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家庭护理是对有后续照护需求的个案及其家庭，能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中，获得定期性的专业健康照护服务，并达到健康促进、健康维护与疾病预防的目标。因此，高血压患者家庭护理质量对其依从性与控制率有着重要的作用。探讨程序式家庭护理模式对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依从性的影响，为开展高血压患者家庭护理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1方法
以同年龄组（以5年为年龄组的划分标准）、同性别、同高血压等级为配对条件，以1∶1为比例进行配对。从120例符合纳入标准的高血压患者中筛选出，4对满足配对条件的高血压患者，将同一对的两例患者随机分配到程序式家庭护理（下称家庭组）与常规社区护理（下称常规组），共干预6个月。
1.1家庭组干预方法:评估的实施:本研究进行2次评估。首次评估指第1次对患者身心状况总体的评估，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社会支持、生存质量；再次评估指除首次评估及定期评估外，其他时间段随访的评估，评估主要的重点是护理措施的效果、新的健康问题及其对患者身心健康的影响；定期评估是指干预第3、6个月时对患者的评估，除包括再次评估的内容外，还对患者的心理状态、社会支持、生存质量、依从性进行整体评估。
1.2家庭组干预内容:家庭组干预内容以患者需求为导向，选择慢性病普遍存在的家庭护理需求，并将其分为优化疾病知识结构，调适负性心理，强化健康支持体系三大范畴。其中优化患者疾病知识结构，包括：①疾病相关知识教育，如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发生发展过程、并发症等；②生活方式知识宣教，如饮食种类、热量的计算、运动的种类、运动时间、服药的注意事项、血压测量的注意事项等。心理干预措施：①认知疗法，帮助患者正确认识自己心理问题，采用积极态度对待疾病如采用现身说法，介绍其与心理状况良好的患者认识并沟通交流，鼓励患者参与种植花草、下棋、练习书法等；②放松疗法，包括放松训练及音乐治疗，如听舒缓音乐、放松技巧等。
③行为矫正疗法，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订合理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纠正不良生活方式，如服药依从性差的患者采用设置闹钟提醒、放置醒目标牌提醒患者服药。强化健康支持体系措施：①指导家属给予患者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如经常提供患者喜爱的食物、足够的生活用品、陪伴患者身旁等；②介绍病友相互认识，并介绍与其疾病抗争的经验；③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随时为他们排忧解难；④指导患者有效利用家庭资源，指导患者运用家中最有知识者、最亲密最有话说者说服并鼓励家庭成员选取健康行为的决策、指导患者积极寻求恰当的帮助与支持，遇到困难要主动与家庭成员进行沟通交流，以获得帮助与支持。
1.3干预方法:采用一对一、面对面的宣教方式，其流程包括：①知识评估-分析知识掌握及运用情况-确实存在的问题-寻找原因-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问题；②知识评估，应用自制疾病知识评估问卷对患者疾病进行评估，将患者疾病知识分为3层即患者已掌握的知识、不了解的知识、想了解的知识。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患者知识的掌握程度及运用情况，确定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归类如知识缺陷、知识转化行动障碍、错误健康信念等。对存在的问题探究原因，针对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如患者是由于经济原因引起，采取争取低保或社会救助的方式；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说服家属为患者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③实施严格按家庭护理方案的要求、时间、方式以及频率、实施流程图有序地实施；④第2个月每周入户干预2次，电话随访1次；第2、3个月每两周入户1次；第4-6个月每月干预1次，包括即时提问、行为疗法、电话监督。
2程序式家庭护理对患者血压控制的效果
社区干预使血压下降，主要从两个方面起作用。一方面避免引起血压升高的因素。引起血压升高的因素包括：情绪激动、便秘、饱餐、肥胖、 吸烟饮酒、缺少运动、失眠、食盐摄入过多、不合理饮食等不良生活方式，通过健康教育使患者了解这些知识，通过定期随访及增加社会支持进行监督、采用行为矫正疗法纠正其的不良习惯。另一方面从直接将低血压角度出发，采用相应措施提高患者的降压效果，包括让患者了解服药的注意事项，正确服用降压药的方法，家属的督促及设置服药提醒措施这些都有利于提高服药依从性。据相关资料显示，90%的降压药能达到有效控制血压的目的，因此患者掌握正确用药，提高其服药依从性是血压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2]。
3结论
程序式家庭护理能提高高血压患者依从性，促进血压有效控制，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此外本家庭护理模式还体现了良好的操作性和实用性，制订了具体的、可行的流程图与护理步骤实施程序，使操作简便易行[3]；选择需求量大、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家庭护理服务，从而既能满足高血压患者的需求，又能适应社会护理人力资源不足的现状。因此，程序式家庭护理模式值得在社区护理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李解．心理护理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中医药导报，2007，13(9)：60-61
家庭护理措施篇5
论文摘要: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癌症”。推动家庭暴力防治专门立法、发挥司法资源的功用、全面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务之急。文章根据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状况,指出我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现实路径。
一、“围城”难进：司法介入家庭暴力机制的掣肘
(一)我国反家庭暴力相关立法
现行法中涉及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主要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处罚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例如，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自力救济的途径，明确了公安、司法部门在反家庭暴力中的职责，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依法治理家庭暴力。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明确了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000年3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这是我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此后，四川、宁夏等省市自治区人大先后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等专门性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市自治区颁布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规。最近，、公安部、全国妇联联合下发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将家庭暴力纳入“110”出警范围，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律规制的缺陷
1．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不完善。司法实践中，我国甚至没有反家庭暴力的立案案由，没有反家庭暴力的专门的统一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制止家庭暴力最有效的司法介入缺乏法律支持。表现在：第一，对“家庭”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未作规定。第二，对于“暴力”一词未作明确阐释。第三，刑法没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罪名。第四，对于达不到《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最低惩处标准的家庭暴力行为未作规定。第五，民事救济制度不完善，缺少相应的民事预防和救济措施。第六，虐待、遗弃等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被规定为“自诉案件”、“不告不理”使得司法机关很难介入，国家追诉难。第七，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造成受害者举证难。第八，预防性措施不够，多为伤害行为发生后的补救性措施。上述问题造成现实中司法机关难作为，使得家庭暴力的整体公力救济体系大打折扣。
2．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不充分。第一，民事救济制度不完备。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仍然把救济的对象界定为受到严重伤害的家庭成员。对发生家庭暴力但未导致离婚的受害人的救济缺位。因为司法解释规定要获得赔偿，必须要以离婚为条件。
由于我国实行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使得婚内赔偿很难找到依据，在实践中也很难实行。司法救济特别是法院的救济不得力，没有赋予法官实施民事保护令状的权利，法院的制裁措施只能是施后的补救，难以发挥预防作用。第二，警察干预防范不到位。法律依据不充分，没有对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干预家庭暴力提供依据，公安机关介入时只能是事后处罚。职责履行受限制，公安机关对发生在家庭中的纠纷，对民事责任的承担没有裁决权，只有通过法院才能决定。公安机关执法权限的约束使得在防治家庭暴力时处境尴尬。法律操作性不强，《婚姻法》规定公安人员可以对家庭暴力介入并予以制止，可采取的方法没有具体规定。第三，刑事惩治措施不得力。刑法没有专门的家庭暴力罪名，将家庭暴力行为分散地规定在故意伤害、虐待、遗弃、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罪名中，不承认婚内强奸等，这样的规定不利于打击家庭暴力行为。第四，诉讼程序规定不合理。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涉及家庭暴力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等案件适用自诉程序，即“告诉才处理”、“不告不理”。这样的规定常会使得施暴者有恃无恐，受害者求救无门。第五、举证责任分配不恰当。轻微家庭暴力案件中，自诉人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然而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缺乏目击证人；家庭暴力的长期性，证据易于毁损、遗失。现行证据规则在证据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的特点，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而难以成功地完成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诉讼的成功率大为降低，客观上使施暴者难以得到应有制裁。
二、冲出“藩篱”：“反暴”立法应强化司法的功能
1．完善民事司法救济制度。第一，合理引进民事保护令制度。我国现有的家庭暴力救济措施有公诉、自诉、治安处罚、离婚等救济途径，《婚姻法》也规定了相应救济措施。但除治安拘留或刑事拘留外其他方式均不能使受害人尽速远离施暴者，受害人始终处于家庭暴力的威胁之下。经英美法国家和台湾地区实践证明的保护令制度则能有效中断家庭暴力，具体操作是将民事保护令分为暂时保护令和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由法院在受害人面临紧迫侵害危险时不经庭审尽速核发，事后据受害人或加害人举证判定是否驳回；通常保护令由法院经庭审后核发以较长时间地保护被害人。民事保护令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能使受害人较早得到国家的公力保护，能够有力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我国有的法院已经进行了尝试，并取得较好效果。无锡崇安区法院于2008年8月6日作出裁定：“禁止刘刚殴打、威胁王贵芬”，“本裁定有效期三个月，送达后立即执行。”这是我国第一份反家暴领域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是国内首次适用民事裁定制止家庭暴力。10月7日，长沙岳麓区人民法院也发出了湖南省第一个人身保护裁定，将事后惩罚施暴者转变为事前保护受害者，开辟了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防治的新途径。第二，实行夫妻宣告分别财产制。在发生法定情形时，法院应当事人申请宣告实行分别财产制。依现行法发生家庭暴力时只要最终没有得到离婚判决，损害赔偿的请求就不予支持。而不起诉离婚就不能起诉要求损害赔偿，否则因当事人实行法定财产制使判决无意义。“因为在夫妻共同财产的状态下，赔偿只是从共同财产中拿出来，又放回共同财产中去”。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不只意味着对其物质利益的保护，还意味着对被害人精神的慰藉和基本权利的尊重。实行宣告分别财产制，可以在发生家庭暴力时，分割共同财产以保护受害方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使家庭暴力受害人能够依法得到相应损害赔偿。“由于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强、补救及时的特点，可以作为我们完善司法制度的参考”。
2．强化警察机关防范职能。立法应在“充分尊重被害人意愿的基础上” 为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干预家庭暴力提供法律依据，做到及时介入，做好事前和事中防范；赋予公安机关处理家庭纠纷及民事责任承担一定的裁决权，增设保安处分，对实施了家庭暴力，情节轻微不需要进行刑罚处罚的进行制裁；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对公安机关接处警家庭暴力案件细化程序，做到有法可依。
3．加强刑事司法惩治力度。第一，增设家庭暴力罪罪名。“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犯罪，妇女不应忍受任何暴力、社会不能容忍暴力、男人没有权利施暴、每个人都不应遭受暴力”。刑法在根本上说与其说是一种特别的法律，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在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基础上增设家庭暴力罪罪名，把“婚内强奸”纳入进去，充分发挥刑罚的制裁功能，以保障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实施。家庭暴力罪可以作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虐待罪、遗弃罪等的竞合犯，将其它类型的犯罪不能包括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刑法处罚的家庭暴力行为统一规定为家庭暴力罪。符合家庭暴力犯罪构成的行为，一律以该罪处罚，不再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遗弃罪等定罪处罚。第二，提高家庭暴力犯罪法定刑。我国家庭暴力犯罪存在明显轻刑化倾向，很多施暴者恶习不改，被害人的利益无法得到相应保护。同时应该提高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遗弃罪的法定刑，进而带动相应的家庭暴力犯罪法定刑的提高。对背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轻刑化法律予以适当调整，增强刑罚的惩治功能。
4．设立家庭暴力审判庭或专门合议庭。专业化审判有利于妥善审理类型化案件，有利于重点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以提高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比如近年来各地设立的少年庭，对于总结审判经验、维护少年的合法权益、增强少年法律意识、促进少年健康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的反暴法庭，也应成为专门的审理反暴案件、总结审判经验、打击家庭暴力、维护受害者权益的重要平台。
5．规范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第一，家庭暴力犯罪追诉权的适当调整。对于伴侣间性侵犯应为亲告罪，因为夫妻间性侵犯与隐私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采用自诉处理的方式是对隐私权和性自主权的合理平衡。其它的家庭暴力行为就界定为公诉案件，这通过国家追溯权打击家庭暴力，维护受害者的权益。第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相比其他案件而言，家庭暴力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其通常发生在家庭内部，没有第三人证明，受害人往往很难提出自己受到侵害的充足证据。如果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让施暴者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就可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有利案件的公正审理，必将更加有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为了防止某些家庭成员恶意诉讼，举证责任的倒置的证据规则并不是指全部举证责任的转移，原告同样应就自己受到侵害的事实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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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护理措施篇6
家庭暴力，作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存在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导致了婚姻家庭的不幸，而且还极易引发恶性犯罪案件，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采取包括专门立法在内的各种措施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既是保障家庭弱势群体人权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作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并不能使我们乐观，因为当前我国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其中，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规范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也尤为突出。有关调查表明，很多人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无法可依，而且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专门规范家庭暴力的单项法律。[1](p29)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对家庭暴力问题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现有的法律规定还有很多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二)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三)在民事法律方面，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作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值得探讨；(四)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五)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等等。[2](p24)由于存在着上述立法上的不足，而遵从法律又是执法者、司法者的天职，这就必然导致在制裁家庭暴力方面存在执法上的不足。我们认为，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的适用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请记住我站域名/]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有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此外，一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二)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三)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人们的认识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在加拿大，家庭暴力被界定为：“由施暴者使用暴力、胁迫、懈怠或疏忽等方式对另外的人的行为，该行为对于被侵犯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完整性或她的权利、自由以及情感都有损害。”[3](p106)就其具体表现而言，昆士大学的凯瑟林教授列举了以下几种：1、身体上的攻击或强制，如残害、殴打、推搡、禁闭等；2、限制人身自由，如不让参加社会活动、不给提供交通工具等；3、情感上、心理上的伤害，如羞辱、任意贬低人格等；4、威胁、恐吓；5、以破坏家具、殴打宠物等方式伤害对方；6、婚内；7、经济上的暴力，即以剥夺财产、剥夺工作机会使其生活受到威胁等等。在新西兰，1995年12月获得通过并于1996年7月施行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4](p83)在英国(1996年家庭法法案)虽然为配偶、前配偶、同居者和前同居者之间的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救济，但对家庭暴力的内涵却未作解释。对此，英国学者马力安·海思特认为，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在有关的国际文件中，家庭暴力是被这样定义的：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定义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无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95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对于国外立法、学者的解释和国际社会的上述界定，我国很多的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和妇女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这一主张有利于全面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体现了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但也有人认为这一主张内容过于宽泛，对家庭暴力的理解有泛化的倾向，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因而认为，家庭暴力应限定在肉体伤害，以便认定。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和认识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当以概括的方式明确什么是家庭暴力，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而且在确定家庭暴力范围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界定，1、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婚姻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中；2、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夫妻间、曾有配偶关系的人间、伴侣间、父母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祖孙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3、家庭暴力的手段既有作为的，也有不作为的；既有直接指向受害人的，也有间接指向受害人的；既有身体的，也有语言的；4、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有身体方面的、性方面的、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经济方面的；5、从程度上讲，对受害人造成任何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应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四)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五)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审查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六)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七)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八)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收稿日期：2003-02-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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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吟兰，李明舜.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法律干预之实证研究[a].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Z]，北京：中国法学会，2002.
家庭护理措施篇7
社区一词来源于行政名词，指的是一定区域内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群，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基于同类型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
2国内社区干预的模式
2．1以家庭为主的模式家庭是社区的基本组成单位，患者出院后和家属生活在一起，家庭是患者主要的支持系统，对患者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是患者康复的主要地方。有文献报道，家庭教育和家庭干预是精神病患者社区康复非常有效的措施。孙文会等采用包括建立健康档案、家庭康复培训、社区居民的健康教育、家庭随访、个体康复计划和辅以心理干预的家庭模式由家属、经过培训的社区医生和专科医生、居委人员组成干预小组对60例精神病患者实施为期12个月，干预前后使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表(SDSS)、自制康复计划书、患者个案管理手册进行评定，干预后患者的功能恢复效果显著，降低复发和在住院的机会，减轻了家庭负担，减轻了家属的心理压力和社区居民的心理压力。而苏勉等采用电话随访、集体或家庭健康教育的方式由临床经验丰富的副主任医师和副主任护师各1名，对患者实施为期24个月的家庭干预，干预前后使用SDSS、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74(GQoLi－74)、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进行评定，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服药依从性明显提高，社会功能改变明显，复发率降低，日常生活能力提高更快。曹新妹等在家庭综合干预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影响中对干预组50名患者，实施家庭综合干预措施，包括:介绍精神疾病的有关知识、治疗及康复知识及家庭监护知识、结合家庭情况进行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指导、药物自我处置技能的指导、建立患者作息制度及症状自我监护技能，由3名具有本科学历及主管护师以上职称、同时具有心理咨询师的护理人员担任干预员，由2名具有本科学历及护师职称或以上的护士担任测评员，干预时间12个月后对患者进行服药依从性、患者与家属接触时间、疾病复发次数、SDSS量表测评，分析后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这也与国内许多研究者的结论相一致。因此，对患者实施“以家庭为主的社区干预模式”是可行的，有效地，不仅可以提高患者依从性和保证其良好的医从性，而且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意识，促使其社会功能的康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主要措施，但是，家属成员缺乏专业的护理知识，不能及时地发现病情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2家庭心理干预模式心理护理干预是心理护理重要的组成部分，心理护理能使患者保持愉快的心情，使其紧张、焦虑等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得到松弛，恢复情绪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稳定状态，从而使患者心情放松，提高了患者对治疗护理的依从性，使患者对护士的价值产生认同感。孔媛等采用“家庭心理干预”的方法，由医务人员对40例生活在社区的精神患者实施为期18个月的干预，分为准备阶段(3个月)和实施阶段(15个月)。准备阶段由家庭集体心理教育、强化干预、个别干预和维持干预4个阶段组成。实施阶段由生活技能训练、人际关系的发展和恢复、预防复发3部分组成。每半年随访一次，随访时用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SDSS、wHo-QoL－100测定简表进行量表评定，结果显示患者的社会功能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精神患者普遍存在自卑、退缩、焦虑、紧张等一些负性心理状态，干预过后发现患者心理活动和社会适应能力明显改善，一些负性心理状态有所下降。说明对精神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是必要的，建立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统”，尽量满足其一些合理诉求，对生活在社区的精神患者至关重要。
2．3个案管理模式一些研究者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患者个人基本信息、服药情况、生活方式等信息，建立患者个人档案，有针对性地对患者实施干预。朱梅芳在社区护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康复的效果研究中，采用建立档案、服药指导、生活方式指导辅以心理护理，由社区护士对100例社区精神病患者实施为期3年的干预，使用自行设计的量表进行测评，结果显示，患者的社会功能、服药遵医行为、病情稳定程度有显著的改善。周建芳等采用“个案管理”的模式由医务人员对28例社区慢性精神病患者实施为期11个月的干预，步骤包括:采集患者康复状况、根据患者康复状况制定康复计划、定期随访计划的执行情况、定期评估患者的康复状况直至出组。干预前后使用治疗态度问卷(itaQ)、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morningside康复状态量表(mRSS)、一般健康问卷(GHQ)、家庭负担会谈量表(FiS)，结果显示，个案管理模式有利于改善社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提高健康水平和康复状态以及降低家庭照料负担，周建芳使用了大量的量表，不仅能从不同的侧面来了解患者在干预前后的状况，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其工作量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是其缺点，目前不适合临床推广使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推广开来。
2．4社区主动干预模式陈钰［17］在社区主动干预模式对社会救助精神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的研究中提出并使用了该模式，研究中由医务人员对180例社会救助的精神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90例。干预组给予社区主动干预，对患者实施支持性综合心理干预、行为矫正、诱导与督导干预、找到家属的患者由家属陪同一起参加家庭干预，干预时间12个月。干预前后使用BpRS、itaQ、GQoLi－74进行测评，效果明显，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也提高了患者的服药及治疗的依从性。不过，这种模式只是在社会救助精神患者的研究中使用，对社区的慢性精神患者的使用效果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验证。
2．5社区综合干预模式张明兰等［18］在社区综合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的研究中，干预组由精神科护理人员、心理咨询人员、经过培训的社区干部组成，对49例患者采用包括集体健康教育、家庭访视、社会功能训练等社区综合心理干预措施，干预时间为12个月后，使用wHoQoL－100测定简表、SDSS进行测评，结果显示，能有助于改善精神分裂者的精神症状和社会功能，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与张金香等在系统社区干预对出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巩固的影响中研究的模式相似，由经过培训的专业医师和护师进行干预，干预前后使用BpRS、SDSS、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精神现状检查(pSe)进行测评，干预后效果改善明显。郭红利等在社区综合性精神康复措施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作用中，由社区医生和护士，对干预组75例患者实施为期3年的社区综合干预，措施由及时提供医疗指导、为患者制定适合个体的康复计划、定期举办集体活动，增加人际关系交往方面功能组成，干预前后使用Krawiecka症状量表、mRSS、SDSS进行测评，结果显示，社区综合性精神病康复措施，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症状和社会功能，促进患者康复。陈强等［21］对502例生活在社区的重性精神病患者采取有针对性的药物干预、心理干预、应急处置等综合的社区干预，由家属、乡村医生、村干部、村民小组长、社会工作者组成监护小组，由经过培训的精神科专业医生对监护小组成员进行四次系统培训，对精神患者干预时间2年。干预前后使用GQo-Li－74进行量表测评，效果显著，能有效地改善、控制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病情，提高患者的劳动能力，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社区综合心理干预的效果效果明显，分析作用如下:①提高了治疗依从性。②提高了家庭对患者的应对技能。③提高了患者的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能力。④减少了患者在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因素等心理社会应激，增加了社会支持。这与国内其他学者所报道的情况相似。单一的干预模式侧重点有所不同，干预后的效果有局限性，社区综合的干预模式在目前的文献中报道的最多，对患者作用的效果也比较明显。社区综合干预模式研究结果显示通过社区综合干预，能有效地改善、控制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病情，提高劳动能力，改善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生活质量。
3社区干预效果的评定工具
在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社区干预的过程中，正确的评定工具对于评价干预措施的效果是至关重要。就目前国内报道的文献中，SDSS、GQoLi－74、wHoQoL－100测定简表、BpRS，被学者和研究者使用比较多而且效果较好，比较能反映患者的精神及生活状态。自治力itaQ、GHQ、FiS、itaQ、SCL－90临床使用较少，也有一些研究者使用医生专用的量表，由专业医师进行测评，如BpRS、panSS、pSe、Krawiecka症状量表、mRSS。以上量表在临床实践中大量使用，量表的信度、效度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所有的使用比较普遍，其他的研究中还有研究者自己编制的量表。在上述的测评工具中SDSS、GQo-Li－74、wHoQoL－100测定简表、BpRS、Krawiecka症状量表、mRSS对评价生活在社区的慢性精神患者的效果比较好。
4小结
家庭护理措施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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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与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少年法院在制度的连接与案件分流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与严重违法案件的对应制度可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案件的处理与分流成流线型。最终进入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案件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通过对于中日两国实然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的比较得出结论：制定和实施具有司法法性质的少年法是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独立的关键。
一、日本少年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
（一）规范的对象
日本少年法与少年司法制度规范的对象被称为“非行少年”。非行少年包括犯罪少年、触法少年与虞犯少年。犯罪少年与触法少年在实施了触犯刑法的行为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不过，日本刑法第41条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的行为，不受处罚。”根据此规定，少年法把可以成为刑罚对象的14周岁以上不满20周岁的“犯罪少年”与不能被课予刑罚的不满14周岁的“触法少年”作了区分。与“犯罪少年”和“触法少年”不同，“虞犯（有犯罪倾向的）少年”，并没有触犯刑法，而是有被称作“虞犯（有犯罪倾向）事由”的一定品行，并且，根据他的性格或环境，将来可能会犯罪，或具有触犯刑法的危险性（我们称其为“虞犯性”）。
（二）规范的相应制度建筑
在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对非行少年课予刑罚的制度（以下称“刑事司法制度”）、课予保护处分的制度（以下称“少年保护司法制度”）和实施福利性措施的制度（以下称“儿童福利行政制度”）{1}。
日本“儿童福利法”独立于少年法，这部法律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是“儿童”。同少年法一样，该法以“培养儿童健康成长”为目的，其组织机制是，由都道府县知事以及接受其委任的“儿童相谈所长（儿童咨询所负责人）”等行政机关来决定各项“福利性措施”。接受这类福利性措施的儿童，大多是有身心障碍的儿童、孤儿、被虐待儿童等没有做过越轨行为的儿童，但未满18周岁的越轨少年也可以成为儿童福利法的保护对象。
（三）少年案件的分流
当少年案件的实施人为触法少年或虞犯少年时，儿童福祉法规定的措施被优先考虑。家庭法院接到由各都道府县或者儿童咨询所移送的少年案件，可以决定审理。如果行为人是14周岁以上的虞犯少年，原则上发现少年案件的人必须通告家庭法院。但同时对于未满18周岁的虞犯少年，警察或者保护人认为比起直接移送家庭法院或者通告家庭法院，通过福利措施来处理更为恰当时，可以直接通告儿童相谈所。
当少年案件的实施人为犯罪少年时，除了违反道路交通法而需要交纳罚款的场合之外，对于可能涉及罚金以上刑罚处罚的犯罪嫌疑案件，警察将其移交给检察官。检察官如认为有犯罪嫌疑时，或者虽然认为没有犯罪嫌疑，但是认为有理由应当将案件移送家庭法院的，该案件必须被移送家庭法院。移送时可附有关少年处遇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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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家庭法院为中心的处理程序
1．家庭法院的调查与少年鉴别所的鉴别。家庭法院在接到由检察官等移送的案件，必须对该案件进行调查。可以命令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对该少年、保护人或者参考人进行取证调查，也可以将少年移送少年鉴别所，要求进行资质鉴别。
根据调查结果，家庭法院认为儿童福祉法规定的措施已经足够时，必须将该案件移送各都道府县行政机关或者儿童咨询所。认为不能开庭或者不适合开庭审理的，可以通过不审判的命令来结束该案件。如果认为应当开庭审理的话，可以做出开庭审理的决定。
2．家庭法院的审判。家庭法院审判通常实行独任制，如果认为需要由合议庭来进行审理的，则由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判是非公开的，开庭之日传唤该少年及其监护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出席。审判可以允许少年的亲戚、教师以及其他认为可以列席的人旁听。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检察官也可以出席审判。检察官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对证人进行讯问、可以对少年提出问题，请求证据调查，陈述意见。
3．少年案件的审理结果。少年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可分为，审判不开始决定、不处分决定、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的决定、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保护处分的决定。
审判不开始决定是指最初就决定不开始审判。不处分决定，即开始审判，但不处予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移送到检察官处理、保护处分中的任一处分。
根据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的判决，案件被转移到儿童福利行政系统。以厚生劳动省管理的机构为中心的儿童福利系统，与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相比，法律强制力更低。
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也被称为“逆送”。因为，审判的结果是把从检察官移送到家庭法院的“犯罪少年”的案件，再次移送到检察官那里。通过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犯罪少年”的案件被转移到少年刑事司法系统。少年刑事司法系统基本等同于对成人的刑事程序，与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相比，更具有法律强制力。
（五）家庭法院分流后的处理与执行建筑
1．移送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案件。检察官接到家庭法院逆送回来的案件，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系统，原则上必须提起公诉。案件程序几乎与成人案件程序相同。但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应当采取保护处分的，以该决定为准，案件将再次移送到家庭法院。
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少年，应当判处死刑的，处以无期徒刑。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即使应当处以无期徒刑的，可以处以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刑。对于少年应当处以3年以上的长期有期刑之时，在该刑期之内，处以不定期刑（不定期刑分为长期刑与短期刑，短期刑为5年以下，长期刑不得超过10年）。
2．保护处分的执行。保护处分分为保护观察、移送到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移送到少年院这三种。
（1）保护观察。保护观察是指，使少年在社会中正常生活，进行指导监督、制定生活的目标和指针，同时提供就业援助和住宿，以此促进其改过自新的制度。是在社会内处遇的一种形式。保护观察自身除了作为保护处分的一种形式，在少年从少年院假释、也包括成人从监狱假释时，也会执行附带保护观察的假释。
（2）移送到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都是厚生劳动省管理的儿童福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的援助定位于对未满18周岁的儿童开展为使其自立的援助。在这些机构里，不仅有因为保护处分送来的儿童，还有通过儿童问题咨询所送来的受虐待儿童。特别在儿童养护机构里，后者更多。因此，与少年院不同，这是相对开放的机构（例外的是，国立的儿童自立支援机构里，也有一些限制儿童行动自由的采取强制措施的设施）。
（3）移送到少年院。少年院是收容从家庭法院移送过来进行保护处分的少年，以及在少年院里接受刑罚的少年，对其进行矫正教育。在少年院的处遇，是机构内处遇的一种形式。少年院基于“个别处遇计划”，积极设法使处遇个别化和分类处遇。少年院分为初等少年院、中等少年院、特别少年院、医疗少年院四种，
少年院与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在基本的方法上存在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少年院采取“一边养育一边纠正”的方式，儿童自立支援机构采取“在自然成长中加以纠正”的方式。正如过去把它们分别称为“矫正”院和“感化”院那样，存在着使用外力进行教育和依托儿童自身进行教育的不同之处。
综上，日本少年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可用下图表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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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或越轨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
（一）规范对象与规范制度
中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越轨、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规范对象可概括为两分法，即刑法之内与刑法之外。
刑法之内，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遵循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和刑法分则关于各种犯罪的规定。这一部分，相对应日本少年法中“非行少年”三种类型之一的“犯罪少年”。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刑法之外，对未成年人越轨或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处理方式可归纳为：1．收容教养。我国刑法第17条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条规定，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收容教养的对象为行为触犯刑法，但按照刑法规定不够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相对应日本少年法中“非行少年”三种类型之二的“触法少年”。14周岁以上的触法少年属于收容教养的规范对象，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般不予收容，除非其行为非常恶劣，并且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公安部门批准。
2．劳动教养。关于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较有争议，它既不是一种刑事处罚，也不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更不是简单的教育挽救措施，而是介于刑事处罚与治安管理处罚之间的具有强制性的、独立性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2}。可以说劳动教养主要是对应成年人的制度，在少年矫正领域，规范对象为16周岁以上的人。
3．治安处罚。治安处罚是一种行政处罚，具体规范对象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未成年人违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可能成为治安处罚的对象。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4．收容教育。收容教育是对实施卖淫、嫖娼行为的人可以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年满14周岁到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在规范之内。收容教育期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组织文化学习以及生产劳动。收容教养后仍不思悔改再次卖淫嫖娼的，由主管劳动教养的政府劳教委员会裁定劳动教养。
5．强制戒毒。强制戒毒被认为是一种保安处分{3}，对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人员可以采取的强制教育与在治疗措施。未成年人作为毒品依赖者也可以成为这种强制医疗的对象。如果戒毒后再次复吸的，裁定劳动教养。
6．工读学校。工读学校是对有违法、轻微犯罪行为和品行偏常的未成年中学生进行有针对性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是普通教育中的特殊形式。工读学校招生的对象是已满12周岁到不满18周岁客观上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少年。现在工读学校入学的程序由原来的按照严格的审批程序改变为由家长、学校、工读学校三方面相互协商一致后决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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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福利保护措施。是由政府民政部门及主管的福利机构对市区失去养护教育、流浪与社会上的孤儿收容抚养的教育措施。
8．社会帮教。社会帮教既不是行政处分，也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一种群众性、社会性的帮助教育手段。帮教对象可由学校、单位、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及家庭商定。
从上述实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越轨或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看，可将规范制度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与刑事司法外系统，即行政系统。
（二）未成年人案件的分流与处理
1．公安机关的分流与处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8条规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是指：（1）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2）刑法规定由政府收容教养的案件；（3）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予以劳动教养的案件；（4）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规定，予以治安处罚的案件；（5）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收容教育案件；（6）18岁以下未成年人强制戒毒案件。其中（1）中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2．检察机关的分流与处理。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以及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案件，如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分开办理。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应当充分阐述未成年被告人构成犯罪以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和法律依据。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3．法院的审理与分流。对于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人民法院判决未成年被告人有罪的，宣判后，由合议庭组织到庭的诉讼参与人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如果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以外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或者教师、公诉人等参加有利于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的，合议庭可以邀请其参加宣判后的教育。判决宣告少年被告人无罪或免除刑事处罚，如果被告在押的，当然应立即释放。但同时刑法第17条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条规定，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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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年案件分流后的执行与矫正
1．刑罚的执行。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有期徒刑与成年犯罪人分开，由未成年人管教所来进行教育改造。无期徒刑，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除非罪行极其严重的，一般不适用无期徒刑。拘役刑在拘役所执行。管制刑，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改造。关于财产刑对未成年人的适用，一般不判处没收财产。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判处罚金。关于资格刑，除刑法规定“应当”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对未成年人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
2．非刑罚的方法。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理方式有：赔偿经济损失和赔偿损失；训诫、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收容教养，家长、监护人管教；强制医疗；没收；劳动教养，送至工读学校、社会化矫正与帮教措施等。
三、从中日少年案件的实然分流与处理程序看少年司法模式
（一）分流少年案件的主体
通过实然的少年案件流程图描绘，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非行少年案件对应的三种制度系统，即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司法制度、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其中以少年保护司法制度系统为中心，处理与分流少年案件的主体主要是家庭法院，由家庭法院进行系统间的分流处理，尤其是可以逆送返回检察院，重新在刑事司法系统提起公诉。
而我国实行流线式分流，一般先由公安机关区分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严重违法案件，再由检察机关通过起诉与不起诉决定分流，最后由法院通过审判再次分流，判予刑罚处罚或非刑罚处罚等措施。这种分流方式基本上是两分的，即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即使在具体程序与处罚上，对于未成年人有区别于成年人的保护规定与措施，但整体程序仍依附于成人刑事司法系统。
（二）案件分流的模式取决于规范对象的差异
在日本少年法中规定的规范对象非常明确，即三种类型的“非行少年”，出于保护少年、有益于少年健康成长的目的，对这些少年的处理措施，采用“保护主义优先”，同时保护措施在司法系统（家庭法院为主导）内监督实施。家庭法院在承担传统司法的审判职能外，还肩负着教育与感化的职能。如家庭法院调查官，属于处理家庭案件以及少年案件的家庭法院，以法学、人类行动科学的各种知识为基础，承担着调查家庭内纠纷和少年越轨背后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任务。
我国的少年刑事司法依附于成人刑事司法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的是涉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这个系统之外的为严重违法案件，这种二分法使得大多数相对于日本的触法少年、虞犯少年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多数由公安机关处理，无法得到司法正当程序权益的保障，同时如劳动教养、强制医疗等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基本上适用成人的规定。
经过流线式分流最后进入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案件仅为“非行”少年案件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从犯罪学标签理论的角度看，有利于越轨少年避免受到刑事标签结果的不良影响，但落实到个体权益上，由于公安行政权相对于司法权的任意性和目前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等措施的严重性，脱离司法视野的未成年人的权益很难充分保障。案件分流的模式取决于规范对象的差异，日本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独立且关联于刑事司法系统，将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及其有犯罪倾向的虞犯少年都置于规范视野之中，案件处理以家庭法院为主导，处理手段保护处分优先，属于储槐植教授所概括的“严而不厉”的模式，而我国将犯罪以外的越轨或严重违法行为拒之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客观上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但同时由于司法外的行政处理没有相应明确的法律规范，对少年的处理容易或重或轻，从保护权益与预防再犯的角度来看有失公正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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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年司法的独立关键于司法法的存在
司法法以裁判为特点。在法律的规定上，采取独立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的立法形式。这种立法形式是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标志和关键所在。首先，从立法上看，少年司法制度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司法制度，是有关少年违法、犯罪的法律、法规必须是独立的。这是把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看作与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存在本质上不同的逻辑上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的外部表现。这种独立是实质性问题的需要，而不是形式问题上的需要。其次，如果说有关少年法的独立性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实质要求，那么，少年司法制度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司法制度，不仅需要有特殊的实体法的规定，更为关键的是要有程序法的规定。只有具备了程序法的规定，才能使少年法成为一种司法法，具有裁判性，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少年法就不可能成为司法法，不可能形成为司法制度。因此，少年法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方面，程序法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低估的。没有独立的少年程序法规定，就没有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就是这样的司法法{5}
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差异关键在于具备司法法特征的少年法的有无，没有少年法的支撑，少年司法难以从成人刑事司法从独立出来。缺乏少年法的制约，处理少年案件的行政权力难以得到制约。缺失少年法，在保护少年权益与预防少年再犯两方面，无法实现长期的公正与效率。
尽管西方存在关于少年法院的存与废之争，少年法在严刑与宽容两者问动摇，少年司法在司法与矫正间推移。从实然中日两国的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比较结果角度，笔者认为，少年案件的处理主体应主要由家庭法院来完成，包括不负刑事责任的触法少年和有犯罪倾向的不良少年都应纳入司法规范的视野，少年司法不仅应在具体程序和措施上区别于成人，更应独立于刑事司法系统，而这些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在刑事系统中的基层实践或局部试点，而在于全国统一的明确的少年法的生成与适用。
建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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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794．
家庭护理措施篇9
护理部更新了责任护士的岗位职责,在原有常规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工作内容,包括:①正确评估家长参与患儿照护的意愿、能力和合作性照护项目的必要性;②积极鼓励家长参与患儿合作性照护,让家长知晓其重要性;③根据家长意愿、能力和合作性照护项目必要性,有效协助、支持和指导家长参与患儿照护;④及时评价家长参与合作性照护项目的效果;⑤及时告知患儿及家长病区的护理服务内容;⑥根据患儿风险,提供风险告知和知情同意;⑦根据患儿疾病和治疗进展,向患儿及家长提供及时、正确的专科健康指导;⑧及时评价健康指导效果。对全体护理人员进行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教育和培训项目小组成员制定课程目标、设置课程内容、编写培训手册、编制考核试题、评估试题的性能。课程内容包括: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定义、核心概念、医院政策、好处以及具体做法。任课老师由在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接受过以家庭为中心护理培训的护理人员担任。所有临床护士都必须接受培训,新职工必须接受上岗前培训或在进入医院后6个月内接受培训。任课老师对全院18个科室的334位护士分3次进行了滚动式培训。在培训开始前进行一次前测,在培训结束后立即进行第一次后测,评价即时培训效果。结果显示,培训前测平均分为51.11,而培训后测平均分为68.20,有统计学差异。在分析了培训效果后,项目组把培训手册发到每个科室,让护理人员结合实践学习,增强培训效果,在一个月之后进行第二次后测,平均分上升至77.70。落实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具体措施(1)把有关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好处及具体实施方法告诉所有的患儿及家长。(2)促进家长掌握必要的照顾患儿的知识与技能,帮助家长有效地、持续地参与患儿的护理。护理部将所有的护理操作进行了分析,列出家长可以参与的合作性照护项目18项,编写各照护项目的目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并制成健康教育单页发给家长,责任护士鼓励、支持、指导家长参与合作性照顾,并评估家长的执行力和效果。这18项合作性照护分属于5个方面,分别为安全:跌倒/坠床的预防、烫伤的预防、窒息的预防;卫生:洗手、沐浴、擦身、更换尿布、会阴清洁、肛周清洁、足部清洁;活动:维持舒适体位、上下床、协助坐轮椅;营养:各年龄段营养、进食(喂食、喂水、喂奶);治疗:口服给药、测量体温、雾化拍背等。(3)为患儿和家长提供必要的医疗护理信息和支持,使他们有效地参与医疗护理决策。我院每个病房配备总责护士1名,承担医生和患儿家庭之间沟通桥梁的角色,参与医生查房,了解每个患儿目前的诊疗计划,并与责任护士和患儿家长沟通,提供及时的医疗护理信息。(4)创造条件和途径,使患儿和家长对医疗护理工作提供建设性意见。除了传统的每月2次的工休会,我们还通过每月对患儿家长进行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满意度测评,了解患儿及家长对护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我院社工部工作人员还经常进入病房,了解患儿家长的意见,并把与护理相关的建设性意见反馈给护理部,便于我们及时改进。(5)各病房根据患儿疾病的特征,促进不同的出院患儿随访、支持系统的建立,并把出院的患儿转给这些系统。血液科已构建了成熟的肿瘤患儿标准化随访系统,有专职护士负责预约患儿后续化疗和随访的时间;骨科患儿的出院随访系统由总责护士负责预约患儿康复训练、石膏处理等事宜;心胸外科则创建了自己的网站,由医生或护士与出院患儿家长保持联系,预约后续的手术或随访,解答出院患儿家长在居家照顾方面的问题,对于没有条件上网的家庭,也由总责护士负责登记、电话预约后续的随访、解答问题等。其他科室有门诊随访需要的患儿,责任护士可以为其进行网上预约门诊。
以家庭为中心护理量表项目小组根据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4个核心概念,针对责任护士提供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具体措施,参照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工具[10],研制了“以家庭为中心护理量表”,共10个条目,评价患儿家长对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满意度,每月一次对出院的患儿家长进行测评。研究者做了探索性因子分析评估量表的结构效度,提取3个因子,分别为因子1(条目1、3),因子2(条目4、5、6),因子3(条目2、7、8、9、10),3个因子能解释56.56%的变异。抽取30个符合抽样标准的家长做信度测试,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α系数为0.71。我院已把“以家庭为中心护理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常规对出院患儿家长进行测量,作为评价病房护理质量的一个指标,每月分析、总结一次。2.1.2意外事件报告我院常规收集给药错误和跌倒/坠床等意外事件报告。效果评价一般资料2011年1月参加以家庭为中心护理培训和测试的临床护士334位,平均年龄(28.94±6.64)岁,护龄(8.05±7.34)年,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6.6%,护师及其以上职称的占54.4%。在干预方案实施6个月后,于2011年6月底选取我院所有11个病房,以病房为分层变量,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每个病房抽取30名患儿家长,共计330名,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受试者中父亲占26.7%,母亲占60.3%,祖父母占9.4%;在文化程度方面,大专及其以上占30.1%。在330例住院患儿中,年龄为1个月至16岁,中位年龄2.5岁;男孩178例(53.9%),女孩152例(46.1%);自费患儿101例(30.6%),医保患儿153例(46.4%),其他76例(23.0%);来自上海的85例(25.8%),外地245例(74.2%)。家长对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满意度研究显示,家长的总体满意度为93.5%,仅对第5条“护士能告诉您,孩子病情发生变化时可能有哪些表现”的满意度最低,为82.4%,。患儿安全指标给药错误和跌倒/坠床是患儿安全的重要指标,研究结果显示给药错误发生率从2010年1-8月的平均0.21例/千病人住院日下降至2011年1-8月的0.10例/千病人住院日,实践前后有统计学差异(p<0.05)。跌倒/坠床发生率从2010年1-8月的平均0.12例/千病人住院日下降至2011年1-8月的0.11例/千病人住院日,实践前后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能提升患儿及家长的满意度我院从1998年建院至今,一直奉行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理念,探索如何把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转变为具体的护理措施。我院在世界健康基金会(projectHope)的帮助和支持下,选送护理人员去美国知名儿童医院进修的目标中都涵盖了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理论和实践。何萍萍等[10]在2005年运用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以家庭为中心量表测量我院护理人员实施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情况;冯芳茗等[15]于2010年运用美国测量83所医院实施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工具[16]测量我院实施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现状,发现我院在咨询服务和家属参与医疗护理决策方面处于初级阶段,而医院硬件处于高级阶段,因此,为患儿家长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咨询,帮助他们参与医疗护理决策和活动是干预的两个重点。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的核心概念是尊重、信息分享、参与、合作,这4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医护人员只有尊重患儿家长的价值观和权利,把他们作为医疗团队的合作者,才可能为他们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鼓励他们参与到患儿的医疗护理决策和照顾中。在本研究项目中,这种尊重、合作的护理理念体现在我们配备的护理人力、制定的政策和岗位职责、提供的资源等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我们的努力得到了绝大部分患儿家长的认同,总体满意度达93.5%。有96.1%的家长认为患儿从入院到出院都有固定的责任护士为他们提供持续全程的照顾,94.5%的家长认为护士帮助他们感到自己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非常重要,97.0%的家长认为孩子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本项目干预措施的重点之一是落实对患儿家长的信息分享,鼓励他们参与到医疗护理决策中。研究结果显示,有99.4%的家长认为护士向家长解释他们所提供的护理工作;91.8%的家长认为护士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目前的情况;93.0%的家长认为护士让家长了解到孩子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和随访方法。但是对“护士告知孩子病情发生变化时可能有哪些表现”这一条目的满意度仅为82.4%,这一点是实施以家庭为中心护理中的难点。每个病房在执行时存在差异性,分为以下3种情况:①骨科、外科、胸外科等以手术为主的科室,患儿诊断、治疗方案以及预后比较明确,且医生忙于手术,总责护士和责任护士在告知病情和病情变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血液科患儿诊断、治疗方案比较明确,住院时间较长,家长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和准备,责任护士有较从容的时间与患儿家庭建立信任关系,也能比较明确地告知患儿病情变化时的表现;③在内科,很多患儿疾病诊断尚未明确,需要很多检查,治疗方案也随之改变,而且病情反复,所以责任护士在告知病情变化时确实存在困难。本项目干预措施的重点之二是通过指导家长必要的照顾患儿的方法,鼓励他们参与到医疗护理活动中。研究结果显示,96.1%家长认为护士向他们解释由家长参与护理是对孩子最好的照顾;94.8%的家长认为护士教会他们一些必要的照顾孩子的方法;90.3%的家长认为护士帮助他们参与照顾孩子。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能更好地保证住院患儿的安全朱海英等[17]总结了我院住院患儿跌倒/坠床的原因,发现家长疏忽是主要原因之一。本项目中责任护士对家长进行预防患儿跌倒/坠床的宣教,增加家长的安全意识,指导家长掌握预防患儿跌倒/坠床的措施,所以跌倒/坠床发生率有所降低。陆秀文等[18]总结了我院2005-2009年护士给药错误的原因,发现护理人员知识缺乏、人力缺乏、工作繁忙、不了解患儿病情等占10%,而本项目中护理部增加了护理人力,每个患儿都有其固定的责任护士,他们对患儿的治疗护理方案非常熟悉。另一方面,在本项目中,口服给药是合作性照护项目,责任护士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治疗护理措施,帮助家长参与到孩子的照顾中,使家长有能力对错误的给药产生疑问,及时向护理人员提出,而护理人员对任何患儿家长提出质疑的医嘱都会进行再次复核,因此家长可在给药的最后一步杜绝错误的发生。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在项目开展后给药错误发生率的明显下降。局限性与不足美国从提出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理念到在儿科医院全面贯彻执行,经过了50年的努力[1-2]。目前,我院在实施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中的最大挑战是:①在患儿接受有创医疗护理操作时,允许家长和孩子在一起;②允许家长进入niCU、piCU、CiCU等重症监护室陪伴并参与危重患儿的照顾。我们将通过后续的研究,了解家长的需求、医生的担忧、环境的配合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让孩子在危机时刻也可以和家长在一起,减少患儿的恐惧和家长的担忧,使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核心概念深入到专业实践的方方面面,把支持和促进患儿的身体、
家庭护理措施篇10
论文关键词：证人保护制度弄事诉讼作证义务
一、引言
证人保护，是指国家对证人在履行公民作证义务的同时所给予的人身及财产方面的法律保障，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使用暴力、威胁、恐吓等方法，阻止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或在证人作证后，对证人实施殴打、伤害侮辱或其他打击报复行为。??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审判工作中，证人不愿、不敢出庭作证这一现象一直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审判工作的进行。我国证人出庭率低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措施。“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文不值。”??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义务，同样，证人也享有因出庭作证而受相应保护的权利。因此，国家应该而且必须为履行了作证义务的证人提供足够的保护，而不能使证人因履行了作证这一国家义务而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
鉴于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中有关证人保护制度存在着较大的疏漏，以及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难问题的普遍存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原有基础上明确了特定案件下的证人保护制度，进一步细化了证人保护的具体措施，同时还赋予了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申请保护的请求权。但由于缺乏相关证人保护的配套措施，新修改的条文能否在实践中得以真正贯彻落实，笔者对此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二、新刑诉法下的证人保护制度现状分析
由于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制度，以及司法实践中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保护流于形式等，致使证人惧怕受到打击而不愿、不敢出庭作证。对此，新《刑事诉讼法》在原有证人保护制度基础上新增的第六十二条，该条款不仅明确了特定案件中证人保护的具体措施，还赋予了证人、被害人、鉴定人请求保护的申请权。虽然新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立法关于证人保护制度的规定，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新规定还存在诸多可以改进的问题：
1．证人保护的范围太窄。首先，案件适用范围太窄。从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犯罪等案件中证人具体的保护措施，进而也排除了其他案件中的证人享有该条款的权利。诚然，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这四类特殊案件确实极易出现恐吓、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但是还有其他大量案件中也存在着恐吓、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而且在程度上俨然不亚于前四类案件，如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重大的走私犯罪案件、严重的暴力犯罪等。其次，保护对象太窄。新刑诉法在对四类特定案件只规定对证人本人及其近亲属给予相关保护，而不包括与证人有其他关系的人员，如证人的未婚妻、姻亲、旁系血亲等；最后，该法只规定了证人在面临人身安全危险时给予相关保护，而排除了对证人的财产权和荣誉权的保护。
2．缺乏证人保护的相关配套措施。该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对证人保护应当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以及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虽然上述规定使证人在获得国家保护的这项权利在实践中具有了一定的保证性，但遗憾的是，此次新刑诉法的修改并没有对这些保护措施具体如何实施、由谁实施、怎样去保证实施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很难想象，这种缺乏相关配套措施的规定能起到彻底打消证人害怕怕作证的心理。
3．保护主体机构职责分工不明晰。虽然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我国的证人保护机构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但对三机关如何分工以及在不同诉讼阶段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职责等缺乏具体的规定。虽然该法也明确赋予了证人、被害人有向三机关请求保护的申请权，但对于这些申请保护的条件、程序以及各机关职责的具体落实等一样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同时，该法没有明确证人保护主体的责任追究制度。这些都可能是导致证人保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落实的潜在因素。
三、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的几点建议
只有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合理保障,才能更好的鼓励证人出庭作证，才能更好的实现刑事诉讼的良性运行。然而这一切都需要在证人保护制度取得进一步完善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新《刑事诉讼法》虽已生效，但尚未进入实行阶段，因此，笔者认为在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证人保护制度进一步完善：
（一）关于证人保护的范围
1．扩大证人保护的案件适用范围。笔者建议在四类特定案件的基础上扩大案件的适用范围，如新的实施细则应明确规定重大暴力犯罪案件、重大的走私犯罪案件以及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不可否认，在当前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下，扩大证人保护适用的案件范围，会使得我国对证人保护的投入势必要增加数倍。因此笔者认为，对这些重大暴力犯罪案件、重大的走私犯罪案件以及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在启动证人保护程序时可以规定得更为严格，如对于严重的团伙暴力犯罪案件，如果出现有同案被告人尚未归案的情形，且证人及其相关的人有证据证明他们已经面临实际威胁时，也有权申请司法机关采取以上措施给予保护。
2．扩大证人保护的对象范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规定的证人保护对象的范围都比我国规定的范围要广，如南非《1998年证人保护法》规定为证人和相关人员提供保护，我国台湾地区的“制定证人保护法”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证人保护条例》也规定，证人保护的对象包括与证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人。诚然，从当前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来看，放宽证人保护制度的对象范围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负担，进而证人保护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证人保护范围的扩大，应建立在充分考虑我国当前国情以及适当地界定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证人保护的对象可限定在证人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具体包括近亲属、旁系血亲、姻亲及与证人订有婚约或者在身份或生活上与证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其他人；同时，证人保护的范围还应包括对名誉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而不应仅局限于人身安全。
（二）关于证人保护机关的认定
为了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三机关“都管或都不管”的尴尬境地，我国有不少学者对证人保护机关的设置和改革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证人保护机关仍然应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但在刑事诉讼中应建立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措施移交制度，对重点证人及其亲属应从侦查阶段开始造册登记，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并随案将证人登记册及保护措施移送至检察机关直至审判机关，使有关司法机关分别承担案件在本机关期限内对证人保护的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尝试将公安机关作为保证证人的专门机构，内部设立不同分管请求保护申请的审查、保护的实施、接受证人的申诉和控告等；??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设立一个证人保护中心，负责证人安全的总体协调，保护中心有专门的保护人员负责具体案件的证人保护，当需要公安、司法机关配合的时候，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执行证人保护的部分任务。??对此，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对证人的保护是一项极具复杂性和挑战性的工作，如果不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是很难进行全面统筹、全面协调的。因此，要真正实现证人保护的良好效果，就必须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同时公检法三机关有协助证人保护机构开展证人保护工作的义务。
（三）关于证人保护措施的实现
新刑诉法虽然对证人保护措施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但对于如何确保这些措施的实现却并未作出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对此笔者建议：
1．设立证人保护基金。证人保护的具体措施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在绝大程度上取决于证人保护的经费能否得到保障。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对于司法经费的投入还与发达国家存有较大差距，在证人保护制度上的经费更是相当拮据。为了能够给证人提供全面、及时、有效地保护，笔者建议国家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专项基金，以保障证人保护经费的来源和专款专用。
2．明确规定证人在提供证言前，可以申请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签订保护协议，如果该机关拒绝签订该协议或签订协议后拒绝履行相关保护协议，则证人可以提出拒绝继续作证的要求。
（四）建立关于证人保护责任问责制
我国当前证人保护不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证人保护机关的责任追究没有明确规定。而明确这种责任追究制度，有助于强化证人保护机关的责任心，促使保护机关认真履行其保护职责。为确保证人保护的效果，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在以后的司法解释中明确保护机关怠于履行保护或保护不力的责任追究制度。